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是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当时南明兵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史可法组织军民对清军殊死抵抗。同年四月十八日，清豫亲王多铎成功突破江淮防御线包围扬州。
四月廿四日，清军调集红夷大炮轰击扬州，史可法再次向弘光帝求援，仍没有回应。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欲拔剑自刎，为部下所阻。多铎劝其投降，遭史可法严辞拒绝，多铎遂下令在军前斩杀史可法。史可法的部将刘肇基继续率领余部和城中居民与清军展开巷战，经过激烈战斗，清军才占领扬州。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屠城。根据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扬州城被清军屠杀80万人，现代有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安东篱和中国学者张德芬等认为扬州城被屠80万为夸大之说。
多铎后来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宣告：“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主谋
史可法、多铎
过程
1645年（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四月，清豫亲王多铎兵围扬州。当时，有谣传称许定国军要来歼灭高家军，扬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坏城门外出逃命，大小船只为之一空。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刘泽清逃，北遁淮安。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十八日，清军兵临城下。当清军初至时，刘肇基建议趁清军立足未稳，率众出击，但为史可法所拒。十九日，史可法于扬州西门楼写下四道遗书给他的家人，在他死后，希望夫人和他一起以身殉国，愿归葬钟山明太祖孝陵之侧。二十一日，总兵官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投降清军，史可法也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城中力量更加单薄。
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副将史德威随可法有年，可法纳德威为义子，托以后事；二十四日清军以红夷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被俘]。多铎劝降他：“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但史可法表示：“我来此，祗索一死耳！”后壮烈就义，终年45岁。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炮队专家陈于阶等皆遇难。
多铎因清军攻打扬州伤亡甚大，攻陷扬州后恼羞成怒下令屠城。
死亡人数
关于死亡人数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总共在20万—30万人之间。
嘉定三屠
嘉定三屠，是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发生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曾效忠于大顺和明朝的清军将领李成栋由于其弟在此前的一江伏击战中被杀而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主谋
李成栋
过程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九，清兵破南京，明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嘉定县令钱默出逃。六月二十四日，清授县令张维熙到任。是日，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百人，白布裹头，昼伏东门外时家坟，晚间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维熙逃之夭夭。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闰六月初七，清将李成栋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初八，李成栋亲率兵船百艘、马步兵2,000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
十二日，清军下剃发令。剃发令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形成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柢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被视为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参见江阴守城檄文）。剃发令颁布后嘉定群情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十七日，明都察院观政黄淳耀及弟黄渊耀，与前左通政侯峒曾及子侯演、侯洁，上海举人张锡眉，国子生朱长，秀才马元调、龚用圆等倡议守城。
七月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城中矢石俱尽。初四大雨滂沱，守城士民，渐不能支。清兵趁机急攻，破东门涌入城内。辰时，李成栋入城下令鸣炮屠城。小街僻巷，无不穷搜。每遇一人，大呼献宝，献若不多，连砍三刀，物尽则杀。许多平民遇害。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
城破后，侯与其子侯演、侯洁殉节叶池，黄淳耀和其弟黄渊耀自缢于西林庵。是为嘉定第一屠。
李成栋离开后，七月二十四日，嘉定人朱瑛聚集民众再次控制了嘉定。于是李成栋闻讯后派部将徐元吉进行镇压，城破后对乡兵进行了残酷屠杀，“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其中外冈、葛隆二镇的情况最为严重。是为嘉定第二屠。
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绿营把总吴之藩反清投明，此人本是吴淞守军将领冯献猷部下。吴之藩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不久被镇压。结果嘉定再遭浩劫，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是为嘉定第三屠。
死亡人数
关于死亡人数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总共在5至20万人之间。
江阴八十一日
江阴之变，或称乙酉之变，指顺治二年即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夏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官绅，包含典史阎应元和陈明遇、冯厚敦等人领导进行的武装反清战斗。因为前后长达81天之久，故也被称为“江阴八十一日”或“江阴九九之祸”（九乘以九，即八十一）。
主谋
阎应元、刘良佐
过程
1645年六月，清廷特授方亨到任江阴县知县，方亨乃河南籍进士，至澄时，着明朝官服，以示亲近。二十六日，下薙发令。二十七日，常州府新任知府宗灏限江阴绅民在三日内完成薙发。江阴士人不从，群情激愤，进一步增大了矛盾。二十九日，乡耆何茂、邢叔、周顺、邢季、杨芳、薜永、杨起、季茂、辛荣等人呈书，请愿留发，却遭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回道：“你身为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不知羞耻吗？” 此后，方亨召集当地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聚会于孔子庙。众人表示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没有大事了，方亨说：“只剩下剃发了。”众人道：“发可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 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剃发令的文书，其中就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看到江阴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豫王领兵镇压。结果，县吏将方亨密谋透露给江阴士人，百姓于是在闰六月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闰六月，知府宗灏发兵300人镇压，初五日在秦望山下被江阴县民歼灭。闰六月下旬，刘良佐部数万人围攻江阴城。阎应元动员居民约28,000人，分两班轮流守城，使用城中所藏红夷炮约140门、火药300瓮、铅丸及铁子千石、鸟铳千杆。
八月中旬，已攻破松江且已屠城的李成栋出兵协攻江阴。八月二十一日，江阴城破，屠城两日。江阴百姓纷纷决议血战到底，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少有顺从。江阴前后合八十一日血战，城内外义军平民死者凡十余万人，而江阴城内甚至仅存老幼五十三人藏于古塔中幸存。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被后世称为“江阴抗清三公”。
死亡人数
17万余人
大同之屠
大同之屠是指清朝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在中国山西大同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屠城事件。清代编纂的《云中郡志》、《大同府志》和《大同县志》对这场屠杀讳莫如深，但是从清初文人的作品及清初史料中仍能看出端倪。
由于清廷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时汉人社会普遍具有反满情绪。晋、陕地区的反清复明运动最大的特色是当地百姓的广泛参与，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军民几乎都自愿地奋起反抗清廷，这正是清廷难于对付和下令屠城的主要原因。清军在镇压大同反清复明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表现的野蛮残酷令后人发指。清代官修史书虽然尽力遮盖真相，从一些档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窥见血迹斑斑的历史场面。大同城破以后，清军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实行屠城，执行得相当彻底。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关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和证人，新任地方官只好提请销结案件。
顺治五年（1648年），江南七省的反清斗争先后取得大好局面的同时，原降清的大同总兵姜瓖不满于满清的压迫和歧视，在顺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于大同起义归南明。姜瓖连陷旁近府县，富喀禅遣诸将根特、杜敏赴援，其附近十一城皆响应他的号召，以割辫为标志，遵用永历正朔，史称“戊子之变”或“姜瓖大同反正”。多尔衮得知消息，派遣阿济格载红衣大炮急赴大同，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进行围剿，一方面又对姜瓖进行劝降，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多尔衮见招降无效，加派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连同阿济格继续作战。顺治六年六月，清军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阿济格围困大同数月，大同城内已经食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守将杨振威等人于10月斩杀姜瓖及其兄弟首级，献城投降。
主谋
多尔衮、姜瓖
过程
大同
阿济格入城后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对大同“屠城斩墙”，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官吏兵民、尽行诛之”，九月戊午日，清廷谕和硕英亲王曰：“斩献姜镶之杨震威等二十三人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俱著留食，仍带来京候封，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清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男女老幼都被斩尽杀绝。除了个别寺院僧尼外，就连曾经明令保护的杨震威等二十三人的家眷也都被杀死。二十九日又挨门逐户地搜杀，直到杀的连一个汉人都没有方才罢手。
附近州县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顺治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陕西清军攻克运城，明义军元帅韩昭宣阵亡，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尸满街衢”；另一位首领虞胤乘乱逃出。同月，博洛、满达海二亲王会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间，用红衣大炮猛轰北关，第二天从城墙坍塌处冲入城内，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由于清军攻破汾州后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县）绅士惟恐同归于尽，把义军委派的知县、知州绑赴军前，开城投降。
毁城
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斗争，拆除城墙上部五尺，毁坏一切防御工事。以后过了三年，大同府迁回大同时，城内仍然人烟稀少，荒废不堪，杂草丛生，野兽出没，清朝只好从各地往大同迁移人口。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死亡人数
在整个过程中大约有10万人死亡
广州大屠杀
庚寅之劫，指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即中国农历庚寅年）11月24日到12月5日清朝军队在广州的一次对平民大屠杀事件。死者约数万，在8,000至70,000人之间。
主谋
尚可喜、耿继茂
过程
顺治六年（1649年），尚可喜获满清册封为“平南王”，此后便受命带领清兵南征广东。次年二月，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十个月的围城攻坚。到了至十一月，当年公历11月24日，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指挥的清军（汉军镶蓝旗）在围困进攻近十个月后，经过艰难的战斗，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终于攻破广州城，随后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居民进行了长达十天的大屠杀。
死亡人数
死者约数万，在8,000至70,000人之间
四川大屠杀
屠蜀是指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大西军领袖张献忠、清军和南明军在四川连年征战造成的四川人口骤减的现象，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规模减少，是由于多方势力混战所导致，南明兵部职方司郎中欧阳直在其著作《欧阳氏遗书》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清初四川人张烺撰写的《烬余录》记载：“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据统计，从明崇祯初年起，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整个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死亡，50万人残存。后来清朝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主谋
张献忠、多尔衮、鳌拜、吴三桂
过程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西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在大西政权初期他获得了相当的支持，据传教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以及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记述，在张献忠统治初期，他表现出的慷慨和公正收买了不少人心，一度吸引了不少人包括官吏跟随他，然而由于四川各地效忠明朝的势力反抗强烈，张献忠决定以杀戮报复。顺治二年（1645年）7月，大西宰相汪兆龄对张献忠说“蜀民剽悍，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也”，次日，张献忠下令在成都屠城，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纪事略》记载死者“不下四五百万”，然而实际数字不可考，当时两名传教士也已经知道了张献忠的残暴性。不久，张献忠又以“特科”的名义，骗四川的乡绅、士子、医卜僧道杂流到成都，后全部屠杀，被杀者万余人。张另一毁蜀民原因是明军多川人，且张与李自成在1640年河南大会，流寇定分兵定所向的亡朝战略，张之恶行是助李攻京
死亡人数
在整个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死亡，50万人残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