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文人之四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因家乡别墅有萧闲堂，故自号萧闲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金代文学家。宋宣和末从父守燕山，宋军败绩随父降金，天会年间授真定府判官。完颜宗弼攻宋，与岳飞等交战时，蔡松年曾为宗弼“兼总军中六部事”，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公，卒谥“文简”。松年虽一生官运亨通，其作品在出处问题上却流露了颇为矛盾的思想感情。内心深处潜伏着的民族意识使他感到“身宠神已辱”，作品风格隽爽清丽，词作尤负盛名，与吴激齐名，时称“吴蔡体”，有文集《明秀集》传世。"生平

蔡松年，生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卒于金海陵王正隆四年，享年五十三。徽宗宣和末年，松年父靖守燕山府，松年从父军中，掌理机宜文字。金将宗望率军攻白河，宋军败，靖以燕山府降，松年遂入金，为元帅府令史。

金太宗天会年间，迁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遂为真定人。宋既南渡，金伪立刘豫为齐帝，松年尝从元帅府与齐俱伐宋。齐国废，置行台尚书省於汴京，宗弼领行台事，松年为其刑部郎中。又伐宋，松年兼总军中六部事。宋称臣，师还，宗弼入为左丞相，荐松年为刑部员外郎，迁左司员外郎。

松年素与金宗室子海陵相厚善。亮弑熙宗自立，乃擢松年为吏部侍郎。不久，迁为户部尚书。金主亮谋伐宋，以松年先世为宋旧臣，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遂改吏部尚书，屡迁至尚书左丞，封郜国公。终拜右丞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卒，加封吴国公，諡文简。

松年事继母至孝，喜周恤亲党。性豪侈，置镇阳别墅，有萧闲堂，因自号萧闲老人。

蔡松年之子蔡圭也是金代著名文人。

文学创作

蔡松年是金初重要作家之一,虽然一生官运亨通,其作品在出处问题上却流露了颇为矛盾的思想感情。他自称“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后曾“买田于苏门之下”。“将营草堂，以寄余龄”。可是由于晚年受到荣宠，不能不思报答知遇之恩。而内心深处潜伏着的民族意识则又使他感到“身宠神已辱”、“低眉受机械”，“违己交病，不堪其忧”。

这种思想感情的抒写成为他诗词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作品风格隽爽清丽，词作尤负盛名。其〔念奴娇〕最为时人所称：“离骚痛饮，问人生佳处，能消何物？江左诸人成底事，空想岩岩青壁。五亩苍烟，一丘寒玉，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磊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离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元好问指出：”"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 《中州集》卷一选存其诗59首；其词作《萧闲老人明秀集》原为6卷,有魏道明注本,今存3卷，补遗1卷,有《九金人集》本。道光间张蓉镜小女嫏嬛阁影钞金源旧椠本，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吴重熹《吴氏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全金元词》复据《中州乐府》、《阳春白雪》等辑补，凡八十四首。多赠答、感时、抒怀，常流露身宠神辱、违已交病的矛盾心境。

"

完颜璟（公元1168－1208年），小字麻达葛，世宗完颜雍孙，完颜允恭子，世宗病死后继位。章宗统治前期，金朝国力强盛，后期由盛转衰。在位19年，病死，终年41岁，葬于道陵（今北京市房山县大房山东北）。

刘迎（？—1180）金代诗人、词人，字无党，号无诤居士。东莱（今山东莱州）人。曾为唐州幕官。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以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次年登进士第，授豳王府记室，改任太子司经，颇受金世宗第二子显宗允恭的亲重。大定二十年“从驾凉陉”，因病去世。"文学创作

刘迎在金代中叶以诗名世。当时由于金、宋互相妥协，各自偏安。大定年间金朝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刘迎不仅为这一繁荣兴盛时期唱出了“岁熟多同社，村闲绝诟租”一类的颂歌，而且揭示了暂时趋于缓和的社会矛盾，对民间疾苦寄予关切。如《河防行》、《修城行》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诗气骨苍劲、健朴。元好问在《中州集》中选存其诗达76首之多，超过了先后主盟文坛的宇文虚中和蔡松年、党怀英、赵秉文诸家，可见他在当时深受推重。所著诗文词作集《山林长语》,金章宗时诏国学刊行，今佚。其诗见《中州集》卷三，词见《中州乐府》。"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元好问过继叔父元格；七岁能诗，十四岁从学郝天挺，六载而业成；兴定五年（1221）进士，不就选；正大元年（1224 ），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历镇平、南阳、内乡县令。八年（1231）秋，受诏入都，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转员外郎；金亡不仕，元宪宗七年卒于获鹿寓舍；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诗词风格沉郁，并多伤时感事之作。其《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作有《遗山集》又名《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轶事典故

诗狂他日笑遗山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足见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视与肯定，而“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显示了他对自己诗才的极为自信。
　　元好问，字裕之，曾在遗山读过书，因此自号遗山，金朝太原秀容人，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他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读书，八岁就能作诗，十四岁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六年，研究古代典籍，数年间精通百家，并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以诗歌创作最为突出，并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这些诗是在金朝灭亡前后写出的，主要有《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车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这些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元好问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样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是既绝望而又不甘心，郁结的感情爆发为悲歌，感染力是很强烈的，并且这些“丧乱诗”又掀起了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阳》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笔笔皆为血泪，字字饱含悲愤。正如清代大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正是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才造就了这些旷世之作。
　　当然，元好问还有为数不少的写景诗，这类诗的总体风格是豪壮、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游黄华山》：“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诗人以大气磅礴、力度千钧的笔势，写出了黄华山瀑布的奇观，给人以雄壮豪放的感受。此外，元好问在晚期还写有一些题画诗，这类诗短小精炼、意境深远，往往是借题发挥，耐人品味，充分地衬托了画作的内涵。比如《秋江晓发图》：“百转羊肠挽不前，旃车辘辘共流年。画图羡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由诗中可以看出，画的内容是秋江无际、扁舟晓发，但诗人只把这种画面作为引子，而把道路艰难、世路艰难作为咏叹的真正对象，使得画图的意境和内涵都扩展了许多。
　　元好问留存下来的词有384首，称为《遗山乐府》。后代研究者有不少人爱他的词，如翁方纲认为元好问的词比陆游的词还高秀；刘熙载称元好问的词是“集两宋之大成”，兼备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近代学人郭象升在《古文学家别集类案》中评价元好问：“遗山笔力奇伟，吸纳万流，遗集四十卷，与《金史》相为表里。”应当说，这些评价虽有拔高之嫌，却也说明元好问的词的确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填词，到晚年也没有放弃。就风格而言，以金朝灭亡为界，前期清雄豪放，后期苍凉深郁。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诗论三十首》，《诗论》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是个风格与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之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斐然， “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以及喜爱他的人，大众知之甚少。在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一代文坛领袖，正如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罢了。

构亭野史一布衣
　　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元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他更是精于史学，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同时对《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而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元灭金，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元好问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宣宗兴定年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与此同时，元好问也已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更是“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天兴二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在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终于，他下定决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元好问一向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的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多为后人所仿效。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而，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颓败之间，只剩下遗忘。

且莫独罪元遗山
　　这是元好问的学生郝经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为什么学生要为这位身为金元文坛领袖的老师作诗辩解呢？此诗又所为何事而辩呢？这就不能不提起历史上关乎元好问名节的争论了。这个争论主要有三个焦点分别是：“崔立碑事”、举荐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首先是“崔立碑事”，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信度并不是非常的高，一是刘祁一人之言很难能够造成世人对于“崔丽碑事”的讨论；而是并无确切的史料证实这种说法，我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国皇帝弃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 就是说我认为元好问的的确确是参与了，但同时也像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说的那样，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 并且对于此事，郝经也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我认为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对此事的评价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便是那饱受争议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前朝旧臣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趋势逢迎。但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我更多的倾向于元好问的感情变化占了主导地位，当然，情感的变化并不等于变节！金朝时，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他做官立志为民，气节同样为百姓而立。从他做官的经历以及他文坛上奖掖后进重视和保护人才等几方面来看，金灭入元将三十载，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贤王忽必烈能够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种种的变化也都在元好问的内心催生着改变：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索性直接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开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一样，开始接受这个不同于腐败和混乱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虽改，而元好问心中为苍生而立的气节未曾改变！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相传他的祖先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其祖先又随孝文帝由平城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分裂之后，户籍落至汝州。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他的高祖元谊，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忻州神武军使。曾祖元春任北宋隰州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任柔服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

游学四方
　　金章宗明昌元年七月八日，元好问诞生在忻州农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士大夫家庭里。由于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没有儿子，元好问的兄弟有三个，他又是第三。根于中国传统，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后七个月时，就把他当做过继儿子，随即把他带到掖县县令任上。

据记载，元好问天资聪明，七岁就能写诗，被人誉为“神童”。十一岁时，元格在冀州任职，元好问得到了翰林侍读学士兼知登闻鼓院路择的赏识，路择“爱其俊爽，教之为文”。十四岁时，元好问又师从陵川人郝晋卿，博通经史、淹贯百家。到元好问十七岁时，元格被罢去陵川县令之职，但为了儿子的学习，他仍继续住在陵川，直到元好问十九岁完成学业，才带全家离开陵川。

科场受挫
　　元好问从十六岁起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由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识免乡试”，他直接到并州参加府试，但榜上无名。此后在泰和八年十九岁时，他又到长安参加府试，但这次又未中。

元好问二十一岁时返回故里，在离祠堂几十里外的定襄遗山读书，故而自号“遗山山人”。两年之后，蒙古大军突袭秀容，屠城十万余众，其兄元好古丧生。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后转徙登封。

卫绍王崇庆元年，元好问又到中都第三次参加考试，仍未考中。这年正月，金朝三十万大军被蒙古击败，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国家的危机，加上考试的失败，使他的情绪非常低沉忧虑。

贞佑二年，蒙古兵围攻、金兵节节败退，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元好问于这年夏天赴汴京，准备将于秋天举行的考试。虽然考试又一次失败，但他却通过应试汴梁，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诗歌创作极丰。其中《箕山》、《元鲁县琴台》等篇，深得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赞赏，其文名震京师，被誉为“元才子”。但不久由于蒙古兵围攻，元好问不得不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下来。贞佑五年，二十八岁的元好问又赴京赶考，仍未成功。

坎坷仕途
　　兴定五年，三十二岁的元好问进士及第，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便愤然不就选任。又过了三年，到他三十五岁时，元好问又得到赵秉文等人的贡举，以考试优异得中科举。这次宏词科登第后，元好问才正式就选，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颇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三十六岁的元好问因不满冷官生活请长假回到了登封，期间撰写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诗学》，内容包括杜甫的传志、年谱和唐朝以来评论杜诗的言论。

正大三年，元好问任河南镇平县令。次年，改官河南内乡县令，不久其母张氏身故，其长子出生，元好问丁忧闲居内乡白鹿原，应邓州帅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军攻陷凤翔，邓州帅投降，元好问借机辞去幕府。

正大八年，元好问调任南阳县令，他在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成绩斐然。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国亡被囚
　　此后不久，元好问赴京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后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诰。

天兴二年，蒙古军围开封，元好问在围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朝中无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请降献城。崔立投降蒙古后，胁迫朝臣为其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都被迫参加撰写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迹，刻上碑文。

天兴二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五十四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等，请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金亡后，元好问随金朝大批官员被俘，并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两年，后居住冠氏县。元好问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等地，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行动较为自由。

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

晚年生活
　　元太宗十一年秋，因其诗文名气颇大，耶律楚材倾心接纳元好问。可五十岁的元好问已无意出仕为官，其年重回老家，隐居故里，并交友游历，潜心编纂著述。元宪宗七年九月四日，元好问在获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成就

诗歌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
　　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后身”。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词
　　词的创作
　　1、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
　　丧乱词；写景词；爱情词
　　其他：咏怀、吊古、送别、咏物、射猎、边塞词
　　2、特色：元好问以苏、辛为典范，并吸取各家之长，因而兼有婉约、豪放诸种风格。

诗歌理论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诗歌理论主张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主要理论观点在于提倡“自然”，主张情性之“真”；倡导雄劲豪放的诗风提倡性灵、神韵、格调的兼容；主张李、杜并列；提倡多元继承的诗风；开郝经诗歌理论之先端。元好问的诗歌理论观点影响也有元一代的诗歌理论。

文学
　　元好问的主要文学成就
　　元好问诗歌的主要成就在于丧乱诗的思想价值和山水诗的审美价值。 　元好问的丧乱诗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真实地反映了金朝被灭亡，人民遭涂炭的社会现实，他的著名的《岐阳三首》为其中代表作品。真实是元好问丧乱诗最主要的特点。
　　二是历史的反思。元好问的丧乱诗，包融了他对丧乱事实的历史审视，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从而增加了思想的深度。
　　元好问是金朝最杰出的词人，存词三百余首，无论词之数量质量，都为金词之冠；元好问的散文雄深简朴，独具一格，元好问有笔记作品《续夷坚志》，为金代笔记上乘之作。

史学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
　　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0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相当多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
　　他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空白。
　　《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全金诗》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民国三年创清史馆，也有不少清朝遗老为报故主来参与《清史稿》的编撰。

政绩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民生疾苦，以至于政治声誉非常高。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元曲四大家成为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元曲四大家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

介绍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系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唐诗人元结后裔。

高祖元谊，北宋宣和年间官忻州神武军使，定居秀容。

元好问出生七月，过继叔父元格。格历任掖县、陵川令，卫绍王大安二年卒于陇城 。好问七岁能诗 ，有神童之目。十四岁从学郝天挺，六载而业成。兴定五年进士，不就选。正大元年，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历镇平、南阳、内乡县令。八年秋，受诏入都，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转员外郎。

金亡不仕，以著述存史自任；采摭金源君臣遗言往行，至百余万言，元人编修《金史》多本其著。纂成《中州集》十卷 ，附《中州乐府》，有金一代诗词多赖以存。元宪宗七年卒于获鹿寓舍，年六十八。

《金史》卷一二六附传元德明。缪钺谓：“金自大定 、明昌以还，文风蔚起，遂于末造笃生遗山，卓为一代宗匠。其诗嗣响子美，方轨放翁，古文浑雅，乐府疏快，国亡以文献自任。

所著《壬辰杂编》虽失传 ，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书，故独称雅正。诗文史学，萃于一身，非第元明之后无与颉颃，两汉以来 ，固不数数觏也 。”

著有《遗山文集》四十卷，《遗山乐府》五卷，《续夷坚志》四卷。《全金元词》收录其词三百八十馀首，最为完备。

元好问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其诗奇崛而绝雕琢，巧缛而不绮丽，形成河汾诗派。年致力收集金君臣遗言往事，多为后人纂修金史所本。著有《杜诗学》《东坡诗雅》《锦畿》《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续夷坚志》四卷、《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等，传世有《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现有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

他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

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辑有《中州集》，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学作品。著有其诗刚健、其文弘肆、其词清隽，缺点是“往往自蹈窠臼”。今存诗1361首，内容丰富。一些诗篇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百姓苦难，如《岐阳》《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诗，沉郁悲凉，追踪老杜，堪称一代“诗史”。其写景诗，表现山川之美，意境清新，脍炙人口。诗体裁多样，七言是其所长。

元好问之文继承唐宋大家传统，清新雄健，长短随意，众体悉备，为金代文学批评之巨子，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所写《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

今存词377首，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当为金代词坛第一人。今存散曲仅9首，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具有开创性。《续夷坚志》为其笔记小说集，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

藏书之家

金文学家、藏书家。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兴定进士，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入翰林知制诰。金亡不仕。诗文为一代文坛盟主，晚年以著述自任。据《遗山故物谱》称，其家多藏书，皆宋元祐以前旧物。贞祐四年兵乱，将书藏于墙壁间而得免。有杂书及手写《春秋》、《三史》、《庄子》、《文选》等书尚有千余册，画有百轴。建书屋为“野史亭”，藏书著述其中。又就顺天张万户家。取金历代实录，晨夕抄集，至百余万言，未成而卒。一生写诗1 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著有《遗山诗集》、《乐府》、《续夷坚志》、《壬辰杂编》、《唐诗鼓吹及签注》。编有《中州集》。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如《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元］（约公元一三二〇年前后在世）字不详，号学村，里居、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仁宗延祐末前后在世。与孙周卿同时。工散曲，所作有和李伯瞻的殿前欢四支，今犹存。

邓牧(1246—1306)，元代思想家。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十余岁，读《庄》、《列》，悟文法，下笔多仿古作。"著述

著有《洞霄宫志》、《洞霄图志》、《大涤洞天记》、《游山志》、《杂文稿》等传世。精于古文，生前尝自编诗文六十余篇为《伯牙琴》，滔滔清辨而不失修洁，非晚宋诸人所及。《伯牙琴》一卷补遗一卷，有清抄本、《知不足斋丛书》本，1959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81年修订重印本。《全宋诗》卷三六八五录其诗十三首。事迹见《伯牙琴》卷首《邓文行先生传》。

生平

宋亡，终身不仕、不娶，及壮，自号三教外人，又号九鉴山人，人称文行先生，淡泊名利，遍游名山。常在寺院闭门静坐，每日用饭一次。德祐元年至余杭洞霄宫，友人住山沈介石为建白鹿山房石室居住，匾曰空屋，旁植梅竹，和五松相间。平时不着布衣，以楮纸作服，常去超然馆静坐，有时竟数月不出，与里人叶林为至交。元元贞二年，王修竹延至山阴陶山书院。大德三年，入余杭洞霄，四方名胜多求其文。元大德九年，朝廷派玄教大师吴全节请牧出山，断然拒绝。与南宋遗民谢翱、周密等友善，来往甚密，为翱作传，为密作《蜡屐集序》。十年卒，年六十。

哲学思想

道家学派的创立者老子的思想集中表现为 “道 ”，“道”在老子那里既很随意但又不是任意发挥，既富有深意，又浅显易懂，既包括对天对自然的理解，又有对人生对社会的探讨，对老子道的研究成为历代思想家研究的焦点。老子将道注解为“道可道，非常道”，“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 ”从中可以看出道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研究和思索的空间，也正是这样使得后人对道作了种种注疏，每一种理解都是各人心中的老子，因此，对道认识的深度成为理解道家思想的根本。

邓牧在 《伯牙琴》 一书中，多次提到 “道 ”，表现了他对道的向往及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牧将自己对道的理解与对政治、人生 、 社会的思考结合起来，也正是为了解决宋元之际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洞霄图志宫观门》 中，邓牧开篇就对道家思想的精髓，即 “道 ”与 “无”作了评论，他说：“夫得道之士以无何有为乡 ，太虚为家。日月之光华，烟云之变化，湖海山岳之浩瀚嵯峨，不过目睫间所寄物尔，何待占一丘一壑之胜，营一宫一室之安，与编户杂处于人间世耶！良由古道日微，淳风不竞，驰情嗜欲者岂知有清静可宗，抗志功名者岂信有神仙可学。是故太上设教，圣皇潜心，黄帝问道崆峒。”这就是说，既然“无”是道家之精华，华丽的宫观建筑就不是道家的向往，那些没有领略道家思想之内核，而只得其表皮的人，非真道家耶？因此邓牧对道家思想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

关于生与死，邓牧认为生死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他说：“天地者，万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几何百千岁，其阅万物亦多矣，计万物之在天地间，随世随化乃如剑首一吷子。”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无论皇帝或是平民百姓皆如此。不因为地位高就可以长久下去，也不因为地位低下就不能存在。邓牧又进一步解释说：“一死一生瞬息间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晋人去我千岁矣不知我决矣。我去晋人亦千岁矣不知晋人审矣 。……以地观之，越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观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世观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则君与我握手而笑生之类也 。分袂而往死之类也，古人所以叹别离之难乎，天运易流，人生有终会面之不可常也 。”

邓牧的生死观，是道家思想的集中反映。

对道家轻名利重自然的思想，邓牧亦有自己的认识，当有人将他作为名人与名山大涤山相联的时候，他说 : “余本无名，奚以山之名不名为哉！且天地大也，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耳，而况大涤在天地之间哉！虚空本也，天地犹果也；虚空国也，天地犹人也。一本所生必非一果，一国所生必非一人，谓天地之外无复天地焉，岂通论耶”并且在一篇 《名说》 的文章中，他又提出了“善誉人者人誉之，善毁人者人毁之” ，“一人之毁不足胜众人之誉 ”的观点，这些思想的基础即是道家的“无”。

道家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无为”，对此邓牧亦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反对君主专制的两篇文章《君道》 和《吏道》中，对君主和官吏都作了强烈的讽刺与批判，并指出了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即是 “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 ”的上古三代之社会情形。这与老子所向往的 “小国寡民 ”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老子 “为无为，则无不治 ”的思想，在邓牧这里得到了完全的反映。邓牧一生隐逸飘摇，不涉官场，正是对 “无为”思想的深刻认识与实践。

邓牧在文学创作上对道家思想的运用和发挥

道家追求自然的思想运用到文学风格上，就表现为清新亮丽之感。庄子将这种文风发扬到极致，后人评论说：“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 《庄子》 的一大特色 。……从理论意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 ’的看法，即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与此相关，在表现手法上，许多篇章，如 《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 、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这就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而且，作者的想象奇特而丰富，古今人物、骷髅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汇万状，出人意表，迷离荒诞，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这种风格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到的，必须靠思想的长期积淀，对世事的理解，对人生的彻悟升华。初读邓牧之文，这种感觉就油然而生，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之感，没有一丝一毫的艰难晦涩，没有儒家思想的压抑，完全是以一种轻松活泼的心情畅游在天地万物之间，在极其舒适的心境下领略道家的向往自然的境界。

邓牧谈到自己对人生、理想、世事时，都用了极其言简意赅的故事、比喻，让我们很容易从中探求到做人做事的道理与原则。如《楚佞鬼》、《越人遇狗》、《宝说》、《名说》 等篇，都与庄子有相似之感。在《越人遇狗》这一则短短的讽刺小品中，邓牧把元朝统治者暗喻为 “狗”，揭露了它的贪婪残忍性。从越人与 “狗”妥协所造成的悲惨后果，他得出“人” 和“狗”不能妥协、丝毫不能放松对“狗”的警惕的结论。在《宝说》 这则小品文里，邓牧用“宝”来比喻人才，认为人才总是深藏于社会角落之中，只要努力去发掘，总会露出来的。在这里，披着故事外衣的轻松的小品却蕴含着邓牧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揭露。其实，这正是我们理解邓牧思想的重要之处，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道家思想是出世的，是消极回避的，其实不然。道家思想是用另一种眼光和视角来分析时势，做出对时势的回应。这种思想不与时势发生直接冲突，用一种平缓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道家与儒家、法家对现世问题的解决方式是不同的，但绝不能否定道家思想的入世性。邓牧深深理解了道家思想的本意，运用寓言故事、轻松的笔调针灸时势，鞭笞腐败的统治阶级，达到了批判社会的目的。

“言不尽意 ”与“得意忘言 ”是庄子文风的一个最大特点，读庄子之书，我们常有一种似懂非懂之感，但是其中的深意却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想像与回忆。这一风格亦为邓牧所继承，对此他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书所载者， 古人之粗，所不可载者，古人之精，粗为言精为心也，今诚有志于古，乃嗜其粗，而忽其精，泥其书而不得其心，所谓友而不心，面友尔敢以为君规”。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其实就是道家思想“无”的具体表现，得到的、能表达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正确的，反而那些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内涵。所以邓牧由此出发，对“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又作了一番论述：“然余谓君无志于道则巳，苟有志，书亦累也 。比见世读书者，四方万里无所不通，上下数千载无所不闻 。归而求其本心，则虚焉者寡矣。圣人之道遂为绝学可叹也，愿君悉素所蕴于无何有之乡，然后即方寸之地朝而辟焉，暮而涤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君益矣，颜子始好学，终坐忘唯道，集虚盖深造自得之妙，颜何人哉。”

在这一段论述中，邓牧从老子提出的“无”的思想出发，认为古人之书只是为后人留下的方法和路径，而不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思想，读书要做到“得意忘言”。这种得意忘言的认识，正是对道家思想深刻理解的发挥，其思辨性正如老子的道一样，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又留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不仅如此，从邓牧的其它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其《九锁山十咏云根石》写道：“浮云无定姿，灭没须臾间。一朝化顽石，千古遗空山。天地亦幻物，谁能诘其端。”在这首诗中，作者崇尚的道家思想溢于言表，对人生、对世事的心情也可见一斑。在其它的诗文中邓牧同样表达了蔑视功名利禄，忘乎一切的人生态度。他说：“人生行乐耳，何必千秋万岁名。”道家思想贵在“无”，“无”就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世事的最终形式，就是社会的最佳形态，这些对邓牧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在邓牧的思想中也表现得最为突出。

邓牧异端思想的道家渊源

邓牧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异端思想，也是为大多数人所津津乐道的，而这种异端思想的渊源正是道家思想。所谓异端，也只是指与统治阶级的御用思想相背，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成不相一致 。邓牧正是用一种站在外围透视社会而得出的观点，正像他自称 “三教外人”一样，他认为自己超脱了身处的社会，因此对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分析更加透彻。而这种异端思想也正是他思想的精华所在。

道家追求自然，崇尚无为，要求人不要对自然有所改变，并将其用于政治、社会和人生，在政治上要求无为，在社会上要求和谐，在人生上强调个人的价值、生命的珍贵等，这几个方面与儒家所讲的等级尊卑、礼教思想是不相通的。例如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为了表示自己对政权的嫉恨，与当权者势不两立，就从装束上、生活上表现出放荡不羁的情形，这是不能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世俗所能接受的，所以将他们称为“异端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邓牧在政治、社会和人生方面的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也有很大差别，他不与当权者合作，对传统的思想进行极度的讽刺与批判，被指斥为 “异端 ”思想实在是意料之中的。

道家思想产生于春秋之世，其时社会混战不休，礼制淆乱，统治者不问民生，只是追求奢侈淫逸的生活，老子生当其时，又作为史官，看到了周王室腐败堕落的形象，因此，他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度剥削人民，要求不要纷争，不要剥削，以期达到长久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并将一切社会动乱的源由归结到无止境的嗜欲与争夺。邓牧所生活的时代也是战乱不定，民生痛苦，因而他能够感受到老子当时的思想，能够体会到道家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的深意，于是提出了一个与众人大相径庭的解决之道，但在当时却被指斥为异端思想。邓牧的异端思想主要体现在《君道》和《吏道》两篇文章里，在文章中，他对君主和官吏以及专制社会进行了批判，他对上古三代社会作了详尽的描述：“饭粝梁，啜藜藿，饮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备也；土阶三尺，茆茨不翦，宫室未美也；为衢室之访，为总章之听，故曰‘皇帝清问下民 ’，其分未严也。”在这里，邓牧描述了一个不追求物质生活、 众生平等的社会。但这种思想却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认为邓牧的思想是倒退的，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其实这正是道家思想的体现。道家不追求奢华，不以物累，是一种极高的思想境界。要求皇帝清问下民，就是要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要求平等 。

儒家要求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以此建立起一套名教体系，为历代政权所沿用。为了正名，不惜牺牲一切为代价。而道家则正好与此相反，魏晋时期的玄学家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邓牧继承了这种思想，他在讲到三代时期的社会时指出：“尧让许由而许由逃，舜让石户之农，而石户之农入海，终身不反，其位未尊也。”之所以“位未尊”，归根结底还是名未正，名未正，故没有人为权利所争，既不争权夺利，因而社会秩序稳定，“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的社会现象正是由名而起，他不主张用一套严密的礼制体系来区分不同的阶层，这样做，既能达到众生平等，又不致引起社会纷争与动乱。当然，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等级层次不是人为因素所致，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使然，是人类社会的必定选择。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认为邓牧想逆潮流而动，想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背。他只是想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想在历史中找到一种较理想的社会原型，而在他所处的时代中，不可能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一种近似空想的社会模式之中。

邓牧对专制社会进行的批判，显然是受道家思想影响而致。老子在其著作中设计了一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庄子也提出了“至德之世”的设想，邓牧批判了当时的社会，也构想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模式，即“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与老庄的社会模式大同小异 。因此，完全可以肯定，邓牧批判专制社会的思想渊源正是道家思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邓牧尽管自称“三教外人”，但是其思想深处却是道家思想，为什么如此呢！这正是其立足社会却又无能为力的一种矛盾心理反映。他自称为“三教外人”，大概只是想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不愿与其他人为伍，尤其是不愿意与蒙古统治者合作，借此发泄自己的愤懑与不满情绪；他想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却又不得施展，只能在一种理想的社会中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换句话说，他想借助道家思想超脱现世社会，却无法超脱，因为道家思想本身也是一种治世方式。在邓牧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现实与他理想的差距，期盼改革社会却又无可奈何的困惑。这种反差极大的思想，正是道家思想的反映，正是邓牧对道家思想的透彻理解，并进一步证明了道家思想是邓牧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纪君祥 [元] （约元世祖至元年间在世），元代杂剧、戏曲作家。字、号、生平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世祖至元年间在世，名一作纪天祥。大都（今北京）人，与李寿卿、郑廷玉同时。作有杂剧6种，现存《赵氏孤儿》一种及《陈文图悟道松阴梦》残曲。

贾固，元（约公元一三六八年前后在世）字伯坚，山东沂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太祖洪武初前后在世。工散曲。官至中书左参政事。

班惟志，元（约公元一三三o年前后在世）字彦功（一作彦恭），号恕斋，大梁（今河南开封）人，著名诗人、书法家。"生平

班惟志师从邓文原，邓文原为杭州路儒学正。元贞间，邓文原应聘为皇室写《大藏经》，班惟志随行。

泰定间，经荐，补浮梁州教授。不久，迁晋州州判。致和年间，为绍兴路总管府推官。至顺三年，上大都为秘书监典簿。至元三年为平江路常熟州知州，除奉议大夫。至正初，为江浙儒学提举司提举。儒司秩满，再北上大都，授集贤待制。致仕南归，卒于杭州。班惟志博学多能，兼擅书法，袁中道谓其行书清健出尘，不在赵王孙下。其词曲，亦负盛名。

班惟志官至集贤待制、江浙儒学提举。工诗能文，善墨戏，精书法。早岁宗二王，笔势翩翩，不失书家法度。晚年学黄华，应酬塞责，俗恶可畏。文宗尝评其书如醉汉骂街。袁中道谓其行书清健出尘，不在赵王孙下。《书史会要、游居录》

"

赵雍，元代书画家。字仲穆，湖州(今属浙江)人。父赵孟頫，故元翰林学士承旨，赠荣禄大夫，江浙等处中书省平章政事，赠魏国公，诣文敏。母管氏，赠魏国夫人。赵雍以父荫入仕，官至集贤待制、同知湖州路总管府事。书画继承家学，赵孟頫尝为幻住庵写金刚经未半，雍足成之，其联续处人莫能辨。妣刘氏，封归安县君，三子，凤，麟，燕；一女淑瑞 适钱塘崔复。擅山水，尤精人物鞍马，亦作界画。书善正、行、草，亦长篆书。精鉴赏。传世作品有《兰竹图》、《溪山渔隐》等。

孙华孙（？―1358），又名孙华，字元实，号果育老人。传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二。《大雅集》辑录其诗14首，《元诗选（补遗）》录其诗15首。《全元文》收其文2篇。当时人认为“其所为诗歌，流丽清远，意出天巧，绝类王维、孟浩然”。《列朝诗集•小传》等均以为“永嘉人，侨居华亭”。然查阅贡师泰《玩斋集》、《孙元实墓志铭》，华似为孙父移居松江后才出生。存疑。

赵明道，又作赵明远、赵名远，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钟嗣成《录鬼簿》列其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内。贾仲明吊词云：“钟公《鬼簿》应清朝，《范蠡归湖》手段高。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喜丰登雨顺风调。茶坊中嗑、勾肆里嘲：明明德，道泰歌谣。”庄一拂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推论赵氏“约元世祖至元中前后在世”。至元、元贞、大德时期，大都是元杂剧繁荣的中心地区之一，关汉卿、马致远等曾在这里组织了“玉京书会”、“元贞书会”等文人团体。赵氏可能参加了此类书会的活动。“茶坊中嗑、勾肆里嘲”，可以证之。"个人作品

所作杂剧两种：《韩湘子三赴牡丹亭》属神仙度脱剧，《陶朱公范蠡归湖》是隐逸乐道剧，皆演述历史人物故事，曲折反映作者对蒙元统治阶级所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可惜两种杂剧仅存残本，难于深入了解作家思想与作品价值。赵氏杂剧，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言其“词如太华清云”。这主要是针对其杂剧的神仙度脱与隐逸乐道之思想而言，也指其语言风格。朱权曾云：“白无咎之词如太华孤峰”、“孑然独立，岿然挺出，若孤峰之插

晴昊，使人莫不仰视也。宜乎高荐。”白氏因一首〔正宫〕《鹦鹉曲》，其语言通俗，含义极深，耐人寻味，且声调皆美，难于唱和。朱权由此把它推为曲中“最上品”。其《范蠡归湖》残曲，同有如此特点，而且更是清丽自然，如“太华清云”，不仅使人仰视，还给人“神游广漠，寄情太虚”之感。这种艺术感受，朱权也感到有点说不清，难以言明，遂感叹赵氏等人的杂剧，“俱是杰作，尤其胜于前列者。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也。”

"

景元启，元代散曲作家，约公元一三一七年前后在世（吴梅、王易、虞冀野均疑为即景元启）名、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仁宗延祐中前后在世。工作曲，有得胜令等小令，存太平乐府及阳春白雪中。所作散曲今存小令十五首，套数一套。

盍西村，生平不详。盱眙（今属江苏省）人。元·钟嗣成《录鬼簿》未载其名，而有盍志学，或以为系一人。《录鬼薄》把他列为“前辈已死名公”，称其为“学士”。他的散曲多为写景之作，歌颂隐逸生活，风格清新自然。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论说其词“如清风爽籁”。其散曲作品现存小令17首，套数1套。

童童学士，据《蒙兀儿史记·阿术传》和《新元史·卜怜吉歹传》，童童乃河南王阿术之孙，河南王卜怜吉歹之子，蒙古族，兀歹兀良孩氏。其祖、父武功显赫。童童弃武从文，为集贤侍讲学士，阶中奉大夫。泰定间迁河南行省平章。据《元史·泰定帝纪》，泰定四年（一三二七）八月壬辰"御史李昌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童童，世官河南，大为奸利，请徙他镇’"因迁江浙平章政事。"生平

据《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三月癸已，监察御史又劾其“荒泆宴安”，故改任太僖宗禋使。然九月又被劾。据《嘉兴府志》，他又曾任嘉兴府判。童童善诗文曲画，其作品表现了及时行乐的人的人生态度。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豪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

石子章，元杂剧作家。名建中，以字行。祖籍柳城（今辽宁朝阳）人。石晋之后。曾寓居大都（今北京），客游真定（今河北正定），后家于郑南（今河南郑州，一说今陕西汉中）。金亡后曾随乌古孙仲端出使西域。与元好问、李显卿、张肃、陈述、王旭等交游友善，此数人多有寄赠子章之诗，则子章亦由金入元时人。为人“疏狂放浪无拘禁”。所作杂剧二种。

亢文苑，生平、里籍不详。元·钟嗣成《录鬼簿》未载其名。从其曲中可看出他曾飘零异乡，落拓不遇，穷愁困厄，因壮志难酬而怀着满腔悲愤。对小人得志、贤才受压的社会现实怀着强烈不满，并具有穷且益坚、经时济世的宏图和信念。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 一百五十人之中。

白贲（约1270－1330前），字无咎，号素轩，祖籍太原文水（今属山西），南渡后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善画，能散曲，是元散曲史上最早的南籍散曲家之一。南宋遗民诗人白珽长子。延祐年间由省郎出知忻州，忤监郡，去职。至治间起为温州路平阳州教授，历常州路知事，终南安路经历。是知名元曲家，《太和正音谱》以其曲为上品，称为“如太华孤峰”，据《全元散曲》，今存小令二支，套曲四套（其中残套一套），所作〔鹦鹉曲〕相当有名，和者颇多。亦善画，并能诗，《元诗选·癸集》甲集存其诗二首。生平事迹见《元诗选·癸集》小传，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有生平考证。

董君瑞，生卒年、字号均不详。（今河北冀县）人。元·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为“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小传称他：“隐语乐府，多传江南。”据说其一生落魄，仕途偃蹇，颠沛流离。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元代杂剧作家。安徽省亳州市人。生平不详。所作《张鼎智勘魔合罗》存有元、明刊本多种。

张弘范（1238年—1280年），字仲畴，易州定兴人，元朝初期重要将领，名将张柔第九子，曾参加过襄阳之战，后跟随元帅伯颜南下攻打南宋，是忽必烈灭宋之战的主要指挥者，曾击败南宋将领文天祥与张世杰，官居江东道宣慰使，深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十日病死，时年四十三岁。元世祖赠予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予谥武烈。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加赠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元仁宗延祐五年（1319年），加赠“保大功臣”，加封淮阳王，予谥献武。"生平

初生牛犊
　　张弘范的父亲张柔在元太祖八年，蒙古军南下中原，金都南迁之时，以地方豪强的身份，聚集乡邻亲族数千余家结寨自保。元太祖十三年，与蒙古军

战于狼牙岭，兵败被俘，降于蒙古。元太祖二十年，蒙古任命他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

元太宗十年，张柔四十九岁时，张弘范出生，金朝已经亡国四年了，所以他说不上是金的臣民。他有八个哥哥，两个弟弟。他八哥就是后来承袭万户爵位的张弘略。郝经很长一个时期是张柔为子弟们礼聘的家庭教师，张弘范也是郝经的门下士之一。在父兄师友的熏陶下，张弘范成长为一个文武全才的年轻将领。

元宪宗蒙哥六年，张弘范正二十岁，已经成人了。他身长七尺，仪表出众。当时男子成年都有蓄须的风尚。张弘范长须拂胸，丰采翩翩，算得上一位美髯公。不仅是骑射能手，而且以善于马上舞槊知名于时。口才很好，善于应对，诗歌也写得爽郎可通，很有特色。他的作品不留底稿，随手散落，后来有人为他网罗遗佚，刻印了一部诗集，即传世的《淮阳集》。

整军平叛
　　主词条：李璮之乱

元宪宗蒙哥六年，其兄张弘略任顺天路总管，他赴蒙古大汗的驻地述职之后，张弘范被留下代理工作，这给他提供了展示其行政管理才能的绝好机会。他决意要改革风气，严格整顿纪纲。当时蒙古军队的纪律很差，他们所过之处，百般骚扰。张弘范认为：“国家应该是有法制的，应令行禁止，不允许有违法的行为。凡不遵守法度的，都要绳之以法。”这样，许多违反军纪的蒙古兵都受了处分，不少人挨了军棍。从此以后，蒙古军队风清弊绝，耳目一新。

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改元中统。这时张弘范正是二十四岁，被任命为御用局总管。中统三年，山东军阀之一的李璮起兵叛乱，张弘范跟从亲王合必赤前往济南讨伐李璮。忽必烈命令张柔和张弘范率兵二千迅速去大都亲自检阅，并立即任命张弘范为行军总管。这个职务相当于一个纵队司令官。在平叛进军中，他不避艰险，屡立奇功，成为忽必烈很器重的一个青年将领。[1]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处理日常工作，公平合理，信赏必罚。胸怀坦白，不怀报怨之心。士兵有疾病，一定要亲自去探视，照顾医药治疗，不幸而逝世的，一定要把柩骨送回故乡；上级有赏赐一定分给群众；有军功而未获酬赏的，一定为之代请陈说，不得请求，不止。这些看来是很平常的行为，但发自内心、持之以恒，在士兵中受到很多人的爱戴和信赖，逐渐取得了很高的威望。李璮之乱被平息之后，元廷认为李璮掌握地方的兵民之权，因而能够为乱，所以商议罢免势力较大的世侯的官职，张弘范因此被罢。

追随世祖
　　至元元年，张弘范的八哥张弘略调至京城充任宿卫。忽必烈在张柔诸子中特别选拔出张弘范来代替张弘略的工作，把金虎符亲自交给他，正式任命他为顺天路管民总管。佩带金虎符在当时是一种特殊荣誉，也是享有特权的标志。从此在朝廷青年贵族群中，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新星。[3]

至元二年，他又由顺天府调任大名。未上任之前，他改穿便服微行出访，到各处调查民间疾苦。发现了收租的官吏们非法加派，群众怨声载道。于是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惩办那些不法的仓吏。由于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群众的拥护。那年又适逢大水，他没有请示就决定免除了灾区的全部租赋。管理财赋的部门认为他犯了“专擅之罪”，要给他以处分。为此，他请求赴大都直接向皇帝申诉。见忽必烈后，忽必烈问他：“你有什么要申诉的？”他说：“我以为国家把粮食存在小仓库里。不如存在大仓库里好。老百姓因为遭了水灾，交纳不上粮。如果一定要从农民口里夺取粮食，政府的小仓库当然会充实起来，但老百姓就会死绝了。等明年就会一粒粮也收不到！首先要让人民活下来，以后才会年年有收获、家家有余粮。农民有了余粮，那不都是国家的粮食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大仓库！”忽必烈点头称赞，夸奖他懂得治国的大道理，就不再追究他的专擅之罪了。

南征襄阳
　　主词条：襄阳之战

至元六年，宋元正在进行襄阳的争夺战。元军围困襄阳的军队大部分是平叛后改编了的李璮旧部，以勇狠骄悍难加管束著称。元政府正发愁难以物色到一个既有能耐。又得军心的将领来统帅这支队伍。恰巧有人提到张弘范的名字，忽必烈立刻想到这正是他所要选择的人！马上就任命他担任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攻宋战役的总指挥是丞相伯颜。张弘范向伯颜建议：用重兵围困襄阳，首先应切断襄阳的粮道。伯颜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且就派张弘范负责万山粮道的把守。在一次遭遇战中，他以少胜多，竟取得了一次意外的大胜仗，伯颜对张弘范的才能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就又命令伯颜开始征伐南宋的新攻势。伯颜分兵二路，一道进攻淮西和淮东，直指扬州；一道由他率领，命降将吕文焕为前锋，这路元军的主力就是阿里海牙，张弘范隶属阿里海牙军团之下。他们由襄阳顺汉水而下，东赂、郢西，南攻武矶堡，准备直扑临安。

进军江南
　　主词条：丁家洲之战、临安之战

至元十二年，南宋丞相贾似道为了挽救颓势，不得不亲自出马，督师驻芜湖，又派遣宋京前往元军大本营与伯颜议和。希望象景定元年开庆密约一样，输岁币，称臣。被伯颜拒绝了。这时贾似道只得命殿帅孙虎臣率领步兵、七万驻池州丁家洲。舟师统帅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自率后军驻鲁港。伯颜命张弘范所部步骑夹岸而进，利用陆上优势，形成包围，又用战舰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孙军大溃，逃到鲁港。夏贵闻败讯后，也放弃了指挥，仓皇奔逃。在这次战役中，南宋水陆两军主力丧失殆尽，张弘范所部长驱到达建康。

元军进入建康后，丞相伯颜决定在建康休整一番。在诸将出席的劳军大会上，取出库存黄金分赐诸将。在诸将均已到齐之后，张弘范却姗姗来迟。伯颜沉下脸来面带愠色地说：“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习惯法规定：凡是军事性的集会，迟到的有罪！虽然是近侍贵戚和以材能勇敢知名的人，都不允许宽赦，你难道连这规矩也不懂，竟敢迟到！”与会的人都为张弘范的过失，捏一把冷汗。张弘范却毫不惊慌失态，很从容地说：“我认为军事集会是指战场上的集会。在战争的场合上，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今天的聚会是领受犒赏，在犒赏之前我不敢争先，在道理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丞相伯颜被他所讲的道理折服了，冷若冰霜的面孔又变得和颜悦色，连连点头称是。他辞锋敏锐，片言释疑，语言之妙，举此一例可以想见。在这个小故事的后面，可以隐约地看到他和伯颜争论的实质是蒙古习惯法和中原儒学礼教的交锋，用中原文化传统来影响蒙古贵族，正是张弘范父子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元军攻占建康后，南宋的京城临安，危在旦夕，宋廷不得不发出勤王的号召。但宋朝军民响应勤王号召的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等少数人。张弘范则从军事形势考虑，认为应当乘破竹之势，掌握战机，不可再稍缓。他和伯颜商讨后，伯颜同意他的意见，命令他用当时最快速的交通手段——蒙古驿站的快马，奔驰到忽必烈的驻地，面陈形势。忽必烈决定继续追击。张弘范返回防地后，激战就开始了。

这年秋七月张弘范与张世杰、孙虎臣等所率水军的战斗，焦山之战，是场决定性的战役。当时统帅阿术集合行省诸翼万户兵船于瓜州，阿塔海、董文炳集合行枢密院万户兵船于西津渡，南宋沿江制置使赵清、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知泰州孙虎臣等陈列舟师于焦山南北。阿术派遣张弘范等以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阿术、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挥水军万户刘琛循江南岸，绕出南宋防军之后，董文炳则直抵焦山南麓，和元军刘国杰左右呼应，万户忽刺出击中路，张弘范自上流来会师于焦山之北。这场会战，南宋全线溃败于焦山。张弘范率军直追至圃山之东。这是临安陷落之前元军伐宋的最后一次大战役。由于这次战役的功劳，忽必烈赐他以“拔都”的荣誉称号，并改授他毫州万户。

至元十二年十月，张弘范班师还朝，朝廷上安排了不少庆功活动。忽必烈在内殿宴请张弘范，为他洗尘，慰劳他的凯旋，是这一系列庆祝活动的顶峰。但是由于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和水土等环境，再加上又得了疟疾，返回大都后不久就病倒了。忽必烈十分关心张弘范，特命御医前往护视，并规定每天要把张弘范的病情作专门的汇报，并让近侍传出口谕给御医说：“我有军国大事，等着同九拔都商量决，一定要尽心治疗，使他迅速恢复健康。”又命令卫士坐在张弘范的门口，对来探视的人们说：“九拔都病得很重，除非至亲和医护人员外，皇帝有诏令，停止一切对病人不必要的干扰。”

追击灭宋
　　主词条：崖山海战

至元十三年正月，宋廷派遣宗室赵尹甫、赵吉甫携传国玉玺及降表赴元军大本营乞和。降表中以伯、侄相称。伯颜看了降表后，派遣张弘范、孟祺、程鹏飞等人，带着伯颜的命令，先入临安城，责备宋大臣背约失信之罪。张弘范等终于说服了宋廷，取得宋王改称臣仆，屈辱请降的表文。三月，伯颜入临安，宋幼主赵显及全太后等均被押送至大都。皇帝、皇太后虽然投降了，但人民并不都甘心作元朝的臣民，浙东一带发生了叛乱。按蒙古人的惯例，降而复叛，又杀了使臣，又焚烧了招降书，是要屠城的。张弘范的良心不允许他执行蒙古人屠城的习惯法，只杀了几个为首的人，就了结了此案，总算保全了一城人的性命。

至元十四年，元军凯旋，张弘范也加官进爵，被授予镇国上将军的军阶，任命为江东道宣慰使。这时张弘范四十一岁，已经是武职官员中从二品大员了。

至元十五年四月，文天祥、张世杰等拥立的小皇帝赵罡，被迫逃到广州，病死于硐州岛上。为了坚持斗争，他们又拥立广王赵硐于广东新会海中厘山。改元祥兴。

至元十六年正月，元组织了水军，大举进攻崖山。文天祥以战俘的身份也被软禁在元军船上，途中文天祥作《过零丁洋》一诗。恰巧张弘范来要文天祥他给张世杰写一封劝降信，他就顺手写出上边这首诗，交给张弘范算是答复。张弘范读罢，

除对他的遭遇同情外，心中肃然起敬。张弘范与文天祥在政治上虽然是对立的，但他对文天祥的人格则是崇敬和钦佩的。当部下劝告他：“敌国的丞相，居心叵测，不可亲近。”时，张弘范笑着说：“他是个忠义至性的男儿，决不会有其他。”

二月，张弘范统率的元朝水军抵达崖山后，曾派张世杰的外甥韩某，三次去张世杰军中劝降，张世杰严辞拒绝了诱降。张弘范做了四面包围的严密部署，发动了总攻。他目的在消灭宋军的有生力量，要一举歼灭，不使其再散逸。二月初六日晨，用炮石、火箭作掩护，插入宋舰队主力所在。元军跳上宋船后，短兵相战，发挥北军之所长，宋方溃不成军。张世杰冲出重围，准备招集旧部；找寻赵宗室后裔再图恢复。元军李恒的舰队追至大洋，没有追赶上。不幸遇大风浪，船翻之后全船的人都淹死在平章山下。

晚年逝世
　　至元十七年年后，张弘范的病转重了。他自己也意识到病不会好了，要求从病房回到自己的旧居室，把亲戚宾客们召集来，和他们一一告别。同年十月，他叫人把南征时忽必烈赐给他的尚方宝剑与铠甲取出来，握着儿子张珪的手，珍重地交付给他。并且说：“我当年用这剑与甲为国家的统一立过功劳，你佩带宝剑、穿戴盔甲时，不要忘记了父亲的功劳！”说完就端坐而逝了，享年四十三岁。元廷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谥武烈。

至大四年，加赠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阳王，谥献武。

轶事典故

人们知道“张弘范”这个名字，大多归功于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段子，说他在崖山灭了南宋之后，骄狂不可一世，竟然勒石记碑，在石崖上刻上“张弘范灭宋于此”七个大字。后来，有个秀才，在他这七个大字前面又加了一个“宋”字，于是变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春秋笔法，褒贬之意，不言自明。这样一来，张弘范便是自取其辱。

后世纪念

张弘范墓志早年于河北定兴县出土，初置易县清真寺内，后移入清真寺隔壁回民小学。1984年3月由易县博物馆收藏。元至元十七年四月一日立。李谦撰文书丹，李处巽篆盖。石匠秦德刊刻。墓志为汉白玉质，志盖已佚。志石长0.97、宽0.84、厚0.15米。志文首题为：“故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公墓志铭并序”。57行，满行50字，全文2440字，字体为楷书。

墓志记载了他在至元十五年俘获南宋丞相文天祥及文天祥不屈的情节，还详细叙述了他初率元军“破襄樊、下郢汉”直至“收福建、平岒南”等灭南宋的战争经过。这些对研究宋元战争史均有参考价值。

"

邦哲，生平、里籍均不详。其姓名及曲作仅见于清人何梦华藏本《太平乐府》。

柯丹邱，生平不详。仅明代张大复《寒山堂曲谱》 卷前的《谱选古今散曲传奇集总目》中，在《荆钗记》剧下， 注称作者为“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由此知柯氏为苏州人，大概是书会中的职业剧作家。

云龛子，生卒年月以及里居生平均不详。从名字看，应为道士。今存小令27首。

王嘉甫，生平里籍不详。字国宾，号恕斋。早年 与王恽相交，与魏初同学。 《秋涧先生大全集 》卷十四有《送王嘉（甫）》诗二首，魏初《青崖集》卷三载 《送王国宾序》一文。或王嘉甫即王利用。

石君宝，元代戏曲作家。姓石，名德玉，字君宝，女真族。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逝世，享年85岁。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以写家庭、爱情剧见长。著有杂剧10种，现仅存3种：《鲁大夫秋胡戏妻》、《李亚仙花酒曲江池》、《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另7种皆佚。《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罗浮梅雪”。

高安道[元]（约公元一三二一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不详，约元英宗至治初前后在世。生平事迹无考。其一生甚为落拓，怀才不遇。工作曲，散布四方。有御史归庄南吕小曲，已佚。元·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于“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四人之中。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仇州判，其名字、里籍、生平均不详。今存小令一首。著有小令【中吕】阳春曲 和酸斋《金莲》。

邓玉宾子，同知邓玉宾的儿子，名字、籍贯、生平、事迹均不可考。其散曲仅存小令〔雁儿落过得胜令〕三首。作品表现了他对社会黑暗以及为官的危险的深刻认识。

马彦良，名天骥，磁州（今河北磁县）人。生卒年 不详，元·钟嗣成《录鬼簿 》 “前辈名公”中录“马彦良都事” 。一生不得志。据元·王恽《中堂事记 》 载，世祖中统元年(一二六○)，其与胡祗遹、李廉同 为到省听任人员，结果“胡等俱仕显”， 唯马彦良仕 迹不著（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世祖至元年间，任 御台史都事。门岿《元曲百家纵论》考其官至侍御史。 元·虞集《户部尚书马公墓碑》(《道园学古录 》卷 十五）叙其家世颇详。明·朱权《太和正音谱 》将其 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夏庭芝（约1300-1375）字伯和，一作百和，号雪蓑，别作雪蓑钓隐、雪蓑渔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元代词曲作家。有文才，好冶游，杨维桢曾为其西宾。夏氏原为云间巨族，乔木故家，藏书极富，曾名其书斋“自怡悦斋”。元末变乱，隐居泗泾，改书斋名“疑梦轩”。时戏曲家张鸣善、朱凯、邾经、钟嗣成等都是同道好友。夏氏能词曲，大多散失，仅有《青楼集》存世。该书记录了元代几个大城市一百余位戏曲女演员的生活片断。后人把此书看作为与《录鬼簿》有同等价值的有关戏曲史的重要专著。

大食惟寅，生平不详，元代后朝人。古称阿拉伯为大食，或许系阿拉伯人，惟寅是他的名字。从其仅存的小令看，他具有深厚的汉文化素养。明代天一阁抄本《小山乐府》附其〔双调·燕引雏〕《奉寄小山先辈》小令一首，知曾与散曲家张可久相识。

高茂卿，今河北涿州市人。约洪武中前后在世。其作品仅存《翠红乡儿女两团圆》一种，见著于《录鬼簿续编》。此剧是武汉臣《老生儿》杂剧的改作本，与高茂卿约同时的杨文奎、杨景贤也分别作了一本《两团圆》，可见该剧题材在当时很受欢迎，而高剧得以流传，足见其有可取之处。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评此剧说：“《儿女团圆》比《老生儿》结构复杂。《老生儿》是叙一个家庭的波澜，《儿女团圆》是使两个家庭交错起来。……此剧写农村人情风俗，极有曲折波澜。事虽造作，可是连络得很好，一点儿也不觉得不自然，场面始终保持紧张，结构的巧妙，更凌驾《老生儿》。”

刘时中 [元] （约元成宗大德年间前后在世），洪都（今江西南昌）人，元代散曲家。生卒年、生平、字号均不详，约元成宗大德年间前后在世。官学士，时中工作曲，今存小令六十余支，套数三四首，以水仙子西湖四时渔歌最著名。

钟嗣成（约1279——约1360），元代文学家，散曲家，字继先，号丑斋，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寓居杭州。屡试不中。顺帝时编著《录鬼簿》二卷，有至顺元年（1330）自序，载元代杂剧、散曲作家小传和作品名目。所作杂剧今知有《章台柳》《钱神论》《蟠桃会》等七种，皆不传。所作散曲今存小令五十九首，套数一套。"生平

钟嗣成 。自署“古汴” 人。 一说杭州人。尚未成年之时，他便生活在杭州。说自己与赵 君卿， “总角时……同里閈，同发蒙， 同师邓善之、曹克明、 刘声之三先生， 又于省府同笔砚” ；朱凯也说他是“善之邓祭酒、克明曹尚书之高 弟” 。其交游活动，也是以杭州为 中心。知名曲家施君美，钱塘人；曾瑞卿，大兴人， 家于钱塘；而钟嗣成和他的朋友们，便常“至其家”，“获闻言论”。而且，钟嗣成说睢景臣， “大德七年 ，公自维扬来杭，余与之识”“居杭州”的周文质， 尤其友情挚笃， 钟嗣成说， “余与之交二十年，未尝跬步离也” 。钟 嗣成一生坎坷， “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 从吏则有 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 孙楷第考 其“曾为江浙行省掾史” 。其一生最大成就， 是撰写 了《录鬼簿》一书。该书记载了金元曲家一百五十二 人，几使两代知名曲家，囊括殆尽。著录杂剧名目， 已达四百五十二种，占了现存五百可考元人杂剧剧目 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作杂剧七种： 《章台柳 》、 《钱 神论》、 《蟠桃会》、 《郑庄公》、 《斩陈馀》、 《诈游云梦》、 《冯驩烧券》等，均佚传，仅存小令五十九首，套数 一套，其中，有十九支小令为吊宫大用等十九位曲家 而作，成为后人研究元曲的最重要的资料。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腾空宝气”。

"

周洁，或作周浩，与钟嗣成同时代人。生平不详。其散曲仅存一首，为赞钟氏《录鬼簿》所作。

荆干臣，生卒年不详。家居东营（元代大宁路兴中州，今内蒙古宁城西）。 虽生长豪族，但能折节读书。少年时游学于燕地（今河北、北京一带）。元·钟 嗣成《录鬼簿》记其官职为“参军”，元·王恽《狄涧先生大全集》卷二十三有 《送荆书记干臣北还诗并序》，作“干臣参议”，并记录了他至元年间曾随忻都 等东征日本事（详见孙楷第《元曲家考略》）。

李子昌，生平、里籍均广东省。

岳伯川，元代杂剧作家。济南(今属山东)人，一说镇江(今属江苏)人。生卒年和生平事迹不详，为元杂剧前期作家。撰有杂剧2种，《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今存，《杨贵妃》仅存残曲。朱权《太和正音谱》把他的剧作列入上品，评其词“如云林樵响”。

杨景贤，名暹，后改名讷，字景贤，一字景言。生卒年不详。然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云"与余交五十年"，永乐初尚得宠于朱明，可知杨氏乃元末明初戏曲家。杨氏本为蒙古人，上辈已移居浙江钱塘，故朱有炖《烟花梦引》言及京都乐妓蒋兰英时云之：“钱塘杨讷为作传奇而深许之。”《录鬼簿续编》言杨氏"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与余交五十年。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后卒于金陵"。按其小传，知杨氏生平有三要。

阿亦称里耀卿，西域少数民族散曲家。曲家阿里西瑛之父。元代散曲作家。 生卒年不详。曾入翰林院为学士。所存散曲仅有所映。里西瑛之父。元代散曲作家。

王仲元，元后期北曲作家，生平事迹不详。据《录鬼簿》载，他与钟嗣成相交有年，熟稔非常。王仲元其散曲多以杭州景致和西湖传说为题，表现了元末文采派曲家的风范。他还有两支以曲牌名连缀成套，状写情事和秋景的曲子，是元人散曲创作中的一种别致的“集专名”体的代表作，虽属文字游戏，但全套妥贴稳称，音律和谐，亦可卿备一格，是我们研究这类填曲技巧的范本。

元代戏曲作家。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生卒年、字号不详。曾任江浙行省官吏。《录鬼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

张寿卿，[约公元一二七九年前后在世]名不详，东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世祖至元中前后在世，官浙江省掾吏。寿卿工作剧，有诗酒红梨花，（录鬼簿）一种，今尚存。散曲未见。

字鲁瞻，号秋巘。长沙（今属湖南省）人，寓居溧阳（今属江苏省）。生卒年不详。宋代丞相赵葵后代。早年遭遇鲁王（雕阿不刺，弘吉刺氏贴木之子）诬谤而退居江南。赵岩长于诗，在太长公主前曾立赋八首七律，大受赞赏，得公主赏赐甚盛。而其出门即将金银器皿“皆碎而为分，惠官中从者及寒士”（元·孔静斋《至正直记》卷一“赵岩乐府”条）。赵岩又好酒，人称“醉后可顷刻赋诗百篇，时人皆推羡之”。然一生潦倒，晚年醉病而卒，遗骨归长沙。其散曲仅存小令一首。但此曲笔调活泼，构思颇见新意，在元曲中亦可算作佳作。

王大学士即元代集贤大学士王约〔公元1252至1333年〕字彦博，号豫斋，赠文定公，亦称大梁王文定公。生于元宪宗二年，卒于文宗至顺四年，年八十二岁。祖父王通为汴京三槐堂之后，宋末避乱迁真定（今河北正定）。王约性颖悟，风格不凡，尝从魏初游博览经史，工文辞。至元十三年，（公元一二七六年）翰林学士王盘荐为从事，累拜监察御史。"生平

王约〔公元1252至1333年〕字彦博，号豫斋，赠文定公，亦称大梁王文定公。生于元宪宗二年，卒于文宗至顺四年，年八十二岁。祖父王通为汴京三槐堂之后，宋末避乱迁真定。王约性颖悟，风格不凡，尝从魏初游博览经史，工文辞。至元十三年，翰林学士王盘荐为从事，累拜监察御史。

王约奏二十二事即“实京师，放差税，开猎禁，蠲逋负，赈穷独，停冗役，禁鹰房，振风宪，除宿蠹，慰远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重名爵，明赏罚，择守令，汰官属，定律令，革两司”及后建议行封赠、禁服色、兴科举，皆被采纳实施，成为元代前期的施政纲领。

迁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请发米续赈，前后救活京畿东道饥民五十多万人。仁宗在东宫，雅知约名，思用以自辅，擢太子詹事，多所匡正。四库全书《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四曾有评论说“君子观王约告仁宗之言，可谓不负厥职者矣。然而仁宗之善政屡见于史册者，谓非王约辅导于其始可乎。若王约者贻仁宗之哲命者也。”至治三年，高丽因王约一言而存国，高丽人说：“不绝国祀者，王公也”。

曾“出赈河间饥民，均核有方，全活甚众。” 当地百姓曾建有王约庙纪念，今河北省任丘市仍有王约村。王约在元世祖时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后任中书、詹事、集贤大学士，历经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天顺七朝，从事于公文撰拟长达五十年之久。其间朝廷重要文诰都由王约把总。

仁宗时曾通告各大臣：“事未经王彦博议者，勿启”。王约与欧阳玄，凡朝廷内的重要文诰和典册，多出自他们之手，并称元初“鸿笔”。王约英宗时以集贤大学士致仕。后又奉诏条定元初以来律令，名《大元通制》。著作有《潜丘稿》三十卷，《史论》三十卷及《高丽志》四卷，《元史》有传。 子王思诚字克修，奉议大夫、秘书监著作郎，其后代迁山东滕州江苏沛县丰县等地。

王约1252年生

1277-1287年，翰林学士王磐荐为从事，承旨火鲁火孙以司徒开府，奏授从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兼司徒府掾。既而辟掾中书，除礼部主事。

1288-1294年，拜监察御史，授承务郎。转御史台都事。

1295-1302年，迁中书右司员外郎。调兵部郎中，改礼部郎中。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奉诏赈京畿东道饥民。

1304-1307年出使高丽，还，除太常少卿。诏约同宗正御史谳狱京师，约辞职在清庙，帝不允。特拜刑部尚书。

1308-1310年，迁礼部尚书。

1310年擢太子詹事丞。

1311年进太子詹事 。

1312年特拜河南行省右丞。

皇庆改元元日，特拜集贤大学士，推恩三世，赠谥树碑。

1316年，巡行燕南山东道。拜枢密副使。

1321年，英宗即位，帖木迭儿复相，约辞职不出。

1322年，以年七十致仕。

1323年，复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以其禄居家，每日一至中书省议事，至治之政，多所参酌。又尝奉诏条定国初以来律令，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

1333年逝世，葬京城西冈子原。

"

徐琰（约1220～1301年），字子方（一作子芳），号容斋，一号养斋，又自号汶叟，东平（今属山东省）人。元代官员、文学家，“东平四杰”之一。少有文才，曾肆业于东平府学。元代东平府学宋子贞作新庙学，请前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教授生徒几百人，培养的闫复、徐琰、孟祺、李谦等号称元“东平四杰”，学成入仕后，皆为元初名宦。"生平

徐琰，字子方，号容斋，一号养斋，又自号汶叟，东平人。

元代官员、文学家，“东平四杰”之一。

少有文才，曾肆业于东平府学。元代东平府学宋子贞作新庙学，请前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教授生徒几百人，培养的闫复、徐琰、孟祺、李谦等号称元“东平四杰”，学成入仕后，皆为元初名宦。

元世祖至元初年，徐琰受人推荐入朝，任职太常寺，后出为陕西行省郎中。

公元1274年以陕西省郎中充任莱芜铁冶提举司提举，官职为五品。当时，始立官冶，徐琰到任后，即忙于创制坑冶，发展三千户，专门从事冶炼，并减免其一半租税，创立通利、宝成、锟铻三监，监下设立冶户役丁，燃炼熔铸，政策非常周全。

至元二十三年为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九年迁江南浙西肃政廉访使、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召拜学士承旨。

徐琰文名显于当时，曾主持杭州西湖书院，与侯克中、王恽、姚燧、吴澄等有交谊，著有双调《沉醉东风》，《蟾宫曲》等；另著有《爱兰轩诗集》及《泰山萃美亭记》。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

邵元长是元朝时期的一位人物，字德善，慈溪（今属浙江省）人。与钟嗣成同时，且相知，有著作支钟氏之《录鬼簿》、《湘妃曲 赠钟继先》等

史九散人，名樟，字敬先，号散仙，称为史九敬仙，又号史九散人。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宫武昌万户。或云史九敬先即大官僚史天泽第九子，元初永清(今属河北)人，历官顺天真定万户。喜庄、列之学，常麻衣草履，自称“散仙”。此外,据清·张大复《寒山堂曲谱》，宋元南戏《东墙记》题名“九山书会捷讥史九敬先著”，《李勉》题名“史九敬先、马致远合著”。此人与元杂剧作家史九敬先是否一人，待考。 所作杂剧今知有《庄周梦》一种，一般认为即现存《老庄周一枕胡蝶梦》。

方伯成，生平、里籍均不详。姓名仅见明·张禄《词林摘艳》，存世套数一套。

沙正卿[元]，（约公元一三二二年前后在世）名不详，（元剧研究疑即沙可学，恐不确）里居、生卒年及生平事实均不详，约元英宗至治中前后在世。工曲，散曲有闺情一套，甚佳。

宫天挺（约1260——约1330）， 元代杂剧作家。字大用，大名开州（今河南濮阳县）人，他与钟嗣成父为莫逆交，嗣成小时，常随父拜访，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关于他的生平，钟嗣成著《录鬼簿》说：“学官，除钓台书院山水，为权民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生平

宫天挺所写的历史剧，寓有托古讽今的明显意图，他在《范张鸡黍》一剧中，一方面歌颂范式、张邵生死不渝的真诚友谊，一方面又对那些依仗权门，追名逐利，窃文得官之徒，给予无情的鞭笞与讽刺。这在元代杂剧中最少见的。

宫天挺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文人，他被权奸攻劾，免去钓台书院山长职务，事虽辨明，但仍不见用，客死常州。

他曾任钓台书院山长、遭权豪诬陷，虽然事情得以辨明，也不见任用。

据《录鬼簿》载，他曾“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后客死常州。他与《录鬼簿》作者钟嗣成的父亲为莫逆之交，与钟嗣成幼时常得晤面。钟嗣成后来在吊词中说他“豁然胸次扫尘埃，久矣声名播省台”，可见其为人。

宫天挺工诗能文，惜诗文都已佚。所作杂剧今可知的有6种，现存《死生交范张鸡黍》、《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两种，皆取材历史故事。在这两部作品中他歌颂了朋友间真挚的感情，抨击了仕途的黑暗，表现了突出的民主思想和对现实的不满。他的作品中流露出逃避现实的倾向，反映了元后期杂剧创作中比较普遍的倾向。宫天挺写作历史剧，抒发了失意文人的愤恨情绪，寓有托古讽今的明显意图，在元代后期杂剧作家中较为难得。但也表现了封建意识和逃避现实的思想。剧作风格和马致远的杂剧相近。

"

（约公元一三三一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文宗至顺中前后在世。事迹亦无考。工曲，今存乐府群玉中。

刘敏中(1243～1318) 元代文学家，字端甫，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人。自幼卓异不凡,曾任中书掾、兵部主事、监察御史等职,因弹劾秉政的桑哥，辞职归乡。后又入为御史、御史都事、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洒、翰林学士承旨等，还曾宣抚辽东山北,拜河南行省参政等。刘敏中一生为官清正,以时事为忧。敢于对贵□横暴绳之以法，并上疏指陈时弊。仕世祖、成宗、武宗三朝，多为监察官，受到皇帝的嘉纳。

侯正卿，名克中，号艮斋先生，真写（今河北正定县）人。约生於元太宗三年至九年之间，年九十馀卒。幼年丧明，听人诵书，即能悉记。稍大，习词章，自谓不学可造诣，既而悔之。所作杂剧一种，今佚，散曲今存套数二，残曲一。

[元]（约公元一三二〇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仁宗延祐末前后在世。

吕止庵，别有吕止轩，疑即一人。生卒、经历不详。散曲作品内容感时悲秋，自伤落拓不遇，间有兴亡之感，可能是一宋亡不仕的遗民。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晴霞结绮"。以后庭花十首得盛名。今存北词谱及阳春白雪中。所做散曲作品现存小令三十三首，套数四套。

[元]（约公元一三三一年前后在世）（一作姓陈）字仲良，扬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文宗至顺中前后在世。父官典掾，登善随之居杭州。为人沉重简默。工曲，有乐府隐语。所作杂剧开仓粜米、勘头巾二种，今不存。

顾鉴中，生平、里籍均不详。《张小山小令选·附录》录其曲。注“元顾鉴中”。

王举之(约1290年–约1350年)，元末杭州人人，元曲作家。著有元曲、诗作，现有少量流传于世。今存散曲中，有赠胡存善[折桂令]一首。而胡存善是胡正臣之子(见《录鬼簿》)。所以，王举之可能生于元朝末期，而且是活动于杭州一带的作家。明朝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约元文宗至顺年间在世。

商挺（1209—1288） 元散曲家。字孟卿，一作梦卿，号左山老人。曹州济阴（今山东曹县）人。年二十四，北走与元好问、杨矣游。东平严忠济辟为经历，出判曹州。蒙古宪宗三年（1253）入侍忽必烈于潜邪，遣为京兆宣抚司郎中，就迁副使。至元元年（1264）入京拜参知政事。六年同签枢密院事，八年升副使。九年出为安西王相。十六年生事罢。二十年复枢密副使，以疾免。卒后赠太师鲁国公，溢文定。有诗千余篇，惜多散佚。《元诗选》癸集存其诗四首。《全元散曲》从《阳春白雪》辑其小令十九首，多写恋情及四季风景。

[元]（约公元1322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约元英宗至治中前后在世。工曲，今存阳春白雪中。其散曲《南吕·一枝花》套，自叙“不恋蜗角名”，“本待要快活逍遥，情愿待休官罢职”，可见他曾入仕。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刘庭信 元代散曲作家。益都(今山东)人。原名廷玉，排行第五，身黑而长，人称"黑刘五"。为南台御史（一说湖藩大参）刘廷□从弟。生卒年不详。《录鬼簿续编》说他"风流蕴藉，超出伦辈，风晨月夕，惟以填词为事。"刘庭信的作品以闺情、闺怨为主,题材比较狭窄,但是在当时却很有影响。

冯子振，元代散曲名家，1253-1348，字海粟，自号瀛洲洲客、怪怪道人，湖南攸县人。自幼勤奋好学。元大德二年(1298)登进士及第，时年47岁，人谓“大器晚成”。朝廷重其才学，先召为集贤院学士、待制，继任承事郎，连任保宁（今四川境内）、彰德（今河南安阳）节度使。晚年归乡著述。世称其“博洽经史，于书无所不记”，且文思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一生著述颇丰，传世有《居庸赋》、《十八公赋》、《华清古乐府》、《海粟诗集》等书文，以散曲最著。"人物评价

冯子振不仅善为古近体诗词，而且，对于散曲创作也特具天才，为元代南方少有的散曲作家之一。所作散曲，虽多是抒写个人闲适生活，但能形象地显示出他那豪情奔放的气魄[1] 。他曾考察过居庸关，所作《居庸赋》，仅5000言，却将居庸关的形势险要，描写得淋漓尽致，后人莫不赞为佳作。《十八公赋》，亦4000余言，传诵一时，世称杰作。他生前与浙江天台诗人陈孚友善。两人均主张为文要“任意即成，不事雕斫”。子振作诗为文笔气淋漓，陈孚自以为不及。扬州《汉寿亭侯祠碑记》，由苏昌龄起句，冯子振脱草，赵孟頫书写，被世人誉为“三绝”。晋陵宋子虚有《上冯集贤诗》云：“忠言如海胆如山，趣人金门虎豹间。玉笋晓班联雁序，紫檀春展对龙颜。气陵百辟星辰动，赋就三都造化闲。岂向长沙淹贾谊，淳风会见笔追还”。贯云石评其散曲说：“海粟之词豪辣灏烂，不断古今”，子振为当时士林所倾慕，由此可见一斑。

冯子振著有《华清古乐府》等书传世，但该书早己散佚。《海粟诗集》，收所作散曲甚多，今存小令44首，以《鹦鹉曲》为著名，其作才思奔放，笔气淋漓，然不事雕斫，锤炼功夫不足，所以《元史·儒学传》称其诗词“律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顾侠君集《元诗选》，从书画卷中搜得若干首；《沅湘耆旧集》又增录志乘内数作，存古今体诗83首、词4首，《全金元词》收其散曲4l首。

生平

冯子振，字海粟，自号瀛洲客，怪怪道人，湖南省攸县人。以后年在七十一岁。以外仕为承事郎，集贤待制与天台陈孚友善，孚极敬畏之，自以为不可及。 子振于书无所不记，当其篇文时，酒酣耳热，命侍史二三人润笔以俟子振据案疾书，随纸数多寡顷刻辄尽。事料醴郁美如簇锦，尝著居庸赋，首尾几五千言，传诵一时，有海粟诗集存元诗选中。所作散曲至多。今存小合四十余首，以鹦鹉曲篇最著名，大德六年作于大都。《冯氏族谱》又载其生于宝?元年。仕至承事郎、集贤待制。为人博闻强记而才气横溢；文思敏捷，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以文章称雄天下。《元史·儒学传》谓：“天台陈孚其为诗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凿。攸州冯子振其豪俊与孚略同，而孚极敬畏之，自以为不可及。子振于天下书无所不记；当其为文也，酒酣耳热，命侍史二三人润笔以俟，子振据案疾书，随纸数多寡顷刻辄尽。”著有《居庸赋》，首尾五千言，雄浑正大，闳衍钜丽。曾与元代中峰禅师唱和，有《梅花百咏》一卷。所作散曲小令，或写个人闲适生活；或叹世、羡仙；或即景生情、抒怀写志；或登临感兴，吊古伤时；多劲逸而潇爽。今存散曲小令共四十四首，其中四十二首均为〔鹦鹉曲〕。大德六年冬，冯子振留寓京城，听歌女演唱白贲〔鹦鹉曲〕，此曲韵险，无人和韵作新辞。因友索和，一时兴发，按原韵和作四十二首，甚为有名。元·宋景濂称其词“横厉奋发”，“真一世之雄”。贯云石称其词“豪辣灏烂，不断古今”。冯子振退隐后，贯云石曾写有《寄海粟》，以三国时的陈登喻之，可见冯子振的为人与个性。曾著有《海粟集》，今人王毅辑有《海粟集辑存》。

"

元代文学家，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未详，《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皆失载。青城（青城县有二，一在今山东，一在今四川，论者多以为杨朝英是）人。曾任郡守、郎中，后归隐。他最重要的贡献是选录元人散曲，辑为《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二集，人称“杨氏二选”。选辑认真，搜罗甚富，元人散曲多赖以传世，“二选”是研究元代散曲的重要资料。同时他也是一位散曲作家,作品存小令约27首,见于“二选”中。"影响及评价

杨朝英的散曲，多恋情和隐居题材，写来俊逸秀丽。《太和正音谱》说：“杨澹斋之词，如碧海珊瑚。”杨维桢《周月湖今乐府序》说:“士大夫以今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澹斋、卢疏斋。”概括了杨朝英散曲“奇巧”的特点。但他的成就不如关汉卿和卢挚。

杨朝英所编《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是元代最早一部曲选本。约成书于元仁宗皇庆、延年间，前有贯云石序言。附有燕南芝庵《唱论》一篇，为研究金、元声乐提供了资料。另附有宋、金人所作大乐10章。杨朝英初编此书为前后集共10卷,前集5卷为小令,后集5卷为套数。后来可能又经重编书以曲调分类,反映了编者对音律的重视。据书前所列“阳春白雪选中古今姓氏表”内所记，共选70余家散曲，但其中有些人的作品在今传所见各版本中皆无，而有些作家的作品虽入选书中，其姓名却又未列入表中，因此可能今传版本非完本。现存主要版本为：①元至正间刊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前集五卷后集五卷》；②元刊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残存前集二卷》,此本虽残存2卷,却比10卷本前集多小令100余首;③明钞本《乐府阳春白雪前集四卷后集五卷》,此本比元刊本多小令60余首,套数16首。又,1980年辽宁图书馆发现一种罗振玉旧藏残本明钞《阳春白雪》，存6卷，又比前各本多出套数25首。

杨朝英第二部曲选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编于至正年间。有巴西邓子晋于至正十一年为之所作序言。全书共9卷，前5卷小令，后4卷套数,仍以曲调分类。选录80余家散曲作品。书前附有元代燕山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对于周德清《中原音韵》的研究，很有帮助。《太平乐府》重要版本有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元刊本，即《四部丛刊》的祖本。又有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活字本。

"

贡泰父（1298～1362），元文学家。名贡师泰，字泰甫（父），宣城（今属安徽）人。官至礼部、户部尚书。元末以诗文擅名。

宋褧（1294-1346）， 字显夫，大都宛平（今属北京市）人。泰定元年（1324）进士，授秘书监校书即，改翰林编修。后至元三年（1337）累官监察御史，出佥山南宪，改西台都事，入为翰林待制，迁国子司业，擢翰林直学士，兼经筵讲官。卒赠范阳郡侯，谥文清。著有《燕石集》。延佑中，挟其所作诗歌，从其兄本（字诚夫）入京师，受到元明善、张养浩、蔡文渊、王士熙方等学者的慰荐。至治元年（1321），兄诚夫登进士第一，后三年（1324）显夫亦擢第，出于曹元用、虞集、孛术鲁翀之门，时士论荣之。"人物评价

后人评价其诗“务去陈言，虽大堤之谣，出塞之曲，时或驰骋乎江文通、刘越石之间。而燕人凌云不羁之气，慷慨赴节之音，一转而为清新秀伟之作，齐鲁老生不能及也”。“清新飘逸，间出奇古，若卢仝、李贺之流”，“精深幽丽，而长于讽谕，用成一家之言”云云。褧亦是著名的史学家，与修《宋史》等书。

"

刘秉忠（1216-1274年），初名刘侃，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人。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刘秉忠。元朝杰出政治家、文学家。刘秉忠是元初政坛一位很具特色的政治人物，对于元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又是一位诗文词曲兼擅的文学家。至元十一年，逝世。元世祖赠太傅，封赵国公，谥号文贞。元成宗时，追赠太师，改谥文正。元仁宗时，追封常山王。"生平

早期经历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刘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秉忠。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刘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若干年后，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元世祖即位之前，海云禅师奉召，路过云中时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邀与同行。刘秉忠拜见元世祖后，元世祖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元世祖甚是宠爱，留其身边供职。后数年因父殁奔丧回家，元世祖赐金百两为治葬之用，且遣使送至邢州。服丧期满，便召还至和林。刘秉忠至和林后上书数千百言。元世祖对他的这番议论，甚为赞赏，均加采纳。刘秉忠又上言道：“邢州户口原有万余，自兴兵以来都不满数百，若派真定的张耕、氵名水的刘肃这样的良吏去治理，必定能恢复旧日盛况。”于是朝廷派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副使。不久流民复业，升邢州为顺德府。

他不但为元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而且以《周礼·考工纪》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修建的元大都，被誉为“大元帝国的设计师”，甚至元朝的国号也是出自刘秉忠的建议。

根据《元史》记载，刘秉忠在上书中建议“鳏寡孤独废疾者，宜设孤老院，给衣粮以为养”。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赈济天下鳏寡孤独废疾者。此后，元朝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对这些困难群体的收养救助制度，至元八年在各路设济众院一所，至元十九年各路立养济院一所，还规定了收养的标准和操作过程。

从旁建言

元宪宗三年、四年和九年，刘秉忠随元世祖征伐大理、云南和伐宋时，力劝元世祖勿滥杀，所以每克一城都没有妄戮一人，所至人民全活者不可胜计。

中统元年，元世祖即位，采纳刘秉忠的建议，下诏建元纪年，设立中书省和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隐士都被录用。刘秉忠虽居于皇帝左右，但仍着旧服，当时人称他为“聪书记”。

诏命还俗

至元元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刘秉忠早在陛下即位前就参与军国大事，有劳有功。今陛下即位，万象更新，而刘秉忠仍着旧装，我等于心不安。应正其衣冠，给以厚爵。皇帝采纳，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参与领导中书省政事，并诏令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为刘秉忠的妻子，赐奉先坊作为刘秉忠府第。

功勋卓著

刘秉忠受命后以天下为己任，凡国家大小事务，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深得皇帝宠信。所推荐和提拔的人，后都为名臣。至元三年，刘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桢等主持下，进展很快。
至元六年，订立朝仪。至元八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刘秉忠还为皇帝制定官制，朝见皇帝礼节、百官的服饰及俸禄等。

无疾而卒

至元十一年八月，刘秉忠忽然无病而卒，年五十九岁。元世祖闻耗惊悼，对群臣说：“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下令出内府钱将其安葬于大都。至元十二年，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元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在有元一代，汉人位封三公者，仅仅刘秉忠一人而已。

文学成就

刘秉忠不仅是元朝初年的大政治家，他学问功底深厚，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诗人和散曲家，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一生在天文、卜筮、算术、文学上著述甚丰，计有《藏春集》六卷、《藏春词》一卷、《诗集》二十二卷、《文集》十卷、《平沙玉尺》四卷、《玉尺新镜》二卷等。部分诗词：

《南吕·干荷叶》、《双调蟾宫曲》、《木兰花慢·望乾坤浩荡》

杨镰先生的《元诗史》就用了相当篇幅评价其诗，认为“他是元初北方诗坛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评价刘秉忠的文学成就，主要依据今存之《藏春集》六卷，所收为诗和词，收诗计七律二百三十九首，七绝一百五十一首。《永乐大典》残卷中尚有一部分刘秉忠诗。刘秉忠一生写作有大量文章，但后世所能够看到的，仅有《全元文》卷一一五所收三篇。评其词作，大致可依据《藏春集》卷五与《全金元词》所收刘秉忠的散曲，今知有小令《干荷叶》一组八首和《蟾宫曲》一组四首，分别载《阳春白雪》前集卷一和《阳春白雪》后集卷一，《全元散曲》收录。其中《干荷叶》第五至第八首可以断定非刘秉忠作，则实存散曲两组八首。

刘秉忠词曲在元代都称名家。人们谈元词，无例外地要举出《藏春词》，清人编《历代诗余》，选刘秉忠词五首。今人论元词，刘秉忠也居重要位置。前人论刘秉忠词，最有影响的文献有二：一为王鹏运《藏春乐府跋》，二是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之《藏春词》。王鹏运“谓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酝藉而不流于侧媚”二语，为刘秉忠词风格评论定调。后人研究，多由此二语生发。

家族成员

刘秉忠祖籍瑞州，世为辽朝官宦大族。曾祖父任金朝邢州节度使，家居邢州，所以从他祖父刘泽始为邢州人。元太祖十五年，木华黎攻取邢州，立都元帅府，任刘秉忠之父刘润为都统，后改署州录事，又历任巨鹿、内丘两县提领。

祖父：刘泽

父亲：刘润

兄弟：刘秉恕，为刘秉忠的同父异母弟弟

子嗣：刘兰璋，刘秉忠结婚较晚，无子，仅有一女，将他弟弟刘秉恕的儿子刘兰璋过继为自己的子嗣。[25]

孙子：刘虎、刘彪，均为刘兰璋之子

侄子：刘友直、刘友谅、刘友闻、刘友益，均为其弟刘秉恕之子。

侄孙：刘绍祖

后世纪念

大庆寿寺里有两座砖塔，一座七级，一座九级。那座九级的砖塔是元朝开国功臣怪僧刘秉忠师傅的墓塔，寺里还保留着刘秉忠写的赞文。刘秉忠的墓就在卢沟桥北不远的地方。姚广孝来到北平后就去拜谒了，而且先后去了两次，并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身不怨……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计业已成，勋名照简牍。”

"

吴镇（1280—1354），元代画家。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尝署梅道人。浙江嘉善人。早年在村塾教书，后从柳天骥研习“天人性命之学”，遂隐居，以卖卜为生。擅画山水、墨竹。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兼取马远、夏圭，干湿笔互用，尤擅带湿点苔。水墨苍莽，淋漓雄厚。喜作渔父图，有清旷野逸之趣。墨竹宗文同，格调简率遒劲。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精书法，工诗文。存世作品有《渔父图》、《双松平远图》、《洞庭渔隐图》等。"生平

吴镇祖名吴泽，字伯常，南宋时从汴梁移家至嘉兴，定居浙江嘉兴魏塘。吴镇年少好剑术，成年后与其兄吴瑱同受业于毗陵柳天骥学习易经，自此韬光养晦，讲天人性命之学，坚持高尚志气，不与众人和同，贯通儒、道、释三教，达生知命。长住魏塘，深居简出。为人抗简孤洁，一生清贫，高自标青，隐居不仕，与达官贵人很少往来。曾在村塾中教书，于钱塘等地卖卜。
吴镇十八九岁开始学画，年轻时游历杭州，吴兴，饱览太湖风光。开眼界，长见识，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启迪了他创作灵感。吴镇于六十八岁〔至正七年〕侨寓嘉兴春波门外春波客舍，专写墨竹。时与友人会于精严寺僧舍，心仪佛门，始自称“梅沙弥”。四年后回到魏塘，殁前自选生圹，自书碑文：“梅花和尚之塔”。墓在今梅花庵侧。

其工诗文书法，绘画题材多为渔父、古木、竹石之类，善画山水、梅花。草书学巩光，山水师法董源、巨然而又独出机杼，以雄强笔法辅以丰富墨法，自有一种苍茫沉郁、古厚纯朴之气。精写竹，师李衎，晚年则专写墨竹。墨竹宗文同，为文同后又一大家。善于用墨，淋漓雄厚，为元人之冠。兼工墨花，亦能写真。同以竹掩其画，镇以画掩其竹。其画虽势不能夺，唯以佳纸笔投之，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诗词风格简劲奇拔，感情真挚，常以比兴自吐胸臆，接近陶潜诗风，外示平淡而内实郁愤。书法能结合王羲之和怀素之长而自具面目。每作画往往题诗文于其上，或行或草，墨沈淋漓，诗、书、画相映成趣，时人号为“三绝”。其画风对明清山水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与王蒙、黄公望、倪瓒齐名，并称为元四家。

相传吴镇本与盛懋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盛画者甚众，而吴之门阒然。妻子颇笑之。曰：“二十年后不复尔。”后果如其言。

吴镇事迹收录于《画史会要》《清河书画舫》《六研斋笔记》《容台集》《仓螺集》。 墨迹今存世的有《双桧平远图》轴、《渔父图》轴、《渔父图》卷、《长松图》轴、《草书心经》卷等。其风竹刻石，陈列在嘉兴南湖烟雨楼，其八竹碑及草书《心经》碑陈列于嘉善梅花庵。又有《梅道人遗墨》2卷，系后人辑录的其诗和题跋。

吴镇非常爱梅，家室四周遍植梅树，取斋名“梅花庵”。因居处有橡林，故书斋又名“橡室”。

据《义门吴氏谱》可知：吴镇先祖为周王室吴王之后，吴镇祖父吴泽，字伯常，在宋代是一名抗金健将；父吴禾，字君家，号正心；叔父吴森，与赵孟頫为至交，家甚富，人号“大吴船”。吴镇年轻时喜交豪侠一流人物，学习武术和击剑，后与哥哥吴元璋拜毗陵柳天骥读书，研究天命人相之术。他曾在私塾教过学，去嘉兴等地卖过卜，《历代画家姓氏便览》说吴镇“村居教学自娱，参易卜卦以玩世”。青年时期的吴镇，在仕途上表现的与众不同，和元四家中其他三家也大异其趣：黄公望早年热衷于功名，结交了不少文人士大夫，失意后，才专意于画；王蒙青年时期也对仕途一再留恋过，又凭借和赵孟頫、赵雍、赵麟的特殊关系，结交了不少有地位的文人；倪瓒是吴地三个首富之一，虽自己不擅理财，但由于家中殷实的赀财和富裕的收藏，也给他创造了结交文人士大夫的诸多条件。

吴镇则禀性孤耿，终生不仕，从不与权势者往来。从其题骷髅辞《调寄·沁园春》对蝇利蜗名之徒的讽刺中可见出他的处世哲学：“……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几到头，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回拜相，两度封侯，采菊篱边，种瓜圃内，都只到邙山一土丘。”

据《沧螺集》卷三曰：“为人抗简孤洁，高自标表，号梅花道人。从其取画，虽势力不能夺，惟以佳纸笔投之案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吴镇的画多是自画自题，很少有当时文人替他题诗。元四大家其它三家多有交往，但吴镇除与王蒙有诗证明是好友外，吴与黄倪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他们建立过朋友关系，尽管当时黄、倪都一致对吴镇绘画艺术做了高度赞扬。

吴镇既不愿做官，也很少从俗卖画，生活困难时，他便经常到嘉兴、武林等地卖卜，以维持生计。董其昌《容台集》中记曰：“吴仲圭本与盛子昭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画者甚众，而仲圭之门阒然，妻子顾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后不复尔’，果如其言。”此文充分见出吴镇抱着对艺术的虔诚之心，不是随便改变画风去迎合世人的。晚年，吴镇思想向佛教靠拢，他经常去魏塘镇大胜、景德、慈云寺与僧人谈经论佛、吟诗作画，可行、松严和尚、竹叟、古泉讲师均与吴镇私交甚厚。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吴镇离开人世，遗命短碣于冢曰：“梅花和尚之塔”。明末泰昌元年，当地官绅集款为之修墓，董其昌题“梅花庵”匾额，陈继儒作《梅花庵记》来纪念他。据传，吴镇喜爱梅花，房前屋后遍种梅花，自号梅花道人、梅花和尚、梅沙弥。吴镇的家世已无可考，仅知他有一儿子佛奴，吴曾画了一本《墨竹谱》传给他；吴镇还有一个侄儿吴瓘，系吴镇叔父吴森之孙，也是元代著名的竹梅画家，吴镇也曾有竹谱传于他。

作为元代文人画家的代表，吴镇的修养是多方面的，他在诗歌、书法、篆刻、绘画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单绘画方面，他山水、梅竹、人物俱擅，但奠定他在画史上的地位，使他名列“元四大家”之一的乃是他的山水画。吴镇与黄、倪、王等许多山水画大家均提倡墨戏、士气、逸气，从而创造了极富特色的文人山水画，使元代画坛大放光彩。

渔父情结

自屈原《渔父》及《庄子》中的渔父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后，渔父成了清高孤洁、避世脱俗、啸傲江湖的智者、隐士的化身。魏晋时期，渔父多次出现于山水诗中，到唐宋时期渔父形成被固定下来，成了诗人、作家钟爱的对象。这个阶段，绘画中渔父形象也开始出现，张志和、荆浩、许道宁都绘有渔父图。渔父形象大量出现并形成一种风气是在元代。由于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统治全中国的朝代，蒙古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和民族歧视政策，使大量文人都采取了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渔父清高、避世、逍遥的人生为许多隐退文人所仿效，渔父形象成了文人、画家寄托情感的载体。诗、词、曲中渔父形象普遍流行，绘画领域，渔父更成为创作的风气，赵孟頫、管道升、黄公望、王蒙、吴镇、盛子昭均有渔父图传世。这其中，吴镇对渔父最为情有独钟。在吴镇传世山水画中，渔父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数量，版式上有条幅、中堂、长卷，手法上有临摹、创作。理解吴镇的渔父形象，一是从图象学意义上，一是从吴镇留下的大量题画诗上。渔父形象在吴镇的渔父图中是吴镇所要表达的核心所在，但吴镇并没有对其主人公做细致刻画，而是尽情的描绘了周边环境。吴镇的图式经营大体是近处土坡，远处低矮山峦，中间大部分是辽阔的水面。这种图式，吴镇是以湿笔为之的，有一种烟雨茫茫之感，从而使远处山峦愈显遥远，中间水面愈显开阔，似乎带领观者进入一种凄静、孤寂、超尘脱俗的世界。吴镇巧妙的把渔父安排于水面一个较突出的位置，形象是模糊的，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刻的。结合吴镇多幅渔父图象，我们仍能从模糊的渔父形象中发现，他们神态的丰富、动作的多样非一般画家所能同日而语。《芦花寒雁图》里双雁起飞，渔父仰首观望，《渔父图》里渔父凝视水面，等鱼上钩，《洞庭渔隐图》渔父动作矫健，撑篙回船，童子拨舟返棹，渔父抱膝回顾，整幅画面予人一种独与天地往来的轻松和看破红尘“身外求身，梦中索梦”的超然。

研究题画诗，也是了解吴镇画中渔父形象的一把钥匙。吴镇山水画中，多数作品写有题画诗，每首诗都是针对渔父而发的，细品每一首诗，吴镇的渔父与元代某些文学作品和某些画家的渔父在形象的表现上是不同的。黄公望、王蒙绘画作品中的渔父是伤感的、消沉的，这是与黄、王的生活经历有关的。黄、王均数度入仕，每次又都是以受排挤而走上归隐的，这样的经历，反映在渔父身上多几分伤感是自然的。而吴镇从未入仕，可能从未想过入仕，自然没有官场排挤之忧，似乎对渔父有一种天生的向往之情。吴镇的许多渔父诗中虽也略微透露出凄苦之情，但更多表现了渔父自在逍遥、甚至乐观的情怀，个别诗里还展现出一些生活情趣。“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洞庭渔隐图》、“山突兀，月婵娟，一曲渔歌山月边”、“渔童鼓觯忘西东，放歌荡漾芦花风”，写出了渔父不图名利、与世无争、放怀高歌的乐观；“孤舟小，去无涯，哪个汀洲不是家”、“酒瓶倒，岸花悬，抛却渔竿和月眠”，写出了渔父一身轻松、四海为家的逍遥；“云影连江浒，渔家并翠微。沙鸥如有约，相伴钓船归”，写出了渔父隐居中田园诗般的生活，极富生活情趣。

吴镇墓

吴镇墓现存于梅花庵内，梅花庵是纪念吴镇的附属性建筑，在墓的东侧，明万历间为守墓而建。位于魏塘镇花园弄路西侧。

吴镇在嘉善县隐居下来。吟诗作画，死前自垒坟墓，自书墓碑，后葬在小院旁边。

明泰昌元年邑令吴旭和邑绅钱士升筹集款修理墓道、添建祠堂三楹、亭三楹、僧舍五楹。华亭陈继儒作《修梅花庵记》，并有董其昌书“梅花庵”匾额。后邑人曾几次筹资重修。

明代嘉善知县谢应祥于万历三十五年重修，墓前这块石碑，是万历三十六年谢应祥题刻的篆书：“此画隐吴仲圭高士之墓”，上款“豫章谢应祥题”，下款“万历戊申岁立”。这座墓自从明朝、清朝、民国以及解放后，经过几十次的修整，完整保存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吴镇墓与梅花庵，曾多次作过修缮。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师承关系

吴镇师承方面，于董源、巨然所得最多。其实董源、巨然并不是文人画家，但由于他们生活在江南，表现江南山川，创造了平淡天真、苍茫浑厚的山水画风，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山川之气韵，这种气韵正是宋代以后文人画家所梦寐以求的。从米芾开始，董巨画风开始受到青睐，延及赵孟頫、元四家，董巨画风大受推崇，整个元代山水画坛大多以董巨为依归，力求韵外之致。吴镇对董巨是下过很深的功夫的，他自己说：“董源画《寒林重汀图》，笔法苍劲，世所罕见，因观其真迹，摹其万一。”

近现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称：“吴仲圭多学巨然，易紧密为疏落，取法少异，要以董巨起家，成名后世。”这充分证明吴镇是努力研习了董源山水画法并形成自家面目的。今藏故宫博物院的巨然作品《秋山图》，上有董其昌题，曰：“僧巨然画，元时吴仲圭所藏，后归姚公绶，姚尝临此图，予并得之。”可知吴曾收藏过巨然真迹，受其影响是自然的。清王原祁云：“元季梅道人传巨然衣钵，余见《溪山无尽》、《关山秋霁图》二图，皆为得其髓者……”比较《关山秋霁图》和《秋山图》明显可以看到两者在水法、树法、石法方面的继承关系。从吴镇传世墨迹看，吴镇主要继承了董巨平远构图和披麻皴法。吴镇创造性地发展了平远、深远的构图方法，并使之结合成为典型的阔远构图。近处土坡，远处山峦起伏，中间留出宽阔水面，这种一水二岸式的构图，恰好契合了元代文人平淡、与世无争的心境。吴镇皴法大多采用董巨披麻皴，淡墨皴擦，浓墨点苔，显得松秀而空灵。除此之外，山头多矾头、水纹的勾画均与董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除董巨外，吴镇也继承了荆浩、李成、范宽一系乃至南宋院体的山水画风。晚明陈继儒云：“……摹渔翁烟波景色，如笠泽丛画，又以荆巨笔力出之，遂成大卷。”在吴镇传世的作品中，有其临荆浩《渔父图》。据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吴镇临荆浩《渔父图》自题：“余昔喜关仝山水，清遒可爱，原其所以，出于荆浩笔法，后见荆画渔父图，有如此制作，遂仿而为一轴……”吴镇对荆浩、关仝一派山水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在元代一流大画家中，吴镇最大的特点是他不仅取法董巨、荆关的画法，而且还吸收了时人一致排斥的马、夏画风。当代著名山水画家、鉴定家谢稚柳先生说：“元朝的画派中，只有他组合了极端不同的技法，容纳了南宋的骨体。”南宋院体画在整个元代倍受打击，特别在文人画家中很少有继承院体画。但是，在吴镇早期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多幅马、夏边角之景或类似边角之景的图式。1338年的《松泉图》、1334年的《秋江渔隐图》，特别是《芦滩钓艇图》为典型的马、夏边角构图。马、夏无论山石、树木等景物的画法处理，还是构图、布局的经营均以奇险取胜，追求奇险、表现气骨成为马、夏山水的突出特点。元四家其他三家均取平淡，唯有吴镇上承马、夏，于平淡中寄奇险。《松泉图》是吴镇追求奇险的代表作，取景于山之一凹，一泉如三条丝带，倾泻而出，凹面上的空白部分，一棵古松从左边斜出，探身其上，给人一突兀之感。吴镇晚期作品中典型的马、夏画风是没有的，但马、夏的树法、石法倒是经常出现于画面。可以这样说吴镇是取马、夏之骨而去其粗犷，融董、巨之气韵而取其平和，形成了清淳、蕴藉、平实的艺术风格。

艺术特点

由于吴镇以董巨起家，其画中山、石、树、水、房屋、小桥都显得格外宁静、平和，但吴镇有时也着意打破这种气氛，使宁静中增几分动荡，那就是近景大树和山石的表现，特别是三两棵树的表现尤其明显。如果说吴画山、石、水、小桥、屋舍、群树的表现乃至整体气息是以董巨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其局部的大树则主要是以马夏的面目出现的。结构布局上立于近景，形象表现上夸张变形，树种的选择上以松柏寓人格。这种形象的树出现在平和、宁静的境界里显得格外突出。它们或直立挺拔、俯势向上；或倚斜偃蹇、欲倒还立；或技条倒挂、曲折盘桓。而且吴镇对大树的形象也是情有独钟的，几乎每幅山水画均有此类形象。这一个个形象频繁出现于其笔下，有何深刻含义？如果联系一下元代的民族岐视政策，联系一下同样比邻而居，盛氏求画者门限为穿，自家之门阒然的事实，或许透露出个中消息。在大树的塑造上，如果把吴镇放在“元四家”其他三家中做一比较，吴镇的独特个性尤能充分展现。黄公望、王蒙为了表现高士的居住环境，用平和、冷静的笔触画群山诸峰，力量均匀，气势平缓，树木郁郁葱葱，均为山的点缀，很少突出某一大树。倪瓒、吴镇在景物取舍上有极强的一致性，均喜画几棵树。倪瓒的树是纤细、弱小的，树干上长出几条树枝，枝上顶着几片叶子，立在空旷的荒野里显得孤独而又凄凉。而且倪瓒的树往往是叫不出名字的，并无具体所指；吴镇在树的种类上往往是有选择的，他最喜欢选取被赋予隐逸人格象征的古松来充实画面。在近景中吴镇很少画杂树而是喜爱强调几棵大树，个个粗壮而枝叶茂密，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通过比较，可以明白吴镇那种孤高、耿直，虽“势力不能夺”的个性是何等强烈。

吴镇纪念馆

“吴镇纪念馆”供参观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陈列室，二是梅花庵，三是墓地。坟墓的墓基用长条石砌成八角塔形，墓壁成圆状，泥土呈圆锥，保存完好。原来的墓碑是吴镇自己书写的，断裂后的残部，至今摆放在陈列室里。

绘画技法

吴镇画山水喜用湿墨，其实吴镇未尝不善用干墨，在吴镇传世几十余幅墨竹中，几乎全是用干墨画的，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之所以吴镇在山水画中多用湿墨，这与吴镇欲借山水画表达的境界有极大的关系。北宋山水画追求一种可游、可居之景，用笔用墨都服从于山水真实体感的表达；而元人则以山水为媒，追求一种有我之景，笔墨除用表现形体外，更是充作了情感流露的媒介。在元四家中吴、倪均以画水著称，倪喜用干墨，吴则喜用湿墨。倪用干墨草草点染，创造一种荒芜、澹泊之境；吴则用湿墨，渲染出一种凄清、静穆之境。细观吴镇每一幅山水画，都给人以“水墨淋漓幛犹湿”的感觉。无论是山、树、水，还是船、渔父、房屋，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均如淋浴在水中，从而更使远方景物有千里之遥，营造了一种凄清、幽旷、寂寥的艺术氛围。

吴镇画中的水墨效果是与他多种笔法、墨法的灵活运用密切相关的，湿墨决不是简单化的水量的增加。吴历云：“江山无尽、万里长江两卷，……浑然天成，五墨齐备，盖仲圭擅长，非后学者所能措手。”“五墨齐备”是吴镇用墨的高超之处，为更好地发挥墨效，吴镇在选择作画材料上很有讲究，画梅竹喜用纸，画山水则喜用绢。画山水何以选绢，因为绢有厚度，纤维富韧性，多次渲染而不皱折。吴镇非常熟悉笔、墨、绢的特点，作画中的五墨并施而不腻，反复皴擦而不胀，产生了浓而润、湿而厚、涩而不干、枯而不燥的艺术效果。吴镇清淡似水，出现了浓而透的效果。今天看吴镇作品，仍能透过作品清楚的辨别它们的组织关系。清王原祁曰：“梅道人泼墨，学者甚多，皆粗服乱头，挥洒以自鸣得意，于节节肯綮处，全无梦见。无怪乎有墨猪之诮也。”王原祁的这一评论反映了吴镇的用墨技术是非常人所能学到的。吴氏的墨法，倾倒了元以后的历代大家，沈周、文徵明、恽南田、四王、吴历、八大山人等均对吴镇墨法大加推崇。

"

于伯渊，平阳（今山西省临汾）人，孟称舜《录鬼簿》录作“平阳令”。生卒年不详。《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可知他是元代前期杂剧作家。他的杂剧至今可知者有六种，即《丁香回回鬼风月》、《白门楼斩吕布》、《狄梁公智斩武三思》、《吕太后饿刘友》、《莽和尚复夺珍珠旗》、《尉迟恭病立小秦王》。于伯渊的散曲尚留一套〔仙吕·点绛唇〕《忆美人》，反复吟咏一位美妓，浓态极妍，或可表现其“翠柳黄鹏”的风格（见《太和正音谱》），又是作者本人“翠红乡，风月无边”生活经历的真实注脚。

刘婆惜，生活于元末明初时代，江西抚州临川人。散曲家，歌舞名伎。乐人李四之妻。颇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先与抚州常推官之子三舍交好，为其夫间阻，遂私奔。事觉，被杖决。刘负愧，将之广海居，道经赣州，谒全子仁，时宾朋满座，全子仁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宾朋续之，众未有对者。刘乃应声续全（见下曲），全大称赏，遂纳为侧室。后全死于兵，刘婆惜克守妇道，善终于家。"生平

刘婆惜，生活于元末明初时代，江西抚州临川人。散曲家，歌舞名伎。乐人李四之妻。颇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先与抚州常推官之子三舍交好，为其夫间阻，遂私奔。事觉，被杖决。

刘负愧，将之广海居，道经赣州，谒全子仁，时宾朋满座，全子仁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宾朋续之，众未有对者。刘乃应声续全，全大称赏，遂纳为侧室。

后全死于兵，刘婆惜克守妇道，善终于家。

"

徐田臣(1330—1398)，字仲由，号巢松病叟，淳安安徐村人。约明太祖洪武十年前后在世。明洪武十四年(1381)秀才，以文章著名于时。

[公元一二七四年至一三三二年]字溉之，滕州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卒于文宗至顺三年，年五十九岁。泂骨骼清异，神情开朗，秀眉疏髯，目莹如电，颜如冰玉，唇如渥丹。

[元]（约公元一三二〇年前后在世）名不详，字西瑛，吴城（今江苏苏州）人，回族，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仁宗延祐末前后在世，工散曲。居号“懒云窝”。其躯干魁伟，人称“和西瑛”。善吹筚篥，能散曲。所作“殿前欢”，贯云石、乔吉、卫立中、吴西逸等皆有和曲。现仅存小令四首。《太和正音谱》列其名与150词林英杰之中。

王德信：（1234–1294）字实甫，大都人。小令1套，套数2套。

字士凯。生卒年、籍贯均不详。曾任江浙行省掾史，较长时间在杭州生活。自幼孑立不俗，与人寡合，后与钟嗣成相友善，曾为钟所作《录鬼簿》写序。

孟昉，字天纬，一作天晔。本西域人，回族，寓居北京。延祐（一三一四–一三二〇）间为胄监生。明敏英妙，质美而行懿，由乡举得举，从事臬司宪部掾枢府，进中书西曹，典国子监簿。元明间回族词人，曾在元为官。有多部作品传世。元曲三百首中收有他的一首天净沙。《滋溪文稿》卷三十张光弼赞许道：“孟子论文自老成，早于国语亦留情。”（《寄孟昉郎中》诗）可见其文雄称当时，极负盛名。惜《孟待制文集》今已不传。

张碧山，名见《录鬼簿续编》。明代张禄《词林摘艳》以为元人。生平、里籍均不详。

梁寅（1303——1389），字孟敬，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下村镇）人。明初学者。元末累举不第，后征召为集庆路（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当时辖境相当今南京市及江宁、句容、溧水、溧阳、高淳等县地）儒学训导，晚年结庐石门山，四方士多从学，称其为“梁五经”，著有《石门词》。《明史》有传。元末兵起，明太祖朱元璋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时，他被征任，时年已六十有余。在礼局中，讨论精审，诸儒皆为推服。书成后，将就官，他以老病辞，归里。

真氏，元代女艺人，名真真。建宁（今属福建省人），约元前期人。宋代理学名儒真德秀的后代。

王挺秀，字号未详， 山东益都(今山东益都县)人，淘金千户，事迹无考。 约元世祖中 统前后在世。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在“前辈 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第二十人。贾 仲明为其所补挽词云：“淘金千户甚风流， 宝马金鞍 称俊游，益都人物王挺秀，将《坑儒焚典 》修， 《草庵歌》和尚石头。驰花阵，夺锦筹百世芳留。 ”所 作杂剧四种， 惜均失传。《 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月印寒潭”。

张子坚，生平不详，曾任盐运判官，元代散曲作家。现仅存小令一首。

张子友（一二四二——一三 O 二） ，名九思，字子友，一作子有，燕之宛平（今属北京市）人，是著名文士和元朝重臣。至元初入备宿卫，后以工部尚书 兼东宫都总管府事。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任詹事院丞，进资德大夫、中书右丞， 领修《世祖实录》。大德二年（一二九八）拜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一三O二）卒，年六十。明· 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金仁杰[公元？年至一三二九年]，字志甫，杭州人。生年不详，卒于元文宗天历二年。小试钱糓，给由江浙，与钟嗣成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历元年冬，授建康崇甯务官。二年正月到任，三月，其二子即护柩归。仁杰工作曲，太和正音谱主为“如西山爽风。”所作杂剧凡七种，为西湖梦、追韩信、蔡琰还汉、东窗事犯、（非孔文卿作）韩太师、鼎锅谏、抱子设朝，《录鬼簿》今全佚。

杨梓(1260～1327) 元代戏曲家。海盐澉浦(今渐江海盐)人。

卫立中，名德辰，字立中。元朝人，生卒年不详。约一二九零～一三五零年前后在世。孙楷弟《元曲家考略》认为卫立中就是卫德辰。先世渤海（郡名，治所今河北沧州市）人，七世祖始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市），四世祖又徙至华亭（旧县名，治所今上海松江县），是为华亭人。素以才干称，善书。隐居未仕，曾与阿里西瑛、贯云石交游，年辈亦相若。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列其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邾仲谊，名经，号观梦道士，又号西清居士。明·徐一夔《如丰稿》卷入《送邾仲谊就养序》曾记邾自称“居士世家吴陵”，吴陵又名海陵，属扬州路泰州。故亦有称其为维扬人者。

赵天锡，孙楷第考其中禹珪，又名祐，字天锡。

生卒年、生平不详。姓吕，侍中可能是其官名。元代散曲作家。

杨舜臣，元朝人，生平未详。一作汤舜卿。

孙梁，清代人，字吟笙，号苦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间作小印。嗜金石学，间作小印，有汉人遗意。

魏初，字太初，号青崖。元代宏州顺圣（今张家口阳原东城）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世祖至元初（约公元一二六四年）前后在世，年六十一岁。好读书，尤长于春秋；为文简，而有法。少辟中书省掾吏，亲老告归，隐居教授。中统起，为国史院编修寻擢监察御史，疏陈时政，多见赏纳。官至南台御史中丞。初著有《青崖集》五卷，《四库总目》非独以文章贵，又足补史阙。《元史》有传。"生平

魏初是金末翰林修撰魏璠的从孙，魏璠曾被元世祖征聘到和林问策，向元世祖推荐名士60多人。逝世后，谥号靖肃。

魏初爱好诵读诗书，尤其擅长于朗诵《春秋》，朗诵起来激情饱满，铿锵有声。元世祖中统元年，朝廷刚刚建立中书省，就征聘他为椽史，兼执掌文书记录。不久，因祖母年迈而辞去官职，隐居乡下教授诗书。

当时，朝廷下诏，令左丞许衡、学士窦默以及京师的各位儒士各自陈述历史所记载的前代帝王的嘉言善政，挑选进宫侍读之士。主管部门举荐魏初前来应诏，元世祖敬重魏璠的声名，把他和古代忠直之臣相提并论，询问得知魏初是魏璠的后人，感叹勉励很久，于是任命魏初为国史院编修官，不久又官拜监察御史。他上任后马上上书朝廷：所谓法，乃国家管理天下的有力工具，而御史台正是维护国家法制威严的部门。如今国法还没有制定，各部门办事没有法律可依据，当务之急，朝廷应该马上组织人员参酌修订，然后颁行天下。

元世祖曾经在上都行宫宴请群臣，席间下令：如果有谁不能满饮大杯的，就把自己的帽子衣服脱了。魏初上疏说道：“臣听说君主就好像天，臣下就好像地。尊卑之礼仪，不可不严肃对待。现在朝廷内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来规范典制礼仪，记录朝廷言行；朝廷外有高丽、安南的使者入朝进贡，来观摩我中原大国的礼仪。昨天臣听说陛下赐宴给大臣时威仪不太严谨，这实在不是尊朝廷、正上下的应当之举。”条陈上奏之后，元世祖欣然采纳，并宣谕身边近臣，从此以后不要再有类似举动。

当时，襄樊地区还没有攻下来，军队招募百姓为兵，有人奏请从大兴开始招募。魏初进言说道：“京师乃天下之本基所在，关键要使它殷富昌盛。现在刚刚建国不久，怎么可以轻易骚乱扰动呢？”于是朝廷下令免除招募大兴之兵。魏初又进言道：“依据旧例，平常的参官各州刺史，刚上任三日，就要举荐一人来代替自己。况且监察风纪的官职与一般官员不一样，臣奏请从今往后，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年，必须举荐一人代替自己。对所举不当之人进行惩罚，这样，不仅可以砥砺风节，也可以为国家选取优秀人才。”他举荐劝农副使刘宣代替自己，自己则出任陕西四川按察司事、陕西河东按察副使，后入朝担任治书侍御史。此后，魏初又以侍御史的身份在扬州管理御史台的事务，后被擢升为江西按察使，不久又官拜侍御史。后到建康，被任命为中丞，逝世于任上，终年61岁。

"

高栻，燕山人。与张可久同时。生平不详。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以为其人字则诚，即作《琵琶记》者，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已辨其非。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滕斌，一作滕宾，字玉霄。黄冈(今属湖北省)人。主要活动于元武宗至大至英宗至治年间(一三○八-- 一三二三)。 至大年间任翰休学士，出为江西儒学提举，后弃家入天台为道士。

伯颜，一名师圣，字宗道，哈剌鲁氏，隶军籍蒙古万户府，世居开州濮阳县。是元代学者。伯颜生三岁，常以指画地，或三或六，若为卦者。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十八年，河南贼蔓延河北，伯颜言于省臣，将结其乡民为什伍以自保，而贼兵大至，伯颜乃渡漳北行，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至磁，与贼遇，贼知伯颜名士，生劫之以见贼将，诱以富贵，伯颜骂不屈，引颈受刃，与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有司上其事，赠奉议大夫、佥太常礼仪院事，谥文节。伯颜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述，皆毁于兵。

鲜于枢（1246-1302），元代著名书法家。字伯机，晚年营室名“困学之斋”， 自号困学山民，又号寄直老人。祖籍金代德兴府（今张家口涿鹿县），生于汴梁（今河南开封）。汉族，大都（今北京）人，一说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大德六年（1302）任太常典薄。元世祖至元年间以才选为浙东宣慰司经历，后改浙东省都事，晚年任太常典簿。好诗歌与古董，文名显于当时，书法成就最著。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新元史》有传。"楷书作品

道德经

此卷书法节录老子《道德经》卷，从“天长地久”写起，末书“老子道德经卷上”，共211行，因缺下半部分，所以未署款。每段接纸有“三教弟子”印。卷后有翁方纲跋，吴荣光题名，颜世清跋五段，又有“松下清斋”题签。此帖曾经翁方纲、陆恭、叶恭绰等人鉴藏，有数方印记。

潘遵祁钞录《须静斋云烟过眼录》著录。

石鼓文

在唐代，曾有二个大诗人写过《石鼓歌》，一是韦应物，一是韩愈。鲜于枢所写的《石鼓歌》是韩愈所作的七言诗。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

鲜于枢行书《石鼓歌》传世有二件，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于大德五年辛丑，年45岁，伯机即逝于此年，盖绝笔也。书于经折纸上，裱为横卷。其二即此卷，虽无款，而笔法圆劲雍容，挥洒自如，望而知其为鲜于枢最成熟期之精品，且纸墨完洁，又胜大都会本一筹。

生平

据《鲜于府君墓志铭》记载，鲜于枢的高祖曾经做过官，祖父“读书通大义，不为科举业”。蒙古军队攻下德兴府后，携家南逃，走到居庸关被“盗”所杀，祖母带全家到处奔波， 金哀宗天兴元年，又北上定居范阳。鲜于枢的父亲从事办理运粮的差事。常年往返于中都、大都、汴梁以及扬州、杭州之间。鲜于枢少年时不断随父迁居。

鲜于枢有北方人的慷慨、豪气，身材魁梧，胡须浓重，朋友们称其为“髯公”。同时期的诗人柳贯说他“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其饮酒诸诗，尤旷达可喜；遇其得意往往为人诵之”。自负随意的性格，一开始就导致他与周围环境及上层当权者的种种冲突。元世祖至元二年以后，鲜于枢先后辗转于汴梁、扬州、杭州、金华等地，担任一些中下级官职，很不顺利。常与上司争是非于公庭之间，一语不合，则拂袖而去，为百姓爱戴，称“我鲜于公”。曾三次去官或遭贬。37岁后定居杭州，于西湖虎林筑困学斋。元成宗大德六年被授予太常寺典簿，未及到任，逝于钱塘，年仅57岁。其墓位于今杭州西溪路原苗圃内
辟谣“赵孟頫迫害鲜于枢”

鲜于枢生于蒙古定宗元年，卒于元大德六年，享年五十七岁；赵孟頫生于宋理宗宝佑二年，卒于元至治二年享年六十九岁。他们相识于至元十五年左右，之间往来二十四年之久。虽彼此都在宦途上南北奔波，但一有机会总要聚会，谈文说艺，乐此不疲。特别是在赵孟頫休病吴兴和在浙江儒学提举任上的时候，往来应该更加密切。本文试对鲜于枢、赵孟頫的行踪略作勾勒，以明他们之间的交往经过。

鲜于枢和赵孟頫是一对惺惺相惜的艺术知己。用赵孟頫的原话来说“契合无间言，一见同宿昔”、“书记往来间，彼此各有得”。他们不但“奇文既同赏，疑义或共析”，而且“绝妙晋唐帖”、“最后得玉钩”也一起“握手传玩余，欢喜见颜色。”在赵孟頫尚未到京师之前，鲜于枢已经向田衍等友朋大力宣扬赵孟頫，说他：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在赵孟頫尚沉迷于宋高宗书法时，鲜于枢又一语惊醒梦中人:令其从右军入手。自此赵孟頫得书法大进，气韵格调，游刃于晋人之间，为他成为元代书坛的书坛巨擘奠定了基础。鲜于枢、赵孟頫均擅古琴。鲜于枢觅得许旌阳手植桐，斫了“震雷”、“震余”两架古琴，并把“震余”送了赵孟頫。

元朝初年，以杭嘉湖为中心活跃着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经常举行类似“雅集”的活动。一起论文说艺、赏书观画、聆听古琴为乐事。“雅集”的地方往往是富有收藏者的家中，鲜于枢的困学斋似乎是“雅集”的中心之一。参加的人既有宋朝的遗民，如周密等；又有元朝的官吏，如乔篑成、仇锷等；既有书画名家，如赵孟頫、鲜于枢等，也有收藏家张谦等。

主要成就

鲜于枢的传世书法作品约有四十件，多为行草书，且以墨迹为主。他的书法由唐人书法入手，再上溯东晋二王。他功力扎实，善悬腕作字，喜用狼毫，强调骨力。他的大字楷书雄逸健拔，圆润遒劲，气势磅礴而不失规矩。行书结体谨严，真力饱满，潇洒自然。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

明代王世桢尝云 『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

由于一生官位都不高，常赋闲家中，鲜于枢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他除具书法专长外，更是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许多诗词。他还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琴，而且精通文物鉴定。正因为有广泛的艺术修养，且将之融合到书法中，鲜于枢方成为书法大家。鲜于枢早岁学书法，未能如古人，偶于野外看见二人挽车泥淖中，顿有所悟。他写字时多用中锋回腕，笔墨淋淳酣畅，气势雄伟跌宕，酒酣作字奇态横生。鲜于枢兼长楷书、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著有《困学斋集》。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二杰”，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

书法作品

《石鼓歌》是唐代诗人韩愈的作品，鲜于枢所书该诗是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名的珍稀墨宝。据介绍，“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字文字，唐初出土，名声不著，韩愈作《石鼓歌》以彰显，推为国宝。

鲜于枢《石鼓歌》是元代书坛巨擘，对后世草书影响至深。其草书的《石鼓歌》用笔中锋直下，稍敛毫芒，圆劲丰润，浑雄朴茂而凝重，淋漓酣畅中蕴含着森严规矩。据了解，此卷不仅是墨宝巨珍，更是书家法帖。据介绍，鲜于枢写《石鼓歌》传世有两本，一部作于元大德五年，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其二为本卷，是鲜氏书艺成熟期的完美之作，其纸墨完洁，较“大都会本”的绝笔之作，更胜一筹。

"

孙周卿[元]（约公元一三二〇年前后在世）名不详，古邠（今陕西旬邑县东北）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仁宗延祐末前后在世。生平不详。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谓“邠”乃“汴”之误，则云其河南开封市人。曾客游湘南、巴丘。有女蕙兰，工诗，嫁诗人傅若金，早卒。

范居中，元代戏曲作家，字子正，号冰壶，生卒年不详，杭州人。其父玉壶，以名儒而假卜术为业，居杭州三元楼前。居中精神秀异，学问渊博。尝出大言矜肆，以为笔不停思，文不阁笔，人之其有才，不敢难也。其妹亦有文名，大德间被召入京，居中亦北行。终于才高不见遇，而卒于家。善操琴，能书法。工乐府，擅制南北合腔，与戏曲作家施惠、黄天泽、沈珙相友善，尝合作杂剧《鹔鹴裘》，已佚。钟嗣成《录鬼簿》吊词曰：“向、歆传业振家声，羲、献临池播令名。操焦桐，只许知音听。售千金，价不轻。有谁知，父子才情？冰如玉，玉似冰，比壶天，表里流清。”朱权《太和正音谱》称其词曰：“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

阚志学 ，生卒年、生平不详。元代散曲作家。时有盍志学学士，不知是否同为一人。

王仲诚，生平、居里不详，元散曲作家。

李唐宾，字不详，号玉壶道人，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太祖洪武初前后（约公元一三六八年前后）在世。官淮南省宣使。所作杂剧有《梨花梦》、《梧桐叶》二种，今存后者。然《也是园书目》、《今乐考证》等皆著录于"无名氏"栏下，诸版本亦多未题撰人，故此剧是否唐宾作，尚有疑问。《李云英风送梧桐叶》剧写李云英、任继图夫妇离合事，反映出唐代安史之乱给一般家庭造成的痛苦，赞扬李、任爱情之坚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情节紧凑，形象鲜明，曲词清雅俊丽而有境界。在元明杂剧中，亦属中上之作。

张弘范（1238年—1280年），字仲畴，易州定兴人，元朝初期重要将领，名将张柔第九子，曾参加过襄阳之战，后跟随元帅伯颜南下攻打南宋，是忽必烈灭宋之战的主要指挥者，曾击败南宋将领文天祥与张世杰，官居江东道宣慰使，深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十日病死，时年四十三岁。元世祖赠予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予谥武烈。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加赠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元仁宗延祐五年（1319年），加赠“保大功臣”，加封淮阳王，予谥献武。"轶事典故

人们知道“张弘范”这个名字，大多归功于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段子，他使弟张弘正为前锋，俘文天祥于广州五坡岭，次年崖山击败南宋张世杰大军，在石壁上刻“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而还，后来，有个秀才，在他这七个大字前面又加了一个“宋”字，于是变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春秋笔法，褒贬之意，不言自明。这样一来，张弘范便是自取其辱。

生平

初生牛犊

张弘范的父亲张柔在元太祖八年，蒙古军南下中原，金都南迁之时，以地方豪强的身份，聚集乡邻亲族数千余家结寨自保。元太祖十三年，与蒙古军战于狼牙岭，兵败被俘，降于蒙古。元太祖二十年 ，蒙古任命他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

元太宗十年，张柔四十九岁时，张弘范出生，金朝已经亡国四年了，所以他说不上是金朝的臣民。他有八个哥哥，两个弟弟。他八哥就是后来承袭万户爵位的张弘略。郝经很长一个时期是张柔为子弟们礼聘的家庭教师，张弘范也是郝经的门下士之一。在父兄师友的熏陶下，张弘范成长为一个文武全才的年轻将领。

元宪宗蒙哥六年，张弘范正二十岁，已经成人了。他身长七尺，仪表出众。当时男子成年都有蓄须的风尚。张弘范长须拂胸，丰采翩翩，算得上一位美髯公。不仅是骑射能手，而且以善于马上舞槊知名于时。口才很好，善于应对，诗歌也写得很有特色。

整军平叛

元宪宗蒙哥六年，其兄张弘略任顺天路总管，他赴蒙古大汗的驻地述职之后，张弘范被留下代理工作，这给他提供了展示其行政管理才能的绝好机会。他决意要改革风气，严格整顿纪纲。当时蒙古军队的纪律很差，他们所过之处，百般骚扰。张弘范认为：“国家应该是有法制的，应令行禁止，不允许有违法的行为。凡不遵守法度的，都要绳之以法。”这样，许多违反军纪的蒙古兵都受了处分，不少人挨了军棍。从此以后，蒙古军队风清弊绝，耳目一新。

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改元中统。这时张弘范正是二十四岁，被任命为御用局总管。中统三年，山东军阀之一的李璮起兵叛乱，张弘范跟从亲王孛儿只斤·合必赤前往济南讨伐李璮。忽必烈命令张柔和张弘范率兵二千迅速去大都亲自检阅，并立即任命张弘范为行军总管。这个职务相当于一个纵队司令官。在平叛进军中，他不避艰险，屡立奇功，成为忽必烈很器重的一个青年将领。[3] 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处理日常工作，公平合理，信赏必罚。胸怀坦白，不怀报怨之心。士兵有疾病，一定要亲自去探视，照顾医药治疗，不幸而逝世的，一定要把柩骨送回故乡；上级有赏赐一定分给群众；有军功而未获酬赏的，一定为之代请陈说，不得请求，不止。这些看来是很平常的行为，但发自内心、持之以恒，在士兵中受到很多人的爱戴和信赖，逐渐取得了很高的威望。李璮之乱被平息之后，元廷认为李璮掌握地方的兵民之权，因而能够为乱，所以商议罢免势力较大的世侯的官职，张弘范因此被罢。

追随世祖

至元元年，张弘范的八哥张弘略调至京城充任宿卫。忽必烈在张柔诸子中特别选拔出张弘范来代替张弘略的工作，把金虎符亲自交给他，正式任命他为顺天路管民总管。佩带金虎符在当时是一种特殊荣誉，也是享有特权的标志。从此在朝廷青年贵族群中，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新星。

至元二年，他又由顺天府调任大名。未上任之前，他改穿便服微行出访，到各处调查民间疾苦。发现了收租的官吏们非法加派，群众怨声载道。于是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惩办那些不法的仓吏。由于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群众的拥护。那年又适逢大水，他没有请示就决定免除了灾区的全部租赋。管理财赋的部门认为他犯了“专擅之罪”，要给他以处分。为此，他请求赴大都直接向皇帝申诉。见忽必烈后，忽必烈问他：“你有什么要申诉的？”他说：“我以为国家把粮食存在小仓库里。不如存在大仓库里好。老百姓因为遭了水灾，交纳不上粮。如果一定要从农民口里夺取粮食，政府的小仓库当然会充实起来，但老百姓就会死绝了。等明年就会一粒粮也收不到！首先要让人民活下来，以后才会年年有收获、家家有余粮。农民有了余粮，那不都是国家的粮食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大仓库！”忽必烈点头称赞，夸奖他懂得治国的大道理，就不再追究他的专擅之罪了。

南征襄阳

至元六年，宋元正在进行襄阳的争夺战。元军围困襄阳的军队大部分是平叛后改编了的李璮旧部，以勇狠骄悍难加管束著称。元政府正发愁难以物色到一个既有能耐。又得军心的将领来统帅这支队伍。恰巧有人提到张弘范的名字，忽必烈立刻想到这正是他所要选择的人！马上就任命他担任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攻宋战役的总指挥是丞相伯颜。张弘范向伯颜建议：用重兵围困襄阳，首先应切断襄阳的粮道。伯颜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且就派张弘范负责万山粮道的把守。在一次遭遇战中，他以少胜多，竟取得了一次意外的大胜仗，伯颜对张弘范的才能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至元八年，伯颜听从了张弘范的计谋，决定把对襄阳的包围圈逐步缩小。张弘范于是在襄阳、樊城之间，建筑了一个坚强的阻隔性工事——“一字城”。“一字城”把原来是一个整体的襄樊军事防区，切割成两份。这样，包围圈进一步逼近樊城。第二年攻打樊城时，张弘范肘部中了流矢。他把伤口裹扎了一下，马上就到大本营晋见主帅，提出以水师截江道，断绝樊城的救援。同时在攻取的策略上，建议用水陆夹攻的办法，先攻破樊城，只要樊城攻下，襄阳也就无险可守了。他的这些主张，取得主帅同意后，立即组织新的进攻，他身先士卒，轮番猛扑，很快就拿下了樊城。宋方樊城守将范天顺战死，牛富率兵百余巷战，兵败后投火自尽，这是一场极艰苦的战役。樊城这个坚垒一突破，襄阳的守将吕文焕也就只好举白旗投降了。从至元四年至至元九年坚持六年的襄樊战役，胜利结束。这是宋元之间的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元军攻克襄阳后，南宋门户洞开，崩溃已成定局。张弘范以襄樊战役的功勋，带着降将吕文焕去见忽必烈，受到了“赐锦衣、白金、宝鞍”等奖励的荣誉。他的部下也都受到了奖赏。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就又命令伯颜开始征伐南宋的新攻势。伯颜分兵二路，一道进攻淮西和淮东，直指扬州；一道由他率领，命降将吕文焕为前锋，这路元军的主力就是阿里海牙，张弘范隶属阿里海牙军团之下。他们由襄阳顺汉水而下，东赂、郢西，南攻武矶堡，准备直扑临安。
进军江南

至元十二年，南宋丞相贾似道为了挽救颓势，不得不亲自出马，督师驻芜湖，又派遣宋京前往元军大本营与伯颜议和。希望象景定元年开庆密约一样，输岁币，称臣。被伯颜拒绝了。这时贾似道只得命殿帅孙虎臣率领步兵、七万驻池州丁家洲。舟师统帅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自率后军驻鲁港。伯颜命张弘范所部步骑夹岸而进，利用陆上优势，形成包围，又用战舰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孙军大溃，逃到鲁港。夏贵闻败讯后，也放弃了指挥，仓皇奔逃。在这次战役中，南宋水陆两军主力丧失殆尽，张弘范所部长驱到达建康。

元军进入建康后，丞相伯颜决定在建康休整一番。在诸将出席的劳军大会上，取出库存黄金分赐诸将。在诸将均已到齐之后，张弘范却姗姗来迟。伯颜沉下脸来面带愠色地说：“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习惯法规定：凡是军事性的集会，迟到的有罪！虽然是近侍贵戚和以材能勇敢知名的人，都不允许宽赦，你难道连这规矩也不懂，竟敢迟到！”与会的人都为张弘范的过失，捏一把冷汗。张弘范却毫不惊慌失态，很从容地说：“我认为军事集会是指战场上的集会。在战争的场合上，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今天的聚会是领受犒赏，在犒赏之前我不敢争先，在道理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丞相伯颜被他所讲的道理折服了，冷若冰霜的面孔又变得和颜悦色，连连点头称是。他辞锋敏锐，片言释疑，语言之妙，举此一例可以想见。在这个小故事的后面，可以隐约地看到他和伯颜争论的实质是蒙古习惯法和中原儒学礼教的交锋，用中原文化传统来影响蒙古贵族，正是张弘范父子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元军攻占建康后，南宋的京城临安，危在旦夕，宋廷不得不发出勤王的号召。但宋朝军民响应勤王号召的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等少数人。张弘范则从军事形势考虑，认为应当乘破竹之势，掌握战机，不可再稍缓。他和伯颜商讨后，伯颜同意他的意见，命令他用当时最快速的交通手段——蒙古驿站的快马，奔驰到忽必烈的驻地，面陈形势。忽必烈决定继续追击。张弘范返回防地后，激战就开始了。

同年七月，张弘范与张世杰、孙虎臣等所率水军的战斗，焦山之战，是场决定性的战役。当时统帅阿术集合行省诸翼万户兵船于瓜州，阿塔海、董文炳集合行枢密院万户兵船于西津渡，南宋沿江制置使赵清、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知泰州孙虎臣等陈列舟师于焦山南北。阿术派遣张弘范等以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阿术、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挥水军万户刘琛循江南岸，绕出南宋防军之后，董文炳则直抵焦山南麓，和元军刘国杰左右呼应，万户忽刺出击中路，张弘范自上流来会师于焦山之北。这场会战，南宋全线溃败于焦山。张弘范率军直追至圃山之东。这是临安陷落之前元军伐宋的最后一次大战役。由于这次战役的功劳，忽必烈赐他以“拔都”的荣誉称号，并改授他毫州万户。

至元十二年十月，张弘范班师还朝，朝廷上安排了不少庆功活动。忽必烈在内殿宴请张弘范，为他洗尘，慰劳他的凯旋，是这一系列庆祝活动的顶峰。但是由于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和水土等环境，再加上又得了疟疾，返回大都后不久就病倒了。忽必烈十分关心张弘范，特命御医前往护视，并规定每天要把张弘范的病情作专门的汇报，并让近侍传出口谕给御医说：“我有军国大事，等着同九拔都商量决，一定要尽心治疗，使他迅速恢复健康。”又命令卫士坐在张弘范的门口，对来探视的人们说：“九拔都病得很重，除非至亲和医护人员外，皇帝有诏令，停止一切对病人不必要的干扰。”

追击灭宋

至元十三年正月，宋廷派遣宗室赵尹甫、赵吉甫携传国玉玺及降表赴元军大本营乞和。降表中以伯、侄相称。伯颜看了降表后，派遣张弘范、孟祺、程鹏飞等人，带着伯颜的命令，先入临安城，责备宋大臣背约失信之罪。张弘范等终于说服了宋廷，取得宋王改称臣仆，屈辱请降的表文。三月，伯颜入临安，宋幼主赵显及全太后等均被押送至大都。皇帝、皇太后虽然投降了，但人民并不都甘心作元朝的臣民，浙东一带发生了叛乱。按蒙古人的惯例，降而复叛，又杀了使臣，又焚烧了招降书，是要屠城的。张弘范的良心不允许他执行蒙古人屠城的习惯法，只杀了几个为首的人，就了结了此案，总算保全了一城人的性命。[10-11]
至元十四年，元军凯旋，张弘范也加官进爵，被授予镇国上将军的军阶，任命为江东道宣慰使。这时张弘范四十一岁，已经是武职官员中从二品大员了。

至元十五年四月，文天祥、张世杰等拥立的小皇帝赵昰，被迫逃到广州，病死于硐州岛上。为了坚持斗争，他们又拥立广王赵昺于广东新会海中厘山。改元祥兴。元廷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元帅，前去攻击流亡朝廷。

至元十六年正月，元组织了水军，大举进攻崖山。文天祥以战俘的身份也被软禁在元军船上，途中文天祥作《过零丁洋》一诗。恰巧张弘范来要文天祥他给张世杰写一封劝降信，他就顺手写出上边这首诗，交给张弘范算是答复。张弘范读罢，除对他的遭遇同情外，心中肃然起敬。张弘范与文天祥在政治上虽然是对立的，但他对文天祥的人格则是崇敬和钦佩的。当部下劝告他：“敌国的丞相，居心叵测，不可亲近。”时，张弘范笑着说：“他是个忠义至性的男儿，决不会有其他。”

二月，张弘范统率的元朝水军抵达崖山后，曾派张世杰的外甥韩某，三次去张世杰军中劝降，张世杰严辞拒绝了诱降。张弘范做了四面包围的严密部署，发动了总攻。他目的在消灭宋军的有生力量，要一举歼灭，不使其再散逸。二月初六日晨，用炮石、火箭作掩护，插入宋舰队主力所在。元军跳上宋船后，短兵相战，发挥北军之所长，宋方溃不成军。张世杰冲出重围，准备招集旧部；找寻赵宗室后裔再图恢复。元军李恒的舰队追至大洋，没有追赶上。不幸遇大风浪，船翻之后全船的人都淹死在平章山下。

晚年逝世

至元十七年年后，张弘范的病转重了。他自己也意识到病不会好了，要求从病房回到自己的旧居室，把亲戚宾客们召集来，和他们一一告别。同年十月，他叫人把南征时忽必烈赐给他的尚方宝剑与铠甲取出来，握着儿子张珪的手，珍重地交付给他。并且说：“我当年用这剑与甲为国家的统一立过功劳，你佩带宝剑、穿戴盔甲时，不要忘记了父亲的功劳！”说完就端坐而逝了，享年四十三岁。元廷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谥武烈。

至大四年，加赠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阳王，谥献武。

主要成就

张弘范有谋略，善骑刺，从20岁起就辅助兄张弘略掌管顺天路事务。蒙古中统元年，任御用局总管。中统三年，改任行军总管。从宗王合必赤赴济南参加平定李璮之乱的战役，初显将才。至元元年，任顺天路管民总管，后移驻大名。至元六年，以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的身份参与襄樊之战，先戍鹿门堡以断宋粮道、援兵；又建策孤立襄、樊，领千余人守要地万山，严申号令，败宋援兵。至元九年，建策切断襄、樊两城联系，先破樊城，后取襄阳，各个击破，被征南都元帅阿术采纳。进攻樊城时带伤率精兵先登，协同诸将于次年初攻克该城，因功受赏。

至元十一年，领左部军从右丞相伯颜攻宋 ，循汉江而下，略郢州西，克武矶堡。继任前锋，巧渡长江，率步骑兵沿南岸东进，配合水师大败宋军于江州、丁家洲诸地。至元十二年春，跟从伯颜占领建康。继随平章阿术进师瓜洲，在扬子桥率13骑渡河破宋军阵营，诸军继后攻击，败宋将姜才部2万，孤立扬州，阻止宋军南援。七月，率水师参加焦山之战，与诸军密切配合，大败宋军，获战船700余艘，以功授亳州万户，赐号拔都。后从参政董文炳率水军为左路沿江入海，次年与中路、右路会师临安城外，迫宋廷投降。至元十五年，任蒙古军、汉军都元帅，率水、陆军2万，自扬州分道南下闽、粤，追击南宋余部。以佯动惫敌、乘虚攻击之法，先后拔三江寨、漳州等地，又遣兵于五坡岭袭击宋军，俘宋右丞相文天祥。至元十六年春，偕都元帅李恒指挥崖山之战，断宋水道，两面夹击，配以火攻，全歼宋军余部。

后世纪念

张弘范墓志早年于河北定兴县出土，初置易县清真寺内，后移入清真寺隔壁回民小学。1984年3月由易县博物馆收藏。元至元十七年四月一日立。李谦撰文书丹，李处巽篆盖。石匠秦德刊刻。墓志为汉白玉质，志盖已佚。志石长0.97、宽0.84、厚0.15米。志文首题为：“故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公墓志铭并序”。57行，满行50字，全文2440字，字体为楷书。

墓志记载了他在至元十五年俘获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情节，还详细叙述了他初率元军“破襄樊、下郢汉”直至“收福建、平岒南”等灭南宋的战争经过。这些对研究宋元战争史均有参考价值。

"

兰楚芳，也作蓝楚芳，西域人。官江西元帅。“丰神英秀，才思敏捷”。（《录鬼簿续编》）在武昌（今属湖北省）时常与刘廷信赓和乐章，人多以元、白拟之。明·朱叔《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秋风桂子”。入明皈依佛门（据谢应芳《龟巢集·方外交疏贺兰楚芳住法济寺》）。

赵莹，元朝人，生平、里籍均不详。其姓名与曲作仅见于 清人何梦华藏本《太平乐府》。

吴仁卿，名弘道，号克斋。至顺 元年(一三三○)前以府判致仕，他还担任过知县。

蒲察善长，生平事迹无考。蒲察为女真族姓，由此知其为女真人。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曹本《录鬼簿》载他是："女真人，德兴府住，即蒲察李五。"金之德兴府属西京路，即今河北怀来。德兴府当是从他的先世起流寓寄居的地方。他应属女真蒲察氏，汉姓为李。一说他是至元延祜间人，曾任湖南肃政廉访使(见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作杂剧十二种，今存《虎头牌》一种，《伯道弃子》有佚曲存于《太和正音谱》和《北词广正谱》中，仅存剧目者有《念奴教乐府》、《谏庄公》、《怕媳妇》、《水淹蓝桥》、《错立身》、《劝丈夫》、《占断风光》、《坏尽风光》、《夕阳楼》、《火烧祆庙》十种。一说《怕媳妇》和《劝丈夫》实是同一个剧。

王晔（生卒年未详），字晔，号南斋，杭州人。生性乐观幽默，热爱自然，常对月吟咏。擅长诗章乐府。曾与朱凯合作散曲《双渐小卿问答》16首，内容为双渐与苏小卿的故事，深为时人称道。他创作的杂剧有《卧龙岗》、《双卖华》、《破阴阳八卦桃花女》等，今仅存《桃花女》、《太和正音谱》，列为杰作。至顺年间（1330—1332），他还辑录自春秋到宋金艺人的作品和事迹，汇成《优戏录》一书，当时名士杨维桢为之作序，惜已失传。此外，还有散曲数首传世。

李行甫，名潜夫，字行道，一作行甫，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东北)人。生卒年不详。约元世祖至元前后在世。在《录鬼簿》里，他被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中，为元杂剧前期作家。贾仲明挽词云：“绛州高隐李公潜，养素读书门镇掩。青山绿水白云占，净红尘，无半点。纤小书楼插牙签,研架珠露《周易》点，恬淡虀盐。”从中可知他一生大概没做过什么官，乃是一个“净红尖，无半点”的绛州“高隐”。隐居于乡间，终日闭门读书，寄情于山水间，过着恬淡悠然的隐士生活。

杜遵礼[约公元一三一七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详，约元仁宗延佑中前后在世。工作曲，有醉中天二支，其一或以为白朴作。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任昱，字则明，四明（今浙江宁波市）人。与张可久、曹明善为同时代人，少时好狎游，一生不仕。所作散曲小令在歌妓中传唱广泛。其作品《闲居》有“结庐移石动云根，不受红尘”、《隐居》有“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等句，知其为足迹往来于苏、杭的一位“布衣”。

[元]（约公元一三二九年前后在世）（一作大用）字、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文宗天历中前后在世。

元文学家。字端甫，号牧庵，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原籍柳城。官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能文，与虞集并称。所作碑志甚多，大都为歌颂应酬之作。原有集，已散失，清人辑有《牧庵集》。"主要成就

姚燧的作品相当丰富，其弟子刘致曾经将姚燧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当时的胡震亨曾颇费周折地四处搜寻，但是却一无所获。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系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较元刊本篇目为少。

姚燧词有47阙，也成就不菲。〔石州慢〕和〔贺新郎〕是他词风偏于豪放的代表。此外，他也有委婉别致的作品，如〔虞美人〕《玉梳赠内子》等。

在这里着重要提的还有他的散曲。姚燧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韵》曾把他的〔普天乐〕《别友》作为“定格”之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姚燧散曲内容主要写男女风情，风格以风流蕴藉为主，反映着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可以其一组〔越调〕《凭阑人》小令为代表，语言浅白，笔致流畅，富有情趣。最为人熟悉的小令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人物轶事

姚燧先生任御史台监察御史时，有一天，御史大夫忽然问他：“ 我们皇上因为你贤能，所以提拔你为高官、充当皇上的耳目。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还没有听你说过一句兴利除害的话，只是忙着荐举人才，这为什么？”先生回答说：“我已荐举了一百多人，他们都是治国的干才，无论在中央和地方，都能对皇上治理国家大有帮助，这样，我对皇上的报效可算尽了心力，为什么非要烦细地说些兴利除害的话，才算尽到监察御史的责任呢？”御史大夫说：“真是宰相的器度啊！”叹赏了好久。

生平

姚燧字端甫，号牧庵，洛西人，祖籍营州柳城。他的祖先在辽金两代做过高官，伯父姚枢，金亡后仕蒙，后来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汉族儒臣。姚燧三岁那年父亲姚格亡故，伯父姚枢收养了他，并对幼年的他非常关切，要求也十分严格。在为姚枢撰写的碑文中，姚燧曾云：“燧三岁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暗，教督而急。”这引起了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河南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奂的关注。杨奂卒前，将其次女许醮与姚燧。这一段时期，在姚枢指导下，他主要学习了《小学》、《四书》。

十三岁，姚燧在苏门山认识了前来拜访姚枢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学家许衡。十八岁时，他在长安正式拜许衡为老师，学习理学。史称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姚燧从许衡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再加上他学习刻苦，长进很快。可以说在许衡等的影响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学者的面目出现，这对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文学家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姚燧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和许衡有很大关系，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二十四岁，姚燧“始取韩文读之”，深为其古奥硬朗、雄刚昂仰的风格所吸引，这使他对当时文坛承袭金文，宗宋尚苏而流于滑易骫骳的文风更加不满，决心通过自己的实践走出一条变革文风的路子来。

至元八年，许衡因与权臣阿合马不合，辞去中书左丞，转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开国子学，择蒙古弟子以教。他奏召十二弟子为伴读，分置各斋，为斋长。姚燧为其中一人，遂应征至大都。十二年，姚燧被任命为秦王府文学，从此走上了仕途。此后的五年中，他随元军到地方去安辑人民，兴办学校，致力于抚平元宋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这五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五年三人蜀，十病九归秦。”诗句中流露出无限怀念之情。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对无罪误人和连累关押在狱者，“皆纵释之”，“人服其明决”。后三年，转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于次年按部澧州，赈灾济民，兴利除弊，“孜孜如弗及”。仕途经历使他看到当时官僚的腐败黑暗，也使他认识到战争给社会造成的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的巨大破坏，他深深体味到当时民众所处的苦难境地。

至元二十三年夏，朝廷以翰林直学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断断续续地任过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江东廉访使和江西行省参政，都以尽职尽责著称。大德十一年冬，姚燧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转机：元廷仿汉征四皓故事起用姚燧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久于文坛，又至此高位，使当时的文人对他的修史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为文坛盟主。姚氏馆内名人出入，跟随他学习古文的也云集影从，真可谓是门庭若市，象笏满床，国内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作为荣耀。至大四年，武宗、成宗《实录》终于修成，进之后不久，姚燧得告南归。皇庆二年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岁，元廷谥之曰文。

为政之暇，和古代的传统文人一样，姚燧也喜爱游历山水。在《别丁编修序》中，他说：“自历荆宪至今，其间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陆舟马周历乎澧峡、归、鼎五州七县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驶奇峭，人才之标特秀异，实若富于心中。”在《圣元宁国路总管府兴造记》中，他又说：“燧思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亦千载之旷遇，江山之形胜，风土之微恶，民俗之浇淳，必一就观。”姚燧一生南北迁徙数次，足迹几遍中国。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长沙、武昌、龙兴、九江、彭蠡、铜陵、湖口、岳阳、金陵、杭州、旌德、江州、会稽、吴城、扬州等地，其中武昌、龙兴、吴城等地他都到过多次。秀丽多姿的山水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不但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也陶冶了他的情操和品格。在游历中，姚燧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使他的散曲小令带上了民间色彩。

姚燧出身名门，师从硕儒，这种环境再加上天性和才气，使得他恃才放旷，颇为自傲，养成了豪迈耿直的个性。他推崇唐代“名满天下，英风豪气人莫能比”的大文学家、书法家李邕，《元史》记他“然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

元代前期高丽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用财货结交朝臣，许多大臣都为之所动。至大年间，姚燧做了翰林学士承旨，名倾京师，当时的文人名宦多以求文为事，“其不得者，每为愧耻。”附庸风雅的沈阳王父子于是也向姚燧求为诗文，并赠送财宝。姚燧鄙视当时朝臣的贪婪失志，也看不起沈阳王父子唯事货赂的行径，没有答应。这最终导致朝廷降旨，他才勉强作文应付。沈阳王父子得文后十分高兴，当即赠送币帛、金玉、名画，多至五十筐。姚燧平素非常喜爱搜集古玩名画，但是这次他却立即将其分给了属官、吏胥和侍从，留下金银送给翰林院做费用，自己丝毫不取。有人不解，他说：“彼藩邦小国，唯以货利为重，吾能轻之，使知大朝不以是为意。”充分反映了一个大国朝臣的器识和风度。后世修史者称赞他“器识豪迈过人”。

为了统治需要，蒙古贵族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优礼政策。元初，佛道二教都相当盛行。当时北方的寺院道观鳞次栉比，门派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各个派系都出现了许多名声远播的大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姚燧既负一世之名，自然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但是他却往往在文中公开声明自己是儒者，撰写碑文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燧学儒者，未尝知为佛氏之言”，“燧性颛蒙，于周孔书，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书？未尝一望其涂涯，岂敢妄为曰知？然以压于储皇之命，不敢礼辞，故惟即夫赐田以言。”自觉地与佛学划清界限。不仅如此，他还借此机会批评元代佛教泛滥、寺院林立、僧徒众多的状况，如《重建南泉山大慈化寺碑》、《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等，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终于，在他七十四岁那年发生了“磨平淮碑”事件。这一年，他奉元武宗之命撰写了《崇恩福元寺碑》，文中有“祝发与前圣往矣，于佛焉依”等语。当时的一些僧人认为“祝发”是谩骂出家人，“焉”是疑问词，表示否定，他们对这非常恼火，把它诉诸太后。这件事后来经李宗师等据理力争才免于追究，但还是磨平碑文，转由他人别撰。位至光显而依旧个性耿直，刚烈不屈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不见容于朝是必然的。恐怕这也是他每每任职不久就辞职的原因之一。

做为一代文豪，与元代社会风尚相合，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风流洒脱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赋诗酬文，他都表现得颇为豪放洒脱，流露出风流疏宕的个性。受世俗放荡风气的影响，姚燧也时常出入秦楼楚馆，有过一段狎妓生活。从今存资料看，与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艺双全的名妓。《青楼集》里就载有他和阎复等人常于“能诗词，善谐笑，名重京师”的乐妓张怡云的海子家中小酌、弹饮的佚闻。而今存作品中，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词〔浪淘沙〕《赠重阳奴》和散曲〔越调〕《凭阑人》等就是代表。姚燧身居高位，在与同僚们宴饮时，自然也不乏歌妓侑酒的场面。在一些诗词中，他也写到这一点，表现了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在与歌妓的交往中，姚燧同情她们，尊重她们，理解其不幸的处境，也为她们鸣不平。他在大都任翰林学士承旨时，偶于宴席中，遇到一位秀丽娴雅的歌妓，微操南音。姚燧把她招到席前，问之再三，终于得知她是宋儒真德秀的后人，因父亲官微禄薄无法偿还公债而被卖入娼家，于是他派人请求丞相为之落籍。事后又把她以女儿的身份许配给他熟悉的一名史官。这件事在京师被人传为盛事，嘉兴县阙为此曾赋诗三百余言。《辍耕录》以“玉堂嫁妓”为名完整地记载了此事。

人物评价

姚燧以散文创作著称，这些创作大致可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二者在总体上有一致的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讲究文章气势的刚劲雄豪，如《卢威仲文集序》中对卢威仲的叙述就很有代表性：“甲辰一疏，夺权臣而褫其气，蚕织而蟹匡，范冠而蝉緌。夸者知往之不可恃，悖者知礼之不可失，其有功于名谊如此。垂绅学馆之际，是非必陈，邪正必辨。阙政无能言而言之者，必威仲也；巨憸无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号，鉴明而尘至，威仲于是不见容于表著之底矣。”这段文字写来语言古奥而简洁，气势刚劲而雄豪，确实代表了他这方面的风格。

姚燧古文创作宗法韩愈、司马迁，主张文气论。在《冯氏三世遗文序》中，他说：“夫人之言为声，声源于气。中顺之气劲，故其辞简洁而峻清；右部之气和，故其辞温厚而优柔；通议之气粹而正，故其言诞布除拜，吟情托物，诛奸彰善者，划戛陈言，一以经史为师，淡丽而不谀，奥雅而雄深，多体而不穷，视金诸作最为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姚燧这里的气和曹丕的“气”很接近，指人的禀赋，表现为作者的气质、性情和才调等个性因素，由于作者个性的不同而在文章中形成不同风格。正是由于这种文学理论的指导，才使得他在文学创作时，具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个性意识，敢于大胆袒露自己的情怀。

姚燧文章的风格适应了元初文学发展的需要，与当时文坛上占有很大势力的元好问的弟子阎、徐、李、孟等的宗宋尚苏的文风不同，相对于他们滑易骫骳的文风有一定的补偏救弊作用，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较强的时代意义，因此很受时人的喜爱。张养浩、吴善在为他文集写的序中就主要表现了对他这方面的推崇。在《桂隐文集序》中，虞集也赞叹地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深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其为言不尽同于古人，而伉健雄伟，何可及也？”对他文章气势的推崇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元史》本传对他文章的评价也主要是着眼于他的这一方面。

姚燧文章以语言的古雅深邃著称，这和他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他的这种个性使他在宗宋派流行的文化背景下，在开始文学创作时能顶着周围的压力，面对当时人“不余知”的现实，迎头而上，主张师法古人，为文崇尚高古、格古，致力于文风的改革和创新，用功甚勤，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语言风格，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他的这种创作风格在他晚年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此外，姚燧文章还有一些个性的和特殊的表现。他的不少碑志文刻画清晰、形象生动，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而序记文则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更富有文学性。
今存姚燧诗有147首，既有古诗也有律诗，尤以古诗成就为高。《清明日陪诗僧悟柳山登落星寺》写得颇有气势，可见他在古诗方面也受到韩愈的影响。《京师病中》六首则写得感情浓郁，深挚委婉，是元诗中脍炙人口的佳作。

"

谷子敬（生卒年不详） 金陵（今南京）人。明代戏曲作家。元末官至枢密院掾史。明洪武元年(1368)因是元代旧臣充军源时，伤一足，终生悒郁。其作品中有涉于明洪武二十四年事，可知其卒年当在此年之后。所作杂剧五种，今仅存吕洞宾三度城南柳一种。《元曲选》太和正间谱评为“如昆山片玉。”并评曰：“其词理温润，如镠琳琅玕，可荐为郊庙之用，诚美物也。”明李开先在《词谑》中亦说：“《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次套，谷子敬生平得意词也。”谷子敬除杂剧外，尚有二套散曲存世。《录鬼簿续编》记谷子敬作散曲曾云：“蒙下堂伤一足，终身有忧色，作《耍孩儿》乐府十四煞，以寓其意，极为工巧，惜此曲不传。”

彭寿之，元代作家，生平不详。

珠帘秀（生卒年不详），字、号、出生地及生平均不详，中国元代早期杂剧女演员。《青楼集》说她“姿容姝丽，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名公文士颇推重之。”可见她在元杂剧演员中的地位，元代后辈艺人尊称她为“朱娘娘”。珠帘秀与元曲作家有很好的交情，诸如关汉卿、胡祗遹、卢挚、冯子振、王涧秋等相互常有词曲赠答。关汉卿曾这样形容她：“富贵似侯家紫帐，风流如谢府红莲。”又有：“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珠帘秀现存小令一首、套数一套。其曲作语言流转而自然，传情执着而纯真。曾一度在扬州献艺，后来嫁与钱塘道士洪丹谷，晚年流落并终于杭州。

孔文升，字退之，谱名思退，自号山竹，元曲家。自元至元乙丑年（1265年）生于浙江平阳，宋朝德祜末随父由浙江迁居金陵。少年参加科考一举成为金陵少年郡庠，传为美谈。1292年父亡后举家迁居溧阳，逐为溧阳人。卒于元至正辛卯年（1351年）终年八十七岁。后葬于城西举福乡，西吴山之栖梧原。（如今溧城镇上阁楼村西铁山南坡）。有“宁人负我，我毋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藏书印。著有《孔文升散曲选》子孔齐，字克济、号行素，著有《至正直记》。后来其藏书被家中婢女用于剪鞋样、禙鞋帮，甚为憾事。"生平

少年郡庠

文升公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祖父贵敬是南宋宝庆二年进士为仙源县令。其父潼孙字宗善，世居浙江平阳，宋德祜末为建康路教授，因举家金陵。公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加上天资聪明，所以少小就能诗文，尤其善于攻对，加上名师的点拔。所以小少年纪参加科考一举成名，传为佳话，成了金陵少年郡庠。时人都大加赞赏，都说了不起，小小年纪文章诗句就如此了得，真是不可多得的奇才。

文升公少年时投在戴表元门下，得以戴的精心引导和指教，才智非凡，常常表现出卓越才学。如在金陵随戴表元游，表元每因出游都以方言俗语作题，令诸生破。一日命破“楼”，公不假思索就说：“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余”。表元大喜。一日又说：“宁可死，莫与秀才担担子，肚里饥，打火又无米”。而公总有绝句对之曰：“小人无知，不肯竭力以君子，君子有义，不能求食以养小人。”又如古曲题云：“看看月上葡萄架，那人应是不来也，最苦是，一双凤枕闭在绣帏下。”公对之曰：“时至人未至，君子不能无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无感心。”又如小曲题云：“妈妈只要光光镘，我苦何曾管了，雪下去送官卖酒，轮番几曾得免？怎容懒？有容教奴伴”。公破曰：“吾亲徇利而忘义，既不能以忧人之忧吾身，徇公而忘彩，人强欲，以乐人之乐”。正是有了这样的训练与培养，使公的才智得到了尽性的发挥，使公获取了广博的才知，加上公自身的勤奋努力，以致后来成为一代元曲名家。

移居溧阳

文升由于公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时期，也是一个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在公定居南京，发奋读书，以走科举从仕，想以博大的才知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上能报效君主，下能恩泽民众。同时也是完成对父师之孝。但世事多变，此时北方强盛的蒙古大军正开始大举南侵，到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代之的元朝一统了中国。蒙古政权是建立在弓箭马背之上的，重视的是武术，对公这样饱学诗书的文人是得不到重用的，公虽有济世行道的伟大抱负，但却报国无门。加上科举被废公一心想以科举从仕的道路被阻。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正在公为前程感到渺茫之际，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公的头上。其父在至元二十八年赴大都任时，突然发病，卒于临清驿站。当时公兄弟四人都尚年幼，虽然公已成人成了家，但由于一直没有出仕，所以生活无着落，原先一家人仅靠父亲的奉禄生活，而如今突然家中的顶梁柱倒了，这怎么办？这是何等的打击。一时间贫困无助，想把父亲的棂柩运回浙江老家，但却难以办到。一是经济的拮据。二是当时社会的动荡，沿途的兵阻。在万般无奈下只能迁往溧阳。因公当时已被溧阳沈氏招赘为婿，所以只得举家迁居溧阳，就外氏而居。这段历史无论是县志还是家谱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孔潼孙，字宗善，号约斋，居浙江平阳。宋德祜末为建康路教授，当时元兵渡江，道路梗阻，不得南归。至元二十八年赴大都任，卒于临清驿站。子文升扶柩归葬，但诸子皆幼，少者未离乳抱，家贫，不能复归平阳，文升遂取溧阳，就外氏而居，逐为溧阳人”。

踏进仕途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皇朝，建都大都创建者为元世祖忽必烈。前面已说到元朝政权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因而重武轻文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科考被废，走科考从仕的道路被阻，公虽文章，才华出众，但大局已定，任何个人都将无法改变。加上蒙古政权把人划为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是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为四等人。所以身为江南的汉人，生活地位的低劣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当时社会上作为儒人的生活更加困难，那时对人的等级有更十分确切的等级划分，并作为歌谣来传唱。“一官二吏三仕四商五工六农七手八猎九儒`十丐。可见在蒙古人统治下儒人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公作为家中长子，在父死后，一家人的生机就得全由公来承担，为生机所想，公不得不畏曲求全，因而投书于当时江淮行省任秘书监少监的凌时中，望他看在同乡的份上给推荐一个差事。因公要从仕早就已就了，还待今日。克齐公在他的书中写到“先君初欲仕时，讨厌冷官，江淮行省先授他上元县教谕公不就，后江淮行省又授予他常州学正公也不就，豪气英逞，必欲即能济世行道者方才就任。”而如今世事多变，万不得已，只得求人家了。投书三日，馆宾对公说：“凌公叫你把书信放在这里，你先归吧”。但在转身走的时候，嘴里却说：“哪有求人做官的道理”。公听了这话就大为不乐，逐飘然而去，且对馆宾说：“我以凌公是前辈，故相来投，并不是真要靠他，公既然不识我，我也就不谋此生了，人生岂止就这一条路”。馆宾把文升公的这番话告诉了凌公，凌公听后就叫人下去追文升公，而文升公怒气未消登舟而返。凌公更是大喜说：“吾之所以试之，也见其英气豪强，其实公文早已备下了，特地说这话，看一看他的反应。因而急派信使，发牒取补建康书吏。待文升公尚未到家，而江淮廉访信使已到建康转下溧阳，敦促公就任。此年是元甲午春也。

文人墨客

孔文升少小有名，文章诗句多有见著于纸，因而名声远扬，以文会友是经常之事，因而当时颇有名声的一些文学名家`元曲名家与公经常一起对句写作。就连当时的江浙行省尚书徐琰也与公交往颇深，且对公的才学颇为赏识，称公为“天资聪颖，笔力过人，擅江淮之俊才”。徐琰字子方号养斋又自叟，东平人，为翰林学士，少有文才，曾毕业于东平府，元世祖至元初受人推荐入朝，任职太常寺，后为陕西行省朗中，至元二十三年为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九年迁江南浙西肃政廉访使，召学士承旨，文名显于当时。另外当时的一些元曲名家也是经常与公游玩填曲，交流文章诗句。尤其是元曲大家卢絷莫不与公一起，一游一宴，或赋诗，或填曲，每必书见示之。一日与徐公出游，廉使容斋徐公琰云：“书中有女颜如玉”。戏谓退子曰：“试为我属一对，俗语尤佳。”公即应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陪伴吃酒，酒吃三分，徐公要求文升公写一曲赠送给千金奴，公应之，借酒意，才思涌动，即席挥毫写就了一曲折桂令《赠千金奴》。全文如下：“杏桃腮，杨柳纤腰，占断他风月排场，鸾凤窝巢，宜笑宜颦，倾国倾城，百媚千娇，一个可喜娘，身材儿是小，便做天来大福也难消，檀板轻敲，银烛高烧，万两黄金，一刻春宵。”容斋公大喜，当即举杯度曲，尽兴而大醉。此曲也即刻被传唱而流行，也只因这一曲使公几遭弹劾，险些被罢免官职。由于元代儒人得不到重用，公的济世行道之抱负得不到实施，目睹民众的困苦却难以得以帮助，公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间，借天然之物，以文章诗句来排迁心中的忧愁。公在溧阳也有一段以文会友的佳话。说公一次与溧阳的一些名人雅仕，游玩于溧阳的地面上，当行至戴埠白塔里时，村上有一只白公鸡大白天的伸着勃子在啼叫，公随即说出一句“白塔白鸡啼白昼”。问这些名仕，谁能与之对之？因而大家就展开想象，摇头晃脑，冥思苦想起来，狠不得立即对答出来，就是有个别虽然对出但不工丈，称不上绝对。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眼看日落西山。公说：看来今日你们是对不上来了，这时大家说：你自己能续上下联，到城我们请你吃酒，公说：“酒就免了，这下联我心中早就想好了”。于是众人就吹促公把它说出来，公说：“别急，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城吧”。说话间来到城南的黄墟村，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刚踏进村，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黄狗，向着他们过路的陌生人狂叫。这时公对身旁的几位说：你们不是要听我的下联么？那你们听好了，现在我就说出下联。于是一对绝对就此产生，从此也成就了一段流传于世的佳话。此对如下：

白塔白鸡啼白昼，黄墟黄狗叫黄昏。

美德尚存

文升由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接受了传统的文明美德，加上公自身的修养素质及高尚的道德品质。因而在公的一身中真正体现了一个儒者的美德，无论是接物待人，还是为人处事都能反映出公的崇高道德品德。他为官一身正气，清政廉洁。他胸怀大志，立志要济世行道。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他颂扬勤劳，憎恶懒惰。他遵守孝道，尊敬长辈，和睦兄弟。他言行一致，为人诚实，他乐善好施，关心民众。虽然他在外为官，但溧阳人都知孔文升是一个大慈大德之人。例如溧阳县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元大德年间，溧阳奇人史春方在当涂旅馆病逝，临死前他留下遗书，交给店铺老板说：“我虽在此地死去，但你尽管放心，三天后溧阳的孔文升到此，你把书信给他，他定会为我买棺归葬”。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后文升公来到当涂旅馆投宿，店铺老板把书信交给了文升公，公打开书信一看，信上写道“溧阳史春方，命该绝于此处，公是总所周知的大慈大德之人，望公将吾收敛归葬溧阳”。文升公被史春方料事如神所感动，同时公也是一个乐善好施之人。当即为他买棺收敛，运回溧阳归葬。他不但自己的言行博得众人的好评，同样他也经常教育子女们为人处事要讲一个信字，诚信仍是为人之本。与人相约要讲信，为人处事要讲信，一个人丢掉了信字，这人就失去了为人之道。因而公的一生以十六个字为座右铭，不但自己按这十六个字去做，教育子孙们也要按这十六个字去做，他并把这十六个字刻在自己的手丈上，作为镜子，时时对照。这十六个字就是：“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不苟富贵”。这也是公一身为人处事之德。

俭朴一生

孔文升的一生经历了动荡不定的社会时期，也经历了家庭变故的艰难困苦，虽然他对外人能康慨解囊济世救贫。但自己总是以节俭为主，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常说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只看三个字“衣”“食”“住”克齐公在他的文章中写到“先君居溧阳五十余年，未当妄用一物，资产虽中年颇丰富，亦未当过用”。别人讥他，他也只是说：“吾今举家锦衣玉食，亦无不可也，但念幼时不给，不敢忘本。且略起侈心，即损俭德，必害诸物，获罪于造物矣”。他一再教育子孙，人生从俭。人生虽至富贵，但只能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饭。所谓下等屋，并非茅屋土墙，只是不恶壁，不雕梁画栋。中等衣是指绫绢布匹即可。上等饭，并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指白菜鱼肉即可。所谓叫住寻常屋，着寻常衣，吃寻常饭，使子孙们与平常人家一样，做到无异于众人尤妙。他一直提倡人要勤劳肯苦，无论是读书还是耕种，不努力就不可能有收获。他对懒惰之人深恶之，尤其是好吃懒做的人，终身不能与之为伍。对子孙中穿衣打扮有异于众者必严诃禁止。同样能反映公生活俭朴的实例，又如克齐公在书中写道：“先人衣服惟尚由绢木棉，若毛衣纻丝绫罗不过各一`二件而已，白袖祆一着三十年，旧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纸亦谨藏之，一文也亦未当施于无用处。布衣素履，磁器木具与常人同。人家讥之太简，先人曰：“吾昔者甚贫，今日颇富，始终皆是吾也，岂可以此为变乐而有异载。尽随遇而安，无预于已，故无适而不自得也，知者鲜矣”。也只有公这样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才能贫困而不秃丧，富贵而不骄奢。正如古人所说：“人生好俭，则处乡里无贪利之害，居官无贿赂之污”。这也正是公一身的真实写照。

训诫子孙

以他一身的经历，总结出人生经验及处事之道，传于子孙后代，告诫子孙遵照执行。具体归结为这几方面：

为人处事以十六字为方针，即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的座右铭“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不苟富贵。”严守家规，诗礼相传。他提出对一个家族而言，有家法则兴，无家法废。有家规以制之，则无愚不肖之患。使贤者既守诗礼，愚者又能修教。兄弟相携和睦宗族。宗族和睦才能兴旺昌盛。

成人在勤劳。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无论读书或耕种都在于勤。古语说得好，不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都是告诫子孙后代，一个人必须从小就应树立远大的志想，立志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努力奋斗。

家出硬汉。家有万贯，不如出个硬汉。当然这里的硬汉不是指能打能拼的武术者，而是指能为家族言操心虑之人。旨在培养出能识是非，顾大局，担大统之人。若子孙有如此等人，则贫可富，贱可贵。

日进千文，不如一艺防身。习艺之人可托终身，而大艺之人莫如读书而成才。有广博的知识，则上可效君，下可泽民。即使背运也可隐学授徒。当然次之农桑也好，诗书耕读，无荣无辱，平淡一身，惟靠自己的勤劳而彼一身。

交友胜己。习他人之长，补已之短。近君子而远小人，对好逸恶劳之人终身不得为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贤者为友，于己有益。

人生从俭，美得尚俭。子孙不能因富贵而习骄惰，如生骄惰则必下流，则富贵不保，即是公卿亦难免他日败亡。教育子孙住寻常屋，着寻常衣，吃寻常饭，使无异于众人尤妙。对穿着打扮有异于众者必严诃禁止。

信守诺言，诚实做人。不讲慌话，实话实说。与人相约必有信，情况突变尚须向人说明之。与人为事必某日某时，不得差错，至于一言一笑之间也未当轻易之。

修善积德。积金留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留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俗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每有阴德，好善三世。子孙当知之，为终身之训。

历史影响

文升公虽远去几百年了，但他的英名已载入了世册，将与世长存。他的道德品质将是后代子孙永远学习的典范。他为人处事的原则将是后代子孙们行为的楷模。他的思想体系将是训诫后代子孙的指南。作为他的后人，我们只有严格遵守他的遣训，继承他的遗志，为本家族的兴旺发达，强大昌盛而发奋努力，勤恳工作，老实做人。

"

赵善庆（？-1345年后），元代文学家。一作赵孟庆，字文贤，一作文宝，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县）人。《录鬼簿》说他「善卜术，任阴阳学正」。著杂剧《教女兵》、《村学堂》八种，均佚。散曲存小令二十九首。《太和正音谱》称其曲「如蓝田美玉」。

朱庭玉（ “庭”或作“廷”） ，生平、里籍均不详。

杨显之，元代戏曲作家。大都（今北京）人，生卒生不详，约与关汉卿同时，与关汉卿为莫逆之交，常在一起讨论、推敲作品。杨善于对别人的作品提出中肯的意见，因被誉为"杨补丁"。在元初杂剧作家中，他年辈较长，有威望。散曲作家王元鼎尊他为师叔，他与艺人们来往也较密切，著名演员顺时秀称他为伯父。

[元]（约公元一三三0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及生平均无考，约元文宗至顺初前后在世。工曲，太和正音谱评为“如风烟花柳。”尝见杨玉娥唱商道的双渐小卿，因作鹧鸪天及哨遍以咏之，今存太平乐府中。

[元]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仁宗延佑末前后在世（即约1320年前后在世）。字均泽，（一作君泽）号九山，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仁宗延佑末前后在世。以杭州路吏，迁平江。德润工作曲，太和正音谱评为“如雪中乔木。”尝自刊九山乐府、诗隐二集《录鬼簿》传世。北宫词纪、太平乐府中收载他的散曲不少。

[约公元一三一七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及生平均无考，约元仁宗延佑中前后在世。工作散曲，有怨雪一套，今存。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

王伯成，元代杂剧作家。涿州（今河北涿县）人，生卒年月不详。贾仲明为《录鬼簿》补写的吊词中说他与“马致远忘年友，张仁卿莫逆交”。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考定张仁卿为画家，与王伯成同为元朝至元年间(1264年–1294年)人。王伯成作杂剧3种，今存《李太白贬夜郎》。《兴刘灭项》仅存残文。他还作有《天宝遗事》诸宫调，存曲不全。

亦作天福，除员外郎、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府判。生卒年不详。元·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于“前辈 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列。明·贾 仲明在马致远的吊词里把他与马致远、关汉卿、白朴 等人相提并论。马、关、白都是杂剧蒙元时期的作家， 故庄一拂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言庾氏于“元宪 宗元年前后在世” 。

盍志学，生平不详。元·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名下缀“学士”二字。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未载其名，而有盍西村、阚志学，不知是否与其有关。

曲家有李爱山、王爱山，此人或为其一。

狄君厚，元代杂剧作家。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作元剧《晋文公火烧介子推》。

苏彦文，约公元1302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不详。金华（今属浙江省）人，与钟嗣成同辈。元·李祁《云阳集》卷二《送苏彦文归金华序》载其："以才学掾江西行省，声誉翕然。进入中书，摧引进之职…为掾时廉洁平恕，未尝以一毫势力施于人，而又本之以诗书，缘之以词翰，崇论闳议，倾动一时。"元·钟嗣成《录鬼簿》说他"有地冷天寒越调及诸乐府，极佳。"今仅存套数一套，写雪中寒士的贫苦生活，风格灏烂泼辣。约元成宗大德中前后在世。工曲著有调及诺乐府《录鬼簿》传于世。

王子一，名号，里居及生平均无考。元末明初杂剧作家。

萧德祥，元代人。约公元一三三一年前后在世。约元文宗至顺中前后在世。号复斋。杭州人。以医为业。德祥善作曲，凡古文俱隐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杂剧有《四春园》、《小孙屠》、 《杀狗劝夫》 、《四大王歌舞丽春园》等，今仅其中一种。"轶事典故

萧氏生活在元后期南方地区，不仅创作杂剧，还开始创作南戏，天一阁本、曹本《录鬼簿》称其“凡古文俱隐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贾仲明称他“武林书会展雄才”，透露了他曾加入撰创南戏剧本的书会组织，当是较早参与南戏创作的一位较有影响的剧作家。曹本《录鬼簿》于其名下录《小孙屠》一目，《永乐大典》又存有同名戏文。所以,现代研究者对《录鬼簿》著录的他的剧目是杂剧还是戏文意见极不统一。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不载萧德祥，而以之入《宋元南戏全目》。王钢《录鬼簿三种校订·前言》认为：“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位南曲作家，所作剧目五种是戏文而非杂剧。”徐调孚《现存元人杂剧书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则均归于杂剧。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认为：尚无确实的证据，证明此五剧确是萧作南戏；《录鬼簿》所列剧目有许多与南戏同名，但一般都认为是杂剧，此处似应也不例外；钟嗣成破例的可能性较小。其戏曲作品今存杂剧《杀狗劝夫》一种，戏文《小孙屠》一种。萧氏散曲，今亦不存。

"

陈德和，[元]（约公元一三三一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文宗至顺中前后在世。工曲，作有雪中十事等散曲，存乐府群玉中。

李伯瞻[元]（约公元一三二〇年前后在世）名不详，号熙恰，里居、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仁宗 延佑末前后在世。与赵显宏、孙周卿同时。工散曲。所作省悟殿前欢七支，今犹存。被《太和正音谱》列为“词林英杰”。

商衟，字正叔，一作政叔。曹州济阴（今山东曹县）人。出身于簪缨世家。先祖本姓殷，因避宋宣帝赵弘殷讳，改姓商。父锡，因正叔兄仕金显贵，封朝大夫。与元好问有通家之好，交谊颇厚。好问有《陇山行役图》诗二首，记正叔漂泊生涯及二人友谊，中有“陇坂经行十遇春”之句，说明他往来东西，客居秦陇之地甚久。好问《曹南商氏千秋录》又说他“滑稽豪侠，有古人风”。正叔好词曲，善绘画，曾改编南宋初年艺人张五牛所作《双渐小卿诸宫调》，为青楼名妓赵真真、杨玉娥所传唱，今已不传。又曾为名妓张怡云绘"怡云图"。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朝霞散彩"。

李茂之，[约公元一三零二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成宗大德中前后在世。工曲，阳春白雪中有他的散曲。 元·钟嗣成《录鬼簿》未载其名，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中。元·刘仁本《洞庭集》卷六《李荣贵 传》谓李荣贵字茂之，元末居江陵府（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 ，中书省宣使李荣祖之弟。 至正十二年（一 三五二）红巾军破江陵，被杀。是否就是曲家李茂之，存疑待考。

张国宾，元代戏曲作家，演员。名一作张国宝，艺名喜时营（营一作"丰"）。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平不详。钟嗣成《录鬼簿》载张国宾曾任教坊勾管（据《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所属有"管勾"官，“勾管"或误）。所作杂剧今知有四种：《高祖还乡》已佚，《薛仁贵荣归故里》、《相国寺公孙合汗衫》及《罗李郎大闹相国寺》三种皆存。

费唐臣，元代戏曲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卒年字号均不详。其父费君祥，曾与关汉卿交游，撰有杂剧《才子佳人菊花会》一种。费唐臣撰有杂剧三种，其中《斩邓通》、《汉丞相韦贤□金》已佚，现存《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一种。这些文词颇为旧时曲论家所推崇，甚至叹为元人杂剧的"观止”。

武汉臣，元代戏曲作家。济南（今属山东）人，生卒年、字号不详。作杂剧12种，今存《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包待制智赚生金阁》3种。（后二剧《元曲选》作“武汉臣撰”。《录鬼簿》武汉臣名下未著录，息机子本《元人杂剧选》作"无名氏撰"）《虎牢关三战吕布》仅存残曲，余皆佚。

刘伯亨，一作刘百亭，瞽者，为书会艺人，生平、里籍均不详。

沈禧[元]（约公元一三五四年前后在世），字廷锡，吴兴人。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惠宗至正中前后在世。工词善曲，有竹窗词一卷，（今存强村丛书中）散曲八套；亦单行，名曰竹窗乐府。

康进之 元代戏曲作家。棣州（今山东惠民）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后世人评价他是“豪放激越”的“本色派”作家，元代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知其为元代前期杂剧作家。"轶事典故

康进之是在惠民“曲山艺海”中长大的，他常与社会下层艺人往来，是一位不肯同统治者合作的“贤人” ，对民众疾苦却十分同情。《李逵负荆》写酒店店主的女儿满堂娇被冒充宋江、鲁智深的恶棍抢去，同宋、鲁一起下山找人对质，真相大白后，李逵负荆请罪，宋江即命李逵清除两个恶棍，将功折罪。李逵是深受观众喜爱的戏剧人物，在康进之笔下，李逵天真烂漫，淳朴爽直，爱憎分明，见义勇为，胸怀坦荡，疾恶如仇，他还深深热爱着梁山泊的一草一木。戏中写李逵下山踏青游玩就十分生动：“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虽然此时李逵的性格还未最后定型，但已经十分可爱，明代戏曲家孟称舜评康进之为“曲语句工当行，手笔绝高绝者”。后来元剧研究者都以康进之为“词林之英杰”，而赞誉《李逵负荆》是元代水浒戏中最优秀的作品。

个人贡献

文章内容

《李逵负荆》写在梁山附近开酒店的王林的女儿满堂娇,被冒充宋江、鲁智深的恶棍宋刚、鲁智恩抢去。李逵听说后，不加分辨回山寨怒斥宋江、鲁智深二人。李逵还立下军令状，同宋、鲁一起下山找王林对质。后真相大白，李逵知错，负荆请罪，宋江即命李逵除二恶棍，将功折罪。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李逵的英雄形象。他鲁莽、轻信，却又直率而勇于认错。这一切都出自对梁山义军的忠诚，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历史背景

剧情发展虽然建立在误会的基础上，却符合李逵性格鲁莽刚直的特点。正是通过李逵维护梁山泊名声的行动，展现了梁山义军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作者还善于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如李逵下山时的赏景、背诗，寄托了他对山寨的感情；下山对质时急如星火,生怕宋江等二人不肯前去；负荆请罪时,既羞愧又装傻装呆，希望得到宽恕；惩办恶棍时又是勇猛果敢。这些描写，不仅具体表现了李逵嫉恶如仇、豪爽天真的性格，还加强了剧本的喜剧色彩。全剧曲词豪放，曲白生动。明代戏曲家孟称舜评为"“曲语句工当行，手笔绝高绝者”"。历来元剧研究者都以为它是元代水浒戏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论者也有认为本剧写李逵下山时一路赏景追逐水流桃花的较细致的刻画，负荆前一度想到自尽的描写，都是传说中的李逵性格还未最后定型的标志。此可备一说。

"

邓玉宾，[元]（约公元一二九四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世祖至元末前后在世，工散曲。《全元散曲》收他小令四首。官同知，散见太平乐府及北宫词记中。元代诸多文人词家始于仕而终于道，信道慕仙，是为时尚，邓玉宾亦然。自谓"不如将万古烟霞赴一簪，俯仰无惭"。（邓玉宾〔南昌·一枝花套〕）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幽谷芳兰"。其曲格调清丽雅致，耐人咀嚼。"生平

邓玉宾本名不详，《道藏》说他叫“邓锜”，《道德真经三解》署名为“玉宾子邓锜述”。新近出版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在《道德真经三解》条目下注为“元人邓锜撰”；同书《中国道教年表》中，1297年，列“玉宾子邓锜述《道德真经三解》”。

邓玉宾在元代至元年间做过“同知”，宁希元先生据元人张伯淳《蒙养先生文集》考知邓玉宾做的是峄山同知。所以，《录鬼簿》“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就列有“邓玉宾同知”。实际上，“玉宾子”只是他弃官修道后的“道号”。邓玉宾在青壮年时代，应该是个饱学诗书并有雄心大志的人。所以在元世祖时期，尽管已经废科举取士多年，他还是走上了从政之路，以期实现自己的济世抚民的抱负，并且做到了州“同知”这样一个中级官职。因为资料的阙如，我们无从知道邓玉宾弃官修道的确切原因。但从他现存的散曲看，他说“丫髻环条，急流中弃官修道”；又说“俺只待学圣人问礼于老聃，遇钟离度脱淮南”，可见他晚年弃官入道，是一个虔诚的全真教徒。而他的散曲基本上都是弃官之后反映了元代文人的心态。

邓玉宾的散曲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大都是道家警世之语，但词格却很高。所以，明初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其曲如“幽谷芳兰”，也是赞叹他的散曲意境的超脱与辞句的飘逸。

邓玉宾的散曲散见于元散曲的选本，今据隋树森先生《全元散曲》所辑，共存小令[正宫·叨叨令]《道情》四首、[双调·雁儿落过得胜令]三首，套曲[正宫·端正好]一支、[仙吕·村里迓古]《仕女圆社气球双关》一支、[南吕·一枝花]一支、[中吕·粉蝶儿]一支。除[仙吕·村里迓古]《仕女圆社气球双关》套曲是描绘仕女们踢气球的欢闹激烈场面，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风俗画面外，其余十首曲子则或写浮生若梦，世事如云，劝诫人看破红尘，杜绝“酒色财气”；或将官场的险恶与修道的愉悦作对照，警悟世人荡涤俗情；或描写修道人生活环境的宁静幽美与心境的怡然自得，启迪人一心向道。

邓玉宾的散曲作品则是体现着赞神仙，咏修道；也就是讲人生之苦：人生如梦，富贵无常，居官得祸；现神仙之乐：心无俗念，自在逍遥，清静长生。

"

胡祗遹（zhī yù）（1227—1295）字绍闻 ，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省）人。于世祖朝历任户部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太原路治中、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济宁路总管及山东、浙西提刑按察使等职，以精明干练著称，所至颇具声誉。胡祗遹后召拜翰林学士，未赴，改任江南浙西按察使，不久以疾辞归。卒，谥文靖。《元史》有传。祗遹学出宋儒，著述较丰，著有诗文集《紫山大全集》，今存二十六卷本。卷八有《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朱氏诗卷序》等文，为研究元曲之珍贵资料。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秋潭孤月”。

高克礼[元]（约公元一三三一年前后在世）字敬臣，（一作敬德），号秋泉，河间人。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文宗至顺中前后在世。工散曲。性淡泊。以荫官至庆元理官。为政以清净为务，不尚苛刻。克礼工古今乐府，有名于时。尝和杨维桢西湖竹枝词。所作散曲，今见雁儿落过德胜令二支。

贾仲明(1343～1422后)，元末明初杂剧作家。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作“贾仲名”。自号云水散人。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善吟咏，尤精于词曲、隐语。曾侍明成祖朱棣于燕王邸，甚得宠爱，所作传奇戏曲、乐府极多，骈丽工巧，后徙官兰陵。著有《云水遗音》等。撰《录鬼簿续编》，为八十二位戏曲作家补写了数十曲双调·凌波仙挽词，对这些戏曲作家及其创作予以梳理、评论，其中有不少曲论评语是比较中肯公允的，至今仍被人们广泛征引。"贾仲明与燕王

贾仲明的元剧研究，最有价值的是其戏剧文学论：“关目”论对元杂剧的情节叙事性和结构技巧性的审美特征的探讨，是中国古典戏剧学的重大进步，从忽视关目到重视关目，是元剧研究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在肯定语言美和声律美的同时，辩证地提出“言词俊，曲调美”的文律双美说，也是对杂剧曲辞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其戏剧功能论和发展论，一方面因探索了元剧艺术的某些规律和特点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或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许多落后的归纳或失真的评价。如功能论中他所理解的历史规律或生活真实，实质上便是那些以儒家思想和封建伦常为核心的天经地义的道理；在发展论中把元代作家风流浪子的侧影当作全身肖像去摹写，把发愤之作当作道泰歌谣去肯定，其实是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现实态度，真诚而庸俗地强加给了元代戏曲发展史。

创作思想

晚年罢笔于剧本写作之后，因对钟嗣成《录鬼簿》仅于“宫大用以下十八人”以《凌波仙》曲吊挽，遂着手增补吊曲，“自关先生至高安道八十二人,各各勉强次前曲以缀之。呜呼！未敢于前辈中驰骋，未免拾其遗而补其缺。以此言之，正所谓附骥续貂云也，愧哉！”流露出他对曲学前辈的仰慕敬佩和著述作风的虚怀唯谨，时在永乐二十年，贾氏已八十高龄。他通过撰补《凌波仙》曲,表达了对元杂剧的基本看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强调“美”的戏剧文学论。贾仲明评价元杂剧，一是重视关目美，他非常注意元剧创作在情节结构方面“布关串目”的技巧工夫，提倡要有“运节意脉精”的艺术造诣。他所总结的元剧关目美的几个要点是：“关目真”——内容符合生活真实,情节安排合情合理：“关目奇”、“关目冷”——题材新颖,结构奇巧：“关目风骚”、“关目辉光”——情节结构要有神韵飞扬、生香活色的美学风貌。二是重视语言美，他比较看重语言的文采，赞扬的是“诗词华藻语言佳”、“作词章,风韵美”。但是曲语的文采美既是对生活语言的文学加工，因此要“语言脱洒不粗疏”；又是出于自然、流自肺腑的，因此是“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既便有”。语言美是自然美与文采美的统一。三是重视声韵美,他所总结的元剧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曲调新人耳目，有“黄钟商调新声”即“曲调鲜”的艺术特色；曲调依腔合律、圆转和谐，做到“音律和谐”、“段段和协”，从而产生“曲调清滑”的韵律美；曲调浏亮清润，有“敲金句，击玉声”、“音清亮……金玉铿锵”的音乐美感。

强调“善”的戏剧功能论。贾仲明十分重视元杂剧的教化功能和社会效果，可以说是元剧研究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高台教化的曲论家。他有这样两首吊曲：论纲常有道弘仁，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明善恶劝化浊民。历像演史全忠信，将贤愚善恶分，戏台上考试人伦。他认为元剧创作和演出已具备论纲常、分贤愚、全忠信、明善恶的伦理价值，起到了“劝化浊民”和“考试人伦”的高台教化作用，推重的是戏剧功能的伦理学意义及其对时代的道德精神风貌和社会伦理规范的左右力量。贾仲明还指出，优秀的元剧能做到“用舍行藏有道理，贤愚善恶合天地”，并能通过具体的事件将一定的历史规律反映出来，从而起到教育作用，即所谓“大都来一时事,搬弄出千载因，辨是非好歹清混”在特定的戏剧情节中，揭示历史的普遍规律。这里已经涉及到情节的典型性和艺术的真实性等理论问题，从而在元剧研究中把对善的推崇置于对真的尊重之基础上，应该说是杂剧优秀之作为其理论归纳提供了厚实的土壤。

三、强调“泰”的戏剧发展论。关于元杂剧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以及繁荣兴盛的原因，贾氏是这样认识的：元贞大德秀华夷，至大皇庆锦社稷，延至治承平世，养才人编传奇，一时气候云集。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环世广。秀华治，风物美，乐章兴南北东西。在他看来，国家的昌盛兴隆、社会的平和安定，是元杂剧得以发展的历史氛围。所谓“盛时人物多才俊”，更是直言太平盛世与戏曲作家的关系。对此，他还有具体的描述：教坊总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饱食终日心无用，捻汉高，歌《大风》……朝野兴隆。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喜丰登雨顺风调。“朝野兴隆”在经济上表现为五谷丰登、斗米三钱，作家的境遇自然也是一番美好的景象。他的眼中，剧作家们或者是无忧无虑的风流浪子，如费唐臣的“歌莺韵配鸳鸯，一曲鸾箫品凤凰。醉鞭误入平康巷，在佳人锦瑟傍”和刘唐卿的“莺花队,罗绮丛，倚翠偎红”或者是闲极无聊的歌功颂德者，如赵子祥的“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和赵明道的“茶坊中嗑，勾肆里嘲，明明德，道泰歌谣”。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比较丰足的经济基础——“道泰”，固然是杂剧艺术得以发展和兴荣的必要条件；然而如此高抬社会的太平盛景和元剧作家的处境优裕，是否残留着更多的应制文臣的庸人之气而非元代现实的客观写照呢？

贡献

贾仲明的元剧研究，最有价值的是其戏剧文学论：“关目”论对元杂剧的情节叙事性和结构技巧性的审美特征的探讨，是中国古典戏剧学的重大进步，从忽视关目到重视关目，是元剧研究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在肯定语言美和声律美的同时，辩证地提出“言词俊，曲调美”的文律双美说，也是对杂剧曲辞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其戏剧功能论和发展论，一方面因探索了元剧艺术的某些规律和特点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或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许多落后的归纳或失真的评价。如功能论中他所理解的历史规律或生活真实，实质上便是那些以儒家思想和封建伦常为核心的天经地义的道理；在发展论中把元代作家风流浪子的侧影当作全身肖像去摹写，把发愤之作当作道泰歌谣去肯定，其实是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现实态度，真诚而庸俗地强加给了元代戏曲发展史。

贾仲明与罗贯中

在《录鬼簿续编》中，赫然列有《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小传。关于罗贯中，传世的资料不多。而最早、最全面、最详细、最可靠的资料，就要数《录鬼簿续编》中的这篇小传了。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贾仲明用“清新”两个字来概括罗贯中戏曲作品的风格，比较恰当，因为这符合于罗贯中留下的杂剧作品。罗贯中和贾仲明是“忘年交”。忘年交，是指不受年龄或行辈的拘限，由于两人在才能和道德品质方面相互敬慕，因而成为知心的朋友。这表明，罗贯中和贾仲明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很大。差距起码要在二十岁上下。具体用在罗贯中、贾仲明二人身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贾仲明的年龄大于罗贯中二十岁上下；另一种解释则是：罗贯中的年龄大于贾仲明二十岁上下。“遭时多故，各天一方”元末明初是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两个人结交的地点大约是在杭州。此后便分手了。天南地北，不在一个地方，没有见面的机会。“各天一方”反映了元末明初一些文人的遭遇。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爱用的词语。在《三国志演义》中，罗贯中就不止一次地使用过这个词语。“至正甲辰复会”罗贯中和贾仲明二人结交之后，曾在“至正甲辰”那一年再度相逢。至正是元代最后一个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甲辰，即至正24年。再过四年，就是明朝正式开始的第一年，即洪武元年了。

"

王爱山(约公元1317年前后在世)：家乡、籍贯、生卒年月及事迹皆不可考，约元仁宗延佑年间在世，是元朝著名的文学家，工诗擅曲。著有散曲《寿阳曲》四支，被收入《太平乐府》。其名作是《双调·水仙子》三首，被收入《中华五千年诗词文库》。

秦竹村，生平、里籍均不详。壮岁乡闾，养志闲居，二十年窗下工夫。高探月窟，平步云衢。一张琴，三尺剑，五车书。

黄公望（1269-1354），元代画家。本姓陆，名坚，汉族，江浙行省常熟县人。后过继永嘉府（今浙江温州市）平阳县（今划归苍南县）黄氏为子，居虞山（今宜山）小山，因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兼修李成法，得赵孟頫指授。所作水墨画笔力老到，简淡深厚。又于水墨之上略施淡赭，世称“浅绛山水”。晚年以草籀笔意入画，气韵雄秀苍茫，与吴镇、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擅书能诗，撰有《写山水诀》，为山水画创作经验之谈。存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等。"生平

黄公望是元代著名全真派道士、画家。字子久，号一峰道人，又号大痴道人，一说为常熟人。本姓陆，名坚，幼年父母双亡，族人将其过继给永嘉州平阳县黄氏为子，因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其山水画宗法董源、巨然，由此生发，自创一格；创浅绛山水，画风雄秀、简逸、明快，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为“元四家”之首。元至元中，浙西廉访徐瑛辟为书吏，被诬入狱，出狱后师事金月岩入全真道。曾住持万寿宫，提点开元宫。后往来松江、杭州等地，卖卜为生。晚年住于杭州筲箕泉，86岁时逝世。《道藏》收入金月岩编、黄公望传《纸舟先生全真直指》一卷、《抱一函三秘诀》一卷，阐述全真派内丹原理和功法。

一度曾以卖卜为生。后参加了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全真教，更加看破红尘。由于长期浪迹山川，开始对江河山川发生了兴趣。为了领略山川的情韵，他居常熟虞山时，经常观察虞山的朝暮变幻的奇丽景色，得之于心，运之于笔。他的一些山水画素材，就来自于这些山林胜处。他居松江时，观察山水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时终日在山中静坐，废寝忘食。在他居富春江时，身上总是带着皮囊，内置画具，每见山中胜景，必取具展纸，摹写下来。富春江北有大岭山，公望晚年曾隐居于此，他以大岭山为师，曾画有《富春大岭图》。纸本，水墨，纵33厘米，横636.9厘米，开始创稿于至正七年，时断时续，历经数年，至正十年，他83岁，为此图作题时，尚未最后竣稿。此图描绘富春江两岸初秋景色，坡陀起伏，林峦深秀，笔墨纷披，苍茫简远，是当时社会上摹本有
十余种之多。到此本之前，但已被烧成两段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一段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纵31.8厘米、横51.4厘米；后段纵33厘米、横636.9厘米。前后段画心连接处上端有吴之矩骑缝印。前段前隔水有鉴赏家吴湖帆篆书张雨题辞“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八字；后段前隔水有董其昌题跋，画幅前上方有梁诗正书乾隆御识，拖尾有沈石田、文彭、王登、周天球、邹之麟、金士松等人的题识。

画遭火殉

此图自署创作年代，起于元至正七年成于至正十年。这一不朽巨制传世至今已有六百多年。自元以降，所有画家莫不以得观此图为幸，所谓“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因而在收藏家中以重金流转，收藏者或奉为至宝，或秘而不示；此画既备受赞颂，也饱经沧桑。终于在清顺治七年遭到“火殉”之厄运，从此被一分为二，其艺术的完美性惨遭损害，实乃一大遗憾。

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是黄公望的道友无用禅师。无用考虑到此卷可能被人“巧取豪夺”，因而在画完成之前就请作者“先书无用本号”，明确归属。至明代画家沈周收藏前的一百多年中，收藏情况不明。沈周收藏的时间很短，即被人借去，而后，沈周家贫难以赎回，甚感惆怅，凭记忆背临以慰怀。明弘治元年苏州节推樊舜举以重金购得后，沈周为之题记，补叙自己收藏时已经是“一时名辈题跋，岁久脱去”的破旧情况，又从画家角度称赞其“墨法、笔法深得董、巨之妙，此卷全在巨然风韵中来”。到了隆庆四年，此卷又转入画家、鉴赏家无锡谈志伊手中，太原王登和画家周天球都在次年得观并写观后记。明代后期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于明万历二十四年购得此卷，但不久就转入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手中。吴之矩传给儿子问卿，吴问卿酷爱无比，谨守家传，特建富春轩以藏之。卷上有吴之矩、吴正至印鉴。画家邹之鳞与问卿友善，为富春轩题写匾额，得以再三批阅此图，因而作长句题识，说藏主“与之周旋数十载，置之枕籍，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喜爱之情到了朝夕不离的地步。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岁月中，问卿在逃避战乱时，惟独携带此卷，进而叹曰：“直性命殉之矣。”但问卿并未因此而丧命，倒是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竟然火焚此画为自己殉葬。万幸的是他的侄儿子文，迅速地从火中抢出已着火的《富春山居图》。可惜前段已经过火，部分焚毁。以后三百多年中两段画卷乃分别流传。

画之前段

前段过火部分，从吴之矩骑缝印处揭下一纸，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记其长四尺余，去掉完全烧焦的残片，图形无重大影响的尚有一尺六寸。吴其贞得到以后名为《剩山图》，并钤有其贞印。《剩山图》紧接后段完好的画面，是富春江起始的丘陵山峦。清康熙八年此图归广陵王廷宾所有，有王的跋文题画。1938年，被吴湖帆购得，列入《梅景书屋秘笈》，并盖有多枚吴氏鉴藏印。吴氏考证为《富春山居图》前段真迹，重新装裱成卷，小面积残缺处有修补痕迹。1949年后被浙江省博物馆征藏。

画之后段

后段连题跋长三丈余，是《富春山居图》的主体。此图再度在收藏家中转换。先归丹阳张范我，张氏酷爱收藏，常至“无钱则典田宅以为常”的地步，然终不能永保。后转入泰兴季寓庸之手，钤有“扬州季因是收藏印”等印章多枚。再后则被画家兼鉴赏家高士奇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前后以六百金购得。后又被松江王鸿绪以原价买进。高、王二氏也钤有收藏印。清雍正六年，王俨斋病故，此卷又流落于扬州，索价高达千金。时有天津盐商安岐，收藏书画，精于鉴赏，于清雍正十三年前后购进是卷，并钤有“安绍芳印”。至清乾隆十一年，被嗜爱书画的清高宗弘历收进清宫内府。弘历擅书画，精赏鉴。但因他已将伪作《子明卷》定为真品，一时难断是非，乃将《无用师卷》定为赝品，划入《石渠宝笈》次等。直至嘉庆年间，胡敬校阅石渠旧藏，这一经元、明、清三朝诸多鉴赏家审定，流传有序的杰作，才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一直藏于清宫内府。清亡后仍藏故宫。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带去台湾，至今真伪二卷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之真假

关于《富春山居图》卷的真伪问题，清乾隆年间曾有过所谓“富春疑案”。清高宗弘历于乾隆二十九年专门写了一篇六百字左右的记，叙述该案始末，并一锤定音。其大意是乾隆十年冬，“偶得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但同年夏，又从沈德潜进呈的诗文稿中，看到他的两则《富春山居图》跋，知道安岐家中还藏有一卷黄公望名为《富春山居图》的画。次年冬，安氏家道中落，将《富春山居图》等旧藏求售于大学士、清宗室傅恒，后由傅恒介绍卖给“内府”。弘历“剪烛粗观，则居然子久《富春山居图》也，五跋与德潜文吻合，偶忆董跋，与予旧题所谓山居图者同，则命内侍出旧图视之，果同。次日命梁诗正等辨其真伪，乃咸以旧为真，新为伪”。进而说“德潜、高士奇、王鸿绪辈之侈赏鉴之精，贾直之重，以为豪举者，均误也。富春、山居，本属一图，向之题山居者，遗富春二字，故虽真而人疑其非真耳”。但又不得不承认《富春山居图》“有古香清韵”，便用二千金买进，允其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弘历先入为主，也许是“金口”早开，臣下又惟皇上之好为准，所以虽然两画对照作过一番比较，仍然真伪颠倒，将《富春山居图》定为“赝鼎无疑”，而将《山居图》定为黄公望真迹，入《石渠宝笈初编》。此时，连沈德潜也只得顺着“圣论”说“山居即富春图”。《山居图》即《子明卷》，款题“子明隐君将归钱唐，需画山居景，图此赠别。大痴道人公望至元戊寅秋”。前隔水亦有董其昌跋，两跋相比，此跋缺少“忆长安”以下55字，幅末有明成化年间吴县刘珏鉴藏记，拖尾有邹之麟短句题识和孔谔跋文。弘历看到沈德潜的两则跋文后，也曾对《山居图》产生过疑虑，“姑俟他日之辨”，也考证出子明即任仁发。任仁发，字子明，上海青浦人，和黄公望是同一时期的画家，善画马，又是水利专家，因修河道有功，累官至浙东道宣慰副使，一直为官，但无隐居记载。真伪两卷摆在弘历面前，他最终还是以假为真，并于乾隆十二年题诗一首：“高王目迷何足奇，压倒德潜谈天口。我非博古侈精鉴，是是还应别否否。”讥讽沈德潜的“误鉴”。从此他对《山居图》格外珍爱，不仅常在宫中展阅，出外巡游时也随身携带。1745年至1794年的50年间，乾隆在画上题跋54次，长长短短，印迹累累，凡空隙处，几乎为之充塞，这对画面的损害无疑是很严重的。

可悲的是，乾隆一生为之倾倒的画作却并非黄公望的亲笔，“笑予赤水求元珠，不识元珠吾固有”。这是弘历自以为花了二千两银子买了伪作后写的自嘲诗句。他除了命侍臣梁诗正在《富春山居图》上写了一段他的“御识”外，没有再留下“御笔”，使这一不朽巨作得以完好保持原有的空旷江景，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而独具慧眼的沈德潜不得不违心地谓伪为真，他在《子明卷》后题诗说：“……圣人得此屡评品，探诀亭毒穷端倪。江山万里入毫楮，大造在手非关思。敕命小臣题纸尾，迫窘诘屈安能为。昔年曾跋《富春卷》，今阅此本俯仰兴赍咨。天章在上敬赓和，秋蛇春蚓敢望岣嵝山尖碑。”把自己被迫“敬赓和”的实情隐蔽地告诉后人。

弘历的“圣论”维持了近两百年，终于被近人吴湖帆推翻。吴氏经过研究、考订，于1939年在《剩山图》前隔水题上黄公望好友张雨的题辞“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八个篆书大字，并以小字真书题“画苑墨皇大痴第一神品富春山图。己卯元日书句曲题辞于上，吴湖帆秘藏”。从此又挑起了一场新的“富春公案”。经过美术界几十年的争论，最终基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无用师卷》为真，《子明卷》为伪，但也公认《子明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及历史价值。

最终确定《无用师卷》为真迹的是著名鉴定家徐邦达先生，他于1973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发表《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伪考辨》一文，认为《无用师卷》为真迹，《子明卷》系赝品。主要依据是：一是画面本身。构图“三远”俱备，大多用干笔勾皴，极少渲染，披纷苍劲，具有草篆奇籀的笔势，又画中多复笔、改笔，与自题中“逐旋填”语相吻合。二是题跋。除自跋外，他人题跋多出自名家之手，内容丰富，紧扣原画，而伪本则内容空泛、贫乏，离题太远。真本的题跋更提供了一条明晰的流传线索。三是收藏记录和印记。自元代始就有真本的评价或流传记录，明、清记述甚详，且与题跋相符。鉴藏者的印记与记述相佐证。画幅上方的吴之矩骑缝印是最有力的凭证。

创作背景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的作品，是黄公望为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72岁时为无用师所绘，用三、四年时间才画成，画面表现出秀润淡雅的风貌，气度不凡，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是黄公望的代表作。

作品风格

《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宽33厘米，长636.9厘米，是黄公望晚年的力作。它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富春山居图》，高一尺余，长约二丈。此图展现了富春江一带景色：富春江两岸峰峦坡石，似秋初景色，树木苍苍，疏密有致地生于山间江畔，村落、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散落其间。董其昌称道，“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确给人咫尺千里之感。

这样的山水画，无论布局、笔墨，还是以意使法的运用上，皆使观者不能不叹为观止。正如恽南田所说，“所作平沙秃峰为之，极苍莽之致。”董其昌还曾说，他在长安看这画时，竟觉得“心脾俱畅”。

"

鲜于必仁，字去矜，号苦斋，渔阳郡（治所在今天津蓟县）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元英宗至治（一三二一到一三二三）前后。其父太常典簿鲜于枢，“吟诗作字，奇态横生”（见《新元史·文苑·鲜于枢传》），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在世时与海盐杨梓之子国材、少中交游甚密，常“尽以作曲方法授之”。贯云石曾教杨梓及其家僮唱曲于前，受有维吾尔音乐影响的鲜于必仁又教其子国材、少中及家僮于后，所以才有因杨氏而著称于世的“海盐腔”。其散曲中的写景之作，曲文华美，意境开阔；咏怀历史人物的曲作，咏史论世，格调健朗。

睢玄明，生平、里籍均不详。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一说即睢景臣。约公元一三三0年前后在世，今见散曲咏鼓，甚佳。

钱霖约公元一三一七年前后在世，字子云，后为道士，更名抱素，号素庵，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仁宗延佑中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亦无考。善作散曲，有醉边余兴，以“语极工巧”见称。又曾类辑名公所作，名曰江湖清思集，（均录鬼簿）并传于世。博学，工文章，不为世用，遂为黄冠，更名抱素，号素庵。初营庵于松江东郭，建二斋曰“封云”、“可月”。后迁居湖州（今属浙江省）。晚居嘉兴（今属浙江省），筑室于鸳湖之上，名曰“藏六窝”，自号泰窝道人。著有词集《渔樵谱》，杨维桢序之，称有寄闲父子之风。编有散曲集《江湖清思集》，著有《醉边余兴》。

范康[约公元一二九四年前后在世]字子安，元朝杭州人。（疑郎范居中之父，号玉壶）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世祖至元末前后在世。明性理善，讲解能词章，通音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贬夜郎，乃编杜子美游曲江以配之，又作竹叶舟一剧，（均录鬼簿）今犹存。而游曲江则佚。太和正音谱评为“竹里鸣泉”。

[约公元一三一七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均无考，约元仁宗延佑中前后在世。生平亦不详。与诗人张雨友善。工曲，今见散曲乐道一套，颇有致。

陈克明，江西临川县人，元代散曲家。约生于公元一三○○年，卒于一三七五年之后。由元入明。著有《环籁小稿》、《一笑集》等。（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九畹芳兰”。

李文蔚，元代戏曲作家。生卒年、字号不详。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曾任江州路瑞昌县尹。从元好问、李治、张德辉等金遗老游于封龙山。至元十七年（1280）后，曾寄书白朴，时白已五十五岁，其年岁当相近。白朴有题为“得友人王仲常、李文蔚书”的〔夺锦标〕词，其中写“谁念江州司马沦落天涯，青衫未免沾湿”，可知李在官场曾受挫折。李文蔚著有12种杂剧，现存3种：《同乐院燕青博鱼》、《破苻坚蒋神灵应》和《张子房圯桥进履》。《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雪压苍松”。"文学成就

《燕青博鱼》写梁山第15位头领燕青因为误期限被责打,气坏双眼,下山求医，在汴梁遇燕顺施治针灸，双目复明,二人结为兄弟。时燕顺嫂与杨衙内有私情,燕青殴杨,被拘入狱,后越狱同归梁山。其间穿插燕青和燕顺之兄燕和博鱼的情节，因而得名。本剧和已佚的《燕青射雁》是现知元代水浒戏目中仅存的两出燕青戏，它具有元代水浒戏通常都有的诛恶锄奸内容，曲文也属本色当行，惟关目芜杂，是其优点。

《圯桥进履》写张良狙击秦皇未遂，亡匿下邳，得遇黄石公传授兵书故事。剧中黄石公道化气颇浓，明显地受当时神仙道化剧的影响。《蒋神灵应》写东晋时淝水之战。出场武将较多，并有点将遣兵和开打场面，是热闹的武戏。

"

胡用和，词人，祖籍天门山（在浙江奉化县境）。由元入明，其生平不详。

马谦斋，[元]（约公元一三一七年前后在世）名、字、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仁宗延佑中前后在世。与张可久同时，且相识。工散曲，太平乐府等曲选集中所收颇多。张可久有《天净沙·马谦斋园亭》,曾在大都（今北京）作过官，辞官后归隐，有人说他后来隐居杭州。现存小令十七首

姚守中（约公元1290年前后在世）字不详，洛阳人，姚燧之侄。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前后。在世官平江路吏。守中擅为曲，作剧有逢萌挂冠、扯诏立东宫、郝廉留钱等三种，（均录鬼簿）皆佚。太平乐府中有牛诉寃一套，大为耕犊诉苦，用意颇奇特。太和正音谱评其曲为“如秋月扬辉”。

刘唐卿，[约公元一二七九年前后在世]名不详，太原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世祖至元中前后在世。为皮货所提举，善乐府，曾于集贤大学士王彦博（王约）右丞席上咏，“博山铜细袅香风”曲（见阳春白雪中，但署牧庵作）唐卿作有蔡顺摘谵养母李三娘，麻地棒印二剧，（录鬼簿）均巳佚。所作杂剧今存《降桑椹蔡顺奉母》，极平凡，并不似其小令那样精彩。另有佚剧《李三娘麻地捧印》。据《寒山堂曲谱》注，著名的南戏《刘知远白兔记》为"刘唐卿改过"，待考。

孛罗御史，蒙古族，先为山北辽阳等路蒙古军万户。延？三年（一三一六）为周王和世？束（即后来的元明宗）常侍。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和世？束称帝于和宁之北，封孛罗为御史大夫，授开府仪同三司典四番宿卫。不久和世？至大都暴卒，孛罗被迫辞官。其曲作《辞官》就是他亲身经历的写照。后因锁住一案牵连被诛。事见《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

孙仲章[约公元一二七九年前后在世]（一作姓李，一作字仲辛）名不详，其籍贯，有二说：一为本贯高陵〔今属陕西省〕安家于德安〔今属江西省〕；二为大都人〔今北京〕。约元世祖至元中前后在世。好文上，善作曲。做杂剧三种，其中《卓文君白头吟》《金章宗端遗留文书》两种失传，仅存《河南府张仃勘头巾》一种传世。《白头吟》喧满呜珂巷。咏诗文胜汉唐，词林老笔轩昂。江湖量，锦绣肠，也有无常。”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为“如秋风铁笛”。陆登善所作勘头巾，元曲选亦题仲章作。

李齐贤（1288—1367），字仲思，号益斋、栎翁，谥号文忠公。韩国古代“三大诗人”之一。不但是高丽时期卓越的诗人，也是韩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词作家，还是韩国古代民歌整理者、翻译家。著作有《益斋乱稿》（10卷）、《栎翁稗说》（4卷）、《益斋长短句》等。"生平

出生于高丽忠烈王十四年戊子，相当于中国元代至元二十五年。当时高丽的首都开城。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李瑱是新进士大夫，母亲出自亦有着“三韩甲族”盛誉的月城朴氏，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李齐贤为有着“三韩甲族”声誉的庆州李氏益斋公派派祖。

李齐贤15岁及第丙科；17岁走上仕途，任录事；22岁任职艺文春秋馆；以后五年，先后历任西海道按廉使、进贤馆提学、知密直司、政堂文学、判三司事等官职。27岁之前他已经声名远播、政绩累累。1313年，高丽第26代国王忠宣王让位于太子忠肃王，自己以太尉身份留居元朝首都大都，构置万卷堂，以书史自娱，感到“京师文学之士，皆天下之选，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因召李齐贤来中国以为侍从。李齐贤1315年来中国，1341年回国，在中国生活了26年。在华期间，他遍交名士，与姚燧、阎复、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等过从甚密，以为知己。

主要成就

他在中国还历游名山大川，足迹几遍中华。1317年，他以成均馆祭酒身份奉使峨嵋山；1319年，随忠宣王到江南降香游历；忠宣王流放吐蕃，他曾去朵思麻探望慰问，先后到过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西藏、江浙等地，可以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1341年，李齐贤54岁时回国。回国后担任8岁忠穆王的老师，并编写忠烈、忠宣、忠肃三朝实录及其他史书。1348年，61岁时再次出使元朝。回国后，被恭愍王拜为右政丞。他提出许多革新建议，但屡遭拒绝，于是心灰意冷，不久便挂冠离职，专门从事著述活动。1367年去世，享年80岁，谥号文忠公。

"

吴昌龄，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人，生卒年不详，其生活前期曾在内蒙从事过军屯，后期升任婺源（今属江西省）知州。元代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即杂剧）行于世者五十六人”之中，即吴昌龄属于元代前期作家。尤其他的《西天取经》是元代最早的较成熟的取经杂剧，于后世取经剧及小说影响巨大：他的回回杂剧《老回回探狐洞》、《浪子回回赏黄花》等直接反映少数民族生活风情，题材别具一格，表明吴昌龄在开拓杂剧题材方面独具眼光，在元杂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认识价值。

一分儿，姓王，元代大都（今北京）角伎（即善歌舞的官妓），歌舞绝伦，聪慧无比。

蒲道源（1260～1336），元代散曲家，诗人，字得之，号顺斋。世居眉州青神县（今属四川省），后徙居兴元南郑（今属陕西省）。初为郡学正，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征为翰林编修，进应奉，迁国子博士，延祐七年（一三二〇）辞归。年七十被召为陕西儒学提举，不赴。著有《闲居丛稿》。他所著的《闲居丛稿》，平实显易，有承平之风。

戴善甫一作戴善夫，元代杂剧作家。生卒年不详。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江浙行省务官，与《柳毅传书》剧作者尚仲贤同里同僚。作杂剧5种,现存《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有《元曲选》等刊本；《柳耆卿诗酒江楼》存部分曲文明沈采《四节记》卷4《陶秀实邮亭记》剧情与《风光好》相同,已佚。

汤舜民，元末明初戏曲作家，号菊庄，字、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详，象山（今属浙江）人。补本县吏，非其志也。后落魄江湖间。好滑稽，与贾仲明交久而不衰。文皇帝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间恩赍常及。所作乐府、套数、小令极多，语皆工巧，江湖盛传之。所撰杂剧2种：《瑞仙亭》、《娇红记》，惜已佚。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曲格势，喻如“锦屏春风”。

沈和，字和甫。 生年不详。 《录鬼簿 》列其入 方今已死名公才人相知者”， 小传中又称“近年方 卒” ，据王钢《录鬼簿三种校订·前言》， 《录鬼簿 》 第一次修订传世当在至正二年（一三四二年）至五年 （一三四五） ，则其卒年当在元统、 至元到至正之间 （一三三四—一三四一） 。杭州人。 其生父早逝，母 再嫁黄姓。元代后期知名曲家黄天泽即其同母异父弟。后寓居江州（今江西九州）。 门岿《元曲百家纵论· 以南北调合腔的蛮于汉卿》认为其离开杭州去江西， 可能有家庭的缘故。

黑老五，又称梨园黑老五，生平、里籍均不详。

李寿卿，元代杂剧作家。太原人。生卒年不详，仅知与纪君祥、郑廷玉同时。曾任县丞。著有杂剧10种,现存《说?诸伍员吹箫》。《月明和尚度柳翠》一剧在《元曲选》等刊本中均未题作者，疑即李寿卿《月明三度临歧柳》。

王修甫 ，东平（今属山东省）人。约生于金末，卒于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一生漫游齐、梁、燕、卫之间，能诗善词，与王恽相交善。恽称其“樊川风调锦囊诗”，“望君冠盖凤凰池”。《秋涧集》卷七十四有《水调歌头》《送王修甫东还》词，卷十四有《赠王修甫》、卷十六有《挽王修甫》诗。

李爱山，约元仁宗延祐一三一四 —— 一三二O中前后在世。散曲作品《厌纷》中有：“离京邑，出凤城，山林中隐名埋姓，乱纷纷世事不欲听”之句，知作者可能曾因仕途不得意而离京都隐居山林。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刘君锡，字号不详，燕山(今北京西南)人，家甚贫。元时曾任省奏，性格方正耿介，不屈节，人有过必正色责之。约明代洪武中前后在世。时与邢允恭、友让、贾仲明等友善。善隐语,为燕南独步,人称“白眉翁”。所作杂剧有《东门宴》、《三丧不居》等，俱佚。《录鬼簿续编》于其名下著《来生债》一本，然《元曲选》存本属无名氏，今从刘著。

曹元用（1268年—1330年），字子贞。祖籍阳谷阿城（今嘉祥县纸坊镇李村），后迁居汶上。元代大臣，与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并称为“三俊”。元文宗天历二年（1330年）去世，赠正奉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东平郡公。谥"文献"。有诗文集40卷，名《超然集》。"人物生平

嗜好读书

曹元用祖籍阿城，后迁居汶上。曹元用天资聪敏，性格开朗，幼好读书，过目不忘，每夜读书，常通宵达旦。父亲怕他因此得病，阻止他，他却用衣蔽住窗子，在房内默读。

名列三俊

曹元用开始任镇江路儒学正，期满考核合格，游于京师。翰林承旨阎复，对于各地来的士子很少有称赞的，见到元用，将他所写的文章给曹元用看，曹元用立即指出其中的毛病，阎复认为曹元用是个奇才，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曹元用认为国史院的官员都才不称职，请于测试后录优任用。

御史台聘他为属官，曹元用不曾学过如何办理公务，但对一些事情却能有明确的判断，御史台的属吏们反而要向他请教。转为中书省右司的属员，与清河的元明善、济南的张养浩，并称为“三俊”。

后授任应奉翰林文字，又转任礼部主事。在当时历朝皇后死后，还是称其名，没有谥号，曹元用认为：“皇后为天下之母，岂可直接称其名，应加上美好的称号，以发扬其美德。”改任尚书省右司都事，转为员外郎。废除尚书省后，他退居任城，在那里住很久，齐、鲁间士人向他求学的甚多。

仕途经历

延祐六年，授太常礼仪院经历，建议太子硕德八剌亲自参加祭祀之事，精心于礼乐。硕德八剌亲自主持祭祀的礼节、仪仗队、车马、服装等制度，都是他裁定的。原来太庙九代皇帝的灵位分室供奉，但都在一殿之内祭祀。

元仁宗驾崩后，殿内也无室可以供奉了，便在武宗室之前接了一间供奉。元英宗上京召集礼官讨论此事。曹元用认为，应该建大殿于原殿之前，内设十五室。元英宗认为此议甚好。授曹元用为翰林待制，迁任直学士。

至治三年八月，发生铁失刺杀元英宗的事变，叛党赤斤铁木儿突然来到京师，收缴各衙门大印，召两院学士北上。元用一人未去，并声称：“此非常之变，我宁死也不能屈服。”不久，这次政变以失败告终，人们都说曹元用有先见之明。

尽心尽职

泰定二年，朝廷授曹元用为太子赞善，后转为礼部尚书，兼经筵官，又任大朝会的纠仪官，在退朝时号令循序而退，无夺门而出的事情发生。他认为太医、仪凤、教坊等官，不应列入正班，应自成一列。这些建议均被采纳。丞相拟废除科举制，曹元用反对：“国家文治正要用此制度，怎么能废！”有人提出对太庙的祭祀由四季减为冬季，曹元用说：“禴祠尝烝，是一年四季的祭祀，一个都不能少，这是经典礼仪中十分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因为吝啬钱财而废除利益呢！？”

泰定三年夏，发生日食、地震、星变，也孙铁木儿诏令廷臣商议消灾之策，曹元用提出：避免天灾的办法，是不讲空话，但务实际，也就是实行德政。具体说就是：节省一切不应开支的费用，选拔贤能者为各地守令，抚恤贫民，祭祀天地，禁止佛事，停止不必须的制作以减轻人民负担，慎重地实行赏罚以鼓励和惩罚士民。这些意见都切合实际，清除当时政治中的弊端。他还论及科举取士之法，认为应当革除冒名顶替，严格进行考核，使得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任用。这些意见朝廷都予以肯定。拜为中奉大夫、翰林侍讲学士兼经筵官，参与修纂仁宗、英宗两朝实录。又奉旨纂集甲令为《通制》，把唐朝的《贞观政要》译为蒙古语言。这些书编成后都流行于世。凡朝廷的文告和命令，都是元用起草的。文宗时他起草宽恤之诏，受到也孙铁木儿的称赞，赐金织纹锦。

天历二年，曹元用代表皇帝到曲阜孔子庙举行祭祀，回来献上孔子像及所撰的代祀记，元文宗非常高兴。正值太禧宗禋院副使是个缺职，中书省上奏让曹元用担任，元文宗不答应，说：“他是翰林院学士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把他任用在大事情上。”当曹元用去世时，皇帝哀悼很长时间，告诉侍臣说：“曹元用尽忠竭力，现在死了，应当赐赙钞五千缗。”又追封为政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东平郡公，谥号文献。

济宁市太白楼、曲阜孔庙、邹城孟庙，存其撰文碑。

"

脱脱（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元朝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至元六年（1340年）农历十月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大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至正十一年（1351年）修黄河民工起义，镇压抗元红巾军。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职流放云南，后被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假传元惠宗诏令自尽。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复官。"生平

脱脱，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元仁宗延祐元年出生在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里。

伯父元朝大臣伯颜，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中书右丞相，独秉国政达八年之久；父马札儿台，仁宗以来即居要职，伯颜罢相后即任中书右丞相。脱脱的死使得他殚精竭虑修补元王朝统治的堤坝付诸东流，也成为元王朝走向崩溃灭亡的转折点。
脱脱自幼养于伯父伯颜家中。稍长，就学于名儒吴直方。

直方，字行可，婺江浦江人，儒学素养很深，曾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名儒交游过。后出游京师，任教于周王和世琜藩邸，和世琜出走后，改任上都路学正，脱脱父马札儿台对他的智谋大加赞赏，比之为诸葛孔明。于是延入府中教其子脱脱、也先帖木儿。
吴直方是脱脱的启蒙教师，后来成为脱脱的心腹幕僚。

少年时代的脱脱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是一位显见的将才。但经吴直方的谆谆善诱，他接受了许多儒家文化，虽然不习惯于终日坐读诗书的生活，他的进步依然是很明显的。脱脱善书画，书法刚毅有力，酷似颜真卿；画竹颇得妙趣。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用儒家标准做人，他立下了“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的志向。

15岁时，脱脱为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八怯怜口怯薛官。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他渐被擢用，天历二年任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不久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授虎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伯父伯颜有翊戴之功而独揽大权，他亦随之飞黄腾达，元统二年，由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升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在挫败前右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余党塔里、塔剌海等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进为御史大夫。

伯颜是武宗海山的旧臣。致和元年泰定帝病卒后，他支持燕铁木儿发动政变，是拥戴文宗图帖睦尔夺位的第二号大功臣。燕铁木儿死，顺帝即位，伯颜独揽大权。唐其势不满，发动兵变，反被伯颜执杀。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脱脱是伯颜的亲侄儿，当然视脱脱为亲信，曾企图以脱脱为宿卫，以监视妥欢贴睦尔的起居。脱脱虽自幼养于伯颜家中，但目睹伯颜倒行逆施，势焰熏灼，深感事态严重，虑一旦事败，伯颜有杀身之祸，自己也会受牵连。于是一场以家族内部斗争为形式、关系到政权易人和政策变化的政变正在酝酿着。

开始，脱脱与生父马札儿台进行商议。脱脱对其父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虽然也感到事态严重，但不敢贸然付诸行动。脱脱乃问计于吴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脱脱曰：“事不成奈何？”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复何惜。即死亦不失为忠义耳。”脱脱顿足曰：“吾意决矣。”吴直方引经据典，为脱脱鼓气，终于使脱脱下了铲除伯颜的决心。

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关键是取得妥欢贴睦尔的支持和赞同。妥欢贴睦尔虽然年轻，但并不甘心做傀儡，脱脱测知伯颜擅权，“帝患之”；伯颜矫旨擅杀郯王彻彻秃，贬走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帝益忿之”；伯颜胡作非为，“帝积不能平”。特别是至元四年脱脱获知伯颜与太皇太后卜答失里谋立燕贴古思而废妥欢贴睦尔，把此事告诉了吴直方，直方教他“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预为之防”。因而，脱脱与妥欢贴睦尔之间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但是在宫廷复杂的环境里，在伯颜的淫威下，妥欢贴睦尔未敢轻易表态，私下派心腹世杰班、阿鲁对脱脱反复试测后才释去疑心，表示支持脱脱采取行动。

至元五年，脱脱曾两次准备下手，均因准备不足而未下手。这一年，脱脱与伯颜的矛盾实际已经暴露。十一月，河南省台掾史范孟因不满其地位低下，假传圣旨矫杀行省长官，命原河南廉访使段辅居省中权事，自命为河南都元帅。五天后事泄被杀。这件事因牵连廉访使段辅，伯颜大怒，命御史台臣上章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作为御史大夫的脱脱与吴直方商议，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故御史台臣上章被妥欢贴睦尔驳回。伯颜知出于脱脱，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再加上脱脱增兵宫门的事，使伯颜对脱脱愈益增疑。

至元六年二月，伯颜约妥欢贴睦尔去柳林打猎，妥欢贴睦尔托疾不去。伯颜遂邀太子燕贴古思同往。脱脱密告妥欢贴睦尔曰：“伯父久有异志，兹行率诸卫军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脱脱遂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士兵及宿卫士控制京师，先收京城门钥，由亲信列布城门下。当夜，妥欢贴睦尔在玉德殿诏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中夜二鼓命太子怯薛月可察儿率30 骑抵柳林太子营，连夜将燕贴古思接回京师；即起草诏书，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奉诏前往柳林。诏书称：“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右丞相。”

天明，大都城门紧闭，脱脱倨坐城门上等候。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传圣旨曰：“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惟伯颜一人而已。”伯颜要求入京向皇帝辞行，不许。所领诸军见伯颜失势，纷纷散去。伯颜无可奈何，南下而去。三月，命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安置，其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驿舍。

脱脱与伯颜的斗争虽然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利的斗争，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忽必烈推行“汉法”以来，蒙古贵族内部围绕着继续推行“汉法”还是抵制“汉法”的斗争一直很尖锐。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是元代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脱脱虽为伯颜之侄，从维护元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不满伯颜的“变乱祖宗成宪”，因而发动了一场在皇帝支持下的政变，驱逐了伯颜。有些士人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当他卒于龙兴路驿舍后，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为知枢密院事，脱脱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上台后，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日至万石，又贩运长芦、淮南盐、热衷于经商敛财。脱脱让参政佛嘉问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迫使马札儿台辞职，“养疾私第”，仍为太师。是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吴直方在帮助脱脱决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三史修撰

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开河变钞

脱脱第一次执政，推行更化政策凡三年又七个月，除因论证不足强行开大都金口河，造成沙泥壅塞、民舍被毁、丁夫死伤、劳而无功外，其他措举大体得当，朝政为之一新，汉儒们“知无不言，言无顾忌”，皇帝用功读书，注意节俭，颇有“励精图治之意”，脱脱治国有方，“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至正四年五月，脱脱因病辞相。七年六月，马札儿台被右丞相别儿怯不花弹劾，帝命徙甘肃，脱脱力请同行以照料父亲，遂居甘州就养。十一月，马札儿台病死，脱脱回京师。八年，命脱脱为太傅，负责东宫事务。

脱脱辞相后，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先后任右丞相。这段时间有5 年多，妥欢贴睦尔虽仍有励精图治之志，也曾推出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于至正九年闰七月命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

脱脱复相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下决心治理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当时摆在脱脱面前的有几大棘手的难题：

第一、河患引起的严重财政危机。

脱脱辞相后仅一个月，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曹州、大名路、东平路等所属沿河州县均遭水患。元廷对之束手无策，以致水势不断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诸地；继而“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大有掐断元王朝经济命脉之势。运河中断将危及大都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浸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盐场，将会使元廷财政收入急遽减少。本来已经空虚的国库面临着新的危机。

第二、河患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

自从河患发生以来，河泛区的饥民和流民纷纷起来反抗，有的劫夺商旅，有的打击官府，所在有司无可奈何。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起义；至正四年七月，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活动于鲁、晋、豫一带；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七年十月，全国发生起义达二百余起；八年春，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兵反元；同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平遥等县有曹七七起义；十年，江西铅山、真州、泰州均有农民起义。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脱脱去相后，以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首的一派与脱脱父子有旧怨，别儿怯不花、左丞相太平、御史大夫韩嘉纳、右丞秃满迭儿等10 人，结为兄弟，曾弹劾马札儿台，使之远徙甘州。康里人哈麻与弟雪雪，因其母为宁宗的乳母，兄弟俩充宿卫士，为妥欢贴睦尔所宠幸。脱脱为相时，哈麻官任同知枢密院事，对脱脱百般趋附。脱脱去相后，遭到别儿怯不花等攻击，哈麻在妥欢贴睦尔处竭力为之辩护。至正九年，太平、韩嘉纳支持御史斡勒海寿列哈麻罪行劾奏，妥欢贴睦尔不得已夺哈麻、雪雪官职，而太平、韩嘉纳、斡勒海寿等均被贬官。未几，脱脱复为右丞相，为报答哈麻辩护之功，对太平等人进一步打击报复，使太平谪居陕西，别儿怯不花谪居般阳，韩嘉纳以赃罪杖流奴儿干致死，秃满迭儿出为四川右丞，途中被杀。脱脱重新召用哈府，从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至于官贪吏污、纪纲废弛、赋役不均等，已是积重难返的社会现象，脱脱复相后根本顾不上去治理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财政危机和治理黄河。

解决财政危机最快的办法是变更钞法。因为从至元后期以来，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以后历代大量印钞，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变钞，并提出了以纸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反对最坚决，但遭到了压制，脱脱终于下决心实行变钞。妥欢贴睦尔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下诏曰：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爱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变钞的具体办法是：一，印造“至正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二，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使钱钞通行，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结果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变钞的最后结果是完全失败。

在实行变钞的同时，脱脱决心治理黄河。

早在至正八年二月时，元廷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命贾鲁为行都水监使，专治河患。贾鲁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提出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九年，脱脱复相后，专门召开治河讨论会，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并进一步强调“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脱脱当机立断，取其后策。并不顾工部尚书成遵等抗争，坚定地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脱脱明知“此疾难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风险，还是坚决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问题越严重。脱脱是把治河当作制止“盗贼滋蔓”的重要手段来加以认识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路民15 万人，庐州等地戍军18 翼2 万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190 天。贾鲁按照他的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镇压起义

在鲁治河之时，白莲教主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凿好独眼石人一个，预先埋于黄陵岗，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在颍州颍上发动起义，元末农民战争爆发。

颍上起义爆发后，韩山童虽遭官府捕杀牺牲，刘福通则在占领颍州成功后，迅速进据河南朱皋、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众至10 万。同年夏，彭莹玉兵起淮西。八月，邳县人李二、赵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占领徐州；麻城人、铁工邹普胜，罗田人、布贩徐寿辉起兵蕲州。十月，徐寿辉克蕲水，建立天完政权。十二月，王权、张椿等攻占邓州、南阳，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称“南琐红军”。二月，定远人郭子兴等攻占濠州。北、南、西三片地方的红中军几乎同时而起，来势之猛为元廷所料不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脱脱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当初廷臣议论治河时，有人认为中原必乱，脱脱把不同意见者压制下去后，岂料中原果然大乱。于是急忙遣兵镇压，结果事与愿违，起义烈火越扑越旺。所以在议政时，脱脱总是讳言这伤透脑筋的事。一日，妥欢贴睦尔把脱脱召去，怒责之曰：“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一时竟无言以对。

丞相的对策主要有二：一是加紧对汉人、南人的防范。凡议军事，汉人、南人官僚必须回避。一日，脱脱奏事内廷，事关兵权，回头看到中书左丞韩元善、中书参政韩镛随后而来、脱脱立刻命守门人拦阻不得入。于是上奏妥欢贴睦尔：“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有一次，中书省吏员抱文牍，题为“谋反事”，送到脱脱处，脱脱视其牍，改题为“河南汉人谋反事”。这两件事说明，在关系到蒙古贵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脱脱仍然要借助民族压迫政策来维护其统治的。二是采取血腥镇压方式。颍州起义爆发后，脱脱曾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镇压，结果大败而归；不久又派其弟也先帖木儿等率十余万军进兵河南，结果在沙河不战而溃。脱脱还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起义军，其中以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罗山的李思齐最为凶狠，对中原红巾军威胁最大。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当芝麻李等占领徐州后，尽有徐州附近州县，徐州地处黄河与运河交汇处，因此红巾军切断了通过漕运对大都的物资供应。九月，脱脱破徐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芝麻李被杀。脱脱班师回朝，妥欢贴睦尔加其为太师，于徐州为脱脱建生祠，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功绩。

徐州红巾军被镇压后，元军联合各地地主武装对北、南、西各部红巾军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使各路红巾军被迫转入低潮。

贬死

在一派至正中兴、天下太平的假相下，元朝以妥欢贴睦尔为首的统治集团进一步腐化堕落了，政治更加黑暗。

脱脱复相后，对哈麻兄弟深为感激，提升哈麻为中书右丞。但脱脱对左司郎中汝中柏十分倚重，引起哈麻不快，脱脱改哈麻为宣政院使，且位居第三，于是哈麻对脱脱怀恨在心。哈麻为取悦于皇后奇氏和皇子爱猷识理达腊，找脱脱商议授皇太子册宝礼事，脱脱加以推托。哈麻善于媚上，偷偷引进西天僧教妥欢贴睦尔运气术，哈麻的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天僧伽磷真来教“演揲儿”法，使之修成房中之术，诱导妥欢贴睦尔淫乐。秃鲁帖木儿与老的沙等十人结为“倚纳”，引进公卿贵族家的命妇和街坊良家妇女到宫中，供妥欢贴睦尔和倚纳们玩乐，君臣全然不顾羞耻，男女赤身裸体作乐。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脱脱对哈麻一伙益加痛恨。这时，脱脱利用战争停息之时，对农业生产抓得颇为有力。至正十三年三月，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建议，屯田京师地区，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自领大司农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召募农夫诸费，给钞500 万锭，以供其用。当年收成甚佳。又于江浙、淮东等处立分司农司，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1000名为农师，教民播种，所募农夫，每名给钞10 锭。

正当红巾军暂时失败之时，泰州白驹场盐贩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初起兵，攻破泰州、高邮。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六月，士诚破扬州，南北运河再次梗塞。九月，妥欢贴睦尔再命脱脱出师，南征高邮。其诏书语句颇为恳切：“朕于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轸其忧，相任其劳，理所必致汝往。”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连“西域西蕃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十一月，元军抵高邮，双方战于高邮城外，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

脱脱出师之前，命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以辅助其弟也先帖木儿代理朝政。汝中柏认定哈麻必为后患，劝脱脱除之。脱脱犹豫不决，命与也先帖木儿商议。也先帖木儿向来无能，又认为哈麻曾有功于己，不从。哈麻获悉后，将脱脱拖延皇太子册宝礼等事，挑拨奇皇后、皇太子与脱脱兄弟关系。脱脱出师后，妥欢贴睦尔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大权在握，即唆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奏劾脱脱兄弟，奏章称：“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习益著。”妥欢贴睦尔轻信谗言，又害怕脱脱成为伯颜第二，先罢也先帖木儿职，又下诏削脱脱兵权。
诏书到达军中之时，参议龚伯遂对脱脱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下抗也，君臣之义何在？”不从，遂交出兵权，由河南行省左丞相泰不花等代为总兵。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言毕，拔刀刎颈而死。妥欢贴睦尔临阵易将，高邮城下百万元军乱作一团，“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高邮战役元军不战自溃，是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各路农民起义军转被动为主动，重新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高潮。大约过了10 年后，监察御史们上书说：“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脱脱先被安置于淮安路，不久即命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诏流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流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籍没。十二月，哈麻矫旨遣使鸩死脱脱于云南贬所，时脱脱年仅四十二。二十二年，平反昭雪，诏复官爵，并给复其家产。哈剌章、三宝奴召还朝封官。

人物贡献

文学

任修三史总裁官时，他主修有《宋史》，其《艺文志》8卷，主要根据宋朝的《国史·艺文志》，删掉重复，补充未备之书，共著录宋代藏书9 818部，119 972卷。为记载宋代藏书情况及宋代著述的史志总目，但分类混乱，著录误差较多。在史志目录中“最称芜杂”。所著《宋史艺文志·序》，对宋一代国家藏书之事有总论性的论述，是研究宋代藏书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书法

江南第一家白麟是郑义门祖上名号，淮公迁到浦江后，改原香岩溪为白鳞溪，示不忘本。元朝宰相脱脱亲书“白麟溪”三大字以立碑。据《义门郑氏祭祀薄》载：“白麟溪”石碑向立于崇义桥侧，年久失修，年久而损伤。乾隆十八年，将旧碑移至白麟溪桥头，靠祠砖砌。于原处再立新碑。

冤死案

脱脱对不能报答皇上的恩惠深表遗憾，但他还是服从诏书的决定，准备去淮安了。临走前，他安抚了那些激愤不已的将士，并将自己的盔甲和战马赠送给身边的将领，让他们各率所部，听从月阔察儿、雪雪等人的命令。

有个副将叫哈剌答，听了脱脱的话，哭着说: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说完，趁人不备，拔刀自刎而死。脱脱命人将哈剌答安葬，然后起身前往淮安。

脱脱一走，包围高邮的元军大乱，张士诚趁机出击，元军大败，张士诚反败为胜，军威大振。这是脱脱被剥夺军权直接带来的严重后果。

脱脱抵达淮安不久，诏书又到了，将脱脱迁往亦集乃路重新安置。亦集乃路就是今天所说的黑城，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约35公里、纳林河东岸的荒漠中。

在哈麻等人的陷害下，元顺帝将脱脱流放以后，于当月就命哈麻提调经正监、都水监、会同馆、知经筵事，很快又兼任了大司农。同时，哈麻的几个亲信也都得到了重用。至正十五年二月，元顺帝任命御史大夫汪家奴为中书右丞相。

但是，脱脱被罢官流放，哈麻还不放心，他一定要置脱脱于死地。于是，在至正十五年三月，他又指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人上奏元顺帝，说对脱脱兄弟的处分太轻了，请求严加惩处。元顺帝不管三七二十一，又下了一道诏书，将脱脱流放到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将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流放到四川碉门，脱脱的长子哈剌章流放于肃州，次子三宝奴流放于兰州，所有家产全部没收。

脱脱从内蒙古到云南，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可见哈麻等人的用心是多么歹毒！

不过，当年脱脱随父亲到流放地，已经经受过了严峻的考验，所以他服从朝廷的命令，前往云南。

脱脱走到大理腾冲的时候，当地知府高惠久闻脱脱大名，亲自接待了脱脱。高惠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的打算的。脱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别看落难到此，说不定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重掌大权，到那时，自己岂不立下一功！

晚上，高惠特地为脱脱找来几个漂亮女子，准备伺候脱脱过夜。他还有一个目的，如果朝廷一定要置脱脱于死地，自己就可以在脱脱身上找到新的罪证，为朝廷立功很显然，高惠的这种做法更加阴险。但脱脱是个正人君子，他严肃地对高惠说：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严词拒绝了高惠的好意.

高惠的做法遭到脱脱的拒绝，他心里非常痛恨。好啊，你现在是朝廷的犯人，还如此猖狂，你以为你还是当朝丞相吗？九月，高惠派人将脱脱押送到腾冲以西的一个地方，并命令铁甲军将脱脱的住所包围起来，严加看管。

这年十二月，哈麻听到脱脱安全到达云南的消息，心里更加着急。他想再请求元顺帝下诏将脱脱处死，又担心元顺帝不会答应，就干脆矫旨，赐脱脱喝下毒酒。就这样，脱脱终于死在奸臣哈麻之手，时年42岁。

脱脱死亡的消息传到京城，中书省派出一个官员到达脱脱的死地，对脱脱进行了安葬。

至正二十二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人上书，要求为脱脱平反昭雪。元顺帝下诏，恢复脱脱的所有官爵，还其家产，并将脱脱的儿子哈剌章、三宝奴召回朝廷。这时候，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已经死了。后来，哈剌章官至中书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分省大同，三宝奴官至知枢密院事。

咱们再说说哈麻兄弟的结局。至正十五年四月，也就是脱脱被流放云南的时候，元顺帝任命哈麻为中书左丞相，雪雪为御史大夫，朝政大权尽归哈麻兄弟。六月，在哈麻的怂恿下，元顺帝下诏，将脱脱的老师、集贤大学士吴直方以及参军黑漠、长史火里赤等人撤职，这些人都受了脱脱的牵连。

哈麻兄弟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但他的妹夫秃鲁帖木儿依然受到元顺帝的宠信。哈麻成了朝廷重臣，他深为自己当年为元顺帝请来西方僧的做法感到羞耻，决心改变一下这种肮脏的状况。于是，哈麻跟他父亲秃鲁商量说：“现在我们兄弟位极宰辅，应当引导皇上改邪归正。而现在秃鲁帖木儿专门献媚于皇上，让皇上整天以淫为乐，这样一来，天下士大夫肯定要笑话我们，我们有何面目见人？所以，我准备除掉秃鲁帖木儿。”哈麻又说：“现在，皇上一天比一天昏庸了，怎么还能治理天下呢？皇太子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聪明过人，不如立皇太子为帝，让皇上去做太上皇。”

哈麻在与父亲秃鲁说这些话的时候，被他妹妹，也就是秃鲁帖木儿的妻子听见了。哈麻的妹妹立即回家告诉了丈夫秃鲁帖木儿。秃鲁帖木儿非常害怕，他知道皇太子对自己很不感冒，一旦他登基，自己还有活命吗？于是，他赶紧将哈麻所说的话告诉了元顺帝，但隐瞒了哈麻斥责元顺帝贪图淫乐的话，而是用挑拨的语气说:哈麻说陛下已经老了，所以……

元顺帝听了，大声说：朕头发没有白，牙齿没有掉，怎么就说朕老了呢？元顺帝气坏了，当即与秃鲁帖木儿密谋，要除掉哈麻和雪雪。但是，狡猾的秃鲁帖木儿害怕事情败露，自己性命不保，于是悄悄地逃到一座尼姑庵中躲了起来。

第二天，元顺帝派使者传旨，让哈麻和雪雪不要上朝，一律在家听旨。至正十六年正月，元顺帝下诏，罢免了哈麻和雪雪的职务，以搠思监为御史大夫。这个搠思监也是个大奸臣和野心家，他早就想谋取更高的职位了，所以就在元顺帝面前列数哈麻和雪雪的罪状，请求将二人处死。元顺帝说：哈麻兄弟虽然有罪，但是他们伺候朕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他们与朕的弟弟懿璘质班是同乳，朕怎么忍心杀死他们呢？不如暂且缓一缓，命他们出征效力。

搠思监见说服不了元顺帝，就联络中书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等人上书，弹劾哈麻兄弟。元顺帝没有办法，下诏将哈麻贬往惠州安置，雪雪贬往肇州安置。离开京城时，二人被乱棍打死，家产被全部没收。

《元史·哈麻传》最后说:其兄弟之死，人无恤之者。就是说，哈麻兄弟被处死后，没有人怜悯、同情他们，可见二人罪恶之深重。

脱脱死后，元朝政府等于折了一根顶梁柱，再也支撑不住了，元朝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主要作为

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后仅一个多月，即至元六年十二月，正式宣布恢复科举。这一举措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人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而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的作用。接着，脱脱大兴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三千多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选讲。文宗天历二年曾创建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伯颜弄权，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一片凋零凄凉景象。脱脱执政后，立即改奎章阁为宣文阁，改艺文监为崇文监，由康里人巎巎董阁事。宣文阁主要任务是宫廷教育。宣文阁设立后，在经筵教育、修撰三史、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少好作用。脱脱非常注意对皇帝进行传统的经史教育，决定开经筵，遴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为皇帝五月一进讲，读四书五经。脱脱对妥欢贴睦尔说：“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宜留心圣学。颇闻左右多阻挠者，设使经历不足观，世祖岂以是教裕皇哉？”于是从秘书监取真金所授书以进，帝大悦。在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了解历史上的前言往行，写大字，操琴弹古调，“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由于皇帝重视儒学，曲阜衍圣公升秩二品，又下诏译《贞观政要》为蒙文，让蒙古贵族子弟认真阅读。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伯颜专权以来，礼仪制度多有破坏，一切按规矩办事。至正三年十月，妥欢贴睦尔享于太庙，按礼仪向其弟宁宗懿璘质班灵位下拜。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伯颜曾经为了自己的私利，迫害、打击异己，造成蒙古贵族内部不和。后来脱脱正式为郯王昭雪，召还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这些措施对于维护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起了一定作用。

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减轻对人民的控制和剥削。伯颜曾下令汉人南人不得有寸铁，禁百姓畜马，脱脱下令罢禁，元代财赋倚重盐赋，广大灶户苦不堪言，故脱脱减盐额，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始免余盐三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十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三万引。此外，还时而下令减免赋税、负逋，如至正三年十月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蠲民租五分。

第六，整顿吏治。元末官贪吏污，吏治败坏。脱脱上台后对地方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创立六条标准，“先是以五事备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年仓得法，凑成六事”。又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

后裔

大同李氏，其后也。

据清代《大同府志》记载：“元丞相脱脱墓，府东百二十里大王村，有碑记，大同李氏，其后也。”

脱脱是元朝后期蒙古贵族集团中少见的有见识、有能力的宰相。《元史》本传称他：“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虽古之有道之臣，何以过之。”用封建史家的标准来衡量，脱脱不失为善于治国的忠臣，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他虽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但终究不能挽救垂死没落的封建王朝，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徒劳的。

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宋辽金三朝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至正三年三月，公元1343年，元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欧阳玄、揭悉斯等人，畏兀儿族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党项人余阙，蒙古人泰不花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后来，这三部史书被列入中国正史《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中，只有《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是少数民族宰相主编的，也只有这三史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

脱脱在四年多时间的改革中，使元朝末年的昏暗政治一度转为清明，取得了不少成绩。至正四年，脱脱因病辞职。五年后，即至正九年，脱脱再次被起用。此时，灾荒频频，国库吃紧。为了缓解危机，脱脱更改钞法，印行至正交钞，并整顿河患。至正十二年，率兵击败徐州红巾军。至正十四年，他被朝中政敌弹劾，流放云南。至正十五年被人毒害。

脱脱是元朝后期有作为的政治家。脱脱一死，元朝再无起色，直至灭亡！

"

阿鲁图，蒙古族；蒙古阿儿剌部人。著名元朝末期重臣。元顺帝(元惠帝)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执政时期，中书右丞相蔑里乞·脱脱于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农历5月因病辞职，由阿尔拉·阿鲁图继任中书右丞相。是开国大臣。

姜彧（1218～1293）　字文卿。本莱州莱阳人，其父姜椿与历城张荣有旧，因避战乱投奔张荣，遂举家迁往济南。姜彧聪颖好学，张荣爱其才，纳为左右司知事，不久升其为郎中断事官、参议官。后改知滨州，课民种桑，新桑遍野，人号“太守桑”。至元间，累官至行台御史中丞。至元五年（1268年），姜彧被拜为治书侍御史。两年后出任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又改任信州路（治今江西上饶）总管。后累官至陕西汉中、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行台御史中丞。后以老病辞官，归故里济南。不久奉命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至元三十年（1293年）二月病卒。存词四首，皆赖晋祠石刻以传，见清方履篯《金石萃编补》。"生平

元世祖中统二年，姜彧与张荣之孙张宏至上都，密奏益都李璮已显露谋反迹象，朝廷应先发制人，但此言未能上奏世祖。第二年，李璮起兵，而各路州郡未作丝毫戒备，李璮轻而易举地占据了济南等地。姜彧潜出济南，随张荣召集散兵游勇，与诸王哈必赤会合，进兵讨伐李璮。是年7月，张荣部捕获李璮手下一兵士，获悉济南城中粮草已尽，形势岌岌可危。姜彧连夜求见哈必赤，进言道：“听说大王辞别陛下时，陛下曾说：‘此次发兵是讨伐李璮，不要伤及无辜。’这一两天就要攻克济南了，希望大王能尽早下令诸将分守城门，千万不要任兵士劫掠，不然，济南将城无完城!”哈必赤非常诧异：“你怎知不日能破城?你懂巫术吗?”姜彧答道：“以人事推论可知。若等到克城后再来禀告大王，就晚矣!”第二天，李璮部属果然大开城门投降。哈必赤晓令诸军，敢擅自入城者以军法论处。结果李璮就擒，而城中如故，毫发未损。姜彧因此被授为大都督府参议，又改为滨州知州。当时行营军士多强占民田为牧场，肆意纵牛马践踏百姓的庄稼。姜彧将实情反映给中书省，中书省非常重视，着人划清牧场民田疆界，并下令严惩违法不遵、毁坏百姓庄稼者。姜彧在滨州劝课农桑，仅一年有余，滨州就新桑遍野，人称其为“太守桑”。当时有歌曰：“田野桑麻一倍增，昔无粗麻今纩缯，太守之贤如景星。”"

刘致（?～1335至1338间）元代散曲作家。字时中，号逋斋。石州宁乡（今山西中阳）人。父刘彦文，仕为郴州录事、广州怀集令。

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婺州兰溪县城隆礼坊人。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卒年惠宗至正四年，年六十二岁。聪敏善记诵，诗文清丽。19岁诵宋儒真德秀遗书，乃致力理学研究，竭力排斥其他学说。元至治元年(1321)登进士第。授高邮县丞，主持兴筑漕渠以通运。因为官清正，被荐任国子助教，延祐间，为国子博士，六馆诸生皆以为得师。后再迁奉议大夫。以礼部郎中致仕，终于家。生平以道学自任，晚年益精于学，剖析精严。"著作

曾采兰溪历代人物言行可为后世取法者，撰《敬乡录》。又采金华一郡人物言行撰《敬乡后录》。此外，著作有《战国策校注》、《礼部集》二十卷及附录一卷、《易杂说》二卷、《书杂说》六卷、《诗杂说》二卷、《春秋胡氏传附辨》十二卷以及《兰溪山房类稿》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张埜，生卒年不详，延祐、至治年间在世。元词人。字野夫，号古山，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官至翰林修撰，作品收《古山乐府》。其父张之翰，号西岩老人，亦为词人。

许有壬(1286～1364) 元代文学家。字可用，彰（zhang）德汤阴（今属河南）人。延祐二年(1315)进士及第，授同知辽州事。后来官中书左司员外郎时，京城外发生饥荒，他从"民，本也"的思想出发，主张放赈（chen 四声）救济。河南农民军起，他建议备御之策十五件。又任集贤大学士，不久改枢密副使，又拜中书左丞。他看到元朝将士贪掠人口玉帛而无斗志，就主张对起义农民实行招降政策。

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等并行于世。吴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与当世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生平

早年生活
　　吴澄出身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据危素《吴文正公年谱》和虞集《吴公行状》记载，其祖父吴择为人宽厚，不屑细务，擅长于诗赋写作，又粗通天文星历之学。父亲吴枢性格温纯，对人诚实谦让，与世无争；平日乐善好施，热心帮助他人。有一年，其乡瘟疫流行，医生惧怕疾病传染，居然不敢为患者治病，以至于病灾日益严重，弄得有些人全家老小卧床不起。吴枢眼看这种情况，心中十分着急。他遍寻民间秘方，连日上山采集药草，亲手煎成汤药，挨门挨户送给病人服用，为不少家庭解除了疾苦，使许多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乡里有些穷人死后无钱办丧事，吴枢便慷慨解囊，尽力周济。一个人做几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吴枢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一贯关心和同情穷苦人家，终生以助人为乐，由此深受乡里人尊敬和爱戴。这个有一定文化教养和优良道德传统的家庭，对吴澄的一生无疑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宋理宗淳祐九年正月十九日，吴澄诞生了。他从3岁开始，颖异日发，与一般儿童迥然不同。当时，祖父特别喜欢他，经常教他读一些古诗，几乎随口便能成诵。祖父见他悟性甚高，更加钟爱。日复一日，吴澄渐渐可以背诵好几百篇古诗，家里人无不为此而感到莫大高兴，深信他将来必定会有大作为。母亲游夫人曾带着他去邻村玩耍，有一位老奶奶见到吴澄十分可爱，便送给他一些钱币和水果。吴澄恭恭敬敬地向老奶奶道了谢，随即收下了这些礼物。过了一会儿，他想到老奶奶年迈体衰，生活艰辛，自己实在不应该接受老人家赠送的礼物。于是，他满怀内疚，悄悄把钱币和水果放还老奶奶家里，才跟随母亲默默地离开了邻村。
　　宝祐元年，吴澄刚刚进入5岁。家里人从外地聘请了一位老师，专门为吴澄授课。在老师的教导下，吴澄愈加颖敏异常，读书即使是一千多字的篇幅，只要读上两三遍，就能够牢记不忘。自此以后，他整天专务学习，勤奋不懈，读书常常通宵达旦。母亲游夫人担心儿子过分勤学会损伤身体，引发疾病，便定量供给吴澄读书所用灯油，只许他读至半夜时分，适可而止。吴澄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嗜书如命，哪能忍受母亲这种约束，于是暗地到街市买回一些灯油，以满足自己熬夜读书的需要。每天晚上，他先按照母亲规定的时间熄灯，等到母亲就寝以后，又悄悄燃灯苦读，并小心翼翼地把灯光遮蔽起来，避免母亲发觉。
　　这样，通过日积月累，吴澄读了大量书籍。7岁时，对《论语入《孟子》以及“五经”，吴澄刚好10岁，开始懂得治学的根本。他努力攻读大理学家朱熹编纂的《大学》、《中庸》等“四书”章句，每日诵习《大学》一二十遍，一直坚持了3年之久，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来，吴澄曾对学者谈到自己这段经历，他说：“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益业进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二十过者千余日，然后读《中庸》及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学者于《大学》得分晓，则《中庸》不难读。”
　　景定二年，吴澄13岁。他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开始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时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丛书，吴澄因家贫无钱购买，便想尽办法从售书人那里借书来读，时满—月后便按时归还。售书人曾问他：“你借的书都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吗？”吴澄回答道：“你试抽书中的任何章节考考我吧！”售书人听了，便随意点出书中某页某段文字，吴澄都能熟诵如流，没有一字一句差误。售书人十分惊异，深为这个少年的苦学精神所感动，当下便将一套《古文集成》丛书双手送给了吴澄，勉励他继续用功读书，立志将来出人头地。一年以后，14岁的吴澄头上挽着两个小角丫，前往抚州郡学补试，本州儒士前辈见其文不凡，竞相赞叹。
　　景定四年，吴澄十15岁，他已深知科举之业不足致力，于是专务圣贤之学，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读了朱熹的《训子帖》，见到其中有“勤”、“谨”二字，如得面命而深为信服，认定这是“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大务”。随即，吴澄挥笔写下《勤》、《谨》二箴，又作《敬》、《和》二铭。《敬铭》有云：“把捉于中，精神心术；检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铭》则极言周敦颐、程颢等学人风范以自勉。他常说：“吾读《敬铭》，则使人心神收敛，百妄俱消，如在灵祠中，如立严师侧，凄凄乎似秋，而不觉足之重手之恭也；读《和铭》则使人心神怡旷，万境俱融，有弄月吟风情，有傍花随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后，吴澄还写了《自修铭》、《自新铭》、《消人欲铭》、《长天理铭》）、《克己铭》、《悔过铭》、《矫轻铭》、《警惰铭》等等，可见他处处自我鞭策，时时自我激励，其勤学笃行的功夫实可谓深矣！吴澄后来之所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师，与他早年的自觉修养、刻苦磨炼是分不开的。

师事二程
　　吴澄自从15岁立志专务圣贤之学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绍开为师，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说。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吴澄陪同祖父前往抚州（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参加乡试。当时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请名儒程若府先生到临汝书院讲学，这可算是抚州儒学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宁人。他从学于饶鲁（学者称双峰先生，为朱熹门人的“高弟”），得朱熹之传。后历任安定、临汝、武彝三书院山长，学者宗之，称勿斋先生，又称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围说》等书传世。景定时期正当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举之业为务，而程若府当时却潜心于理学，独以朱子之学传授诸生。吴澄本来眼膺朱学，现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临汝书院拜谒程先生。当他在书院外厅等待先生出来接见的时候，发现四壁粘满揭帖，内容全是程若庸教诲学者之说，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学方面的独特见解。吴澄饶有兴致地细看了一遍，又将壁间话语默记心上。他察觉程氏的一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学说，由此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思索。过了一阵，程先生从书院内堂走出来了，吴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谒之后，便向先生请教。其中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如此这般，一连质疑了好几个问题。程若庸不禁赞叹道：“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曰仔复，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从此，吴澄向程若庸执弟子之礼，经常往来于程氏之门。程先生深知这位弟子于儒学必有所成，坚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门诸生有不少人却未能真正了解吴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卧病在床，吴澄侍奉汤药，不离左右。这样一连坚持了十多天，他毫无倦怠之色。祖父对吴澄的父亲说道：“吾察此孙服勤昼夜不懈，而神气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吴澄从婴儿时期开始，就一直受到祖父的特别喜爱。祖父经常夸耀小吴澄如何聪敏颖慧，以致使乡里人都认为这位老人有誉孙之癖。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吴澄遵循古礼，亲自为祖父操办丧事，凡事先禀告父亲而后施行，一切细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乡亲们都称赞他精明能于。
　　后来，吴澄又师事程绍开先生，通过往来问学，使自己在学业上更加精进。程绍开（1212—1280），字及甫，号月岩，广信贵溪（今江西贵溪县）人。宝祐四年（1256）曾伏阙上书万言，指斥南宋时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进士乙科，授从仕郎，差临汝教授，调宁海军节推，历礼、兵部架阁。他曾自创道一书院，又主讲象山书院，提倡合朱（熹）陆（九渊）两家之说。吴澄继师事程若庸之后，又跟从程绍开问学，深受其“和会朱陆”学说的巨大影响，后来成为元代理学界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澄转益多师，注定他将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师益友，二程之学也都是他的理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如果说程若庸谨授程朱之学，使吴澄获得“正学真传”，从而在理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程绍开倡导“和会朱陆”，更启迪他“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

接武朱熹
　　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学习圣贤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终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岁的吴澄作了《道统图并叙》，阐明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公开以朱幕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充分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负。在写给学者的书信中，他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学“圣贤”，又“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他这样说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老、佛之异教，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问。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斯时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吴公行状》）　吴澄在这里高度评价孟子继承儒家道统并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历史功绩，随即又明确指出在朱子之后尚无他人承传道统，实际上自许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为此，他在这封书信中又接着说道：
　　澄之韶此时，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以时文见知于人，未闻道也。及知圣贤之学，而未知能学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同上）
　　吴澄这几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话语，对于朱熹之后道统的承传者，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足见吴澄胸中抱负何等远大。
　　此后，吴澄在经学上确实以接续朱熹为己任。他鉴于《孝经》因后儒穿凿更改，真伪混杂，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闲儒纂取左氏请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吴澄谨遵朱子遗言。特据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经增删修订，编成《孝经》善本传世。同时，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谈论“孝”的文字，另外编成《孝经外传》一书刊行于世。
　　这一年，吴澄又潜心研读邵雍《皇极经世》一书，颇有所领悟。他不满那些对《易经》抱着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为术数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数，仔细推究历代治乱相禅、兴衰交替的缘由，从而撰写了《皇极经世续书》。可惜后来因遭受兵火之灾，该书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吴澄应抚州乡贡，以《乾卦保合太和万国咸宁赋》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师应礼部试，不料名落孙山。吴澄虽然成了一个落事举子，但并不灰心丧气。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旧作，编纂成书，题名为《私录》。程若庸先生在此书后写了一篇跋语，其中有云：“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短短几句话，高度评价了吴澄的渊博学识，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当时，南宋日趋灭亡的征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吴澄眼看国家衰败，儒道凋敝，只好闲居家乡，授徒讲学。他修建了几间简陋的茅屋，作为自己安身之所，还特意在门窗上题辞曰：
　　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
　　这显然是取诸葛亮隐居待时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抱负。然而南宋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没过几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吴澄满怀壮志，未得施展。学友程钜夫深知吴澄当时的良苦用心，专门为他的茅屋题名曰“草庐”。从此以后，四方学者便称吴澄为草庐先生。

隐居穷谷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攻陷江西，抚州沦为元人统治区。乐安县丞黄西卿是一位忠义之士，他不愿降元做官，便携带全家避入深山穷谷，甘心忍饥挨饿，艰难度日。他素慕吴澄讲学之名，特意邀请吴澄前去教授其子。吴澄出于对这位县丞的敬仰，欣然应邀前往。于是在山中授徒讲学，潜心著述，与黄西卿相处甚得。　至元十四年（1277），江西战乱频仍。吴澄侍奉父母双亲到处避难，很少有安居之日。后来，幸得乡贡进士郑松热情相迎，于是一道隐居布水谷。郑松（1235—1307），字特立，乐安（今江西乐安县）人。南宋末年应乡试中选，入无闲居不仕，专意研究经学。吴澄与郑松共同结庐于布水谷中，二人每日以论学为事，可谓优游年岁，自得其乐。布水谷位于乐安之高山，上有田有池，群山外环，内有一道溪流直通悬崖飞瀑而出，其景致十分壮观。谷中吴郑两人所居草庐，后人称为古隐观。
　　吴澄身居布水谷，虽箪食瓢饮。艰苦备尝，但他一力纂次诸经，一日不曾懈怠。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他注释了《孝经》章句，校订了《易》、《书、《诗》、《春秋》，修正了《仪礼》、《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等，对儒学经典的整理和流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下面就诸书分别予以简述，以便知其大概。

《易》
　　据《汉书·艺文志》载：《易》12篇，即包括经二传十。自从魏晋诸儒分象象文言入经、而《易》非古，注疏传诵者苟且因循以至于宋。宋代名儒吕祖谦通过精心考证，将《易》恢复其旧。而后朱熹沿用吕本，但对于书中文字阙衍谬误，没有来得及全面订正。吴澄有鉴于此，特重加修订。他采用吕祖谦古易本经文，每卦先列卦变主交，每交先列变交，次列象占。十翼也各分章数，其训解各附句下，音释考证于经则附于每卦之末，于传则附于每章之末。

《书》
　　宋儒多疑古文《尚书》为伪书，从吴澄开始，专主今文《尚书》。吴澄以今文《尚书》25篇自成卷帙，以区别于古文《尚书》；又将原书各篇开头的小序合并在一起，放在全书后一部分；至于孔安国的一篇序文，也附录书末。此书虽专门阐释《尚书》今文，但大多合于古义，实为其可取之处。

《诗》
　　自汉代以来，学者解说《诗经》，全都以《诗序》为本。尤其是毛公将《诗序》分置于各篇开头，使后世读者往往局限于只从序中去探索诗之大旨。对此，宋儒颇以为非，朱熹深斥其失而索性去掉序文。吴澄按照朱子所定，删掉各篇开头之序，以避免其混淆于《诗经》正文，使读者便于以诗求诗，而不为序文所惑。至于诗篇次第，吴澄也酌情加以调整，使其编排更为合理。

《春秋》
　　吴澄认为，汉儒对于《春秋》三传，专门守残护缺，不能贯穿异同而有所去取；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三位学者始能信经驳传，多得其本义，但仍有若干失当之处。为此，吴澄将《春秋》再加审订，编为七纲八十一目，解说以左氏为主，兼采诸家传注，而参之以己见，旨在使读者知道《春秋》史笔有一定之法，相信经文无不通之例，从而避免望文生义，误解圣贤之言。

《仪礼》
　　吴澄深惜《仪礼》17篇尚不完备，于是从《礼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以及郑玄《三礼注》等广泛摄拾，编成《仪礼逸经》8篇，即投壶礼、奔丧礼、公冠礼、诸侯迁庙礼、诸侯衅庙礼、礻帝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他又从《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中采摭，编成《仪礼传》10篇，即冠仪、婚仪、士相见仪、乡饮酒仪、乡射仪、宴仪、大射仪、聘仪、公食大夫仪、朝事仪。此书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之例，按照古人行礼之节次编纂经传文字，其条理显得较为缜密。

漫游讲学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冬，吴澄因父亲身染重病，只得告别友人郑松，离开布水谷，侍奉父亲返回崇仁老家。次年五月，其父不幸病逝。吴澄哀毁骨立，竭其全力为父亲办理丧事，以尽孝子之道。
　　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任江南行台侍御史，奉皇帝之命四处访求遗贤，凡发现德行高尚、才艺杰出的人，便由当地驿站立即派人护送入京拜见皇帝，以听候封赏。这一年冬天，程钜夫不辞辛苦，专程赶到抚州，命郡县官吏亲往慰问吴澄，并想方设法强求他出来做官。当郡县官吏来到吴家的时候，吴澄再三声称母亲年老，无人奉养，以此作为理由坚决推辞。最后，程钜夫亲自前来看望他，经过一番问寒问暖、叙旧谈心之后，又十分恳挚地对吴澄说：“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吴澄看到这位老学友一片诚心，实在推却不过，只好答应与之同行，权作一次北上漫游。他将此事禀告母亲游夫人，征得老人家同意，随即整治行装，与程钜夫一道，于十一月向建昌路（今江西南城）出发。
　　次年春天，吴澄到达燕京（今北京市），与一班名士频繁交往，彼此谈经论学，相互切磋，倒也不虚此行。程钜夫一拢京都，忙着把自己所荐贤士的名册向皇帝上报复命。他原本答应吴澄，不将其列入推荐之列；但经过反复思考，总觉得人才难得，实在不忍心遗弃贤能之士。于是竟违背自己的诺言，特别把吴澄向皇上作了推荐。吴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极力推辞。随后收拾行李，决定独自南归。朝中公卿大夫素闻吴澄之贤，纷纷出面挽留，但吴澄执意离京。众人无可奈何，便相率为吴澄饯行，席间赋诗送别，依依难舍。故宋宗室赵孟頫（当时召为兵部郎中）还手书朱熹与刘子晕所和诗三章，送给吴澄以作留念。目睹当时这种送别场面，无不令人为之感叹。十二月，吴澄抵达崇仁故里。在沿途舟中，他触景生情，挥笔写下了《感兴诗》25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初春，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吴东子修建了一座义塾，匾上题名曰“明新堂”，专为乡里子弟提供读书之便。他特地奉书聘请吴澄前往授徒讲学，吴澄欣然应允。留寓塾中数月，吴澄不分朝夕，讲学不倦；远近学子登门受教，络绎不绝。
　　同年秋，程钜夫上疏朝廷说：“吴澄不愿仕，而所考《易》、《书》、《诗》、《春秋》、《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俱有成书，于世有益，宜取置国子监，令诸生经习，次第传之天下。”朝廷采纳了程矩夫的意见，于是移命江西行省派遣官员前往吴澄家中誊写进呈，并下令地方政府对吴澄随时给予优礼厚遇。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八月，吴澄出游龙兴西山（位于今江西南昌市郊）。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司经历官郝文得知这一消息，特地迎请吴澄入城，留居郡学讲授《易经》。郝文本人询阿《易经》疑难数十条，吴澄一一作答，其言深入浅出，透辟明晰，使郝文和在座学者大为叹服。两人对答之辞，由官吏从头至尾记录下来，题名曰《原理》，让四方学者传抄研习。
　　当时，南北土友前来问学者颇多。清河人元明善身任江西省椽，向以文学自负，经常屈其同座。这次听说吴澄来到郡学，他也不甘寂寞，专捡有关《春秋》大义的数十条疑难问题请吴澄解说。吴澄不假思索，而对答如流，句句皆为领会至深之语。元明善听了，有如醍醐灌顶，对《春秋》义理领悟了很多，但尚存些须疑点。吴澄因材施教，便指导他研读《程氏遗书》和朱熹《近思录》。元明善过去曾几次读过这两种书，但直到现在经吴澄点拨，才知反复玩味而有所得。一天，他当面感谢吴澄说：“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先生之学，程、朱之学也，请执弟子礼终身！”随后，城中士友及诸生纷纷请求由吴澄主讲郡学，吴澄便为大家专题讲授“修己以敬”章，滔滔万余言，听众成百上千，多所感发。

官授师儒
　　掾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董士选身任江西行省左丞。经省椽元明善引见，他前往馆塾拜望了吴澄，并询问《春秋》经义和治乱之道，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答。董士选拱手告别了吴澄，与元明善同返官署。归途中，他深有感慨地对元明善说：“吾平生所见士多矣，未有德容辞气、援据经传如吴先生者！”
　　大德元年（1297），董士选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次年进京朝见皇帝，改金枢密院事。他多次向朝廷推荐吴澄，但吏部迟迟未能采纳他的意见。一日在都堂议事，董士选离座起立，对丞相愕勒哲和平章军国重事博果密说道：“士选所荐吴澄，非一才一艺之能也。其人经明行修，论道经邦，可以辅佐治世，大受之器也。”丞相和平章军国重事听了，都说：“金院质实所荐，必天下士何疑焉！”事有不巧，平章军国重事博果密改拜御史中丞，不久去世，未及任用吴澄。
　　大德五年（1301），董士选官拜御史中丞，又全力举荐吴澄。于是，朝廷授吴澄为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并移命江西行省派遣官吏敦促吴澄赴京就职。董士选专门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书信，再三勉励吴澄应召出仕。吴澄当即复书，极力推辞不就。他在回信中说：
　　澄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不然，贪荣嗜进，亦若而人也，阁下奚取焉？爱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于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爱之以德而成其美，岂必其仕哉。康节邵先生诗云：“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教巢由作外臣。”澄虽不肖，愿自附于前修，成之者在阁下。
　　吴澄虽然一再陈情推却，但迫于地方官吏三番五次催促，只得亲自去京城向皇帝谢辞。等他抵达京都，已经有人先代其任，此事方才作罢。时值大德六年（1302）十月，吴澄本想立即动身返回故里，但河冻冰封，归路难行，于是暂且滞留京都，再作打算。门人元明善朝夕侍奉吴澄，甚为勤谨。而朝中士大夫纷纷前来问学，吴澄一一为他们解惑释疑。
　　大德七年《1303）春天，吴澄治装南归。御史中丞董士选抗章论奏朝廷有失待士之礼。他说：
　　应奉翰林文字吴澄，天禀高特，道业安成，不求用于时，隐居五十余载。至元间遣使求贤，同至者俱为按察，本官力以母老辞还。大德五年，举本官有道之士，都省奏克前职，咨行省特遣之任，未至而吏部作不赴任阙。顷于本官无所加损，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
　　尽管言辞恳切，朝廷却一时置若罔闻。吴澄于五月到达扬州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赵完泽以天气暑热为由，强行挽留吴澄暂居郡学，当时有中山王、河南张恒等学者登门受业。张恒等人就《孝经》若干疑难问题虚心请教，吴澄逐一进行解说，使之恍然大悟，获益非浅。其后，淮东宣抚使沙卜珠、工部侍郎贾钧、湖广廉访使卢挚、淮东金事赵瑛、南台御史詹士龙以及元明善等达官名流，也纷纷具疏致币，亲率子弟赶到扬州，请谒吴澄拜师求学。
　　大德八年（1304）十月，吴澄回到崇仁故里。这时，朝廷有旨传来，授他为将仕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次年，吴澄校定邵子（雍）之书，编次其目为（一）《皇极经世》12卷，为书62篇；附录《观物外篇》两篇；（二）《渔樵问答》1卷，为书22章，附录遗文6篇；（三）《伊川击壤集》20卷，为诗1498首，附录集外诗13首以及《后序》1卷。吴澄天资高明，早年已能领悟《易经》奥秘，所以对邵子之书考校详实，编订精审，有功于邵子之学可谓大也。与此同时，吴澄还精心校订了郭璞《葬书》等古籍。
　　吴澄不愿出仕，迟迟未去上官。大德十年（1306），他决定漫游南岳衡山，四月到达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县）。江西儒学提举郑陶孙闻知此事，立即派人致书，追请吴澄赴任。十月，吴澄被迫到官就任。次年正月，他突然染病，二月便告请到富州（治所在今江西丰城县）就医。在疗养期间，吴澄又精心校订了一《老子》、《庄子》以及扬雄《太玄》诸书，还与门人论及诸书之本旨，并辨正讹伪，而后著论立说。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新天子即位，广求人才，诏授吴澄为从侍郎、国子监丞，并移命江西行省敦促赴官。次年六月，吴澄就任国子监丞，六馆翕然归向。最初，元世祖命北方名儒许衡出任国子监祭酒，开始以朱熹理学教授弟子。许衡告老以后，继之者多是他的门人，还能烙守师法。但时间既久，师传渐失，学者散漫无归。而今吴澄一到，决心整治颓风，使诸生为学知其趋向。他每天拂晓便举烛堂上，让诸生依次受业，并各持所疑以质问。直至傍晚，他才退归寓舍稍事休息，而诸生往往执经以从，随时请教。吴澄根据清生才质之高下、识见之深浅而分别给予指导，使他们都能“刻意研穷，以究乎精微之蕴；反身克治，以践乎进修之实。”吴澄就这样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朝夕讲论，寒暑不废，从而赢得了六馆请生的衷心爱戴。他本来不愿出仕，但而今官授师儒，每日面对莘莘学子，确实也感到了为人师表、哺育英才的莫大快乐。
　　至大四年（1311）三月，元仁宗即位，罢尚书省。吴澄被改授文林郎，升国子监司业。原侍御史刘赓拜集贤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他召集六馆请生，反复告诫大家说：“朝廷徒以吾旧人，故自台臣来领学事，主工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得，诸生其勉之！”
　　吴澄在国子监克尽职守，不负众望。他采用宋代程颢《学校奏疏》、胡安国《大学教法》以及朱熹《贡举私议》三者，加以斟酌取舍，专门制订了四条教法：一曰经学，讲授内容有《易》、《书》、《诗》、《仪礼》、《周礼》、《大戴礼记》，再附加《春秋》三传，要求诸生各专一经，并须熟读经文，旁通小学，融会诸家讲说义理；二曰行实，教育诸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长辈，和睦宗亲，厚待朋友，同情他人；三曰文艺，指导诸生学习古文和诗赋，要求人人能够写诗作文；四曰治事，为诸生讲授有关选举、食货、礼仪、乐律、算法、吏文、星历、水利等方面的知识，对他们加强能力培养。吴澄还未及施行这些教法，却被同僚所嫉恨，于是产生了辞官退隐的想法。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正月，吴澄告病辞归。他登舟赋诗，留别各位僚友，众人无不唏嘘感慨。监学官当即命令属吏及诸生数十人追至通州河上，再三恳留，吴澄执意不从。朝廷也专门遣使追留，终究未果。其时，六馆诸生怅怅然如失父母一般，竟有未经合清而追随吴澄南行者数人，从学几年后北归，全都中选高科，成为儒学名士。

穷究五经
　　吴澄到了晚年，更加专心致志，穷究“五经”。在总结数十年治经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撰写了《五经纂言》，完成了经学史上的一大壮举，实现了他终生研究经学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吴澄漫游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入山留居五峰僧舍，历时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春，吴澄除集贤直学士，特升奉议大夫，朝廷当即委派集贤修撰虞集奉诏前往江西迎致。吴澄应召，于五月启程，八月到达仪真（今江苏仪征县），突然疾病发作，不能前行，只得暂时滞留淮南。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苏南昌市），修成《书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朝中元老大臣一致举荐吴澄为当代天下儒士之冠，故有旨超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刘布囗齐奉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吴澄殷勤致意，还说：“皇上固知先生年事已高，所以来召者，必欲见先生，宜毋以此为辞！”吴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达京师，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诏令吴澄撰写《金书佛经序》，以资皇室追荐冥福之用。他颇有异议，后因皇帝驾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二月，朝廷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大开经筵进讲。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主持讲席，分派吴澄担任经学讲官。三月，吴澄为泰定帝讲述《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资治通鉴》数条。由于他进讲时言温气和，经旨敷畅，颇得古人劝讲之体，因此使皇上听后甚为满意。七月，吴澄奉诏纂修《英宗实录》。次年十二月，纂修事毕，吴澄又告病还乡。
　　泰定三年（1326）。张挂上疏皇帝，恳请起用吴澄。他说：
　　翰林学士吴澄，心正而量远，气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赜而达乎圣贤之蕴，致察于践履之微而极乎神化之妙，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实与末俗盗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学士，有识君子不以为过。前当讲明创切，温润完厚，康健聪明，经学之师，当代寡二。虽蒙恩赐存抚，为礼甚优，然合召还，资其学问，良非小补。
　　于是，泰定帝下诏加授吴澄为资善大夫，仍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但吴澄终究称病未赴。
　　吴澄闲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经”，继《易纂言》、《书纂言》之后，他又陆续修成了《诗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易纂言外翼》等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六月，吴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医诊治无效，历时数日竟与世长辞。噩耗传至朝廷，有旨加赠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曰文正。
　　吴澄终生治经，孜孜不倦，从年轻时校订“五经”，到中年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论断”，再“条加记叙”，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未尽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经纂言》。除了《诗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四种以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著录。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评赞曰：“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朱熹“高弟”之一）诸人可及也。”
　　的确如此，吴澄撰修《五经纂言》，在编次整理经文的同时，还特别对其内容从义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讨其微言大义，发明张大朱熹之说。他摆脱了汉唐局限于文字训诂的治经方法，在五经研究上完成了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这一发展过程。毋庸置疑，这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的经学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经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吴澄的成就最为显著。

草庐学说
　　朱熹的学说对吴澄影响很大
　　吴澄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当时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许衡主要是承传程、朱之学，而吴澄则主要是折衷朱、陆之学。《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朱熹四传”、“象山私淑”。全祖望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卷92）吴澄，就其师授而言，当是朱学人物，所著《五经纂言》，也是“接武建阳（朱熹）”；但从其论学实际来看，吴澄又是元代“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对于朱、陆之学，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异的一面，他企图解决朱、陆之间的矛盾，进而和会朱、陆。在理学上，吴澄确实谈了不少朱学的内容；但对于朱、陆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而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学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因此，草庐学说是折衷朱、陆的产物。
　　以下分别从道统论、天道观、心性说三个主要的方面，对吴澄的理学思想进行简要的论析。
　　道统论儒家道统说，始于唐代古文家韩愈。韩愈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此说一倡，遂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统也就成了儒学名流自谓得孔门心传、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工具。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就是如此，吴澄则更有甚之。他19岁作《道统图》，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继承道统自任。对于道统，吴澄曾有这样的论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诛泅邹鲁，其利也；镰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呼！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元史·吴澄传》）
　　从这段文字中，充分体现出吴澄道统论的几个主要观点：
　　其一，以天为道统之原。韩愈的道统始于尧舜，而吴澄则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说，视天为道统之原，尧舜继之。这显然反映了宋以来儒家的宇宙本体观念。
　　其二，高度重视宋代理学。吴澄根据《周易》的元、亨、利、贞排列，把道统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而特别把两宋理学排在儒学发展的“近古”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处于终结之“贞”的最高位置。这表明吴澄对于两宋理学的极端重视。
　　其三，一自我标榜为朱子传人。吴澄在《道统图》中，将近古理学阶段从周敦颐发展到朱熹，按序排列为元、亨、利，而处于终结的“贞”却有意留下一个空缺。显然，吴澄的本心是想以“贞”自任，从而跻身于宋儒诸子之列，成为朱熹之后道统的继承人。
　　天道观探讨太极、理、气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理学的基本内容。吴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观、太极与理气论。关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吴澄认为皆本于“一气”。他曾经说过：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其凝聚于中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绕不停，则地处天内，安静不动，天之旋绕，其气急劲，故地浮载其中，不陷不堕，歧伯所谓大气举之是也。天形正国如虚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绕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复左。（《吴文正公全集》卷1《原理》）
　　吴澄的所谓“气”具有实体性，是形成天地人物的质料。这种认识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因素。
　　然而，吴澄并未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将宇宙本原另属之于“理”和太极。对于气与理的关系，吴澄认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日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吴文正公全集》卷2《答人问性理》）吴澄认定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气中，理气不可分割。
　　关于理和太极的关系，吴澄则视理为太极，为精神本体。在他看来，天地生灭，人销物尽的变化反复，统统是由于“太极为之”。太极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动静之理，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无增无减，无分无合”。可见，吴澄是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太极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这种宇宙观无疑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
　　再进一步，吴澄还把太极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畴。按照他的解释，太极就其“全体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妙用不测”而言叫做神，就其“赋与万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来，吴澄的所谓“太极”，不仅是宇宙的本体，是普照天地的万能神，而且它还具有道德的属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极则，也就是天理。
　　心性说人如何认识天理，并做到与之合一，这是理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吴澄则是“和会朱陆”，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说。

"

黄庚，字星甫，号天台山人，天台（今属浙江）人。出生宋末，早年习举子业。元初“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发平生豪放之气为诗文”。以游幕和教馆为生，曾较长期客越中王英孙（竹所）、任月山家。与宋遗民林景熙、仇远等多有交往，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亦摘录其句。卒年八十馀。晚年曾自编其诗为《月屋漫稿》。事见本集卷首自序及集中有关诗文。　　黄庚诗，以原铁琴铜剑楼藏四卷抄本（今藏北京图书馆）为底本。校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两本卷次不同，文字亦各有错诲空缺，而底本多出校本诗十馀首。

王旭（生卒年不详，约公元1264年前后在世），字景初，东平（今属山东）人。以文章知名于时，与同郡王构、永年王磐并称“三王”。早年家贫，靠教书为生。主要活动于至元到大德年间。有《兰轩集》二十卷，原本已不传。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王旭诗文若干篇，重编为《兰轩集》十六卷，其中诗九卷，文七卷。与王构、王磐相比，王旭处境最不好，诗文中往往流露出怀才不遇情绪，《古风三十首》集中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生平事迹见《大明一统志》卷二三、《元诗选·癸集》乙集小传、《元书》卷五八。

曹德，字明善，衢州（今浙江衢县）人。曾任衢州路吏，山东宪吏。后至元五年（一三三九）曹德在都下作〔清江引〕（又名〔岷江录〕）二曲讥讽权贵伯颜擅自专权，杀害剡王彻彻笃，锻炼诸狱，延及无辜。大书揭于五门之上，因此名声大噪。"生平

字明善，衢州人。曾任衢州路吏，山东宪吏。后至元五年曹德在都下作〔清江引〕二曲讥讽权贵伯颜擅自专权，杀害郯王彻彻笃，锻炼诸狱，延及无辜。大书揭于五门之上，因此名声大噪。明·贾仲明称他“神京独赋《长门柳》，士林中逞俊流，万人内占了鳌头。”因伯颜缉捕，乃南逃吴中僧舍避祸。居数年，伯颜事败，方再入京。他与任则明、马昂夫等相交。任作有〔清江引〕《曹明善北回》曲。曹则有〔喜春来〕《和则明韵》曲、〔小梁州〕《侍马昂夫相公游柯山》曲。

"

曾瑞（生卒年不详）， 元代散曲作家。字瑞卿，自号褐夫。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人。因喜江浙人才风物而移家南方。《录鬼簿》记他“临终之日，诣门吊者以千数”，可知他当时已有盛名。由于志不屈物，不解趋附奉承，所以终身不仕，优游市井，赖江淮一带熟人馈赠为生。善绘画，能作隐语小曲，散曲集有《诗酒馀音》行于当世，今佚。

詹时雨，明代戏曲家，字号里籍不详。《录鬼簿续编》载其“随父宦游福建，因而家焉”。《录鬼簿续编》在谈及其性格时，言其“为人沉静寡言，才思敏捷”。他工散曲，“乐府极多”，惜仅存一个套数，即《〔南吕〕一枝花·丽情》。另有《补西厢弈棋》一剧，仅一折，即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崔张联吟后，又增一折。晚进王生名号里籍以及生卑皆无考，故今人多以为晚进王生为詹时雨之托名，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隋树森先生《全元散曲》中关于詹氏介绍，都持此疑论。

高明(约1305~约1371) 元代戏曲家。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受业于县人黄溍时,成古典名剧《琵琶记》。元代戏曲作家。瑞安属古永嘉郡，永嘉亦称东嘉，故后人称他为高东嘉。他的长辈、兄弟均能诗擅文。他曾从名儒黄□游，黄为官清廉，并以至孝见称。高明的思想、品格受家庭、老师影响颇深。明代万历刻本《琵琶记》插图高明青年时期用世之心很盛,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以《春秋》考中进士，历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丞相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高明为官清明练达，曾审理四明冤狱，郡中称为神明。他能关心民间疾苦，不屈权势，受到治下百姓爱戴，处州期满离任时，百姓曾为他立碑。"高明旧家高宅腕

往昔乡邦史料关于高明的旧家，只记载他家在瑞安县南社乡十五都崇儒里。明嘉靖《瑞安县志》载：南社乡辖五都、九里、六十三庄。崇儒里是其中之一，约含柏树、团前、薛泊、阁巷等庄，那时就已经没有高宅腕及其邻村盛家庄的庄名了。上世纪80年代，瑞安中学吴引一老师曾撰文以阁巷陈氏《清颍一源集》中陈挺的《吊高则诚》、《过高宅腕》等诗文，考证高明旧居在高宅腕。

《吊高则诚》前四句：“柔翁道望重吾乡，遗构无存故址荒。清明墓道人非昔，癸丑兰亭帖已亡。”诗中“柔翁”借高明《柔克斋集》指代高明，“遗构”句指高氏旧居房舍已经湮没无存，甚至连坟山也卖给别人。诗注中提到陈挺叔祖陈镪曾在高明旧居中找回《柔克斋集》遗版，说明陈镪在世时高家遗构尚存。

《过高宅腕》其一前四句：“路名高宅腕，里并盛家庄，盛氏无从问，高公亦已亡。”可知高宅旧居边有条像手腕一样弯折的小路仍在，只是高宅与盛家庄一起湮没成农田。再从陈挺的《辛酉避寇榆杨堡》和《新晴述怀》诗“室成行可待，归计菊花边”句注“欲以是年九月构屋”，说明陈挺于辛酉、丁卯，即嘉靖四十年、隆庆元年在世。从《清颍一源集·吴论〈鸡肋集〉》中有：“嘉靖己未，偕方塘翁避寇难于沙城”句，可知嘉靖三十八年陈镪仍在世，与陈挺基本同时。可知高宅大约湮没于公元1567年前后。

"

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杨维祯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标新领异”的，也有誉其“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的，当代学者杨镰更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个人成就

诗文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仁、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书法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

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黄惇评其作品粗头乱服，不假雕饰，常以真、行、草相互夹杂，并以卧笔侧锋作横、捺笔画的章草波磔；结字欹侧多变、长短参差、大小悬殊；章法则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乱错落中，凸显其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等。《中国书法全集-康里巙巙、杨维桢、倪瓒》卷收有他两件立轴书，书于1363年《溪头流水诗草书轴》不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见立轴书的成熟模式，笔法多变，结字诸体杂揉，倔犟超逸，足显其书法的趋于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跋邹复雷《春消息》图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立轴》、《城南唱和诗册》、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竹西草堂记卷》、《晚节堂诗》、《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是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末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纵横奇诡，眩人耳目，在明初有“文妖”之讥。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诗作，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生平

杨氏一族原居枫桥，杨维桢曾祖杨文修，字中理，乃宋代名医，人称杨佛子，著有《医衍》、《地理拨沙图》。后杨氏卜居全堂，全堂东南有桐冈山，西南有鲚鲤尖，村中有池名泉塘，村以池名，谐音全堂，池旁卧有铁崖山，“因岩石呈铁色而得名”，今人俗称小山头。

母亲李氏，“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兄弟三人，维桢居中。维桢生于元贞二年，之所以号铁崖，因其父杨宏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与从兄杨维翰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 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杨维桢自幼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黾勉读书，为增见识，少时又游学甬东。

泰定四年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被黜。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政府立场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信中责备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确为实情。此外，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

杨维桢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睦迩而徙居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其父筑室铁崖山中，环绕书楼种梅花数百株，聚书数万卷，。登藏书楼后去掉梯子，如此读书5年。从政后，益聚书。如收藏有《太平纲目》20策、《洞庭杂吟》50卷，《琼台曲》、《历代诗谏》200卷等诗文集。藏书印有“廉夫”、“杨廉夫”二印。值兵乱，浪迹浙西山水间，晚居松江。明初，朱元璋召他修书，作《老客妇谣》诗以拒绝。诗学李贺，明初有人称其为“文妖”。工行、草书，书风炯异于时人，传世书迹有《城南唱和诗卷》、《真镜庵募缘疏卷》、《张氏通波阡表卷》、《游仙唱和诗册》等。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为躲避官府，回到家乡全堂。兵丁追至，路遇，杨维桢将紫暘宫念作柴汤官，兵丁以其不识字，任其自去。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明不复出仕。抵南京，见朱元璋，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太大，不敢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至家，易箦，急撰《归全堂记》，掷笔而亡。曾做绝命诗：“昨日追随阿母游，锦袍人在紫云楼。谱传玉笛俄相许，果出金桃不外求。”史载杨维桢葬于松江干山，与好友钱惟善、陆居仁合称三高士墓。干山位于松江县西北机山东，相传干将曾铸剑于此，故名。另据今全堂村人相传，杨维桢当葬于桐冈山，惜无史可查。死后，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轶事

二十岁时，杨维桢赴甬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充足其游学费用。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之类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

思想

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性情

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特别是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

"

耶律楚材（1190年7月24日 —1244年6月20日），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蒙古名吾图撒合里，契丹族，蒙古帝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宰相，金国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1215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攻占燕京时候，听说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向他询问治国大计。而耶律楚材也因对金朝失去信心，决心转投成吉思汗帐下他的到来，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产生深远影响，他采取的各种措施为元朝的建立奠定基础。乃马真后称制时，渐失信任，抑郁而死。卒谥文正。有《湛然居士集》等。"主要成就

行政

蒙古建国

蒙古建国之初，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只有万户、千户、百户等统帅军队的长官，没有治理政事的长官，攻下城镇后不派兵镇守，把征税的权力收归中央。

制定礼节

太宗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参照中原王朝的礼仪，为他制定了登基的仪式，并劝服窝阔台的哥哥察合台率领皇族中长辈向他行参拜大礼。参拜礼节的制定，使大汗在蒙古贵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和巩固，增加了大汗的威严和权力。这是耶律楚材推行自己的主张，按中央集权的方式向蒙古统治者施加影响的第一步。

实行政策

经济政策

在经济上，耶律楚材针对中原腹地遭受多年的战争破坏，生产凋敝，百姓困苦的情况，主张轻徭薄赋，爱惜民力，发展生产。

军事政策

军事上，耶律楚材提出改革蒙古族军民一体的治理方法，主张军民分治，设立州县，管理民政；设置万户所，负责军政；课税所负责征收赋税。这样就把军权、政权和财权分割开来，可以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协调了汉族地主和蒙古贵族之间的矛盾，巩固了蒙古的统治基础，加速了蒙古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政治的步伐，对蒙古和中原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教育政策

教育上，耶律楚材大力倡导儒学，推崇孔子。他征得太宗的同意，修复了孔庙，优待孔子后裔，建立了国子学，用封建文化教育民众。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又提出恢复科举取士。第二年，元朝首次开科取士，一次录取了4000多人。科举考试的恢复，提高了中原儒生的地位，为国家发现招揽了大量的人才，为忽必烈时期蒙古帝国的发展繁荣积蓄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阻止屠杀

耶律楚材还坚决反对战争中的残暴行为。蒙古惯例，对拼死抵抗的城池，城破之时，就要屠城，作为报复。耶律楚材力劝太宗改变这种野蛮做法，保全普通百姓生命。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场毁灭中原农业文明的浩劫被阻止了，中原千百万生灵被保全了下来。这是耶律楚材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最大的贡献。

保护人才

耶律楚材为了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但是基本未被采纳。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15]。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19]，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燕京陈时可、赵肪，宣德刘中、刘桓，西京周立和王贞，太原吕振、刘子振[20]，平阳杨简、高廷英，真定王晋、贾从，东平张瑜、王锐，北京王德亨、侯显，平州夹谷永、程泰，济南田木西、李天翼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文化政策

在蒙古灭金国、吐蕃、大理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汉化贵族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崇尚汉文化，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

社会改革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中原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大汗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大相径庭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开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

蒙古帝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耶律楚材封地为真定路鼓城、安平、饶阳、武强等地。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中原王朝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商业经济和游牧经济，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64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金朝人和南宋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文学

耶律楚材多才多艺，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卓越修养和多种贡献。他是中国提出经度概念的第一人，编有《西征庚午元历》，还主持修订了《大明历》。他酷爱诗歌，写过不少诗作，现存于世的有《湛然居士文集》共14卷。
他曾随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远征四方，写下了大量诗歌，其《湛然居士文集》收录了660余首诗。他的诗应酬之作颇多，往往流于率易，缺少锤炼。他曾随蒙古大军西征万里，熟悉边疆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在诗中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奇瑰壮丽的西域风光。其西域诗有50余首，其中《西域河中十咏》尤为人称道，如：“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蒲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酿酒无输课，耕田不纳租。西行万余里，谁谓乃良图。”这些诗篇是后人研究西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耶律楚材尤其擅写律诗，诗文集中尤多七律。如《庚辰西域清明》：“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许情。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肠乱，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如《阴山》：“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罗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如《和移刺继先韵》：“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瀚海路难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飞稀。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去国迟迟情几许，倚楼空望白云飞。”他的律诗韵律流畅沉稳，风骨雄健豪放，境界开阔，情调苍凉。耶律楚材也能填词，如《鹧鸪天·题七真洞》：“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沈思到酒边？”词中化用黄庭坚的诗句表达了对世事变迁的感慨。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称其文集“中多禅悦之语。其诗亦质率，间有可采者”，并举其《赠李郡王笔》、《寄平阳净名院润老》、《过武川赠仆散令人》、《过燕京和陈秀玉韵》、《赠蒲察元帅》、《河中游西园》、《壬午元日》等几首作品，称“已上数作，颇有风味，皆从军西域之作也。”

耶律楚材作为契丹后人，十分重视保存辽代文化。现存辽代篇幅最长的契丹语诗篇《醉义歌》就是由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七言歌行体长诗并保存于《湛然居士文集》中。就其文化贡献而言，耶律楚材是足以彪炳史册的巨人。

书法

耶律楚材少年时受金代文化影响至深，在赵孟頫扭转金及南宋末午书法流风之前，他的书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元史》本传称其：“善书，晚年所作字画尤劲健，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他的书法继承了唐宋颜真卿，黄庭坚书风，雄放刚健、硬拙挺拔，以端严刚劲著称，有“河朔伟气”，与后来赵孟頫提倡的晋人韵味迥异。明人宋濂说：“耶律文正晚年所作字画尤劲健，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

生平

耶律楚材在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于燕京，他出身契丹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其名及字均取自《春秋左氏传》中的“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蒙古名吾图撒合里，意为“长髯人”。

明昌二年六月，耶律履去世，耶律楚材时年两岁，随母杨氏定居义州弘政，受到母亲全面的教育，十二岁时入闾山显州书院，十三岁时学习诗书。

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仕于金朝，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了。

泰和六年，根据金朝制度，宰相的儿子能够被赐予省掾之职，耶律楚材没有到任。想要参与科举考试，章宗询问参与考试之人关于审案的多件事。当时有十七人参与考试，而只有耶律楚材的回答为优等，于是被征召授予掾职，后任开州同知。

贞祐二年，金宣宗南迁至汴京，耶律楚材之兄耶律辨才、耶律善才均随行。而耶律楚材留在中都，被留守燕京的丞相完颜承晖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

成吉思汗十年，蒙古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得知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据格鲁塞《草原帝国》记载：“占领北京后，在愿意支持蒙古统治的俘虏中，成吉思汗选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博得成吉思汗的喜爱，被任命为辅臣。

成吉思汗十四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

成吉思汗二十一年，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贪暴之风稍敛。

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倡立朝仪，劝亲王察合台等人行君臣礼，以尊汗权。从此更日益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初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建议颁行《便宜一十八事》，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设置燕京等处十路征收课税所。

窝阔台汗三年，任中书令。此后，他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的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主要有保护农业，实行封建赋税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提拔重用儒臣；反对屠杀生命，保护百姓生命；禁止掠民为驱，实行编户制度；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使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耶律楚材还主张用孔孟之道作为治国之民的原则，还用儒士来担任各级官吏。耶律楚才不愧为“治天下匠”，为蒙古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促进蒙古贵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蒙古人为了纪念耶律楚材的功劳，专门为他修建了祭祠，至今还保存在北京颐和园里。
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多有襄助之功。皇后脱列哥那称制时，因屡弹劾皇后宠信之奥都剌合蛮，渐被排挤。

乃马真后三年五月十四日，耶律楚材悲愤而死。“砥柱中流断，藏舟半夜移”，消息传出，倾国悲哀，许多蒙古人都痛哭，如同失去自己的亲人。汉族的士大夫更是流着眼泪凭吊这位功勋卓著的契丹族政治家，他们的良师益友。蒙古国数日内不闻乐声。正如其同时代人暮之谦在《中书耶律公挽词》中所言：忽报台星折，仍结薤露新，斯民感天极，洒泪叫苍旻。

元世祖中统二年，忽必烈遵耶律楚材的遗愿，将他的遗骸移葬于故乡玉泉以东的瓮山，即今北京颐和园的万寿山。

至顺元年，追赠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

家庭成员

家世

八世祖 耶律倍 辽东丹王，后谥文献钦义皇帝，庙号义宗。

七世祖 耶律娄国 辽燕京留守政事令。

六世祖 耶律国隐 辽将军。

五世祖 耶律合鲁 辽太师。

高祖 耶律胡笃 辽太师。

曾祖 耶律内刺 辽定远将军。

祖父 耶律德元 金朝荣禄大夫、兴平军节度使。

父亲 耶律履 官至尚书右丞，谥文献。

母亲 杨氏 封漆水国夫人。

同辈

长兄 耶律辨才 官至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

次兄 耶律善才 官至龙虎卫上将军，赠工部尚书。

妻子

梁氏 与耶律楚材因战乱分离。

苏氏　苏轼四世孙威州刺史苏公弼之女。

子辈

长子 耶律铉 官至监开平仓。

次子 耶律铸 官至中书左丞相，追封懿宁王，谥文忠。

人物评价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帝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具体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

"

谢应芳（1295～1392）元末明初学者。字子兰，号龟巢，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自幼钻研理学，隐白鹤溪上，名其室为“龟巢”，因以为号。授徒讲学，议论必关世教，导人为善，元末避地吴中，明兴始归，隐居芳茂山，素履高洁，为学者所宗，有《辨惑编》、《龟巢稿》等。"学术主张

谢应芳著有《辨惑编》、《思贤录》、《龟巢稿》、《怀古录》、《毗陵续志》、《龟巢诗文钞》、《龟巢词》等。最能反映他学养与思想倾向的是《武阳志馀》卷十儒林类中记载他的一些轶事。他在苏州一带避难时请求官府黜退吴江三高祠中的范蠡；而要求修葺三国时东吴名相顾雍的墓莹。在故乡则显扬武进林庄邹忠公浩墓，去掉学官中的土地祠。他主张禁止民间办丧事时做佛事等迷信活动、还向周郎中上书陈述开荒等五件事并向何太守请求减少水脚之征，事事都有利民生民风。

谢应芳最著名的著作是《辨惑编》。《辨惑编》的主要内容是反佛、道，这也是理学理论的精华所在。这既是他个人思想体系的体现，也是理学的合理内核在常州地区的传承。谢应芳认为，生、死为自然之理。他斥老、庄、仙、佛之说为异端，致力于破除鬼神、禁忌、禄命等迷信，认为“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他还指斥道教的斋醮仪式说：“道家以老子为理由，书亦未尝有设醮之论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为之，未及倾危宗社，流落金国，所求之福，竟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为缁黄衣食之计焉耳。”理论锋芒直指宋徽宗，认为北宋亡国，与宋徽宗相信道教有关。是“妄意求福”，是“倾危宗社”，是“昏迷不明物理”，所以最后“流落金国”，“为缁黄衣食之计”。同时，谢应芳还以明天历年间大疫为例，大疫来临，病人众多，凡“务求医药，不事祈祷”者，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却都死掉了。认为这充分说明了佛道的虚伪性。 《辨惑编》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在明初有极大的影响。后世论及元明之际，无论是思想史、哲学史，谢应芳的《辨惑编》是必提的著作。

生平

谢应芳生逢乱世，世衰道丧，以斯文为己任，崇正辟邪。从元至正初年起便隐居于武进白鹤溪，构筑小室名叫龟巢。遂自号“龟巢老人”，乡里子弟尊称龟巢先生。常州府曾聘为教授。他对学生循循善诱，总结出一套教学法。浙江行省闻名欲聘为三衢清献书院山长，辞不就。后各地义军起，谢应芳便去苏州一带避难，几次遇危险，一年中搬了五次家，经常揭不开锅。后来苏州人对这位年高德助的饱学之人逐渐有所了解，争聘为子女的老师，他靠束修钱以维生。

朱元璋削平群雄，建立明王朝后，江南渐渐安定，谢应芳已是70多岁的老人，返回故乡，在武进芳茂山隐居，勤读写作，老而不倦。当时，朝中高官与在野缙绅们路过常州，必定要去芳茂山上“龟巢”拜访龟巢老人。不管来的人官阶多高、名声多大，谢应芳都平等相待，决不低下阿谀，而且议论必及民生、言谈必论向善。

谢应芳80岁时，不顾羸弱，应郡守的邀请，以德高望重之身，出来主持了《续毗陵志》的编撰工作，97岁高龄谢世。

食里情怀

谢应芳到了老年，牙齿尽落，常为咀嚼而发愁。有一次，他到寺院拜访一名高僧。高僧知他齿牙不利，特意精心制作了几款豆腐菜肴，既好吃又不需要费力咀嚼。食毕，谢应芳言道：“凡人年老者，以肉养之，古今一致。然老而无齿，则肉林之盛，禁脔之供，其如朵颐何？求其甘软若豆腐者，真可谓养老之善物也。”并欣然提笔作《豆腐诗》：“谁授淮南玉食方，南山种玉选青黄，工夫磨转天机熟，粗渣囊倾雪汁香。软比牛酥便老齿，甜于蜂蜜润枯肠。当年柱史如知味，饮乳何须窈窕娘。”

此后，他家中常精心烹制豆腐菜肴，以供食用。渐渐地越觉豆腐软嫩味美，最能养老，不是醍醐，却又胜似醍醐，於是便将豆腐美称为“素醍醐”，并作诗《素醍醐》加以称赞。

"

秦简夫，元代戏曲作家。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与生平事迹均不详。其父生前好友东堂老李实，受亡友之托，对扬州奴苦心教诲和帮助,使他痛改前非,终于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秦简夫为元杂剧末期之剧作者，为元代中期以后，追随关汉卿脚步，文辞本色之剧人，有别于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诗人杂剧作家之各逞词才的作风，力求剧本结构紧凑。现存作品有《东堂老劝破家子弟》、《陶母剪发待宾》、《孝义士赵礼让肥》三种,均以表现家庭伦理为主题。

不忽木（1255年－1300年），元朝政治人物，康里人。又名时用，字用臣。元世祖侍从燕真之子，不忽木跟王恂、许衡学习儒学，历仕元世祖、元成宗两朝，官居中书平章政事、昭文馆大学士。后为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后病亡。他汉化较深，主张兴建学校，重视儒学，反对任用敛财之臣阿合马、桑哥等。大德四年（1300年），不忽木逝世，时年四十六岁。"主要成就

文化

不忽木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他谙熟古史，崇儒尊长，纲常观念浓厚，是个完全汉化的“纯儒”。他幼年在东宫侍奉真金太子，师从王恂。后继师许衡。王、许皆为当时大儒，不忽木受业门下，自然深受影响，甚至在性格特征上，也像前辈大儒，沉稳而敏瞻。至元十三年，他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继述历代学校制度。要求设立国学，下列诸科，“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本着儒家的纲常观念，他极力反对“奴告主”、“子证父”，认为这会坏风俗，乱人伦，断不可行。对于老师，“其敬以素，犹子事父”。因此，许衡常常夸奖他，说他将来“必大用于世”，不忽木还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曾有乐府行于世。

社会

不忽木也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一年间，他曾出使河东道，遇见饥民死徙相属，就下令发廪赈济，数万人赖以不死。又有一次，有人请征讨流求。为筹措军费，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争辩说：“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间，横目穷发，何所不至，何资鱼虾之国，始广土众民哉……今江南履亩而税，输酒醋课，及他乡里门徭，水马驿递，又增包银，则重敛矣，民将不堪。”事遂止。

生平

家族身世

不忽木，世代为康里部人。康里，即汉高车国。祖海蓝伯，曾是克烈王可汗之臣。克烈部灭亡，就弃家从几千骑兵朝西北奔驰而去，元太祖铁木真派使者招降，他回答说：“过去与皇帝同事克烈王可汗，现在大王可汗灭亡，不忍心改变这件事。”说完就离开了，不知到怎么回事。十个儿子，都是为元太祖所俘虏。

其中燕真最小，年方六岁，元太祖赐庄圣皇后。后来同情才养育他的，派遣侍卫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藩邸。长从征讨伐，有功劳。世祖威名日盛，宪宗将要讨伐宋国，命令以守。燕真说：“皇上平素有心志疑惑，现在皇上长途跋涉到危险的地方，殿下以皇弟一处安全，可以吗？“元世祖忽必烈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南征。元宪宗蒙哥高兴，于是分兵命令到鄂州，而自己领兵攻打蜀地的钓鱼山，令阿里不哥居守。元宪宗蒙哥死后，燕真统元世祖忽必烈留部，觉得阿里不哥有野心，奉皇后来逐渐招来至南方，与元世祖忽必烈相会于上都。

进谏世祖

元世祖即位，燕真还没被大用就去世了，官员停止卫率。不忽木是其第二个儿子，资质超群，举止安详文雅，元世祖很喜欢他，命令给事裕宗东宫，拜太子赞善王恂。寇恂跟随北征，就学习到国子祭酒许衡。每天记下几千字，许衡常常称赞他，认为有三公和辅相器。元世祖曾经想看看国子的文字，不忽木十六岁，只有书《贞观政要》几十件事以进，元世祖知道他有劝谏之意，赞叹不已。许衡继承历代帝王名称谧、管系、年，为书给学生，不忽木读几遍就能背诵，元世祖召试，不遗漏一个字。至元十三年，不忽木与同舍生坚童、太回答、秃鲁等人上疏说：

“大臣们听闻，《学记》说：‘君子想要化民成俗，他们必须学习！’‘玉不雕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义。’所以古代的帝王，建立国家统治人民，必以教育为先。大概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后代，没有人不有学问，所以他治理比上，一般好于下，而为后世所效法。到了汉朝，也建造学校，下诏诸生考试补官。魏道武帝从北方，平定中原，增加学生三千，儒学以兴。这是历代都有学校的证据。”

“我们现在又取平南建立学校，为陛下陈述。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平定吴国，开始设立国子学。隋文帝杨坚曾经灭掉陈，使国子寺不隶属太常。唐高祖曾经消灭梁，下诏各州县和乡并命令设置学习。等到唐太宗，多次临幸国学，增筑学校到一千二百间，国学和太学、四门学也增加学生，他们的书、算各设置博士，甚至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家首领派子弟入学，国子监到到八千多人。唐高宗于是命令国子监领六学：一是国子学，二是大学，三是四门学，四是律学，五是书法学，六是算学，分别设置学生管理，都承担不同的领域。然而，晋平定吴国得到户数仅五十二万而已，隋朝灭亡了陈国仅获郡县五百而已，唐亡后，梁也仅得户数六十多万而已，而他们就是这样尊崇学校的。何况我堂堂大国，拥有江南、岭南之地，计算了南宋的户数不下千万，这是陛下神功，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而不是晋、隋、唐的所能比拟的。但是学校的政策，还没完全举，我感到惋惜。”

“我们蒙受皇上的恩德，学习儒学。钦圣意，难道不是因为各种做官的人么，蒙古人做官的人还少，就想我们明白认识社会，由陛下的使唤吗？但是学习制度还未确定，朋友数少。比如要求在田里种几个苗，在寻找数匹良马，我们恐怕不容易获得。为今之计，如果想要人才众多，通晓汉法，一定要像古代普遍设立学校然后才可以。如果说没有时间，最好在大都弘扬光大国学。选择十五岁以下的蒙古人、十年以上品行好的几百人，各种官员的子弟和普通百姓几百人，让俸禄各有一定的制度。选择德业充足的人为师，担任司业、博士、助教来教育。让他们教必须以人与人的关系，明于事理，为他们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下又立几科，像小学、律、记录、计算的类。每科设置教授，分别教育。”

“小学科则令诵读经书，教育是以应对进退事长；律科就专门命令通晓政事；书科则专门让学生习字绘画；算科则专门让学生熟悉算数。或者一种学科会了，可以在选择其它学科，或者一天之内重新排列学科。使国子学官职总领其事，加点调查，一定要一起通，并以义理为主。有多努力的听令学作文章。一年四季，随着他的利钝，各负其责任完成功课。勤劳的人就住上最好的房子，懒惰的人就投入下舍，等他们改过之后便又升。假入就听令学射，除非假日，没有原因不让学生出去学习。几年以后，上舍生学业有成就的人，就让学校保举，蒙古人怎么样品级，各种人如何在进。他未完成，而且令他依旧学习，等他们可以从政，然后每年允许学校举荐有贤能的人、有才能的人，使他按例入仕。始终不可教的人，三年听令于学习。学习政治变革、生员增减，如果能不及时报告，那么学习没有弊端，而天下的人才也都观感而兴起了。然后继续设立郡县的学校，以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们众大臣愚钝，皆是在书中发现的，听闻师者是这样。我不敢肯定它可以实施，希望圣上同意我们这一奏章，让那些老先生与尚书左丞王赞善等，商议上奏施行，我们将会感激不尽。”奏折呈上之后，元世祖看了很高兴。

为官历程

至元十四年，元世祖给不忽木授予少监之职。至元十五年，出任燕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皇帝派遣通事脱虎脱去护送西域僧人作佛事，返回经过真定，驿吏几乎快被僧人鞭打至死了，上诉给按察使，不敢问。不忽木接受上诉，让僧人入狱。如果脱虎脱一直想从僧，语气倔强，不忽木令在庭下离职，责备他不称职。如果脱虎脱逃走并上报，元世祖说：“不忽木一向刚强正直，肯定是你们犯法的缘故。”继而燕南奏到，世祖说：“我本来就知道了。“至元十九年，不忽木升任提刑按察使。有人诉讼净州守臣盗窃官家的财物，净州本来隶属河东，特别命令不忽木去调查，报告称旨归，便赐给白银一千两、钱五千贯。

至元二十一年，召集参议中书省事务。当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附宣政使桑哥，说能用自己，那么国家赋税可以十倍于过去。世祖问不忽木，他回答说：“从过去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的人，用利益方法来迷惑皇上，开始的人没有一个不叫忠，他的罪行罪恶深重明显，国家和人民都倍感痛苦，即使后悔也来不及。我希望陛下不要接受他的说法。“世祖不听，以世荣为右丞，不忽木便推辞拜任参议。

至元二十二年，世荣因罪被杀，世祖说：“我很对不起你。”便提升为吏部尚书。当时正在查抄阿合马家，他的奴仆张散札儿等罪该处死，缪永定说阿合马家产隐寄的多，如果可以全部得到，可以给国家使用。于是就追捕阿合马，牵连无辜，京城骚动。世祖很怀疑，命令丞相安童集六部正副长官询问这件事，不忽木说：“这是我为阿合马心腹助手，死有余辜。是这样说的，大概是为了拖延时间，侥幸不杀他。怎么可以又受他的欺骗，嫁祸给善良吗？赶快杀了他，那么怨恨诽谤就平息了。“丞相把他的话入奏，世祖醒悟，命令不忽木审问，结果符合实际，散纸儿等人被杀，被捕的人也全部被释放了。

至元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九月，升任刑部。河东按察使阿合马，以财产谄媚权贵，货物在官钱，约定偿还羊马，那还是取部民所产以运输。事情被发觉，派遣使者审查，都不在，当不忽木去，才得到他的不法之物一百多件。在大同人民饥荒之时，不忽木打开粮仓赈济难民。阿合马是善于宠臣上奏不忽木擅自调发军队储备，又使阿合马使屈打成招。世祖说：“发放粮食以活我的人民，就其职责是，你又有什么罪。”命令把他监禁到京城审视，阿合马最终被杀。吐土哈求钦察的为人奴隶以增加他们的军队，而多取平民。中书佥省王遇改正之。吐土哈于是上奏时有不臣之话。世祖大怒，想杀了他，不忽木劝谏说：“王遇开始令以钦察的人奴是用于战争，没有听说过用平民征战。万一他卫都仿照此，人口减少了。如果杀了亡于，后人是否愿意为陛下尽职尽责吗？”世祖醒悟，王遇没有死。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奏请设立尚书省，诬告杀参政郭佑、杨在宽。不忽木争不到，桑哥很恨他，曾经手指不忽木对妻子说：“将来登记我们家的就是这人啊。”因为他回家吃饭，责备他不上班处理事务，欲加之罪，于是因病免职。世祖回到自己上都，他的弟弟野礼审班侍坐辇中，世祖说：“你哥哥一定会在某一天来迎接。”不忽木果然在这一天到。皇帝见他瘦得很，问他的俸禄多少，左右的人回答说他病得体力不济，世祖念在他的贫穷，命令全部给他。

至元二十七年，任命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至元二十八年春，世祖到柳林打猎，彻里等人弹劾上奏桑哥罪状，世祖召问不忽木，详细地回答。世祖大为震惊，于是决定杀了他。罢免尚书省，再以六部归于中书，想用不忽木为丞相，坚决推辞，世祖说：“我过去听桑哥，使天下不安，现在虽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记得你小时候，让你学习，正是要准备今天的使用，不要推辞。”不忽木说：“朝廷元勋旧，大臣还有很多，现在不到用我，无法服众。”世祖说：“那么谁可以？”回答说：“太子詹事完泽可以。抄阿合马家，阿合马贿赂近臣，都有文书，只有没有完泽名；又曾说桑哥是相，一定要败坏国家大事，现在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因此知道他可以的。”世祖说：“既然你决定了，就不是我的事了。”于是拜完泽右丞相，不忽木做平章政事。

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说改为按察司设置廉访司不方便，应该予以停止，于是请求宪臣贪污罪来引起君主关注。世祖因此责问中丞崔彧，崔彧推托有病。不忽木排斥崔彧不直接说，于是一一陈述不能停止的说法，世祖于是释放。

朝廷大军征讨交趾失利，再图谋大举，不忽木说：“岛夷诡诈，天子的威势临到，难道你不害怕，兽走投无路了就会咬，形势使他这样。现在他的儿子继承王位，如果派一个使者，晓以祸福，他们能悔过自新，就不用兵而下了。如果不悔改，再出兵也不晚。“世祖听从了。于是交趾感到害怕，派遣他的伪昭明王等人到朝廷谢罪，尽献前六年所应当进贡物品。皇帝高兴地说：“你一句话的作用。”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不忽木推辞说：“这是陛下神武不杀所导致，我又有什么功劳呢。”只有接受沉入水假山、象牙镇纸、水晶笔格而已。

麦术丁请求恢复尚书省，专兼右三部，不忽木责备他说：阿合马、桑哥相继误国前车之鉴不远，为什么又想效仿他吗！“结束后就睡觉去了。有人劝征流求，以及江南包银，都劝阻他。桑哥党人把快刺丁等人刺杀，皇帝认为忻都长在理财，想要释放不杀。不忽木争辩，不服从。一天中一共七奏，最后定他的罪。佛教请用金银布帛祭祀他们的神，世祖感到很困难。不忽木说：“他佛以除去贪婪为宝。”于是不给。有人说京师蒙古人应该与汉人之间处，以控制意外。不忽木说：“新民忽升，还没有安宁过，如果再变更，必然导致失业。这是奸人想擅自出售的好处，结交亲近宠爱，借为效忠的说法罢了。”于是描写国内贵族住宅已与居民犬牙相制的情况已然停止。有人诬陷完泽徇私，世祖问不忽木。他回答说：“完泽和我都待罪中书，假设有如是说，怎么能专心。我们虽然愚昧落后，然而位居宰辅，有人揭发他阴短，应该使当面对质，明确表示要求，如果心怀猜疑，这不是君主大公无私的道理。”说的果然对，世祖发怒，命令左右打耳光。这一天很冷，脱下穿貂裘以赐。皇帝每次看着侍臣，为堵塞咥旗的才能，不忽木从容地问他为什么，世祖说：“他侍奉宪宗，经常暗中资助我财富，你父亲知道。你当时没有出生，我真不知道啊。”不忽木说：“这就是所谓为人臣怀二心的人。有以内府财物私下结交亲王，您认为怎样？“皇帝急忙用手挥动着说：“爱卿别说了，是我说错了话。“

至元三十年，有彗星出现在黄帝星象的周围。世祖很担心的，不忽木晚上被召入禁中，问他怎样消除自然变化的规律，上奏说：“风雨从天而来，人就房屋以等待的；长江、黄河为土地的限制，人则以通的船只。天地有做不到的事，人就给他们，之所以与天地参啊。而且父母生气，你不敢怨恨，只有奉行孝敬。所以《周易·震》的象说：‘君子以恐惧反省’，《诗经》说：‘恭敬地对待上天的愤怒。又说：‘遇到灾害而恐惧’。三代圣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告诫，很少有不有结束。汉文帝时，同一天发生了几次山崩，日食地震连年发生，善于使用这种方法，天也悔改，国内平安无事。这是前代的借鉴方法，我希望陛下效法的。”于是朗诵文帝《日食要求说诏书》。世祖惶恐地说：“这句话很合我的心意，可重复说。”于是详细论述款陈，晚上到四更，第二天进食，皇帝将盘珍给他。

至元三十年，世祖身体不适，所以不能处理政事，不是国人或功勋旧臣不能进入卧室。不忽木以谨厚，每天询问医生，从来没有离开。世祖病危，与御史大夫月儿鲁那颜、太傅伯颜一起接受遗诏，留在禁中。丞相完泽到，不能进入，伺月鲁那颜、伯颜出来，问：“我年纪都在不忽木上，国家有大事不能参与，为什么呢？”伯颜叹息说：“如果丞相有不忽木见识，为什么我们还会这样的劳苦呢！”完泽没有回答，太后。太后召三人问他，月鲁那颜说：“我接受顾命，太后就看我们做的。我如果误国，当天就该被杀，国家大事，不是宫里所应当预先知道的。“太后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定下大计。其后发率、柑祭、请求谧号南郊，都是不忽木布置的。

辅佐成宗

元成宗即位，执政都接在上都北面。丞相常常独自进入，不忽木几天后才看到，成宗问道，慰劳他说：“爱卿为先朝中心，是我寡昧，只有早晚进谏，以匡正我的不足之处，希望没有辜负先帝托付的重任啊。”成宗亲自揽政事，以决断出正确的结果，朝廷商议大事多采用不忽木的话。太后也认为不忽木为先朝旧臣，礼貌甚至。

为官清廉

河东守臣献上生长奇异的禾苗，大臣们想上奏认为祥瑞。不忽木对献臣说：“你境内所产都是这样的禾苗吗，只有这几根吗？”他说：“只有这几根。”不忽木说：“如果这样，既无益于人民，又有什么值得为祥瑞的。”于是遣散。西域僧人作佛事，为释放犯人祈福，所谓的秃鲁麻。是犯法的，贿赂的以求免死。有杀主子、杀丈夫的，西域僧人请求被认为皇帝、皇后御服，应乘黄牛犊出宫门释放，据说可以得到幸福。不忽木说：“人生的伦理，国政的根本，风化的基础，怎么可以让他乱法！“成宗责问丞相说：“我警告你不要让不忽木知道，现在听他说的话，我很惭愧。”让人对不忽木说：“爱卿别说了！现在跟你说，然而你自己以为是自己的政事。”有奴仆告发主人，主子被杀，下诏就把他的主人所任的官职授予他。不忽木说：“如果这会严重破坏国家的风俗，让民情越薄淡，就再也没有上下之分了。“成宗醒悟，追废之前的诏令。执政官上奏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对他说：“不忽木为朝廷正人，先皇帝所托付，难道他们出城吗！”成宗又留下他。最后以与同事们多有不同意见，称病不出。元贞二年春天，召到便殿回答说：“我知道你生病的原因，因为你不能从别人，别人也不能够从你。想用段贞顶替你，怎么样？”不忽木说：“段贞实际上比我更能治理国家。”于是任命他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不忽木推辞说：“这个职位，朝廷只有史天泽曾经做过的，我怎么敢在这个功。”之后去掉了“重”字。

不忽木身为近臣，劝谏时没有多大的顾忌，但能蹇蹇匪躬，知无不言，确实精神可嘉。元军进攻交趾失利时，忽必烈欲再次征伐。经不忽木劝谏，忽必烈才罢去此役。

不忽木执法公正，人无异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廉洁而正直。桑哥当政，对不忽木貌敬而实忌，曾唆使西域商人诈为讼冤，送给不忽木美珠一箧，不忽木拒绝接受。大德四年，不忽木卒，家贫无以葬。成宗赐钞五百锭，才了结丧事。

早年逝世

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去世，特别命令不忽木为行中丞事。大德三年，兼领侍仪司。因父亲收受贿赂之财，御史一定要归罪自己的父亲，不忽木说：“纪律的部门，以宣政化、激励风俗为先，如果你证明自己父亲，又如何建立孝！”枢密院大臣受人玉带，征赃不说，御史说处罚得太轻，不忽木说：“礼，大臣贪污，只是说饭碗不漂亮，如果加以鞭打羞辱，不是用刑于上大夫的意思。”人们称赞他的平和宽恕。大德四年，疾病复发，成宗派遣医生医治，无效，不忽木便搭上奏说：“臣懦弱平庸无取，愧对于皇帝的眷爱与恩泽，我快死去了，永远辞别这政治清明的时代了。”便把酒杯斟满痛饮而亡，时年四十六岁。成宗听说后感到难过，士大夫都失声痛哭。

家中素来贫穷，亲自用灶做饭，妻子织布来奉养母亲。后来因为出使回来，那时母亲已经亡故了，大声地痛哭呕血，数次晕倒不起。日常穿着为儒者，不追求华丽的装饰。俸禄赏赐有多，就散施关系。知晓人，多所推荐提拔，丞相哈剌哈孙答刺罕也是他所推荐的。他学先实践后文艺。不忽木平时沉默寡言，到皇帝面前讨论事情，吐辞洪畅，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为自己的责任，知无不言。世祖曾对他说：“太祖有说，君主治理天下，如果右手拿东西，必须用左手接住它，这样才能稳固。你就是我的左手的。”每当侍宴机会，一定要陈述古今政事的要点，世祖每拍腿叹息说：“我恨你生得晚，不能早点听到这些话，但是我们子孙会幸福的。”临终，把白璧给了他，说：“有一天带着这个东西来见我。“武宗时期，追赠为纯诚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谥号为文贞。

亲属成员

父亲：燕真，元世祖忽必烈侍从。

妻子：寇氏，鲁国公主。王氏，鲁国公主。

儿子：回回，陕西行省平章政事。

巎巎，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翰林学士。书法家。

"

杜仁杰（约1201—1282年），原名之元，又名征，字仲梁，号善夫（“夫”也作“甫”），又号止轩。济南长清 （今属山东济南市）人。元代散曲家。《录鬼簿》把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他由金入元，金朝正大中与麻革、张澄隐居内乡山中。元初，屡被征召不出。性善谑，才学宏博。平生与元好问相契，有诗文相酬。元好问曾两次向耶律楚材推荐，但他都“表谢不起，”没有出仕。其子杜元素，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由于子贵，他死后得赠翰林承旨、资善大夫，谥号文穆。"生平

杜仁杰，出生于诗书之家。父杜忱志行廉洁，有文名，进士及第授京兆录事判官，后因病归里。仁杰淡于名利，一生未仕，淡泊于功名，不求仕进，大部分岁月流连于山水之间。金末，他隐居于河南内乡山中，与友人麻革、张澄等以诗相唱和；入元，屡征不就，隐居长清故里，居住在灵岩寺内的石龟泉畔，常游于灵岩、五莲山之中，并谒曲阜孔庙，登泰山，留有多处碑文、游记和墨迹。
在残曲[双调]“蝶恋花”中，他说自己“难合时务”，把“荣华”、“品秩”看作“风中秉烛”、“花梢滴露”。他认为世人只看官禄，不辨贤愚；只认金玉，不识亲疏。对昏暗腐败的政治现实，他无力改变也不想去改变，只好洁身自好，保持住自己一点节操。因此，金正大中，他与麻革、张澄隐居内乡山中；入元，屡征不就，隐居于长清故里，伏游于灵岩和五峰山之间。其子杜元素，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因赠翰林院承旨、资善大夫，卒谥“文穆”。葬长清东北王宿铺西里许，墓已不存。

杜仁杰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祖、父对其文学传教熏陶，使他在诗、词、曲、文诸方面具有良好素养。金正大元年，杜仁杰离家南游汴梁，参加金廷科考未中，乃滞留京师，结识著名诗人元好问。开兴元年元军与金军战于钧州三峰山，金军大败，是为“壬辰之变”。杜氏于乱军国北渡黄河，逃归长清，结束了长达八年之信的游历生活。这时严实“称藩于东平，以长清为汤沐邑，往来其间，能折节下士”。请名流学者“延教其子”，“兴办长清庙学”，“一时名士会聚于此”。杜仁杰、张澄、商挺等即于此时成为严实的门客与政治谋士，家庭教师。严实卒后，其子忠济、忠范、忠嗣相继任东平行台。这段时间约从乃马真后称制到至元初的二十余年间，正是杜仁杰的中年时期，是在东平严氏幕府中度过的。此时的东平，聚集了一大批金亡以后的名流人物，如元好问、王磐、王鹗、商正叔、商挺、宋子贞、李治、李昶、刘肃等，为教化方、治理东增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中间，杜仁杰与严氏子关系尤为特殊，一方面都是长清人，有同乡之谊；另一方面，杜与严实有知遇之恩，与严氏史弟则亦师亦友，志同道合；还有，杜氏在东平行台和东平府学谋划出力颇多，却始终示出任正式职务，无心仕途，处于隐、仕之间，很让严氏放心。在杜仁杰的鼎力辅佐与策划下，严氏办了三件深得民心的事：第一，宣扬孔孟仁慈爱民的王道，反对元朝推行的野蛮劫掠的霸道。以德养民，以礼养士，深得东平民心。他建议严实改“善善堂”为“种德堂”，以教严氏子孙和辖内百姓修德行善。这在当时具要的现实意义。第二，兴学养士。中原战乱未定，严实率先办起东平府学，不仅吸引了大批名流学者，为东平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还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与文化人才。如前列举的人物，大都做了元廷的高官，后起之秀如王恽、王构、王旭、李谦、徐世隆、孟祺、阎复、高文秀、张时起等，亦成为朝廷官员和著名诗人、戏剧家。所谓“东平庙学……教养诸生，后多显者”。第三，兴礼乐以化民，改变杀伐之音。金亡后，严实首先把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从汴京请到东平，行礼乐之教，并为元廷输送了一批礼乐人才。严氏父子治理东平的四十余年间，曾数次至曲阜祭孔，意在宣扬孔孟的仁义礼乐之教，把东平治理成为一方“王道乐士”。上述种种，杜仁杰居间筹划力行，功不可没。

至元初年，杜仁杰约六十五岁，是步入晚年的老者了。此时东平行台严氏兄弟相继去职家居，杜氏靠山失据；加之行政区划变动，东平散府，新任执政者与其关系不似严氏亲密；另外，长期在东平患难与共的老友或入京为官，或去各地任职。约在至元二年后，杜仁杰便离开东平，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他隐迹山林，徜徉于泰山、灵岩、长清、济南之间。大约在至元十九年逝于长清老家。杜仁杰之了杜无素，字质，曾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杜仁杰因此被赠为翰林承旨、资善大夫，谥文穆。杜氏著作有《逃空丝竹集》、《河洛遗稿》，惜皆早佚。现存诗作二十八首，词二首，散曲六首，尚不足九牛一毛。

人物贡献

杜仁杰诗文兼擅，而以散曲名世。他的散曲传世不多，却颇具特色。他性喜谐谑，言谈风趣，虞集称其“善谑”。因此，善谑和风趣，便形成杜仁杰散曲的风格。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喻情》，通篇用歇后语写成，而[般涉调·耍孩儿]《庄稼不识勾栏》套曲，则以幽默的笔调，描写一个庄户汉秋后进城看戏的经历，并以庄户汉的口吻，写勾栏门前招徕观众的情景，戏棚和戏台的建筑结构，院本杂剧的表演体制等等，谐谑多端，情趣横生，读来令人捧腹。因它涉及到演出剧场、戏台、道具、乐队以至化装、角色等，也成为研究元代戏曲的重要资料。

散曲虽传世不多，却有特色，笔触老辣而有谐趣，善于驾驭丰富活泼的口语。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喻情》，通篇用歇后语写成，对于了解元代口语甚有价值。最著名的是〔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套曲，描写一个庄户汉秋收后进城，到勾栏看戏的种种经历。借这个庄户人的口吻，真实地再现了元代勾栏演戏时剧场、戏台、道具、乐队乃至化装、角色等种种情况，写得情趣盎然。这个套曲因而成为研究元代戏曲的重要资料。

人物历史

杜仁杰之父杜忱墓志：杜仁杰家世，历代研考甚少，当代吴晓铃、孔繁信先生始据方志资料，考明仁杰之父为杜忱。两家均援引民国《长清县志》卷十《祠祀志·邱墓》“杜忱碑”之记载为其史证。志载：“元杜文穆君仁杰墓：见旧志。查墓在城东北王宿铺西里馀，龟趺败裂，翁仲倒仆，现存一石门，其上横书‘杜征君神道’。石门之南，东偏有一碑，破碎在地，字不可辨。细查之，其额上题曰：‘故金府京兆君杜公墓志’，系篆书，其文内有‘贞祐丙子公殁于泗上’，并有‘高祖文，曾祖实，祖渊’等字。石门之正南更有一碑，亦极破碎，查有‘知建昌路总管府事男质立’等字。”

这一关涉杜仁杰生平的重要碑石，惜已毁于近世，致其全文难以稽考，有关史实莫明其详。但幸运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在县志所记之杜氏墓区——即今长清平安店镇王宿铺村，新出土了一方《杜忱墓志》。1993年由村民送交长清县博物馆保存。此志各墓志目录均未著录，其记文不仅可印证县志所载，且可增补诸多未知的史实。

作品介绍

一生交游颇广，与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元代散文家王恽、诗人胡祗遹交往甚厚，彼此有诗唱酬。隐居期间，在故乡的名山胜水间，也留下不少碑文、游记和诗篇。如定宗二年游五峰山洞真观，撰《五峰山真静崔先生传碑》和《崔先生像赞》。此外，有《贫乐岩铭》、《娄敬洞洞虚观碑记》、《谷山寺碑》、《泰山天门铭》，以及《东平张宣慰登泰山记》等。今存《灵岩志》的《游灵岩寺》一首七律云：涧水消尽水声喧，山杏开时雪满川。老木嵌空从太古，断碑留语自前贤。蓬莱不合居平陆，兜率何为卜半天。金色界中无量在，可能此地了残年。

不幸而此诗成为诗谶，杜仁杰终以80高龄而卒于此。杜仁杰著有《逃空丝竹集》、《河洛遗稿》，已佚。清人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甲集收有《善夫先生集》一卷。散曲作品散见于《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雍熙乐府》、《盛世新声》等集中。

人物评价

喜爱弹唱，博学多才。他诗文兼擅，而尤以散曲名世。他的散曲虽传世不多，但颇具特色。由于他性善谐谑，言谈风趣，因此善谑和风趣，便形成了其散曲的特色。对他的诗歌作品，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曾称誉：“仲梁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极他日所至，当于古人中求之。”

"

邵亨贞(1309～1401) 元代文学家。字□孺，号清溪。云间（今上海松江）人。曾任松江训导。邵亨贞生当元、明之际，入明后生活近30年。终于儒官，足迹不出乡里。著有《野处集》4卷、《蚁术诗选》1卷、《蚁术词选》4卷。

高文秀（生卒年不详），东平（今属山东省）人。元代戏曲作家。府学生员，早卒。

赵君祥，元散曲作家，生平、里籍均不详。

严忠济(?— — 1293)，一名忠翰，字紫芝。长清（今属山东省）人。严实之子。元太宗时袭父职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从元世祖攻宋，有战功。至元二十 三年（一二八六）授中书左丞， 行江浙省事。其人仪表不凡，长于骑射，袭父职任东平路行军万户。元世祖忽必烈攻宋，忠济奉诏率兵进军，所战多捷。人千其威权太盛，被召还京。他治理东平时，让当地豪绅代属下和百姓缴纳所欠赋税。卸职后，豪绅们向他讨债，忽必烈听后为他偿还。至元二十三年，特授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浙江省事。因年老，辞不就。能曲，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金元散曲》录存其小令二首。

生卒年不详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元代杂剧作家。生平事迹不可考。

汪元亨（生卒不详），元代文学家。字协贞，号云林，别号临川佚老，饶州（今江西鄱阳）人元至正间出仕浙江省掾，后迁居常熟官至尚书。所作杂剧有三种，今皆不传。《录鬼簿续篇》说他有《归田录》一百篇行世，见重于人。现存小令恰一百首，中题名「警世」者二十首，题作《归田》者八十首。他生当元末明初乱世，从今存散曲内容看，多警世叹时之作，吟咏归田隐逸生活。在艺术上，其散曲风格豪放，语言质朴，善用排比，一气贯注：有些则潇洒典雅，情味浓郁，互文比喻，耐人寻味。

[元]（约公元一三一七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仁宗延佑中前后在世。工曲，太平乐府中选录甚多。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明·李开先评元人散曲，首推张可久、乔吉，次则举及查德卿（见《闲居集》卷五《碎乡小稿序》），可见其曲名较高。其散曲作品内容有吊古、抒怀、咏美人伤离情之类，风格典雅。

陈孚(生卒年不详)，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宋庆历间(1041～1048)，尝从郡守建阳宋贯之学。由是登第，乡人慕之，始习进士业，琼人举进士自孚始。被祀为琼州府乡贤。

杨载（1271—1323）元代中期著名诗人，与虞集、范梈、揭傒斯齐名，并称为“元诗四大家”。字仲弘，浦城（今福建浦城县）人。延祐二年进士，授承务郎，官至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杨载文名颇大，文章以气为主，诗作含蓄，颇有新的意境。"生平

杨载字仲宏。县南琉田村人，后徙蒲城，晚年定居杭州。杨载先祖杨建为浦城人，父杨潜，南宋诸生。杨载生于元世祖至元八年，幼年丧父，徙居杭州，博涉群书，赵孟頫推崇之。年四十未仕，户部贾国英数荐于朝，以布衣召为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调管领系官海船万户府照磨，兼提控案牍。仁宗延祐二年复科举，登进士第，受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迁儒林郎，官至宁国路总管府推官。英宗至治三年卒，年五十三岁。著有《杨仲弘诗》8卷，文已散失。

后代子孙

杨载生子杨遵、杨勲，勲生四子： 长子富文，字化元；次子富武，字化成；三子富国，字化行； 四子富年，字化永。元英宗至治年末，化永仍归杭州。化元、化成、化行率家众一百一十余口，自徽州婺源迁桐城大宥乡会宫陈庄，垦田三百余亩。化元生三子：福一、福二、福三。"

明本(1263—1323)，元朝僧人。俗姓孙，号中峰，法号智觉，西天目山住持，钱塘(今杭州)人。明本从小喜欢佛事，稍通文墨就诵经不止，常伴灯诵到深夜。24岁赴天目山，受道于禅宗寺，白天劳作，夜晚孜孜不倦诵经学道，遂成高僧。仁宗曾赐号“广慧禅师”，并赐谥“普应国师”。憩止处曰幻住山房。

陈草庵（1245——约1330），名英，字彦卿，号草庵，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平事迹不详，元代散曲作家。曾任监察御史，中丞等职。现存小令二十六首。元·钟嗣成《录鬼簿》称其“陈草庵中丞”，名列前辈名公之中。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以为陈草庵名英，曾任宣抚，延初拜河南省左丞。门岿继考其人，名英，字彦卿，号草庵，析津（今北京）人。元代张养浩《云庄类稿》卷九《析津陈氏先茔墓碑铭》引陈英自述，叙其家世及任职历程甚详（见《元曲百家纵论》第七三页），可备一说。其存曲多愤世嫉俗之作。

贝琼(1314～1379）初名阙，字廷臣，一字廷琚、仲琚，又字廷珍，别号清江。约生于元成宗大德初，卒于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年八十余岁。贝琼从杨维桢学诗，取其长而去其短；其诗论推崇盛唐而不取法宋代熙宁、元丰诸家。文章冲融和雅，诗风温厚之中自然高秀，足以领袖一时。著有《中星考》、《清江贝先生集》、《清江稿》、《云间集》等。"生平

贝琼曾祖贝珪，宋理宗时由苏州徙崇德，筑室语儿溪上，遂为史山。史山即殳山。贝琼约生于元成宗大德初，卒于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年八十余岁。少年时即颖悟，性坦率，不修边幅而笃志好学，博通经史百家。师事同乡黄次山、会稽杨维桢。元末世乱，隐居教授，往来于华亭、海昌间，生徒云集。又曾主教幽湖朱显道家。48岁时始领乡荐，游京师，作《真真曲》，由此知名。时张士诚据平江，贝琼隐居殳山，累征不就。

明洪武三年，举明经，召修《元史》。同官李敏卿等称其叙事直而不徇。史成，受赐归乡。洪武五年，奉命出任浙江乡试官。次年，任国子助教，后改作中都国子监，教授勋臣子弟。与张美和、聂铉齐名，时称“成均三助”。曾叹古乐衰废，堂堂成均，徒具其名，作《大韶赋》以寄感慨。在史馆，与金华宋景濂相友善，凡有著作，常互相推让。及景濂为司业，建议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于天子之学。太祖拒不采用，而当时犹有赞同者，琼乃作《释奠》以解辩之，赢得识者之赞赏。其坚持正道，大多类此。洪武十一年，致仕归。翌年，卒于家，葬于语儿乡。

贝琼有子5人，大多有文名。次子贝翱字秀翔，能诗，著有《平淡集》。

籍贯研究

明潘廷章《硖川图志》载：殳山又作芟山，西山之西北六里，高二十余丈，周七里，桐辖也。《桐邑志》曰：殳山，因殳仙而得名。殳仙名基，得导引术入千金乡，相传宋时人，登此山数年，跌坐而化……其地历史，据《石泾小志》载：“汉代为由拳县西南境，三国后改属嘉兴，五代时又改属崇德，明代宣德五年后划归桐乡。至1950年，殳山又划归海宁双山乡。

从贝琼的诗可以看出，他可能就是海宁当时的殳山人，有《殳山隐居诗》为证：病客从教懒出村，两山一月雨昏昏。野花作雪都辞树，溪水如云欲到门。无复元戎喧鼓吹，试从田父牧鸡豚。来青处士时相过，犹是平原旧子孙。”

光看此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殳山山麓有他的故宅与来青堂主陆容的遗址。殳山位于硖石镇双山村，分为东殳山和西殳山，东殳山也称史山。所《硖石图志》记载：“殳山在西山之西六里，高二十余丈，周七里，桐辖也。”桐邑志曰：“因殳仙而得名。殳仙名基，得导引术入千金乡。相传宋时人，登此山数年，趺坐而化，其徒收瘗惟巾氅云。”殳山上名胜古迹很多，据《桐乡县志》记载：“山上有潮音庵，又有殳仙石、铜棺冢、洗药池、炼丹台、藏兵坞、小赤壁、一滴泉、公主墓诸胜迹，山麓有明初贝清江故宅及陆容来青堂遗址。”1950年，桐乡县屠甸区殳山乡的七个村并入海宁县。20世纪80年代，已将殳山改为公墓。

殳山原属桐乡，后改归为海宁。故说贝琼是桐乡人也没错，说他是海宁人更是没错。现殳山归属海宁的双山乡，那贝琼自然就是海宁人了。另外，他还写了《游殳山诗》：

神人夜割蓬莱股，苍然尚作青狮舞。殳基得道此飞腾，烟火千家自城坞。前年盗起官军下，存者如星绕四五。我来欲置读书床，出入未愁穿猛虎。山寒月黑无人声，夹道长松作风雨。”

从诗句来看，贝琼确实曾在殳山隐居。

"

揭傒斯（1274～1344）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字曼硕，号贞文，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杜市镇大屋场）人。家贫力学，大德年间出游湘汉。延佑初年由布衣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前后三入翰林，官奎章阁授经郎、迁翰林待制，拜集贤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阶中奉大夫，封豫章郡公，修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辽史》成，得寒疾卒于史馆，谥文安，著有《文安集》，为文简洁严整，为诗清婉丽密。善楷书、行、草，朝廷典册，多出其手。与虞集、杨载、范梈同为“元诗四大家”之一，又与虞集、柳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生平

揭傒斯幼年家境贫苦。其父揭来成是宋朝的一个“拔贡”，母亲黄氏。5岁从父就读，刻苦用功，昼夜不懈，十二三岁博览经史百家，至十五六岁时已是文采出众，尤其擅长诗词、书法。年纪差不多的人，均敬佩他，拜他为师。

揭傒斯青年时期，远游湖南、湖北，讲学谋生，直至39岁。一些名公显宦很器重他，湖南宣慰使赵琪素把揭看作“知人”，说他将来必为“翰苑名流”。湖南宪使卢挚、湖北宪使程钜夫也非常赏识他。程钜夫称揭傒斯为“奇才”，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为妻。

元皇庆元年，程钜夫在朝做官，其公馆设在宫廷门前。揭傒斯常居馆内少出，执主宾之礼十分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程钜夫的肺腑亲戚。那时元代开国遗老尚在，听说程公有佳客，都想见识见识。程钜夫只得引见。他们从交谈中发现，揭傒斯论文时意象飞动，气势豪放，论政时骋议驰辩，理正辞严。大家认为揭傒斯才华横溢，是国家栋梁之材，纷纷向朝廷推荐。知中书李益，看了揭傒斯写的《功臣列传》，赞叹不已，“这才是修史书的名手笔啊！别人修史不过是誊抄其它版本的史书而已！”。程钜夫的莫逆之交，深受元廷敬畏的集贤大学士王约力荐说：“与傒斯谈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当无施不可。”

元延祐元年，揭傒斯由布衣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三年，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四年，迁升为国子助教。六年，朝廷提升揭傒斯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不久，又提升为侍讲学士，主修国史，管理经筵事务，为皇帝拟写制表。当时提升不能超过两级，可是揭傒斯却连进四级，直至二品“中奉大夫”，实为罕见之事。

元天历二年，图帖睦耳在“奎章阁”内聚集功臣于弟和皇亲国戚子孙就学，要揭傒斯担任授经郎。“奎章阁”设在兴圣殿西，揭傒斯每日早起，步行最先到达，从学的公于王孙共同商议；集资为老师买一匹好马。揭傒斯听说后，自己随即购置一匹马，反复让人看，然后又把马卖了，以此举表示自己不愿牵累别人。在揭傒斯门下求学而入朝做官的人，后来大都成为国家的重臣。他们之中很少有求人声援的，都不贪图功名利禄。揭傒斯任投经郎时，图帖睦耳经常来到阁中咨访，与揭傒斯交谈，每次都对答如流。至顺元年预修《皇朝经世大典》皇帝看到揭傒斯写的《秋官宪典》，惊讶地说：“这不是唐律吗?”又看到《太平政要》四十九章，更是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床头，经常阅看。并把《太平政要顺》发给文武百官观赏，说：“这是我们的揭傒斯所写的，你们都得好好看看！”皇帝不直呼傒斯其名，而以“曼硕”唤之，以示亲重。

元至正三年，揭傒斯以70岁高龄辞职回家。走到中途，皇帝派人追上，请揭傒斯回京写《明宗神御殿碑文》。写完后，他又要求回家。丞相问揭傒斯：“方今政治何先?”揭答：“养人。”丞相再问：“养人为何在先呢?”再答：“人才，当他的名望还没有显露时，休养在朝廷，使他全面了解国家政务，一旦用他的时候，他就会自觉地施展本领啊！这样就不会出现因缺乏人才而误大事的后患啊！”丞相钦佩，奉旨留下他编修辽、金，宋三史，任总裁官。丞相问揭傒斯，“修史以何为本?”答：“用人为本。有学问能写文章而不懂历史的人不能用，有学问能写文章且懂历史但缺乏道德的人也不能用，用人的根本应当把‘德’放在第一位。”并经常与同事说，“要想知道写史的方法，首先必须明白历史的意义。古人写史，虽小善必录，虽小恶必记。不然的话，何以规劝人们弃恶扬善?”故此，他自己毅然执笔撰稿，孜孜不倦。凡朝政之得失，人事之功过，均以是非衡量，不隐恶，不溢美。对根据不足的事物，必反复考证才写上，力求准确无误。至正四年七月四日，《辽史》修成，呈送皇帝，得到奖赏，并勉励他早日完成金、宋二史。揭傒斯深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唯恐力不从心，难以完成。他吃住都在修史馆中，每天天刚亮便起床，至深夜不歇，废寝忘食。那年盛夏，揭身染伤寒，仍伏案修撰。七月戊戌日以身殉职。朝中官员得悉揭傒斯去世的噩耗，都赶到史馆哭悼。第二天，中书出公钞2500缗，率先为他办理丧事。枢密院、御史台、六部等，也送了赙金。这时，有外国使节来到京城，燕劳史局以揭公故，改日设宴接待。皇帝为他嗟悼，赐楮币万缗治丧事，并派官兵以驿舟送揭傒斯灵柩到故乡安葬。揭傒斯死后葬于富州富城乡富陂之原。追封为豫章郡公，谥号文安。《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传。

揭傒斯有两子一女，长于揭被，次子揭广阳，女揭杨湘。

轶事

揭傒斯在外为官，念念不忘故乡。丰城本不产金，官府听信奸民商琼迷惑之言，招募300户人家淘金，以商琼为总领。丰城人只好散往外地采金献给朝廷，每年上交自4两增至49两。商琼死后，300户淘金人幸存不多，生存者也贫困不堪。上司责成丰城当局交不出黄金就用劳役来抵偿，丰城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揭傒斯从堂孙处获悉此事，向朝廷详述实情，获准徼免，县人感其恩德。

揭傒斯性格耿直，好善嫉恶，表里如一。听到某郡县有廉洁奉公、爱护百姓的官吏，讲话、写文章时，必定旁引曲喻，称道廉吏的行为，宣扬廉吏的品德。听到某官吏贪赃害民，则必定在议论时批评这个官吏，并规劝他。有一次，一个郡侯以权势要部下百姓送礼做寿，并请揭傒斯撰文记他的德政。揭傒斯痛斥说：“你的所作所为怎么样?我能违背民意违背自己的心愿为你粉饰、阿谀奉承?”此人几经贿赂都以失败而告终。而遇到善良的人求助，揭傒斯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有一个客人为求他写文章，送给他酬金，揭傒斯写好了文辞，对客人说：“钱你拿回去自己用吧，你的心意我已收下了。”

揭傒斯从青年时代起就忧国忧民，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临川女》一诗描写一个世代为人佣耕的贫农盲女，由于父死家贫，母兄无力养她，忍痛要将她赶出门外的悲惨情景：我本朱氏女，住在临川城。五岁父乃死，天复令我盲。母兄日困穷，何以资我身?一朝闻密盲，与盲出东门。不见所向途，但闻风雨声。我母为之泣，我邻为之叹。我母本慈爱，我兄亦艰勤。所驱病与贫，遂使移中情。《杨柳青谣》中写道：“连年水旱更无蚕，丁力夫徭百不堪。惟有河边守坟墓，数株高树晓相参。” 揭傒斯步入仕途之后，写了大量颂圣、应制、赠誉之作，条理清晰，体制严整，阐述明达。《上李秦公书》说：“夫士志为上，时次之，位次之。农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辍其负贩，故能致千金之产，登百谷于场，况士之志于道者乎！不逢于今，必显于后。有其时，有其位，道行于天下，天也。无其时，无其位，道不行于天下，亦天也。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计其时与位也。……学富而得广，志勤而行实。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节，不以富贵显荣而改其度。天下之士，莫不厉其志、修其道，以待时之用已。”《与尚书右丞书》中说：“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独立无辅也。森木之林，鸟兽群聚者，众材咸济也。是故自用无明，专欲无成，得众者昌，寡助者亡，此贤愚同知，古今一轨也。悬千金之赏，不患无徙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忧无绝足之马?果能推诚折节，激昂鼓舞，则士必乐为用。士乐为用，何功不成?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

成就

文学
　　揭傒斯是元代一大才子，为文简洁严整，为诗清婉丽密，虞集称其“如美女簪花”。即便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改变之后，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并未忘怀，形诸于诗文的仍然不少。在《送刘以德赴化州学政序》中有“旬宣之道未尽，廉耻之化未兴，诟病之风未除，职教之徒臃肿腆腮”之句。在《送吏部段尚书赴湖广行省参政二十韵》诗中写道“五岭缠妖棂，三湘困绎骚。罢氓贫到骨，文吏细吹毛。麟凤饥为腰，鹰鹋饱在僚。”《千顷堂书目》载有《揭文安公集》五十卷，明初已缺十三卷。尚存古代全集本有三种：《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豫章丛书》本。1985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揭傒斯的《渔父》、《高邮城》、《杨柳青谣》、《秋雁》、《祖生诗》、《李宫人琵琶引》等诗，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现实社会生活不合理的现象。尤其是《秋雁》诗，别有寄托，写出了当时民族间的矛盾。诚如《至正直记》说：“揭曼硕题雁，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揭傒斯还有一首《女几浦歌》，用民歌体描写大孤山下的船民，不管风浪如何险恶，总是无所畏惧，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刚毅勇敢。
　　揭傒斯的散文多宣扬封建伦理思想，但也有一些可读的作品。如《与萧维斗书》、《送李克俊赴长兴州同知序》，都认为“独善其身”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浮云道院记》、《胡氏园趣亭记》，反映出一种封建时代文人的闲适情趣。欧阳玄《豫章揭公墓志铭》说，揭傒斯“文章……正大简洁，体制严整。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

书法
　　揭傒斯善书法。朝廷典册、元勋铭辞，多出其手。法书肇伏羲氏，愈变而愈降，遂与世道相隆污。能考之古犹难，况复之乎，……思见圣人之治，法书之复，其在兹乎。然天下之期复于古者，不止法书也，而于是观也，则盛氏之书，其复古之兆乎。存世书迹有《千字文》、《杂书卷》等。

"

张翥(1287～1368) 元代诗人。字仲举，晋宁（今山西临汾）人。少年时四处游荡，后随著名文人李存读书，十分勤奋。其父调官杭州，又有机会随仇远学习，因此诗文都写得出色，渐有名气。张翥有一段时间隐居扬州，至正初年(1341)被任命为国子助教。后来升至翰林学士承旨。"诗词风格

张翥诗中有反对农民起义军的内容，也有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他的《□农叹》写一个运送军粮的老汉，家有老妻，无儿无女，千里迢迢把军粮送到兵营，被打得体无完肤。他回到家中，却见"“老妻出佣食，四顾筐箧无”“,而官吏还来逼他去服役,他唯有”“仰天哭欲死”“，而”“醉吏方歌呼”“。另外如他的《人雁吟》，写”“叹息人穷不如鸟，何日相随如雁归”"，也包含着对人民苦难的关切。

张翥的词不如他的诗写得细腻而圆润，缺乏社会内容。但也有一些慷慨苍凉之作，如〔沁园春〕《广陵九日，与刘士□、成元璋泛舟邗沟》，〔洞仙歌〕《辛巳岁燕城初度》，〔鹊桥仙〕《丙子岁予年五十，酒边戏作》,这些词寓人世炎凉于豪放之中,清人颇为推崇。张翥的散文更不如词，但他本人却常以文自负。

由于张翥死于元末明初乱中，所以遗稿多散失，今存《蜕庵诗集》4卷，词2卷。

"

奥敦周卿（生卒不详），女真族人。似与白朴同时，元初人。字周卿，号竹庵。奥敦是女真姓氏。《全元散曲》存其小令2首。其先世仕金。父奥敦保和降元后，累立战功，由万户迁至德兴府元帅。周卿本人历官怀孟路总管府判官、侍御史、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佥事。为元散曲前期作家，与杨果、白朴有交往，相互酬唱。今存小令二首，套数三曲。《太和正音谱》列为「词林英杰。」

舒頔(dí)（一三○四～一三七七），字道原，绩溪，（今属安徽省）人。擅长隶书，博学广闻。曾任台州学正，后时艰不仕，隐居山中。入朝屡召不出，洪武十年（一三七七）终老于家。归隐时曾结庐为读书舍，其书斋取名“贞素斋”。著有《贞素斋集》、《北庄遗稿》等。《新元史》有传。

赵秉文（1159～1232）金代学者、书法家。字周臣，号闲闲居士，晚年称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世宗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安塞主簿。历平定州刺史，为政宽简。累拜礼部尚书。哀宗即位，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历仕五朝，自奉如寒士，未尝一日废书。能诗文，诗歌多写自然景物，又工草书，所著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介绍

赵秉文金朝文学家、理学家。字周巨，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登进士第，金宣宗兴定元年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哀宗即位，改翰林学士。赵秉文生性好学，诗文书画皆工，在当时颇有文名。其散文所表现的哲学思想，以周程理学为主，宣扬仁义道德性命之说。诗歌多写自然景物，善草书。著作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等。

赵秉文在书法上与同时代的党怀英、王庭筠、赵沨齐名，但赵秉文的书法早年却是取法只比他长八岁的王庭筠。王庭筠是米芾的外甥，大约“近水楼台先得月”，书法学米芾，并很得形神，时人甚至誉王庭筠书法“不在米元章之下”。

成就

文学
　　赵秉文“历五朝，官六卿”，朝廷中的诏书、册文、表以及与宋、夏两国的国书等多出其手。他所草拟的《开兴改元诏》，当时闾巷间皆能传诵。他学识广博，著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文中子类说》、《南华略释》、《列子补注》等，且兼善诗文书画。金人刘祁称他“平日字画工夫最深，诗其次，又其次散文”。他的诗作多描写自然景物，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前后主文坛四十年之久，成为金朝末期“文士领袖”。晚年逢金朝衰乱，以禅学求慰藉。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传世，另有《道德真经集解》收录在道藏中。

书法
　　赵秉文在书法上与同时代的党怀英、王庭筠、赵沨齐名，但赵秉文的书法早年却是取法只比他长八岁的王庭筠。刘祈《归潜志》云：“赵秉文幼年诗与书皆法子端，后更学太白、东坡，字兼古今诸家学，及晚年书大进。诗专法唐人，魁然一时文士领袖，自号闲闲居士云。”元好问《中州集》谓赵秉文“工书翰，字画有晋魏风调，草书尤警绝”。

藏书
　　官翰林修撰，南渡拜礼部尚书，作《遂初园记》：“老屋数楹，名其庄曰‘归愚’；闯户而入，名其堂曰‘闲闲’。堂之两翼，为读易思玄之所。少南，竹柏森翳，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丛茂，有亭曰伫香。……稍西，临眺西山，台之名曰悠然。其东，丛书数千卷，蓄琴一张，庵曰‘味真’。闲闲老人得而乐之。玄易书数册，吟讽终日。有客来，则接之，焚香宴坐。”抄录古文，至老不衰，两目昏然不已，所积甚富，上至六经，以及庄老、医药、浮屠等。

"

睢景臣是元代著名散曲、杂剧作家，江苏扬州人，一生著述甚多，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哨遍·高祖还乡》。"生平

睢景臣。天一阁本《录鬼簿》云：景臣名舜臣，后字嘉贤。后字景贤，又字嘉宾。江苏扬州人，后来移居杭州。元代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将其名列在“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之列。还“为之作传”。其《传》云：“大德七年，公自维扬来杭州，余与之识。”又说其“自幼读书，以水沃面，双眸红赤。不能远视”。然而，“心性聪明，酷爱音律”。由此可以看出一些睢景臣的个性和爱好。联系钟嗣成的吊词“半生才”来看，睢景臣大约只活了五十岁左右，可见应是中年死亡。与钟嗣成也基本是年辈相当，睢景臣可能稍长。

睢景臣一生，只在书会才人之中生活，未能仕进。全部情感，亦倾之于曲作之中。其《高祖还乡》套数，名动当时。钟嗣成在其《传》中写道：“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其《南吕·一枝花》《题情》：“人间燕子楼，被冷鸳鸯锦。酒空鹦鹉盏，钗折凤凰金。”“亦为工巧，人所不及也”。

钟嗣成的《凌波曲》吊词写道：“吟髭捻断为诗魔，醉眼慵开为酒酡。半生才便作三闾，些叹番成《薤露歌》，等闲间苍鬓成皤。功名事，岁月过，又待如何？”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睢景臣列于“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之中，称其词“如凤管秋声”。

郑振铎评道：“《高祖还乡》，确是奇作。他能够把流氓皇帝刘邦的无赖相，用傍敲侧击的方法曲曲传出。他使刘邦荣归故乡的故事，从一个村庄人眼里和心底说出。村庄人心直嘴快，直把这个故使威风的大皇帝，弄得啼笑皆非。这虽是游戏之作，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太平乐府》收有睢玄明散套，或疑景臣与玄明为一人。睢景臣著有《睢景臣词》及杂剧三本：《千里投人》，《莺莺牡丹记》，《屈原投江》，今俱不存。其所传者，唯散曲保存三套，断句四句。但《高祖还乡》使他在散曲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

王庭筠（1151～1202）金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端，号黄华山主、黄华老人、黄华老子，别号雪溪。金代辽东人（今营口熊岳），米芾之甥。庭筠文名早著，金大定十六年（1176）进士，历官州县，仕至翰林修撰。文词渊雅，字画精美，《中州雅府》收其词作十六首，以幽峭绵渺见长。"成就

王庭筠善诗文，“文采风流，照映一时”，以七言长诗造语奇险见称。元好问《中州集》称赞他“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又在《黄华墓碑》中说他“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况周颐云：“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 唯王黄华小令，间涉幽峭之笔，绵邈之音。“王庭筠诗虽然工于造语，风格清隽，但偏于模拟，较少艺术独创性。其内容大多以闲适为主，除少数篇章抒发了一些宦途波折的苦闷情绪外，极少接触现实题材。这较典型地代表了大定、明昌间金代诗坛脱离现实的风气。其存诗近30首，存词10多首，被元好问收入《中州集》及《中州乐府》。

书画，山水师任询，其书法和枯木竹石学米芾，重视笔墨情趣，不为成法所囿，上逼古人。与党怀英、赵沨、赵秉文俱以书法成名家，其画与诗文紧密结合，发展了文人画派，对后世影响甚大。传世作品《幽竹枯槎图》卷，绢本，墨笔，卷末王庭筠以大行书题识曰：“黄华山真隐，一行涉世，便觉俗状可憎，时拈秃笔作幽竹枯槎，以自料理耳。”该画笔墨富有变化，柏树用笔潇洒爽朗，水墨淋漓，霜韵铁骨；画竹笔力挺劲，叶如刀裁，纵恣奔放，现藏日本京都藤井齐成会。明李日华《六砚斋三笔》说：“庭筠书法沉顿雄快，与南宋诸老各行南北，元初，子山诸人不及也。”金国元好问认为：庭筠书法虽有北方胡羯末的雄悍之气，却也风流蕴藉。元袁櫵说：“黄华老人悉祖宝章，故其大气超轶抗衡。”后人对其书法评论是很高的。

著有《王翰林文集》40卷、《黄华集》、《藂辨》10卷等，但多散佚于金末衰乱之世。存世墨迹有《幽竹枯槎图题辞》，碑刻有《博州重修庙学记》、《重修蜀先主庙碑》等。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北文献史学家金毓黻编著的王氏《黄华集》，收录其文章诗词，并编撰《年谱》传于世。

生平

王庭筠：于公元1151年出生在金代辽东，今营口熊岳地区。出身于书香世家，是左相张浩的外孙、书画家米芾的外甥、汉朝太原贤士王烈的32世孙。其父王遵古，正隆五年中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为官清正，学识渊博，时人誉之为“辽东夫子”，娶太师南阳郡王张浩之女，生四子，王庭筠排行第三。

庭筠自幼聪颖，《元氏墓碑》载，六岁同父兄诵书，能通大义，七岁学诗，十一岁赋文做诗，读书五行俱下，日记五千余言。涿郡才子王修，不随流俗，很少对人有所赞许，但一见庭筠，便许以国士。

金世宗大定十六年，中进士，受官承事郎，调任恩州军事判官。在任时，“计获谋为不轨的郡民邹四，开释无辜受牵连的百姓千余人”。但是在以严刑为尚的政治环境下，却不升反降，再调馆陶主簿，仍困于簿书期会，通检推排的工作。任满后卜居彰德，买田隆虑，读书黄华山寺，自号“黄华山主”。

金章宗明昌三年，召入馆阁，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命与秘书郎张汝方鉴定内府书画，集所见珍品与当时士大夫家藏前贤墨迹汇刻成《雪溪堂帖》。后迁翰林修撰。

承安元年，因赵秉文上书事被削职，降为郑州防御判官。

承安四年，起用为应奉翰林文字。

泰和元年，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章宗秋山射猎，应制赋诗三十余首，甚被奖誉，将要大用。

泰和二年十月十日，去世，终年52岁，金章宗特写诗追悼。

其子王曼庆，字禧伯，号澹游，善墨竹、树石，有父风。

"

唐珙，字温如，元末明初诗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父南宋义士、词人唐珏在至元中与林景熙收拾宋陵遗骨，重新安葬，并植冬青为识。在乡里以诗知名，但所作传世不多。生平仅略见于《御选元诗》卷首《姓名爵里》 、《元诗选补遗》小传。"著述

元代诗人唐珙生平无记载，仅知“珙豪于诗”。他父亲唐珏是南宋义士，曾于元僧盗掘南宋皇陵之时，偷拾诸帝遗骨并重新安葬，使得免受元僧亵渎，直至朱元璋方重修宋陵安葬。虽是元代人，唐珙也应受其父教，知侠义，亦可谓南宋遗民。

唐珙仅有八首诗记载下来。

《墨兰》，“瑶阶梦结翠宜男，误堕仙人紫玉簪”，可见喜欢兰草。

《猫》，“牡丹架暖眠春昼，薄荷香浓醉晓晴”，可见喜欢猫。

《澄碧堂》 ，“玲珑凿开云雾窗，悟作虚空大圆镜”，可见沉迷于禅宗。

《题海岳后人烟峦晓景图》，“须臾笔砚间，淋漓走元气”，懂得画画。

《赵文敏书洛神赋》，“宓妃夜走天吴奔，骊龙腾骧老蛟舞”，痴迷书法。

《题龙阳县青草湖》，“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因何醉呢？

《韩左军马图卷》，“太平此马惜遗弃，往往驽骀归天闲”，复国梦吗？

《题王逸老书饮中八仙歌》，“摩娑故纸叹凋落，老眼昏花犹可认”，一生竟短。

唐珙是没有传记的，于《全唐诗》误收后更流传为“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而八首诗后，已然栩栩如生。

又“澄碧堂” ，南宋皇宫有此堂；“海岳”，北宋米芾号“海岳外史”；“文敏”系南宋赵孟頫谥号；“王逸老”是南宋书法家；而青草湖中“湘君白发”，应是学自其父词“‘斑竹’临江首重回”中之典故，追思故国也。盖追思之人也。

南宋遗民，无谓志远，无缘仕途愁忧，兰、猫、禅、画、书，一醉，一梦，一生，然却正因如此，他不沾半点功名，竟成一境界之诗——不曾“人生”过，惟曾“人格”过。

关羽，是“千里行”后的英雄；唐僧，是“取真经”后的圣僧。而他，是“不入世”的诗人，是“一直”着的诗人，是永恒。

年代考证

《全唐诗》“无考”类诗人中收录一首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原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泰斗程千帆先生一仍其例，以唐温如为唐末人，并著《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一文。此说遭到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反对，其1987年所作《〈全唐诗〉误收的一首七绝——唐温如的〈题龙阳县青草湖〉》一文即专论此事，考订唐温如为元末明初人，资料极为翔实，其云：

按，唐温如此诗，不见于唐、宋人有关载籍中，连素有淹博之誉的宋人洪迈撰集的《唐人万首绝句》进御本及赵宦光、黄习远的编定本中也没有此诗，自唐至清诸家唐诗选本也未予选录。唯一例外的是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选入此作，见该书卷三十四。最早收录唐氏此诗的是元人赖良编撰的《大雅集》，题为《过洞庭》，唐珙作。在作者小传中介绍，珙字温如，会稽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赖良字善卿，浙江天台人，“是集皆录元末之诗”，“其去取亦颇精审”，“故不失为善本”。《大雅集》前有元至正辛丑一三六一年杨维桢序，称其“所采皆吴越人之隐而不传者”。可知《大雅集》所录诸家，皆为编集者同时代人，又有乡里之谊，所收作品亦当可靠。钱谦益《列朝诗集》甲前集十一收入唐珙《过洞庭》及《题王逸老书饮中八仙歌》，据《列朝诗集》编辑体例，甲前集所收的多为“明世之逸民”，可知唐珙也是自元入明的诗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山川典》第二百九十八卷“洞庭湖部”收录唐珙《过洞庭》诗，亦置于元人之列。

因此，唐珙为元末明初诗人已确定无疑。又此卷中唐珙自题籍里为“雷门”，雷门即古代会稽城门，如《会稽记》记云：“雷门上有大鼓，围二丈八尺，声闻洛阳。”《湘州记》亦云：“泉陵山有大石鼓。昔有神鹤飞入会稽雷门中，鼓因大鸣。”又《太平寰宇记》“台州白鹤山”条：“昔有白鹤飞入会稽石鼓，俗传雷门鼓中，击之声震洛阳。”《太平御览》：“昔有白鹤飞入会稽雷门鼓中，击之声震洛阳，故名。”则唐珙其人其里可知。

"

杨果，[1195-1269]字正卿，号西庵，祈州蒲阴（今河北安国县）人。生于金章宗承安二年（宋庆元三年），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登进士第，官至参知政事，为官以干练廉洁著称。卒，谥文献。工文章，长于词曲，著有《西庵集》。与元好问交好。其散曲作品内容多咏自然风光，曲辞华美，富于文采。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曲“如花柳芳妍”。

郑光祖生于元世祖至元初年（即公元1264年），字德辉，汉族，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人，从小就受到戏剧艺术的熏陶，青年时期置身于杂剧活动，享有盛誉。但他的主要活动在南方，成为南方戏剧圈中的巨擘。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和散曲家。"生平

中国元代杂剧作家。字德辉。平阳襄陵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初年。曾任杭州路吏，在钟嗣成《录鬼簿》成书时，已卒于杭州，火葬于西湖灵芝寺。作品数量多，颇有声望。周德清《中原音韵》把他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并列，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郑光祖的剧作存目18种，流传至今的有8种，其中《倩女离魂》根据唐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改编，是郑光祖的代表作。他的剧作词曲优美，甚得明代一些曲家的称赏。有时化用诗词名句贴切自然，然而也有过于雕饰的缺点。

有关郑光祖的生平事迹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从钟嗣成《录鬼簿》中，我们知道他早年习儒为业，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因而南居。

有《迷青琐倩女离魂》、《刍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摄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

从这些保留的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剧目主要两个主题，一个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另一个是历史题材故事。这说明，在选择主题方面，他不像关汉卿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现实，他的剧目主题离现实较远。他写剧本，大多是艺术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

除了杂剧外，郑光祖还写过一些曲词，留至今日的，有小令六首，套数二曲。这些散曲的内容，包括对陶渊明的歌颂，即景抒怀，对故乡的思念，以及江南荷塘山色的描绘。无论写景抒情，都是清新流畅，婉转妩媚，在文学艺术的研究上有很高的价值。

同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尽管他们的作品数世纪来为人传诵，但他们本人的身世却鲜为人知。郑光祖也是这样，他默默地在艺术园地耕耘，把他的艺术成果奉献给民众，而又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人世。

从同郑光祖同期的杂剧家钟嗣成《录鬼簿》中，我们知道他早年习儒为业，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因而南居。他“为人方直”，不善与官场人物相交往，因此，官场诸公很瞧不起他。可以想见，他的官场生活是很艰难的。杭州的美丽风景，和那里的伶人歌女，不断地触发着他的感情。郑光祖一生从事于杂剧的创作，把他的全部天才贡献于这一民间艺术，在当时的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伶人都尊称他为郑老先生，他的作品通过众多伶人的传播，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死后，就是由伶人火葬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的。

作品评价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其描写男女爱情生活的剧作，以文采见长，语言典雅，受王实甫影响颇深。其《㑇梅香骗翰林风月》与《迷青琐倩女离魂》两部作品均明显受到《西厢记》的影响，但成就却各有不同。《㑇梅香》可称为元曲的败笔，而《倩女离魂》则堪称杰作。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种种，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学习继承《西厢记》时，采取了两种不同态度：模仿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推论：文学作品只有创新，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中的发展。《㑇梅香》在“套数、出没、宾白全剽《西厢》”，前人作此评价未免过严，但基本符合实际。因为它确实过多地表现出模仿《西厢记》的痕迹，因而终于湮灭于盛开的元曲百花园中。而《倩女离魂》则不同，作者并没有满足于《西厢记》已有的成就，而是对其作了一些新的发展与开拓，因而成就了作者和作品的辉煌。

"

张雨（1283～1350）元代诗文家，号句曲外史，道名嗣真，道号贞居子曾从虞集受学，博学多闻，善谈名理。诗文、诗文、书法、绘画，清新流丽，有晋、唐遗意。年二十弃家为道士，居茅山，尝从开元宫王真人入京，欲官之，不就。

王元鼎：字里，元成宗大德年间(公元1302年前后)在世，与阿鲁威同时，官至翰林学士。

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小说家，《三国演义》的作者。山西并州太原府人，主要作品有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三遂平妖传》。其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力作，这部长篇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除小说创作外，尚存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文学特点

罗贯中被称为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他的章回小说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且已经分卷分目，目录文字也很讲究。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回标题都是单句七字。他与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每回的标题已是双句，大致对偶。除分回立目之外，他的章回小说还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他的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他的作品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罗贯中的章回小说在中国的小说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出现鼎盛的局面，发展得更为精致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后二种已佚去。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现实的纷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比较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无过于泄愤一时，取快四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当时话本艺术中存在的弊端，为民众，为说话艺人提供一个好的、方便的说话底本。他从社会的、文学的需要出发，对几种在民间影响较大的话本小说材，进行了搜集、整理、充实等扎实的新创工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

罗贯中的艺术造诣，首先得益于他对历史资料的谙熟、对历史人物的深刻了解。他吸收了陈寿的《三国志》的长处，取得了民间话本《说三分》的精华，收集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他对成百上千的帝王将相谋臣武夫的姓名、性格特征，甚至不少人物的社会关系、历史命运和仕途风云，都了如指掌。这一番广采博纳、熟记活用的功夫，是罗贯中将一百年历史尽收眼底、聚整世纪风云于笔端的底气所在。

矛盾冲突，是历史小说的最诱人之处。作者可以用它来造势，用它来展示人物行动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罗贯中的拿手好戏之一，是善于造势。造成紧张的形势，以此作为矛盾冲突的原动力。

罗贯中最善于写战争，《三国演义》中的上百场战争都写得各具特色，无一重复。赤壁之战，尤其写得精彩。赤壁之战的第一个特色是两国开战，三方参与；既有大量的军事活动，又有大量的外交活动，将三国时期的主要谋臣战将都引人这些活动之中。第二个特色是推进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以斗智、伐谋为主，而不是以交锋为主。作品中大量描写和记叙的是文战而不是武战。第三个特色是时代特征，赤壁之战之前是诸多军阀混战时期，而赤壁之战的一把火，烧出了半个世纪的三国鼎立的历史。第四个特色是地理特征，曹操、孙权双方，中间横着一条长江，这条长江上垂高天，下接厚地，渺乎苍苍，浩乎无际，或大雾迷天，或惊涛拍岸。于是作战双方，都围绕这一条大江大做文章。这条大江的阴晴变化，时刻都影响着作战双方的战略战术。第五个特色是多重矛盾相互交叉，既有敌我之间的矛盾如曹操要灭孙权，又有盟军内部的矛盾如周瑜要杀诸葛亮；既有明枪、有暗箭、有勾结、有背叛、有正义的伸张，又有阴谋的破灭。第六个特征是：矛盾斗争的结果出人意料：最强者败，最弱者胜；兵最多者败得最惨，兵最少者获利最大。

罗贯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塑造出了永远都光芒四射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几百年来都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印在中国老百姓的心坎里。

情节曲折而新奇，语言个性化而凝练，也是罗贯中的历史小说的一个特征。

人物生平

寓居江南
　　当元仁宗延祐年间，罗贯中父为丝绸商人。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材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都先后搬迁到了杭州一带。身为小说兼杂剧作家的罗贯中，也必然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成为这类南迁作家中的一个。7岁开始，他在私塾学四书五经。14岁时母亲病故，于是辍学随父亲去苏州、杭州一带做生意。但是罗贯中对商业不感兴趣，在父亲的同意下，他到慈溪随当时的著名学者赵宝丰学习。罗贯中号“湖海散人”，这个称号就寄寓着漫游江湖、浪迹天涯的意味。大约在公元1345～1355年间，他来到了杭州。许多说话艺人在这里说书，一些杂剧作家，也在这里活动。罗贯中与志同道合者为友。加上他对民间文学又极其喜爱，到了这里，自然不愿离开远去。

有志图王
　　元惠宗至正十六年，罗贯中辞别赵宝丰，“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到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幕府作宾。起事称霸的张士诚是灭元功臣。第二年在罗贯中的建议下，张士诚打败了朱元璋的部下康茂才的进攻。同年，张士诚的弟弟兵败被元朝俘虏，张士诚只好投降。降元后，张士诚贪图享乐。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看到元朝没落，又再次称王。包括罗贯中在内的许多幕僚都建议暂缓称王，但是不被采纳。刘亮、鲁渊等人纷纷离去，罗贯中自此对张士诚失去了信心，返回老家太原。至正二十三年九月，不久，罗贯中也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罗贯中又回到了杭州。《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该年以后。这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罗贯中已写了十二卷，之后卷数的写作，是洪武四年以后的事了。

在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期间，施耐庵从苏州迁移到兴化，并在洪武三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的师傅施耐庵，罗贯中在完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决定加工、增补施氏的《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间。在加工、增补《水浒传》的同时，罗贯中继续创作历史演义系列作品。

发愤著书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他也曾参与其中。明人王圻在《稗史汇编》中，称他是一位“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也就是看到天下将不免落到朱元璋手里，才不得已淡出江湖。不久，罗贯中远走江南，流寓于江、浙一带，以小说抒写其“图王”霸业之胸襟。图王未果，发愤著书。

不过，这也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因为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记载“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这与“有志图王者”的形象不符合。这两则记载虽有矛盾的地方，但足以表明罗贯中在元末曾经想有所作为，“传神稗史”，只是在现实中失败后无奈的选择。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令各行省连试三年。由于曾与朱元璋为敌，罗贯中不得不放弃了读书人步入官场的机会。明洪武14年，罗贯中写出了《三遂平妖传》，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唐志传》等著作。

有专家认为，“有志图王”的早期经历与其晚年的特殊心境，是罗贯中偏好政治历史题材小说，并在这类小说上取得艺术成功的关键。一是用三国故事作为题材写出了《三国演义》，一是用兼历史与英雄传奇品质的梁山好汉故事编辑《水浒传》。

罗贯中在创作完了这些作品以后，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他为了出版这些作品，于洪武十三年左右从杭州来到了福建，因为当时福建的建阳是出版业的中心之一。但是，罗贯中的这一目的未能实现。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乐府隐语和戏曲，但以小说成就为主。关于他的小说，《西湖游览志馀》称他“编撰小说数十种”，又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作品，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也和施耐庵一起编写过《水浒传》。

这些作品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就最高。全书以宏大的结构描绘了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作品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动乱时代人民的痛苦和对清明政治、对仁君的向往，体现了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语言简洁明快而又生动。它把历史和文学自然结合，有现实的描绘，又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为嘉靖本，最为流行的本子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本。除小说创作外，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他现存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杂剧的基本思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类似，描写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希望通过“正三纲、谨五常”来结束奸雄争霸造成的悲惨局面。

大约在公元1385～1388年间，罗贯中活了七十岁，在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里庐陵逝世。

后世纪念

山东东平

罗贯中纪念馆坐落于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城新区罗庄村，占地面积3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6700平方米，由曲阜古建筑学院设计，仿明代建筑风格而建，青砖灰瓦，雕梁画栋。主体建筑有贯中堂、水浒苑、三国苑、贯中居、罗园、碑廊等，纪念馆外建有南北两座罗贯中故里牌坊，北牌坊雕绘三国故事，南牌坊雕绘水浒故事。两座牌坊分别由学者冯其庸、欧阳中石题写坊名。两架牌坊均高16.6米，宽30米。

纪念馆主体建筑贯中堂为明代宫殿式风格，罗贯中铸铜坐像，高2.7米，重1吨。两侧对联“至圣尼山孔夫子，大贤东原罗贯中”。

山西清徐

罗贯中纪念馆山门为仿古歇山式建筑。门前有一对青雕石狮。门上悬挂有当代文化名人冯其庸先生手书“罗贯中纪念馆”匾额，山门前广场对面是一座金碧辉煌的五彩影壁，上嵌麒麟吐玉书琉璃浮雕。步入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花岗石雕罗贯中竖像。身高四米，其神态庄重深沉，两目炯炯凝视远方，气宇轩昂，栩栩如生。雕像台基高五米，三层汉白玉雕栏。大院中轴线有一塘碧水，清澈见底，鱼嬉其中，横跨碧池有一彩虹玉带桥，汉白玉栏杆上雕有八对石狮，形神各异，憨态可掬。庭院东西各有三间厢房，西厢房为中国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研究资料中心，内存各种罗贯中著作的版本以及各种有关书籍、论文资料，东厢房为罗贯中研究会办公及接待宾客所用，也是文人墨客品茗弈棋、撰文寻雅之所在。

"

张鸣善 元代散曲家。名择，号顽老子。原籍平阳（今属山西），家在湖南，流寓扬州。官至淮东道宣慰司令史。填词度曲词藻丰赡，常以诙谐语讽人。张鸣善身处元末丧乱之际，深感现实的动乱与污浊，因此多有刺时之作。"作品

《录鬼簿续编》载他有《英华集》，今佚。作杂剧 3种：《包待制判断烟花鬼》、《党金莲夜月瑶琴怨》、《十八公子大闹草园阁》，都已亡佚。生卒年不明，但他曾为夏伯和《青楼集》作过序，时在至正二十六年，知他生活在元代末年。 曾官至宣慰司令使、江浙提学。元灭后称病辞官，隐居吴江。散曲存套数二套，小令十三首。"

倪瓒（1301～1374），元代画家、诗人。初名珽，字泰宇，后字元镇，号云林子、荆蛮民、幻霞子等。江苏无锡人。家富，博学好古，四方名士常至其门。元顺帝至正初忽散尽家财，浪迹太湖一带。擅画山水、墨竹，师法董源，受赵孟頫影响。早年画风清润，晚年变法，平淡天真。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笔简意远，惜墨如金。以侧锋干笔作皴，名为“折带皴”。墨竹偃仰有姿，寥寥数笔，逸气横生。书法从隶入，有晋人风度，亦擅诗文。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合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容膝斋图》等。著有《清閟阁集》。"轶事典故

元代山水画家倪云林爱洁成癖。他的香厕是一座空中楼阁，用香木搭好格子，下面填土，中间铺着洁白的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不闻有秽气也。”洁癖在性问题上都比较谨慎。洁癖和孤高，使这个男人不仅激怒了敌人，也丧失了朋友，作为报复，关于他的死因有多种版本，一说临终前患痢疾，“秽不可近”，又说是被朱元璋扔进粪坑淹死的。

他的文房四宝有两个佣人专门负责经营，随时擦洗。院里的梧桐树，也要命人每日早晚挑水揩洗干净。一日，他的一个好朋友来访，夜宿家中。因怕朋友不干净，一夜之间，竟亲起视察三四次。忽听朋友咳嗽一声，于是担心得一宿未眠。及至天亮，便命佣人寻找朋友吐的痰在哪里。佣人找遍每个角落也没见痰的痕迹，又怕挨骂，只好找了一片树叶，稍微有点脏的痕迹，送到他面前，说就在这里。他斜睨了一眼，便厌恶地闭上眼睛，捂住鼻子，叫佣人送到三里外丢掉。

“吴王”张士诚之弟张士信，一次差人拿了画绢请他作画，并送了很多金钱。倪瓒大怒曰：“倪瓒不能为王门画师！”并撕绢退钱。不料，一日泛舟太湖，正遇到张士信，被痛打了一顿，倪瓒当时却噤口不出一声。事后有人问他，他答道：“一出声便俗”。倪瓒曾作一诗以述其怀“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

因他太爱干净，所以少近女色。但有一次，他忽然看中了一姓赵的歌姬，于是带回别墅留宿。但又怕她不清洁，先叫她好好洗个澡，洗毕上床，用手从头摸到脚，边摸边闻，始终觉得哪里不干净，要她再洗，洗了再摸再闻，还不放心，又洗。洗来洗去，天已亮了，只好做罢。后来他因故入狱，到吃饭的时候，却让狱卒把碗举到眉毛那样高，狱卒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你的唾沫喷到饭里。”狱卒大怒，把他锁到马桶旁边，后经人求情方得释放。

倪瓒有个清秘阁，旁人不让进。还有一匹白马，爱护备至。有一次他母亲病了，他求葛仙翁看病，葛仙翁要求用白马来接。那天正下着雨，倪瓒是孝子，只好同意。雨中的白马弄的一塌糊涂。到了倪家，葛仙翁要求上清秘阁看看。倪瓒只好同意。葛仙翁在清秘阁乱翻一气，到处吐痰。倪瓒终身不再进清秘阁。

倪本身也是古怪之人，当他寄住在邹家的时候，邹先生有个女婿叫金宣伯，这天来拜访他。倪瓒闻知金宣伯是个读书人，连鞋子也没穿好就出来迎接。可当见到他说话长相都很粗鲁后，竟然很是愤怒，打了他一巴掌。金宣伯又是惭愧又是忿怒，也不见邹先生就走了。邹先生出来后，很是责怪他。倪瓒说：“金宣伯面目可憎，言语无味，我把他骂走了！”

倪瓒好饮茶，特制“清泉白石茶”，赵行恕慕名而来，倪用此等好茶来招待他。赵行恕却觉得此茶不怎样。倪生气道：“吾以子为王孙，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风味，真俗物也。”遂与之绝交。

评价

倪瓒的绘画开创了水墨山水的一代画风，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代四大家”“。画法疏简，格调天真幽淡，以淡泊取胜。作品多画太湖一带山水，构图多取平远之景，善画枯木平远、竹石茅舍，景物极简。其画多以干笔皴擦，笔墨极简，所谓”“有意无意，若淡若疏”“，形成荒疏萧条一派。在元四家中，倪瓒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享誉极高。明何良俊云：”“云林书师大令，无－点尘土。”“明代江南人以有无收藏他的画而分雅俗。其绘画实践和理论观点，对明清数百年画坛有很大影响。被评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他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倪瓒性情清高孤傲，个性迂癖，不事俗务，一生没做过官。明人搜辑的《云林遗事》中说，一次他留客住宿，夜里听到咳嗽声，次日一早就命入仔细寻觅，有无痰迹。仆人找不到，假说痰吐在窗外梧桐树叶上，他就叫赶快把叶剪下，丢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倪瓒还有一传说：““吴王”“张士诚之弟张士信，一次差人拿了画绢请他作画，并送了很多金钱。倪瓒大怒，撕绢退钱。不料，一日泛舟太湖，正遇到张，被痛打了一顿，倪瓒当时却噤口不出一声。事后有人问他，他答道：”“一出声便俗””。倪瓒曾作一诗以述其怀：““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

生平

其祖父为本乡大地主，富甲一方，赀雄乡里。父早丧，弟兄三人，同父异母长兄倪昭奎字文光，是当时道教的上层人物，曾“宣受常州路道录”、“提点杭州路开元宫事”、“赐号元素神应崇道法师，为主持提点”、又“特赐真人号，为玄中文洁真白真人。”二哥倪子瑛。在元代，道教的上层人物地位很高，有种种特权，既无劳役租税之苦，又无官场倾轧之累，反而有额外的生财之道。

倪瓒从小得长兄抚养，生活极为舒适，无忧无虑，倪昭奎又为他请来同乡“真人”王仁辅为家庭教师。倪瓒受到这样的家庭影响和教育，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治，不愿管理生产，自称“懒瓒”，亦号“倪迂”，常年浸习于诗文诗画之中，和儒家的入世理想迥异其趣，故而一生末仕。 性好洁，服巾日洗数次，屋前后树木也常洗拭。家中藏书数千卷，亲手勘定。

青少年时期的倪瓒虽然家境富裕，生活优裕，但未染上纨绔子弟习气，对自身的学习修养，抓得挺紧。家中有一座三层的藏书楼“清閟阁”，内藏经、史、子、集、佛经、道籍千余卷。倪瓒每日在楼上读书作诗，除精心研读典籍外，对佛道书籍也多有涉猎。“清閟阁”内还藏有历朝书法名画，时间较远的有三国锺繇的《荐季直表》，较近的有宋代米芾的《海岳庵图》等。倪瓒对这些名作朝夕把玩，心摹手追，尤其对董源的《潇湘图》、李成的《茂林远岫图》、荆浩的《秋山图》，潜心临摹，揣摹其神韵气质。同时，他常外出游览，见到有价值的景和物随手描绘，他精细地观察自然界种种现象，认真地写生，归后往往画卷盈笥。倪瓒一方面注意继承传统技法，博采各家所长，勤奋的学习，为他后来在绘画上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泰定五年，长兄倪昭奎突然病故。继之，母邵氏和老师王仁辅相继去世，使倪瓒悲伤不己。他原来依靠其长兄享受的特权，随之沦丧殆尽，倪瓒变成了一般的儒户，家庭经济日渐窘困，他怀着忧伤的情绪， 自作述怀诗，详述当时自己痛苦的环境。

元天历三年到至正十一年的20年内，是倪瓒绘画创作的成熟期。这时期，倪瓒广泛交际，友人多为和尚、道士或诗人、画家。他作的诗作多半也是和这类人酬唱之作。他的至交张伯雨是有名的道士，倪瓒曾为其精心绘制了《梧竹秀石图》。另一位他所推崇的名画家黄公望亦是当时新道教全真教中名人，道学深邃，比他年长32岁。黄公望曾花10年时间，替倪瓒画《江山胜揽图》卷，长二丈五尺余，是黄氏浅绛山水中的杰作之一，画卷题款为至正戊子；那时倪瓒48岁。此时，他开始信仰道教，养成了孤僻猖介的性格，超脱尘世逃避现实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反映到他的画上，作品呈现出苍凉古朴、静穆萧疏的意向。

从元至正十三年到他去世的20年里，倪瓒漫游太湖四周。他行踪飘泊无定，足迹遍及江阴、宜兴、常州、吴江、湖州、嘉兴、松江一带，以诗画自娱。这时期，也是倪瓒绘画的鼎盛期。他对太湖清幽秀丽的山光水色，细心观察，领会其特点，加以集中、提炼、概括，创造了新的构图形式，新的笔墨技法，因而逐步形成新的艺术风格。作品个性鲜明，笔墨奇峭简拔，近景一脉土坡，傍植树木三五株，茅屋草亭一两座，中间上方空白以示淼淼的湖波、明朗的天宇，远处淡淡的山脉，画面静谧恬淡，境界旷远， 此种格调，前所未有。这一阶段，倪瓒创作了《松林亭子图》、《渔庄秋霁图》、《怪石丛篁图》、《汀树遥岑图》、《江上秋色图》、《虞山林壑图》等许多力作给后来的明清绘画以巨大的影响，成为元四大画家之一。

元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其妻蒋氏病死，倪瓒受到很大的打击。长子早丧，次子不孝，生活越觉孤苦无依，内心烦恼苦闷，无所适从。明初，朱元璋曾召倪瓒进京供职，他坚辞不赴。明洪武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作《题彦真屋》诗云： “只傍清水不染尘”，表示不愿做官。他在画上题诗书款只写甲子纪年，不用洪武组年。

明洪武七年，倪瓒在江阴长泾借寓姻戚邹氏家，中秋之夜，他身染脾疾，便到契友名医夏颧家就医，夏筑停云轩以居之。倪瓒一病不起，于阴历十一月十一日死于夏府，享年74岁。他的遗体埋葬在江阴习里，后改葬在无锡芙蓉山麓的祖坟，周南老撰墓志铭。

成就

绘画
　　倪瓒擅山水、竹石、枯木等，其中山水画中采用了典型的技法——折带皴，是元代南宗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其作品以纸本水墨为主。其山水师法董源、荆浩、关仝、李成，加以发展，画法疏简，格调天真幽淡。作品多画太湖一带山水，构图平远，景物极简，多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岑。用笔变中锋为侧锋，折带皴画山石，枯笔干墨，淡雅松秀，意境荒寒空寂，风格萧散超逸，简中寓繁，小中见大，外落寞而内蕴激情。他也善画墨竹，风格“遒逸”，瘦劲开张。画中题咏很多。他的画由于简练，多年来伪作甚多，但不容易仿出其萧条淡泊的气质。在倪瓒的画论中，他主张抒发主观感情，认为绘画应表现作者“胸中逸气”，不求形似。画史将他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明清时代受到董其昌等人推崇，常将他置于其他三人之上。明何良俊云：“云林书师大令，无－点尘土。”王冕《送杨义甫访云林》说，倪瓒“牙签曜日书充屋，彩笔凌烟画满楼”。
　　倪瓒是影响后世最大的元代画家，他简约、疏淡的山水画风是明清大师们追逐的对象，如董其昌、石涛等巨匠均引其为鼻祖，石涛的书法题画，从精神到体式皆是以倪瓒为法的。倪瓒亦是一个以复古为旗帜，而追求艺术个性化的书法家，他与张雨、杨维桢一样，既属于这个时代，又不属于这个时代，这就是艺术对时代的超越性价值。
　　明代江南人以有无收藏他的画而分雅俗，其绘画实践和理论观点，对明清画坛有很大影响，至今仍被评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他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画作有：《江岸望山图》《竹树野石图》《溪山图》《六君子图》《水竹居图》《松林亭子图》《狮子林图》卷、《西林禅室图》《幽涧 寒松图》《秋林山色图》《春雨新篁图》《小山竹树图》《容膝斋图》《修竹图》《紫兰山房图》《梧竹秀石图》《新雁题诗图》等。有《水竹居图》《容膝斋图》《渔庄秋霁图》《虞山林壑图》《幽涧寒松图》《秋亭嘉树图》《怪石丛篁图》《竹枝图》《溪山仙馆》《霜林湍石》等传世。

书法
　　倪瓒工书法，擅楷书，他的书法作为在野的高人韵士，参禅学道，浪迹天涯 ，以一注冰雪之韵，写出了他简远萧疏，枯淡清逸的特有风格。徐渭云：“瓒书从隶入，辄在钟繇《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疏。” 倪瓒真正做到了既“隐”且“逸”，其书既遒劲、精美，又率意、简逸，无怪乎后人多称其为“倪高士”。文征明、董其昌都曾高度赞美过他的书法。文征明评曰：“倪先生人品高轶，其翰札奕奕有晋宋风气 。”董其昌评曰： “古淡天真，米痴后一人而已。”倪瓒与格守帖学的书法比较，完全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不免遭人非议。如项穆指责倪瓒“下笔之际，苦涩寒酸。纵加以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而
　　近代书家李瑞清认为：“倪迂书冷逸荒率，不失晋人矩 ，有林下风， 如诗中之有渊明，然非肉食者所解也。”倪瓒传世作品有《三印帖》、《月初发舟帖》、《客居诗帖》、《寄陈惟寅诗卷》、《与率度札》、《与良常诗翰》、《与慎独二简》、《杂诗帖》等多种。

诗词
　　倪瓒生活于战乱的环境中，想逃避现实，放弃田园产业，过着漫游生活。“照夜风灯人独宿，打窗江雨鹤相依”，就是他生活的写照。不过他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他在《寄顾仲瑛》诗中说：“民生惴惴疮痍甚，旅泛依依道路长。”尤其是至正十五年，他竟以欠交官租被关进牢狱，他在《素衣诗》中说：“彼苛者虎，胡恤尔氓。”表明了他的批判态度。不过倪瓒对现实常常采取消极姿态。他有一首散曲〔折桂令〕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他不隐也不仕，漂泊江湖，别人都不了解他，他也不想被人了解。倪瓒的诗造语自然秀拔，清隽淡雅，不雕琢，散文也一样。 著有《清閟阁集》15卷。

"

虞集（1272～1348）元代著名学者、诗人。字伯生，号道园，人称邵庵先生。少受家学，尝从吴澄游。成宗大德初，以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李国子助教、博士。仁宗时，迁集贤修撰，除翰林待制。文宗即位，累除奎章阁侍书学士。领修《经世大典》，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虞集素负文名，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元儒四家”；诗与揭傒斯、范梈、杨载齐名，人称“元诗四家”。"生平

虞集，祖籍仁寿，为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其父虞汲曾任黄冈尉，宋亡后，徙临川崇仁。其母亲是国子祭酒杨文仲之女。祖辈皆以文学知名。虞集1272年二月二十日生于湖南衡阳，正当宋末，兵戈扰攘，为避战乱，随父迁居江西崇仁二都。

虞集自幼聪颖，3岁即知读书，4岁时由母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传》及欧阳修、苏轼名家文章，听毕即能成诵。9岁时已通晓儒家经典之大旨。14岁时师从著名理学家吴澄，对儒学世界观有了进一步认识。元朝统一全国后，虞集先在江西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府中教书。元成宗大德元年，虞集至大都，大德六年，被荐入京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不久，为国子助教。他以师道自任，声誉日显，求学者甚多。仁宗即位，虞集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他上疏论学校教育问题，多有真知灼见，为仁宗所赏识。延祐六年，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集贤修撰。泰定元年，为国子司业，后为秘书少监。四年，他与王约随从泰定帝去上都，用蒙语和汉语讲解经书，上都大臣为其博古通今所折服。泰定帝时，升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他建议京东沿海土地应让民开垦，筑堤以防潮水涌入。这既可逐年增加税收，又使数万民众得以在京师周围聚集，增强保卫京师的力量。这些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后来海口设立万户之计，就是采用其说。文宗在登位之前，就对虞集有所了解，登基后，即命其为奎章阁侍书学士。文宗有旨采辑本朝典章制度，仿效“唐、宋会要”，编修《经世大典》，命虞集与平章事赵世延同任总裁。后赵世延离任，由虞集独专其责。虞集呕心沥血，批阅两载于至顺二年全书编纂而成，共计880卷，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资料。书成后，文宗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他以眼疾为由乞外任，未被允许。直到文宗及幼君宁宗相继去世，才得以告病回归崇仁。至正八年五月己未日，病逝于家。谥“文靖”，赠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为仁寿郡公。

虞集学识渊博，能究极本源，研精探微。精于理学，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认为道德教化是国家治本的大事，选用人才必须为众所敬服。主张理学应贯穿于雅俗之中。为元代中期文坛盟主，诗文俱称大家。文多宣扬儒家传统，倡导理学，歌颂元室。诗风典雅精切，格律谨严，深沉含蓄，纵横无碍。其诗歌风格于精切典雅中见沉雄老练，体裁多样，长于七古和七律，与杨载、范梈、揭奚斯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元诗四大家”之一。一时朝廷宏文高册，多出其手。在其诗作中，有不少作品涉及抚州故土的山水风土人情。亦工词与散曲，一生所写诗词文章逾万篇，但所存只有十之二、三。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各50卷，《虞文靖公诗集》。

文学成就

虞集素负文名，宋濂在《柳待制文集》序言中说：“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公四人而已。识者以为名言”。宋荦《漫堂说诗》云：“元初袭金源派，以好问为大宗，其后则称虞、杨、范、揭”。又如沈德潜《说诗晬语》云：“虞、杨、范、揭四家诗品相敌。中又以汉廷老吏为最。”

虞集说：“仲宏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美女簪花，而他自己的诗如“汉廷老吏”。据说揭傒斯听到这种评论，颇不高兴，因为揭的诗写得是相当典重的。虞集诗歌内容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意识。他在《挽文丞相》一诗中，对宁死不屈的南宋忠臣文天祥充满了哀悼，以至有人这样说：“读此诗而不泣下者几希！”文字亦流畅宛转。另有《从兄德观父与集同出荥州府君，宋亡隐居不仕而殁，集来吴门省墓，从外亲临邛韩氏得兄遗迹有说：“我因国破家何在，居为唇亡齿亦寒”，不知为谁作也？抚诵不觉流涕，因足成一章，并发其幽潜之意云》一诗，也流露同样思想感情。在《赵千里小景》诗中，他说“残云野水三百年”，也有凭吊宋亡的意思。虞集生二岁而宋亡，但由于元代民族关系紧张，以至在作品中表露出民族意识。

虞集有些诗还写及了民生疾苦，如《次韵陈溪山□履》、《杞菊轩》等。此外，他对元统治者推行的民族仇杀政策，颇表不满。他更多的诗是赠答应酬、内容空泛的作品。虞集生长在社会和平安定时期，他 的诗词一般都写得清和淡远。一派承平气象，如《无题》诗表现一种朦胧的境界，《闻机杼》则呈现雅淡的画面，《腊日偶题》、《听雨》、《宫词》等给人一种安详幽静印象。虞集的诗风格严峻，声律圆熟。

虞集的词作今存20几首，大都叙述个人闲愁情思，缺乏社会生活内容，景物描写亦平平无特色，惟〔风入松〕“画堂红袖倚清酣”引人注目，其中有句说：“杏花春雨在江南”，勾画江南景物，令人神往。杏花春雨本用陆游诗意而加以翻新。据说和他同时的诗人陈旅、张起岩都很欣赏这首词，而当时机坊还把它织在罗贴上，作为艺术品供人赏玩。

虞集的散文多数为官场应酬文字，颂扬权贵，倡导理学。当时宗庙朝廷的典册，公侯大夫的碑铭，多由他撰写。但也有一些书信传记文章，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性情。如《陈□小传》写宋代进士陈□守常州以身殉城的事迹，褒扬其忠义。又如《答刘桂隐书》对刘氏不出仕，十分称赏，赞扬刘"“霜降冰涸而松柏后凋，沙砾汰除而黄金独耀”"。这里对忠于赵宋王朝的人物的歌颂和他在诗歌中流露的民族意识是相通的。

虞集还有一些散文表现他的政治理想和对社会人情物理的深刻体会。《海樵说》着重阐明“大烹以养贤，推之使天下皆得其养”的道理，《医说赐易晋》强调医生应有仁爱的心肠，等等。著有《道园学古录》50卷。

虞集的书法在当时也很有名，颇得晋朝人韵味。

"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俯，汉族，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代著名画家，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也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夫妻书家

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也是著名书画家，在古代女书法家中地位仅次于王羲之老师卫夫人。管道升，字仲姬，一字瑶姬，江苏青浦人。南宋景定三年生。幼习书画，笃信佛法。曾手书《金刚经》数十卷，赠名山寺。嫁元代吴兴书画名家赵孟頫为妻，封吴兴郡夫人，世称管夫人。管道升所写行楷与赵孟頫颇相似，所书《璇玑图诗》笔法工绝。精于诗。尤擅画墨竹梅兰。晴竹新篁，为其首创。元延佑六年卒。存世的《水竹图》等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竹石图》1帧，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介绍

赵孟頫[fǔ]，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生于吴兴。

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嫡派子孙。

他的父亲赵与告，曾任宋朝的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宋朝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朝至元二十三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元世祖赞赏其才貌，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大德三年，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至大三年，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延祐三年，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自五岁起，赵孟頫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著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

书法成就

楷书大家
　　赵孟頫的书法，因熟而俗，这是董其昌的评价。不过，作为入门规范训练，还是不错的。
　　赵孟頫与夫人管道升同为中峰明本和尚弟子。精通音乐，善鉴定古器物，其诗清邃奇逸，书画尤为擅名，篆籀分隶楷草书俱佳，以楷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赵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王世懋称：“文敏书多从二王中来，其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至书碑则酷仿李北海《岳麓》、《娑罗》体。”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篆书，他学石鼓文、诅楚文；隶书学梁鹄、钟繇；行草书学羲献，能在继承传统上下苦功夫。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虞集称他：“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度其形。”他是集晋、唐书法之大成的很有成就的书法家。同时代的书家对他十分推崇，后世有人将其列入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认为他的书法直接晋人。

吸取长处
　　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极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非常风行。

书论深高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的书论。他有不少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在临写古人法帖上，他指出了颇有意义的事实：“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这些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他的文章冠绝时流，又旁通佛老之学。其绘画，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工墨竹、花鸟，皆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写竹。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自谓“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遥追五代、北宋法度，论者谓：“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犷。”开创了元代新画风。 交友甚广，与高克恭、钱选、王芝、李衍、郭祐之等相互切磋；直接受其指点的有陈琳、唐棣、朱德润、柯九思、黄公望、王蒙等。能诗文，风格和婉。兼工篆刻，以“圆朱文”著称。

传世书迹
　　传世书迹较多，有《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临黄庭经》、独孤本《兰亭十一跋》、《四体千字文》等。传世画迹有大德七年作《重江叠嶂图》卷、元贞元年作《鹊华秋色》卷，图录于《故宫名画三百种》；皇庆元年作《秋郊饮马》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著有《松雪斋文集》十卷。
　　康有为曾说“勿学赵董流靡之辈”，这是个人偏见。因康瞧不起赵身为帝胄而入元为官，故对其书法极尽贬低。世人只道赵字婉转流利，却不知其外秀内刚，六十岁以后作品更是老辣厚重，绝无柔媚之气。近人马宗霍《书林记事》谓：“元赵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落笔如风雨，一日能书一万字，名既振，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生平

赵孟頫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

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

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 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因元世祖去世，元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

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頫顺便借病乞归，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

大德三年 ，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拜为翰林侍读学士

至大三年，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儒师太子副詹事王约的影响下对他发生了兴趣。

延祐三年，夏文彦《图绘宝鉴》盛赞他“荣际王朝，名满四海”。赵孟頫在元朝文人中最为显赫。

著述

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汲黯传》、《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著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

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子雍、奕，并以书画知名.

孟頫所作《黄钟·人月圆》“一枝仙桂香生玉，消得唤卿卿。缓歌金缕，轻敲象板，倾国倾城。几时不见，红裙翠袖，多少闲情。想应如旧，春山澹澹，秋水盈盈。”

孟頫所作《仙吕·后庭花》“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采菱谁家女，歌声起暮鸥。乱云愁，满头风雨，戴荷叶归去休。”

赵子昂的山水，取法董源和李成，人物、鞍马师李公麟和唐人法，亦工墨竹和花鸟，均以笔墨苍润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笔调写竹。突破了南宋画院，打破了马夏江山的“清一色”局面。他画的花鸟，成为以后的范本。他的画作，遗存的有《重汉叠嶂图》卷，《双松平远图》卷，《秋郊饮马图》卷《水村图》卷，《红衣罗汉》图卷。其《人骑图》，人物雍和，意态从容，很有韵味。

墓地

赵孟頫于英宗至治二年六月逝于吴兴。其子赵雍等将他与管夫人合葬于德清县洛舍东衡里“阳林堂”别业东南侧。2013年5月，国务院核定公布：元代“赵孟頫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衡里赵孟頫墓保存尚好，有乡间小路可达，四周修竹茂林，绿树成荫，周围河港交叉。墓前石人剩二尊，石马一匹，散置于露天民居旁，局部已遭涂料污染。

此墓穴为赵孟頫和夫人管道升的合葬墓。墓地坐北朝南，地处“龙穴”，北倚鸡笼山、勤王山，左有鸡山，右有赤山，南临弯曲的小河，远处有屯山、张家山，是极典型的“堪舆学”思想的物化，符合道教“堪舆阴宅”的地形地貌，是水晶宫道人赵孟頫的道教思想的集中体现。赵孟頫墓穴距地下约1.5米，长3米，宽2.6米，墓为石棺双室墓，墓前有石马一匹，石朝官二尊。1319年，管道升下葬于于此；1322年，赵孟頫卒，与管道升合葬；这年秋，赵孟頫谥封魏国公，墓地规模扩大；1915年，德清县新编县志总纂程森加土修理，立墓碑；1992年，发现地下墓穴；1992年8月，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德清县人民政府修复墓地。2013年，对墓周边又进行了绿化，墓前石人石马重新安放，泥沙地也铺成了大理石。

与东衡

赵孟頫与东衡这片土地的姻缘，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

第一次是在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铁骑先锋部队由大将伯颜率领，驻马湖州，虎视临安。为避战乱，21岁的赵孟頫，因为大母李氏乃德清人士，仓皇南逃之德清境内，几经周折，于当年冬天在德清县千秋乡东衡这个偏僻的乡村安顿下来，前后度过约11年的时光，一直到1286年春北上大都步入仕途生涯。

第二次发生在元贞元年，此时的赵孟頫已入仕元朝九年，官居从四品。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赵孟頫借病乞归，于当年夏秋之交得准返回阔别十年的故里。这次呆了四年。两个时期相加，长达15年之久。

延佑五年，管夫人脚气病复发，经赵孟頫多次请求，次年四月，方得准送夫人南归。五月中旬，途经山东临清，管夫人病逝舟中。赵孟頫悲痛万分，相濡以沫的管夫人撒手西去，给了赵孟頫很大的打击，他对官场的虚名，也因此彻底看破。晚年由于丧偶，长途跋涉，操理丧事，赵孟頫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倾心于佛、道之旨，以书写经文为乐，并写下许多书画作品和题跋。他认为“人谁无死，如空华然”，因而在平淡中度过光阴。英宗至治二年六月，他逝于吴兴。临死前还观书作字，谈笑如常。享年六十九岁。

绘画成就

关键人物
　　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这句话基本上客观地道出了赵孟頫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无论是研究中国绘画史，还是研究中国文人画史，赵孟頫都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人物。如果说，唐宋绘画的意趣在于以文学化造境。那么，赵孟頫在其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如果说，元以前的文人画运动主要表现为舆论上的准备，元以后的文人画运动以其成功的实践逐步取代正规画而演为画坛的主流，那末，引发这种变化的巨擘仍是赵孟頫。

承前启后
　　作为一位变革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家，赵孟頫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成就为前人所不及：
　　一是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
　　二是他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
　　三是他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
　　四是他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
　　五是他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
　　六是他的绘画兼有诗、书、印之美，相得益彰。
　　七是他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
　　八是他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子山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

审美标准
　　综观赵孟頫的画迹，并结合其相关论述，可以知道，赵氏通过批评“近世”、倡导“古意”，从而确立了元代绘画艺术思维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体现在绘画上，而且也广泛地渗透于诗文、书法、篆刻等领域中。

1.提倡古意
　　历史上每遇沧桑变易之际，文化颇易失范，人们总是以史为鉴，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魏晋“竹林七贤”的返朴归真、唐宋的“古文运动”等，重视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赵孟頫提倡“古意”的出发点亦不例外，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价值学原则，赵孟頫既维护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又摈弃了文人画的游戏态度；作为形态学原则，赵孟頫既创建文人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进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成为正规画的地位。应该说，赵孟頫使职业正规画与业余文人画这两种原本对立或并行的绘画传统得以交流融汇，从此，一个以文人画家为主角，以建构文人画图式为主题的绘画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2.转化
　　应当特别指出，赵孟頫的山水画不但将钩斫和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和重笔、师古和创新，乃至高逸的士夫气息与散逸的文人气息综合于一体，使“游观山水”向“抒情山水”转化；而且使造境与写意、诗意化与书法化在绘画中得到调和与融洽，为“元季四大家”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这些理论与实践，将赵孟頫推向了开元代绘画风气宗师的地位。

弟子众多
　　作为一代宗师，不仅他的友人高克恭、李仲宾，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受到他的画艺影响，而且弟子唐棣、朱德润、陈琳、商琦、王渊、姚彦卿，外孙王蒙，乃至元末黄公望、倪瓒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赵孟頫的美学观点，使元代文人画久盛不衰，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绮丽奇特的篇章。他与儿子赵雍、孙子赵麟都做《人马图》，称《三世人马图》，传为佳话，三幅画都流传至美国，由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书画诗印
　　“先画后书此一纸，咫尺之间兼二美。”赵孟頫书画诗印四绝，当时就已名传中外，以至日本、印度人士都以珍藏他的作品为贵，为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赵孟頫的书法作品中与道教有关者有《洛神赋》、《道德经》、《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等。画作名品甚多，关于道教内容的有《玄真观图》、《三教图》、《轩辕问道图》、《松石老子图》、《溪山仙馆图》等。又有《玄元十子图》，画道教人物关尹子、文子等十人像，并旁书小传。该作笔墨高古，元大德九年路道通于杭州刻版印摹，后被收入明正统《道藏》。诗文风格和婉。兼工篆刻，以“圆珠文”著称。有《松雪斋集》。元延祐六年，得请南归于家乡。曾经入松江北道堂事道，道号道渊。

评价

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他被称为是王羲之二代。

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 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

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

"

宋方壶，生卒年不详，名子正，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曾筑室于华亭莺湖，名之曰“方壶”，遂以为号。约生活在元末明初。工散曲，有的写入明之后。现存套数五套、小令13首。"作品风格

其曲作之中，倾吐了对元代社会的不满，对官场的鄙弃，对奸党的恨恶，对下层妓女的同情，以及对大明王朝的拥护。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周德清（1277－1365）元代文学家。字日湛，号挺斋，高安（今属江西高安市杨圩镇睱塘周家）人。北宋词人周邦彦的后代。工乐府，善音律。终身不仕。著有音韵学名著《中原音韵》，为我国古代有名的音韵学家。元代卓越的音韵学家与戏曲作家。《录鬼簿续篇》对他的散曲创作评价很高，然其编著的《中原音韵》在中国音韵学与戏曲史上却有非凡影响。「德清三词，不惟江南，实天下之独步也。」《全元散曲》录存其小令31首，套数3套。至正己（1365）卒，年八十九。

王和卿， 元代散曲家。大名(今属河北省)人，生卒年字号不详。《录鬼簿》列为"前辈名公"，但各本称呼不同，天一阁本称为"王和卿学士"，孟称舜本却称他为"散人"。他与关汉卿是同时代人,而又比关汉卿早卒。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现存散曲小令21首，套曲1首,见于《太平乐府》、《阳春白雪》、《词林摘艳》等集中。"作品风格

王和卿是有特色的散曲作家，善于学习人民群众的生动口语，作品有比较醇厚的俗谣俚曲色彩，他的"“滑稽佻达”“性格在作品中亦有充分表现。最著名的是小令〔醉中天〕《咏大蝴蝶》。《南村辍耕录》说：”“中统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云云，由是其名益著。”“这一小令以大胆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咏蝴蝶，语言生动，写来诙谐有趣，另有小令〔拔不断〕《大鱼》，也有同样艺术特色。总的来说，王和卿的作品具有民间歌谣活泼而有生气的精神；但是他的有些作品却近于戏谑调笑,如《咏秃》、《胖妓》等,表现出他的生活态度带有玩世不恭因素，使得有的作品带有俳优习气。”

萨都剌（约1272—1355）元代诗人、画家、书法家。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一说蒙古族）。其先世为西域人，出生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泰定四年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擢南台御史，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累迁江南行台侍御史，左迁淮西北道经历，晚年居杭州。萨都剌善绘画，精书法，尤善楷书。有虎卧龙跳之才，人称燕门才子。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诗词内容，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酢应答之类为多，思想价值不高。萨都剌还留有《严陵钓台图》和《梅雀》等画，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生平

萨都剌，一说是阿拉伯语Sa’dal—Allāh 的音译，意为“真主之福”，与其字“天锡”意合。号直斋，回回人。祖父思兰不花、父阿鲁赤曾镇守云、代。萨都剌生于代州雁门，一说生于镇江。早年家境清贫，但资质超拔颖敏。泰定四年登进士第。天历元年七月以将仕郎资历，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任间多以风教为先，他亲书录事司堂匾为“善教”，用以自勤自勉。至顺二年七月，调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前后三年。在职期间，他南至吴楚，西抵荆楚，北达幽燕、上都等地，并与张雨、倪瓒、马九皋等人诗文唱和，写出《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登北固城楼》、《鬻女谣》等名作。

元统二年八月，调任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次年初又调职。他曾作为监礼官陪集贤学士只儿合舟祭祀拖雷在真定的影堂，又先后赴河间、沧州审察刑狱。后至元二年春，他南行入闽，就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知事，途经徐州、扬州、平江、杭州、桐庐、兰溪、仙霞岭、崇安、建溪等山水胜地，均留下诗篇。

后至元三年八月，他再迁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升入从七品，该年冬季到职。至此他一生创作了四百余首诗词。可能他因体弱多病而较早去世。关于萨都剌的晚年，尚有隐居武林、寄情山水而莫知所终之说，还有充任方国珍幕僚以及终于太湖司空山、太白山下之说等。萨都剌自称“名在儒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官清廉，宦绩亦可称道，他生性好游，善写楷书，主要成就在诗词创作。由于官职低微，元人将他与贯云石、马祖常、余阙等并列，但后人备极推崇，列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因宦游南北，故胸中包纳万里名胜风情，又以北人气质，涵融前代各家之长而不蹈袭前人。诗作诸体皆备，文词雄健，音律锵然，具有一种清朗寥廓之气。诗词编有《雁门集》、《萨天锡诗集》十卷、《集外诗》一卷、《萨天锡逸诗》及《西湖十景词》。

文学创作

萨都剌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将近八百首诗词，有描写景物的山水诗，有抒写宫廷生活的诗，有怀古也有伤今，诉述个人和社会的不平。他在元代以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中都是占有一定地位的诗人。因出生在代州，代州古称雁门，他的诗集也就名为《雁门集》，他本人被称做“雁门才子”。《雁门集》最早刊印是元至正年间的八卷本，今已失传，现存版本以清嘉庆十二年萨龙光刻十四卷本，收辑较为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八二年出版了殷孟伦、朱广祁校点的《雁门集》。萨都剌另有《武夷诗集序》文1篇，还留有《严陵钓台图》和《梅雀》等画，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萨都剌博学能文，兼善楷书。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诗词内容，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酢应答之类为多，思想价值不高。在《送管元帅南征》、《送刘照磨之桂林》等诗中，他甚至拥护统治者对起义人民进行镇压。但有些诗涉及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压迫。如《大同驿》、《黄河月夜》、《鬻女谣》、《织女图》等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惨状。五古《早发黄河即事》，一方面描写农夫“炊烟动茅屋，秋稻上垅丘。尝新未及试，官租急征求。两河水平堤，夜有盗贼忧”，另一方面描写贵族公子“斗鸡五坊市，酣歌最高楼”，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揭示了元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有些诗大胆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腐朽与罪恶，笔锋不仅指向了郡守县官、王孙贵 戚，且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记事》一诗，用“只知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的诗句，揭露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的篡兄位之事，此事为正史不载，被称为“诗史”。有些诗歌表达了为民请命、励精图治的政治思想,如《寄朱县尹》、《送广信司狱》诗等。《湖南张子善，钦点第一人，弹劾权贵，左迁西台御史，旋拜前职，素有退志，故举兼善劝之》、《旧剑》、《尘镜》等诗，希望官吏爱护人民，抒发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志愿。而《过居庸关》、《题画马图》等诗，针对元朝统治者穷兵黩武，表达了“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的反战思想。这些作品是萨都剌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萨都剌考中进士以前的诗所存甚少，有一首《述怀》诗说：“青春背我堂堂去，黄叶无情片片飞。”大抵表露了他这段时期的心情。他到过镇江，溯长江而上至汉阳，《客中九日》诗说：“佳节相逢作远商”，看来他背井离乡是为了经商，不过他对于经商并不热衷，他分外留心的是山川名胜，他写下了《清明日偕曹克明登北固楼》、《清明日游鹤林寺》等绘景抒情之诗。水光山色比起货物金钱来于他更有吸引力。他并不想在追财逐利中混过一生。他在《安分》诗中说：“心求安乐少思钱，无辱无荣本自然。春日赏花惟贳酒，冬天踏雪旋添绵。频将棋局消长日，时燕香熏篆细烟。万事皆由天理顺，何愁衣禄不周全。”诗人萨都剌是一个乐天派。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保持宁静而处之泰然。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影响到他的诗词创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都流露出热爱生活的乐观情思。他第一次走进官场正是他曾因经商而 到过的镇江，他和往日一样流连山水胜景，登北固楼，游鹤林寺，寻僧访道，饮酒赋诗，他厌恶俗吏生活，而要做一个诗人。在他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他有一首《同杨廉访游山寺》诗说：“扶病强同步，寻幽趣不群。逢僧穿竹去，吹笛隔林闻。山势浮云合，溪流野水分。徘徊归径晚，树影月纷纷。”“寻幽趣不群”正说明他以饱览山水为乐事。据徐象梅《两浙名贤录》说他晚年寓居杭州时，“每风日晴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藉，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和山水诗的奠基人谢灵运比起来，他酷爱山水是有过之无不及。无怪乎他刻画山川景物那样逼真。

萨都剌的一生大部分在江南度过，在风光秀丽的环境中，模山范水，写出了许多赏心悦目的诗篇。不过他曾两度官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稍得宫中见闻。在当时他还以擅长写作宫词和丽情乐府著称。他的朋友杨维桢《竹枝词序》说：“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另一位朋友虞集也说：“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可见他还是一位抒情诗人。如他的《芙蓉曲》：

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将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

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

情致雅淡，意象凝聚。似无情而有情，有所思而不怨，蕴藏着作者怀才不遇，飘泊江湖的心情，深得唐李贺、李义山的笔法，辞婉意清。“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含而不露，有一种身世飘零、孤芳自赏的抒情味道。其他如《过嘉兴》、《梳头曲》、《新夏曲》、《洞房曲》等都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情调。同样，他的宫词，风格亦复如此。《醉起》说： 杨柳楼心月满床，锦屏绣褥夜生香。不知门外春多少，自起移灯照海棠。这里所描写的只是宫中女性生活空虚，寓长恨于景物形象之中。一般说来，宫中对于帝王是天堂，而对于宫女却是地狱。宫中生活题材是十分狭窄的，如果不能识别天堂地狱，描写就不会深刻。

好在萨都剌的笔锋着力处，不曾局限于宫廷。当他的眼光移向广阔的祖国大地时，他发现当时的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如他的《京城春暮》，诗说： 三月京城飞柳花，燕姬白马小红车。旌旗日暖将军府，弦管春深宰相家。小海银鱼吹白浪，层楼珠酒出红霞。蹇驴破帽杜陵客，献赋归来日未斜。 将“弦管”“层楼”和“蹇驴破帽”相照映，社会不公，个人不平，不需明说，而用意十分清楚。至于他的《鬻女谣》、《过居庸关》、《征妇怨》、《高邮阻风》、《织女图》、《百禽歌》、《早发黄河即事》、《过淮阴》等，描述社会人生，题材广泛，更值得重视。《鬻女谣》写道： 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 人夸颜色重金璧，今日饥饿啼长途。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尔何颜！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传闻关陕尤可忧，旱荒不独东南州。枯鱼吐沫泽雁叫，嗷嗷待食何时休！ 作者面对这种现象，指摘“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斥骂“县官县官尔何颜”。这是正义的呼声。萨都剌看不惯这种不平事，因而他希望“但操大柄常在手，覆尽东西南北行”。希望得到一种权力去拯救天下所有在困苦中挣扎的人。但在当时，他的愿望是无 法实现的。萨都剌的怀古之作也颇具特色。如他的《满江红。金陵怀古》尤为脍炙人口：

六代繁华，春色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新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红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惟有蒋山青，秦淮碧。

这首词作于至顺三年或四年他任江南诸道行台侍御史时期。 人事代谢，古往今来，苍凉豪迈，感慨万端。但青山永在，绿水长存，一代新人将把金陵重作英才聚合的场所。怀古正所以思今。萨都剌的作品往往表达着磊落旷达的胸怀。他一生中往来南北，对于民情习俗，见闻较多，使他有些诗词生活气息甚浓，感染力很强。如《初夏淮安道中》说： 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青青已着枝。满树嫩晴春雨歇，行人四月过淮时。 “鱼虾泼泼”，“梅杏青青”，夏日初晴，着一嫩字，生意全出。给人以旷达、乐观、清新、舒畅的感受。生动的形象带着乡土气息把读者引进一个新的境界。

在诗歌技巧上，萨都剌继承了唐、宋诗歌的某些手法，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①截取平淡的生活片断，铸成韵味悠远的意境。如为人艳称的《秋词》、《京城立春》等，能托出特定的情境，构成饶有意趣的“诗画”。

②层层深入，凝炼简洁。如“百年诗句里，三国酒杯间”，“千古风光鬓边白，六朝山色马头青”等，言简意赅，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余地。

③善于创造，形象生动。如“云孙捧出南箕簸，月姊舂来北斗量”，“一山如龙入云起，一山化作长江流”等句，化静为动，化无生命为有生命,使形象新颖流动。

④偶亦采用“通感”手法，将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嗅觉形象等联通使用，互相比譬。如“市声到海迷红雾，花气涨天成彩云”，“乌鹊横桥秋有影，银河垂地夜无波”等。

"

王实甫，字德信，元朝杂剧作家，定兴（今定兴县）人。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详细介绍

王实甫，字德信，元朝杂剧作家。

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天一阁本《录鬼簿》称他名德信。河北定兴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其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则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与杂剧作家王实甫并非一人。

《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写道：“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可知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不无坎坷，晚年退隐。曲中又有“且喜的身登中寿”，“百年期六分甘到手”，可以推断他至少活到60岁。这首散曲又见于《雍熙乐府》，未署名。因此，学术界对它的作者是谁有不同看法。

《西厢记》最早的来源是唐代元稹所著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不过它是以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它和《董西厢》在情节上相差无几，但在每个方面都进一步加工、发展和提高，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也更为鲜明，特别在心理描写上，细致、精确，引人入胜。《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中原音韵》曾把《西厢记》第1本第3折的曲文作为“定格”的范例标举。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凌波仙〕吊曲说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羡，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王实甫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可见，他的作品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很为人所推重，《西厢记》其时已被称为杂剧之冠。

王实甫所作杂剧，名目可考者共13种。今存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3种。《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都有佚曲。其余仅存名目而见于《录鬼簿》著录者有《东海郡于公高门》、《孝父母明达卖子》、《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多月亭》、《赵光普进梅谏》、《诗酒丽春园》、《陆绩怀橘》、《双蕖怨》、《娇红记》9种。对王实甫曲目，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娇红记》非出王手，或认为《诗酒丽春园》亦非王作，还有人认为今存《破窑记》是关汉卿的作品，但都非定论。明清时代还有王实甫作《月明和尚度柳翠》和《襄阳府调狗掉刀》的著录和传闻，均不可靠。此外，自明代开始，出现《西厢记》是王实甫作关汉卿续或关作王续等说法，也都不可信。

王实甫还有少量散曲流传：有小令1首，套曲3种，散见于《中原音韵》、《雍熙乐府》、 《北宫词纪》和《九宫大成》等书中。其中，小令《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较有特色，词采旖旎，情思委婉，与《西厢记》的曲词风格相近。

《西厢记》在王实甫现存的3种杂剧中，5本21折的《西厢记》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

[元]（约公元一三二〇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仁宗延祐末前后在世。其散曲《自况》云：“万倾烟霞归路，一川花草香车，利名场上我情疏。蓝田堪种玉，鲁海可操觚，东风供睡足。”可从中窥见其性情。散曲内容多写自然景物、离愁别恨或个人的闲适生活，风格清丽疏淡。阿里西瑛作嬾云窝成，自题殿前欢，西逸及贯云石等均有和作。西逸所作曲，今存小令四十余支。（见太平乐府）太和正音谱评为“如空谷流泉。”

施耐庵，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本名彦端，汉族，今江苏兴化人。博古通今，才气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一切技术无不精通，35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述，与门下弟子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写成“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施耐庵于元延祐元年（1314年）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浙江钱塘县尹。施耐庵故里江苏兴化新垛乡施家桥村有墓园、纪念馆，有《施氏家薄谱》存世。"名字由来

施耐庵一边讲学一边写书。一天，他写到《水浒传》中石秀智杀裴如海，头陀敲木鱼这一段，突然想到东林庵珍藏的木鱼木槌，心中疑惑不解，便向徐麒问：你这庵里的木鱼木槌，为何像宝贝一样珍藏呢？徐麒说：这庵里原先住着一位老和尚，他念经拜佛用心极诚，一边念经一边敲木鱼。说着他用手指着木鱼的凹陷说：你看，想让他们懂得，读书，做学问就是要专心致志。施耐庵听了，连连点头：我们写书，也要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行啊！事后，他提笔写了“耐庵”两个字，贴在门楣上，意国是告诫自己要排除一切困难，写好《水浒传》。外人不知其意，便把他称为“耐庵先生”，时间长了，他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便改名为：施耐庵。

轶事：拳打恶霸

明朝初年的一天，施耐庵在一座茶山上游玩，正遇见一个恶霸在强夺农夫的茶园。他十分气愤地赶上前去阻止。恶霸见来人理直气壮，只好偷偷地溜了。可是事后，恶霸打听到来人的住处后，便花钱雇了一帮打手，围住施耐庵的居所。施耐庵见此情景，只是微微冷笑，便坦然自若地迈出了门。打手们见他赤手空拳，便一哄而上。其中一个黑脸大汉，手举根铁棒挟着风声朝施耐庵的头顶劈来。施耐庵侧身摆头，一个“顺风扯旗”，让过了棒锋，双手就抓住了铁棒，同时飞起右脚，正好踢在大汉的小腹上，那家伙便滚出一丈多远。施耐庵舞起夺来的铁棒，一阵旋风般的横扫，吓得那帮家伙四处逃窜。

生平事迹

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的记载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说他原籍苏州，后迁淮安，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而弃官归里，闭门著述。
　　施之常后裔，自幼才气过人，为人仗义
　　据这些材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

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为官三年后弃官回乡
　　19岁时中秀才，28岁时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其曾在钱塘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官归隐，闭门著述。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向交情不错，卞向张推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弟子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
　　从掌握的史料看，施耐庵这个人还是有的，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鲜有记载。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下诏书请他出来荐施耐庵做其幕僚，但施在多次请后仍不应征，据说张士诚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见他正在书房撰写《江湖豪客传》一书，即《水浒传》也。后来张士诚兵败，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继续著述《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文昱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隐居作《水浒传》，写完后没过几年病逝
　　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策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明嘉靖十九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水浒传至今还代代流传！

生平

《施氏家簿谱》等有关资料记载
　　施耐庵本苏州人，据《施氏家簿谱》等有关资料记载，施耐庵，名彦端，系孔子门生七十二贤之一施之常后裔，父操舟为业，他13岁入浒墅关私塾就读，19岁中秀才，娶季氏为妻，29岁中举人，35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授任钱塘县事，因受不了达鲁花赤骄横专断，一年后愤而辞官归里，以授徒、著书自遣。

施耐庵避战乱在兴化隐居写《水浒传》
　　施耐庵因避战乱迁此隐居写《水浒传》。据民间口碑，张士诚起兵反元，在平江称吴王，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施耐庵屡谏不从，因而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朱元璋发兵围攻平江，战乱波及江阴，施耐庵想起先后曾任松江同知和嘉兴路同知的好友顾逖是兴化人。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 西郊花家垛岛上，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此处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气息，游人到此，会疑心真的到了梁山水泊蓼儿洼。人们从南面的水泊桥走上花家垛，拐弯向东便是施耐庵纪念馆，它占地2815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478平方米。

馆内结构
　　进入由著名书法家启功书写的“施耐庵纪念馆”匾大门，你可看到一尊高3.8米的大理石的施耐庵雕像，，馆内前后三进大厅,和左右侧厅，左右碑廊以及建在后院的两侧的半亭，显得结构严谨，饶有意趣，第一进为接待厅；二进为景仰厅，大门上方悬挂女书法家萧娴题额“乡国之光”，两旁门柱上写有对联一副：
　　韬光养晦，一代英才居胜境；
　　激浊扬清，千秋峻笔著奇书。
　　里面 里面陈设国画家绘制的施耐庵著书及其行踪的图象；有 绢制介绍施耐庵生平的连环画48幅。镇江书法家李宗海撰联曰：
　　有舍己为人侠骨义肠，却从鲁达、武松、李逵身上画出；
　　具掀天揭地深谋远略，乃自晁盖、宋江、吴用胸中写来。
　　再向后为文物厅，上方悬挂书法大师武中奇题额“文心独运”。两旁门柱上有对联一副：
　　百回《水浒》，秉春秋煲眨忠奸，千古人间消块垒；
　　一曲《秋江》，承风骚思忧治乱，五州文苑仰宗师。

馆藏文物、史料
　　厅内陈列有关施耐庵文物、史料，分为施耐庵家世、生平、著书轶闻和社会影响四个部分，陈列有《施氏长门谱》，出土的施耐庵独生子《故处士施公让墓志》和《施让地照》，曾孙《施廷佐墓志铭》等数以百计的文物和史料，为人们解开了数百年悬案“施耐庵之谜”，有关施耐庵的各种文物史料，人们还可看到许多不同版本的《水浒》。据不完全统计，自明嘉靖始，迄今《水浒传》在国内的各种版本有53种。在国外流传也很广，朝鲜、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国都有《水浒传》的译本，美国的译本有《水浒传》《水浒传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水湃传词汇》、《野猪林》等。日本的译本多达20多种两边侧厅布置着臧克家，冯其庸等全国著名诗书画家赞颂施耐庵的各种艺术作品。施耐庵及其作品《水浒传》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我国有中国水浒学会、浙江水浒学会、山东梁山水浒研究会、盐城市水浒学会、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专门研究施耐庵和《水浒》，召开研究会，出版刊物。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后，观众数以亿计。正如日本汉学家盐俗温称:“《水浒传》是惊天动地的快文，中国小说之冠冕，是雄飞世界文坛的优秀古典小说”。伦敦大学卢庆滨博士且曾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来大丰白驹考察施耐庵。施耐庵不仅是中国的文学巨匠，也是世界文坛的名人；《水浒传》不仅是祖国文学艺术的瑰宝，还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华。

籍贯考证

苏州说：写进族谱和祠堂
　　咸丰四年陈广德所撰《施氏谱序》云：
　　“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而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写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这两段文字说得都很清楚，施耐庵在明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到兴化，然后再迁到白驹场。
　　赵伯英和奇林编著的《施耐庵年谱》中说：
　　“公元1296年秋一岁，生于苏州城外施家巷，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父名施元德，字长卿，母为卞氏。施氏是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后裔。
　　公元1308年十三岁，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
　　公元1311年十五岁，在季家继续就读。在季家就读的时间很长，此后季先生的女儿嫁给了他。
　　公元1314年十九岁，考中秀才，同季氏结婚……”
　　按以上各种说法，施耐庵不仅祖籍苏州，而且生于苏州长于苏州，还讨了苏州老婆，是个彻头彻尾的苏州人。

兴化说：明朝文献可以佐证
　　近些年来，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受到了学界的质疑，2003年，《苏州杂志》发表了黄俶成的文章《施氏祖籍辨正》，对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提出了商榷。
　　黄俶成引用了明景泰四年淮南杨新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蘩书，陈景哲篡盖”。
　　黄俶成认为，这是涉及施氏祖籍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文献。
　　据悉，这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载于较早版本的《施氏族谱》。该族谱是1952年才发现的，但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毁失了。
　　1962年6月，一个有关施氏源流的文物被发现了，兴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振宣在施家桥农民陈大祥家发现用于垫箩底的方砖上有字。经辨认，乃是施让“地照”。此砖乃是1958年该村农民为了建猪圈，掘取墓砖时所得。后据文物部门发掘考证，这块“地照”上的施让，正是施耐庵的次子施让。
　　二十年后，在施让墓附近，又出土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文物，这就是《处士施廷佐墓志铭》砖。据考，墓主乃施耐庵之曾孙，叫施廷佐，葬于明嘉靖三年。尤其可贵者，墓铭中提到施廷佐的高祖叫施元德，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白驹，生祖以谦。……”施廷佐曾祖、祖父的名字、地望、年代均与前两次公布、发现的史料、文物符合。
　　这块墓志铭砖连同前引墓铭、地照，清晰地提供了施家五代世系，并首次透露施耐庵之父名施元德，也居住在兴化。黄俶成认为，这个世系以及所云“怀故居兴化”正是“鼻祖世居扬之兴化”的最有力的佐证、最明确的注释。

吴兴说：纪念馆馆长辨析
　　施耐庵纪念馆的馆长窦应元说，施耐庵的祖籍既不是兴化，也不是苏州，而是浙江。
　　“施家宗祠里曾有一副对联：吴兴绵世泽，楚水封明湮”，窦应元介绍说，吴兴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施耐庵的父亲施元德是搞水运的，有关史料中称其为“舟人”，后来施元德在兴化落脚，施耐庵就出生在白驹场。
　　窦应元认为，关于施耐庵的籍贯、科举、生卒年月等问题，一直迷雾重重，很多说法都需要进一步澄清，“比如，有一种说法称施耐庵在元至顺二年考中进士，”但根据元朝的官方资料，至顺二年登科的进士中，找不到施耐庵的名字。“施耐庵属猴，在35岁时取得进士功名，而且活到了75岁，这些都没有什么疑问。但如果他在元至顺二年考取进士，以这个时间点往前后推算，则施耐庵出生在1296年，卒于1370年。但是，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施耐庵的儿子施让是1373年出生的，难道施耐庵死了3年之后又生了儿子? ”
　　那么，施耐庵的进士功名到底是怎么得到的呢?
　　窦应元认为，施耐庵的进士，不是通过元朝的科举考试得来的，而是张士诚封的。“元至正十四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封了一批读书人进士功名，这其中，就应该包括施耐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算出施耐庵生于1320年，而这一年恰好就是猴年，与其生肖吻合，而且也破解了‘死后三年生子’的悖论。”
　　窦应元说，施耐庵的很多活动与张士诚密不可分，在研究施耐庵时，应该将其和张士诚“捆绑”在一起，这样很多谜案即可迎刃而解。
　　施耐庵与苏州的不解之缘
　　施耐庵祖籍何处，对此学界见仁见智，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施耐庵与苏州有着极深的渊源。
　　在各种有关施耐庵籍贯的说法中，都提到了一个地方——白驹场，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过。那么，白驹场又是一个什么地方?
　　白驹场，是古代两淮盐场之一，是张士诚的故乡，元至正十三年，在白驹场一带，张士诚率领“十八条扁担”造反抗元。
　　据记载，张士诚起兵后，敬慕施耐庵的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经世济民”的想法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跟随张士诚来到平江，与其部将卞元亨来往密切，后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根据这些史实，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施耐庵原籍兴化，后又跟着张士诚来到了苏州并逗留过一段时间，而张士诚败亡后，明朝官府四处侦查其旧部，施耐庵为了避祸，于是又回到了江北老家。
　　有学者认为，施耐庵创作的不朽巨著《水浒传》，其题材与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有关，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
　　向东十余里，大丰市白驹镇境内，建有施耐庵纪念馆。此地旧名花家垛，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传》里的气息，游人到此，会疑心真的到了梁山水泊。

铁事：棒打无赖

有一年的元宵节，施耐庵上街观花灯。忽然看见一个恶少在街尾侮辱一名妇女。

他怒火顿起，用右手将那家伙提起，然后像摔死狗似的将他摔在地上。恶少吓得连连磕头求饶，施耐庵这才饶了他。谁知第二天，那家伙纠集了七八个无赖前来报复。施耐庵不慌不忙地找来一根粗绳，让无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腿，然后叫他们用力拉。可是，尽管他们一个个累得脸红脖子粗，施耐庵的双脚像生了根，纹丝不动。接着，他取出铁棒，一记“乌龙摆尾”，便将身旁的一棵大杨树“咔嚓”一声打断。无赖们见他有如此功力，才知道是遇上了高手，个个叩头认输了。后来，施耐庵在写《水浒》时，还将这段亲身经历融进鲁智深在大相国寺降伏众泼皮的情节中去了呢。

墓园

由施耐庵纪念馆向西十余里 ，为施耐庵墓园。墓前立一砖砌三门牌坊，正中横梁上，悬有“耐庵公坊”四字石刻，墓在苍松翠柏间，赵朴初手书“重修施耐庵墓记”的石碑立于墓前，邻近还有一绿岛，一条小河环岛流过，人在高处俯视，却似狮子盘绣球，因而俗称“风水宝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惠仁有诗赞之曰:

隔岸白驹迷晓雾，盘球狮子沐晨阳。

耐庵泉下泰然卧，评说由人论短长。

"

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元朝著名学者、诗人、政治家，一生仕宦，刚直不阿，清贫守职，好学善文。成为元世祖忽必烈、裕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铁木真三代的谏臣。"介绍

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人，元朝著名学者、诗人兼政治家。

他直言敢谏，主张礼下庶人，刑上大夫，强调治理混乱的财政。至元五年，元世祖建御史台，任王恽为监察御史。他上书《击邪》《纳海》等论列一百五十余条。当时负责水利的中央级官员刘 ，利用治水导河之便，贪污宫粮四十多万石。王恽大胆地予以弹劾揭发。经过访查，他又将刘 监修太庙从中偷工减料终饱私囊的罪恶加以上书。刘做贼心虚，竟惶惶不可终日，忧虑死去。至元二十六年，王恽任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时，当时沿海政局混乱，官吏缺额很多。他向皇上上疏要求选拔人才到沿海填补空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果断罢黜了四十多名贪官污吏，任用了一批文武精通，耿直清廉的人赴职，使这里平静安定下来；并在福建沿海首创建造营房，让戍兵居住，改变了以往兵寓民家的陋习，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在他任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时，绛州太平县有一陈氏杀了自己的哥哥，因行贿官府，缓狱了决，株连三百多人受冤，长达五年不能结案。皇帝派王恽前往亲审此案，经过访查、审讯，释放了全部受冤遭株连的平民百姓。

他虽身居高位，却能够体察下情，同情人民疾苦。至元二十八年，燕南一带冬春遭旱，秋季庄稼又遭水灾，王恽察访民情回到大都以后，有一高官宴请百官，请他赴宴。入席后，他看到桌子上摆满了名酿佳肴、奇珍海味，如坐针毡，感到很不是滋味。他无法控制为民请命的感情，写了长篇免租谣，希词恳情切，皇上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

轶事

王恽的谏政，受到了元世祖的器重。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专门将他传至京城召见。他又上万言书，提出“改旧制，黜赃吏，均赋役，擢才能”的建议，顺应了忽必烈“祖述变通”的建国思想，对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忽必烈亲授他为翰林学士。

王恽任职从政期间，时常忧国忧民，他把历代明君贤相勤劳思政、治国安邦的经验和事迹系统整理成章，用“顺谏”的方式，奏疏给尚未登基的皇太子参阅。裕宗真金非常赏识他的这种见解，除自己学习外，还将《承华事略》各篇发给皇孙们传读。裕宗真金早薨，他的儿子成宗铁木真即位。王恽给成宗皇帝敬献的供物不是玉帛、珠宝，而是他论述的《守成事鉴》十五篇，表现出忠心事主的一片赤诚。因此，成宗又加封他为通议大夫，知制诰。并委托他同赵孟頫等人纂修《元世祖实录》。

大德八年六月，王恽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汲县看到他的故居依然是茅屋陋室，清贫如民。其儿孙们田园生涯，耕稼自给，便如实奏明圣上。皇上赐钞万贯，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号“文定”。子孙荫封受禄。家乡人民也把他少年勤奋读书的古子涧村誉为“秋涧书声”，被列为“汲县八景”之一。他的言论诗文刊行于世一百卷为后人所传读。他的墓圹位于汲县城郊乡八里屯村西南石人洼内，距县城十华里。墓地前沿有神道，两旁为石刻仪仗，对称排列，每当“清明”前后和春节期间，家乡父老纷纷前往祭扫凭吊，表达深切的怀念和哀思 。

"

卢挚（1242-1314），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蒿翁。元代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至元5年(1268)进士，任过廉访使、翰林学士。诗文与刘因、姚燧齐名，世称“刘卢”、“姚卢”。与白朴、马致远、珠帘秀均有交往。散曲如今仅存小令。著有《疏斋集》（已佚）《文心选诀》《文章宗旨》,传世散曲一百二十首。有的写山林逸趣，有的写诗酒生活，而较多的是“怀古”，抒发对故国的怀念。今人有《卢疏斋集辑存》，《全元散曲》录存其小令。"作品

卢挚有《疏斋集》、《疏斋后集》,今皆佚。诗、文散见于《元诗选》、《天下同文集》等集中。其散曲作品见录于《太平乐府》、《阳春白雪》等集中。据《全元散曲》所辑，今存小令120首左右。

艺术风格

卢挚的散曲作品以“怀古”题材为多，如《洛阳怀古》、《夷门怀古》、《吴门怀古》等等。作者登临凭吊,往往吐露对于时势兴衰的感慨,调子比较低沉。他虽然身为显宦，却有不少向往闲适的隐居生活、以及描写质朴自然的田园风光的作品，如〔双调·蟾宫曲〕《田家》，描写了盛夏农村“看荞麦开花，绿豆生芽”的景象，语言本色，意致自然。

他的散曲风格明丽自然,贯云石说:“疏斋媚妩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这大致概括了卢挚作品的艺术风格，如〔沉醉东风〕《秋景》、〔湘妃怨〕《西湖》等都体现了这种特色。他的写恋情的作品蕴藉委婉而又不失明晓自然。如〔落梅风〕《别朱帘秀》，吸收了民歌的白描手法，感情深挚。

生平

家门寒微

陆贽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相传出生在苏州嘉兴城内甜水井。陆氏自东汉末即为江南望族，陆贽出生时家门已衰落。父陆侃曾任溧阳县令，早逝，贽受母教成长。

德宗内相

大历六年，陆贽中进士，又应博学鸿词得高第，授华州郑县尉，后免职回乡。寿州刺史张镒名望很高，陆贽去参见，交谈了三天，张镒认为他是奇才，请与他结为忘年交。告辞时，张镒赠钱百万，说“：请作为母亲大人一日的费用。”陆贽不肯接，只收了一串茶叶，说：“斗胆不收您赠送的厚礼。”他凭文牍判词写得出类拔萃，补任渭南县主簿，罢翰林学士职，拜兵部侍郎，知贡举。

贞元八年，窦参被免，陆贽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任宰相。

陆贽执政期间，公忠体国，励精图治，具有远见卓识。在当时社会矛盾深化，唐王朝面临崩溃的形势下，他指陈时弊，筹划大计，为朝廷出了许多善策。他对德宗忠言极谏，建议皇帝了解下情，广开言路，纳言改过，轻徭薄赋，任贤黜恶，储粮备边，消弭战争。这些建议有些为德宗采纳，化为实际政策。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规劝德宗下诏罪己，为德宗起草了诚挚动人的诏书并颁行天下，前线将士为之感动，有的听到后痛哭，叛乱者上表谢罪。由于他善于预见，措施得宜，力挽危局，唐王朝摇摇欲坠的局面得以转危为安。陆贽秉性贞刚，严于律己，自许“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他认为立国要以民为本，对“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尖锐对比，深为愤慨，同情人民的悲惨生活。他力劝德宗爱人节用，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主张使“一代黔黎，跻富寿之域”。

受诬被免

陆贽为相期间，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以谄佞德宗信用，“天下嫉之如仇”。陆贽仗义执言，多次上书参奏裴延龄的罪行。德宗不高兴，于贞元十年罢陆贽为太子宾客。

陆贽本来谨慎小心，一向不与宾客交往。裴延龄猜到德宗对陆贽薄情，趁机进谗言，百般污蔑他，德宗发怒，想杀掉陆贽，多亏阳城等人一同上奏章替陆贽分辩，才免死降为忠州别驾。后来德宗又渐渐思念他，恰逢薛延任忠州刺史，传达德宗慰劳的旨意。韦皋多次上奏章请求让陆贽代领剑南节度使，德宗还记恨他，不肯授任。

陆贽谪居僻地，仍心念黎民，因当地气候恶劣，疾疫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供人们治病使用。

卒于贬所

唐顺宗即位后，下诏召还陆贽，诏书还没有到达贬所而陆贽已逝，享年五十二岁，获赠兵部尚书，谥号宣。后从祀孔庙西庑四十七位。

康熙六十一年，陆贽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

周文质（？－1334），元代文学家。字仲彬，建德（今属浙江）人，后居杭州。与钟嗣成相交二十余年，良人情深意笃，形影不离，故《录鬼簿》对他有详细的记载：“体貌清癯，学问渊博，资性工巧，文笔新奇。家世儒业，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调，谐音律。性尚豪侠，好事敬客善绘画，谐音律。所作杂剧今知有四种。现仅《苏武还乡》（或称《苏武还朝》）存有残曲。散曲存有小令四十三首，套数五套，多男女相思之作。

薛昂夫(1267—1359) 元代散曲家。回鹘（即今维吾尔族）人。原名薛超吾，以第一字为姓。先世内迁，居怀孟路（治所在今河南沁阳）。祖、父皆封覃国公。汉姓为马，又字九皋，故亦称马昂夫、马九皋。据赵孟頫《薛昂夫诗集序》（《松雪斋文集》），他曾执弟子礼于刘辰翁(1234～1297)门下，约可推知他生年约在元初至元年间。历官江西省令史，佥典瑞院事、太平路总管、衢州路总管等职。薛昂夫善篆书，有诗名，诗集已佚。诗作存于《皇元风雅后集》、《元诗选》等集中。"介绍

薛昂夫，名薛超兀儿，薛超吾，回鹘人。汉姓马，字昂夫，号九泉，故亦称马昂夫、马九基。先世内迁，居怀庆路。父及祖俱封覃国公。他曾师事刘辰翁，故约可推知其生年，薛昂夫善篆书，有诗名，诗集已佚。元人周南瑞《天下同文集》载王德渊之《薛昂夫诗集序》，称其诗词“新严飘逸，如龙驹奋进，有并驱八骏一日千里之想”。其散曲风格以疏宕豪放为主，思想内容以傲物叹世、归隐怀古为主。《南曲九宫正始序》称其“词句潇洒，自命千古一人，深忧斯道不传，乃广求继已业者。至祷祀天地，遍历百郡，卒不可得。”

按：元《草堂诗余》有“九泉司马昂夫”之语，故《词综》、《历代诗余》俱谓司马昂夫字九臬，以“司马”为昂夫姓，非是。《太和正音谱》以“马九泉”与“马昂夫”为二人，亦误。

"

贯云石(1286～1324) 元代散曲作家。字浮岑，号成斋，疏仙，酸斋。出身高昌回鹘畏吾人贵胄，祖父阿里海涯为元朝开国大将。原名小云石海涯，因父名贯只哥，即以贯为姓。自号酸斋。初因父荫袭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让爵于弟，北上从姚燧学。仁宗时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不久称疾辞官，隐于杭州一带，改名“易服”，在钱塘卖药为生，自号“芦花道人”。今人任讷将他的散曲与自号“甜斋”。"介绍

贯云石，原名小云石海涯，元朝畏兀儿人，精通汉文，著名诗人、散文作家。

根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的记载，贯云石的父亲名为“贯只哥”，所以他以“贯”作为他的氏，名“小云石海涯”，自号“酸斋”，当时和号“甜斋”的徐再思齐名，都以擅长乐府闻名，世称“酸甜乐府”。

贯云石做过翰林学士，深受汉族的思想与文学的影响，爱慕江南风物，憧憬恬静闲适的生活，后辞官不做，隐居江南，改名“易服”，在钱塘卖药为生，自号“芦花道人”。他善作散曲。据传他所创的曲调，传给浙江澉浦杨氏，后称为“海盐腔”，流传至明代，为“昆腔”的先驱。

存小令七十余首，套数八套，有专集 《酸斋乐府》，近人任讷所辑。

急流勇退

公元1286年，在元大都西北郊高粱河畔维吾尔族人聚居的畏吾村里，一个“神采秀异”的婴儿诞生了。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北庭维吾尔族农民的后裔，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擅一代之长”序》）的杰出人物。他，就是元代著名作家贯云石。他的全名是贯小云石海涯，号酸斋。

文武双全

贯云石的伯父忽失海涯、父亲贯只哥都托庇祖荫，先后在南方担任军政要职；而贯云石幼年，一直生活在大都，受着良好而又特殊的教育。贯云石的母亲廉氏是精通汉学的维族名儒廉希闵的女儿。她的一位叔父廉希宪曾任宰相，被世祖称为“廉孟子”；另一位叔父廉希贡则是著名的书法家。贯云石自幼就常随母亲住在廉家的别墅“廉园”里修文习武。尤其是园内有两万多卷藏书，使贯云石从小就受到了丰富的汉民族文化的熏陶与严格训练，既有“善骑射、工马槊”的维吾尔气质，又能“折节读书，目五行下”，为他以后用汉文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方二十的贯云石承袭父爵，出任两淮万户达鲁花赤（这是一个拥有实际兵权的三品要职）。不久，又出镇永州。这位血气方刚、文武双全的青年军官，管辖着十一万户百姓，统率着七千将士。他“在军气候分明，赏罚必信”、“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公务之暇，则写诗作曲，投壶雅歌。他要凭着自己的才能建功立业，又愿意“自适，不为形势禁格”，然而这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里，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苦闷与矛盾中，他终于作出了将官职军权让给弟弟忽都海涯的决定。

贯云石让爵后，“与文士徜徉佳山水处”，“倡和终日，浩然忘却”，真是：“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清江引〕

当时，元代的散曲创作正处于由草创时期向黄金时代过渡的阶段。贯云石开始以通脱豪爽的风格闯入了散曲阵地，犹如天马入苑，在元代诗坛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308年，贯云石回到了文人荟萃的元大都。

经历

公元1314年秋天，贯云石南游途中经过梁山泊。贯云石喜爱那里一个渔翁的芦花絮成的被子，渔翁要他用诗来交换。贯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

采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

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

这首《芦花被》诗广为流传，贯云石用它换取芦花被的事也传为佳话。贯云石干脆又取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并写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宣布了自己和名利场的决绝，开始了十年浪迹江湖、专心创作的新生活。

春去秋来。贯云石“月明采石怀李白，日落长沙吊屈原”（钱惟善《酸斋学士挽诗》），登扬州明月楼填词，到淮南鲁港驿题诗，西下洞庭览胜境，东临普陀观日出……这种壮游万里的生活，使他创作出《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许多优秀诗篇。他在诗中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凭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抒发对家乡与亲人的爱恋，也表达了愿意摒弃荣华富贵、过恬静淡泊生活的愿望。这些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清新秀丽，使他成为元诗中“绮丽清新之派”的代表人物（顾嗣立《元诗选·萨都剌传》）。

贯云石历览名胜，著述满家，雅名愈盛。他每到一处，“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决心避世的贯云石进而隐姓埋名，易服晦迹，定居在钱塘（今杭州）正阳门外，靠卖回回药为生。他在凤凰山休暑，到包家山修禅；时而入天目山与中峰禅师论道，时而去城东阿里西瑛的寓所去吹奏铁笛，切磋乐律；他常与散曲家张可久一道游湖观潮，饮酒唱和，也不时地同平民百姓一起切磋技艺。他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一生中创作散曲最旺盛的时期。贯云石自幼性格豪爽，不拘形迹，又多才多艺，工书画，通音律，精鉴赏，既善于学习前代各家之长，又“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还能注重从民间吸取营养，这就不仅使他的散曲创作形成了“如天马脱羁”（朱权《太和正音谱》）的独特风格，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色。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出生在大都的维族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又能摒弃民族的与传统的偏见，热心兼收并蓄北方“胡夷之曲”与南方“里巷歌谣”，使他的散曲往往带有北方民歌刚健质朴的气息与南方民歌清新秀丽的风采。

明人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贯云石的一则轶事：

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

这个故事久久在杭州流传，说明了贯云石与民众的交往，也说明了民间对酸斋创作风格的了解。邓文原在《贯公文集序》中说：贯“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这是贯云石作为“浊世佳公子”（陈垣评语）的可贵之处，它决定了其后期作品仍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是丰富充实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钱塘定居期间，贯云石又与海盐杨梓交善，向他传授“南北合调”的歌唱方法。贯云石死后三十九年（1363），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有一段精彩的说明：

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上彻云汉。而康惠（杨梓）独得其传。……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有名于浙右云。

贯云石的乐府、散套和高彻云汉的歌唱，在南戏四大声腔之一“海盐腔”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发端作用。

公元1324年，正当壮年的贯云石病逝于杭州。他的好友张小山（可久）写了一首《为酸斋解嘲》的散曲来总结这位维族作家的一生：

君王曾赐琼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懒入编修院。红锦笺，白苎篇，黄柑传。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学炼丹。同货墨，共谈玄。……

他的另一位好友欧阳玄在为贯云石写的碑文中称赞他“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经济之才”，“其人品之高，岂可浅近量哉！”二百年后，王世贞在《曲藻》中将贯云石列为“擅一代之长”的元曲代表作家之首。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

云石之曲，不独在西域人中有声，即在汉人中亦可称绝唱也。

是的，贯云石的作品，通过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我国各兄弟民族作家之间互相学习、亲密融洽的深厚友情，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本文引语，除另注出处的外，均见《元史·小云石海涯传》及欧阳玄《贯公神道碑》。

作品特色

贯云石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艺超群，后弃武学文，接受汉族文化。善书法，自成一家。诗文亦有一定成就，尤以散曲最著。在他的为人和作品中可以看到元代各族文化互相渗透的情况，他以胄子袭位，仕途本颇顺利，却有飘然世外之志，为人疏放旷达。曾以《芦花被诗》换取渔父芦花被，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贯云石的散曲以写山林逸乐生活与男女恋情为主。作品风格基本上属豪放派，以清俊见长。风格形成与他出身西域武官家庭有关，同时也染上了江南文学清秀媚丽的色彩。他的啸傲山林的作品尤为飘逸俊放,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清江引）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奈，总对天开，就渊明归去来〔殿前欢〕等；他的情词则清新警切，善于学习俗谣俚曲的长处。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妨什么？〔红绣鞋〕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 〔清江引〕等,以白描手法取胜，颇有情致。此外，他也有一些清丽端谨的作品，如《春、夏、秋、冬》〔清江引〕等。

贯云石的散曲在当时最为俊逸当行，歌唱起来，响彻云宵。他与海盐杨梓交好，或说他曾为“海盐腔”的创造和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海盐腔”流传至明代，为“昆腔”的先驱。他还是最早的散曲评论家，曾为《阳春白雪》、《小山乐府》作序，在当时散曲界十分活跃，而且很有影响。

拜师

贯云石做了几年世袭的官爵——两淮万户府的达鲁花赤，就把官职让给他的弟弟忽都海涯了。从那以后，他投拜了当时以文风古劲宏肆而著名的散文大家姚燧为师，专门攻读汉语文学。过了几年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做了皇帝，号称仁宗。小云石海涯就给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建议朝廷选贤用能，修明政治。仁宗见他很有学问，就任命他做翰林侍读学士，由于他看不惯上层统治者的罪恶污浊及其宦海生活，因之力辞不受，决意弃官归隐，从此再未出仕，浪迹钱塘江一带，以卖药度日。小云石海涯，出身于宦官贵族，他能够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寄生生活，不和统治者同流合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百姓的遭遇，主张改革政治，尽管他采取的办法是消极的，但在客观上，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当他意识到现状污浊，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时候，采取弃官归隐，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从个人的品格来说，也是高尚的。他的反抗精神，虽然不及屈原那样强烈，但比起陶潜来，是并无逊色的。

贯云石之所以能在文学方面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除了他自己专心好学而外，与他的汉族老师姚燧和亲密的朋友张可久、徐再思、杨朝英等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贯云石自号酸斋。根据邓子晋在《太平乐府》序里记载，杨朝英文风以豪放著称，贯云石和杨朝英同游，贯云石说： “我酸，你就应该澹。”从那以后，杨朝英果然自号澹斋了。徐再思作品风格清丽，自号甜斋。因贯云石和徐再思是当时两位齐名而又相好的散曲家，所以，后人就把他们的作品编成一个集子，很风趣地叫作《酸甜乐府》了。张可久是元朝后期最著名的散曲大家，风格雅丽，文辞工巧，他与贯云石应答的作品也多。

直言敢谏

二十二岁的贯云石成了廉园的中心人物。他的让爵，在大都传为美谈；他的诗词散曲，在诗界崭露头角。然而他自己并不满足。在廉园，他进而结识了程文海、赵孟頫、袁桷、姚燧等文坛前辈，得到他们的赏识，也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姚燧“于当世文章士少许可”，却连连称赞贯云石“古文峭厉有法”、“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才气英迈，宜居代言之选”（见邓文原《贯公文集序》），并多次在东宫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面前荐举贯云石，使他“选为英宗潜邸说书秀才”。这些，不仅促进了贯云石的文学创作，也再次激发了他报效国家的热情。

公元1313年二月，仁宗即位不久，二十七岁的贯云石就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是一个能直接向皇帝提供政治见解、参予制订国家政令的要职。仁宗说：“翰林、集贤儒臣，联自选用，汝等毋辄拟进。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之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也。”（《续资治通鉴》卷198）贯云石想到自己被皇帝亲自委以重任，成了赤县神州第一个维吾尔族的翰林学士，感慨万分：“迩来自愧头尤黑，赢得人呼‘小翰林’。”（《神州寄友》）小翰林充满信心，积极参政，直言敢陈。他与翰林承旨程文海一起制订恢复科举的条令，“多所建明”；他向仁宗进自著的文白对照的《孝经直解》；又递交了万言书，条陈释边戍、教太子、立谏官等六事。然而，科举制度迟迟不能恢复，《孝经》已引不起仁宗的兴趣，万言书被仁宗空许为“往往切中时弊”，却不予采纳，反而触犯了一班反对改革的权贵。此时，姚燧已辞官家居。贯云石深感自危，也清醒了许多。这位任职刚一年的“小翰林”，毅然称疾辞归江南，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一首〔清江引〕生动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然而，贯云石这五年的大都生活并没有白过。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清丽婉腻的散曲，世人将它们和散曲名家徐再思（号“甜斋”）的作品并称为“酸甜乐府”；他写下了著名的《〈阳春白雪）序》，也写出了不少奇诡激烈的歌行诗。就在贯云石刚刚就职翰林学士之时，程文海为贯云石诗文集写过一个跋，指出贯在文学上造诣深湛，前程不可限量，还说：“盖功名富贵有不足易其乐者，世德之流，讵可涯哉！”程文海慧眼独具，他道出了贯云石品格上的可贵之处。贯云石仰慕屈原、李白、陶渊明，决心从政治的漩涡中冲腾出来。

"

乔吉(1280?～1345) 元代杂剧家、散曲作家。一称乔吉甫，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人，流寓杭州。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说他“美姿容，善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又作吊词云：“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百年光景还争甚？空赢得，雪鬓侵，跨仙禽，路绕云深。”从中大略可见他的为人。剧作存目十一，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玉箫女两世姻缘》三种传世。"文学成就

乔吉现存杂剧作品都是写爱情、婚姻故事的。《金钱记》写韩翊与柳眉儿恋爱婚姻故事，以私情始，奉旨完姻终。语言华美工丽，富有藻饰。《扬州梦》以杜牧《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命意，又采用了杜牧《张好好诗》的部分细节，虚构了杜牧与妓女张好好的恋爱故事。剧中对商业城市扬州的繁华景色描绘得颇为生动。《两世姻缘》的故事，本于唐末范摅《云溪友议》，是写妓女玉箫与韦皋的爱情，两世才得结为夫妇。剧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玉箫沦落青楼的痛苦生活。乔吉的杂剧曲辞清丽，立意亦求新巧，但在题材上却没有脱出才子佳人、风流韵事的窠臼。朱权论其曲作“如神鳌鼓浪”，有“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

乔吉的散曲创作，成就高于杂剧，明、清人都把他与张可久相提并论。在他的散曲中可以看到他客居异乡、穷愁潦倒的生活经历。如〔绿幺遍〕小令写："“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就是他落魄江湖的身世的自我写照。由于一生不得志，作品中寓有对现实的不满，如〔卖花声〕《悟世》、〔玉交枝〕《闲适》等曲。然而他的作品大多数是以啸傲山水、寄情声色诗酒为题材，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消极颓废的思想。

乔吉的散曲以婉丽见长，精于音律，工于锤炼，喜欢引用或融化前人诗句，与张可久的风格相近。不同的是，乔吉的风格更为奇巧俊丽，还不避俗言俚语，具有雅俗兼备的特色。明李开先评他：“蕴藉包含，风流调笑，种种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为文。”他自己则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这是他创作经验之谈，颇有见地。他的代表作如〔水仙子〕《重观瀑布》小令：“天机织罢月梭闲，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悬霄汉，几千年晒未乾。露华凉，人怯衣单。似白虹饮涧，玉龙下山，晴雪飞滩。”作品描写瀑布，想象大胆，词句诡丽，出奇制胜。〔水仙子〕《为友人作》、〔怨风情〕《咏雪》、〔天净沙〕《即事》等篇，又以生动浅白的语言，以及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作巧妙的比喻，入于曲中，形成独特的风格。乔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期散曲家俚俗直率的传统，因此有些人认为他的散曲比张可久更为当行。不过他写情必极貌以写意，用辞必穷力而追新，有过于纵情的毛病，有的还带有某种俳优习气，不免失之浅俗。

他的杂剧作品，见于《元曲选》、《古名家杂剧》、《柳枝集》等集中。散曲作品据《全元散曲》所辑存小令200余首，套曲11首。散曲集今有抄本《文湖州集词》1卷，李开先辑《乔梦符小令》1卷,及任讷《散曲丛刊》本《梦符散曲》。此外，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中著录有《惺惺老人乐府》1卷，惜已佚。

生平

版本一
　　章第六编第二章第三节：
　　乔吉，字梦符，一作孟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山西太原人，流寓杭州。剧作存目十一种，今传三种：《两世姻缘》，写韦皋与妓女韩玉箫的恋爱；《扬州梦》，写杜牧与歌女张好好的恋爱；《金钱记》，写韩翃与王柳眉的恋爱。这三种剧都假托历史上的著名文人，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戏。

版本二
　　袁第六编第六章第三节：
　　乔吉是南方戏剧圈中重要的作家和散曲名家。他字孟符，号笙鹤翁，又号惺道人。原籍山西太原，流寓杭州近四十年。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说他：“美姿容，善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又作吊词云： “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百年光景还争甚？空赢得，雪鬓侵，跨仙禽，路绕云深。”从中约略可见乔吉的为人与处境。乔吉作剧11种，今存3种：《两世姻缘》、《扬州梦》、《金钱记》，都以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为题材，创作风格与郑光祖相近，但语言更为清丽，与所叙写的爱情故事相得益彰。

版本三
　　北第六编第五章第四节：
　　乔吉，一作乔吉甫，字梦符，一作孟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原籍太原，流寓杭州。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他至正五年二月病卒。他一生飘泊江湖，〔折桂令〕《自述》说：“不应举江湖状元”。《录鬼簿》记载他“美容仪，能辞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他与与不少青楼女子交情深厚，仅从他的散曲中得知的就有十多位。他有《天风》、《环佩》、《抚掌》三部文集，可惜均未刊行。乔吉撰写了11种杂剧，现存《扬州梦》、《金钱记》、《两世姻缘》3种，都以爱情婚姻故事为题材。

创作生平

乔吉现存杂剧作品都是写爱情、婚姻故事的。《金钱记》写韩翊与柳眉儿恋爱婚姻故事，以私情始，奉旨完姻终。语言华美工丽，富有藻饰。《扬州梦》以杜牧《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命意，又采用了杜牧《张好好诗》的部分细节，虚构了杜牧与妓女张好好的恋爱故事。剧中对商业城市扬州的繁华景色描绘得颇为生动。《两世姻缘》的故事，本于唐末范摅《云溪友议》，是写妓女玉箫与韦皋的爱情，两世才得结为夫妇。剧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玉箫沦落青楼的痛苦生活。乔吉的杂剧曲辞□丽，立意亦求新巧，但在题材上却没有脱出才子佳人、风流韵事的窠臼。 乔吉的散曲创作，成就高于杂剧，明、清人都把他与张可久相提并论。在他的散曲中可以看到他客居异乡、穷愁潦倒的生活经历。如〔绿幺遍〕小令写：“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就是他落魄江湖的身世的自我写照。由于一生不得志，作品中寓有对现实的不满，如〔卖花声〕《悟世》、〔玉交枝〕《闲适》等曲。然而他的作品大多数是以啸傲山水、寄情声色诗酒为题材，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消极颓废的思想。

乔吉的散曲以婉丽见长，精于音律，工于锤炼，喜欢引用或融化前人诗句，与张可久的风格相近。不同的是，乔吉的风格更为奇巧俊丽，还不避俗言俚语，具有雅俗兼备的特色。明李开先评他：“蕴藉包含，风流调笑，种种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为文。” 他自己则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这是他创作经验之谈，颇有见地。他的代表作如〔水仙子〕《重观瀑布》小令：“天机织罢月梭闲，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悬霄汉，几千年晒未乾。露华凉，人怯衣单。似白虹饮涧，玉龙下山，晴雪飞滩。”作品描写瀑布，想象大胆，词句诡丽，出奇制胜。〔水仙子〕《为友人作》、〔怨风情〕《咏雪》、〔天净沙〕《即事》等篇，又以生动浅白的语言，以及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作巧妙的比喻，入于曲中，形成独特的风格。乔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期散曲家俚俗直率的传统，因此有些人认为他的散曲比张可久更为当行。不过他写情必极貌以写意，用辞必穷力而追新，有过于纵情的毛病，有的还带有某种俳优习气，不免失之浅俗。

他的杂剧作品，见于《元曲选》、《古名家杂剧》、《柳枝集》等集中。散曲作品据《全元散曲》所辑存小令200余首，套曲11首。散曲集今有抄本《文湖州集词》1卷，李开先辑《乔梦符小令》1卷，及任讷《散曲丛刊》本《梦符散曲》。此外，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中著录有《惺惺老人乐府》1卷，惜已佚。

"

徐再思引(1320年前后在世)，元代散曲作家。字德可，曾任嘉兴路吏。因喜食甘饴，故号甜斋。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与贯云石为同时代人，今存所作散曲小令约100首。作品与当时自号酸斋的贯云石齐名，称为“酸甜乐府”。后人任讷又将二人散曲合为一编，世称《酸甜乐府》，收有他的小令103首。"著述

徐再思的散曲以悠闲生活与闺情春思，恋情、写江南自然景物、归隐等题材为主，也有一些赠答、咏物为题的作品。他虽与贯云石齐名，风格却不尽相同，贯云石以豪爽俊逸为主，徐再思却以清丽工巧见长。善于学习俗谣俚曲，擅长白描手法，抒情深细，对仗工整，风格清新秀丽。《太和正音谱》评他的作品如“桂林秋月”。

他的写景作品以〔喜春来〕《皋亭晚泊》、〔水仙子〕《惠山泉》为佳，意境高远而奇巧，可以看出他工于炼字造句的特色。〔水仙子〕《夜雨》以“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来描绘凄婉的羁旅之情，细腻动人。他的写恋情作品，善于学习民间歌谣的表现手法，与贯云石的同类作品有相似之处。〔蟾宫曲〕《春情》写一害相思的女子“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的情态，运用了散曲中连环句、韵字复用等形式特点，颇能尽其情致。〔沉醉东风〕《春情》又写出一女子猛然见到情人时的复杂的心理，她又想招呼，又怕被人瞧破，情态传神，人物灵动。这一部分作品清新活泼，成就较高。

介绍

徐再思，字德可，浙江嘉兴人。钟嗣成曹本《录鬼簿》言其“好食甘饴，故号甜斋。有乐府行于世。其子善长颇能继其家声”。天一阁本《录鬼簿》，除包括上述内容外，还记载他做过“嘉兴路吏”，且“为人聪敏秀丽”、“交游高上文章士。习经书，看鉴史”等。这些都说明他在仕途上虽仅止于地位不高的吏职，但却是一位很有才名的文人。其生卒年月很难确定。《录鬼簿》把他列为“方今才人相知者”一类，并说他“与小山同时”。张小山生活在元末，据此推算，其生年应在一二八○年以后。他的散曲〔双调·蟾宫曲〕《钱子云赴都》有“今日阳关，明日秦淮”句，既云“赴都”，又点明“秦淮”，很可能已是明初。其卒年疑在一三五○年以后。他一生的活动足迹似乎没有离开过江浙一带。清·褚人获《坚瓠集·丁集》说他“旅寄江湖，十年不归”。他的〔双调·水仙子〕《夜雨》“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及〔双调·蟾宫曲〕《西湖》“十年不到湖山，齐楚秦燕，皓首苍颜”等句，均可证实他确曾在外飘泊达十年之久。其作品大量是《吴江八景》、《苕溪》、《甘露怀古》等内容。他离开家乡，在太湖一带飘泊，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现存小令一百零三首，主要内容集中在写景、相思、归隐、咏史等方面。他的写情之作深沉娟秀，如〔双调·蟾宫曲〕的《赠名姬玉莲》及《春情》二首，被认为是“镂心刻骨之作，直开玉茗、粲花一派”。有些作品立意颇新，能于俗中见雅，〔双调·水仙子〕《红指甲》及《佳人钉履》等篇，近人吴梅《顾曲麈谈》卷下评曰：“钉鞋云‘金莲脱瓣’，《红指甲》云‘落花飞上’云云。语语俊，字字绝，真可压倒群英，奚止为一时之冠。”他的某些咏史之作，则常在短短的一曲中小结兴亡，有一定积极意义。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桂林秋月”，不无是处。他在感叹人生时，总不免带着一种伤感悲凉的情绪，这大概和他一生的经历有关。其散曲集《甜斋乐府》和贯云石的《酸斋乐府》，因两人的字号相映趣，故后人将两家散曲合辑成集，名为《酸甜乐府》。但两人的生活经历及作品风格并不相同，徐比贯云石辈份晚些，成就及影响亦不如贯云石。

"

关汉卿（约1220年──1300年），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元曲四大家”之首。号已斋（一作一斋）、已斋叟。汉族，解州人（今山西省运城），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以杂剧的成就最大，一生写了60多种，今存18种，最著名的有《窦娥冤》；关汉卿也写了不少历史剧，如：《单刀会》、《单鞭夺槊》、《西蜀梦》等；散曲今在小令40多首、套数10多首。关汉卿塑造的“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不伏老〉）的形象也广为人称，被誉“曲家圣人”。"妻子万氏

蒙古人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它统治的一条措施就是把全国人分为四等，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汉族被列在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南人中，地位最低。同时又按职业把全国人分为十等，知识分子的地位只比乞丐高，称“九儒十丐”。元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使一 大批知识分子不再去求功名，专于与市井艺术相结合，便有了元杂剧的兴起，而被称为“杂剧班头”的关汉卿，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他的妻子万贞儿。

作为我国古代戏剧的伟大奠基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所作杂剧共有六十多种，现存《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单刀会》共计十五种，其中以《窦娥冤》的成就最高。《窦娥冤》是以年轻的寡妇窦娥被流氓欺压，并且很冤枉地被地方官处死的故事展开 的，按照关汉卿原来的构思，以为窦娥太可怜了，剧情一路悲悲切切地发展下去，太过于凄枪，因想安插一些“先苦后甜”的情节，以喜剧结尾。万贞儿从来是关汉卿戏曲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在看了《窦娥冤》的初稿后，说道：“自古戏曲都脱不了‘先离后合’，‘苦尽甘 来’的老套，《窦娥冤》何妨以悲剧结尾，不落前入窠臼，也许更能给人巨大的震撼力。”关汉卿听取了这一意见。便也赢得清代王国维的赞词：“关汉卿的《窦娥冤》与纪群祥的《赵氏孤儿》列入世界悲剧之中，亦无愧色。”万贞儿当时告诫丈夫：“戏曲力求通俗易懂， 不可咬文嚼字而自炫才华，更要运用活的语言，扣紧观众的心弦。”有人谈到关汉卿的戏曲时说：“以唐诗喻之，则关汉卿似白乐天；以宋词喻之，则关汉卿似柳耆卿。”但很少有人谈到万贞儿的贡献。

万贞儿和关汉卿就住在元大都一条偏僻幽静的巷子里，共有两进院落，中间一座穿堂，后一进是个小小庭院，房屋已很破旧。院子里有两颗亭亭如盖的梧桐，几丛芭蕉，一架绿叶繁茂的葡萄，遮住半个天井，墙边有树桂子。

这天，天已过午，万贞儿安顿了三个孩子睡午觉，便坐在楼下做针线。她把自己的一条旧黄绫裙子，改给女儿穿。秋天到了，儿女还没有夹衣。万贞儿的父亲万一颚是前朝俊逸，万贞儿出生在大户人家，却丝毫也没有千金小姐的娇气，自从和关汉卿结婚以后，一直过着贫寒 的生活，经常吃了上顿愁下顿，脱了单衣愁寒衣。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按照一个贤妻良母的规范，将她的心血，她的青春，献给了丈夫、儿女、家庭。

她原来生得也是玉貌花容，十分秀美的；生活的磨折，养儿育女的辛劳，以及随着年华悄悄地逝去，便只剩下了大家闺秀的温柔、端庄、文雅的风韵。由于操持家务，她一双纤纤素手也变得粗糙了。丈夫天份极高，性情豪迈，多才多艺，但也有些放荡不羁，她从不对丈夫的 生活范围过多干涉，随意他与各色各样的人物接近，丈夫有时长时间的在外面游历，到很远的地方去，她也不干预，因为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丈夫吸收到更多的营养，使戏曲创作更具特色。丈夫的生活就象他自己说的：“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 ，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写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的牙、瘤了我的腿、折了我的手、天赐我这般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除却是阎王亲自来唤，小鬼亲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幽冥，天哪！那期间才不向烟花路 上走！”可不久她不得不对丈大有所警觉。

时间在不知不觉地过去，随她陪嫁的丫环喜儿渐渐地由黄毛丫头，出落得亭亭玉立了，丰腴的躯体，迸发出青春的芳香，白里透红的皮肤，荡漾着诱人的华采。她注意丈夫在这丫环端茶送水，递中打扇的时候，露出欣羡暖昧的眼神，她心中酸酸的，但她却不能做声，那 天，她检视丈夫的书房，偶尔间她发现丈夫写的一首小令，那小令写道：

鬓鸦，脸霞，屈杀了在陪嫁；规模全似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娓娓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了她，倒却葡萄架。

吃晚饭的时候，她悄悄地问丈夫，这一首小令是为谁写的，她是十分巧妙地以玩笑的口气问的，想不到这一问，丈关却乘机提出要纳喜儿为妾，终于引起了一场争吵。

平时，关汉卿脾气爆发，万贞儿总是不声不响，用她的温顺，她的体贴，她的柔情，使风暴渐渐平息，然后再委婉地规劝几句。今天她一来觉得事情的严重；二来这两天她的心情很不好，不仅因为生活贫困，断炊待米，更主要的是来自感情上的问题，于是也毫不相让，关汉卿脾气很大，争吵渐渐地扯到别的问题上，关汉卿瞪着眼睛说：“我知道，你轻视我是个只会吟诗谱曲的无用书生，怨恨我碌碌半生，没能为你争一个夫贵妻荣。”说罢，一挥手，把一只碗碰到地上，打得粉碎，万贞儿哭着跑上楼去。

此后好些日子里，万贞儿经历着很大的痛苦。自从那一天争吵以后，她一直受着关汉卿的冷落。开始她以为关汉卿象平时一样发过脾气，就会向她赔情，言归于好，可是这一次不但没有向她赔情；而且连楼都不上了，每天一大早出门，直到深夜才归家。

万贞儿暗自伤心流泪，表面上丝毫不曾露出怨恨之情。一位名门千金，深明闺训，恪守“三从四德”，怎么能为一个丫环争风吃醋呢！在官宦人家，男人纳姬卖妾，寻花问柳，本是常事；何况关汉卿生性多情，过去也曾喜欢依红偎翠，沾花惹草，做过一些风流的事，每次都 能悬崖勒马。她和关汉卿是患难相共，贫贱相守的恩爱夫妻，她想丈夫一定能理解她。

又一个黄昏，关汉卿从外面回来，关汉卿走到楼梯口，但却在楼梯前停住了脚步，他知道夫人在忍受着痛苦，可他上去对她说些什么呢？难道能装出虚情假意地样子去和她亲热，讲些甜言蜜语安慰她？这样做，是在欺骗自己和欺骗夫人。万贞儿站在楼上，听到丈夫似乎要上 楼来，她等待着，却终于没有见到丈夫的身影，她思前想后，终于写下这样四句话，叫丫环喜儿送给关汉卿。

闻君偷看美人图，不似关羽大丈夫；

金屋若将阿娇贮，为君喝彻醋葫芦。

关汉卿读了这一首打油诗后，更明白妻子是斩钉截铁地反对自己纳喜儿为妾，他的心软了，他慢慢地走进妻子在楼上的卧室，答应妻子今后永不再有纳妾的想头。

关汉卿的《救风尘》又快完稿了，还是原来的习惯，在没有全部脱稿之前，关汉卿读给万贞儿听：

[混江龙]：我想这姻缘匹配，少一时一刻强难为。如何可意，怎地相知？怕不便脚踏着脑构成事早，怎知他手拍胸脯悔后迟！寻前程，觅下梢，恰便是黑海也似难寻觅。料的来人心不问，天理难欺。

[油葫芦]:姻缘薄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遮莫向狗溺处藏，遮不向牛屎里堆，忽地便吃了一个合扑地，那时节睁眼怨他谁！

[脱布衫]：我更是的不待饶人，我为甚不敢明闻；肋底下插柴自忍，怎见你便打他一顿？

[小梁州]：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可便息怒停填。你村时节背地里使些村，对着我合思忖：那一个双同叔打杀俏红裙？

关汉卿边唱边说，万贞儿听着，两眼满含着泪水。

写作风格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极高的现实性和强烈的反抗精神。

在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慷慨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关汉卿是位伟大的戏曲家，后世称关汉卿为“曲圣”。1958年，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中外展开了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纪念活动。同年6月28日晚，国内至少100种不同的戏剧形式，1500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外国人称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经过七百多年历史的考验，关汉卿在中国戏剧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已被大家所公认。他的创作遗产已成为民族艺术的精英，人类文化的瑰宝，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墓

在今河北省安国市关汉卿故里伍仁村东北500米处，有关氏陵墓。坟墓原长4米，宽3米，高1.5米，东南－西北向。相传村西北角为关宅遗址，俗称"“关家园，面积九亩九分。另有关家渡、关家桥、普救寺等遗址，现存”“蒲水威观”"石匾，传为关汉卿手迹。其轶事传闻在故里世代相传，老幼引以自豪。关汉卿纪念馆设在药王庙，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题写馆名。展出关氏文物、历史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关氏作品文章及名人题词。1958年，全国剧协主席田汉视察后，国家拨款修成砖墓。

1986年县政府拨款重修。现为直径10米，高3米的砖基大墓，四周遍植松柏，墓前树碑，碑阳为“伟大戏剧家关汉卿之墓”。

文学地位

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杂剧和散曲，成就卓越。他的剧作为元杂剧的繁荣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他在生时就是戏曲界的领袖人物，《录鬼簿》中贾仲明吊词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姓名香四大神物”。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到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都把他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著名的杂剧作家高文秀被称为“小汉卿”，杭州名作家沈和甫被称为“蛮子汉卿”，可见关汉卿在当时就已享有崇高的地位。

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个杂剧，从民间传说、历史资料和元代现实生活里汲取了许多素材，真实地表现了元代人民反对封建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斗争。关汉卿从不写作神仙道化与隐居乐道的题材。他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关汉卿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他的悲剧《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他的喜剧轻松、风趣、幽默，是后代喜剧的楷模。他的杂剧无论在艺术构思、戏剧冲突、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许多方面，都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他的许多杂剧经过改编一直在舞台上演出，为人民所喜爱，给人以强烈的美的享受。但是，元明清三代只有少数慧眼独具的评论家能正确评价关汉卿。有的人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贬低他的影响，如朱权说“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明代有的封建文人还肆意篡改他的作品，把《窦娥冤》改成一部“翁做高官婿状元，夫妻母子重相会”的庸俗喜剧《金锁记》，磨平原作反抗的棱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汉卿的作品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宝库，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窦娥冤》等作品已被翻译介绍到欧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汉卿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出版了他的戏曲全集。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了关汉卿戏剧活动700年纪念大会。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介绍

关汉卿，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关汉卿曾写有《南吕一枝花》赠给女演员朱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他曾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结尾一段，更狂傲倔强地表示：“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关汉卿塑造的“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的形象也广为人称，被誉“曲家圣人”。《析津志辑佚·名宦》曰：“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

生平

关于关汉卿的生平的资料相当缺乏，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窥见其大略。据元代后期戏曲家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太医院尹”别本《录鬼簿》作“太医院户”。关于关汉卿的籍贯，有大都、解州、祁州等不同说法。查《金史》或《元史》均未见“太医院尹”的官名，而“医户”却是元代户籍之一，属太医院管辖。因此，关汉卿很可能是属元代太医院的一个医生。《拜月亭》中，他有一段临床诊病的描写，宛若医人声口，可以作为助证。

元末夏庭芝《青楼集·序》载：“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流连光景。”杜散人即杜善夫，是由金入元的作家，白兰谷即白朴，金亡时才8岁，估计关汉卿的年代同他们接近，也是由金入元的作家，关汉卿今存〔大德歌〕10首，“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上距金亡已70年左右。由此可以推断出关汉卿约卒于元成宗大德元年以后，他的生年，估计在1220年左右。《录鬼薄》作者钟嗣成称关汉卿为“前辈已死名公”，说“余生也晚，不得预几席之末”。《录鬼簿》成书于1330年，故将关汉卿卒年定在1300年左右，当去事实不远。

南宋灭亡之后，关汉卿曾到过当时南方戏曲演出的中心杭州，写有〔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套曲。还曾到过扬州，写曲赠朱帘秀，有“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句。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勾栏伎艺的戏曲家，《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元曲选·序》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关汉卿在元代前期杂剧界是领袖人物，玉京书会里最著名的书会才人。据《录鬼簿》、《青楼集》、《南村辍耕录》记载，他和杂剧作家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散曲作家王和卿以及著名女演员朱帘秀等均有交往，和杨显之、王和卿更见亲密。

思想内容

第一类
　　是揭露统治者残暴，反映社会矛盾的，如《窦娥冤》、《鲁斋郎》等；

第二类
　　是描写下层妇女的生活斗争，突出她们的机智勇敢，多带有喜剧意味，如《救风尘》、《金钱池》等；

第三类
　　是歌颂历史英雄的杂剧，以《单刀会》最为突出。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关汉卿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执着于现实的人生态度。

影响

关汉卿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是中国戏曲的奠基人。他的杂剧，是推动元杂剧脱离杂剧的“母体”走向成熟的杠杆，是标志戏曲艺术创作走上高峰的旗帜，并对后来的戏曲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品风格

杂剧
　　关汉卿杂剧题材和形式都广泛而多样化，有悲剧，有喜剧，有壮烈的英雄，有恋爱故事，有家庭妇女问题，有官场公案。杂剧题材大多反映现实，生活面非常广阔，真实具体，揭示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对不幸者寄多深厚同情，高度结合思想性与艺术性。
　　关汉卿杂剧剧本能根据主题而剪裁取舍，情节安排紧凑，布局引人入胜，主线清晰，节奏紧凑，不全采用大团圆结局的惯例。
　　关汉卿杂剧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如窦娥等人物形象均栩栩如生，成功地塑造各种典型人物。
　　关汉卿善于驾驭语言，语言风格与题材互相配合，吸收民间文学的土语方言，以及古典诗词的鲜活字词，并加以提炼，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剧中人物的身分性格，又善于烘托渲染，充分表现元剧“本色”。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

散曲
　　关汉卿散曲写男女恋情的作品最多，对妇女心理的刻划细致入微，写离愁别恨则真切动人。关汉卿散曲风格豪放，曲词泼辣风趣；语言通俗而口语化，生动自然，很能表现曲的本色。他喜用白描手法，善于写景，所用比喻，形象生动。

"

张养浩（1269—1329年），汉族，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元代著名散曲家。诗、文兼擅，而以散曲著称。代表作有《山坡羊·潼关怀古》等。"生平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23代孙。元代散曲家。少年知名，19岁被荐为东平学正，历官堂邑县尹、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官职。在任监察御史时，因批评时政而为权贵所忌，被免官。后复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后因其父年迈，无人照顾，于英宗至治二年辞官家居，此后屡召不赴。文宗天历二年，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办理赈灾，见饥民困苦万分，难以周济，竟为之痛哭，遂“散其家之所有”“登车就道”，不久便积劳成疾病卒。他的散曲多写弃官后的田园隐逸生活。有《三事 忠告》、《归田类稿》等。散曲集有《云在休居自适小 乐府》。明·朱权《太和正音谱 》谓其曲“如玉树临风”。

张养浩居官清正，敢于犯颜直谏。在堂邑县，他关心民瘼，抑制豪强，赈灾济贫，做了不少 好事。拜监察御史之后，他绳纠贪邪，荐举廉正，弹劾不避权贵，举荐不疏仇怨，“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蹈厉风发，“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其门人黄溍说他“力排权奸，几蹈祸而不悔”。武宗时，曾因议立尚书省事，与权臣意见牴牾，被构罪罢官；英宗时，又因谏在内廷张灯为鳌山事，险遭不测。怀有“致君泽民”理想的张养浩，本想干一番利国济民的事业，但统治集团中“忠直为国者少，阿容佞诈、惟己之为者多”，自己犯颜撄鳞，时有性命之虞，便借故辞官归隐，“远是非，绝名利”，回到自己的故乡济南。享年59岁。

成就

散曲家
　　张养浩从政期间的诗文并不多，而归隐田园则使他成为一个著名散曲家。历经宦海风波，感受到了上层统治 集团的黑暗，其体会自然真切感人：“才上马齐声儿唱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何处躲？天怨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当其归隐之初，如鸟儿返林、鱼儿纵渊，心情十分愉快：“离省堂，到家乡，正荷花烂开云锦香。游玩秋光，朋友相将，日日大筵张。汇波搂醉墨淋浪，历下亭金缕悠扬，大明湖播画舫，华不注倒壶觞，这几场忙杀柘枝娘！”。他给自己隐居的别墅起了一个雅号，叫云庄，云庄内修建了一座绰然亭，亭后盖了一座遂闲堂。“绰然一亭尘世表，不许俗人到。四面桑麻，一带云山妙。”“绰然亭后遂闲堂，更比仙家日月长，高情千古羲皇上。北窗风，特地凉。客来到，尊酒淋浪。花与竹，无俗气；水和山，有异香”。这一时期的散曲大多抒写个人心境与所见所闻，而吟咏故乡的山光水色之作，工丽清新，取得较高艺术成就。“自隐居，谢尘俗，云共烟，也欢虞。万山青绕一茆庐，恰便似画图中间里。著老夫对着无限景，怎下的又做官去”。故乡的湖光山色，优美的自然景致，使张养浩寻求到一个与污浊官场完全不同的美好世界。云庄迤南，便是景色秀丽的大明湖、趵突泉；迤东，是孤高桀立的华不注；迤西，是块然如垒的标山。在家乡，他时而在明湖游赏，箕居船头，放声高歌；时而登上华不注，领略“苍山万顷”的山野风光；时而登临汇波楼，吟诵“鸟飞云锦千层外，人在丹青画幅中”动人的诗句；时而漫步趵突泉畔，欣赏珠滚絮飞的泉流……足迹所至，诗、曲亦随之。在这些描写湖光山色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在似乎消沉的、吟诵隐逸闲适情趣的诗曲中，也常常寄寓着壮志难酬的愤慨，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到一股抑郁难申的不平之气。其作品《水仙子·咏江南》入选沪教版八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本

作品格调
　　《太和正音谱》评张养浩的散曲如“玉树临风”，指出他的作品格调高远。他的作品文字显白流畅，感情真朴醇厚，无论抒情或是写景，都能出自真情而较少雕镂。《潼关怀古》小令，以及一些写退隐生活的作品，可以代表他的艺术风格。然而他的写景的散曲中，也有一些工丽清逸的作品，如“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芰荷丛一段秋光淡”，“鹤立花边玉，莺啼树杪弦”等句，表明他的作品在总的艺术格调中还有所变化，散曲色调比较丰富。

一心为民
　　张养浩栖隐云庄，不求显达，优游于山水之间，敛迹于权贵之门，自以为远离世俗尘嚣，不与朝廷政事，然 元朝廷对这位“博学硕德，声名显赫”的儒臣，却时时想加以利用，八年之间，凡六下诏书，他均高卧不起。而当天历二年朝廷以“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召其为陕西行台中丞前往赈灾时，他却不顾高龄体弱，随即“散其家之所有”登车就道，星夜奔赴任所。“无多惭，此心非为官。”使他赴召的不是官爵，而是灾情严重激发起他为民承重的精神。赴官途中经洛阳、渑池、潼关，直达长安。一路行来，目睹灾民惨状，感历代兴废，写了数首怀古曲，意绪苍凉，流露出对本朝前景暗淡的哀叹，和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其中最著名的，是散曲小令《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任之后，“凡所以力民者，无所不用其至”。四月之内未尝家居，不遑寝处，终因劳瘁而卒。消息传开，“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在封建时代，像张养浩这样为民尽瘁的官儿实在并不多见！元朝廷对其旌表，不过是旌忠励节，激励臣下为其效忠，而人民都以自己的眼光来区分善恶，表明自己的爱憎。张养浩所维护的那个制度虽已成为历史陈迹，而其为民尽瘁的精神，及其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却可与济南山川同在，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张养浩著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诗文集《归田类稿》。

家世

据张养浩《寿子》诗，可知他自认为是少昊青阳氏第5子挥和历代张氏名人之后。但至他曾祖前情况、曾祖名讳，均不知。 曾祖，曾授从五品武散官武略将军，任阳邱燕镇 监洒，生4子：长子早死，次子无后，三子万，四子山。 伯祖张万，住本庄，享年93岁，妻郭氏，生6子：泽、彬、德正、德林、秀、敏。祖父张山，迁历城，享年91岁，因孙贵，赠安远大将军、益都路淄莱万户府中万户、轻车都尉，追封济南郡侯。妻苗氏、杨氏，追封济南郡夫人。苗氏生2子：兴、郁。 大伯父张泽，张万长子，曾在四川任库管。伯父张兴，张山长子，早年失落兵乱间，30年后从泰安归来，享年71岁，葬泰安梁氏村。父张郁，字威卿，1242年 生。16岁即担起家庭重担。曾行商于江淮之间。1321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卒，终年80岁。因子贵，封通议大夫 、史部尚书、上轻车都尉、济南郡侯。妻许氏，追封济南郡夫人。继妻尚氏，封济南郡太夫人。生3子：英、塞、养浩。 长兄张英、次兄张塞，早卒。生2子：居、安。养浩生2子：强、引。"

张可久（约1270～1348以后）字小山（一说名伯远，字可久，号小山）（《尧山堂外纪》）；一说名张可久肖像（林晋生作）可久，字伯远，号小山（《词综》）；又一说字仲远，号小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庆元（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鄞县）人，元朝重要散曲家，剧作家，与乔吉并称“双壁”，与张养浩合为“二张”。"作品

张可久存世作品现存小令855首，套曲9首，数量为有元之冠，为元代传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占现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个人作品占朝代作品总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元代220多位作家中，有散曲集传世的只有张养浩、乔吉和张可久三人，但其他两人都是在临死前或死后才刊行于世。而张可久不仅在元代已有四本散曲集传世，在元曲选集《阳春白雪》和《乐府群英》中，张可久入选的作品也是最多的。这说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甚至连元武宗在皇宫赏月时也令宫女传唱他的散曲。

散曲集有《小山乐府》、《张小山小令》、《张小山北曲联乐府》等版本传世。

明朝朱权在其《太和正音谱》中称张可久为“词林之宗匠”，称“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明李开先则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社”。

生平

人生坎坷，生平事迹不详，浙江庆原路人。曾多次做路吏这样的下级官吏，后以路吏转首领官。钱惟善《江月松风集》中有《送张小山之桐庐典史》诗，可知其又曾为桐庐典史。至正初年七十余，尚为昆山幕僚，至正八年犹在世。一生怀才不遇，时官时隐，曾漫游江南之名胜古迹，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南一带，晚年隐居在杭州一带。

成就

最为多产的散曲大家
　　张毕生致力于词曲的创作，是元代最为多产的散曲大家，也是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在世时便享有盛誉。其作品风格多样“或咏自然风光、或述颓放生活、或为酬作、或写闺情”，是元代散曲中“清丽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曲，元世已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三种行于世，且胡正臣子胡存善已编有《小山乐府》。今存散曲，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共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数九套，其数量为元人之冠。小山亦能诗，见于《元诗选》癸集，然以散曲盛称于世。元·高栻《双调·殿前欢《题小山苏堤渔唱》称其“才华压尽香奁句，字字清殊”，“价等连城玉，名重《长门赋》”；大食惟寅《双调·燕引雏》《奉寄小山先辈》称其“声传南国，名播中州”。明·贾仲明补《录鬼簿》挽词，称“照耀乾坤《今乐府》，《苏堤渔唱》文相助，又《吴盐》余意续”，“荆山玉，合浦珠，压倒群儒”。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瑶天笙鹤”，又称“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才；若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词林之宗匠也，当以九方皋之眼相之”。明·李开先序乔吉、张可久二家小令，谓“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王骥德《曲律》则辩云：“李则实甫，杜则东篱，始当；乔、张，盖长吉、义山之流”。清·刘熙载《艺概》称乔、张“两家固同一骚雅，不落俳语，惟张尤翛然独远耳”。今人或有以为小山曲风雅丽，其曲作有“不脱词境”、“词曲间几乎一致”者，但亦肯定“小山一人造境，亦散曲中清华一派之所由立也”。
　　部分作品如〔庆东原〕《和马致远先辈韵》等抒发穷通无定，世态炎凉的感慨；〔卖花声〕《怀古》等曲写百姓的痛苦和世道的险恶。这类作品充满愤世嫉俗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的现实。他的小山散曲的又一内容是向往归隐，描写归隐生活中的情景。“依松涧，结草庐，读书声翠微深处。”张可久结交的多为官员和文人，生活面比较狭窄，作品内容不够广阔，不少唱和之作，显得平庸。虽有愤懑和不满，但仍表现出一种“怨而不怒”的色彩。张可久是元代散曲清丽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曲的艺术特点是：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运用诗、词作法，讲究蕴藉工丽，而且常常熔铸诗词名句，藉以入于典雅。其作品多为欣赏山光水色，抒写个人情怀和应酬怀古之作。作品表现了闲适散逸的情趣，同时吸收了诗词的声律，句法及辞藻到散曲中，形成一种清丽而不失自然的风格。明清以来颇为文人推重。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之为“词林之宗匠”。享誉当时，是一代曲风转捩的关键人物。元散曲前期创作崇尚自然真率，后期则追求清丽雅正。张可久的创作实践在曲风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散曲在后期被视为典范。

地位
　　张可久早年与马致远、卢挚、贯云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而他的散曲里涉及的是隐居和游荡的江湖生活，正如他自己所形象概括的“半纸虚名，万里修程”[上小楼《春思》]。
　　张可久长期为吏的身世，对他的创作很有影响。生活的坎坷使他抑郁悲伤，向往归隐。因此，描写归隐生活的景和情在作品中就显得多一些。“归隐”虽然是一个传统题材，而对张可久来说，有其特殊的、深切的思想内涵：他一生奔波于宦海，到70岁尚任小吏“昆山县幕僚”；80岁还任“监税松源”，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结交的多为官员和文人，因此生活面比较狭窄，作品内容不够广阔。他有不少唱和之作，不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显得平庸；同时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又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比较顺从，虽有愤懑和不平，都表现一种“怨而不怒”的色彩。
　　张可久在散曲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元代前期，散曲家时尚自然真率，后期追求清丽雅正。张可久在这划时代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力求脱离散曲原有的白描的特色而入于雅正，以丰富多彩而又清丽的风格，自成元代散曲鲜花中的奇葩。《录鬼簿》把张可久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一类。他专攻散曲，特别致力于小令，能得乐府遗妙。
　　张可久的散曲作品，当时即已集成。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共存小令855首，套数9篇，占元散曲的五分之一。著有《吴盐》、《苏堤渔唱》、《小山北曲乐府》等散曲集，又有天一阁本《小山乐府》共六卷。
　　张可久是元代散曲“清丽派”的代表，被誉为“词林之宗匠”。清代诗论家刘熙载推崇他为“曲家翘楚”。他的散曲主要的艺术特点是：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锻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诗词作法，籍以入于典雅。许光治说他“俪辞追乐府之工，散句撷唐宋之秀”。李开仙《小山小令序》评小山乐府，谓如瑶天笙鹤，有不食烟火气，可称之为“曲仙”。

"

元代诗人、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王冕，字元章，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人。出身农家。幼年丧父，在秦家放牛，每天利用放牛的时间画荷花，晚至寺院长明灯下读书，学识深邃，能诗，青团墨梅。隐居九里山，以卖画为生。画梅以胭脂作梅花骨体，或花密枝繁，别具风格，亦善写竹石。兼能刻印，用花乳石作印材，相传是他始创。著有《竹斋集》《墨梅图题诗》等。"生平

自幼好学，白天放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读书，暮乃返，忘其牛，间壁秦老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愿听其所为，因往依僧寺，每晚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后从会稽学者韩性学习，终成通儒。但屡应试不第，遂将举业文章付之一炬。行事异于常人，时戴高帽，身披绿蓑衣，足穿木齿屐，手提木制剑，引吭高歌，往返于市中。或骑黄牛，持《汉书》诵读，人以狂生视之。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冕宣称：“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以供奴役之使！”遂下东吴，入淮楚，历览名山大川。游大都，老友秘书卿泰不华欲荐以官职，力辞不就，南回故乡。隐居会稽九里山，种梅千枝，筑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以卖画为生，制小舟名之曰“浮萍轩”，放于鉴湖之阿，听其所止。又广栽梅竹，弹琴赋诗，饮酒长啸。朱元璋平定婺州，攻取越州，屯兵九里山，闻其名，物色得之，置幕府，授以谘议参军，未就。元惠宗至正十九年，朱元璋以兵请冕为官。冕以出家相拒，并扩室为白云寺。旋卒于兰亭天章寺。

介绍

王冕：字元章，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人，元朝著名画家、诗人兼书法家。

1287年七月二十二日生于一个贫穷农家，儿时的他就很喜欢写诗、作画。因不愿向统治者妥协、厌恶当时社会的腐败而隐居。自号有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煮石道者、老村、梅翁等。他的最大成就，是绘画，堪称圣手。

"

白朴（1226—约1306） 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汉族，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终身未仕。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曲作家、杂剧家，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合称为元曲四大家。代表作主要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董月英花月东墙记》等。"创作原由

在白朴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人对他起过相当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元好问。1233年南京被攻陷后，一片喊杀声中元好问抱着被他视为“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的神童白朴逃出京城，自此，白朴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他身边。白朴自幼聪颖好学，这时又有大学问家元好问的悉心指导，因此他的学业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十几岁就已才华出众，声名远扬。但是生逢乱世，又加幼年仓皇失母的离散之痛不绝于胸，因此他无意于建功立业，拒绝了朋友的极力举荐，只是以纵情诗酒、游乐山水为己事。这条人生道路的选择，使世间少了一位谨小慎微的官宦，却诞生了一位流芳至今的文学大家。白朴曾到各地漫游，两次到过大都，还游历了顺天、寿春、怀州等地。与许多才子名流优游于诗酒之间，这些人多为当时有名的杂剧或散曲作家，而白朴的创作也就是在这时开始的。

著作

在元代杂剧的创作中，白朴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评论元代杂剧，都称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杂剧四大家。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白朴写过15种剧本，这15种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唐明皇游月宫》、《韩翠颦御水流红叶》、《薛琼夕月夜银筝怨》、《汉高祖斩白蛇》、《苏小小月夜钱塘梦》、《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崔护谒浆》、《高祖归庄》、《鸳鸯间墙头马上》、《秋江风月凤凰船》、《萧翼智赚兰亭记》、《阎师道赶江江》。加上《盛世新声》著录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共16本。现在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种，以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的残折，均收入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一书中。

题材多出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现存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写得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鸳鸯间墙头马上》，描写的是一个“志量过人”的女性李千金冲破名教，自择配偶的故事。前者是悲剧，写得悲哀怛侧，雄浑悲壮；后者是喜剧，写得起伏跌宕，热情奔放。这两部作品，历来被认为是爱情剧中的成功之作，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对后代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戏曲史上，宋、金两代已有了纯粹演故事的戏曲，但没有剧本流传下来，我们无从说清楚这些戏曲的情况。元代的杂剧，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方面，都发展到相当娴熟的地步，为我国的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保留下来的剧作中，可知其情节曲折，主题突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剧中人物，无论是因享乐而坏江山的唐明皇，冰肌玉骨、一身娇娆之气的杨贵妃，还是爽朗果敢的闺秀李千金，都塑造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以至于现在戏剧舞台上的唐明皇，还可见到白朴塑造的这一形象的遗风。

与关汉卿相比，白朴的生活圈子比较局限，因此，他不可能从社会下层提炼素材，写出像关汉卿那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然而，他善于利用历史题材，敷演故事，因旧题，创新意，词采优美，情意深切绵长，又是关汉卿所不及的。他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剧作的艺术成就，早已成为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研究课题。

白朴的词作，在他生前就已编订成集，名曰《天籁集》。到明代已经残佚，字句脱误。清朝中叶，朱彝尊、洪升始为整理刊行。全集收词二百余首，除了一些应酬赠答、歌楼妓席之作外，多为伤时感怀的作品。赖有这部作品，我们才可以了解白朴的生涯。他的词作，承袭元好问长短句的格调，跌宕沉详，天然古朴。

人物生平

白朴，字太素，号兰谷，原名恒，字仁甫，祖籍隩州，后迁居真定，元代著名戏曲作家。与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称为“元曲四大家。”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白华为金宣宗三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判；仲父白贲为金章宗泰和间进士，曾做过县令，叔父早卒，却有诗名。白家与元好问父子为世交，过从甚密。两家子弟，常以诗文相往来，交往甚好。

白朴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本应优游闲适，读书问学，以便将来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却偏偏遭逢兵荒马乱，他只得同家人在惊恐惶惑中苦熬光阴。他出生后不久，金朝的南京汴梁已在蒙古军的重重包围之下，位居中枢的白华，整日为金朝的存亡而奔忙，从而无暇顾及妻儿家室。金哀宗天兴元年，蒙古军树炮攻城，哀宗决计弃城北走归德，白华只得留家人于汴京，只身随哀宗渡河而上。次年三月，汴京城破，蒙古军纵兵大掠，城内士庶残遭杀戮，财富遭到空前洗劫。战争中，白朴母子相失，幸好当时元好问也在城中，才把他和他的姐姐收留起来，在乱兵和饥荒中救了他的性命。四月底，元好问携带白朴姐弟渡河北上，流寓聊城，后寄居于冠氏县令赵天锡幕府。元好问虽也是亡国奔命之臣，生活至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姊弟犹如亲生，关怀备至。白朴为瘟疫所袭，生命垂危，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竟于得疫后第六日出汗而愈。白朴聪明颖悟，所以从小喜好读书，元好问对他悉心培养，教他读书问学之经，处世为人之理，使他幼年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白朴的父亲白华于金朝灭亡后投降了南宋，做了均州提鲁。不久，白华遂北投元朝。蒙古太宗九年，白朴12岁时，白华偕金朝一些亡命大臣来到真定，依附在世守真定的蒙古将领史天泽门下。同年秋，元好问由冠氏返太原，路经真定，遂将白朴姊弟送归白华，使失散数年的父子得以团聚。父子相见，白华感到极大的快慰，他有一首《满庭芳·示列子新》词，表述当时的心情：“光禄他台，将军楼阁，十年一梦中间。短衣匹马，重见镇州山。内翰当年醉墨，纱笼支高阔依然。今何日，灯前儿女，飘荡喜生还”。他也十分感激元好问代为抚育儿女之恩，曾有诗谢之曰：“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

随着北方的安定，白朴父子也就在真定定居下来。从此，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写作诗赋，学习科场考试的课业。他对律赋之学颇为上进，很快即以能诗善赋而知名。其时，元好问为修撰金朝历史书籍，也常出入大都，从而往来于真定，关心着他的学业，每至其家，都要指导他治学门径，曾有诗夸赞白朴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勉励他刻苦用功，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蒙古统治者的残暴掠夺，使白朴心灵上的伤痕难以恢复，他对蒙古统治者充满了厌恶，兵荒马乱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满目之叹，更感到为统治者效劳的可悲。因此，他放弃了官场名利的争逐，而以亡国遗民自适，以词赋为专门之业，用歌声宣泄自己胸中的郁积及不满。

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阅历的扩大，白朴的学问更见长进。元世祖中统二年，白朴36岁。这年四月，元世祖命各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考者，以听擢用，时以河南路宣抚使入中枢的史天泽推荐白朴出仕，被他谢绝了。他既拂逆史天泽荐辟之意，自觉不便在真定久留，便于这年弃家南游，更以此表示他遁世消沉，永绝仕宦之途的决心。然而，眷妻恋子的情肠终不能割断，他也经常为自己矛盾的心情所煎熬，感到十分痛苦。

他先到汉口，再入九江，41岁时曾北返真定，路经汴京。此后，再度南下，往来于九江与洞庭之间，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在金陵定居下来。这前后，可能因为他的真定原配去世，他曾为妻丧而回到过真定，逢着这个机会，又有人建议他去朝中做官，却被他谢绝了。此后不久，他即返金陵。从此，主要在江南的杭州、扬州一带游历，直到81岁时，还重游扬州。而后，他的行踪就无从寻觅了。

白朴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他却并不可能真正遁迹世外，对现实熟视无睹。加之，他的足迹所至，恰恰是曾经繁华一时，而今被兵火洗劫变为的荒凉境地。前后景象的对比，更激起他对蒙古统治者的怨恨。他以诗词来宣泄这种怨恨，控诉蒙古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白朴游至九江，再入巴陵。九江昔日的繁华，却被一扫而光，留在他眼底的是萧条冷落，他不禁无限伤感地叹息道：“纂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独见川流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至于金陵怀古，杭城“临平六朝禾黍、南宋池苑诸作，”处处抒发遗民的心情，“伤时纪乱，尽见于字里行间。”其感物伤情从笔下款款道出。

白朴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为江山异代，田园荒芜而感伤、而悲戚，但他更多地是为自己一生九患的身世伤怀。一部《天籁集》 ，可以说处处倾诉着他对怆凉人生的感慨。他除了用词曲表达他的意志情怀外，还写下了不少杂剧，为元代杂剧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才华。

在元代杂剧的创作中，白朴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评论元代杂剧，都称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杂剧四大家。

文学才能

白朴自幼聪慧，记忆过人，精于度曲。与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人并称元曲四大家。散曲儒雅端庄，与关汉卿同为由金入元的大戏曲家。在其作品中，著名的杂剧《梧桐雨》，内容讲述幽州节度使安禄山与杨贵妃私通，出任范阳节度使，与杨国忠不和，于是安禄山造反，明皇仓皇幸蜀。至马嵬驿时，大军不前，陈玄礼请诛杨国忠兄妹。明皇只得命贵妃自缢于佛堂中。李隆基返长安后，一日梦中相见贵妃，后为梧桐雨声惊醒，追忆往事，不胜惆怅之至。此剧在历代评价甚高，清人李调元《雨村曲话》说:“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另有一部作品《墙头马上》全名《裴少俊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作品，与五大传奇之一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合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故事写唐代尚书裴行俭之子裴少俊奉父命由长安去洛阳买花，途中和李世杰女李千金隔墙以诗赠答。当晚私约后园，二人私奔到长安定居，育有一子一女。后为少俊父亲发现，强令少俊休妻回家。李千金回到洛阳，父母已亡故。少俊中进士后，正式与李千金完婚。

白朴的词流传至今一百余首，大多以咏物与应酬为主；其作品歌词典雅，属于文采派。杂剧有16种：《绝缨会》、《赶江江》、《东墙记》、《梁山伯》、《赚兰亭》、《银筝怨》、《斩白蛇》、《梧桐雨》、《幸月宫》、《崔护谒浆》、《钱塘梦》、《高祖归庄》、《凤皇船》、《墙头马上》、《流红叶》、《箭射双雕》。散曲有《天籁集摭遗》一卷，收其小令三十七首，套曲四套。

"

马致远（1250年-1321年），字千里，号东篱（一说字致远，晚号“东篱”），汉族，大都（今北京）人，另一说（马致远是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人，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是我国元代时著名大戏剧家、散曲家。

刘元卿 （1544－1609），字调甫，号旋宇，一号泸潇，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坊楼南陂藕下村人。明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江右四君子”之一，江右王门后期大家，在理学、教育和文学等领域皆卓有成就，著述甚丰，有《刘聘君全集》，其寓言集《贤奕篇》被收入“四库全书”。"生平

刘元卿从小发奋读书，隆庆四年在江西乡试中夺魁，后来在他人的推荐下，带着向朝廷的上书和文卷参加会试，但因“五策伤时，忏张居正”，未获取录，还险遭杀身之祸。隆庆六年他创立复礼书院。万历二年再次参加考试，又没有被取录，于是绝意功名，回到家乡，研究理学，收徒讲学。

万历七年神宗诏毁书院，全国大多数书院被迫停办，而刘元卿把复礼书院改名为“五谷神祠”，仍聚众讲学如故。后来学禁解除，复礼书院又恢复原名，此后名声更大，“道日益隆，誉日益广”。复礼书院有严密的学规，且教育质量好，以致湖南、湖北等省的有志之士都不远千里来此求学，海内学者对刘元卿的学识非常钦佩，誉他为“泰山北斗”。刘元卿还创办了识仁、中道、一德等书院，至此，他与当时省内名流吴康斋、邓潜谷、章本清齐名，被人们称为“江右四君子”。

随着知名度扩大，不少官员多次上书朝廷，推荐刘元卿，称刘元卿为“负迈俗之志节，蕴济世之经纶”。皇帝非常重视，授他为“国子博士”、“阶承德郎”衔，特别下旨叫刘元卿去京城做官。但刘元卿悉心讲学，不肯去做官。后来皇帝又再次派员催他赴任，刘元卿再三推辞不掉，只好应召入京。不久，即升礼部主事。在朝三年，他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封建王朝的举措，在《请举朝讲疏》、《节制贡吏疏》、《直陈御倭第一要务疏》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对于革除弊政、安定边陲、抵御外侮都是非常有利的。可惜刘元卿的这些政治主张，得不到皇帝的采纳，于是他称病辞归，告老还乡。

评价

刘元卿人称“正学先生”，从弱冠至暮年，一生孜孜于理学。据《明儒学案》载：“先生初游青原山，闻之与人曰：青原诗书之地也，自两邹公子来后，此风遂绝矣。先生契其言。两邹与之谈学，遂有愤悱之意。因而考索于先儒语录，未之有得也。”从此诱发了刘元卿从事王守仁理学研究的兴趣。他开始在当地求学，但所得不深，于是离乡背井，远游从师。他先后到浙江、湖北等地拜高人为师，经过自己努力求索，成为该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刘元卿既能吸收他人之长，又能坚持自己的见解。他以“存守本体，随事躬行”作为一生的言行准则，不信道教，也不信佛教。正如他在《小引自赞》里说的：“不礼释迦，不羡王乔，此泸潇之所以为泸潇，亦泸潇之所以止于泸潇也。”刘元卿的理学思想，在江右王门学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元卿逝世后，《明史》为他立了传，明朝名流邹元标为他撰写墓志铭，赞其“流风余韵，百世犹师”。

成就

刘元卿是理学家、教育家，又是文学家。他涉猎广泛，对于政治、经济、哲学、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有成就。所以他的著述比较多，而内容又比较丰富。《江西通志》记载他所著书目有《大学新编》、《山居草》、《还山续草》、《通鉴纂要》、《六鉴》、《诸儒学案》、《贤奕编》、《刘聘君全集》等，他的寓言集《贤奕编》脍炙人口，曾收入《丛书集成》。"

石茂华(1521—1583)，字君采，号毅庵，明中期大臣，益都（今青州）人。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任浚县（今屑河南）知县，年仅23岁。处理诉讼案件，人称公正明断。黄河泛溢，他亲率民工筑堤防洪。任扬州（治今扬州市）知府时，倭寇侵扰江淮地区，他排除严嵩义子赵文华的干扰，打退了进犯扬州的倭寇。后升任兵部尚书，掌南京都察院事。在巡察陕西、甘肃地区时，正值这里大饥荒，他奏准朝廷，蠲免徭赋，开仓救灾，因操劳成疾，呕血身亡。赠太子少保，谥“恭襄”。

陆容（1436—1497），字文量，号式斋，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今属江苏）人。生于明英宗正统元年，卒于孝宗弘治九年，年五十九岁。性至孝，嗜书籍，与张泰、陆釴齐名，时号“娄东三凤”。诗才不及泰、釴，而博学过之。生平尤喜聚书和藏书，根据其藏书编次有《式斋藏书目录》。祝允明作有《甘泉陆氏藏书目序》，称他才高多识、雅德硕学，购书多异本。钱谦益称他“好学，居官手不释卷，家藏数万卷，皆手自雠勘”。著有《世摘录》、《式斋集》、《菽园杂记》十五卷，《四库总目》王鏊称为明朝记事书第一；又有《式斋集》，并行于世。

张宁（1426—1496）字靖之，号方洲，一作芳洲，浙江海盐人，明朝中期大臣。景泰五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丰采甚著，与岳正齐名，英宗尝称为“我张宁”云。成化中出知汀州，先教后刑，境内利病悉罢行之。后为大臣所忌，弃官归，公卿交荐，不起。能诗画、善书法，著有《方洲集》等。"生平

无畏谏臣

张宁，自幼聪颖过人，7岁题画龙图有“莫点金睛恐飞去”之句。景泰五年中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在朝中以敢言直谏著称。

景泰七年，顺天府举行乡试，内阁大臣陈循和王文之子均未中考，两大臣竟联名诬告考官不公。张宁十分气愤：“为一己私利，为不中用的儿子叫屈，视国法如儿戏，真恬不知耻！完全丧失大臣应有的品德，请求罢免这两人职务。”皇帝准其奏。

朝廷议论考核官员，有大臣建议考核南京大小官员，但避谈京城官员。张宁奏道：“京师尤根本之地，考核不可免。”又说：“目前京城地区武职3万余人，每年耗银百万，把国库都挖空了。不如大力精简，合格者充实都司、卫所，不合格的全部淘汰。”这建议因涉及众多人切身利益，议而未决。

奉使朝鲜

天顺四年，朝鲜王诱杀邻部毛怜卫都督，都督之子兴兵复仇，一场内部仇杀追在眉睫。明朝廷经过紧急商议，决定降旨谴责朝鲜王，尽力制止仇杀。但由谁去执行这一使命呢?朝鲜王是拥有实力的一方之王，弄不好会翻脸，使臣有性命之虞。

大臣曹石极力推荐张宁出使。这以前曹石因擅权事被张宁谏止，怀恨在心。明为推荐，实欲借刀杀人。皇帝遂派张宁和都指挥武忠两人为正、副使臣前往朝鲜。张宁欣然受命。

张宁并非不知曹石居心，但他将此看作报效国家的极好机会。他深感肩负责任重大，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见了朝鲜王，他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一一列数朝鲜王的不是，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爽爽快快倾吐出来。朝鲜王大为震惊。接着张宁又晓以利害，诚恳规劝朝鲜王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同行的武忠则在朝鲜王面前显示了自己的神威：他把两张弓并拢，一手拉开，射出两箭，天上两雁应声落地。朝鲜王暗想：大明的文臣言辞慷慨不怕死，武臣骁勇善战，我不是对手呀，况且使臣讲得句句在理。于是接受规劝，向都督之子承认错误。结果兵不血刃，免却了一场眼看将发生的恶战。 张宁不辱使命，胜利归来。不久因功升任都给事中。 张宁后来写了一本《奉使录》，记叙出使朝鲜的前后经过，被收入《四库全书》和明代海盐地方丛书《盐邑志林》。

遭忌引归

张宁才高志大，英宗意欲重用。但他久居谏坛，直言无忌，为朝中权贵所恶。给事中王徽因弹劾大学士李贤而获罪，张宁率六科论救，由是渐与内阁相忤。后出为汀州知府，抑郁不得志，遂以病免职。家居30年，屡次被荐，终不复召。在家乡筑方洲草堂，以琴书自娱。张宁为文遵古法，才思敏捷，兼善画，著有《读史录》、《删改史论》、《方洲集》等。

"

明代“东林前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之一，被誉为“大明三百年，忠烈刚强第一人”。生性狷介刚毅，《静志居诗话》称其为“骨鲠之臣”。从小家贫，《明史》列传中说他“自为诸生，读书砥行”，“家酷贫，意豁如也”。为官后清廉正直，不计个人安危多次谏诤，与权臣斗争。"生平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嘉善迁北区南早滨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工、礼、户、吏各科给事中，都给事中等职。自幼家贫，读书砥行，师事谢应祥、高攀龙。登第后仍敝衣冠，夫人织素如故。举发贿赂，馈者无敢及门。奉敕封代藩，拒收馈金，说：“此番须令知中原有不受金钱之人。”又拒福王处赠银500两，并书谏福王资助边饷。返故里，闻士民苦于“兑运法”，上书浙江巡抚，痛陈其中奸弊，致调整漕税，民稍苏一二。为人狷介刚毅，有澄清天下之志。天启元年疏奏杨镐等罪“宜置重辟”；上两疏劾大学士沈漼，语侵魏忠贤和客氏。及议“红丸案”，力请诛方从哲、崔文升、李可灼，并追论郑国泰陷害东宫太子罪。杨涟疏劾魏忠贤，大中亦上《击逆珰疏》；大学士魏广微与魏忠贤表里为奸，魏大中屡次参劾。持议峻切，邪党侧目，奸人谗嫉。

天启四年，魏广微指使亲信陈九畴弹劾魏大中，遂被贬三级外放。后于十月南返故里，未及半载，阉党又矫旨逮捕汪文言，刑逼汪文言诬陷魏大中受杨镐等人贿金3000两。天启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魏大中蒙冤被逮，数千士民一路号泣追随，大中与士民从容告别。舟过锡山，业师高攀龙来别，叮咛当不辱臣节。六月入北镇抚司监，惨遭酷刑，自知难免一死，留《临危遗书》，嘱家人安贫、勤读、积德、患难相守。七月二十六日，与杨涟、左光斗同死于狱中。著有《藏密斋集》。

子嗣

长子魏学洢，字子敬，嘉善县有名的秀才，七岁能诗。

次子魏学濂，字子一，号内斋，一作容斋，崇祯十六年进士，擢庶吉士，明亡后先降李自成，不久又羞愧自缢。平生擅画山水，兼工花鸟。

轶事

史可法曾写过《左忠毅公逸事》一文，写到左光斗受酷刑而坚贞不屈的事，从中也可知魏大中的情况。

魏大中在家乡被逮捕，当时，数千乡亲不顾安危哭送。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洢哭着要随父同行，魏大中说：“覆巢焉有完卵耶？父子俱碎，无为也。”魏学洢泣血号呼，随牢车北上。诡称家童，秘密地在后跟随缇骑，沿途打听父亲的起居。抵达北京后，白天藏匿在客店之中，昼伏夜出，四出求救。父执辈之人有的拒不相见，有的则对他仰天长叹，相对而泣。魏忠贤矫旨下令，对6人“严刑追赃比较，五日一回奏”，于是狱卒鞭笞拷掠，棍棒交加，臀血流离，骨肉俱腐。魏大中被诬接受熊廷弼等人贿赂，亦为欲加之罪。最后竟被诬陷坐赃而死。死之时溽暑殷雷，相验领埋之旨，迟迟不下，过了六、七天才差官发尸，和杨涟、左光斗等3人尸体由牢穴中拖出，骸胀而黑，肌生蛆蚋，溃烂零落，几难以辨认，那年魏大中51岁。魏大中被害死后，魏学洢“匍匐饮血，扶榇而归”。

魏大中死后，追赃行动未止，魏学洢因此被下浙江监狱。家庭遭此大变，对当时政治的黑暗痛心疾首，视死如归。这一年，病死狱中，死时29岁。崇祯初，魏忠贤失势。魏学洢之弟魏学濂沥血上书，陈述父受冤狱，兄死孝之惨状。又上书弹劾阮大钺等人交通逆阉，罪大恶极。不久，魏大中被追谥为忠节，魏学洢也被下诏旌表为孝子。

父子两人在文学等方面也很有造诣。

魏大中今存《藏密斋集》24卷，收其诗文。子魏学洢，字子敬，明末散文作家。崇祯初年，曾诏旌他为孝子。一生没做过官，好学善文，著有《茅檐集》。收入《四库全书》，中学课本中曾有《核舟记》一文，即是他的作品。

至崇祯年间，魏忠贤倒台，为魏大中平反昭雪，表彰父子忠孝节烈。魏大中的另一儿子魏学濂在父兄受冤而死后，承担事母养弟的重任，并为父兄伸冤，后在崇祯朝为官，李自成打进北京，他自缢而死。

魏氏一门，儒雅秀气而又忠烈激越，文质彬彬而又热烈如火，虚怀若谷而又博大精深，精致细腻而又大气豪迈。在文化上都有一定的造诣，其子侄后代中，魏学洙、魏学渠、魏允枚、魏允木冉、魏允札、魏允桓等也都是诗人词人。可谓一门忠烈，一门儒雅。

魏墓

崇祯元年，魏忠贤倒台，谢应祥及嘉善县父老乡亲陪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刺血上《痛陈家难疏》，诉说父受冤狱、兄死孝之惨状。崇祯皇帝为魏大中平反昭雪，表彰父子忠孝节烈，魏大中被追赠为太常寺卿，谥“忠节”，予祭葬；大中长子魏学洢配祭附葬，私谥“孝烈”。在县城中敕建忠孝祠特祀，恩师谢应祥及二子谢琛一、谢元一和其他东林党人士均题记，后又于祠前沿街建“忠臣孝子”牌坊，邑人称为魏家祠堂、魏家牌楼。魏家祠坊屡经修葺，在明清两代嘉善县境内68个坊中建筑最为考究。民国26年11月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原址即今魏塘中山路嘉善影剧院。

功绩

魏大中为官时正值黑暗的天启年间，大阉魏忠贤把握朝政，大多数官员投靠魏忠贤，但魏大中与杨链、左光斗等一起坚持揭露魏忠贤的罪恶。

魏忠贤恨之入骨，伪造皇帝旨意，污蔑魏大中等“受贿”，把他们抓起来，“酷刑拷审，血肉狼藉”，又指使狱卒将他们击死。

"

李昌祺（1376～1452）明代小说家。名祯，字昌祺、一字维卿，以字行世，号侨庵、白衣山人、运甓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为官清厉刚正，救灾恤贫，官声甚好。且才华富赡，学识渊博，诗集有《运甓漫稿》，又仿瞿佑《剪灯新话》作《剪灯余话》。"文学成就

永乐十七年，谪役房山期间，昌祺仿拟瞿佑《剪灯新话》创作了《剪灯馀话》，借以抒写胸臆。胡广、曾棨、李时勉等人都曾为此书作序跋。《剪灯馀话》4卷20篇，董氏诵芬室刻本。今整理本均为5卷22篇，成书于永乐

十八年，有永乐庚子夏自叙。其书大都取材于元末明初事，以婚姻爱情故事为主，又多幽冥灵异人物，作者以此表达他“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之义。其中《长安夜行录》、《鸾鸾传》、《琼奴传》等篇，一方面揭露了封建权要、强暴势力以及封建礼教的罪恶，一方面赞扬了男女青年自由的爱情，但最后总给人物加上“节义”之名。《田洙遇薛涛联句记》、《江庙泥神记》是写人与鬼神相爱。其他如《青城舞剑录》，颂扬了隐居的侠士正直豪侠的气质；《泰山御史传》通过对阴间作官者的议论，抨击官场的黑暗；而《何思明游酆都录》写阴间地府事，以图对世人起到“惩恶扬善”之效。
《剪灯馀话》“缛丽丰蔚，文采烂然”，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曲折，艺术性较高。如《芙蓉屏记》、《秋千会记》、《还魂记》等篇均被明末凌□初等人改为拟话本。惟作者自炫文才，作品中插入不少诗词，嫌累赘。 昌祺本人也写了序言，叙述了《剪灯余话》成书的原委。《余话》序云：“矧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奕，非籍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又云“若余者，则负谴无聊，姑假此以自遣，初非平居有意为之，以取讥之大雅。”由于文艺在当时是文人雅士不屑为的，昌祺亦因此颇受讥议。他死后“议祭于社，乡人以此短之。”都穆《都公谈纂》也说：“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昌祺独以作《余话》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欤！”

李昌祺另著有《运甓漫稿》7卷。

"

李邦基，生平、里籍均不详。所作散曲中云： “献 书北队挟策南州”； “半世磋跄， 忘怀诗酒”； “多玉偷香，寻花问柳。放浪行， 不自羞”。 可能为其自我之 写照。明·朱权《大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朱栴一般指朱木旃。朱栴(zhān音毡)（1378.2.6.—1438.8.23.），汉族。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6皇子，号凝真、凝真子。明洪武戊午即洪武十一年正月壬午（初九日）（1378年2月6日），出生于明朝最初的都城应天府（即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正统三年八月乙卯初三日（1438 年.8月23日）病逝，享年61岁。逝世后，埋葬在今宁夏同心县韦州明王陵。朱栴死后，被明英宗谥曰“靖”，史称“庆靖王”、“大明庆靖王朱栴”。朱栴是庆王府第一代庆王，他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在宁夏生活45个春秋。"生平

朱栴的栴字也有书上作木字加旃。考朱元璋诸子名字，都是木字旁，故今通作朱栴。朱栴是庆王府第一代庆王，从他开始的庆藩，传位十世，册封庆王十一，世子一；郡王四十二；授将、尉爵近百。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年四月十三日册封为庆王，洪武二十六年朱栴先到封地庆阳。后，藩国宁夏,以饷未敷，同年，“自庆阳徙韦州”，令驻庆阳北古韦州城，就延安、绥德、宁夏租赋。洪武三十四年辛已年就藩宁夏。

洪武二十四年，封庆王。

洪武二十六年，就籓宁夏。以饷未敷，令驻庆阳北古韦州城，就延安、绥、宁租赋。

洪武二十八年，诏王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

洪武三十年，始建府邸。

王好学有文，忠孝出天性。成祖善之，令岁一至韦州度夏。宣德初，言宁夏卑湿，水泉恶，乞仍居韦。不许，令岁一往来，如成祖时。

正统元年，宁夏总兵官史昭奏王沮边务，占灵州草场畜牧，遣使由绥德草地往还，煽惑土民。章未下，或告王阅兵，造戎器，购天文书。木旃疑皆昭为之。

正统三年，上书，请徙国避昭。明英宗不许，贻书慰谕。不久，郁郁成疾，一病不起，此年八月初三日病逝在庆王府，享年61岁，谥“靖”，史称“庆靖王”，其子康王朱秩煃嗣。

他历经明太祖、明惠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六朝，对明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家族状况

起源

南宋晚期句容朱家巷人朱仲八，娶陈氏，生三子：长子朱六二、次子朱十二、第三子明德祖朱百六。

明德祖朱百六，娶胡氏，生二子：长子朱四五、次子明懿祖朱四九。

明懿祖朱四九，娶侯氏，生四子：长子明熙祖朱初一、次子朱初二、第三子朱初五、第四子朱初十。

明熙祖朱初一，娶王氏，生二人：长子明仁祖朱五四，后改朱世珍；次子寿春王朱五一。

明仁祖朱世珍，娶陈氏，生四子：长子南昌王朱兴隆，本名朱重五；次子盱眙王朱兴盛，本名朱重六；第三子临淮王朱兴祖，本名朱重七；第四子明太祖朱元璋，本名朱重八，后改朱兴宗；朱世珍还生有二女：太原长公主和曹国长公主。

南昌王朱兴隆生二子：长子山阳王朱圣保、次子大都督朱文正。

大都督朱文正生一子：靖江王朱守谦。

盱眙王朱兴盛生一子：昭信王朱旺。

寿春王朱五一生四子：长子霍丘王朱重一、次子下蔡王朱重二、第三子安丰王朱重三、第四子蒙城王朱重四。

霍丘王朱重一生宝应王朱铁哥。

安丰王朱重三生四子：长子六安王朱转、次子来安王朱记、第三子都梁王朱臊、第四子英山王朱润。

朱栴母亲是朱元璋的妃子皇贵人余氏。王妃孙氏，次妃汤氏。

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子：高皇后马氏生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明成祖朱棣、周王朱橚；胡充妃生楚王朱桢；达定妃生齐王朱榑、潭王朱梓；郭宁妃生鲁王朱檀；郭惠妃生蜀王朱椿、代王朱桂、谷王朱橞；胡顺妃生湘王朱柏；韩妃生辽王朱植；余妃生庆王朱木旃；杨妃生宁王朱权；周妃生岷王朱楩、韩王朱松；赵贵妃生沈王朱模；李贤妃生唐王朱柽；刘惠妃生郢王朱栋；葛丽妃生伊王朱木彝；郜氏生肃王朱楧；赵王朱木巳、安王朱楹、皇子朱楠，皆不详其生母。

子嗣

长子 庆康王朱秩煃

次子 靖宁王朱秩燽

第三子 真宁庄惠王朱秩爃

第四子 安化惠懿王朱秩炵

第五子 岐山悼庄王朱秩炼

第六子 安塞宣靖王朱秩炅

"

张羽（1333－1385）元末明初文人。字来仪，更字附凤，号静居，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后移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与高启、杨基、徐贲称为“吴中四杰”，又与高启、王行、徐贲等十人，人称“北郭十才子”，亦为明初十才子之一。官至太常丞，山水宗法米氏父子，诗作笔力雄放俊逸。张羽好著述，文辞精洁典雅，诗咏深思冶炼，朴实含华。书法纤婉有异趣，仿佛谢庄月赋。隶书效法韩择木、楷书临摹王羲之曹娥碑，虽未精极，却能离俗而入于雅。画山水法米氏父子及高克恭，笔力苍秀，品在方从义上。

石玠，男，河北藁城市徐村人，字邦秀。弘治中，由汜水知县召为御史。

边定[元]字文静，陇西（今甘肃）人。武子。正书学宣昭亦称善。

冯清，明代大臣。别号濯庵，顺天府（治所在今北京市）籍，浙江余姚县人。公元1493年（弘治癸丑）进士。公元1515年（明武宗正德七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公元1517年（正德九年）夏，升户部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三边军饷。[1]

归庄（1613～1673），明末清初书画家、文学家。一名祚明，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又自号归藏、归来乎、悬弓、园公、鏖鏊钜山人、逸群公子等，昆山（今属江苏）人。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曾孙，书画篆刻家归昌世季子，明末诸生，与顾炎武相友善，有“归奇顾怪”之称，顺治二年在昆山起兵抗清，事败亡命，善草书、画竹，文章胎息深厚，诗多奇气。有《玄弓》、《恒轩》、传世者名《归玄恭文钞》、《归玄恭遗著》。"生平

归庄，入清后更名祚明或称归藏、归乎来、归妹，字玄恭，或署元公、元功、悬弓、园公，又字尔礼、铁虎，号恒轩，又号己斋，既为僧，自署普明头陀，又署圆照或鏖鏊钜山人，又尝自称逸群公子、逐花狂客等。归庄对自己的字号，颇有戏谑之谓：“归子名庄，字元公，别号鏖鏊钜山人，平生名字号屡更，以十数计，今名从其旧，字从其新，号从其怪者云。”

归庄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为隆庆时南京大理寺丞、后人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父亲归昌世，为昆山三才子之一，书法晋唐，善草书，兼工印篆，擅画兰竹。归庄自幼受诗书熏陶，为诸生时，即博览群书，下笔数千言不止，工诗文散曲，擅画竹石，尤精于书法，狂草功力更深，时人以为绝伦。归庄与同里顾绛学行相推许，俱不谐于俗，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十七岁时与顾绛一同参加复社，后又参加惊隐诗社。崇祯十三年以特榜被召，鉴于国事日非，辞不赴。

其兄归尔德，名昭，官至同知，贤明有政声。归昭勤王时，参史可法幕府，弘光元年四月，扬州为清军所陷，尔德于西门浴血奋战，壮烈牺牲。叔继登，亦在长兴遇害。归庄闻耗，不辞险阻，赴汤蹈火，往收两人遗骨而归。清兵又攻江南，昆山知县出走，县丞阎茂才代知县，下剃发令，士民大哗。归庄鼓动群众杀阎茂才，闭城拒守，七月城破，死者四万余人，嫂陆氏、张氏俱殉节，其父亦相继卒。归庄被指名搜捕，亡命他乡，未几，潜返乡里，削发为僧，称普明头陀。后来顾绛改名“炎武”，归庄则改名“祚明”，以示志向。

顺治九年，应万年少之聘，到淮阴任教，暗中与顾炎武联系谋抗清。次年归庄“泣血负土”，归葬三世七人于新地，另有仲兄尔德随史可法战死扬州，尸骨无存，为其立衣冠冢。又筑茅庐于墓侧居处，自题一联于堂上：“两口居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他家茅庐柴门破烂不能掩闭，椅子缺腿少面以绳纬索，却又自撰归庄居室联，云：入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嚣嚣然曰。归庄在乱世中的唯一慰藉是有一位知心的妻子，感情甚笃。他曾把内室署名为“推仔楼”，人不解其意，问之，答云：“才子佳人合抱也”。归庄为了表示和新朝划清界限，甚至将自已的居所命名为“己斋”，以示抗拒。“己斋”乃是“己之斋也”，亦即是“我之所居”的意思。归庄指这样命名自己的居所，是“不得已而寓其意”，与何晏於魏宫之中，画地自处，命名为“何氏之庐”，以区别於外面非何氏之土的用意一样。

万年少死后，归庄回昆山隐居，卖书画为生，拒不仕清，野服终身。后遭母丧，继而长子外出谋生，不知所终。“其秋传凶问，不详地与日”，遂愈癫狂，每日“纵酒狂歌，长篇短咏，挥洒淋漓”，往来湖山，谈忠义者以庄为归。晚年寄食僧舍，非素交虽厚不纳。好友顾炎武此时远游北方、奔走王事，归庄每念及故友，不胜唏嘘，写信言道：“昔柳子厚之窜于南方，怀其祖先不若马医畦之鬼，无享岁时之祭，君独无邱墓之思乎？”然参商两地，两人终未再见一面。归庄晚年致力于汇刻曾祖《归有光全集》，康熙十二年未竟而卒，卒年六十一。归庄在逝世那年的元旦，作了一首诗，诗说：常年元日五更兴，多病衰翁兹未能。名姓不劳通邑里，豆觞并免召亲朋。山头爆竹豪家事，天上风云稔岁徵。甲子重逢怀感叹，平生壮志竟何凭？”用“甲子”纪年，不用清朝的年号，亦了却了归庄作为明遗民的心愿。

顾炎武在山东章丘获知归庄死讯，特在桑家庄设坛致祭，写下《哭归高士》诗四首悲悼。后人在诠释“归奇顾怪”时说：“先生北游后已不复怪，庄虽里居而晚节益奇。”

文学成就

归庄的诗文，以反对清朝统治、富有民族气节之作为主体。诗有质朴明畅、直抒胸臆的，如《古意十二首》、《卜居十四首》、《己丑元日四首》、《观田家收获三首》等；有工整绵丽的，如《归庄集》 《落花诗十二章》、《落花诗又四首》。吴伟业评其《落花诗十二章》说：“流丽深雅，得寄托之旨，备体物之致。”宋琬评：“以磊落崎□之才，为婀娜旖旎之词，兴会所至，犹带英雄本色。”散文亦酣畅雄恣，有强烈的感情，《送顾宁人北游序》、《书先太仆全集后》、《书欧阳公泷冈阡表后》、《敬亭山房记》、《归氏二烈妇传》、《两顾君大鸿、仲熊传》、《杨忠烈公传》、《书义盗事》等可为代表。归庄还有一篇《万古愁曲》，评论历代史事，悲痛明朝灭亡，斥责明朝官吏的误国，抒写自己隐居不仕的志向，极嬉笑怒骂的能事，也很著名。

所著《恒轩诗集》12卷、文集《悬弓集》30卷、《恒轩文集》12卷，皆亡佚。后人辑有《玄恭文钞》、《归玄恭文续钞》、《归玄恭遗著》等。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搜集各种辑佚本和一部分归氏手写稿本，编成《归庄集》印行。

"

高攀龙（1562年 - 1626年），字存之，又字云从，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著有《高子遗书》12卷等。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后遇父丧归家守孝。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高攀龙不堪屈辱，投水自尽，时年六十四岁。崇祯初年（1628年），朝廷为高攀龙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生平

早年经历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江苏无锡人。祖父高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父亲高继成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排行第二，后因高静成的弟弟高静逸无子而被过继为嗣。

高攀龙自幼好读书懂礼仪。万历十四年，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罗懋忠和顾宪成前来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理学”，确定了治学方向。

万历十七年，高攀龙中进士。不久后高静逸去世，高攀龙归家为嗣父守孝三年。

初入官场

万历二十年，高攀龙服丧期满，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因平时工作比较清闲，高攀龙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藏书，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著作，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赞赏其“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高攀龙还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又将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

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呈上自己著述的《大学初义》，诋毁程朱之学，并请求颁行天下。高攀龙极力反对，上疏驳其荒谬。这本书因而未能刊行。

贬官外放

这一时期，明神宗已长期不理政务，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政务混乱，国力日衰。高攀龙随即上《今日第一要务疏》，称欲改变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其次要“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

万历二十二年，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等人被罢官，朝中议论多归咎首辅王锡爵。高攀龙和御史袁可立上疏，指责王锡爵排斥异己，认为皇帝不应无故贬斥大臣，并斥责郑材和杨应宿谗言诬陷，应予罢免。杨应宿则上疏弹劾高攀龙，言辞狂妄近乎荒诞。部院提请轻罚二人，神宗下旨贬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典史。

高攀龙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在船上就订立严规，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不被外界干扰。到揭阳后，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培养了不少学生。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高攀龙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归家讲学

万历二十三年二月，高攀龙在赴任七个月后以事假归家，不久遭遇亲人病故，于是不再出仕。此后在家乡讲学二十余年，虽有言官多次推荐，但皇帝并不理会。

高攀龙在漆湖之畔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楼”，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场所。除刻苦钻研外，高攀龙还参与讲学，很快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当时高攀龙与顾宪成志同道合，交谊颇深。万历三十二年，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并每年举行“东林大会”。初由顾宪成主持，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龙主持，直至天启五年书院被拆毁为止。当时朝野内外的士大夫无论认不认识他们本人，提起高、顾都是一致称赞。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时许多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在朝的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应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诬之为“东林党”，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

复起为官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驾崩，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

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天启元年又进封为光禄少卿。[14] 天启二年正月，关外重镇广宁失陷，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

天启二年四月，高攀龙上疏追论三案，要求惩治郑养性、李如桢、崔文升等人。奏疏上达，皇帝不悦而责备高攀龙多言，但最终仍将郑养性谴归原籍。

当时孙慎行以红丸案指责前任首辅方从哲，高攀龙也引《春秋》典故归罪方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被高攀龙上疏严厉斥责。不久高攀龙被调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向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方从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责帝王不孝的言辞激怒熹宗，熹宗欲严惩高攀龙。叶向高极力挽救，才得以罚俸一年而作罢。

天启二年九月，高攀龙调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仆卿、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八月，高攀龙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纠劾贪污御史疏》弹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铺张浪费。吏部尚书赵南星经复查认为事实确凿，提请将崔呈秀戍边。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认魏忠贤为义父。

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控制了朝廷内外。东林党人如杨涟等纷纷上书参劾魏忠贤，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被诬自尽

此时魏忠贤正借机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称高攀龙与赵南星结党营私，皇帝下旨严厉斥责。不久后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任知府，攻击高攀龙徇私、排挤同僚，高攀龙因而被罢黜。

高攀龙等人被罢官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大权，编派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将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开列在内，予以打击。

天启五年八月，魏忠贤矫旨，以东林书院为始将全国书院尽数拆毁。

天启六年二月，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龙仅被罢官，必欲除之。于是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等七人贪污，派遣缇骑前来抓捕。三月，高攀龙整冠束带前去拜谒先贤杨时的祠堂。回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此时有人前来禀告周顺昌已被逮捕，高攀龙闻言神情泰然，笑说：“我本视死如归”。归家后与夫人谈笑如常，没有异样。亲笔书信交给两个孙子，交代翌日递给校官，而后闭门遣散诸孙。不多时高攀龙的儿子们前来探查，发觉高攀龙已自沉于池塘，时年六十四。

子孙们打开高攀龙的信，乃是遗嘱，上面写着：“我虽被罢免官职，但过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为大臣被辱等同于国家受辱。我现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遗愿。皇帝的恩泽未能报答，只愿来世再报。臣高攀龙绝笔。希望使者带去这封信向皇上复命。”

高攀龙就死前曾致书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天启六年十一月，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魏忠贤从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忠贤推戴之势成矣。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身后追封

崇祯初年，朝廷为高攀龙平反昭雪，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

家庭成员

祖父

高静成

继父

高静逸

父亲

高继成

兄弟

高士鹤

儿子

高世儒：高攀龙自尽后，崔呈秀还不罢休，矫诏将高世儒下狱。高世儒因父获罪，被处以徒刑。崇祯时期高攀龙平反昭雪，高世儒也得到朝廷重新起用。

高世学

高世宁

侄子

高世泰：高攀龙去世后，家室被毁，宅基不久转售陈姓。清顺治十七年，高世泰将原宅赎回，于康熙五年在高攀龙投水捐躯园池处葺屋三楹，名曰“止水祠”，成为县城中祭祀高攀龙的专祠。

后世纪念

高攀龙墓

高攀龙墓几经迁葬。最初由于党祸而人心畏惧，高攀龙遗体被草草安葬在无锡县城西郊横山之麓。明崇祯元年，东林党冤狱得以平反。皇帝钦派礼部官员来到无锡勘定茔城，准谕茔祭葬。清顺治三年，高氏后裔将高攀龙墓迁葬于璨山之麓。墓地形制宏伟，占地约四亩七分。墓前立石坊，正面坊楣上刻“谕茔”二字。墓道两侧列有石兽三对。后有祭台，祭台后为坟丘，正中为高攀龙和王氏合葬墓，其下左为长子高世儒墓，右为次子高世学墓和三子高世宁墓。坟前墓碑上刻“明诰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景逸高公暨配王夫人墓”。坟丘四周有石砌墓园，其上浮雕瑞兽图案。墓园内外，遍植松柏。“文化大革命”初期，墓遭掘毁。

现存高攀龙墓为1985年重建，墓地位于青山南麓其祖、父所葬青山茔地。墓园四周有砖砌罗城，内用石块围砌墓墩，上部有封土，前有石刻墓碑，上镌“明高攀龙之墓”。墓碑前设祭台。墓园内植青松翠柏，格外清幽肃穆。

高子止水

高攀龙去世后，家室被毁，其宅基不久即转售陈姓。

清顺治十七年，其侄高世泰将原宅赎回，后于康熙五年，在高攀龙投水捐躯园池处葺屋三楹，名曰“止水祠”，成为县城中祭祀高攀龙专祠。雍正十一年，无锡地方官府勒石祠右，公布保护措施。乾隆五十四年，地方官府再次勘定池界，并颁给永禁告示，对止水遗址更加保护。

解放前夕，止水池、祠均告荒废，无人问津。1953年，无锡市人民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遗址，于南门水曲巷高宅后园旧址处，凿发筑池，恢复原状，并植种花木，使旧地园池再现一泓清流。同时，由高氏裔族高运昌请郭沫若亲笔题写了“高子止水”四字，并刻石嵌置于水池岸边。1960年，邓拓亲访无锡瞻仰东林旧迹，撰有《访高子止水》诗一首，曰：“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儿男。攀友风节扬千古，字字痛心绝命辞。”“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子止水遭受破坏，池塘堙塞。1978年，原池遗址经重新清理整修，恢复昔日旧貌，水池砌有湖石假山石台，绿树成荫，花木掩映，清池一泓，倍显生机。人们临池俯视，犹觉先贤遗风尚存，格外使人敬重景仰。

纪念馆

水居苑位于无锡金城西路以南、蠡湖大桥东侧，占地15公顷。苑中主体建筑取名“五可楼”，其意既为“第五次重建可楼”，又寓含高攀龙所谓“可以望山、可以观水、可以清风送爽、可以阳光普照，可以明月作伴”的“五可”之意。
高攀龙纪念馆就位于“五可楼”上。入馆迎面即可见“实学、亲民、忧国，学者以天下为任”的高子精神，令人观之振奋。馆内图文并茂、泥塑和实物并存，从“高子生平”、“东林风骨”、“水居情怀”、“清遒诗文”、“天下己任”五方面生动再现了高攀龙磊落的一生。

园子细腻雅致，园中临湖筑有百米长廊，可遮风蔽日。同时建有工艺精湛的文化墙、高攀龙坐像。遍布全园的56块书法碑刻、9幅楹联、6块匾额浸润了高子“学问必须躬行实践”、“关注民生”的学风、“修身养心、德行为先”的品性和“廉洁自奉，当官为民”的政治主张，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这位东林先贤的高风亮节。

水居苑的意义不止于回顾历史，它更是一个可以领略书法、石刻艺术精华的文化大观园。水居苑入口处的“高子水居”四个鎏金大字为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手迹，“高攀龙纪念馆”馆名由著名文史评论家、中国书画界名人金开诚题写。

主要成就

东林领袖

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精神领袖之一，与顾宪成兄弟创建了东林书院。

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评价他“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

无论在朝在野，高攀龙时刻关注国家的命运，关心百心的生活。在邪恶面前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他的思想与道德足以成为后世楷模。

诗文著作

高攀龙的诗文被称为“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著有《高子遗书》12卷，以及《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正蒙释》、《二程节录》、《水居诗稿》、《毛诗集注》等书。

高攀龙的文章，平易流畅，素雅清遒。如记叙散文《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和《祭顾泾阳先生》，富有情感地讲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和为人品德。文中有：“先生于世，无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体，居取坐卧，不知其他。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帐，不饰一几一榻，敝砚秃笔，终日俨然冥坐读书，四方酬答而已。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等句，素淡几笔写出一位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传》，几件小事即将薛文清公正廉明、的品格勾画如生。高攀龙的游记虽不多，但也可见借景抒情的文笔功力。如《武林游记》中写湖中雨景道：“是时雨丝阴蒙，水烟笼树，远山层叠，浓淡相间。内湖荷香袭人，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读文如观画。又如《三时记》描绘大姑滩的险急，栩栩如生，颇有深意。

高攀龙的诗歌，朴素自然，文字简洁，恬淡中别有寄托，颇有陶渊明的风格。如《夏日闲居》中语句：

长夏此静坐，终日无一言。

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

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

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

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

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

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说诗晬语》曾给予评价：“万历以来，高景逸攀龙，归季思子慕，五言淡雅清真，得陶公意趣。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沈德潜则称高攀龙的诗是：“无心学陶，天趣自会”。

静坐学说

高攀龙担任行人职位时大量阅读经典，但仍自感“读书虽多，心得却少”，于是改用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

高攀龙的静坐功夫造诣甚高。所谓静坐以“平常”为要诀，“平常”即清静自然：“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静中妄念即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已”，“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 高攀龙在著作《书静坐说后》中又把理学的“主一”观念引入静坐论，认为“必收敛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如意非著意，盖心中无事之谓一，著意则非一也。”可见高攀龙的静坐说也并非一味讲静，具有“以静为主，动静交养”的含意。

"

钟惺(1574～1624) 明代文学家。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万历四十四年（1616）与林古度登泰山。后官至福建提学佥事。不久辞官归乡，闭户读书，晚年入寺院。其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他与同里谭元春共选《唐诗归》和《古诗归》(见《诗归》)，名扬一时，形成“竟陵派”，世称“钟谭”。"生平

钟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学训。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授行人，掌管诗诣及册封事宜。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再赴贵州，主持乡试。后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其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喜游名山大川，曾与林古度同登泰山。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竟于天启五年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卒葬天门县城南鲁家畈。至今墓碑尚存。明清时，县内立有“钟谭合祠”，坊题“天下文章”四字。遗址在今天门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之东。 后人将他的诗文辑为《隐秀轩集》。

他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作《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的诗，作《古诗归》，名扬一时，形成“竟陵派”，世称“钟谭”。

文学主张

其一：反对拟古文风。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指出“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他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

其二：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这种“性灵”或“灵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即要在古人诗词的精神中去寻求性灵。但是，他认为这种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且夸耀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

其三：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明史·文苑传》载：“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钟惺认为公安派末端文风俚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但他却走入了另一形式主义极端，往往只顾及字句，忘却篇章，追求奇字险韵，造成一种艰涩隐晦的风格，以致有些诗句语意不畅，令人费解，如“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等。钟、谭以这种主张为标准评选《诗归》。他们所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格，众所推重的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名篇都不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足可见其主张的长、短，利、弊。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遗余力，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写得还相当好。如《经观音岩》、《舟晚》等，虽有雕镂之嫌，然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栓》，手眼别出，可见清思。另外,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况。

钟惺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写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笔触描绘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对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风格。此外《游五夷山记》也是此类作品。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巧妙地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世态的寒暖；对“趋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趋炎附势风气给予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文艺短论《题鲁文恪诗选后》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并将文章分为三等：“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

总之，钟惺诗文主张反拟古，主性灵，有积极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与公安派一样，对晚明小品文的大量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其狭窄的题材及情怀，艰涩幽冷的语言及文风，无疑也束缚了他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将“公安”、“竟陵”之作列为禁书，诋毁排击甚烈。

"

齐之鸾，男，字瑞卿，号蓉川，安徽桐城县城人，明朝有名的直臣，事迹入选明史，为桐城历史上的第一位翰林。据传齐之鸾先祖本明代开国功臣凤阳徐达之后，明太祖逼死中山王徐达，徐达之子徐添福避祸南迁，更姓为齐。老宰相张英的祖母（张廷玉曾祖母）就是齐之鸾的小儿子齐近的女儿。明正德六年（1511年）29岁时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刑部给事中。依据《蓉川公年谱》和《复姓疏》，齐之鸾先世尝居凤阳，元末迁居桐城，明初占籍县市乡，一百多年后，宪宗成化十九年癸卯正月初八日（公元1483年），家族第六世齐之鸾出生于安徽桐城县城太平坊之旧第。（据周京《蓉川先生小传》）"生平

之鸾9岁时读私塾。一日，同乡前辈袁太仆来访，恰值塾师外出，塾中学童见袁都惊恐逃散，只有之鸾端坐不动，伏案读书。袁太仆笑道：“客人来不理会，未免不礼貌吧!”之鸾回答说：“老师教导我读书，没有嘱咐我接待客人。”袁太仆大加赏识，后以女儿嫁之。

之鸾在任刑部给事中期间，直言敢谏。正德十一年，武宗受权奸煽惑，准备在京城开设宫市馆舍，供君臣游乐。消息传开，朝野哗然。之鸾认为：身为天子，岂能乱政?他极力上疏，剖陈其弊，武宗遂止。中官马永成生前即为其兄弟子侄谋官争禄，对皇上百般献媚，死后武宗欲授其家族官爵达90人。之鸾上疏直语：“成何功?岂能恩滥至此，臣恐天下闻而解体。”因此，封授未果。宁王朱宸濠，自恃皇族仗势骄横，蓄意谋反，造龙舟于江南，邀武宗驾临，图谋弑君篡位；之鸾同御史肖淮力谏，揭穿其阴谋，阻武宗南巡。正德十四年，宸濠果然举兵反叛。武宗令张忠、许泰领禁军征讨，派之鸾随军纪录战功。张、许尚未到赣州，宸濠即已被江西巡抚王守仁击溃俘获。当时张忠等佞臣因妒忌王守仁独得大功，想夺其功劳，令之鸾为其记功，之鸾不肯。张忠等百般威逼，之鸾说：“江西守臣有功不记，却滥记无功的权贵，如何向黎民百姓交待?我宁愿丢官，也不枉法。”张、许二人在搜捕朱宸濠逆党时，株连无辜甚多，之鸾多方为之开释，并向朝廷上疏，备陈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困苦，请减免田租，停派夫役，宽赦旧欠，获得武宗批准。平乱后，武宗迷恋江南，游山玩水，不思返都，他屡请驾回宫，并作《回銮赋》以谏。又劾许泰与尚书王宪依附太监江彬，结党营私，应当罢免；武宗宠幸二人，之鸾反遭遣责。江彬又利用当时诸将要夺王守仁平叛之功，被之鸾严词拒绝而不得的怨恨心理，多方向武宗诬控之鸾，终未得逞。

武宗死，世宗立，改年号为嘉靖元年。之鸾上疏揭发太监弄权，蒙蔽武宗，损害朝廷利益，建议世宗广开言路，起用正人，罢黜奸佞，并极力指陈前朝的积弊。世宗虽心知所言是实，但因初即位，一时未能拨乱反正。之鸾终因忤触权贵，降职出任崇德丞，又先后改任长兴令、青州同知。因母逝，回籍奔丧，后转任南京刑部郎中。嘉靖八年，改任陕西宁夏佥事。时关内大旱，灾民苦不堪言，他关心民之疾苦，并上报皇帝。

宁夏是古代北方边防，从红山堡的黑水沟到定边的南山口、花马池一线，原有堡垒，因年久倒塌。该地是砂碛区，少土缺水，先后驻守官员，都因修不好城堡犯罪丢官。之鸾当初任佥事时，曾因这事劾过王琼，现王琼任总兵镇守榆林，他调任后正是王的下属。王要报旧怨，特向朝廷荐之鸾负责在花马池建城堡，以此来刁难之鸾。之鸾慨然接受，勘好地势，便带领军工先行抛沙，深挖丈余，得到粘土；同时于百里外山下开凿泉水，用木枧引水到工地，供工程使用。原限5个月完工，只施工3个月，即将城堡筑牢，并让功给王琼。王琼由衷地佩服。从此，宁夏一带边境，有坚固城堡做屏障，边防的安全得以确保。巡抚胡东皋，赞赏其才能，向朝廷推荐之鸾接替自己的职务。

此后，齐之鸾从宁夏还京，调任河南省副使，并兼任该省提学副使。不久，改任山东临清兵备副使，后又被召回任顺天府丞，未及动身，境内发生盗乱，留下镇抚。平息后，提升为河南按察使，于嘉靖十三年卒于任上，时年52岁，卒后列入乡贤祠奉祀。

齐之鸾学识渊博，文彩宏丽，对桐城派的兴起有先导作用。姚莹在《桐旧集》序中曰：“自齐蓉川给谏以诗著有明中叶，钱田间振于晚季，自是作者如林。”齐之鸾著有《蓉川集》、《南征纪行》和《入夏录》等各若干卷。他的诗歌直面现实，出语新奇，是当之无愧的桐城派诗祖。

"

杨守礼（？～1555年），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历任湖广签事、叙州通判、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河南参政等职。嘉靖十八年（1539年）秋任宁夏巡抚。到任后，整肃边防，修筑贺兰山赤木口，并有志于恢复北路镇远关、黑山营重防。次年冬，以功升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在明代历任宁夏巡抚的官员中，他是一位受到宁夏地方父老高度赞扬的巡抚，尤其是他修筑赤木口关墙，可谓是“利益于宁夏之大者无逾于此”。

赵时春（公元—五0九年至一五六七年）字景仁，号浚谷，平凉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四年，卒年不详。著有《赵浚谷集》十六卷，与《平凉府志》，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赵时春居华亭多年，著有《惠民渠记》、《复古南门记》、《朝那庙碑记》、《重修灵岩寺记》、《剡山半雾》、《仪山歌》、《夜归仪州》、《登古仪州西城》、《华亭道中》、《华亭雨雾》等诗歌。"死因之谜

明朝嘉靖年间，平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杰出的才俊，但纵观他一生的际遇，却是一个让人无限哀惜的悲剧人物。

赵时春只活了57岁。他进入朝廷做官，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年，就这十年，也是三起三落，既蹲过锦衣卫的天牢，又挨过皇帝的板子，就连最后的死因，也是扑朔迷离。赵时春是平凉上了国史的人物，但《赵时春传》对其死因隐而未提，甚至连卒年卒月也没有，这种情况在正史中是不多见的。那么，赵时春究竟是怎么死去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历来最简便的解释就是病死。赵时春一生坐过牢，挨过打，吃过败仗，险些丢掉性命，很早就落下痼疾，说他最后病死似乎顺理成章。不过，也有人质疑绝对不是病死，而是被两个入室行窃的小毛贼所害。这种怀疑和推测大致不差，但还缺乏深层的分析和探索，大致不差是因为赵时春的确有被人暗杀之嫌。 　赵时春卒于嘉靖四十五年农历丙寅腊月，而嘉靖驾崩是在农历同年11月，也就是说，嘉靖晏驾一月，太子尚未正式登基，朝中正在举哀发丧皇权迭变，赵时春就突然死去，这事情发生的实在有些蹊跷。

早在嘉靖十八年，赵时春第一次被“下狱掠治，黜为民”，9年之后，又受召回京复官，命为翰林院编修兼司经局校书。赵时春为什么在9年后能回京复官？这要看他当初遭到贬黜的原因。赵时春任刑部主事时曾经先后两次给嘉靖上《崇治本疏》，指陈时弊，倡言革新，不但未被采纳，反而龙颜大怒。我们知道，吴晗写过一个历史剧《海瑞骂皇帝》，海瑞骂的这个皇帝就是弄的民生凋敝“家家干净”的嘉靖，其实海瑞并非开骂嘉靖之先例，看了《崇治本疏》，骂嘉靖最早的人，不是别个，正是意气方盛的赵时春。所以，从君臣关系开始定位，嘉靖就不喜欢赵时春，由于《崇治本疏》刺中嘉靖痛处，嘉靖更是恨之入骨，如果不是念其年纪轻轻，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到了嘉靖十八年，赵时春凭什么又能回京复官？这主要是因为朝廷上坐龙椅的皇帝与行立左右的储君太子之间的矛盾日益渐趋缓和。翰林院一般为太子所掌管，太子正在扩充翰林院，其实也是为了物色、扩充自己的力量，他必然地想到了赵时春，也就是说，赵时春的《崇治本疏》是得到太子由衷赞赏的。所以，赵时春一回京复官，立即成为“东宫官属”，在翰林院供职，与太子朝夕相处。这时的嘉靖荒淫无道，一难以适从嘉靖淫欲无度的宫女，在不堪蹂躏时，趁嘉靖熟睡几乎将其勒死，嘉靖苏醒后，极端残忍地将宫女处死，但嘉靖仍不引以为戒，反而更加沉湎迷信于方士道人的铅丹红丸，纵欲不断，连日累月托病不朝，大小朝政一律推诿于奸相严嵩。赵时春此时与太子亲信罗洪先、唐顺之三人联名上疏，要请太子御殿临朝摄政，接受百官朝贺，也就是要推行政变，接管政权，这本是推进明朝政治改革走向开明的一步，但嘉靖看到后大为震怒，忿曰：“汝等料朕必不起也。”赵时春又一次被“杖刑八十，削籍为民”，罗、唐二人也被杖责除名，太子派的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联想到这一事实，我们不仅要问：嘉靖晏驾，太子酝酿登基，赵时春原是“回籍听调”，看来复出有望，调迁时机以臻成熟，而在此时为何会突然死亡？死亡时间又正是嘉靖去世消息传至天下、平凉韩王也正在依国丧之列举哀。如果说此时赵时春偶被两个小毛贼杀害，小毛贼不过以偷窃为生，为什么直奔其室偏要夺人性命？由此看来，这两个毛贼非同一般，其手段也非常高强。虽说赵时春乃一介文人学士，但毕竟巡抚山西提督雁门，“善骑射”，曾经是一个上过阵打过仗的民兵统帅，难道毫无挣扎毫无声息地就会死在两毛贼之手？我们这么说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可以断定，杀害赵时春的不是小毛贼，而极有可能是衔命而来的专职杀手。明朝中央政府自建立东厂以来，鹰犬遍地，大内缇骑横行无忌，密捕暗杀几为常事，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一是有人害怕赵时春复出于己不利，抢在新君未立诏书未达之前下了毒手；二是东厂忠实贯彻嘉靖死不饶人密诏遗命也大有可能，而这一点，正是后世史家无从下笔的原因。赵时春的确切死因，从此不但史无记载，而且四百多年以来如同石沉海底。

赵时春兄弟三人，他排行为二。其兄赵时元，其弟赵时泰，三人均为同父异母所生。赵时元是赵时春父赵玉原配史氏所生，长时春十岁有余，据平凉民间口传，赵时元为人诚实，一生不曾考取功名，在平凉城南峻谷村以开油坊为业，人称“赵家油坊”。赵时元留有三子，名守约、守敬、守业。赵时春为其父续弦许氏所生，赵时春生有二子，名守严、守愚。其弟赵时泰为其父小妾王氏所生，所谓“庶出”。令人不解的是，赵时春死后，其兄弟子侄皆从此隐没不显，或离开平凉隐姓埋名，或抛弃家业远走他乡，以致赵时春后裔在平凉一直无从稽考，仅其女婿周鉴，任过两任督学及河南布政使，明朝天启年间，仍有声望。试想，不是赵时春死因不明，内中必有隐曲，甚而刀光剑影，何以赵氏一门如此恐祸延身？以致在平凉绝迹，岂不悲夫！

那么，造成赵时春最终悲剧的主观原因又是什么？

笔者以为：首先，赵时春处在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形势面前，自己仍然好发议论，常常不可与言而言之，所谓因言获罪；其次，赵时春犯了封建社会正派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不自量力，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而对宿仇政敌轻无戒备，对有意加害不但不防反而自命自诩。尽管赵时春不谙为官之道，但在诗文、治史方面仍然成就很高，无愧平凉人杰，我们应该不断研究他，丰富他。

文集印行情况

赵时春传世的文集印行情况，李晓林先生在2006年政协平凉市崆峒区委编印的《赵时春文集选编》序言中写道：“《赵浚谷文集》10卷、《平凉府志》13卷、《赵时春诗集》。他在晚年即着手整理自己《赵时春文集选编》的诗文集，去世后儿子赵守岩整理出版‘秘梓于思成堂’。女婿周鉴任河南布政使时，在汴梁又重新整理了他的诗文集。民国年间庄浪人李植磊选部分文章编印了《浚谷文钞》。明嘉靖朝首辅徐阶以及胡松、李开先等著名人物曾为《赵浚谷文集》作序，给予了很高评价。”大致说明了赵时春去世后他的文集印行情况，但说赵时春生前并未印行自己的文集并不准确。

明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松于嘉靖四十一年春为赵时春的文集写了序言。胡松在序言中说：“访浚谷先生于藏书阁之回光亭，因得尽读先生平生所为诗若文，乃其感事，忧时、咏怀、撰物、酬答、寄赠，则何其宛然秦缪公后子蹇叔孟明氏之烈……余盖於赵子得师焉，赵子以余之论深有合，而因属余题其集，余不敢让浚谷，其将益有以教蒙乎”。

李开先在嘉靖四十四年为赵时春的文集写了《浚谷文集序》，他说“浚谷赵子诗文集刻传久矣”，也佐证了胡松之序言中所说的赵时春文集印行情况。李开先在此序言中称，自己写此序是受了赵时春的嘱托才写的，“邑人有薄官平凉者，浚谷子每寄声云，诗文词论俱未有序，在交游知爱莫有如中麓者，因序幸勿退托”。此序中说赵时春的文集“集凡十卷，诗六卷，文九卷，续有作者，当续久之”。
胡松与李开先的序言，都是受赵时春的嘱托而写的，从序言中可以看到，赵时春在世时已经将他的文集编选定稿了。李开先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浚谷赵子诗文集刻传久矣”，可以看出赵时春在世时，他的诗文集应该是印行过的。从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赵时春兵败山西“回籍听调”，到他去世再未被起用，他在嘉靖四十年完成《平凉府志》的撰写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自己的诗文集上。因为从唐宋以来，文人把整理自己的诗文集看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从赵时春请胡松作序到赵时春去世的六年时间里，赵时春不会不出版自己已经整理好的文集的。

徐阶为赵时春的文集作序时，赵时春已经去世，徐阶作序的时间是万历庚辰冬望日，徐阶在序言中说到，“往予志公墓，深悼惜之。今十五年而兹集出”，也就是说徐阶作序时已是赵时春去世十五年后的事，此文集是一部合集，“集凡十六卷，为诗若文凡千余篇。初公捐馆舍，后其子守岩秘梓于思成堂。其婿巡抚河南御史周君鉴赏学于公而得其志守，故又久之而复传于汴，乃其体裁之雅，气格之奇，则太宰胡松序之详矣”。

徐阶作序的这部文集是赵时春去世十五年之后，由赵时春的女婿周鉴在任河南都御史时印行的，所据的本子应该是赵守岩校订制版的那一部书稿，周鉴又增加了一些文章，“故又久而复传于汴”。

赵时春去世后，徐阶曾为赵时春写过墓志铭，在墓志铭中徐阶对赵时春的一生作了准确全面的介绍，对赵时春的为人为文大加赞赏，后来明代著名学者李贽写的《佥都御史赵公》及《明史》中赵时春的传略都是以徐阶的这篇墓志铭为蓝本的。徐阶官至极位，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为什么对赵时春如此欣赏，不只是在他死后为赵时春写墓志铭，而且在赵时春去世十五年后还为赵时春的文集再版写序，是不是如徐阶在赵时春的墓志铭中写的那样呢：“予与公友三十年，自谓世之知公无如予者”，或者是赵时春的文章真正值得他去评说。黄仁宇在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对徐阶的评价，是以为他太世故。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人物竟肯为一个去世的四品官员写墓志铭，写文集序言，无论出于哪种考虑，毕竟都是不可多得的善举。

"

文森（1462－1525），诗人进士，字宗严，南直隶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历庆云、郓城二县县令、御史、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年（1515），进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因病未赴任。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奏准致仕，嘉靖四年（1525）卒于家，年六十四。有《中丞集》。

陈于王（?—1637）字丹衷，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属江苏）人 。明代武职官吏，世为苏州卫千户，既袭职，举武乡试，崇祯初累官前锋游击，十年守太湖，被罗汝才、刘国能等农民军围攻，兵败自刎而死。

李幼武，字士英，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为赵崇硂外孙。理宗时，曾依朱熹之例续辑《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四朝名臣言行录》、《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录》，主要收入南宋开国以来重要人物，为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之后的续辑。景定间以李衡校正本《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连同自辑三种著作合刻，书成名为《皇朝名臣言行录》，后世称为《宋名臣言行录》。

牟巘（一二二七～一三一一），字献甫，一字献之，学者称陵阳先生，井研（今属四川）人，徙居湖州（今属浙江）。以父荫入仕，曾为浙柬提刑。理宗朝，累官大理少卿，以忤贾似道去官。恭宗德祐二年（一二七六）元兵陷临安，即杜门不出，隐居凡三十六年，卒年八十五。有《陵阳集》二十四卷（其中诗六卷）。事见《宋元学案》卷八○，清光绪《井研县志》卷三一有传。牟巘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清乾隆十二年周永年刻《陵阳先生集》（简称周本）、清抄本（藏北京图书馆）。底本诗集外之诗及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王祎(yī)[公元一三二一年至一三七三年]（一作袆），字子充，义乌来山人，后依外祖父居青岩傅。生于元英宗至治元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五年，年五十二岁。幼敏慧。及长，师柳贯、黄溍，遂以文章著名。太祖召授江南儒学提举。后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洪武初，诏与宋濂为总裁，与修元史。书成，擢翰林待制。以招谕云南，死于节，谥忠文。祎著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及大事记续编，《四库总目》又曾重修革象新书，并传于世。

许仲琳(约1560—约1630)，亦作陈仲林，号钟山逸叟，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人，生平事迹不详，明朝小说家。他生活在明代中后期。著有知名小说《封神演义》，因此而得名。

施绍莘(1581～约1640) 明代词人、散曲家，字子野，号峰泖浪仙，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有俊才,怀大志,因屡试不第,于是放浪声色。建园林,置丝竹,每当春秋佳日，与名士隐流遨游于九峰、三泖、西湖、太湖间。他兴趣广泛，除经术、古今文外，还旁通星纬舆地、二氏九流之书。善音律,一生所作以散曲及词著名,有《花影集》传世。另外，其词作多哀苦之音，既寄寓着作者命运多蹇的身世悲凉，又是明王朝灭亡前夕人们情绪的反映。如□谒金门□"春欲去"写有"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作品成就

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这样句子，倾吐出词人愁绪万端、无可奈何的情思，颇有过于纤弱的弊病。他的曲作能跳出南曲追求音律、词藻的藩篱，较为自由地抒写情怀。取材较广泛，举凡茅舍,崇台广囿,高山流水，松龛石室，荒台古路，怜花寻梦，感旧怀恩等，”“随时随地，莫不有创谱新声，称宜迭唱”“。集中甚多艳曲，内容虽无甚可取，但还不过分□腻。著有《花影集》。”

李流芳（1575～1629）明代诗人、书画家。字长蘅，一字茂宰，号檀园、香海、古怀堂、沧庵，晚号慎娱居士、六浮道人。歙县（今属安徽）人，侨居嘉定（今属上海市）。三十二岁中举人，后绝意仕途。诗文多写景酬赠之作，风格清新自然。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合称“嘉定四先生”。擅画山水，学吴镇、黄公望，峻爽流畅，为“画中九友”之一。亦工书法。

沈自晋(1583～1665)，明末清初的著名戏曲家。字伯明，晚字长康，号西来，双号鞠通。生于明万历癸未年九月十八日，卒于清康熙乙巳年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三岁。沈自晋出身于吴江沈氏家族，淡泊功名，待人温厚，勤学博览，富有文才。他更有非凡的音乐天赋，终生酷爱，钻研不息，是剧坛江派的健将。著作有《黍离续奏》、《越溪新咏》、《不殊堂近草》等。"主要作品

沈自晋散曲有《赌墅余音》、《黍离续奏》、《越溪新咏》、《不殊堂近草》，总名《鞠通乐府》。《赌墅余音》已佚、余3种有原刻本、与沈时栋《瘦吟屡词》合刊本、饮虹□刻本；此外《吴骚合编》等书中还有一些小令、套数。所著传奇有《望湖亭》、《翠屏山》 2种传世，《耆英会》仅留残曲。

作品特点

沈自晋善度曲，尤精音律，曾将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增补为《广缉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十三调词谱》，较原本更精详。

沈自晋的词曲，宗尚家风，谨守绳墨,而辞句清新,神情兼妙，一时曲家如范文若、卜世臣、冯梦龙、袁于令等，群相推服。冯梦龙所选《太霞新奏》，推沈作为压卷。范文若则有"“曲学年来久已荒，新推袁沈擅词场”"等赞美之辞。

曲学理论

沈自晋的曲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南词新谱》中。他在客观看待新声丽词前提下，辩证地看到：考古可以备法析疑；从今可以传调广教，两者相济方能增强戏曲艺术的生命力。所以沈自晋在修订增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的过程中于谨守家法的同时，与时俱进，广辑新声丽词，努力将格律声腔、才情美藻各自独胜合为两者同时兼擅的双美。

从《重定南词全谱凡例》中可以看出：遵旧式、禀先程、重原词、参增注、严律韵、慎更删等原则侧重体现了沈自晋谨守词隐先生矩矱，在宫调格律的标注、体式的总结分析和例曲的选择上多遵从原谱，在客观求实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增补，以期新谱更加精准详细、简便直捷，而不为虚华炫目。特别在“严律韵”中，沈自晋认为“语曲以律，其在天人相与之际乎！”极力推崇合律依腔发于自然的主张。在“稽左手”原则中，沈自晋还点明了戏曲艺术的社会娱乐价值：试思新声一传，群响百和，维时授以清歌，则娇喉吐珠，协比丝竹，飞花斗月，震座倾怀；更令习而登毯，则镟绦在握，递笑传声，骨节寸灵，雅俗心醉。可见沈自晋重视的是戏曲通过声、动所取得的审美动人且雅俗共赏的娱乐效果，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风教作用，这可以在他自己的戏曲创作中得到证实。在肯定戏曲娱乐价值的同时，沈自晋亦认识到戏曲艺术的文化传承价值：盖声音之道通乎微，一人有一人手笔，一时有一时风气，历历尽然。予兹集，乃博访诸词家，实核其作手，可一览而知其人、论其世，非止浪传姓字已也。这主要是因为沈自晋遭遇明清鼎革，晚年生活在清代，在整理有明一代之戏曲词谱的过程中，通过戏曲作品知人论世，感念故国，所以也就肯定了戏曲艺术能立言传世的文化传承价值。

著作评论

戏曲关目
　　在戏曲关目上，沈自晋力图避免沈璟在《义侠记》中的松散平直，使用了多头并进，有张有弛的技法。例如戏首就是石秀、戴宗、杨雄三头并进，蓄势待发；后又有第十二出看佛牙，潘巧云、裴如海勾搭成奸；第十三、十四出周通起兵妄想强抢石秀之妻；第十五出李逵、戴宗下山，这三处齐头并进，引发高潮。后有李逵扮新娘打走周通，此为一弛。此后便是石秀知奸情，告知杨雄，潘巧云反诳，石秀杀僧，杨雄杀妻，齐奔梁山，共襄义举。一路下来，跌宕起伏而又明快干练，酣畅淋漓。其实石秀之妻的出现显然受到了沈璟塑造武松之妻以旦配生的影响，只为表现男怀忠义、女守贞节的风教思想，虽然增加了李逵、戴宗之戏，却仍然不免枝节之嫌。

结构
　　在结构上沈自晋使用了双线布局，张弛有度且相映成戏，戏剧性强而不会过于冗杂，较《翠屏山》明快简洁，且有了很大的改进。一线是钱青因风雪而被迫三夜守身洞房，一线是颜俊苦守湖边急盼新娘，两线交替并进，一方是愈见尴尬，一方是焦急恼怒，互推剧情至高潮，更加引人入胜。

人物形象塑造和戏曲语言运用
　　同样沈自晋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戏曲语言运用两方面也很好地依据“本色当行”的原则，进行了出色的发挥。《翠屏山》中主要有风尘英雄和市井之徒两种角色，沈自晋通常使用曲辞来表现失路英雄空有侠肝义胆，困游市井不能出头的抑郁不平之气，例如石秀在第二出所唱的[望远行]和[金风曲]；同时沈自晋亦使用大段曲辞来渲染水浒英雄快意恩仇的慷慨磊落胸襟，例如石秀在第二十六出“杀山”所唱的[山羊转五更]。至于戏中对于宾白的侧重，则推动了作品的通俗化，节奏更加明快有力，中间多有插科打诨，增强了戏曲的娱乐性和世俗化。沈自晋在第四出中使用大段苏白刻画了地痞张保的无赖至极，侧面表现了杨雄作为风尘英雄的不得意。戏中迎儿的多处插科打诨也有效地表现了她身为侍女的市侩恶俗和为非作歹。

作品特点

沈自晋的散曲、以明朝覆亡为分界、前期多是投赠祝寿、咏物赏花、男女风情等闲适的作品，清丽典雅，明亡以后、他在散曲里反复写自己的故国之思、家园之念、发抒兴亡离乱的悲痛感伤、雄劲悲凉，风格为之大变。如《旅次怀归》、《再乱出城暮奔石里问渡》、〔解三酲〕《久雨乍晴同大儿一步春畦感怀赋此》、《新居频梦故里》、《四儿咏》、《唐风警太康》等最为突出。

介绍

沈自晋字伯明，号西来，又号长康，晚号鞠通生，江苏吴江人。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深沉好古，旁及稗官野史，无不穷搜。沈自晋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曾考中秀才，之后不在追求功名。明亡后，隐居吴山，与子辈作曲赋词，优游以终。

由于经历了明王朝灭亡，使得沈自晋的作品风格前后有所不同：前期多是投赠祝寿、咏物赏花、男女风情等闲适的作品，清丽典雅，明亡以后,他在散曲里反复写自己的故国之思,家园之念,发抒兴亡离乱的悲痛感伤,雄劲悲凉，风格为之大变。现存传奇作品有《翠屏山》、《望湖亭》，《奢英会》。另又《广辑词隐先生南九宫十三调词谱》，对研究南曲腔格和搜辑晚明戏曲作家，尤其是吴江沈氏家族资料，很有用处。

沈自晋的散曲集有《黍离续奏》、《越溪新咏》、《不殊堂近草》，合称《鞠通乐府》，多写明末清初江南一带的离乱情景；沈自晋的散曲作品还有散存于冯梦龙编的《太霞新奏》中的七套套曲、七支单曲以及散存于《南词新谱》的十三支单曲。诗作存二十二首，清代乾隆五年辑《吴江沈氏诗集录》存三首，《南词新谱凡例续纪》中有《和子犹辞世原韵》七律二首，《鞠通乐府》内插附《自题小像》等十七首。

"

康海（1475–1540）中国明代文学家。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任翰林院修撰。武宗时宦官刘瑾败，因名列瑾党而免官。以诗文名列“前七子”之一。所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等。"救李梦阳

陕西状元康海，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才气横溢而又狂放不羁。当时，朝中另一著名文学家李梦阳，亦以才气著称。两人明争暗比，互不服气。

到了正德年间，武宗朱厚照是个荒淫昏庸的主子。大宦官刘瑾由于能千方百计满足他的淫乐嬉戏要求而倍受宠信，一时间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刘瑾也是陕西人，与康海有同乡之谊，因而总想将康招致门下作为装点，但没有成功。刘瑾多次登门拜访，指望康海会来回拜，可是康海老是瞅他不在家时去答礼。两人关系只在不即不离的状态中。

刘瑾祸国殃民的行为引起了朝中正直官僚的普遍不满，纷纷上书进行弹幼。无奈朱厚照沉湎于享乐，不仅不追究刘瑾，反而将上书的人一个个加以处罚。李梦阳因为替户部尚书韩文出过主意并代他写过弹幼刘瑾的凑章，也被勒令致仕。第二年又被刘瑾借故逮捕人狱，危在旦夕。许多想救李梦阳的人都无计可施。在这紧急关头，李梦阳的一位姓左的亲戚冒险入狱探视。他劝李梦阳说：

“您眼见没有活路了，目前唯有康先生可以救您一命。”

“我与康先生一向争高比低，关系不好，现在有了危险便去求他，难道不是问心有愧么？“”

“您这争的是匹夫之气！危急关头必须灵活些下”

经再三劝导，左某又掏出一张纸片来，一定要李梦阳亲笔写儿个字求康海，李梦阳勉强提起笔，写了：“对山救我！唯对山能救我！”十个字，别的什么也不提。“对山”是康海的别号。左某拿着纸片去见康海。康海说：“这种事目前看来，也只有我能办。我岂能计较别的，而不为良友伸出救援之手！”

第二天，朋友们得知康海要救李梦阳，都来商议援救的办法。康海说：“刘瑾虽然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但生性好名，只能利用这一点以诡诈之言去打动他，用正经的大道理是行不通的。”人们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而且只有口惹悬河的康海才能做得到。

第三天，康海登门求见刘瑾。刘瑾听说，立即倒展相迎，焚香鸣炮请上座。康海也不客气，大大方方地坐下。

“难得有什么好风，把先生吹到舍下来了！“’刘瑾兴奋地说着，马上又张罗设宴相待。

“先别忙！我有话要说”，康海说：“如果您听我的，我就留下喝酒；要不然，我一会就要告辞。”

“先生有话请讲。”刘瑾生怕他走了。

“当年高力士最受唐玄宗的宠信，他尚且肯为李白脱靴，这一点您能做得到吗？”康海单刀直人地问道。

“现在就让我为先生脱靴就是了！”刘瑾连忙站起来说。

“不！”康海示意让他坐下，又说：“当今李梦阳之才高出李白数倍，至于我康某，比起他来更是万不及一了。李梦阳下了死囚牢，而您不能加以解救，难道还能为李白脱靴？”说罢，站起身来，扑打着衣服，准备告辞。刘瑾一把将他按在椅子上，说：

“这虽是朝廷的事，但今天先生既然这么说，我一定要设法翰旋。”

康海这才宽衣解带，上席痛饮，直到次日天明才告辞回去。

李梦阳果然被释放了。但康海从此脱不开与刘瑾的关系。正德五年（1510 ）刘瑾垮台，康海也被划人“刘党”而削职为民。然而，他从不跟人辩白他接近刘瑾的原因。

以上根据《镇原康氏家谱》（2006年3月，康希善主编）所编。

作品成就

《中山狼》
　　康海的出名，主要因为他写过一部杂剧《中山狼》。《中山狼》杂剧是根据明人马中锡的寓言体小说《中山狼传》改编而成，四折，写东郭先生冒险救子中山狼，使它逃过了赵简子的猎杀。中山狼脱险后，恩将仇报，反欲吃掉东郭先生。东郭先生大恐，幸遇杖藜老人，将狼骗进书囊杀死。作品流露了对当政的统治集团人物的不满。第四折中杖藜老人说：“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儿事，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殃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词锋显然是有所指的。旧传此剧为影射李梦阳负恩而作，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说：“填词出才人余技，本游戏笔墨间耳，然亦有寓意讥讪者。如……康对山之《中山狼》，则指李崆峒。”此剧关目曲致，曲文自然朴质。剧中狼、老牛、老杏开腔说话，情态逼真，带有童话色彩。前人称此剧“独摅澹宕，一洗绮靡，直掩金、元之长，而减郑、关之价矣。韵绝！快绝！”（沈泰《盛明杂剧》评语）誉之虽过，但此剧在明前期剧坛上确实是一部有思想内涵和艺术性的作品。王九思和康海在文学创作上是主张复古的，这也反映到其杂剧作品上，即基本延续元杂剧一角主唱的惯例，在曲词上也追摹元曲的风味。但剧作在内容上的新意和单折短剧的体式，也表现出明代杂剧的一些新变化。

《对山集》
　　康海的集子叫做《对山集》，共十卷。集中有许多记游的诗章，但是没有一首明确提到在扬州的经历。有一首《植树》诗云：“此日春气和，万木俱含秀。况我山林居，园列颇成就。”稍稍让人联想到扬州康山草堂。还有一首《怀金可卿》诗云：“珍味安能通俗口，广陵之散谁可传。”这是他唯一提到“广陵”的地方。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大的根雕作品，叫做“流云槎”，据说是康海在扬州的遗物。“流云槎”用天然榆树根制成，形似紫云，可作卧榻，原藏于扬州康山。入清后先归江春，阮元购得后转赠麟庆，麟庆将它携回北京半亩园，其后人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散曲
　　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数30余首、小令200余首，曲作的主要内容一是抒发其愤世嫉俗的情怀，如“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与康”（《雁儿落带过得胜令》）。表现了他自认为无辜遭殃的满腹牢骚，并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二是倾吐其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如《叨叨令》、《秋兴次渼陂韵》就着重表现了作者对“有时节望青山看绿水乘嘉树，有时节伴渔樵歌窈窕盟鸥鹭”生活的欣喜之情。他的散曲一般都写得豪放爽健。但有时过多的生造和堆砌词藻，是其缺点。

与前七子

正德元年，即正德五年，刘瑾因谋反罪被朝廷处死，朝廷清查刘瑾一案，康海因与刘瑾有过来往，遂被列为同党，削职为民。 正在这个时候，已经官复原职的李梦阳，不但不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两肋插刀，反过头来倒打一耙，诬陷嫉害。

康海回家之后，“以文为身累，遂倦于修辞”。他认为“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已矣，何以小技为哉!”他与朋友、同乡王九思遭遇相似，志趣相投，于是经常在其家乡沜东及王九思的家乡鄠县一带。他与王九思一道对戏曲音乐进行了大胆改革，形成了秦腔四大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派——“康王腔”。

趣事

其一
　　公元1502 年明孝宗皇帝弘治十五年，陕官授翰林院修撰，西武功人康海中了文科状元，官幸时年二十七岁，“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观尽长安花。”

其二
　　满腹经论，才高八斗的康海，十年寒窗苦读，终于一朝状元及第，步入仕途。论其才，前途应一片光明。然而，饱读子经诗书的康海却读不透社会这部沉甸甸的厚书，洞不明世事，一言一行遭人忌恨而不自觉；一举一动被人暗算而不自防。看不透人情，明明是敌人却视为朋友。明明是陷阱眼睁睁的往里跳。为人的“不精不细”终于惹来了祸端。武宗正德年间，专权的宦官刘瑾被来自云南首辅杨一清联合太监张永参倒处死，康海涉嫌刘瑾同党受株连，被削职为民。康海蒙冤时，知情且已出狱的李梦阳为自保竟袖手旁观。官场的险恶，人情的冷暖，对康海极大刺激，为此他终生不仕。“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便是他罢官后酌饮时的愤世嫉俗之作。

其三
　　古城扬州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康海寓居扬州期间，作杂剧（（中山狼》鞭苔他的忘恩负义之人李梦阳。100 多年前江西籍文人吴篙来扬州，拜访康海旧居，作（（康海草堂歌》，内有“君不见康对山，歌且舞，救友污名心独舍。乌纱一掷能千古，英雄才子亦黄土，碌碌状元何足数！”写得何其好！文革中批判“四人邦”时，常用“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明代有李梦阳，当代有“四人帮”，世间很多珍稀动物都灭种了，“中山狼”偏偏难以绝种。

其四
　　康山草堂的名声很大，许多文人雅士慕名造访。来头最大的，乃是乾隆。乾隆临幸康山草堂；嘉庆二年，钱泳偕友来游康山，作半日清谈；阮元于道光年间，买过此院。此时的康山，己渐趋荒凉，大半草堂，己成荒丘。如今康山草堂早己不复存，那堆黄土也己无迹可寻，但其原来所处的大致方位还是有的：由徐凝门街南端向东进再到东首，便是大约的位子。康山草堂没有了，康山的名字还在扬州人的心中流传。
　　漫步康山街的石板路，我隐约感到自己站在了高高的康山。俯视郡城，我看见公馆，高楼宅第；通衙夹道之上，负贩担肩，车马喧嚣，种种琐细之事，无不清晰地见。更有铮铮琵琶，楼台丝竹，时而浅吟低唱，时而慷慨激昂，仿佛流风余韵，至今还在缭绕。蓦地，眼前一片金黄闪耀，原来扬州旧时的那轮明月，还来照我，霎时人间一片迷离的清辉，洒满了我的衣裳。

其五
　　康海状元赴京会试前“一梦”据爷爷康荣华老年之后，给我讲过的故事，那就是康海状元赴京会试的前一夜，梦见一壁土墙之下，有十三个小猪患在墙脚之下拱土，突然土墙坍塌，将十三个小猪压在墙下，康海也被这情景惊吓而醒，出了一身汗。直到天亮再未人睡。早上急忙告诉母亲，说他夜有不祥之梦，提出不想赴考。他母亲听了儿子的叙说之后，挺高兴的，说好梦、好梦。“一壁压倒十三省，我儿康海状元郎。”那时的中国只有十三个省，经他母亲这样解说康海高高兴兴的赴京考试了，结果中了状元。

其六
　　兵部侍郎杨廷仪（杨廷和之弟，杨慎之叔）自家乡赴京，路过武功县，前来拜访。康海很高兴，便留下饮酒。两人都很愉快。饮至中途，康状元自己站起来，一边唱着自制的新词，一边亲自弹琵琶助兴，气氛十分热烈。杨侍郎酒酣耳热，乘兴对康海说：“家兄在内阁（当时杨廷和为首席大学士）, 很想念您，您为什么不写封信去通个消息？只要您去封信作点表示，我再到翰林院帮您疏通一下，您一定能重新回京做官。”
　　康海不等他说完，立即火冒三丈，抡起琵琶就朝他打过去。杨廷仪大惊失色，急忙站起来，踉踉跄跄往外就跑。琵琶在胡床上摔得粉碎，康海仍不解气，一边追赶，一边骂道：“混帐东西，我康某人难道象王维那样，假装乐工，借弹琵琶讨官做么？你这西蜀小子，太小看人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康海摔琵琶一举，既充分显露了他嫉恶如仇，且容易冲动的个性；也表明了他不肯再与朱明王朝合作的坚决态度。

以上根据《镇原康氏家谱》（2006年3月，康希善主编）所编。

与秦腔

康海，“主盟艺苑，垂四十年”，创“康王腔”，壮秦腔之基。

这个举世有名的才子，广招演员，自制乐曲，写剧本、改革声乐唱腔脸谱，自操琵琶，创建了自家戏班子，人称“康家班社”。他招收弟子在家中教授他和王九思创作的“慷慨悲壮、喉啭音声、有阳刚之美、有阴柔之情”的“康王腔”。自己动手创作的《中山狼》和《王兰卿服信明忠烈》《杜子美游春》等剧本，并让戏班排练。康海的继室张氏，出身乐户，能唱善舞，声振秦中。并培养出较有名的演员双蛾、小蛮、春娥、端端、雪儿、燕燕等，更有“随身四帅”金菊、小斗、芙蓉、采莲，深受观众所喜爱。康家班演出的戏“歌有新词、舞有娇姿”，30年红极家乡，对秦腔发展影响很大。曾广集千名艺人，参与秋神大赛活动。康海不仅是秦腔艺术的先哲，且精通音律，善弹琵琶，被称为“琵琶圣手”。吴梅村评价说：“琵琶急响多秦声，对山慷慨称入神，同时渼 陂亦第一，两人失志遭迁谪，绝调康王并盛名，昆仑摩挲无颜色!”一次，康海在扬州焦山弹奏琵琶后，倾倒观者，后人遂将焦山易名“康山”，以示纪念。康海被革职后，在家闲居了整整30年，遗命以山人巾服成殓。检其遗资“借金百余”，而大小鼓却存有300多副。

康海还扶植周至张于朋、王兰卿在康家班基础上组建张家班。张家班，又名华庆班，不仅在周至、户县、眉县以及省境内一些地方演出，还曾随陕西盐商、木商到过江浙一带。张于朋喜爱秦腔，多才多艺。他回家后，以暖泉别墅为基地潜心地方戏曲、音乐的研究与实践。他不但会演戏，还会编戏、排戏、打鼓等。他的妻子王兰卿，周至县城内乐户王锦之女，自幼聪敏好学，性情贞良，七、八岁吹拉弹唱，所事皆通，与张结为姻缘。王兰卿为张家班骨干，她唱做俱佳，其情感人，出色的表演艺术，为西府剧坛之冠，成为明代中叶最著名的秦腔女演员。华庆班在历史上活动长达50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的50年代。

官场不幸秦腔幸。康海为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康海创作的杂剧《中山狼》是讲述东郭先生救一只中箭逃命的狼，自己几乎反被狼所害的故事。通过对狼的本性的揭露，骂尽一切负国家、 负父母、 负师友的无耻之徒，同时嘲讽了迂腐的东郭先生“无所不受”的“仁心”，颇有深意。全剧紧凑，富有戏剧性。曲白生动而自然，具有爽直古朴的特点，剧中狼、老杏、老牛开腔说话，情态逼真，饶有童话色彩。一说《中山狼》杂剧是为影射李梦阳负恩而作。

周全了籍与康”。

影响

自己动手创作的《中山狼》和《王兰卿服信明忠烈》杂剧。还著有散曲《沜东乐府》。所著《武功县志》，明、清时皆推第一。

评价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生平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西安府武功县人（今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浒西庄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六月二十日，死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十二月十四日，享年66岁。

康海自幼机敏，童年事邑人冯寅为蒙师，习小学，“凡洒扫应对之属”，冯出仕后，又入关中理学名家习毛诗。成化二十二年，其父康镛从平阳知府任上归田，尝为之讲授古今贤圣掌故，期其效法。父退，海嬉戏如忘，父怒欲捶楚，问所授，海从容复述无可责。

孝宗弘治七年（1494）入县学，时提学副使杨一清督学陕西，见海文，盛赞其才，言必中状元。24岁与三原马理同举于乡，次年赴京会试落榜。弘治十五年（1502），海28岁复参与会试，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遂登进士第一，大魁天下。康海在殿试对策中，仗义执言，力陈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兴利除弊，升为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曾参与修宪宗、孝宗两朝实录。武宗正德三年（1508）李梦阳入狱，为救文友，海往见同乡刘瑾，通宵畅饮，不日梦阳获释。八月，海奔母丧，途经顺德遇盗。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事发，被脔割3357刀，凌迟处死。海以同乡受其株连，被削职为民。梦阳不曾进一言以救。遂以文为身累，倦于修辞。乃曰：“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泉石间矣！”曾有人劝他向朝廷申辩其冤，以图起复，海断然拒绝。

从此放形物外，寄情山水，广蓄优伶，制乐府、谐声容，自操琵琶创家乐班子，人称“康家班社”。与户县王九思共创“康王腔”，扶植周至张于朋、王兰卿组建张家班。曾广集千名艺人，参与秋神极赛活动。自己因谴责李梦阳写成的杂剧《中山狼》和《王兰卿服信明忠烈》杂剧，被之管弦，自此俳优。在康家班基础上组建的张家班，又名华庆班，在历史上活动长达500年之久。为重振北曲，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海放歌泉林30余年，初衷不改。殁时。除诗文集外康，还著有散曲集《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尤以《武功县志》最为有名。评者认为康海编纂的《武功县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康氏此志作为楷模。因为文学理念相近，加上同时尊崇复古文风，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亦即文学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康海不仅以他创作的诗文以及杂剧而闻名，成为明朝中期七才子的核心，而且在官场刚正不阿，藐视权贵，颇具秦人风范。康海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七才子一起，触权贵，骂奸党，指责时弊，弹劾刘谨。正德元年（1506），太监刘瑾专擅国政，刘瑾是兴平县人，以其与康海为同乡，又风闻康海的才名，企图拉拢康海作为同党，康海一直不肯去见刘瑾。恰巧李梦阳因为代尚书韩文草拟弹劾刘瑾的奏章，事情暴露后，刘瑾加给李梦阳其他罪名，将其逮捕人狱，准备处死。李梦阳从狱中给康海递了一张纸条，上写“对山救我”四字。“对山”为康海的别号。康海义不容辞，虽然一直不肯登刘瑾之门，但为了朋友，只得硬着头皮去拜谒刘瑾。刘瑾听说康海登门求见，高兴万分，急忙跑出去迎接，下榻时十分匆忙，连鞋也没有穿正，倒足汲着鞋跑出门迎接，并将康海奉为上宾。康海在刘瑾面前，多方为李梦阳辩解，刘瑾一心想拉拢康海，遂看在康海面上，第二天便释放了李梦阳。过了一年，即正德五年（1510），刘瑾因谋反罪被朝廷处死，朝廷清查刘瑾一案，康海因与刘瑾有过来往，遂被列为同党，削职为民。正在这个时候，已经官复原职的李梦阳，不但不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两肋插刀，反过头来倒打一耙，诬陷嫉害。 康海回家之后，“以文为身累，遂倦于修辞”。他认为“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已矣，何以小技为哉！”他与朋友、同乡王九思遭遇相似，志趣相投，于是经常在其家乡沜东及王九思的家乡鄠县（今户县）一带，携带歌姬舞女畅饮，创作乐曲歌辞，自比为乐舞谐戏的艺人，以寄托其忧郁苦闷的心情。

同时渼陂（王九思号）亦第一，两人失志遭迁谪，绝调康王并盛名，昆仑摩挲无颜色！”一次，康海在扬州焦山弹奏琵琶后，倾倒观者，后人遂将焦山易名“康山”，以示纪念。康海被革职后，在家闲居了整整30年，遗命以山人巾服成殓。检其遗资“借金百余”，而大小鼓却存有300多副。

官场不幸秦腔幸。康海为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家谱记载

康海祖籍河南固始，宋朝末年其先世因避乱移居陕西武功，至康海时已历七代。从其高祖康汝揖起，即世代为官。他的父亲康墉，字振远，博学多识而有文名，任平阳府（治今山西临汾）知事。在这样一个书香门弟、官宦世家，康海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他十八岁时人县库为生员，由于读书刻苦而方法灵活，学业进步很快。无论才识、文章，在诸生中都属佼佼者。时任陕西提学副使的杨一清（字应字，成化进士）对其十分赏识，认为他将来必中状元。康亦以此自负。

弘治十四年（1501 年），康海参加陕西乡试。应试之前，他就决意一展才华，夺取解元的桂冠。结果发榜以后，第一名却是吉时，他只考中第七名。弘治十五年（1 502 ）年赴京应进士试，会试虽然榜上有名，但第一名却为湖广人鲁铎所得。这对早就以状元自负的康海来说，无疑是不小的刺激。然而，虽则两次失去夺元的机会，他并未就此丧失信心。他对一同应试的人说：“乡试让吉时，会试让鲁铎，如果在廷试时再让一人，我就真成了无用的弃物了！”心情复杂的感叹之中，志在最后一博夺取状元的决心溢于言表。果然，廷试以后，他的对策得到读卷官、内阁首辅刘健的很高评价，称其“词意高古，娴于政理”。进呈宫中后，孝宗朱佑樘也十分赞赏，认为有明以来一百四十余年，进士策论还没有如此绝佳之作，于是亲耀其为一甲一名，赐其状元及第。久以状元自负的康海，终于得遂已愿。

我国古代，传说天上有主宰人间文运的星宿“文星”（即“文昌星”，也称“文曲星”）。并说在朝廷科举之年，“文星”入于何处，则何处当出状元。康海及第这年，据说当时京师就有一个善占星相者能预先观出“文星”的去向。礼部诸大臣为提前知道是科状元出在何省，还曾当面询问过他。开始问他：“魁在何处？”占星者答道：“文星在楚，魁当在湖广”。一个月后，会试即将揭晓，很快要举行廷试，几位大臣再次让占星者占算。占星者讶言道：“文星人楚浅，人秦深，魁当在陕西！”结果，湖广人鲁铎得中是科会元，而陕西人康海在殿廷对策中夺魁。由于当时人们迷信心理很重，因此便说，人世之事“上应天象如此”。

康海状元及第后，授翰林修撰。当时，明朝文坛上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文风，发起了复古运动。康海在这场运动中与李梦阳等互相唱和，成为复古派前七子之一。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宦官刘瑾窃弄威权，李梦阳等又成为敢于和刘瑾进行斗争的人物。因康海与刘瑾同为陕西人，其才学又负有盛名，所以刘瑾千方百计要招引他为已所用，但被他拒绝。

正德二年（1507年），尚书韩文等因不满刘瑾干政弄权，上疏武宗，请求诛杀刘瑾及其党徒，并请李梦阳起草疏稿。不幸事情泄露，韩文等被革职（后来人狱），李梦阳被勒令致仕。不久，刘瑾又找借口把李梦阳逮捕人狱，并准备将其杀害。李梦阳在狱中密写“对山救我”四字，托人转交与康海，要他设法营救。康海本以与刘瑾交结为耻，但为了营救好友，无奈之中不得不以同乡的名义去拜渴刘瑾。刘瑾一听说康海求见，喜不自胜，慌乱中反生着鞋子出门迎接。经康海从中通融，刘瑾于次刚将李梦阳从狱中放出。一年后，刘瑾事败被诛，子却因此事受到牵累，被人指为刘瑾同党，落职为民。

康海落职后，从此放浪自悠。他经常与王九思（前七子之一）等人西西安近郊）之间、聚会鄂（今陕西户县）、杜（今陕，挟带乐妓在一起宴饮。并制乐造曲，以乐舞艺人自比，借此寄托自己心中的郁愤。王九思曾出重资购买乐器，让乐工学习琵琶。康海因善于掐弹（废木拨而用手指弹凑），技艺高超，为人竞相效仿。卒后，遗囊中别的东西很少，然而仅大小鼓却有三百余副。

康海一生，诗文成就颇高，与李梦阳齐名。所作北曲，风格古朴。著作有《对山集》、《沜东乐府》和杂剧《东郭先生误救中山我狼》、《王兰卿服信明贞烈》等。相传他被指为瑾党而落职之时，先前被他营救的李梦阳竟无一言相救，他因此作《东郭先生误救中山我狼》杂剧，以记其憾。但此说不尽可信。

以上据《镇原氏家谱》（2006年3月版，康希善主编）记载所编。

削职原因

康状元被削职的深层原因正德五年 ，刘瑾势败被杀。陕西状元康海也因与他有所往来而被牵连削职，从此不再被起用。本来他一向是远看刘瑾的，完全是为了救李梦阳才不得不与刘瑾接近。这是举朝皆知的事，为什么当年没有人出来为他说话呢？原因在于康海自恃才高，加之行为放荡，无意中得罪了许多人。因为才华横溢，每在大庭广众之中议论风生，无所顾忌，少不了要对别人的文章及周围的事情品头评足，这样哪有不伤着人的？时间越长，伤的人越多。他行为放荡，不拘小节，又被较多的烙守礼法之士视为疏狂，不肯与之为伍。

他还爱批改别人的文章。每当有人请他修改时，他总是不顾情面，别出心裁，大涂大抹，改得面目全非。这也常令同僚们心下不服，以至产生忌妒情绪。这还不打紧。

有一回，几个同年进士作弄他，将首席大学士、也以文学自友的湖南人李东阳的文章抄出来请他修改。经他大刀阔斧地确削一番之后，原文十亭只剩下一两亭。这事一传出去，当然大大地得罪了李东阳这位“国老”。其它“前辈”也都认为他过于狂妄，对他侧目而视，存了戒心。

又有一回，康海的母亲去世。照惯例，翰林官的父母亡故，其墓文都是请内阁大学士们来写。康藻海不管这一套，一得到母亲下世的消息就动身，只顺便求了经常打交道的李梦阳、王九思等人撰写墓碑、墓志铭等等，而将号称“海内文宗”的李东阳亮在边，这更使李东阳十分恼火。

如此种种，康海虽然并不是“失道者”，却己渐成“寡助”之人了。给了议罪之时，只要首辅李东阳一句话，他就会完全无事，但李东阳怎么会帮他？连他救过的李梦阳，也因平时有许多文字之争，关键时刻也不出来说一句话。可以说，康状元是被才华累，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也许才高就容易狂妄，而狂妄就寡助，寡助就免不了出现坎坷，这是个难以逃脱的怪圈。古今人情往往类似，真正的有才或自视“才高”者应引以为戒。

以上根据《镇原康氏家谱》（2006年3月，康希善主编）所编。

生活小叙

他出生于世代仕宦兼商人家庭。父亲康墉（音庸y6ng ）对他管教甚严。他从小好游嬉，父亲看见时拿鞭子要打他，但一翻他的作业，早己都做好了，只得作罢。他读书只注重理解而不愿费时费力去背诵，因而得以博览群书。他对经、史、子、集以乃词曲、小说．无所不窥。自青年时代起便立志要有所作为。弘治十年（1497 ）中举，十五年壬戍( 1502 ）科以状元及第，授修撰。曾充经筵讲官，与修《宪宗实录》、《孝宗实录》、《历代通鉴纂要》等。为文主张追步秦汉，强调言之有物。他写文章总是在精力充沛、心情平静时动手，于是文思泉涌，一泄千里。一感到疲倦，立即停下来。所以他的作品往往不同凡响。别人送文章来看，多半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常与另一才子李梦阳争高下，一时名声大起，引起许多崇拜者，也被一些文学自命的老资格官僚所忌恨。

正德初年，刘瑾用事，因康海是同乡而存心拉拢，康海一直不理睬。后来李梦阳帮吏部尚书韩文写文章弹劝刘瑾，招来杀身之祸，康海为救李梦阳只得去见刘瑾，刘瑾倒展相迎，不仅放了李梦阳，而且要升康海为吏部侍郎，但康海坚决推辞了。从此与刘瑾有些往来，也设法纠正了刘瑾的一些不法行为。正德五年（巧10 ）刘瑾势败被杀，忌恨康海的人把他列人刘党，将他削职为民。他夺魁一场，仅当了八年翰林官，中间还为其母守丧三年，不少人为他感到惋惜。他却说：“玉石俱焚，是自古就有的事。杀刘瑾这样的坏人是天下的大幸，我个人受点牵连无所谓。”

当然，他内心的不平之气还是有的。回乡后，葛巾野服，一转轮密码纵情山水，挟妓浪游，一边从事文学创作。许多到过关中的文人都要慕名去拜访他。也有人劝他再出来做官，但一提做官的事他就大发脾气。

他写了许多抨击时弊的散曲，也写了著名的杂剧《中山狼传》。“弘治十才子”中有他，明代“前七子”中也有他。他是明代状元中最著名的文学家。所著有《对山文集》、《沂东乐府》、《康氏族谱》、《孙氏族谱》、《武功县志》等行于世。

他还精音乐，懂天文历法，兼通拿脉、针灸等。其子康阜，自幼被称为神童，只活了19 岁。

其次子康栗，秀才出身，早卒，颇有才华，著有《子宽集》，其女亦工文辞。

以上根据《镇原康氏家谱》（2006年3月，康希善主编）所编。

"

［明］（公元？年至约一四六七年）字公让，濠人。生年不详，约卒于明宪宗成化三年。为诸生。工诗，负才使气。巡抚尚书周忱使作启事，即席成数万言。忱荐之朝，少保于谦召询古今将略及兵事，应对如响。稍迁至指挥佥事。天顺中，锦衣侦事者摭允绩旧事以闻，谪为民。成化初，复故官。三年，擢都指挥佥事，分守孤山堡，与贼战死。允绩官京师时，与王淮、刘溥等唱酬，号景泰十才子。著有东谷集十卷，《明史艺文志》传于世。

陈霆（约1477年－1550年），字声伯，号水南，浙江德清县人。明朝官员，学者。弘治十五年（1502年）中进士，官刑科给事中。为人耿直。正德元年（1506年），因上书弹劾张瑜，被其同党刘瑾陷害入狱。刘瑾被诛后，复官刑部主事，次年出任山西提学佥事。不久辞官回乡，隐居著述。著有《仙潭志》、《两山墨谈》、《水南稿》、《清山堂诗话》、《清山堂词话》等。"介绍

，字声伯，号水南居士，隐居仙潭后，更号渚山真逸，晚号可仙道人。明代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人。词人、作家。明弘治十五年进士，官刑科给事中，为人耿直。正德元年，针对明孝宗被庸医误诊致死一案，书呈《大珰张瑜科参》，遭张瑜同党刘瑾陷害入狱，杖三十。谪判六安州。四年冬，移知徽州府休宁县，五年，瑾诛，复官刑部主事。翌年七月，举佥山西按察司。抵任两月，命领敕提督学校。致仕归，隐居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渚山约四十载，著述颇丰。嘉靖中，屡征不起。葬于浙江德清县新市镇吴兴荡西岸寺后圩。著《水南稿》十九卷、《唐余纪传》十八巻、《两山墨谈》十八卷、《山堂琐语》二卷、《渚山堂诗话》三卷、《渚山堂词话》三卷、正德《德清县志》、正德《仙潭志》八卷、《绿乡笔林》、《水南闲居录》、《宣靖偹史》等。其所著《渚山堂词话》为明代词学著作中之佳者，存录元明之际诸多散逸词作。"

常慧（1557－1643），明末江西建昌云居山真如寺僧，曹洞宗三十二世高僧。诸缘洪断禅师法嗣。字味白，号龟山，俗姓胡，南昌（今属江西）人。世称常慧味白禅师。年十五出家，旋受戒。奉师命广参博采，道行日进。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上云居山谒洪断禅师，留侍左右，得法为嗣。于重建真如禅寺立有大功。公元1612年（万历四十年）洪断禅师退归燕京，乃奉命率徒守祗树堂。未久真如常住敦请出任住持。在任二十余年，维护道场，颇历艰辛。公元1637年（崇祯十年），仍退守祇树堂，课徒训孙，克己修行。学识渊博，儒释兼通，工诗善文，长于言辩，德才均堪称同代僧俗师表。

王象春（1578～1632）明末诗人。原名王象巽，字季木，号虞求，别号山昔湖居士，新城（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人，清初文学家王士祯从祖。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第二，官至南京吏部考功郎，终因刚直而免官归田。象春才气奔轶，诗宗前后七子，诗文结集为《齐音》（亦题《济南百咏》）、《问山亭集》。"生平

官僚世家
　　新城王氏为官僚世家。曾祖王麟，赠官光禄大夫、兵部尚书。祖父王重光，官太仆少卿，户部员外郎。父王之猷，历任淮扬兵备道、浙江按察使。王象春之兄王象晋，即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之祖，官至浙江布政使。全家五世皆为进士出身。

仕宦罢归
　　王象春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第二，和钱谦益同年，一为榜眼，一为探花。万历四十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另一同考官被揭发舞弊，使王象春遭受牵连，经刑部追查审理，历时两年，方弄清事实。王象春饱受精神折磨与迫害，只得告病回原籍新城。万历四十三年，故乡灾乱不宁，于是变卖田产出走。先至沂蒙、徐州等地，又北返兖州。次年来济南，在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上购得明“后七子”之一李攀龙的旧居为家，又筑“问山亭”以自娱。自此徜徉于济南的湖光山色中，脱离世俗。写有《齐音》107首，对济南的山、水、湖、泉题咏殆遍。每首诗后附有注释，以抒诗中不尽之意。该书内容丰富，涉及济南名胜古迹、节令时俗、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当时人称：“况历旧无专志，今百咏所载，千秋之作备矣。”
　　万历四十五年，王象春重回官场，先至北京任上林苑典簿，后长期在南京任职，历任大理寺评事，兵部、工部员外郎，擢至吏部郎中。“雅负性气，刚肠疾恶，扼腕抵掌，抗论士大夫邪正，党论异同，虽在郎署，咸指目之，以为能人党魁也”招致魏忠贤等“阉党”的嫉恨。天启五年，被“阉党”削职回籍。抑郁数年，于崇祯五年病卒。

文学创作

王象春家居时，曾寓居济南大明湖南侧，在百花洲筑问山亭，徜徉于济南湖光山色之中，以山水自娱，写有《齐音》百首，对济南山水湖泉题咏殆遍。如《大明湖》：

万派千波竟一门，冈峦回合紫云屯。
　　莲花水底危城出，略似镂金翡翠盆。

生动地描写出明湖山水相形的阔大境界和城映水底、缤纷荟萃的秀美景致。然而，王象春诗并非只是咏写自然景致，其题咏古迹的《书项王庙壁》一诗，则抑扬楚汉，直抒己见：

三章既沛秦川雨，入关又纵阿房炬。
　　汉王真龙项王虎。玉块三提王不语。
　　鼎上杯羹弃翁姥，项王真龙汉王鼠。
　　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龙亦鼠虎亦鼠。

象春以诗名于万历间。其山水诗，生动活泼，清新自然，读罢回味无穷。钱谦益说王象春“以诗自负，才气奔轶，时有齐气，抑扬坠抗，未中声律”，评论较为中肯。除《齐音》外还著有《地理俯察备要》、《山昔湖集》、《问山亭集》等。

"

茅坤（1512～1601）明代散文家、藏书家。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儒将茅元仪祖父。嘉靖十七年进士，官广西兵备佥事时，曾领兵镇压广西瑶族农民起义。茅坤文武兼长，雅好书法，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观点，至于作品内容，则主张必须阐发“六经”之旨。编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对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尤为推崇。茅坤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同被称为“唐宋派”。有《白华楼藏稿》，刻本罕见。行世者有《茅鹿门集》。"文学成就

茅坤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提倡学习唐宋古文。他评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此书选辑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文章共 164卷。每家各为之引。总序中说：“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所以茅坤选文目的在于宣扬八人文章中得“六经”之精髓者，对韩愈尤为推崇。他评述文章艺术形式也不出八股文笔法范围。他评点注释虽多有疏漏、错误之处，但此选本繁简适中，可作为初学者之门径，因此几百年来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名目也由此流行。茅坤的散文刻意模仿司马迁、欧阳修。行文喜跌宕激射。但是，由于为文好摹拟，佳作不多。今存《白华楼置稿》11卷、《续稿》15卷、《吟稿》8卷、《玉芝山房稿》22卷、《耄年录》7卷，以及《浙江分署纪事本末》、《史记钞》、《纪剿除徐海本末》等。行世者有《茅鹿门集》。

钱谦益对茅坤多赞赏之词：“为文章滔滔莽莽，谓文章之逸气，司马子长之后千余年而得欧阳子，又五百年而得茅子。疾世之为伪秦汉者，批点唐宋八大家之文以正之。”

生平

茅坤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吴兴人，嘉靖十七年得中三甲进士。历任青阳、丹徒两县知县，因政绩卓著，于嘉靖二十四年冬十二月，破格擢升为礼部仪制同主事，未几，迁任吏部稽勉司，曾受牵连于嘉靖二十五年被外调谪为广平通判。后又屡迁广西兵备佥事、河南副使。时广西数股瑶僮利用壁立山势，盘礴六七百里，劫杀吏民，督府尝疏请三省夹剿未果。两广总督应木贾闻茅坤之才，特檄坤至广西以大征一切军兴事宜相属。茅坤一反大征之惯用手法，用“雕剿”之法，获大胜，被总督叹为“奇才”。因“雕剿”有功，晋升其官阶二级。当时，茅坤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终被忌者所中，于嘉靖三十四年解职还乡，开始了长达四、五十年的乡居生涯。嘉靖末，倭寇屡犯两浙，茅坤应胡宗宪请为幕僚，共商兵机。后将胡宗宪诱杀寇首徐海经历编述为《徐海本末》一卷。后因家人横行乡里，为巡抚庞尚鹏所劾，削籍归家，专事著述。万历二十九年卒，享年九十。葬武康鸡笼山。

《湖录》记载茅坤的藏书在当时称霸一方，书楼名“白桦楼”、“玉芝山房”，收藏宋元刻本较多。家编有《白桦楼书目》。有藏书楼数十间，仍充栋不能容，后由其孙茅元仪又编有《九学十部目》。分为九学十部。九学为：一经学、二史学、三文学、四说学、五小学、六兵学、七类学、八数学、九外学。九学而外，再加世学，号曰十部。其藏书印有“茅坤”、“桐园”、“墨香亭”等。

"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学家。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震泽先生，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成化十一年进士。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博学有识鉴，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其人其事

正直清廉
　　王鏊居官清廉，为人正直，时称“天下穷阁老”。弘治初，王鏊升为侍讲学士，担任讲官。宦官李广引导皇帝游玩西苑，王鏊就讲周文王不敢在出游狩猎方面纵情娱乐的故事，反复规劝皇上，情真意切，皇上被感动了。讲完后，皇上对李广说：“讲官指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寿宁侯张峦以前与王鏊有交往，等到张峦富贵以后，王鏊就再不与他来往了。皇太子出就封国，朝中大臣请求遴选正直之士做皇太子的宫僚，王鏊保持原有的官职兼任谕德。不久转任少詹事，又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王鏊曾经向皇上陈奏边防策略，他认为如今火筛、小王子并不值得畏惧，而本朝奸佞小人乱政，大臣将士功罪不分明，职责不专一，法令不实行，边境空虚，这些才是最可怕的。但愿皇上振奋刚健决断的气魄，经常召见大臣，咨询了解守边将士的勇敢或胆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明确规定主将的职权。优待体恤边境战事中死亡者的家属，招募边境上骁勇的人。分配兵力，多方出击，出奇制胜，敌人必定不敢长驱直人。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正德元年四月，担任左侍郎，与韩文等大臣请求诛杀刘瑾等“八党”。不久刘瑾却掌管司礼，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职，内阁只剩下李东阳一个人。刘瑾想要推荐焦芳，但朝廷大臣们只推荐了王鏊。刘瑾迫于公论，任命王鏊保留原本官职，兼任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个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被戴上枷锁，面临杀头之祸。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你侮辱他们，还要杀他们，我还有什么脸面坐在这里？”李东阳也竭力相救，崔璿等人得以保命而受遣戍之罚。刘瑾对尚书韩文怀恨在心，一心想杀害他，又想借其他事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奔前跑后，竭力相救，他们才得以幸免。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说他修筑边境城墙浪费资金。王鏊争辩说：“一清为国家修筑边防，怎么能把功臣当成罪人？”刘瑾憎恨刘大夏，把他抓到京城，想要判他“激变”罪名处死他。王鏊又争辩说：“岑猛只是迁移延时没有行动而已，没有叛变怎么叫做激变？”当时中外大权全都归于刘瑾，王鏊起初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他有时还会听取意见。然而焦芳一味随和，没有主见，刘瑾专权蛮横日益厉害，灾祸殃及缙绅。王鏊无法挽救局面，竭力要求离职。正德四年，上了三次奏疏，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在家居住十四年，朝廷大臣交相举荐，他始终没有再入朝。
　　王鏊坚持正义不阿谀逢迎，保持自身清正及早引退。这实在是明晓去就的分寸，作为一个清正的大臣，怎么能以随和应付、曲意周旋的态度去逢迎取悦呢？

仗义执言
　　明武宗是个喜欢逸乐的皇帝，不问政事，信任他当太子时早夕侍奉他的太监刘瑾等八名太监，朝政黑暗。刘健、谢迁等本想除去“八虎”，结果反而自遭失败，相继去位。于是，王鏊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一个月后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正德三年，以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王鏊仗义执言，在刘瑾迫害朝廷官员时，他多次挺身而出，采用各种办法，坚持与宦官势力作斗争，据理力言，竭尽全力地营救、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一、正德四年时，刘瑾专权乱政，打击迫害带头上疏论劾“八虎”罪恶的户部尚书韩文。不仅将韩文罢官，又创“罚米法”，令韩文输米千石至大同，置韩文于死地。王鏊据理抗争，韩文终于得免。二、尚宝卿崔璿、郎中张玮、副使姚祥等3人无辜遭诬陷，都在途中乘轿被逮，枷于东西长安街，毒刑敲打几死。王鏊不顾个人安危，寻着刘瑾当面斥责道：“士可杀，不可辱。现在他们不仅受侮辱而且遭杀，我还有什么脸颜居此位！”说完愤然离去。李东阳也奋力相救，崔睿等才免遭一死，远遣戍边。三、刘瑾攻击三边总制杨一清，诬陷其筑边墙是劳民伤财，逮捕下狱。王鏊据理抗争，当面对刘瑾说：“杨一清才高望重，为国修边，到底有什么罪？！”李东阳亦力救，于是得以释放。四、兵部尚书刘大夏为人正直，刘瑾对此恨之入骨，要想以兵变之罪处死。王鏊得知后挺身而出，为之鸣冤，刘大夏得以幸免。
　　正德初年，刘瑾根基未稳，见王鏊开诚建言，有时还是听从其言。因此，王鏊借助在朝多年的巨大影响，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但是，后来由于焦芳一味奉迎，刘瑾气焰日益嚣张，流毒缙绅，王鏊孤军奋战，独木难支，难以挽回局势，于是愤然请求告老回乡。正德四年，王鏊接连3次上疏辞职。刘瑾对王鏊既恨又怕，于是怂恿皇帝准其去位；五月，王鏊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还乡。此后，朝廷大臣多次交相荐举，王鏊终不肯再复出。《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称他是：“筹边计熟，立朝行危，急流勇退，弗事委蛇。”
　　王鏊致仕回乡至逝世共14年，人在朝野，但他关心朝政，关注民生，心系百姓，人称“山中宰相”。

君子之泽
　　说到“君子之泽”，读书人自然会想到下一句“五世而斩”，是的，荫庇后世甚至福泽绵长，几乎让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愿而又力有不逮。所以孟子可以说是一语成谶。但孟子也说过：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战乱频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玉环飞燕皆尘土”。放在现在的语境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永无休止的克隆自己。但是苏州近郊的陆巷古村，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尽相同的佐证。
　　陆巷古村位于东洞庭山的后山－－嵩峰山麓。这是一个位于太湖之滨的小小村落：一说是东吴大将陆逊的埋骨之地，一说是南宋文武家眷避乱之所。让陆巷古村名闻遐迩的是在明代，村里出了个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成化年间，王鏊乡试、会试皆为第一，殿试时，被正考官借故“抑之置第三”。解元、会元、探花，一个农家子弟就这样走出江湖之远，走向风云变幻的庙堂之高，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的命运就这样被完全改变。
　　王鏊走上仕途之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为一品宰相。之后，古村名人辈出，仅王氏家族就有王禹声、王世琛、王芑孙、王颂蔚等闻名于世。这不足百户的小小山村屡屡大兴土木，平整土地，挖沟修道，架梁造宅。现今古村内尚保存有惠和堂、粹和堂、遂高堂、会老堂等明清建筑二十多处，如果耐心，还可以查到东山王家榜上有名的历代贡士、历代名人和学者教授56人之多。
　　如果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分为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那么这三个阶层的相对频繁的角色转换，绝大部分要靠科举制度来完成。比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或者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袭的，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角色转换或者循环过程。
　　行书七律诗轴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科举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事实上，科举制度犹如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王氏后人一次次通过科举完成由地主到士绅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转换。在东山王家，君子之泽被他们一代接一代的续写，有声有色而又辉煌无比。
　　值得思考的是，仕与隐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永恒的两难抉择；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鏊之弟王铨，也是举人，曾被推荐去杭州府做官，但他不愿为官，拒不上任。在京任职的王鏊曾修书赞扬其弟，称自己“输与伊人一着高”。
　　当王鏊带着成功者的光环从太湖深处一路走出，他肩负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落，他还必须承担光大王氏门楣的责任。然而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王鏊入朝历经宪、孝、武三朝，可谓位极人臣。但延至明武宗，不仅皇上昏庸，而且朝中还有宦官刘瑾为首的一干人兴云播雨——奸臣当道，大势难挽，国不能救，王鏊于是愤而辞职，据说他在告老还乡时，因顺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养养金鱼，就被刘瑾趁机诬陷，说小小太湖连三洲，团团围困八百里，王鏊湖中养鱼是假，屯兵谋反是真，差点让王鏊人头落地。
　　王鏊致仕回乡后，修宅买田，蛰居东山，做起了隐士：或潜心学问，撰写方志，或泛舟太湖，赋诗题铭。惠和堂落成后，他在《洞庭新居落成》一诗中这样写到：“归来筑室洞庭原，十二峰峦正绕门。”为了表明他与官场的清浊之分，王鏊还筑有别墅招隐园－－事实上，王鏊在京为官时，就曾筑有小适园，似乎要给自己在官场风云中留一块小憩之地，现在他心愿得偿，可以将自己宅后花园取名为“真适园”了。园内遍植梅花，疏影横斜，幽香阵阵，与他的胞弟、著名隐士王铨幽雅古朴、小巧别致的“遂高堂”互为呼应，成为独立于高墙深宅之外的养心怡性之所。
　　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们就此隐居下去，那么，洞庭东山王家就会很快式微，沦落乡间。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科举制度的游戏规则，也不符合诗礼传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毕竟，科举制度已经营多年，士人长期浸淫于儒家经典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作为立身行事的唯一标准了：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是为了平天下。
　　王鏊信札因为“科举文化”这种不需要原创性，只需要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丰富的历史文化也就被简单地解读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所以后人常常批评科举制度，说它是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的罪魁祸首。但人们必须承认，科举制度的确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的一次相对公平的再分配。而且这是一个强大的足以使整个社会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虽然三年大比，金榜题名者毕竟是少数，但《范进中举》一类的故事又告诉我们，没有年龄限制的科举考试，给每一个失败者都保留了下一次胜利的希望。
　　比如王鏊，被妒忌者抑为探花，始终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是东山王家压在心头永远的痛。但这种阴霾很快因为其后人考中状元而一扫而空：传说王氏先族为了寻求一块真正的“佳穴”，不惜化巨资购买化龙池畔有数亩之广的号称“吉壤”的土地，让子孙后辈死后，依次排列葬此墓地，以期取得正穴。至明正统末年，墓地上各垅葬次一丘一丘，相联如贯珠，后人称之为“念珠坟”。王鏊死后，又有堪舆家指出：“可惜凤凰旗不正，只能出个探花郎。”王家急忙请求弥补，得到堪舆家的指点，在坟前建飨亭以合正方向。若干年后，王鏊八世孙的王世琛终于中了状元，而王家后辈再一次步入了官僚精英的序列。
　　当然人们不能认为这是“风水”之说的应验，但王氏一族为了进入社会上层，也的确是挖空了心思。事实上，真正延续东山王家“君子之泽”的，可能还是那句大白话：书包翻身，知识改变命运。

钟情山水
　　王鏊对宜兴的风景名胜饶有兴趣，尤其对善卷灵迹推崇备至，曾为善卷洞赋诗、撰序，著《善卷洞》、《善权寺古今录序》。王鏊同宜兴人亦交往甚密，感情十分融洽。明成化八年进士邵贤，自山东提学副宪告老还乡后，在周孝侯祠崇邱建造了“东邱娱晚堂”，作为宴饮和欣赏良辰美景诸老聚会的地方。多位老人或登邱、或吊古、或棋奕、或垂钓、或吟咏，各得其所，百无禁忌。正德三年，王鏊来宜，在此会见了宜兴挂冠而老者12人。他们是：前九江推官万盛，黄州府经何钊，平乐知府李廷芝，湖广布政司参议翁信封，翰林学士吴经，工部侍郎沈晖，宜春知县杨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司李云，山东按察司副使邵贤，归州知州胡琏，抚州知府胡孝。王鏊兴致勃勃地撰写了《东丘娱晚记》碑文。该碑现保存在周王庙内。

记念建筑

苏州王鏊祠
　　王鏊祠原名王文恪公祠，位于景德路274号，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祠堂为其子中书舍人王延哲于嘉靖十一年奏建，其地本景德寺废基。历经清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光绪年间多次修缮。
　　建筑坐北朝南，分头门、过厅、享堂三进，彼此以庭院过渡，两侧连以廊庑，占地约1000平方米。头门面阔五间，进深五界，硬山顶，明间立砷石，设抱框，置金刚腿，做断砌门，额枋挑门簪一对。过厅面阔五间，进深七界，硬山顶，明间前后设长窗，次间及稍间砌半墙，置短窗。础石均为青石素覆盆式，明间和次间廊柱、金柱、脊柱皆承以木。　
　　享堂面阔三间15.02米，进深11界13.84米，高7.66米，硬山造。前设轩廊，檐枋下饰挂落，次间和梢间檐柱间安栏杆，廊东西两端粉墙辟砖细贡式门洞。前廊柱间装落地长窗，明间八扇，次间各六扇。各柱均承以覆盆式连磉青石础，明间金柱又于础上加置合盆式石。石础雕饰不统一，有缠枝花卉、莲荷婴戏、萱草双鹤、牡丹莲荷婴戏等，雕饰工细。梁架扁作。廊枋上置斗三升隔架科承。脊桁坐斗，缀山雾云，饰抱梁云，雕刻精细。后檐柱间，明间设长窗八扇，次间砌半墙，各置短窗六扇。
　　王鏊祠是保存较完整的一座祠堂建筑，头门虽已改为清式，过厅和享堂仍为明代遗构。1980年曾全面整修，现为苏绣艺术博物馆址。

王鏊故居
　　王鏊故居“惠和堂”位于苏州东山镇陆巷村，现存的“惠和堂”是一处明基清体大型群体厅堂建筑，其占地面积约为五千平方米，共有厅、堂、楼、库、房等一百零四间，建筑面积约二千多平方米。其轩廊制作精细，用料粗壮，大部分为楠木制成；瓦、砖、梁、柱也均有与主人宰相身份相对应的雕绘图案。
　　王鏊故居“怡老园”位于苏州市学士街内。

家庭情况

成化六年娶武山西金吴氏为妻，十二年生一女，次年卒。
　　成化十七年娶张氏为妻，生子延喆。
　　成化二十三年娶李氏为妻，生有二女。李氏多病，不久卒，葬于洞庭东山嘶马坞。
　　成化二十三年再娶胡宜人为妻，生二子一女。
　　正德十一年侧室万氏，生子延昭。
　　王鏊有四子五女：长子王延喆，次子王延素〈子永〉，三子王延陵，四子王延昭。长女嫁徐缙，次女嫁朱希召，三女嫁卲銮，四女嫁靳仁，五女嫁严濡。

主要成就

政治

筹边计熟
　　王鏊面对明自正统以来的边患频繁、国势渐弱的现实，呈《上边议八事》，提出自己的治边八策，而多被采纳。对武宗的“嬖幸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感忧虑，并希望武宗“大奋干刚”。

对抗权宦
　　面对武宗宠幸宦官、荒淫冶游，特别是刘瑾等“八虎”的倒行逆施，王鏊与韩文等敢于发奸。但这件事终因“八虎”向武宗“乞命”而发生逆转，结果是刘瑾掌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被迫致仕，刘、谢、韩等五十三人还被诬结党，后韩文被逮下锦衣狱，刘、谢被削籍，其后又夺诰敕。而在这场斗争中，王鏊却入阁，虽然正德四年四月，他又不得不致仕，却得到了善终。嘉靖初，他在《谢存问疏》中曾说：“适值逆瑾盗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诡，随不得已乞身而退。”他在《我生》一诗中写道：“委顺齐宠辱，冥怀无丑好。得之亦不惊，失之曾不懊。”由此可见，王鏊立朝，有执政才能，不乏正义感，但明哲自守的处世哲学依然很明显。

深睹民苦
　　王鏊归乡后，目睹吴中重赋之苦，作《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精辟剖析了吴中重赋之形成、发展、现状及对策，成为不朽的名作，为学者研究明代吴中重赋的权威依据。

文学

一变文风
　　王鏊博学善于识别人才，文章雅正，言谈议论明晰流畅。晚年著《性善论》一篇，王守仁看后说：“王公的文章达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难达到。”他在弘治、正德时期，以高第探花、台阁重臣的身份，对台阁、乡邦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学观和尚经术、去险诡的取士倾向，影响了一代文风。他承接了吴宽的老一批吴中交游圈，又发展了新一批吴中及淮左文人，交游较密切的如文徵明、唐寅、都穆、蔡羽、邵宝、杨一清、靳贵及“娄东三凤”等。继吴宽之后，他对吴中诗派，尤其是其中坚力量如“吴中四才子”等，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文章大家
　　王鏊著作《震泽长语》 王鏊的文学观点是复古的，但他显得比较开通一些。一是在复古范围上，他不专于唐，亦不专以宋，而是比较辩证地看待前代诗歌：“予尝评古今诗，唐以格高，宋以学胜，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间，其实似宋，其韵似唐，而世变之，高下则不可强也。”二是在复古方法上，他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词”、“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词，此最为文之妙诀。”他崇尚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认为韩文“变化不可端倪”，皇甫湜得其奇，李翱与张籍得其正，而李翱又兼得其态，“合三子一之”才是完整的。因此，王鏊又强调，如要师其意，就需要博学，需要精思，需要领悟。朱彝尊说王鏊“以经义重，诗非所长。”今观其集，古体诗中杰作不多，惟歌行体中偶有力作。但王鏊写得最好的是七言近体。王鏊集中还有一组集中写武宗荒淫逸游的《十三绝句》，温雅之中深含讽刺，十分难得，朱彝尊极为欣赏，称其“甚得讽谏之体。”王鏊“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为一代文章大家。他黜浮崇古，湛深经术，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渊深博赡，颇有唐宋遗风。其“墓志铭”类文章，写人纪事，重视节操，联系时运，舂容有度，不华不饰，质朴典重，也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如为顾佐、倪岳、赵宽、沈周等人写的墓志铭等。见于他的“杂传”中的一些经学、史学类的文章，则更显示出他的湛深学识和纯雅而明畅的文风。

个人作品
　　王鏊著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皇明经世文编》辑有《王文恪公文集》。王鏊还曾参与编修《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任《孝宗实录》副总裁。并与徐溥等共修《大明会典》，任副总裁。其所撰《姑苏志》共六十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风俗、户口、城池、寺观、古迹、纪事、杂事等，共三十一门。该志采用纲目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该志“繁简得中，考核精当”。

书法
　　王鏊有书名，书法清劲爽健，结字纵长严谨，得峭拔风神。不足处似清健有余，沉稳不足，笔画略见干涩，此或与硬毫书有关耳。

藏书
　　王鏊家居共14年，“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筑“颜乐堂”、“宜晚轩”，富藏书。与吴宽、唐寅、文徵明等藏书家互相唱和。曾自称：家世藏书，分散于数处，以防散佚、水火之虞。清人姜绍书论他为明一代藏书家之一。藏书印有“济之”、“御题文学侍从”、“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王济之图书”、“大学士章”、“三槐之裔大宗伯章”、“震泽世家”等。刊刻图书有《孙可之集》、《古尚方》等。

人物生平

早有才名
　　王鏊于明景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在洞庭东山震泽乡胥母界陆巷口王氏三槐堂王琬旧第出生，其父王琬曾任光化知县。王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随父北上入京师，习业于国子监，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文一出，国子监诸生就争相传颂，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感到惊奇，称他为“天下士”。

成化十年，王鏊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解元”。

成化十一年，在礼部会试又取得第一名“会元”，殿试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编修，一时盛名天下。

成化十四年，进阶文林郎。八月，上疏乞假还乡。抵家三月后，母叶孺人逝世，王鏊便守制居家。

成化十六年，王鏊仍守制在家，闭门读书，远避权贵。

成化十八年，王鏊还朝，复职翰林编修。

规劝孝宗
　　弘治四年八月，《明宪宗实录》修成，升任右春坊、右谕德、侍讲经筵官。当时孝宗宠信宦官李广，整日在李广陪伴下游玩。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复劝谏，终使孝宗感动。日讲完后，孝宗对李广说：“讲官指的是你们。”在选择太子僚属时，孝宗命他以原职兼任太子谕德，不久转少詹事，因吏部尚书韩文荐，擢为吏部右侍郎。

弘治七年，进阶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

弘治八年三月，改侍读学士，充日讲官。

弘治十年三月，孝宗敕令修《大明会典》，由大学士徐溥任总裁，王鏊任副总裁。

弘治十三年，进吏部右侍郎，仍兼日讲官。

弘治十六年，王鏊父王琬去世，王鏊返乡奔丧。

弘治十七年，撰《震泽集》成，同年八月，重修《姑苏志》成。

匡补时局
　　正德元年四月，王鏊被起用为吏部左侍郎，参与编修《明孝宗实录》，任副总裁。当时明武宗“好逸乐”，不问政事，太监刘瑾专权，吏治大坏。王鏊与吏部尚书韩文等人要求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但失败未成。不久，刘瑾入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去，内阁只有李东阳一人。刘瑾想引焦芳入阁，但廷议只推荐王鏊。刘瑾迫于公论，命王鏊以原职兼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十二月，明景帝汪皇后去世，朝廷对以什么规格举行丧礼拿不定主意。王鏊说：“皇妃并非因罪被废，应恢复原封号，按妃的规格安葬，按皇后的规格祭祀。”武宗便下令停朝，按皇后规格祭祀。

正德二年八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仍任户部尚书。 正德四年，明宪宗废后吴氏去世，刘瑾要按普通宫女的制度把她的遗体焚烧、草草安埋。王鏊认为不可，最终才得以妃礼下葬。当时，尚宝卿崔璇等三人被迫害差点死去，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对崔璇侮辱并且又要杀之，我还有何脸面留在内阁。”李东阳也极力相救，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边。刘瑾恨已致仕的韩文，一心要置他于死地，又想借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与李东阳前后都极力相救，使刘瑾阴谋未得逞。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称他筑边墙浪费军需。王鏊争辩道：“杨一清为国修边，岂能以功为罪？”刘瑾对兵部尚书刘大夏发怒，将他逮至京城，要以激变罪名判其死刑。王鏊争辩说：“岑猛不过是拖延没去罢了，未叛变怎能说为激变？”

急流勇退
　　当时刘瑾权倾朝内外，王鏊起初开诚布公的劝谏刘瑾，刘瑾有时接纳。而焦芳专于阿谀奉承，刘瑾更为专横，士大夫深受其害。王鏊无法挽救，就力求辞官返乡。正德四年五月，他三次上疏请辞，才被批准。武宗赐他玺书、马车，有关部门按旧例供应粮食、奴仆。王鏊家居十六年，廷臣交相荐举，终不肯复出。

寿福康宁
　　正德五年，《明孝宗实录》修成，王鏊因曾参与编修，获赐白金五十两。

正德八年，王鏊撰成《震泽纪闻》。

正德十年，王鏊撰成《震泽长语》。

正德十二年，王鏊撰成《震泽文集》。

正德十六年四月，王鏊与门下士祝允明等八人于怡老园之池亭饮宴，并赋诗唱和。

嘉靖元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派行人柯维熊慰问王鏊，并赐羊酒以示优眷。王鏊上疏致谢，并奏献《讲学篇》和《亲政篇》，世宗优诏回报，特荫其一子为中书舍人。

嘉靖三年，世宗又命有关部门慰问王鏊。同年三月十一日，王鏊于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世宗闻讯后，辍朝一日，赐麻布五十匹，赙米五十石，谕令祭九坛，诏命工部派人前往办丧。追赠太傅，谥号文恪。

嘉靖四年正月初一，葬于洞庭东山梁家山之原。

"

江盈科，字进之，号绿萝山人。湖南桃源人，明万历二十年进士，先后历任长洲县令、大理寺正、户部员外郎、卒于四川提学副使任上。是明朝晚期文坛“公安派”的重要成员之一，诗文理论主张为文应抒发当时代个人的真性情，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法，极力赞成灵性说。"生平

盈科从小聪慧，万历五年人县学为生员，十三年乡试中举，“自为诸生，名已隆隆起”但是，此后于万历十四年、十七年两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皆不第而归。万历二十年三月，与袁宏道同榜进士及第。八月，授长洲县令。长洲属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江盈科同情人民，常因催科不力而遭“长官詈骂”。为缓解人民“京解诸役”之苦，置役田二千余亩以资役费。任职六载，贤令名声远播。万历二十六年，先报吏部主事，旋因李应策劾奏江盈科“以征赋不及格”而改官大理寺正。是年冬离京，奉命恤刑滇黔。两年后升户部员外郎并主试四川。三十二年七月，擢四川提学副使。次年八月，病逝于四川。后归葬桃源苏溪。

江盈科体察下情，兴利除弊，是一位难得的贤吏。他著《王者所天在民论》，认为民为王者之天，王者之心”。王权表露形迹，天下民众总是设法逃避；而民权表现的是心，却无迹可寻，民心向背，关系社稷的存亡，力量无比。因此，为官者必然“不敢忽民，不忍残民，不能一瞬息忘民”。他批评当时朝政腐败：“宫中黄金高如斗，道旁死人不如狗。民苦君乐不忍闻，分明藉资与敌手”。袁宏道赞叹江盈科“痛民心似病，感事泪成诗”。在文学上，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贡献巨大。他为文主张“元神活泼”，写真性、真情、真我，被袁氏兄弟称为诗文“大家”。传世著作有今人黄仁生博士辑校、由岳麓书社出版的《江盈科集》。

"

王翱（1384－1467）明代大臣，字九皋，出生于今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王帽圈村。永乐十三年进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迁行人，宣德初擢御史，英宗即位，升右佥都御史，出镇江西，惩贪治奸，七年冬督辽东军务，景泰四年为吏部尚书，天顺间续任，为英宗所重，称先生而不呼其名。王翱一生历仕七朝，辅佐六帝，刚明廉直，卒谥“忠肃”。"轶事典故

王翱请客
　　古人云：“守身如玉当慎初”。身为朝廷命官，王翱始终不忘这句古训。
　　王翱从小家贫，年幼时受到过许多父老乡亲的帮助。做官不忘故乡情，王翱想请请众乡亲。乡亲们像过年一样，换上干净衣服来到王翱家作客。都说“王翱小子有良心，当官不忘穷乡亲。今儿个总算借王翱的光，开开眼界，开开胃口了”。终于开席了，先上了一桌子北京西山的“一兜蜜”大红柿子。这穷乡僻壤很少吃到柿子，大家都忘了礼让，只听见排山倒海、呼啸龙吟的吃柿子的声音。 其中有个叫王二噶古的，却只吃了一个柿子——他等着吃下面的山珍海味呢。可是柿子吃完了，天都快黑了，却连一个冒着热气的菜也没等来，更别说什么山珍海味、珍贵名酒了。大家私下里议论开了：“做了大官还那么小气，真扫兴！”王二噶古只吃了一个柿子，心里更是不甘：“甭看对大伙这样，他自己还不知吃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呢。我倒要你家看到底吃什么饭”。第二天早饭时候，二噶古装着串门到王翱家，一进门，“哧”的一声，衣裳挂在了破损的门板上，扯了一大块；接着进屋，“梆”的一声，额头又碰在了上底矮的门框上，疼出一身汗。再一看王翱吃的，高粱窝头玉米粥，大葱抹酱腌咸菜，这不还是庄稼饭嘛。再看王翱吃得满脑袋是汗，还不住的尽让。二噶古觉得胡猜疑对不住王翱，有些不自在，一动弹，“叭叽”一声，摔了个腚呱子。原来椅子有两根腿是叫木橛子顶住的。二嘎古一出王翱家的门，人们就都知道了：王翱是个清官，和咱老百姓一样穷。

跑马圈地
　　王翱出身贫苦，他的“草根情结”使他居庙堂之高也有着心系天下苍生的心怀。
　　黄骅县 羊三木村东有一块方圆不到二、三百米的碱疙瘩地，叫“天官地”，这里是近海滩涂的荒碱野洼，常年寸草不生，王翱“跑马圈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王翱文韬武略，为大明江山和黎民百姓立下汗马功劳，被皇上封为“吏部天官”。回到家里，全家老幼欢天喜地；王翱却心事重重，愁容满面。令一家人好生纳闷。原来，皇上不光给王翱封官，还封地。赐给他一匹枣红骏马，让他扬鞭打马，跑到哪里就归他占有。封地会给百姓增加负担；不从，又属抗旨不遵，忤逆犯上。常言道：“穷人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土地，那可是百姓的命根子啊！王翱本庄稼汉出身，得了高官厚禄，怎能忘了受穷的百姓？左右为难，紧锁眉头，倒剪双手，在厅内踱来踱去，以至彻夜未眠。
　　第二天，王翱备百丈长绳，骑着御赐高头大马，到了不见兔子不见獾的盐山大碱洼。盐山本是苦海沿边，遍地盐碱，羊三木一带更是不毛之地，到处白茫茫一片。多少年来，这里流传着一首歌谣：“野洼数百里，一望尽荒凉。千里盐碱地，饿死兔和狼”。
　　王翱在羊三木下了马，命人楔一铁橛，用长绳拴上马缰，照着马屁股啪啪两鞭子，那骏马扬鬃奋蹄，围着铁橛飞跑起来。老百姓见了不知干什么，便问差役，差役说：“王天官让跑马拣 地哩。”从此，黎民百姓更加钦佩王翱了。
　　后来，王翱随皇上巡视到盐山。皇上见遍地盐碱，如同霜雪，到处是黄须菜，小狗棵，很少有庄稼。到了王帽圈村，见王翱的房舍简陋破旧，土房土屋，连砖都没有，房上还没梁。皇上很吃惊，指着房顶子说：“老爱卿，你这没有梁 ? ”王翱听了，灵机一动，赶紧叩头道：“谢主隆恩。盐山苦海沿边，不生五谷，谢万岁免征钱粮。”皇帝见王翱机智，此地又确实贫困，就答应从今免征此地钱粮。

寸步不让
　　《明史》本传说:""翱在铨部，谢绝请谒，公余恒宿直庐，非岁时朔望谒先祠，未尝归私第”。为了谢绝请托、秉公办事，王翱甚至住在了公署，常年不回家。所以在他任职期间，“门无私谒，权势请托不敢行”。
　　《记王忠肃公翱三事》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王翱只有一女，许配贾杰为妻。贾杰在京城附近做一小官，王翱夫人十分疼爱女儿，常常打发人去接女儿来家住住。每次去接，贾杰总不让走，还埋怨说：“如果调我到京城，你们母女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岳父身为吏部之长，手里掌着调派大权，调我易如反掌，连这点小事都不办，你也就别想回家了。”王翱的女儿也无办法，于是给老母亲捎了信去。
　　中秋佳节，月明星稀，王翱全家老幼在院中纳凉赏月。王夫人殷勤备至，“置酒跪白公”。王翱竟“大怒，取案上器击伤夫人”而且王翱竟十多天住在公署没回家。女婿贾杰始终没有调进京城。
　　王翱的孙子王辉乖巧伶俐，很得爷爷喜欢。一天，王翱正在书房看书，忽然王辉推门进来，高兴地说： “爷爷，我要参加秋试。”说着，拿出官方印的试卷交给王翱。王翱拿着试卷皱起眉头，心想：阿辉没念几天书，仗着自己的声望入了太学，现在考场弊端很多，想到这里严肃地说：“阿辉，你确有真才实学，我怎么能埋没你的才学 ? 可的书底儿我还不知道吗，若遇到糊涂主考官，你考取了，却误了另一个穷秀才的前程。你吃得好穿得暖，何必强所不能呢 ? 还是别考了。”说着将试卷给烧了。望着腾起的火焰，当爷爷的还不忘唠叨几句：“堂堂正正，诚实正直才是七尺男儿的本色，才能让人觉得至尊崇高！”
　　----在原则面前，王翱对家人简直达到了寸步不让的地步

沙盈代纸
　　王翱幼时聪敏过人，有过目不忘之才，书读一二遍就能记诵。又知勤奋，学习成绩很好，爸爸王得林对他更是喜爱，常鼓励王翱说：“庄稼辛苦到秋有饭吃，秀才勤读到了有官做。好好念吧，长大考个一官半职，为国出力，也不受这苦日子煎熬。一他对王翱念书很是支持，老两口子省吃俭用，省下钱供王翱上学。王翱见家里的日子这么穷，也越加节俭．他把写了小楷的纸练写大仿，正面写了反面写。尽管这样，还要经常买纸。这天王翱的练字纸用完了，又向爸妈要钱买纸。爸爸用手扶着脑袋不住地叹气，妈妈在炕上缝补着爸爸的破褂子，不断地打唉声。青黄不接，锯底朝天，哪还有钱买纸笔 ? 王翱见大人发愁，后悔自已不懂事，于是跑到门前池塘边的大柳树下，蹲在地上，用手指头在地上划着玩。忽然心里一亮，连跳带蹦地跑回家去，进门就大声说：“有纸了，有了写不完的纸。”爸妈都愣了，问：“哪来的纸 ? ”“就地当纸。”爸妈听了苦笑了笑，问：“傻孩子，怎么背着地去上学呀 ? ”“用个木框框起来。”“唉，傻孩子，那怎么装 ? ”“怎么不能装 ? ”王翱说着跑出去了，不一会端着半簸箕沙土来了。王翱用手将沙土抹平，用手指写了四个大字：沙盘代纸。王得林锯了比石板大点的一块木板，周围用板条打了小沿，铺上沙土，让王翱用来写字。

梁与粮
　　相传，和王翱同朝为官的有一个杨天官，山东人氏。一日君臣词话，皇帝问起他们家乡情况，杨天官说：“我们山东沃野千里，斗地石粮。皇帝摇摇头，微微一笑，说：“斗地岂能打石粮 ? “我们那里绿树成荫，果树成片，一树收的果子，可抵一石多粮。”皇帝点头称是。又问王翱，王翱说：“我们盐山，苦海沿边。”长些什么 ? ”遍地盘山果 ，长年不落花 。”皇帝说： “待天气转暖，到盐山观光一番。” 万岁，去不得哟，那里苦得很，蚊虫大如麻雀。“寡人从来听说过，到时捉来一瞧。”后来，王翱令人捉来一只啄木鸟，藏在袖子里去见皇上。行过大礼后 , 王翱说： “万岁，臣捉来一只蚊子。”王翱说着一扬手，啄木鸟落在金銮殿的玉柱上挡挡啄凿起来。皇帝见了，说：“哦，这么凶恶的蚊虫，盐山黎民好苦啊。”王翱说：“庄稼收成无几，百姓刮碱土，熬小盐，故名盐山，常年以糠菜充饥。”
　　后来，王翱随皇上巡视到盐山。皇上见遍地盐碱，如同霜雪，到处是黄须菜，小狗棵，很少有庄稼。到了王帽圈村，见王翱的房舍简陋破旧，土房土屋，连砖鞯都没有，房上还没梁。皇上很吃惊，指着房顶子说：“老爱卿，你这没有梁 ? ”'翱听了，灵机一动，赶紧叩头道：“谢主隆恩。盐山苦海沿边，不生五谷，谢万岁免征钱粮。”皇帝见王翱机智，此地又确实贫困，为维护自己的金口玉言，就答应了．老百姓听说后，无不感激王翱。
　　皇帝到了山东，见天官杨府雕梁画栋，蹲门狮子张口兽。土地肥沃，百姓富足，令征双粮。当地百姓，早已听到杨天官在皇帝面前吹大话的事；杨家又横行乡里，一增钱粮，百姓怨声载道，大骂杨天官。杨天官认为这是王翱搞的鬼。斗智斗不过王翱，王翱为官清正又无辫子可抓，就组织门客编写了《杨二舍化缘》这出戏，影射王翱，借杨二舍和王美容的口，骂王翱，以发泄自己的私愤。

麓影退赃官
　　王翱有个远房孙子，叫王福，在交河县财主刘双山家扛活。 有一年，河间府剪知府携带亲眷去平原县走亲，家眷仆人四五十个，要在刘双山家住一宿，名目。“贴公馆”。这知府是个贪官，搜刮民财，不择手段。一月前就来了信，老刘说： “过官如下霜。我得倾家荡产，咱土门土户，哪经得糟踏呀 ! ”王福听后，沉吟片刻说：东家可知道吏部天官王翱 ? ” 那是名臣清官，谁不知道 ? ”我和王天官是本家。盐山有皇上和天官的画影，如果咱借来挂在客厅，曹知府就不敢动咱一根毫毛。”“唉，咱能借得来吗 ? ”“我试试。”你要请来，我给你十亩白花地。”刘双山象遇见了救星，高兴地说。王福回到家，找到本家族长，说明来意，便把画影请来了。这幅中堂画的是王翱正和皇上对奕，太子提壶一边伺候。御笔亲书一副对联，上联：“天下文官祖；”下联：“兵部车甲师。”刘双山将画影、对联悬挂好，等着曹知府。这天曹知府到了，刘双山迎到家里，说：“知府大入，大客厅悬有万岁与王尚书画影，请去参拜。”“啊 ! ”曹知府心想：“王翱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是吏部天官，顶头上司，象宋朝包文正一样，执法如山。”脑门子上立时渗出了汗珠子。走到院子就跪下了。……曹知府只吃了顿饭，便滚蛋了。

火烧试卷
　　一天，王翱正在书房看书，忽然孙子王辉推门进来了，高兴地说： “爷爷，今年我要参加秋试。”说着，拿出官方印的试卷交给王翱。王翱拿着试卷皱起眉头，心想：阿辉没念几天书，仗着自己的声望入了太学，现在考场弊端很多，想到这里严肃地说：“阿辉，如果你确有真才实学，我怎么能埋没你的才学 ? 象你这样不识几个字的书底儿，如果遇到糊涂主考官，考取了，误了一个穷秀才的前程。你吃得好穿得暖，何必强所不能呢 ? 别考了。”说着将试卷给烧了，王辉见试卷上了西天，立时呆若木鸡。

闸官升迁
　　这年春天，王翱按照皇上的旨意，坐船从运河下江南考察地方官员。船桅杆上挂着锦旗，上写“吏部”二字。这天路过山东济宁闸口，这里是水旱码头，等候过闸的船只象成群的蚂蚁。客商私船见了天官的船只，都自动让开，大船很快驶到闸前。这时，只见护闸官员，晃着彩旗，大声喊道： “要按先后顺序过闸 ! ”随从张宝山大喝一声：“我们是吏部的官船 ! ” ，“这是规矩，皇朝贵官也不能破例。” 张宝山一听，就向王翱做了回禀。王翱说：“我们是皇帝命官，更应该遵守地方法规。”结果调转船头，按序过闸。众随从跟王天官走遍天下，到哪里不是脚面的水平蹬 ? 今儿吃了个窝脖，觉得别扭，不免在王翱面前抱怨起来。王翱听了不语，捻着胡子发笑。
　　从江南回京后不久，王翱传话叫济宁护闸官赵章进京。这一下众差役可乐了，都说，哼!这回叫你知道是铁打的了。“赵章弼 ! 一声高呼，吏部天官王翱端坐在正堂，衙役三班列队两旁。赵章心里象敲鼓，得罪了吏部大人，乌纱难保，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冠冕堂皇的大明律条写得明明白自：徇私舞弊的斩，明知故犯罪加一等。真正做了，就吃不了兜着走。 “给天官大人叩头。”赵章叩了头就专等挨板子了，脊梁骨都出了冷汗。 “你就是济宁护闸的赵章吗 ? ”“小人便是。”“请起落座。”“小人有罪，不敢。”赵章的头几乎挨到地上。王翱闻听，哈哈大笑，他站起来走到赵章身边，将他扶起来，让他坐下。赵章和众衙役纳闷起来·王翱说：“你身为护闸小官，却不畏权贵，照章办事，在当今之世实在了不起。治理江山就要这样。现调你到吏部掌管官员的考绩。”
　　赵章好象在做梦，象个木头人一样地坐着，不知不尹地流下沮来。

金殿求情
　　吏部主事曹恂调往江西当参议，不久回京了。王翱禀报皇上，皇上很不高兴，认为曹恂不愿离开京城，责令削职回乡。曹恂大为不满。这天清早，太阳还没出来，王翱坐着轿子去上朝。正走着，吏部主事曹恂怒冲冲地走上来。众衙役认识曹主事。以为有事，没有阻拦，把轿停下了。只见曹恂走过去，抓住王翱的胸口，啪就是一巴掌，并大声骂道：“好你老贼，我叫你胡言乱语，陷害好人！”这一下子把王翱打懵了，摸着火辣辣的脸，如同木鸡。打了吏部天官，这还了得 ! 众衙役蜂拥而上，将曹恂抓了起来。王翱却厉声说：“休要无理 ! 顺轿 ! ”众衙役心里话：还是吏部天官，管官的官，在大庭广众面前，叫手下的打了，不哼不哈，真太孬了。打了皇家的一品官，这消息很快传进朝里，传遍京都。皇帝龙颜大怒，下旨将曹恂绑赴金殿审问。这时，王翱走上金殿。曹恂心想完了，这老匹夫一定投井下石。便狠狠地瞪了王翱一跟。皇上说： “有何本奏 ? ”“启禀万岁，曹主事确系因病回京，都怪老臣年迈糊涂，访查不实，请将曹主事赦免。“ 拦路打我皇家命官，这还了得，岂能饶恕 ？”“曹主事为国操劳，劳苦功高。老臣挨打是对访查不细的教训，还是赦免了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曹恂触犯王法德条，决不饶你下殿去吧。”“如若非判曹主事之罪不可，老臣我愿担干系。”皇帝和众大臣听了很受感动，那曹主事已掉下了热泪。皇上说：“老王宽宏大量，实在难能可贵。看在老王的面上，曹恂下殿去吧，今后不得无理。”

宝归原主
　　王翱在辽东监督军务的时候，和一个监军太监荣公相好。以后王翱由两广总督升任吏部尚书，回京就任，便寻找过去在辽东同事的监军太监荣公的后代。后来找到了他的两个侄子，王翱便请到府内，对他们说：“你们叔父荣公为官清廉，恐怕给你们遗留的财产不多，日子不富裕吧。如果有什么困难可到我府领取。”二人心想：哼，好话好听吧！你这穷官，还有银子帮助我们 ? 不过说句客气话罢了。就随便说了声：“好吧。”以后，王翱见了荣公的两个侄子总是问他们，日子难不难，是否需用银两。一连几次。二人好生奇怪，商量说：“既然王天官经常问，必定真心实意，咱写一张买房契据，看他怎样 ? ”于是二人写了一张假房契，列价五百两银子，便带着去天官府，见面寒暄以后，王翱又问起是否困难，二人见问，双手呈上房契说：“买了一所房子，准备开座小店，无钱还债。”
　　王翱看过房契，微微一笑，取来一件皮袄。两个人心里纳闷，心里说，怎么样 ? 到真事上就完了！二人好生不快。这时就听“哧啦”的一声，王翱将袄撕开，取出一个红包来。二人瞠目结舌。这是什么 ? 只见王翱笑嘻嘻地将红包递给他俩。二人接到手里一看，上写两行蝇头小字，是先人荣公的笔迹。写的是：赠王都察院惠存，荣顿首拜。封固完好。二人纳闷，这是什么呢 ? 王翱示意拆封。拆开一看，嗬，亮晶晶，光闪闪，耀人眼目。两人都惊呆了。原来是两对明晃晃的宝珠。二人心发热，眼发酸，噗通一声给王翱跪下了，含着满眼泪水说：“王大人，这宝珠是先人给您老人家的，小侄万万不敢收。”王翱闻听哈哈大笑，扶起他们，说：“俗话讲，物归原主。在辽东时，我与荣公志同道合，共抗外侮，结成莫逆之交。我调两广，离别时，荣公非赠给我先皇所赐宝珠不可。盛情难却，我便收下了。现在你们困难，就拿去置点产业吧。二人听罢，感动得热泪涟涟。心里话，王天官真是清官，名不虚传啊 !

墓葬

翱墓建于明成化4年，当时规模宏大，占地面积30顷，建筑面积40亩，内砖墙围护，长宽各240米，略呈正方形。墙四周植松柏，正门座北向南，进门后中央为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着石猴、石羊、石侍俑，然后是两柱高约两丈的望天候华表。华表过后为四石马，两卧两立，东西相向，石马过后即为高大石坊，坊后一字排列蛟龙座碑四幢，正中两碑略高于两侧两碑，西侧一幢是吏部侍郎叶盛的祭文，东侧一幢为成化皇帝朱见琛祭文，正中一幢为礼部尚书姚夔撰写的王翱生平行状。另一幢因侧倒多年，文字向内而遭雨水荡击，内容不详。四幢碑均为白色大理石质料，碑文书法清秀，打破宫闱风格，距碑刻约60米之前方，设石供桌，长丈余，宽5尺，下有石鼓支撑，石桌后有一碑亭，亭内嵌有神道碑一幢，再北10余米为王翱墓，墓丘直径约8米，高约6米。王翱陵墓解放后定为河北省级文物古迹保护单位。

经数百年风化，石雕残损，华表碑亭石坊均不知所之。据村民说，解放后尚见一小部分物事，石供桌尚存，损毁一角，今已不见，据云埋入地下，或云被他人车载而去。除石碑石马外，其余石雕全部湮埋于地下。1995年春修辛大公路时挖掘出一部分，但大都已破损不全己成废石。

文革中，王翱陵墓曾被挖掘，墓上层为白垩混合土，下层为米浆土，储存空木棺，有碑志一幢，今失。再下层为砖砌墓室，覆盖几块青石板，青石板下为幽深水潭，神秘莫测。“造反派”竟投手雷，然而不爆。见此状惊惧无措，惶惶未敢动，纷纷自保作鸟兽散。现墓地绝大部分己成农田。修辛大公路时，国家为之铺通向墓地之神道近200余米。原陵墓南北西乃陵墓围墙，为可行进之车马大道。现在砖墙、松柏均无存。王翱墓如一平常坟丘，寂寂面对残碑败石。

人物生平

严惩污吏
　　王翱生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二月十二日酉时。

永乐十年，为邑庠弟子员。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王翱在北京参加会试，成为贡士。当时成祖朱棣想定都北京，并任用北方的士人。王翱两试都是上等，朱棣非常高兴，特地召见他，赐给饮食，改任庶吉士。永乐十七年，被任命为大理寺左寺正。永乐十九年，因父亡故，王翱回乡守制，三年后回京。

永乐二十三年，被降为行人。

宣德元年，因重臣杨士奇的推荐，王翱升任御史。当时官员有罪，不问轻重，都允许赎罪复职。王翱请对犯贪污罪的官员，只许赎罪，不许复职，以惩治贪污。明宣宗采纳他的建议。

屡有功劳
　　宣德五年，王翱受命巡按四川。松潘地区少数民族作乱，都督陈怀驻扎在成都，两地相隔八百余里，无法控制。王翱根据情况上奏五条建议：

1. 请调陈怀到松潘。

2. 松茂的军粮趁农闲时齐力起运，由官军护送，不要专累百姓，致使遭到抢劫。

3. 许多贪官如同是百姓的蛀虫，请令他们自首，不要隐瞒。

4. 州县和土司地区，遍设社学。

5. 会川银场每年运米八千余石供给军队，往返烦劳，花费也大，请令有罪的人缴纳粮食以赎罪。

宣宗下诏令有关官员详细讨论运粮之事，而把害民的官员迁到北京，其他的都照上奏王翱所请的实行。

宣德七年，王翱巡按四川。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廷臣建议派文武大臣外出镇守。王翱升任右佥都御史，与都督武兴镇守江西，惩治贪污，抑制奸人，官民都很敬爱他。正统二年，王翱被召回都察院。

正统四年，处州叛贼流劫广信，王翱受命前往剿捕，将其全部抓获。同年冬，松潘都指挥赵谅诱擒国师商巴，掠夺他的财物，与同官赵得诬陷他反叛。商巴的弟弟小商巴大怒，聚众抢掠。英宗命王翱和都督李安率军二万前往征讨。而巡按御史上报商巴是冤枉的，英宗命王翱视情况决定进退。王翱到达后，把商巴从狱中放出来，派人招他弟弟来，安抚余党，上奏弹劾诛杀赵谅，将赵得贬往边境戍守，恢复商巴国师之职。松潘地区就此平定。

正统六年，王翱接替陈镒镇守陕西，当时军民借贷粮食有不能偿还的，王翱核实后都免去他们的欠粮。

经略辽东
　　正统七年冬，王翱提督辽东军务。王翱因军令长期以来废弛，敌人一来，将士都不力战，便趁诸将来谒见时，责备他们失律之罪，命左右将他们拉出去斩首。诸将全都惶恐叩头，愿效死赎罪。王翱于是亲自巡行边防，从山海关到开原，沿途修缮城垣，疏浚沟渠。五里设一堡，十里建一屯，使烽烟相接。他还训练将士，给鳏寡士兵成家，军民都非常高兴。王翱又因边塞孤悬在外，远离内地，军饷缺乏，便依据当地风俗立法，令犯罪的人可以劳作赎罪。十多年间，靠劳作获得了米粮和牛羊数十万，边防用度因此很充足。

正统八年，王翱因九年任满，升任右副都御史。

正统十二年，王翱与总兵曹义等人出塞巡哨，遭遇兀良哈部，将其击败，斩首三十二级、生擒七十余人，缴获马牛羊四千六百余只。英宗论功，进升王翱为右都御史。

正统十四年，诸将在广平山击破敌军，王翱升为左都御史。脱脱不花大举侵犯广宁县，王翱当时正在阅兵，敌军突然来到，致使明军溃败，王翱入城自保。有人说城无法守住，王翱提剑说：“敢说弃城者斩。”敌军退走后，王翱被罚停俸半年。

总督两广
　　景泰三年，王翱被召回掌管都察院事务。同年，明景帝朱祁钰改换太子后，王翱被加授太子太保。浔州、梧州瑶人作乱时，总兵董兴、武毅互相推委，不负责任。于谦请让翁信、陈旺接替二人，而特派一名大臣总督军务，景帝于是任命王翱为首任两广总督。王翱到驻镇之地后，将吏都惶恐敬服，他推诚安抚，瑶人归顺，使辖区之内平安无事。

入主吏部
　　景泰四年，王翱被召入京任吏部尚书以协助年迈的吏部尚书王直。之前，何文渊协助王直掌选官之政时，多有营私，被言官弹劾罢免。王翱接替他上任后，完全遵循原来的制度。

英宗宠待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次年，王直致仕回乡，王翱这才专掌吏部事务。之后，石亨想除掉王翱，王翱便请求退休，本已获英宗批准，因大学士李贤力争，才又把他留了下来。后来，李贤被石亨逐出，也因为王翱的意见，英宗把他留了下来。两人关系非常好。英宗在用人时一定先询问李贤，李贤又推给王翱，因此王翱得以实现他的想法。

英宗很尊宠王翱，时常把他召到便殿谈论，称他为“先生”、“老王”而不称其名。而王翱年近八十，记忆力已经很差了。王翱曾令郎官谈伦随他入宫，英宗询问原因，王翱叩头说：“臣老了，所聆听的圣谕，怕有遗误，所以令这个郎官来记下来，此人诚实谨慎，是可信的。”英宗听后很高兴。

天顺五年七月初二，太监曹吉祥之侄昭武伯曹钦发动叛乱，曹钦抓获大学士李贤，与李贤都被迫为其草拟奏疏向英宗谢罪，他还数次进言保护李贤等人。。叛乱平息后，王翱加官太子少保。

病逝都门
　　明宪宗成化元年，王翱升为太子太保，雨雪天气可免朝参。王翱屡次上疏请求致仕回乡，宪宗总是安慰挽留，还多次派御医来为他看病。

成化三年，王翱病重时，宪宗才准许他退休。王翱还没出都城便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宪宗追赠王翱为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谥号忠肃。子孙获准世袭锦衣卫千户。

"

文嘉（1501～1583），字休承，号文水，明湖广衡山人，系籍长州（今江苏苏州）。文徵明仲子。吴门派代表画家。初为乌程训导，后为和州学正。能诗，工书，小楷清劲，亦善行书。精于鉴别古书画，工石刻，为明一代之冠。画得徵明一体，善画山水，笔法清脆，颇近倪瓒，着色山水具幽澹之致，间仿王蒙皴染，亦颇秀润，兼作花卉。"生平

吴门派代表画家文徵明的次子，兄文彭。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师。文家后来还出了位名气极大的人：文震孟。长洲人。文嘉精于鉴古，临古之功也深，画风传乃父衣钵，惟所闻古人名迹至多，故下笔能脱去习俗，颇不易得。

文嘉初为乌程训导，后为和州学正。能诗，工书，小楷清劲，亦善行书。精于鉴别古书画，工石刻，为明一代之冠。继承家学，小楷轻清劲爽，宛如瘦鹤，稍大，便疏散不结束，迳寸行书亦然，皆不逮父兄，画得征明一体，善画山水，笔法清脆，颇近倪瓒，着色山水具幽澹之致，间仿王蒙皴染，亦颇秀润，兼作花卉。明人王世贞评：“其书不能如兄，而画得待诏一体。”詹景凤亦云：“嘉小楷轻清劲爽，宛如瘦鹤，稍大便疏散不结束，径寸行书亦然，皆不逮父。”然，文嘉一生一直在追求，王世懋在《跋文嘉书古诗十九首》后称：“休承晚年书奇进，几不减京兆。”传世作品有嘉靖十九年作《山水花卉图册》十开，现藏广东省博物馆，二十年作《垂虹亭图》卷藏苏州市博物馆；万历元年作《寒林钟馗图》轴藏南京博物院；《江南春色图》卷藏沈阳故宫博物院；《水亭觅句图》轴、《设色山水图》轴藏辽宁省博物馆；《秋塘红藕图》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石湖小景图》轴、《夏山高隐图》轴、《琵琶行图》轴、二年作《溪山行旅图》轴藏故宫博物院；《沧江渔笛图》、《曲水园图》卷藏上海博物馆。著有《钤山堂书画记》、《和州诗》。 享年八十三岁。

他还对藏书亦不遗余力，藏书楼有“归来堂”，藏书印有“五峰山人”、“元珠室”、“五峰樵客”、“肇锡余以嘉名”等。精于书画和鉴别古籍，著名藏书家项元汴每遇到宋椠元刻时，则聘文彭、文嘉兄弟，为其鉴定版本，故项墨林藏书皆精妙绝伦。文氏藏书散佚约在明万历末年至崇祯间，清代藏书家如张均衡、张金吾等曾收藏有文氏旧藏，多是宋刻善本。著有《和州诗》、《严氏书画记》等。孙文从鼎，字定之，继承藏书，并另有藏书处为“心远阁”、“园贤堂”、“惜阴斋”等。孙文从简，字彦可，号枕霞老人，亦能藏书，有“开云楼”。

"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汉族，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1521年—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后世称嘉靖帝。嘉靖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独特的皇帝，也是明朝皇帝中最任性和倔强的一位，他为人非常聪明，尤其在书法和文辞修养都有不错的造诣。史书评价嘉靖帝为“中兴之主”，说他“有不世之奇谟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人物评价

总评

嘉靖帝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以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开创了中兴局面；但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后日益腐化，朝政日坏，局势动荡不堪。嘉靖帝是个极其聪明并且自信的皇帝，而且有些自大狂妄，但却十分小气，又喜欢乱花钱，也很要面子，能与之打交道的，也只有徐阶、严嵩这类的官场老手。

嘉靖帝治国与为政，诚如不少学者、研究者所指出的，有许多劣迹，如大礼议杖笞群臣、崇奉道教并祸及自身、寻兴大狱、误用佞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等，但也不能不看到他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打破传统、体恤士农工商、有利社会发展的一面，还应当看到，他的时代的许多建筑，如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钟祥的明显陵、元佑宫等，至今仍显现着劳动人民艺术创造的风采，为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史书上都会说嘉靖帝几十年不上朝，宠信“青词宰相”严嵩，奸人当道，国事日非。二十几年不上朝是真，但不上朝并不就是不管事。嘉靖帝在西苑修道的同时坚持亲自批阅奏疏，始终牢牢掌控着一切大权。嘉靖朝的外患严重，北方蒙古侵扰连绵，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包围了北京，朝野震动。而东南沿海又有倭寇肆虐，南北夹击之下，朝廷一片忙乱。嘉靖帝忧而不惧，分别拣选重臣应对南北的侵扰，对地方大员既付以大权又责以重任。官员把事情办好了便升官加赏，毫不吝惜，若是稍有差池，更是毫不手软，直接逮回北京下狱论死。从结果上来看，在嘉靖末期，南北方的纷扰基本停息。严嵩虽然当权二十几年，但只要嘉靖帝出手，一道饬令就让严嵩丢官回家，连亲生儿子都保不住，其他的督抚尚书人等，嘉靖帝更是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嘉靖帝和他父亲读圣贤书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这也可与他在礼仪之争时的强硬态度联系起来，除了与前朝老臣争权的因素之外，嘉靖帝更在乎的是要为他敬爱的父母争名分，因此他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在群情汹涌之中，毅然要为自己父母争得更为尊荣的地位。嘉靖帝是个十足的孝子，但他逞一己的私孝而不顾天下公义，终究太小气太狭窄，有违宽阔浩荡的为君之道，后人说他是“中材之主”，似可认作确论。

后世的史家说嘉靖除了他自己和他父母，他没有爱过任何人。在四十五年的统治中，杀大臣杀言官，他毫不留情，连后宫中都到处弥漫着他的强横。嘉靖帝与儿子们的关系也说不上融洽，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立太子。可以说在他父母去世后，嘉靖帝已经没有可以温馨相处的人。每逢节日和他父母的忌辰，嘉靖帝总要屏退众人，向父母的灵位长跪，流泪默祝，神情惨楚，让偷偷窥见的宫女也为之动容，也只在这时，刚强的皇帝才显出骨子里的些许温情与脆弱。

正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前期，出现“嘉靖中兴”的局面。

政治上打击权臣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积极改革，推行新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夏言等贤臣。

经济上严革贪赃枉法，清理勋戚庄田，鼓励生产，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体恤民情，资本主义萌芽兴起。

文化上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

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守兵东南，阻挡倭寇入侵。

负面评价

嘉靖帝统治后期，日渐腐朽，不仅滥用民力大事营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

嘉靖二十一年后更是移居西苑修玄，日求长生。首辅严嵩专国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

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

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二十九年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

在用人上 ，嘉靖帝“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态度变化很大，对于权力把握很强，对于文官集团控制也很强。功臣、直臣多遭杀害、贬黜。

晚年嘉靖帝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国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轨。

历代评价

当年明月：他是明代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间，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聪明，丝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于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潜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关键。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点，他才躺下睡一会儿，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自古以来做皇帝的是有蠢人，但明代没有蠢皇帝，嘉靖修道是为了多活两年，因为他掌握了做皇帝的规律，没有人能动摇他，这是修道的根本。

生平

早期经历

朱厚熜，兴献王朱祐杬之次子。兴献王封地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明朝时是三大府之一的承天府，正德二年（1507年）9月16日，朱厚熜出生于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市）的兴王府。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第四子，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487年7月30日）受封兴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1494年10月16日）就藩湖广安陆州。朱厚熜的母亲蒋氏是北京中兵马指挥使（追封玉田伯）蒋斅的女儿，她于1493年与朱祐杬成亲，1494年随朱祐杬就藩安陆。

朱厚熜幼时就聪敏过人，兴王教他读诗几次后就能准确背诵。稍大以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籍，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不仅如此，兴王还让他参加王府的祭祀和典礼，因此他很小的时候便熟悉了各种礼仪和规范。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1519年7月13日），兴王朱祐杬病薨，年仅12岁的朱厚熜袭为兴王，朱厚熜在长史袁宗皋的辅佐下接管王府。

承袭皇位

由于武宗没有子嗣，早在武宗弥留之际，杨廷和替皇帝起草遗诏：“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在武宗逝世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时间，并承袭兴王爵位。武宗驾崩后的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2日，一个由司礼监、皇室和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

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

正德十六年（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

即位不久后，嘉靖帝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帝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嘉靖帝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以嘉靖帝的胜利最终结束。

嘉靖中兴

嘉靖朝前期，嘉靖帝力革前朝时弊，励志效法太祖、像成祖推行“新政”，在张璁的辅助下大刀阔斧推行了改革：大赦天下，抑制宦官，整顿朝纲，诛杀了钱宁、江彬等佞臣，还土地于民，鼓励农耕，治理水灾，汰除军校匠役十万余人，极大地缓解了当时激烈的社会经济矛盾。他吸取了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中央集权得到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减轻租银，整顿赋役，赈济灾荒；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地于民，鼓励耕织；体恤民情，集异纳谏，勤于政务；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顿边防。内容广泛，成效显著。这期间，“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科技空前繁荣，优秀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天下翕然称治”。

崇奉道教

中年的嘉靖帝日渐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二十年不理朝政。方士、道士们利用世宗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万般愚弄嘉靖，使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爆发“壬寅宫变”，几死于宫女之手。此后嘉靖帝移居西苑，此后首辅严嵩专国二十年，残害忠良，杨继盛、沈炼等朝臣惨遭杀害；吏治败坏，爆发多起民变；边事废弛，1524年以后爆发多起大同兵变，1535年爆发辽东兵变，1560年爆发振武营兵变；长城北方蒙古鞑靼俺答汗寇边，倭寇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后赖朱纨、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率军肃清。在此期间，葡萄牙人于1553年取得入居澳门的特权。

后期，嘉靖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缩弊、振兴纲纪等改革措施，下令退还一些被侵占的民田，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开创了嘉靖年间的“新政”时期，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

去世

随着嘉靖帝年龄增大加之长期服用有砒霜，水银，雄黄，处女红的丹药，朱厚熜的身体每况愈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方士王金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制长生妙药献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嘉靖帝大怒，下狱论死，为徐阶所救。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略为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嘉靖皇帝实施的改革措施，为万历初期张居正全面推行改革进行了准备。

轶事典故

信奉道教

嘉靖帝信奉道教、敬鬼神，这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关系密切。荆楚之地本就是道教的源头，嘉靖帝的父母也尊信道教，耳濡目染对嘉靖帝的影响不言而喻。嘉靖帝个性很强，认定的事大多难以改易，他不仅本人信道，当上皇帝以后，还要全体臣僚都要尊道，尊道者升官发财，敢于进言劝谏者轻则削职为民，枷禁狱中，重则当场杖死。嘉靖帝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嘉靖帝迷信丹药方术，他派人到处采集灵芝，并经常吞服道士们炼制的丹药。为满足自己修道，嘉靖帝数次遴选民女入宫，每次数百名。嘉靖帝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帝命宫女们清晨采集甘露兑服参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宫女们忍无可忍，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差点将嘉靖帝勒死，这就是历史上罕见的宫女弑君的“壬寅宫变”。特别是经“壬寅宫变”幸得未死，从此移居西苑，设醺炼丹，迷信道士邪说，养生修道，二十余年不回大内，法纪逐渐松弛。另在宫内外兴建大量宫殿庙宇，加重百姓的负担，使得国家财政危机愈益深重。

嘉靖帝任用道士，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然后让道士烧掉， 企图让神仙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一个叫蓝道行的道士，平生最恨奸臣严嵩，借助这个机会向嘉靖帝传达了“奸臣如严嵩，忠臣如徐阶”的字样，最终使权臣严嵩落马，而严嵩之前是嘉靖帝最喜欢的臣子，蓝道行也借助这一事件得以登上《明史》。

壬寅宫变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十几个宫女以杨金英为首，决心要害死嘉靖帝。一天夜里，她们找到嘉靖帝的宿处，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按住他，用绳索勒住他的脖子，不料慌乱之中，把绳索打成了死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勒不死嘉靖帝，其中两个妃子一看事态不妙，就扔下了其他宫女，向皇后报告，想以此得以宽侑。皇后立即带人救下了气息奄奄的嘉靖帝。可怜以杨金英为首的这些宫女，包括那两个向皇后打报告的妃子都被处以极刑。

事后，嘉靖皇帝便搬到西苑的万寿宫，不敢住在紫禁城的寝宫里。

海瑞骂嘉靖

嘉靖四十五（1566）年，时任户部主事（正六品）海瑞上《治安疏》，严厉批评嘉靖帝妄想长生，无父子、君臣、夫妇之情，称“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又称如皇帝“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嘉靖帝大怒，命左右“趣执之，无使得遁”，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在旁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嘉靖帝默然，留中不发数月。

海瑞骂皇帝那一年是嘉靖四十五年的春天，嘉靖帝是这一年冬天死掉的。嘉靖帝老了，当时徐阶也起了重要作用。嘉靖本来要杀海瑞的，徐阶说：海瑞是想当比干，皇帝想成全他一个忠臣的名声吗？嘉靖皇帝说：“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就把海瑞关在监狱里10个月没理他。

家庭成员

家世

祖父：宪宗纯皇帝朱见深

祖母：孝惠皇后邵氏（追尊）

父：（追尊）睿宗献皇帝朱祐杬

母：（追尊）慈孝献皇后蒋氏

后妃

皇后（4位）

孝洁肃皇后，陈氏，原配妻，流产血崩而死。初谥悼灵，后改谥曰“孝洁恭懿慈睿安庄相天翊圣肃皇后”，合葬永陵，祔庙；

废后张氏，初为顺妃，陈皇后死，继立为皇后。后来废死冷宫。无谥；

孝烈皇后，方氏。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封德嫔，晋德妃。嘉靖二十七年在坤宁宫大火中遇难。谥曰“孝烈端顺敏惠恭诚祗天卫圣皇后”，世宗遗命祔庙，但穆宗以孝洁元配故，未祔太庙，移主弘孝殿，葬永陵；

孝恪皇后，杜氏，明穆宗生母，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封康嫔。晋康妃。崩，谥荣淑康妃。穆宗即位，尊谥曰“孝恪渊纯慈懿恭顺赞天开圣皇后”，迁葬永陵，祀主神霄殿。

皇贵妃（3位）

阎贵妃（？–1541），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封丽嫔。嘉靖十二年八月生皇长，十三年晋丽妃，十五年晋贵妃，十九年病死。

赠皇贵妃，谥曰荣安惠顺端僖。世宗对她母子二人的去世颇为伤感，在当年晋封了所有为他生育子女的后宫妃嫔。与王贵妃、郑贤妃等六位妃子、二位太子合葬于明十三陵的“世宗贤妃墓”。

王贵妃（？–1553），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封庄嫔，十五年生皇次子，晋昭妃。十八年因儿子立为皇太子，次年正月晋为皇贵妃。三十一年太子病故，次年她亦死，推测年40岁上下。谥曰端和恭荣顺温僖；葬于明十三陵陵区内，即“世宗贤妃墓”。

沈贵妃（？–1581），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封僖嫔。晋宸妃、晋贵妃，十九年正月封皇贵妃。抚养曹端妃的第二个女儿宁安公主。万历九年病死，年60多岁，谥曰庄顺安荣贞静皇贵妃。葬于悼陵。

贵妃（3位）

马贵妃，谥曰荣安贵妃。生平不详，封号见于《明书》；

文贵妃，入宫时间不详，初封敬妃，后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六十大寿前二日（一说前三日）晋封贵妃，与尚寿妃同时册封。其父加封指挥同知。于万历年间去世，谥曰恭僖贞靖贵妃，葬悼陵。资料见《万历野获编》卷29、卷30 。

周贵妃，生平不详。《世宗嘉靖实录》卷241载：嘉靖十九年九月甲寅"“葬贵妃周氏于孝洁皇后陵次”"，推测她最迟在嘉靖十九年就已经去世。葬于明十三陵“世宗贤妃墓”。

妃（41位）

（一）以下17位妃，见《明史》、《明书》、《国榷》、《世宗实录》、《昌平山水记》、《宛署杂记》等史料：

文恭妃（？–1532），她是嘉靖元年朝廷为世宗皇帝大婚、在民间大规模选美时的前三名，封恭妃。后因罪被软禁。十一年忧伤而死，世宗下令葬礼一切从简。谥曰悼隐恭妃。

郑贤妃，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首，封贤嫔。十五年死，约20岁出头。谥曰怀荣贤妃。葬于明十三陵陵区内，即“世宗贤妃墓”。

沈安妃，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为安嫔。十五年进封为安妃，无出，卒年不详。（参见《明书》、《宛署杂记》）

卢靖妃，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为和嫔。十六年生景恭王朱载圳，晋靖妃。她在万历年间以高龄去世，葬于悼陵

曹端妃（？-1542），生常安公主、宁安公主。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发生“壬寅宫变”，她受诬陷，被方皇后借机以凌迟酷刑处死。

尚寿妃（1549-1610)，原为宫女。嘉靖四十年13岁时被皇帝临幸，是世宗晚年很得宠的妃子之一。嘉靖四十五年，世宗和她玩过家家，在帐子里放焰火，结果引起火灾，把毓德宫给烧了，但皇帝没有怪罪她，还于当年八月册封她为寿妃。几月后世宗亦病死，舆论因此把皇帝的死归罪于她。她死于万历三十八年，年62岁。

杨荣妃（？-1566），原为宫女，得世宗临幸，还未及册封，她就在嘉靖四十五年的大火中为保护皇帝和尚寿妃遇难。追赠为荣妃，谥曰恭淑安僖荣妃，葬礼按皇贵妃规格的四分之一办理，葬于明十三陵陵区内的“世宗贤妃墓”。其父兄皆得恩赏；

江肃妃，嘉靖十五年封恭嫔，次年生颍殇王朱载（土啇)，十九年晋肃妃。

包宜妃，生平不详。《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九月记载“己卯，世庙懿妃赵氏薨，命治丧礼仪杀宜妃包氏三之二。”据此推测她最迟在隆庆三年（1569年）已经去世。

赵懿妃（？–1569），嘉靖十六年生皇六子戚怀王朱载沴，十九年晋懿妃。隆庆三年九月病死，不知何故，明穆宗严令她的葬礼从简，其规模只有包宜妃的三分之一；

陈雍妃（？–1586），嘉靖十六年封雍嫔，八个月后生蓟哀王朱载?。十九年晋雍妃，次年生归善公主。万历十四年去世。

马贞妃，嘉靖四十五年六月薨，赐谥曰荣安。葬天寿山之陵次，丧葬礼仪同阎贵妃。史料见《昌平山水记》。葬于明十三陵陵区内的“世宗贤妃墓”。

赵荣妃，生皇八子均思王朱载（土夙)，其他事迹不详；

张德妃，生嘉善公主，谥曰荣昭德妃；

杨淑妃，谥曰端静恭惠淑妃。

王丽妃，谥曰恭僖丽妃。

徐永妃，谥曰端惠永妃。

（二）以下24位妃子的名号见《宛署杂记》或《明书》，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妃子墓，生平谥号不详：王靖妃、于宜妃、宋宜妃、王宸妃、褚晏妃、褚静妃、张常妃、王庄妃、彭安妃、杜庄妃、王康妃、张和妃、高和妃、高安妃、张安妃、王徽妃、张淑妃、王贞妃、陈静妃、王怀妃、何睦妃、耿平妃、吴定妃、李顺妃。

嫔（31位）

（一）嘉靖十年三月二日，嘉靖帝欲仿古礼为九嫔之选，在民间选美，册选如下九嫔：郑氏为贤嫔、方氏为德嫔、王氏为庄嫔、阎氏为丽嫔、韦氏为惠嫔、沈氏为安嫔、卢氏为和嫔、沈氏为僖嫔、杜氏为康嫔，时年在14－18岁之间。其中的8人后来分别晋为皇后、皇贵妃、妃，只有1人未得晋封。

韦惠嫔，嘉靖十年三月册选的“九嫔”之一，事迹不详。

（二）如下6嫔，名号见《国榷》：

王宁嫔（？–1542），入宫途径、封嫔时间不详。据说她是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的主谋之人（待考证），被方皇后下令凌迟处死。

李敬嫔，由其父自荐、未经挑选而直接入宫，嘉靖十四年二月册为敬嫔，无出；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其妹又被哥哥献入宫，位份不详。

赵荣嫔；卢靖嫔；江恭嫔；任顺嫔。

（三）如下25嫔，俱葬金山。名号见《宛署杂记》 县始坟墓：庄嫔王氏、惠嫔韦氏、常嫔陈氏、常嫔李氏、裕嫔王氏、怀嫔王氏、御嫔黄氏、宛嫔赵氏、常嫔马氏、常嫔刘氏、常嫔杨氏、常嫔张氏、康嫔刘氏、常嫔傅氏、常嫔张氏、常嫔刘氏、昭嫔张氏、常嫔武氏、宁嫔郭氏、静嫔田氏、安嫔孟氏、丽嫔宋氏、和嫔任氏、常嫔高氏、常嫔王氏。

子女

皇子

长子朱载基（1533－1533）（《弇山堂别集》作朱载填），是明世宗朱厚熜庶长子，母阎贵妃。朱载基在嘉靖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出生，两个月后十月十日去世，追封谥号哀冲太子，葬西山。

二子朱载壡（1536－1552），是朱厚熜庶次子，母王贵妃。朱载壡在嘉靖十五年出生，嘉靖十八年立为太子，嘉靖三十一年去世，年十七岁，追封谥号庄敬太子，葬西山。

三子朱载垕（1537－1572），母杜皇后，封裕王，后继位为皇帝，即明穆宗；明穆宗朱载垕为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病死后继位。其母亲杜康妃失宠于世宗，且其又非长子，所以很少得到父爱。登基前的内忧外患使他关心朝局，对他登基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尽力辅佐，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但因为沉迷媚药，也服这些媚药助兴，导致不理朝政。朱载垕在位6年，因病去世，终年36岁。庙号穆宗，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葬于十三陵昭陵，后传于位朱翊钧。

四子朱载圳（1537—1565），与明穆宗朱载垕同岁，仅小一月，母靖妃卢氏。嘉靖十八年（1539年）被封景王，嘉靖四十四年正月死于德安（湖北安陆）王府，无子撤藩，谥恭。

五子朱载??（1537－1538），母江肃妃，出生一天就夭折，死后追封为颍王，谥曰殇。

六子朱载<戞斗土>，母赵懿妃，封戚王，谥戚怀王。

七子朱载?，母陈雍妃，封蓟王，谥蓟哀王。

八子朱载<土夙>，母赵荣妃，封均王，谥均思王。

公主

常安公主（1536－1549）朱寿媖，曹端妃所生。嘉靖十五年八月戊戌日生，九月十五日嘉靖帝赐名寿媖。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去世，终年十四岁，未下嫁，嘉靖帝为此辍朝一日，诏治丧如归善公主例。

思柔公主（1538—1550）朱福媛，母王徽妃，逝于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年仅十二岁，逝世后追封为思柔公主。

宁安公主（1539-1607）（《国榷》作成平公主）名朱禄媜，明朝公主，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女，曹端妃所生，后母沈贵妃。在母亲曹端妃死后，朱禄媜由庶母沈贵妃抚养成人。嘉靖三十四年，公主下嫁李和，生子李承恩。后累进大长公主。有同母姐妹常安公主朱寿媖。

归善公主（1541－1544）朱瑞嬫，母陈雍妃。嘉靖二十年正月六日生，二十三年薨，年四岁。追册，葬祭视太康公主（朱秀荣）。

嘉善公主（1541—1564年）朱素嫃，明世宗女，母德妃张氏。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主下嫁许从诚。公主逝世于嘉靖四十三年。

陵寝墓地

世宗死后葬于永陵。永陵的营建在世宗皇帝登上皇位后的第十五个年头，系其在位时营建的“寿宫”。但其卜选陵址却是在嘉靖七年(1528)皇后陈氏去世之时。当时，世宗命辅臣张璁及兵部员外郎骆用卿等人为陈皇后选择陵地。同时，他也在秘密地为自己的陵地做准备工作。

"

憨山德清（1546年11月15日－1623年1月15日），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法号德清，谥号弘觉禅师，安徽全椒人，明朝佛教出家众，为临济宗门下。复兴禅宗，与紫柏真可是至交，被认为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德清精通释、道、儒三家学说，主张三家思想的融合。倡导禅净双修，教人念自性佛，其思想见解颇与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相契。中国禅宗的祖庭—曹溪，经过憨山德清的锐意经营，由荒废恢复旧观，因此被称为曹溪中兴祖师。其功德巍巍，为后人所敬仰。"生平

早年事迹

父亲蔡彦高，金陵府全椒县居民。 母亲洪氏，虔诚的佛教徒，奉观音大士，一夜因梦见观世音菩萨抱送童子而有孕。七岁时，钟爱他的叔父病死，德清开始思索生死去来的问题。德清九岁时，常随母亲至寺院礼佛，能背诵《普门品》。嘉靖三十六年，德清十二岁，辞亲入报恩寺依西林永宁和尚诵习经教，兼习儒学及古文诗赋。不久，即能背诵《法华经》，并博通内外黄老之学。

求法因缘

十九岁，德清往谒栖霞山云谷法会禅师领受禅法，读到《中峰广录》时，体会禅中三昧，乃决志参禅，便返回报恩寺出家，受具足戒。一日，听和尚讲《华严玄谈》，至十玄门、海印森罗常住处，恍然了悟法界圆融无尽之旨，因而恳切仰慕华严宗清凉澄观法师的为人，自字“澄印”。

自号憨山

隆庆五年，他北游参学，先至北京听讲《法华》和唯识，并参徧融、笑岩二巨匠，请示禅要。继往游五台山，见北台憨山风景奇秀，即有取为自号之意。不久又回北京西山，获识当时名士王凤洲、汪次公、欧桢伯等，以诗文相唱酬。

万历二年他又离京行脚，游嵩山、洛阳，至山西蒲州会见妙峰，和他同上五台山，居北台之龙门，专事参禅。万历四年，袾宏游五台山，与憨山叙谈五日，使其深受禅净兼修思想的影响。万历九年，神宗慈圣太后派人至五台山设“祈储道场”并修造舍利塔，他和妙峰共建无遮会为道场回向。越年在山讲《华严玄谈》，听众近万人。

万历十一年，德清赴东海牢山那罗延窟结庐安居，开始用憨山为别号。皇太后遣使送三千金为他建庵居住，当时山东遭灾荒，他即建议将此费全数施舍给灾民。万历十四年，神宗印刷大藏经十五部分送全国名山，慈圣太后特送一部与东海牢山，因无处安置，又施材修寺，称海印寺。同年，真可与弟子道开为刻藏事特来访他，住了两旬而去。万历二十年，他访达观于房山上方山，同游石经山，巡礼隋静琬所刻石经。时静琬塔院为僧所卖，达观出资赎回，德清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

充军广东

万历二十三年，神宗不满意皇太后为佛事耗费巨资，恰恰太后又派了个当时大臣所忌的使者送经到牢山，这样就迁罪于德清。他从北京回来，被捕下狱，以私创寺院罪名充军去广东雷州。他于十月间携侍者福善南行，至韶关，入曹溪南华寺礼六祖肉身，越三年三月到达雷州。时雷州旱荒，饥民死亡载道，他发动群众掩埋并建济度道场。八月间，镇府令他还广州，当地官民仰慕他的学德，经常有人去访问他。他即以罪犯服装登座为众说法，创开岭南的佛教风气。

住持曹溪

万历二十八年秋，南韶长官祝公请他入曹溪，时南华寺衰落已久，他到寺后，开辟祖庭，选僧受戒，设立僧学，订立清规，一年之间，百废俱兴。万历三十一年，达观在京师因《妖书》事，被捕下狱，又累及德清，仍被遣还雷州。这中间他曾渡海游海南岛，访苏东坡故居，作《琼海探奇记》。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明廷大赦，德清于是再回曹溪。他为复修南华寺大殿，自往端州采运大木。有僧挟嫌诬他私用净财，讼于按察院，他船居芙蓉江上二年待讯，大病几死。后来虽真相大白，他却坚决辞去曹溪的住持，至广州长春庵，为众讲经。

结缘庐山

万历四十一年，他从广州至衡阳，居灵湖万圣寺。缁素又在寺傍为他建成昙华精舍。他在衡阳写成了《楞严通议》、《法华通议》、《起信论略疏》，并自开讲。

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他离湖南，至九江，登庐山。九江四众弟子为建静室于五乳峰下，他很爱其环境幽寂，有终老其地之意。后到径山，即为达观举行荼毗佛事并撰塔铭。

万历四十五年正月，他又去杭州云栖寺为袾宏作《莲池大师塔铭》。时各地僧徒领袖在西湖集会欢迎他，盛况一时。归途经苏州、华严学者巢松、一雨请入华山游览。又被弟子洞闻、汉月及居士钱谦益迎至常熟虞山，说法于三峰清凉寺。同年五月回庐山。
这时九江众弟子为他在五乳峰下扩建道场，他即命名为法云寺，于此为众开讲《法华》、《楞严》、《金刚》、《起信》、《唯识》诸经论，并效远公六时礼念，专心净业。又为继续华严一宗的遗绪，据《清凉疏钞》撰成《华严经纲要》八十卷。

圆寂前后

天启二年，德清应韶阳太守张公之请，再入曹溪，为众说戒讲经。天启三年十月示微疾，向大众宣布道：“老僧世缘将尽矣！”有僧请他垂一言，他说：“金口所演，尚成故纸，我又何为？”，后焚香趺坐而逝，世寿七十八，僧腊五十九，諡号“弘觉禅师”，后人为他立塔于南华寺天子岗。崇祯十三年，弟子们将遗骸漆布升座，安放塔院，即今曹溪南华寺内供奉的憨山肉身像。。

憨山德清灵龛于天启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归匡山。因匡山地多阴，不便安葬，经二十年后又从匡山重返广东曹溪。大众开灵龛瞻视，见大师结双跏趺坐，面色鲜红，爪发犹生，衣服尚新，只是开龛以后立即见风零星飘碎。当时有一僧人建议依天竺的方法，用海南栴檀末涂其体。众人同意他的作法，此僧人涂罢以后即离去不见。然后弟子们恭恭敬敬为大师肉身披上了千佛衣，供奉于憨山寺内。

主要成就

中兴曹溪

曹溪，禅宗南宗别号。以六祖慧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韶州曹溪宝林寺的建立，是在南北朝梁武帝天监三年。经过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军事战乱，到了唐初，宝林寺近于毁废。六祖慧能剃度后再次回到韶州曹溪，住持宝林寺，对宝林寺进行大规模扩建，使得其香火鼎盛。至明末，这座唐朝著名的禅宗道场，已经破落不堪。修行的僧人们不守戒律，饮酒食肉，经营生产。憨山德清有感于曹溪祖庭的败落，着手进行整治，历经一年，使大鉴之道，有勃然中兴之势，被尊为曹溪中兴祖师。

佛学主张

修心

关于德清的佛学思想，吴应宾在其《憨山大师塔铭》中曾说，德清有与圭峰宗密、觉范和延寿诸家相似之处，在法界观上似宗密，在文字禅方面似觉范，在以心为宗方面似延寿，可见其思想，并不拘于一家。

德清是临济系统内的禅僧，在禅学观上，德清坚持原禅的一些基本观点，他论为人人自心光明圆满，各各现成，不欠毫发，众生因为无始劫来的爱根种子造成的深厚妄想，障蔽了这个妙明之心，得不到真实受用，一心只在妄想世界里做活计，流浪生死。只要一念顿歇妄念，就能彻见自心，清净本然了无一物，这就叫悟。他强调，所谓修，所谓悟，都是修此心，悟此心，不是离开自心而别有可修可悟者。

德清进一步证明为什么只需修此心，悟此心，他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佛法只是解说这八个字。心外无法，心外无事，所以，“除此一心，无片事可得”。所谓事法，只是识所变现，识只是心迷而有，已经失去真如之名，推究自心，则了无可得之处。

德清认为，本质上禅宗向上一路，直指自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无需修行，而处处都真，平常生活，都见法身，“江光水色，鸟语潮音，皆演般若实相；晨钟暮鼓，送往迎来，皆空生晏坐石室见法身时也。”不但无修，也无知解，无文字般若，要将从前知解，尽情脱去，一点知见都用不着，要将文言字句，全都去除。“所读之般若，又岂有文言字句，寄于齿颊之端耶？”这却是与紫柏真可有些差异的。但是，末法时代，“吾人积劫习染坚固，我爱根深难拔。”所以不可能像祖师那样的直指，学人不能顿悟，而有参禅提话头之说，但祖师们并未有公案话头之类。德清并不反对参话头，他只是指出，参话头不是在公案话头、文字语句上下功夫，要的是参究自己，而禅界学人，却”不知向根底究，只管在话头上求，求来求去，忽然想出一段光景，就说悟了……如此参禅，岂不瞎却天下后世人眼睛？”德清强调参禅要下疑情，有怀疑精神，他非常推崇“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这一原则，疑情破处便是悟。参禅又要有大勇猛力，大精进力，大忍辱力，决不能思前算后，决不能怯弱。

融净

德清的净土思想，是自心净土，他说：“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邦，又何以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这就是与净土宗所讲的西方净土有所区别，实际上以禅的思想加入并改造净土宗，如果从禅净合一的角度分析，是以禅为主而融入净土，这与袾宏所讲的西方净土有些区别，但在实际操作上，则又是讲他利的。

修行

净土法门的具体修行方法，德清弘传的是念佛，他在雷州时，就向不能进修自度的人传授念佛三昧，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或念三五千声，或念一万声，早晚如此。

德清又从话头禅的角度，把参禅和念佛结合起来，参话头只要参这个念佛，“只是心心不忘佛号，即此便是话头。”就是单提一声阿弥陀佛作为话头，下个疑情，审问这念佛的是谁，再提再审，审之又审，看看这念佛的究竟是谁，这样一切杂念当下顿断，不容再起。

德清不只主张禅净融合，也讲禅教融合，三教融合。关于禅教，德清认为达摩虽讲禅是教外别传的，其实他也是以教来印证禅的，可见教禅本无二致。禅宗中虽然也有超佛越祖之谈，但实际上也是要人成佛作祖去的，而要成佛作祖，必须要遵照佛祖的言教而行。舍教而习禅，“是舍规矩而求方圆也”。

三教融合

关于三教，德清花了很多篇幅来说明三教的融合，他有一句名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这三者缺一不可，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全无而称之为人者，则是貌似人而已。

憨山有关三教之会通，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论述，见于所著《观老庄影响论》一篇中。三教之间，特别是儒佛之间，德清也提出了许多融合的根据，最根本的，儒家讲忠讲孝，德清则讲佛教也讲忠孝的：“出家人宁可上负佛祖，下负我憨山老人，不可自负，不可负君，不可负亲。”

轶事典故

顿悟法界

嘉靖四十四年，德清至天界寺习禅，云谷禅师授以念佛公案，德清发奋参究。一日，德清在天界寺闻法后，发现寺中后架精洁，对净头不由得生起敬意。及至探访，才知是一位全身黄胆，却两眼炯炯有神、目光激射的妙峰禅师。德清欣赏妙峰的率真，应其病情需要准备了果饼去探视他，并与他约定结伴同游。不料数日后，妙峰却不告而别，不知去向。隆庆五年，德清二十四岁，开始游历四方，参谒善知识，随身仅有一钵，一路迳往风雪霜寒的北国天地而去，想藉此经历一番冰寒彻骨的磨炼。一日，他托钵于寒风刺骨的广隆市，自忖得意：“只此一钵，可抵万钟厚禄矣！”当他行脚至京师时，一位身着衲衣，蓬头垢面的苦行僧来到面前，德清立刻是妙峰。二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随后两人连袂参访笑岩等二禅师。万历元年，德清游五台山，见憨山奇秀，乃取“憨山”为号。第二年，德清与妙峰结冬于蒲阪，阅僧肇的《物不迁论》，至“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归”一段，顿明旋岚偃岳之妙，去来生死之疑，即作偈曰：“死生昼夜，水流花谢，今日乃知，鼻孔向下。”妙峰见德清神情异于昔日，遂问有何所得，德清回答：“夜来见河中两铁牛相斗入水去，至今绝消息。”妙峰说：“恭喜你已有住山的本钱了！”德清已然泯除能所的对待，当下体证自性的无分别智。

结缘太后

神宗万历九年，憨山德清应神宗皇帝朱翊钧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之请，与妙峰、大方二师于五台山启建祈皇嗣大法会。憨山隐居东海牢山一年多后，慈圣皇太后为嘉慰憨山当年祈嗣之劳，特派专使亲访，力请憨山入京受赏，憨山固恳谢不就。慈圣皇太后复遣前使送三千金予憨山，仍婉辞以拒，并与使者相商，将该笔巨款转作赈济山东饥民之用；憨山慈悲利他的善行，不仅令当地父老铭感五内，也使慈圣皇太后赞叹不已。

明万历十八年时，慈圣皇太后施刻了五万册《佛说高王观世音经》颁行天下。龙牌上榜题写明：大明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万历庚寅正月吉日发心刊版施印。以求“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可见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深受憨山德清念诵《高王观世音经》的影响。

牢山劫难

万历二十三年，憨山德清被以私造寺院的罪名充军于广东雷州。

德清被捕充军的消息遍传京城，城中士民老小及微服官员倾城而出，涕泣追送，足见人心之感化。当行经南京时，德清母亲迎于江上，母子相见欢喜，谈话音声清亮，内心没有丝毫的滞念。他不禁开口问道：“母亲！当您听到儿子面临死生大事时，难道一点都不忧虑吗？”　“死生是既定的因缘，我自己年纪一大把了，都不曾忧虑，又何忧于你呢？”母亲再叮嘱他：“你要以道自爱，不必忧愁于我，今日我就要先与你作长别了。”德清感动地说：“如果普天下的母亲都能有这样的见解，那里不能顿尽死生之情？”因此，他在《憨山大师梦游集．母子铭》中写道：“母子之情，磁石引针；天然妙性，本自圆成。我见我母，如木出火，木已被焚，火原无我。生而不恋，死若不知，始见我身，是石女儿。”　万历二十五年，德清抵达雷州镇，时值雷州旱荒，饥民死亡载道。德清发动群众掩埋并建济度道场。八月间，镇府令他回返广州，当地官民崇仰其学德，经常有人来访。德清身服囚衣仍为众说法，追随他学佛悟道者众多，他亦立下弘经之愿，日日以布教、弘法、着述为事，并着手疏论《楞伽》、《楞严》诸经。

得法弟子

憨山德清的得法弟子很多。

据《梦游集》记载，跟随憨山德清在狱中的福善和尚；

随德清流放广东的善与、通炯、超逸、通岸诸人；

安徽舒州的吴应宾和常熟的钱谦益；

会稽人陆梦龙；

另外还有一位刘起相，记述了憨山德清灵龛还归曹溪宝林寺供奉始末。

后世纪念

肉身

憨山德清与六祖慧能的肉身并列供奉于曹溪南华寺内。

纪念堂

憨山大师纪念堂位于和县绰庙乡—古渡口蔡浅。公元2004年，南华禅寺传正法师主持兴建此堂。

"

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1328年—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钟离人（今安徽凤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聪明而有远见，神威英武，收揽英雄，平定四海，纳谏如流，求贤若渴，重农桑，兴礼乐，褒节义，崇教化，制定的各种法规都很相宜，前所未有。但他性格严明，晚年偏好诛杀，使得一代开国元勋很少有善始善终者，这是他的缺点。"人物生平

出身布衣

朱元璋生长在濠州钟离孤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其父为朱世珍，母为陈氏。天历元年朱元璋出生，家里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所以叫朱重八，后改名朱元璋。根据他自己写的《朱氏世德碑》碑文记载：朱元璋这一朱姓宗族，出自金陵之句容，家住朱家巷，地属通德乡，朱元璋以上几代人都以农业为生。

他的父亲和祖父以及曾祖父等数辈人都是拖欠税款者，在淮河流域到处躲债，想找一个地方做佃户，能过仅能糊口的生活。他在兄妹中是大难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外，其余孩子都因无力抚养而送人或嫁出。

由于家里贫困无法读书，朱元璋从小就给村里的地主放牛为生。

反元斗争

●加入义军

元朝压榨百姓，民分为四等，民族矛盾尖锐，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蒙古人无需劳动就可以享有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财产，杀一个南人只需罚交一头毛驴价钱。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铁器，连一把菜刀也必须几家合用。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他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兄弟二人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

朱元璋在走投无路之下，就去投奔了皇觉寺的高彬和尚，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还受到老和尚斥责。不久，当地闹饥荒，寺里得不到施舍，主持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年仅17岁的朱元璋才也只好离开寺院托钵流浪。[35]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8年又回到了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再加上天灾频繁，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铤而走险。至正十一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揭竿而起，士兵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并推韩山童为明王。接着，徐寿辉起于蕲州，李二、彭大、赵均用起于徐州。几个月之间，各地纷纷响应。第二年正月十一日，定远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数万百姓起而响应。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首领。二月二十七日，起义军攻下濠州后，郭子兴自称元帅。随后，郭子兴据濠州而坚守，号令彰明。

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来信，邀请他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他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

●成长之路

朱元璋入伍后，作战勇敢，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于是便把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朱元璋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的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他。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三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朱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至正十六年，朱元璋一举攻克了和县。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中，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朱元璋在浙西驻扎6年，借助覆船山为中心的秘密明教总舵，奉行徽州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迅速秘密扩张自己的实力，这三条战略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决胜策略

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这时恰好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朱元璋亲自处理合并事宜。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元军封锁抵达和州。朱元璋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率军冲杀，攻克采石，获得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和战利品运回和州慢慢享用。见此，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绝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一鼓作气，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克太平。进入太平，朱元璋重申军纪，严禁掳掠，有个别兵士犯禁，立即处死，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朱元璋于是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
　　至正十六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在第三天，攻破城外的陈兆先军营，其部三万六千人归降朱元璋。但是，朱元璋看出降军心存疑虑，军心不定。于是朱元璋就从降军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当亲军，在夜里守卫，而自己身边，只留有亲兵统领冯国用一人。

第二天，降军知道此事，都十分感动，疑虑全消，甘愿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于是，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天，朱元璋便攻下集庆。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次年，耿炳文克长兴，徐达克常州，而朱元璋亲自率众攻取宁国。随后赵继祖克江阴、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83] 至正十九年，朱元璋陆续攻占浙东余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至此朱元璋部控制江左、浙右各地，向西与陈友谅部相邻。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至正二十年，刘基被朱元璋请至应天，委任他为朱元璋的谋臣，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

完成了高筑墙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在初期，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在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 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杀了胡三舍，有人进谏说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朱元璋可以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朱元璋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仲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皇朝。

朱元璋统一江南

参见：朱元璋统一江南之战、朱元璋与张士诚两淮之战

●大败陈友谅

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91]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杀死倪文俊，并于至正二十年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于是陈友谅以为应天唾手可得，就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接着，陈友谅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平分朱元璋的领地，应天大震。朱元璋只好召集众将商量对策，一时众说纷纭。惟有刘基默不作声，朱元璋于是征求他的意见，刘基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虽然陈友谅势力强大，但是他杀君自立，部众离心，人民疲敝，故而不难战胜，只要等他们深入，再以伏兵击之，不难取胜。朱元璋同意刘基的判断，于是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于是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约陈攻击应天，并说愿意在江东桥作内应。

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才发现桥是石桥而非木桥，方知受骗中计。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待到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至正二十四年元旦，朱元璋被百官推举为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消灭张士诚

张士诚早年贩卖私盐为业。元末发动盐徒起义，于1354年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为周，建元天佑。1356年，建都平江。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同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朱元璋，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

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州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1367年为吴元年。

平江战役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还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城内一片恐慌，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反复无常，贪图享受，对部下也十分放纵。平江被围困的最后一天，张士诚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仍不忘享乐，坐在银椅上饮酒，左右侍奉的人递桃子给他，结果桃子还没到口，恰好一炮打来，脑袋被打得粉碎。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后，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不搭理；李善长问他，他则破口谩骂。无奈，朱元璋只得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张士诚，东吴灭亡。

●歼灭方国珍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命汤和为征南将军，讨伐割据浙东多年的方国珍。后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进攻福建。同年，方国珍投降。

朱元璋建立大明

至正二十七十月甲子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北伐中发布《谕中原檄》，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对北伐又作出了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粱，然后挥师潼关。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

洪武元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大封诸将为公侯，部份追封为王。初封六公，其中以五大将、一大臣为开国元勋。分别为：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而后又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战死的丁德兴为济国公，汤和为信国公、冯国用封郢国公。次年，朱元璋于鸡鸣山立功臣庙，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以徐达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凡二十一人。死者像祀，生者虚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丁德兴七人配享太庙。

洪武元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八月，明军进逼北京，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弃城而走，全部逃往蒙古草原。其余库库帖木尔、李思齐等手握重兵勇于内战的军阀，在明军攻来时，全部逃跑。蒙古在中原九十八年的统治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中国再次回归到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之下。同时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

朱元璋洪武之治

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了，史称洪武之治。

朱元璋忧劳而逝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朱元璋驾崩于应天皇宫，下遗诏：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葬于紫金山明孝陵。洪武三十一年六月甲辰，上谥曰“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六月十一日丁巳，增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改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人物评价

总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朱元璋最重要的功绩是驱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汉民族，平定天下，成功复国，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及压迫政策，恢复了中华，带领华夏复兴。他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史书评价

《明史》“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历代评价

●赵翼：盖明祖之性，实帝王，豪杰，盗贼兼而且也。

●顺治帝：“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康熙帝立碑“治隆唐宋”赞誉朱元璋。还说：“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

●毛泽东：“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商传：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也没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明帝国。

为政举措

政治

●政治改革

参见：胡惟庸案、蓝玉案、锦衣卫、巡检司

一、中央改革和清理权臣

明初官僚机构沿袭自元朝。朱元璋进行了改革，在中央废除中书省，明初中书省负责天下政务，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胡惟庸势力逐大，威胁皇权。且日益骄横，懈怠政事。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

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话音未落，武士们便把詹徽拿下。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处死，尔后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祥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朱元璋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果未骗朕。”

但是到了晚年朱元璋逐步废除了锦衣卫及其特权，以及一些比较残酷的刑法。[135-137]

二、地方改革

在地方废除行省制，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132] [8] 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打击贪官

参见：郭桓案、空印案、大诰

朱元璋出身贫苦，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所以，登基后在全国掀起了“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139] 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朱元璋在位处理的贪污案

洪武十五年 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朱元璋发现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边疆充军。
　　洪武十六年 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死囚家贿银万两，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二十口人全部自杀。
　　洪武十八年 又查出户部侍郎郭桓和各司郎中、员外郎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捏报侵欺手段贪污国库物资折合粮食达两千四百万石的犯罪事实。朱元璋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
　　洪武十八年 工部许多官员借营建宫廷之机，采取虚报工匠工役人数天数多领工银，发放时克扣工匠银两私吞。朱元璋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就查处侍郎韩铎、李桢贪污受贿案，并且带出中央专门派去监督工部的工科给事中。
　　洪武十八年 兵部侍郎王志把征兵之机当作生财之道，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袭军户所送贿银达23万两。朱元璋把他也送上断头台。
　　洪武十九年 刑部郎中、员外郎受贿虚报死亡并私放两死囚。这些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
　　洪武十九年 礼部侍郎章祥，伙同员外郎辛钦，私自侵吞皇帝赏赐公主婚礼的银两，被朱元璋拿了个正着。朱元璋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专设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
　　洪武十九年 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到达后他故意拖着案子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勒索两家许多钱物，还诱奸良家民女。后被朱元璋处死。朱元璋又查出六科有61个给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一一做了处理。
　　洪武二十五年 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十几万银两东窗事发，结果夫妻二人被斩。

第三，朱元璋利用残酷刑法处置贪官，采取“剥皮揎草”、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剥皮揎草”刑法，就是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对于那些受贿人员全部处理。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和《醒贪简要录》。《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第六，允许民间百姓上访。明朝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对于封建时代而言，完全打破了一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惯例。赋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上访，在明朝受到了朝廷的保护，不仅如此，对于应当接访而没有接访处理的上级官员，亦要依法论处。

此外，朱元璋在午门外特设“鸣冤鼓”，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御状。

朱元璋以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未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哀叹。

朱元璋当政31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

●勤政廉政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称帝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朱元璋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军事

●军事建制

在军事上，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之手。

●北伐残元

明太祖北征是明朝建立后针对北元的八次军事行动。
　　明太祖北伐 次数 时间
　　明北伐灭元之战 1367年—1369年
　　明太祖第一次北伐 1370年
　　明太祖第二次北伐 1372年
　　明太祖第三次北伐 1380年
　　明太祖第四次北伐 1381年
　　明太祖第五次北伐 1387年
　　明太祖第六次北伐 1387年—1388年
　　明太祖第七次北伐 1390年
　　明太祖第八次北伐 1396年

经济

●与民休息

明朝伊始，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1368年，外地州县官进京，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重要的是休养生息”。

朱元璋还鼓励开垦荒地，1370年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

●轻徭薄赋

朱元璋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型的租税蠲免。[165] 洪武二年是明初第一次大规模地蠲免赋税。之后的三年、四年、九年，也曾在应天、河南、北平、山东、江西、两浙等地陆续蠲免赋税。到洪武二十四年统计时天下田土，已达到3,874,746顷。

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在朱元璋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兴修水利

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

●移民政策

明初，由于连年战乱，加上疫病流行、河水连连泛滥，中原人口锐减，而山西却未经大战，人口稠密。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人口相加，还不及山西人口的一半。中原大地赤野千里，人迹罕见。为此，朱元障下决心从山西大规模移民整修河堤、恢复盐场、发展生产。

洪武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迁移行动，涉及人数达百万之众。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旷古绝今。洪武移民不仅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空间，而且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交融交换，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照应，为大明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为汉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

●紧抓教育

朱元璋从元朝灭亡中看到，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登基后，就采取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洪武九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有一次退朝后，朱元璋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能与皇帝议论国事，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对待“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

●兴科举

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文科考试内容主要局限于四书五经，考试文体通用八股文，虚内容而重形式，因而明代科举制又称八股取士。

民族

朱元璋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内部通婚，明代回族没有优待身份。但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以及明皇室关于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回族的宗教生活。

外交

●朝鲜

唐朝以来秉持着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1372年，朱元璋给高丽王颁发了一道敕书，命令高丽王遵循中国古代的惯例，每三年来朝见中国天子，贡献方物。 1392年，高丽王朝大将李成桂发动政变，建立了李朝。之后，李成桂参考了高丽古名“朝鲜”和李父就仕之地“和宁”，并上书朱元璋要求赐予“国号”，朱元璋认为“朝鲜”是古名，而且“朝日鲜明”出处文雅，因此裁定朝鲜为新国名。朝中关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日本

朱元璋登基之初派使臣下国书到日本，一是希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问题。结果，国书送达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朱元璋知道后恼羞成怒，扬言出兵，要征服日本。但最终并未真正出兵，在留给接班人的丹书铁券中，朱元璋规定日本为“不征之国”。

●暹罗

1377年，朱元璋册封阿瑜陀耶国王为“暹罗国王”，“暹罗”这一名称正式固定下来，称为中文语境下对泰国的称呼。有明一代，阿瑜陀耶遣使臣到中国访问112次，中国也派使臣访问阿瑜陀耶19次。

社会

●养老政策

朱元璋对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颁布诏书和法令，规定每地要善待老人，并让县官定期送去米面衣物进行慰问。朱元璋怕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

为了让居家养老者有人服侍，洪武六年规定：“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令一子侍养，免其差役。”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让70岁以上的老人安度晚年，国家允许老人的一个儿子免于服役。

对于那些孝敬老人的人，朝廷不但给予精神表扬，还给予物质奖励，赏赐衣物，发放奖金。而且，这些孝子孝女年老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当他们年届60岁就可以享受普通老人80岁时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如果孝亲模范不幸成为孤老，那么他们在家就可以享受到在养济院的同等待遇，当地养济院会每月按标准把钱粮送到他们家中；去世后，政府还会发放三两银子作为丧葬费。

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被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的《郑氏规范》是中国传统家法族规的代表作。

●社会福利

朱元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最好的时期。免费养老院、免费医院和免费公墓统统出现了。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抑制商人

为了贬抑商人，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限制。

"

高珩（一六一二年至一六九七年），始祖高全十世孙，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山东淄川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年八十六岁。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顺治朝授秘书院检讨，升国子监祭酒，后晋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珩工诗，体近元、白，生平所著，不下万篇。著有《劝善》诸书及《栖云阁集》。有《栖霎阁诗》十六卷，为赵执信所编；拾遗三卷，为宋弼所辑，《四库总目》并传于世。"与蒲松龄

蒲松龄是高珩侄女的舅父，所以高称蒲为亲家。蒲松龄醉心科举，但屡试不第，仕途失意，穷困潦倒。高珩将他推荐给毕际友家私塾任教授徒。其间，高蒲二人诗书往来频繁。而《聊斋志异》的成书也是在毕家学馆内完成的。

高珩对蒲松龄最直接的帮助是为《聊斋志异》写序。康熙十八年，《聊斋志异》初步成书的时候，高珩给书写了一个序。序中说，当时的社会“江河日下，人鬼颇同”，认同蒲松龄运用鬼魂的形式来写社会。“吾愿读书之士，揽此奇文，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

高珩还将《聊斋志异》的初稿带入宫内广为传阅，对《聊斋志异》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蒲松龄还曾写过俚曲《琴瑟乐》，高珩也为它写了跋。

"

唐顺之（公元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抗倭英雄。 正德二年十月初五出生在常州（武进）城内青果巷易书堂官宦之家。　　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1560年四月丙申（初一）日（4月25日）至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荆川先生"。"轶事典故

掷笔毙刺客
　　唐顺之在扫荡倭寇的战斗中，因为他用兵如神，再加上他武艺超人，他的队伍把倭寇杀得落花流水。倭寇听到唐顺之，就失魂落魄。倭寇的头子对唐顺之也恨之入骨。于是重金聘请刺客谋杀唐顺之。有一天深夜，唐顺之正秉烛挥毫，忽觉桌前烛光一闪，猛一抬头，只见一个浑身穿着黑色紧身短靠，手执利刀的人已站在眼前了。“刺客”，荆川的脑子中念头一闪，“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得小心对付。他微微笑着对黑衣人说： “你是谁？何故深夜前来？” “唐顺之，你不必问我何人，今天就是来取你的性命！” “既然这样，好吧，能否容我把这张字写完再就教你呢？”
　　刺客一看，唐顺之手执毛笔如龙飞凤舞。心里想：人家都说唐顺之学问好，字写得好，今天亲眼看他写字也算有缘。反正他性命已在我掌握之中了。于是对唐顺之说：
　　“念你是读书人，就让你多活一刻，把这张字写完了吧！”话虽这样说，刺客的刀刃还对准着他的颈项。
　　唐顺之神色自若，提着斗笔饱蘸浓墨依然挥毫如飞，正当刺客看得入神时，突然，荆川先生闪电似地将笔往刺客喉间掷去。“哎……”刺客“呀”都来不及出口，身体往后便倒，手中的利刀“当啷”一声坠落在罗砖地上，原来荆川先生把浑身的力气全运到这笔尖上，轻轻一掷有千钧之力。刺客的喉咙怎么能经受得起，鲜血和墨汁混流满地了。唐顺之从容地招呼家人悄悄地把刺客抬到后园空地上埋了，从此他就更为警惕了。

金头玉臂
　　唐顺之先生自从刺客来行刺后，一直十分警惕，他得知倭寇对他恨之入骨，因此在他连年征战积劳成疾后，更是戒备森严。他五十四那年，正在江北讨贼，旧病复发，愈来愈沉重，自知要客死异乡了，便把儿子鹤征召到床前：“为父看来不久就要离开人世，我估计即使我死后，贼人还要对我进行报复，因此，我的灵柩你要秘藏，切勿让外人知道才好。”“父亲放心，孩儿定当格外当心。”鹤征流着泪答应着。
　　没几天，唐顺之归天，遗体运回常州。鹤征想，父亲生前交友很广，人家前来吊奠总不能拒之门外，但人多杂乱，倘有疏忽，致使父亲遗体受损，那怎么对得起去世的父亲呢？于是想出了一个法子，做了四口同样的棺材，同时在四个地点守灵。放有唐顺之尸体的棺木则放在东下塘自家的小房子里，派得力的家将守护着，自己反而守在另一处假棺旁接待一般宾客。四处同时哀乐齐鸣，准备等服满后分别出丧下葬。
　　一天清晨，只听门人报：“有远客来吊奠老爷！”只见一位书生模样的人，脸容十分哀切，后面一位从人挑着一担祭品进来。鹤征觉得来人面生，开口问道： “客人尊姓大名？从何而来？” 书生通了姓名后说： “荆川先生是我大恩人，听到噩耗我是连夜备了祭品从丹徒赶来的。”说罢号淘大哭。 鹤征见他情真意切，开口闭口说荆川先生是他大恩人，又见他路远迢迢备了祭品赶到这里，很是过意不去。看上去，这个人书生打扮，举止斯文，绝不是歹徒。心想，来人这样诚意，如不让他在父亲灵柩前吊奠，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吩咐家将带了这两个人到东下塘设灵的房子里去祭奠。自己也随后赶来。
　　再说那人到了东下塘房子里，一看这里虽然人并不拥挤，却另是一种哀切的气氛，估计是唐顺之遗体的所在。于是一路号淘大哭进去，家人摆好祭品，书生就下跪磕头祭奠。书生一磕头，二磕头，到三磕头，只听得棺木中咔嚓一声巨响。书生立起身来，就同家人拱手告辞。这时鹤征正好赶来，再三挽留不住。书生走后，家人对唐公子说： “公子，刚才客人磕头祭奠时，听得棺木中‘咔嚓’声，我吓得毛骨悚然，恐怕有些蹊跷。”
　　鹤征说：“我刚赶到，似乎也听到这个声音，不要出什么问题。”两人走近灵枢一看，只见棺盖上已裂开一条缝，显然出了什么岔子。慌忙抬起棺盖一看，只见荆川先生的头和一条手臂已不知去向了。鹤征见此情状，知道来人是歹徒，心想自己悔不该忘了先父遗嘱，致使上当，尸骨不全，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惊动了家属、亲友。大家纷纷猜测定是倭寇派人前来报复。“怎么办呢？总不能让为国为民讨贼的唐顺之先生身首异处地安葬！”于是有人提议铸一个黄金的头，雕一只白玉的手臂，装在荆川先生遗体上，让他全尸安葬。这也是表示后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纪念。于是金头玉臂的传说就一直流传至今。

定窑宝鼎
　　明代抗击倭寇侵扰的著名军事家、文学家唐顺之，收藏过一件珍贵的古物，叫做定窑鼎。所谓定窑鼎，就是一只宋瓷香炉。
　　中国古代瓷器，很早就闻名天下。北宋宣和年间，在河北定州烧制的瓷器，都是供宫廷贵族使用的。制作考究、质地精良、造型美观，世称“定窑”。这种瓷器以白色的最为名贵，远在四、五百年前，已经很少流传，收藏家偶然发现一只定窑盘子或瓶子，都不惜重价搜求。何况这只定窑鼎是件大器，高一尺有奇，下有三足，上有两耳，通身洁白如玉，晶莹透亮。配了一个精致的老木底座，上面刻有名书法家李西涯的篆字铭文，真可说是稀世之珍。荆川先生将定窑鼎视为传家宝，珍藏家中，不轻易示人。据说常州唐氏家谱中曾有记载。唐顺之先生死后，宝鼎传到他儿子唐凝庵手里，凝庵有一个好朋友叫周丹泉，是仿制古瓷器的高手。周在唐家看到此鼎，赞赏不已，就按照同样的尺寸和花纹，亲自跑到江西景德镇，用最好的坯泥，釉彩仿制了一只，它的色泽款式，和真鼎丝毫不差，连唐凝庵本人看了也无法辨别真假。只有把两只鼎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分辨出来。唐对周的手艺非常佩服，于是用四十两银子将复制品买了下来，和真鼎藏在一起。
　　到了明代万历末年，定窑宝鼎已经传到唐顺之先生的四世孙唐君俞之手。当时江苏淮安有个富商名叫杜九如，到处出重价收买古玩。他早就听到唐家定窑鼎的盛名，于是想方设法，托人介绍，来到常州唐家，再三请求一观。唐碍于情面，即将复制品出示，杜九如一见之下，爱不释手，死皮赖脸，纠缠不休，并拿出纹银一千两，硬是要唐君俞出让，唐推却不掉，只得让杜把复制品买了回去，杜喜出望外，谢了介绍人二百两银子。
　　唐君俞为人厚道，生平从来未做过欺人之事。过了几天，就托介绍人去对杜九如说：“你买去的鼎是假的，是一个复制品。”并表示愿将银子退还。那里知道杜九如根本不相信，反以为唐要反悔，不但不要银子，连复制品都不肯让人家看；唐君俞无可奈何，只得亲自带了真鼎上门找杜，在真假两鼎对比之下，杜才相信。当然，杜是不会让唐把真鼎再带回去的，这样两座定窑鼎都落入杜九如之手。
　　因为定窑鼎的名气太大了，当时的古玩商都在动它脑筋。杜九如死后，定窑鼎传给了儿子杜生之。有一个徽州古玩商王廷吾，手段阴险狠毒，他打听到杜生之是个纨绔子弟，就成天陪着这位阔少爷到处玩乐，吃喝嫖赌，不到一年，杜就把祖上留下的万贯家财，挥霍殆尽。王廷吾乘机借钱给杜，利上滚利，不觉已经欠王廷吾八百多两银子。王一看时机已到，就连吓带逼，指名要杜用定窑鼎作价抵债。杜生之无力还债，真假两鼎都被王以践价夺走。
　　王廷吾是一个以倒卖古董闻名的大投机商。骗到定窑鼎以后，开价要卖一万两银子，一时那里去找买主！王就伪造了几座赝品，有方的、有圆的，四出招摇撞骗。有一个泰兴人季因是素闻宝鼎之名，竟化了五百两银子向王买了一个方的，季特地请常州人赵再思鉴定。赵是唐君俞的老朋友，在唐家见过真品，一听季买到了唐家定窑方鼎，不禁哈哈大笑说：“唐家定鼎是圆的，怎么会变成了方的呢！”竟不屑一顾。季又气又恨，立即具状向衙门控告王廷吾伪造古玩、诈骗钱财，王看到情况不妙，只得请人调解，赔偿了几件古玩给季，才免去一场官司。
　　王廷吾有一个中表叫黄正宝，喜爱收藏古玩书画，有一次，黄将一幅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山水真迹托王廷吾转卖，索价一百二十两银子。黄深知这位老表掮客心术不正，事先有画上做了个暗记。果然不出所料，王背地里请画师照原样复制一幅，谎说画没有卖掉。黄派了一个精明的家人王佛元去取画，两人事先商定了对策。佛元到了王家一看，见画上没有暗记，马上说：“我家主人叫我来取画，他自己还要来看定窑鼎，商量买价。”廷吾信以为真，就将宝鼎取了出来，正巧黄正宝赶到，听到古画被掉了包，当即责问廷吾，为何以假代真？正在争吵之时，王佛元抢过宝鼎就走，廷吾上前扯住争夺，失手落地，这件无价之宝顿时裂成碎片，廷吾恨极，以头猛撞黄正宝的胸口，黄躲避不及，肩部受了重伤，回家过不久就不治身死。
　　王廷吾一见闯下大祸，连夜弃家逃奔杭州，隐姓埋名，不敢露面。过了年余，事情慢慢过去了，王又开始活动起来，扬言定窑宝鼎仍在自己手里。当时明宗室潞藩朱常芳流寓在杭州，听到定鼎还在，就令门客俞启云到处寻访。有一次，俞在西湖遇见了王廷吾，王出视复制品大肆夸耀。俞不辨真假，立刻引王去见潞藩。经过讨价还价，潞藩以二千两银子买了焉，王得一千六百两，俞得四百两。王得款后就溜之大吉。
　　这只假鼎藏在潞藩船上，由一名厨役保管，有一次潞藩想要看鼎，命厨役开闸取出，不料一个失手，折断了一只鼎足，厨役恐惧万分，当即投水自杀。
　　不久，清兵大举入杭，潞藩仓皇撤退，这座断了足的定窑鼎复制品，被家人沉入钱塘江中。

后世评价

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

生平

幼时学习
　　明正德二年出生在常州青果巷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父唐贵是进士出身，任户部给事中，其父唐宝也是进士出身，任河南信阳与湖南永州府知府。在顺之的幼年时代，父亲对他管 教甚严，写字如不端正就会挨打。如果出去游玩回家晚了，母亲也会时常责骂他。顺之天生禀赋聪明并且极具个性，在同龄人中属佼佼者。顺之酷爱读书，父母除对其严加要求外，并不时为他寻觅当代的名师为其辅导，因此学业有成。在唐顺之23岁那年，他参加了每三年才在京城举办一次的会试，荣登第一。

初入仕途
　　此年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他喜见自己能收罗到唐顺之这样的人才而十分高兴，因此欲利用他的权势越级提拔唐顺之到翰林院为官。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初入仕途的读书人唐顺之，在这个风云莫测而又十分险恶的官场面前显得十分谨慎，他竟婉言谢绝了这位权倾一时的主考官的知遇与栽培，情愿按部就班地去兵部任职。这自然让这位好心的主考大人十分扫兴。

几被贬黜
　　嘉靖十二年，唐顺之被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与赏识他的主考官张璁性格不投，便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开始搁置不批，恰好此时左右私下告诉张璁说“唐顺之一直不愿在你的手下做事，一直要疏远你，你又何必苦留他！”张璁前思后想认定是这么一回事，心中恼怒，心想唐顺之好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准其还乡，并表示永不再让他当官。
　　直到嘉靖十八年才让他复职，但不久唐顺之却犯了一个错误，竟然与友人一起请求朝见太子。这对皇帝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还活得好好的，有事可以找皇帝，你一个朝廷官员，没事见太子干什么？于是唐顺之被削籍，回到常州。
　　唐顺之虽然离开官场，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于是决心退下来潜心读书。

潜心求学
　　唐顺之回乡后开始住在宜兴山中，后来觉得还是不能远离城市的繁嚣，便又迁居到更僻远的陈渡庄，闭门谢客，把时间和精力都用手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之中，真是昼夜讲究忘寝废食。在这些远寓官场的时日里，他还学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下至兵家小技。例如他在三十六七岁时曾向一位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在文艺方面也有许多专家学者闻风前来与顺之共同研讨学问，互通有无。那时连明朝的皇帝也是崇尚道教的信徒，也许是当时的社会风尚，顺之和道士们也常有交往。“罢官”相当于开除公职，这对于有气节的唐顺之来说可算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他在城外陈渡住在简陋的茅舍里，晚上睡在门板上，直到有的朋友看了不忍，花几两银子给他置办了一张小床，这才从门板上换了下来。顺之日常穿着极简朴，经常是身着穿了有十来年的麻布衣服。江南水乡，交通往往是乘船，他和一般乡民出入坐船。同船的人们也不知他是何许人？有些言语上的冲撞、辱骂，甚至在行动上欺侮他，他都逆来顺受，从不与人计较，更不显露自己知识分子或做过官的身份。他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冬天不生火炉；夏天不搧扇子；出门不坐轿子；床上不铺两层床垫；一年只做一件布衣裳；一个月只能吃一回肉。他要用这种自苦的办法使自己摆脱各种物质欲望的引诱，以求平心静气地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的—切。
　　当时，日本正处于割据分裂的“战国”时代，日本内战中的败将溃兵便纠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装掠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倭寇”。当时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巨商和海盗与倭寇相互勾结。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们为了牟取厚利，大规模进行走私，成群结党，分泊各，后来竟演为亦商亦盗，兼行劫掠。嘉靖皇帝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赵文华前往查探。

重返朝廷
　　赵文华得到上谕，立即想到了在家闲居读书的唐顺之。他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并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
　　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并非是三五成群的贼寇，而是拥有兵力相当于现代军队三五个师团的武装力量，因此攻城略地，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杀戮之惨状亦如现代日本侵略军种种兽行！无奈的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气愤得吃不下饭，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在苏州曾经目睹倭寇以刺刀刺杀我们的婴儿作为消遣，唐顺之遇见此事后，痛心疾首，下定决心要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因此他决定放下书本，为民请命。
　　唐顺之回到兵部复职后，首先到京师附近的练兵基地蓟镇，制定了整顿这支无力抵抗外侮的军队方案，然后与总督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他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因为倭寇登上了陆地，我们的田园庐舍生命财产势必都要蒙受巨大损失。但是那时的将校兵卒都怕海战，甚至见了水就害怕！因此他们 常常假借种种客观原因躲藏在内河的港湾内不敢出战，这给海上来的倭寇提供了登陆而来，来了就能任意抢掠满载而去的机会。顺之见到人民遭此苦难，常常皱着眉头慨叹地说，老百姓遭受横祸，等于用刀子剜我的肉，对于死难的父老乡亲，我怎样才能给他们以慰藉呢？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海去体验一下海上的生活。他从江苏的江阴剩凸驶向蛟门大洋，一昼夜走了六七百里，跟随他前往的人在风浪中或惊骇万状；或呕吐不止，可是顺之本人却意气风发镇定自若，他在海风怒吼惊涛骇浪的隆冬黑夜的海上，把躲藏在港湾内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拿了公家俸禄却贪生怕死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兢兢业业地认真尽责了。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因为知道明朝军队无力与之抗衡，五六年以来他们可以任意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抢掠，因此干脆在上海附近的崇明建下了大本营做根据地。
　　唐顺之率领船队前往倭寇停泊在孤悬大洋中的三片沙，在海上较量了一仗，大获全胜，消灭倭寇120人，击沉其兵船13艘，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当年在海上御寇少有的一次大捷。
　　其后倭寇又侵犯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驰大破倭寇。三沙遂又告急，唐顺之连忙回来跃马布阵持刀直前，致使倭寇见军容严整再不敢出战。

染病离世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1560年四月丙申日至通州病逝于海船之上，年仅54岁。

文学造诣

文学主张
　　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较全面表露出来，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呼吁文章应”“如谚语开口见喉咙者”"。

作品风格
　　唐顺之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如《信陵君救赵论》，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明史》说唐顺之文章"“洸洋纡折，有大家风”“。就此文来看，不为过誉。他的记叙散文《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而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唐顺之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还有八股文作法的影响，此为其不足一面。然而，唐顺之等唐宋派为后来撼动后七子文坛统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当然，唐宋派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不能相容的。

存世著作
　　唐顺之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诗 4卷。辑有《文编》64卷。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编列，其中选录了大量唐宋文章。唐顺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两汉解疑》2卷，《武编》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荆川稗编》120卷，《诸儒语要》、及旧本题为李攀龙撰唐顺之校的《韵学渊海》12卷等。近代林纾辑有《唐顺之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

"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1587年（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赠太子太保，谥忠介。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生平

家世出身

海瑞的祖先原籍福建，南宋时有个名叫海俅的人，从福建迁移到了广州，海俅的重孙海逊子在明朝开国之初是广州卫指挥。海逊子的儿子海答儿于1383年从军来到海南岛，就在琼山县落了户籍。海答儿的儿子海宽，中举后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有子侄海澄、海澜、海翰、海鹏、海迈五人，其中海澄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其他还有三人中过举人。唯独海瑞的父亲海翰无所作为，只是个廪生。

海翰娶妻谢氏，谢氏于1514年生下海瑞。海瑞出生4年后，父亲海翰便死去了。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靠祖上留下的几十亩田，勉强维持生活。谢氏性格刚强，对海瑞要求很严格，不让他像一般儿童那样嬉戏玩耍。海瑞自幼攻读诗书经传，他立志日后如果做官，就要做一个不谋取私利，不谄媚权贵，刚直不阿的好官，因此他自号“刚峰”，取其做人要刚强正直，不畏邪恶的意思。

海瑞读书时，正是王守仁学说盛行的时期，王学的要点除了主要方面是唯心主义以外，还有提倡知行合一、理论和行动一致的积极方面。王阳明还提倡“立诚”，反对伪君子式的“乡愿”作风。这些对海瑞日后的为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举教学

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写了一篇《治黎策》，在这篇策论中，海瑞正对海南黎患不绝的现状，提出开通十字道路，设县所城池，中峙参将府兵备道的见解。海瑞得中举人。

1550年，海瑞上京城参加会试。在此期间，海瑞向中央朝廷上《平黎策》，再次重申了他的治黎策略。这一建议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这次会试海瑞落榜了。1554年，两次会试都没考中的海瑞决定放弃科举考试，同年闰三月，海南承宣布政使司指派海瑞到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教谕。

海瑞教育学生道德和文章不可分割，主张读书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该对上官随便下跪。他执教期间，有朝廷的御史到县学视察，其他教师都跪在地上地通报姓名，唯独海瑞长揖行礼，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

初入官场

1562年，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县，看到这里“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的“不均之事”，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这样，淳安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不少逃亡民户又回到故乡。

淳安县的案件很多，海瑞明断疑难案件，深得民心。海瑞生活节俭，他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浙江总督胡宗宪曾告诉别人说：“昨天听说海县令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二斤肉啊。”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向驿吏发怒，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说：“过去胡总督考察巡视各部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打开胡公子的袋子，有金子数千两，海瑞把金子没收到县库中，派人乘马报告胡宗宪，胡宗宪因此没有把海瑞治罪。
严嵩的党羽、都御史鄢懋卿出巡两浙、两淮盐政，一路上威风凛凛，到处贪污勒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巡查路过淳安县，酒饭供应的十分简陋，海瑞高声宣言县衙狭小不能容纳众多的车马。鄢懋卿十分气愤，然而他早就听说过海瑞的名字，只得收敛威风而离开。

鄢懋卿嘱咐巡盐御史袁淳治海瑞和慈溪县霍与瑕的罪。霍与瑕，是礼部尚书霍韬的儿子，也是坦率正直不谄媚鄢懋卿的人。当时，海瑞已提拔为嘉兴通判，因此事贬为兴国州判官，任职期间屡平冤假错案。

1566年，吏部尚书陆光祖主张文官选举，于是海瑞被选拔为户部云南司主事。

上疏入狱

参见词条：治安疏

明世宗朱厚熜晚年，不去朝堂处理政务，深居在西苑，专心致志地设坛求福。总督、巡抚等边关大吏争着向皇帝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礼官总是上表致贺。朝廷大臣自杨最、杨爵获罪以后，没有人敢说时政。
1566年农历二月，海瑞在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

明世宗读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愤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对左右侍从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傻名。听说他上疏之前，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明世宗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又读海瑞的上疏，一天里
反复读了多次，感到叹息，只得把《治安疏》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
1566年秋季，明世宗生病，心情郁闷不高兴，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世宗说：“海瑞所说的都对。朕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偏殿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遂逮捕海瑞关进诏狱，追究主使的人。狱词送上后，仍然留在宫中不发布。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书陈请将海瑞释放。明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何以尚一百大棒，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

首辅徐阶力救海瑞，有阁臣主张对海瑞处以绞刑，被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压了下来。

大赦出狱

1566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明世宗驾崩，外面一般都不知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怀疑应当是被押赴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一夜哭声不断。
公元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裕王朱载垕继位，国号隆庆。奉先帝世宗遗诏，赦免了以海瑞为代表的所有谏言诸臣。海瑞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不久改在兵部任职。后来调大理寺任职，提拔为尚宝丞。

1567年，徐阶被御史齐康所弹劾，海瑞上言说：“徐阶侍奉先帝，不能挽救于神仙土木工程的失误，惧怕皇威保持禄位，实在也是有这样的事。然而自从徐阶主持国政以来，忧劳国事，气量宽宠能容人，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齐康如此心甘情愿地充当飞鹰走狗，捕捉吞噬善类，其罪恶又超过了高拱。”人们赞成他的话。

海瑞被调往通政司，历任左通政、右通政之职。

应天巡抚

1570年夏天，海瑞升调右佥都御史，外放应天巡抚。辖区包括应天、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天平、宁国、安庆、池州十府及广德州，多为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属吏害怕海瑞的威严，贪官污吏很多自动辞职。有显赫的权贵把门漆成红色的，听说海瑞来了，改漆成黑色的。宦官在江南监督织造，见海瑞来了，就减少车马随从。
海瑞兴利除害，请求整修吴淞江、白茆河，通流入海，百姓得到了兴修水利的好处。海瑞早就憎恨大户兼并土地，全力摧毁豪强势力，推行“一条鞭法”，安抚穷困百姓。贫苦百姓的土地有被富豪兼并的，大多夺回来交还原主。深受百姓的爱戴，叫他“海青天”。

徐阶被罢免之后在家中居住，海瑞追究徐家也不给予优待。推行政令气势猛烈，所属官吏恐惧奉行不敢有误，豪强甚至有的跑到其他地方去躲避的。而有些奸民多乘机揭发告状，世家大姓不时有被诬陷受冤枉的人。又裁减邮传冗费，士大夫路过海瑞的辖区大都得不到很好地张罗供应，因此怨言越来越多。

倍受排挤

1570年冬季，都给事中舒化说海瑞迂腐滞缓，不通晓施政的要领，应当用南京清闲的职务安置他，明穆宗还是用嘉奖的语言下诏书鼓励海瑞。不久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护奸民，鱼肉士大夫，沽名乱政，于是海瑞被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巡抚吴地才半年。平民百姓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呼号哭泣于道路，家家绘制海瑞像祭祀他。海瑞要到新任上去，正遇高拱掌握吏部，早就仇恨海瑞，把海瑞的职务合并到南京户部当中，海瑞因此遂因病引退，回到琼山老家。

海瑞在1571年曾前往福建晋江潘湖，黄光升的府邸拜见黄光升，以谢当年营救保护之恩。

1572年，张居正主持国政，也不喜欢海瑞，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海瑞。御史到山中审察，海瑞杀鸡做菜招待御史，房屋居舍冷清简陋，御史叹息而去。张居正惧怕海瑞严峻刚直，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也不任用。

1584年冬天，张居正去世之后，吏部拟用海瑞为左通政，明神宗朱翊钧向来器重海瑞的名望，1585年正月，召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在赴任的路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当时年已七十二岁了。上疏言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列举明太祖朱元璋刑法，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以及定律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应当用这样的方法惩治贪污。其它谋划时政，言语极为切实。只有劝皇帝用暴虐刑法，当时评议认为是错误的。御史梅鹍祚弹劾海瑞。明神宗虽然认为海瑞言论有过失，然而清楚海瑞的忠诚，为此免去梅鹍祚的俸禄。

老病去世

明神宗屡次要重用海瑞，主持国事的阁臣暗中阻止，于是任命海瑞为南京右都御史。海瑞上任后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诸司向来苟且怠慢，海瑞身体力行矫正弊端。有的御史偶尔戏乐，海瑞要按明太祖法规给予杖刑。百官恐惧不安，都怕受其苦。提学御史房寰恐怕被举发纠正要先告状，给事中钟宇淳又从中怂恿，房寰再次上疏诽谤诬蔑海瑞。海瑞也多次上疏请求退休，明神宗下诏慰留不允许。

1586年，海瑞听闻黄光升去世，悲伤至极，带病前去晋江奔丧。

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海瑞没有儿子，所以去世后，佥都御史王用汲去主持海瑞的丧事，看见海瑞住处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主要贡献

法规制度

海瑞曾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兴革条例》，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

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之后，立即颁布《督抚宪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或许仍须稍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 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数目之内。

海瑞在应天推行一条鞭法：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将过去由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把田赋、力役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征收。原来按丁户征役的办法一并改为摊入田亩。
在对待契约问题上，海瑞不顾明代法律规定与当时的国情，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因为当时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致使法律的执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海瑞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二十分之一。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

清廉作风

海瑞的清廉，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旧友高升，总会有人来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这些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公开贴告示说“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然后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贺邦泰、舒大猷远道送来的礼也不例外。至于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占。海瑞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

断案技巧

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

在争产业的案件中，“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在争言貌的案件中，“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

后世纪念

海瑞墓

坐落在海南省海口市西郊滨涯村的海瑞墓，为一长方形陵园，四周为石砌围墙。始建于1589年，是皇帝派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的。1996年11月，国务院批准海瑞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瑞祠

海瑞祠，位于浙江千岛湖龙山岛。于1985年初破土动工，1986年夏落成竣工。为厅院合一式的砖木结构，建筑面积625平方米。

族属争议

《明史》中说海瑞是琼山人，但没有具体民族记载。于是，关于海瑞是什么族的问题有三种说法：一是回族说；二是回族血统汉化说；三是汉族说。

一、回族说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海瑞》书中考证说：海姓在中国古代汉族中极为罕见，仅唐代有一海鹏，而根据海答儿这个姓名，属回族的可能性很大，波斯十四世纪有一地区长官，即名海答儿，元代也有好几个海答儿，都是回族。因此，一般认为海瑞是回族人。

对海瑞族属最新的介绍，有2000年6月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编印的《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此书由伍贻业主编。

另外，光明日报于1959年11月26日曾有一专文，题目是《海瑞是否回族》，作者佩之。文中说：“明代政治家海瑞，据说出于回族。

二、回族血统汉化说

《粤东正气海瑞》一书说：如果说海瑞的祖先海答儿为回族人，海瑞本人则是回汉血统通婚的后裔。

三、汉族说

这类说法主要根据：《明史·列传第一百十四》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来推断。

家族成员

父亲：海翰

母亲：谢氏

妻子：许氏、藩氏、王氏

妾：韩氏、邱氏

儿子：海中砥、海中亮

女儿：三个，名不详

轶事典故

海瑞背纤

明嘉靖年间，海瑞任淳安县令，不畏权贵。国公张志伯奉旨巡察各省，依仗权势，贪赃枉法，百姓怨恨。

海瑞劝农归来，张志伯的亲信差官张彪来至县衙，强索赊银万两，海瑞拒绝，反将张彪棍责逐出。张志伯闻报大怒，至淳安向海责问，海瑞反据理向张算帐，指斥其贪赃枉法，张志伯大窘，临行索要纤夫四百名再作刁难。海瑞因农忙，不愿扰害百姓，就亲自率领衙役背纤，张志伯恐因此引起民愤，狼狈而去。

海瑞罢官

明代太师徐阶的第三子徐瑛霸占民田，鱼肉乡里，强占民女赵小兰。小兰母洪阿兰告状，华亭县令王明友受贿，杖毙小兰祖父。应天巡抚海瑞微服出访，路遇洪阿兰，查明真相，判处徐瑛、王明友死罪，饬令退田。徐阶买通太监、权贵，妄图罢免海瑞，推翻定案。海瑞识破奸计，断然处斩二犯，然后交出大印，慨然罢官归里。

妻妾众多

据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一生娶妻三人，又有小妾两人。第一个妻子许氏，生了两个女儿，被海瑞休了，第二个妻子潘氏进门不到一个月，又被赶出家门。
第三个夫人王氏，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取名中砥。海瑞到淳安任上之后的当年，王夫人又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取名中亮。王夫人还生了个女儿。

王夫人于1568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去世，海瑞说是生病死的，但也有人说是自杀的，《万历十五年》说王夫人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在王夫人去世前11天，海瑞的妾韩氏上吊自杀。

海瑞在70多岁时还有一妾姓邱，据说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三岁就夭折了。

饿死女儿

据明代姚叔祥的《见只编》记载：海瑞家里清贫，他5岁的女儿没有零食吃，府里的一个男仆看这小女孩可怜，就给了一块饼给她。她刚吃上两口，她父亲海瑞就背着手皱着眉走过来了，“饼是哪里来的啊？”女儿如实相告。海瑞很生气，骂道：“一个好女子怎能随便地接受男人的东西呢？只有你饿死了，才是我海瑞的女儿！”

一个只有5岁的小女孩，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块饼会使她变成坏女人。她哭泣着开始绝食。除了海瑞，全家人都慌了，想尽了各种办法哄她吃东西，她就是“打死我也不吃”。饿了七天之后，断了气。

"

张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汉族，南明儒将、诗人，著名抗清英雄。崇祯时举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后被俘，遭杀害，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谥号忠烈。其诗文多是在战斗生涯里写成，质朴悲壮，表现出作家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有《张苍水集》行世。张煌言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杰”。清国史馆为其立传，《明史》有传。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追谥忠烈，入祀忠义祠，收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生平

早年时期

1620年七月八日，张煌言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西元父张圭章，1624年举人，曾任山西盐运司判官，官至刑部员外郎。母赵氏，于张煌言十二岁时病卒，故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长大。[2]张煌言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为人慷慨并且喜爱讨论兵法之道。

1636年，张煌言十六岁参加县试，并考察骑射，张煌言射三箭皆中靶，与他一起应试的人没有不惊叹的。

1642年，张煌言考中举人。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朝廷开始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材，张煌言虽考文举，但仍须加试一些战事急需的武备科目。在考试时，朝廷“以兵事急”，令考生“兼试射”，而张煌言竟“三发皆中”，使在场者十分惊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时局，“慷慨好论兵事”，故周围的人们对他更加敬重。

南下拒敌

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嘉定、杭州等城。宁波城中文武官员有的仓惶出逃，有的策划献城投降。二十五岁的张煌言，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当时，刑部员外郎钱肃乐等率众集会于府城隍庙，张煌言毅然参加，倡议勤王，集师举义。并奉表到天台请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授翰林修撰。后清军破钱塘，随鲁王逃至浙闽沿海，入据舟山。

1646年五月，大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乘虚突破钱塘江，绍兴、杭州、义乌、金华等城相继失守，南明宗室乐安郡王、楚亲王、晋平郡王在金华殉国。鲁王则在石浦守将张名振护卫下自台州出海到达舟山，张煌言随即赶回鄞县故里，与老父、继母、妻儿子女诀别，追随鲁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总兵、隆武帝所封肃虏侯黄斌卿却拒绝接纳，鲁王只得逃往福建长垣。不久，鲁王去厦门，张名振留舟山待机。张煌言与张名振待局势稍定后，重返浙东与舟山地区，组织招募义军。而张煌言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之官职。

1647年，清苏松提督吴胜兆欲在苏州反正，起事前联络定西侯张名振支持。张煌言劝张名振援吴胜兆，张名振遂命张煌言为监军，徐孚远副之。于四月初六自岑江出发。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岛外遇风暴而大败。总督浙直水师户部左侍郎沈廷扬、总兵蔡聪等将领十余人上岸后被清军俘获，于七月初三就义。而张煌言也因飓风吹翻船舶，陷入清军之手七天，找到机会逃出到了海上。在途经黄岩时，又被追赶的清军包围并以箭射之，张煌言率领数骑突出包围，自此他更加努力练习骑射。并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其时，当地的多个山寨经常劫掠民众，唯独张煌言与王翊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扰民，深得民众拥护。
1651年七月，清将张天禄出崇安分水关，马进宝出台州海门，闽浙总督陈锦全军出定海，分路进攻舟山。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入海出兵吴淞，牵制清军主力。大学士张肯堂、安洋将军刘世勋、荡北伯阮进、左都督张名扬等留守。此役舟山军民死难者达18000人，合葬定海城北龙峰山下。事后，清将自承：“我军南下，江阴、泾县、舟山三城，最不易攻。”

1653年八月，张名振和监军兵部侍郎张煌言带领五六百艘战船向北进发，来到长江口的崇明一带沙洲。崇明城中的清军兵力有限，不敢出战，被围长达八个月。明军以崇明和附近沙洲为基地，如清方一分档案中所说：“筑圩耕种，近城十里之外，贼众充斥。百姓菜色相望，饥馑难支。为我用者恹恹待毙，为贼用者欣欣向荣。”“崇明产米之乡皆在平洋山前东、西阜沙，今被贼踞。”

1654年，张军三次进入长江作战，这就是有名的三入长江之役。

联郑抗清

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抵燕子矶，因兵力单弱，无功而返；乃会同郑成功部甘辉、陈六御等收复舟山，张名振缟素入城，遍觅母尸，哀动三军。岁末，张名振猝死。死前曾言：“吾于君母恩俱未报，若母尸不获，毋收吾骸。”言毕起坐，击床而逝，死不瞑目，犹凛凛有生气。后葬于普陀勾山南岙村。张名振原本遗嘱由张煌言统领其军，而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掌。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在将士的推戴下张煌言成为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袖，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1658年，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同年清军进犯云贵，郑成功、张煌言进军浙江，攻克乐清、宁海等地，在羊山遇台风，损失巨舰百余艘，漂没战士八千余人，被迫撤回厦门。

1659年，张煌言与郑成功一起，为牵制张煌言大举向云贵地区进攻的清军，再次率义军入长江作战。先是，义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说：“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稍事休整，务使义军“进退有所据”。但郑成功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颇为坚固。张煌言却率义军乘十七条船机警巧妙地破坏了江防防线，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然郑成功顾虑驻守江宁的清军将赶往支援。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清军自不暇出援”。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此时，张煌言所率义军将属人数不满一万，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并进军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言及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陆路进军，直取南京，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竟从水道进”。致使有利战机瞬间丧失，而南京清军得以喘息并获后援而巩固城防。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只得派遣别的将领率轻舟数十艘的水军，“直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待郑成功率“水师”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在此，他“部勒诸军”，将义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使义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11]而“濒江小艇，载果蓏来贸易者如织”，[11]给义军很大支持与鼓舞。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闻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之事，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不久，张煌言又得到郑成功军已放弃瓜洲、镇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致使张煌言所率义军处于进退维谷、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很快遭致溃败。[12]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义军东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张煌言对招降书“拒不应”，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当义军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最后，张煌言“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不能行，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此后，他“收集旧部”，准备东山再起。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张煌言将义军屯驻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需军饷。同时，张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桂王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的同时，又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

遭遇低潮

1661年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而未能出战。

1662年，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但没有得到郑成功的支持。五月，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张煌言则转战于宁海临门村一带。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趁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十一月，鲁王薨于金门。于是，张煌言只得转战于宁海县临门村一带。还师临门，更使张煌言感慨万千。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义军此时虽多次奋战，然孤悬海上，被迫孤军作战，日渐势单力薄。为此有人提议将义军队伍拉上鸡笼岛驻扎，张煌言认为此议不可行，鸡笼小岛，四面环海，易攻难守，若遭致清军突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身后荣辱

1664年六月，张煌言见复明无望，在南田的悬嶴岛解散义军，隐居海岛不出。夏天，清军通过叛徒找到张煌言隐居地，夜半渡岛，张煌言被执。农历七月十七日至宁波，九月初七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大好江山，可惜沦于腥膻！”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监斩官见杨冠玉年幼，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四十五岁。

张煌言死后由鄞县万斯大等人与和尚超直收尸，并由张煌言外甥朱湘玉到总督衙门买回首级殡敛，并遵照他在《入武林》诗品所表示的愿望，把他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成为与岳飞、于谦一同埋葬在杭州的第三位英雄，后人称之为“西湖三杰”。生前的友人叶振名登越王岭遥祭忠魂，撰祭文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清国史馆为其立传，《明史》有传。

1776年清高宗命录前朝“殉节诸臣”，并加以褒谥和祭祀。收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清廷对张煌言加谥“忠烈”，且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主要成就

拥立南明

1645年之后，张煌言先是跟钱肃乐率领义军，驰骋宁绍，转战浙东打击清军。以后又与郑成功所率的军队在天台会师。鲁王到达绍兴，开始主持浙东反清事宜，26岁的张煌言以赐进士出身的身份，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兵科给事中等职。

此时，福建的郑氏地方势力也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另一个小朝廷，建号“隆武”。于是，在东南沿海便有了两个并立的小朝廷，这就决定了抗清力量无法统一、合作，反形成互相牵制、抵消的局面。

三入长江

1647年四月，任职左都御史的张煌言奉鲁王命监张名振军，他率战舰浮海至崇明，一度登陆，但不幸为飓风所袭失败，全军覆没，自己也被俘后逃出，这是他首次指挥义军作战。1648年，张煌言参加义军恢复宁波失败，便率军至上虞县平冈结寨固守，并一度联合其他义军对清军发动进攻，焚上虞、破新昌，逐渐成为浙东人民抗清的一面旗帜。1651年，义军拥奉鲁王在舟山重建行在，八月，鲁王封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军务的张名振和张煌言奉鲁王率大军从海上进攻崇明，获初胜，但根据地舟山却因防守空虚，被清军袭破，二张匆匆回军，已回天乏力，只能保护鲁王撤至福建，已向云南永历帝称臣并承认永历帝为正统的郑成功，将鲁王安置于金门岛。张煌言主动与郑成功交好，两位抗清战士结下深厚友谊。

1653年，张煌言随张名振又一次攻入崇明，第二年正月，二张率大军溯长江西上，军容严整，震动大江两岸，一度扬威镇江金山，因湖湘各处的永历帝军队发生变故，二张无法前进，只能拚死突破敌人长江防线退回崇明。四月，二张听说清军据守的南京空虚，遂又率军西上，郑成功亦助兵2万，这一次西征又因为军事上失利，被迫退回已光复的舟山岛，张煌言随后又到达闽北秦川岛驻兵。

1658年，永历帝派使臣到达福建厦门，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张煌言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负责浙江军事。不久，两位抗清英雄联手上演了一场在抗清斗争中足以彪炳千秋的壮烈史剧。

攻打南京

1659年五月，郑成功率水陆大军17万人，在舟山会合了张煌言所部6000人，自崇明口入长江，开始了向清军的进攻。在这场战役中，张煌言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

还在大军刚到长江口时，张煌言就建议郑成功先占领崇明全岛作为后方根本。这是他多次进长江的经验，可惜郑成功未采纳，郑氏主张全军西。六月十七日，张煌言攻入瓜洲，在军事会议上，他建议大军先取镇江，自己率水军进攻南京观音门，掩护郑成功在镇江城下的军事行动。是月，张煌言部西上，仪征、六合的清军如惊弓之鸟，而广大人民则热烈拥戴张煌言的大军。义军到达观音门江面，企盼郑成功从陆上会师进攻南京。时据守南京的清江南总督郎廷佐因城内实力不济，异常恐慌。

但郑成功不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而是依旧坐船惯慢地西上。张煌言在南京江面空等了两天，不见大军到来。此时，清军乘机加强了南京的防务，他们侦知张煌言孤军在浦口，想趁郑成功大军未到时击破张煌言军，入夜，清军80艘快船偷袭张煌言水军，两军接战，义军奋勇杀敌，打败清军，第二天凌晨，7名义军战士还克复了江浦城。

克复芜湖

1659年七月初七日张煌言收复芜湖，遂即于该城驻节，并分四路军攻取溧阳至广德、池州、和州、宁国，并以郑成功名义发布檄告，号召各地“归正反邪，端在今日”，“先机者有不次之赏，后至者有不测之诛”。一时皖南、苏南大为震动。

此时，张煌言派往各地的军队进展十分顺利，旬月之间，连克皖南的太平、宁国、池州、徽州、无为、和州及苏南的高淳、溧阳、溧水等城池，共计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部下水陆大军发展到数万人，湘赣鲁豫亦为之震动，忠勇之士纷纷输款欲投效力，这是张煌言抗清事业的辉煌顶点。而清廷也开始慌张起来，除征调大军南下镇压以外，顺治皇帝也开始筹划是否要“御驾亲征”。不幸，此时郑成功的大军却在南京城下战败，使郑成功、张煌言共同创造的大好抗清局面功败垂成。

郑成功大军一撤，张煌言孤军悬于芜湖一带，使得清军能够集中力量回过头来对付他。1661年三月，张煌言率兵进入闽北的沙埕，打算与郑成功再度会师。但是郑成功的主力全力收复台湾。

历史评价

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堵胤锡在永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挤，无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终于赍志以殁；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历史上常说“何代无才”，治世不能“借才于异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

“张苍水的级别是南明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他不像岳飞，祭礼是不能按皇家规格来办，不能戴黄巾，由他的官阶品级决定。”

挺身赴难，舍己为国，虽困犹斗，九死未悔者。这些人当形势极其严峻，国家、民族、人民面临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承担责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甘洒热血，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同凶敌斗争到底，赴汤蹈火，困而不馁，危而不怯，视死如归，舍生取义。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张圭章

母亲：赵氏

妻子

董氏，死于狱中。

儿子

张万祺，于镇江遇害。

纪念场所

墓碑

张煌言墓位于西湖南岸、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在南屏山荔枝峰下，与章太炎墓毗邻。墓用砖砌成园形，墓碑文“故明勤苍水张公墓”。墓两侧分别为与他同时被捕殉难的扬冠玉和罗子木墓。墓左前方还有张苍水祠。祠堂是一座白墙黑瓦的仿明建筑，正厅有张苍水先生像，高三米，四壁墙上挂有八幅壁画，追述了张苍水从少年到就义的悲壮一生。

张煌言于明永历十八年在南田悬岙岛被捕，同年九月初七遇害于杭州弼教坊，遗体收于今址。墓建成后屡经修缮，于1966年底毁，1983年按1920年重修时旧貌修复。墓坐南朝北，三墓成品字形布列，张煌言墓居中，西侧为参军罗子木墓，东侧为侍童杨冠玉及舟子墓。三墓皆圆形拱顶，墓壁清水砖砌，上封土植草。张氏墓直径5.20米，高2.45米，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张煌言为“忠烈”。前立“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苍水张公之墓”碑一方。罗氏墓直径3.07米，高0.92米，前竖“故明参军溧阳罗子木墓”碑一方。杨氏及舟子墓直径3米，高0.97米，前立“故明张公侍者杨冠玉及舟子墓”碑一方。前有神道，通长5.14米，中部竖八十年代整修时新建青石牌坊，两侧分立七组石象生，系明代遗物。墓区东侧有1992年新建“张苍水先生祠”。

故居

张煌言的故居在宁波，人们为纪念他，在县学街建起了“钱张二公祠”；1936年改建贡院桥一带马路时，命名张煌言故居所临、与中山东路并行的一条街为“苍水街”。街的西段，有一幢古朴的旧房，是张煌言当年的故居，现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该地辟建中山广场，但张煌言的故居仍妥为保存，作为三个景点供后人瞻仰。

纪念馆

张苍水纪念馆位于苍水街194号，中山广场内，馆内陈列了根据张苍水史事创作的连环画、张苍水文集和一些研究张苍水的资料。

"

解缙（1369年－1415年），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喜易，明朝吉水（今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中进士，官至内阁首辅、右春坊大学士，参预机务。解缙以才高好直言为人所忌，屡遭贬黜，终以“无人臣礼”下狱，永乐十三年（1415年）冬被埋入雪堆冻死，卒年四十七，成化元年（1465年）赠朝议大夫，谥文毅。"轶事典故

一门三进士

洪武二十年，解缙第一次参加江西省乡试，就一举夺得第一名，人称“解解元”。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列为第七名，经殿试，被录为二甲进士。他的哥哥解纶和妹夫黄金华也同榜登进士。

从小出名的才子解元，会试怎么被挤到第七名呢？原来，解缙所作文章气势磅礴、文笔犀利，本来主考官要点他为一甲，拟为“状元”人选。但其他考官认为，解缙文章中的言论过于尖锐，怕招惹是非，便有意将解缙往后排，列为第七名。

解缙虽然与状元擦肩而过，但解氏家族“兄弟同登第”、“一门三进士”的消息传出，立即轰动了解缙的家乡吉水，也轰动了南京，一时传为盛事。而这次殿试录取的第一名状元的任亨泰，在后世却远不如解缙有建树。

解缙敏对

其一

有一次解缙到一大商贾家收税款。事前，商贾家调皮的女儿在宅前贴上对联，心想，看你解税官怎么进屋。对联云：

闲人免进，盗者休来。

解缙看罢一笑，叫人拿来笔往门联左右各添三字便挺胸而入。商贾女儿出门一看，不得不佩服这位年轻税官文思敏捷，巧补天成。原来解给将对联补写为：

闲人免进贤人进，盗者休来道者来。

其二

解缙幼时去河里洗澡，把脱下的衣服挂在河边的老树上，这时县令来了，对解缙说，我出个对子，若对得出来衣服便给你，对不出来我可就拿走了。然后指着老树说：“千年老树为衣架。”解缙昂首，脱口而出：“万里长江作浴盆！”县令大异，遂还衣于缙。

其三

有一次解缙与永乐皇帝在花园游玩，皇帝突然命解缙以鸡冠花作诗，解缙略一思索，起句道：鸡冠本是胭脂染，一语刚落，只见皇帝从身后取出所执白鸡冠花，说：“不是胭脂红，是白的。”解缙随机应变，当即又吟：今日为何淡淡妆？只因五更贪报晓，至今戴却满头霜。

解缙应对如流，用语不凡，联想奇妙，皇帝听了甚为高兴。

其四

解缙自幼聪明好学，7岁能诗善文，且生性刚直。一次，告老还乡的李尚书不信解缙有此高才，他宴请几个权臣显贵作诗，派人叫解缙前来应对，想有意当众奚落他一番。

解缙来到李府，只见大门紧闭。家人说主人吩咐要他从小门进入，他站在大门口硬是不走小门。李尚书闻情走来大声说：“小子无才嫌地狭”；解缙即答：“大鹏展翅恨天低。”尚书听了大吃一惊：呵，这小子口气倒不小，忙命人打开中门相迎。 刚入席，一权贵便想借题嘲笑他母亲在家做豆腐，父亲挑上街叫卖的贫寒身世，对他说：“听说才子能出口成对，今日请你以你父母职业为题如何？”解缙听了，明知是奚落自己，不慌不忙地吟道：“户挑日月上街卖；手把乾坤日夜磨。”众人听了，无不拍案叫绝。那权贵却鱼骨梗喉似的上下不安。

另一显贵见解缙身穿绿袄，便也出一上联讥讽他：“井里蛤蟆穿绿袄”；解缙见那人身穿红袄，灵机一动说出下联：“锅中螃蟹着红袍”。那显贵听了暗想：这小子好厉害，我把他比作活蛤蟆，他却把我比作死螃蟹。但又无理发泄，只好自认倒霉。

酒过三巡，尚书欲压服解缙，用手往天上一指，自命得意地说：“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解缙听罢，用脚在地上一顿，说：“地作琵琶路作弦，哪个能弹！”口气比他还高。尚书奈何不得，啼笑皆非。

这时，解缙举杯祝酒说：“难得今日群才雅集，我愿题赠一联助兴”。尚书听罢，忙叫人拿来文房四宝，解缙挥毫舞墨，然后掷笔大笑而去。众人走过来一看，瞠目结舌地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这是一副借物寓讽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主要成就

文学

诗词：《赴广西别甥彭云路》、《游七星岩偶成》、《庐山歌》、《藤县即事》、《窦家寨》、《桑》等。

著作：《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丁丑封事》、《文毅集》、《春雨杂述》、《天潢玉牒》，后人辑有《解文毅公集》。

总裁：《太祖实录》、《古今列女传》。

主持编纂：《永乐大典》。

解缙才气横溢，下笔不能自休，尤工五言诗，现存诗五百余首。他的古体歌行气势奔放，想象丰富，逼似李白，而律诗绝句，亦近唐人。解缙之文章雅劲奇古，极具个性特色，政论文直抒胸臆，气势充沛，人物传记叙事简洁，描摹生动。邹元标赞其曰：“义节千秋壮，文章百代尊。”解缙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亲自主持编纂了《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被学术界称为“辑佚古书的渊薮”，《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其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书法

解缙擅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用笔之精妙，出人意表，其草书开晚明狂草先河，明吴宽《匏翁家藏集》称：“永乐时，人多能书，当以学士解公为首，下笔圆滑纯熟。”其草书开明朝狂草先河明何乔远《名山藏》曰：“缙学书得法于危素、周伯琦。其书傲让相缀，神气自倍。”墨迹有《自书诗卷》、《书唐人诗》、《游七星岩诗》、《宋赵恒殿试佚事》等。

《自书诗卷》是解缙在广西、交阯为官期间所作，作品创作于永乐八年，时解缙四十二岁，恰从遥远的边陲入京奏事，之后不久即被陷入狱，五年后惨死，曾经清安岐、乾隆、嘉庆、宣统御府收藏。此卷书法纵横超逸，奔放洒脱， 点划出规入矩，绝无草率牵强处。章法经营尤见匠心，全篇一气呵成，神气自备，显示出解缙驾御长卷游刃有余的不凡功力。从卷末自识中流露出解缙本人对此卷也是颇为得意的。

《游七星岩诗》纵22.8厘米，横61.2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曾经朱之赤、安岐、乾隆御府、顾崧、潘厚、伍俪甫、张珩等鉴藏，上钤诸家鉴藏印记共16方。诗见于解缙《文毅集》卷五"“题临桂七星岩”"，此作书于永乐六年，时解缙40岁。其书艺臻至成熟自化，笔墨奔放，傲让相缀而意向谨严。

解缙《宋赵恒殿试佚事》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卷前三行略显拘谨，自第四行起，渐趋流畅奔放。运笔矫健劲拔，锋颖多变，顿挫 圆转，挥洒自若。其用墨浓而干，墨色黝黑如漆，墨韵飞动，更添风采。解缙的草书，在书法史上负有盛名，与明初三宋并驾齐驱。

生平

明洪武二年解缙出生在吉水鉴湖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传说他自幼颖敏绝伦，有“神童”之称。5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7岁能述文，赋诗有老成语；10岁日数诵千言，终身不忘；12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

洪武二十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

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中戊辰科进士三甲第十名，廷试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授庶吉士，读中秘书。同年，官至翰林学士。朱元璋非常器重他，命其常在身边。一天，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解缙说：“我和你从道义上是君臣，而从恩情上如同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次日，解缙即呈上万言书，主张应当简明律法、并赏褒善政。朱元璋读后，称赞其才。不久，解缙再次呈上《太平十策》进言。解缙初入仕时，曾指责兵部僚属玩忽职守，尚书沈潜对此极为恼怒，上疏诬告解缙。明太祖朱元璋由此也责备解缙“散自怒”并贬他为江西道监察御史。韩国公李善长因罪被朱元璋处死，解缙代郎中王国用上疏为李善长辩冤，他又代御史夏长文革疏《论袁泰奸黠状》，历陈御史袁泰蔑视朝纲，贪赃枉法，陷害忠良之罪。袁泰受到处罚，对此怀恨在心。朱元璋认为解缙还缺乏涵养，必须修身养性，闭门思过，否则会成为众臣攻击的对象。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召解缙父亲进京，对他直说：“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解缙只好随父回归吉水。在老家8年，他闭门著述，校改《元史》，补写《宋书》，删定《礼记》。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解缙进京吊丧。时明惠帝朱允炆临朝，袁泰乘机进诲言，攻击解缙“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90，不当舍以行。”朱允炆听信诲言，贬解缙为河州卫吏。

建文四年，当时的礼部侍郎董伦为朱允炆所信任，在朱允炆面前为解缙说了不少好话，这样，解缙才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十一月任内阁首辅。

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登基，解缙升任翰林侍读。随后成祖建立文渊阁，解缙与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明朝内阁制度由此开始。不久，又迁为翰林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书成，朱棣赏赐银币。其后又主编《永乐大典》。

永乐二年，解缙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这是他仕途最得意之时。朱棣曾经召见解缙等人说：“你们七人朝夕相处，我经常在宫中称赞你们的勤勉谨慎。往往最初容易谨慎，而最终仍然能保持下去的则很难，希望你们能够共勉。”于是各赐五品官服等。恰逢立春时，朱棣赐其等金绮衣，与尚书地位相同。此后内阁进言，朱棣均虚心采纳。

永乐三年，朱棣召解缙入宫，磋商立太子之事。当时明成祖的意思是想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解缙仍直言说：“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天下归附，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朱棣听后面有不悦，对此议犹豫不决。解缙为说服朱棣，只说了一句话：“好圣孙！”两人相视而笑。最后朱棣同意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从此朱高煦深恨解缙[8] 。当时恰逢朱高炽带领明朝大军讨伐安南，解缙上疏劝阻，朱棣不听。随后讨伐成功，并设置郡县。当时太子虽立，朱高炽表现并不令朱棣满意。此时朱高煦更受隆宠，礼秩超过了嫡亲标准。解缙上疏劝阻朱棣说：“启争也，不可。”朱棣随即大怒，称解缙是在离间骨肉，对解缙很有意见。

永乐四年，朱棣赐黄淮等人二品纱罗衣，而独不给解缙。淇国公邱福将朝廷机密"“传达延外”"，朱高煦却嫁祸解缙“禁中语”五年，解缙又被诬为“试阅卷不公”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临行前，礼部郎中李至刚因与解缙有宿怨，又诬缙，故即改贬交趾，命督饷化州。

永乐八年，解缙入京奏事，正遇朱棣北征未归，故只好觐谒太子朱高炽而返。于是朱高煦又乘机进诲言说：“伺上出，私现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朱棣为此震怒，以“无人臣礼”罪下诏狱。当时解缙已同检讨王到广东去了，一路上，他俩看到赣江两岸旱情严重，便上疏请凿赣江通南北，引水灌田。奏书刚至，朱棣更加愤怒，诏令锦衣卫逮捕解缙入狱。大理寺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翰林院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御史李至刚等人均连坐入狱。其中高得抃、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病死于狱中。

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上囚籍，朱棣见到解缙姓名问：“缙犹在耶？”纪纲用酒将解缙灌醉，而后拖到积雪中埋起来，解缙立刻死了，此时解缙年仅四十七岁。解缙去世后，家中财产被抄没，妻子、儿女、宗族都流放到辽东。

正统元年（1436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下诏赦还所抄家产。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朱见深下诏为解缙平反昭雪，恢复官职，赠朝议大夫，谥文毅。解缙死后，朱高煦谋反被诛灭；安南屡次谋反，明朝设置郡县不久最终也被迫撤销，这些均如解缙生前所言发生。

家族成员

祖父：解子元，授安福州判宫，迁太史院校书郎，除承务部、东莞县尹，在元末战乱中死于乱兵。
父亲：解开，二魁胄监，五知贡举，以父死节赠官参知政事不拜，明初授以官又不受，一心从事著述、办学，培养人才。
母亲：高妙莹，贤良淑慧，通书史、善小楷、晓音律，是解缙的启蒙老师。
兄：解纶，洪武中亦官御史，后改应天教授。
子：解祯亮、解祯应。
侄：解祯期。"

沈周（1427～1509）明代杰出书画家。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玉田生、有居竹居主人等。汉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於明宣德二年，卒於明正德四年，享年八十三岁。不应科举，专事诗文、书画，是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传世作品有《庐山高图》、《秋林话旧图》、《沧州趣图》。著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等。"书画作品

沈周的代表作品现在多藏于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藏有精美作品，重要的有《仿董巨山水图》轴、《沧州趣图》卷、《卒夷图》、《墨菜图》、《卧游图》等。南京博物院也藏有几幅沈周精品，其中有《东庄图》、《牡丹》轴，此画作于 1506年，当时沈周已81岁。辽宁博物馆藏有两幅沈周的杰作，一幅是《盆菊幽赏图》卷，画面中树石茅亭，亭中饮酒赏菊者三人，意态优闲，布势疏朗，景物宜人。另一幅是《烟江叠嶂图》卷，作于正德二年，笔墨之运用，随心所欲，满纸烟恋，诚属沈周82岁晚年杰作。此外，台湾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沈周极有名的《庐山高图》轴。

沈周早年多画小画，40岁以后才画大幅绘画作品，中年画法严谨，用笔沉着，晚年笔墨豪放，气势雄强。 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沈周的代表作品现在很多收藏在中国各大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重要的作品有：《仿董巨山水图》轴、《沧州趣图》卷、《卒夷图》、《墨菜图》、《卧游图》等。中国南京博物院也收藏有几幅沈周精品，其中有《东庄图》、《牡丹》轴。辽宁博物馆藏有两幅沈周的杰作，一幅是《盆菊幽赏图》卷，另一幅是《烟江叠嶂图》卷，它们创作于明代正德二年，笔墨的运用随心所欲，是沈周82岁晚年杰作。

艺术特色

在绘画方法上，沈周早年承受家学，兼师杜琼。后来博取众长，出入于宋元各家，主要继承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又参以南宋李、刘、马、夏劲健的笔墨，融会贯通，刚柔并用，形成粗笔水墨的新风格，自成一家。沈周早年多作小幅，40岁以后始拓大幅，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岁笔墨粗简豪放，气势雄强。 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功力浑朴，在师法宋元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所作山水画，有的是描写高山大川，表现传统山水画的三远之景。而大多数作品则是描写南方山水及园林景物，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意趣。

艺术成就

沈周的绘画为传统山水画作出了两大贡献：其一，融南入北，弘扬了文人画的传统。如沈周的粗笔山水，用笔融进了浙派的力感和硬度，丘壑增添了守人之骨和势，将南宋的苍茫浑厚与北宗之壮丽清润融为一体，其抒发的情感也由清寂冷逸而变为宏阔平和。其二，将诗书画进一步结合起来。沈周的书法学黄庭坚，书风“遒劲奇崛”，与他的山水画苍劲浑厚十分相似、协调。他又将书法的运腕、运笔之法运用于绘画之中。沈周同时还是一个诗人，至老年“踔厉顿挫，浓郁苍老”。他把这种诗风与画格相结合，使所作之画，更具有诗情画意。

生平

沈家世代隐居吴门，居苏州相城，故里和墓在今相城区阳澄湖镇。沈周的曾祖父是王蒙的好友，父亲沈恒吉，又是杜琼的学生，书画乃家学渊源。父亲、伯父都以诗文书画闻名乡里。沈周一生家居读书，吟诗作画，优游林泉，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蔑视恶浊的政治现实，一生未应科举，始终从事书画创作。他学识渊博，富于收藏。交游甚广，极受众望，平时平和近人，要书求画者“屦满户外”，“贩夫牧竖”向他求画，从不拒绝。甚至有人作他的赝品，求为题款，他也欣然应允。有曹太守其人，新屋落成欲图其楹庑，搜罗画家，沈周亦在其中，隶往摄之，沈周曰：“毋惊老母，旦夕往画不敢后”客人颇不平曰：“太守不知先生，何贱先生于此？渴贵游可勿往。”沈周答曰：“往役义也，岂有贱哉？谒而求免，乃贱耳。”沈周的书画流传很广，真伪混杂，较难分辨。文征明因此称他为飘然世外的“神仙中人”。

沈周在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书法师黄庭坚，绘画造诣尤深，兼工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以山水和花鸟成就突出。 在绘画方法上，沈周早年承受家学，兼师杜琼。后来博取众长，出入于宋元各家，主要继承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又参以南宋李、刘、马、夏劲健的笔墨，融会贯通，刚柔并用，形成粗笔水墨的新风格，自成一家。沈周早年多作小幅，40岁以后始拓大幅，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岁笔墨粗简豪放，气势雄强。 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功力浑朴，在师法宋元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

"

魏禧（1624年3月2日～1680年11月17日）明末清初散文家，与汪琬、侯方域并称清初散文三大家，与兄际瑞、弟礼合称宁都三魏，三魏兄弟与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岳维屏、彭任等合称易堂九子。字冰叔，一字叔子，号裕斋。江西宁都人，明末诸生，明亡隐居翠微峰勺庭，人称勺庭先生。后出游江南，以文会友，传播其明道理、识时务、重廉耻、畏名义的学说，结纳贤豪，以图恢复。他的文章多颂扬民族气节人事，表现出浓烈的民族意识。还善于评论古人的业迹，对古人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都有一定的见解，著有《魏叔子文集》。

毛铉，字鼎臣，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人。明洪武时在陕西一带从军戍边，后任国子学录。他的诗些富于生活气息。

谢榛（1495～1575）明代布衣诗人。字茂秦，号四溟山人、脱屣山人，山东临清人。十六岁时作乐府商调，流传颇广，后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以声律有闻于时。嘉靖间，挟诗卷游京师，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为“后七子”之一，倡导为诗摹拟盛唐，主张“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后为李攀龙排斥，削名“七子”之外，客游诸藩王间，以布衣终其身。其诗以律句绝句见长，功力深厚，句响字稳，著有《四溟集》、《四溟诗话》。"文学成就

诗论主张
　　谢榛论诗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四溟诗话》里。他的基本态度是与李攀龙、王世贞一致的，也是极力主张模拟盛唐，鄙视宋人，并且认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岂有不法前贤而法同时者？”但与李攀龙等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取径较宽，认为初盛唐14家“咸可为法”，并且看到这些大家风格各有不同：“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薰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他强调，对这14家应“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
　　谢榛较重视诗歌创作中各有所得的“天机”和“超悟”。由此出发，他强调情真，不要摹拟太甚：“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并且还强调“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的独创性。这些看法显然比李攀龙诗论开通和高明。
　　但是，谢榛尽管提倡“超悟”，提倡道他人所未道，其目的主要还在追求诗篇中的“警句”。他认为：“凡作诗先得警句，以为发兴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从客生。”而且认为这类“超悟”式的独特的警句，既可以通过“静室隐几，冥搜邈然”的办法，也可以通过“阅书醒心，忽然有得”的办法，这些都是脱离生活的错误门径。他的诗歌创作有时仅得佳句而难见完篇，这种现象正是他创作指导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诗歌创作
　　谢榛的诗歌创作有两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因他长期转徙于公卿、藩王之间，过着类似乞讨的生活，所以其诗经常发抒他飘游中的凄苦情怀。如《夜坐感怀寄徐文山》等篇，苦情愁绪，溢于言表。他描写旅途的困顿也颇为真切精细：“凉雨何冥冥，黑云复浩浩。山行夜不休，破屋临古道。数口远相投，芜秽不及扫。园荒无主人，马散啮秋草。”诗人也时常升腾起“他年学耕稼”和“亦有逃禅意”的愿望。但实际上他仍然是到处奔波。二是由于他长期游历秦、晋、燕、赵，所以塞外风光常常出于笔端。象《塞上曲四首》、《胡笳曲》、《九月雪》、《冬夜闻笛》等诗，较为生动地描绘出“吹落梅花雪满山”、“菊花含冻不成秋”的景色，也表现塞外人们的风貌和情怀：“弯弧仰射双□下，日晚穹庐带雪归”，“野烧连山胡马绝，何人月下唱凉州？”有些诗歌还吐露出他期望良将守边的想法。他在《送许参军还都下兼寄严冢宰敏卿》里就大声疾呼：“三关父老且挥涕，当代应多卫霍俦！”
　　谢榛善长近体，五律更优。如《暮秋同冯直卿、秦廷献、李士美迎黄花山》：“深入黄花谷，高临玉女台。迎人千嶂出，随意一樽开。寒露垂瑶草，秋风扫石苔。子长耽胜绝，猿鸟莫相猜。”句烹字炼，表现出他风度端凝的艺术功力。此外，他的一些七绝也能节制精严、神采焕发，如《怨歌行》等，抒发情怀，颇为蕴藉。

轶事典故

卢楠是河南浚县人，明代嘉靖年间的著名诗人和辞赋家。谢榛在移家安阳之后，与他结识，成为极好的朋友。后来，卢楠因为礼数不周得罪了知县，被投入狱中，并拟治以大辟之刑。谢榛闻说卢楠的惨况后，带着卢楠的著作到北京求见达官贵人。谢榛先是朗诵卢楠的诗赋，后便接着哭诉道：“卢生真是遇到了天大的冤枉啊！他活着的时候，你们不帮着他平冤昭雪；他死了之后，再写什么像哀悼贾谊那样的辞赋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在谢榛的真情感染下，“后七子”当中的重要人物、在刑部任职的王世贞，也帮助谢榛一同为卢楠奔走、辩白。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卢楠终于得以无罪获释。谢榛的这一举动，使他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当时的人把他当成了战国时射书救聊城的鲁仲连。不只士大夫争着要结识谢榛，就连广大的北方地区的青年们也都争相传说他的事迹。

人物生平

少年成名
　　谢榛一生浪迹四方，未曾入仕。出身寒微，眇一目，自幼喜通轻侠，爱好声乐。15岁师从乡丈苏东皋学诗，16岁写的乐府曲辞，即在临清、德平一带传诵。

30岁左右，西游彰德，献诗于赵康王朱厚煜，为所宾礼，因成为赵王门客。彰德旧为邺地，是汉末建安时期文人荟萃之地，而赵王亦富有文才，喜揽文士，这应该是谢榛居邺的原因。此间，谢诗主要内容是写邺城风光及友人酬答。

云游四方
　　居久，谢榛不耐陪宴凑趣的帮闲生活，遂以邺城为中心，开始了大河南北的浪游。20余年间，南向沿江而东，游庐山，至南京；溯江而上，观览荆襄形胜。北赴京都，登居庸关，游五峰山，写下了不少纪游诗。与其交往者，大部分是地方官吏、宗室藩王，也有僧侣、隐逸、酒家、学子，其诗也大半是友人唱酬、抒情言怀之作。其间，他曾两登嵩山，寻访禅僧；朱仙镇凭吊抗金英雄岳飞，吹台悼念李白、杜甫、高适。虽其很少与农民接触，但对农民的痛苦生活也有所了解，并表示了深切同情，如《渔樵叹》。

仗义执言
　　谢榛以“淡泊”自许，但仍关心时事。嘉靖二十七年，内阁首辅夏言和兵部尚书曾铣，因反对权奸严嵩，遭谗被杀；一些友人亦因此而先后贬谪外地，他写了不少安慰、鼓励他们的诗歌。第二年，他在河南听到浚县卢柟冤狱，即北游赴京，奔走于公卿之间，最终使冤狱得以平雪。

忧国忧民
　　嘉靖二十九年，鞑靼攻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朝野震动。奸相严嵩不准诸将出击，致使京畿之地惨遭虏掠。诗人睹此，忧愤无端，写《秋日即事五首》、《哀哉行》、《元夕同李员外于鳞登西北城楼望郊外人家，时经虏后，慨然有赋》诸诗以纪其事。

与世长辞
　　万历元年冬，谢榛自关中还，过彰德，谒见赵康王的曾孙穆王朱常清。这位穆王也雅好谢榛诗，待以优礼。在招待谢榛的宴席上，穆王命所爱贾姬奏其所制竹枝词，榛大为感动，第二天一早献新词14阙，姬全部谱曲演奏。第二年元旦，穆王招待谢榛。宴后，“盛礼而归姬于榛。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80余首，投笔而逝。”

个人恩怨

后七子社的前身是“刑部诗社”。嘉靖二十三年，临海人王宗沐、松江华亭人袁福徵中了进士，授刑部主事。这时，正好孝丰人吴维岳到北京任刑部主事，于是几个人就共结诗社，品评诗文，唱和酬答。这一诗社是京城中下层官员自发的文学活动，以南方人为主。当时谢榛虽然曾经来往于山东与北京，但是却没有加入这一诗社。在刑部诗社中，吴维岳“尤为同社推重”，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说他“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按，“毗陵”指唐顺之，武进人，是当时著名的唐宋派的主要倡导人之一。据此可知，刑部诗社的论诗旨趣基本上追随便唐宋派，跟前后七子的主张是大不相同的。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李先芳进士及第，在北京等候分配职务。李先芳原籍是监利人，寄籍濮州，也算是山东人了。这时他附鼓吹风雅，跟殷士儋、李攀龙、靳学颜、谢榛等人，结社吟诗。这一京城诗社中人，多为山东人，可以称为“鲁籍诗社”。鲁籍诗社仅仅是一帮同乡好友的聚会唱和，当时没有完全一致的论诗志向和创作主张。例如，李攀龙声称“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而李先芳“论古诗，断自魏、晋以上为上乘，近体十二子、李、杜以上为大家”，这跟李攀龙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但他又选录宋、元诗，刊刻赠人，这就跟李攀龙大不一样了。至于殷士儋、靳学颜等人，或者倾心吏治，或者爱好经学，诗歌创作仅仅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谢榛则云游天下，行踪不定，只是偶尔参加诗社活动，还没有在诗社中发挥什么大的作用。

李先芳很欣赏他年轻的老乡、同年进士王世贞，这时便介绍王世贞与李攀龙相识。第二年，王世贞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吴维岳等人邀请他加入了刑部诗社。这年三月，李先芳授官为新喻知县，离开北京，鲁籍诗社解体。临行前，李先芳介绍李攀龙加入刑部诗社。不久，吴维岳出京任山东提学副使，王宗沐也出任外职，刑部诗社中的几位元老都纷纷离开了诗社。于是，在刑部诗社中，李攀龙得以跟王世贞一起倡导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当然，这时他们的诗学主张还是相当笼统、相当抽象的，缺乏明晰的理论思路和深刻的理论阐发。

嘉靖二十八年，刑部诗社只剩下李攀龙、王世贞寥寥数人，不成气候。这年秋天，谢榛客游京师。他已是享誉天下的著名诗人，李攀龙为了借重他的名声，当即延请他参加刑部诗社的聚会。《诗家直说》卷三记载道：

己酉岁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鳞、王元美及余赏月。因谈诗法，予不避谫陋，具陈颠末。于鳞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觉飞动，亶亶不辍，月西乃归。于鳞徒步相携曰：“子何太泄天机？”予曰：“更有切要处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头别尔。”于鳞默然。

这时，诗社中人对谢榛景仰备至。谢榛的人品、才气、交游，尤其是谢榛的诗学见地，都为社中人所称赞和景仰。李攀龙有《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诗，中有“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的诗句，形容谢榛意气之高，应求之广，生动如见。王世贞有《谢生歌七夕送脱屐老人谢榛》诗，是送谢榛离京南下的诗作，写道：“谢生长河朔，奇笔破万卷。日月纵游遨，乾坤任偃蹇。开元以来八百载，少陵诸公竟安在！精爽虽然付元气，骨格已见沉沧海。”对谢榛的倾倒之情，也溢于言表。

嘉靖二十九年，李攀龙为了张大诗社的旗帜，延纳新进士、刑部的徐中行、梁有誉和吏部的宗臣入社，声势渐渐盛大。这实际上改变了刑部诗社的面貌，成为一个新的诗社了。于是有所谓“五子”之说。“五子”实际上是“六子”，钱谦益说：“于时称五子者：东郡谢榛、济南李攀龙、吴郡王世贞、长兴徐中行、广陵宗臣、南海梁有誉，名五子，实六子也。”“六子”说肇始于嘉靖三十一年春，谢榛《诗家直说》卷四记载：嘉靖壬子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列坐于竹林之间，颜貌风神，皆得虎头之妙。查考《宗子相集》卷四及《兰汀存稿》卷一的《五子诗》，都是嘉靖三十一年春的原作，没有经过改动，它们均以谢榛居首，以下依次是李、徐、梁、王。大概参加诗社的是五个人，就称“五子”，是六个人，就称“六子”。《五子诗》的排列次序，显然是按年龄排列。大约诸子结社之初，大家还都比较谦虚，还能“相序以齿”，谢榛正好以年长居首。到嘉靖三十二年，吴国伦加入了诗社，于是才有“七子”之名，称“七子社”。

由于谢榛在诗坛上早已享有盛誉，还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诗学理论，所以他的诗学理论和批评，对诗社中人产生了一种引导作用，甚至是指导作用。李攀龙在《寄茂秦》诗中称：“论诗到尔长。”这一点被后代的文学史家所肯定，如钱谦益说：“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朱彝尊也说：“七子结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称诗选格，多取定于四溟。”这种情形，在谢榛的《诗家直说》卷三中有详细的记载：

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诸君召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诸公笑而然之。是夕，梦李、杜二公登堂谓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这段话较为集中、全面、具体地体现了谢榛的学唐复古的诗学主张和诗学步骤，而且切实可行，便于效法。谢榛的诗学理论，对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这种“传染”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也是历久弥新的。这一点，从其他六子后来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不久，谢榛又离开了京城，在各地漂游。他本来就是浪迹天涯的山人，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这时，李攀龙在六子当中最年长，俨然成为一言九鼎的诗社宗主。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记述道：“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誉、不佞世贞，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相与切劘千古之事，于鳞咸弟畜之。为社会，时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

还在嘉靖三十二年，不知什么缘故，李攀龙跟谢榛已经发生了龃龉。次年，李攀龙竟然致书与谢榛绝交。而王世贞等人都站在李攀龙一边，交口诋毁谢榛，最后甚至把他在“七子社”中除名。比如王世贞在他的著名谈艺之作《艺苑卮言》中，说谢氏的诗“丑俗稚钝，一字不通”，却偏要“高自称许”，骂他“何不以溺自照”，就是俗语中骂人的话：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嘴脸。谢榛有《杂感寄都门旧知》诗，说：“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就是为此而发的感慨。在谢榛看来，双方交恶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曾经对诸子的诗作都做过直率的批评，而诸子不肯接受，也不能接受。实际上，这主要还是因为李攀龙、王世贞头角渐露，声望日高，他们几个人又都是进士出身，怎能容忍身为布衣的谢榛成为诗社领袖呢？徐谓曾作《廿八日雪》为谢榛鸣不平：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后来诸子与谢榛仍有来往，并时时提到他，双方并没有彻底绝交。

"

宋琬（1614～1674）清初著名诗人，清八大诗家之一。字玉叔，号荔裳，汉族，莱阳（今属山东）人。顺治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永平兵仆道、宁绍台道。族子因宿憾，诬其与闻逆谋，下狱三年。久之得白，流寓吴、越间，寻起四川按察使。琬诗入杜、韩之室，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目，又与严沆、施闰章、丁澎等合称为燕台七子，著有《安雅堂集》及《二乡亭词》。

陆娟，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明弘治时期。松江（今属上海市）人，能诗。华亭陆德蕴（润玉）之女，马龙妻。其父隐居北郭，有高行，曾为明代书画家沈周的老师。

曾棨（1372-1432） 字子棨，号西墅，江西永丰人。明永乐二年状元，人称“江西才子”。其为人如泉涌，廷对两万言不打草稿。曾出任《永乐大典》编纂。曾棨工书法，草书雄放，有晋人风度。"评价

酒与文化，自古结下了不解奇缘。酒兴诱发文才，奇才更催豪饮。我们的文明古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唐朝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明朝状元曾棨，永丰龙潭人，以豪饮与奇才闻名于世。

豪饮振邦交
　　“虏使”酒探路。曾棨在当朝以饮酒海量著称。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个“虏使”到京，欲侦探朝廷的虚实。他自认饮酒有海量才是表现一个民族的豪强剽悍，而自己便以豪饮为其强项。因此，首先即以酒探路，步步紧逼，以期逞能。奏凯而归。朝廷也深察其用意，自然就派曾棨前往陪饮。他便当仁不让，欣然奉陪。席间宾主频频举杯，觥筹交错，饮至酒酣耳热之际，外使自况本民族的豪饮海量，剽悍强劲，不可一世。
　　曾棨酒气豪。曾棨则极尽主人之谊，多多敬酒，待至客人自觉难以为继，有了几分醉意，这才奉劝起来：大明朝廷一贯主张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双方互助，边陲百姓大家安居乐业，岂不妙哉！客人听了深悟点头。主人更给客人斟满酒奉劝，宾主一饮而尽，酒至数巡，客人已不堪酒力，而主人谈笑风生，怡然自乐，酒意末阑，潇洒豪放。客人至此则深为感服，并恳切表示：回去一定如实禀报，大明朝廷宽宏大量，以使双方和睦共处，造福百姓。

文才魁天下
　　三步对妙联。曾棨被誉为“江西才子”，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才思敏捷。成祖皇帝朱棣在审阅其状元试卷时，就极其赏识，御笔亲批：“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高质，启沃惟良显哉。”但是，有时兴起，还要难一难他。一次，乃吟出一上联：“红袖手提鹦鹉盏，来迎状元”，限三步就要对出下联。当他跨出第三步时，果真对出了下联：“白衣身到凤凰池，进朝天子”。又一次，正值元宵佳节，皇帝领群臣观赏彩灯，华灯灿烂，永乐帝大喜，即兴口吟一上联：“灯明，月明，大明一统，”令群臣对下联。群臣无人能对，哑口无言。即刻，只听曾棨大声吟对：“君乐，民乐，永乐万年。”皇帝当下大为欣赏嘉奖。
　　一梅咏百诗。朱棣屡试曾棨的奇才以为乐，并图难倒他。于是，出一题梅花，令他作诗一百首。曾棨文学渊博，诗词歌赋无不精通，记序赞传得手应心。其中的作诗更是他的强项，如何难得倒他。当下凝神构思，欣然命笔，每首都是七律，仅第40首最后有一“梅”字，再无一个“梅”字。他神采奕奕，意气风发，尽写梅花之鲜丽，抒发梅花之神韵，形象生动，寓意深远。文采喷发，一如梅花斗雪怒放。当朱棣击节诵吟，音律铿锵，口齿留香，怡情悦性，拍案称绝。于是，更是赞赏有加。一代文豪留下后世的著作有《睫巢集》18卷、《西墅集》10卷。

生平

早年经历
　　曾棨早年被其父所厌弃，一边放猪，一边苦读。他天性聪明又博闻强记，工文辞，善草书，人称“江西才子”。曾棨作文如泉涌，廷对两万言，连草稿都不打。成祖爱其才，在他的考卷上御批：“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冠天下，昭我文明。”还在卷首朱书：“第一甲第一名”。

才华横溢
　　曾棨之所以答卷快而好，据传，会试过后，主考官解缙特别欣赏同乡乡试解元刘子钦的才学，曾对他说：“状元属子矣。”刘子钦自恃才高、目中无人。对解缙的关照不以为然，并出言不逊。解缙见状，乃密以题意示与另一同乡曾棨，致使曾棨殿试之策最为详尽，下笔万言。成祖认为曾棨才学超群，而刘子钦只排在前十名之外。
　　此科为成祖登基后的首次开科，特下诏选曾棨等二十八名进士为庶吉士，开文渊阁。成祖每每召问典故，曾棨都应对如流；一次命作《天马海青歌》，曾棨挥笔立就，且词气豪宕，深得眷宠。自解缙、胡广之后，朝廷大作多出其手。他曾出任《永乐大典》副总裁。成祖每与诸臣论文士，总要问：“得如曾翰林否？”

酒量过人
　　曾棨相貌堂堂，身材魁伟，善饮酒，且酒量惊人。一日，来了一位外国使臣，号称善饮，朝中无人能陪，成祖命廷臣推举，却只有一个下级武士敢于应战。成祖十分不高兴地说：“堂堂天朝，难道就没有一个善于饮酒的大臣？让一个武士作陪，成何体统？”于是曾棨请往，成祖问：“卿量几何？”曾棨答：“无论量”。成祖大喜，命他去陪使臣，让那武士帮忙跑堂。三人一连喝了几天，来使终于大醉，武士也东倒西歪，然而曾棨清醒如没喝过酒一样，使臣只得甘拜下风。成祖闻之大喜道：“且不以才学，只这酒量，亦堪作我朝状元。”
　　又有一次，英国公张辅想试探一下曾棨到底有多大酒量。他两手合拱量了一下曾棨的腹部，再根据腹部的大小做了一只木桶，置于厅堂后面，于是便邀请曾棨到家中赴宴。他喝多少，同时便往桶中注入多少，喝了一天，桶里的酒已谥了出来，便注入另一瓮中，又溢了出来，曾棨神色自若，夜半回到家中，又摆酒犒劳送他的张府仆人，直到仆人都醉了，他才休息。第二天，张辅惊呼：“子棨真海量也。”

介绍

曾棨 字子棨，号西墅，江西永丰县人。家贫，以砍柴、帮工维生。永乐二年 中进士第一。成祖阅其答卷批日：“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资启沃，惟良显哉!”授翰林修撰。是年成祖令解缙从进士中挑选优秀俊敏者28人为庶吉士，进文渊阁深造，被列为第一人。其问，成祖以《天马海青歌》为题，亲试文渊阁28人，曾又援笔成文最先，辞理俱到，词旨浏亮，受成祖奖励，赐玛瑙带和名马。成祖又将古籍经典中读到的偏僻隐语，摘记在册，召其面询出处，皆对答如流，被成祖视为有真才实学的楷模。诏令修《永乐大典》，曾綮任副总裁，书成，升侍讲学士。永乐七年、十一年，两次扈从成祖巡幸北京，其间应制诗赋，备受称赞。永乐十二年，主考北京乡试，次年充廷试读卷官。永乐十六年主考礼部会试，升侍读学士，授奉训大夫。后诏修天下郡县志，任副总裁。宣德元年 升右春坊大学士，进讲文华殿。二年，任詹事府少詹事，掌管太子宫内事务，仍值文渊阁。馆阁中，自解缙、胡广后，重大文告、条例，多出自其手笔。宣德五年充廷试读卷官，参与修撰太宗、仁宗两朝实录，受赐金织袭衣和银币等奖赏。宣德七年病逝，赠礼部左侍郎，谥襄敏。体魄魁硕，爱饮酒，人称“酒状元”。病危将绝时仍呼酒痛饮。

所作诗文甚多，万历年问，永丰知县吴期照加以选录，为《西墅集》10卷，存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另有《巢睫集》5卷传世。杨士奇称其诗文：如“园林得春，群芳奋发。锦绣灿然，可玩可悦。赋咏之体，必律唐人。兴之所至，笔不停挥。状写之工，极其天趣。”然行文过速，缺乏琢磨。《四库提要》以为“集中一题百首，往往才气用事，而按切肌理，不耐推敲，是亦速成之过也。”此与其洒脱、豪爽之特性有关。

"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常熟梅李镇，后迁居吴县。明代文学家，被人称为“吴中诗冠”，是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诗学思想

徐祯卿的思想。其思想仍依其生平分为两个时期，其前期对儒、佛、道、文学等兼收并蓄，体现出一种大体符合吴中地域的知识杂进性特征;后期大体可以王阳明所说的“学凡三变”来勾勒其思想的转变轨迹。“末世论”思想是徐祯卿对时代特征的一种概念性把握，也是其思想的一个基础起点，徐氏对文学复古的倡导、一生潜心“玄学”等都与其欲拯救“末世”的意图相关。徐祯卿的思想历程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每一次转变大都体现了其精神结构的转换，从时间来看，徐祯卿是七子典范作家中较早由文学转入道学，又最早转向心学之人。《谈艺录》与徐祯卿的诗学理论。《谈艺录》是徐祯卿的诗学理论专著，其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在“复古”观念的观照之下，以“情”为核心带动“气”、“声”、“辞”、“韵”、“思”等诸理论要素的诗论体系。其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潮流以及吴中文人的文化复古思潮、感受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膨胀均为徐祯卿“主情”、“复古”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极有利的环境。“因情立格”说则是徐氏对情感与格调的相互关系所作的探索，为复古派提供了一个学习汉魏古诗的基本途径。徐祯卿吴中时期的诗歌与吴中地域性因素的关系。徐祯卿早期的习诗系统为六朝、中唐白居易、刘禹锡，又兼以晚唐，诗歌以“情深”为主要特征，风格哀婉清丽，诗中涌动的“愁绪”及对意象系统的选择形成其感伤化的诗境。徐祯卿前期诗歌主要是融入吴中一脉，具有很强的吴中地域性，但又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特别是对“情”的吟咏与张扬在吴中“主意”的诗坛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时也成为其入京后加入复古主义阵营的前在因由之一。徐祯卿与李梦阳等七子盟友的交往与转变。相对而言，在七子盟友中徐氏与李梦阳往来密切，特相友善，与边贡、南京作家群中的朱应登、顾璘亦交往颇多且情谊深厚，与何景明也有往来及诗歌酬赠，但相聚时日极短，而其与王廷相、康海、王九思、郑善夫等人交往的记载不多。关于徐祯卿后期诗歌观念的转变问题，本文主张其诗学观念在后期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只是因指导其后期诗歌创作的观念由吴中风习转向复古理论，才导致习诗系统改趋汉、魏，诗歌内容、艺术特征等也发生转变，但同时也保留了前期情深、清丽等特征。可以说徐祯卿的后期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风的交融。李、徐论辩及二人诗学思想辨析。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史上，徐、李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次诗学理论上的论辩，本文对论辩的具体时间、起因、过程以及论辨的态度、结果等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李、徐二人的诗学观念在“复古”、“主情”等基本主张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次一级层次上还是有些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根深蒂固，始终存在，如在“复古”观念方面，二人对具体的复古统序、复古范型内部要素的选择等还存在一些差别。

生平

徐祯卿天性聪颖，少长文理，人称“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早年学文于吴宽，学书法于李应祯。　在文学流派上，与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边贡和王廷相并成为“前七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王世贞《艺苑卮言》内引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书法亦是一绝，王世贞称： “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黄、米及《集王书圣教序》晚岁取《集王书圣教序》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一家。”

徐祯卿著有《迪功集》、《迪功外集》、以及文学批判著作《谈艺录》。

徐祯卿16岁著《新倩集》。但早年屡试不第，读《离骚》有感，作《叹叹集》；明弘治十四年作《江行记》；明弘治十六年与文征明合纂《太湖新录》；明弘治十八年闻鞑靼入侵，官兵抗战不力而败，又作长诗《榆台行》。同年中进士，因貌丑，不得入翰林，改授大理左寺副。明正德五年被贬为国子监博士。

徐祯卿后期信仰道教，研习养生。明正德六年卒于京师，年仅33岁，为四才子中最早过世和享寿最短的。徐祯卿的著述尚有《迪功集》、《翦胜野闻》、《异林》等。

文学成就

“吴中四才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三人，以画或书法蜚声于世，独徐祯卿以诗歌名满士林。徐祯卿在诗坛占有特殊地位，诗作之多，号称“文雄”。早期诗作近白居易、刘禹锡风格，及第后受李梦阳、何景明、迪贡等影响，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参与文学复古运动，为“前七子”之一。所作《谈艺录》，只论汉魏，六朝以后不屑一顾，阐述重在复古之论。其诗格调高雅，纵横驰骋于汉唐之间，虽刻意复古，但仍不失吴中风流之情。

清人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四才子诗，只收录徐祯卿和文征明两人，文征明仅录两首，而徐祯卿诗竟辑录二十三首之多。他为前七子之一，声誉仅次于李、何。《明诗综》在比较徐与李、何诗歌时曰：“李气雄，何才逸，徐情深”，一语中的地指出徐祯卿诗歌的基本特征——“情深”。他虽然与李梦阳同调，但中原习气未深，江左流风犹存，吴中派清丽秀逸的风格仍有保留，较前七子其余各家诗作更有自身特点。《明史》用“熔炼精警”四字概括其诗风格。他长于七言近体，绝句尤精，清词逸格，情韵隽永。

徐祯卿所撰诗话《谈艺录》，颇多精辟警策见解，在明代诗话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话史中都是屈指可数的精品。且不说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们对此备加推崇，就连以反复古自命的钱谦益，也对徐祯卿这篇诗论大加赞赏：“专门诗学，究订体裁，上探骚雅，下括高岑，融会折衷，备兹文质，取充栋之草，删百存一，至今海内，奉如圭璧”。现代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甚至直接将“谈艺录”用作自己的著作之名。徐祯卿作为“吴中诗人之冠”，是当之无愧的。

"

杨士奇（1366～1444），明代大臣、学者，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汉族，江西泰和（今江西泰和县澄江镇）人。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同辅政，并称“三杨”，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杨士奇一岁时丧父，其母改嫁当时任德安同知的罗性，杨士奇于是改姓罗。后来有一次罗家祭祖，年幼的杨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杨氏祖先，被罗性发现并赞扬他的志气，恢复其宗姓。随后，罗性因得罪权贵戍边陕西去世，杨士奇与母回到德安，他一边教学一边侍母。他游走于湖北、湖南进行教学，其间居住江夏的时间最长。

建文年间，明惠帝召集文臣修撰《明太祖实录》，王叔英以史才推荐杨士奇。之后，他进入翰林，充当编纂官。随后，吏部对进入史馆的文臣进行考试，吏部尚书张紞看到杨士奇的答卷后说：“这不是一个编经人的言论。”于是奏请为第一名。该授吴王府副审理，仍然供其编纂馆职位。

明成祖即位后，改杨士奇为翰林院编修。不久，进入内阁，参与负责机务。数月后，晋升为侍讲。

永乐二年，选拔宫僚，杨士奇为左中允，三年后再升为左谕德。杨士奇为官非常谨慎，回家时从不言公事，即使是至亲都不得听闻。他在明成祖前，举止恭慎，善于对答，谈事有灼见。他人有过失，杨士奇都为之揜覆。当时广东布政使徐奇统领西南时，赠当地特产与内廷官员，有人得到馈赠名单呈上皇帝。明成祖看后其中无杨士奇名字，于是召见询问。他回答道：“徐奇当时奔赴广东的时候，群臣作诗文赠行，当时恰逢我得病未有参与，所以唯独没有我的名字。如果我当时无病，是否有我的名字也未知。况且赠礼都是小东西，应当没有其他意思。”明成祖于是命令烧毁了那份名单。

身处宫斗
　　永乐六年，明成祖北巡，命杨士奇与蹇义、黄淮一同留守辅佐太子监国。太子朱高炽喜欢文学，赞赏王汝玉，让他以诗法进讲。杨士奇则称：“陛下应当留意学习《六经》，空暇时候则阅读两汉时期的诏令。诗歌乃雕虫小技，不足为学。”太子表示赞同。当初朱棣起兵时候，汉王朱高煦力战有功。朱棣许诺成功后立其为太子。靖难之役结束后，却未曾立他，朱高煦于是很怨恨。朱棣又怜悯年幼的赵王朱高燧，并异常宠爱他。于是汉王、赵王联合离间太子，朱棣颇为心痛。永乐九年，明成祖回到南京，召问杨士奇太子监国的情况。他称太子孝敬，并说：“太子天资高，有过错必知，然后必改。其存有爱人之心，绝对不会辜负陛下重托。”朱棣听后大悦。永乐十一年遇到日食，礼部尚书吕震请求不要罢免朝贺，礼部侍郎仪智则持相反观点。杨士奇则引用宋仁宗故事力劝，明成祖听后遂罢免。次年，朱棣北征，杨士奇仍留任辅佐太子监国，当时朱高煦开始不断谮言太子。当朱棣北征归还后，太子迎驾迟缓，朱棣气急下把大量东宫大臣黄淮等人下狱问罪。杨士奇之后赶到，被宥免罪。之后召问太子这件事，杨士奇顿首道：“太子仍然和以前一样孝敬。凡是这些迟迎的事情，都是臣等的罪过。”朱棣听后稍微平缓。而其他重臣仍然不断上疏弹劾杨士奇不应当独宥，朱棣遂命其下锦衣卫诏狱，之后释放。

永乐十四年，朱棣返回京师，稍微听闻了汉王夺嫡的打算以及其他不轨行径，于是问蹇义这些事情。蹇义没有回答，于是问杨士奇。他对答道：“臣与蹇义都是侍奉东宫的，其他外人不敢对我俩谈论汉王的事情。但是皇帝两次派遣其就藩，都不肯赴任。现在知道陛下要迁都，马上就请留守南京。这些请陛下仔细考察他的本意。”朱棣听闻后默然不语，之后起身还宫。过了几天之后，朱棣了解了所有事情，于是削汉王的两个护卫营，并安置其到乐安。

永乐十五年，晋升他为翰林学士，兼任旧职。永乐十七年，改为左春坊大学士，兼任翰林学士。永乐十八年，因为辅导太子有失职被连坐，下锦衣卫狱，十天后即被释放。

仁宣之治
　　明仁宗即位后，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当时明仁宗在内阁时，蹇义、夏原吉奏事未退，老远望见杨士奇，于是对两人说：“新上任的华盖殿大学士来了，必定有正直之言，我们不妨都听下。”杨士奇进言道：“皇上两日前刚下诏减免岁供，可惜薪司又征枣八十万斤，这与前诏相矛盾吧。”明仁宗于是马上下令减免一半。当时朱棣刚驾崩，明仁宗服制二十七日期满，大臣吕震上疏请穿吉服。杨士奇则称不可，吕震随即高声厉叱杨士奇，蹇义见此，兼顾两人观点进言。次日，朱高炽仍然戴素冠穿麻衣上朝，而廷臣中只有杨士奇与英国公张辅仍然服制如初。罢朝后，明仁宗对两旁人说：“棺木仍然在停柩，我又怎能忍心易服，杨士奇所做的是对的。”之后，晋升杨士奇为少保，与杨荣、金幼孜共赐“绳愆纠缪”银章。之后晋升少傅。

当时籓司守令进朝，尚书李庆建议发军伍余马给有关部门，然后每年课征马驹。杨士奇反对道：“朝廷选拔贤能授官，却用来牧马，这是重视牲畜而轻视士族，怎么能够示于后人？”仁宗则批准李庆建议，当时朝廷寂然。杨士奇再次上言力劝，仍不批准。随后，皇帝驾临思善门后，召见杨士奇说：“我怎么会真这样呢？只是听闻吕震、李庆等人不喜欢你，我担心你被孤立会被他们中伤，所以不欲因为你的话而罢此事。现在我找到方法了。”于是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称“养马不便”的上疏，命其草敕执行。杨士奇随后顿首称谢。当时群臣正在朝上商议元旦事宜，吕震请求用乐，杨士奇与黄淮上疏劝阻，仁宗不听劝阻。后杨士奇再次上奏，在庭中等至晚上十点，明仁宗最后同意。一天以后，明仁宗召对杨士奇道：“吕震每次误我，如果不是你等人的进言，我早追悔莫及了。”于是下命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同食三份俸禄。杨士奇则辞去兵部尚书的俸禄。

明仁宗还在太子监国之时，即仇恨御史舒仲成，即位后欲治其罪。杨士奇说：“陛下即位后，曾下诏忤旨的人都得免罪。如果要治舒仲成的罪，则当时的诏书则无信，众多大臣会因此恐惧。皇上为何不能效仿汉景帝对待卫绾呢？”仁宗于是打消此念头。当时有人称大理寺寺卿虞谦言事不密，明仁宗大怒降其一级。杨士奇为他鸣白，虞谦得以恢复原籍。之后大理寺少卿弋谦因言得罪。杨士奇称：“弋谦是应诏而陈言。如果要加其罪行，恐怕群臣自此都不再说话了。”明仁宗因此立升弋谦为副都御史，且下敕引过自咎。

当时有大臣上书歌颂太平盛世，明仁宗把其示与各位大臣，群臣皆以为然。唯独杨士奇称：“陛下虽然泽被天下，但是靖难所牵连的流徙尚未归乡，战争所导致的疮痍尚未恢复，百姓仍然为温饱担忧。应当继续休养生息数年，太平盛世才可期至。”明仁宗表示赞同，并称：“我对你们至诚，是希望匡正辅佐、纠正错误。但只有杨士奇曾经五次上书，你们等人均无一言。果真朝廷政事毫无错误？天下太平了么？”群臣听后惭愧道歉。同年四月，明仁宗赐杨士奇玺书以表彰其贤德忠贞。此后，命修《明太宗实录》，杨士奇与黄淮、金幼孜、杨溥俱充总裁官。

不久，明仁宗病重，召杨士奇与蹇义、黄淮、杨荣到思善门，命杨士奇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到南京。

谏免兵戈
　　明宣宗即位后，杨士奇担任总裁修撰《明仁宗实录》。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明宣宗亲征平定叛乱。部队归还抵达献县单家桥时，户部侍郎陈山迎谒，并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明宣宗乘势袭彰德逮捕赵王朱高燧。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杨士奇称：“事情应当如实，怎么可以欺骗天地鬼神么？”杨荣厉声喊道：“你是要阻挡大计！现在逆党都称赵王相谋为实，怎么说没有理由？”杨士奇说：“太宗有三个儿子，当今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不可赦免，但无罪的应当厚待，怀疑的话则防范，使其没有预谋而已。何必动辄加兵相战，伤皇祖的在天之意呢？”当时只有杨溥赞同杨士奇看法。于是杨荣率先入谏，杨士奇随后，明宣宗命皇宫侍卫不与两人入宫。之后明宣宗召见蹇义、夏原吉，两人均赞同杨士奇看法。明宣宗于是无意加罪于赵王，部队直接回京。抵达京师后，明宣宗召见杨士奇，并问其：“现在很多人都在上奏赵王事，怎么办？”他回答道：“赵王是您最亲的亲人，陛下应当保全他，不要被群臣言论所迷惑。”明宣宗称：“我想把群臣的奏折都拿给赵王看，另其自己处理如何？”他对答道：“甚好，如果能够赐一玺书更好。”于是朝廷发送玺书奏折给赵王。赵王看后大喜，哭着说：“吾生矣。”随即上书表示感谢，且献出护卫部队，言论从此停息。明宣宗从此待赵王日益亲切而轻待陈山，此外还对杨士奇说：“赵王之所以得以保全，都是您的功劳啊。”并赐金币给他。

自明成祖攻占交阯并设置交阯布政使司后，该地区屡次叛变。明朝屡次发兵征讨均战败。交阯黎利派人伪请立陈氏后人。明宣宗也厌恶兵战，预备答应其请求。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蹇义等大臣以下数人都称，赐其无名，反而只会示弱于天下。明宣宗于是召见杨士奇、杨荣商议，两人力言称：“陛下体恤百姓，不是无名之举；汉朝放弃珠崖郡，史书都以此为美谈，不是示弱。请许其方便。”于是明宣宗下令命选择使者出使交阯，蹇义推荐善于口辩的伏伯安。杨士奇则表示：“善于言辞的人不忠信，虽然交阯是蛮貊之邦也不可派遣。伏伯安是小人，去的话只会辱国。”明宣宗赞同其言，改派他人。从此，明朝放弃交阯并罢兵，每年省出军费上亿两。

体恤百姓
　　宣德五年，明宣宗奉皇太后谒陵，召见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在行殿中张太后朝见并慰劳众臣。明宣宗又对杨士奇说：“太后对我说，先帝当时在青宫，只有您敢于直言不忌，先帝能够听从，所以诸事得以不败。她又叮嘱我应当接受直言。”杨士奇对曰：“这是皇太后的盛德之言，希望陛下能够记住它。”

当时杨士奇已老有疾，上朝均迟，无法论奏。明宣宗曾微服私访，某夜访问杨士奇家。杨士奇仓猝迎接，并顿首道：“陛下怎么能以社稷宗庙之身而自轻？”明宣宗答道：“我只想和您商量事情，所以来拜访。”几日后，宫中捉获两盗且有异谋。明宣宗于是召见士奇，并称“今而后知卿之爱朕也。”当时明朝屡遭水旱灾害，明宣宗召见杨士奇讨论下诏宽恤免灾租税等事。杨士奇于是请奏免除百姓所欠的薪鱼钱、减官田租赋、免除粮税、清理冤假积案、裁汰工役等建议，使百姓获益。过了两年后，明宣宗对杨士奇说：“体恤百姓的诏书已经下很久了，现在还有什么要体恤的呢？”他则称：“此前下诏减官田租，但户部仍然征收如旧。”明宣宗不悦称：“那现在必须执行，不遵守者依法处理。”他还请求招抚逃民，严惩贪污官吏，提举有文学、武勇才能的人，命曾经被判极刑的犯人子孙也有从官资格。此外，他还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自举荐人才。这些建议均得到明宣宗批准。

那个时候，明宣宗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内阁廷臣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明宣宗还模仿古代君臣豫游，每到年初，均赐百官十日假期。到西苑万岁山郊游时，诸位学士均跟从，进行赋诗赓和，明宣宗并问民间疾苦。朝议中的论奏，明宣宗均虚心倾听采纳。此外，朝廷上内阁大臣相处融洽、风气为正。明宣宗即位时，内阁臣七人中陈山、张瑛被改为其他职位，黄淮以疾致仕，内阁中只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杨荣为人果毅敢为，且屡次跟随明成祖北征，熟知边疆将领与敌情事务，但颇爱接受馈遗，当时边将每年都送良马与杨荣。明宣宗知道后，问杨士奇。他则称：“杨荣通晓边疆事务，我等人不及，陛下不宜以此小错而介意。”明宣宗笑道：“杨荣曾经揭你和夏原吉的短，你为何还替他说好话？”他对答道：“希望陛下能够像容我一样容杨荣。”明宣宗于是同意。此后，话语传到杨荣，杨荣则以此愧对杨士奇，于是两人相处甚欢。明宣宗也因此对其更亲厚，前后所赐的珍果、牢醴、金绮衣、币、书器多不胜数。

由盛转衰
　　明宣宗驾崩后，明英宗即位，年仅九岁。军政均由张太皇太后负责，太皇太后又命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内阁三杨的咨议后再进行裁决。三人当时亦很自信，杨士奇首推训练士卒坚守边疆，并设置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遣

文武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并罢免侦事校尉。又请求减免租税，并慎刑牢狱，此外严格官员考核机制。这些均得到太皇太后的批准并执行。正统初年，朝政清明均为三杨等人的功劳。正统三年，《明宣宗实录》制成，杨士奇晋少师。次年，乞求致仕，不予批准。之后明英宗下敕归省墓，不久批准归还。

当时，中官王振受宠于明英宗，渐渐干预到外廷政事，并诱导明英宗乱对大臣加罪。靖江王佐敬偷偷赠杨荣黄金，杨荣当初正在省墓，归后不知此事。王振却欲弹劾杨荣，此时杨士奇出面力解。但杨荣不久即去世，杨士奇、杨溥日益孤立。次年，明英宗大兴兵马征讨麓川，藏帑金数万。再一年，太皇太后去世，王振势力越大并作威作福，百官若有不满均被逮捕。廷臣中人人自危，杨士奇也无法制止。

此时，杨士奇之子杨稷为人傲横，曾经因施暴杀人。之后各位御史相继弹劾杨稷，朝廷商议不予加法，但把罪状给了杨士奇。随后有人再次告发杨稷横虐的数十件事情，杨士奇只能以老疾告辞。明英宗恐怕伤害杨士奇，下诏安慰。杨士奇感恩哭泣，不久忧虑不起。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赠太师，谥文贞。

相关质疑

名实不符　“三杨”，即杨荣、杨溥、杨士奇，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为西杨，文敏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可见他们在明代的影响。
　　但人无完人，在了解明代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三杨”的所作所为之中，也有许多与“名臣”不相称的地方。

一疑
　　“三杨”不顾事实，歪曲前人形象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乙丑条中有这样的一条记载：“上至金川门……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方孝孺是“靖难”中的名臣，因不与新皇帝合作，被灭了“十族”，创造了灭族的“历史之最”。这是史实，但实录中却说他“叩头祈哀”，而身为编修《太宗实录》总裁官的“三杨”对此却置若罔闻，这是名臣之所为吗？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杨”杨士奇还有忘恩负义之嫌，《玉堂丛语》卷八《仇隙》中引有隆庆时的刑部尚书郑淡泉的话：“方逊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方逊志就是方孝孺，建文元年受建文帝之命担任修撰《太祖实录》的总裁官，当时杨士奇只是一个读书人，还没有入仕，《明史》本传说他被人举荐参与修撰《太祖实录》。联系到当时方孝孺的身份以及郑淡泉的话，看来推荐杨士奇的人就是方孝孺，但杨士奇在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却置事实于不顾，歪曲恩人，实乃有损“名臣”的形象。

二疑
　　“三杨”庇护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活动极为猖獗，而首开宦官专政的是正统朝的太监王振。王振，山西蔚州人，进宫做了太监，英宗从小由他侍候，对他颇为信赖。英宗继位的时候只有九岁，王振“狡黠得帝欢”，“导帝用重典御下”，“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觉察到王振的擅权，要把他杀掉，英宗跪下为他求情。看到皇帝下跪，站在旁边的几个大臣也跟着跪下求太皇太后不要杀王振。就这样，本来利刃已经架到脖子上的王振幸免一死。而在那些下跪求情的大臣中就有经历四朝的老臣“三杨”。
　　王振违背成宪，擅权干政，连女流之辈的太皇太后都看出来了，欲维护祖制，而名臣“三杨”怎么就没有一点儿意识呢？
　　正是因为这个王振，才有后来几使大明陷入绝境的“土木之变”，明代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也从此愈演愈烈，直至明亡。

三疑
　　“西杨”家教不严，致其子侵暴杀人
　　《明史》称杨士奇有学行。有学行又居高位，杨士奇应该更会“齐家”，但也许是他光顾着国家了，自家的后院却起了火，其子杨稷仰仗老爷子有权，傲慢无礼侵暴杀人，遭到了言官们的交章劾举。碍于杨士奇的面子，皇上并没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着又有人告他儿子“横虐数十事”，皇帝这才下令查治。
　　好在此时，年老的杨士奇还没有糊涂，为了避嫌，他以老疾告归，皇帝也给了他十足的面子，安慰并且挽留他，杨士奇感激涕零，但毕竟事关儿子的死活，一代名臣最终忧郁而死。
　　杨士奇死后，其子杨稷被绳之以法。

墓

其墓坐落在泰和县澄江镇城北杏岭村北山坡上，赣粤高速公路泰和互通口下9公里可达。距吉安市区约42公里。始建于明正统九年。它背倚青山，前临方塘，四周山花飘香，青松吐翠，风景秀美。墓坐西向东，墓园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50米，占地约7.5亩，有短墙环护，气势非凡。1957年，杨士奇墓被列为江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文革”期间墓园部分建筑被毁。1986年，省文化厅拨款对被毁部分进行修复，至1988年竣工。自竣工之日起，杨士奇墓即开放，供人们游览凭吊。同年被选入《中国名胜词典》。

经过修葺的杨士奇墓，除守墓房和护墙尚未修复外，基本上恢复了原貌。墓园分为三个层次，可沿台阶自下而上，依次观瞻。最下方平台上立有两支华表，顶端各有一镂雕的小狮端坐其上。华表左侧有一座碑亭，该亭平面吐方形，四面开卷顶窗。亭内有一硕大的石龟。背驮一块高2.5米、宽0.94米的汉白玉石碑，此即英宗的御祭文碑。碑的上端有篆体"“御祭”“二字，并饰以图案；其下为楷体碑文，皆阴刻。中间的平台稍高，前端建有一座牌坊。牌坊三门四柱，下砌台阶，巍然矗立，雄伟壮观；中匾浮雕的仁宗敕赐“与国咸休”四个行体大字。笔力雄键，赫然醒目，更使其流光溢彩。穿过牌坊，但见石俑、石马、石狮伫立牌坊后墓堂两边，一座座雕刻精细，栩栩如生。再拾级而上，便到达墓平台。墓室为砖石结构，前端砌有呈“八”字形的挡土墙。墓封土高2.5米，直径10米。墓前竖有”“望碑”"，亦为汉白玉石，正面阴刻“呜呼，杨文贞之墓”几个遒劲的楷体大字，背面为其生平简介。整座墓园富丽、肃穆，凸显明代墓葬的特色。

文学著作

明成祖即位后改编修，主修《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

正统六年，杨士奇与马愉、曹鼎等人编成《文渊阁书目》。旧本不分卷。著录图书7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书分39类，编20号，每号分数橱，以千字文排次。

另著有《三朝圣谕录》三卷、《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周易直指》十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

诗文特征

明人王世贞对其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大致概括了他的诗文特征。"

边贡（1476 ～1532）字庭实，因家居华泉附近，自号华泉子，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明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进士，官至太常丞。边贡以诗著称于弘治、正德年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称“弘治四杰”。后来又加上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合称为明代文学“前七子”。"生平

家庭出身
　　边贡出身于一个官僚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弘治九年，进士及第，年仅20岁。少年登科，名动朝野。初授太常博士，迁兵科给事中。明六科给事中掌钞发章疏，稽察违误，职权颇重。边贡任职期间，不避权贵，不计利害，上书弹劾贪冒军功、卑怯无能的监军太监和统兵将帅，上《言边患封事疏》。当时监军太监苗逵为皇帝所宠信，镇军统帅是宗室保国公朱晖和右都御史史琳。边贡奏文疏直激切，闻者凛然，表现出他关心国事、直言敢谏的品格。

宦途得意
　　此间，著名文学家李梦阳任户部主事。此后，何景明、徐祯卿及王九思、康海、王廷相也先后进士及第，在内阁各部供职。边贡与他们诗文往还，遂为诗友，世称“前七子”。明自英宗之后，政治日趋腐败，阶级矛盾也日见深化。弘治以来，一些正直的朝臣想限制阉党，改革朝政，以挽救明王朝的衰颓之势。在文学上，则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力图改变萎弱的“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发起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天下学人翕然宗之。嘉靖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与之相呼应，前扬后激，遂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经过“前后七子”的努力，终于取代“台阁体”而雄踞文坛。这一次文学复古运动，对于改变“台阁体”萎弱文风，清除八股文窒息文艺创作的恶劣影响，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其文学主张一味强调复古，便引导文学创作走上盲目尊古的道路，造成摹拟剽窃、追求形似的恶劣影响。边贡附骥于李梦阳，其前期诗歌自然也具有同样的错误倾向。集中摹拟之作，及祭陵诸诗，盖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四言古体摹拟《诗经》，以及“集杜句”、“集江淹句”等，都是些古色古香的杂货拌，毫无诗意可言，而于送别、游赏的诗作中则时见新意，有不少清丽隽秀之作。
　　弘治朝，边贡宦途得意，官至太常夺丞。而在弘治帝病逝之后，即位的正德皇帝却是一个不问朝政、日耽游乐的荒唐天子，朝政大权全由宦官刘瑾把持。边贡志操耿介，不善奉迎，遂被外放为河南卫辉知府，寻改授湖北荆州知府。在其升迁之际，骤被外放，使其锐意进取之心受到极大挫折。而且自此以后，他再未能返京任职，亦是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

赴荆州任所
　　正德五年春，边贡赴荆州任所。在朝廷，他目睹了朝政的腐败；赴任途中，他又看到在农民起义冲击下的明王朝破碎的统治局面。自京畿至荆襄，不堪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农民 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有刘六、刘七起义，四川及湖北有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的农民暴动，他深深感到明王朝统治的深重危机。他作为明朝官吏，为镇压农民起义他拼死效力；作为一个诗人，他却与一般只知追逐利禄的封建官吏的感受不同。他忠事明室，而痛恨蛀蚀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污吏；他仇视农民起义，而对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又有一定的同情。这二者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在他看来，农民的苦难，不是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及其赖以存在的封建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宦官弄权、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所造成的。因此，他在荆州任内，或驱车四境访察民情，或登山临水游览观赏，心情都是抑郁的。江边登高南眺，水天一碧的洞庭秋色，使他联想到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思及仕途坎坷，便欲作《怀湘赋》，以发抒积郁愤懑之情；泛舟江中，波险浪激的景象，又使他联系到朝政日非，烽火四起的险恶政局，便欲挂冠归乡。凭吊羊祜，倾诉景仰之意，造访鹿门山庞统隐居处，又有不胜惆怅之情。即题咏海棠的五首，虽咏物小什，在赞美海棠当秋盛开、与松为伴的品格之中，亦寄寓着诗人身世之慨。

深感人民疾苦
　　边贡到荆州任不久，权阉刘瑾伏诛，不少受其迫害的官员先后得复原官，他自然也充满着期待。然而，一年过去，得到的却是擢为山西提学副使的任命，而同时也收到父死讣音，未曾莅任便丁忧家居。正德九年仲冬，服阕，起为河南提学副使。未得返京任职，仍放外任，虽是升迁，心情亦十分落落。作《俟轩解》聊以自慰。尽管如此，边贡莅任，仍克尽其职，致使河南士风大振。他不受请托、秉公择优；不以亲疏为条件，而以文才取舍，虽友人亦不例外，从而赢得清正廉明的赞誉。在这时期，边贡为考校生员，视察府州县学，足迹遍及河南全省，因而也感受到人民的疾苦，写下了《筑桥怨》、《牵夫谣》等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

扶榇归里
　　边贡有感于朝政日非，加以身体病弱，于正德十二年上疏乞终养致仕，未获示复而母病死任所，遂扶榇归里，居丧守制，至嘉靖元年始起复任职。居家期间，边贡读书授徒，与友人唱酬，而更多时间则是流连于家乡湖光山色之间。因此写下了大量吟咏故家湖光山色之作。如《西园八景》、《寒食郊行》、《题贾园四首》、《七月四日泛湖》、《湖上杂兴》、《登千佛山寺》、《游龙洞山》、《出靳村望灵岩寺》、《泰山回马岭》、《登岳次刘希尹韵四首》等，都为写景佳作，表现了诗人对家乡的热爱。其次，诗人也写有不少关心农事的诗篇，如《望雨》、《忧旱》等。

被劾免职
　　三月，武宗朱厚照病逝，其堂弟厚熜继帝位，诏起复边贡为南京太常 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南京为留都，各部衙署形同虚设，官员有职无权，诗人居此常感不安。嘉靖七年，转刑部右侍郎。官职升迁了，诗人退隐的念头也滋生了。是年冬，他借赴京述职之机，回程经济南以延医治疗为由，上疏乞休。未获准，旋拜太仆卿，迁户部尚书。自嘉靖以来，七年之间，五选华秩，屡屡升迁，边贡本应安于职守，黾勉王事，而他却牢骚满腹，一再恳请致仕，为常人所难解。盖诗人非一般利禄之徒，欲有为而不得，不甘尸位素餐，故常戚戚于怀而求退心安。在欲有为而不能，欲退隐而不准的情况下，边贡于公暇之余，浪迹山水之间，写下了大量吟咏南京一带山水的诗歌、如《杂画》、《画上》都写得真切细腻，亲切感人。而《经西湖》、《谒文山祠》等描写西湖景胜的诗作，则韵致深厚，文笔传神，为人所激赏。
　　事有偶然。边贡与其父一样，被劾免职：边父因不贿买宦官，横遭诬陷；边贡则是疏狂任放。受人忌害。所由不同，而志操耿介则一。归家后，诗人经常卧病。
　　好交游，悠闲无事则游览山水，每到一地，都要“登临山水，购古书，金石文字，累数万卷”，后被都御史劾其纵酒废职，被罢官归。平生喜收书，有求古书癖。所蓄书万余卷，嘉靖十年，他被罢官归故里，在济南大明湖畔筑“万卷楼”，将一生收藏的金石书籍纳于其中。不幸第二年即嘉靖十一年“万卷楼”火灾，他仰面大哭：“嗟呼，甚于丧我也！”诗人痛苦异常，由此大病不起，遂起病而卒。终年57岁。

评价

边贡一生仕途顺利，晚年更是官显事闲，他所作的诗歌，调子平淡和粹，内容较为贫乏。他创作的乐府、古诗比李梦阳、何景明既少且差。偶尔写出的《筑桥怨》、《牵夫谣》，也是点缀历来乐府讽谕传统的应景之作,并无创作者的真情实感融贯其中，无多少艺术感染力。较能表现他的风格的是五七言律绝，曾受到不少诗评者的褒扬。但取材狭窄，大抵是赠、送、简、和、答、寄等应酬之词，或为逢元旦、生日、寒食等例行的抒怀之作。其中有一些诗歌吐露了诗人生活中的淡淡哀愁，但多数是无病呻吟。他也写了少量好诗，如“丞相英灵迥未消，绎帷灯火飒寒飚。乾坤浩荡身难寄，道路间关梦且遥，花外子规燕市月，水边精卫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树，不遣南枝向北朝”。兴象飘逸，语亦清圆，也包孕着诗人对爱国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但总的说来，在“弘、正四杰”中，他的创作成就较差。著作有《华泉集》。

诗词特点

边贡以诗著称弘治、正德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驾诗坛，而边诗以富有文采为时人称许。综观边贡诗集，佳作多有，“风人遗韵，故自不乏”，而拟古摘句之什也掺杂其中；沉稳平淡，风格朴质，是其所长，而题材狭窄，调多病苦，为其弱点。要之，其拟古摘句之作，影响消极，而其纤丽俊逸之作，则开“神韵”之渐。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整理翻刻其诗集，不唯敬其桑梓，亦因诗心有相会之处。因此，边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自应有一定的地位。其诗文，后人编为《边华泉全集》。王士祯编选有《华泉集选》4卷。

边贡子边习亦有文名，在乡里教徒谋生，受到清初著名文人王士鍃的称赞，把其诗作附刊于所编的《华泉集选》卷后行世。

"

王琼（公元1459—1532），明朝军事人物，历事成化、弘治、正德和嘉靖四个皇帝，由工部主事六品之官，直做到户部、兵部和吏部尚书一品大员。王琼一生做了三件被人称赞的大事。一是治理漕河；二是，平定宸濠叛乱；三是，总制西北边防。因此，历史上称他和于谦、张居正为明代三重臣。"介绍

王琼字德华，号晋溪，别署双溪老人，山西太原人。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撰书的《太原王氏柳林世墓碑铭》中说：“王之族系出周灵王太子晋，汉、晋、隋、唐历有显者。”又说，“元有子实处士居邑西蚕石，次子良仕元知潞州。”碑铭中提到的王良，就是王琼的高祖。碑铭中又说：“元末大动乱中，良子伯聚‘亦襁负子女避乱于外’。明初始定居汾东柳林。”这就是说王琼确系太原王氏后果，最迟在宋、元以后仍世居太原。王琼的祖父叫王安，伯父名永寿，明天顺年间官至南京工部尚书。父名永亨，成化年间任隆庆知州，始建新第于县城东街。王琼于明成化二十年登进士。他历事成化、弘治、正德和嘉靖四个皇帝。由工部主事六品之官，直做到户部、兵部和吏部尚书一品大员。特别在正德十年到正德十五年间的五年中，因执掌兵部，有特殊功勋，连进“三孤”、“三辅”。五年之中，受如此“加官恩典”，在明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王琼一生做了三件被人称赞的大事。一是治理漕河三年，“敏练著称。”二是，平定宸濠叛乱，“任人唯贤。”三是，总制西北边防，“功在边陲。”因此，历史上称他和于谦、张居正为明代三重臣。嘉靖十年，王琼回京，再任吏部尚书。次年7月，病逝于京城。追赠“太师”，谥“恭襄”，长子王朝立扶灵柩回籍，葬于蒙山脚下，礼部尚书霍韬撰神道碑，后诏建专祠于晋溪园西，名“王琼祠”。

人物生平

早年仕途
　　王琼为成化二十年进士。最初担任工部主事，后升为郎中。外调治理漕河三年，把所经历过的事罗列出来，于弘治八年，编著了《漕河图志》八卷。后来接任的人查考那些事，竟然是毫厘不差，由此王琼以勤勉、干练而出名。不久改任户部郎中，又转官河南右布政使。

步步高升
　　正德元年，王琼被提升为右副都御史，负责督办漕运。正德一年王琼入朝，担任户部左侍郎。衡王府当时有朝廷赏赐的土地，荒芜得无法耕种，衡王还是勒令百姓按照正常情况交租，又反过来诬告赵贤等小百姓侵占了他的土地。王琼前去检察，把旁边百姓家的土地夺过来给了衡王，把赵贤等发配到边境充军，当地百姓有很多人都怨恨王琼。正德三年春天，朝廷推举吏部侍郎，前后推上六个人，武宗都不同意。最后把王琼推选出来，武宗同意了。因为他在户部时边疆大臣用太仓的银子没有归还，有关负责人员上报晚了，户部尚书顾佐被扣发了俸禄，王琼被调往南京。过后，又改任户部右侍郎。八年升为户部尚书。王琼为人很有心计，善于查对。他在为郎官时就把过去的文牍、规则抄了下来，全面掌握了户部钱财收支、亏盈的情况。等做了尚书，更加熟悉了国家的财政计算。边境有将领来请拨发粮草，他屈指计算一下某仓库、某草场有多少粮草，各郡每年运送多少，边防士卒每年秋收粮草多少，就说：“这些已经够了。再伸手要就是弄虚作假。”由此大家更认为王琼有才干了。

理政诛贼
　　正德十年王琼接替陆完做了兵部尚书。当时各地盗贼四起，官兵的将士都以斩杀敌人的头颅数论功升官。王琼上书：“这是嬴秦似的败国政策。在边境上实行还可以．没有内地作战而以头颅数论功的。现在江西、四川的官兵乱杀平民百姓成千上万人，纵容了盗贼，留下了祸患，都是这条规定造成的。从现在起官兵在内地讨伐盗贼，只以扫荡、平息论功，不再计算斩获头颅数目。”武宗同意了。武宗皇帝当时到边塞以外远游。长年不回，京郊的盗贼正悄悄兴起。王琼请在河间设置一名总兵，在大名、武定各设一名兵备副使，责令他们平息当地盗贼，又传令顺天、保定的两个巡抚，严守要害地段防止外敌侵入。征集辽东、延绥兵马到武宗行宫附近地区，用以保护皇上。朝廷内外倚仗着这些才不担惊受怕。孝丰的盗贼汤麻九起来造反，有关部门请派军队过去收捕。王琼请密令勘粮都御史许廷光出其不意地擒拿他们，结果成功了，盗贼没一个漏网。各地奏上捷报后，大多归功于王琼的谋划，他因此几次受到赏赐、封荫，逐渐做到了少师兼太子太师，儿子也被封为世袭锦衣千户。等到修建乾清宫完毕，又荫封他两个儿子为锦衣千户，他受到的宠爱在几个尚书中首屈一指。

平定叛乱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乱，王琼请武宗命令南和伯方寿祥率领操江部队防守南京，南赣巡抚王守仁、湖广巡抚秦金各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开往南昌，应天巡抚李充嗣镇守京口，淮扬巡抚丛兰扼守仪真。他的奏章递上后，武宗心里想要御驾亲征，君臣争议了三天还决定不了。大学士杨廷和催促皇上早作决定，武宗最后还是下诏亲征，让王琼与杨廷和等人在北京坐镇。在此之前，王琼既对朱宸濠所为早有察觉，他在正德十一年，就特举王守仁出任赣南巡抚，以兵部请旨，准王守仁“便宜提督军务”，并放权让他见机行事，提督军务。等朱宸濠造起反来，地方上报朝廷知道后，满朝大臣心里惴惴不安。王琼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任用王伯安到赣州去，正是为了现在这件事，反贼马上就会拿下的。”

遭受打击
　　王琼很有才能，并善于结交权贵。他恭敬地侍奉钱宁、江彬等人，由此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他递上去给皇上的建议、请求一经提出就能得到批准，他能在兵部多次立功，也是借了江彬等人的力量。陆完倒台后，他取代陆完做了吏部尚书。王琼忌妒彭泽平定流贼，名望超过了自己，就勾结钱宁，用重罪中伤彭泽。又把云南巡抚范镛、甘肃巡抚李昆、副使陈九畴诬陷下狱，一时间朝廷内外官员大多害怕王琼。而大学士杨廷和也因为王琼所行赏罚大多得到武宗发自内宫的批复诏书，不经过内阁，所以无能为力。嘉靖元年，明世宗继位，谏官前后不停地揭发王琼，他被关进了都察院的监狱。王琼于是竭力攻击杨廷和，世宗这下更认为他不正直，就交由大臣们议论，结果以触犯结交皇上左右侍卫的律令应判处死刑，改为让他充军庄浪。王琼又上诉说自己年纪大了，因而被改派到绥德充军。

复官建功
　　张璁、桂萼、霍韬掌权后，因为王琼与杨廷和有仇，就推荐了他，然而明世宗并没有听从他们。到嘉靖六年边境上有战事，桂萼等人坚决请求任用王琼，没有得逞。但世宗也可怜王琼年老有病，就让他返回老家做个平民。御史胡松因为弹劾桂萼被贬官外放，他的同事周在请求饶恕胡松，也被关进了诏狱。桂萼又一次说到王琼以前批评过杨廷和，所以满朝大臣一齐起来排斥他。世宗于是命令让王琼官复尚书，等候任用。

嘉靖七年，朝廷因西北边事紧急，由内阁大臣桂萼等推荐，诏令王琼“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当时，吐鲁番占领了哈密，朝廷决定关闭关门并拒绝它的进贡已经有四年的时间。而吐鲁番的将领牙木兰因为受到速檀满速儿的猜疑，率领二千人来请求内附。沙州番人帖木哥、土巴等，一向受土鲁番奴役，也率领五千多人人关来内附。土鲁番人来侵犯，接连被参将云昌等打败。他们勾引瓦刺人侵犯肃州，游击彭溶打退了他们。吐鲁番失去了援助，又在几次战争中失利，于是归还哈密，请求上贡，并请归还被扣押在明朝的使臣，只是话说得很不礼貌。王琼上书请求对他们予以安抚、结交，世宗采纳兵部尚书王时中的意见，像王琼奏请的那样做了处置。霍韬对此提出责难，王琼又上书请求遣还土鲁番的使臣，像以前那样允许他们来上贡。从此西域又平定下来，只是北方的鞑靼常常来骚扰边疆。鞑靼首次进攻侵犯庄浪，王琼部下的将领阻击他们，斩获几十个首级。不久又由红城子进攻，杀害了部饷主簿张文明。嘉靖八年鞑靼部落又用数万骑兵来犯宁夏，过后又侵犯灵州，王琼派济南梁震等拦截，斩敌七十多人。嘉靖八年秋天，王琼征召各路精兵三万人，在塞下巡行。敌人听说了，卷起帐篷远逃而去。明朝官兵于是分路进攻，放火在原野上焚烧，显示了军威，然后收兵而回。

在这之前，南京给事中丘九仞弹劾王琼，世宗却加以安慰、挽留。等张璁、桂萼被罢免后，那些弹劾张璁、桂萼等人的大臣都出面攻击王琼，世宗于是命令他退休。不久又把先前的诏书搁下来，派人对王琼表示慰问。正好番人前来临洮大肆掳掠，王琼征调兵力讨伐若笼、板尔各部，焚烧了他们的巢穴，斩杀了三百六十人，收附了七十多个部族。评定战功，被加升为太子太保。王琼在边疆上，战备都整顿得很好。鞑靼曾经打到山西，占了便宜，过了一年又来边境上抢劫，假装着要向东打，王琼命令在西边做好战斗准备。贼寇果然钻了进来，官兵沉重地打击了它。各处番人被扫荡、平息后。西部边陲更加太平了。甘肃军民一向受吐鲁番人侵犯、欺凌，如今惟恐王琼离开，就一起请求当地守臣向朝廷上书，留下王琼别走。于是巡抚唐泽、巡按胡明善都上书叙述他的功劳，请听从甘肃军民的请求。世宗为此颁发诏书，奖励了王琼一番。

殁于任上
　　当初，世宗厌恶杨廷和，怀疑朝中大臣都是他的同党，所以接连任用桂萼、方献夫主管吏部。等献夫离任后，世宗不想任用另外的人，所以久久不增补这个缺额。到嘉靖十年冬季，才派行人拿着敕书前往召王琼回朝。然而吏部尚书、南京御史马敫等十个人上书痛骂王琼是先帝一朝遗留的大奸臣，使世宗大为恼怒，把马敫等人全都关进了诏狱中，并且对王琼表示安慰。不过不久，马敫等也都官复原职了。花马池传来战报，兵部尚书王宪请派出部队。王琼说花马池战备严整，敌人打不进去，大部队去了，敌人先撤了兵，只能空自耗费朝廷的人力、财力而已。王宪最终还是派出六千人，走到彰德，敌人果然逃走了。嘉靖十一年秋天，王琼死在任上。被赠为太师，谥号恭襄。同一年，彭泽已在王琼之前去世了。

在正德、嘉靖年间，彭泽、王琼都有才干，有胆略，他们不停地相互中伤，仕途中你进我退，几番更迭。其中王琼阴险忌刻，舆论尤其不赞成他。但是他在兵部时立了很多功，外放提督陕西三边军务时，人们也曾把他比作杨一清。

"

宗臣（1525～1560）明代文学家。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兴化）人。南宋末年著名抗金名将宗泽后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由刑部主事调吏部，以病归，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后历吏部稽勋员外郎，杨继盛死，臣赙以金，为严嵩所恶，出为福建参议，以御倭寇功升福建提学副使，卒官。诗文主张复古，与李攀龙等齐名，为“嘉靖七子”（后七子）之一，散文《报刘一丈书》，对当时官场丑态有所揭露，著有《宗子相集》。"生平

嘉靖四年闰十二月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科进士。初授刑部主事，性耿介，不附权贵。嘉靖三十年调考功。因年少气盛，对虽“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的腐败朝政深为不满，于嘉靖三十一年九月解考功职，谢病返回兴化。旋即“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宗臣便赴京复职，以谢厚望。旋移吏部文选司，进稽勋员外郎。这时朝政的腐败更为严重；“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权势日张，以至于“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因而“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面对朝政的日益腐败，奸党们的恣意横行，他从不畏于权势，而予针锋相对。所以，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其《宗子相先生诗集序》盛赞其“有刚正不阿之节。”“方先生为稽勋员外郎，为严嵩所恶。”

嘉靖三十四年春，当他得知被严嵩排挤出京的“后七子”之一梁有誉病逝的消息后，与王世贞、吴国伦“相与为位，哭泣燕邸中。”同年十月，杨继盛遭受迫害，含冤而死、宗臣不顾风险，敢冒生死，当场解衣覆尸，为之收殓，慰籍忠魂。此一震惊朝野的大冤狱，受牵连者甚众，连“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也因“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宗臣当然也无例外的属于排斥之列了。嘉靖三十六年八月，终被排挤出为福建提学副使。此间，路过南京，游燕子矶，作《游燕子矶记》，并有“燕子矶头石鳞鳞”等诗篇。

宗臣一到任所，广受百姓爱戴。据近人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有云：“臣迁福建提学副使时，移郡邑学宫弟子为约八篇，其第六为谈艺篇。”另据王先谦云：“临郡县，敝衣蔬食，屏绝供张，以躬行范诸生，见百姓疾苦，语谆谆不能休。” 宗臣到了福建的第二年，即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便发生了倭寇犯境之事，当时的情势颇令人发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备倭事略》有云：“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迄今数月，其势益横。”更为可恶的是：“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遗嵩，致寇乱益甚。”不仅外敌猖獗，救援客兵亦甚非为。宗臣行军过汀州，戎马倥偬之际，作《滴水岩记》，并作《西征记》，记述客兵在汀州扰民之情景。记云：“是时，汀守徐君使使来问粤兵状，予报以尺牍，其词曰：‘归自建安则有护军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绳之，仅不掠涂，然亦其涂之人徙其鸡犬孥孺而内之他所，故免。足下幸传檄涂居者，毋纵鸡犬不收，毋不能一时去其孥孺以为护军使者忧也。’”又云：“其所经虽少焚劫，然鸡鸭鱼鳖门屏庐灶萧然矣，出瑞遂益大掠。而予间从舆中问父老，父老辄为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盗也。’夫当事者走千里召外击贼，岂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发一矢，徒攫金而归也。”

作为护军使者的宗臣，不仅督察左右，日夜绳之，时尚暑气未消，秋阳又炽，客兵惧热，“不日驰而夜驰”，宗臣不辞劳顿，也“与之共驰，与不鸡鸣不停也。”当倭寇初入，来势甚猛，日益迫近，众皆惊惧不安，而宗臣神色自如。他一再告慰大家：“我在不忧贼也。”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他虽是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这时却俨然昂长七尺，顶天立地，雄姿英发，身先士卒。他把自己的卧榻安置在城楼之上，颇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风度。他始终与士卒与民丁同吃同住同战斗，生死相关，休戚与共。在他的《西门记》一文中此事叙述甚详。《西门记》收入陶王廷所编《说郛续》被列入禁毁书目，故流传极少。今不妨录其一节，使我们对当时的宗臣其人及对这场战斗情况得以了然大概。记云：“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时，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岛寇直犯闽安，省中人慌急走，而诸大夫日议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门。西门城凡七门，而西门者，芋原、横塘、南台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则悉罢诸所贫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壮。与之约曰：‘昼则家，夜则陴，击拆鸣桡而悬火陴外，不如约者以军法从事。’会明日报寇将至，六门咸闭矣，而城外人数十万大呼祈入，予遂日 西门入之。晨起辄坐城上，列健儿数十于门，人诘而入，而牛马鸡豚群群薄吾坐不问也。客有言‘ 门诚善，独奈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客休矣，予办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于是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谷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纵乱兵焚之！而壮夫有不肩薪谷而入吾门者，不得入。于是城外薪谷日以万石塞门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万。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钱，盖以多故……当是时，兴泉之寇已南，而镇东者尚屯海上，意扬扬甚也。会督府驰至，则檄兵数千连数十大舟刍要击之，寇轻我，辄驾大舟刍逆我，而我兵奋怒，弩驳乱发，乘风大呼，寇舟刍反出其下，遂大肆擒获，馀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罢诸所守陴之卒与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还署。而父老群然别余，泪下沾衣焉。”这时的宗臣也仅仅才有三十四岁。

嘉靖三十九年春初，宗臣卒于任所。死时，“士民皆哭”。二月，“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闻宗臣去世的消息后，仿楚辞《九歌》而作《少歌》三章以哀悼。宗臣死后，福建的百姓们便择地而葬，备受爱戴的宗臣之墓矗立在闽赣交界而风景秀美的武夷山上。他生前所穿戴的衣冠，由福州而南京，再由南京至兴化，由他的家人和家乡父老在小南门外百花洲上筑墓埋之，所谓衣冠冢也。此后，百花洲便成为偶来兴化的名人雅士驻足流连，玄歌题咏之处。1980年，在江苏省宝应县黄塍乡发现其墓葬。

小说《水浒传》最初的刻本就是施耐庵后人交由宗臣刻印的。

文学成就

宗臣为“后七子”之一，王先谦有云：“先生志行，未尝欲以文人名，而后之人颇多称其诗，盖方其年少，才高气锐，落笔辄拔出一时，一二有气力者相与张之，以为吾徒，结社要盟，主持夸异。”《明史》所谓“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他的创作，散文较出色。如《报刘一丈书》，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其文重点描摹了奔走权门的无耻之徒的种种丑态。对他们夤缘钻营、甘言媚词、逢迎拍马的细节，作者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其《明代文学》一书中，认为此文“淋漓喷薄，无复摹秦仿汉之习；而感慨中出诙诡，乃极似太史公《游侠列传》、杨恽《报孙会宗书》。”《西门记》、《西征记》则描写抗倭斗争，生动真切，指陈时弊，也颇淋漓，都是较好作品。

他的诗歌，开始学习李白，颇以歌行跌宕自喜。表面上也追求超忽飞动，但缺乏李白诗那特有的豪迈气势和充沛感情，故作品给人以拉杂叫嚣之感，并无多少佳作。他的律诗，常有隽句而无完篇。诸如“鱼龙残夜笛，风雨急秋砧”、“秋衣下风露，夕草乱芙蓉”、“愁边鸿雁中原去，眼底龙蛇畏路多”等，尚善于描绘眼前景色，但也有重复雷同的毛病，有人讥议其诗是“薜荔芙蓉、蘼芜杨柳，百篇一律”。他的绝句较有神韵，如“黄菊故人杯，青山游子路。匹马向垂杨，回首燕云暮”。宗臣诗歌无论歌行今体，内容都较单薄，故创作成就不太高。 宗臣除诗文而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字有待辑佚。如民国时期印行的《五百名家注史记》一书就有宗臣的眉批。

撰有《宗子相集》15卷，乃系嘉靖三十九年，值其瘵疾危重之时，由其门人黄中等编次刊行。有明就正斋本，清《四库全书》本及其后裔手抄本，其诗格调清新，娟秀优美。

"

文徵明（1470年11月28日—1559年3月28日），原名壁（或作璧），字徵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汉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与沈周共创“吴派”，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生平

文徵明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十一月六日，家世武弁，自祖父起始以文显，父文林于成化八年与吴宽、杨一清、司马垔、桑悦等同榜进士，成为家族中首位进士，成化十年任永嘉知县自幼习经籍诗文，喜爱书画，文师吴宽，书法学李应祯，绘画宗沈周。

文徵明少时即享才名，然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八年26岁到嘉靖元年53岁，十次应举均落第。

嘉靖二年，54岁时，文徵明才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以贡生进京，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此时其书画已负盛名，求其书画的很多，由此受到翰林院同僚的嫉妒和排挤，心中悒悒不乐。四年中目睹官场腐败，一再乞归，57岁辞归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潜心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以戏墨弄翰自遣。晚年声誉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他的书画者踏破门坎，说他“海宇钦慕，缣素山积”。

他通晓各科绘画之艺，擅长各种细粗之法，其目力和控笔能力极佳，80多岁时还能十分流利地书写蝇头小楷竟日不倦。

文徵明九十岁时，还孜孜不倦，为人书墓志铭，未待写完，“便置笔端坐而逝”，时为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去世，私谥贞献先生。
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其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他虽学继沈周，但仍具有自己的风格。他一专多能，能青绿，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等无一不工。

其书画为明代之冠。家藏书籍、书画极富，真赝纵横。收藏的古籍中，善本较多，宋刻本有《周易》、《资治通鉴》、《洪氏集验方》、《冲虚至德真经》、《杜工部草堂诗笺》、《白氏文集》等10数种，近千卷。其藏书楼名众多，今从其藏书印知道有“玉兰堂”、“辛夷馆”、“翠竹斋”、“梅花书屋”、“梅溪精舍”、“玉盘山房”、“烟条馆”、“悟言室”、“清白堂”、“归来堂”等。藏书印章还有“竺坞”、“悟言室”、“江左”、“停云”等。卒后，其子文彭、文嘉，皆能保藏其书籍和书画。

艺术成就

书画风格

文徵明的绘画兼善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早年师事沈周，后致力于赵孟頫、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吴镇，兼取赵孟頫古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细笔取法赵孟頫、王蒙，布景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规整，时见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设色多青绿重彩，间施浅绛，于鲜丽中见清雅。这路细笔山水属本色画，具装饰性、抒情味、稚拙感、利家气诸特征，也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
文徵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小楷笔划婉转，节奏缓和，与他的绘画风格谐和，有“明朝第一”之称。

文徵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上评论说：“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所书《千字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
文徵明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气势，却具晋唐风致。他的书风较少具有火气，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也许仕途坎坷的遭际消磨了他的英年锐气，而大器晚成却使他的风格日趋稳健。文徵明是继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的领袖，门人、弟子众多，形成当时吴门地区最大的绘画流派。

绘画艺术

初期作品

文徵明从小开始就学习了各项艺术。相传吴宽为其父亲守丧而停留在故乡苏州的时候，文徵明曾就近从他学习古典的艺术。这是九岁时，一四七八年的事。十年后的一四八八年又随李应祯学书法，翌年一四八九，二十岁的时候藉着沈周的摹本习画。了种种画风，文征明一方面吸收理解，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方法。他由沈周身上学得了被沈周称为绘画上唯一能传授的“意匠”。所谓“意匠”，换句话说是指沈周对场景的构造能力，或许还正确些。沈周晚年的作品《落花图》和几乎同时期一五0七年的文征明初期作品《雨余春树图》作比较，在形式、笔致和主题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两者同属于青绿山水，其基本构图上的类似点应可被注意到。这一点在文徵明截取山坡的角度更明显。从前景看过去，可看出二者的基本型态：坡顶变成平形的小山的，呈现一片无际的平淡和宁静；石头由各个圆形结成带状分布参差。这些都交互搭配色彩：丘陵上部用淡绿色，侧面涂上暖暖的黄褐色，石头或是青色的，或是青绿色的。各个形状虽都是独立的个体，却彼此紧紧地结合着。使用了这两种“像”，文征明在自己画中设计了一连串的“区域画面”。这一个“区域画面”从右到左，从左到上，又从右折回，最后到达最顶部。在这部分，随着两侧远处灰色的山，成为全图的核心；同时，有平顶的山，距离变远了，连带地也看出形状有所变化。留白部分的抑制感觉把依据这两个主题而使用的技巧作更一层的肯定。

从构图上来看，沈周在落花图里，形态和空间的处理仍是如此的。平滑而明确的轮廓画成的小的、和经过选择而画的图形岩石，然后是山崖模样的士坡，这幅图就完成了。岩石和土坡是青色和绿色的。与文征明的情形相同：使各种材料的效果都发挥出来；根据经过计算的速率，从画卷开头的右下方移升上去到中间，连及左边的远景，空间的表现是不可或缺的。谨慎地点上去的“点”更加强了画面的动感。

在其初期的作品，可以看见其纤细而精密记忆及有力的组织能力的表现方法。用普通线条的细心描写，不但很精致，一旦使用模糊的效果，在微妙的灰色部分就会生动起来。浓墨通常只作重点式地使用，色彩也就淡多了。这么做的结果，根据画册中的《风雨孤舟图》或米芾风格的《春山烟树图》，就要被归入宋末绘画的样式。然而在同时，这图甚至连《雨余春树图》使用青绿色的古风或《溪山深雪图》的雪景技巧都谈不上。当时活跃于苏州的画家们，尤其是承教于沈周的弟子，封元代大家都有相当的敬慕之意。《仿王蒙山水图》是文征明透过其生活体验，所做的一连串相同主题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在《东林避暑图》中——稍稍大胆地使用沈周的风格——可以看出倪瓒的格调。在纤细的小品《秋山图》里也可看到吴镇的影子；现存于上海的《天平纪游图》，即是用黄公望的格调。这么一来，拿沈周画的名胜的正面图与现代的摄影对照来看，文征明转而倾向元人的风格，可更清楚地查证到。又《听泉图》里的敏锐和简洁，以及简拙的古风，都比较接近赵孟頫的风格。

后期作品

一五二三年以后，停留于北京的四年期间，文徵明并不幸运。在这短暂担任公职的期间，没有留下值得一提的作品。由于繁琐的公务缠身，加上官场并不得志，而无法激起创作意愿及培养优秀的技法。这时期被认为最优秀的作品，在技法上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画里的诗暗示了对江南的憧憬，这应该是唯一一次在一五二七年春天回乡省亲的时候，由于顿时的解放感而心中百感交集的作品。一五三〇年的作品洋溢着自信，被压抑的才能一下子迸绽开来。
这十年间作品的光彩，不仅是文徵明职业性的名人艺术而已，更反映了他初获苏州画坛指导者的自信，同时也因提拉了多位年轻画家和朋友，而以．老师的身分受到仰慕。文徵明的处世之法是竭诚地尊敬那些以自身遭遇作素材的宋元大画家们，而他也以新的肯定态度对待当代的画家。他清楚地自觉自己的能力，这使得文征明能独创出生气活现的作品，谁也无法模仿。

在文徵明的作品里，光辉的形象不断地出现。一道沁凉的瀑布由岩石中从天而下，长卷的士方满横平的黑枪树枝，和冬景山水的白雪强烈对照的景物，以及断崖、连峰、谷涧、村落、结冰的河，冬天往返穿梭的旅人。打破这个单调性的是，尚未坚固的湖面冰被推移所发出的尖锐声音，行旅者如火般赤红的外套和赤色的树叶抽芽所呈现的生命的律动。他也未曾遗忘微小的束西。故宫所藏的两幅画中，锯齿状的芙蓉叶在画册中寂静地漂着，画起竹来，朱竹墨竹表现得同样卓然坚瘦。相同地，故宫所藏的一五三五年王蒙的作品中，高峭险峻的山也在这里得到新式的神采。文征明不畏使用减笔之体，这是为寄望于更永久的世界，而使用了意识较弱的古朴风格。恰似某种感性的激情似的。这样的繁杂性，在他描写与旧友别离的《停云馆言别图》中也可看到。文人画的基本观念是不夸耀用笔的“巧”。在乍见看似笨拙的表明之下，才是其真正隐藏价值的地方。一四九四年，沈周放弃了以前对画的对象体及自己艺术手段所秉持的理念，正是由于了解了这件事。然而对照地来看，只有文征明一人——特别是在一五〇三年——是完全隐藏技巧而作画的文人画家。在他笔下所完成的艺术作品，其光芒是无法形容。
文徵明的画中也有重要的跋文。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五三三年的《花卉册》是被窗外盛开的花所感动时的杰作，它的界边处理法与沈周的《写生册》相类似。可以想见这幅画册是多么忠于古法。同样的，在故宫所藏的一五三八年的《墨竹册》，是追随某位画家，吸收他的画风参改而作。但根据他的技巧和独创性，不能说他只求极为逼真便算了事。他自己也不这样想。《花卉册》、《墨竹册》两画册的后跋中，叙述他与画的关系，也就是对作画时的切望和兴奋，感动的一刹那和冲动。安·克拉普对文徵明的心境，简要地说是“被合理的思想和被鼓舞着的感受性所分断着”。文氏自己也在《花卉册》后这样说：“拿起笔时所意识到的只有冲涌而上的美感。”

一五四〇年反映了他更一层的复杂，很显然地他失去了原有刺眼的锋芒。一来由于他变稳重了，二来是更加奔放地、公然地表现感情。耀眼的格调因为某种微妙的目的而被取代了。画中大半部分的稳健性来自他重新对宋画空间的体认。特别是这个认识唯有通过李成的传统手法才领悟得到。沿着曲迥河流而下的茂密树林，把我们引入到《仿李成寒林图》《寒林待雪图》两幅图里的静寂世界。另有对照性的《江南春图》的梦幻色彩，在构图上令人联想到元代的倪瓒。然而，使画面谐调美更醒目，使画中所呈现的宁静梦境更具体的东西，可以说是在树后面那一叶文人之舟，以及为了表现远山距离而渐渐后退的空间处理手法。所隐藏的东西是广为人知但不违背其稳健之画风的形态。通过文字的叙述，文徵明的感情如排山倒海之势溢涌而出。这是这十年中的后二年、一五四八——四九的情况，文徵明创造最杰出作品的时期。这种表现——由他的谨慎落笔好像与这种意志相反——不由得地被孕育而生的自然所感动。在《仿赵伯骕后赤壁图》的卷末处到顶点的部分可看出这一点。高险的台地，斜峭的悬崖，被风吹弯的树木、急流和飘浮漂的云。和上述的图同一年所作，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引用吴镇的水墨样式的图《溪山高逸图卷》。画面形式当然不同，是在绢本上所绘的一种纯粹用水墨表现的关怀之情，这是其共通点。而文征明对历史的真挚态度即使到了年老以后也没有变得暧昧。元代“平淡”的画风是以十世纪的格调中所蕴含的丰富立体感作为其对象接下来的阶段，被预期到的是——说是历史性的自然演进或许更合适，一五五二年的《赤壁胜游图》中稳健的表现。这幅画中恐怕没有由广大的空白所带来的沉寂之气。另外加同他晚年所写的字之大部分的情形，用笔没有丝毫的犹豫，正确地把握了古代理想性的画题，表现了继承文征明和苏州画派特有的洗练格调。
正因为由惜墨如金和平板的意匠而产生的吴镇的画的单纯性，文徵明最后的作品明显地看出来正迎合这种口味。《前赤壁舟游图》是有年代记载的作品中最晚的一幅，当时文征明八十九岁。

九十岁，文徵明作诗迎接新年，下一个月的二十日，在写完朋友的墓碑铭之后，把笔搁在一旁，静静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所以故宫博物院的《古木寒泉图》恐怕是表现这种强烈紧迫感的最好作品。松、杉的枝像被折弯似的，草好像被压扁地长着，千丈高的崖，和垂直而下的瀑布，这些景物都被挤在左右毫无余地的狭窄画面上。

文徵明生命的最后十年间，一五五〇年代所作的，现藏于故宫的《古木寒泉图》也使用同样的狭长画面形式，在此，远方的树林直逼太阳，树木向着光却不见得笔直的姿态，歪歪斜斜的，顺应着他对这世界特有的主张——苦战而脆弱的层层山峰。

这作品是文徵明八十岁时所绘，当中也可看出他晚年对衰老最后的抵抗。比如，形状都覆盖着老迈而硬厚的外壳、只能说是任由生命沉默的无奈。果真如此的话，在稍后所绘的《古柏图》、《古木寒泉图》中，以送别时那深邃寂静而且更安稳的晚年人生作为主题。这从文徵明把自己的思想用极淡的水墨作微妙的变化所呈现的风格中来看，可肯定其中一部分。若更明确地来说，是因为枯木、岩石和山水的表现，不问及他的周围和背景，集中在近乎空荡的平稳的空间之中的缘故吧。文征明的艺术不单纯地在形态上保留葛藤而已，他已达到所谓“自然界经常充满真实”，“完全的物象是被空间环绕而生的”的思想境界了。从这里，广博的哲学在中国一直被保存了下来。
文徵明到临死之前仍是精力充沛的画家，他晚年作品和思考性的作品多广传于世。由于在表面上，不能强烈感觉到其共通的个性，很多作品都被断定为他的真迹，加上当时他已是苏州画坛的长老，弟子和模仿者就理所当然地增加了。他的画风更是万人共有的财产。我们只能过滤出没有疑问的真迹，才能确切表示为文征明的作品。

这些作品中有一幅根容易令人联想到董源、巨然的风格：《仿董巨山水图》。他在这幅画中表现了堂堂的安定感，坚毅挺拔连绵的山峰，笔直延伸的树干，以不单调垂直地往复用笔，表现着斜陡的尖峭地形。如此一来完全地依照自己的喜好，以纵长的画面形式更强调着。所以在此，我们可知要脱离传统所具有的安定性是不可能的。诚如形容李成那样，再度确认十世纪之大作家不可动摇的重要性。

书法艺术

文徵明于书法则是博习专精的典范。

文徵明的小楷造诣最高。主要师法传为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以及钟繇《宣示》，王献之《十三行》等，又能融入唐人小楷笔法于一炉，形成“温纯精绝”的自家风貌。

文徵明小楷《真赏斋铭有叙》》的主要内容包括：书法作为我国文化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国历史上著名书法家灿若群星，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书法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彩，流传千古。小楷作为楷书的一种，始于汉末三国魏晋之际。在印刷文字还不方便的时代，通行的正式郑重文书都需要以小楷书写。自隋唐以来，直至清代，都把小楷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科目，若不及格必将名落孙山，因而，小楷书法自然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由于小楷通行年代已久，历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长于小楷的书法名家，以及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小楷作品，如魏国钟繇书《宣示表》，东晋王羲之书《乐毅论》、《黄庭经》，唐代钟绍京书《灵飞经》，元代赵孟頫书《汲黯传》、《道德经》，以及明代文征明书《真赏斋铭有叙》，王宠书《圣主得贤臣颂》，祝允明书《醉翁亭记》、《前后出师表》等等。这些珍贵的小楷作品，都是书法艺苑中的奇葩，作为一个书法艺术的爱好者和追求者，理应把小楷作为一门必修课。当前，硬笔书法艺术方兴未艾，以流传下来的经典小楷作为范本，当是取法乎上的明智之举。

文徵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一是以王羲之《圣教序》笔意为主所写的行书小品；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

他在形成这两大类风格之前，同样经历过博采阶段，他不仅搜遍尽可能见到的王羲之法帖，还深入临习过颜真卿《争座位》、《祭侄文稿》、《刘中使帖》、《瀛州帖》、苏东坡《前赤壁赋》、黄山谷《经伏波神祠诗》、《竹枝词》以及米芾、赵孟頫等行书大家的墨迹。有时他也能像祝允明那样，以苏、黄、米等人的笔意书写自己的诗文。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入后知出，对古法进行了扬弃，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文徵明的草书除学二王以及智永小草之外，也学怀素、黄山谷的狂草。最常见的还是前一类小草，且时常融入他的小行书中，狂草作品很少，仅见他分别作于43岁、50岁、51岁的三件作品。43岁应友嘱作《东林避暑图卷题诗》以黄山谷行书、狂草及苏体行书各书诗一首。其中狂草《上巳日独行溪上有怀》十七行，体由山谷及狂素。50岁所作《草书卷》则是学山谷狂草《竹枝词》后有所得而拟其笔意所作。51岁所作《八月六日书事·秋怀七律诗合卷》则已脱去山谷狂草形骸，直逼怀素神意。此幅与以狂草见长的祝枝山相比，毫不逊色。李登在此卷后跋云：书家拟仿，虽极品皆可致力，所谓步步趋趋，惟草圣如颠素不可拟仿，何？危波以纵逸。而以拟仿，神先乖隔。故能逼真，所谓飘逸绝尘而膛乎其后者也。
文老当盛年时作此书，直通颠素，视京兆未足多羡。岂其神情自适，非若拟仿然耶？窃怪此老胡不终世作此种书……这幅狂草确实堪称神品，因此李登有一疑问，文征明为何终世不作此种书？有人认为，这实在和文征明庄重谨慎的态度有关，所以文征明愈到晚年，字里行间愈重规矩。笔者认为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此外恐还有一个原因：当文征明51岁时，其知友祝允明61岁，尚出仕在外，62岁致仕归里，与文徵明过从甚密，其时祝允明狂草之名如日中天，按文征明的性格，很可能故意少作甚至不作狂草，以免两者书作在形式上的冲碰。而绝非文徵明在狂草方面的才情不足。

文徵明的隶书作品不多，但他颇为自得。主要学钟繇、梁鹄等。他有时以隶书作跋，如《跋范庵石湖诗卷》、《跋康里子山书李白诗》等；也常作四体千字文；有时以大字隶书作引首。他的大字隶书与小字隶书大异其趣。此外，他曾集汉隶书写《汉隶韵要》可见他于隶书用功之勤，推广此体也不遗余力。文徵明的隶书虽不是他最擅长的书体，却也是明代隶书风格的典型，恐怕与此举不无关系。

文徵明的篆书与其他书体相比算是弱项。但在写篆书风气沉寂的明代，他的篆书仍是相当难得而珍贵的。王世贞曾云：“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笔不能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所书千文四体，……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皆有小法，可宝也。”又云：“征仲恒自负隶法则不尚古人，而歉于篆。然余得《千文》一本，亦在吴兴堂庑也。”《艺苑巵言》由于文徵明常书千字文作日课，故其篆书自有相当的基本功力。

文嘉《先君行略》曾云：公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事多师之。论者的公博学，诗、词、文章、书、画，虽与赵同，而出处纯正，若或过之。

由此可知文徵征明不但诗文书画皆绝，而且于书法一门亦篆隶正行草皆擅，比他的前辈师友吴、王、李、沈、祝等更多能于篆隶两体。因此，他能继祝允明之后主盟吴门书派。

文学艺术

文徵明诗文亦富有造诣。其诗接近柳宗元、白居易，诗风淡雅秀丽，清新自然，多为感兴、纪游、题画之作。

家庭成员

曾祖 文惠

祖父 文洪，字功大，号希素，成化元年举人，十一年上礼部中乙榜，授涞水县学教谕。其通易学，好吟咏，善诗文，著有《括囊集》、《文涞水遗文》。

父亲 文林曾任永嘉知县，体贴劳苦，为官清廉，有“却金亭”美誉，擅诗文书法，著有《文温州集》等。

叔父 文森，文林二弟，成化丁未进士，曾任河间府任知县，召拜浙江监察御史。都御史毛珵的亲家。

叔父 文彬，文林三弟，能武善骑射，以年资贡礼部。

长兄 文徵静读书善笔札，生平气义自胜，不为贵势拙折，喜好交诗友书画，雅歌堂”为其斋名，后其子文伯仁沿用。刘穉孙娶徵静女，穉孙本人，亦工书好赏鉴，字学苏轼，尤工秦汉篆，名擅一时，亦为徵明家族后学。

岳父 吴愈字惟谦，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成化十一年进士。授南京刑吴愈像部主事，官至河南右参政。系之后清代文豪吴伟业曾祖。

"

陈继儒（1558～1639）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诸生，年二十九，隐居小昆山，后居东佘山，杜门著述，工诗善文，书法苏、米，兼能绘事，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擅墨梅、山水，画梅多册页小幅，自然随意，意态萧疏。论画倡导文人画，持南北宗论，重视画家的修养，赞同书画同源。有《梅花册》、《云山卷》等传世。著有《妮古录》、《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争议

陈继儒曾隐居小昆山，得了隐士之名，却又经常周旋于官绅间，遂为一些人所诟病。诟病者认为隐士就要声闻不彰，息影山林，而不应身在江海之上而心居魏阙之下。直到清乾隆间，蒋士铨作传奇《临川梦·隐奸》的出场诗，不少人就认为是刺陈眉公的。全诗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松江古称云间，故有刺陈之说。

而陈眉公中庭书一联云：

天为补贫偏与健

人因见懒误称高

此联系集陆放翁诗联，名虽谦抑，实则简傲。“误称高”三字，其中包涵了复杂的心情：是真“高”还是假“高”，是应该称谓还是“误称”了，当然，其中也有辩解的成分。辩解归辩解，然而巧言岂能无本意？

对于陈眉公的“飞去飞来宰相衙”之行为，就连其同时代的人也当面讥斥的。梁章钜的儿子梁恭辰所撰的《巧对续录》记载，陈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显宦，显宦问王荆石：“此位何人？”荆石回答说：“山人”。显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讥讽陈眉公在门下也。在吃饭时，显宦出令曰：“首要鸟名，中要《四书》，末要曲一句承上意。令曰：“十姊妹嫁了八哥，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只是二女将靠谁？”众客寂然，摇头莫能对，显宦喜形于色，众人都将目光落在陈眉公身上。陈眉公对之曰：“画眉儿嫁了白头翁，吾老矣，无能为也矣，辜负了青春年少。”

对语颇妙，作为文学家名或不虚，时人讥之，恐怕周旋官绅间亦是属实。

生平

陈继儒，幼颖异，工诗文、书画，书法师法苏轼、米芾，书风萧散秀雅。擅墨梅、山水，画梅多册页小幅，自然随意，意态萧疏。其山水多水墨云山，笔墨湿润松秀，颇具情趣。论画倡导文人画，持南北宗论，重视画家的修养，赞同书画同源。嗜弈棋，得同郡徐阶器重。有《梅花册》、《云山卷》等传世。著有《妮古录》、《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其生于1558年十一月七日，卒于1639年九月二十日。长为诸生，与同郡引齐名，三吴名士争相与他结为师友。年二十九，焚儒衣冠，隐居小昆山之南，绝意科举仕进。建庙祀二陆，乞取四方名花，广植堂前，言：“我贫，以此娱二先生。”因名“乞花场”。父亡后，他移居东佘山，在山上筑“东佘山居”，有顽仙庐、来仪堂、晚香堂、一拂轩等。自此之后，他闭门读书，但仍与三吴名士来往，其中亦有高官豪绅，时人颇有讥评。无锡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招他前去，辞谢勿往。黄道周给崇祯帝上疏曾提到：“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陈继儒殁后，葬于东佘山。

成就

收藏
　　陈继儒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均所擅长，并喜爱戏曲、小说。所藏碑石、法帖、古画、、印章甚丰。在东佘山居内，树立的碑刻，有苏东坡《风雨竹碑》、米芾《甘露一品石碑》、黄山谷《此君轩碑》、朱熹《耕云钓月碑》等。得唐颜真卿《朱巨川告身》真迹卷，遂将住处命名《宝颜堂》。收藏书画有倪云林《鸿雁柏舟图》、王蒙《阜斋图》、梅道人《竹筿图》、赵孟頫《高逸图》，以及同时代的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人字画；印章收藏有苏东坡雪堂印、陈季常印等。他还摹刻《晚香堂苏帖》、《来仪堂米帖》，刻《宝颜堂秘笈》6集。对古玩、书画撰述有《妮古录》四卷、《珍珠船》四卷、《皇明书画史》、《书画金汤》、《墨畦》等。
　　陈继儒藏书颇富，广搜博采奇书逸册，或手自抄校。他曾说：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对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释、道等书，无不研习，博闻强识。喜抄校旧籍，因得颜鲁公书，乃名其藏书堂为“宝颜堂”等。又有“玩仙庐”、“来仪堂”等精于校雠之学，自称：凡得古书，校过即付抄，抄后复校，校后复刻，刻后复校，校后即印，印后再复校。 万历中，曾延请一些穷老书生，寻章摘句，按部分类；而后摘取其中琐言僻事，所刻《宝颜堂秘籍》6集457卷，收书226种，多地方掌故、轶闻琐言、书画艺术、谱录等，其中多罕见秘籍，保存了明及明以前的小说杂记。清乾隆间，大兴文字狱，因刻《剿奴议撮》，被清视为禁书，该书版被禁毁。每天有人前来征请诗文，客常满座，片言应酬，都满意而去。闲时与僧道等游，尽峰柳泖迹，吟唱忘返。董其昌特筑“来仲楼”，请他去居住。先后多次被推荐，朝廷下诏征召，都以病辞。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全国，远及少数民族土司等，皆求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以“隐士”高名，周旋于大官僚间，时人颇多讥评。但他对地方利弊，人民疾苦，多有建言，如阻止当局勿搞扩建郡城的大工程和免除县民缴解王府禄米的徭役等。陈继儒与董其昌的故交睢阳袁氏父子交往颇密，今在其著作《陈眉公全集》中仍可见其所作的《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袁伯应诗集序》等作品可考其交游种种。又辑有《国朝名公诗选》，上自高启、王冕，下到李贽、屠隆等，每人之下附有小传。

书画
　　陈继儒书法学苏轼、米芾，对苏、米墨迹，最为喜爱，虽残碑断简，也必搜采，手自摹刻，成《晚香堂帖》及《来仪堂帖》。所画山水，空远清逸，松江博物馆藏有《潇湘烟雨图》1幅。所画梅竹，点染精妙，名重当时。用水墨画梅，乃其首创，曾编《陈眉公梅花诗画册》，为后世所法。传世作品有《梅花》、《梅竹双清图》等，。另有《梅花图》8页。书法传世作品有《行书半研斋诗》、《行书李白诗》等。曾评批《西厢记》、《琵琶记》、《绣襦记》等。并善鼓琴，订正琴谱，名重一时。

文学
　　《小窗幽记》为陈继儒集编的修身处世格言。陈继儒编写的书很多，如《太平清话》、《安得长者言》、《模世语》、《狂夫之言》等一批作品，而《小窗幽记》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小窗幽记》原来分为十二卷：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主要讲述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思想杂糅儒释道三家。该书笔法清淡，善于剖析事理，与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和清朝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一起并称“处世三大奇书”。现在的版本一般都将其中近似的内容相融合，分为四部分，“集醒”、“集情”、“集峭”、“集灵”，已看不出原书的体例。不管是十二部分还是四部分，对书的内容的影响不大。这部书是小品中的小品，有点语录体、格言体的样子，其中精妙绝伦的语言，道眼清澈的慧解，灵性四射的意趣，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对人生的思索、处世的智慧在“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人都受其炉锤而不觉”。
　　一说《小窗幽记》,一名醉古堂剑扫。存七卷，格言警句类小品文。 陆绍珩著：生平不详。明天启年间曾流寓北京。编撰有《醉古堂剑扫》。

"

夏言（1482—1548），字公谨，汉族，江西贵溪人。明正德进士。初任兵科给事中，以正直敢言自负。世宗继位，疏陈武宗朝弊政，受帝赏识。裁汰亲军及京师卫队冗员三千二百人，出按皇族庄田，悉夺还民产。豪迈强直，纵横辩博，受宠升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不久又擢为首辅。嘉靖二十七年议收复河套事，被至弃市死。其诗文宏整，又以词曲擅名。有《桂洲集》。"墓地

概述
　　蜈蚣害鸡有天意？在上清镇桂洲村采访时，当地村民都对夏言的功绩赞不绝口，但也有不少村民，包括夏龙太在内都认为夏言遭严嵩的迫害是天意。
　　夏龙太说，桂洲村村头仙人山上有个庙堂。当年，庙里人养了一只大雄鸡，而山上还有一只大蜈蚣，每天雄鸡和蜈蚣都要打上一架。有一天，老和尚要出远门，告知徒弟自己不知多久才能回来，便交代徒弟：雄鸡和蜈蚣迟早会互相斗死，因此要徒弟在雄鸡死后必须在鸡头上斩上一刀，埋葬在下山路的右边，而蜈蚣则埋在下山路的左边。结果徒弟忘了斩上一刀，而且位置埋反了，导致雄鸡和蜈蚣都转世，一直斗到京城。这雄鸡就是投胎的夏言，而蜈蚣则是严嵩。

传说猜测
　　夏龙太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无从得到考究，但熊长胜在他所写的历史故事里却写道，夏言小时候看戏都是独脚站立着看的，头还喜欢往侧边或后面察看，所表现的动作确实跟鸡差不多。

夏言墓地达百座
　　在鹰潭3555．4平方公里的版图上，自古以来官位最高的，当数贵溪籍夏言。在明代，夏言官至朝廷首辅，相当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然而，这位让当地人长期景仰的首辅却遭到严嵩的迫害，最后客死他乡。近日，记者前往夏言故里泥阳镇桂洲村采访，了解到不少连当地史志都未曾记载的传奇故事。

传说资料
　　夏言死后，嘉靖帝慢慢后悔起来。上清镇桂洲村第一小组67岁的夏龙太对记者说，嘉靖帝有后悔之意时，命人将夏言之首称了一称，发现有5斤4两，遂命人用金子铸成5斤4两重夏言的头，置备100副棺材，其中只有1副装有夏言金首，分于全国各地100处埋葬，葬后还将所有送葬者杀死。因此，截至目前，上清镇甚至贵溪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买菜砍肉都没有5斤4两的概念，也很忌讳5斤4两的说法，如果遇到5斤4两时，人们都会非常自觉地要么以5斤3两成交，要么以5斤半成交。
　　熊长胜说，直到很久后，后人才在上饶市郊发现夏言墓的真实所在地。

介绍

夏言字公谨，号桂州，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上清镇人，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中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嘉靖七年，夏言调吏部，深得世宗皇帝的赏识。嘉靖十年三月，夏言被提升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院士，随之升为礼部左侍郎，仍掌翰林院。一月后代李时为礼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擢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不久为首辅。嘉靖十八年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朝以来，臣子无加上柱国者，唯夏言一人领此衔。

继夏言出任礼部尚书的严嵩，原和夏言以同乡称，对夏言甚恭谨，遂提拔他以自代。严嵩内心却十分妒恨夏言，他看出夏言和嘉靖及武定侯郭勋等人的矛盾，便不断进谗言陷害夏言。每次太监到夏言家时，夏言都气势岸然，以"“内竖”“待之。而太监到严嵩那里时，严嵩却亲自让坐，”“礼极恭”“，而且送钱给太监。故太监们按严嵩之意，在嘉靖面前总说夏言的坏话。夏言渐渐失去了世宗的宠信，接二连三地遭受斥责，如”“稽缓敕之洁，不遵用印记之，人阁晏晚以及禁内扛舆之洁。”“小有过失即蒙申斥。 嘉靖二十一年，因”“昭圣太后崩，诏问太子服制言报疏有伪字”“，夏言被严嵩排挤去官，回江西，并在家乡贵溪象山书院建”“象麓草堂”"以自适。

待嘉靖之子穆宗继位，柄政祸国二十余年的严氏父子终于败死。夏言家人上书伸冤，穆宗予以昭雪。下诏复其官爵，重祭安葬并追溢"“文憋”“。夏言有《桂洲集》十八卷及《南宫奏稿》传世。他的部分创作能揭露社会矛盾，一些写景抒情之作技巧也比较纯熟。《安乡道中观妇人插田》中写道：”“南村北村竞栽禾，新妇小姑兼阿婆，青裙束腰白裹首，手掷新秧如掷梭；打鼓不停歌不息，似比男儿更普力。自古男耕和女织，怜尔一身勤两役。吁嗟乎！长安多少闺中人，十指不动金满身。”"夏言墓葬于上饶市郊。

人物生平

直言进谏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夏言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行人，继而升任兵科给事中。他生性机警灵敏，善于写文章。等他做到谏官，便以直言为己任。

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后，夏言上书说：“自正德年间以来，上下消息不通已达极点。现在陛下刚开始办理各项政务，请于每日早朝以后，亲自到文华殿批阅奏章，召内阁大臣当面商量决定，如有关重大利害的事情，则下达给全体大臣集中商议。不应和身边宦官商量后就直接从宫中发出圣旨。即使陛下所做出的取舍，也一定要下到内阁，经讨论然后实施，以杜绝为人蒙骗或弄虚作假的弊病。”世宗赞赏并采纳了这个意见。后来，他领命和御史郑本公、主事汪文盛一起考核世宗身边的侍卫及京城卫队的冗员，裁汰了三千二百人，又上书陈述九条意见。京城治安秩序因此得以稳定。

嘉靖初年，他和御史樊继祖等外出清理庄田，把被侵吞的民产如数夺出来归还百姓。为弹劾宦官赵灵、建昌侯张延龄，他前后上书七次。又请把后宫负郭庄田改为亲蚕厂、公桑园，禁止一切亲戚、乡人的请托及河南、山东一些坏人把民田献给王府的行为。他曾解救过被逮捕的永平知府郭九皋。庄奉夫人的弟弟邢福海，肃奉夫人的弟弟顾福，世宗下令赐他们世袭千户锦衣，夏言力争，认为不妥。这些奏章大多梗直，被世人传诵。经几次晋升，夏言任兵科都给事中。评定青羊山镇压叛乱的功罪，他的议论和奏章都很恰当。副使牛鸾缴获了乱军中的通讯名单，为了安抚人心，夏言请求烧毁了它。孝宗一朝曾经命令吏部和兵部每个季度把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两方面官员的履历表造好进呈皇帝，但自武宗即位以后渐渐不执行了，夏言因此建议恢复了这一制度。

奏定典礼
　　嘉靖七年，调入吏部。这个时候，世宗正锐意于修饰礼文的工作，认为天地合在一起祭祀不合礼制，想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加上日月，共四个祭坛。大学士张璁不敢决定，世宗以占卜问于太祖也不吉利，议论正要作废，恰好夏言上书，请世宗亲耕于京城南郊，皇后亲蚕于京城北郊，为天下人示范。世宗因为这南北郊的说法与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的说法一致，所以命令张璁以诏书询问，夏言于是便请分别祭祀天和地。朝臣不同意，张璁也责问他，詹事霍韬攻击得尤其厉害。世宗非常恼火，将霍韬下狱，颁发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夏言，赐给他四品官的官服和俸禄，最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夏言从此以后很受世宗宠信。开始修造京城祭祀的工程就让夏言负责监督。延绥发生饥荒，夏言推荐佥都御史李如圭任巡抚。吏部推荐替代李如圭的人，世宗不愿任用，再推荐，轮到了夏言。御史熊爵认为夏言推荐李如圭就是为了让他给自己让出位置，直至把他比作张彩。世宗严厉批评了熊爵，命夏言不要辩解，但夏言心中不平，攻击熊爵并推辞这一任命，世宗就此罢休。

入主内阁
　　时张璁傲慢地指挥臣僚，没人敢与他违抗。夏言自认为世宗了解自己，所以独立一面不肯居其下风。张璁就从中破坏世宗对夏言的信任，夏言也抱怨张璁破例任用彭泽为太常卿而不抬举自己，两人从此有了嫌隙。夏言大胆上书弹劾张璁及吏部尚书方献夫，二人都上书辩说并自求解职。世宗对他们几个都很看重，所以为他们两头解劝。夏言官位已很显贵，因与张璁、方献夫、霍韬相互敌对，所以更要以强直的性格来自我保护。世宗想把郊祭之礼编成一书，提拔夏言为侍读学士，担任纂修官，叫他每天到经筵前讲论，同时仍旧兼任吏科都给事中。夏言又帮助世宗重新制定了文庙的祭祀典礼和祖先的祭祀礼制，世宗更加高兴。

嘉靖十年三月，夏言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管院事，并与以前一样任直讲。夏言眉目清朗，胡须也长得好看，口齿宏亮，不说家乡话。每次到经筵讲论，世宗都盯住他瞧，心里想要重用他。张璁忌恨得更加厉害，于是就和彭泽一起制造薛侃一案，把夏言交司法部门处理。不久，世宗发觉是张璁曲意害人，就将他罢免，释放了夏言。八月，四郊祭坛竣工，提升夏言任礼部左侍郎，仍旧掌管翰林院事务。一月后，接替李时任礼部尚书。他从谏官下来不满一年做到六卿之一的尚书，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当时士大夫们还在恨张璁，凭借夏言来与之抗衡。夏言既因为聪明颖悟得到世宗信任，又能降低身份，屈己下人。御史喻希礼、石金请宽解因“大礼议”一事而定下的案犯，得罪了在位的大臣，世宗非常恼火，让夏言揭发他们的罪状。夏言说喻希礼、石金并无它意，请世宗宽恕他们。世宗责怪他的回答，把二人关进诏狱，然后把他们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去，夏言作了自我批评才算罢休。因为这件事，夏言很得公卿们的赞誉。世宗制作礼乐，大多是夏言做礼部尚书时议定的，内阁大臣李时、翟銮只是空占官位罢了。世宗每每写了诗，就赐给夏言，夏言予以唱和，并刻石记录，然后进呈，世宗更加高兴了。夏言撰写奏章或是应诏写诗填词，只片刻就能完成。几次得到召见，谈到政治事务，很会揣摩世宗的心意，不免有牵强附会的时候。世宗赐给他一枚银章，让他密封上书，评论政事，诏书说他“学问博大，才识优裕”。又前前后后不隔月地赏赐他绣蟒飞鱼麒麟服、玉带、精金、贵重的酒杯、美味佳肴、流行物品等。

在当时，张璁、方献夫也曾相继入阁为首辅，知道世宗很宠爱夏言，也不敢和他对着来。不久他们都辞去官职。过去议论礼制的人只有霍韬还在位，继续仇视夏言。嘉靖十五年，因为应天府尹刘淑相事件，霍韬、夏言相互攻击。最后霍韬输了，夏言由此气势更加傲慢。郎中张元孝、李遂稍稍违了他的心愿，他就奏请将他们贬官。皇子出生时，世宗赏给夏言很多东西。先是晋升为太子太保，又提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闰十二月就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随世宗拜谒墓陵，归回途中至沙河，夏言的厨中起火，烧到了郭勋、李时的帐篷，世宗交给夏言的六篇奏章也给烧了。夏言本当一个人请罪，却与郭勋等共同赔罪，被世宗责怪了一番。当时，李时为首辅大臣，政令却多出自夏言。顾鼎臣入内阁后，仗着自己入官在前并且年龄较大，很想对政事表示些意见。夏言心中不愉快，顾鼎臣也就不敢跟他争论了。同年冬，李时逝世，夏言接替其为内阁首辅。

嘉靖十八年，夏言因进献祭祀皇天上帝的诏书，得以晋阶为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代大臣没有晋升上柱国的，这名号是夏言自己想出来的。

恩宠渐衰
　　武定侯郭勋得到世宗欢心，就破坏世宗对夏言的宠信。而礼部尚书严嵩心里也忌妒夏言。夏言与严嵩随从世宗到承天，世宗拜访显陵以后，严嵩两次请准许大臣上表称贺，夏言请等到回京后。世宗批示作罢，但心里很不愉快。严嵩探知世宗心思，坚持请求，世宗就说道：“礼乐之事，当然可以出自天子。”因而命大臣上表祝贺，从此世宗渐渐不喜欢夏言。世宗巡幸大峪山，夏言前往侍候来得稍迟一些。世宗批评了他，夏言害怕得赶紧认罪。世宗大为恼火地说：“夏言本是一个卑微的小官，因为张孚敬倡议郊礼一事得到提升，竟敢怠慢无礼，上机密奏章不使用朕赐给他的银章，现在朕命令他归还前前后后朕发给他的亲笔敕令。”夏言当时更害怕，上书认罪，请不要追索银章和亲笔敕令，让他作为子子孙孙百代光荣，说得很令人伤心。世宗怒气未消，怀疑他把亲笔敕令毁坏了，命令礼部催讨，并剥夺他少师的勋位，让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退休。夏言于是把四百多幅亲笔敕令并银章一枚缴上。过几天，世宗怒气消了，让人制止他还乡。又以少傅、太子太傅入内阁值勤，夏言上书感谢，世宗高兴，指示他砥砺初忠，秉公办事，正道做人，以消除众人的怨气。夏言心里知道所谓众人的怨气，是指郭勋等人。再次上书道谢，说自己不敢自处于别人的后边，一心一意，孤立无援，所以被众人怨恨。世宗又不高兴，责问他，他惶恐认罪，才算罢休。没多久，雷电震坏了奉天殿，世宗召见夏言及顾鼎臣，夏言没按时来到。世宗又一次训斥了他，并让礼部揭发他的罪状，夏言等主动认错，世宗又批评他傲慢，并批评了顾鼎臣。过后，才算归还了以前追讨出来的银章和墨宝。

陕西传来捷报，恢复了他少师、太子太师的勋位，升为吏部尚书，值勤于华盖殿。江、淮一带叛乱得到平定后，世宗用盖了玉玺的诏书奖励他，赐他金币，让他兼领大学士俸禄。

嘉靖十九年，顾鼎臣逝世后，翟銮又一次入内阁，对夏言慎重得像他所属小吏一样，言语中不敢有一点矛盾。而霍韬任詹事府主管，几次制造矛盾。因为郭勋与夏言感情上有裂痕，就结交他，让他帮助自己，三个人开始不停地勾心斗角。后来，霍韬去世，夏言、郭勋依然在相互争斗。

世宗祭祀祖宗的庙宇发生火灾，夏言当时因病在假，请求罢官，未得到批准。昭圣太后逝世，世宗用诏书询问太子丧服的礼数，夏言回答的奏疏有错字。世宗严厉批评了他，他在认错的同时又请求回家乡治病。世宗更为恼火，就命令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待遇致仕。夏言听说世宗对自己恼火，就进呈了十四篇有关边境防御的策论，希望因此得到谅解。世宗说：“夏言既然对国事有忠诚的谋划，为什么那样坚决地自我爱惜，辜负朕对他的信赖呢？姑且不治他的罪吧。”当初，夏言撰写青词及其他文章，最能满足世宗的心意。夏言罢官后，只有翟銮在职，并不是世宗急着要用的人。夏言即将离开京城时前往西苑的斋宫磕头谢恩，世宗听说，很怜惜他，特地赐他酒食，让他回私人住宅治病，等待以后的任命。恰好郭勋因为谏官很厉害地弹劾他，也称病在假。

京山侯崔元新近得世宗宠信，在西苑值勤，他忌恨郭勋。世宗闲谈中问崔元说：“夏言、郭勋是我的左右臂，他们相互忌妒是什么原因？”崔元不说。世宗问夏言什么时候回家乡去，崔元说：“等圣诞过后他才敢请放行。”又问郭勋得了什么病，崔元说：“郭勋本没病，夏言一回家他就会出来了。”世宗点头同意。谏官知道世宗宠信夏言而厌恶郭勋，就一起揭发郭勋的罪证，郭勋的辩护词狂悖错乱，世宗发火了，剥夺了郭勋同事王廷相的官籍。给事中高时，是夏言深厚交结的知己，这时揭发了郭勋十几件贪污、放纵、不守法度的事情。世宗因此把郭勋关进了监狱，恢复了夏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官职，等病好入内值勤。夏言虽然在病假中，内阁的事务多由他裁定。办理郭勋的案件，都是按他的授意进行的。

嘉靖二十一年春，夏言任一品官满九年，世宗派宦官颁赐银币、宝钞、羊酒和宫廷食品，全部恢复了他的官级，用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赞美他，在礼部为他举办宴会，由尚书、侍郎、都御史作陪。这个时候，世宗虽然优待、礼遇夏言，不过对他的宠信已不如当初了。

斗法严嵩
　　慈庆、慈宁两宫夫人去世后，郭勋曾经请把其中一个改由太子居住。夏言以为不合适，符合世宗之意。到这个时候世宗突然又问起太子应当住哪里，夏言忘记了自己先前的话，因想到再造宫殿费事烦人，就做出了和郭勋一样的回答。世宗心里不高兴，又怀疑谏官弹劾郭勋是出于夏言的指使。等建造大享殿时，世宗命令宦官监视，夏言却不替世宗写敕令文稿进呈。到西苑值勤的几个大臣，世宗都命令他们骑马，又赐给他们束发用的香叶巾，让他们用皮绵做鞋子。夏言以为这不是礼制规定的大臣服装，不肯接受，并且只有他乘坐手挽的齐腰小轿。世宗积累了这几桩不满，想要罢他的官，因而严嵩得到了排挤他的机会。

严嵩与夏言是同乡，称夏言为前辈，对夏言很谨慎。夏言入内阁时推荐严嵩接替他原来的官职，把他当作门客收笼，严嵩心里很是恨他。夏言失去世宗信任后，严嵩因为善于谄言媚语，得到世宗欢心。夏言担心被罢官，唤严嵩过去商量，严嵩却已经偷偷到陶文忠家里计划怎么咬他坏话以便取而代之。夏言得知非常恼恨，便示意谏官一次次弹劾严嵩。世宗正在宠信严嵩，并未听进去，而二人从此就大为不和。严嵩得到世宗宴请和召见时，磕头下跪，诉说夏言怎么欺辱他，泪如雨下。世宗让他把夏言的罪状全说出来，严嵩这下得以大揭其短。世宗大为恼火，写诏书给礼部，一一数说夏言的罪过，并且说：“郭勋已关入监狱，他还千方百计罗织罪名。谏官本是朝廷的耳目，却专听他夏言指使。我不早朝，他夏言就不入阁办事。军国大事，能在他家里裁决；天子说的机密话，他也敢把做儿戏玩。谏官对此不发一言，就这样欺骗君上，使得鬼神怨怒，下大雨伤害了庄稼。”夏言很害怕，赶紧上书认错。过了十多天，献帝周年时，他还被召进去拜见，到西苑侍候皇帝。夏言借机谢皇上恩典，并请求准他老病还乡，话说得很哀伤。奏章在皇帝那里放了八天，正好七月初一日食，过后，世宗亲写诏令说：“老天日食超过常分，正犯着下级欺慢上级的过错，现在朕命令剥夺夏言的官职，让他回家闲住。”世宗又承认自己的三种过失，布告天下。御史乔佑、给事中沈良才等都上书评论夏言的事，并各自请问己罪。世宗大为恼火，贬斥了十三个人，其中高时因曾弹劾郭勋，单单被重贬到遥远的边地。于是严嵩取代夏言步入内阁。

夏言任首辅多年，家境殷富，服饰、日用豪华、奢侈，也常和别人通讯问好并馈赠钱物。罢官时间长了，不见召用，监司府县的官吏也稍稍待他冷淡了，夏言心里闷闷不乐。每遇元旦、世宗生日他必定上表称贺，自称为“草土臣”。世宗也渐渐怜悯他，就恢复了他尚书、大学士的官衔。

嘉靖二十四年，世宗微微觉察到严嵩的贪婪和放纵，又想到了夏言，派官员送亲笔诏书召他回朝，恢复了他的少师等全部官职，也加封严嵩为少师，看起来像是与夏言并重的样子。夏言来以后，一直气愤严嵩凌驾在自己头上，凡有所批示，概不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闭上嘴巴不敢说一句话。严嵩私自所提拔使用的人，夏言大加罢斥、放逐，严嵩也不敢帮忙，但对他恨入骨髓。当时全国的士大夫正恨严嵩贪婪、嫉妒，认为夏言能压服严嵩，制其死命，莫不深感痛快。而夏言因为罢官时间长，一心要扩大权势。文选郎高简充军边远，唐龙、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被罢官，王杲、王日韦、孙继鲁吃官司，都出于夏言的指使。贵州巡抚王学益、山东巡抚何鳌被谏官弹劾，夏言马上就草拟命令加以逮捕、审讯。唐龙过去与严嵩相好，王日韦的事又牵连着严世蕃，还有其他被他贬斥的也不全恰当，因而朝廷中士大夫对他开始畏惧了。最后御史陈其学因盐法的事情弹劾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夏言草拟命令要他们自己写供词说明，两人都到夏言跟前认死罪，陆炳乃至跪下双膝请求才得到谅解。后来他俩与严嵩开始勾结准备陷害夏言，而夏言却没有发觉。世宗几次派遣小宦官到夏言的住处，夏言气势凌人，把他们看作奴才。严嵩则肯定请他们坐下，并亲自把些金钱塞进他们的袖管中。因此这些宦官天天说严嵩的好，卖夏言的赖。夏言所献上的青词往往不合世宗的心意，严嵩得知后，越发认真地撰写进呈的宫体诗词。

惨遭冤害
　　嘉靖二十七年，收复河套的议论为人提起。夏言原本是慷慨其辞，自以为有经世济用的才能的，想建立百代功勋。因为陕西总督曾铣请收复河套，就赞成、决定此事。严嵩与崔元、陆炳在中间捣鬼，最后夏言因此弄得身败名裂。原来江都人苏纲，是夏言后妻的父亲，与曾铣关系很好。曾铣请求收复河套时，苏纲极力对夏言称赞他。夏言认为倚靠曾铣此事能成，就秘密上书推荐他，说大臣中间没有比曾铣更忠诚的了。世宗让夏言拟定旨意，再三夸奖曾铣，曾铣心里高兴，更加坚决地出兵作战。世宗忽然又下诏书责备，语气很严厉。严嵩揣测到世宗的真心，就尽力说河套不可能收复，言词中间连及夏言。夏言方才大惧而称罪认错，又说严嵩未曾有过不同意见，如今竟一切推在我身上。世宗批评他为难君上，威逼众人。严嵩又上书折腾，攻击他。夏言也极力辩解。然而世宗已被严嵩的诬告蒙住，怒气难能消除。于此年剥夺了夏言的全部官衔，让他以尚书的名义致仕，但仍没有杀他的意思。碰巧有流言蜚语传入宫中，说夏言临走时埋怨、诬蔑世宗。严嵩又代仇鸾起草上书，攻击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插手关市，谋取暴利，事情牵连到苏纲，于是把曾铣、苏纲关进了京城的大牢里。严嵩和崔元、陆炳暗里商量，就用勾结皇帝身边侍卫人员罪名将曾铣斩首，苏纲到边远地区充军，并派官兵逮捕夏言。

夏言抵达通州，听说曾铣的罪名，大惊失色，歪倒在车中，说：“唉！我恐怕非死不可了。”又上书诉说自己的冤屈，说：“仇鸾正要被捕，皇上下的圣旨不到两天，他怎么知道皇上说的话，又怎么知道严嵩的奏章而且这样附会它？大概是严嵩与崔元等伪造罪证，想迫害我就是了。严嵩这个人，言是行非，像共工；谦恭下士，像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像司马懿。在京城的大臣受他的笼络，只知道有严嵩不知道有陛下；在地方上的大臣受他的钳制，也只知道有严嵩不知道有陛下。臣的命操在严嵩手中，臣只有把臣的命交给陛下您，希望能设法加以保全！”世宗并不明白他的话。案件已定，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他将被处死时，援引大臣、能吏量刑时可以减免的条款上书请予减免死刑，世宗不愿听，严厉批评了喻茂坚等人，扣发了他们的薪俸，并且又提到了夏言以前不戴香叶巾帽的事情。同年十月，将夏言斩首街头，时年六十七岁。他的妻子苏氏流放广西，侄儿、时任主事的夏克承，侄孙、时任的尚宝丞夏朝庆，都被削职为民。

明穆宗隆庆初年，夏言家人上书伸冤，明穆宗予以昭雪。下诏复其官爵，重祭安葬并追谥文愍。

"

丘浚（1418～1495）明代著名政治家、理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海南四大才子之一。字仲深，号深庵、玉峰、别号海山老人，琼州琼台（今属海南）人。景泰五年进士，历官经筵讲官、侍讲、侍讲学士、翰林学士、国子临祭酒、礼部侍郎、尚书、纂修《宪宗实录》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丘浚学问渊博，熟悉当代掌故，晚年右眼失明仍披览不辍，研究领域涉政治、经济、文学、医学等，著述甚丰，同海瑞合称为“海南双壁”。"故居

丘浚故居位于金花路三巷9号，院门口悬挂着由国家文物局著名古建筑专家、书法家罗哲文题写的四个大字“丘浚故居”。金黄色的字体在黑底的反衬下熠熠生辉。现存“可继堂”和前堂两进，前堂面阔3间，进深4椽，单檐硬山式简板布瓦顶，通高4米，可维堂面阔3间，进深13椽，单檐硬山式简板布瓦顶。

丘浚于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初十生于故居正屋。丘浚故居始建于明洪武二年，距今已有640多年的历史。曾为多进式院落，规模最大时有“丘民十八屋”之说。

据说，当丘浚7岁，其兄丘源9岁时，父亲丘传去世，年幼的兄弟靠祖父丘普抚养。丘普想到自己年老失去独子，双孙依偎膝下，百感交集，写了“嗟无一子堪供老，喜有双孙可继宗”的联句挂于楣两边。丘浚成名后，追念乃祖对他们兄弟的期望，写了一篇《可继堂记》这篇记文，充满了丘浚追及先人，不忘根本和对后辈殷切期待的激情。从此，可继堂名扬天下，余韵至今。

丘浚在世时，下田村常常车来轿往，地方官员以及抵琼显要时有拜访。丘浚谢世后乃至清代，可继堂风光不衰，故居门外的华表，朝廷旌建丘母李太夫人牌坊，吸引众多行人观瞻，可继堂成为金花村乃至海南人的骄傲。

民国以来，海南政局动荡，战火不息，丘浚后人四处谋生，其故居呈现衰败气象。解放后，府城地区人口逐渐增多，昔日丘宅门前宽阔的空地，已被居民住房所覆盖。华表和牌坊已荡然无存，丘浚遗物，包括皇上恩赐的龙碗、玉簪、朝笏、文稿，墨迹、绘像等，也已不知去向。到20世纪90年代初，丘浚故居已破败不堪。1994年6月，琼山市人民政府对丘浚故居投资130多万元按现存原貌进行修葺，1996年修葺一新的丘浚故居免费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1996年，丘浚故居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

丘浚故居庭院草木葱绿。进院门，院内栽种着人参果，枝繁叶茂。可继堂两边有副门题：可继堂中承德泽，尚书万里传字香。可继堂神案上供俸着一尊丘浚先人的金色塑像。堂内摆着4张太师椅，神案供桌和椅子上雕着精美的图案，技艺精湛。可继堂前，一棵结满石榴果的石榴树下满地落果，使这座名人故居有种寂寥的况味。

墓址

丘浚弘治八年，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墓位于海南岛海口市秀英区水头村北。该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6年重修墓丘、墓碑、石牌坊。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主墓石砌，圆顶，高6米，共分6层，16级台阶，底座有八卦，八卦之间“卐”符号，这符号在古时代表吉祥之意。主墓前立墓碑一座，高4.4米，上方刻有“双龙飞舞”，两旁刻有青松、仙鹤、祥云等图案花纹。碑面上端有：“皇明敕葬”四字，正中题：‘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特赠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妣诰封正一品夫人吴氏之墓’。主墓前有""理学名臣“石牌坊一座。墓道两旁有翁仲，石羊、石狮、石马等石刻，最前面有石华表一对。整个墓园前临清泉水塘，面对平畴沃野，后枕苍翠小丘，古朴典雅，庄严肃穆。在50年后期和60年代初期，朱德、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专程前往丘浚墓参观。近年来，前往丘浚墓参观、考察的人常年络绎不绝。

生平

科举入仕
　　丘浚于永乐十八年出身于医学世家。祖籍西厢，世家泉州，其光祖为福建晋江医科训导。后迁至海南岛琼山府城镇下田村幼年丧父靠母李氏教养，勤奋攻读，聪明过人，自幼习儒读书，7岁能诗，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

禀笔直书
　　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速战速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成化十三年，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发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发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于是发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发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陆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 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发生具体的影响。

拯救典籍
　　弘治五年，丘濬上疏言经籍图书之事。他十分强调经籍图书的重要性，故而《大学衍义补》中有“广图籍之储”的条目。丘濬认为，图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臣民必须遵从统治的道德规范，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同时图籍记载了国家的山川、人物、风俗、物产和朝廷礼乐刑政的演变和发展。这些精神文化财富是十分珍贵的，“今赖知古，后赖知今者也”。丘濬请求朝廷对经籍图书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爱护。他陈述了太祖在建国过程中就注意访求遗书，“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故明初图籍储存不减前代，为一时盛况。迄至太宗，虽急于经营北京和北部边疆，“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丘濬列举了当前经籍图书保存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单说现今内阁所收藏的经籍与永乐时内阁的《文渊阁书目》相比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内未闻考较，在外未闻购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经籍，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丘濬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学士而下，至于专司其职的翰林典各官，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务必抄誊正副，“使一书而存数本”，分别藏于内阁、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各藏书之处要加强管理和保护，防止遗失和虫蛀湿坏等。丘濬还特别注意对重要档案文件的保存，建议在文渊阁近地别建库房“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又“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孝宗嘉纳丘濬所请，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在丘濬的影响下，孝宗颇为重视图籍和档案，史载孝宗甚重《永乐大典》，召对廷臣之暇，必置此书于案，反复阅读。孝宗还“亲洒宸翰，识以御宝”，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见的医学秘方，“赐太医院使臣王圣济、殿内臣宠，盖欲推之，以福海内也”。流风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将《永乐大典》誊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状况较成化时大有改善，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当然与丘浚等一批富于学行的士大夫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力矫世弊
　　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议政事渐成旷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过题奏文书的奏进和批答来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宫中，易受宦官的影响，时太监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广于是肆为奸利，矫旨授传奉官，擅夺畿内民田，奏讨盐利等。丘浚忧之，乃以星变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绝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变，“宜体上天仁爱，念祖宗基业，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并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其疏将近万言。孝宗嘉纳其奏，却未能尽行其言。 六年，大计天下官吏，吏部尚书王恕奏黜两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上任的官员，他们因其前任留下的问题受累而被降黜。这种现象颇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阁中，借调旨之权，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职务。王恕对此大为不满，屡争不得，乃至求罢。丘浚宣言于人，谓王恕所行不合国家典制，讽示王恕纠正，二人遂至有隙。适太医院刘文泰疏讦王恕失职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职。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谓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与丘浚益不相能。舆论于浚颇有微词。丘浚在位，力矫世弊，居国子监及主乡会试，痛抑诸生险怪之文。言官言事矫激过当，丘浚毫不宽假，面折其过。因此丘浚结怨甚多，操纵舆论的某些言官乃乘刘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诗句，攻为不经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问。

学不阿世
　　丘浚为学，不趋时骛。明代理学大师吴与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终日无遽言疾色”，甚至宣扬说，只要衣冠整肃，言动端正，以礼自持，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更可笑的是吴与弼以梦见孔子、朱熹而自得，以为修养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吴说了一大堆套话，于政事无补，其人徒有虚誉而已。丘浚一点也不盲目崇拜这些所谓的宗师，吴与弼门下高足陈献章征召来京，丘浚与谈，两人旨趣相去甚远。丘浚沮其留用，献章辞疾归乡。
　　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如料岳飞未必能恢复北方。历代史笔以忠君报国颂扬岳飞，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顺岳武穆之志，必直捣敌巢，痛饮黄龙，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耻。然而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高宗以藩支入继大统，意在偏安求存，南宋虽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诸种弊政，无所改造，要战胜金国，谈何容易。大家都颂扬岳飞，丘浚却料岳飞未必能成功，违乖众意，招来士大夫对丘浚的反感。关于秦桧，世人独责之而不责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浅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桧非承其意旨，决不敢杀其大将。丘浚在咏史的诗作中，指出高宗应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杀死一意北伐的岳飞，秦桧之于高宗，当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桧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卒于任上
　　弘治七年，丘浚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参，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学，虽老疾，披览经籍不辍。丘浚为官清廉介直，历官四十年，惟置一园。所居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下潮湿，丘浚虽官内阁，居之不易。弘治八年，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
　　丘浚学问渊博，时人称其著述之富，为开国以来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重编琼台会稿》等。 童年时就有诗名。明末清初大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曾选入丘浚的诗，并在小传中说，丘浚“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 ”。

主要成就

理学
　　丘濬的思想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礼教以及独特性的思想如科学观、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

丘濬是明代实学开创者，他的《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他还撰有《家礼仪节》八卷。由于丘濬对明代理学的非凡建树，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

丘濬一生功业在著述。其著作如林，总数超过二十多种。主要著作包括《大学衍义补》、诗文汇集《琼台会稿》、《朱子学的》等在内，计有三万多卷。《四库全书》收录琼人著作不过12种，其中就有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等5种。

史学
　　丘濬当过史官，并编撰过多部史学著作，其史学著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一种是私修史书，包括《续修通鉴纲目》、《世史正纲》三十二卷、《平定交南录》一卷等。其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两个方面。

到修撰《英宗实录》，有人说对于于谦之死应该按不轨判罪来记载，丘濬说：“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国家就很危险。事情久已有了定论，于谦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辩白清楚。”他如此主持正义。

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三·丘文庄》云：“ 丘文庄公濬 ，著《世史正纲》，持论严正。”由于丘濬对文化的突出贡献，被史学界称之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政治
　　丘濬以政治家见称于史他一生仕途顺畅，官至卿相，且著书立说，为世人敬仰。

丘濬于景泰五年获进士，一生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要职，弘治七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

史载他七岁时写的《五指参天》一诗，显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

经济
　　丘濬具有独特的经济思想，他的《大学衍义补》首开经济思想，革新了以明理学为主导的思想，引赴了务实浪潮。《大学衍义补》是丘濬经济治国思想集大成者之作。

丘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是明代中叶的重要经济思想家，具有极为丰富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这集中于《大学衍义补》一书中。

文学
　　丘濬虽以政治家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供奉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丘濬诗作大都体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

诗文
　　丘濬一生，“诗文满天下”。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称他：“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一部《琼台诗文会稿》，全书24卷，洋洋30多万言，被清初学者焦映汉称其“炳若日星，垂诸史册，以继往而开来可也！”

丘濬的诗在明朝深受推崇，时人争相索求，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但缘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库全书》的《重编琼台稿》所录不过三百。

剧作
　　鲜为人知的是，丘濬还是一名剧作家，曾写了《伍伦全备忠孝记》、《举鼎记》、《投笔记》、《罗囊记》和《龙泉记》，但《罗囊记》和《龙泉记》已经失传。传奇《伍伦全备忠孝记》是明初剧坛“沉滞期”后第一部作品 。

据《琼剧志》介绍，明末清初，有人将丘濬的《投笔记》和《罗囊记》改编为方言土语唱本，在青楼唱演；琼州木偶班，也曾用土戏腔调演出。清代咸丰六年，有人在府城西门创办“鼓城楼剧本承印社”，丘濬的剧本《投笔记》也在印刷之列。

丘濬很喜欢戏曲，相传有一次他奉命南巡时，在江浙等地观看了海盐、余姚、昆山和弋阳四大声腔为主的南戏，大开眼界之余，回京还向成化皇帝朱见深说起四大声腔的演出盛况。朱见深听后大喜：“江南犹有如此绝艺，朕未闻也。”于是下旨让四大声腔进京演出。

教育
　　明成化八年，大学士丘濬自己花钱在府学宫明伦堂后面修建了一间石屋，用来收藏他从京师带回送给府学的各种典籍。据说，海南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读书学习。

著述

丘浚在海南岛办琼山县学，藏书甚富，名曰“石室”，以饷士人。丘浚为明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著有《琼台会集》、《家礼仪节》等，且儒而通医，又是岭南著名医家，著作有《本草格式》、《重刊明堂经络前图》、《重刊明堂经络后图》、尝博览群医书共三十六家，并录其中之效方验方，成《群书抄方》一卷行世。 丘浚自幼好学，学识深博，著有《大学衍义补》、《丘文庄集》、《投笔记》等，所著《世史正纲》33卷、《朱子学》2卷，重编《琼台会稿》24卷，全收于《四库全书》。他的著述无论在经济、史学、文学方面，在当时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也有很多超越前人的地方，且著作数量十分可观。在他卷秩浩繁的著述中，《大学衍义补》历来最受推崇。在这部著作中，他“以相当明确的形式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据史可查，他是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早提出劳动价值理论的人。

《本草格式》 一卷，专门论述中药性味功效。丘浚在序言中说：“医书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书也，不识字者断不能为文，不识药者又安能治病哉？予以邵子观物之说，本《周礼》五药之目，拟为《本草格式》及采取条例一篇，藏之巾笥，以俟后人用焉。”其子立敦、丘京亦为当时名医。

《大学衍义补》最早于弘治初刊行﹐万历时再版﹐明神宗朱翊钧亲为作序。明代又有张溥刊本﹑陈仁锡刊本﹑乔应甲扬州刊本﹑续补全书本。清代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明清时﹐学人为广传该书﹐还曾纂有多种节本或述要行世。如明凌迪知《大学衍义补精华》十七卷﹑胡世宁《读大学衍义虞见》二卷﹑清陈弘谋《大学衍义补辑要》十二卷等。

《重刊明堂经络前图》与《重刊明堂经络后图》，是丘浚仿照宋代针灸医家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样本，详加考订，复以存真，重绘而刊刻。惜两书现已佚，但《琼山县志》保存了该两书的自序，如《重刻明堂经络后图》序曰：“夫世之学方技者，以之求十四经之流注，八法之运用，九针之补深，亦未必无所助云。”说明该两书对针灸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

王恭(1343-? )，字安仲，长乐沙堤人。家贫，少游江湖间，中年隐居七岩山，为樵夫20多年，自号“皆山樵者”。善诗文，与高木秉、陈亮等诸文士唱和，名重一时。诗人王 曾为他作《皆山樵者传》。明永乐二年(1404年)，年届六十岁的王恭以儒士荐为翰林待诏，敕修《永乐大典》。永乐五年，《永乐大典》修成，王恭试诗高第，授翰林典籍。不久，辞官返里。王恭作诗，才思敏捷，下笔千言立就，诗风多凄婉，隐喻颇深。为闽中十才子之一，著有《白云樵集》四卷，《草泽狂歌》五卷及《风台清啸》等。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汉族，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崇祯十年（1637）正月十九日，由赣入湘，从攸县进入今衡东县境，历时55天，先后游历了今衡阳市所辖的衡东、衡山、南岳、衡阳、衡南、常宁、祁东、耒阳各县（市）区，三进衡州府，饱览了衡州境内的秀美山水和人文大观，留下了描述衡州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的15000余字的衡游日记。他对石鼓山和石鼓书院的详尽记述，为后人修复石鼓书院提供了一笔珍贵的史料。"生平

三个阶段

受耕读世家的文化熏陶，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尤钟情于地经图志。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宿苍梧”的旅行大志。徐霞客的旅游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8岁以前的纪游准备阶段。重点放在研读祖国的地理文化遗产，并凭兴趣游览太湖、泰山等地，没有留下游记。

第二阶段为28岁至48岁的纪游前段，历时20年，游览了浙、闽、黄山和北方的嵩山、五台、华山、恒山诸名山。但游记仅写了二卷，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二，其中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第三阶段为51岁至54岁为纪游后段，历时4年，游览了浙江、江苏、湖广、云贵等江南大山巨川，写下了8卷游记。

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16个省、市、自治区。他不畏艰险，曾三次遇盗，数次绝粮，仍勇往直前，严谨地记下了观察的结果。直至进入云南丽江，因足疾无法行走时，仍坚持编写《游记》和《山志》，基本完成了24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53岁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江阴。54岁正月病逝于家中。遗作经季会明等整理成书，广泛流传。

早年时期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他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十五岁那年，他应过一回童子试，没有考取。父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再勉强，就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徐霞客的祖上修筑了一座万卷楼来藏书，这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内容，别人问起，他都能记得。家里的藏书还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还到处搜集没有见到过的书籍。他只要看到好书，即使没带钱，也要脱掉身上的衣服去换书。

志在四方

明朝时，一个10岁的男孩读书时有感而笑，母亲问他笑什么，男孩说：“全国有九州五岳，写这本书的人自夸他已走完了八州，攀登了四岳。这个人的志向并不大，要是我，非要历九州、登五岳不可。”这个男孩就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号，明万历十四年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他的祖上曾经做过官。在明代，知识分子要做官，就要按照政府的规定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并参加考试，即所谓“科举”，考试所作的文章也得遵循政府规定的八股形式，超出规定的范围就不会被选取，也就是“落第”。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走上了死读经书，硬作八股文的道路。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紧紧地束缚住，学术风气死气沉沉。徐霞客也曾参加过八股考试，但失败了。此后，他便决定不再走考试做官的道路，决心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地理考察事业。这一抉择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它意味着与当时流行的社会风习的决裂，是要有勇气和胆识的，而且还要承受一些守旧的人的讥笑和指责。徐霞客坚定地这样做了，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母亲有力地支持了他，他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哪能让儿子像篱笆中的鸡，车辕下马，被困着呢？”

徐霞客从小就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他喜欢读地理、历史和游历探险方面的书，向往着“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生活。徐霞客在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便埋头专心攻读和研究前人的地理学著作。但是，他并不是把前人的著述当作一成不变的经典盲目地相信，而是在吸取前人知识的同时，进行独立思考。在攻读中，他发现前人著述的内容，很多是历代沿袭，转抄自较早的地理学著作，很少有人进行实地的考察。因而，有的地理著作记述错了，也被照抄照搬，以讹传讹。前代的人错了，后代的人也跟着错。他对前人著作中的不少问题，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例如关于长江的源头问题，在被认为是经典地理著作的《禹贡》中，说是“岷山导江”，后来不少人都沿袭这一说法，徐霞客提出了为什么长江比黄河长，而长江之源那么短，黄河之源却那么长的疑问，认为《禹贡》上的说法是解释不通的。为了搞清祖国河山的真实面貌，徐霞客决定亲身进行实地考察。

十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徐霞客因有老母在堂，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他的母亲是个读书识字、明白事理的女人，她鼓励儿子说：“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像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

徐霞客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决心去远游。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从此，直到五十五岁逝世，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

游历足迹

从22岁起，徐霞客开始了游历考察生涯。三十多年间，他先后四次进行了长距离的跋涉。徐霞客在完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 、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19个省、市、自治区。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到云南的腾冲，南到广西南宁一带，北至天津蓟县的盘山，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在三四百年前，交通是很不发达的，徐霞客游历了如此广阔的地区，靠的完全是自己的两条腿。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赞叹不已了，更何况他所考察的主要是陡峭的山峰和急流险滩呵。不难想象，他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甚至随时有丧生的危险。这从中也可以看到，徐霞客献身大自然的决心是如何大，意志是如何坚强。徐霞客的考察探险活动，持续进行到公元1640年他55岁的时候。当时，他正在云南，不幸身患重病，被人送回江阴老家，第二年就去世了。可以说，徐霞客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地理考察事业。

更可贵的是，在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中，他主要是靠徒步跋涉，连骑马乘船都很少，还经常自己背着行李赶路。他寻访的地方，多是荒凉的穷乡僻壤，或是人迹罕见的边疆地区。他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与长风为伍，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他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

旅游生活

更为可贵的是，徐霞客在野外考察生活中，每天不管多么劳累，都要把当天的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有时跋涉百余里，晚上寄居在荒村野寺之中，或露宿在残垣老树之下，他也要点起油灯，燃起篝火，坚持写游历日记。他先后写了200多万字的游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地理考察记录。可惜的是，他的日记大部分已经散佚，现存的《徐霞客游记》，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仅存的4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仍然向我们展现了他广阔范围的考察记实，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地理风貌。

游历中的历险纪略

徐霞客在游历考察过程中，曾经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上面说的湘江遇盗，跳水脱险的事，便是发生在公元1636年他51岁时的第四次出游中。这次出游，他计划考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出游不久，就在湘江遇到强盗，他的一个同伴受伤，他的行李、旅费被洗劫一空，他自己也险些丧命。当时，有人劝他不如回去，并要资助他回乡的路费，但他却坚定地说：“我带着一把铁锹来，什么地方不可以埋我的尸骨呀！”徐霞客继续顽强地向前走去。没有粮食了，他就用身上带的绸巾去换几竹筒米；没有旅费了，就用身上穿的夹衣、袜子、裤子去换几个钱，……重重的困难被他踩在脚下，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一个雨后的夜晚，在湘水之中停泊的一艘客船上，乘客们在连绵好些日子的阻雨之后，看到了皎洁的明月，观赏月光下的山形水色，精神顿觉爽朗异常。正当乘客们尽兴之后上床休息时，忽然喊杀声骤起，一群强盗窜上船来，一时火炬乱晃，刀光剑影交错，大难降临船上。这时，只见一个人飞身跳入水中，逆流而行，躲进了别的船里。

这个跳水的人，年约五十开外，身材修长，看上去精力旺盛，行动敏捷。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

徐霞客二十八岁那年，来到温州攀登雁荡山。他想起古书上说的雁荡山顶有个大湖，就决定爬到山顶去看看。当他艰难地爬到山顶时，只见山脊笔直，简直无处下脚，怎么能有湖呢？可是，徐霞客仍不肯罢休，继续前行到一个大悬崖，路没有了。他仔细观察悬崖，发现下面有个小小的平台，就用一条长长的布带子系在悬崖顶上的一块岩石上，然后抓住布带子悬空而下，到了小平台上才发现下面斗深百丈，无法下去。他只好抓住布带，脚蹬悬崖，吃力地往上爬，准备爬回崖顶。爬着爬着，带子断了，幸好他机敏地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不然就会掉下深渊，粉身碎骨。徐霞客把断了的带子结起来，又费力地向上攀援，终于爬上了崖顶。还有一次，他去黄山考察，途中遇到大雪。当地人告诉他有些地方积雪有齐腰深，看不到登山的路，无法上去。徐霞客没有被吓住，他拄了一根铁杖探路，上到半山腰，山势越来越陡。山坡背阴的地方最难攀登，路上结成坚冰，又陡又滑，脚踩上去，就滑下来。徐霞客就用铁杖在冰上凿坑。脚踩着坑一步一步地缓慢攀登，终于爬了上去。山上的僧人看到他都十分惊奇，因为他们被大雪困在山上已经好几个月了。他还走过福建武夷山的三条险径：大王峰的百丈危梯，白云岩的千仞绝壁和接笋峰的“鸡胸”、“龙脊”。在他登上大王峰时，已是日头将落，下山寻路不得，他就用手抓住攀悬的荆棘，“乱坠而下”。他在中岳嵩山，从太室绝顶上也是顺着山峡往下悬溜下来的。徐霞客惊人的游迹，的确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千古奇人。

徐霞客在跋涉一天之后，无论多么疲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住宿，他都坚持把自己考察的收获记录下来。他写下的游记有二百六十多万字，可惜大多失散了。留下来的经过后人整理成书，就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这部书二百六十多万字，是把科学和文学溶合在一起的一大“奇书”。

成就贡献

徐霞客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如他对福建建溪和宁洋溪水流的考察，就是一例。黎岭和马岭分别为建溪和宁洋溪的发源地，两座岭的高度大致相等，可是两条溪水入海的流程相差很大，建溪长，而宁洋溪短。徐霞客经过考察，找出宁洋溪的水流比建溪快的结论。“程愈迫则流愈急”，也就是说路程越短，水流越急。这个地理学上的著名结论，就是由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来的。他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他对许多河流的水道源进行了探索，象广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萧、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盘江以及长江等等，其中以长江最为深入。浩荡的长江流经大半个中国，它的发源地在哪儿，很长时间都是个谜。战国时期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书中有“岷江导江”的说法，后来的书都沿用这一说。徐霞客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带着这个疑问“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一千多里，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源。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徐霞客没能找到长江的真正源头。但他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在他以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人找到。直到1978年，国家派出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徐霞客还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分布很广泛。徐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考察，对各地不同的石灰岩地貌作了详细的描述、记载和研究。他还考察了一百多个石灰岩洞。在湘南九嶷山，他听说有个飞龙岩，就请当地的和尚明宗引导，带着火炬去考察。飞龙岩是个巨大的洞穴，曲曲折折，洞里有洞，洞内又是坑又是水，很难行走。徐霞客全不顾及，一直深入进去，他的鞋跑掉了也不在乎。明宗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听。直到火炬快烧完了，他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他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步量，但他的考察大都十分科学。如对桂林七星岩十五个洞口的记载，同今天我们的地理研究人员的实地勘测，结果大体相符。徐霞客去世后的一百多年，欧洲人才开始考察石灰岩地貌，徐霞客称得上是世界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

徐霞客在地理科学上的贡献很多。除上述所说，他对火山、温泉等地热现象也都有考察研究，对气候的变化，对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作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此外，他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他的这部奇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高，篇篇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散文。

徐霞客最后一次出游是在1636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了。这次他主要游历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一直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至1640年重新返回家乡。他回乡不久就病倒了。他在病中还翻看自己收集的岩石标本。临死前，他手里还紧紧的握着考察中带回的两块石头。

徐霞客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在科学事业上奋勇攀登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徐宏祖霞客，后世誉之为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乃至史学家；其研发价值，代有精进，称之为“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自是中外公论。《徐霞客游记》第一篇写的就是徐宏祖从宁海西门进入天台山脉的事。

纪念建筑

徐霞客旅游博物馆

中国徐霞客旅游博物馆位于中国徐霞客旅游文化博览园东南角，总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总投资约3000万元。博物馆以"“中国旅游第一人”“、”“中国旅游第一馆”“为核心，设置徐霞客旅游文化博览展示、中国旅游发展史、徐霞客文化学术交流、多媒体现代演示空间及休闲观景等功能，展示”“壮行天下、探索无限”"的霞客精神。

整个博物馆通过"“自下而上”“的位置顺序，”“从古到今”“的时间顺序，分别展示古代馆、现代馆和未来馆三大主线。古代馆用于展示与霞客精神、霞客事迹、霞客生平有关的历史人文资源、材料、文献等人文艺术精品，主要展出古人所著有关旅游的诗歌、散文、游记等，目前，已收集到徐霞客游记各类版本50余种，跟徐霞客有关的书5个不同的版本，邮票1个版本，明信片5种，纪念币1种、大铜币2种，海报1张，首日封2种。现代馆用于展示与霞客游记有关的祖国山河、自然风光、地质资料等科学资料，让游客跟随霞客的足迹，体验中国的锦绣河山。未来馆用于展示”“传承霞客精神，紧跟时代脉搏”"的未来科技旅游成果、旅游方式，同时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旅游精神。通过高新技术的手段，体现诸如太空游，海底游，环球游等未来的旅游方式，与游戏产业、科幻影视、科普教育结合，通过游客的直接操作、参与、演示，体验新奇、刺激、幻想的未来旅游，增强旅游项目的知识性、趣味性和体验性。

中国徐霞客旅游博物馆工程于2008年6月底完成招投标，7月9日开工建设。目前正抓紧实施基础工程及陈列策划设计，2009年3月29日完成主体建筑、外立面装饰工程、布展并对游人开放。将其建成为展示中国旅游的"“文化极品”“、”“艺术绝品”“、”“旅游名品”“与”“传世精品”" 。

徐霞客故居

徐霞客故居有故居、胜水桥、晴山堂石刻、徐霞客墓和仰圣园等组成。故居为明式建筑，门庭挂有陆定一同志题写的“徐霞客故居”匾额，展厅内展出有徐霞客传略，旅行路线图和他科学探索经过地区的图片资料，岩溶标本等，在天井右侧还有徐霞客亲手移栽的罗汉松、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晴山堂石刻集中了明代洪武三年至崇祯五年前后262年之间，84位名人名家为徐家撰写的墓志铭，传、序、记等共90篇，计76块石刻，为明代书法艺术的缩影，很为宝贵。

徐霞客墓位于晴山堂后院，墓前有徐霞客塑像，塑像两侧树立了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题词和原交通部副部长潘琪撰写的碑文、整个墓陵肃穆幽静。

仰圣园是家乡人民为了表达对“旷世游圣”徐霞客的敬仰和纪念，于2001年徐霞客游记碑廊为主体的江南园林。该园位于故居和晴山堂之间，占地20亩，内涵丰富、品味高雅。

徐霞客故居及晴山堂石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德育教育基地，每天来参观的学者，游客络绎不绝。徐霞客故居热诚欢迎社会各界和旅游爱好者前来参观旅游。

"

祝允明（1460—1527）字希哲，号枝山，因右手有六指，自号“枝指生”，又署枝山老樵、枝指山人等。汉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家学渊源，能诗文，工书法，特别是其狂草颇受世人赞誉，流传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之说。祝枝山所书写的“六体书诗赋卷”、“草书杜甫诗卷”、“古诗十九首”、“草书唐人诗卷”及“草书诗翰卷”等都是传世墨迹的精品。并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齐名，明历称其为“吴中四才子”之一。由于与唐寅遭际与共，情性相投，民间流传着两人的种种趣事。"著作

祝允明的著作有《怀星堂集》30卷、《苏材小纂》6卷、《祝子罪知》7卷、 《浮物》1卷、《野记》4卷、《前闻记》 1卷、《志怪录》5卷、《读书笔记》1卷。"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信阳浉河区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中书舍人。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权，何景明谢病归。刘瑾诛，官复原职。官至陕西提学副使。为“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其诗取法汉唐，一些诗作颇有现实内容。有《大复集》。"评价

何景明为官清廉，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滇南归来，不取地方官吏贡献一金一物。在就任陕西还里时，《明史》也明确记载：“官囊不满三十金”。当他看到宦官刘瑾擅权、贪赃枉法时，敢于直言纳谏，上书吏部部尚书，劝其秉政毋挠。刘瑾得知后趁机打击报复，革职上告诸官，何景明虽已因病返乡，也难逃罢官厄运。

何景明生性梗直，当文坛挚友李梦阳受迫害关到江西牢狱时，人人自危，惟何景明上书吏部为之奔呼。并在《应诏陈言治安疏》里，揭露皇帝存在的四个错误：义子不当蓄；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380首歌颂家乡的山水诗，对故乡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明史》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

人物生平

明成化十九年，何景明出生，其母李氏梦见太阳落到了自己怀里，所以取名景明。

成化二十二年，景明三岁时，其长兄景韶中了举人。二哥景阳也学有小成，这激励了何景明。景明天性聪明，六岁可以对联，八岁可以写文章，读书强记能力很强。

弘治八年，何景明12岁的时候，其父亲在渭源县为官时，也带着何景明。

弘治十一年，何景明归家，大哥景韶教他读《尚书》，只九个月就可以讲解了。此时沁水御史李瀚巡按汝宁，调试信阳诸生，当读了何景明的卷子之后大叹"“奇才”"，并特意到信阳来看何景明。于是何景明在这时就出名了。

弘治十二年，何景明16岁时，与二兄同时中举，何景明以《尚书》经第三名中举。

弘治十三年，何景明参加礼部的春试，因为文中多奇字，主考官不欣赏，所以名落孙山。归家后，二哥任巴陵县令，何景明和他一起到了巴陵。

弘治十五年，景明20岁时，终于考上了进士。按理何景明就照例为庶吉士，但因他生性耿直，所以没有成为庶吉士。

弘治十七年，22岁这一年，正式授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任起草诏令之职，参与机密，由文笔好者、有德者任之，属从七品。

弘治十八年，何景明奉命出使云南，一年后回京。何景明为官之时，也是大宦官刘瑾当权之时，当时正德皇帝明武宗只有15岁，对他无可奈何。何景明上书首辅要求制裁刘瑾，但没有用，何景明便请求还乡，刘瑾批准。

何景明回信阳住了四年，除读书、写书之外就是游玩。此期间何景明大哥和父母相继去世。

正德五年刘瑾被诛，何景明官复中书舍人，并任内阁讲经官。讲官为帝王和大臣讲儒家经典，一月三次。

正德十三年，35岁这一年，何景明升为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为从六品，长官为吏部尚书。下设四司：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也很有实权。

正德十三年，升为陕西提学副使。官至四品。

正德十六年，何景明因病辞官，回归故里，6天后病故，年仅39岁。

理论主张

在此之前，明代盛行台阁体，讲究粉饰太平、华贵等，注重形式。盛行八股文。何景明中进士之后，也当时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边贡、徐祯卿、王廷相等，倡导文学复古。当时合称"“明代前七子”“。其主要主张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章以适用为主，诗歌以反映现实、有韵味为好。

中国历史上，凡是社会有重大变革，都会在文学复古运动中显示出来，如韩、柳古文运动，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等。并且复古运动都会推动文学的革新与发展。因为任何时代的文章做多了，都会慢慢变成了官样文章，没有内容，只重形式。

何李的复古运动使中国文风在明代中期为之一大变。

当时这些人拼命地学习唐诗，亦步亦趋，后来何景明发现这又将诗歌创作带到了死地，没有创新。所以何景明在回到信阳时，接解到民间文学、诗歌，发现真正的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是有韵味的诗歌。所以认为老杜的诗没有韵味，反而不如初唐四杰的好。反对模仿，要求独创。并批评了李梦阳的诗歌创作。激怒了李梦阳，两人从此反目。

为人处世

何景明为官清廉，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滇南归来，不取地方官吏贡献一金一物。就任陕西还里时，《明史》也明确记载：““官囊不满三十金。”“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的官场中，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立身能主持正义，宁折不阿。宦官刘瑾窃权乱政，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何景明毅然上书给吏部尚书许进，劝其申张正义，抑制刘瑾弄权，语极激烈。刘瑾得知后趁机打击报复，革职上告诸官。何景明弃官回乡，虽被追削官职，仍不屈服。正德六年刘瑾败死，何景明复官上任后，依然”“志操耿介””。当文坛盟友李梦阳受迫害关江西牢狱时，众臣不敢秉公直言，惟何景明冒险上书吏部，救出李梦阳。正德年间朝政腐败日重，皇帝收宦官为义子，养佛僧于内廷，不理朝政。何景明上疏指责：““义子不当蓄；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在进职吏部员外郎时，大宦官钱宁拿一古画想请何景明题字，何景明说”“毋污人手””，空留多年，终不给写一字。他热爱自己的家乡–信阳，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了380首歌颂家乡的山水诗，反映了他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明史》记载：““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

何景明谦恭好学，从不以才凌人。19岁中进士后，在京与李梦阳等人合力倡导改革文风，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号召，反对台阁体，天下文士翕然从风，遂成为明代文坛”“前七子”“、”“四大家”“的首领，并成为”“后七子”"的开山人物。传世著作有《大复集》38卷，《雍大记》30卷，《大复集》二卷，《何景明诗集》26卷及《何子杂言》、《学约》等十多种。在明代诗歌集的《明诗别裁》中就选了何氏的48首，为全集之冠。400多年来，《大复集》翻刻版本就有二十多种。河南巡抚蔡汝楠曾为他在汝南天中山下立祠并亲撰碑文。开封禹王台五贤祠即专为何景明、李白、杜甫、高适、李梦阳而立。何景明著作多收入《四库全书》，而《四库全书》又被翻译成许多外国文字，因而，何景明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介绍

何景明，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信阳浉河区人。自幼聪慧，八岁能文，弘治十五年十九岁中进士，授中书舍人，并任内阁。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权，何景明谢病归。刘瑾诛，官复原职。官至陕西提学副使。是明代“文坛四杰”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明代著名的“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其诗取法汉唐，一些诗作颇有现实内容。性耿直，淡名利，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不满，敢于直谏，曾倡导明代文学改革运动，著有辞赋32篇，诗1560首，文章137篇，另有《大复集》38卷。墓地在今信阳师范学院大复山。

何景明性耿介，鄙荣利，对当时政治黑暗不满。在《玄明宫行》等诗中讽刺了皇室的奢欲和刘瑾的用权；在《盘江行》等诗中揭露了官军屠掠人民的罪行；在《兴隆祀丁曲》、《罗女曲》、《平坝城南村》、《偏桥行》等诗中。

何景明知识渊博，天文、地理、律法、历数、阴阳、医卜诸家“备造其妙”，人称其“咳吐珠玑，人伦之隽。”“天才俊逸、意匠圆融、艺苑千秋、斯为独步。”

何景明是明代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在“七子”中，他的地位仅次于李梦阳，“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他也主张文宗秦、汉，古诗宗汉、魏，近体诗宗盛唐。他在《述归赋》中披露自己的文学思想是“于古人之文，务得其宏伟之观，超旷之趣”；“不坠古人之余烈”。这在打击明代前期盛行的台阁体诗文及八股文上，有一定积极作用。正德年间，他这种主张产生颇大影响，“四方学士感愿知先生，车马填门巷”。著有《大复集》38卷。

1987年7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又出版发行了《何大复集》。《明史》有其传记，《皇明名臣言行实录》、《陕西省志》、《河南省志》、《汝宁府志》、《信阳州志》等皆有何景明专章。河南巡抚蔡汝楠曾为他在汝南天中山下立祠并亲撰碑文。开封禹王台五贤祠即专为何景明、李白、杜甫、高适和李梦阳而立。何景明著作多收入《四库全书》，而《四库全书》又被翻译许多种外国文字。1983年，信阳师院成立了“何景明研究室”。1984年3月，日本学者慕名前来拜谒何景明墓，并与师范学院进行了学术交流。1986年全国何景明学术研讨会在信阳召开。

家世背景

何景明祖籍湖北，因先祖曾在罗田做官，就定居于罗田。元未红巾军起义时，何景明的高祖何太山为逃避战难，就移居河南信阳市东北90里的黄梅乡，决定做一个家民。朱元璋兵至信阳时，树起红、白两旗，说凡是随军者站在红旗下，为农者站白旗下，何太山毫不犹豫地站在白旗下。

何太山生了四个儿子，隆一、二、三、四，隆二名何海，既景明的曾祖父。何海生了三个儿子，二儿子何鉴，既景明的爷爷。其爷爷打破了几代不为官的祖训，搬到信阳县城，到信阳县做了阴阳学典史。典史一官，始于元代，与县尉同为县令的属官。明清各县都设有医学、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品秩未入流，拿从九品官奉。后任信阳明港巡检。巡检之设始于金代，元明清代沿置，于州县的关津要冲之地设巡检司，以巡检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之职，县属巡检司巡检为从九品官。

何鉴生五个儿子，第四子何信即景明的父亲。其父一生不得志，于是就不再让何信为官，但何信爱其父教育，颇为文才，便与好友王宪等人结为诗社，整日赋诗于师河之上。当何信30岁时，在地方很有名气，当时河南布政使点名让他当公差，没办法，就到了省里，成了布政使的高参。后来到渭源县为驿官。后来辞官归家。

何信回家后，在信阳城西建房，在住所边的小河沿栽满梅树，自号“梅溪居士”，日日在梅林里吟诗。由于家学渊源，何信对天文、地理、八卦十分有研究，推算准确。

何信生四子，景明为最小的儿子。

文学成就

在《兴隆祀丁曲》、 《罗女曲》、 《平坝城南村》、《偏桥行》等诗中，描绘了他行经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情风物。这些诗都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但他的复古主张单纯从形式上着眼，并未注重继承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使文学创作走上错误倾向。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思想平庸，艺术上缺乏特色。
　　何景明谦恭好学，端方笃行。著辞赋32篇、诗1560首、文章137篇、另《校汉魏诗》14卷、《何景明诗集》26卷、《雍大记》30卷、《大复集》38卷、《谢礼直节本》、及《何子杂言》、《学约》等十多种。 所著多收录《四库全书》，经译为多国外文，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情节操守
　　为国士，何景明淡泊名利、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为钦差大臣出使滇南不取官吏贡献一金一物，任陕西还里，《明史》记载：““官囊不满三十金。”“他立身刚烈正义、秉公直言、宁折不阿。抑制宦官刘瑾窃权乱政，孤意上书救文坛盟友，谏责皇帝”“义子不当蓄；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 。《明史》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

性情雅味
　　为雅客，他一生充盈着亲情、师恩、友情、节义与忠爱、亦怡情山水、适性任真，热爱自己的家乡–信阳。探淮源、游浉水、进茶山、品新茗、观龙潭瀑布、看雷沼喷云、把“信阳八景”逐一进行了考证、记录、歌咏和描绘。写下380多首歌颂家乡的山水诗，反映了他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

墓地

何景明墓位于信阳市、金牛山管理区白坡飨堂村，现信阳师范学院内，体育馆北50米，新图书馆西100米处的山坳里。墓前原有何大复先生祠，大门墙上书有“世科”二字，后堂供奉何氏历代祖宗。祠外道左有神道碑，墓在祠后，墓前设有明代万历二十五年青石透雕牌坊，横额书"“天赐灵原”“四字，钦差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显要十人衔名其上。墓前御祭有神道石刻仪仗，计有文吏、武士、狮子、马、猪、羊各一对。祠与飨堂，早年毁于战火。碑与牌坊等在十年浩劫中被列为”“四旧”"，遭到砸毁。墓穴被盗一无所获。

1978年12月，由盟员夏阳光提议，信阳市政府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原来的石墓碑已不存在，而资金尚缺，所以只立了一块水泥制成的墓碑，立于墓地，以做标志。修筑圆形墓冢，高2米、周长约15米。但事实上，何景明墓的真正位置已经无法辨认。据风水地形看，也许墓穴在碑前台阶下似乎更对，实乃一片藏风得水之宝地。

"

叶小鸾（1616～1632） 明末才女。字琼章，一字瑶期，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人，文学家叶绍袁、沈宜修幼女。貌姣好，工诗，善围棋及琴，又能画，绘山水及落花飞碟，皆有韵致，将嫁而卒，有集名《返生香》。"生平

父叶绍袁，天启进士，官工部主事；母沈宜修，字宛君，均工诗词，偕隐分湖。小鸾为沈宜修的第三个女儿，刚出生时，宜修念及家贫乏乳也念及表妹张倩倩子女俱亡，将小鸾送予沈自征、张倩倩抚养。小鸾灵慧早熟，工于诗律。“三四岁，口授《万首唐人绝句》及《花间》、《草堂》诸词，皆朗然成诵，终卷不遗一字。”10岁时养母去世遂归叶家，能成妙对，12岁浓发覆额，体质修长，娟好如玉人；随父到了金陵，教之学咏，遂从此能诗，多佳句。14岁能弈棋，16岁善弹琴，清泠可听。又擅绘画，摹山水，写花蝶，书法亦秀劲。

小鸾性格高旷，厌繁华，爱烟霞，通禅理。自恃颖姿，视金钱若污物，淡然无求，而济楚清雅，所最喜矣。能饮酒，善言笑，潇洒多致，高情旷达，仁慈宽厚。许配昆山张维鲁长子立平为妻，婚前五日，未嫁而卒，时年仅十七岁。七日入棺，举体轻盈。家人咸以为仙去。其姐叶纨纨因妹逝，归哭过哀，病发而死。

"

徐有贞（1407～1472）初名珵（chéng），字元玉，号天全，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祝允明外祖父。宣德八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因谋划英宗复位，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后诬告杀害于谦、王文等，独揽大权。因与石亨、曹吉祥相恶，出任广东参政。后为石亨等诬陷，诏徙金齿（今云南保山）为民。亨败，得放归。成化初，复官无望，遂浪迹山水间。书法古雅雄健，山水清劲不凡，撰有《武功集》。"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徐有贞本名徐珵，宣德八年进士及第，被选为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他身材矮小，但精明干练，颇有心计，而且喜好功名，对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五行等学问都有研究。

明英宗在位期间，天下承平已久，边防守备松弛，而西南地区却连年用兵。徐珵对此颇为忧虑，他在正统七年上疏朝廷，提出关于兵政的五条建议，得到了明英宗的嘉许，但却未被采用。正统十二年，徐珵升任翰林院侍讲。

倡议南迁
　　正统十四年，明英宗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兵败被俘。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史称土木堡之变。瓦剌首领也先进逼北京。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召集群臣商讨战守对策。徐珵托言星象有变，建议迁都南京，以避刀兵，遭到太监金英的训斥。兵部侍郎于谦坚决反对，道：“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礼部尚书胡濙、户部尚书陈循等重臣均附和于谦。徐珵大为沮丧，不敢再言。

同年九月，朱祁钰被群臣拥立为皇帝，是为明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他任用于谦等人，组织北京保卫战，同时派遣十五名科道官到外地招募军队。其中徐珵被派往彰德，并代行监察御史职权。明军经过多番抵抗，终于迫使也先撤军北归，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十一月，徐珵返回北京，仍旧担任翰林院侍讲徐珵素来追求功名，但却因南迁之议遭到内廷的讪笑，以致长久不得升迁，只得转而奉承阁臣陈循，希望得到其举荐。当时，朝廷用人多取决于于谦。徐珵便通过于谦门生，向于谦求取国子祭酒之职。于谦向明景帝举荐徐珵。但景帝却不同意，并道：“就是那个提议南迁的徐珵吗？此人生性狡诈，担任国子祭酒会败坏监生心术。”徐珵不知缘由，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对他深怀怨恨。后来，徐珵听从陈循的建议，改名为徐有贞。

治理黄河
　　景泰三年，徐有贞升任右谕德。当时，黄河沙湾河段决口已有七年。朝廷先后派多位官员治理，但却始终未能平息河患。景泰四年，明景帝召集廷臣朝议，让他们推荐治水人才。群臣都推荐徐有贞。景帝不知徐有贞便是徐珵，遂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让他到张秋治理黄河。

徐有贞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应设置水门、开凿支河、疏浚运河，以疏塞浚并举的方法平息河患，得到景帝批准。他征发民夫，亲自督率工程建设，在张秋到黄河、沁水之间开凿沟渠、修建水闸。当时，工部尚书江渊建议派五万京军前去支援，希望能在三个月内完工，尽早解决漕粮转运问题，却被徐有贞拒绝。徐有贞历经五百五十余日的艰辛努力，终于圆满的完成治河工程。

景泰六年七月，徐有贞被召回北京，佐理都察院事务，后又出京巡视漕河。他奏请朝廷，免除济宁十三州县河夫的官马徭役。景泰七年，山东地区发生洪灾，境内河堤多有毁坏，唯有徐有贞负责修筑的河堤依然完好。明景帝便命徐有贞再到山东治理水患。徐有贞修复旧堤决口，在临清到济宁之间设置多处减水闸门，成功平息水患。景帝亲自召见慰劳，进拜他为左副都御史。

参与复辟
　　明英宗被释放回国后，虽有太上皇的名位，但一直被明景帝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宦官曹吉祥为求不世之功，有意迎英宗复辟。曹吉祥到后宫拜见孙太后，密告复辟一事，取得太后支持。石亨与张軏则去寻求太常寺卿许彬的帮助，并在许彬的建议下，连夜拜访徐有贞。徐有贞大喜过望，当即与他们一同密谋。

正月十六日晚，石亨、曹吉祥等人齐聚徐有贞家中，决定当夜便发动政变。当时恰有瓦剌扰边的战报传来，张軏借机以保护京城安全为由，调集京营官兵入城。石亨负责皇城卫戍，掌管城门钥匙，于四鼓时分打开长安门，将政变军队放入皇城，而后反锁宫门，以阻遏外兵。

石亨、徐有贞等人直奔南宫，因宫门紧锁，便撞破宫墙而入。太上皇英宗忙出来查看。徐有贞等人都跪伏在地，请英宗重新登基，然后让人抬来乘舆，簇拥着英宗前往大内。英宗在途中询问诸人姓名，以示不忘功臣，随即由东华门进入大内。东华门守军本欲上前阻拦，但因英宗表明身份，皆返身而逃。徐有贞等人将英宗送入举行朝会的奉天殿，将其扶上御座，而后叩拜道贺，高呼“万岁”。此时已是正月十七日凌晨五更时分，群臣都在朝房等待早朝，却听到奉天殿中喧噪不已，皆感惊愕。这时钟鼓齐鸣，宫门大开。徐有贞走出，高声宣布英宗复位的消息，并催促群臣进殿朝贺。群臣先是愕然，继而入内参拜。正月二十一日，明英宗正式复皇帝位，改元天顺。

担任首辅
　　明英宗复辟当日，便对夺门之变的功臣大加封赏。徐有贞兼任翰林学士，进内阁参预机枢政务，又加兵部尚书。同时，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被逮捕下狱，诬以“更立东宫”、“谋迎立襄王子”等罪名，定为谋反，判处极刑。英宗认为于谦曾有大功，不忍将其杀害，为此犹豫不决。但徐有贞却进言道：“不杀于谦，复辟之事师出无名。”英宗这才下定决心，于正月二十三日将于谦、王文处斩。

天顺元年三月，英宗封徐有贞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武功伯，兼任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赐诰券，子孙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当时，陈循、萧鎡、商辂等阁臣皆被斥遂。徐有贞成为内阁首辅，尽掌阁权，朝野内外为之侧目。而明英宗对徐有贞也是倾心委任，允许他可以随时进见。徐有贞大权在握后，便逐渐疏远石亨、曹吉祥，与二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他经常在英宗面前提及石曹二人的不法行为，挑起英宗对二人的不满情绪。后来，御史杨瑄上疏弹劾石亨、曹吉祥，称二人侵占民田。徐有贞与阁臣李贤皆称杨瑄所奏属实，明英宗遂下诏褒奖杨瑄。石亨、曹吉祥大为怨恨，日夜图谋构陷徐有贞。

连遭贬徙
　　明英宗当时正宠信徐有贞，常屏退左右随从，与其密谈。曹吉祥便让小太监窃听二人谈话，然后再故意把听到的内容泄露给英宗。明英宗非常惊讶，询问他如何得知。曹吉祥道：“我是从是徐有贞那里听说的。陛下哪天对他说过什么事，外面没有不知道的。”明英宗信以为真，从此逐渐疏远徐有贞。

同年六月，御史张鹏等人上疏弹劾石亨，结果奏疏还未呈上，便被给事中王铉泄露给石亨、曹吉祥。石曹二人到英宗面前哭诉，称是由内阁在幕后指使。英宗大怒，将诸御史下狱，并以“图擅威权，排斥勋旧”的罪名逮捕徐有贞[23] 。这时天象突变，雷电交加，冰雹大作，狂风吹折树木。英宗认为这是上天示警，便释放徐有贞，将他贬为广东参政。石亨仍不罢休，又暗中投递匿名书，对英宗大肆指斥，然后嫁祸给徐有贞，称是徐有贞因怨望而指使门客马士权所为。英宗命将已经启程的徐有贞抓回。

七月，徐有贞在德州被追上，抓回北京，与马士权一同关进诏狱。但经过审讯，却查无实据。不久，明英宗因承天门失火，大赦天下。石亨担心徐有贞获释，对明英宗道：“徐有贞封爵时，自撰诰券辞文，其中有‘缵禹成功’之句，而且他还选择武功县为封邑。大禹曾受禅称帝，而武功县曾是曹操封邑。他这是以大禹、曹操自比，有非份之望。”刑部侍郎刘广衡认为应将徐有贞斩首弃市。最终，明英宗将徐有贞贬为庶民，流徙金齿。

晚年生活
　　天顺四年，石亨因罪庾死狱中。英宗又想起徐有贞，对李贤、王翱道：“徐有贞有何大罪？都是被石亨等人陷害的。现在可赦免其罪，让他返回乡里。”徐有贞回到家乡吴县，从此纵情山水。

成化元年，徐有贞获准“冠带闲住”，恢复官员身份，仍赋闲在家。他自负文武全才，常叹息不获信用，但因馋杀于谦，遭到时人的仇视，因此始终未能得到起复。

成化八年七月，徐有贞病逝，终年六十六岁。

主要成就

政治成就
　　徐有贞是宣德八年癸丑科进士，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考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他在景泰末年参与策划了夺门之变，使得明英宗成功复辟，并因此成为内阁首辅，还获得武功伯的爵位。明朝律法明文规定，文臣无军功不得封爵。因此终明一代，获有封爵的文臣屈指可数。而徐有贞以武功伯的爵位，担任内阁首辅，堪称明代内阁官爵最高的官员。

水利成就
　　明朝自永乐年间定都北京后，为满足边防和京都消费，每年漕粮不下数百万石，南粮北运使运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明朝运河可分为三部分：清口至扬州之间，以宝应、高邮等湖为主体构成江淮运河；济宁至清口之间，借黄为运，以黄河为运道；济宁至天津之间的会通河故道。其中，济宁至清口之间的运河，以黄河兼运河之道，常因黄河决堤而淤塞。终明一代，河槽问题一直困扰其始终。

正统十三年的黄河决口淤塞了济宁至清口之间的一段运河河道，具体位置在张秋、沙湾一带。明廷先后派遣工部尚书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治理河患，但“凡七年，皆绩弗成”。景泰四年，徐有贞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前往山东治河。他鉴于以往的治河失败，在上任之前特地向尚书王涞寻求决策。王涞建议其“分水势，寻水源”。徐有贞上任后，因“方冬月，水暴涨”，并不急于动工治理，而是停工休整，一来趁机考察水利，二来修整治河队伍。徐有贞经过初步勘察，草拟了治河计划，并上疏朝廷，即治黄史上著名的《言沙湾治河三策疏》。其具体方案如下：造水门、开分河、挑深运河。他借鉴历史上的治黄经验，采取以疏为主的方针，改良了汉朝王景的制水闸之法，采取“置门于水而实其底，令高常水五尺”的办法，根据水的流量来控制水流，既保证了运河通航所需要的水位，也调节了水大而引起的溃决之患。而开分河，也是建立在疏导基础之上的。“黄河之势大，故恒冲决”、“运河之势小，故恒乾浅”。有鉴于两河的水势矛盾，徐有贞采取“分黄河水合运河”的办法，在黄河地形水势较合理的地段，挖渠开河疏导入运河。同时，他并未忽视内陆河水的治理，将内陆的河水开渠引入运河，并且设立通源闸水闸，节制水流流量，将黄河水势大的危害化害为利。此外，徐有贞还在分河基础上设立九堰，拦截水流、巩固堤防。治理黄河不仅要利用和治理外部环境，内部运河治理也不容忽视。运河内部河沙淤塞，造成了运河河道提高，从而导致“取水难，走水易”，徐有贞根据这个情况，顺势提出第三个治河策略——挑深运河。这个策略着眼于从运河本身来解决张秋一带运河水量不畅的情况。徐有贞经过数年苦心经营，终于平息了沙湾决河之患。他的治河三策采用了疏、塞、浚并举的方法，具体就是引黄入河、堵塞沙湾决口和疏浚运河内部所积淤泥。其中，引黄入河是治河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既解决了黄河溃决问题，也解决了运河漕运水量不畅阻碍航运的问题。

书法成就
　　徐有贞善书法，长于行草，小行书尤为精妙，下笔尖峭，捺笔重按，间露章草遗意，笔法瘦劲豪放，得怀素、米芾神韵，力求变化，自成风貌。明朱谋垔的《续书史会要》评其“书法古雅，名重当时”。清顾复评其书云：“武功早年书学褚，有不胜绮罗之态。中年学王，出规入矩，古色苍然。晚年豪放纵逸，谓之学怀素，又谓之学元章。”徐有贞是对吴门书派崛起具有先导作用的重要书家，在书法方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其弟子吴宽、外孙祝允明均受其亲自指教、提携，皆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文坛人物。明代李诩曾见过徐有贞早年墨迹，认为其字画“甚是遒美”，将他誉为“吴中艺林冠冕”。

明人赵宧光在《寒山帚谈》中曾说：“此法不传而流落后世，带草则武功得之。”他还极力称赞徐有贞书写的“文正义泽”和“生幼堂”等。由此可见，徐有贞还善于书写带草的大字，可惜今不多见。而徐有贞的书法真正受到世人好评的还是他的草书。王世贞在所著《艺苑卮言》中说：“徐有贞于书少所不窥，能诗歌，善行草，得长沙素师、米襄阳风，如剑客醉舞，僛僛中有侠气。”

轶事典故

诗惊胡俨
　　徐有贞早年曾就学于吴讷，十二三岁时便能做诗词古文。吴讷很看重徐有贞，将他推荐给素有知人之鉴的国子祭酒胡俨，希望胡俨传授其进士业。胡俨当时正卧病在床，见了徐有贞，让其作诗一首。徐有贞当即赋诗道：“共喜斯文有主盟，诸生谁不仰仪刑。当时已见尊乔岳，后代应传是列星。上报明君心独赤，下延晚学眼能青。童蒙久抱相求志，请向贤关授一经。”胡俨听罢，竟从床上一跃而起，连声夸赞道：“此乃鼎铉之器也。”他遂将徐有贞收为门下，授以学业。

遣妻南归
　　英宗北征时，徐有贞夜观天象，发现火星运行到斗宿中。这在星相学中被称为“荧惑入南斗”，历来被视为不祥之兆，预示着帝王将有灾祸。徐有贞对好友刘溥道：“祸不远矣。”他随即安排家眷返回南方老家。妻子很不高兴，不愿南归。徐有贞怒道：“你还不快走，是想做鞑人妇吗？”妻子无奈，只得南归，结果刚刚行至临清，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便从前线传回。

不邀近功
　　徐有贞治河时，漕运都御史王竑认为漕渠淤积阻碍漕船运输，要求他尽快堵塞决口，以确保漕运畅通。明景帝命徐有贞按王竑的要求去做，但徐有贞却坚持相机行事，认为治理河渠应着眼于长远利益。他上疏道：“漕船难行是因为临清河段原本就浅，并不是决口未塞的原因。漕臣只知道堵塞决口是急务，但却不知这是徒劳无益的。即使秋冬之季堵住了决口，来年春天也会再次决口。臣不敢邀取近功。”

后来，工部尚书江渊建议派五万京军协助徐有贞治河。徐有贞却上疏道：“京军出动，每日耗费多的难以计算，而且一旦遇上涨水便会束手无策。如今泄口已经合拢，溃堤也已坚固，只用沿河民夫，便足以解决问题。”江渊的建议遂被废弃。

科技实验
　　徐有贞治理山东河患时，采取开支河的措施，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明景帝也有所动摇。徐有贞为解除景帝的疑虑，做了一个实验。他拿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水壶，里面盛满相同质量的水，然后在一个水壶上开一个大孔，又在另外一个水壶上开五个小孔，而这五个小孔的面积之和等于大孔的面积。结果，开有五个小孔的水壶最先将水放完。李东阳的《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对此均有记载。

这就是水力学上的水箱放水实验，法国力学家彭赛列、美国流体力学家史密斯在19世纪都曾做过。而徐有贞早在400年前便做过相同的实验，并得到类似的结论。

归人不归鬼
　　南宫政变前，徐有贞曾焚香祝天，与家人诀别道：“事情成功是社稷之福，不成功便是家族之祸。我能回来，就是人，不能回来，就是鬼。”

不署复位诏
　　英宗复辟后，命翰林学士起草复位诏书。徐有贞却不肯在诏书上署名，而是另起草一份诏书，并称：“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他认为明景帝只是明朝的监国，而不承认其皇帝之位。

意欲入罪
　　英宗复辟后，徐有贞指使言官以“迎立外藩”之罪弹劾王文，并借此攀诬于谦，将二人下狱。按照朝廷制度，召藩王入京需用金牌符檄。经有司调查，金牌符檄当时都在宫中，未曾动用，因而王文、于谦的罪名不能成立。徐有贞却道：“虽无显迹，意有之。”意思是说，于谦等人有这个想法，但尚未付诸行动。法司便以“意欲”二字定罪，判处于谦、王文死罪。

“意欲”从此成为臭名昭著的冤案，甚至与秦桧冤杀岳飞的“莫须有”相提并论。

石羊之鸣
　　徐有贞流放金齿时，路过一个佛寺，见寺中老僧在道边相迎接，还备有果品、茶水，不禁非常惊讶。老僧道：“我这寺中有一只石羊，如果有异人君子前来，便会鸣叫。宋朝时鸣叫过一次，那次来的是苏相。而昨夜石羊又鸣叫了一次，今天却是您恰巧来了。由此可知您一定是异人，所以我在此相候。”

背信悔婚
　　徐有贞流徙金齿前，曾抚着马士权的后背，对他道：“你是个义士，将来我要把一个女儿嫁你为妻。”后来，徐有贞获赦，从金齿回到家乡。马士权经常前去问候，但徐有贞却绝口不提婚事。马士权知道徐有贞有悔婚之意，遂告辞离去，此后终身未再提及此事。时人都为此敬重马士权，而更加鄙薄徐有贞。

持鞭起舞
　　徐有贞晚年获释后，希望能再次起复。他仰观天象，见吴地有将星出现，便以此自负，认为应在自己身上，常拿铁鞭起舞。后来，韩雍平定两广叛乱。徐有贞这才颓丧地扔掉铁鞭，叹道：“原来天象应在这小子身上。”

醉论宰相
　　徐有贞曾与门客杜堇一同饮酒，醉后问道：“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作宰相？”杜堇推称不知。徐有贞道：“左边堆积数十万两黄金，右边杀人流血，还能目不转睛，这样的人才是真宰相。”

"

宋应星（公元1587—约1666年），中国明末科学家，字长庚，汉族江右民系，奉新（今属江西）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于乡。崇祯七年（1634）任江西分宜教谕，十一年为福建汀州推官，十四年为安徽亳州知州。明亡后弃官归里，终老于乡。在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生产技术达到新水平的条件下，他在江西分宜教谕任内著成《天工开物》一书。宋应星的著作还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画音归正》、《卮言十种》等，但今已佚失。"生平

早年经历

宋应星幼时与兄应升同在叔祖宋和庆开办的家塾中就读。宋和庆是隆庆三年进士，授浙江安吉州同知，进广西柳州府通判，未几辞官归里，在本乡兴办教育事业。宋应星在家塾中初投师于族叔宋国祚，继而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 宋应星自幼聪明强记，“数岁能韵语”，有过目不忘之才，很得老师及长辈喜爱。稍长，考入本县县学为庠生，熟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他在程颐-程灏、周敦颐、朱熹及张载这宋代四大家中，独推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之学有很大兴趣，曾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此外，还喜欢音乐、作诗。他常与同窗好友赴本县风景名胜处郊游，相互催诗，相互激励，纵谈天下事。万历四十三年宋应星与兄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29岁的宋应星考取全省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奉新诸生中只有他们兄弟中举，故称“奉新二宋”。

乡试的成功使宋氏弟兄受到鼓舞，当年秋他们便前往京师应次年丙辰科会试,但却名落孙山。他们决定下次再试，为了作好应试准备，宋应升、宋应星等人前往江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书院进修，当时任洞主的是有名学者舒曰敬。舒日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是个有成就的教育家，“一时名公巨卿皆出其门下”。万历四十七年是神宗在位时最后一次会试之年，宋应星弟兄与江西其他考生齐会京师，但二兄弟仍未及第。此后，他们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告失败，从此遂绝科举之念。

县学教谕

崇祯四年宋应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待老母。崇祯八年宋应星任本省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教授生员，是未入流的教职人员。该年其兄宋应升调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因有政绩，被诰封为文林郎。宋应星在分宜县任教4年，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因为所有主要著作都发表于此期间。

仕途生活

崇祯十一年宋应星在分宜任期满，考列优等，旋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为省观察使下的属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他任期未满，于崇祯十三年辞官归里，十六年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然此时已值明亡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无，官员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初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书院。崇祯十七年甲申初，宋应星辞官返回奉新。当年三月，李自成大军攻占京师，明亡。四月，清兵人关，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甲申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为弘光元年。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及南瑞兵巡道，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亦无意恋官，遂挂冠归里。

晚年生活

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权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权迅即灭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应升于1646年服毒殉国。清朝建立后，宋应星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在贫困中度过晚年，拒不出仕，大约卒于康熙五年，享年80。

集述

部分作品

宋应星除著《天工开物》外，还有《卮言十种》、《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美利笺》、《乐律》等著作，多已失传。后在江西省发现了宋应星四篇佚著的明刻本：《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野议》是一部议论时局的政论著作，对明末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且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思怜诗》包括“思美”诗十首，“怜愚”诗四十二首，反映了作者愤世忧民的感情。《论气》和《谈天》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从这两篇的标题来看，很可能是《卮言十种》中的部分篇章。

著作价值

他的著作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在“五金”卷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特别是，宋应星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在生物学方面，他在《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我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

在物理学方面，新发现的佚著《论气·气声》篇是论述声学的杰出篇章。宋应星通过对各种声音的具体分析，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并提出了声是气波的概念。

后世纪念

宋应星公园

宋应星公园位于奉新县城区凤凰山和乌龟山处，坐落在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的故里宋埠镇、县冯田经济开发区内。占地面积1000余亩，现已投资1500余万元用于景区景点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园内自然条件优越，环境优美。主要规划景区有：中心广场区、宋应星纪念馆、农业示范区、苗圃农家乐区、古代民俗实物展示及娱乐区、别墅垂钓休闲度假区等景区。

宋应星纪念馆

宋应星纪念馆于1987年11月10日开馆。是江西省重要的科普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馆为传统园林建筑，朱墙灰瓦，飞檐雕染，斗拱层叠，古朴典雅，具有民族特色。整个馆由主馆、天工馆和开物馆三部分组成。主馆展厅以大量文献史料、实物图书和精致模型，翔实介绍宋应星生平事迹和明代科技、社会历史背景、宋应星的著述及思想、宋应星的重要科技成果及其国内外影响《天工开物》科技成就，形象再现400余年前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状况和先进技术。 天工馆和开物馆则利用高科技手段形象的展示了《天工开物》一书从农业到手工业的制作过程。原馆现已拆除，2003年择址新建宋应星纪念馆，新纪念馆选址于冯田工业园区的应星农业科技示范园“宋应星公园”内。

"

李东阳（1447年－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明朝中叶重臣，文学家，书法家，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湖广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人，寄籍京师（今北京市）。天顺八年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弘治八年以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直内阁，预机务。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文章典雅流丽，工篆隶书。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燕对录》。"人物轶事

李东阳四岁时被举荐为神童.父亲带他进宫朝见皇帝，因人小脚短，跨不过门槛。皇帝 见此情景，便脱口出了上联：“神童脚短。”东阳应声对下联：“天子门高”。皇帝高兴地将他抱坐膝盖上，见其父亲还站立在一旁，又出上联：“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答道：“嫂溺叔援，权也。”

李东阳和程敏政同时作为神童，被皇帝召见入宫殿。皇帝正在吃螃蟹，便以此出上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应声对道：“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从容答道：“蜘蛛满腹经纶。”皇帝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当宰相。”殿试后第三天，李东阳中了第三名神童。

李东阳被举荐为神童后，不少文人墨客找他题诗作对，试试他的才华是否名副其实。有位老翰林将他的名字嵌入联语，要他用“两兼格”续对：“李东阳气暖。”东阳对道：“柳下惠风和。”老翰林惊叹不已。

正德年间，内阁刘健、谢迁二公遭贬离京，只留下李东阳一人。当时刘瑾把持朝政，李东阳独木难支，无力回天。有人画了一幅丑老妪骑牛吹笛的讽刺画，在画中老妪额上题“此李西涯相业”，以此嘲讽李东阳。有人向他报告此事，可他不动声色，自题绝句一首：“杨妃身死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骑牛背，春风一曲太平歌。”在后来推翻刘瑾的斗争中，李起了关键性作用。

李东阳与彭泽交往甚密，常有唱酬。彭对李诗不太赞赏。后来，彭泽官场失意，离京回乡。李东阳赠诗一首：“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彭读到开头四句便深为感动，读完全诗，潸然泪下。反复吟诵数十遍，爱不释手，对儿子说；“现在我才发现西涯的诗写得这样好，意境如此深远。我恨不能与他重相见，把酒论诗文!”

李东阳之女，嫁于山东曲阜孔闻韶。未嫁之前，其女以孔家园林狭小，花木稀少为词，稍有责难。孔家为此大兴土木，扩充屋宇，修葺亭台楼阁。孔闻韶乃孔子六十二世孙，于明弘治十六年袭封衍圣公，“班超一品之阶”。同年孔府花园竣工，东阳之女亦于当年出嫁，封为一品夫人。可谓三喜临门。袭封后，东阳代衍圣公作谢恩表，并代作大门联。联云：“与国戚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偕天不老，文章礼乐圣人家。”此时东阳已是暮年，遣词造句，颂扬得体，忧国忧民，一片忠心。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正统十二年，李东阳出生于京师的玄武湖西浒，李东阳的父亲时年三十一岁。

景泰元年，李东阳能作径尺大的书法，被称为神童，明景帝下召验试，并赐给李东阳菓钞。

景泰三年，明景帝召请李东阳讲读《尚书》大义。

景泰四年，李东阳跟从老师展毓读书学习，稍长，拜展毓为外傅。

景泰五年，明景帝再次召请李东阳讲《尚书》大义，并下旨将李东阳送入顺天府学为诸生。

景泰六年，李东阳在顺天府学读书。

景泰七年，李东阳在顺天府学读书，生母刘氏去世。

天顺元年，明英宗复位，李东阳在顺天府学读书，受教于翰林院的黎淳。

天顺五年，李东阳与刘大夏、杨一清同在老师黎淳门下读书。

天顺六年，八月，李东阳参加顺天乡试，中举。本次顺天府试陈鉴为主考官，刘宣为副主考官。

天顺七年，二月，李东阳参加会试礼部，陈文为主考，柯潜为副主考。因为试院火灾考试延期举行。八月，延时的会试中李东阳中第一百八十五名。本次会试彭时为主考，钱溥为副主考。

天顺八年，三月，殿试中李东阳取得二甲第一，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中受教于刘定之、柯潜。

成化时期
　　成化元年，八月，李东阳被授编修之职，参与修纂《英宗实录》。

成化三年，八月，《英宗实录》修纂成书，皇帝赐李东阳白金文绮，品秩升为从六品。

成化七年，夏，李东阳的元配妻子刘氏病卒。

成化八年，二月，李东阳奉父携弟，南归祖籍茶陵扫墓，途中所见所闻编写成《南行稿》一书。九月，李东阳的岳父岳正病卒，李东阳写有《祭外舅蒙泉先生文》一稿。

成化十年，正月，李东阳的三弟李东川病死，李东阳写有祭文。十二月，李东阳九年任期满，迁升为侍讲。

成化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李东阳的长子李兆先出生。十月，李东阳再次丧妻，继娶的岳氏病亡。

成化十二年，五月，李东阳的二弟李东山病亡，李东阳写有祭文。李东阳入经筵侍班，同时兼撰讲章。

成化十九年，李东阳任职九年秩满，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一月二十六日，李东阳的三女儿出生。

成化二十年，二月，李东阳充当殿试读卷官，并以侍讲学士身份侍东官班。

成化二十二年，六月九日，李东阳的次子李兆同出生。十二月二十日，李东阳之父李淳病故，李东阳守制。

弘治时期
　　弘治元年，闰正月，皇帝下召让李东阳充当纂修官修《宪宗实录》。

弘治二年，四月，李东阳守制期满，除服，职位升为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任侍讲学士。

弘治三年，三月，李东阳充当殿试读卷官。

弘治四年，八月，《明宪宗实录》成，李东阳以纂修实录有功，职位升为太常寺少卿。

弘治五年，三月，李东阳受命供事日讲，兼经筵讲官。

弘治六年，二月，李东阳受命为会试主考官。六月，李东阳与傅瀚受命教导本次新晋庶吉士。

弘治七年，正月，李东阳与程敏政同受命教导翰林院中庶吉士。八月，徐溥等奏请，李东阳升礼部右侍郎，兼任侍讲学士，专门负责内阁诰敕撰写。

弘治八年，二月，李东阳次子李兆同夭亡。李东阳以原官与谢迁受命入内阁参预机务。

弘治九年，三月，李东阳受命为殿试读卷官。

弘治十年，三月，李东阳与徐溥、刘健、谢迁受命为总裁官，修撰《大明会典》。九月，李东阳请纳长子李兆先为监生。

弘治十一年，二月，皇太子出阁读书，赐李东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衔兼文渊阁大学士负责教导太子。四月，李东阳的四弟李东溟卒。

弘治十二年，正月，监生江瑢劾奏李东阳与刘健杜绝言路，嫉贤妒能，请求罢黜二人官职。三月，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鬻题给徐经、唐寅，皇帝命李东阳覆校，李东阳以二人均不在录取名单中奏报。七月，李东阳得病痔，明孝宗赐药。

弘治十四年，三月，李东阳以昡晕等疾病为由请辞，皇帝不准。四月，李东阳再次上疏请求辞职，皇帝再次不准。五月再上书请辞，皇帝依然不准。七月，李东阳的长子李兆先病殁。十一月，李东阳去房山为自己挑选墓地。

弘治十五年，三月，李东阳充当殿试读卷官。八月，李东阳为过继子李兆蕃申请得到补荫为国子生。十一月，明孝宗赐李东阳玉带织金衣。十二月，李东阳参与编纂的《大明会典》成书。

弘治十六年，二月，明孝宗赐李东阳红蟒衣一件。五月二十六日，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上言请求编写《历代通鉴纂要》，获准。

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李东阳上疏请求致仕，皇帝不准。五月三十日，李东阳以灾异事件上疏求致仕，皇帝不准。十月，李东阳再次生痔病。十二月十五日李东阳以生病为由乞求退休，皇帝不准。十二月二十五日，李东阳再上疏求退休，皇帝不准。

弘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李东阳以疾病原因乞求退休，皇帝不准。三月，李东阳充殿试读卷官。五月，明孝宗下召李东阳与刘健、谢迁入乾清宫共同领受顾命。明孝宗死，明武宗即位。七月，李东阳以辅导太子之功与谢迁同升少傅仍兼太子太傅。李东阳请辞，皇帝不准。八月十三日，李东阳与谢迁同授光禄大夫，勋柱国，皇帝赐李东阳以己身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诰命。十二月，李东阳奉命修纂《孝宗实录》。

正德时期
　　正德元年，正月，李东阳与谢迁受命共同知经筵事。二月二十三日，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上疏乞退休，皇帝不准。二月二十九日，李东阳次再与刘健、谢迁乞求退休，皇帝不准。七月，皇帝册立皇后，李东阳充当副使行纳吉、纳征、告期礼。九月，李东阳充当副使行册妃礼。十月十三日，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上疏乞求退休。皇帝批准刘、谢二人离职，却独留李东阳。十月十五日，李东阳再次上疏乞求退休，皇帝不准。十月十六日，李东阳奏请乞求暂免朝参，只求能够扶病入阁供事，皇帝准。十月二十四日，李东阳劝焦芳辞去兼任的吏部尚书职位。十一月，李东阳上疏乞求退休，皇帝不准。十二月十六日，皇帝赐李东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正德二年，六月，李东阳进《历代通鉴纂要》一书，而后以生病告假。八月，李东阳上书乞求退休，皇帝不准。

正德三年，三月，李东阳充当殿试读卷官。八月，李东阳患上血痰嗽诸病症，并以病求告休息。九月李东阳乞求退休，皇帝不准。十月李东阳再次乞求退休，皇帝不准。

正德四年，四月，《孝宗实录》一书成，李东阳率百官上表皇帝。四月十五日，李东阳以纂修实录的功绩，皇帝加李东阳享受正一品俸禄。

正德五年，九月，李东阳因为宁夏民乱平定，被皇帝加勋为特进左柱国，恩荫其继子李兆蕃为尚宝丞。十月，李东阳嫁洐圣公孔闻韶的女儿病殁。十一月十九日，李东阳被南京监察御史张芹弹劾其尸位素餐。

正德六年，三月，李东阳充殿试读卷官。五月，李东阳以患鼻衄、痔漏等病上疏求致仕。十一月，李东阳因九载功绩被皇帝下令兼食大学士俸禄，并赐给其诰命，恩准其在礼部摆宴。

正德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直隶、山东、河南、江西等义军被平，李东阳以运筹定议功劳被皇帝下旨赏银两表裹，并恩荫其子侄一人世袭锦衣卫正千户。十月四日，李东阳上疏恳求谢辞，皇帝下诏改荫为六品文职。十二月二十七日，李东阳以身老生病恳求退休，皇帝准许，赐敕褒誉李东阳，下令有司时加存问，给李东阳月食八石待遇，恩荫其侄李兆延为中书舍人。十二月三十日，李东阳上疏谢恩。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李东阳以病而终于正寝。明武宗追赠李东阳太师，谥文正。九月二十八日，李东阳葬于京西城西直门外畏吾村的祖坆之地。

主要成就

政治成就
　　进入仕途之初，李东阳升迁很不顺利，基本上是九年任满一迁，而且做了很长时间的侍讲学士，却仍没有参与经筵和日讲等活动，这是因为李东阳“以貌寝，好诙谐，不为时宰所重”以至于“士论哗然不平”。但是李东阳年轻时对此毫不在意，表现出宽阔的心禅和难得的政治成熟。

李东阳秉政以后，虽然贵为内阁大学士，又“以文章领袖缙绅”，但他平易近人广交朋友“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论艺，绝口不及势力。”

可见李东阳在政治人更多采取的忍让的态度，不管和士林还是宦官、外戚等都相处都还算不错，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个人主张，特别是在正德年间被世人讥为“伴食宰相”。

文学成就
　　李东阳“天资英迈，读书一目数十行下，辄成诵不忘。少入翰林，即负文学重名。”但是李东阳很谦逊“然恒持谦冲，未尝以才智先人。”

李东阳主持文坛数十年之人，其为诗文典雅工丽，为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又工篆书、隶书。著有《怀麓堂稿》、《怀麓堂诗话》、《燕对录》等。后有清人辑编《怀麓堂集》和《怀麓堂全集》等。

文学方面，李东阳主要有三点主张：一、主张学古，反对模仿。二、言由心生，诗文真情。三、知言养气，文主于气。

书法成就
　　李东阳长于篆、隶、楷、行、草书，于篆隶造诣尤高。他是明初台阁体书法向明中期吴门书法过渡期间的书法家。李东阳的书法已摆脱明初台阁体的束缚，对明中期书风起承先启后的作用。有书法大家赞道李东阳“长沙公大草，中古绝技也！玲珑飞动，不可按抑，而纯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无怒张蹈厉之癌，盖天资清澈，全不带渣滓以出。”代表作品有篆书《怀素自叙帖引首》、楷书《邃庵铭》、行草书《自书诗卷》等。

家族成员

家世
●高祖父：名无考，行戊七。不仕。
●曾祖父：李文祥，行继二，行伍出身。洪武初，随军队迁入京师。李东阳的《怀麓堂文稿》卷三十《先叔父前金吾左卫百户李公墓志铭》记载：洪武初，吾曾祖继二府君籍义兵，历济南卫，改燕山左护卫。
●祖父：李允兴，字福永，行允三。代父役，与靖难功，授小旗。调金吾左卫。
●祖母：陈氏，武进人。
●父亲：李淳，字行素。不仕，私塾老师。父有疾，躬侍汤药。姐姐寡居，养之终身，并为姐姐的几个子女操办婚嫁。
●生母：刘氏，东安军人家庭出身，嫁给李东阳父亲时已经二十岁了。以病早逝，死于景泰七年。
●继母：麻氏，汪俊有《寿李太夫人九十诗序》，可知李东阳继母麻氏寿命在九十以上。
●叔父：李泽，字行润。官至金吾左卫百户。

弟弟
李东阳有同父兄弟四人，长子即李东阳。
●二弟：李东山，字陟之。由刘氏出。与李东阳为同母兄弟，生于景泰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死于成化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年二十四。见李东阳的《怀麓堂文续稿》卷八《仲弟东山墓志铭》
●三弟：李东川，字濬之。由刘氏出。年十九，未娶而亡。
●四弟：李东溟，字容之。由麻氏出。

妻妾
李东阳先后娶妻三个，妾不详，只知道一子为妾生，所以至少有妾一人。
●元配：刘氏，京师人，赠一品夫人。
●继娶：岳德熙，是蒙泉先生岳正之女，死于成化11年，赠宜人。李东阳的《怀麓堂文后稿》卷二十九《外姑宋夫人墓志铭》，可知岳氏姓名，是其岳母宋氏四女之一。
●再继娶：朱氏，成国公朱仪之女，封一品夫人，其死亡在李东阳之后。李东阳的《怀麓堂文后稿》卷十《封成国夫人朱母胡氏墓志铭》，可知其岳母胡氏为原礼部尚书忠安公胡濙长女，其生四女，次女嫁给李东阳。

子女

●儿子
李东阳共有子四人，其中两嫡一庶，还有一个是其弟过继给李东阳的继子。

1. 长子：李兆先，字徵伯，由岳夫人出，生于成化十一年，出生仅四个月其母岳氏病亡。娶妻潘氏。李东阳在《怀麓堂文后稿》卷二十四《儿子兆先墓志铭》中记道：十八岁应试，在考场中病倒。二十一岁试不中，靠父荫成国子生。二十四岁误写试卷，不中。二十七应试前病死。
2. 次子：李兆同，由朱夫人出，10岁死。李东阳的《怀麓堂文后稿》卷三十《儿兆同埋铭》。
3. 侧子：小名午孙，庶出，周岁死。李东阳在《怀麓堂诗稿》卷五《哭午儿》其中一句：儿生不满晬，遂作终身期。
4. 继子：李兆蕃，是李东阳四弟李东溟的儿子，过继给李东阳当继子。

●女儿

1. 长女：李盈，由刘夫人出，生于成化7年，嫁给尚宝少卿崔杰。李东阳在《怀麓堂南行稿》有《盈女生日》一诗。
2. 次女：李菱，由朱夫人出，成化18年亡，死亡时只有几岁，李东阳甚疼爱此女为其有诗作。《怀麓堂诗稿》卷十五《哭女菱》
3. 三女：名无考，由朱夫人出，生于成化19年11月26日，嫁给孔子第六十二代孙“衍圣公”孔闻韶，28岁时死亡。李东阳有《怀麓堂文后稿》卷三十《亡女衍圣公宗妇墓志铭》。

"

［明］（约公元一六一五年前后在世）字仲茅，上元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前后在世。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0一年）进士。历官光禄寺少卿。彦长于词，尤工小令，以淡雅见称。词集今失传，仅见于各种选本中。

杨基（1326～1378）元末明初诗人。字孟载，号眉庵。原籍嘉州（今四川乐山），大父仕江左，遂家吴中（今浙江湖州），“吴中四杰”之一。元末，曾入张士诚幕府，为丞相府记室，后辞去。明初为荥阳知县，累官至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夺官，罚服劳役。死于工所。杨基诗风清俊纤巧，其中五言律诗《岳阳楼》境界开阔，时人称杨基为“五言射雕手”。少时曾著《论鉴》十万余言。又于杨维桢席上赋《铁笛》诗，当时维桢已成名流，对杨基倍加称赏：“吾意诗境荒矣，今当让子一头地。”杨基与高启、张羽、徐贲为诗友，时人称为“吴中四杰”。"文学创作

杨基以诗著称，亦兼工书画，尤善绘山水竹石。其元末诗作，大多表现维护元代统治立场，入明后，仍眷怀元室。风格异于高启，多不能摆脱元诗靡丽纤细风习，他的无题、香奁诸体尤甚。王世贞批评它颇伤“风雅”。他的写景咏物之作尚有佳品。如《天平山中》：“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观察入微，描绘如画，诗人一路沉醉于花香鸟语之中的悠然自得心情跃然纸上。其他如《春草》、《春暮西园杂兴》等诗，亦细腻自然，情景交融。其中名句如“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一树杨花三日雨，池塘春水绿萍多”等，向为人所称颂。五律《岳阳楼》境界开阔，起结尤入神境。时人以此称杨基为“五言射雕手”。古风《挂剑台》写吴季子讲求信义的坦荡胸怀，形象鲜明，风格苍劲，语言俊爽峭拔，不同于他的其他近体诗风，另开一新境界。

著作有《眉庵集》12卷，补遗 1卷。按古体、歌行、律诗、绝句、长短句及词曲分卷排列。明成化重刻时，江朝宗为之作序。

"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汉族，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20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文学成就

李攀龙的各体诗中，以七律和七绝较优。其七律声调清亮、词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见湖中影，铁骑初回海上潮”（《与子与游保俶塔同赋》）来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沤并结金龛丽，飞窦双衔石瓮圆”（《酬张转运龙洞山之作》）来形容龙洞山的金龛和石瓮情况，虽嫌体物呆滞，但也还能传神。他以“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来表现南北奔波的布衣诗人谢榛，以“自昔风尘驱傲吏，还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来刻画好友王世贞，也较形像。但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他的某些七绝，也还写得自然，还能注意顿挫变化，如《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静韵深长。沈德潜品评此诗说：“不着议论，而一切着议论者皆在其下。”

李攀龙诗文，由其友人、“后七子”领袖之一的王世贞整理编集为30卷，题《沧溟先生集》，其后屡有翻刻，历百年而不衰。李攀龙所编《古今诗删》，选各代之诗，影响颇大，后又摘取其中唐代诗歌编为《唐诗选》，成为当时通行的学塾启蒙读本，明清两代，影响超过《唐诗三百首》。所写《拟古诗》，临摹过甚，受人指摘。

论诗比谢榛、王世贞偏狭，认为先秦古文已有古法，后世作者只要“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句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语）。他所著的《答冯通书》就提到：“秦汉以后无文矣”。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所编《古今诗删》，宋元诗一首未录，可看出其论诗宗旨。其文聱牙戟口，成就不大。其诗亦多模拟剽窃之作，偶然面对现实，抒写内心真情时还有一些较好的诗，如《送明卿之江西》、《挽中丞》。七律和七绝相对较好，声调清高，词采俊爽，语近情深，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而乐府诗则如“临摹帖”。有《沧溟集》30卷。

生平

李攀龙先世无所称名，其父李宝死后因李攀龙赠中宪大夫、顺德知府。攀龙9岁而孤，家无余赀，赖母张氏纺织度日。18岁入县学为诸生，廪于郡庠。与尚在髫年的殷士儋（后为大学士，有文名）、许邦才（后为王府长史，济南诗人）约为知交。攀龙自幼性情疏放，不耐当时书塾中讲授的经训内容和八股文，人目为狂生。

嘉靖十九年（1540），攀龙取乡试第二名，3年后赐同进士出身。此后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刑部广东司主事、刑部员外郎、刑部山西司郎中，官凡三迁，辗转郎署，官职闲散。此间，攀龙与王世贞、谢榛、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等诗酒唱和，旨趣一致，遂结为诗社。其论诗主张，与“前七子”相倡和，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史称“后七子”。他们的文学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继“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为彻底改变“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而斗争。李攀龙集中的拟古乐府，是其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

嘉靖三十二年（1553），李攀龙出守顺德（今河北邢台市），为顺德知府。3年任期中，政绩卓著，做了一些既有利于巩固明王朝统治而又给百姓带来一定利益的事。如请蠲民税，减轻百姓负担；政刑宽简，民无冤情；增设驿站，减轻人民劳役负担等。其间诗文创作，也取得一定成就。无论赠答抒怀，还是描山摹水，或是关心时政之作，都各具特色。《登黄榆、马陵诸山是太行绝顶处四首》、《春兴》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李攀龙被提升为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到任不久，不能忍受陕西巡抚殷学挟势倨傲的作风，以母老归养为由，上疏乞归，旨未下即拂衣辞官。在职虽不满一年，李攀龙足迹却遍及区内，在视察府州县学的同时，也游览了各地的名山胜迹。《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是这一时期的最佳诗作。

由陕归来，李攀龙在家乡筑白雪楼，隐居高卧，杜门谢客，不与权贵往来，一些达官显官以其接见为荣，学人士子更以其品评来衡定自己的身价。因此“闻望茂著，自时厥后，操海内文柄垂二十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李按察攀龙》）。这一时期是李攀龙诗文创作的重要时期，所写诗文，殆占《沧溟集》之太半，因而其诗文最初结集曾名为《白雪楼集》。此间，诗歌以吟咏故乡湖光山色之作成就最高，《与转运诸公登华不注绝顶》、《青萝馆二首》、《抄秋同右史南山眺望》、《酬张转运龙洞之作》以及《挽王中丞八首》等，是其代表性作品。

隆庆改元（1567），李攀龙起复，出任浙江按察司副使，隆庆三年（1569），诏拜河南按察使。在浙江，诗人曾写诗赞美以“戚家军”为主体的抗倭军将，表现深厚的爱国之情。在河南任职4个月，老母病故，诗人扶柩归里。本来病弱，加上持丧哀痛过甚，遂卧病不起，第二年(1570年）八月十九日（9月18日）暴疾而卒，终年58岁。葬历城城郊“牛山之原”，后移药山之麓。后人在其少年读书处趵突泉上建白雪楼，以寄托对诗人的追念之情。楼渐荒废，至解放初拆除。1996年又在原址重新修建，并建成与白雪楼连为一体的戏剧大舞台。这里常年举办以京剧为主的各种戏剧演出，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演出活动中心。

"

张溥（1602～1641），明代文学家。初字乾度，后字天如，号西铭。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生平

张溥出身官宦门第，惟因婢妾所生，排行第八，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当面称他“塌蒲屦儿”，意为“下贱人所生，永远不出息”。张溥遭此侮辱，勤奋好学，读书必手抄，抄后读过即焚去，如此反复七遍，冬天手冻裂，以热水浸暖继续再练。后来他把自己的读书室名为“七录斋”，自己的著作也题名为《七录斋集》。《明史》记有张溥“七录七焚”的佳话。

崇祯四年成进士，授庶吉士。与同邑张采齐名，时称“娄东二张”。天启四年，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称为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遍及全国，超过三千人，平时以文会友，兼又评议时政，“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天启六年，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崇祯元年，与张采一起，在太仓发起了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的斗争，所撰散文，脍炙人口，二张名重天下。崇祯二年，组织和领导复社与阉党作斗争，复社声势震动朝野。 《七录斋集·国表序》载有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遍及南北各省，执政巨僚由此颇为忌恨。崇祯三年张溥和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同时中举，隔年又与吴伟业中进士，改庶吉士。崇祯十年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与张溥一起推举周延儒复出。里人陆文声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发张溥等结党，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说他是病卒于家。计六奇《明季北略》中说张溥被吴昌时下毒，当夜腹部剧痛而死。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张溥死后由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

文学成就

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所撰《五人墓碑记》收入《古文观止》。

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著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此集今存明崇祯时刻本。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于各集前均写有题辞。此集是张溥为“兴复古学”而编辑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四库全书总目》说：“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将各集卷首题辞首次辑成一书，并加必要注释。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张溥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张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张溥又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补撰论正。另著有《万宝全书》，记述了当时博奕娱乐的概况。

经历

少年张溥
　　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江左、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 “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 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 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 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重新当上了首辅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沟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已编定无遗人矣”。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首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首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发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首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二月， “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令从“速严查具奏”。温体仁以陆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首辅之张至发、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首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首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政党之魁
　　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卒于家。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张溥之死
　　张溥之死，结束了晚明众多文人救国的白日梦，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读罢惊魂似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八月胥江浊浪奔，千人缟素为招魂”，多少人为之失声痛哭，多少人因此惊惶无主。张溥是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风前，慷慨西行倍可怜”，多少人含悲流泪悼念着“西行”的张 张溥石刻像溥。

"

真可(1543～1603)，明末僧人。字达观，晚号紫柏大师。门人尊他为紫柏尊者，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俗姓沈。吴江（今属江苏）人。"贡献

真可对于佛教各宗的思想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所订的〈礼佛仪式〉，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这是他调和诸宗思想的具体表现。

真可喜拈〈毗舍浮佛偈〉教人，有时则教人持诵半偈。所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他问道的人士有陆左、冯梦祯、瞿汝稷、王肯堂等。瞿汝稷通内外学，著有《指月录》三十二卷，王肯堂为著名医学大家，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等。

真可一生参叩诸方尊宿，但他并没有专一的师承。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的文中说︰‘余往来遍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予于遍老之门，未敢言嗣。若所谓德，则此老启迪不浅，焉敢忘之！’

真可虽到处兴修古刹，而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所以没有‘上堂’、‘普说’。他只是随缘接引，略说法语而已。他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而极重视文字经教。他认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能契会实相般若。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禅家机缘及念佛求生净土等说法，曾列举盲眼师资七大错误，一一加以辩难。德清称他的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可见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

生平

17岁到苏州虎丘云岩寺出家，拜虎丘僧明觉为师，闭户读书。20岁受具足戒后，广研经教。对修寺、刻经，颇有业绩。始自楞严寺，终至云居寺，复兴梵刹计15所。万历七年，他为流通大藏，谋易梵 为方册。万历十七年，方册藏始刻于五台山，4年后，南迁至浙江径山，其门人如奇等主持其事，贮藏经版于化城寺。他提倡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和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菩萨等，对佛教采取各宗并重的态度。明末阉党专权，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万历二十八年南康太守吴宝秀奋起抗税，被捕下狱，其妻陈氏哀愤自尽。真可闻讯即赴京师护吴，触怒阉党权贵。随后，被诬造作“妖书”下狱。万历三十一年卒于狱中。徒众将其遗骸浮葬于京西，后移至浙江径山寂照庵，再迁到大慧塔后的文殊台，万历四十四年荼毗立塔。生平律身至严，一衲无余。

"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杀害。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轶事典故

读书种子
　　首先，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誉为“读书种子”的大儒。这一美誉是明成祖朱棣的高参姚广孝的创意。
　　姚广孝了解方孝孺，破城之前，曾请求朱棣，称看重气节的方孝孺不会轻易归顺，希望手下留情不要加害，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方孝孺列传》记载：
　　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当初是应允的，但在金銮殿上，由于方孝孺的极不配合，嗜杀成性的朱棣最终违背了诺言，残暴地灭了他的十族。
　　说到方孝孺，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心情都会非常沉重。惟有“读书种子”这一美誉，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知识改变命运，不管改朝换代，沧海桑田，读书求知永远是人间真理。

灭十族
　　第二个典故是“灭十族”。历史上只有“灭九族”的酷刑，有史以来，“灭十族”惟方孝孺一人。
　　朱棣篡位后，请“读书种子”、第一大儒方孝孺为他起草登基公告，当然为思想正统、极端忠于前皇的方孝孺所拒绝。《明史·方孝孺列传》有这样记载：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因为有求方孝孺，当方孝孺批驳朱棣将篡位辨解为“法周公辅成王”时，朱棣还是保持耐性说是皇室家事，意为让方孝孺回避。偏偏方孝孺顶真到底，宁死不屈，暴君就露出了本性。
　　也许是《明史》主编张廷玉等人对暴君朱棣有恻隐之心，《方孝孺列传》只是说他被凌迟磔杀，并未记载被灭十族，株连坐死847人等字眼，但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明末乡贤大家黄宗羲的《方正学孝孺》、《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等大量文献都记载他被灭了十族。另外，崇祯年间编篡的《熹宗实录》也记载了方孝孺被夷十族的故事，而且还记载了当年方孝孺的幼子被人救出，逃出生天，假借余姓延续方姓一脉，至天启二年，方孝孺十世孙伏阙上书以闻，得以赠恤的故事。
　　己亥，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妻以养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线。至是，其十世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得旨：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
　　除了死去的800多冤魂，更有数千人被流放、充军，其中不少被折磨致死。“灭十族”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创举，人们在惋惜方孝孺迂腐愚忠的同时，更应谴责朱棣的残暴。但他的残暴是针对他的敌人，对于百姓和臣服他的人还是很宽容的

台州式的硬气
　　第三个典故是现代文豪鲁迅给予的，他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将柔石与方孝孺相提并论为“台州式的硬气”：
　　古代宁海隶属台州。这一点评颇为经典。方孝孺作为封建皇族内部争斗的牺牲品，他的愚忠不足为取，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为后人所敬仰。当代宁海人、台州人都非常认同并赞赏这一评论，宁海还将其中的硬气评选为宁海精神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人。父亲方克勤，是洪武年间的一名奉公守法的官吏，在《明史·循吏》中自有传记。方孝孺年幼时十分机警敏捷，两眼炯炯有神，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乡亲们称他为“小韩愈”。成年后跟着宋濂学习，宋濂的门生中的知名文人都不及他。就连前辈的胡翰，苏伯衡也自认不如。方孝孺反而轻视文辞写作的学问，常以宣明仁义治天下之道、达到时世太平为己任。他曾因病卧床，家中粮食断绝。仆人将情况向他报告，他笑着说：“古人三十天仅进食九次，贫穷困扰何止我家啊！”父亲方克勤因“空印”事获罪而被处死，他扶持灵柩归乡安葬，哀情感动了行路的人们。

步入仕途
　　洪武十五年，因吴沉、揭枢的推荐，被朱元璋召见。朱元璋欣赏他举止就庄严肃，对皇太子朱标说：“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随后按照礼节送他回家。后来，被仇家连带举发，逮捕到京，朱元璋在案卷上看到他的名字，便释放了他。

洪武二十五年，又因为别人的推荐被召到宫廷。朱元璋说：“现在还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授予其汉中教授之职，每天给众儒学生员讲学，毫不倦怠。蜀献王朱椿听说方孝孺的贤名，聘请他当世子的教师。他每次见面，就向世子陈说道德。蜀献王以特殊的礼遇表示对他的敬重，把他读书的庐舍命名为“正学”。

到朱允炆即位，征召他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调他做诗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都要向他询问。朱允炆喜欢读书，每当碰上疑难，就召见他让他讲解。朱允炆临朝，百官奏事，决定群臣的面议可否施行时，朱允炆有时命令方孝孺趋身屏风之前批答文书。当时修撰《太祖实录》以及《类要》诸多典籍，方孝孺都担任总裁。更定职官制度时，方孝孺的官职改为文学博士。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朝廷议定讨伐，诏令、檄文皆出于方孝孺的手笔。

辅佐建文
　　建文三年，燕军攻掠大名府。朱棣听到齐泰、黄子澄已经奔窜的消息，上书请求朱允炆命盛庸、吴杰、平安诸将停止军事行动。方孝孺建议：“燕军长期驻扎在大名府，天气暑热降雨，他们应该会不战自疲。火速命令辽东诸将进入山海关，进攻永平府，真定府诸将过卢沟桥直捣北平，燕王他一定回军救援。我方以大量军队追随燕王之后，可以取得擒拿他的结局。现在他的奏事文书恰好送到，应暂且给以答覆，文书往返时间超出一月，就会使得他的将士心 意懈怠。我方商定合击的态势，进而消灭燕军，就不会很费事了。”朱允炆表示赞同，命令方孝孺起草诏书，派遣大理寺少卿薛岩乘车马疾行，答覆燕王，完全赦免燕王的罪行，让他罢兵回归自己的属地。又写下传布的谕旨数千字交给薛岩，拿到燕军之中，秘密散发给众将士。薛岩到燕军中，他将谕旨藏匿起来，不敢出示给将士们，燕王也没有尊奉诏令。

建文三年五月，吴杰、平安、盛庸派遣军队扰乱燕军粮饷运输线。朱棣又派遣指挥武胜上书朱允炆，伸诉以前的请求。朱允炆想要应允，方孝孺说：“此时若停止军队作战，以后就难以再次凋动集中了，愿皇上不要被燕王所迷惑。”朱允炆便杀了武胜来，拒绝朱棣的请求。不久，燕兵抢掠了沛县，烧毁粮船。这时候，讨伐河北的军队疲乏无功，而德州运送粮饷的道路又被断绝，方孝孺以此深感忧虑。由于朱棣的世子朱高炽性情仁厚，他的弟弟朱高煦则狡狯谲诈，又得到朱棣的宠爱，曾想夺取世子的地位，方孝孺谋划用计策离间他们，造成他们内部变乱。于是将这一建议禀报朱允炆，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携带着有皇帝玺印的书信，前往北平赐予燕世子。世子收到书信没有启封，连同张安一起送往燕王军前，方孝孺的离间计谋无法实行。

建文四年五月，燕军到达江北，朱允炆下诏征集各地军队。方孝孺说：“事情太紧迫了。派人前去以割地向燕王作许诺，拖延几天，东南一带征募的军队会渐渐汇集，北方军队不善于驾舟操揖，决战于江上，胜负还是难见分晓的。”朱允炆派遣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前往燕王军中，陈述割地议和的条件，燕王不听。朱允炆命众将调集水军于江上，而陈瑄率战舰投降了朱棣，燕军便渡过了长江，时间是六月乙卯日。朱允炆忧虑畏惧，有人劝他前往别的地方，图谋复兴。方孝孺坚决请求守卫南京城池以待援军，即使事不成功，也应为社稷而死。乙丑日，金川门大开，燕军入城，朱允炆自焚。这一天，方孝孺也被抓进了监狱。

被诛灭族
　　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说；“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

至此，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被召到朝廷，悲切哀恸的声息响遍大殿的台上台下。朱棣走下卧榻慰问他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方孝孺问：“周成王在哪里？”朱棣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回头示意左右侍者授予方孝孺纸笔，说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了罢，诏书我绝不能起草。”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方孝孺慷慨赴死，作绝命之词说道：“上天降下战乱忧患啊，谁知道其中的缘由，奸邪的臣子如了愿啊，求取国柄耍弄计谋。忠正的臣子愤怒悲怨啊，血泪淌流；以此血泪为君殉葬啊，或者另有什么企求。呜呼哀哉的悲鸣啊，大概不是我的怨尤。”时年四十六岁。他的门生、德庆侯廖永忠的孙子廖镛与其弟廖铭收拾他的遗骨，掩埋在聚宝门外的山上。

方孝孺有位兄长方孝闻，他致力学问，举止淳厚，先于方孝孺去世。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赴刑场，也赋诗一首而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事先自缢身亡，两个女儿跳进秦淮河溺死。

方孝孺的著作从此也被列为禁书，永乐年间凡藏书者皆为死罪。但是，仍有人冒死藏之，如《侯城集》等，使方孝孺的文章得以传世。

身后之事
　　朱高炽即位后，吩咐礼部：“建文朝众臣，已遭处决示众。他们的家属沦为官籍奴仆者，都释放为民，发还他们田地。其外亲戍边者，只留下一人于戍守之处，其余释放还乡。”

万历十三年三月，释放因方孝孺获罪而被贬谪守边者的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共有一千三百多人。然而方孝孺一家死绝，无后代，惟有方克勤之弟方克家有儿子名孝复。洪武二十五年，方孝复曾上书皇帝，请求减损信国公汤和增收的宁海县的赋税，被贬谪戍守庆远卫，因编入军籍，在诛灭方孝孺“十族”时得以免死。方孝复的儿子方琬，后来也获释为民。明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是方孝孺的后裔，一时士大夫们都相信了他的话，还为此纂成《归宗录》。不久方氏觉察到其中的虚假，告到官府，才了结此事。明神宗初年，有诏旨褒扬、编录建文朝的忠臣，在南京建起表忠祠，被旌表者，徐辉祖为首，其次就是方孝孺。

主要成就

思想主张
　　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囧“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

个人作品
　　方孝孺说，他是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而终身不知其非者”而作。可见《越巫》是作者有感于明初“好诞”“好夸”的不良风尚，作之以为世戒的警世振俗之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惯于装神弄鬼的越巫，被恶少装鬼而吓死的故事，鞭挞了招摇撞骗、自欺欺人的越巫之流；也形象地揭示了骗人者始则害人、终则害己这一古训。叙事生动而简洁，立意正大而警策，作者虽不加议论褒贬，但倾向鲜明，让人领悟妄人欺人者“不自知其非”的可悲。这在“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的封建社会，具有警世作用。方孝孺的著作今存《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由于永乐中凡藏有他文章的俱遭死罪，留传于世的诗文是由后人辑录的，因此其中难免杂有他人之作。据《南濠诗话》记载,《勉学》24首是陈子平作,《渔樵》1首为杨孟载作，《牧牛图》为元人诗。

介绍

方孝孺， 明代散文家。字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人。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孝孺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惠帝时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惠帝廷议讨伐，诏檄也都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朱棣就把方孝孺的老师一家也算上，为师族。 当时受株连而遇害的达 847人，就是灭九族的。灭九族时，对已死去的要劈棺鞭尸。根据历史记载，宗族亲友株连者达800余人。因此方孝孺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诛灭十族的人。

"

郑之珍，字汝席，号高石，明万历补邑庠生。后来祁门县文化部门，在渚口乡清溪村发现了郑之珍夫妇合葬墓及《清溪郑氏族谱》，确认他为祁门县渚口乡清溪人。郑之珍在《新编目连戏救母劝善戏文》序中自述：“幼学夫子而志春秋，惜文不趋时，而学不获遂，于是萎念于翰场，而 游心于方外。"家世

其一世祖选，二世祖湾，三世祖传，四世祖延晖，五世祖德谦，六世祖文旦，七世祖齐鸣，八世祖忠，九世祖世贤，十世祖金，十一世祖渊，十二世祖舜寿，十三世祖禹贡，十四世祖彦四，十五世祖俊思，十六世祖大六，十七世祖细一，十八世祖文政，十九世祖庆六，二十世祖住卿，二十一世祖仲友，仲友生四子，分为贞一、贞二、贞三、贞四四房，郑之珍高祖、二十二世祖为子章，郑之珍曾祖、二十三世祖为平安，二十四世为德容，为郑之珍祖父，郑之珍父亲云，属二十五世。

郑之珍父亲云，字天丽，号西庵，卷二有其详细传记，说他“幼遭痘毒，手足不能动，履人以废笃目之”，到嘉靖壬午年痊愈，和同族弟、侄“且贾且商”；他也喜爱读书，“凡过目者彻首尾可以背诵”；同时还精于卦命，“远近之人，凡决疑者常填门，所断祸福、得失、生死，一毫不爽，人遂号为‘西庵先生’”。郑之珍的母亲鲍氏，名宝贞，她“出自名门，饱谙妇道”，卷二“世德”中也有她的传记。郑之珍兄弟七人，他居长，六个弟弟依次为之班、之璪、之环、之珀、之珊、之瑜。

关于郑之珍的生平，卷二收载有他的女婿叶宗泰的《高石郑先生传》，较之民国十一年重修的《清溪郑氏宗谱》详细许多，这里转录于下：

高石郑先生讳之珍，字汝席，高石其别号也。先生生于正德戊寅年九月二十四日。先是七月，先生有兄名富，以痢疾殇，大父德容公甚哀悼之；时二女归宁，共为吊释，幸先生生焉，举家欣喜，以骨肉完聚，因名集；适以乡里俗议，带子哭子则防难育，于是因以先生寄养于邻家。

先生自幼病目，虽入蒙学，记名而已。至嘉靖甲午，先生自奋入大学，每遇晨昏，听人读书，读者未熟，先生已洞然于心胸矣。初与少潭兄弟受业于一山先生，又同予兄鹤墩受业于伯光山门下习《春秋》，最后又受业于陈文溪先生门下习《礼记》，又同王之翰等受《礼记》于刘苏庵先生门下。

先生性敏学博，读书过目不忘，苏庵先生甚奇之。自补邑庠，小试屡捷，大考则终坐，目病艰于书写。娶芦溪汪氏姤真，性贤淑端重，助夫读书。先生同母兄弟凡五人，嘉靖壬子以母倦勤分?，时先生游学于太平，孺人治家，井井有条，虽老妪莫过。先生好义广交，朋友络绎不绝，孺人竭力款待，多方辐辏，并无吝心难色，不惟朋友莫知其艰，虽先生亦莫之知也。事舅姑至孝，姑卒，舅纳婢董氏，生子二人，孺人皆保抱之，绝无忌心。妯娌虽多，孺人以和养率之，雍雍然而无争竞，夫妇同心，内外一致。嘉靖庚子生长子为德，即为元，娶正冲陈氏；癸卯生长女蓬仙，即宗泰之配也；已酉生次女莱仙，适浮北城门廪生吴时相；丁巳年生次子四寿，即调元，初聘在城谢氏，将娶而卒，继娶式溪程氏。孙男光祖、启祖、弘祖、绍祖、明祖、奇祖，女孙妙金，长子之所出也。孙男昭祖、女孙爱金，次子之所出也。光祖娶泰之侄女叶氏，生子大声；启祖聘汪村汪说之女，怡祖聘竹源陈善政之女，皆名门。余孙尚未之聘。时先生之年六旬有六，孺人之年六旬有三，各各强健；子媳双双，各能克家；孙男曾孙，绳绳聪慧。

泰虽不才，二婿亦皆儒流。泰有二子一女，而姨氏亦同是，皆天伦至乐，不可以幸得也。噫嘻难哉！先生天性好善嫉恶，虽未大行于天下，然《劝善》一记，千载不磨；且倡议率族置祀产、创祀屋、立祀户，奉先御下，睦邻恤贫，政施于家，炳炳朗朗，较之卑官一任，泽及何如！先生修家乘将成，于己无一言，余适至，因略叙先生夫妇之名号于此。

论曰：世称大丈夫之生也，贵于立德立功立言。先生立德于孝弟，立功于宗族，立言于文章，实无忝于所生也。故天锡之以家业优裕，多富也；皓首齐眉，多寿也；桂兰茁秀，多男也。古之“三祝”兼之矣！若先生者，世岂多见哉！

由这篇传记我们可知，郑之珍从小眼睛不好，也由于“目病艰于书写”，所以“大考则终坐”，未能博得功名。他曾入多人门下习学《春秋》《礼记》，并游学太平。他有子二，名为元、调元，有女二，名蓬仙、莱仙。

时寓秋浦之剡溪，乃取目连救母之事，编为劝善记三册。敷之声歌，使有耳者之共闻；著之象形，使有目者之共睹。”郑之珍屡考不第，直至中年弃考从教，便座学于祁门、石台一带山村，塾教之余，据《佛说孟兰盆经》情节将徽州民间传说、爱情故事揉和进去，潇潇洒洒编成了《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册100折。

郑之珍编写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在民间舞台上久演不衰，“支配三百年来中下社会之人心”，并随徽商流寓大半个中国，对徽剧、川剧、汉剧、豫剧、昆曲等诸大剧种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古墓

寻找郑氏宗祠“叙伦堂”，去瞻仰晚唐时期郑传的“司徒世家”。然而，“叙伦堂”宗祠已失去了昔日“司徒世家”那种辉煌与宏伟，宗祠的门厅与寝堂已全倒塌了，只剩下享堂孤零零在秋风中吟呻。再也找不到“清溪鱼跃禹门浪，幽谷茑迁乔木林”那种美景了。享堂中那幅“目连戏演不尽奇观迪吉避允可当春秋全部，高石公具如斯卓见劝善惩恶何如讲演十篇”对联早已成为历史。站在“叙伦堂”废墟上，我们很难想象出那“通宵达旦”俗称“两头红”打目连的那种热闹的场面。

介绍

明代诸生，笃信佛教，一生宣扬佛理，劝人为善，以正社会风气，1579年在变文的基础上，撰写《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分上、中、下3卷，共一百零二出，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今日之“祁门目连戏”。

1、他生于正德戊寅九月二十四日，卒年是万历乙未三月初四，即公元1518年—1595年，一生历经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2、他准确的籍贯不仅是徽州，而且是祁门县清溪村；

3、他的妻子姓汪，叫究真，是芦溪汪以金的女儿；

4.、他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屡蹶科场”，后来虽然只是“抢道自娱，著作林间”，却也有一定的声誉。

5、他的戏曲创作除了《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外，还有《五福记》一种，并且后者的编撰地是在太平焦村。

6、名言：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

袁黄 初名表，字坤仪，号了凡。袁黄是（浙江嘉善人，又有资料称其为江苏吴江人）。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考证，袁家祖居嘉兴陶庄(明代并入嘉善县)，元末时家境富足。明初，因燕王朱棣夺取皇位，发生“靖难之役”，袁家因与反对燕王的人有交往，而受到牵连被抄家。袁了凡的曾祖的父亲幸免于被捕，开始四处奔走逃亡，后定居于江苏吴江。少即聪颖敏悟，卓有异才，对天文、术数、水利、兵书、政事、医药等无不研究，补诸生。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县辟书院，令高材生从其受业。万历五年（1577）会试，因策论违主试官意而落第。"主要贡献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袁了凡在许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闪着耀眼的光辉。

1.博学多才、涉足极广
　　袁了凡在佛学、农业、民生、水利、医学、音乐、几何、数术、教育、军事、历法和太乙六壬奇门“三式”绝学等，“莫不洞悉原委，撰有成编”。
　　袁了凡是“文理全才”的人物。他是明朝著名的农学家、水利学家及历法学家。譬如，他所著《历法新书》涉及46种历法，有岁差总数积算、五纬总数积算、推天正冬至五星自行限度、求第一东西差、求太阳食甚定分、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秒、求朔望交会约率、四平方求弦术、太白黄道南北纬度、黄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经纬度等，共150多种求算方法，学问深邃。
　　袁了凡善于总结。譬如，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探讨研究举业之道，组织编纂了《群书备考》等参考书。明朝末年，是嘉善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如在万历年间，嘉善有状元国相钱士升、名臣魏大中等进士29人，占明清两朝进士总数的六分之一。嘉善是全国26个巍科大县之一，这也与袁了凡等人在教育上的贡献分不开。

2.江南善举运动的倡导者
　　明朝末年，江南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为了教化民众，将劝善惩恶的诸多事例刊刻成“善书”，通过小说、说唱而流行于民间，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通俗的形式将“民众的道德”具体化。
　　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袁了凡的言行经历对善书思想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劝善是全书的重点和宗旨，“积善篇”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它阐明了善的含义、明辨善恶的标准、行善的道理和方法。
　　袁了凡为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起了指导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与另一位嘉善名人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是万历十四年的同科进士，两人情趣相投，常探讨修德行义之举，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袁了凡极为赏识陈龙正，称赞他“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崇祯年间，陈龙正在嘉善倡举同善会，崇祯十四年又建立同善会馆，作为经办善业的常设机构和公所。同善会馆是江南最早兴起的民办慈善组织，是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雏形，成为后来风行全国的乡村社会团体，引发了清代民间力量组织介入慈善机构的浪潮，具有重大意义。

3.功过格的积极实践者
　　功过格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它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工具。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袁了凡提倡以记“功过格”的方法，“隐恶扬善”、“迁善改过”，进行道德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修养、完善人生的目的。袁了凡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强调个人改变命运的力量，用善书来鼓动社会流动和提升社会地位，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的言行经历对后世道德伦理思想的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界，在日、韩、美、澳以及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袁了凡享有极高的声誉，目前有几十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是，国内对他的认识还很不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以前我们不注重到那些对社会对民间有影响的思想。袁了凡在当时社会里巷皆知，在今天还在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要转变模式，去研究那些真正影响老百姓的思想！袁了凡应当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重重的一笔，用专门的著作来写！”

生平

初入朝廷
　　明嘉靖四十四年，知县辟书院，令高材生从袁受经学。万历五年会试，初拟取第一，因策论违逆主试官而落第。后更名黄。十四年中进士，为万历初嘉兴府三名家之一。奉命清核苏松钱粮，上《赋役议》，又请减免额外加征米银10余条款，被豪绅所阻而作罢。任河北宝坻知县，时该县赋役倍于他县，积欠粮赋达万石，袁黄上条陈请减免旧额，建议由会通河水运皇木代替车运，朝廷允准。于是宝坻得以减免旧赋，革除运木重夫、重马、采石及箭手诸劳役。袁黄还下令疏浚河道，植树挖沙，筑堤开渠，垦荒种植，成绩斐然。时蓟镇诸主、客军近20万，年例银及屯田民运各项开支计150万两，巡抚因袁黄通晓边疆事宜，遂召之共议大计，乃献革养军虚费、汰台兵冗员等十策。

入军
　　万历二十年，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日本侵略朝鲜，朝廷大举东征，蓟辽经略宋应昌上疏请袁黄到军营赞划，与刘黄裳浮海渡鸭绿江。平壤战役时，提督李如松以诱兵迎战日军获胜，袁黄禁止李部下诸将割首级报功，李深为恼恨而引兵东去，派袁黄守平壤，不增拨一兵一卒。后突遇日军攻城，袁黄率领部下及3000名朝鲜兵击退之。不久，李如松兵败碧蹄馆，兵部尚书石星主张拨款议和，袁黄上书提出将骄应罢兵。提督李如松诬袁黄以十大罪状，袁黄遂罢归家居，闭户著书。卒年74岁。天启元年，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袁黄东征功勋，赠尚宝司少卿。清乾隆二年入祀魏塘书院六贤祠，浙江巡抚纳兰常安撰《祠堂记》，赞袁黄“挥击阉竖，九死不悔”。

著述
　　有：《祈嗣真诠》、《皇都水利考》、《评注八代文宗》、《春秋义例》、《论语笺疏》、《袁氏易传》、《史记定本》、《袁氏政书》、《两行斋集》、《宝坻劝农书》、《袁了凡家训》、《袁了凡纲鉴》、《群书备考》、《石经大学解》、《历法新书》、《中庸疏意》、《摄生三要》等。
　　或曰了凡生卒为1533-1606,或1546-1618。其寿74或确。

"

杨继盛（1516年－1555年）明代著名谏臣。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北河照村）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兵部员外郎。坐论马市，贬狄道典史。事白，入为户部员外，调兵部。疏劾严嵩而死，赠太常少卿，谥忠愍。后人以继盛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著有《杨忠愍文集》。"人物生平

刻苦勤学
　　杨继盛于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五月十七日辰时生于直隶容城县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七岁时，其母曹氏早逝，其父杨富另娶。继母陈氏妒嫉他，让他放牛。杨继盛经过里塾，看见里面的儿童读书，很是羡慕。因而对他的哥哥说，请求能够跟从塾师学习。哥哥说：“你还小，学什么？”杨继盛说：“年纪小能放牛，就不能学习吗？”哥哥将这些对父亲说了，父亲让他学习，但还要牧牛。杨继盛十三岁时，才能够从师学习。家庭贫困，学习越发刻苦自厉。乡试中举，此后曾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祭酒徐阶颇为欣赏他。

从师习艺
　　嘉靖二十六年，三十二岁的杨继盛参加会试，中第三十八名。随后在殿试中二甲第十一名，成丁未科进士。六月，杨继盛担任南京吏部主事。到任后，考功司郎中郑晓对杨继盛颇为赏识，常常向他传授“居官守身之道与夫古今典故”。

嘉靖二十八年，杨继盛跟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学习，深思乐律的学问，亲手制十二律，吹奏时声音均极和美。韩邦奇大喜，将自己所学的全部传授给他，从此杨继盛更加有名。

力劾仇鸾
　　嘉靖二十九年，三十五岁的杨继盛调升京师，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当时，蒙古首领俺答汗数次带兵入侵明朝北部边境，奸臣严嵩的同党、大将军仇鸾请开马市以和之，杨继盛上书《请罢马市疏》，力言仇鸾之举有“十不可五谬”。疏章呈入，明世宗朱厚熜颇为心动，将这个建议下发由仇鸾、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严嵩、徐阶、吕本，兵部尚书赵锦，兵部侍郎聂豹、张时彻讨论。仇鸾攘臂相骂说：“这小子没有看到敌寇的厉害，应当将他撤职。”诸位大臣于是说派遣的官员已经走了，这件事难以中途废止。朱厚熜还在犹豫，仇鸾又进宫密疏。朱厚熜于是将杨继盛下诏狱，后贬为狄道典史。

治理狄道
　　狄道地区番人与汉人杂居，文化落后罕知诗书。杨继盛在狄道期间兴办学校、疏浚河道、开发煤矿、让妻子张贞传授纺织技术，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戴，称他为“杨父”。等到他离开时，“送于百里之外者千余人”。

直击严嵩
　　杨继盛被贬一年后，俺答依然扰边，马市全遭破坏。朱厚熜知杨继盛有先见之明，再度起用杨继盛，调为山东诸城县令，改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当时严嵩当权，恨仇鸾侵犯自己，心中高兴杨继盛首攻仇鸾，想骤然使杨继盛显贵，又将杨继盛改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但杨继盛憎恶严嵩超过仇鸾。而且想起被谪籍后，一年内连迁四职，便考虑如何报效国家。当时唐顺之曾劝说他“愿益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

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任刚一个月，就草拟奏章弹劾严嵩。斋戒三日后，杨继盛在元旦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五奸十大罪”。奏疏呈入后，朱厚熜已发怒，严嵩看见其中有召问二王的话，高兴地说可以指此为罪，便暗中向朱厚熜进谗。朱厚熜更加愤怒，将杨继盛下诏狱，诘问为什么要牵引二王。杨继盛辩解说：“不是二王谁不慑怕严嵩呢？”他在诏狱被廷杖一百。廷杖前，友人王西石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杨继盛收入袖中。一位苗姓校尉也送酒一壶，劝他：“可以此吃蚺蛇胆。”但杨继盛拒绝，曰：“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苗姓校尉又说：“不要怕。”杨继盛回答：“岂有怕打杨椒山者。”于是谈笑赴堂受打。杖刑完毕后，杨继盛被关入刑部狱。家人所送的药物都被巡风官李天荣所截下。杨继盛“两腿肿粗，相摩若一，不能前后；肿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两人，用力努挣，足不覆地而行入狱。”提牢刘槚又将杨继盛转至条件更差的民监。幸得狱内外诸多人相助，才得以渡过难关。在狱中，杨继盛创伤发作，于半夜苏醒过来，摔碎瓷碗，用手拿碎片割腐肉。肉被割尽，筋挂膜，他又用手截去。为他持灯的狱卒颤抖欲坠，杨继盛却意气自如。在朝审时，观看杨继盛的人堵塞了道路，都非常叹息，甚至为他哭泣。朱厚熜将杨继盛关入诏狱后，让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益为严嵩党羽，他受严嵩的嘱咐，想以诈传亲王令旨的罪名将杨继盛绞死，郎中史朝宾坚持不同意。严嵩愤怒，将他贬出朝廷。刑部尚书何鳌最终妥协，像严嵩所指的那样定案，但世宗还不想杀杨继盛。严嵩本想将杨继盛杀死，但杨继盛在陆炳等人的保护下，在监狱之中存活三年之久。同年闰三月，杨继盛撰成《年谱》。

杨继盛的好友王世贞等人为他四处奔走求救，严嵩见舆论不容，本想上疏解救杨继盛，但在其党羽鄢懋卿及其子严世蕃等人的说服之下，决心杀死杨继盛。当时国子司业王材也在坐，争道：“继盛之死不足惜也。然关系国家甚大，老先生还当为天下后世虑。”但严嵩已决意杀杨继盛。逢严嵩的党羽赵文华送来对闽浙总督张经等人的论罪奏疏，严嵩在这份奏疏之后附上杨继盛的名字，世宗在阅奏时并未注意，便草草同意处刑。杨继盛的妻子张氏伏阙上书说：“我的丈夫杨继盛误听市井之言，还习惯于书生之见，于是抒发狂论。圣明不即加戮，使从吏议。两次经过上奏被审判定罪，都承受皇上的宽宥之恩。现在突然阑入张经的疏尾，奉旨处决。我仰望的只有圣德，草木昆虫都想得到处所，岂惜回首一次，下察沉冤。倘若因为罪重，一定不可赦免，希望立即斩臣妾的首级，来代替夫君受诛。我的丈夫虽然远御魑魅，必能战死疆场，来报效君父。”严嵩将此书扣下不奏。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鳌，将杨继盛与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九人处决，弃尸于市。杨继盛临刑前，将自书年谱交予其子，并作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相互涕泣传颂此诗。张氏不久后便殉夫自缢。燕京士民敬而悯之，以杨继盛的故宅改为庙以奉祀，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

嘉靖四十一年，即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倒台，其子严世蕃被斩首。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于两年后凄惨死去。

死后褒赠
　　隆庆元年，即杨继盛死后十二年，明穆宗朱载垕继位，抚恤直谏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予以祭葬，并任命他一子为官。

隆庆二年，直隶监察御史郝杰在保定百姓的要求下，上奏道：“保定府是杨继盛的故乡，本地官吏和百姓请为杨继盛立祠，以做永久的纪念，请求批准。”朱载垕很快批准，并定名为旌忠祠。

主要成就

杨继盛担任狄道典史时，他的创书院、置学田，开煤山、肃褐市以及疏园圃、核户籍等举措，开拓了狄道吏治和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1、创书院、置学田：
　　狄道为汉、藏、回等民族杂居之处，其子“西番回子，俱习番经，通不读儒书”。杨继盛到任后，一改往昔谪官多静坐不理县事的习俗，决定从教育入手，以改变狄道文化落后的局面。 他首先解决了府县生员的学习之所，将门生贽礼并俸资所余，于东山超然台盖书院一区。其次，又在圆通寺设馆，募番、汉童生读书者百余人，聘教读二人指导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取得了教育的初步成效，“各生俱知揖让、敬长上，出入循礼，其资质可进者三十余人。其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礼，弃番教，举忻忻然…。”

为解决府县生员的生活问题，杨继盛多方筹措款项，购置学田二千亩。款项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筹部分，包括所得俸银并“鬻所乘马，出妇服装”的收入；二是清查户籍后的余粮，经请示上级后留用以置地。所购得的这些学田，一千亩由生员分种，一千亩佃种于人，收成用于诸生婚丧祭的补助或遇年荒时分用。

杨继盛创书院、置学田，为临洮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他的付出在他身后得到了回报，迤明以降，考诸陇上进士名录，临洮人氏多列其中，此皆杨继盛开创之功。

2、开煤山、肃褐市：
　　狄道县西南80里有煤山。煤山地居锁林峡，有两处可供采煤，一处在陕西，一处在地竺寺前。烧柴的供应主要靠藏民贩运，价格高于县城。县府多次派员与藏民协商未果，最直接是煤山开采后，将触动藏民的实际利益。

杨继盛了解情况后，利用自己的声望，主动请命前往疏通。他与同去的四人“到则先摄之以威，次惠之以赏，由是煤利以开”，方便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结褐”是边民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嘉靖时，吏治已坏，官吏承差和书吏动辄巧取豪夺，或减价和卖，或以杂物易换，致使织褐者不得其价。一些以织褐为生的家庭，生活得不到保障，“故有号泣于道者，有求死于河者，”这种流弊为害甚烈。

杨继盛为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公出告示禁止公差人员购褐，由上司定价后交给县府办理，以杜绝公差减价易换的舞弊行为。过了一段时间，巡按派人到狄道购褐，杨继盛不留情面，将差人拘禁起来，后经府掌印官说情才罢休。这件事情在官府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各上司再也不敢派人来购褐了，百姓的收入也因此增加。

3、及疏园圃、核户籍：
　　黄河的主要支流—洮河，流经狄道县境，经多年沉积，形成了自南而北的狭长谷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狄道城西一带，多年来以种蔬菜为主，各户的园圃也连成一片，从而为县民生活提供保障。但多年的灌溉导致水渠的淤塞，蔬菜的产量逐年下降。杨继盛及时招募各园户予以疏通，使其得以恢复往年的规模，灌溉面积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狄道县征收粮草，没有正规的官府文册，只有书手的旧簿相传。征收粮草仍以旧簿为准，导致了“富者实减而贫者反增富者纳轻而贫者反重”的严重后果。为扭转这一局面，杨继盛将掌管私簿的手书召集起来，先算各户的总数，次算一县的总数，往日的弊端便暴露无遗，粮草数量比原来反而多出30石。杨继盛在确查的基础上，将应征粮草的轻重分为三等，按各户拥有的土地均摊，使从前游移于其间而得利者无隙可乘。

户籍核查多出的30石粮草，杨继盛并没有隐瞒，而是如实上报。经过请示上司批准，这些多余的粮食用于购置学地。他的意义不仅在于此事本身，而在于它即解决了府县生员的后顾之忧，使狄道的吏治有迹可循，也使它的教育事业得到有力支持。

"

程登吉，字允升，明末西昌（今江西新建）人，为《幼学琼林》的编撰者。《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的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此书亦叫《成语考》，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邱浚）。至清嘉庆年间，由邹圣脉（字梧冈）作了增补注释，并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后来民国时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

汤显祖（1550—1616），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汉族，江西临川人。公元1583年（万历十一年）中进士，任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因弹劾申时行，降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又因不附权贵而免官，未再出仕。曾从罗汝芳读书，又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在戏曲创作方面，反对拟古和拘泥于格律。作有传奇《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以《牡丹亭》最著名。在戏曲史上，和关汉卿、王实甫齐名，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

汤显祖著有《紫箫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诗文《玉茗堂四梦》、《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小说《续虞初新志》等。因为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这四部戏都与“梦”有关，所以被合称为“临川四梦”，都以“爱情”为主题。这四部戏中最出色的是《牡丹亭》，写一个女孩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故事。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作品是《西厢记》。而《牡丹亭》一问世，便令《西厢记》减色不少。

戏剧
　　《紫箫记》，大约创作于1577年，却因被认为影射时政而辍笔。十年后又改为《紫钗记》。
　　1598年弃官返乡后作《还魂记》，即《牡丹亭》，描写了少女杜丽娘与年轻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终。其后柳梦梅掘坟开棺，杜丽娘复活，与书生成婚。
　　1600年？作《南柯记》。
　　1601年？作《邯郸记》。

诗文
《感事》
《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
《玉茗堂四梦》
《玉茗堂文集》
《玉茗堂尺牍》
《红泉逸草》
《问棘邮草》

小说
《续虞初新志》

主要成就

戏曲成就
　　汤显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戏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它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又名“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写作时代可确考外，其余“三梦”都不易确定写作时间，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

其他成就
　　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26岁时刊印第1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第3部诗集名《问棘邮草》。
　　汤显祖在戏曲批评和表、导演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王玉峰的《焚香记》等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他和以沈璟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作家进行了顽强的论争。尤其是作为1602年前后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不仅记述了弋阴腔的演唱情况，为中国戏曲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而且对表、导演艺术发表了精辟见解，强调演员要体验生活，体验角色，领会曲意，在生活上和艺术上严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观众。他自己勤于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海盐腔的宜黄班艺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成了地方戏曲运动的领袖。他还亲自为演员解释曲意，指导排练，“自踏新词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后世影响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20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汤显祖生前就有《玉茗堂文集》刊行。逝世后5年，韩敬编印《玉茗堂集》。他的作品于明清两代均有刊本，目前通行的是1964年由钱南扬、徐朔方合编的《汤显祖集》，包括诗文和戏曲。

纪念设施

江西抚川汤显祖纪念馆
　　该纪念馆为纪念临川明代著名的戏剧家、文学家、“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而于1995年建立的历史名人纪念馆，是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位于抚州城区东南2公里处文昌大道旁，占地180亩，主要由四梦村、娱乐村、度假村三大部分组成。主展厅清远楼是一座仿明建筑的两层楼阁，一楼是展厅，通过绘画、照片等形式展示汤显祖正直的一生及其流传千古的“临川四梦”；二楼则是戏剧舞台——四梦台，经常上演“四梦”折子戏，使游人在委婉动人的音乐中领略抚州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馆内环境优雅，楼台亭阁十分壮观，所有的景点都与汤显祖有关；三生桥、破茧山房、清远楼、听泉茶社自不必说，而四梦村里的牡丹亭、梅花庵、四梦广场、壁照、半亭、毛泽东手碑、毓霭池、杜丽娘墓、瑶台、黄粱饭店、胜业坊、钱廊，使人仿佛身处《临川四梦》梦境之中。它们不仅将汤显祖的四部名剧——《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中的场景结合园林特点艺术地予以展现，同时还将汤显祖生平、“临川四梦”对后世的影响及汤显祖在世界剧坛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世人进行展示。其中汤翁高尚的人格，公道正值的官品，辉煌的艺术成就给游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整个纪念馆文化内涵丰富，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载体。汤显祖纪念馆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环境极其优美。馆内既保留了一种原始林木状态，还栽种了许多适合观赏的经济林木。在馆内，春有鸟语花香，夏有绿树成荫，秋有鱼肥果硕，冬有青松傲雪。在馆内还将抚州的林木资源集中展示，辟有玉兰园、山茶园、松柏园、桂花园和桃花岛，引种了香榧、银杏、金钱松、红枫等国家珍稀植物，是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植物园。

浙江遂昌汤显祖纪念馆
　　该纪念馆位于遂昌县城北街四弄，于1995年4月在县城建成。面积900平方米，由前院、馆舍、后园三部分组成，环境优美，古朴雅致。馆内陈列内容丰富，格调高雅，集中介绍汤显祖生平、在遂昌政绩，以及汤显祖的艺术创作成就。遂昌作为汤显祖主政和《牡丹亭》的酝酿创作之地，一直以来就是中外汤学专家、学者寻访遗迹，搜集史料，进行各种形式研究活动之地。在2006中国·遂昌汤显祖文化节暨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周育德将“中国汤显祖研究会”的牌匾授予遂昌，这标志着中国汤显祖研究会正式落户遂昌，使遂昌成为名副其实的汤学研究中心。

汤显祖墓
　　汤显祖墓是一座汤显祖和他原配夫人吴氏及继室夫人赵氏、傅氏的合葬墓。解放前夕，墓地几遭夷平。1957年曾进行培修，“文化大革命”中又遭破坏，1982年10月迁址人民公园。现在，这里成了文人凭吊、学者瞻仰的名胜之地。汤墓原址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生平

1550年9月24日，汤显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原居临川文昌里，后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故又自号清远道人，晚年又号茧翁。其祖上4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书、好文；祖父汤懋昭，字日新，博览群书，精黄老学说，善诗文，被学者推为“词坛名将”；父亲汤尚贤是个知识渊博的儒士，为明嘉靖年间著名老庄学者、养生学家、藏书家，重视家族教育，为弘扬儒学，他在临川城唐公庙创建“汤氏家塾”，并聘请江西理学大师罗汝芳为塾师，课教宗族子弟，生子汤显祖、汤儒祖、汤奉祖、汤会祖、汤良祖、汤寅祖；伯父汤尚质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活动，母亲自幼熟读诗书。

虽然汤懋昭、汤尚贤父子门派不同，但均是满腹经纶的学者，祖辈的认真求学的态度，在汤显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5岁时进家塾读书，12岁能诗，13岁从徐良傅学古文词，14岁便补了县诸生。21岁中了举人。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以才学论人。1577年、1580年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懋学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懋学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显祖入幕，显祖都拒绝了。34岁，汤显祖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布满荆棘的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观政，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七年。自永乐以来，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尤为其中的闲职。有人咏之于诗曰：“印床高阁网尘纱，日听喧蜂两度衙。”其闲寂可想而知。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徐霖、姚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诸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虽至夜半，书声琅琅不绝于口。别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答曰：“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这种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张居正而终于在这时被严加处分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留都也不太平。这里正进行着文学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嘉靖时代，文坛上就盛行着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万历期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步其后尘，有加无已。风气所及，一时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之类。其中王世贞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地位和势力。1583年，他以应天府尹的身份赴南京，后在这里为刑部侍郎、尚书，地位显赫。士大夫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片言只语，便可“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为文坛盟主。可是，汤显祖是一个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权势的人，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不为复古派所规定的范围所局限。他的文学思想和旨趣与王世贞辈大相径庭。因此，他虽与王世贞同在南都，且又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属，却不愿与王氏兄弟相往还。他写信给朋友说：“无与北地诸君接逐之意，北地诸君亦何足接逐也。”更有趣的是，汤显祖为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面貌，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文拿来解剖，划出他们诗文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论。王世贞知道后，也无可如何，哑然失笑而已。这表明，汤显祖不仅不以权势是从，而且当复古文学思潮笼罩海内时，他有主见，有特识，决不随波逐流。这不是说汤显祖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抗性格，这实际上是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明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以掀翻天地的雄心，赤手缚龙蛇的气概，痛斥口谈道德而心存富贵的伪君子，并以“非圣无法”自命。在思想文化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大师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也被人称之为“狂奴”。这样，他不仅在品格上不愿与专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而且在政治上锋芒毕露。

1591年，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他“去钳剭，罢桁杨，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有时下乡劝农，常年则与青衿子秀切磋文字。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也许汤显祖是把这里当作他的理想王国了，在上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这使他的政敌终于抓住了把柄，待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出来暗语中伤。汤显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赶走他。1598年，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便不待别人攻击，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后来，吏部和都察院以 “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时，他弃此敝履早过三年。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罗汝芳，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这一学派承继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加以发展，又称“左派王学”。这个学派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李贽。在文学思想上，汤显祖与公安派反复古思潮相呼应，明确提出文学创作首先要“立意”的主张，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汤显祖虽然也创作过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传奇。他是中国古代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现存主要有五种，即“玉茗堂四梦”及《紫箫记》。“玉茗堂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这四部作品中，汤显祖最得意，影响最大的当数《牡丹亭》。

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人。晚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汤显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明史》记他“意气慷剀”，“蹭澄穷老”，这评语颇能概括其生平之要。

汤显祖晚年思想比较消极，这同他潜心佛学有关，也同他辞官后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有关。他自称“偏州浪士，盛世遗民”，说“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后又以“茧翁”自号。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文坛为拟古思潮所左右，继承“前七子”的“后七子”声威机盛。汤显祖21岁时，“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已去世，但另一首领王世贞继续为文坛盟主，且“独操柄二十年”。汤显祖于青年时期即批评“前七子”的李梦阳、“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指摘他们作品中“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后更抨击“李梦阳以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并尖锐地说：“赝者名位颇显……其文事关郭体，得以冠玉欺人。”“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根本缺陷是一味摹拟前代作品的永字、造句，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汤显祖认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他还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不在步趋形似之间。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高揭反拟古旗帜的公安派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在反拟古派过程中，汤显祖是从李贽、徐渭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拟古派相抗衡。汤显祖的古文长于议论，颇有特色。他的书信写得很富感情，文笔流利，为后人所推崇。他还长于史学，修订过《宋史》，惜未完稿。

评价

1946年，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1959年，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作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

1964年，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传说故事

汤显祖和俞二娘
　　“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是《牡丹亭》中杜丽娘著名的唱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故事，并非仅仅属于《牡丹亭》。它的一位读者俞二娘，也超越了生死，“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作者、观众和戏剧以最奇妙的方式相遇了。
　　从明万历年间的原创版，到2004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经上演了四百余年，汤显祖娓娓描述的爱情故事，征服了无数观众，尤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年。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俞二娘。用眼下的流行语来说，她是一位“超级粉丝”，当今的追星族与她相比无不逊色。
　　有一条为昆曲研究者奉若至宝的史料，记录在明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里：“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以后，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作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临终前从松开的纤手中滑落的，正是《牡丹亭》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
　　汤显祖得知消息后，挥笔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汤显祖逝世后150年，与他同为江西人的蒋士铨，写了一部《临川梦》。据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记载，这部以剧作家汤显祖为主角的传奇分上下两卷，共20出。传奇中多次出现特殊人物俞二娘。
　　例如第四出《想梦》，写俞二娘耽读《还魂记》，柳生和杜丽娘竟幻影现身。第十出《殉梦》，写俞二娘读《还魂记》断肠而死。可是到了剧本的下卷，故事情节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例如第十五出《寄曲》，写俞二娘死后20多年，她的乳母将俞二娘批点的《还魂记》送到了汤显祖手里。第十六出《访梦》，写俞二娘的亡魂打算拜访汤显祖，以此意诉之释尊。第十九出《说梦》，写汤显祖长子死而归天，与淳于棼、卢生、俞二娘、霍小玉等人在天王前相会，论世事皆梦。最后一出，则写汤显祖在玉茗堂睡觉，睡神引俞二娘的灵魂进入汤显祖的梦中，与之相会。汤显祖感其知己。淳于棼、卢生、霍小玉等人也来见。玉茗花神传天王法旨迎众人入觉华宫。
　　剧作家往往是经由文字和舞台表达思想，与观众交流感情的。然而在这部《临川梦》中，汤显祖与俞二娘不仅超越了剧作家与观众的关系，更超越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灵魂居然能在梦境中相聚，并进入仙界天庭。这与《牡丹亭》的艺术手法一脉相承。诚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在现实生活中，汤显祖与俞二娘或许无缘相识，可是在《临川梦》中，他们却有了时间跨度很长的奇特交往，乃至心心相印。

创办书院
　　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于1591年贬任徐闻典史时，有感于当地士子轻生，因而倡建贵生书院，清代经多次修建，1984年重建。贵生书院在徐闻县徐城镇旧城内。书院前有明代石道，全长732米，宽4.6米，东西走向，路面有牛车车轮辗成轨迹2道，深达13厘米。沿石道西走300米有学宫，建于明，仅存大成殿，1986年重修，现完好。书院和石道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古代徐闻县民风好斗人皆轻生，汤显祖为了推广中原文明化土著之俗，其联合知县熊敏捐俸银在徐闻县城西门塘畔创办了一所“贵生书院”，教民知书识礼，认识生命的重要性而化其轻生之俗。并宣传“君子学道则爱人”、“天下之生皆当贵重”的人生哲理。汤显祖将书院的12间教室，分别命名为审问、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并在《徐文留别贵生书院》一文中道：“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海波终日鼓，谁悉贵生情。”汤显祖在教学上对弟子一视同仁，因材施教，扶理谈修，每日津津不厌。通过汤显祖的教育和宣传，徐闻文风渐盛，科举盛行。清《王夫子宾兴》碑文曰：“自明义仍先生来徐闻建书院，而徐益知向学，当时沐其教者，辍魏科登赋仕，后先辉映，文风称极。”1591年至明末徐闻连年旱灾，民食不果腹，但人人向学，仍出了15名举人。明清两代徐闻多次修缮贵生书院，并订立了《院规条》，还拨出学田96石作为会科经费，可见汤学已经深入徐闻人心。汤显祖病逝的消息传至徐闻，徐闻县兴建了“汤公祠”，以此表达当地人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介绍

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曲作家。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12岁的诗作即已显出才华。14岁补县诸生，21岁中举。这时，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26岁时刊印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第三部诗集名《问棘邮草》。28岁时作第一部传奇《紫箫记》，得到友人的合作，但未完稿，10年后改写为《紫钗记》。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1591年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1598年愤而弃官归里。家居期间，心情颇矛盾，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不但为中国历代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2-3]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此外，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汤显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1卷，《问棘邮草》2卷。

"

袁凯，生卒年不详，字景文，号海叟，明初诗人，以《白燕》一诗负盛名，人称袁白燕。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洪武三年（1370）任监察御史，后因事为朱元璋所不满，伪装疯癫，以病免职回家，终“以寿终”。著有《海叟集》4卷。"生平

袁凯字景文，江南华亭人，元朝末年当过小小的府吏，博学有才，写得一手好诗。一次在浙南名士杨维桢座上，有人展示一首《白燕》诗，杨对诗中“珠帘十二”、“玉剪一双”等句十分赞赏，袁凯却说，“诗虽佳，未尽体物之妙”，然后呈上自己的《白燕》诗。读到“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仍未归”等句，“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从此有了“袁白燕”这个美称。

大明洪武三年，袁凯被荐授为御史，成为皇帝的近臣。《明史·文苑》里有袁凯的传略，在短短二百馀字中，除了交代他生平行状外，记述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属政绩，他看到朱元璋轻易杀戮功臣，便委婉上言：“诸将习兵事，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通经阅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朱元璋采纳了他用心良苦的建言。

朱元璋坐稳江山后，疑忌心大膨胀，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杀的不少。因为他剃过光头当过和尚，还做过流寇毛贼，忌讳僧、光等字。生和僧同音，则和贼同音，也犯他的大忌。有位官员因在贺表中有“天生圣人，为民作则”而掉了脑袋。他的杀戮滥而且酷，动不动就腰斩、剥皮。明人笔记《北窗琐语》记载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真事：中山王徐达夫人谢氏，“膂力过人，持铁器重百斤”，跟随朱元璋立过战功。因没有文化，即“未悉君臣礼”，在进宫看望亲姐妹般的马皇后时，无意间说了一句“我家不如尔家”的闲话，使朱元璋大不高兴。“枕边之言，中山宁不动心乎！”於是安排妙计，召徐达进宫赴宴。席间皇帝亲自为徐达斟酒，同时告诉他：“今日卿免赤族之灾。”徐达哪里知道，夫人在家里已被御林军武士砍了。袁凯无法阻止皇帝滥杀，但可以让功臣不说错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史家不没其功，记上了这一笔。

传略中第二件大事，便是袁凯自己因为一句话而差点丢了老命的经过。“帝虑囚毕，命凯送皇太子覆讯，多所矜减。凯还报，帝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言：“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告免归。久之以寿终。”朱元璋让懿文太子“练习国事”，“每有大狱，辄付论之”。太子也嫌老子太狠，常想减刑。要让监察御史袁凯来评判孰是孰非，这显然是很难置词的。平心而论，袁凯的回答十分得体。可是，朱元璋认为他“老猾持两端”，祸从天降。

两端，也叫两可说，即春秋时郑人邓析创立的一种辩术，《晋书》说它“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淮南子》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之政”。其实例是，有个富户在淆水中溺死了，捞得尸体的人“求金甚多”。双方僵持着，都去请教邓析。邓对死者家属说：“等着，别人家是不会买的。”对捞尸者说：“等着，别地方他是买不到的。”朱元璋认为袁凯用“两可论”来应付他，捉弄他，显然是欲加之罪……正史十分简单，“凯惧，佯狂告免归，久之以寿终。”这十二个字，袁凯的后半生冤深如海，命悬似丝。明代吴郡文人徐祯卿《剪胜野闻》、祝允明《野记》和杨仪《明良记》，都或简或详地记述了诗人艰难屈辱的后半生。华亭学者陆深，本乡本上加上本朝本代，所以他的《金台纪问》最翔实而具体。“太祖怒，下之狱”。三天后又放了他，仍让他当御史，每天临朝，朱元璋就指着他说：“是持两端者！”在这种情况下，袁凯不得不在上朝过金水桥时装疯，“仆地不起”。朱元璋说：“风疾当不仁。”让人用木匠钻扎他身体，“凯忍死不为动”。这样，朱元璋才放他回老家。一回到华亭，袁凯“铁索锁项，自毁形骸”。朱元璋仍不放心，说“东海走却大鳗鲡”，派人到华亭宣旨，“起为本郡儒学教授”。袁凯“瞠目视使者，唱《月儿高》曲”。使者还报说真疯了。朱元璋仍然不信，又派特务跟踪观察。於是，袁凯“使家人以炒面搅砂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犬下，潜布於篱根水涯”，然后“匍匐往取食之”。这样，朱元璋才相信他真的疯了，才换得“以寿终”的结局。

文学成就

袁凯的诗作，言及现实其少，只于个别篇内有隐晦、曲折的表露。其成功之作多为抒发个人情怀，描述旅人思乡之篇。“落叶萧萧江水长，故园归路更茫茫；一声新燕三更雨，何处行人不断肠”，远离故土的幽情思绪尽出，情真意切。此类佳品尚有《京师得家书》、《淮西夜坐》等。《客中除夕》中“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一杯椒叶酒，未敌泪千行”，则以飘泊异乡的旅人身份来写战乱之苦。袁凯诗古体学魏晋，近体师杜甫，但并不囿于古人，有自己意境。古风《从军行》、《杨白花》等古朴激越，余韵悠然。律诗《采石春望》、《京师归至丹阳逢侯生大醉》及七绝《淮东逢张十二信》等，都有杜诗浑厚深沉、真挚含蓄之风“流出肺腑，卓尔自立”。何景明等推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

袁凯著有《海叟集》4卷，附“集外诗”1卷。此集为明弘治间，陆深得旧刻不全本，与何景明、李梦阳更相删定之本。

"

徐渭（1521—1593），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民间也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聪明，后来如何捉弄官宦等。"故事

其一
　　张三李四拜访徐文长，张三暗将徐文长拉到一边说：“文长兄，今日你若能令李四‘呱呱呱’的叫三声，我今天就请客吃饭。”
　　徐文长笑道：“此事极易。”徐文长将张三李四带到一片西瓜地中，徐文长手指瓜田对李四说：“李兄啊，你看这一片葫芦长的多好啊。”李四纳闷道：“文长兄啊，这明明是瓜嘛，你怎么说是葫芦呢？”
　　徐文长道：“是葫芦。”李四道：“是瓜。”徐文长：“葫芦！”李四：“瓜！！”徐文长：“葫芦，葫芦，葫芦！”李四：“瓜，瓜，瓜！”

其二
　　徐文长在街上遇见卖缸的，问一斤卖几文。卖缸的见他外行，答说“百文一斤”。徐文长叫他扛着，跟了他走了许多路，到得家里，他进去拿出铁锤和秤来，说“我只要秤二斤就够了”。卖缸的只好又扛了回去。

其三
　　徐文长在桥边看见一个乡下人挑着一担粪走来，他便说，“这桥上挑了不好走，我帮你抬过去罢。”乡下人见他是斯文人，不敢劳他，但是他一定愿意帮忙，于是把一只粪桶抬过桥去了。随后他对乡下人说道，“我乏极了，那一桶不能再抬，请你自己设法罢。”

其四
　　有一个人去找徐文长，说他的女儿喜欢站在门口，屡戒不听，问他有没有什好法子。徐文长说只要花三文钱，便可替他矫正女儿的坏脾气。那父亲很高兴，拿出三文钱交给徐文长，他便去买了一文钱的豆腐和两文钱的酱油，托在两只手上，赤着背，从那女儿的门外走过。正走到她的前面，徐文长把肚皮一瘪，裤子掉了下来，他便嚷着说，“啊呀，裤子掉了，我的两只手不得空，大姑娘，请你替我系一系好罢。”那姑娘跑进屋里去，以后不再站门口了。

其五
　　徐文长住在一个寺里，方丈待他很怠慢。他每清早，乘和尚睡着未起的时候，穿戴了僧衣僧帽，往后园去，对着一家楼窗小便。这乃是一个武官的小姐的绣房，她把这事告诉了父亲，把方丈拿去，一顿板子打死了。后来冤鬼寻着了他，有一天他回家去，恍惚看见他的妻和一个和尚同睡，用刀砍去，原来却只是她独自睡着。徐文长因为这件事，坐了好几年的监，好容易才得放免。

其六
　　有人同徐文长赌赛，如他能够往三埭街连呼“堕贫”三声，当请他吃酒。徐文长便到三埭街的旧货店指着一个瓷瓶叫道，“那个大瓶卖多少钱？那个大瓶，那个大瓶！”店里的人无可奈何，他终于得胜而去了。
　　又有乡村演戏，请徐文长写戏台的匾，文曰，“天下太平。”但是他们的报酬少给了一点，所以等到把匾挂好之后，大家一看，见第三个字缺少了一笔，变成“天下大平”了。村民大窘，又去求他，他随后走来，把笔掷上去，在大字下点了一下，大家这才安心了。

其七
　　徐文长买白菜，卖菜的说一文一斤，他说一文两斤，卖菜的粗鲁地答说，“那只好买粪吃。”徐文长便不再计较，说他要，照讨价买下了，可是秤来秤去费了许多工夫，卖菜的觉得很饿了，等徐文长进去算帐之后，他看桌上有两个烧饼，便拿来吃了。徐文长出来，向桌上张望，卖菜的便说，“这里两个烧饼是我借吃了。”徐文长顿足道，“了不得，这是砒霜烧饼，我拿来药老鼠的。”卖菜的十分惊慌道，“那怎么好呢？”徐文长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叫医生，听说医砒毒只有粪清最好，你还是到粪缸那里吃一点罢。”卖菜的性命要紧，只能去吃，徐文长随对他说道，“究竟是谁吃了粪呢？”

其八
　　徐文长遇见一个卖鸡蛋的，说要全买，叫他在石头上张着两臂做圈，自己把鸡蛋点数放在圈内。数了之后，徐文长说去拿篮子来盛，却再也不出来。卖鸡蛋的伸着两臂围住鸡蛋，不能动一动，正在焦急，里边又放出一只大狗来，真把他吓得不知怎么样才好了。

其九
　　有许多老太婆坐了一只船去进香，遇见徐文长请求搭船，她们就答应了。徐文长下了船，坐在船头上，说替她们烧茶。他拿出一包糖，泡起糖茶来，老太婆本来是喜欢喝糖茶的，又经徐文长殷勤相劝，左一碗右一碗地不知吃了多少，不久便觉得肚胀，想要小解了。她们正急得没法，却见徐文长在那里拿着一支纸捻刺鼻孔，很舒服似地打嚏呢。她们问说，“徐先生，你在干什么？”他答道，“我想小解，只是现在不便，所以在这里打几个喷嚏通通气，便不要紧了。”她们一听有这样的好法子，大家动手齐来仿行，可是才打了一个嚏，小便就立刻都漏了出来了。

其十
　　徐渭猜谜斗太师
　　又到了府试之年，明朝廷派窦太师到江南主持考务。
　　一天，徐渭到杭州西湖宜园游耍，这里正举行灯谜盛会，他见园门口高高悬挂一首诗谜：
　　“二人抬头不见天，一女之中半口田；八王问我田多少，土字上面一千田。”
　　当时不少人围在那里，苦苦思索，谁也没能猜出谜底。徐渭读罢微微一笑：“不难，不难。”说了句：“但愿人间家家如此。”便嘻笑而去。
　　有个诗人仔细品味徐渭的话，恍然大悟，他对众人道破谜底：“‘二人抬头不见天’是个‘夫’字；‘一女之中半口田’是个‘妻’字；‘八王问我田多少’是个‘义’字；‘土字上面一千田’是个‘重’字，合起来就是‘夫妻义重’。这不正是家家所盼望的吗！” 墨客骚人们一听，抚掌称赞：“徐渭真乃‘天下才子’也！”
　　这消息传到那骄矜的窦太师耳中，气得胡子翘起，愤然道：“徐渭不过一介布衣，小小百姓，竟然比我多‘天下’二字！”于是，他派人请徐渭到西湖游船上饮酒赋诗。
　　席间，窦太师笑道：“本官有一谜语，谜面是，‘摸着无节，看着有节；两头冰冷，中间火热’。猜一物。” 徐渭淡淡一笑道：“谜底是那‘历书’，连杭州的三尺幼童都知道。”
　　窦太师表面上对徐渭称赞了一番，心中妒火更旺。
　　几日后开考了。 主考官窦太师到贡院巡视了一遍，见徐渭也在考生中，冷冷一笑，拿起把剪刀，笔直插入木柱上，说声：“诸生开笔吧！”说完扭头便走了。
　　没有试题，只插一剪刀，好一个奇怪的考试。一时弄得诸考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执笔发呆。
　　徐渭见大家都在发呆，就提醒道：“太师拿起剪刀，戳破木头，这不是‘起剪破木’吗？他出的试题就是论战国时的四员大将——白起、王翦、廉颇和李牧哩！没有错，大家赶快动手吧！” 考生们经徐渭一点拨，个个得心应手，一挥而就。
　　不久，窦太师又进来了，见诸考生缩手端坐着，以为这次真的被他难倒了，才慢慢地念出试题读到《论起翦颇牧》。 诸考生一听，果然与徐渭说的分毫不差，不一会儿，大家随徐渭交了卷。
　　窦太师接过考卷，顿时愣住了。他心想：才念了题目，怎么一下子就都写好了？抽卷阅读。篇篇扣题，他特地抽出徐渭的考卷来看，更是妙笔生花，不禁暗暗惊叹。但是到了卷末，忽然看见上面画着祭桌和灵牌。窦太师十分生气，心里骂道：“好一个自负的小子！还没考中，就想做官祭祖了！于是，他提笔批道：“文章虽好，祭祖太早。不取。”
　　后来，有人告诉他这次批卷的事，徐渭听了哈哈大笑道：“真是个昏头的太师！我哪里是想做官祭祖，因为老母生病，我一边应考一边在记挂她，写好文章看看时间有多，才画了这点东西，我是在祷告祖先保佑她老人家玉体无恙哩！”

生平

明代嘉靖年间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戏曲家，民间文学家 ，美食家，历史学家。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清代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

生平概述
　　徐渭，明朝人，于正德十六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为侍女小妾，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 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二十岁时成为生员，嘉靖二十年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
　　嘉靖二十二年，徐渭二十三岁，与萧勉、陈鹤、杨珂、朱公节、沈炼、钱鞭、姚林、诸大绶、吕光升号“越中十子”。
　　嘉靖二十六年在山阴城东赁房设馆授徒，后来为浙闽总督作幕僚，曾入胡宗宪幕府，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宪于舟山捕获白鹿，徐渭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等并献于朝中，视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姚汾等对徐渭文章大为赏识。又代作《贺严公生日启》，吹捧奸相严嵩。
　　嘉靖四十三年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狱中自杀，徐渭作《十白赋》哀之。李春芳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以至三次自杀，“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精神几近失常，几近癫狂。
　　嘉靖四十五年在发病时杀死继妻张氏，下狱七年。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万历元年大赦天下，为状元张元忭等所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
　　从此潦倒，痛恨达官贵人，浪游金陵、宣辽、北京，又过居庸关赴塞外宣化府等地，教授李如松兵法，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
　　万历五年回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晚年以卖画为生，但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以73岁高龄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

细述生平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

才名早扬
　　徐文长，名渭，文长是他的字。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出生于山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姚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另外有一个关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显他的聪明才智，在他年幼时，还在上私塾，老师看他聪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让他拿着两个水桶去汲水，期间要度过独木桥，当时徐渭尚小，力气也不足，自是困难，但是塾师看见徐渭高兴地抬水回来，惊问方法，他高兴地说：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轻松多了！当时尚无浮力一说，文长的聪敏，让老师大加赞赏。

屡试不售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岑参《和贾舍人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从戎幕到牢狱
　　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劾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潦倒晚年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

年谱

1521年1岁
二月初四，徐渭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一户官员家庭。五月十五日，父亲病故。
1524年4岁
徐渭聪慧早熟，二嫂杨氏去世，徐渭能够像大人一样迎送吊丧宾客，人以为奇。
1526年6岁
徐渭师从管士颜学习唐诗。
1528年8岁
徐渭师从陆如冈学习时文。
1530年10岁
家道中落，徐渭的生母被遣散出门。仅仅10岁的徐渭与逃跑的仆人对簿公堂。
1532年12岁
徐渭师从本乡琴师陈良器学习琴艺。
1534年14岁
徐渭师从王政学习琴艺。同年，疼爱徐渭的嫡母苗氏去世，徐渭悲痛欲绝。
1535年15岁
徐渭师从本乡武举彭应时学习剑术。
1537年17岁
徐渭参加绍兴府童试，不中。
1540年20岁
再次参加绍兴府童试，经过申请参加复试，录取为童生。
与潘似定亲，随潘家前往广东。
1541年21岁
与潘氏成亲。
二哥徐潞去世，返回绍兴办理丧事。
1543年23岁
参加乡试，不中。随潘家迁回山阴，重回故里。
1545年25岁
生子徐枚。大哥徐淮去世，家产被无赖霸占。
1546年26岁
第三次参加乡试，不中。妻子潘氏去世。
1548年28岁
搬出潘家，寓居一枝堂。拜王阳明的弟子季本为师，学习心学。
1549年29岁
第四次参加乡试，不中。将生母接回赡养。开始绘画创作。
1551年31岁
前往杭州，结识画家谢时臣。当年三月，绘制百鸟朝凤图100米长卷。
1552年32岁
第五次参加乡试，初试第一名，录取为廪生，复试不中。
1555年35岁
第六次参加乡试，初试第二名，复试依然不中。
1557年37岁
为总督东南沿海抗倭军务的胡宗宪作文，获得好评。
1558年38岁
成为胡宗宪幕僚，为胡宗宪做《进白鹿表》，获得皇帝欣赏并得到胡宗宪信任。
第七次参加乡试失败，迁居绍兴塔子桥。
1559年39岁
入赘杭州王家成亲，徐渭对此婚姻十分不满意，当年即断绝了往来。
1560年40岁
胡宗宪重修杭州镇海楼，徐渭为之作《镇海楼记》。同年，在绍兴购置宅第。
1561年41岁
迎娶张氏为妻。第八次参加乡试失败。
1562年42岁
作为胡宗宪幕僚，徐渭转战浙江、福建、江苏等地追剿倭寇。同年，受严嵩案件牵连，胡宗宪罢职，总督府解散，徐渭赋闲回家。冬，次子徐枳出生。
1563年43岁
赴京城李春芳府做幕僚。
1564年44岁
与李春芳不合，辞归故里。
1565年45岁
因担心受胡宗宪案件牵连入狱，徐渭精神高度紧张抑郁以至神经错乱，数次自杀未死。
1566年46岁
病情复发，怀疑张氏不贞将其杀死，因而入狱。
1568年48岁
生母病故，徐渭短期出狱办理丧事。
1573年53岁
万历皇帝改元大赦，徐渭在张天复、张元忭父子帮助下出狱。
1574年54岁
好友张天复去世，徐渭作《张太仆墓志铭》和《祭张太仆文》。
1575年55岁
参加张元忭主持的《会稽县志》编修工作。
1576年56岁
应老同学吴兑招募，前往宣化。作《杂花卷》，现藏上海博物馆。
1577年57岁
因身体原因，辞幕离开宣化寓居北京，结识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同年返回绍兴，完成《四声猿》剧本；创作《花卉十六种》，现藏故宫博物院。
1580年60岁
应张元忭邀请，带次子徐枳前往北京，遇到李如松，前往军中视察北方边关形势。
1581年61岁
张元忭劝徐渭委任不可过于放任，徐渭心情抑郁旧病复发。
1582年62岁
长子徐枚抵京将徐渭接回绍兴老家。
1586年66岁
次子徐枳订婚王氏，因为徐渭的房屋被大雪压塌，徐枳将徐渭接到王家。
1589年69岁
徐渭醉酒跌伤肩骨，卧床不起。
1591年71岁
作《墨花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作《杂画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1592年72岁
作《花卉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花卉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1593年73岁
在贫病交困中，一代大家徐渭悄然去世，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文艺成就

文学成就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

书法成就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超越了时代，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 。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
　　徐渭书法和书法观的产生，与明中、晚期整个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的。俆渭书法也是对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的审美精神。他的原话是：“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以前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在这则要说“徐渭破坏了笔法”。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对于书法艺术这种美术化倾向的改变。 刘正成《书法艺术概论》）

美术成就
　　泼墨写意画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 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似与不似之间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 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画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藏书之家

晚年贫穷潦倒，靠卖书画度日，自书《题墨葡萄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是其晚年的真实写照。擅长画水墨花卉，用笔放纵，画残菊败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别有风致。性喜藏书，购书有近万卷，书楼有“青藤书屋”，一称“榴花书屋”，画家陈洪绶题匾额，至今犹存。藏书、藏画印章有“文长氏”、“石鸥馆”、“辛卯七十一”、“华暗子云居”、“龙哑大家公”、“天池山人”、“青藤老人”等。著有《徐文长集》、《路史分释》、《逸稿》、《四声猿》等。

纪念场所

徐渭（文长）墓，位于绍兴市绍兴县 兰亭镇里木栅村姜婆山东北麓的徐氏家族墓地。墓园内还有一处徐渭纪念室，里面陈列了一些画像、文字资料和徐渭的作品。门口挂着一付对联，“一腔肝胆忧天下，满腹经纬传古今”。这算是对徐渭一生的概括。"

李梦阳（1472-1530)，字献吉，号空同，汉族，庆阳府安化县(今甘肃省庆城县)人，迁居开封，工书法，得颜真卿笔法，精于古文词，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自书诗》师法颜真卿，结体方整严谨，不拘泥规矩法度，学卷气浓厚。明代中期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明成化八年十二月七日，李梦阳出生于甘肃庆阳，自幼家贫，10岁时举家随父还归故里，故《登科录》直书李梦阳为河南扶沟人。父时任封丘周王府教授，颇受温和王信赖，李梦阳也深得器重，“入饱出嬉”，学业长进。

得罪权贵
　　弘治六年，李梦阳登癸丑科乡试解元，弘治七年登甲寅科进士。初授户部主事时，即对当时外戚建昌侯侯张延龄怙宠横甚，人莫敢问的嚣张气焰深恶痛绝。他不畏权势，直言上书，写了有名的《应诏指陈疏》，直陈时弊的“二病、三害、六渐”，大胆地揭发了寿宁侯“招纳无赖，网利贼民、夺人田土，拆人房屋，虏人子女，要截商货，占种盐课，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等罪行，因此引来杀身之祸。寿宁侯怀着对他的刻骨仇恨，于帝前对其百般陷害，将其解职问罪，严刑拷打，诸贵戚亦并急欲杀害李梦阳而后快，后因皇帝不许，李梦阳才得官复原职。

几经沉浮
　　弘治十八年，李梦阳进郎中，时明武宗初立，宦官刘瑾等“八虎”使皇帝万机渐废，诸大臣上书皆不能上达，他又毅然为户部尚书韩文写疏揭发刘瑾，几成杀身之罪。先是正德二年，刘瑾假传旨贬李梦阳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并勒令其退职回家，后刘瑾又罗织罪名，使李梦阳入狱。多亏康海力求，才使李梦阳免死。

正德五年，刘瑾被诛，李梦阳被平反，官复原职，升为江西按司提学副使。后又因其得罪人太多，最后以李梦阳“欺压同列、挟制上官”之罪让其居家住闲。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谋反被诛，原衔恨之人趁机揭发李梦阳是其同党，又将李梦阳逮捕入狱。多亏大学士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等人上书力陈李梦阳无罪，才使他得以获释。

终不复仕
　　嘉靖帝即位后，诸大臣虽对李梦阳相继屡荐，终因几十年风雨的世宦生涯，使李梦阳看透了世间之险恶，竟不为官。他治园池，招宾客，饮酒著述，名驰海内。嘉靖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李梦阳卒，时年五十八岁。隆庆初年，谥景文。

成就

李梦阳创作的乐府和古诗较多，其中有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且寄寓了作者力求有所改革的政治理想。《朝饮马送陈子出塞》揭露了明朝军队的腐败：““万里黄尘哭震天，城门昼闭无人战””；还描写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今年下令修筑边,丁夫半死长城前。”“笔力颇为苍劲沉重。《君马黄》刻画宦官的骄横，也栩栩如生。坐车的宦官由于”“前径狭以斜，曲卷不容车””，竟然下令拆房毁屋，于是"“大兵拆屋梁，中兵摇楣栌，小兵无所为，张势骂蛮奴”“，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空城雀》通过对群雀啄麦、坐享其成的描绘，表示了对既无利弹、又蔑网罗的贫苦”“翁妪”"的同情，很有深意。《玄明宫行》铺叙了宦官住地的盛衰，抨击了他们的穷奢极欲，更嘲讽了这些家伙顷刻烟消云灭的可悲下场。

李梦阳的乐府、歌行在艺术上有相当成就。他善于结构、章法，如《林良画两角鹰歌》从画说到猎、从猎生发议论，后画猎双收,很见功力。但时有雕凿之痕,并未臻于自然流转的神境。另有部分乐府模拟严重，不足取。除乐府、歌行之外，李梦阳的七律也有特色。他专宗杜甫，七律多气象阔大之辞。如《台寺夏日》对台寺的描绘,很有磅礴飞动的气势,并蕴藏着鉴古知今的情思。他创作七律，也能注意开阖变化。王维祯认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但也应看到，李梦阳的七律并非全是雄浑健拔之作，还有少数兴象飘逸、风味盎然的诗篇。如《舟次》”“贪数岸花杯不记，已冲风雨□犹牵””，《春暮》““荷因有暑先擎盖，柳为无寒渐脱绵””，用词精警而自然，情趣横生而不落俗套，另具一种风致。著有《空同集》66卷。

三下长安

第一次
　　李梦阳天资聪颖，秉赋超群，加上从小就好学多思，因而到他十五六岁时，就已是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才子了。他17岁那年，陕西长安府开科考试，他备行装，告别家乡父老，只身前往长安。当时，李梦阳虽说血气方刚，才华横溢，但他一点也不自负，相反，他总是想到自己的不足，想到“强中更有强中手”。到了长安，他不像别人那样整天吟诗聚会，高谈阔论，借以炫耀自己，也不像那些纨绔子弟，临考前游山玩水，忘乎所以。他把自己关在小店里，认真读书。眼看就要考试了，一天，他碰到一伙挟鸡斗狗的纨绔子弟喧嚣而来。李梦阳早对这些人的行为非常反感，便上前说道：“就要考试了，你们为何如此嬉闹不休?”那些纨绔子弟，从李梦阳说话口音知是从庆阳府来的穷酸小子，哪里瞧得起他，奚落道：“北山狼；只知学而时习之，岂敢应试?”李梦阳听后，心中非常气愤。他的性子格外要强，心想，要考就必然要高中，让这些纨绔子弟看看，煞煞他们的傲气，但自己的学识状况还无这个把握，不如再读一年书。主意一定，试也不考了，长安也不呆了，回到家里，更加刻苦地攻读。

第二次
　　不知不觉，又一年的考试来临了。这时的李梦阳学识更加广博，他满怀自信地又一次告别家乡父老来到长安。当他刚刚出现在考场里的时候，那些纨绔子弟又不怀好意地上前嘲弄他：“北山狼怎么又敢来应试?”这次李梦阳没有生气，他机智地想了想，然后委婉含蓄地说道：“虎走青山在，山在虎还来，岂有不来之理?”纨绔子弟听后面露惭色、无言以对，只得悄悄溜走了。考试开始了，李梦阳胸有成竹，临阵不惧，才思泉涌，奋笔疾书，一篇文才俊秀、论语精辟的好文章不一会儿就做完了。他满以为这次可以扬眉吐气了，谁知，学台大人不学无术，有眼无珠，只知徇私舞弊，哪里看得出梦阳的才学。非但榜上无名，考官还竟然在李梦阳的考卷上胡乱批道：“四等大秀才李梦阳。”以此来挖苦他。梦阳万万没有想到考官会这样做，又一次愤愤而去。

两次应试，并没有使李梦阳灰心气馁，相反，学习更加刻苦了。弘治五年，李梦阳再次告别家乡，前往长安应试。这一次，为了回击学台大人的嘲弄，他在一只大灯笼上用红笔书写“四等大秀才李梦阳”8个大字。学台见他提着这样的灯笼招摇过市，不禁大吃一惊，又羞又怒，却又拿他没办法。

第三次
　　考试开始了，这次考试是即景赋诗。学台和那些貌似胸有韬略的考生瞧不起李梦阳，想让梦阳当众出丑，在一旁密谋捉弄办法。李梦阳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一边往高楼上走，一边赋诗道：“一步一步登高楼。”学台和那些纨绔子弟一听起句如此平淡，都蔑视地笑了。梦阳并不在意，又往上走了一步说：“手扶栏杆望北斗。”学台及其他考生听后不语了，心里暗想这句还有点诗意。梦阳说完继续上楼，随即又顺口成章：“不是青天遮眼目，望尽天下十八州。”学台和那些考生听后瞠目结舌，心里不由得暗暗夸奖：“高才!高才!”从此再也不敢轻视这位年仅19岁的小梦阳了。这一年梦阳考中解元，即第一名举人。第二年，又连中进士，更使人刮目相看。

四大妙事

渡江
　　江南润州人丁玑，朝廷命他担任广东学政官，赴任途中要过长江。有关方面为他准备了猪头、祭羊等贡品，请祭祀水神。丁玑笑着说：“行船吗，有时浮行有时沉没，这是有关天时的事，水神管这干什么?”所以就没有祭祀水神便渡江了。船行至中流，突然起了风浪，船因此翻沉了。随后，李梦阳担任江西学政，也要渡过长江去赴任。有关方面又为他准备了贡品让他祭祀水神，并用丁玑的事例说服他。他听后大怒，命令随从把水神的泥像捆绑起来投到江中，并且指着下沉的水神泥像说：“把水神投到江中，是到了他应该去的地方。”此后，他乘船渡江，竟然什么事也未发生。

奏阻课盐
　　武宗皇帝时，太监王瓒、崔果上奏朝廷，要用长芦运司伪官盐12000引到南京去变卖，然后用得来的钱给宫廷置办织造锦缎的材料。户部司官李梦阳、王宗文、徐廷用等对尚书韩文说：“现在是新登基的圣上初次管理朝政，不应该以变卖官盐去办宫廷用的锦缎。”韩文就按这个意见上奏武宗皇帝，并同意只给6000引。武宗皇帝询问内阁大臣：“户部为什么不全给?”回答说：“太监装载官盐时，中间夹带了许多私盐，沿途又害人，而且延迟了官盐的纳税和交易，。先帝在其后几年里，曾下决心整顿食盐的管理，这正是圣上您继续进行整顿的当务之急呀!”武宗皇帝很不高兴，说：“天下的事难道只由几个太监搞坏了?譬如十个人中，也还有三四个好人吧?”内阁大臣刘健等退出，再次上奏章，极请武宗皇帝按照户部的意见办理。皇上不得已，就听从了。

出对联
　　李梦阳在管理江西学政的时候，有一名学子与他同姓同名。李梦阳就把这个学子叫到面前说：“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姓名，怎么敢起与我相同的姓名来侵犯我？”这位学子回答说：“姓名是由父母起的，明知与你的名字相同但不敢更改呀!”李梦阳想了一会说：“我现在出一副对联的上联，来检验你的才学，你如果能对上，我就宽恕了你。”接着说：“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上联的意思是说，你与我虽然姓名相同，我们可不是一样的人物。这位学子思索了不久就应对道：“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下联的意思是说，魏无忌和长孙无忌都不因为名字相同而有所顾忌，我们何必为此事计较呢?李梦阳听后，笑着将这位学子支走了。

白昼打灯笼
　　李梦阳自小跟随做官的父亲到外地生活、学习，因他聪颖敏惠，熟读经诗，学得满腹经纶，能写锦绣般的文章；在他剐满19岁时，陕西省举行乡试，全省的秀才齐集省城参加考试，考取举人。按当时规定，哪个省的人就在哪个省会参加考试，在外的人员都要回归故里。当时庆阳府安化县归陕西省布政使管辖，因此，李梦阳先回到庆阳府安化县住了当段时间，然后到陕西长安去应试。因为他一直跟随父母，亲眼目睹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又在故里听闻了官家鱼肉百姓的事实，因此激起了义愤，总想借机发泄二下。他灵机一动，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当他早晨进入考场时，手打一盏点燃的灯笼要进门，守门官吏和其他秀才都很惊讶，问：“你怎么白天打着灯笼行走?”李梦阳一本正经地答说：“现在太黑暗了，我怕遭人暗算!”李梦阳说罢，微微—笑；秀才们对他的意思心知肚明，也对应一片笑声。而主持考试的官员们虽然心中生气，想发作给李梦阳难堪，但转念÷想，明里整治他，倒显他们肚量小；等他考试时或考试后再想妙方整治他不迟。试卷是密封的，无计可施，但在试卷拆封后，李梦阳竟中了第一名，为解元，而且他的文章被人们竞相传抄，一时长安纸贵。在盛名之下，官员们只好千瞪眼了。

介绍

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明朝文学家。祖籍河南扶沟，庆阳人。身为明朝文“前七子”之一，与何景明并称文坛领袖。曾祖父赘于王氏，父恢复李姓。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因连丧父母，在家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龄，被囚于锦衣狱，不久宥出，罚俸三个月。出狱后，途遇张鹤龄，李梦阳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他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郭卓茂称李梦阳为：“有明一代中国文坛上胆大包天的诗人”。正德元年，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刘瑾奏章，被谪山西布政司经历，不久又因他事下狱，赖康海说情得释。刘瑾败，复起任原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 李梦阳鉴于当时台阁体诗文存在“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决心倡导复古以救其痿痹,确有一定进步作用。他认为“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同时也鄙弃中晚唐诗,认为“至元、 白、 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他的主张影响甚大。《明史·文苑传》说他与何景明“倡导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梦阳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很好地从复古中求创新。尤其在他与何景明的辩论中，意气用事，论点更趋偏激，导致刻意古节、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袭剽剥的道路，反而扼杀诗歌创作的生机。直到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诗集自序》里，承认“真诗乃在民间”，而自己的诗是情寡词工，并非真诗。

两次下狱

第一次下狱
　　李梦阳出身寒微，兼之他为人强直，入仕不久，当其监税三关时，就第一次触犯权贵而下狱。据李梦阳《下吏》诗自注：“弘治辛酉年，坐榆河驿仓粮。”崔铣《空同李君墓志铭》中说：“常监三关，招商，用法严，格势人之求，被构下狱，寻得释。”徐缙《空同李公墓表》也记载：“公初税三关也，立法严整，请谒不行。勋珰诬之，逮狱，寻释。”综合以上材料，可知梦阳在监税三关时，因用法严整，与权豪势要相抵触，因而被诬告，以榆河驿仓粮事下狱，但很快就得以释放。这是弘治十四年的事，梦阳时年正当“而立”，却经历了宦海浮沉的第一道波澜。

第二次下狱
　　弘治十八年，李梦阳上书孝宗皇帝，劾寿宁侯，结果又导致了他第二次下狱。此事全过程，李梦阳在《上孝宗皇帝书稿》所附之《秘录》中述之甚详：“于是密撰此奏，盖体统利害事。草具，袖而过边博士。会王主事守仁来，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必谏草耳。’予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从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祸。’……及疏入，不报也，以为竟不报也。一日，忽有旨拿梦阳，送诏狱，乃于是知张氏有本辩矣。张氏论我斩罪十，然大意主讪母后，谓疏末张氏斥后也。……奉圣旨：‘李梦阳妄言大臣，姑从轻，罚俸三个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

"

王磐（约1470年～1530年）称为南曲之冠。明代散曲作家、画家，亦通医学。字鸿渐，江苏高邮人。少时薄科举，不应试，一生没有作过官，尽情放纵于山水诗画之间，筑楼于城西，终日与文人雅士歌吹吟咏，因自号“西楼”。所作散曲，题材广泛。正德间，宦官当权，船到高邮，辄吹喇叭，骚扰民间，作《朝天子·咏喇叭》一首以讽。著有《王西楼乐府》、《王西楼先生乐府》、《野菜谱》、《西楼律诗》。"作品特色

王磐散曲存小令65首，套曲 9首，全属南曲。多庆节、赏花、记游等闲适之作，反映了他生活和性格的基本方 面。其咏物之作“首首尖新”，最为著名。由于他脱略尘俗，不干权贵，对于当权者的乖行逆施，很看不惯。小令〔朝天子〕《咏喇叭》，借“曲小”、“腔大”的官船喇叭为题，把正德年间擅权的宦官在运河沿岸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以及他们装腔作势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散套〔南吕.一枝花〕《久雪》，以大雪的逞威，喻权□的肆虐，并展示日出雪消的理想，也颇有意义。王磐如〔南吕·一枝花〕《嘲转五方》的讽刺迷信，以及对一些生活琐事的歌咏，显示了王磐散曲题材比较宽广。其他作品的风格基本上是清丽精雅的，个别讽刺作品则较为豪辣；而〔满庭芳〕《失鸡》、〔朝天子〕《瓶杏为鼠所啮》等，则以俳谐风趣为人所称道。

作品评价

王磐的作品有些部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最为人称道的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当时，描摹宦官作威作福和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南吕一枝花《久雪》中，作者把雪比作邪恶势力，借以抒发心中的牢骚不平，并且表示了对光明的信念。王磐的写怀咏物散曲，以清丽见称。比如《落梅风》，写野外牧羊，宛如清淡秀丽水墨画，表现力很强。著作有《王西楼乐府》。

历史贡献

王磐在担任翰林直学士期间，由于他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深受众人的拥赞。王磐连惩了忙兀斛、西域大贾后，在真定扶持了正气，打击了邪恶，再加上他极力推行世祖忽必烈的以“农桑为急务”的方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真定也出现了繁华稳定的局面。

生平

王磐称为南曲之冠。明代散曲家。字鸿渐。江苏高邮人。生于富室，好读书，曾为诸生，嫌拘束而弃之，终身不再应举作官，纵情于山水诗酒。性好楼居，筑楼于高邮城西僻地，常与名士谈咏其间，因自号“西楼”。他工诗能画，善音律，脱口而出，即合格调；常常丝竹觞咏，彻夜忘倦；性格飘洒，一时名重。 同时还有河北永年王磬和明代医家王磬等。

中统元年，王磐升任益都等路抚副使。此时江淮大都督李松涛久闻王磐之大名，时下见他来到自己所管辖的地区，非常高兴，当即去拜访了王磐并给予极厚的礼遇。王磐见他对己确系诚心实意非常高兴把他视为知己，加之他素来喜欢青州风土，于是在青河之滨购买了田地，给自己修建了一栋宅院，起名“鹿庵”，由于他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兵荒马乱之中逃难，时而东，时而西，这种频繁的流离颠沛的生活，使他深恶痛绝。所以，他想就在青州安家落户，在秀丽的庄园中好好地做做学问，求得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但是，客观事实和他的想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王磐有隽才，好读书，洒落不凡，鄙视仕途，终身不仕。筑高楼于高邮城北，日与文士谈咏其间，散曲多表现他个人闲情逸致，诗词成就不高，同李贺风。王磐著有《王西楼乐府》1卷，有明嘉靖三十 年刊本，为其甥张守中所校订刊行。《散 曲丛刊》收入此本时，曾校以《尧山堂外纪》和《雪涛诗话》。

洒落不凡，鄙视仕途，终身不试。纵情山水诗酒。筑高楼于高邮城北，日与文士谈咏其间，因自号"“西楼”"。他工诗能画，善音律，尤善词曲。散曲多表现他个人闲情逸致。但有部分作品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最为人称道的[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当时，描摹宦官作威作福、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了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南吕一枝花]《久雪》中，作者把雪比作邪恶势力，借以抒发心中的牢骚不平，并且表示了对光明的信念。他的写怀咏物散曲，以清丽见称。如《落梅风》，写野外牧羊，宛如清淡秀丽的水墨画，表现力很强。著有《王西楼乐府》。

"

柳如是，女诗人，一说浙江嘉兴人，一说江苏苏州吴江区人。本名杨爱，后改名柳隐，字如是，又称河东君，丈夫为明清侍郎钱谦益，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其墓在江苏常熟虞山花园浜。"生平

柳如是，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字靡芜，后改名是，字如是。又以佛典中有“如是我闻”之语而号“我闻居士”；与钱谦益结婚后，钱取柳姓郡望，称河东君，另寓“美人”。

柳如是幼年不幸，身世不清。幼年卖与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明崇祯四年辛未14岁时，有吴江故相周道登买于勾栏。初为周府妇人侍婢，得周老夫人欢心，后周道登强索为妾，未及一年，因周府群妾加害，几被处死，周老夫人阻而逐出周府，卖于娼家。明崇祯五年壬申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怜”，表浊世自怜意。在松江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交往，常着儒服男装，文与诸人纵谈时势、和诗唱歌。

钱谦益答应以正妻之礼迎柳如是过门。明崇祯十四年，东林领袖、常熟钱谦益与柳如是结缡，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传为一时佳话。明亡，柳劝钱殉节，钱推托不允，如是奋身投入荷花池，身殉未遂。钱降清后遭忌被逐回乡，郁郁而死。钱氏家族乘机逼索柳如是，河东君投缳自尽，得年四十又六。

评价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也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柳如是”。

柳如是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

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4年钱谦益去世时，柳如是还不到五十岁，从此，厄运便降临到柳如是身上。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吮血立下遗嘱，然后解下腰间孝带悬梁自尽，情形极为悲惨。一代风流奇女，香消玉殒，余恨不禁，而此时距钱谦益去世仅两个月。柳如是死后，不但未能与钱谦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脚下，那是一座孤坟，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点，上面刻有：河东君。百步之外，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一墓。陈寅恪先生著有《柳如是别传》。

据史书记载，柳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由于她本人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可以在江南社会独自谋生，比名门闺秀有更多的活动自由，也更加见多识广，所以柳如是对人情世事颇有独到的见地。她超乎于一般女子的优点，不仅为人们所敬慕，而且她在儒生墨客的宴饮酒席中，有平等相待的特殊地位，甚而有人为她刊印诗文集。例如，柳如是的《尺牍》和《湖上草》就是她的一位密友汪汝谦为她刊印的，以传后世。汪汝谦既是富商，又是一位精通金石音律、善为诗文的才士。他极其推崇柳如是的文才，认为她是女中豪杰，经常邀请柳如是参加吴越名流的诗酒集会。他们的书信往来中，柳如是自称为“弟”，称汪为“先生”。清代女作家林雪在《柳如是尺牍小引》中赞誉说：“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尺牍》中最具柳如是词文风格的代表作是《踏莎行》：

花痕月片，悉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水，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视。

很多才子名士读了柳如是的诗文赞叹不已，甚至将她誉为女中状元，“谪来天上好居楼，词翰堪当女状头。三十一篇新尺牍，篇篇蕴藉更风流。”

柳如是《湖上草》的诗作“脱尽红闺脂粉气”。也备受人推崇。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读后，不仅为柳如是的诗才而感慨，更为她豪侠的男士气魄而激动，曾提笔写了三首绝句，其中第三首写道：“幅中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诗中写的就是柳如是自选意中郎君的佳话。

介绍

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号影怜，又号我闻居士、河东君，一说浙江嘉兴人，一说江苏苏州吴江区人。明末清初名妓，秦淮八艳之一，夫钱谦益是东林党首领，南明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

虽然身处脂粉之地，柳如是却倜傥自如，不但工于书法，诗词也有较高造诣。因其才貌出众，获得当时宋徵舆、陈子龙等著名人物的青睐。

藏书故事

明末清初藏书家、书画家。本名杨爱儿，更姓柳，名隐，字如是，一字靡芜，号隐怜，一号河东君、我闻居士，原籍浙江嘉兴，侨居江苏吴江。幼入吴江盛泽归家为婢，年稍长，流落青楼，24岁与钱谦益结姻为妾。善琴棋歌舞，诗词书画皆有名气。在钱氏“绛云楼”，拥书万卷，博考群籍，以校书、整理图籍自娱。和南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相媲。曾校勘有《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字体妩媚秀丽。除“绛云楼”外，亦有“惠香阁”用于藏书，藏书印有“惠香阁”、“女史”、“惜玉怜香”、“柳如是”等。钱谦益去世后未几天，族孙钱曾和钱谦光等人，对柳如是逼宫勒索，夺田600亩、家僮数十人，又索要银两数千。她一时不能凑齐，钱曾则称：“有则生，无则死，毋短毫厘，毋迟瞬息，毋代赀饰”。她随即给女儿留下遗嘱后，遂自杀。并其传世之作有《戊寅草》、《柳如是诗》、《尺续》等。现代学者陈寅恪著有《柳如是别传》。"

高启（1336－1373）汉族，江苏苏州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明初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字季迪，号槎轩，平江路（明改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擢户部右侍郎。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之死

把高启送上刑场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都要摆上猪头祭神，点上炮竹驱鬼，作为苏州治所的官方办公大楼建造，更要有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才是那么一回事。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这本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写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

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岂不是另“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抓住高启的“小辫子”，迫不及待、冠冕堂皇的非要置其于死地呢？据《明史·高启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启被杀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祸根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朱元璋以此为由磨刀杀人，很明显的是在“秋后算帐”。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高启，这除了高启不肯接受户部右侍郎一职，不给皇帝面子，不愿顺从，不肯合作外，还在于他写得诗多次有意无意的触动和冒犯了朱元璋。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的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对号入座，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记恨在心。再者，高启在《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的诗句，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强烈厌恶。因为高启写这首诗之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之际，在朱元璋看来，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的政治、思想、行动与明政府是怎么保持高度一致的？另外，高启在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朱元璋嗜杀成瘾，这除了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下狠手以外，他也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远的不说，单说“明初四杰”，就都无一幸免的遭到他的黑手。杨基被莫名其妙的罚作苦工，最后死在工所；张羽被糊里糊涂的绑起来扔到长江喂了鱼，尸骨无存；徐贲因犒劳军队不及时，被下狱迫害致死；高启则被活活的腰斩成八段，死得最惨。

一个被皇帝忌恨和惦记了好久的诗人，迟早是会走上生命绝路的。尤其是像高启这样一个性格高昂自傲的诗人，生不逢时的遇到了像朱元璋这样一位号称“中国第一屠夫”的残忍皇帝，那也只有挨刀的份了。

高启学生吕勉回忆高启和王彝被执送南京时，“众汹惧丧魄，先生独不乱。临行在途吟哦不绝。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彻原无愧，盍请长江鉴此心’之句。”

据有关史料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是朱元璋亲自去监斩的，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朱元璋大概是要亲眼看着这位不合作、不给面子，多次用诗文来讽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样一点一点死去的。历代“屠夫皇帝”的凶残程度，莫过于此。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高启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朱元璋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高启，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九岁、最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正是高启被腰斩这一惨剧，才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生平

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等人常在一起切磋诗文，号称“北郭十友”；与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同时，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明初四杰”。他也是明初十才子之一。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张士诚据吴称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礼贤下士，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延为上宾，招为幕僚。座上都是巨儒硕卿，时高启年仅16岁，他厌恶官场，23岁那年借故离开，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故自号青丘子，曾作有《青丘子歌》。

明洪武元年，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以其才学，受朱元璋赏识，复命教授诸王，纂修《元史》。

高启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因此，洪武三年秋，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

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被诛；高启也受株连，被处以腰斩而亡。

高启著作，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5集，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存937首。景泰元年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18卷，今通行《四部丛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据此影印。高启的词编为《扣舷集》，文编为《凫藻集》，另刊于世；《凤台集序》保存在《珊瑚木难》中，是现存唯一评论高启在金陵的诗歌论文。

文学成就

高启青年时代即有诗名，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在文学方面，高启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文坛“超级模仿秀”，而且学什么是什么。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禾农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不过，高启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这种模仿，绝不是流于形式和外表，更不是简单的拷贝和删减，而是师古之后成家，认为要“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

高启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则是在元末明初这段以演义、小说、戏曲为主流文化的不利环境下，独树一帜的挑起了发展诗歌的重担，并改变了元末以来缛丽不实的诗风，从而推动了诗歌的继续向前发展。但他死于盛年，尚未能够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

高启有诗才，其诗清新超拔，雄健豪迈，尤擅长于七言歌行。他的诗体制不一，风格多样，学习汉魏晋唐诸体，均有模拟痕迹。不过他才思俊逸，诗歌多有佳作，为明代最优秀诗人之一。

高启作官只有三年，长期居于乡里，故其部分诗歌描写了农民劳动生活，如《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射鸭词》、《伐木词》、《打麦词》、《采茶词》、《田家行》、《看刈禾》等。这些诗没有把田园生活理想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如《湖州歌送陈太守》写：“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芜，下田没，中田有麦牛尾稀，种成未足输官物。侯来桑下摇玉珂，听侬试唱湖州歌。湖州歌，悄终阕，几家愁苦荒村月。”又如《练圻老人农隐》、《过奉口战场》、《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大水》等诗，还描写了农民在天灾兵燹下的苦难。这些作品，是高启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高启诗中十之八九是个人述志感怀、游山玩景以及酬答友人之作。这类诗歌，有时也对统治阶级微露讽刺。如五古《寓感》其七云：“大道本夷直，末路生险□，杯酒出肺肝，须臾起相疑。田□排窦婴，赵高诬李斯。倾挤不少假，权宠实灾基。”对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进行了揭露。又如他去官后的《太白三章》之三：“新丰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实际上是讥讽明朝新贵的。但高启思想比较复杂，他也写了不少感沐皇恩、遁世消极的诗，未能摆脱自身的阶级局限性。

高启诗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首先，他的某些诗崇尚写实，描摹景物时细致入微。如“江黄连渚雾，野白满田冰”；“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犬随春□女，鸡唤晓耕人”等句，均产生于生活实感，新颖逼真。其次，注重含蓄，韵味深长。如《凿渠谣》：“凿渠深，一十寻；凿渠广，八十丈。凿渠未苦莫嗟吁，黄河曾开千丈余。君不见，贾尚书。”只是寥寥数句，收煞处戛然而止，给人以深远的回味。再次，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之二：“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话，亲切动人。这些诗的创作，与他乡居时多与下层人民接近有关。高启的诗，对明代诗歌影响较广，以致有人把他誉为“明代诗人之冠”。

高启也写词，大多内容平泛，情调低沉，逊于他的诗作。

他的散文，独创性不多，但《书博鸡者事》一文很有光采，它塑造了一个敢同豪绅斗争的义勇少年形象，语言凝炼，情节动人，有唐人传奇之风。

鉴于高启在诗歌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后人尊称他为“明初诗人之冠”，而且历代诗评家也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清第一才子”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推崇他为“开国诗人第一”；一代伟人、诗人毛泽东干脆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称高启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著有《高青丘集》，今存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平装两册，精装一册。

"

王世贞（1526年－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汉族，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官刑部主事，累官刑部尚书，移疾归，卒赠太子少保。好为古诗文，始于李攀龙主文盟，攀龙死，独主文坛二十年。有《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弇州山人四部稿》等。"书法

王世贞是吴门地区杰出的书画鉴藏家，他与众多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很深的交游。就书法而言，他的篆隶书学观极力推崇文征明和其弟子的 书法，对前代书家有所鄙薄；其篆隶书学观虽有偏颇，但在篆隶创作式微的明代，他对篆隶的鉴赏和品评弥足珍贵，对后世篆隶创作和品评的兴起不无裨益。

研究

此外，王世贞对戏曲也有研究。他的曲论见于《艺苑卮言》的附录，即《□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后人摘出单刻行世，题曰《曲藻》。王世贞已较深刻地认识到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关键在于“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锺、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由此出发，他认为戏曲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是否“动人”。他称赏《荆钗记》，因为它“近俗而时动人”；他批评《香囊记》，因为它“近雅而不动人”。这是他戏曲观的精华处。《曲藻》在引述前人曲论时，或赞成，或驳难，都颇精当。

人物生平

嘉靖时期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五，王世贞出生。

嘉靖十一年，王世贞的父亲王忬上京参加会试，却因为生病回家。

嘉靖十三年，王世贞九岁作《咏凤凰》一诗。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十八。王世贞祖母陈氏病卒。

嘉靖十四年，王世贞开始跟随塾师陆邦教学习《易经》。同时，王世贞跟随姜周学习。

嘉靖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出生。同年，王世贞的伯父王愔致仕。

嘉靖十七年，王世贞的父亲王忬会试落榜，但名声却越来越大，拜在他门下的弟子越来越多。

嘉靖十八年，王世贞得到王守仁集，读起来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喜爱程度在“三苏”之上。

嘉靖十九年，王世贞跟随骆居敬学习《易经》、《左传》、《史记》和韩愈、柳宗元文章。于是王世贞作《宝刀歌》，得到老师骆居敬赞赏。同时，王世贞也跟随王材学习。

嘉靖二十年，王世贞师从季德甫学习《易经》。同年，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考中进士。

嘉靖二十一年，王世贞考中秀才，成为太仓州州学附生。王世贞与母亲一道上京师与父亲汇合，在上京的路上王世贞结识了张逊业。

嘉靖二十二年，王世贞得到苏州府知府冯汝弼看重。同年秋，王世贞与好友徐学谟一同赴应天府乡试，王世贞以《易经》中应天府乡试第五十八名，主考为翰林院侍读华察和右春坊右中允闵如霖。同年底，王世贞赴京参加会试。

嘉靖二十三年，王世贞参加会试落榜。同年，王世贞娶妻魏氏。

嘉靖二十四年，王世贞的父亲出差顺道回家。弟弟王世懋生病。注《亡弟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状》。王世贞的大女儿出生，此女后来嫁给了华叔阳。

嘉靖二十五年，冬，王世贞作诗《丁未计偕将出门夕》然后赴京再次参加会试。在途中王世贞又作诗《计偕途中四绝句》。

嘉靖二十六年，王世贞参加春闱，中会试第八十二名。三月三日与友人一同出游，作诗《水调歌头》。王世贞中进士二甲第八十名，考试官为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孙承恩和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张治。父亲对王世贞谆谆道：士重始进，即名位当自致，毋濡迹权路。在随后的馆选庶吉士，翰林院有人指点王世贞执文于大学士夏言门下，但王世贞耻于干谒，拒绝参加本次选馆。四月，王世贞隶大理寺左寺。八月，王世贞的外祖父郁遵病卒。

嘉靖二十八年，中秋，王世贞与李攀龙、李孔阳、谢榛赏月论诗。

嘉靖二十九年，二月，王世贞的好友王宗沐出任广西学政，他作序相赠。

嘉靖三十年，三月，通州都察院公廨失火，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罚俸三个月。秋，王世贞升为刑部员外郎。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父亲王忬出抚山东，李攀龙作诗相送。王世贞的爱子果祥早夭，悲痛不绝。七月，王世贞以刑部员外郎出使案决庐州、扬州、凤阳、淮安四地。王世贞先后娶妾李氏、高氏。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父亲王忬巡抚海防事宜。王世贞启程赴京师，迁升为刑部郎中。王世贞的妹妹王氏嫁太学生张希九。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十一月，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进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保定。秋，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乡试落榜。十二月，王世贞受命察北直隶狱事。王世贞被推为督学副使，但被严嵩所阻止。

嘉靖三十五年，正月，王世贞出京巡察狱事。八月，王世贞到顺德府察狱事，过访李攀龙。王世贞巡察狱事作《大狱招拟小序》。十月，王世贞升山东按察司副使，兵备青州。十二月，妾李氏生一女。

嘉靖三十六年，立春，王世贞抵达山东，受命开始募兵，目睹了兵防慵懒，王世贞深感忧愁，并思考如何强军。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在辽东大胜，斩首一百七十二级，得荫一子为国子生。五月，王世贞的一个女儿夭亡。六月，王世贞的儿子荣寿夭折。

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王世贞访李攀龙，与之谈诗论文。三月，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中进士。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因滦河战事失利下狱。七月，王世贞上疏请退。

嘉靖三十九年，十月，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杀，李攀龙、戚继光、王材、方弘静写挽诗。王世贞与弟弟王世懋扶父棺丧归。十一月二十七日，王世贞扶父丧抵家。十二月五日，王世贞的妹妹王氏病卒。

嘉靖四十年，正月，王世贞往妹婿张希九家吊唁亡妹。归有光为王世贞之父作祭文。

嘉靖四十二年，戚继光来吊唁王世贞亡父，王世贞结识戚继光。王世贞除服。

嘉靖四十三年，王世贞的女儿出嫁华叔阳。

嘉靖四十四年，秋，王世贞生病，感到人生了无生趣。

嘉靖四十五年，五月，王世贞生大病。八月，王世贞病小愈。王世贞嫁给华叔阳的女儿卒。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骕出生。

隆庆时期
　　隆庆元年，正月，王世贞与弟弟王世懋上京为父亲申冤。八月，隆庆皇帝下诏为王世贞父亲王忬平反。

隆庆二年，戚继光、汪道昆来访，戚继光以宝剑相赠，王世贞遂作《宝剑歌》。五月十八日，王世贞具疏请求致仕，上面不允。六月二十七日，王世贞接到吏部答复，吏部催促王世贞上任。到达京口，王世贞再次上书求辞职。除夕，王世贞得到吏部迁升其为浙江左参政的任命。

隆庆三年，正月，王世贞赴浙江参政之任。四月，王世贞履任，开始裁撤贪吏，对巨富不仁之人进行打击。十月初九日，王世贞葬父。十二月，王世贞得到转任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的任命，他作诗自嘲。弟王世懋升礼部制司署员外郎事主事。王世贞三子王士骏出生。

隆庆四年，正月初一，王世贞作诗感怀，有白首之叹。二月，王世贞行至常熟，忽然生病，当时他的母亲郁氏正在送他弟弟王世懋赴任礼部仪制曹郎，见王世贞生病，心情惶恐不安，强留王世贞就医。王世贞上疏求致仕。同时王世贞的母亲郁氏患脾疾。王世贞的求退疏未被允许。六月，王世贞赴山西按察使任，到达时已经逾期。八月，王世贞监试山西乡试。十月，王世贞监试山西武举乡试。王世贞得知妾李氏或高氏病亡，同时知道母亲病重消息，上疏告假。王世贞到达泽州时，获知母亲郁氏讣告，连夜急奔回家。

隆庆五年，五月望日，王世贞的《尺牍清裁》一书增至六十卷，并作序。

万历时期
　　万历元年，二月，王世贞接到湖广按察使任命。六月初七，王世贞赴任。九月，王世贞接到改任广西右布政使的任命，感到行止无定，于是王世贞上疏请求致仕。十月，王世贞监试湖广武举乡试。十一月，王世贞到达广西。

万历二年，三月，王世贞抵京。九月，王世贞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

万历三年，正月十五日，王世贞到达郧阳。四月，王世贞上疏请撤荆州府二卫班军远戍者半数，以防卫本府，并商军饷事宜。五月，地震，王世贞上《地震疏》。六月，王世贞上疏请为已故南京兵部尚书原为补谥号，朝廷不许。十月，王世贞听说谢榛卒，写诗挽之。

万历四年，五月，王世贞上《议处本镇军饷以资边用改添实力以固地方疏》申言兵饷事宜。张居正妻弟王生欺辱江陵知县，王世贞奏请严惩不贷，并致书张居正。张居正心怀不满，二人产生嫌隙。六月，张居正迁王世贞为南京大理寺卿。秋，湖广乡试，作《湖广乡试录后序》。九月，张居正发动吏部夺王世贞俸禄。十月，张居正指使刑科都给事中弹劾王世贞，使王世贞回籍听用。

万历五年，九月，王世贞结识胡应麟，二人相见恨晚。

万历六年，八月，朝廷起用王世贞为应天府府尹，王世贞上疏请致仕。十月，王世贞还没赴任。南京兵科给事中王良心，福建道御史王许之弹劾王世贞，又被朝廷下令回籍听用，王世贞上疏申辩。

万历七年，正月，王世贞病愈。王世贞羡慕王锡爵之女王焘贞所为仙道事，有意求仙问道。

万历八年，二月，王世贞造访王锡爵，谢其女儿王焘贞，决心崇道。四月初二，王世贞始拜王焘贞为师。七月，王世贞患疟疾，精神委顿。九月，王世贞为王焘贞羽化事奔忙，初九，侍王焘贞羽化，为其作传。十一月初二，王世贞为王焘贞移神龛，迁入昙阳观，与自己的妻儿日渐疏远。

万历九年，六月，王世贞、王锡爵因为王焘贞羽化事被弹劾。

万历十年，八月，王世贞之子王士骐中应天乡试第一名解元，王世贞作诗相勉。

万历十一年，闰二月，王世贞病重，药饵不离口。六月，病痞。七月，病脾。八月，病有起色。

万历十二年，王世贞被任命为应天府府尹，上疏请致仕。二月，王世贞升南京刑部右侍郎，称病请辞。

万历十三年，王世贞与儿子在屋后花架下饮红酒。九月，戚继光被解职，来访王世贞。

万历十四年，十一月初五，王世贞、王世懋与子孙十人饮酒赋诗。

万历十五年，二月，礼部以王世贞的父亲“破虏平倭，功业可纪”，为其请旌。四月，妻子魏氏中风。十一月初五，王世贞被推荐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上疏请致仕。

万历十六年，二月十三日，王世贞赴任，瞻顾家冢，拜辞王焘贞庐。三月，王世贞履任，事务繁多，寝食难安。闰六月十四日，王世贞弟王世懋卒，王世贞写诗哭亡弟。十一月，王世贞上《为申饬部规及时务少有献给纳以效裨补疏》，称病请辞。

万历十七年，三月，王世贞上书请辞，不允。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骐中进士。六月二日，王世贞三年考满，北上报政，途中得知自己升任南京刑部尚书，患腹泻之疾，左目视力不清。八月，王世贞赴南京刑部上任。九月初九，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黄仕荣论劾王世贞。十月，王世贞上疏辩考察事，请求罢免自己，朝廷不允。十一月，王世贞再次上疏求辞，这时他的右目已经失明。

万历十八年，正月，王世贞以病求辞，朝廷不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请王世贞作序。三月，王世贞上疏求辞，回复准其回家调理。十一月二十七日，王世贞病卒。

藏书

家藏书甚富。自称：平生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3 000卷，均为宋本精椠。前后班、范二书，尤为诸本之冠。家有别墅“弇山园”，自称“吾弇山园之中，为楼者五，为堂者三，为室者四”。于园后建“小酉馆”，贮书达3万余卷。明学者胡应麟记其“小酉馆藏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另将经学之书专藏于“藏经阁”中。对宋椠元刊之书，另作“尔雅楼”贮之，又于“九友斋”中，藏宋本两汉书，为斋中第一宝。此书后归于“天禄琳琅”。收藏名迹有《哀册》、《汝南志》、《季直表》等；收藏名画有《清明上河图》、《烟江叠嶂》等；与唐顺之为莫逆之交，两人皆以文学、藏书而知名。又与范钦、项元汴等藏书家有藏书互抄之约。家设有专人管理书楼，非常熟悉藏书布局，史称“能解公意，公欲取某书、某卷、某页，一脱声即检出待用”。藏书印有“贞元”、“抚治郧阳等处关防”、“天弢居士”、“伯雅”、“仲雅”、“季雅”、“五湖长”、“乾坤清赏”、“默然守吾口”、“太仆寺印”、“王氏元美”、“有明王氏图书之印”、“汉晋唐斋”、“元美氏”等。

主张

王世贞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唱和，继承并倡导“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其始，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见其影响甚大。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艺苑卮言》里。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仍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学问淹博，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故时露卓见。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看到了才思生格调、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实为李梦阳、李攀龙所未发。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特别注意“捃拾宜博”，强调“渐渍汪洋”，最终要求“一师心匠”。并且认为，唯有这样，创作方法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达到“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地步。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到了晚年，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并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道理，有取于宋元之诗，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

从王世贞《乐府变》的序言来看，他主张创作要继承《国风》批判现实精神，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批评时事，以成一代“信史"",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现实感较为强烈。《钧州变》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造成“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的局面之后，谴责了他们“负国”的累累罪行，义正辞严，气势磅礴。《太保歌》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妻子尽逐故郡，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如《正德宫词》之四，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又如《西城宫词》之六，对听信道士胡言，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此外，王世贞的咏史诗，通过对“固始祠中”的许忠节公犹有“父老椎牲考钟鼓”的赞叹，通过对“丈夫变名难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崇敬，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

"

冯梦龙（1574－1646），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汉族，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兄梦桂，善画。弟梦熊，太学生，曾从冯梦龙治《春秋》，有诗传世。他们兄弟三人并称“吴下三冯”。"生平

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濛初，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阮大钺、王思任，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人，生于1574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弟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

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他除了对反清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还以七十高龄，亲自奔走反清大业。冯梦龙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顺治三年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

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等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文学思想

主张
　　综合冯梦龙的小说创作，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情真”。他重感情，认为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东西，甚至提出要设立一种“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他曾自负的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又在《叙山歌》中说山歌“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落实到小说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说小说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在他的有关小说的眉批里，常可看到“叙别致凄婉如真”，“话得真切动人”，“口气逼真”，“真真”等。情真、事真、理真是冯梦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反复提到的，是他追求的总目标，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他虽然不反对文言小说，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强调文学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说序》中就：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又在《醒世恒言序》说：“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这里，“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闾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闾里小民的欣赏。
　　第三，冯梦龙主张文学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张把社会教化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警世通言序》中举了里巷小儿听《三国》故事受小说人物影响的例子：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确不是被奉为经典的《孝经》、《论语》这类书所能达至的。所以冯梦龙希望借着这些通俗作品去达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实践，他解释“三言”的命名：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明白的昭示这套书的目的是“导愚”、“适俗”和“习之不厌，传之可久”。

朔源
　　冯梦龙思想受明代哲学家 李卓吾和王阳明影响很大。
　　据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并与袁无涯一起增补、整理、刊行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在冯梦龙所编纂、评改的《情史》、《智囊》、《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等著作中，大量引述了李贽的言论，且大多作了肯定的评价。李贽最为惊世骇俗的思想莫过于对孔子及其六经的蔑视和否定。他说：“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论语》、《孟子》、六经，决非万世之至论，实“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李卓吾坚决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汉唐宋三代，“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李卓吾以其思想家的胆识，凭借犀利的笔锋，剥掉了孔夫子神圣的外衣，解除了六经、《语》、《孟》经典的包装，显露出其庸常的一面。在冯梦龙的著作中，也有对孔子及其六经的嘲讽和否定。他在《广笑府序》中写道：“又笑那孔子这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提出了孔子道学杀人的主张，其激进程度不亚于李贽。在《太平广记钞》卷二十六《刘献之》条后，冯梦龙有评：“假使往圣不作六经，千载又谁知其少乎？”将六经视为可有可无典籍。李卓吾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系统阐述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并对历史上有作为的女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李卓吾一样，冯梦龙也肯定妇女的才智，在《智囊》中，专辑《闺智部》一卷，表彰古今才女。《闺智部?贤哲》总评曰：“谚云：‘妇智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这和李贽的男女见识无长短之别的主张何其相似。
　　李卓吾的文学观对冯梦龙的影响更大。李贽最根本的文学主张是“童心说”，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在李卓吾看来，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表露。李贽认为，真正出自“童心”的优秀作品是通俗文学，是戏曲小说。在《童心说》中，他推《西厢记》、《水浒传》为“天下之至文”。冯梦龙认为文学是作家性情的表露，他说：“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 冯梦龙所说的“性情”，主要是指情感，他也常用“中情”、“至情”、“真情”。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推崇不亚于李贽。他说：“今虽委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 并亲手搜集、整理了《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他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宇内四大奇书”。编纂了大量的通俗文学，包括话本经典“三言”。
　　王阳明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冯梦龙对其学说推崇备至，他在晚年创作了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这样评价阳明心学：“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唯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扶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 生活在明中叶的王阳明，亲眼目睹了现实的污浊，并对此痛心疾首，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达到天下大治的境地。他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身之不肖，而思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 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希望唤醒人们的良知，改变社会现状。冯梦龙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其丑恶的一面看得更为清楚。他在《醒世恒言叙》中写道：“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针对世上醉人多、醒者少的现实，冯梦龙要用文学创作来唤醒世人。他说：“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冯梦龙的醒世思想和王阳明的救世思想是相通的。王阳明用以救世的一剂良药就是“良知说”。“良知”是什么？王阳明作过各种解释。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成，是故谓之良知。”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是是非善恶之心，孝悌恻隐之心，真诚恻怛之心，忠君爱国之心。实际上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它是先天赋予、不假外求、人人具备的主观存在，“致良知”不过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保持良知不为私欲遮掩，自觉自愿地履行这些道德规范。冯梦龙用以醒世的思想也主要是封建伦理观念。他说：“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也就是说，小说也能起到六经的作用，可以教人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甚至比经书的教育作用更显著。与王阳明不同的是，冯梦龙更强调文学的情感作用，而他们所宣扬的基本思想却没有什么不同。
　　在明代哲学史上，李卓吾和王阳明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李卓吾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和反传统精神，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王阳明则是传统儒学的拥护者和继承人，直接因袭从孟子到陆九渊的哲学思想，站在维护明朝统治的立场上，进行新的架构和阐释。如此矛盾对立的两位思想家，为何都能为冯梦龙所接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往往具有多重性。恩格斯在评价诗人歌德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这一论断对我们理解冯梦龙是有启发意义的。冯梦龙的思想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嘲笑孔夫子，贬斥六经；另一方面，他却一直在兢兢业业治经，著有《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等经学著作。称赞孔圣人“删述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一方面，他肯定卓文君的自择私奔；另一方面，却在《寿宁待志》中为节妇立传，认为其清白胡可没也。这种矛盾现象正是冯梦龙接受尖锐对立的李卓吾和王阳明的思想基础。其次，冯梦龙接受李卓吾和王阳明是有阶段性的。大体上来说，可以冯梦龙崇祯三年中副榜贡生为界。他青年和中年时期，受李卓吾的影响较大，思想比较进步。晚年则受王阳明影响较大，思想趋于保守。冯梦龙的主要小说、戏曲、民歌几乎都是在公元1627以前编纂的，也就是说，冯梦龙作为一位通俗文学大家的地位，在此之前已确立。他的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主张也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崇祯三年，他中了贡生，做了一任丹徒训导，后来迁升寿宁知县，因为政清廉，博得了循吏的美名。作为朝廷命官，他得为维护其统治服务，文武兼备的王阳明成为他崇拜、效法的对象，接受王阳明便在情理之中。再次，冯梦龙受李卓吾、王阳明的影响程度不同，受“李氏之学”的影响更大。冯梦龙是一位文学家，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方面。李卓吾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对小说、戏曲的评点，直接影响冯梦龙的文学活动。李卓吾的思想便受到王阳明的影响，李卓吾自己便说过：“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事实上，李贽的一些精辟见解便受到阳明心学的启发，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李卓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先声。李卓吾的“童心说”和王阳明的“良知说”之间显然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至少在先天赋予、人人具备的真实存在这一点上如此。既然反道学的李卓吾也能从真道学王阳明处得到启发，那么后学冯梦龙能兼采“李氏之学”和阳明心学也就不难理解了。

海外传播
　　“三言二拍”的国外受传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质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是 “三言二拍”的受传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传播“三言二拍”的传播者。传教士大量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始于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1735年，竺赫德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书中载有法国耶稣会士殷宏绪法译明“话本”《三言》、《二拍》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恨仆告主》、《吕女郎还金完骨肉》，“三言”于明末清初传到日本，对日本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日本的冈田白驹、泽田一斋师徒二人从“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话》中选出部分作品译成日文，编成日本“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由抱瓮老人选编“三言二拍”而成的《今古奇观》是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集。1893年，法国巴维尔译的《小说与故事》中，收了《灌园叟晚逢仙女》译本。当时，中国小说流行在欧洲的文坛。德国的著名诗人席勒读了《今古奇观》后惊讶不已，写信给歌德说：“对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了。”这些权威人士对“三言二拍”的接受与认同对“三言二拍”在国外的传播起着极大的作用。只有他们先认同“三言二拍”，他们才会将“三言二拍”向西方受众传播，而且受众在接收传播时都有自己的选择，受众一般选择那些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他们在该国的权威性使西方受众更容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三言二拍”。

戏曲成就

戏曲整理及其他冯梦龙作为戏曲家，主要活动是更定传奇，修订词谱以及在戏曲创作和表演上提出主张。至于冯梦龙创作的传奇作品，传世的只有《双雄记》和《万事足》两种，虽能守曲律，时出俊语，宜于演出，但所写之事，缺少现实意义。冯梦龙之所以重视更定和修谱工作，在于他看到当时传奇之作，“人翻窠臼，家画葫芦，传奇不奇，散套成套”的现象严重。为了纠正这种弊端，使之振兴，于是主张修订词谱，制订曲律，以期“悬完谱以俟当代之真才”。同时提出“词学三法”，强调调、韵、词三者不应偏废。在冯梦龙看来，一部优秀剧作，应该情真意新，韵严调协，词藻明白，文采斐然，案头场上，两擅其美。冯梦龙正是在这种主张驱使之下，从事传奇更定工作的。冯梦龙更定的作品达数十种之多，现可考者有17种，其中颇有不少名作，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梦》，袁晋的《西楼记》，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和《永团圆》，《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在更定过程中，冯梦龙强调关目的真实自然，合乎情理，突出中心，反对枝蔓。更定的《精忠旗》，便是以慷慨大节为主脑，突出岳飞忠君爱国和将士人民对他的爱戴。他还注重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使之生动鲜明。以更好地发挥“传奇之衮钺”的作用。在他更定的《酒家》中，就曾给各种人物以不同的个性特征，“虽妇人女子，胸中好丑，亦自了了”。对于音律，见原作落调失韵处，冯梦龙也总是按谱加以修改，以便于演唱。他要更定汤显祖《牡丹亭》的原因，便是认为这部具有无限才情的杰作，只是“案头之书，非当场之谱”，冯梦龙更定的《牡丹亭》，与汤显祖原著的意趣，虽有所差异，但也的确使之便于用昆腔演唱。

《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著名昆曲剧目，便有采用冯梦龙定本的地方。冯梦龙更定传奇的工作，对于纠正创作脱离舞台的案头化偏向，繁荣明末戏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戏曲表演艺术方面，冯梦龙也有不少精湛之论。他在《双雄记序》中提出，“歌者”必须识别调的宫商，音的清浊，不能“弄声随意”、“唇舌齿喉之无辨”。在更定传奇的眉评中，也时时“提示”演员，何处是“精神结穴”处，戏要做足；何曲演时不宜删略。要求演员应认真领会角色的思想感情，气质风度，以及其所处的艺术环境，演出神情和个性来。这表明冯梦龙在有意地探讨表演艺术的规律，并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总结。

冯梦龙的散曲集《宛转歌》和诗集《七乐斋稿》，均已失传。从残存的数十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散曲多“极摹别恨”之作。他的诗以通俗平易见长，虽不成诗家，但亦有可观之作。如在知县任上写的《催科》，其中便有“带青□早稻，垂白鬻孤孙”之句。正如钟惺所评：“下句更惨。二语出催科吏之口中，亦无可奈何之极矣。”

此外，冯梦龙还曾参与校对精刻《水浒全传》，评纂《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并有笑话集、政论文等十余种传世，还撰有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经指月》。

明代文学是以小说、戏曲和民间歌曲的繁荣为特色的。小说、戏曲方面，颇有一些大作家，但在小说、戏曲、民间歌曲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明代唯冯梦龙一人而已。

"

陈子龙（1608—1647）明末官员、文学家。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汉族，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论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投水殉国。他是明末重要作家，诗歌成就较高，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典雅华丽；或合二种风格于一体。擅长七律、七言歌行、七绝，被公认为“明诗殿军”。陈子龙亦工词，为婉约词名家、云间词派盟主，被后代众多著名词评家誉为“明代第一词人”。"生平

名士风流
　　陈子龙祖上世代务农，父亲陈所闻，以文学名江南，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刑、工两部郎。陈子龙六岁入学，勤治经史，力攻章句。天启三年，十六岁举童子试，名居第二。时大批廷臣因为反对魏忠贤，纷纷被削职为民或逮之狱死。陈所闻告病在家，每阅邸报，扼腕叹息，教陈子龙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启五年，他先后与本郡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宋征璧以及苏州、嘉兴等府的一些文人学士结为好友，切磋学术，议论时务，后来大都成为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骨干分子。天启六年，补松江府学生员。父病殁，居家守孝，闭门不出，博览群书，尤其致力于古文词。
　　崇祯元年，陈子龙二十一岁，与湖广宝庆府邵阳知县张轨端之女结为夫妻。崇祯二年，陈子龙中秀才，拔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在松江组织“几社”。“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勋、徐孚远、彭宾三人。陈子龙“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子之数”，世称“几社六子”。几社和其他文社一样，起初是通过以文会友，选择知己，学习制艺，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几社成立后汇刻八股文范本《几社壬申文选》，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几社会义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几社的声势由此大振。陈子龙的名气亦因之日重，“问业者日进，户外屦满”。崇祯三年秋，应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师会试，“为省中某公所黜”，周延儒建议朝廷重新检阅被废黜考生试卷，朝廷同意，开始重审，陈子龙答卷受到文安之、倪元璐赏识，周延儒“欲置异等”，但因陈子龙卷子存在涂抹，周害怕被政敌温体仁借机攻讦，放弃录取，于是陈子龙落第归里，从事古文词。[1]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被当时松江名士陈继儒戒之而止。
　　崇祯七年春，再度应会试，因此次主管录取的是温体仁，温体仁极度排斥复社成员，这一年复社成员被录取人数急剧减少，陈子龙自然落榜。受此重大打击，陈子龙几乎心灰意冷，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接着，在松江南园读书、写作，成《属玉堂集》、《平露堂集》。
　　崇祯十年，第三次北上，与夏允彝同中进士，俱在丙科，当就外吏。陈子龙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闻继母亡，回家治丧。

志士雄心
　　此时关外清军压力与关内饥民起义使得本已衰朽的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同时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阳明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务、国政”之文，“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征实”，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四卷。是书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不务实际的坏风气。它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继后，陈子龙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负经世之志，“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对于徐光启的为人和学问，陈子龙向来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访他，“问当世之务”。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崇祯十二年，“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灿然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并作《凡例》，概述《农政全书》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内容、思想渊源和徐光启的独到见解。同时抒发了他本人的社会经济主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经世”，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何等的重视。
　　此后，陈子龙曾一度“欲绝仕宦”，在家“广其宅，示无志四方也”。然而，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为挽救明朝国运，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于崇祯十三年六月，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不久开始兼代理诸暨知县。在官之日，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他刚柔并用，剿抚兼施，一边“力行保甲，设互首之法，申连坐之令”，平定饥民暴动；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救活十几万人。十五年五月，在浙江巡抚董象恒节制下，陈子龙督抚标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县，积极参加浙、赣、闽三省会剿，平定多年来活动在三省交界处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为首的山民暴动。崇祯十六年春，李自成起义军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恒委派负责筹划军备，在余杭等地筑关建台，整修城池，铸炮储硝，并督运军粮入南京。崇祯十七年初，陈子龙因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暴动有功，授兵科给事中。但许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顾陈子龙的再三要求，违背当初许下的只要许都自缚来降，“当待以不死”的诺言，在许都率众出山投降之后将许都及部众六十余人杀死。对此，陈子龙很是不满；又闻祖母病甚笃，便没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归里。

投水殉节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明朝灭亡。紧接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溃败。陈子龙正准备北上时，听到崇祯死讯。不久后，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监国，不久后称帝，即史上之弘光政权。陈子龙在黄道周的推荐下，以崇祯时授的兵科给事中职务在弘光朝廷任职。兵科给事中虽然只是七品，但是可以直议国防要务，陈子龙在朝50多天，上书30多次，提出大量有价值的建议，但是弘光帝沉溺酒色，无心复国，只求偏安。陈子龙对朝政失望之极，同时由于自己的直言触犯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受到排挤，因此借故辞职回乡。次年清军在汉奸将领协助下，迅速南下。弘光朝覆灭，福王丧命。
　　辞职后，陈子龙避地泖滨。有旧友陈洪范时已降清，派人招抚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辞答之，陈子龙则避而不见。又有故明参将洪恩炳，与陈子龙“素执弟子礼”，亦降清，自称“安抚使”路过松江求见，陈子龙亦拒之门外，矢志坚持抗清立场。闰六月，江南各郡“竞起兵为恢复计”，组织义军，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员也同样在城内募兵抗清。这时，陈子龙与徐孚远及陈湖义士集众千余人驻扎陈湖，伺机起兵。夏允彝致书联络吴淞副总兵吴志葵、参将鲁之玙率水师三千自吴淞入泖湖，总兵官黄蜚率船千艘、水师二万人由无锡到此会合。是月初十日，陈子龙设明太祖像誓师起义，原明两广总督沈犹龙称总督兵部尚书，陈子龙称监军左给事中，军号“振武”。陈子龙所集义兵，虽有千余之众，但“饷无所办”，且多泖滨渔人，不知纪律，未尝作战，甚不堪用，与吴志葵水师进攻苏州失败。黄蜚不听陈子龙的劝阻，将二万水师移营黄浦江，因沿途水道狭隘，不利旋转，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仅支撑两月，亦被清军击败。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犹龙等皆阵亡。陈子龙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脱，携家走昆山。夏允彝投水死。继而，陈子龙避难青浦县金泽，最后隐姓埋名入嘉善县陶庄水月庵，托为禅僧，取名信衷，字瓢粟，号颍川明逸。在此，他与庵僧衍门同研佛学，并完成自撰《年谱》。
　　弘光元年六月，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称号于福州。鲁王命陈子龙为兵部尚书，节制七省军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五月，陈子龙监临吴易义师。陈子龙见其“轻敌，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不整”，“军纪日弛”，遂与之断绝关系。至秋天，吴易被清军杀害，义军失败。此时陈子龙因为匡复大业不成，经常沈忧咤叹，至废寝兴。及闻浙东、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单幞，混迹缁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将安之乎，惟有营葬大母归死先垄耳。”即于七月遣家归里，十一月，殡葬祖母于广富林。并作长书《报夏考公书》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负夏公”。南明昭宗永历二年初，在广富林家居时，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辈一时零落殆尽，周立勋之死亦已数年，而丧未举，慨然曰：“我死，谁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会葬夏允彝，陈子龙赋诗《会葬夏瑗公》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此系其绝笔。
　　提督吴胜兆，辽东人，跟着清军来到江南。1647年四月，吴胜兆因受排挤，密谋策划反正，他的部下戴之儁是陈子龙的旧识，积极支持吴胜兆起兵，私访陈子龙，一再请求陈子龙写信联络南明舟山守将黄斌卿率舟师为外应。
　　据陈子龙学生王沄后来记载，陈子龙认为：黄等“虚声寡信，事必不济”，没有答应戴的要求，并说：“海舶往来，不乏信使，你等好自为之，我决不阻拦”。戴即离去，“自是不复相闻矣”。
　　但是，据陈子龙生前友人宋征舆记载，陈子龙当时慨然应允，亲手写信联系黄斌卿，积极参与起义。
　　两种说法中，以宋的说法更为可靠，因为王沄续写陈子龙年谱时，为不给陈子龙遗孀和后代招来麻烦，所以故意在描述中否认陈子龙参与起义。而宋征舆回忆时未曾考虑这一点，因此直言不讳。
　　十六日，吴胜兆未举兵而事泄被捕，入狱穷治。清军污蔑陈子龙与吴“共谋”，遣兵捕之。陈子龙逃往苏州，易姓李，改字大樽。当时清军江宁将军巴山、都御史陈锦和江宁巡抚土国宝阴谋乘吴胜兆事，“尽除三吴知名之士”，而以陈子龙为首。五月初，他们派出士兵五百，在苏松一带大肆搜捕达五六日之久，最后陈子龙在吴县被捕。巴山等人对他进行审讯，他“植立不屈，神色不变”。陈锦问他为何官？曰：“我崇祯朝兵科给事中也。”又问：“何不剃发？”曰：“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又问，陈子龙凛然挺立，拒不回答。乃执之舟中，令卒守之。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经松江境内跨塘桥时，他乘守者不备，突然投水以死，捞起时已经气绝，清军还残暴地将其凌迟斩首，弃尸水中。时年四十岁。次日，陈子龙门生王沄、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遗体，具棺埋葬。

陈子龙墓
　　陈子龙墓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余山镇广富林村。1988年修竣陈子龙墓，墓地为花岗石平台，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一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有陈子龙画像碑，刻有传略。墓门额为李一氓书。
　　为了便于前来谒墓者对墓主的了解，其旁有石刻陈子龙画像及顾廷龙同志撰并书的《陈子龙事略》，另有李一氓同志所书“明陈子龙墓”的墓门，庄严肃穆，一代伟人，长眠于此。我们步花冈石的台阶而上，在“沅江亭”里，默念《陈子龙文集》，对这位死节志士的文学家，益增钦佩。

文学成就

明清易代之际，陈子龙以其特出之才情文章与铮铮之民族气节成为当时文人之代表、明末清初江南风云人物、文坛盟主，《明史》本传称其“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 。陈子龙领袖云间派，对明末清初诗词振兴形成巨大影响，流风余韵波及身后近半个世纪。陈子龙在诗、词、骈文、散文均卓然自成一家，是明清二代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又由其高尚的人格、不屈的风骨，而为当世以及后世敬仰，其人文章气节，皆堪称后人楷模。

明诗殿军
　　陈子龙为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其诗学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导明七子复古主张，但其诗歌创作尤其是中后期诗歌创作旨在继承盛唐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的精神，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所以其诗感慨时事，关心民生，雄深豪迈，沉郁顿挫，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同时文辞华美、音韵铿锵，浸透着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怀与高尚的爱国节操，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被公认为“明诗殿军”。
　　陈子龙早期诗歌多摹古之作，但是也已经有大量创新，随着时局的变化，尤其是明亡前后，在家国陵夷、沧桑剧变的特定时代环境感促下，诗风有较大改变，摹古习气也几乎消失，忧时念乱的沉痛情感注入诗中，显得悲劲苍凉，而又辞藻华丽，音韵铿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陈子龙各体皆工，尤其是他的七律与七言古诗，更为后人称道，这些七律与七言古诗，大多写于勤劳国事、戎马倥偬之际，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关切，悲凉慷慨，酣畅淋漓。
　　陈子龙诗歌虽受“前后七子”影响，但是能够摆脱“诗必盛唐”之窠臼，兼学齐梁丽藻、初唐四杰音韵和盛唐格调，对晚唐诗歌之秾丽特征也有一定吸收，这些要素配合其过人才气，使其诗歌与“前后七子”大不相同，因此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赵翼全面否决“前后七子”却对陈子龙诗歌予以相当高的评价，认为陈子龙的诗论“意理粗疏处，尚未免英雄欺人”，却不得不承认他“沉雄瑰丽，实未易才”。
　　明代诗歌自高启去世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状态， 陈子龙崛起于东南文坛，不仅终结了明朝诗歌艺术近三百年的衰微状态，而且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清代康熙年间著名诗人、词人朱彝尊在编选《明诗综》，高度评价陈子龙在恢复诗歌大雅传统的功绩：“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广，竟陵之焰顿兴，一时好异者，诪张为幻。关中文太清倡坚伪离奇之言，致删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阴王季重寄谑浪笑傲之体，不免绿衣苍鹘之仪容。如帝释既远，修罗药叉，交起搏战，日轮就暝，鵩子鹗母，四野群飞。卧子张以太阴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尽苍蝇蟋蟀之声，其功不可没也。”
　　对于陈子龙在诗歌方面正本清源的作用，钱瞻百也有类似评价：“大樽当诗学榛芜之余，力辟正始，一时宗尚，遂使群才蔚起，与弘、正比隆，摧廓振兴之功，斯为极矣。”
　　缪天自持类似观点： “剥极而反，否极而复，先征于声音之道，卧子当楚人众咻之余，力追正始，允矣人豪。”
　　龚蘅圃则针对那些将陈子龙与前后七子一并批评者提出见解：“若诗当公安、竟陵之后，雅音渐亡，曼声并作，大樽力返于正，翦其榛芜荆棘，驱其狐狸貒貉，廓清之功，讵可借口七子流派，并攒讥及焉？”
　　康熙年间诗坛领袖王士禛更是对陈子龙的诗歌推崇备至，在《香祖笔记》中评价其诗：“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3]陈子龙在结合齐梁与三唐风格方面的努力深刻影响了同时代的大诗人吴伟业。吴伟业初学宋枚，以杜甫诗歌质朴一面为宗，后在陈子龙影响下，全面吸收齐梁与初唐四杰之诗风，结合白居易等人之叙事诗风格，融入传奇小说笔法，终成自具面目之“梅村体”，对清代诗歌造成深远影响。
　　清同治年间诗人朱彭年赋诗评价吴伟业：“妙年词赋黄门亚，复社云间孰继声？一自鼎湖龙去后，兴亡凄绝庾兰成”。此诗认为吴伟业诗继承了明末云间诗派陈子龙之风格。
　　后代学者所论述的“梅村体”的五大特征即诗史特则、频繁转韵、歌行中多用律句、用典较多、叙事特征，其中四大特征都可以在陈子龙七言歌行中找到。这四个特征在初唐四杰的诗歌中已经基本具备，陈子龙是直接继承者，然后影响了吴伟业。必须强调的是，明代中期何景明在好友杨慎影响下也已经涉足这类作品。
　　陈子龙与吴伟业的歌行在以上四个方面难分伯仲，陈子龙胜在雄丽有骨，吴伟业胜在高超的“叙事”风格。陈子龙的叙事诗仍然以唐代之前叙事诗风格为宗且数量极少，而吴伟业则基本上依赖叙事诗成名，叙事风格不仅熔铸了白居易等人的“长庆体”，而且采用插叙、倒叙等一系列明清小说和戏剧中具有的叙事技巧，从而自成新吟，成为娄东派首领，与云间派首领陈子龙、虞山派首领钱谦益在明末清初诗坛鼎足而三。
　　陈子龙殉国多年之后之后， 吴伟业仍在《梅村诗话》中评价陈子龙：“卧子负旷世逸才……。其四六跨徐、庾，论策视二苏，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当是时，几社名闻天下。卧子眼光奕奕，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登临赠答，淋漓慷慨，虽百世后犹想见其人也。”并且回忆二人在京城论诗情景：“尝与余宿京邸，夜半谓余曰：‘卿诗绝似李颀。’又诵余《雒阳行》一篇，谓为合作。余曰：‘卿诗固佳，何首为第一?’卧子曰：‘“苑内起山名万岁，阁中新戏号千秋”，此余中联得意语也。“祠官流涕松风路，回首长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犹带砺，断垣落日海云黄”，此余结法可诵者也。’余赞叹久之。晚岁与夏考功相期死国事，考功先赴水死，卧子为书报考功于地下，誓必相从，文绝可观。……”[4]对于陈子龙诗歌成就，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有过中肯评价：“陈卧子大才健笔，足殿明诗而无愧，又丁百六阳九之会，天意昌诗，宜若可以悲壮苍凉，上继简斋、遗山之学杜”，以“天意昌诗”评价陈子龙为代表的烈士诗人与遗民诗人之出现，足见评价之高。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先生还对陈子龙一些诗歌名联进行汇总：“陈卧子结有明三百年唐诗之局，其名联如‘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左结旧宅犹兰圃，中散荒园尚竹林’‘九天星宿开秦塞，万国梯航走冀方’及《香祖笔记》卷二所称之‘四塞山河归汉关，二陵风雨送秦师’，‘石显上宾居柳市，窦婴别业在蓝田。’皆比类人地，为撑拄开阖。”

一代词宗
　　词自元代开始衰落，到明代更加凋零，明末以陈子龙为核心的云间词派致力为词，勤苦唱和，使得词艺再次焕发出迷人光彩，其中尤以陈子龙词最为杰出。陈子龙论词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间词名家、北宋秦观、周邦彦等人，风流婉丽，蕴藉极深，享明词“第一”之誉。元、明词衰微近四百年后，陈子龙的出现使得词艺衰败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为词艺的中兴开辟了道路。
　　陈子龙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词境的成功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词在意境方面分别表现出了情韵生动、浑融自然、含蓄婉约等特征和风貌。这些风貌大大提升并增强了其词的内涵及价值，使得其词在明代词坛上熠熠生辉，词风影响了他去世后近半个世纪，对词坛回归南唐、花间、北宋风格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在陈子龙殉国之后，其词即开始深刻影响词坛，清末著名词学家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中描述了当时的盛况：“昔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
　　陈子龙身为烈士与英雄，诗歌中兼有英雄气与才子气，但其词却是风流婉丽、意蕴极深的婉约词，与豪放词毫无关联，后代评家对此均深为惊叹，如康熙年间顾璟芳《兰皋明词汇选》中称：“大樽先生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节，与志气相符。遒其词风流婉约，堪付与、十八歌喉。传称河南亮节，作字不胜绮罗；广平铁心，《梅赋》偏工柔艳，吾于先生益信。”此后沈雄在《古今词话》中引用此评价并稍加改动：“《兰皋集》曰：有赞大樽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传称河南亮节。作字不胜绮罗，广平铁心，《梅赋》偏工清艳，吾于大樽益信。”陈子龙词因其杰出成就而得到了清初至今众多评词名家的高度肯定。著名诗人、词人王士禛不仅对陈子龙诗歌推崇备至，对其词也同样推崇，在《花草蒙拾》中评价：“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譬若安车驷马，流连陌阡，殊令人思草头一点之乐。”王士禛与邹祗谟编选的《倚声初集》评价陈子龙词：“大樽诸词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缅邈凄恻。”这个评价对后代的影响很大，被近现代许多文学史专著采用，如近代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就承袭了这个评价并稍作扩充：“子龙之词，则直造唐人之奥宇。……惟陈子龙之《湘真阁》、《江蓠槛》诸词，风流婉丽，足继南唐后主，则得于天者独优也。观其所作，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绵邈凄恻，言内意外，已无遗议。”又如游国恩教授的经典著作《中国文学史》评价元明二代词人曰：“词发展到南宋已达到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词乃退居次要地位。白朴、萨都剌、张翥等较有名，而张氏《蜕岩词》为尤著。明人词多率意之作。杨慎、王世贞稍突出，而成就不高。惟明末陈子龙是一个优秀作家，王士禛称其《幽兰》、《湘真》诸集，‘意内言外，已无遗议’。可以说是明词冠军。”[9]康熙年间的佟世南则称：“至故明惟《写情》、《湘真》二集，高朗秀艳，得两宋轨则。”
　　直到清末，著名词人、词学大师谭献在《复堂词话》仍然给出高度评价：“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并说：“重光后身，唯卧子足以当之。词自南宋之季，几成绝响。元之张仲举稍存比兴。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称：“明末风雅首陈大樽子龙，大樽门下首夏存古完淳”。
　　民国徐敬修《词学常识》称：“按子龙之词，缠绵悱恻，神韵天然，为有明一代词人之冠。……总之有明一代之词学，初则沿蜕岩之风轨，永乐以后，《花间》《草堂》诸集渐盛，当时唯小令中调，间有可取，其余则偏于浮靡，无一硬语，至陈子龙出，始卓然可称一代词宗，然已身丁季叔，而开有清风气之先矣。”民国词曲学大师吴梅《词学通论》称：“余尝谓明词，非用于酬应，即用于闺闼，其能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则者，独有大樽而已。三百年中，词家不谓不多，若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殆无一人可满意者。……至卧子则屏绝浮华，具见根柢……。
　　二十世纪词学大师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对陈子龙词的评价影响最大：“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龙榆生又在《跋钞本湘真阁诗馀》中说：“明季词人，惟青浦陈卧子子龙，衡阳王船山夫之，岭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风力遒上，具起衰之力。卧子英年殉国，大节凛然，而所作词婉丽绵密，韵格在淮海、漱玉间，尤为当行本色，此亦事之难解者。诗人比兴之义，固不以叫嚣怒骂为能表壮节，而感染之深，原别有所在也。”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明代卷》评价：“陈子龙、夏完淳、孙承宗、张煌言等人构成的英烈词人群体，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足为明词生色的是陈子龙，他的《湘真阁》《江篱槛》二集，置于宋词名家中亦无愧色。论明词者，每谓两头最佳，明初翘楚数刘基，明季殿军则当推陈子龙。而且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对清初词坛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陈子龙词集有两部，分别为《江蓠槛》和《湘真阁存稿》，后世以“湘真”代称词人身份的陈子龙，即因此而来，其词也被统称为“湘真词”，如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揭开清词帷幕的陈子龙于词推尊五代北宋，以‘婉畅浓逸’为宗，沧桑变后，其《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突破闺房儿女的纤柔靡曼，‘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

骈赋高手
　　陈子龙的赋和骈文成就也很高，《明史》本传称其“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如《别赋》：“至若祖道浙江，歌骊易水，击筑渐哀，举杯数起。人虎狼兮不复还，感乌马兮谁能理。信事君兮无二心，愤国仇兮渐壮士。独临风以唏嘘，咸攀辕而莫止。”借用历史典故抒发自己的忠君报国之情，写得慷慨悲壮，并非纯拟江淹之作。其他如《感逝》《拟恨》《秋兴》《湘娥》等赋皆凄怆悲凉，忧时伤乱，亦有所寄托。而赋体文《汉诅匈奴大宛》则显然是针对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汉之诅咒匈奴而咒骂侵略者。陈子龙的这些文章虽然宗效魏晋，却都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写出了爱国志士的满腔忠愤，是明末时世激荡的产物。

策论名家
　　陈子龙的奏疏文章独具一格，尤其是任职南明宏光朝廷期间所写的三十多篇奏疏，下笔流畅，思想深刻，极具战略眼光，后被收入《兵垣奏议》。其文关心社稷，经世致用，为挽救明朝国运，呕心沥血。
　　吴伟业称“其四六跨徐、庾，论策视二苏”，对其四六文和论策奏疏予以高度评价。
　　陈子龙的八股文也很出色，《明史》称他“工举子业”，就是指他在八股文方面的造诣，他被称为“启祯五大家”之一，对明末八股文演变有较大影响。
　　他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收集在清嘉庆八年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录于《安雅堂稿》。

"

冯小青，名玄，字小青。明代万历年间南直隶扬州（今属江苏）人。嫁杭州豪公子冯生妾。讳同姓，仅以字称。工诗词，解音律。为大妇所妒，徙居孤山别业。亲戚劝其改嫁，不从，凄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奠而卒，年十八。"生平

幼年
　　冯小青，广陵的世家女。
　　冯小青的童年就在广陵的太守府度过，生活富足。冯小青自小生得秀丽端雅，聪颖伶俐，深得父母的宠爱。冯小青的母亲也是大家闺秀出身，善于舞文弄墨、抚琴弹弦，只有冯小青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自然是看得比眼珠子还重。从小对她悉心培育，一心盼望她长成一个才貌出众的姑娘。冯小青十岁那年，太守府中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这老尼一身一尘不染的灰布袈裟，慈眉善目，她见冯小青聪明可爱，就将她唤到身边。冯小青觉得这老尼慈祥可亲，也就非常乐意地站在她面前。老尼抚着冯小青的头，缓缓开口说：“小姐满脸颖慧，命相不凡，我教你一段文章，看你是否喜欢？”冯小青好奇心正强，听她说要教自己文章，饶有兴致地点点头，专注地抬头看着老尼。老尼清了清嗓子，闭目合手，念了一大段佛经。老尼念完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冯小青，冯小青知是在考自己，当即也闭了眼，把刚才老尼念的佛经复述了一遍，竟然是一字不差。
　　老尼脸露惊诧之状，随即摇了摇头，口诵一声“阿弥陀佛”，转身对着冯小青母亲郑重地说道：“此女早慧命薄，愿乞作弟子；倘若不忍割舍，万勿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有三十年的阳寿！

家道变故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建文四年，燕王朱棣借“靖难”之名夺得了建文帝的皇位。朱棣进军南京时，冯小青之父作为建文帝之臣，曾带兵坚决阻挡。当朱棣取得天下后，冯家自然成了他的刀下鬼，株连全族。年方及笄的冯小青当时恰随一远房亲戚杨夫人外出，幸免于难，慌乱之中，随着杨夫人逃到了杭州。在杭州城里，冯小青举目无亲，只好寄居到一个曾与冯父有过一回交往的本家冯员外家中。冯员外是经营丝绸生意的富殷，家大业大，见冯小青孤身一人，楚楚可怜，就收留了她。

情感经历
　　住进了冯家，吃穿住都不用发愁了，可一夜之间从太守千金沦落为寄人篱下的孤女，使冯小青一直沉浸在悲痛忧郁之中。转眼到了元宵灯节，冯员外家张灯结彩，好不热闹。到冯家来走亲戚的杨夫人，也就是曾带冯小青来杭州的那位夫人，见小青一个人闷坐在屋中，就硬把她拉了出来看灯。冯家大少爷冯通是个精通文墨的儒商，趁着佳节灯会大显身手，制了不少谜语挂在灯上。待冯小青出来时，灯谜已被猜中大半，她走近看时，被一条谜语的谜面吸引住了：
　　话雨巴山旧有家，逢人流泪说天涯；
　　红颜为伴三更雨，不断愁肠并落花。
　　这条灯谜的谜底一下子就被冯小青猜中了，但更吸引她的倒是这首绝句体的谜面，仿佛是她此时心境的写照，不由地站着发呆。
　　冯小青异样的神情被制谜的冯家大少爷看在眼里，不禁升出一股怜惜之情。他早知道家里住进了一个遇难的小姐，听人说是如何才貌双全，无奈自己是有妇之夫，不敢随意造访。今见到冯小青，他马上猜出了她的身份。
　　冯通走近小青，轻声问道：“小姐是否已猜中这则灯谜？”冯小青猛地被惊醒，转头一看，是一位风度儒雅的年轻公子，不由得脸一红，低声答道：“可否是红烛？”冯通含笑点头，赞道：“小姐好悟性。”冯小青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几天后，杭州城里下了一场春雪。雪花飘落，到处银装素裹。冯小青的屋外有几树白梅，这时梅花正迎雪吐蕊，清香溢满小院。冯小青自幼就偏爱梅花，尤其是白梅。在广陵旧宅她的闺阁前就种着一大片梅树，每到梅花飘香时，她总喜欢留连其间，享受那份雅韵。飘落异乡，又见到了熟悉的梅花映雪，她沉闷的心情闪出一片晴朗。于是找了一个瓷盆走出房间，到院中的梅树丛中，十分用心地从梅花瓣上收集晶莹的积雪，准备用来烧梅雪茶。这也是她过去常做的一件趣事。
　　就在这时，也有爱梅雅好的冯通走进了小院，他是特意来看梅花的。两个爱梅人在雪地梅树下不期而遇，似乎都没有感到惊异，只是会心地相对一笑。于是，冯通开始帮着小青一同拂扫梅雪，同时零零散散地侃着梅花的趣闻和吟梅的诗词。不知不觉中，就收到了满满一盆梅花雪。冯小青略带羞涩地邀请冯通进屋一同烧煮品尝梅雪茶，冯通欣然领命。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烧雪、品茶、谈诗，情融意恰。有了那次倾谈后，冯通情不自禁地总想找机会接近小青。小青觉得冯通文雅知礼，又善暖人心，因此也十分乐意冯通来看她。如此一来，冯通三天两头瞒着妻子崔氏来会小青，小青的小屋中从此充满了生机。终于，两人的感情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彼此不忍再暗中相会、日日别离，在春天来临时，冯通向父亲提出了纳妾的要求。冯员外原本对聪明可人的小青就颇有好感，加之冯通的原配夫人崔氏婚后三年不曾生育，因此爽快地应充了冯通娶小青为妾的婚事。崔氏对此虽然耿耿于怀，但既然老爷子点了头，她也奈何不得，只在暗中切齿发恨。
　　小青与冯通有了名正言顺的关系，益发朝朝夕夕相伴相守。冯小青一个名门千金，嫁给商贾人家为妾，说来有些委屈。冯通对她那般轻怜蜜爱，她也就非常知足了，满以为劫难已过，否极泰来。在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重新抓住了幸福的人生。不料好景不长，新婚蜜月刚过，冯通的原配夫人崔氏就开发施展她大少奶奶的威风了。先是对冯通的行动严加约束，继而又对冯小青的生活挑三拣回。小青口味清淡，不习惯于冯家油腻的饮食，所以冯通常让厨子另外烧一些合小青口味的小菜。这天，厨子为小青单独炒的菜被崔氏看见了，她故意斥责厨子道：“冯家有大鱼大肉，谁让你还烧这些没油腥的菜，想丢冯家的面子吗？以后不许再烧！”说完，把那两盘菜狠狠地倒在了污水池中。

相关传说

《醋葫芦》为中国古代十大禁书之一，其中到了结尾的地方都氏因妒而在地府受审时，波斯达那尊者想为其说情，因此翻阅历代妒妇案宗，其中一条便是小青告：

一起风流未尽事小青告审得冯二、苟氏，一系村鄙贱夫，一系嚣顽蠢妇。以蕞尔之铜臭，得糟餐溺饮于人世者幸矣。乃妄想青娥，浪挥白镪，娶小青于广陵，陷为侧室。当想福分无多，日夕烧香拜礼，少忏平生之侥幸，尤恨迟耳，岂得反肆驴肝，轻锻凤翥，使接舆有德衰之叹，明妃无返汉之期！苟氏因之，得以大张妒檄，广树雌旌，揉碎娇花之瓣，削残方竹之棱，焚诗毁像，凌烁百般，彼袅袅者已灰飞矣，吾昭昭者能烟灭哉？首以苟氏，去其“艹”而傍“犭”，从以冯二，增其“虑”而减“ン”。小青天命不辰，有才无偶，既列散仙，勿生怨望。

里面提到小青死后得天见怜位列散仙，而冯、荀二人轮回做狗做马。岂不快哉！

从此也能看出当时人对小青的怜惜，因此杜撰这一情节，到也可以快慰一下青粉们。

"

钱福（1461—1504）明代状元，字与谦，因家住松江鹤滩附近，自号鹤滩。南直隶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liú）之后。弘治三年进士第一，官翰林修撰，三年告归。诗文以敏捷见长，有名一时，根据文嘉诗文修改的《明日歌》流传甚广。著有《鹤滩集》。"诗作轶事

钱福少有文名。一次，他从私塾读完书回家，路见一客人正在赏菊。二人见过礼后，客人出对曰：“赏菊客归，众手折残彭泽景。”钱福应声答道：“卖花人过，一肩挑尽洛阳春。”后来钱福被置官家居，当地县官雅好笔墨，一日邀请钱状元游君山。预先选出齐韵中的“堤、脐、低、梯”等生僻用字命下人收好，待酒席之上再请出，欲难为钱福。待酒过三巡之后，县官请钱福以大观亭为题做诗，钱福遂挥笔依韵写出：“水势兼天山作堤，诸云烟树望中齐。直从巴峡才归壑，许大乾坤此结脐。胸次决开三极郎，目光摇荡四垂低，欲骑日月穷天外，谁借先生万丈梯。”一时举座皆赞赏不已。

一次，钱福在徐家任私塾，徐家设宴于园亭之中，边赏牡丹边喝酒。钱福开怀痛饮至微醉，门客之中有持玳瑁扇者，钱福取过题书“玳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诗。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风第一枝。”钱福还有一首咏杨梅诗：“怪底吴人不出乡，杨梅五月荐新尝。西州一斗葡萄酒，南越千头荔子浆。略著些酸醒酒困，了无点滓涴诗肠。渠家妃子如相见，添得红尘一倍忙。”有文献称钱福，集“太白之仙才，长吉之鬼才”于一身。

传说，钱福归乡后，有人对他说，扬州有一位姓张的妓女美丽动人。钱福忙整理行装前去扬州。到了扬州，才知道这位美丽佳人已从良嫁给了一个盐商。钱福又去拜访盐商，盐商十分看重钱福的才名，立刻设宴款待。钱福在酒席之上，借着酒意提出要见一见新夫人，盐商便令张妓出来一见。钱福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她穿着白衣白裙，就像皎洁的秋月。盐商又让她拿出绫帕，请钱状元题诗。于是钱福即题道：“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娥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生平

钱福，生于明英宗天顺五年，卒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终年四十四岁。自幼天资聪敏，才思过人，七岁即能作文。少年时即为名秀才，与同县顾清、沈悦齐名，人称“三杰”。曾游小赤壁，对客放歌：“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镇压东江东。”那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奇句。

成化二十二年举人。弘治三年进士第一名及第，廷对策三千余言，词理精当，不用草稿。任职翰林院修撰，更致力于诗文，雄视当世；才高气奇，数千言立就，词锋所向，无人可与抗衡。又工八股文，王夫之称与王鏊齐名，曰“钱王两大家”。性坦率，喜饮酒，每饮至醉，往往言语伤人，因而不为同列所喜，致招谤议。弘治六年任会试同考。后即托病告归，不再出仕。

诗文有名一时，四方求者极众，常于宴席上一面应酬宾客，谈笑风生；一面对客挥毫，众得所请而去。对松江知府刘琬落落不加礼，刘琬怀恨于心。后刘琬被人诬告，钱福闻讯后，急至吴门，为刘琬辩白，因得缓解。刘琬深为感激，欲求亲近，而钱福一如既往，并不加以理会。钱福去世，刘琬哭祭，出资造墓，请沈悦写行状，顾清写传记。

著有《鹤滩集》、《尚书丛说》等。辑有《唐宋名贤历代确论》传世。

"

李时珍（1518年—1593年），字东璧，时人谓之李东璧。号濒湖，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其著有《濒湖脉学》。"轶事典故

1、一天，李时珍的大徒弟王广和来到湖口，见一群人正抬着棺材送葬，而棺材里直往外流血。王广和上前一看，见流出的血不是淤血而是鲜血，于是赶忙拦住人群，说：“快停下来，棺材里的人还有救啊！”众人听了，面面相觑，彼此都不敢相信。人已死矣，再开棺惊动故人，不是太不吉利了吗?可万一……王广和当然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于是便反复劝说，终于使主人答应开棺一试。王广和先是进行了一番按摩，然后又在其心窝处扎了一针，不一会儿，就见棺内的妇人轻轻哼了一声，竟然醒了，于是，人群欢动。不久之后，这名妇女又顺利产下一个儿子，原来这名妇女是因难产而陷入假死。于是人们都传言王广和一根银针，救活了两条人命，有起死回生的妙法。这就是王广和一针救两命的故事。

2．还有传言李时珍“活人断其死”的故事。传说李时珍在以一根针救活母子两人后，许多人都想见一见这位神医。一天，有家药店老板的儿子正在柜台上大吃大喝，听说了之后，也想去看看热闹。他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挤到李时珍面前，问道：“先生，你看我有什么病吗?”李时珍见此人气色不好，赶忙给他诊脉，过后，十分惋惜地说道：“小兄弟，可惜呀，年纪轻轻，活不了三个时辰了，请赶快回家去吧，免得家里人到处找。”众人都不信，那个药店老板的儿子更是大骂不止，后来在众人的劝说下，方才气咻咻地走了。果不其然，不到三个时辰，这个人便死掉了。原来是此人吃饭过饱，纵身一跳，肠子断了，内脏受损。由此，人们更是惊叹李时珍的神奇医术了。

3．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药物，名叫曼陀罗花，吃了以后会使人手舞足蹈，严重的还会麻醉。李时珍为了寻找曼陀罗花，离开了家乡，来到北方。终于发现了独茎直上高有四、五尺，叶像茄子叶，花像牵牛花，早开夜合的曼陀罗花，他又为了掌握曼陀罗花的性能，亲自尝试“乃验也。”并记下了“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据现代药理分析，曼陀罗花含有东莨菪碱，对中枢神经有兴奋大脑和延髓作用，对末梢都有对抗或麻痹副交感神经作用。
　　李时珍在做曼陀罗花毒性试验时，联想到本草书上关于大豆有解百药毒的记载，也进行了多次试验，证实了单独使用大豆是不可能起解毒作用的，如果再加上一味甘草，就有良好的效果，并说：“如此之事，不可不知”。

4．李时珍利用太医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但阅读了大量医书，而且对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也都广泛参考。同时仔细观察了国外进口的以及国内贵重药材，对它们的形态、特性、产地都一一加以记录。过了一年左右，为了修改本草书，他再也不愿耽下去了，借故辞职。在回家的路上，一天，李时珍投宿在一个驿站，遇见几个替官府赶车的马夫，围着一个小锅，煮着连根带叶的野草，李时珍上前询问，马夫告诉说：“我们赶车人，整年累月地在外奔跑，损伤筋骨是常有之事，如将这药草煮汤喝了，就能舒筋活血”。这药草原名叫“鼓子花”，又叫“旋花”，李时珍将马夫介绍的经验记录了下来。写道：旋花有“益气续筋”之用。此事使李时珍意识到修改本草书要到实践中去，才能有所发现。

5．李时珍出生在明代一个医学世家，祖父、父亲都是医生。他自幼也喜欢医学，长大后当上医生，并钻研医学，成为中国伟大的医学家。
　　当时，嘉靖皇帝迷信仙道，祈求长生不老。方士看准了皇帝的心意，便大炼不死仙丹，取悦皇帝，因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炼丹热潮，但不少人服用仙丹后中毒死亡。
　　李时珍知道仙丹多用水银、铅、丹砂、硫磺、锡等炼取，含有毒素，于是大声疾呼：「丹药能长寿的说法，决不可信！」
　　他列举服食丹药后死亡的例子，但有方士反驳说：「古代药书上说，水银无毒，服食可以成仙，是一种长生药。」
　　李时珍说：「前人遗留下来的知识可以参考，但一定要经过分析，我们不能尽信书上所说的。古书上也说过，『食黄金能成神仙』，但有谁见过有人成了神仙呢？秦始皇、汉武帝都是吃仙丹望长生，结果还不是死了吗？所谓仙丹的成分，大多是有毒的物质，吃了不但不能长寿，反而会令人中毒死亡呢！
　　李时珍虽然坚决反对服食仙丹，却以科学的态度应用炼丹的方法。他亲自研制水银来医治疮疥等病，又利用炼金术烧制外用药物，他还把研究的数据记载在《本草纲目》里，对后世影响深远。

6．1518年，李言闻的第二个儿子李时珍出世了。当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瘦弱的男孩，日后会成为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在李家后院，种着好多药草，都是喜欢研究药学的李言闻采来的。李时珍从蹒跚学步之日起，就和这些草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喜欢看这些花草发芽、开花、结果；喜欢看父亲怎样把它们制成草药，为别人治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这些草药的性能日渐了解，越发如痴如醉，整日消磨在庭园之中。当时，医生被豪绅贵族视为“下九流”，社会地位十分卑微。李言闻对所受歧视刻骨铭心，自然不愿让聪慧的小儿子重蹈覆辙，而把改换门庭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时珍身上。
　　李时珍虽酷爱医学，但为了不辜负父亲的厚望，只好把心思暂放在那枯燥乏味的八股文章上。他聪明颖悟，才智过人，14岁便考中了秀才。李言闻乐得心花怒放，以为这下儿子升腾有望了。谁知事与愿违，从17岁起，李时珍接连3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严峻的现实，教育了李言闻，使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子，强扭的瓜儿不甜啊。从此，李时珍放弃了功名，一心一意当起了郎中。
　　还在李时珍少年时代，李言闻就常把两个儿子带到自己充当诊所的道士庙“玄妙观”中，一面行医，一面教子读书，不时让孩子们帮助誊抄一下药方。李时珍耳濡目染，对行医的知识技能越来越熟，兴致也越来越浓，常常偷空放下八股文章，翻开父亲的医书，读得津津有味。《尔雅》中的《释草》《释木》《释鸟》《释兽》等篇，他都背诵如流。
　　一天，李言闻应病家之邀，带着长子出诊去了，玄妙观中只剩下时珍一人。这时，来了两位病人，一个是火眼肿痛，一个是暴泄不止。李时珍思索了半晌，说道：“父亲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要不，我先给你们开个方子，试试看能不能治好。不行的话再找我父亲。”那泻肚子的病人难受极了，迫不及待地说：“好，好，郎中的公子开方子还能有错？”另一个病人也捂着红肿的双眼，连连催促时珍开方。李时珍便果断地开方取药，打发病人走了。李言闻回到家中，发现了小儿子开的药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忙问：“这是你开的？”时珍小声回答：“是的，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把病人是什么症状，为什么要用这些药，这些药有什么性能等等，一股脑儿说了一遍，讲得头头是道。李言闻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这才知道，儿子不仅读了不少医书，还能在治病实践中加以运用，对症下药，确实是块当大夫的材料，心中不觉又惊又喜。这时，做兄长的果珍在旁边听着弟弟大谈药性，十分羡慕，暗自下决心定要干件漂亮事，让父亲看看谁的医道高明。
　　事有凑巧，没过几天，又有两个眼痛和痢疾病人前来就诊，而那天正好只有果珍一人在诊所。他一见这两人和弟弟说起过的那两人病情－样，便不假思索，依照弟弟的方子作了处理。不料，第二天一早，这两个病人就找上门来，说服药后病情反而加重，要李言闻看看是怎么回事。果珍在一旁不敢隐瞒，只好如实相告。李言闻一听就连呼“错矣”。果珍还不服气：“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弟弟对，我偏错了？”李言闻答道：“有的病症看上去差不多，实质却不一样。”接着，把为什么那天时珍要以艾草为主药，而今儿这两个病人却应该以黄连为主药的道理讲了一遍，把个果珍说得心服口服。李言闻总是这样，从医理和病情两方面给孩子们灌输全面的医学知识，使两个儿子都大得裨益。

7．李时珍20岁那年，蕲州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水灾。滔滔洪水如猛兽般冲决了江堤，蕲河两岸的千顷良田顿时化作一片汪洋。乡亲们流离失所，到处是一片哭声。洪水刚过，瘟疫开始蔓延，病魔无情地吞噬着无辜的生命。李时珍目睹惨景，心如刀绞，和父兄一道，没日没夜地救护着病人，不知把多少濒临死亡的人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这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一帮人闹闹嚷嚷地拉着一个江湖郎中涌进诊所。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叫道：“李大夫，你给评评理！我爹吃了这家伙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我去找他算账，他硬说药方没错。我们信得过你，你给看看。”说着把给父亲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喏，这就是药渣。” 李时珍抓起药渣，一一仔细闻过，又放在嘴里嚼嚼，自言自语道：“这是虎掌啊！”那江湖郎中一听“虎掌”，慌忙分辩说：“我绝对没开过这味药！”
　　“那肯定是药铺弄错了！”年轻人说着，就要往门外冲。李时珍忙拉住他，说道：“别去了，这是古医书上的错误。就以《日华本草》的记载来说，就把漏蓝子和虎掌混为一谈了。”“对，我开的是漏蓝子！”江湖郎中急急地插了一句。“是啊，药铺有医书为据，打官司也没用。”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得把江湖郎中给放了。
　　不久，又有一位医生为一名精神病人开药，用了一味叫防葵的药，病人服药后很快就死了。还有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吃了医生开的一味叫黄精的补药，也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原来，几种古药书上，都把防葵和狼毒、黄精和钩吻说成是同一药物，而狼毒、钩吻毒性都很大，人吃了怎能不送命呢？这一桩桩、一件件药物误人的事，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毫无疑问，古医药书籍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漏误。若不及早订正，医药界以它们为凭，以讹传讹，轻者会耽误治病，重者要害人性命啊！
　　深夜，月光如水，烛光摇曳。李时珍和父亲在灯下倾心而谈。听了儿子的一番宏论，李言闻语重心长地说：“你想重修本草的想法不错，可是难啊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恐怕只有朝廷才有这么大的力量。何况，关于本草的书，相当浩繁，你虽然读了一些，可研究得还很不够，远远不能适应修书的要求。还是先在读书上狠下一番功夫吧，你说是不是？”
　　父亲的话，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李时珍的心。在以后的10年中，他全身心地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医书宝库中，熟读了《内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医籍以及历代名家著述和大量关于花草树木的书籍，单是笔记就装了满满几柜子，为修订本草积累了许多珍贵资料。

8．1551年，明宗室武昌楚王闻知李时珍医术精湛，聘他到王府主管祭祀礼仪和医务。李时珍本不愿与皇亲国戚交往，但考虑到楚王也许会帮忙，使朝廷答应重修本草，于是就打点行装进了王府。不久，便因治愈楚王世子的暴厥和其他不少人的疑难杂症而名扬朝廷，被举荐担任了太医院的医官。这太医院，是明王朝的中央医疗机构，院中拥有大量外界罕见的珍贵医书资料和药物标本。李时珍在这里大开眼界，一头扎进书堆，夜以继日地研读、摘抄和描绘药物图形，努力吸取着前人提供的医学精髓。与此同时，他多次向院方提出编写新本草的建议。然而，他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无端的讥讽挖苦与打击中伤。李时珍很快便明白，这里绝非自己用武之地，要想实现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只有走自己的路。一年后，他毅然告病还乡。
　　1552年，34岁的李时珍着手按计划重修本草。由于准备充分，开头还比较顺利，但写着写着，问题就来了：所谓本草，是古代药物学的代称。它包括花草果木、鸟兽鱼虫和铅锡硫汞等众多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由于其中绝大多数是植物，可以说是以植物为本，所以人们又将药物直称为“本草”。东汉《神农本草经》成书，到李时珍诞生前的400余年间，历代本草学家都有不少专著问世，但却从未有一部能概括这一时期药物学新进展的总结性著作。李时珍责无旁贷地挑起这副重担，并意识到了它的分量，却仍未料到，药物是那样的多种多样，对它们的性状、习性和生长情形，很难全部心中有数。比如，白花蛇，同竹子、艾叶，本是蕲州的三大特产，可以主治风痹、惊搐、癞癣等疾病，是一味贵生药品。但他从药贩子那儿买来的“白花蛇”，有时是另一种蛇冒充的，跟书上描述的大相径庭。那么，真正的白花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李时珍曾跟着捕蛇人亲自上山，捕捉到一条白花蛇，仔细一看，果然和书上讲的一模一样。
　　从此，李时珍走出家门，深入山间田野，实地对照，辨认药物。除湖广外，先后到过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行程达两万余里。那些种田的、捕鱼的、打柴的、狩猎的、采矿的，无不是他的朋友和老师，为他提供了书本上不曾有过的丰富药物知识。

9．李时珍一路考察，一路为父老乡亲们治病，深受人们尊敬与依赖。有位老婆婆，患习惯性便秘达30年之久，虽多方治疗，终不见效。李时珍运用从民间学来的偏方，以适量的牵牛子配成药，很快就治好了她的病。还有个妇女鼻腔出血，一昼夜都止不住，怎么治也不见效。李时珍用大蒜切片敷贴患者足心，不大工夫血就不流了。这个方子，也是他从民间采得的。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李时珍深切地感到，这广阔的田野上，处处都是知识的天地，日日都会有新的收获。就这样，李时珍几十年如一日，在医学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1578年，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终于脱稿了。
　　遗憾的是，李时珍生前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终身为之呕心沥血的这部巨著印行。1593年初秋，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告别人世时，《本草纲目》还在南京由书商胡承龙等人主持刻版，直到3年后才印出书籍。
　　这部旷世名著有190多万字，每一个字都浸透着李时珍的心血。书中编入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药品374 种，并附有药方11000余个，插图 1100余幅。其规模之大，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部本草学著述。它综合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它那极为系统而严谨的编排体例、大胆纠正前人漏误的确凿证据以及继承中有发扬的科学态度，都令人赞叹不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17世纪初开始，《本草纲目》就在医药学界不胫而走，辗转传往世界各地，先后被译成日、德、法、英、俄、拉丁等十几种文字，被公认为“东方医学的巨典”。19世纪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评价《本草纲目》，说它是中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的一生，成果卓著，功绩彪炳，为祖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公认的世界文化名人。如今，蕲州雨湖南岸的李时珍墓前，有一座用花岗石砌成的墓门，横梁上镌刻着“科学之光”四个大字，这便是华夏子孙对他的最高赞誉。

10、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原序中自述，读古书典籍，就像吃糖啃甘蔗一样，“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一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增删考证而著作成功的。当《纲目》书著作将成，要贡献朝廷之时，李时珍已经75岁了，也自己预见了将死时期，果然很快地“遽卒”。李时珍在未逝前，写了一个上书表遗给其子建元，命他送与皇帝。
　　没多久，神宗万历年间，诏修国史，命令中外贡献四方文籍，建元将父亲遗表及本书《纲目》献予。天子嘉许，朝廷命礼部誉写，分两京、各省布政刊行，从此“士大夫家有其书”。本草之学从这以后才算是集大成了。李时珍遗书上皇帝的表，大略是说：历代，经久远年代后，许多的药物有同物不同名的，有同名不同物的，有难以辨识的，有些分类不对的，有些药物有毒却和那些无毒的药形态相似，增加采药困难，这都影响治病的效果。还有些历代发现的新药，以前的书中还未记载，于是增补、订正了许多药物。旧籍记载的一千五百多种，在《本草纲目》书中，增加三百七十四种。分为十六部，共五十二卷。根据药物的“正名”为纲，而“附释”的则为目；再加上以集解、辨疑、正误，详细的将其出产地、药物的气味、主治都记载于书中。著作本书的参考书籍非常多，上自坟典、下至稗记，只要有攸关者，都收掇在书中。虽然称之为医书，实际是将万物以及药物的理讲明了。希望皇帝能“特诏儒臣补注，成昭代之典”，如此，本书便能成为指导医生们使用的很好的参考典籍。李时珍晚年之时，自号“濒湖山人”，著作有《所馆诗》、《医案》、《脉诀》、《五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诗话》。因为他的儿子建中当官，所以他被封为“文林郎”。李时珍不只是一位好的医生和本草家，他还是一位修神仙之术的修炼人，每晚都打坐炼功，以神仙自命。观顾景星《李时珍传》即知：“余儿时闻先生轶事，孝友，饶隐德，晚从余曾大父游，读书以日出入为期，夜即端坐，其以神仙自命，岂偶然与？” 时珍在《濒湖脉学》中有一段评述张紫阳八脉经的记载：“紫阳八脉经所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 ，其言必不谬也。”正说明了修仙家所观察到的奇经八脉和医生所认知有所不同的秘密，就是反观而照察到的。
　　另外，作为精通医学和修仙者的他，很重视“奇经八脉”之秘要。所以在他的《奇经八脉考》中，认为医生和修仙者一定要知道“奇经八脉”。他说，“医不知此，罔探病机，仙不知此，难安炉鼎。”“医而知八脉，则十二经十五络之大旨得矣；仙而知乎八脉，则虎龙升降，玄牡幽微窍妙得矣。”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蕴藏着许多珍贵的科学遗产。中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药物知识，大部分载入历代的本草书籍中。由于本草学中对一些药物的来源、性质、鉴别、制法及配方的叙述，涉及广泛的化学知识，因而本草学成了中国古代及中古时代化学的一个丰富内容和源泉，是中国化学史中辉煌成就的一个侧面。对本草学做出伟大贡献的是卓越的药物学家李时珍。

纪念建筑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李时珍逝世后遗体被安葬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到今天为止，蕲州一带的中医每年清明都要到墓地朝拜，许多人常把坟头的青草带回家以消灾灭病。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这位科学巨人，1954年，将其坟墓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蕲春县人民政府对墓地进行了修缮，碑前青石上刻有著名人物画家蒋兆和所画的李时珍像，墓前另立石碑，上刻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题词。

1978年，湖北省文化局重修李时珍墓，并初具陵园规模。

1980年，在陵园内正式建立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机构——李时珍纪念馆。整个纪念馆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由本草碑廊、纪念展览、药物馆、百草药园、墓园五大部分组成。纪念馆仿古大门上镶嵌着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7月8日亲笔题写的馆名。纪念馆的展品主要有历史文物、文献、药物标本、图表、照片、画像、雕塑等1000余件，形象系统地介绍了李时珍的生平和《本草纲目》的伟大成就。藏品中有诸多古籍善本，尤以《本草纲目》自明清以来的各种版本弥足珍贵。建馆20多年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中外宾客300多万人次，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李时珍的著作《本草纲目》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巨大贡献和伟大成就，奠定了他在中西医学史和科学文化史上的地位，李时珍也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怀念。1983年，李时珍的塑像在湖南长沙落成，系由恢复高考后湖南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捐给母校，塑像由中国著名雕塑家朱惟精亲自创作设计，湘雅医学院老校长、中国著名医学科学家张孝骞亲笔题词：“精研医学，勤学先贤，为民服务，又红又专”。湖南塑像位于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院内，毗邻美丽的湘雅医学院近代建筑群。

太医生涯

1551—1557年这段时间内，封建皇帝征召医官，下令各地选拔医技精湛的人到太医院就职，于是在武昌楚王府的李时珍，也被推荐到了北京。

关于李时珍这一段在太医院工作的经历，史学界有诸多争论，有人认为李时珍曾出任太医院院判，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担当御医。无论其职位高低，李时珍被荐于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太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可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他创造《本草纲目》埋下很好的伏笔。

这期间，李时珍非常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材，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还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谈到这一点，就必须联系到明代宫修的另一部著名本草书籍——《本草品汇精要》。

2002年，中国文化研究会全文影印出版了《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是明孝宗于弘治16年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的一部国家药典。在司设监太监刘文泰的组织下，一个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篡修、验药等9种职位的修撰班子组成，包括誊录、绘画人员在内共49人。在经历一年半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编撰者按照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旧例顺序，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

同时编撰者还舍弃了当时已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由14位工匠分色缮写文字，8位宫廷画师负责绘图。全书完成后，由明孝宗亲自撰写序言，并仿照《永乐大典》格式装帧成36册，装入楠木盒中保存，是为明代宫廷的正统抄本。但是，此书完稿后仅两个月，明孝宗却意外“驾崩”，其死因成为天大疑案。而原书编纂人员中的49人中有12人涉嫌谋害孝宗皇帝，遭到查办，于是这部明代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一直封藏在宫中内库里。后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于1877年藏入罗马国家图书馆。

李时珍是在距此事约50年左右进入太医院任职的，他不可能对前朝旧事一无所知。而此时孝宗后继位的明武宗已逝，明世宗也已出任皇帝30余年，对故去的疑案未必再加关心，所以封藏在宫中的《本草品汇精要》有可能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得以窥见，因此不能排除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期间很幸运地看到了此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使他意欲编著一部能超出此书的新本草专著，而在太医院的工作环境是不可能满足他的想法、实现愿望的，因为李时珍淡于功名荣禄，所以在太医院任职没有太长时间，就托病辞职归家了。

生平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

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

李时珍38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中国明朝时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当地人请教，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地方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解释出来了。

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

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有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

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

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中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他逝世后遗体被安葬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李时珍一生著述颇丰，除代表作《本草纲目》外，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十种著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将永远被世界人民所怀念。

贡献

《本草纲目》
　　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部下又分成30类，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他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总之，李时珍采用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草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进行剖析整理，使近200万字的本草巨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实乃“博而不繁，详面有要”。
　　虽然《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它同时还记载了与临床关系十分密切的许多内容。原书第三、第四卷为“百病主治药”，记有113种病症的主治药物，其中第三卷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就包括有专门治疗伤寒热病、咳嗽、喘逆类的药物，第四卷则主要为五官、外、妇、儿科诸病。原书中明确提出能治疗瘟疫的药物有：升麻、艾叶、腊雪、丹砂、阳起石、火药、大青、麻黄、威灵仙、葎草、大麻、大豆豉、葫、竹笋、梨、松、猪苓、竹、石燕、犀、桃蠹虫等20余种。
　　此外，《本草纲目》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皆为新方。治疗范围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所用剂型亦是丸散膏丹俱全，且许多方剂既具科学科，又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极具实用性。如治疗咳嗽病的方剂，即在多种药物附方中出现，举例如下：
　　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酥半两，甘草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呷或噙之。
　　哮喘痰嗽：鸭掌散：用银杏五个，麻黄二钱半，甘草二钱。水一钟半，煎八分，卧时服。又金陵一铺治哮喘，白果定喘汤，服之无不效者，其人以此起家。其方：用白果二十一个，麻黄三钱，苏子二钱，款冬花、法制半夏、桑白皮各二钱，杏仁、黄芩各一钱半，甘草一钱。水三钟，煎二钟，随时分作二服。不用姜。
　　肺热痰咳，胸膈塞满：用栝蒌仁、半夏各一两。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
　　因此，《本草纲目》在临床治疗方面亦有伋高的参考价值。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本草纲目》有一百多万字，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籍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几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明李时珍著。
　　五十二卷。书成于万历六年。
　　全书共分为十六部、六十类。
　　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药方一万一千九十张。
　　对每种药物以“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等；“辩疑”、“正误”考订药物品种真伪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修治”说明炮炙法；“气味”、“主治”、“发明”分析药物的性味与功用；“附方”搜集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共一万一千余首。
　　并附有一千一百余幅药物形态图。内容极为丰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十六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是中国药物学、植物学等的宝贵遗产，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刊于万历十八年，复刻甚多，并有多种外文译本在国外流传，为世界药物学者、植物学者所重视。

《濒湖脉学》
　　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撷取明以前脉学之精华，载有二十七种脉，书中对于其中同类异脉的鉴别要点及脉象主病，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本书说理透彻，形象生动，易学易记，适合中医基层医务工作者和脉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该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
　　《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为中医典坟之作，是李时珍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

"

文征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汉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年九十岁，曾官翰林待诏。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人物生平

早年时光
　　明宪宗成化六年，文征明生于一个武官家庭。

成化八年壬辰，父林举进士，担任温州永嘉县令。携家赴任。母祁氏相继携文征明兄弟前往文林赴任地。

成化十二年丙申，文征明小时候生性迟钝但是为人忠厚。同年五月廿七日，母祁氏卒。于是被抚养于里中外祖母家。

成化十三年丁酉，7岁的文征明还不能说话，但父亲文林认为他会大器晚成。

成化十六年庚子，11岁开始能说话，于是就读外塾。

成化十八年壬寅，父文林起复知博平县。征明随侍。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文林因为政绩考核要前往京城，征明随侍。不久提拔为南京太仆寺丞，请假回归故里。返吴后，文征明与唐寅、都穆结为朋友；并且跟从都穆学诗。唐寅也经常来到文征明家，向文林请教。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随父在安徽，读书并且认真体会古人之德，能自会有所得。后其父担任太仆寺少卿，文征明作为官属，陪侍父亲文林左右。

明孝宗弘治元年戊申，从安徽归还故乡，成为乡里的秀才。岁试时，宗师批评文征明其字不佳，评价为三等。因此文征明开始精研书法，刻意临学。与蔡羽、吴爟结为朋友。

书文同进
　　弘治二年己酉，当时学官严厉，拘文法，循章句。文征明虽然练习程式之文，但是心底里却很是不愿意学习。于是在间隙读《左传》、《史记》、两《汉书》及古今文集。与祝明、都穆、唐寅提倡为古文辞。祝允明、杨循吉皆折辈行相交。初识沈周，观沈周画《长江万里图》于双娥精舍，很是羡慕和赞赏他的绘画技艺，于是跟从沈周学画。周刚开始不希望文征明因为绘画妨碍了他的科举大业，但是最终还是倾尽全力将所有的画艺教授给他；并且非常喜欢和器重他。

弘治四年辛亥，跟从南京太仆寺少卿李应祯学书。李应祯书迹清古，将其书诀传授征明。

弘治五年壬子，父林移病归，这个时候李应祯致仕，同舟东归，相从甚乐。抵家后，于所居隙地筑停云馆。娶昆山吴愈第三女。征明内行淳古，和妻子白头偕老，一生之中从未变过心。

弘治七年甲寅，为王银钩勒竹题诗。跋夏昺画《云山图》。得到一古砚，取名“五星”，诗以纪之。当时唐寅放诞不羁。征明虽然其性格和唐寅完全不一样，两人却亲密无间。

弘治八年乙卯，以父命从吴宽游，时宽丁继母忧于家，悉以古文法授之，且为延誉于公卿间。秋，第一次赶赴南京参加乡试，考试不中。认识金陵顾璘、陈沂、王韦、徐霖。画《金焦落照图》。曾经与唐寅商酌画法，认为作画应以六朝为师，设色以闲淡为贵。又谓南宋李唐丘壑布置，可为初学之师。

屡试不第
　　弘治十年丁巳，与徐祯卿、钱同爱、朱凯、张灵等交往同游。征明既博古善议论，又通晓元、明之际旧事，为时推服，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号称为“吴中四才子”。

弘治十一年戊午，春，父林出任温州知府。秋，二试应天不利，唐寅考试应天府乡试第一。父林在任，还书诫慰之。有《咏文信国事》诗，又画信国公像。

弘治十二年己未，唐寅被罢黜，撰写长文给文征明，以表达其志向，文征明因为都穆检举唐寅开始疏远都穆。当年文征明远游闽、浙、湘、赣。六月七日，文林病逝，享年五十五岁。文征明携带医生前往去帮父亲检查疾病，却晚了三日才到。

弘治十七年甲子，七月，文征明三试应天，考试不中，陈淳同行。观唐阎立本画、元赵孟頫书，跋之。友人曾经掘地得宋高宗与岳飞手敕刻石，沈周与文征明皆题《满江红》词。又沈周画山栀以配征明画菊并题。

正德二年丁卯，兄长文奎因事遭到麻烦，文征明千方百计为兄长调和维护，满了一个月事情才得以成功化解。五月十一日，前往相城访沈周。周命钩抚无锡华氏藏《唐摹万岁通天进帖》。秋，四试应天，考试不中。

正德四年己巳，春，为金陵严宾题旧作《桐阴高士图》。朱应登自南京户部主事升延平知府，文征明为之作《剑浦春云图》送别。功名未就，以笔墨为生计，不无食指之忧，有寄陈钥乞米诗。

正德五年庚午，正月廿八日，为朱承爵跋所藏苏轼父子帖。五试应天，考试不中。应吴兴吴琉邀请，撰送刘麟擢守西安叙。

正德八年癸酉，六月，小楷抄录《铁崖诸公花游倡和诗》并追和一首，赠与弟子王守。六试应天，考试不中。顺道至滁访叔父森。

正德十一年丙子秋，七试应天，考试不中。重阳日，小集唐寅北园，有诗。时寅已治圃舍北桃花坞中，结亭曰梦墨，自号六如。

入仕乞归
　　嘉靖二年，文征明接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以贡生进京，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

嘉靖五年丙戌，居官三年，考满，当赴吏部，而因有所顾虑徘徊不前没去赴职。再上疏乞归，再次没有答复。大概自官京师，归思未尝稍释，多有怀归之作，如《病中又怀吴中诸寺》等诗。张璁既用议礼骤贵，讽征明主之，征明辞。至是，杨一清与璁谋，欲迁征明官。征明乃多次上疏乞归，始得致仕。十月十日出京，阻冰潞河。

嘉靖十七年戊戌，巡按郭宗皋为征明建坊于德庆桥西。征明以书与知府王仪请辞，未果。三月，《停云馆帖》卷二“唐抚晋帖”上石。五月十七日，王榖祥过访，谈及画竹，为写竹册并识。

游山作画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三月七日，七十五岁的文征明与诸友游东禅寺及南城，见桃花盛放，归写《桃源洞小景》并书《桃花源记》。望日，与朱朗、周天球、彭年及子彭、台至宜兴，游史济玉阳洞天。此行曾为宜兴吴俦作《沧谿图》。七月，行书《兰亭序》扇。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三月，文征明与汤珍、钱同爱及甥陆之箕游宜兴善权洞。过吴氏，观吴伦旧藏赵伯驹《春山楼台图》并题。四月十日，小楷《千字文》于玉磬山房。六月八日，为华云写生十幅，用细笔白描，而神明不衰。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二月四日，跋米芾临《禊帖》。是月，《停云馆帖》卷十“国朝名人书”摹勒上石。三月既望，病愈，行书《早朝诗》十首。观仇英画《玩古图》，作《玩古图说》。是月，跋《兰馨帖》，考定为唐张旭书。

执笔而逝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二月既望，行书《山居篇》及前后《赤壁赋》。春，久雨。客携沈周《溪山深秀图》至玉磬山房，借留半载，摹临一过并题。偶得古纸数翻，作墨戏并录旧作。四月既望，仿倪瓒作小幅。是月，雨窗作《云山卷》并题。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二月二十日，为御史严杰母书写墓志，没有写完就离开了人世。其弟子私谥贞献。

仕途坎坷

文徵明出身于官宦世家，早期考取功名仕途不太顺利。明清时代，凡经过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江南春图员”，亦即所谓的“秀才”。文徵明在生员岁考时，一直考到嘉靖元年五十三岁 ，一直未能考取，白了少年头。五十四岁那年，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到了京城朝廷，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的职位。这时他的书画已负盛名，求其书画的很多，由此受到翰林院同僚的嫉妒和排挤，文徵明心中悒悒不乐，自到京第二年起上书请求辞职回家，三年中打了三次辞职报告才获批准，五十七岁辞归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自此致力于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以戏墨弄翰自遣。晚年声誉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他的书画者踏破门坎，说他“海宇钦慕，缣素山积”。他年近九十岁时，还孜孜不倦，为人书墓志铭，未待写完，“便置笔端坐而逝”。

主要成就

成就综述
　　文征明的绘画兼善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早年师事沈周，后致力于赵孟頫、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吴镇，兼取赵孟頫古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细笔取法赵孟頫、王蒙，布景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规整，时见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设色多青绿重彩，间施浅绛，于鲜丽中见清雅。这路细笔山水属本色画，具装饰性、抒情味、稚拙感、利家气诸特征，也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

文征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小楷笔划婉转，节奏缓和，与他的绘画风格谐和，有“明朝第一”之称。

文征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上评论说：“ 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 能品。所书《千字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

文征明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他的书风较少具有火气，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也许仕途坎坷的遭际消磨了他的英年锐气，而大器晚成却使他的风格日趋稳健。文征明是继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的领袖，门人、弟子众多，形成当时吴门地区最大的绘画流派。

绘画成就

初期作品
　　文征明初期的作品，可以看见其纤细而精密记忆及有力的组织能力的表现方法。用普通线条的细心描写，不但很精致，一旦使用模糊的效果，在微妙的灰色部分就会生动起来。浓墨通常只作重点式地使用，色彩也就淡多了。这么做的结果，根据画册中的《风雨孤舟图》或米芾风格的《春山烟树图》，就要被归入宋末绘画的样式。然而在同时，这图甚至连《雨余春树图》使用青绿色的古风或《溪山深雪图》的雪景技巧都谈不上。当时活跃于苏州的画家们，尤其是承教于沈周的弟子，封元代大家都有相当的敬慕之意。《仿王蒙山水图》是文征明透过其生活体验，所做的一连串相同主题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在《东林避暑图》中——稍稍大胆地使用沈周的风格——可以看出倪瓒的格调。在纤细的小品《秋山图》里也可看到吴镇的影子；现存于上海的《天平纪游图》，即是用黄公望的格调。而代表性的《听泉图》里的敏锐和简洁，以及简拙的古风，都比较接近赵孟頫的风格。[此时文征明的山水画有两种比较典型的风格：“粗文”和“细文”。他的粗笔山水主要取法沈周和吴镇，在粗简中表现出层次和韵味；细笔山水则取法于赵孟頫、王蒙，用笔细密，布景繁密。设色多以青绿重彩或间施浅绛绘之，清雅宁静，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文征明性情温和儒雅，尤推崇秀润、细丽、含蓄的画风，作品以细笔山水为主。这与沈周的雄强刚健、粗犷张扬的画风明显不同。收藏界历来有“粗文细沈”之说，他的粗笔山水因数量较少而更受藏家钟爱。

后期作品
　　文征明后期作品，将青绿法和浅降法结合运用。文征明的青绿山水有两种，一种是较浓的，另一种是较淡的。前一种作品如《仿赵伯骕后赤壁图》、《春深高树图》、《晓春高树图》等，后一种作品比较多，如《兰亭序》、《雨余春树图》、《浒溪草堂图》等。文征明在青绿山水的设色方面继承了赵孟頫的设色方法，赵孟頫的设色与宋代院画相比，已不是那种浓艳俗气的设色法，他本人也对宋人浓艳的设色方式大加批评，尽管如此，赵孟頫有些精工秀丽的青绿山水中仍有宋代院体画作浓艳的遗风。文征明在青绿山水的设色上可以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宋代院体浓艳俗气的画风，从他的作品来看，文氏巧妙地将青绿法和浅降法融合在一起，使他的作品既清丽雅致，又富有笔墨情趣。文征明是文人画家中非常重视色彩效果的画家，在中国画的设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创了明代青绿山水画的新风格。从现存世的文征明作品来看，以元四家笔墨为主要取法对象的作品非常多，反映出文氏对元人笔墨的偏爱。他的画中并不是单一地运用元四家中某个人的笔法和墨法，而是善于把各家的笔墨、构图以及造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绘画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文征明对于元人笔墨和形式美感的研习是相当深厚的，元四家的各种笔墨特色和造型手法在他的画中得到完美地承继与转化。

书法成就
　　文征明于书法则是博飞专精的典范。文征明的小楷造诣最高。主要师法传为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以及钟繇《宣示》，王献之《十三行》等，又能融入唐人小楷笔法于一炉，形成“温纯精绝”的自家风貌。

文征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一是以王羲之《圣教序》笔意为主所写的行书小品；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他在形成这两大类风格之前，同样经历过博采阶段，他不仅搜遍尽可能见到的王羲之法帖，还深入临习过颜真卿《争座位》、《祭侄文稿》、《刘中使帖》、《瀛州帖》、苏东坡《前赤壁赋》、黄山谷《经伏波神祠诗》、《竹枝词》以及米芾、赵孟頫等行书大家的墨迹。有时他也能像祝允明那样，以苏、黄、米等人的笔意书写自己的诗文。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入后知出，对古法进行了扬弃，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

文征明的草书除学二王以及智永小草之外，也学怀素、黄山谷的狂草。最常见的还是前一类小草，且时常融入他的小行书中，狂草作品很少，仅见他分别作于43岁、50岁、51岁的三件作品。43岁应友嘱作《东林避暑图卷题诗》以黄山谷行书、狂草及苏体行书各书诗一首。其中狂草《上巳日独行溪上有怀》十七行，体由山谷及狂素。50岁所作《草书卷》则是学山谷狂草《竹枝词》后有所得而拟其笔意所作。51岁所作《八月六日书事·秋怀七律诗合卷》则已脱去山谷狂草形骸，直逼怀素神意。此幅与以狂草见长的祝枝山相比，毫不逊色。李登在此卷后跋云：书家拟仿，虽极品皆可致力，所谓步步趋趋，惟草圣如颠素不可拟仿，何？危波以纵逸。而以拟仿，神先乖隔。故能逼真，所谓飘逸绝尘而膛乎其后者也。

文征明的隶书作品不多，但他颇为自得。主要学钟繇、梁鹄等。他有时以隶书作跋，如《跋范庵石湖诗卷》、《跋康里子山书李白诗》等；也常作四体千字文；有时以大字隶书作引首。他的大字隶书与小字隶书大异其趣。 此外，他曾集汉隶书写《汉隶韵要》可见他于隶书用功之勤，推广此体也不遗余力。文征明的隶书虽不是他最擅长的书体，却也是明代隶书风格的典型，恐怕与此举不无关系。文征明的篆书与其他书体相比算是弱项。但在写篆书风气沉寂的明代，他的篆书仍是相当难得而珍贵的。《艺苑巵言》由于文征明常书千字文作日课，故其篆书自有相当的基本功力。

文嘉《先君行略》曾云：“公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事多师之。论者的公博学，诗、词、文章、书、画，虽与赵同，而出处纯正，若或过之。”由此可知文徵征明不但诗文书画皆绝，而且于书法一门亦篆隶正行草皆擅，比他的前辈师友吴、王、李、沈、祝等更多能于篆隶两体。因此，他能继祝允明之后主盟吴门书派。

诗歌成就
　　文征明前期为“东庄十友”与“吴中四才子”之一，后期又“主风雅数十年”。文诗宗宋与宗中晚唐，融各家之所长，如陆诗之工整、苏诗之文人意趣、白诗之雅致、柳诗之幽深等。于此之外，文征明自身的性格、趣尚融化于诗中，形成了“雅饬之中，时饶逸韵”的诗风。

其一，雅饬之中，文诗的“雅”，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诗在结构和辞句上的安排，亦偏雅化。在文诗中，其结构严谨，句式工整，体现了整饬的特点。征明曾学陆游，二者诗中均喜用对偶句。在文诗中，对偶句比比皆是，其常用的对偶句有四类：数字对、叠字对、色彩对和人地名对。

其二，“逸韵”诗风 ，文诗中的“逸韵”主要体现在隐逸之情和飘逸之美。文征明有浓厚的隐逸情结，自然在诗中有所流露。而其隐逸情怀的超凡脱俗，尤使其诗表现出飘逸的神采。再者文征明的雅致和隐逸情怀使其诗脱离尘俗，染上一缕不食人间烟火之气。其部分诗作写得飘逸洒脱。如《醉仙图》。

综上，文征明诗风既“雅饬”，亦饶“逸韵”，吴中地域特色鲜明，充满“雅”之气息，与当时吴中“俚俗”诗歌形成鲜明反差。受吴中俗文化的影响，文征明亦作有极少量带有俚俗特点的诗歌，但雅致诗歌占绝对主导地位。文诗取盛唐之下，依照当时七子派的标准，文诗格调不高，而其部分诗作体现出来的飘逸奔放之气，使其诗摆脱了柔靡的格调，只是所占比例不大；同时，文诗不能纯粹以七子派的标准来衡量，需用辩证的眼光来看，自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富余藏书
　　文征明家藏书籍、书画极富，真赝纵横。收藏的古籍中，善本较多，宋刻本有《周易》《资治通鉴》《洪氏集验方》《冲虚至德真经》《杜工部草堂诗笺》《白氏文集》等10数种，近千卷。其藏书楼名众多，今从其藏书印知道有“玉兰堂”、“辛夷馆”、“翠竹斋”、“梅花书屋”、“梅溪精舍”、“玉盘山房”、“烟条馆”、“悟言室”、“清白堂”、“归来堂”等。藏书印章还有“竺坞”、“悟言室”、“江左”、“停云”等。卒后，其子文彭、文嘉，皆能保藏其书籍和书画。

"

归有光（1506～1571）明代官员、散文家。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汉族，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举人。会试落第八次，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60岁方成进士，历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与修《世宗实录》，卒于南京。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由于归有光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极深造诣，在当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集》、《三吴水利录》等。"家庭情况

归有光初娶魏氏，明嘉靖十六年魏氏去世，归有光续娶安亭望族之女王氏。归有光长子归子孝于1548年染病而亡，年仅16岁，归有光为他作了《思子亭记》以表哀思。归有光另有子归子祜、归子宁，参与整理归氏遗文。五子归子慕为万历十九年举人，两次被逐，隐居江村，死后赠翰林待诏。孙归昌世，归庄之父，为著名篆刻家、书画家、文学家，与李流芳、王志坚合称昆山三才子。曾孙归庄，为明末书画名家，明亡后曾于昆山起兵抗清，事败隐居，拒不事清，晚年致力整理归有光全集。

人物生平

科举不顺
　　归有光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在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

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嘉靖十九年，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董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

勇抗巨子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治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归有光屡不中式时，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七子致力于诗，散文并非所长，但是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身处穷乡僻壤的布衣老儒。用钱谦益的话说，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晚年入仕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嘉靖四十四年，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抱憾病卒
　　隆庆四年，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

墓地

归有光墓位于江苏省昆山市金潼里，墓地方圆5亩多，墓有多冢，东冢为其高祖南隐公暨配俞氏之墓；西冢为归有光暨配魏氏、王氏之墓，曾孙归庄墓附葬在西冢之次。原墓门在东，乾隆六年县令丁元正封筑后，移至冢之前。1934年重加修尊，将墓门改建，篆额“归震川先生墓”，墓穴用水泥浇成圆顶，并立“明太仆寺丞归震川先生墓碑”；墓左建御倭亭，纪念归有光嘉靖年间入城御倭的功绩。

评价

王世贞最初因为文学观点与归有光相左而讨厌他，后来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认为归有光可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贞晚年时文风亦有转变，主张“文必秦汉”的他甚至沉迷阅读苏轼的文章。

林则徐曾在嘉定归有光祠题一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对归有光在水利方面的贡献和经学方面的成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归有光以儒术成就功业。

介绍

归有光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出生在一个累世不第的寒儒家庭，早年从师于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中举，后曾八次应进士试皆落第。徙居嘉定安亭，读书讲学，作《冠礼》、《宗法》二书。从学的常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他考察三江古迹，认为太湖入海的道路，只有吴淞江，而吴淞江狭窄，潮泥填淤，渐渐地就堙塞，只要合力浚治，使太湖的水向东流，其他的水道就可不劳而治，为此写了《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许多方面均采用了他的建议。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他60岁始成进士，授湖州长兴县知县。他重视教化，治政廉明。每逢处理诉讼事宜，务明事实真相。当时长兴县内盗贼极多，官府乱抓一批无辜者，他用计擒获盗首，使狱中蒙冤受屈者30多人获释。因得罪豪门与上司，调任顺德通判，专门管辖马政。由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于隆庆四年为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正月十三卒于南京，年六十六岁。 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昆山归有光墓，为旅游景点一。

富藏书。其父在成化初，已筑书室百楹于安亭江上，名为“世美堂”。他又多方寻找采购。夫人王氏，亦极喜藏书，听说有零册散编，则令女仆访求，置书达数千卷。声称平生无它嗜，独好书籍，以冶性情。藏书印有“世美堂印”、“世美堂琅玡王氏珍玩”、“一往情深”、“魏国文正公二十二代女”等。编辑有《诸子汇函》，上自周代的鬻熊《鬻子》，下自当代的宋濂《龙门子》，共94家著作，是明末以前收录子部书最多的一部丛书。

水利贡献

自古以来太湖流域以富庶闻名，但伴随着发展，太湖水旱灾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明朝，每三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水灾。归有光居住在安亭时，对太湖地区的水利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吴淞江是太湖入海的道路，只要拓宽吴淞江，解决吴淞江的淤塞问题，其他的水道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反对排泄太湖水，因为“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干枯，于民岂为利哉”！他上书给当时的兵道、知府、知县，阐述自己的治水主张。他还搜集当时相关的水利文献，著《水利论前》《水利论后》等，撰成《三吴水利录》四卷，是古代太湖水利研究的重要资料。

历史遗迹

为纪念归有光，清道光8年，江苏巡抚陶澍奏请道光皇帝批准， 动用菩提寺东边空地，建造震川书院。于道光8年动工，3年后竣工。书院占地11.7亩。

书院与古刹菩提寺相连，南有和尚浜溪流，对岸为大熊墙，缀以绿树翠蔓，清净异常。东与因果树相通，北又有和尚浜小溪。书院门首镌刻“震川书院”四个篆字。

清道光15年，江苏巡抚林则徐因兴修水利事，过访震川书院，留下了“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的字联。

清光绪25年，震川书院停办。翌年毛源等人借书院原有经费，在原地开办震川小学堂。至光绪32年增办中学。现为震川中学。

文学成就

倡变文风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散文特色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其艺术特色是：①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②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③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氏散文多写身边琐事，未能充分反映明代社会矛盾。但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著述名录
　　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昌世与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正集30卷、别集10卷，共40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 774篇、诗歌113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共40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

震川书院

清朝道光八年，江苏巡抚陶澍为纪念归有光，奏请道光皇帝于归氏故居安亭建造震川书院。书院与菩提寺相连。清光绪二十八年，震川书院停办，翌年毛怡源等于原址创办新学，改名震川学堂，初为小学，1905年改为中学，兼设师范，名为苏松太道立震川中学，是嘉定、昆山两县最早的中学。1906年又改为小学。现址为上海市嘉定区安亭中学。"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即嘉靖七年闰十月初一－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初八），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山东登州人，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军事家。官至左都督、太子太保加少保。"主要事迹

山东备倭
　　嘉靖二十三年，戚景通因病去世，十七岁的戚继光袭任父职，成为登州卫指挥佥事。
　　嘉靖二十五年，分工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
　　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奉命率领卫所士兵远戍蓟门，春去秋归，每年一次。
　　二十八年考中武举，次年进京会试，正逢蒙古俺答汗兵围北京城，戚继光临时守卫京城九门，并两次上书陈守御方略。
　　三十二年，被提升为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到任以后，戚继光整顿卫所，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使山东沿海的防务大大改观。

浙江抗倭
　　当时浙江倭患严重，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此后，戚继光多次与倭寇作战，先后取得龙山、岑港、桃渚之战的胜利。实战过程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缺乏训练，作战不力，多次向上司提出练兵建议，最后得到批准。
　　三十八年，戚继光无意目睹到义乌矿工与永康矿工打架的场面，戚继光惊呼：“如有此一旅，可抵三军。”戚继光在义乌招募了近4000人，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就是著名的戚家军。
　　三十九年，戚继光针对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
　　四十年，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戚继光在台州十三战十三捷，基本平息了浙江的倭患。

岑港之战
　　嘉靖三十六年，浙江巡抚胡宗宪诱捕斩杀了海盗汪直，其党羽三千余人盘据岑港，声称要为汪直报仇。岑港在舟山岛的西面，地形非常复杂，倭寇只留一条小路以便出入，将其余通路一概堵死。
　　嘉靖三十七年春，各路官兵进攻岑港，戚继光由左路进攻。倭寇居高临下，明军仰攻很不方便，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岑港久攻不下，明政府认为将官作战不力，撤去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职务，限令一个月内攻克岑港。未至一月，嘉靖便下旨，自总兵官以下，全部戴罪立功。随着期限的临近，戚继光等亲率士卒，奋勇冲锋，倭寇抵挡不住，在一个深夜乘船退出岑港，转移到舟山北面海中的梅山，此后扬帆南下，转寇福建。

龙山所之战
　　龙山所在定海县境内，北面濒临大海，是倭船往来必经之道。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倭寇八百多人打到龙山所，戚继光这时新任参将不久，听到消息立刻率军前往。倭寇分成三路猛冲过来，明军纷纷溃退，戚继光见形势危急，连忙跳到一块高石上，一连三箭将三个倭酋射倒，倭寇这才退去。十月，倭寇又在龙山所登陆，戚继光与俞大猷等率军抗击，三战三捷，倭寇乘夜撤退。明军跟踪追击，至雁门岭遇伏，纷纷逃走，倭寇得以乘船出海。两次龙山所之战，戚继光初露锋芒。同时，在此战役中，戚继光认识到明军「兵无专统，谋不佥同」，有必要训练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
　　战后不久，戚继光便连续两次上书，向上司提出练兵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建议未能及早实现。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第三次提出建议，决定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得到上司同意。到义乌后，戚继光进行了严格的挑选，他制定了严格的要求：凡选入军中之人，以下几等人不可用：在市井里混过的人不能用，喜欢花拳绣腿的人不能用，年过四十的人不能用，在政府机关干过的人不能用。
　　以上尚在其次，更严厉的要求还在下面：喜欢吹牛，高谈阔论的人不要；胆子小的人不要；长得白的人不要；性格偏激的人也不要。
　　而被录取者，还必须具备如下特征：臂膀强壮，肌肉结实，眼睛比较有神，看上去比较老实，手脚比较长，比较害怕官府。
　　最后选定四千多人，编立队伍，分发武器，进行严格的训练。从此，这支军队转战各地，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人称「戚家军」。

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四、五月间，倭寇大举进犯浙江，船只达数百艘，人数达一两万，骚扰地区达几十处，声势震动远近。其中大股倭寇窜犯宁海、桃渚、新河等地，戚继光确立「大创尽歼」的原则，在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地大败倭寇，先后十三战十三捷，共擒斩倭寇一千四百多人，焚、溺死四千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其它将领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和倭寇交战十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浙江倭患基本平息。由于台州大捷，戚继光被提升为都指挥使，「戚家军」也闻名天下。

福建抗倭
　　福建的倭患也很严重。嘉靖三十九年后，倭寇由于在浙江受到沉重的打击，在福建的活动更加猖獗，一支筑巢于宁德城外海中的横屿，另一支筑巢于福清的牛田，形势非常危急。
　　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受命入闽剿倭，先后荡平横屿、牛田、林墩三大倭巢，随后回浙江补充兵员。戚继光刚离开后，倭寇就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我们还怕什么！」活动又猖獗起来，攻占兴化府城，随后又据平海卫为巢。
　　四十二年，戚继光抵达福建，于平海卫大败倭寇。随后率军解仙游之围，灭山贼吴平于南澳，基本平息了东南沿海的倭患。

横屿之战
　　横屿是宁德县东北的一个小岛，离岸约有十里，和大陆之间隔着浅滩。涨潮时，海水将岛屿与大陆分开；潮退后，又尽是泥淖。倭寇在岛上结下大营，修筑防御工事，侵占已达三年之久。戚继光为了渡过浅滩，命令士兵铺上干草，随着鼓声向前爬行。到达横屿岸边时，倭寇早已布成阵势，士兵们奋勇冲杀，放火焚烧倭巢，倭寇四处逃窜，明军乘胜追击，斩首三百四十八人，生擒二十九人。残余倭寇向海上逃命，被淹死六百多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过三个时辰。随后，戚继光进军牛田、林墩，铲除了福建的三大倭巢。

平海卫之战
　　铲平福建三大倭寇后，戚继光回浙江补充兵员，倭寇又猖獗起来。嘉靖四十一年冬，倭寇六千人攻陷兴化府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二月，倭寇退出府城，据莆田东南的平海卫为巢。四月，戚继光率领一万多人到达福建。五月，福建巡抚谭纶命戚家军为中路，刘显为左翼，俞大猷为右翼，向平海卫发动总攻势。倭寇仓皇应战，戚家军用火器猛烈射击，倭寇战马受惊，乱跑乱窜，左右两翼乘势并进，倭寇大败，逃回许家大巢。明军进围敌巢，四面放火，倭寇或被烧死，或被杀死，逃窜者也多坠崖、蹈海而死，共被斩首二千二百一十人。

解仙游之围
　　平海卫之战不久，又有大批倭寇陆续登陆。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倭寇约两万人围攻仙游，城内居民昼夜死守，双方伤亡都很严重。谭纶和戚继光统兵来救，驻扎于仙游城外二十里处，这时戚继光的部下只有六千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宜立即决战。次年一月，换防的军队到达，戚继光进行周密部署后，分道向仙游进军。当时倭寇结为四巢，分别盘据于东、南、西、北四门，中路军直冲倭寇南巢，其它各路配合作战，倭寇丢盔弃甲，全线崩溃，仙游之围得以解除。戚继光这次以寡敌众、大获全胜，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灭山贼吴平
　　吴平是福建南部漳州诏安县梅岭人，他与倭寇勾结，招纳海盗、流氓一万多人，盘踞在梅岭一带。嘉靖四十四年春，戚继光攻占梅岭，吴平率部南逃，占据闽广交界的南澳岛，戚继光跟踪追击，将南澳岛封锁起来。十月，戚继光率军在龙眼沙登陆，命人散布劝降檄文，吴平党羽军心动摇，戚家军乘势进攻，大获全胜。吴平伤魂落魄，率领部下遁入森林。月底，戚继光与俞大猷合力进讨，吴平惨遭失败，仅率八百余人乘船逃脱。四十五年，戚继光和俞大猷进剿吴平残部，吴平投海自杀，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

惊人战绩
　　台州花街之战：斩首308颗，生擒2名倭首，其余淹死和未割首的数目不详，牺牲陈文清等3人。白水洋战斗：我敌对比：1500对2000余，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颗，生擒5名倭首，己方牺牲陈四等3人。长沙之战：消灭倭寇3000名。
　　横屿岛渡海之战，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颗，俘虏29名．牺牲陈文彪等13人。
　　牛田之战：击溃数上万倭寇，斩首688颗，己方无一人牺牲。
　　林墩之战：烧死和淹死倭寇3000名左右，斩首960颗，俘虏26人。己方阵亡90人。
　　福清葛塘之：消灭300多名倭寇，斩首150多颗，牺牲20人。
　　平海卫战斗：斩首2622颗，己方牺牲金渔等16人。
　　仙游之战：击溃10000余名倭寇，杀死倭寇1000余，斩首498颗，生擒1名，己方牺牲童子明等24人。
　　王仓坪战斗：击溃倭寇近万名，斩首177颗，己方无一人阵亡。
　　蔡丕岭战斗：击溃倭寇7000余名，杀死1000多名，斩首160多颗．己方牺牲31人。

调镇蓟州
　　东南沿海的倭患虽然平息了，但北边仍然存在鞑靼的威胁，为了加强北边的防务，朝廷决定调戚继光训练边兵。隆庆元年十二月，戚继光奉命北上，到京师不久，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但一些官员议论不休，纷进谗 言，戚继光结果被任命为禁军神机营副将。二年夏天，由于新任蓟辽保定总督谭纶的推荐，戚继光被任命为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之军务。当时坐镇蓟州的是总兵郭琥，戚继光来到后，权力不统一，诸将多不听命令。不久郭琥被调走，由戚继光单独负责蓟州防务，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

整顿边防
　　戚继光到蓟镇后，将全部防区划分为十二路，上面设东、西协守，分管东西各路军队。他虽然全权负责蓟州一线的防务，但练兵主张却得不到朝廷的积极支持，于是将精力主要用到了防御工事上。他将旧城墙加高加厚，并修筑了大量空心敌台。敌台修成后，戚继光又设立车营，创立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此期间，因北方士兵纪律散漫，荀且偷安，戚继光请求调浙兵北上，得到朝廷同意。开始只调来浙兵三千，后增到九千，最后增至二万，成为守边的主力。通过戚继光的艰苦努力，北边防务有了很大的改观。

建立车营
　　戚继光到蓟州后不久，即根据北方的地理条件，提出了车、骑、步三军配合作战的策略。敌台修筑完毕后，戚继光便建立七座车营，分别驻守建昌、遵化、昌平等地。每营有重车一百五十六辆，轻车二百五十六辆，步兵四千人，骑兵三千人；每车配备士兵二人，「佛朗机」炮两门。这种战车有八片可以折 叠的屏风，平时平放在车辕上，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最边的两扇可以活动，供步兵出入。作战时，骑兵在前面阻挡敌人，战车在后面排成战斗队形；敌军逼近时，骑兵退入战车阵内，车上的士兵施放火器；火器的威力发出后，步兵从车后冲出；敌人攻势被挫后，骑兵又从车后出击。

抵御鞑靼
　　戚继光镇守蓟州不久，俺答汗就放弃了骚扰政策，与明政府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设立互市于大同、宣府等地，俺答汗则严禁诸部入边劫掠。不过，辽东的图们札萨克图汗还经常攻掠边境，朵颜部的董狐狸也不时和明军发生冲突。戚继光积极防御，多次击退董狐狸的进攻，使其保证不再攻扰边塞。万历七年冬，图们汗带领骑兵四万多人进犯辽东镇，辽东总兵李成梁坚壁清野，朝廷命戚继光出兵声援，图们汗见明军准备充分，只得空手退去。

罢归故里
　　戚继光从东南抗倭到北镇蓟州，上司胡宗宪、谭纶、刘应节、梁梦龙，以及执政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对他的工作都比较支持。尤其是张居正，常把那些作对的官员调开，甚至免除职务，所以戚继光能久镇北边，发挥所长。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反对派群起攻击，戚继光也受到牵连。十一年，戚继光被调往广东。 十三年，戚继光被朝廷罢免官职，回到家乡登州。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戚继光突然发病，与世长辞。

军事著作

在繁忙的军务中，戚继光抽空撰写了两部重要兵书，即《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书是他练兵打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军队的教本，在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皆收录《四库全书》，占军事著作的十分之一。戚继光还以「能诗」著称，喜欢延揽文士，饮酒赋诗，往来酬对，晚年将诗文编为《止止堂集》。戚继光还著有《杂集》六卷，《将臣宝鉴》一卷，《禅家六籍》十六卷。

纪效新书
　　嘉靖三十九年，戚继光利用作战间隙撰成《纪效新书》。他在序言中说：「夫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书中阐述了选兵、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等内容，还吸收了同时代人的可贵经验，如卷十二收录了俞大猷的《剑经》，卷十四收录了各个拳派的拳法。这本书是他抗击倭寇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戚家军的教本，深受后人推崇，是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经典。

练兵实纪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镇守蓟州时撰写的兵书，完成于隆庆五年。练兵方面，戚继光主张严节制、明恩威、正名分，训练时要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关于行军队形、行军规则、野营布置、宿营规则，及作战纪律、注意事项，戚继光也作了系统阐述。练将方面，戚继光认为将领必须德、才、识、艺四德兼备。兵种方面，戚继光详细介绍了马营、步营、辎重营的组织，以及各兵种的挑选及操练方法。《练兵实纪》是戚继光守边经验的总结，与《纪效新书》同为中国古代兵书的经典。

军事影响

阵法
　　戚继光创造独特的“鸳鸯阵”，充分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力量，机动灵活打击敌人。
　　建立车、骑、步相配的联合兵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决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敌人；伏兵奇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鸳鸯阵阵形以11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
　　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枝丫，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
　　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如敌人迂回攻击，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最后一名是伙夫。
　　“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
　　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仪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这些都体现了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现代性，是戚家军百战百胜的重要原因。

领兵将略
　　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世家，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学到许多行军打仗的学问。带兵打仗后，又不为书本知识所束缚，能够因地因时制宜，积极寻求制胜良策。他不喜欢书生式的高谈阔论，注重实际有效的军事学问，所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便是其实际经验的总结。他还很善于向同时代人学习，如向俞大猷学习棍法，向唐顺之学习枪法，并以此训练士兵。这种注重实效，虚心学习的态度，使戚继光的军事才能成为一代名将，他所带领的戚家军从未遭受失败，成为抗倭的一只劲旅。

招募新兵 编组训练
　　明朝的基本武装力量是各地卫所军队，但到明朝中叶，各地卫所处于严重废弛状态，根本不能承担实际的战斗。针对这种局面，戚继光主张另行招募新军，并且认为只能用「乡野老实之人」，切忌用「城市游滑之人」。自嘉靖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戚继光先后三次深入浙江义乌，共招募一万余名农民和矿工。选定士兵后，对他们进行编组，按照年龄、身材和体质等条件，分别授与藤牌、狼箲、长枪、叉、刀等武器。一方面进行单个训练，另一方面进行营阵训练，以发挥整体的战斗力。通过建立新型的军队，对倭作战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的扭转。

军纪严明 赏罚必信
　　严明的军纪是胜利的保证。在平时的训练中，戚继光要士兵熟练掌握金鼓、号炮、旗帜的号令，要求做到统一步调，万为一体。作战时，全体官兵必须集体向前，一人退却则一人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斩首。此外，戚继光还制定了各种赏罚措施，如设立固定的考选日期，武艺精通者予以奖赏，武艺生疏者予以处分。作战有功、被俘不屈、遵守军纪等，一律有赏；恃强霸道、讹言狂惑、偷摘瓜果、奸淫妇女等，一律论罪。采用这样的治军方针，戚继光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部队。

健全兵种 协同作战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所依靠的兵种主要是步兵和水师。步兵编制依次为队、旗、局、司、部、营，每队十二人，每营二千六百九十九人。队是基本单位，各人分持不同的武器，作战时集体配合，以「鸳鸯阵」对付敌人。步兵之外还有水师，为了协同作战，戚继光将不同船支配为一哨，二哨为一营，共设四营。北调蓟州后，为对付大规模的蒙古骑兵，戚继光将「鸳鸯阵」加以发展，创立了由车、骑、步相互配合的联合兵种。车兵抵御敌军的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各兵种协同作战，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军事思想。

以众击寡 速战速决
　　戚继光在与倭寇作战时，经常采用以众击寡、速战速决的战术，这与沿海地形及倭寇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中国东部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倭寇随时都会登陆，登陆后往往占据地形险要之处，向前推进时又常常小股分散。为了争取主动，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调集军队，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迅速消灭敌人。史称戚继光「临事则飙发电举」，他常以惊人的行军速度，像疾风骤雨一般，及时赶到数十百里之外，用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防御重点，迅速将敌人瓦解、全歼。然后赶到援敌必经之地埋伏，待援敌经过，出其不意将其歼灭。

军制改革
　　明代名将戚继光不仅有一腔爱国热情和战场指挥才干，还是一位锐意进取、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创新者，其行为成为当朝后期衰败阴暗局面中的一个亮点。
　　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就任都指挥使之际，中国东部沿海正不断受到倭寇侵犯。一股40多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绕南京城兜一大圈。当时在南京驻有军队12万人，却多不敢出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军民伤亡竟达3000多人！
　　当时中国人口和军队数量都超过倭寇海盗多倍，倭寇海盗还非正规军，然而明军几十年间在沿海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仔细分析这一反常现象，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在军事组织和战术上的差距。倭寇虽缺乏统一指挥，只以小股力量杀人越货，却体现出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其大小头目对下属能施以严格管制和指挥，还采取了飘忽不定的狡诈战法并配备了仿西洋火枪而制成的鸟铳，因而屡屡以少胜多。明朝军队量多而质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实行“卫所”世兵制，每个“军户”出丁一人，代代不变。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换籍众多，至明中叶以后卫所出现大量空额，所剩残卒也多为军官役用，训练废弛。偌大的明王朝，纸面上兵力多达280万人，能作战的却十分有限。
　　戚继光奉命抗倭后，立即改革军制，不用卫所制的世兵，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精选3000人组建新部队。这些士兵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此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连坐法”，规定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等法规，使所部战斗意志高昂。他还摈弃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战术，并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组织调度比较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铳和“佛朗机”炮，从而使明军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
　　军制改革后，这支军队出现在浙东沿海战场，抗倭形势很快改观。戚继光不把数量有限的部队分兵把口，而形成一个拳头主动出击，在台州九战九捷。大感惊恐的日本海盗转而窜扰福建、广东沿海后，戚家军也随之南调。戚继光根据倭寇在海边游动需要一些据点和岛屿作为巢穴的特点，也以主动攻击为主，其中夜袭横屿岛一仗歼敌2000人。戚家军经过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转战10年，日本海盗因惧歼而不敢再犯。[6]

编练戚家军
　　戚家军成军于治世，所面对的敌人以倭寇中的萨摩人为主。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
　　戚家军嘉靖三十八年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农民和矿工。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比较有名的大战有：嘉靖四十年台州之役，经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十三战十三捷，斩杀真倭3000余级，烧杀溺毙无算；福建之役，总兵力六千，经横屿、牛田、林墩三战，斩真倭5000余级，其中横屿之战是一场精彩的步炮协同作战，先以火炮击沉倭寇战船并轰击倭寇大营，再以突击队强行登陆突破倭寇本阵，斩杀倭寇头领。嘉靖四十二年莆田的平海卫、仙游、王仓坪、蔡丕岭四战，斩真倭20000余，另于广东剿灭勾结倭寇的海盗吴平，斩从倭30000,吴平逃亡海上。同时还创造了，以平均每22人伤亡，换取斩杀1000人的冷兵器时代“敌我伤亡比”的记录。
　　戚家军的胜利还建立在严格甚至是严酷的军法上：如果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手下队长斩首，队长战死，而手下士兵没有斩获，十名士兵全部斩首。斩级的赏赐也颇丰，每一级赏银40两。
　　戚家军的纪律严明也是闻名天下，但凡出征时有扰民行为的一律斩首示众，所以戚家军无论在哪里作战都能够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就连少数民族都愿意为之誓死效命，这样的军队在封建王朝是独一无二的.。
　　隆庆元年，戚继光及其老部下3000人调往京师，督阵蓟辽，编练车步骑营三万。隆庆二年，朵颜部酋长董狐狸入寇，戚继光以车营抵挡，俘董狐狸侄子长昂，董狐狸仅以身免，逼董狐狸扣关请罪；万历三年，长秃帅兀良哈入寇，戚继光又活捉长秃。
　　自嘉靖三十八年戚家军成军到万历十一年戚继光去职，戚家军共斩级万余级，这在日久承平的万历中兴时期是很恐怖的战绩。
　　戚家军的威名并没有因为戚继光的去职而低落，以戚家军为种子的浙兵一直是明后期国防力量的主力，万历朝鲜之役，浙兵首登平壤，立下头功。其中许多人还是戚继光的老部下，如攻克牡丹台的老将吴惟忠。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最初也是由两万浙兵构成。
　　戚家军百战不败的原因在于戚继光的治军思想极为先进，以东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后膛的神威将军炮、佛郎机炮、大口径的加农炮发熕、鸟铳、倭刀、铁甲，戚家军的装备绝对是东亚第一，世界前列。要知道三十年之后的日本最强悍的萨摩兵团，全军有两万只火枪，却只有两门轻炮，全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才开始有大型的火炮出现。而戚家军作为一支地方军队，其火器的先进程度甚至直逼京都神机营。

发明兵器
　　狼筅，戚家军的独创兵器，是一种在竹子上安装枪头，伪装性极强的武器。它的本质就是一种长矛，但还留有竹子刚砍下后留下的枝叶等等，适合在隐蔽地带埋伏时使用，枪杆极长，通常与盾牌配合使用，从远处杀伤倭寇。
　　戚氏军刀，一种融合了倭刀与中国传统大刀二者共同优点的兵器，它的刀身比与倭刀极为相似，锻造过程也极为考究，吸取了日本刀精工细作的特点，同时在刀身处也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弧形缳首和手感更好的握把，便于单手使用，是一种攻防兼备的利器。
　　藤牌，用植物藤条编织的盾牌。乍看上去不堪一击，但防御力极强。
　　虎蹲炮，是为了弥补一些外国火器的缺点而创造的炮，这种炮“比鸟铳，一可当百”；比佛朗机更轻、更便于携带，野战时机动性强，防御则可控扼险隘，防御大队敌人，而且机动性又强，翻山越岭不在话下。
　　赛贡铳，铳长三尺，内装半斤火药，发射时用木马放在火药前面，再放入若干弹丸，在铳身下面垫着木块以调节射击角度。500人之间可装备五六门。
　　六和铳，用六块木板组成，外面装上铁箍，以防爆膛，在水陆均可用来近距离攻坚。
　　无敌神飞炮，仿造佛郎机制成，重约1050斤，一发500子，击宽20余丈。

纪念建筑

祠堂
　　福建福州于山设有戚公祠来纪念抗倭明将戚继光。戚公祠内展出了戚继光的生平事迹，以及历代名人怀念戚继光的碑刻等。崇祯八年为褒扬戚继光而建，赐额“表功祠”。祠堂于清康熙四十六年重修，1985 年征为国有，并全面修复。祠为三进院落家庙式建筑。

戚氏牌坊
　　戚氏牌坊共有两座，位于戚继光祠堂南侧牌坊里街东西两端，东为「母子节孝」坊，西为「父子总督」坊，相距一百四十三米，建于明嘉靖四十四年。两座牌坊高九点五米，宽八点三米，深二点七米，为花岗岩石雕坊。正间上下三坊，镂雕「丹凤朝阳」、「二龙戏珠」、「狮子滚绣球」等图案；侧间各有两坊，雕有花木鸟兽等图案。两座牌坊气势雄伟，雕刻精细，是明代大型石雕珍品。

纪念馆
　　蓬莱戚继光纪念馆位于振扬门北侧，由以前的水师府辟建而成，占地三千二百二十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千一百平方米。纪念馆座北朝南，东西两侧建有碑亭，分别立「忠」、「孝」字碑，碑阴刻有戚继光和戚景通生平。主体为中轴对称二进式仿古建筑，每进有正厅和东西厢房各一，且有回廊相连。展厅内容以展现戚继光保国卫民、戎马一生为主线。

社会影响

戚继光抗倭保民战迹泽被莆仙，至今仍为莆仙人民广为传颂。

嘉靖四十年，倭寇骚扰福建沿海，为害甚烈。嘉靖四十一年秋，莆田遭受倭寇严重蹂躏，民不聊生，福建巡抚向明廷告急，戚继光奉命率精兵六千余人来闽平倭。

戚家军在宁德横屿痛击倭巢获大捷后向南挺进，击破福清牛田等地倭寇据点。其时部分倭寇集结莆田林墩，依仗河沟纵横，构筑巢穴。九月十四日凌晨，戚家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倭寇林墩大本营。官兵们游水进逼，奋勇杀敌。驻在宁海桥的张谏部与戚家军前后夹攻，与倭寇短兵相接展开巷战。戚家军连克营垒几十座，歼敌3000多名，解救百姓2000多人，倭寇残部仓皇败退到平海后遁逃出海。这次大规模歼敌战，就是历史上著名林墩抗倭大捷。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倭寇闻戚继光回浙，重聚残部进犯福建沿海，福宁、政和、兴化相继失守。他们攻陷兴化府城后大肆奸　淫屠杀，无恶不作，府城内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倭寇退出府城，集结在平海卫和东峤许厝。福建巡抚谭纶紧急上书朝廷，请求再召戚继光回师援救。戚继光率军抵闽后，会集俞大猷、刘显三大营合围夹击许厝倭巢并乘胜追击，歼敌主力，取得平海卫大捷。随后，戚继光挥师南下救援仙游。戚家军配合仙游城官兵围攻倭寇，一连交锋18阵，歼敌1000多人。接着又在大蜚山下全歼500残寇，夺取全胜。仙游城外西北那一带战场，后人称为“五百洗”、“十八战”。

为缅怀戚继光恩德，倭患扫平后各地民众纷纷立祠纪念。三一教主林龙江捐地30亩在林墩建戚公生祠奉祀；此外，还在江口建惠德祠，涵江建功德祠，忠门莆禧、江口东岳观等地亦竖立戚继光石雕像。

戚继光纪念馆位于黄石镇林墩南塘湖畔，原名戚公祠，1995年在戚公祠原址上兴建纪念馆，1997年被批准为莆田县文物保护单位，莆田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定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大厅伫立着高达2.1米的戚将军塑像，威武雄壮，令人肃然起敬；厅堂两侧廊壁专栏刊载戚继光两度入莆平倭英雄史迹。这里每年接待不少中小学师生和干部群众前来参观瞻仰，重温林墩抗倭大捷历史，弘扬戚继光英勇抗倭，爱国惠民崇高精神。

轶事

修建长城
　　隆庆初年，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继光专训边卒。部议独用继光，乃召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这样戚继光再次来到他年轻时曾经戍守之地，直到万历十一年被调往广东。这十几年时间，他为明朝长城防御体系的最终完善以及抵制蒙古族入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之为九边或九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洪武十四年徐达发燕石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过于简单。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
　　戚继光修建的长城由城墙、敌台、墙台、烽火台、关城等几部分组成。他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根本无法阻遏蒙古人的武装袭击。而且在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于是自隆庆三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城墙垛口下的宇墙上以一定的距离及地势情况设置了望孔、射孔，有些地段在外侧城墙筑有雷石凹槽溜道，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

修建空心敌台
　　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空心敌台。所谓空心敌台分为三层:基座、中空及顶部楼橹。在戚继光所著《练兵 杂纪》中对空心敌台有这样的记载：“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四、五十步，或二百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造台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中间空豁，四面箭窗，上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
　　墙台是齐墙而建的平台，上面也可以放置军械、粮草等物品，并且可以协助敌台攻击来犯的近敌。烽火台与敌台密切配合，形成一定的传烽路线，一遇敌情，举烽鸣烟放炮，迅速地把情况传递到蓟镇防线。而关隘处建筑的城堡，在战时守兵登城打仗，平时则可在城门设卡盘查过往行人。一时间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两千里防线上，长城随着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下相间，蔚为壮观。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戚继光幼年时风流倜傥，很有个性。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他喜欢读书，通晓儒经、史籍。

嘉靖二十三年，戚继光继承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卫指挥佥事。

嘉靖二十五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当时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

嘉靖三十二年，戚继光受张居正的推荐，进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

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被调往浙江都司佥事，并担任参将一职，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

南征倭寇

岑港之战
　　嘉靖三十六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率军前往救援，但因为道路隔绝而没有来得及，朝廷也因此不治戚继光的罪。而后，汪直余党作乱于岑港，戚继光与俞大猷两军会合，前往围攻。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攻下来，于是朝廷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全部罢免，让其带罪杀敌。驻守在岑港的倭寇抵御不住戚继光与俞大猷的进攻，于是打算逃走。

嘉靖三十七年，倭寇造好了大船，准备驾船夜遁，俞大猷和戚继光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余党向闽南逃窜。从岑港逃走的倭寇又在台州烧杀抢掠，给事中罗嘉宾等人弹劾戚继光故意放走岑港的倭寇，有通倭的嫌疑。正要准备治罪，戚继光却因平定汪直的功劳而复官，让戚继光守卫守台、金、严三郡。

戚继光到浙江赴任后，发现卫所的将士作战能力一般，而金华、义乌的人比较彪悍，于是戚继光前往招募了三千人，在戚继光的指导训练下，将其练成一支精锐的部队，后称“戚家军”。戚继光根据南方多沼泽的地理特点制定阵法，又给他的部队配备火器、兵械、战舰等装备，戚家军因此名闻天下。

台州之战
　　嘉靖四十年，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戚继光一路追杀至雁门岭。倭寇遁走之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倭寇竟又来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官升三等。而后，闽、广一带的倭寇流入江西一带作乱，总督胡宗宪无法平定，于是让戚继光来增援，戚继光率军于上坊巢将其击破，倭寇奔走建宁，戚继光引军回浙江。

福建之战
　　嘉靖四十一年，倭寇进犯福建，并联合福宁、连江等地的倭寇，先后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地，从广东南澳方面侵略的倭寇联合福清、长乐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进犯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

倭寇声势浩大，当地官军不敢进攻，于是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贼。戚继光领命后引兵先进攻横屿，横屿四面水路险隘不易通行，戚继光命将士们每人手持一束稻草，填壕而进，大破横屿倭寇，斩首两千二百余级。而后，戚继光乘胜追击，杀至福清，捣毁牛田，端了倭寇巢穴。倭寇余党慌忙逃往兴化，戚继光也不停歇，一路狂追，又捣毁倭寇据点六十余营，斩首无数。

戚继光平定福建倭患后班师回浙江，行至福清，遇见少量倭寇从东营澳登入，戚继光率兵急攻，斩首两百人。经过几番战斗，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戚继光杀光。

兴化之战
　　戚继光回到浙江后，从日本国本土而来的新的倭寇又伺机侵略，他们人数日益壮大以后，袭击兴化，但围攻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攻下来。而此时刘显派了八个人带着书信到兴化传达信息，被倭寇拦杀，倭寇就换上刘显使者的服饰骗开城门，趁机攻陷了兴化城。

倭寇攻陷兴化后，刘显率兵逼近兴化，但因为兵少，刘显不敢擅自攻城，却因此被弹劾，背负罪名。而福建总兵俞大猷也表示需要有大军合围。

嘉靖四十二年，朝廷以谭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前来支援，而都指挥欧阳深却中了倭寇埋伏搏战而死，倭寇遂占据平海卫。四月，戚继光率领浙江兵前来支援。戚继光到后，谭纶立刻筹备对倭寇的总攻，先在各海道上环立栅栏阻断倭寇归路，而后谭纶以刘显为左军，俞大猷为右军，谭纶自领中军，以戚继光为先锋，围攻平海卫，一举告破，斩首两千余级，戚继光等率兵追击，倭寇道路不通，又被斩杀三千多人。于是刘显等复兴兴化。朝廷以戚继光先前横屿大战，录前后战功，以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世廕千户，代替俞大猷为总兵。

仙游之战
　　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倭寇余党纠合一万多人围攻仙游，打了三天，戚继光率兵前往解围，倭寇败走，戚继光率军追击，追至王仓坪，斩首百余级，不少人都坠于悬崖摔死。余党数千人逃走占据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五哨将士攀岩而上，与倭寇短兵相接，连俘带杀一百多人。剩下的倭寇劫掠渔船逃到海上，而后侵扰福宁，戚继光率领李超等前往将其击败，又乘胜追至永宁，杀死三百多人。

同年，潮州倭寇聚众二万，与海盗吴平互为犄角之势劫掠潮州，俞大猷率兵杀败倭寇，并将吴平招降，让吴平驻扎在梅岭。但不久之后，吴平纠合被明军击败的流散倭寇一万多人，伙同林道乾、曾一本先后在走马溪、泊浦澳登陆，洗劫南村堡和港口村。戚继光即刻率军前来围剿，吴平得知后放弃之前据守的梅岭，集合大船一百多艘，逃入南澳，并修筑大寨防御。

嘉靖四十四年，俞大猷率领水军，戚继光率领步兵，二人合力围剿吴平，吴平破败，孤身逃往凤凰山。

北御鞑靼
　　隆庆元年，给事中吴时来向明穆宗上疏，建议让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训练蓟门一带的士兵。但朝议后决定只任命戚继光即可。于是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当时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请求让戚继光对其训练，得到了穆宗的许可。

隆庆二年，明穆宗让戚继光训练蓟州、昌平、保定等地的士兵，总兵官以下的官员都受戚继光的节制。戚继光到任后，时蓟州有总兵郭琥，而戚继光为总理，无法统一号令，于是朝廷将郭琥调走，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又以戚继光前破吴平有功，进封为右都督。时北蛮子侵略青山口，戚继光引兵将其击退。

万历元年，北蛮小王子与董狐狸谋划进犯，向明朝廷索要赏赐遭到拒绝，于是二人在喜峰口烧杀抢掠，戚继光得知后率兵前往平乱，差点活捉董狐狸。同年夏，董狐狸侵略桃林，被戚继光击退。[31] 而后董狐狸的侄子董长昂侵犯界岭，又被击败。董狐狸多次侵扰边境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损失惨重，于是献关求赏，朝廷答应其按年给予赏赐。

万历二年，董长昂又入侵边境但无法从关口攻入，于是逼着他的叔父董长秃寇犯边境。戚继光领兵将其击败并活捉董长秃。董狐狸与董长昂率领宗族三百人来到戚继光关前请罪，董狐狸穿素服大哭请求赦免董长秃。戚继光与部下商议后决定接受其投降，董狐狸于是将劫掠的百姓放回，并发誓不再反叛。自此董狐狸与董长昂再也不敢侵犯蓟门。

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北蛮子无法攻入，于是转而进犯辽东，戚继光率兵增援，协助辽东守将李成梁将其击退。朝廷封戚继光为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名将陨落
　　万历十年，朝廷里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趁机上言戚继光不应该放在北方，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

万历十三年，给事中张希皋再次弹劾戚继光，戚继光因此遭到罢免，回乡后病死。

介绍

戚继光，山东登州人，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祖籍河南卫辉，后迁定远，再迁山东登州。其祖为明朝开国将领戚祥，曾任朱元璋亲兵，洪武十四年最终病逝，授世袭明威将军。

戚继光从小受其父戚景通严格教育，戚景通一发现其缺点，会严厉批评。

嘉靖二十七年兵部主事计士元，推荐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荀。”更获得张居正信任。戚继光从浙江义乌募集矿工和农民，编练戚家军。

嘉靖三十九年，受到时任兵部职方司郎中唐顺之的启发，从其所编“六编”中《武》获得灵感，戚继光创立“鸳鸯阵”，此阵法以十一人为一队，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从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三才阵攻防兼宜，适合于山林、道路、田埂等狭窄地形。

嘉靖四十年，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家军大破倭寇于浙江临海，九战九捷。

嘉靖四十二年，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等创平海卫大捷。从此倭患终被荡平。戚继光曾为诗：“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后，被杨四畏排斥，被调到广东任镇守，郁郁以终，晚年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逝世于蓬莱故里。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汉族，明松江府华亭县（现上海市松江）人，明末著名诗人，少年抗清英雄，民族英雄。夏允彝子。七岁能诗文。十四岁从父及陈子龙参加抗清活动。鲁王监国授中书舍人。事败被捕下狱，赋绝命诗，遗母与妻，临刑神色不变。著有《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文学贡献

作品数目
　　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他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

主要内容
　　14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血与火的斗争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以后，他写了不少慷慨悲壮而又清新明朗、表现民族气节的诗篇及赋、曲、杂文等。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夏完淳研究专家白坚先生总结其主要内容为：
　　其一，表现抗清复国的心志。诗集中大量篇章直接间接、多方多面、借古喻今、因物寓意地表现了诗人心怀故国、志在南归、念切中兴的思想襟怀和抱负。尤其可贵的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境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等，气势奔放，开朗壮美。
　　其二，抒写兴亡之恨、可谓“处处山河泪，篇篇烈士心”。完淳的诗中有不少借青楼盛衰或宴游兴替以寄予兴亡之恨的内容。
　　其三，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六哀》、《六君咏》、《细林野哭》、《吴江野哭》和哭钱熙的诸篇，都属于这一类。其中颇多感人甚深的好诗。千百年后，还使人读之震悼，闻之饮泣。

艺术表现
　　夏完淳诗作，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特色，如用典用事，比较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集中的爱国主题，爱国激情，热烈的战斗气息，充沛的乐观精神，夺目的华美文词，动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诗歌的悲壮激昂、清新开朗的艺术风格。
　　夏完淳的诗，并非以年少而见称，也并非因殉国而作传。幼年时代吸收的古典作品的精华，长大后实际斗争的磨炼，都形成了他诗歌慷慨悲壮、清新开朗的独特风格，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能引起人强烈共鸣。就诗论诗，亦足以睥睨一代，辉耀千秋，屹立于古今爱国诗人之林。

影响后世
　　现代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青年时期读了夏完淳的诗歌后，敬慕不已，写下“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头颅如许负英雄。”以自比自励，从完淳的诗中吸取成才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营养。四川辛亥革命元勋熊克武回忆说：“我在家念私塾时，……，特别喜欢明末夏完淳的诗文，一面抄写，一面熟读，至今还可背诵一二。”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中也慷慨激昂地说：“我早年从《艺海珠尘》内得读《夏内史集》，诵至他16岁所作的《大哀赋》和《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这几篇，有时热血上涌，有时酸楚欲绝，不知不觉的使我对于这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敬佩不已”。闻亦博在《明代模范学生夏完淳传记》中说：“他的一生，始终不肯休息，不肯妥协，燃烧着似火一般的民族思想，在诗句中发生伟大的力量，比之于普通抒情的作品，描写春花秋月的文章，不知要充实多少倍了”。文坛巨匠郭沫若先生也多次著文对夏完淳的诗作进行详细评点。

诗文风格
　　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如《军中有作》、《军宴》、《江城》、《避地》、《即事》、《翠华篇》等诗，小令《狱中草》，套数《自叙》、以及赓续其父所写的《续幸存录》等等，记述了江南亡国之变和自己抗清斗争的史实。叙事抒情，都有生活实感。
　　展示了高昂的抗战激情和坚定的民族气节。他投笔从戎之后，“风骈霜胝，提襟短衣,备人世之艰辛,极忠臣之冤酷”，以血泪写了《大哀赋》，抨击了明朝廷弊政，剖析了亡国原因，描写了“竿木群兴,风云毕会；兴六月之师,振九天之锐”的战争经历,表达了“乾坤重照,日月双悬”的复国志向,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同样的思想内涵,也见于《易水歌》、《博浪沙歌》、《南越行送人入闽》、《题曹溪草堂壁》、《霸图》等大量诗中；而在他被捕后写的《南冠草》中，有了更大的发扬。如其中《别云间》写道：“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寄内》：“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儿”等句，都充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
　　他虽备尝艰辛，终遭失败，但作品中流露出昂扬的乐观精神。如《哀燕京》诗写道：“风云江上钟山气，夜看牛斗伫中兴。”《土室馀论》文中也说：“呜呼,家仇未报,匡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魄。”充满了光复故土的必胜信念。
　　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形成朴直爽朗、慷慨悲壮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如他悼念老师陈子龙的诗《细林野哭》：“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真挚的战斗情谊，极为感人。正如陈均在《夏节愍全集序》中所评：“故其忠肝义胆,发为文章,无非点点碧血所化。”

作品编集
　　夏完淳的作品先曾编为《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乾隆五十五年，吴省兰合编为《夏内史集》,颇有遗漏。嘉庆十二年，王昶、庄师洛编刻为较完整的《夏节愍全集》，14卷。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加校订，编印为《夏完淳集》，为今日较完备的通行版本。《狱中上母书》被选为台湾高中国文教材。《别云间》被选为初中语文教材。

作品风格
　　慷慨悲凉、高亢激越、语言华美、意境苍凉悲壮、爱国激情、时代气息。

轶事典故
　　夏完淳少年时即胸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一次他问岳父钱栴：“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丈人惊愕，一时无从回答。

评价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陈继儒曾写诗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生平

祖籍浙江会稽，明思宗崇祯四年生于松江，家住郡城西花园浜，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年纪最轻的华夏先烈。完淳父夏允彝为江南名士，与完淳师陈子龙创立几社。夏完淳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天 资聪颖，早慧，5岁读经史。7岁能诗文，9岁写出《代乳集》。允彝出游远方，常带完淳在身边，使他阅历山川，接触天下豪杰。从陈子龙为师，又受知于复社领袖张溥，在文章气节方面，深受二人熏陶。
　　崇祯十六年，与同县友人杜登春等组织“西南得朋会”，成为“几社”的后继。次年春，农民起义军席卷北方，完淳自称 “江左少年”，上书40家乡坤，请举义兵为皇帝出力。 清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完淳年15，随父、师在松江起义抗清。失败后，夏允彝投水自殉。乃追随陈子龙与太湖义军联系，参谋义军领袖吴易军事，继续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不久，太湖义军被包围消灭。完淳泅水脱险。复明意志坚定不移。因痛心国事，作《大哀赋》，文采宏逸，情词哀惋，见者无不感叹惊佩。
　　顺治四年春，明鲁王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完淳写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专在海上往来通信联系的秀才谢尧文，使赴舟山呈与鲁王。谢在漴阙候船，被清兵拿获，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当局得完淳所书谢表等，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秉承清摄政王意旨，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务要一网打尽。
　　完淳避在嘉善岳父家中，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松江，决定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不幸于六月底被清当局侦获逮捕，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审。船过细林山，想起老师陈子龙，作《细林夜哭》诗，以表哀悼。船过吴江，又作《吴江夜哭》诗，以悼念吴易。
　　押至南京，洪承畴亲自讯问并劝降，说：“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挺立不跪，佯为不知审讯大员就是洪承畴，高声答道：“我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当左右差役告诉他堂上“大人”就是洪承畴时，完淳更声色俱厉地说：“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洪承畴色沮气夺，无辞以对。时钱栴亦被捕，意志沮丧。完淳在旁勉励说：“今与公慷慨问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哉！”使钱得全晚节。 在狱中谈笑自若。自被捕至狱中写下得诗，名《南冠草》，都是慨世、伤时、怀友和悼念死者之作，慷慨悲凉，传诵千古。继其父所作之政论集《续幸存录》，分析南明弘光王朝败亡的原因，识见超卓。如谓“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大；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乌乎不亡？”故郭沫若惊叹“完淳不仅为一诗人，而实为备良史之才者也。”
　　九月十九日，夏完淳就义于南京西市，所谓罪名归纳为“通海寇为外援，结湖泖为内应，秘具条陈奏疏，列荐文武官衔”。临刑时，他立而不跪，神色不变，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过了很久，才持刀从喉间断之而绝。钱栴等二十余人一同在南京就义。夏完淳死后，由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殓遗体，归葬于松江昆冈乡荡湾村夏允彝墓旁。身后留有妻子钱秦篆、女儿以及遗腹子，出世后不幸夭折，一代忠良绝嗣。
　　夏氏父子墓坐落在松江区小昆山镇荡湾村北开阔的田野中。石驳墓基围成一块平台，墓地呈半月形，高约2米，面宽约30米，占地二 亩余。1956年，夏墓被当时的江苏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松江县划归上海市后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修葺了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并立墓碑，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亲笔题写碑文“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十个行楷大字。字字有神，体现了陈总对这两位民族英雄的敬仰和推崇。

出生
　　夏完淳出生于崇祯四年，即公元1631年，这时的明朝社会离灭亡只有13年了，可谓内忧外患，积重难返。在文化思想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要求个性解放，反对理学桎梏的时代精神也在广泛发展，许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的士人按照文学观念或活动地域形成各种流派或社团，与腐朽的阉党进行斗争。这里面就有著名的东林党。继东林党之后，又有组织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及小市民的复社和几社，而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就是几社的创始人之一。一代奇才夏完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在大雷雨即将来临前的江南，松江华亭县。
　　夏完淳出生后，夏家上下欢天喜地，亲朋好友也纷纷前来祝贺，祝贺夏允彝35岁喜得贵子，更祝贺夏家单弱的门庭终于有了生机。

家庭教育
　　夏允彝从儿子懂事时起就教他四书五经、天下诗文，而且在讲授诗文的同时更注重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些为了国家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正气歌》、《满江红》一起深深地铭刻在小完淳的心中，而父亲及其朋友们为匡救天下，恢复优秀儒家传统和阉党进行斗争的情景更是给了他现实的教育。夏允彝正妻、完淳的嫡母盛氏的教育与爱护也是小完淳成长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母子关系
　　完淳是夏允彝的偏房陆氏亲生，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正妻的地位是很高的，完淳虽为陆氏亲生，但按规矩他必须叫盛氏为母亲，对陆氏只能称呼“娘”，而且归于盛氏的名下。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对他小小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好在盛氏为人温和大度，对陆氏与完淳的亲近非常理解，从不加干涉，并且利用自己精通文墨的优势，每天悉心教授完淳诗文和礼仪，使完淳深为感动，并且终生像对待生母那样敬重热爱这位嫡母。后来夏完淳在就义前夕写的《狱中上母书》，从表面上来看，就是写给盛氏，这个他名义上的母亲的。在那个封建时期，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而夏完淳又是受封建教育很深的人。自他懂事时起，小小的心灵中就受到这样的强迫：即使他爱自己的生母，也不能一无保留地挂在脸上，这种感情必须拿来对待嫡母。长期受这种等级观念影响，再加上盛氏确实明理通情，因此他对盛氏的感情深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位嫡母对他的钟爱确是传诵一时的。夏完淳在就义前写的《狱中上母书》中曾提到，嫡母15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教自己礼仪及诗书，是千古难得的好母亲。至于他的生母陆氏，则生平不详，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说，陆氏也是一个长于文笔的人，绝不是寻常的女子，并有陆氏亲笔写的悼念儿子的诗歌为证。尽管关于陆氏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从夏完淳的上母书中我们也可隐隐看出他对生母陆氏热爱与歉疚相混杂的、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夏完淳的伯父夏之旭，当年曾与夏允彝并驾齐驱，同样以文才著名，他对于完淳的教育也不无影响。据说完淳12岁时已很有名声，不免聪明外露，父亲夏允彝又常常让他在宾朋满座时出来作陪，在席间完淳大谈军事策略及边防情况，夏之旭怕他过于得意，常常制止他说：“有客人在座，你不要这样张狂！”伯父的严厉虽不无夫子之气，但对完淳后来养成谦虚沉静的做人态度也不无裨益。

家中亲属
　　夏完淳的前辈们这样出色，同辈的姐妹也极富文采，对他影响很大。夏完淳有一姐一妹，姐姐夏淑吉是个女诗人，字美南，号荆隐，虽然是正房盛氏亲生，与完淳同父不同母，而且年长完淳15岁，但和弟弟的感情却非常深厚。夏完淳诗文中提到她的地方极多，甚至认为她的文采足以比得上东汉时的才女蔡文姬。
　　夏淑吉夫家是浙江嘉定的侯家，丈夫侯文中是夏完淳最敬佩的同辈人之一，可惜在完淳六七岁时就早逝了，完淳对他的了解多是从其遗留的诗文中得到的。侯家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之家，后来在抗清斗争中，父子几人同时遇难，几乎全家都为国捐躯。姐丈一家的这种气节与才情对夏完淳成长的影响如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
　　完淳妹妹惠吉，字昭南，号兰隐，和他同为陆氏夫人所生。惠吉的字为“昭南”，和字“美南”的姐姐淑吉同称“二南”，再加上夏完淳，姐、弟、妹三人又同时被称为“空谷三隐”。惠吉也富有才气，和完淳的感情亦很好。完淳曾在诗中称赞他们的兄妹情谊为：“天涯风雨雁飞鸣，雨雪相依倍有情……论心此日欢方恰，惜别他时感又生。”完淳牺牲前，郑重地把亲生母亲陆氏托付给这个唯一的妹妹照顾。夏家这脉已如此优秀，而完淳的亲友也同样出类拔萃，这也是他从小所受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完淳的亲眷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嘉定侯家外，还有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和夏淑吉一样，她也是侯家的儿媳，但她的命运比青年守寡的夏淑吉还要苦。她的未婚夫是淑吉丈夫侯文中的堂弟侯智含，也是有名的才子。但在抗清斗争中，智含在灵隐逃难时死去，她便成了还未成亲的未亡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封建时代，只得和夏淑吉一样削发为尼，做了淑吉的徒弟。其诗作非常真挚动情，如《寄兄》：“ 一自双亲杳，乡园不忍旋。七年三见面，稚子渐齐肩。梦断燕山月，春归海树烟。书来能念我，三复鶺鸰篇。”而她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首《赠圣幢诗》，其中“心能同水月，骨自带烟霞”被人们传为难得的清灵佳句。由于她和夏完淳是表亲，又是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妯娌和徒弟，因此和夏完淳也成为互相影响的知己。
　　夏完淳很小便由父母作主订了亲，他的岳父钱彦林是嘉善一带极有名望的才子，而且性格豪爽，被称做钱长公。这位岳父可谓为完淳的师表，明亡时他积极参加抗清，组织义军，后来因掩护过完淳的老师、抗清义士陈子龙而被捕，和女婿夏完淳同一天为国捐躯。浩然正气，可歌可泣！他死后，妻子徐氏不愿独活，亦投水自尽。其两个儿子都是有才名的人，和完淳也非常要好。长子钱熙风姿玉立，才气纵横，也是夏完淳最敬重的同辈人之一，在完淳16岁时便因参加抗清活动，积劳成疾去世，完淳伤心不已，曾写下“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悼语。钱熙之弟钱默8岁即能写诗，15岁成进士，和完淳也有唱和，亦有神童之誉，并为夏完淳写过一篇《神童赋》，被传为佳话。明末家破人亡后，钱默流浪各地，不知所终。
　　另外，钱彦林堂兄钱棅也是完淳的抗清同志，和他们翁婿二人在同一天壮烈殉国。亲戚们的才情与气节为完淳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优良环境，使他在耳濡目染中思索、学习，得到了做人的力量和做文的启示。这是夏完淳的幸运，也是他最后成才的一块重要基石。

良师影响
　　有了良好的家风、卓越的亲朋，夏完淳的幸运还在于他有一批良师。在这些当时最杰出的良师中，对夏完淳影响最大的，自然当推陈子龙。陈子龙，字卧子，也是松江华亭人，他比夏允彝小12岁，但夏允彝非常器重他的才华，常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与他结为忘年之交。二人志同道合同为几社的组织者与创始人，人称“陈、夏”。陈子龙不但有丰富的学识，而且志向高远、善于运筹帷幄，是难得的济世之才。
　　在文学上，陈子龙和夏允彝一样主张继承明代前后七子传统，诗宗法汉魏六朝盛唐之音，以求振兴国运。他的才气在当地及江南各省都很有名，尤其以不读死书，重视时务而闻名于世，这在迂朽的明末是很难得的。他对宦官的痛恨，对人民的同情都深深打动了学生的心，完淳的文学成就亦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他和夏完淳的关系是非常理想完美的，二人既是师生，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又成为共同战斗的战友。他对夏完淳的影响，并不小于夏允彝。
　　完淳的老师还有太仓人张溥，他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五人墓碑记》向为人们所传诵，并被选入了今高中课本里。张溥也是夏允彝的要好朋友，对完淳非常喜爱，常常耐心地给他解释书中的疑难问题，只是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只有40岁，那时夏完淳还不到12岁。
　　完淳的老师中还有抗清义士史可法、黄道周以及后来完淳为之做参谋的吴志葵等。他们的气节文章给夏完淳带来的是另一方面的更加严谨、更加壮烈的教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五个“平生风谊兼师友”的特殊人物，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姐丈侯文中、内兄钱熙外，还有一个后来死得极其悲壮的人陆鲲庭。清兵入浙江后，这个崇祯时的进士惟恐被拉出来做官受辱，决心一死。无奈家人对他看管很严。一天，他趁妻子偶然离开时插上房门上吊自杀。家人发觉后破墙而入救活了他。他却痛苦万分，质问家人：“奈何苦我！”最终还是自杀身死。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并不鲜见的。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不像洪承畴那样卖身求荣做了贰臣，也不隐居保全自身，而誓死以求舍生取义，这种精神极其悲壮。
　　夏完淳能有幸遇到这么多良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千百年来祖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使夏允彝没有被别人对他儿子的吹捧夸奖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从性格及品性上来对儿子进行教育，并为他选择了多位这方面的良师。

家庭影响
　　夏完淳就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下慢慢成长起来。祖母顾氏曾教育出了两个好儿子，自完淳出生后，又把心思放在了小孙子身上。她常不顾儿、媳的劝阻屈尊陪孙子玩耍，教他一些浅近的诗歌。嫡母盛氏对他更是小心照顾，疼爱有加。她虽然不如夏允彝那样严厉，却也非常严格。每天黎明即起监督完淳的学习，给他讲习诗书，同时送上精心烹调的饮食。晚上完淳休息时，她经常和陆氏一起照顾他入睡后才悄悄离开。
　　更多时候，这位通情达理、温柔大度的夫人则让完淳和亲生母亲陆氏单独呆在一起，自己去照看婆婆和亲生的女儿淑吉。至于夏允彝，对儿子要求更加严格。再加上良师、亲朋的影响，天资聪慧的小完淳进步得很快。他“ 生有至性”，即今天所谓“坐得住”，坐在书斋看书是他最大的快乐。小小年纪，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贪玩，却喜欢粘在凳子上煞有介事地拿着书一目十行地翻，虽然不能精通，却也乐趣无穷。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拿着扇子乘凉，孩子们在水里嬉戏时，他也像块石头似的端坐在那儿，看书写字。嫡母盛氏心疼他，有时强迫他出去游泳玩耍，他却视玩耍为苦事，常常在敷衍地玩闹一会儿后就又跑回去看书。盛氏又要劝阻，夏允彝笑呵呵地对她摇头：“不要管他，让他去看吧。”
　　在这种大量读书，不求甚解的幼年教育方法下，夏完淳对诗词经义有了一种感性上的认识，5岁时初上私塾，很快便能讲解《四书》、《五经》，而且常常一语中的，能抓住书中的要点。他因为熟读经史，所以常常大胆地在文章里谈论古人得失，而不像一般孩子那样人云亦云，盲目崇拜。这一点倒是继承了祖父夏时正小时候“诘问塾师”的胆量和精神，也深得父亲夏允彝的赞赏，认为他不死读书，没有沾染八股习气，路子是对的。当时夏允彝的好友，即完淳后来的老师陈子龙常常到夏家来玩，见完淳童年老成，颇为可爱，便常常逗弄他，和他争辩书中的疑难问题，有趣的是，一开始陈子龙只是出于游戏之心，想和孩子开开玩笑解闷，谁知完淳却十分认真而且精通学问，常常扬着小脑袋一字一句地反驳，弄得陈子龙无话可说，未免有些尴尬。这以后，陈子龙对完淳刮目相看，再也不敢轻视，并以能做他的老师而自豪。夏允彝的几社朋友们更是惊奇万分，敬称完淳为“小友”，视之为同道中人。 在六七岁时，这个“总角小童”便可洋洋洒洒写出数万言的诗赋古文来，而且“下笔立就”，“奇丽可观”，于是，惊叹不已的人们又送他一个美号“圣童”。老儒生陈继儒在《夏童子赞》里称许他：“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几社同仁开会时，完淳便也常常坐在叔叔伯伯们中间，仰着小脑袋静静地听他们纵谈天下大事，痛骂朝中奸臣。加之奶奶、姐姐以及嫡母也常常教他《满江红》、《正气歌》等爱国诗歌，使他小小的心中除了做学问，成功名外，更多了一点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夏允彝起程赴福建长乐县，决定带儿子一起去福建，让他接触社会，增加阅历。在赴福建上任之前，夏允彝带儿子先顺路到嘉善亲家那里拜谒了钱彦林。那天风清日暖，钱彦林正坐在绿竹扶疏的后花园里，听家养的小戏班唱《牡丹亭》，自己也不时兴起随着那清婉的曲调款款吟唱几句，颇为得意。忽然在这时见到德高望重的亲家夏允彝和久盼会晤的“爱婿”完淳，不由得又惊又喜，忙叫人匆匆撤了戏换上酒席，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夏完淳终于见到了那位写赋夸赞他的大舅子钱默，不由得欣喜若狂，忙拉着他的手，和他谈起文学来。钱默年长完淳两岁，却显得比完淳瘦削，白净的脸上，一双女孩子般多愁善感的大眼睛流露着忧郁、惆怅的神情，和神采飞扬的完淳形成鲜明对照。而坐在一旁的大哥钱熙则风姿玉立，性情沉稳。完淳很快就喜欢上了钱熙，又和这位大哥兴致勃勃地攀谈起来，顿感相见恨晚。
　　趁着三个孩子谈天时，和夏允彝说话的钱彦林也在偷偷打量未来的女婿。只见小完淳天庭饱满、秀目长眉，举止端庄有大人气，言谈中又露着豪情，前途不可限量。钱彦林不由得为女儿高兴。他看得发了呆，连夏允彝正在和他说话也没听见，还在心里得意于自己的英明之举。这时，正在谈天的完淳忽然转过脸来，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尊敬中又不无试探地问：“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这样大的问题突然从一个小孩口中问出，一下弄得毫无准备的钱彦林张皇失措起来，平日的风流潇洒劲儿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支吾了一会儿，只得急中生智地答道：“我的所重所学，和你父亲差不多。”总算应付过去了。完淳问完后，照样神态平静地吃菜聊天，这样的问答在他来说是常有的事，而钱家上下却被惊动了。钱熙、钱默兄弟都吃惊地望着这个不但有文采，还关心时事的妹婿，钱彦林则把夏允彝悄悄拉到一边，拭拭头上的冷汗说：“允彝兄，还是你教子有方，我领教了！”夏允彝憨厚地一笑，说：“令郎也很出色啊。”钱彦林摇头：“他们才华或许不差，但论起对时务的兴趣来，就差多了！”由于旧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完淳未来的妻子钱秦篆并没有在酒席上露面。不过，当完淳父子拜别钱氏父子，出门离去时，细心的完淳却忽然发现在东厢房的一角，月亮门的粉墙外，一个比自己略矮一点的小姑娘，身穿一身淡青色的衣裙，隐在长廊的柱子后面，微露出半个头来，用好奇的眼光偷偷打量着他。这时夏允彝在前面催他快走，他只得匆匆回身跟在父亲后面，把这个神秘的躲在回廊后的小姑娘留在了自己身后。对于他们来说，再一次的相见则是在漫长的十年后，洞房花烛夜时了。那时清兵的铁蹄已经踏遍了江南大地，钱夏两家都加入了抗清的队伍，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即将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当然，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过的。

展露才华
　　夏允彝到长乐县后，开始废弊兴利，大刀阔斧地进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他的治理方针的中心内容就是“用古教化”。因为他是个主张复古的人，对人民，他反对使用苛捐杂税，提倡“抚慰弱，煦煦如家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力求达到孔子所说的“ 大同”境界，即用古人的方法，来治理明朝末年的社会。由于他廉洁无私，又通晓经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更由于他善于判决疑难问题，一时间长乐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百姓个个拍手称快，连其他地方的人也跑来请夏大人裁决纠纷，无不满意而去。
　　这时的完淳，才名也更加响亮。他9岁时，父亲夏允彝曾把他写得比较好的诗歌收集起来，为其印了第一本诗集《代乳集》。亲戚朋友争相阅读，夸奖他是少年奇才。老师陈子龙欣赏完淳的才华，在和朋友编当代名人诗歌选集时，特意把完淳的几首诗也搁在后面，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一时间，完淳的才名风行江南，又一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面对耀人眼目的名声，九岁的完淳曾不免有些得意。许多所谓的神童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放松要求，停滞不前的。但好在他的父亲、奶奶以及老师都堪称优秀的教育家。尤其是奶奶顾氏，这位被称作“有大过人之识”的老人尽管心中高兴得像吃了蜜，心里却惟恐孙子会被早来的荣誉冲昏头脑，立刻来信谆谆叮嘱他要戒骄戒躁。父亲夏允彝在一时的兴奋后也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夸赞儿子，而是又开始督促他刻苦攻读。老师陈子龙也不时写信来教育他要继续学习。在大家的帮助下，完淳很快就渡过了这一关，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帮助父亲处理政务，造福百姓上。

父亲殉国
　　居于东南沿海一隅的夏允彝以他的辛勤工作，终于引起朝廷重视。崇祯十五年，吏部尚书郑三俊向皇上推举天下廉洁奉公、才干超群的知县七人，夏允彝名列榜首。正在为国运衰亡弄得焦头烂额的崇祯闻讯大喜，亲自用御笔把这七人的名字写在皇宫的屏风上，表示极大的嘉奖，同时又召见了这七位英才。夏允彝的沉稳神情和超群才干，使崇祯及文武百官大为赞赏。大臣方岳等人极力向皇帝推荐这乱世英臣，崇祯也决定破格对夏允彝实行提拔，委以大任。在长乐县的百姓们闻此消息，又喜又悲。喜的是夏大人终于有了被朝廷赏识的机会，悲的则是夏大人此一去不会再来，长乐县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父母官！当地士绅百姓集体捐钱，为他立了一个生祠，这是极大的拥戴与热爱，是人民盼望清官、好官的强烈呼声。
　　夏允彝即将受命于危难之际，就要更好地发挥几十年来蕴积的才华，最大程度地实现他为国尽忠的理想了。这也是封建时代许多正直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谁知就在这时，噩耗传来，夏允彝的母亲，完淳的祖母顾氏不幸因病去世。夏允彝父子悲痛欲绝，匆匆奔回家乡松江料理后事。崇祯闻讯也感到十分可惜。
　　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进北京。崇祯在煤山吊死，明朝灭亡。
　　对于在家服母丧的，曾被崇祯皇帝赏识，并破格提拔的夏允彝来说，明朝的灭亡、皇帝的自杀都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丧母、丧君，刚刚有了点成绩的仕途又无路可走……一时间，他恍若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夏允彝曾拜谒史可法，商议恢复大计，由于南明弘光政权的迅速崩溃，夏允彝才不获展，在林野乡间仍旧想有所作为。当时清朝在江南的统治还不稳固，义师纷起，明朝残余军事力量散落其间。于是，夏允彝暗中写信给自己从前的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商量准备合兵攻取苏州，然后收复杭州，再进兵南京，以图保有明朝江南半壁河山。也就是在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夏完淳匆匆完婚后，马上和父亲一道加入戒旅军中。可惜，吴志葵无长远谋略，军将多懈怠贰心，苏州城不仅未被攻下，这些残明的乌合之众，也大败四溃。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夏允彝反而变得愈加平静，他决定自杀殉国。乡人劝他可以趁乱渡海去他曾任地方官的福建，招纳兵马，再图恢复。夏允彝考虑再三，没有同意，怕举事再败以至于蒙羞万世。松江清军主将早闻夏允彝大名，表示只有他出山，一定给大官作。清将还表示，即使夏先生不愿新朝为官，出来见一面也行。夏允彝以“贞妇”自比，明白无误表达了自己不事二朝的决心。
　　他给好友陈子龙等人写信交待后事，然后平静与家人道别，并特意把未完成的文集《幸存录》交予独子夏完淳手中，叮嘱他毁家饷军，精忠报国，代父完成恢复志愿。然后，夏学士投松江塘自杀。《明史》上讲他"“自投深渊以死”"，实乃误记。夏允彝自杀是形同日本人仪礼性的剖腹自杀，其兄、子、妻妾家人，皆肃穆哀恸地立于水滨观视。松塘水浅，只达夏允彝腰身以上，这位大才子生生埋头于水中，呛肺而死，他背部的衣衫都未沾湿。
　　彼情彼景，身为儿子的夏完淳肝胆欲裂，目睹父亲刚烈死状，他也更加坚定了必死报国之心。

报国之心
　　陈子龙想与夏允彝同死，但夏允彝以母妻托付于他，他本人又有九十老祖母需要赡养，故而忍死待变，割发为僧隐于乡间。明宗室鲁王监国时，陈龙子暗中接受鲁王的任命，与夏完淳一起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天不祚明，兵变失败，不仅吴胜兆被杀，陈子龙本人也被逮捕。在押解至南京的途中，陈子龙终于作出了与其挚友夏允彝一样的人生选择：跳水自杀殉国。
　　生父尊师，这两位忠烈楷模，在少年夏完淳泪水模糊的目光中，逐渐幻化为千古仁人志士的终极典型。
　　忠恸欲绝的夏完淳上书鲁王政权，要求予父亲以赠谥。鲁王爱惜夏完淳如此年轻又如此对大明忠心，立授他"“中书舍人”“一职，赠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谥”“文忠”“。这一切，均极大鼓舞了身在江南的夏完淳抗清复明的勃勃斗志。
　　不久，听闻太湖一带活跃着吴易领导的”“白头军”“，夏完淳喜出望外，连忙与老师陈子龙一起携家中所有金银奔赴军中，并充任吴易的参军。
　　吴易，字日生，进士出身，吴江人，曾为复社的活跃分子，能诗善文，又喜读兵。吴易的”“白头军”“发展迅速，不少昔日当地的水贼头目如”“赤脚张三”“等人纷纷入伙，在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关头，这些人由”“贼”“而变成”“官军”“，在辽阔的太湖水面上给予清军沉重打击。白头军最漂亮的一仗是“分湖大捷”，杀敌三千多，斩清中下级军官二十多名，获战船五百余艘。当然，这种暂时的胜利，主要原因也在于当时清军没有有效组织起过硬的水军，水战外行，故而使得”“白头军”“大逞神威。
　　胜讯传出，南明的隆武政权和鲁王朝廷均派人携带”“诏书”“而来，对吴易加官晋爵，视为中兴大将。飘飘然之余，吴易与”“白头军”“将领们开始轻敌。许多水贼出身的将卒本性毕露，四处剽掠。清军方面，却加紧准备。海盐一战，”“白头军”“大败，夏完淳也因军败与吴易等人走散。陈子龙在海盐之战前已经看出吴易手下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便以筹饷为名离开了“白头军”，想另行发展。
　　吴易军败后，其父、其妻、其女均投湖自杀，以免被清军俘虏受辱。吴易本人逃入湖中，仍旧坚持抗清斗争。
　　1646年夏，吴易听人风传清朝任命的嘉善知县刘肃之想”“反正”"，岂知刘肃之早就通知大批清兵埋伏，待吴易一入门，立即逮捕了这位“白头军”领袖，很快送往杭州处死。
　　夏完淳闻讯，立即白服以往，在吴江为吴易起衣冠冢，与文人同道哭吊，赋《吴江野哭》、《鱼服》二首诗歌，祭奠吴易，表达了复仇雪恨的决心。

反清报国
　　1647年早春时分，得悉清朝任命的苏松提督吴胜兆要反正的消息，少年夏完淳马上萌发了巨大的恢复希望，急忙为吴胜兆与浙东义师牵线搭桥，积极准备待事发时本人亲自参加战斗，做绝死之战。吴胜兆谋泄，其手下将领抢先一步把他的计划上告清朝。吴胜兆一卒未出，身已成擒。而浙东方面，屋漏偏遭连夜雨，义师水军刚离岸，飓风忽至，大部分人被淹呛而死，溃不成军。清廷对吴胜兆一案十分重视，四处抓人，陈子龙等人首先遭到逮捕。押送途中，陈子龙投水殉国。
　　夏完淳喉中咸泪和血吞。由于他本人也在清政府通缉名单中，便一度曾匿藏于其兵父在嘉善的家中。1647年夏七月，他决定渡海加入鲁王政权军队。夏完淳至孝之人，临行前，他回乡间老家探望嫡母和生母，准备与二老告别之后再出发。清廷眼线多多，夏完淳甫一回家，即为人侦知。清廷人马俱至，逮捕了这位少年英雄。由于他是朝廷重犯，被立刻押赴南京受讯。
　　在南京受押的八十天，是十六岁英雄夏完淳人生旅途的最后八十天。其间，他不仅智斗大汉奸洪承畴，巧妙羞辱了这位清朝鹰犬，并且自激自盛，赋诗写词多篇，表达了他"“今生已矣来世为期”“的冲天豪情和”“家国之仇未报”“的遗恨。
　　被羁之初，夏完淳作《采桑子》一词，从内心深处抒发了他的亡国之愁。清朝朝廷主持江南一带招抚的第一把手，乃大汉奸洪承畴。他听说夏完淳与其岳父钱旃被抓，很是得意，便想亲自劝降这翁婿二人，此举不仅能为清朝主子招纳”“人才”“，又能给自己脸上贴”“慈德”"金粉。
　　南京旧朝堂上，洪承畴高坐，喝问下面被提审的夏完淳：“汝童子有何大见识，岂能称兵犯逆。想必是被人蒙骗，误入军中。如归顺大清，当不失美官。”
　　夏完淳不为所动，反问洪承畴：“尔何人也？”
　　旁边虎狼衙役叱喝：“此乃洪大人！”又有狱吏在其旁低声告之：“此乃洪亨九先生。”
　　夏完淳佯作不知，厉声抗喝：“哼，堂上定是伪类假冒。本朝洪亨九先生，皇明人杰，他在松山、杏山与北虏勇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闻之震悼，亲自作诗褒念。我正是仰慕洪亨九先生的忠烈，才欲杀身殉国，以效仿先烈英举。” 狱吏们此时很窘迫。洪承畴在上座面如土灰。上来一人，厉声叱喝夏完淳：“上面审你的，正是洪承畴！”
　　夏完淳朗声一笑：“不要骗我！洪亨九先生死于大明国事已久，天子曾临祠亲祭，泪洒龙颜，群臣呜咽。汝等何样逆贼丑类，敢托忠烈先生大名，穿虏服虏帽冒允堂堂洪先生，真狗贼耳！”
　　洪承畴汗下如雨，老狗嘴唇哆嗦，小英雄字字戮到他灵魂痛处，使得这个变节之人如万箭攒心般难堪、难受。食禄数代之大明重臣，反而不如江南一身世卑微的十六岁少年，真让人愧死！
　　忽然，一旁因久受严刑而涌支撑的夏完淳岳父钱旃忽然一声倒地，葡伏不起。夏完淳见状，忙上前扶起岳丈，厉声激励道：“大人您当初与陈子龙先生及我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为盟，决心在江南举义抗敌。今天我二人能一同身死，可以慷慨在地下与陈子龙先生相会，真真奇大丈夫平生之豪事，何必如此气沮！”听女婿如此说，钱先生咬牙挺起，忍耐奇痛。
　　洪承畴默然久之，只得挥挥手，今士卒把二人押回牢狱。然后，上报清廷，拟判处夏、钱二人死刑。
　　上述种种历史的细节，不见于清朝“官修”的史书。明末大才子屈大均著作《皇明四朝成仁录》中。屈大均在明亡以后坚决不仕清廷也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他对壮烈殉国的英雄，流露出热切的渴慕和深刻的崇敬。深知自己来日无多，夏完淳在狱中写下了他那篇流传千古的《狱中上母书》，派人转送老家的嫡母盛氏与生母陆氏。

慷慨就义
　　1647年，九月秋决，夏完淳等三十多名抗清义士在南京西市慷慨就义。手提鬼头大刀、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面对自己面前昂然站立的这位面容白皙、姣好的十六岁美少年，他那杀砍掉无数人头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发颤发抖，最终只能闭眼咬牙才敢砍下那一刀……在当时43名共赴刑场的抗清义士中，他是最年少的一个。
　　夏完淳的妻子秦篆，同时受父死母丧夫亡的重大打击，悲痛欲绝，身体亦非常衰弱。几个月后她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只是这孩子似乎在母体内感受了太多人间的苦难，很快便也夭折了。夏家终于无后。秦篆的哥哥钱默这时也终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不知所终。年仅十八九岁的秦篆便也削发为尼，独守青灯古佛，孤独地度过了一生。

"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封新建伯，谥文成，人称王阳明。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有名，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人物生平

生而不凡
　　王守仁出身于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家庭，天生有特殊的气质。他的母亲怀孕超过十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出生后，5岁仍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守仁，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

年少有为
　　十二岁时，王守仁正式就读师塾。十三岁，母亲郑氏去世，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当时国家朝政腐败，义军四起。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在王守仁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

娶妻诸氏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回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返回余姚，船过广信，王守仁拜谒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步入仕途
　　二十岁时，王守仁第一次参加乡试，中举人后，学业大有长进。但他越来越喜欢谈论军事，并且很会射箭。然而，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试一试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王守仁拿起笔就完成了，朝堂上的元老们都很惊奇他的天赋才能。嫉妒他的人就开始议论说，这个年轻人如状元及第，必然是目中无人。王守仁二十五岁再次参考科举，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但他笑道：“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被贬悟道
　　弘治十二年，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出治葬前威宁伯王越，回朝上疏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事，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随后因病请求归乡。久之，起用授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龙场驿栈驿丞。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路途中，王守仁被刘瑾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逃过追杀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来到贵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守仁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

正德五年初，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知县。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担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

平定江西
　　正德十一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十分赏识，在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

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守仁到任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如实坦白。守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守仁因此掌握了盗贼的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王守仁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正德十二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假装撤退，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守仁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

平定叛乱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据说，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震惊不已，只有王琼却十分自信地说：“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

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那里的叛乱。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平叛就会有困难。

王守仁平定盗贼后兵符已上交兵部，手中无兵。在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都来帮助守仁，又在袁州聚集各府县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

王守仁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宸濠，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又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宸濠发兵攻打南京，又故意泄露给宸濠。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宸濠进兵南京，宸濠大疑，按兵不动。

宁王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守仁往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

此时守仁大军已集结完毕。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守仁率兵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

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武宗身边的佞幸之臣，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心态极端复杂。一些佞幸之臣希望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让已经南巡的武宗亲自“擒获”朱宸濠，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以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所以，终武宗一朝，王守仁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才加官晋爵。

立院讲学
　　正德十六年，明世宗即位，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许他推辞，稍后又特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不久，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世袭。

嘉靖元年，父亲王华去世，王守仁回乡守制。

王守仁于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总督两广
　　嘉靖六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书争辩守仁的功绩，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功臣，世宗都答应。十二月，守仁军至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了守仁平定盗贼和叛乱，十分害怕，投降了守仁。

嘉靖七年二月，王守仁率湖广兵抵达南宁，而卢苏、王受刚归降，愿意立功自赎。王守仁于是派遣大臣商议，并命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袭剿断藤峡叛军。此后仍然总督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约好以四月初二各至抵达地点。

当时，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土兵抵达，均逃匿深险之中；又听闻卢苏、王受归降，王守仁进驻南宁，故以为王守仁以散遣诸兵布阵，于是防备弛缓。至此，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守仁围困的大军打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病逝归途
　　平乱后，王阳明因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推荐勋阳巡抚林富代替自己，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去了。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守仁。先前因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影响

政治家
　　王守仁一生仕途坎坷，先后担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后因得罪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不久被刘瑾追杀，王守仁升至泸州县令，后升至南京刑部主事，此后屡次升迁，历任考功司郎中，正德七年，再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九年，改鸿胪寺卿。正德十一年，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守仁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在平定宁王叛乱之后，被封为新建伯，隆庆时期追封为侯爵，兼南京兵部尚书，后总督两广。王守仁因军功是明朝第二个封爵的文官。

军事家
　　王守仁被称为“大明军神”，一生军功卓越。正德十三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祸江西三年之久的民变祸乱。次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迅速占领南康、九江，并计划兵取南京，进而北上。时任南赣巡抚王守仁用巧计迷惑叛军，并趁宁王后方空虚攻占南昌，最终在鄱阳湖决战中效仿“赤壁之战”击败叛军，擒获朱宸濠父子及李士实、刘养正、王纶等人，战争为期仅四十三天。晚年又率军平定了两广藤峡盗乱，在归途中病逝。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王守仁将去福建剿匪时，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因此王守仁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
　　当时，王守仁最为担心者，就是宁王朱宸濠挥师东下，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王守仁虚张声势，利用假宣传假情报，城中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组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命人携蜡丸潜入南昌，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的进攻南京策略。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守仁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使宁王欲攻南京，已无可能。
　　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攻下九江、南康，渡长江攻安庆。王守仁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对外号称三十万。王守仁召集部下问应如何退敌。有人指出应该急救安庆，王守仁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 由于先前进行大量宣传工作，谎称有大量军队攻城，南昌竟然不攻自破，停了两日，王守仁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进，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溃逃退守八字脑地区。宁王眼观局势不妙，急忙调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守仁派几路大军迎战并取南康。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敌人，敌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千金，负伤百金，要求他们死力一搏。
　　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后来，明武宗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之化名出征，江彬意欲不轨，挑唆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王阳明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可见武宗之昏庸。

文学家
　　王阳明的文学成就也很高，但往往被其事功、哲学所掩盖。《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阳明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四库全书》中有评论曰：“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王阳明早年作诗刻意求工整，晚年融会哲理。王世贞《书王文成集后》评：“伯安之为诗，少年有意求工，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年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象所牵，率不能深融而出于自然。其自负若两得。”

书法家
　　王阳明在书法上亦可称为明代大家。作品以行草为主。王阳明将心学融入书法，丰富了中国的书法理论。

哲学家
　　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王守仁留有三本传世之作《传习录》、《阳明全书》三十八卷、 《大学问》。《大学问》被认为是王阳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阳明学在现代中国仍有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都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学。著名学者徐梵澄经过几十年对中国，印度，欧洲思想研究以后，在晚年也对陆王心学赞誉有加。中国大陆的当代学者蒋庆也对阳明赞誉有加。后阳明学通过余姚老乡朱舜水传至日本，日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为王阳明学说所折服，随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阳明”"。王阳明心学是日本近代快速崛起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引。
　　蒋中正也是王阳明学说的信徒，并因此将台北草山改名为阳明山。阳明学逐渐演化成了七个流派：江右学派，南中王门学派，粤闽王门学派，北方王门学派，楚中王门学派，浙中王门学派，阴阳左派。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长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耶？

纪念建筑

故居
　　王守仁故居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余姚镇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明成化八年，王守仁诞生于此。故居内各大建筑按中轴线由南往北依次为门厅、轿厅、砖雕门楼、大厅、瑞云楼、后罩屋。大厅两侧各有侧屋。故居总占地面积4800平方米。其中瑞云楼是王守仁当年出生的地方，已修复如初，并辟为王守仁史迹陈列馆。大厅为王氏家人议事及重要庆典活动场所。其它建筑如砖雕门楼，轿厅等历经岁月沧桑，仍保持了原有风貌。1997年3月被公布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墓
　　王守仁墓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书法圣地兰亭镇以南2里许的仙暇山庄内，墓始建于明嘉靖八年，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多次修葺。乾隆四十九年高宗弘历南幸，作过一次修缮，御赐“名世真才”题额并建四柱冲天式石牌坊于墓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驻绍部队将领陶广树立墓碑。1988－1989年绍兴县文物保护对王守仁墓进行了全面整修，2006年5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由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对王守仁墓进行了全面整修。
　　王守仁墓坐北朝南，背依山岗，顺依山势，逐级升高，视野开阔，风水特佳。墓冢直径10米，墓道全长70余米，百余级台阶，四层平台，全部用石材精心雕刻而成，气势雄伟，是浙江地区较典型的明代墓葬建筑。墓地近2000平方米的山麓地带，数十棵合抱古松环侍左右，营建了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历史原貌保存良好。
　　绍兴市区坐303到花街站下， 走到红框位置，见到仙暇山庄的大门，直接走进去，左手边就是了。我是问了好几位村民，才找到地方的。

"

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5月16日）字伯温，谥曰文成，元末明初杰出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明朝开国元勋，汉族，浙江文成南田（原属青田）人，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刘伯温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传奇人物，至今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乃至东南亚、日韩等地仍有广泛深厚的民间影响力。"人物生平

年少好学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阳村人。青田县在元末属江浙行省处州路，东临温州路，境内多山。南田山在青田县城南一百五十里处。南田山的形势，乃是“万山之巅，独开平壤数十里，号南田福地”。《洞天福地记》中记载说：“古称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

刘基天资聪明却好学习，聪慧过人，由父亲启蒙识字，十分好学。阅读速度极快，据说七行俱下。12岁考中秀才，乡间父老皆称其为“神童”。

泰定元年，十四岁的刘基入郡庠读书。他从师习春秋经。这是一部隐晦奥涩、言简义深的儒家经典，很难读懂，尤其初学童生一般只是捧书诵读，不解其意。刘基却不同，他不仅默读两遍便能背诵如流，而且还能根据文义，发微阐幽，言前人所未言。老师见此大为惊讶，以为他曾经读过，便又试了其他几段文字，刘基都能过目而识其要。老师十分佩服，暗中称道“真是奇才，将来一定不是个平常之辈！”一部春秋经，刘基没花多少工夫就学完了。

泰定四年，刘基十七岁，他离开府学，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程朱理学，接受儒家通经致用的教育。郑复初在一次拜访中对刘基的父亲赞扬说：“您的祖先积德深厚，庇阴了后代子孙；这个孩子如此出众，将来一定能光大你家的门楣。”刘基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数学，更有特殊爱好，潜心钻研揣摩，十分精通。有一次，探访程朱理学故里—徽州，得知歙县南乡的六甲覆船山有一本《六甲天书》，便探秘覆船山，原来这里隐藏了一个完整的明教社会，不仅找到了《奇门遁甲》而且还结识了一大批明教圣者，刘基的虚心好学和出众才智，使他在这里学就和掌握了丰富的奇门斗数知识，回家后就在家乡出了名，大家都说他有魏征、诸葛孔明之才。

初入仕途
　　元统元年，二十三岁的刘基赴元朝京城大都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元末，兵荒马乱，战火连连，在家闲居三年。

至元二年，才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协助县令处理政务。他勤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就做出了政绩。他深入乡间，体察民情，发现高安县一些豪绅地主勾结贪官污吏，无法无天，骗人钱财，夺人妻女，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刘基倾听百姓的哭诉后，义愤填膺，决心为民除害。经过明察暗访，掌握了真凭实据后，对几个劣迹昭著的豪强恶霸，坚决予以严惩，并对县衙内贪赃枉法的官吏也进行了整治，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很快就有了好转。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在任官的五年内，处理地方事务的原则是“严而有惠爱”，能体恤民情，但不宽宥违法的行为；对于发奸摘伏，更是不避强权。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但因为他的正直，地方豪绅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事端陷害他，幸得长官及部属信任他的为人，才免于祸患。

仕途多舛
　　辞官后，刘基返回青田，至正三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后来因检举监察御史职，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还给他许多责难，他只好上书辞职，任期约一年。

蛰居隐退
　　至正六年，刘基接受好友欧阳苏的邀请，与欧阳苏一同来到丹徒，在距欧阳苏家附近的蛟溪书屋住下，过了一段半隐居的生活。以教授村里中的子弟读书来维持生活，偶尔和月忽难、陶凯等好友时相往还。

至正八年，刘基结束在丹徒约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再度投入人群。他来到杭州居住，他的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即刘琏。在杭州的四年当中，他和竹川上人、照玄上人等方外之士时相往来，也和刘显仁、郑士亭、熊文彦、月忽难等文士诗文相和。

至正十二年七月，徐寿辉攻陷杭州，在攻陷杭州之前，刘基便带着家人回到故乡。回到故乡不久，朝廷来了一封公文。朝廷起用他为江浙省元帅府都事，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政府平定浙东一带的盗贼，特别以方国珍为对象。 元左丞帖里帖木儿欲招安方国珍，刘基认为方氏兄弟为首犯，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重赂官府，终被招安，并授以官职，反而谴责刘基擅威福。刘基一怒之下辞官还里，以表对元朝腐败昏聩之不满。

助明开国
　　至正二十年，被朱元璋请至应天，委任他为朱元璋的谋臣，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先后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刘伯温并建议朱一方面脱离“小明王”韩林儿自立势力，却另一方面以“大明”为国号来招揽天下义师的民心。

此时，陈友谅攻陷太平，意欲东向，气势甚为嚣张。朱元璋帐下各位大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避其锋芒，再据守南京。朱元璋意犹未决，刘基也沉默不言。朱元璋知其自有见地，遂召入内室与之决策，刘基以为凡言降者或议逃者，应尽诛之，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认为，陈友谅骄气冲溢，目空一切，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应利用其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刘基说：“天道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正是在吴国初创、百事待兴，又突临强敌、内部看法不一的危难紧急关头，刘基寥寥数语，拨开迷雾，点破形势，议定决策，团结人心，去为完成王业而进取。

至正二十七年，参与制定朱元璋的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

劝君买善
　　吴元年，朱元璋以刘基为太史令，刘基呈上《戊申大统历》。荧惑星出现在心宿位，预示有兵灾祸乱，刘基请求朱元璋下诏罪己。天气大旱，刘基请求处理久积冤案，朱元璋便当即命令刘基予以平反，大雨也就从天而降。刘基趁机请求建立法制，防止滥杀现象。朱元璋这时正要处决囚犯，刘基便问是什么原因，朱元璋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他。刘基说：“这是获得疆土和百姓的吉象，所以应当停刑等待。”三日之后，海宁归降，朱元璋很高兴，就将囚犯全部交给刘基释放了。元至正二十七年即皇帝位，定都应天，国号大明。明王朝正式建立，授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严明法纪
　　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刘基上奏制定军卫法。当初确定处州税粮时，仿照宋制每亩加五合，唯独青田县除外，太祖这么说道“：要让刘伯温家乡世代把此事传为美谈。”太祖巡幸汴梁时，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一起留守京城。刘基认为宋、元两朝都因为过于宽纵而失天下，所以应该整肃纲纪，于是便下令御史检举弹劾，不要有任何顾忌，宿卫、宦官、侍从中，凡犯有过错的，一律奏明皇太子，依法惩治，因此人人都畏惧刘基的威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图私利，纵容下属而被治罪，李善长一向私宠李彬，故请求从宽发落，刘基不听，并派人骑马速报太祖，得到批准，刘基便在祈雨时，将李彬斩首。因为这件事，刘基与李善长开始不和。太祖返京后，李善长便向太祖告状，说刘基在坛土遗下杀人，是不敬之举。那些平时怨恨刘基的人也纷纷诬陷刘基。当时正逢天旱，太祖要求诸臣发表意见，刘基上奏说：“士卒亡故者，他们的妻子全部迁往他营居住，共有数万人，致使阴气郁结。工匠死后，腐尸骨骸暴露在外，将投降的吴军将吏都编入军户，便足以协调阴阳之气。”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但十天过后仍不见雨，故而发怒。此时恰好刘基的妻子死了，所以刘基请求告辞还乡。太祖正在营造中都，又积极准备消灭扩廓。刘基临走上奏说“：凤阳虽是皇上的故乡，但不宜作为建都之地。王保保不可轻视。”不久，定西之役失利，扩廓逃往沙漠，从那时起一直成为边患。这年冬天，太祖亲自下诏，叙说刘基征伐之功，召他赴京，赏赐甚厚，追赠刘基的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并多次要给刘基进爵，刘基都固辞不受。

不徇私情
　　太祖因事要责罚丞相李善长，刘基劝说道“：他虽有过失，但功劳很大，威望颇高，能调和诸将。”太祖说：“他三番两次想要加害于你，你还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我想改任你为丞相。”刘基叩首说道“：这怎么行呢？更换丞相如同更换梁柱，必须用粗壮结实的大木，如用细木，房屋就会立即倒坍。”后来，李善长辞官归居，太祖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平日待刘基很好，可刘基仍极力反对，说：“杨宪具备当丞相的才能，却没有做丞相的气量。为相之人，须保持像水一样平静的心情，将义理作为权衡事情的标准，而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意见，杨宪就做不到。”太祖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回答：“他的气量比杨宪更狭窄。”太祖接着问胡惟庸，刘基又回答道：“丞相好比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将马车弄翻。”太祖于是说道“：我的丞相，确实只有先生你最合适了。”刘基谢绝说：“我太疾恶如仇了，又不耐烦处理繁杂事务，如果勉强承担这一重任，恐怕要辜负皇上委托。天下何患无才，只要皇上留心物色就是了。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担任丞相之职。”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因事获罪。

位列伯爵
　　洪武三年，太祖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又授刘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第二年，赐刘基还归家乡。

朝奉作诗
　　洪武八年，刘基虽然不良于行，仍然和所有在京官员一样，参加元旦的早朝，随后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岁早朝》，这虽属于歌功颁德的应酬文字，但诗中仍可以看见刘基的心情。据说正月中旬，宋濂的门人刘刚来到刘基的住处，商请刘伯温将宋濂一百多卷的作品，择取精华部分编辑成书，以便诵读，也请刘基为新书写一篇序文。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患病离世
　　洪武八年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

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这使刘基相当的心寒。三月下旬，已经无法自由活动的刘伯温，由刘琏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乡。回家后，拒绝亲人和乡里为他找来的一切药石，只是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饮食。

几天之后，刘基自知来日无多，找来两个儿子交代后事。交代完后事时，又让刘琏从书房拿来一本天文书，对他说：“我死后你要立刻将这本书呈给皇上，一点都不耽误；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刘家的子孙学习这门学问。”又对次子刘璟说：“为政的要领在宽柔与刚猛循环相济。如今朝廷最必须做的，是在位者尽量修养道德，法律则应该尽量简要。平日在位者若能以身做则，以道德感化群众，效果一定比刑罚要好，影响也比较深远，一旦部属或百姓犯错，也较能以仁厚的胸怀为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所裁定的刑罚也必定能够达到公平服人，和警惕人改过自新的目的；而法律若能尽量简要，让人民容易懂也容易遵守，便可以避免人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又可以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仁德的优良形象，如此一来，上天便会更加佑我朝永命万年。”又继续说道：“本来我想写一篇详细的遗表，向皇上贡献我最后的心意与所学，但胡惟庸还在，写了也是枉然。不过，等胡惟庸败了，皇上必定会想起我，会向你们询问我临终的遗言，那时你们再将我这番话向皇上密奏吧！”最后于农历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六月，葬于乡中夏中之原。

后主追赐
　　明武宗正德八年，朝廷赠他为太师，谥号文成。

明世宗嘉靖十年，刘基的同乡、刑部郎中李瑜向明世宗朱厚熜上疏说：“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如中山王达”，朝廷再度讨论刘基的功绩，并决议刘伯温应该和徐达等开国功臣一样，配享太庙。在这一年，刘基的九世孙处州卫指挥刘瑜袭封为伯爵。

主要著作

刘基在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

《郁离子》

《覆瓿集》

《写情集》

《犁眉公集》

《春秋明经》

以上均收录于《诚意伯文集》

《卖柑者言》

还有些是后人托名附会的作品：

《百战奇略》

《时务十八策》

后人合编《诚意伯文集》20卷

此外，民间亦有多部与刘伯温有关的小说。当中，有说他经常微服出巡，体察民情。亦有说他很会占卜，常装扮成道士，并著有《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大明日后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不过，由于刘伯温早在洪武八年就已离世，使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存疑。《烧饼歌》，全文共计一千九百一十二字，用四十余首隐语歌谣组成，是用隐语写成的“预言”歌谣，据卦撰词，从一定的“象数”规律排来，涉及到“象、数、理、占”的入化应用，也是前人“观象玩占”的遗著，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深，难于理解，视为神撰。

其中的郁离子，郁，有文采的样子；离，八卦之一，代表火；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郁离子”是刘伯温的托称，刘写作《郁离子》的时候，是在他47-50岁，一生中最鼎盛之际，此前的半生他郁郁不得志，不能施展抱负，后来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郁离子》。书成不久，他即出山离家，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他认为志利忘民，缺乏行义，国家是危险的。刘基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治世的理论基础，主张宽仁之道，认为只要把握好国家的纲纪，刑德，人才，就能治天下。在写作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

印象

刘基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人物，刘基已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符号。

刘基，就是通常所说的刘伯温。

刘伯温在中国民间的人气极旺。民众心目中的刘伯温，是清官的代表，智慧的化身，人民的救星。他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还是个风水大师、高道神仙。 明代杨守陈称赞刘基：“子房之策，不见辞章；玄龄之文，仅办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谓千古之人豪矣！”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评价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御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 明人所辑的《诚意伯文集》中，有刘基散文三百二十三篇，诗歌一千一百八十四首，词二百三十三首。《明史·刘基传》评论说，刘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我们知道，宋濂是历来公认的元明数一数二的文章大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

历史功绩

刘基的历史功绩在于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帮助朱元璋勇敢地担负起统一中国这一伟大任务。他主要干了如下六件大事：

帮助国主朱元璋废小明王而自立。朱元璋是郭子兴的部将，子兴死后，小明王韩林儿封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借用龙凤年号，名义上受小明王节制。在攻克南京，据淮河江左地区，下浙江后，朱元璋被手下奉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仍奉韩林儿。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独基不拜。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所谓天命，就是要朱元璋有雄心壮志、大展宏图、担负起打天下建立新王朝的使命。

协助朱元璋制订“征讨大计”。朱元璋起于淮右，渡江后，势力发展较快，但仍只局限于浙江一带，且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均为劲敌，稍有不慎，就有败亡之危。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士诚据有苏湖富饶地区，宜先攻取。但刘基认为“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协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用了这战略决策，遂成帝业。

在重大战役中，或运筹帷幄，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基因谙韬略，通天文地理，故往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如公元1360年，陈友谅率精兵三十万，战舰五千只，攻下太平，进驻采石矶，直逼金陵，势甚器张。当时朱元璋驻金附守兵仅十万余。由于双方力量对悬殊大，朱元璋军中文武大臣乱成一团：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放弃应天，保存实力再作计较；有的主张出击，一决雌雄……独刘基一人张目不言，朱元璋就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征求意见。刘基说：“主张投降和逃跑者，应杀头治罪，因他们不看大好形势，散布失败情绪。事实上，陈友谅自以为兵强势众，又打了几次胜仗，更是志得意满，目空一切。我们就利用他的骄傲情绪，设下埋伏，使计诱其深入，一鼓可破。”朱元璋听了刘基这番独见后，乃定征伐之计。刘基勇气奋发，计划立就：首先遣人诈降，使康茂才诱陈友谅夜来劫城，并约定陈友谅至江东木桥边呼“老康”为联络信号。陈友谅不知是计，结果点精兵三十万，行至江东桥边，并无木桥，是座铁桥，使人呼“老康”，又无人答应。正在疑惑间，又突遇暴雨，四下伏兵齐出击，陈友谅鼠窜狼奔，败退至江边。谁知原有渡江用的战舰，刘基以计尽将拘掠，仅留破船三百只于江边。陈友谅败军争先逃渡，行至江中，又突闻火炮声，破船连人沉没一半多。结果全歼陈友谅主力军，挫败陈的锐气，乘胜收复太平，攻下安庆、信州、兖州。陈友谅只得带领剩余的伤卒败将仓惶地逃回汉阳。

三年后，陈友谅重整旗鼓，号称百万，再度与朱元璋在鄱阳湖中作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在这胜负的关键时刻，刘基始终和朱元璋在一条船上参与军机，运筹帷幄。一次，他忽然发现水鸟惊飞，刘基预知这是陈友谅的船队集中力量向朱元璋的指挥船开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立即拉起朱元璋转到另一条船上，当他们还未坐定，原来那条船已被陈友谅火炮打得粉碎。当时陈看到朱元璋的指挥船已被打沉，大喜过望。不料朱元璋仍在指挥战斗，士兵越战越勇，最后大败陈友谅，陈也在这次水战中败死。这次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历史上称为鄱阳湖之战。

洪武开国之前，1366年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1367年授太史令，上戍申大统历，并与李善长、杨宪、傅献、陶安等一起定律令。平定张士诚后，有张昶者使人上书称颂功德，劝朱元璋及时行乐，刘基当即指出：“是欲为赵高也。”及时提醒朱元璋“居安思危”。

洪武开国以后，刘基奏立《军卫法》，提出“宽以待民与严惩贪吏”的主张，肃纲纪，整吏治，严惩贪枉。如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罪，虽丞相李善长出面替其义子说情，刘基仍将李彬奏斩。刘基还谏止营建东都，提醒朱元璋不要轻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王保保<扩郭帖木儿>未可轻也。”

六十一岁告老还乡，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临终前遗嘱次子仲璟，待胡惟庸败后上奏朱元璋：“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

以上六件大事，前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打天下，后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巩固天下。说明刘基是位卓越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他既是开国功臣，也是治国良臣。

民间传说

在民间神奇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是一位神人、先知先觉者、料事如神的预言家，有“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之说。相传，刘伯温本是玉帝身前一位天神，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战火不断，饥荒遍地。玉帝令刘伯温转世辅佐明君，以定天下，造福苍生，并赐斩仙剑，号令四海龙王，但龙王年老体弱，事务繁多，因此派出了自己的九个儿子。龙九子个个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他们跟随刘伯温征战多年，为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又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它们功得圆满准备返回天廷复命之时，明成祖朱棣这个野心极大的帝王却想永远把它们留在自己身边，安邦定国，雄霸天下。于是他便借修筑紫禁城为名，拿了刘伯温的斩仙剑号令九子。但九子仍是神兽，顿时呼风唤雨，大发雷霆。朱棣见斩仙剑震不住九子，便决定用计，他对九子老大赑屃说：“你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神功圣德碑，我就放你们走。”赑屃一看原来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便毫不犹豫地驮在了身上，但用尽法力却寸步难行。原来，神功圣德碑乃记载“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功德之用，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神鬼。八子眼看大哥被压在碑下，不忍离去，便决定一起留在人间，但发誓永不现真身。朱棣虽然留住了九子，但得到的却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刘伯温得知此事后，也弃朱棣而去，脱离肉身返回天廷。朱棣后悔莫及，为了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便让九子各司一职，流传千古。

家族历史

据有关文献记载，刘基的先祖是丰沛人，后迁往鄜延。北宋灭亡 ，刘基的七世祖乃南宋初年荣国公、鄜王刘光世“南渡”到临安。据周群教授考证，刘光世到江南后，虽也“屡屡迁寓”，“ 但大致不出今浙江境内”。刘光世之子尧仁后迁居丽水竹洲，而刘尧仁之子，也就是刘基的五世祖刘集卜居当时的青田县南田镇武阳村，至此刘集一支就在南田一带繁衍生息，现在南田镇武阳村还有“宋处士刘集墓”。刘基的曾祖父刘濠、祖父刘庭槐、父亲刘炝和刘基都生长在南田镇武阳村。

元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十五日子时，刘基出生于江浙行省文成县南田镇。刘基的父亲刘爚为人正直，才智出众，10岁时，就和祖父刘濠一起设谋挽救了许多同邑人的性命。 原来，南宋灭亡后，青田县一带的起义军也相继被元军围剿四散，潜伏下来。元朝统治者为了斩草除根，巩固他们的政权，派浙东道宣慰副使苟贴儿在青田县调查反元义军的情况。他们在叛徒李熊的提供下，造了一个黑名册，准备上报朝廷，予以镇压。这个黑名册，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苟贴儿路过武阳村时，受到著名乡绅刘濠一家的丰盛款待，并留他们在家里过夜。刘濠将苟贴儿灌醉，偷出黑名册烧掉，然后亲自点火烧毁了自家的祖屋。他们故作慌乱的样子，从大火中救出苟贴儿。苟贴儿自知饮酒误事，所幸死里脱生，对刘家感激不尽。青田县人对刘家不惜财产智救同胞的义举十分钦佩。刘炝后来成为当时的名儒，当过遂昌县教谕。他40多岁时，生子刘基，视之如掌上明珠。他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对爱子的培养上，从而使刘基受到良好的教育。

传略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出生于江浙行省处州路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明武宗正德九年被追赠太师，谥文成，因而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南田武阳村于1948年被划入新析置的文成县，县名就是为了纪念刘基。

刘基自幼聪颖，据说“读书能七行俱下。”14岁赴括城入处州路郡庠读书，“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无顺帝元统元年中进士。至元二年，赴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在高安任上，“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数欲陷焉”。后来被江西行省辟为职官掾史，“以谠直闻”。不久，辞职归里。居家力学多年，又曾游学江东三年，学问有了长足进步。但仕途坎坷，一直沉于下僚。至正八年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不到一年便因“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为台宪所沮”，又一次辞职，寓居杭州。至正十二年，被江浙行省任为浙东元帅府都事，次年改任行省都事，在温、台一带参与戎事，也只一年多，因建议招捕方国珍，上官“以为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受免职羁管绍兴的处分。至正十六年，复行省都事职，后改任行枢密院经历，在处州谋括“寇”有功，一度升任行省郎中，可是不久执政者抑其军功，仍以从七品格改授处州路总管府判，且“不与戎事”，刘基乃“愤而弃官”，居家著书。

至正二十六年，是年刘基50岁，应朱元璋聘，与宋濓、章溢、叶琛赴金陵。刘基向朱元璋呈时务十八策，受到朱元璋礼遇。朱元璋特地为“四先生”建造礼贤馆。从此，刘基参与军机，成了朱元璋开创明王朝的主要谋士。首先，他为朱元璋制订“征讨大计”。并提出先灭陈友谅，后取张士诚的战略，为朱元璋所采纳。朱元璋灭陈、张后继而“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至正二十六年，刘基以太史令身份受命卜地拓建建康城。第二年，吴置御史台，以刘基为御史中丞。刘基奏请立法定制，与李善长、杨宪、傅璇、陶安等一起定《律令》。十一月，刘基上《戊中大统历》。十二月，《律令》成，这是《大明律》的雏形。洪武元年刘基奏立《军卫法》，确立卫所制。是年四月朱元璋赴汴梁，刘基与李善长留守京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虽丞相李善长说情，仍被奏斩。次年十月，朱元璋与刘基讨论丞相人选。刘基直抒已见，因之得罪了汪广洋、胡惟庸。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进封开国诩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次年正月，朱元璋并未听从刘基话，罢了李善长相职，并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中书左丞。这两人对刘基都是耿耿于怀的。刘基本来就有激流勇退之意，此时更觉处境不好，得到朱元璋允许，当年便告老回乡，从此归隐韬迹。

洪武六年正月，中书省右丞相汪广洋因为无所建树，被贬黜为广东省参政，由左丞胡惟庸主持中书省事务。至此胡惟庸大权在握，终于想出了报复刘基的办法。洪武五年，刘基出于对国事的关注，命长子琏进京奏请在青田县边远地区谈洋设立巡检司以维持地方治安。洪武六年，另一个叫茗洋的地方发生逃军周广三等人的反叛事件。胡惟庸故意将谈洋与茗洋混为一谈，指使刑部尚书吴云，诱引处州府与青田留用的元朝旧吏，构陷刘基，说刘基看中了谈洋有“王气”，想占为墓地，当地百姓不肯，便提出设巡检司的办法驱赶当地住户，因而激起百姓作乱。接着，胡惟庸请朱元璋按叛逆罪处置刘基，并逮捕刘琏下狱。朱元疑信参半，只因“王气”两字确实犯了他的忌，所以虽未明文加罪刘基，未逮捕刘琏，却移文切责刘基，并下旨夺了他的俸禄。刘基内心惧怕，于当年七月亲自入朝见朱元璋，不敢辨白，只是引咎自责。为了消除朱元璋怀疑，便留在京城，不敢要求回家。从此，刘基在南京孤苦伶什地度着风烛残年，身体日益衰朽。

洪武八年，刘基在京病重，“三月上知公且不起，御制文遣使送之归。”归家后与亲人团聚了一个多月，于四月十六日辞世。享年65岁。

刘基有《诚意伯文集》20卷传世，收有赋、骚、诗、词1600余首，各种文体文230余篇。四明杨守陈《重锓诚意伯文集序》谓：“汉以降，佐命元勋多崛起草莽甲兵间，谙文墨者殊鲜，子房之策不见辞章，玄龄之文仅办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谓千古之人豪矣。”沈德潜在《明诗别裁》中说：“元代诗都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韩杜，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明史》本传说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家谱故居

家谱
　　刘基的祖上可以追溯至七世祖刘延庆，再之前的难以稽考，只知刘氏一族是聚居于丰沛一带。
　　1. 刘延庆，曾任北宋宣都统少保，累官至镇海军节度使。靖康之难发生，在于领残部逃离时，死于敌人箭下。
　　2. 刘光世，字平叔，刘延庆次子，官至太师杨国公。
　　3. 刘尧仁，是一位甘于淡泊、品德清高的读书人，不愿作官，隐居不出，甚至把住家由临安迁至竹洲，远离尘嚣，课子自误，躬自食。
　　3. 刘集，受父亲影向，没有出任官职，将刘家迁至青田的武阳，于是刘氏以青田人自称。以实践仁义自我要求，敦勉子孙遵行祖先与先圣先贤所训神的仁义之道。
　　4. 刘濠，曾义救反元义士林融及多位义民，而让自家烧毁，之后人们甚至预言，这样的义行，将会为后代子孙带来福泽。
　　5. 刘庭魂，字尚德，十分博学，曾涉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等学问，曾任元朝太学上舍的官职。
　　6.刘炝，字如晦，是一位饱学之士，官职是遂昌教谕。
　　7.刘基
　　8.刘琏，刘基长子，生于1348年，1377年，与胡惟庸的党人起冲突，被胁迫堕井而死。
　　9.刘璟，刘基次子，生于1350年，后因对明成祖直言：“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被捕入狱，在狱中自缢。

故居
　　刘基故居位于今天的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刘基上五代均住此。 刘基故居为五开间。1311年6月15日，刘基生于此；1375年4月16日死于此。现存有刘基48岁弃官归隐后修建房舍碑志，石臼等用物。《明史·刘基传》载：“洪武四年正月赐老归，惟饮酒，奕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见。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由此可见刘基当时住房的简陋，品格的高尚。
　　刘基故里–南田又称天下第六福地，人杰地灵，孕育着文成千百年的历史文化。千古人豪刘伯温是历史上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文学家。他辅佐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建立大明王朝，被后人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伟人。现留下一批明清建筑，诸如刘基庙、参政公祠、忠节公祠、盘古亭、辞岭亭、武阳亭、刘基故居及刘基墓等。此外，全县尚拥有新石器遗址、宋朝古窑址、摩崖石刻、古寺、古墓、古牌坊、革命纪念地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

[明]（约公元一五九六年前后在世）字自诚，号还初道人，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明代文学家，约明神宗万历中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著有《仙佛奇踪》四卷，《四库总目》多记老佛二家故事，由此得知他早年热衷于仕途功名，晚年则归隐山林，洗心礼老佛。万历三十年(1603)前后曾经居住在南京秦淮河一带，潜心著述。还与袁黄、冯梦桢等人有所交往。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生平

袁宏道（1568～1610）少敏慧，善诗文，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流传至今的作品集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敝箧集二卷》，《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其中《满井游记》被编入八年级(下）人教版语文书内。

白话艺术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与《瓶史》

《瓶史》一书，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写成的，时年32岁。 袁宏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在《瓶史引》中，他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的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的事。但是，袁宏道说：由于“为卑官所绊”，身不由己，于是，“仅有栽花莳竹可以自乐”了。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袁宏道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徒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袁宏道认为，这样做，省却扦插、浇水之劳苦，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算“一大快事”。

袁宏道的朋友在谈到袁宏道时曾说：他“好修治小室，排当极有方略。此虽小道，实艺术之一种，有学问在焉”。由此可见袁宏道不仅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而且也是一个颇具艺术眼光的人。

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文化五年（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此书的序言说：“前者黎云斋者，据石公《瓶史》建插花法，自称宏道流，大行于世。”由此可见，此书对日本花道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 袁宏道是个很有情趣的人，专门写了《瓶史》一书，讨论插花艺术。此书在中国流传不广，在日本评价很高，亦是“袁派”插花的由来。

文学主张

概述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浦江（今浙江浦江县）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等。"人物生平

英敏强记
　　宋濂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十月十三日，因与其祖父同日生，故名为寿，后改名濂。祖籍金华潜溪，至宋濂时才迁居金华浦江。因其母怀孕仅满七月而生宋濂，故宋濂幼时多病。为人聪明、记忆力强，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精通《五经》。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顺帝至正九年，因危素等举荐，顺帝召宋濂为翰林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至正十年，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入山著书。

至正十六年十月四日，入小龙门山著书。

教授太子
　　至正十八年三月，朱元璋军队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诸暨勾无山，但他自己留下未同行。十一月，郡守王显宗以“五经”师聘，宋濂推辞。

至正十九年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显宗在郡中设学堂，召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

至正二十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被朱元璋召至应天府。七月，宋濂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命为朱元璋子朱标教授“五经”，后又参与修撰起居注。

至正二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建礼贤馆，宋濂等人均在馆中。

主修元史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诏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官。

洪武二年，宋濂赴诏修《元史》，至二月开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六月，除任翰林院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同年八月，《元史》书成，宋濂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

洪武三年，因欧阳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迹还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开局续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至七月一日，全书告成。七月，因失朝被降职为翰林编修。

国初名儒
　　洪武四年二月，宋濂升任奉议大夫、国子司业，却因祭祀孔子未按时呈上奏章，于八月被贬为安远知县。

洪武五年二月，宋濂被召还任礼部主事。十二月，升任太子赞善大夫。

同年，甘露屡降，朱元璋问宋濂这样的天象是什么预兆，宋濂以《春秋故事》告诉朱元璋受命于人不于天，做事不必受天象的影响。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宋濂为朱文正求情，说可以将朱文正贬到边远地方，不宜治死罪。

朱元璋问宋濂作为帝王，应该读什么书为主，宋濂推荐给朱元璋《大学衍义》，朱元璋于是命将书中内容贴在宫殿两边墙壁之上，召集大臣，让宋濂给大臣讲《大学衍义》中的内容。

洪武六年二月，朱元璋召四方儒士张唯、王辉等数十人，将他们都任命为翰林编修，以宋濂为其师。七月三十日，升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仍兼赞善大夫。八月十六日，与詹同同任总裁，奉命修《大明日历》，九月开馆，至次年五月修成，又辑其中五卷为《皇明宝训》。同年九月，朱元璋为散官分阶定俸，任命宋濂为中顺大夫，命他参中书大政，宋濂婉辞。

洪武七年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命宋濂等考定丧礼服制。

洪武八年十月，宋濂跟随太子朱标及诸位讲武中都。

洪武九年正月十日，朱元璋命宋濂与朱右等定王国所用礼。六月，除任翰林学士承旨，其余兼官如故。

洪武十年，宋濂告老还乡，朱元璋亲自饯行，并命宋濂之孙宋慎送其回家。宋濂以头叩地辞谢，并约定说：“臣没死之前，请允许臣每年来宫内觐见陛下一次。”回乡后，宋濂每年乘着帝庆节的机会如约进京陛见。

老而罹祸
　　洪武十三年，宋慎被牵扯进胡惟庸案中，导致宋濂一家遭祸，宋慎与宋濂其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处死宋濂，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

卒于徙途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享年七十二岁。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知事叶以从将宋濂葬于莲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将宋濂转葬华阳城东。

明宪宗成化年间，蜀王朱申凿曾至宋濂墓前祭拜。

明孝宗弘治九年，因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间，宋濂获追谥为“文宪”。

介绍

宋濂青年时代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于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 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文外无道，道外无文”。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 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他的散文清新简洁，行文善于变化，思想也比较深刻。

朱元璋称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文学成就

宋濂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又名《诸子辩》、《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送东阳马生序》收录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八年级下学期文言文单元。

纪念建筑

故居遗址
　　宋濂故居遗址位于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上柳家与禅定寺中间，潜溪南岸：面积约400多平方米。 在距上柳家东北角约200米处，这座据说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古老寺庙——“禅定古寺”，这里香火旺盛，来自义乌和金华本地的香客络绎不绝。据“金东区人民政府网站”记载，禅定寺曾经是金义浦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活动场所，是金东区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场所。

祠堂
　　兰溪梅江镇宋宅聚居宋濂后裔三千，建有家庙一处，横溪宋宅村宋濂祠堂离兰溪市区37公里。这位明初文学家的祠堂如今隐没在一片荒草之中，虽然兰溪市政府于2005年11月3日公布宋濂祠堂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现实是无人照看无人修缮，根据文物保护“分级保护。属地管理”的原则，兰溪市文广局要求宋宅村成立修缮组织。尽快实施修缮保护，目前在宋宅村干部的大力支持下。已筹集资金7万余元，将在近期动工修缮。地方政府也将根据修缮工程量，给予首期2万元的资金补助。

评价

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称颂为“一代名儒”和“当今文章第一”。朱元璋赞颂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寻丁父忧。服除，召还。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

魏学洢（约1596——约1625），字子敬，中国明朝末嘉善（今属浙江省嘉兴市）人，明朝末年的著名散文作家。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也是一代明臣魏大中的长子，一生未做过官，好学善文，著有《茅檐集》。被清代人张潮收入《虞初新志》的《核舟记》，是其代表作。"轶事典故

魏忠贤在三十岁那年又造《百官图》，污蔑清廉的官员，甚至再唆使同党刑科给事中傅櫆劾汪文言、左光斗及魏大中，给这三人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他们“招权纳贿”，更说左、魏两人“丑心险，色取行违，自命为血性男子，实为匪类”。魏忠贤更矫旨责怪：“魏大中互讦未悛，不得赴新任”玩弄言官于股掌之中。杨涟等人弹劾魏忠贤，不仅使其原形毕露，也使依附其下的干儿义孙们大为恐慌，为了惜恩邀宠，于是天启五年三、四月间，众人筹谋献策，倡兴大狱。诬陷杨涟等六君子，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判定杨涟左光斗各坐赃二万，魏大中三千。魏大中被捕之时，乡人号送者近万人。

魏大中被捕之时，魏学洢泣血号呼，想随牢车北上。他不听从父亲劝阻，改换姓名、容貌，秘密地在后跟随缇骑，沿途打听父亲的起居。抵达北京后，白天藏匿在客店之中，昼伏夜出，四处求救，但父执辈之人有的拒不相见，有的则对他仰天长叹，相对而泣，无可奈何而已。魏学洢虽然也想上书以己代父，但未能如愿。魏忠贤又矫旨下令，对六人“严刑追赃比较，五日一回奏”，于是狱卒鞭笞拷掠，棍棒交加，臀血流离，骨肉俱腐。魏大中被诬接受熊廷弼等人贿赂，亦为欲加之罪。最后竟被诬陷坐赃而死。死之时溽暑殷雷，相验领埋之旨，迟迟不下，过了六七天才差官发尸，和杨涟、左光斗等三人尸体由牢穴中拖出，骸胀而黑，肌生蛆蚋，溃烂零落，几难以辨认，那年魏大中五十一岁。魏学洢领了父亲的尸体，匍匐扶衬归乡，日夜伏草啼号。魏大中虽死，但追赃的行动并未停止，因此魏学洢被下浙江监狱。

魏学洢在家庭遭此大变，对当时政治的黑暗痛心疾首，因此也视死如归。果真在这同一年，魏学洢也因病而死，死时才二十九岁。崇祯初，魏忠贤失势。魏学洢之弟魏学濂沥血上书，陈述父受冤狱，兄死孝之惨状。又上书弹劾阮大钺等人交通逆阉，罪大恶极。不久，魏大中被追谥为忠节，魏学洢也被下诏旌表为孝子。

介绍

魏学洢，字子敬，号茅檐，中国明朝末嘉善人，明朝末年的著名散文作家。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也是一代名臣魏大中的长子，一生未做过官，好学善文，著有《茅檐集》。《核舟记》是其代表作，被清代人张潮编志的《虞初新志》收录，有删节与改动。《核舟记》生动的描述了一件精巧绝伦的微雕工艺品和雕刻人的高超境界，他的文采堪比李杜。

人物生平

生性孝顺
　　魏学洢在七岁时就能作诗，生性孝顺。曾经有一次不小心摔下桥，断了脚，也不敢大声喊痛，唯恐父母担心受怕。年少时，曾和父亲魏大中一起到帷萧寺苦读，生活清苦，效法范仲淹日夜吟诵。

闻名乡里
　　成年之后，以擅长写文章闻名于乡里之间，而他所做的赋更是精妙，颇受大家的欣赏。

洢东林党争
　　魏学洢生活在晚明阉党横行的时期，天启年间，魏忠贤在三十岁那年又造《百官图》，污蔑清廉的官员，甚至再唆使同党刑科给事中傅櫆劾汪文言、左光斗及魏大中，给这三人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他们“招权纳贿”，更说左、魏两人“丑心险，色取行违，自命为血性男子，实为匪类”。魏忠贤更矫旨责怪：“魏大中互讦未悛，不得赴新任”玩弄言官于股掌之中。杨涟等人弹劾魏忠贤，不仅使其原形毕露，也使依附其下的干儿义孙们大为恐慌，为了惜恩邀宠，于是天启五年三、四月间，众人筹谋献策，倡兴大狱。诬陷杨涟等六君子，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判定杨涟左光斗各坐赃二万，魏大中三千。魏大中被捕之时，乡人号送者近万人。

一心救父
　　魏大中被捕之时，魏学洢泣血号呼，随牢车北上。他不听从父亲劝阻，改换姓名、容貌，秘密地在后跟随缇骑，沿途打听父亲的起居。抵达北京后，白天藏匿在客店之中，昼伏夜出，四处求救，但父执辈之人有的拒不相见，有的则对他仰天长叹，相对而泣，无可奈何而已。魏学洢虽然也想上书以己代父，但未能如愿。

父死子还
　　魏忠贤又矫旨下令，对六人“严刑追赃比较，五日一回奏”，于是狱卒鞭笞拷掠，棍棒交加，臀血流离，骨肉俱腐。魏大中被诬接受熊廷弼等人贿赂，亦为欲加之罪。最后竟被诬陷坐赃而死。死之时溽暑殷雷，相验领埋之旨，迟迟不下，过了六七天才差官发尸，和杨涟、左光斗等三人尸体由牢穴中拖出，骸胀而黑，肌生蛆蚋，溃烂零落，几难以辨认，那年魏大中五十一岁。魏学洢领了父亲的尸体，匍匐扶衬归乡，日夜伏草啼号。

绝望去世
　　魏大中虽死，但追赃的行动并未停止，因此魏学洢被下浙江监狱。魏学洢在家庭遭此大变，对当时政治的黑暗痛心疾首，因此也视死如归。在这同一年，魏学洢也因病而死，死时才二十九岁。一生没做过官，著有《茅檐集》8卷，为《四库全书》收录，内《核舟记》。

"

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小传

蟾宫折桂
　　升庵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他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杨慎为“小友”。升庵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他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入仕求退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个喜欢玩乐的人.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针对武宗荒诞的行为，杨慎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于正德十二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燳“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朱厚燳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升庵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逆鳞廷杖
　　正德十六年武宗终被害死，死因不明，成为一场悬案，因无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升庵利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升庵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这样，升庵由于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杨慎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事情是这样的：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世宗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升庵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对此，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升庵“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竟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

流放滇南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他路经湘西，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贵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的李白，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开，与蜀葵相反”的唐婆镜花，就慨叹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镜花背日而开，应是诤臣的表现。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难辨，真假难分。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伉俪情笃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他的夫人黄娥，字秀眉，四川遂宁人，长诗词，尤擅长散曲。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
　　杨慎与黄娥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黄娥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升庵从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这个天寒地冻的夜晚，黄娥陪伴着骨瘦如柴，身带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升庵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情辞凄楚，催人泪下。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挚。此后，黄娥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嘉靖八年杨慎父亲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夫妇才得短期会面。相见时难别亦难。临别时，黄娥写了《罗江怨》散曲，与升庵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著作等身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正德皇帝朱厚燳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卒于戍所，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

生平

杨慎自幼聪颖，十一岁即能作诗。十二岁，写成《古战场文》,众人皆惊。进京后，写《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明武宗正德六年中式辛未科殿试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杨慎上疏抗谏，被迫称病还乡。

此外，杨慎的父亲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内阁首辅杨廷和。

明世宗即位，被召至京师，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大礼议”爆发，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於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当场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磐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杨慎、王元正、刘济都被谪戍。

杨慎动身前往戍地云南永昌卫。从前其父廷和当国之时，曾经裁撤锦衣卫冗员，有怀恨在心者趁机埋伏在途中，伺机加害杨慎。杨慎有所准备，处处小心。驰骋万里，到达云南之后，几乎一病不起。

两年后，杨廷和生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其父病愈后又返回永昌。不久，率家奴协助平定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嘉靖八年，杨廷和病逝，杨慎获准归葬其父。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於戍地。明穆宗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天启时追谥文宪。《明史》有传。

喜藏书。早年，明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著述多至100余种，李调元刊《函海》时，曾作专辑收录所著之书。重要结集有《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文史创作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泸山》：“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姚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汉杂事□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正德皇帝“偏听生□，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谭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评价

褒
　　李贽在《续焚书》中说：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
　　王夫之称杨慎诗“三百年来最上乘”。
　　周逊《刻词品序》中称他为“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经过校对订正，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并在《升庵外集题识》中盛赞道：“明兴，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选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
　　《明史·杨慎传》：“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
　　《四库全书总目》：“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 小宅生顺问：“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说：“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
　　简绍芳〈升庵先生年谱〉说：“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平生著述，四百多种…学者恨未睹其全也。”顾起元《升庵外集序》说：“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无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唐宋以来，吾见罕矣。”
　　纪昀更赞曰：杨慎“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
　　近现代的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贬
　　陈耀文，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特作《正杨》一书，指出《丹铝》诸录中的150条错误。万历年间，胡应麟仿杨慎《丹铅录》而作《丹铅新录》、仿杨慎《艺林伐山》而作《艺林学山》，一面订正杨氏笔误，指出：“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满于陈耀文“哓哓焉数以辨其后”，自以为“求忠臣于杨氏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举，被“时人颜曰《正正杨》”，朱国桢对之评曰：“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正正杨》，辨则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为前人暗笑。”迨于清世，四库馆臣既说：“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又说：“耀文考证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了杨慎29种著述，一一加以考评，虽承认杨慎“博洽冠一时”，《丹铅》诸作“疏殊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但就总体言之，还是站在正统立场，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如说他“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责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 为编，只成杂学”等等。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官修之书，故自面世流传后，杨慎即长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视。流风余波所及，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

著述管窥

小学：《古音》七书、《丹铅》诸录、《六书博证》等。
经学：《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
文学：《升庵诗话》、《艺林伐山》、《绝句衍义》、《画品》、《全蜀艺文志》等。
史地：《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
诗词：《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等。
编纂：《古今风谣》、《古今谚》、《丽情集》等。

儒学思想

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着“重虚谈”、“多议论”、“学而无实”、“学而无用”的弊端。
　　杨慎说： 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为《中庸》所谓，但宋儒中，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提倡研读经传，一依圣贤遗教去做，有偏重于“道问学”的倾向，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认为“学苛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尊德性”的倾向，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自南宋朱、陆相争以来，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诚如程敏政所说：“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杨慎在这里则对朱、陆都进行了批评，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在他看来，“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
　　对于当世流行的“道学”和“心学”，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说：“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亢妙之说，至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巾衣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民、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道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而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的空洞无用之物。其恶果，一是欺世，二是乱民，故皆为“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学”、“心学”，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学“削经铲史，逃儒归禅”，同时又明确点示理学同禅学也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颐“活泼泼地”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他说余尝评之曰：《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至宋时，僧徒陋劣，乃作语录；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欲求易欲，反为难知；本欲明经，适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简，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说，道理之谈，辞达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这里所说的“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是陈献章所为。可见，在杨慎看来，“学禅家”而导致儒学之“理”难知，圣道几晦，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
　　此外，杨慎认为，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乃切要之言，丘长春所谓“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乃正论。而邵雍、朱熹论天则是强不知为知，实为“妄说”。他说：“古论天文者，宣夜周髀浑天之书，甘石洛下闳之流，皆未尝言。非不言也，实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欤？且圣贤之‘切问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他还对宋儒鬼神之论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对《中庸》所谓“鬼神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书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离太甚，既以‘二气’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则有形有声，视之可见，听之可闻矣，岂不与《中庸》背驰矣？且《中庸》一书，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虚地文字，又岂子思作书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张‘二气’、‘良能’、‘造化之迹’诸说，移以解《易》之‘鬼神’则可，解《中庸》之‘鬼神’则不可。”所以，杨慎讥笑宋儒“杂博”、“支离”、“割裂”，如同“伎儿之舞迓鼓”，既“无古人之学，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学官衙鼓节也”。如此，不流入禅，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装饰门面，又怎么可能呢？

擒贼先擒王，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杨慎不仅从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如在《陈同甫与朱子书》中讥朱熹自立门户，在《文公著书》中责朱熹“违公是远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颠书》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在《圣贤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如何等等，难以详述，而且，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学“失之专”，“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谈性命，祖宋人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这必然要导致“经学之拘晦”。

对明代中后叶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有所批判。
　　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六经》“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的话，职责陈献章“六经皆虚”论实“非圣人之蕴”，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说：“儒教实，以其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缘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家之学哉！”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霸儒”、“儒枭”，批评其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说：“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划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 俾其易人，而一时奔名走誉者，……靡然从之。”他又寓庄于谐地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靡然从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语道： 余友蒋兆晕芝善戏语而有妙理，尝论讲学之异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厌听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新人耳目。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盘肴陈前，味如嚼冰，蚁而厌饫，依旧是鹅鸭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厌，却爱装旦；此北《西厢》听厌，乃唱南《西厢》。观听既久，依旧是真旦、北《西厢》出也。公多与辩，但徐徐俟之。”
　　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更揭示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谓：“今士习何如哉！其高者凌虚厉空，师心去迹，厌观理之烦，贪居敬之约，渐近清谈，遂流禅学矣。卑焉者则掇拾丛残，诵贯酒魂，陈陈相因，辞不辨心，纷纷竞录，问则口，此何异叟诵诗、阍寺传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论者又如此，视汉唐诸儒且恧焉，况三代之英乎！”

"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汉族，南直隶苏州吴县人。明代著名画家、文学家。据传他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吴门四才子）”，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轶事典故

唐伯虎点秋香
　　历史上虽有秋香其人，且和唐伯虎同是生活在明代中叶；不过她至少要比唐伯虎大二十岁。秋香虽在金陵高张艳帜，但她二人之间实难发生风流韵事。倒是祝枝山不知在什么场合见到秋香扇面，写了一首七绝：“晃玉摇金小扇图，五云楼阁女仙居；行间看过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书。”
　　《唐寅诗集》中有诗名曰“我爱秋香”是一首藏头诗
　　我画蓝江水悠悠，爱晚亭上枫叶稠。
　　秋月融融照佛寺，香烟袅袅绕经楼。
　　“唐伯虎点秋香”这个故事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其中明代小说家王同轨先生的《耳谈》，叙述的故事情节和当今我们知道的“唐伯虎点秋香”基本吻合。大意是说，苏州才子陈元超，性格放荡不羁。一次，他和朋友游览虎丘，与秋香不期而遇，秋香对陈公子灿然一笑。其实就笑了一下，陈公子便招架不住，于是暗访秋香踪迹。于是，陈公子乔装打扮，到官宦人家里做了公子的伴读书童。不久，陈元超觉得时机已到，因为他发现俩公子已经离不开他，便谎称要回家娶亲。俩公子说，府上有这么多婢女，你随便挑。陈公子说，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点秋香吧。陈公子遂心如愿，结成姻缘。这就是《耳谈》中因笑传情，因情结缘的一个爱情故事。到了明朝末年小说家冯梦龙的手中，就变成了《唐解元一笑姻缘》。一个最古老，最简单的故事，由“一笑”发展到“三笑”，情节也更加复杂化。
　　原本是“陈公子点秋香”，怎么会变成“唐伯虎点秋香”呢？
　　这里，有其社会原因，时代因素，也有唐伯虎本人的个人原因。我们知道，唐伯虎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经济十分发达的时期，苏州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城市。经济上的繁荣必然带来思想上的活跃。特别是当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就十分活跃。他们急需思想解放，急需实现个人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中下层知识分子急需找到一个他们精神、理想、情感、意志的代言人。急需找到一个生活上放浪不羁、敢于带头冲锋、挑战的叛逆形象。这就找到了唐伯虎身上，因为唐伯虎自身就有不拘礼法的性格特征。在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中，文人墨客们故意让唐伯虎不拘礼法，让他放浪形骸。故意让唐伯虎闯朱门豪宅，让他和达官贵人插科打诨。故意让唐娶自己心爱的女人为妻，让他为争取自己的理想自由奋斗。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点秋香的重任放在唐伯虎身上的原因。
　　那么，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秋香这个人呢？有。秋香，本名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是金陵妓院中的名妓，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历史上确实被人点过。是不是唐伯虎点的呢？肯定不是。因为据考证，秋香比唐伯虎大20岁。她有不幸的家庭遭遇，没有办法才堕入青楼。因为人品好，后来转业从良。
　　秋香在当时被誉为“女中才子”，她所画的丹青画，更有名气。据明代《画史》中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
　　在《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经向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绘画。沈周是明代相当著名的大画家，曾为秋香画过一幅丹青画，写过一首词。临江仙题林奴儿山水画：“舞韵歌声都折起，丹青留下芳名。”过去的事都已过去，青楼里再也找不到你，以后要到画界中去寻觅。

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时候在绘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很快掌握绘画技艺，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时，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唐寅卖扇记
　　唐寅，字伯虎，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人称“唐解元”，自制印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为人放荡不羁，风流飘逸，心胸豁达。精诗文、工书画，晓音律，素好游山玩水。
　　值某岁仲夏，一日欲独游西子湖，正行于道中，见一酒肆，酒兴遂发，乃入。把盏酣饮罢，欲结账，往囊中探银，不料竟空空如也。乃环顾，亦无熟识，与酒保道：“某因走得匆忙，未带银两，暂赊，可否？”对曰：“否！”寅一时无计，面色难堪，不免心慌意乱，满面细汗。甩开手中扇，摇之，忽思道：“何不以扇抵酒？”言与酒保，又不允。寅低眉良久，心生一计，大声吆喝，卖其手中扇。
　　其时，肆中一长者，峨冠博带，乃杭州富豪也。问道：“汝扇区区，能折几何？”寅曰：“足下观讫方晓。”递之予视，富豪一瞥，乃曰：“扇上之画，分明信手涂鸦，乃出无名竖子之手耳！分文不值。”言讫，掷于地，寅甚不悦，白眼瞪视。
　　俄倾，一布衣似书生模样，上前视之。拾扇观罢，拍案连称：“ 妙！妙！妙！妙哉！乃出名人之高手！”视寅良久，只见寅气宇轩昂，风流倜傥，仪表非常。曰：“阁下莫非‘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耶？！”寅笑而未语，气静神闲。酒客闻之皆惊，争而观之，啧啧不已。众人皆出高价欲购伯虎之扇。寅都不鬻，独与那秀才。秀才摸出银两，只十两白银，乃曰：“吾钱少，恐难购得。”寅曰：“足下惠目识人，余钦佩之至，故此扇非君莫属，君若银两短少，余至只收五两，足付酒钱便可。 ”秀才收受，拱手道谢。
　　富豪见状，大梦如醒，拱手笑曰：“唐解元，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令名远播，某有眼不识泰山，足下之画，天下无双，人间神品，老朽方才多有冒犯，乞先生海涵。”遂拉寅之衣袂同坐，唤酒呼菜，又叫秀才同席而坐。饮酒大酣，寅醉意朦胧，颠倒淋漓，欲出酒肆。富豪曰：“先生留步！”寅问：“何事？”曰：“先生能否将那扇卖与老夫？”寅曰：“否！”富豪略有愠色，曰：“余出千金，何如？”寅只顾走路。富豪大怒：“尔待何如？！”寅打一饱嗝，呵呵大笑，又要迈步，富豪勃然，曰：“还我酒食！”寅辩道：“是汝引我吃酒，非我本意，天上掉下馅儿饼，岂有不食之理？！”众酒客哗然大笑。
　　此时，人群中又走来一客，皂衣缁裤，乃一捕快也。捕快曰：“唐解元乃江南名流，某早有耳闻，足下可知这老者何许人也？”寅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捕快道：“此乃杭州四大巨贾之一，胡天富胡老爷是也！”寅曰：“与某何干？ ” 捕快凑前耳语一番。寅曰：“噢！原来此人与汝家老爷有交情，实在不知。罢！罢！罢！笔墨伺候，待某为胡贾做画一幅。 ”
　　顷刻，文房四宝备矣。寅道：“胡贾转过身去。”胡贾不知何事，只好照办。唐伯虎三毫两笔，做画立就，只见众人皆捧腹大笑不已。胡贾不知所谓何事，脱外衣观之，恼怒成羞，嗔目张口，发指上冠。捕快手指唐寅曰：“岂有此理！”唐寅笑曰：“扯平！”言罢，拂袖，携布衣秀才之手同出酒肆，大踏步消失于匆匆人流之中。
　　众看官可知唐伯虎在那富豪胡天富衣背上所画何物，不妨告知：王八。
　　蓬莱子曰：唔呼！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敬人者，人亦敬之；不敬人者，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解字谜唐寅得良师
　　相传唐伯虎的老师沈石田是祝枝山为他找的。唐伯虎幼年家境不好，父亲在苏州开酒店谋生。酒店收拾得干净整洁，常有文人墨客来饮酒吟诗。
　　唐寅自幼喜欢画画，到十三岁时，父亲就让他在店中帮忙干活，不再上学，画出得意的画就贴在店墙上。
　　一次，才子祝枝山来到酒店喝酒，很喜欢墙上的画。就问老板画是由谁画的。老板回答说是儿子画的。祝枝山很惊讶地要求见见孩子。在得知了唐寅的家境贫寒之后便决定帮助他找一位丹青妙手来教他画画。不久，祝枝山带着画师沈石田来到了酒店。
　　沈石田也很欣赏唐寅的画，但想考考他才气如何，就为他出了一个字谜：“去掉左边是树，去掉右边是树，去掉中间是树，去掉两边是树，这是什么字？”唐寅略一思考就说出了谜底是个“彬”字。沈石田很高兴，就收下了唐寅。

人物生平

成化时期
　　成化六年二月初四，唐寅出生于苏州府吴县吴趋里，父亲唐广德，母亲丘氏。注：祝允明的《唐子畏墓志铭》：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

成化十二年，唐寅的弟弟唐申出生。

成化十八年，唐寅结识祝允明。

成化二十年，唐寅结识文徵明，并得到其父太仆文林的欣赏。

成化二十一年，唐寅以第一名补苏州府府学附生。唐寅结识好友张灵。注：祝允明的《唐子畏墓志铭》：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张灵，字梦晋。

成化二十三年，唐寅、祝允明、罗圯、白钺、涂瑞与刘机在沈石田所绘的《壑舟园》图上题诗。注：壑舟园为王鏊之从兄王盘的别业。

弘治时期
　　弘治元年，唐寅与徐廷瑞的次女徐氏成婚。

弘治三年，唐寅作《对竹图》。

弘治四年，唐寅儿时的好友刘秀才病逝，作墓志铭。注：刘秀才名刘嘉德，字协中，年长唐寅两岁。

弘治六年，唐寅为沈隐君写墓碣文。注：沈隐君名沈诚，字希明，号隐君，姑苏长洲人，死于弘治六年五月，年七十，开馆售业为生，是唐寅的蒙师。

弘治七年，唐寅的父亲去世，而母亲、妻子、儿子、妹妹亦在这一两年内相继离世，家境逐渐衰落，在好友祝枝山的规劝下潜心读书准备科考。

弘治八年，唐寅为许天锡之妻高氏作墓志铭。唐寅年二十六岁，已有白发，故写《白发诗》，文林作诗唱和。唐寅画《桂香亭图》。注：文林时年五十岁。

弘治九年，唐寅作《中州览胜序》。

弘治十年，唐寅参加录科考试期间与好友张灵宿妓喝酒，放浪形骸。提学御史方志十分厌恶这种行径，唐寅在录科考试中名落孙山。苏州知府曹凤爱惜人才，为唐寅求情，方志录于榜末。注：方志，字信之，成化二十三年进士。

弘治十一年，唐寅中应天府乡试第一，在他的《领解元后谢主司》一诗之中写道：壮心未肯逐樵渔，秦运咸思备扫除。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

弘治十二年，唐寅与江阴徐经入京参加会试，因牵连徐经科场案下狱，后被罢黜为吏。

弘治十三年，唐寅被黜为浙藩小吏，个人深以为耻坚决不去就职。唐寅归家后夫妻失和，休妻。

弘治十四年，唐寅失意之余远游闽、浙、赣、湘等地。

弘治十五年，唐寅游历归家后得病，医疗很久才见好。

弘治十六年，唐寅与弟弟唐申分家。

弘治十七年，唐寅靠卖文画为生，纵情于酒色当中来自娱。

弘治十八年，唐寅谋求建桃花庵别业，作《王氏泽福祠堂记》。唐寅作《答文徵明书》，由书中意思可见唐寅与文徵明二人关系失和。

正德时期
　　正德元年，唐寅为老师王鏊绘《出山图卷》。

正德二年，唐寅筑桃花庵别业及梦墨亭。

正德三年，六月，唐寅的侄儿唐长民夭折，年仅十二岁。八月，送别戴昭，作有垂虹诗与图画。注：戴昭，早年跟随唐寅学习《诗》，后改随薛世奇治《易》，正德年间任浙江绍兴府儒学训导。

正德四年，唐寅四十岁，作《自寿诗》和图画。唐寅作诗赠苏州府儒学教授朱泰。唐寅作《野望悯言图》，并为陈赜的画题款。

正德五年，唐寅为张献翼的祖父绘《宝鹤图》。

正德七年，唐寅绘《女儿娇水墨牡丹图》。

正德八年，唐寅写信给文徵明，两人捐弃前嫌。唐寅为时任吴县知县何炌绘图画。

正德九年，唐寅写有《许旌阳铁柱记》和《荷莲桥记》。同年秋，唐寅应宁王朱宸濠之聘。

正德十年，三月，唐寅装疯被宁王放还。同年唐寅绘《梅枝图》。

正德十一年，唐寅为吴县知县李经书画，写有《长洲高明府过访诗》，送徐朝咨归乡作《金华序》，为吴德润夫妇写墓志铭。

正德十二年，唐寅为吴县知县李经作诗。十一月望日，唐寅夜宿广福寺，并留有诗篇。

正德十三年，唐寅夜晚作梦，梦醒作《记梦诗》。唐寅与孙思和绘《丹阳景图》。唐寅为岳母吴孺人作墓志铭。

正德十四年，唐寅的老师王鏊七十岁，作《七十寿序》与《寿王少傅》七言律诗。唐写与沈徵德和顾华玉在禅寺饮酒作诗，有《五十言怀诗》。

正德十五年，唐寅有《落花图咏》。

正德十六年，唐寅绘《松涛云影图》，仿郭河阳的山水手卷。

嘉靖时期
　　嘉靖元年，唐寅送别离任的吴县知县刘辅，作《别刘伯畊》。又作有《元旦诗》。

嘉靖二年，唐寅自书《诗翰册》。十二月二日，唐寅病逝。

文学成就

唐寅诗风相当特别，据说他早年曾下苦工钻研过《昭明文选》，因此早年作品工整妍丽，很接近六朝的气息。泄题案以后的诗作，多描写自己的处境，写起来情真意挚，自然流畅，虽然在字句上推敲得不是很精炼，但可以感觉到唐寅信手拈来的才气。

他的诗作有《百忍歌》、《上吴天官书》、《江南四季歌》、《桃花庵歌》、《一年歌》、《闲中歌》等。

唐寅诗文真切平易，不拘成法，大量采用口语，意境清新，对人生、社会常常怀着傲岸不平之气。

除诗文外，唐寅也尝作曲，多采用民歌形式，由于多方面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历坎坷，见闻广博，对人生、社会的理解较深，所以作品雅俗共赏，声名远扬。

评论

历史上的唐伯虎确实有一些狂放不羁的行为，如酗酒、狎妓、傲倨、玩世不恭，他的自暴自弃实际上反映着对社会的不满。这正如徐文长的狷介被人们曲解视为“狂生”一样，那都是社会制度扼杀了人才，是在人格上的一种变态反应。其实在读书人中这样的例子又何止像唐伯虎、徐文长二个，只是在唐伯虎身上比较集中典型地具备了这些品格素材。这些素材恰好为通俗小说所用，并加以渲染附会，从而在民间广泛流传。这里不免有许多低级庸俗，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东西。数百年来唐伯虎就是以这样一个优游于山水、闲情于风月的玩世不恭的形象出现的，把唐伯虎的真实形象极大地歪曲了。

历史上的唐伯虎尽管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是位天才的画家，但他那愤世嫉俗的狂傲性格不容于这个社会。他一生坎坷，最后潦倒而死，年仅五十四岁。唐伯虎的悲剧，实际是有抱负不甘心沦落的读书人共同的悲剧。

介绍

唐寅生于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死于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二。出身商人家庭，父亲唐广德，母亲邱氏。自幼聪明伶俐，20余岁时家中连遭不幸，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衰败，在好友祝枝山的规劝下潜心读书。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30岁赴京会试，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被斥为民。此后遂绝意进取，以卖画为生。正德九年，曾应宁王朱宸濠之请赴南昌半年余，后察觉宁王图谋不轨，遂装疯甚至在大街上裸奔才得以脱身而归。晚年生活困顿，54岁即病逝。他临终时写的绝笔诗就表露了他刻骨铭心的留恋人间而又愤恨厌世的复杂心情：“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在纪念唐寅诞辰540周年时，楹联家陈志岁《纪念唐寅》联云：“画臻三昧境，梦觉六如身。”

擅山水、人物、花鸟，其山水早年随周臣学画，后师法李唐、刘松年，加以变化，画中山重岭复，以小斧劈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其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除绘画外，唐寅亦工书法，取法赵孟頫，书风奇峭俊秀。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百美图》、《枯槎鸜鹆图》、《两岸峰青图》等绘画作品传世。

唐寅文学上亦富有成就。工诗文，其诗多纪游、题画、感怀之作，以表达狂放和孤傲的心境，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以俚语、俗语入诗，通俗易懂，语浅意隽。著有《六如居士集》，清人辑有《六如居士全集》。

被革黜后，遂漫游名山大川，后筑室于桃花坞，致力于绘画。生活放浪，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称“吴中四才子”。收藏图书和书画富为一时，文征明赠诗有：“君家在皋桥，暄阗市井区。何以掩市声，充楼古今书。左陈四五册，右倾三两壶”。每夜读书一卷，用朱黄识别于书旁。每阅一卷，写山水、人禽、竹木，或书小诗，或记月日。藏书楼有“梦墨亭”、“学圃堂”等，所藏以宋元版本为多，如收藏有成玄英注疏《庄子》20卷，北宋佳本；《三辰通载》为南宋精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宋刻本中佳本。藏书、藏书画印记有“南京解元唐寅”、“唐伯虎印”、“梦墨亭”、“学圃堂珍藏书籍”、“唐居士印”、“梦墨亭六如居士”、等。他不仅有较多藏书、藏书画印，更珍贵的是在其收藏的古籍中，有较多的亲笔题记，如“苏台唐寅子畏学圃堂珍藏书籍”、“晋昌唐寅醉中读”、“唐子畏梦墨亭藏书”、“吴郡唐寅桃花庵中梦墨亭书”等。

书法成就

唐寅的书法不及绘画、诗文出名，但天分也极高。他的书风不离赵孟頫的影子，故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议：“伯虎书入吴兴堂庙，差薄弱耳。”其实，唐寅的书法与绘画一样，均注意广涉诸家、融会贯通，面貌也很多样，只是享年不永，尚未达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境界。依据文献记载和存世作品，他曾泛学赵孟頫、李邕、颜真卿、米芾各家，并在不同时期呈不同侧重，从而形成不断变化的阶段面貌。大体上说，其书风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30岁以前，他居住家乡苏州，与同年龄的文征明交善，甚受文氏影响，故两人书画均很接近，唐寅20余岁所绘《黄茅渚小景图卷》，湖石、平坡、树丛均极似文氏细笔；书法亦俱从赵孟頫入手，均结体端丽，用笔秀润，唐寅的《高人深隐图》上款字，就极似文征明。第二时期是30岁至36岁，唐寅科场被黜，妻子离异，无奈藉诗文、书画谋生，其时书法上追唐人，力求规范，尤宗尚颜真卿的楷书，用笔凝重，圆硕多肉，结体偏于长方，雄强茂密，点画横细竖粗，并吸纳隶法，横笔收尾似“蚕头”，捺笔收笔中途之顿近“燕尾”，极富力度，如唐寅作于弘治乙丑36岁时的《落花诗册》。第三时期是37岁至45岁，唐寅正值壮年，居住在世外桃源的桃花庵，专心从事自由自在的诗文书画创作，生活自得，创作也达到顶峰。其时书法重又归返赵孟頫，并上追唐代李邕，遂形成了自身的成熟风貌，以结体俊美婉媚、用笔娟秀流转的赵体为根基，并融入了李邕斜长的字姿、有力的笔法和生动的布势，于秀润中见遒劲，端美中见灵动。这类风格作品甚多，如作于正德元年37岁的《七言律诗轴》、30余岁的《山路松声图轴》上款题和《行书三绝卷》等作品，均呈赵孟頫与李邕相融合的面貌。第四时期是46岁至54岁去世，已属唐寅晚年，自45岁从江西宁王处装疯逃回，他进一步看透了世事，思想更加消沉，行为也更颓放，书法亦变为率意，并吸取了米芾求意取势的书风，用笔迅捷而劲健，沉着而痛快，八面出锋，率真自如，追求力量、速度和韵味；同时又融诸家笔法于一体，使结体、用笔均富于变化，并达到了挥洒自如、神机流走的境地。代表作品有50岁以后作的《西洲话旧图轴》上款题、《看泉听风图轴》上款题等。

绘画风格

唐寅早期绘画，“远攻李唐”、“近交沈周”。早期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沈周和周臣都是当时苏州名画家，沈以元人画为宗，周则以南宋院画为师，这是明代两大画派，唐寅虽师周臣，却有胜蓝之誉。 唐寅兼其所长，在南宋风格中融元人笔法，一时突飞猛进，以至超越老师周臣，名声大振。 唐寅画得最多也最有成就的是山水画。唐寅足迹遍布名川大山，胸中充满千山万壑，这使其诗画具有吴地诗画家所无的雄浑之气，并化浑厚为潇洒。他的山水画大多表现雄伟险峻的重山复岭，楼阁溪桥，四时朝暮的江山胜景，有的描写亭榭园林，文人逸士优闲的生活。山水人物画，大幅气势磅礴，小幅清隽潇洒，题材面貌丰富多样。 由于唐寅作画很少在画上注明年份，且他的画风变化也不很有规律，所以很难推测他作画的时间，也就难以按照时间来划分他的画风变化进程。 唐寅在拜周臣为师后，主要是宗南宋院体，但其画有时也有与沈、文画风相近的作品，如《南游图》。这是唐寅三十六岁时当琴士杨季静离开苏州时赠送给他的。 唐寅擅长写意花鸟，活泼洒脱、生趣盎然而又富于真实感。传说唐寅所作的《鸦阵图》挂在家中，有一天有数千只乌鸦纵横盘旋在屋顶，恍若酣战，堪称奇绝。 唐寅花鸟画的代表作是《枯槎鸲鹆图》。其构图用折枝法，枯木枝干由右下方弯曲多姿地向上伸展，以枯笔浓墨画之，苍老挺拔。以积墨法画一只栖于枝头的八哥，正引吭高鸣，树枝似乎都在应节微动，从而显现出自然界生命律动的和谐美。秃笔点叶，一两条细藤与数笔野竹同枯树上的老叶画在一起，增添了空山雨后幽旷恬静与清新的气氛。右上角题诗为：“山空寂静人声绝，栖鸟数声春雨馀。”诗画映发，对象的神态和画家的情趣融为一体，寄寓了超凡脱俗的思想。这幅画在画法上属小写意，一路运腕灵便，以书法人画，以写代描，笔力雄强，造型优美，全画笔墨疏简精当，行笔挺秀洒脱，形象饶有韵度，从中可以窥见唐寅在探讨写意技法和开拓花鸟画新境界方面的卓越建树。

唐寅的水墨花鸟画基本上是以水墨提炼形象，墨韵明净、生趣盎然。其著名的还有《雨竹图》，画面以二组浓叶为主枝，后出淡叶，再出叶数笔以相呼应，叶均向下急趋，一派雨打竹叶之势。 唐寅书法源自赵孟頫一体，风格丰润灵活，俊逸秀拔，几为画名所掩。其代表作《落花诗册》。唐寅擅画山水、人物、仕女和花鸟，尤以山水、仕女著称。唐寅的山水画，早年师法沈周，传世之作甚少。现存作品有《洞庭黄茅渚图》和《贞寿堂图》以及唐寅21岁作《对竹图》等。中年的山水画，主要宗法周臣，而周臣的山水画师法南宋的李唐和刘松年，因此唐寅的画又可上溯至南宋李唐、刘松年为代表的院体画派。他在老师周臣影响指导下，学到了宋人笔法严谨雄浑、风骨奇峭的风格。同时他又参合了马远、夏圭的构图和笔墨技巧，并广泛地涉猎北宋李成、范宽、郭熙和元代的黄公望、王蒙诸大家的长处，融会贯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画面布局严谨整饬，造型真实生动，山势雄峻，石质坚峭，皴法斧劈，笔法劲健，墨色淋漓。代表作品有《王鏊出山图》、《沛台实景图》、《行春桥图》、《关山行旅图》等。晚年画风已脱出周臣的风范，自立门户。此时细笔山水居多，作品有《山路松风图》、《春山伴侣图》、《落霞孤鹜图》、《西洲话旧图》、《幽人燕坐图》等。从这些画的风格看，画风构图简洁清朗，用笔多为细劲中锋，犹如游丝描，纤而不弱，力而有韵，具有刚柔相济之美。山石的皴法丰富，多有短砍、长皴、顺笔、逆毫、方折、圆转等笔墨。林木、房舍、溪流等景物，穿插有序，密而不窒，杂而不乱，极富韵律和文人画秀润空灵的美感。墨色淋漓，又富浓淡变化。唐寅的山水画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能打破门户之见，无论北方画派、江南画派，还是南宋的院体及元代文人山水画，近及沈周和周臣等名画师，他都认真学习，博采众长，革新创造．最后形成自己的画风。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他对自然山川有着亲身的体察和真实感受，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山真水中汲取营养，从而对他的山水画创作起着重要的滋养作用。他的作品气魄雄伟壮阔，造型严谨准确，笔墨精湛高深，都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画家。唐寅的仕女、人物画，大致没有逾越南宋人物画藩篱．尤其是他的敷施重彩的工笔人物画，那种明眸、皓齿、红颜、粉颊……还是南朱院体画的遗风。他的人物画，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线条劲细，敷色妍丽，气象高华，出自南宋院体画。如《王蜀宫妓图》，画家以传统的工笔重彩的手法，以“三白法”染仕女的面部，突出了宫女的浓施艳抹。衣纹用细劲流畅的铁线描，服饰施以浓艳的色彩，显得绮罗绚烂。把宫妓们竞相装扮，斗绿争绯的情态刻画得生动入微，不愧为唐寅仕女画的优秀之作。另一种是从南宋的院体脱胎而出，笔墨流动爽利．转笔方劲，线条抑扬起伏．代表作品有《秋风纨扇图》以及《李端端图》等，画风由工丽变为简逸高雅。画家把宋代李公麟行云流水描和颜辉的折芦描参合使用，使画面富有韵律感。唐寅的人物画，写实功力较强，形象准确而神韵独具，故《明画录》评他的人物画“在钱舜举下，杜柽居士上”。

唐寅的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多，现存作品有《墨梅图》、《风竹图》和《鸲鹆鸣春图》以及《临水芙蓉图》、《杏花图》等，画风远法宋元水墨画．近师沈周的变革创新，刻意求精。如在《墨梅图》中唐寅用水墨画梅花一枝，意笔写花干，没骨法点梅花，笔法秀逸洒脱，颇具质感。而《鸲鹆呜春图》则用水墨随意点画，较之沈周则更为活泼洒脱，较之林良、吕纪又不像他们那样粗犷豪放，而是自有一番清新活泼之趣。

唐寅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他创作的诗，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600余首。其诗风婉华丽，通俗流畅，即兴抒怀，以才情取胜。诗文的内容多为揭露社会矛盾，抒发不平之气．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唐寅为传统绘画所作的贡献，大致可概括为三点：其一，综合南北二派，弘扬了文入画的传统。我国的传统绘画．到了北宋初期，由于地理条件和风格的不同，始分为南北两大画派。北方画派以李成、关仝、范宽为代表，画风深厚旷远，石体坚凝，风骨奇峭，气势雄伟；而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宗师，画风柔和温秀，笔墨潇洒含蓄，水墨湿润华滋，远近感强烈。但又有各自的弱点，比如北方画派．笔锋太露，缺少含蓄，缺少韵致和远近感等；南方画派缺少骨力、庄严和气魄等。唐寅的功绩就在于打破了门户之见，从笔法、气势、笔意和设色上，把南北两派不同的源流，扬长避短，融合在一起，又吸收元画的长处，最后形成结构严谨，风骨奇峭，笔法秀逸，水墨淋漓，意境空灵的独特风格。他的画，既有宋画深厚功力，又有文人画的书卷气，为吴门画派的崛起，为弘扬文入画的传统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二，诗书画的有机结合。唐寅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且诗文、书法的造诣也很深，在诗书画有机结合方面也作出了新的贡献。其结合方法：一是书风与画风的一致与和谐，书法的意趣与绘画情趣极为相近，因为两者都强调人格与真情的再现。唐寅的书法渊源于赵孟頫和李北海，用笔秀润缜密，刚粟结合，意态端庄潇洒，近似“院体”的山水画风，但又在规整中具清润之姿。二是将书法用笔之法运用于绘画，这在唐寅传世绘画作品中较为明显。此外，诗与四的和谐一致，也是唐寅画的又一特色。比如，唐寅的诗文，豪放不羁，戏语中寓忧思；他的绘画也和诗一样，如纵壬中见深沉，戏笔中寓思想。其三，诗情与画意的紧密结合。唐寅绘画中的题诗和情感，紧扣画的主题和意境，以阐发或充实画面的内涵思想。而作品中的望背兰墨，又通过象征、寓意、拟人化等手法或意境的创造，形象地表达出诗意，这种诗与画的完美结合，也是唐寅画的一大特点。

唐寅书画的贡献，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深化了文人画的题材内容，促进了山水、人物、仕女、花鸟各科的全面发展，加强文人画自我表现意识等，都给后世造成深远影响。

故居建筑

唐寅故居仅存遗址，但位于苏州市西郊横塘唐寅墓还保存完好，1955年重新作了整修。动乱 期间墓地遭毁坏，后又修复。唐寅墓包括闲来草堂、六如堂、梦墨堂、墓区、神道、牌坊。整个墓地错落有致，恬静中透出几分风雅。墓碑上刻有“唐解元之墓”。闲来草堂后辟为茶室。唐寅一生爱茶，与茶结下不解之缘，曾写过不少茶诗，留下《琴士图》、《品茶图》、《事茗图》等茶画佳作。梦墨堂陈列唐寅的生平事迹。六如堂取自唐寅晚年法号六如。

在相关规划中，唐寅故居本体将复原学圃堂、寤歌斋、蛱蝶斋，三者呈品字形布局。建筑采用明代文人居所建筑风格样式，以唐仲冕重修唐寅故居刻本图示为依据进行复原，主要有学圃堂、寤歌斋、蛱蝶斋、梦墨亭。学圃堂为故居中体量最大建筑，门窗隔断为满天星或枝条式，堂前按明式建筑做法建造露台。

根据相关记载，唐寅故居周边风貌有丘壑泉池。为此，唐寅故居遗址力争将整体环境复原为当时的秋野风光并营造人文意境。

"

张岱（1597年～1679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爱繁华，好山水，晓音乐，戏曲，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名士风度

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可谓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兼而有之。张岱博洽多通，经史子集，无不该悉；天文地理，靡不涉猎。虽无缘功名，却有志撰述。一生笔耕不辍，老而不衰。所著除《自为墓志铭》中所列十五种之外，还有《王郎诗集》《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后集》《奇字问》《老饕集》《陶庵肘后方》《茶史》《桃源历》《历书眼》《涫朗乞巧录》《柱铭对》《夜航船》、杂剧《乔坐衙》、传奇《冰山记》等共三十余种。其中《夜航船》一书，内容殆同百科全书，包罗万有，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条目。张岱涉猎之广泛，著述之宏富，用力之勤奋，于此可见。而他与一般玩物之纨绔、玩世之名士的畛域，也于此分界。

张岱对于自己的才高命蹇，是不胜其愤的，并将其愤世嫉俗之情，寓于山水：以绍兴府治，大如蚕筐。其中所有之山，磊磊落落，灿若列眉，尚于八山之外，犹遗黄琢。则郡城之外，万壑千岩，人迹不到之处，名山胜景，弃置道旁，为村人俗子所埋没者，不知凡几矣。余因想世间珍异之物，为庸人埋没者，不可胜记。而尤恨此山生在城市，坐落人烟凑集之中，仅隔一垣，使世人不得一识其面目，反举几下顽石以相诡溷。何山之不幸，一至于此。

这两段文字，一则言名山胜景被埋没之多，另一则言其被埋没之易。在反复回环的议论感叹之中，发泄了他不遇的憾恨和对世俗的鄙薄，深得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骚体之精髓。但宗子毕竟不同于宗元：“山果有灵，焉能久困？余为山计，欲脱樊篱，断须飞去。”他比宗元多了一分自信，多了一分诙谐。

生平

明末清初散文家，字宗子，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山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

高祖天复，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的出身，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先辈均是饱学之儒，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天复、元汴父子曾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志》及《山阴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是有不胜铜驼荆棘之悲的。所以伍崇曜比之于孟元志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所不同者，张岱用的是小品文这种文体，且“间涉游戏三昧”而已。《梦忆》的内容十分丰富，所记风土民俗，地域遍及会稽、杭州、苏州、镇江、南京、扬州、兖州、泰安等地；时节则有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风俗则涉及张灯烟火，庙会香市，观荷扫墓，演戏赏月，观潮赛舟，校猎演武等；旁及美食方物，花卉茶道，古玩器皿，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奇情奇文，引人入胜，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梦忆》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十分复杂，其中有追忆怀恋，如《张氏声伎》、《方物》和《不二斋》；有调侃嘲讽，如《嘘社》、《张东谷好酒》、《西湖七月半》；有赞誉，如《濮仲谦雕刻》、《姚简叔画》、《柳敬亭说书》；也有揭露，如《陶庵梦忆包涵所》，描写副使包涵所“穷奢极欲，老于西湖二十年。”晚明官吏之奢华纵欲，可见一斑。奢靡如此，明朝安得不亡。如《陶庵梦忆冰山记》，描写该剧演出时，观者数万人。当演到魏党“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时，观众怒气忿涌，噤断护惜。至颜佩韦击杀缇骑，枭呼跳蹴，汹汹崩屋。”
　　反映出民心民意对阉竖当政的厌恶和气愤。《陶庵梦忆·二十四桥风月》写二更灯烬，那些“尚待迟客”的妓女，“或发娇声，唱《擘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语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揭示了繁华掩盖下的凄惨，强颜欢笑掩盖下的辛酸。总之，“兹编载方言巷咏，嬉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对张岱的大部分小品，都可作如是观。如在《姚长子墓志铭》中，他为姚长子这位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计歼倭寇百三十人，解救全乡百姓于劫难的佣仆树碑立传，赞颂其风节功绩：“醢一人，活几千万人，功那得不思？仓卒之际，救死不暇，乃欲全桑梓之乡。”焉知作者树碑立传的目的，不是在借旌表抗倭义烈，赞颂抗清英雄呢？其中所蕴涵的爱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在《赠沈歌叙序》中，他盛赞友人沈素先“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磨，三军所不能夺矣。国变之后，寂寞一楼，足不履地，其忠愤不减文山，第不遭柴市之惨耳。”他觉得“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灭矣。”所以他选辑《越绝诗》和《于越三不朽图》为之作赞作序。为使“忠义一线不死于人心”，他编撰《古今义列传》，“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钞集”，“十年搜得烈士数百余人，乎自删削，自成一家之言。”可谓用心良苦。《西湖梦寻》是张岱的山水园林小品。王雨谦〈西湖梦寻序〉称：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变迁，无怪其惊惶骇怖，乃思梦中寻往也。

在他之前，田汝成已撰有《西湖游览志》和《续志》。张岱的《梦寻》于《田志》多有采取，“张氏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每景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列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四库全书总目》这段话，没有指出张岱的《梦寻》，于《田志》从体例到内容，多有采取和仿照，对照两书，不难看出。当然，《梦寻》和《田志》也有诸多不同。张岱自述其祖父有别墅寄园在西湖，他本人也曾读书李氏岣嵝山房。在阔别西湖二十八年期间，西湖无日不入其梦中。后于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兵燹战火之后的西湖，“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作者以为“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安全无恙也。”于是“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梦寻》是作者在西湖“无日不入梦”，“未尝一日别”，这种魂牵梦绕的忆旧恋旧情结中，抒发家国之痛的：李文叔作《洛阳名园记》，谓以名园之兴废，卜洛阳之盛衰；以洛阳之盛衰，卜天下之盛衰。诚哉，言也。余于甲午年，偶涉于此。故宫离黍，荆棘铜驼，感慨悲伤，几效桑苎翁之游笤溪，夜必恸哭而返。在作者所有的小品文中，这是他抒发亡国之痛、黍离之悲最强烈、最鲜明的一则；是他的《两梦》的基调，也是他的《梦寻》与《田志》最大的不同。

小品品位

张岱的小品，萃于《两梦》和《文集》中，《文集》的文体，则传、记、序、跋、书、檄、铭、赞均有；内容则以传人、论诗、品文、评史为主，集中体现了张岱的诗文创作原则和主张，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和追求。

张岱论传人，则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与袁宏道所说：“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出一辙。以有癖、有疵，为有深情，有真气，为有与众不同的个性，为有傲世刺世的锋芒，这正是晚明文人名士狂狷不羁，玩物玩世的突出表现。张岱坦陈的种种所好，即是癖，是疵，而他所传之人，也多有癖，有疵。作者《五异人传》云：

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须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深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之负癖若此，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

其他如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王思任有谑癖，号谑庵，以致“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用事。”鲁云谷有洁癖：“恨，恨酒，恨人撷花，尤恨人唾痍秽地，闻喀痰声，索之不得，几学倪迂，欲将梧桐斫尽。”正因为他能抓住传主的癖和疵来着力刻画，所以笔下的人物，个个鲜活，人人传神。

张岱传人撰史，力求其真。自言：“笔笔存孤异之性，出其精神，虽遇咸阳三月火，不能烧失。”“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惬人意，屡思改过，愧未能也。”“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他认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总之失真。而他自己撰史“事必求真，语必求确”，“稍有未核，宁阙勿书。”作者以写真传神为其传撰史的美学追求，力求“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在这样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原则指导下，张岱在《王郎文集》、《梦忆》中，塑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官吏文士，工匠伶优，也有医生僧侣，妓女牙婆，各色人等，构成社会众生相。无论是专传，还是兼记，一经作者刻画点染，人物便声口毕肖，须眉皆动。如《扬州瘦马》中状娶妾者相瘦马一节曰：黎明，即促之出门。媒人先到者，先挟之去。其余尾其后，接踵伺之。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瞧瞧”，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瞧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了？”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

作者纯用白描,巧用媒婆的指令,与瘦马的动作的重复,把这段牙婆一手导演的木偶戏，演绎的活灵活现。客观而深刻地揭露了这些少女殆同牲口的悲惨命运，表现了作者对这种陋风丑习的厌恶之情。作者还善于精择细节，渲染气氛，为人物传神写照。如《柳敬亭说书》中状柳敬亭说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勃快。声如巨钟，说到胫节处，叱诧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破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致如此。

如此描写，真可谓“闲中着色”，“微入毫发”。他笔下的人物，千人千面，个个灵动活现。如余若水之清高甘贫，倔强避世；秦一生之善借他人之乐为乐；沈歌叙之侠肠高义；王月生之孤高；张燕客之卞急暴躁，无不呼之欲出。所以陈继儒称其“条序人物，深得龙门精魄。典瞻之中，佐以临川孤韵，苍翠笔底。赞语奇峭，风电云霆，龙蛇虎豹，腕下变现。”张岱为文撰史，极重一个“廉”字。他要求作者“勿吝淘汰，勿靳簸扬。”“眼明手辣，心细胆粗。眼明，则巧于掇拾；手辣，则易于剪裁；心细，则精于分别；胆粗，则决于去留。”主张既要“以大能取小”，又要“以小能统大。”他的小品，就能以咫尺见万里。所谓“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里煮山川”。如《湖心亭看雪》作者迭用几个“一”字，别具匠心地选用了几个表示微小的量词如“痕”、“点”、“芥”、“粒”等，不仅选词新奇，而且用之以极小反衬天地之极大。全文不到二百字，却能写尽湖山雪景的迷蒙混茫，传尽西子雪妆的风姿神韵。又如《西湖七月半》，在不到七百字中，张岱着力描写月影湖光中的世态众生，各色各等的看月之人。在相互比照中，刻画了他们赏月的不同处所、方式和场面，披露了他们赏月的不同动机，辛辣嘲讽了那些俗不可耐，却偏要附庸风雅的豪门富户。作者还成功地运用了几组反衬：平时的避月如仇，反衬是夕的列队争出，趋“月”若鹜，是“好名”；铺陈二更前的喧闹嘈杂，反衬夜阑更深后的雅静清幽；用众人的顷刻兴尽，争先离去，反衬吾辈的兴始高，意方浓。美丑既分，雅俗自明。所绘情景，所状人物，都能穷形极状，历历逼真。无怪乎祁彪佳赞誉其“点染之妙，凡当要害，在余子宜一二百言者，宗子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如此传人、叙事、撰史，深得小品三昧。

张岱有泉石膏肓，痴于山水，癖于园林。这正是晚明文人名士标榜清高，避世脱俗的一种方式。无论山水，还是园林，张岱都崇尚清幽、淡远、自然、真朴。这种审美意趣和追求，反映在他的小品中。他认为“西湖真江南锦绣之地。入其中者，目厌绮丽，耳厌笙歌。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并为当初“鹿鹿风尘”，未能应召赴隐而“至今犹有遗恨。”他欣赏献花阁上有“层崖古木，高出林表”，下有“支壑回涡，石拇棱棱，与水相距。阁不槛，不牖；地不楼，不台，意正不尽也。”后来“五雪叔归自广陵，一肚皮园亭，于此小试。台之，亭之，廊之，栈道之。照面楼之侧，又堂之，阁之，梅花缠折旋之。”张岱对这些弄巧成拙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未免伤板，伤实伤排挤，意反局嵴。”在《陶庵梦忆·范长白》中，他认为“地必古迹，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学问。但桃则溪之，梅则屿之，竹则林之，尽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篱下也。”一亭一榭，一丘一壑，布置命名，既要体现主人的儒雅学问，又要体现他的艺术个性和意趣情韵。这正是张岱的山水小品所追求的美学品位，也是他品诗论文的标准。

张岱品诗平文论艺，以冰雪为喻，崇尚生气、真气。他说：“盖文之冰雪，在骨，在神。”“若夫诗，则筋节脉络，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气沐浴其外，灌溉其中，则其诗必不佳。”“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百诸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他品评诗文，还崇尚空灵。认为冰雪之气，“受用之不尽者，莫深于诗文。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臭腐。”“故诗以空灵，才为妙诗。”然而他所崇尚的空灵，并非“率意顽空者”，而是必须“以坚实为空灵”的基础：“天下坚实者，空灵之祖。故木坚，则焰透；铁实，则声宏。”所以他又推崇真实切近：“食龙肉，谓不若食猪肉之味为真也；貌鬼神，谓不若貌狗马之形为近也。”这样的美学追求，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使他的小品“有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这是一种既世俗又儒雅，既真切又空灵的境界。

张岱认为诗文书画的创作，均不能有作意，不能刻意为之，强求其好：“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佳。”“由此观之，有诗之画，未免板实，而胸中丘壑，反不若匠心训手之为不可及矣。”“天下之有意为好者，未必好；而古来之妙书妙画，皆以无心落笔，骤然得之。如王右军之《兰亭记》、颜鲁公之《争坐帖》，皆是其草稿，后虽摹仿再三，不能到其初本。”而应该是“瓜落蒂熟，水到渠成。”而其论选诗，则批评其族弟张毅儒的《明诗选》“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主张“撇却钟谭，推开王李”，自出手眼，自具特色。他的创作能在广泛师承、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成风格。他认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志厚，近时则袁中郎。”他能兼取诸君之长，所以他的山水小品，“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当然，如上所述，张岱的山水小品，还有柳宗元的骚怨，这是祁氏所未曾道着者。

"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汉族，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钱塘县人。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担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抚。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后释放，起为兵部侍郎。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决策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瓦剌兵逼京师，督战，击退之。论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终迫也先遣使议和，使英宗得归。天顺元年因“谋逆”罪被冤杀。谥曰忠肃。有《于忠肃集》。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评价

于谦一生，可谓历经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磨难。先是参加科举考试时，以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几乎名落孙山。无它，就因为他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招致妨恨而已。等到当上官，又因为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便服一套 瘦马一匹。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却说他坏了官场规榘。

公元1449年，蒙古侵略军席卷南下，明英宗偏听全无军事常识的太监指划，结果土木堡一战，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共约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做了阶下囚。消息传到京城，有人主张南逃，有人主张投降。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痛斥种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要明朝朝廷投降，否则就杀掉英宗。有人又主张献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于谦却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国家民族重要，还是英宗的个人生命重要？坚决拒绝敌军最后通牒。于谦带领22万大军，坚守京城，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侵略者见死伤惨重捞不到半点油水，又顾虑中原毕竟国大力大，正所谓烂船尚有三斤钉，一个不小心被于谦反攻过来恐怕后果堪虞。就卖个顺水人情，在退军之时将明英宗送回明朝廷。明英宗回朝登位不思于谦抗敌之功，却恨于谦不听蒙古兵之劝，几乎命丧刀下，就找个借口把于谦下狱，随即斩首，一泄私愤。一直到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登位，才为了平息民愤收买人心，下令为于谦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生衰死荣，令人握。怪不得民谚说：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奸奸狡狡，朝煎晚炒。

介绍

于谦，明钱塘人，字廷益，号节庵[ān]。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xù]之叛。平叛后，身为御史的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进京觐见因不向王振献媚送礼，引起王振不满遭其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后代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中西部的于家石头村现有400多户人家，当地人说，其中大多都姓于，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后裔。

于家村是于家乡政府所在地，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约有五百年的历史。1988年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命名为“于家石头民俗村”。石头村是一个环山的小村子，村南面还有一座小山，但海拔并不高。地理位置可谓奇特：小村庄建在一个四面环山，中间不到一平方华里的小盆地里。道路在山脚下，蜿蜒曲折好多圈，终于柳暗花明，看到“于家村”三个大字，“不到村口不见村”果然名不虚传。

当地老人说，800年前先祖于谦遇害后，其子前往冀晋交界娘子关的南峪村隐居，后生有三子。成化年间因生活所迫，于谦之长孙于有道迁居到于家村。于氏先人靠勤劳的双手，代代开山凿石，辈辈垒房盖屋，建造了规划有序、工艺奇特、粗犷豪放、独具特色的石头村落。500年后的今天，于家村已是河北省知名的石头村旅游区，石楼石阁，

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桥石栏，随处可见。于氏宗祠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石头四合院，宗祠的大院北面是祠堂，门首悬挂“僾见忾闻”金字匾额。门口两边挂有镌木楹联，上书：

基业远遗祖德恩泽大，藻苹时荐百世水源香。

于有道有五个儿子，家谱上分为五股，黄缎围帐制成的家谱上星罗棋布的排列着先逝者姓名。这里每年会举行盛况宏大的祭祀活动，吸引了许多中外游客。

遥想于谦当年以石言志，如今泽被后世，今日余家后人秉先祖遗德，将当年与世隔绝的避难之地，改造成现实的世外桃源，开放的山村。于家村独特的石头文化、淳朴的民风已经成为致富的金钥匙，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许多学生到于家村写生，画的是风景，学到的是品德。

于家村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仿佛在沉静中回味着这个村落五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它不仅是一部用石头抒写的村落史诗，更是一部用石头抒写的家族史诗。

多少年来，于谦是如何被害的却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于谦后裔于德培老人告诉记者，2008年的2月28日，塘头于氏后裔到在杭州的“于谦词墓”进行了祭拜。有人说于谦被害时是被砍头的，可他却不认同。从塘头于氏后人世世相传得知，他认为当时于谦遇害时却是被“腰斩”的，而且有遗存为证。在塘头老街北头德源桥向东有个“半腰巷”，巷名的来历于氏老人口口相传，它是纪念于氏远祖于谦的悲惨历史，于谦惨遭奸臣迫害时，是被“腰斩”于北京，所以就把这条老巷取名为“半腰巷”，此巷至今仍存。

人物生平

年少有为
　　于谦家族世居考城。太祖于伯汉先居山西后迁至苏州，高祖于夔仕元为官。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遂迁居杭州钱塘县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祖父于文明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父亲于彦昭隐居家乡钱塘不仕，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

于谦七岁时，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八岁时，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弄他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

巡按江西
　　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待高煦出降，明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自称罪该万死。明宣宗大悦，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于谦巡抚晋豫于谦上书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

宣德五年，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六年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请在每年三月份时，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然后按分额支给他们粮食，先给豆类和高粱，其次给小米和麦子，最后给稻谷，等秋收后偿还。因年老有病以及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能离任。还要命令风宪官员经常监察。”皇上下令施行。河南黄河沿岸，经常被洪水冲开缺口。于谦令加厚建筑堤坝，每个乡里都要设亭，亭设亭长，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结果当地榆柳夹路，行人也不再受渴了。大同孤立在塞外，按抚山西的官员常走不到，于谦请另设御史来治理。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于谦的恩威远为流行，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

巡抚晋豫
　　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京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

到了“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

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那个“于谦”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才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后囚山西。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保卫京师
　　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明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明英宗不听。邝埜跟随明英宗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

侍讲徐珵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京师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故事吗？”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随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

铲除奸党
　　郕王刚刚摄政朝议时，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廷臣一时纷纷响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择时改议，廷臣则抗议不依。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臣纷纷跟随，马顺当即毙命，一时血溅朝堂，而士卒亦声汹欲诛。郕王朱祁钰看后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谦挤到郕王身前，扶臂劝导道：“马顺等人罪该诛死，打死勿论”，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在他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在那时，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辅助朝纲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于是受命。九月，郕王即帝位为代宗，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要挟持扣留太上皇，这样形势下他们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明代宗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太上皇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明代宗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城谈判。明代宗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率神机营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竑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明代宗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不能依靠和谈。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汽同仇，按法律该处死。”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朱祁镇策划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奸细田小儿。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

到了八月，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明代宗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明代宗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

太上皇已经回来，瓦剌请求朝贡。先前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便入侵。瓦剌又派三千人来朝，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请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各设有总兵。但不相统一，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团操，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这事记载在《明史·兵志》中。瓦剌入贡，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前后赎回了几百人。

当初，永乐年中，投降过来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也先入侵时，很多成了内应。于谦想分散遣送他们。因为西南有战事，每次出征，都挑选他们精锐的骑手，从厚资助他们前往，然后再遣送他们的妻子，内患得以平定。杨洪以独石入卫，八个城都给了敌人。于谦使都督孙安率轻骑兵出龙门关占据了它，招募百姓屯田，边战边守，八个城得以收复。贵州苗未平定，何文渊建议撤去布使、按察两司。专设都指挥使司，用大将镇守。于谦说：“不设两个司，是放弃了这地方。”建议遂作罢。于谦认为上皇虽然回来了，但国耻未洗雪，正值也先和脱脱不花结怨，请求趁机派大军，自己前往征讨他，以报复从前的仇恨，清除边患。明代宗不准。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湖广、贵州、广西、瑶、侗、苗、僚到处蜂起作乱，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当战事匆忙急迫，瞬息万变的时候，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随口讲述奏章，全都能按照机宜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彼此看着都感到惊骇佩服。号令严明。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他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上皇虽然回来了，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东宫改易以后，明代宗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诸臣都表示推辞，只有于谦一再推辞。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明代宗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坚决推辞，明代宗不准。于是把明代宗前所赏赐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到那里，每年去看一看罢了。

明代宗很了解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明代宗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择野菜，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任用一个人，一定悄悄访问于谦。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样被明代宗信用的，亦往往嫉妒他。当敌寇刚刚撤退时，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不实在。御史顾曜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全靠景泰帝力排众议，加以任有，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上皇并不满意。徐珵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比较容易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明代宗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明代宗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明代宗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石亨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

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和黄囗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明英宗的主意便拿定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史载：天下冤之！于谦被杀之后，按例应该抄家，可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财。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

诬告被杀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明代宗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明代宗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

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于谦的养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陈逢，是六合人。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沉冤得雪
　　于谦已死，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明英宗召大臣进去看，铁青着脸说：“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境有警，明英宗满面愁容。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明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明宪宗成化初年，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明孝宗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万历十八年，改谥为“忠肃”。

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纪念建筑

北京祠
　　在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原有门匾书“于忠肃公祠”。成化二年，宪宗皇帝特诏追认复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时改谥“忠肃”，并在祠中立于谦塑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也废。清光绪年间又重建。祠坐北朝南，东为于谦故宅，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为两层小楼。上层为魁星阁，悬“热血千秋”木匾，正房5间为享堂，硬山合瓦顶，内供于谦塑像。1890年，义和团曾在此设神坛。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亦被拆除。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杭州祠
　　于谦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风景秀丽的三台山麓，西湖乌龟潭畔。于谦祠位于于谦墓旁。
　　明朝弘治二年，于谦冤案得以平反，孝宗皇帝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祠纪念，取名 “旌功祠”。五百多年来，于谦祠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 清同治 八年重建的旧迹，格局尚属完整，自91年5月起，先后经四次修缮，至1998年，值于谦诞辰600周年之际，于谦祠重新对外开放。
　　于谦祠为传统型的祠堂建筑，白墙灰瓦，朱漆大门，“于忠肃公祠”几个篆书大字显得庄严肃穆。祠堂共有三进，为前殿、正殿和后殿，前殿与正殿间，有南北厢房各一，厢房北面另有配殿一间，建筑面积约900多平方米。庭院里草木葱茏、绿树成荫，是一处清幽之所。
　　前殿辟为序厅，殿门两侧楹联是林则徐所撰：“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清朝嘉庆壬午年六月，林则徐任浙江杭嘉湖道，他倡议集资整修于谦祠墓，并带头捐献自己的官奉。上悬匾额“百世一人”，是对于谦一生功绩的高度概括。序厅正中一巨大石灰岩上镌刻着前言，石灰岩造型取意于谦青少年时所作诗作《石灰吟》，“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也正是于谦一生刚正不阿、两袖清风高洁品性的真实写照。两侧墙上陈列于谦年表、于谦世系表，一张绘于清代的于谦夫妇像尤为引人注目。厅内还放置造型简洁的案几、椅等明式家具以渲染气氛。
　　正殿是于谦祠的主体部分，也是陈列最具特色的地方，通面宽21.8米，进深14.15米。大殿正中是一座于谦全身立像，于公威严肃立，双目炯炯，正气凛然。像高3.2米，基座1.3米，为海水浪花图案。像后衬以由徐向前元帅书写的《石灰吟》壁面，塑像上方悬挂乾隆御题匾额：“丹心抗节”，黑底金字，为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杭州凭吊于谦时所题。殿柱上悬挂数幅颂扬于谦不朽功绩的楹联，均是明清时期的名家所撰，经当代书法家题写。大殿墙面为两幅半圆大型浮雕壁画，左侧是“北京保卫战”，右侧是“土木堡之变”的有关场景，每幅画相对独立，但在整体上又呵成一气，场面颇为凝重、壮观，运用明暗变幻的灯光效果，再辅以铿锵激越的《十面埋伏》背景音乐，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恍如置身于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尘土飞扬的古战场，正与于谦一起抵御外侮。壁画高3米，宽46米，是经专家多次论证修改，在中国美术学院雕塑家王卓予先生的指导下完成。壁画突破了一般祠堂陈列的窠臼，使壁面不见柱子，与匾额、楹联、塑像遥相呼应，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效果。塑像背面的墙壁上嵌有清代石碑若干块，其中包括湘乡杨昌 题的线刻《明少保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像》碑一块，袁枚题《重修于忠肃庙碑》残碑九块。
　　后殿陈列于谦生平事迹，采用图版和照片相结合的形式，分“少年壮志”、“勤政廉明”、“保卫北京”、“永垂青史”四个部分，详细介绍了于谦高尚的品格、卓越的功绩以及悲壮的人生。两侧的陈列柜中，分别展示了于谦的著作和历代有关于谦的评述著作，有《于肃愍公集》、《于少保萃忠全传》、《于忠肃公祠墓录》等。
　　南北厢房分别作为兵器室和接待室。兵器室陈列明代的各种军械，包括神机营用的火铳、火炮等。明代的兵器门类多、数量大、制作精、技术高，有较高的研究和欣赏价值。
　　前殿与后殿间的天井里，赫然立着一尊威武、雄壮的铁犀牛，身高约2米，围长约2.5米，周身乌黑，独角朝天，背上铸有于谦亲撰的《镇河铁犀铭》，它是于谦勤政爱民、治理黄河的一个历史见证。黄河自古多泛滥，巡抚河南期间，他励精图治，奔波于大河上下，全心治理水患。为鼓舞人民战胜洪灾的信心，在1446年，派人铸了这尊“镇河铁犀”，表达了希望根除黄河水患，使百姓过上安定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原物现存于河南开封铁牛村。
　　天井右侧有口井，井旁立碑，名之为“忠泉”。根据祠内清时李铎遗碑记载：康熙乙亥年，在改建于谦祠时发现此泉，泉水色清而味甘，因念“公之大忠诚如水之在地中”，故以此命名。后殿的院子里还保存着数明清两代的石碑，分别是四块大碑及一块乾隆年间的残碑。
　　于谦祠是杭州市第五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过几年的规划与建设，已形成了包括于谦祠、于谦墓、墓道、牌坊等文物建筑与自然山林、绿地相结合的于谦祠景区，面积也由最初的6000平方米扩大到31000平方米。景区正在修建于谦雕塑广场、忠泉池、于谦诗碑廊，计划把配殿恢复为祈梦殿，随着西湖西进工程的进展，于谦祠景区将成为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杭州墓
　　于谦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风景秀丽的三台山麓，西湖乌龟潭畔。明弘治二年，明孝宗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旌功祠，设春秋二祭，形成祠墓合一格局。
　　出于谦祠大门向北约50米，可见一明式牌坊，墓道长长，芳草萋萋，两旁肃立的石翁仲、石兽，为墓区平添几分肃穆与庄严。百米墓道的尽头，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谦墓，墓碑上书“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是1982年修复墓时重新镌刻的，碑下的浮雕缠枝牡丹基座，和墓前的石供桌，均为明时原物。
　　1966年，于谦墓于1966年文革中区被毁。1982年，重建于谦墓，将原七座坟茔改为一座，墓高2米，青砖环砌，重刻墓碑，上书“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墓前设祭桌、香炉。1998年，为纪念于谦诞生600周年，在墓道两侧配置仿明式石翁仲、石兽及牌坊，整治墓区环境，修复于谦祠，建成于谦景区。在这次湖西综合保护工程中，于谦祠又经保护整修，恢复了于谦祠牌坊和甬道，现已成为湖西重要的人文景观。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墓坐西朝东，呈马蹄形，有七座坟，墓侧建旌功祠，又名于谦祠，南北宽23米，进深30米，墓道长90米。后毁于1966年，今于谦墓为1982年重建。对于谦，清代袁枚曾赞颂道：“赖于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2006年05月25日，于谦墓作为明至清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诗碑廊
　　位于谦墓右侧，建于2002年，廊内陈列于谦自撰诗及后人缅怀诗碑刻十七块。

杭州故居
　　于谦故居位于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号。于谦，杭州人，15岁考中秀才，16岁起就读于吴山三茅观，写下了有名的《石灰吟》，这诗成为他一生为人的写照。因于谦少上上吴山读书，至今吴山上尚有“于街”之称。明成化二年，于谦案昭雪，故宅改建为怜忠祠，以资纪念，巷亦名祠堂巷。如今，故居的忠肃堂、思贤庭、古井已照原貌修缮一新，陈列于谦生平事迹，原有的旗杆石、造像碑等遗物，亦一并展出。于谦故居占地不大,进们便可看见影壁上刻者于谦的名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于谦读书处
　　吴山三茅观景区位于吴山景区的南面，北与吴山城隍阁景区、吴山阮公祠景区接壤；西与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相连；东面景区大都锲入市区，与南宋皇城遗址、南宋太庙遗址相贴；南面与郁郁葱葱的五云山山林腹地景观相切。三茅观原名三茅堂，南宋绍兴二十年，因东都旧名赐额“三茅宁寿观”。殿名太元，内奉徽宗御画茅君像。三茅真君是指秦汉时得到成仙的茅氏三兄弟：长盈、次固、季衷。宋时此观极为显赫，历朝赐是观的御书有：高宗《黄庭度人经》，宁宗“道纪堂”字，理宗《养生论》。绍兴年间，赐古器三种：一宋鼎，为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作；又一为唐钟，本唐澄清观旧物，上有河东薛此铭；另一则是褚遂良小楷《阴符经》。近志则增以吴道子《南方星君像》、玉靶剑、七宝数珠、轩辕镜为观中七宝，一时连山都以七宝为名。时并于观后筑“七十二”瑶台，遍植桃花，春时郊祭，时有“瑶台万玉”之称 ，为当时“吴山八景”之一。元朝时三茅观毁于兵火，明初重建。时观内设有书馆，于谦曾在此读书，并写下了千古传唱的《石灰吟》。抗战时三茅观为日军拆毁，然而其规模甚大的遗迹仍依稀可辨 ，水池、小桥、巨石构建仍存。石壁间近十方摩崖石刻均已漫漶，仅存一方明万历时重刻的绍兴年间赐额宁寿观的尚书省牒文。
　　牒文为：牒奉敕宣赐宁寿观，牒到准敕，故牒。绍兴二十年。尚书省奉赦赐题临安府七宝山三茅堂，太师尚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参知政事余。签书枢院事参知政事巫，绍兴二十年天牒。
　　经考古发掘，三茅观遗址上保留较为完整的围墙墙址，园路和建筑格局，通过挖掘整理后作为遗址保护向公众展示，将成为吴山景区三期工程中的重要景点。
　　《咏于谦》
　　毓秀山河正气微，浮云久蔽遁天威。
　　龙颜欲触先生死，凤诏即承有是非。
　　清白才能持悬日，淡宁成性著宽衣。
　　一生难得春秋梦，万丈青松大国稀。

"

邹弢（1850—1931）字翰飞，号酒丐、瘦鹤词人、潇湘馆侍者，亦称司香旧尉，江苏无锡人。

黄任（1683一1768）字于莘，又字莘田，因喜藏砚，自号十砚老人、十砚翁，清代著名诗人，藏砚家，永福（今福建永泰县）人。康熙四十一年举人，官广东四会知县，罢官归，船中所载惟砚石。归里后生活清苦。工诗，以轻清流丽为时人所称，七绝尤负盛名。著有《秋江集》《香草笺》。"生平

黄任于康熙二十二年被劾去职。罢官归里时，他选择质地最好者交付良工精制，最后选取十方最佳者，视为至宝。在他的福州住宅南后街光禄坊早题巷的香草斋中修建十砚轩收藏这些砚石，并自号十砚老人。

黄任既爱砚，白日坐卧轩中，摩娑抚玩；晚上又让他的小妾把这些名砚抱到床上，与他同床而眠，说这样可得阴气，使之更加润滑。他还为这十方砚石取了美无度、古砚轩、十二星、天然、生春红、著述、风月、写裙、青花、蕉石等名字。黄任不仅爱砚，还能刻砚，他常把赋诗刻于砚背铭之。黄任所藏端砚亦多精品，至今闽中仍有遗砚流传，多镌“吴门顾二娘造”。

黄任性好宾客，每日与名士对砚唱和吟诗饮酒，谈笑风生，口若悬河，听者无不愉快。有人问他：“你在广东为官三年，何以清贫至此？”黄任指其砚说：“我有此砚，不负广东之行了。”

黄任晚年贫病交加，年八十三时病故。黄任既殁，砚旋散失。其后风月、写裙二砚曾为黄任后人觅得，生春红后为林白水所得。白水被害后归李律阁，解放初期郭沫若存其一，白云山家存其一，郑庭椿教授存其一，霞浦彭氏存其一，闽清宏琳厝黄姓宗亲存其一，福州剪纸艺术研究会会长吴文娟女士存其一，任公生前赠好友李霖村一砚，现此砚无从查询。黄任晚年寓居福州城内光禄坊早题巷，遗址现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挂上“黄任故居“横匾，供人参观。

文学成就

《秋江集》与《香草笺》
　　黄任 善书法，尤工诗。所传《秋江集》共六卷，收入黄任诗计九百余首，七言绝句有六百余首，古今少有。选自《秋江集》中200首诗而成的《香草笺》，流传台湾，对台湾诗坛影响颇大。

据当代台湾学者林文龙研究，自清代以来，《香草笺》一直风靡台湾，乃至成为书房讲授诗学的范本及灯会射虎的必备参考书。在诗坛上，黄任不立宗派，也不专学某一家，而是博采唐宋明清众家之长，自成一体。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不录尚存世诗人的作品，却破例选录了黄任的6首诗；著名诗人袁枚也把黄任视为“本朝”“非人间凡响”的杰出诗人；建瓯郑方坤、长乐王元麟、永泰陈应魁先后为黄任的诗集作注。黄任的创作在当时所受推崇和影响的程度委实非同寻常。

黄任在方志的编撰上也有建树。乾隆二十二年，受聘助修《永春州志》提升为州）。又受鼓山涌泉寺僧委托，主修《鼓山志》。乾隆二十六年，再次应聘纂修《泉州府志》。

黄任诗述评
　　黄任诗又名《秋江集》,共六卷,:计九百七十余首,而七言绝句,竟有六百余首之多,实为古今稀有.他的《杨花诗》云:

行人莫折柳青青,看取杨花可暂停.到底不知离别苦,后身还去作浮萍.

按隋无名氏诗:““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又按陆佃《埤雅》:”“杨花入水化为萍.”“黄任把杨花入水化为萍深一层写,自然便打动读者的心弦,无怪当时诗人称十砚翁为”“黄杨花”“了.他自己在《答高姜田太守诗》云:”“升堂相见无馀语,诵我杨花七字诗.””

"

朱之瑜（1600年11月17日～1682年5月23日），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字楚屿，又作鲁屿，号舜水，汉族，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因在明末和南明曾二次奉诏特征，未就，人称征君。清兵入关后，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南明亡后，东渡定居日本，在长崎、江户（今东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著有《朱舜水集》。其学特点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的思想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朱之瑜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并与王阳明、黄梨洲、严子陵称为余姚四先贤。"生平

绝意仕进

朱之瑜生于大明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卒于明郑永历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未时，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曾祖名诏，号守愚。祖父名孔孟，号惠翁，一生曾三让皇恩不受。父亲朱正，字存之，号定寰，皇明诏赠光禄

大夫，上柱国，并授总督漕运军门，但未任。母亲金氏，生三子：长兄启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之瑜排行第三。朱之瑜八岁丧父后，家道中落，生活清贫，甚至影响其读书为学。长兄朱启明，天启五年中武进士，后升任至南京神武营总兵，总督漕运军门。朱之瑜就随任长兄寄籍于松江府，为松江府儒学生，拜松江府学者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和武进学者礼部尚书吴钟峦等为师，研究古学，尤擅长《诗》、《书》。

崇祯十一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而朱之瑜见“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就放弃仕途，专注于学问。他曾对妻子说：“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朱舜水不求功名利禄，而热衷于关心社会民生，并经常对人讲：“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厚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愿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

崇祯十七年，朱舜水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不久，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改元弘光。这时江南总兵方国安推荐朱之瑜，并奉皇帝的诏命特别征召他，他不就任。弘光元年正月，皇帝又下令征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在荆国公方国安再次推荐下，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他还是不就任。一年内三次拒绝征召，遂遭奸臣嫉恨，次年以“不受朝命，无人臣礼”罪追缉。朱之瑜星夜逃到舟山，以行商为掩护。

监国鲁王敕

监国鲁王敕谕贡生朱之瑜，昔宋相陈宜中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盖时虽不可为，明圣贤大道者，当尽回天衡命之志，若恝然远去，天下事伊谁任乎？予国家运丁阳九，线脉犹存，重光可待。况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兴局面，应远过于晋宋。且今陜蜀黔楚，悉入版图，西粤久尊正朔，即闽粤江浙，亦正在纷纭举动间。非若景炎之代，势处其穷，故宜中不复，亦不闻有命往召其还也。尔矫矫不折，远避忘家，阳武之椎，尚堪再试，终军之请，岂竟忘情？予梦寐求贤，延伫以俟，兹特端敕召尔，可即言旋前来佐予，恢兴事业，当资尔节义文章，母安幸免濡滞他邦。钦哉特敕。

监国鲁玖年参月

反清复明

弘光元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弘光帝出走，方国安、阮大铖投降清军。弘光帝败亡后，明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明绍宗隆武帝政权和鲁王监国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杀了隆武帝。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后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之瑜首次赴日本筹饷，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复中原。由于日本实行海禁，不许外人停留，只得返回舟山。永历四年，朱之瑜再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寇白刃合围，逼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誓死不降，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次年，朱之瑜又去日本，后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起程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鲁王走避厦门，朱之瑜的最好师友王翊、朱永佑、吴钟峦等人，先后为国殉节，尤以王翊死事最惨。朱之瑜在海外闻知后痛言“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

由于国事日益危急，鲁王在永历八年降诏徵召五十五岁的朱之瑜。但因其东西飘泊，住处不定，玺书辗转两年后才到他手中。鲁王在书中责备他“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希望他尽快回国效力。朱舜水手捧诏书，唏嘘慷慨，想立即转赴思明返回舟山，但苦无交通工具，困于安南。他只得先回复鲁王一封信，陈述他历年海外经营、筹资觅饷的苦心。他在丁酉《谢恩奏疏》中说：“去年委曲求济，方附一舟。意谓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陈衷曲。臣数年海外经营，谓可得当以报朝廷，当与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复收安南，愤结欲绝。”“今谋之十年，方喜得当，意欲恢弘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

急于早日回国尽忠报效的朱舜水，终于在永历十一年正月，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舟渡海归国。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余日。安南国王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学者，便留住他，拜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礼，朱之瑜直立不肯跪。差官举杖画一“拜”字于沙上，朱之瑜乃借其杖加一个“不”字于“拜”字之上。安南王便当着朱之瑜的面，杀了许多人威吓他，朱之瑜始终没有屈节，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是年朱之瑜已五十八岁，为铭记这段老年之难，他逐日记有日记，并取“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名所记为《安南供役纪事》。

永历十四年

，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于是即刻动身，于十月十九日返归厦门。永历十五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都亲历行阵。北伐军一度进军顺利，收复四府二州二十四县，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动东南。然而由于郑成功目光短浅，盲目屯兵南京坚城之下，贻误战机，且律兵不严。至七月，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郑成功转而退往福建沿海，后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数年后被捕遇害。朱之瑜鉴于复明无望，又誓死不剃发，“乃次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不帝秦，再次凄沧渡日，永不回到故国了。这年冬，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未能获准登岸，困守舟中。当时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经已在日定居的陈明德介绍，以手书向朱之瑜问学，执弟子礼。朱之瑜为安东守约“执礼过谦”的恭敬、“见解超卓”的学问所动，复信安东守约。信中，朱氏悲喜交集，悲则国破家亡，故国“学术之不明、师道之废坏亦已久矣”；喜则“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表达了他有意将圣贤践履之学传于这位异国弟子的心情。正如梁启超所说，此“为先生讲学之发轫”。安东守约等人为其在日定居奔走。最后得日本政府批准，破40年来日本幕府之国禁，让他在长崎租屋定居下来，朱之瑜就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东瀛讲学

朱之瑜定居日本时曾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想倡明儒学于异域，仅是为了蹈海全节。永历十九年，他在长崎正准备购地躬耕之际，日本国副将军、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兴庠序之教，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要朱到江户去讲学。朱之瑜竭力谦让，但是，当他听安东守约等人介绍“上公好贤嗜学，宜勿辜其意”之后，答应了德川光国的要求，表示“至若招仆，仆不论禄而论礼”。翌年六月，朱之瑜抵江户。德川光国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德川光国认为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称名称字，要他取一名号以称呼。朱之瑜就以故乡“舜水”为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舜水先生”之称始于此时。德川光国欲为建新居，以“耻逆虏之未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四次力辞。在德川光国影响下，日本学者、达官显贵也纷纷诣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从此，朱之瑜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他曾去信远在柳川的安东守约介绍讲学的盛况。

永历二十四年，日本初造学宫，朱之瑜绘画图纸，度量尺寸，亲临施工现场指导，事后撰《学宫图说》。又造古祭器簋、笾、豆、登等，率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永历二十六年，德川光国设置彰考馆，由朱之瑜门生安积觉任主编，聘请朱之瑜指导，编纂鼓吹“尊王一统”之说的《大日本史》，其影响直至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德川光国对朱之瑜敬爱有加，就任藩主之际朱舜水也随同前往江户，朱之瑜与同为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安积澹泊、木下道顺、山鹿素行结为好友，并对水户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归葬异国

永历三十五年朱之瑜因水土不服而致病，全身遍生疥疮，卧床不起。明年四月，即顾炎武辞世三月后，朱之瑜在日本大阪逝世，享年83岁。安葬在历代水户藩主的墓地瑞龙山。为了纪念他不忘故国，坟墓特建为明朝式样，碑文题“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谥“文恭先生”。德川光国率诸朝士临其葬。朱舜水死前遗言：“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甚。”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那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死时居然储蓄了三千馀金。这是他希冀恢复国家的经费。

其日本学者今井弘济、安觉济为他们的中国老师写下悼文：“呜呼先生，明之遗民。避难乘槎，来止秋津。寤寐忧国，老泪沾巾。衡门常杜，箪瓢乐贫。韬光晦迹，德必有邻。天下所仰，众星拱辰。既见既觐，真希世人。温然其声，俨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质彬彬。学贯古今，思出风尘。道德循借，家保国珍。函丈师事，恭礼夤宾……”在他死后周年时，安东守约在祭文中哭道：“呜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学殖云堕。有疑谁问？有过谁督？有事谁计？有怀谁告？”

朱之瑜死后，德川光国派人整理了他的遗稿，正德五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东京大学农学院内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的石碑。日本汉诗长老小野湖山在青年时代访水户谒朱舜水墓时曾作过一首《朱舜水先生墓》：

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

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

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

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尽腥膻。

育才观点

朱之瑜的学术博采众家所长，常谓“千金之裘，非集于一狐之腋”，博通经史，最喜《资治通鉴》，长于《春秋》；道德思想方面，主张忠君爱国，推崇苏武、文天祥的伟大人格。正是这种不尚虚华的学风、扎实严谨的学问和刚直崇高的人格，他的学术于日本发扬光大，当时的日本学者以师事朱之瑜为荣，比拟为“七十子之事孔子”。他的学生遍布日本，最著名的有历史学家、《大日本史》的作者安东守约，日本儒学古学派的奠基人、江户时代著名哲学家伊藤仁斋，德川家康的孙子、政治家、儒学“水户学派”的始祖德川光国，江户时代著名经学家山鹿素行、木下顺斋等等。朱之瑜一生著述不甚多，但几乎全在日本所撰，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等等。

他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他对明朝的八股取士深恶痛绝，认为“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哗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他还娴习艺事，有巧思，“尝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图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机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舜水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乃毕。光国欲作石桥，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绘图教制者甚多。”他在日本虽受人崇拜，但他敢批评日本人心胸狭隘、“量窄意偏”，日后必为中华之祸，“不佞视贵国人，……尝怪周虓，量窄意偏，……所以此念灰冷。”

育才观点

朱之瑜在教育方面的特点是视中外为一体，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他侨居日本20多年，接受的弟子不断增加，并曾公开讲学。他向日本弟子表示，“不佞于仲夏四国，本来一体为亲，

凡遇英才，乐于奖进，”门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所撰《舜水先生行实》，记载了日本的硕儒和学生，时常登门求教，以及朱之瑜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的情景。在讲学中他一方面肯定日本“才贤秀出”，可以为孔、颜，为尧舜；另一方面，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圣教未兴，存在问题。依他看来，日本建国的大本在于敬教劝学，施政方面当务之急在于兴贤育才。他所提倡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日本后来“尊王一统”的事业有一定的影响。

朱之瑜“自幼食贫”，多能“鄙事”。他传艺传道，诲人不倦，又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勉励日本弟子，表达了他的育才观点，关于教人之道，他认为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学问之道，贵在实行”；“立志当如山，求师当如海”；这是一定不易者。因弟子“资性”之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予以不同的启示，这是因人而施者。他重躬行实践，却不废读书，因为书能益人神智。对于读书之法，他则认为读史应先于读经；史书文义较浅，于事情又近，于事理吻合，读之易懂。这些都表现了他着重实功、实用的精神。

学术影响

德川光国之所以能开创独树一帜、颇有成就的水户历史学派，是和朱之瑜多年的教育、熏陶分不开的。 朱之瑜在日执教，对水户藩和加贺藩影响最大。安积觉、今井弘济、小宅生顺等都是经德川光国介绍对朱之瑜执弟子礼的。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也很敬重朱之瑜，执弟子礼，所以他的属臣均拜朱为师。加贺藩的属臣奥村庸礼 等人还把服部其衷、五十川刚伯、下川三省几个儒生介绍到朱的门下。

后来安积觉、今井弘济、五十川刚伯、服部其衷、下川三省五人先后成了朱之瑜的近身弟子，并负起年事已高、不谙日语的老师的起居照料、侍奉，对外应酬、联系之责。

这五位弟子中数安积觉日后成就最大，和德川光国一起成为日本水户学派的领袖人物。他13岁从师朱之瑜，接受蒙学。后因父亲病故回家奔丧而中辍学业。安积觉成年后，回忆起自己之所以能学有成就，是因为当年先生“课程严峻，晨读夕诵，故至今不忘耳”。朱之瑜很喜欢这个体弱多病的学生， 亲自为他题写一本作业簿，督促他“逐日书其功课”。安积觉到了晚年还告诫其孙辈：“片言只字，皆藏而宝护之，凡吾子孙，当敬之如神明，其有沦落丧失者非吾子孙。”

朱之瑜对其他几位近身弟子也尽心尽力，爱抚备至。他见下川三省“温存淳谨”，“抚之如慈母，督之如严父”。学生五十川刚伯学有基础，朱之瑜怕他“读书难入易出”，鼓励他不要虚费韶华，更上一层楼。服部其衷初投朱之瑜门下，因思乡不安心学习，朱之瑜既不急促，也不为他祚病所惑， 严格要求，一个月后服部其衷学业大进，和老师的感情也日厚笃深。朱之瑜在日本从事教育20余年，其间，或执弟子礼，或从其质疑问学的学生远不止上述几位。学有成就的，还有林春信、佐左宗淳、人见传等人。

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阳九述略

朱之瑜定居日本後，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并在六十二岁时，即明亡後的第十七年，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这篇著作共分四章。 第一章题名“致虏之由”。舜水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败。“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二是学术虚伪。明末科举制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所以人们穷年皓首于猎取华词、埋头 哗哔之中，不知读书以出治临民之义哉！

第二章论“虏势二条”。一条论天启、崇祯年间，边臣失职，致虏披猖；二条论虏入中原後，搜括徵发，使天下骚然。第三章讲“虏害十条”。

舜水痛斥满清入主中原後的十大罪状有：1.东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2.沿海有防边、养兵、藏匿、接济之害。3.近海有造船、帮工、值匠之害。4.签发舵梢之害。5.内地有签派船料、搬运木植之害。6.省会近城各郡有放债举息、买官附营之害。7.仕宦有配发上阳堡、甯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8.买官但计有钱，不问色目之害。9.打老鼠之害。10.拆房屋之害。

第四章名为“灭虏之策”。“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舜水举例说：“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繈袱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篇末署名“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耿耿忠义之情，力透纸背。这篇著作书写完毕，舜水拜托他的日本至友安东守约收藏保存，谓“他日采逸事於外郡，庶备史官野乘。”

"

慧霖，字梅盦，新建人，本姓李。有《松云精舍诗录》。

黄图安（？～1659） ，字四维，奉天人。明末清初官员。山东承宣布政使司东昌府堂邑县（今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明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授推官，历保定府推官、庐江知县，迁吏部主事、吏部员外郎。其后，改任易州道。清军入关，他率部归降，仍任原职。以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升任甘肃巡抚，旋改调宁夏巡抚。后清廷以故意规避罪将其革职。顺治九年（1652）因范文程力请，以佥都御史再任宁夏巡抚。顺治十四年（1657）考满，加副都御史衔。后，他以“举荐非人罪”被降5级，不久卒。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宁夏巡抚黄图安疏浚唐徕渠和汉延渠。

邵瑞彭(1887～1937年)，一名寿篯（寿钱），字次公，淳安县富文乡楂林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读于慈溪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任同盟会浙江支部秘书。"生平

邵瑞彭，一名寿篯，字次公，浙江淳安县富文乡楂林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就读于慈溪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精研齐诗、淮南子及古历算学[1] 。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任同盟会浙江支部秘书。宣统元年柳亚子等创南社于苏州，他闻讯后加入，后来成为南社重要成员。省立优师学堂毕业后，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积极参与光复浙江的军事行动。事成之后，不图荣利，托疾返里。

民国元年12月，国会成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拒不同流，忧郁返乡，寓居遂安岳父家，任台鼎小学教员。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又召开国会，应请再度北上，寄希望于黎氏，但府院争权，导致张勋复辟。1921年4月，孙中山号召国会议员到广州商议国事，邵瑞彭与一批国会议员一起南下。5月5日出席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但桂滇军阀横行，肆意诋毁孙中山，他忧蹙憔悴。旋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又应清史馆赵尔巽之请，协修《清史稿》儒林文苑传，间或为北京、天津诸报纸写稿。

1923年，直鲁豫巡阅使曹锟谋任总统，密遣内务总长高凌霨出面收买国会议员，或聘作顾问，或奉为咨议，月给“津贴”200元。10月1日，设在北京甘石桥的总统选举筹备处，向在京议员分赠支票一张，面额5000元，规定总统选出3日后即行兑现。邵瑞彭对曹锟贿赂议员之恶行十分愤慨，表面上与已出卖灵魂的议长吴景濂相周旋，取得行贿证据的支票一张，暗中作脱身准备。当日深夜，化装乘火车逃至天津。10月3日，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控告高凌霨、吴景濂等人为曹锟谋任总统向议员行贿的丑行；同日，通电全国说明得到一张5000元支票之由来，并将支票制版向各报发布。于是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大白于天下。10月5日，曹锟粉墨登场，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声讨。10月8日，邵瑞彭在天津再次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重申依法起诉之严正立场，决不申请撤销。同月中旬，辗转返里，途经上海、杭州，留沪议员及浙江当局分别集会欢迎；抵达严州、淳安时，淳遂旅严同乡会、石峡师范讲习所和雉山小学学生分别举行欢迎大会。会场均贴有“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的大红对联。会上，邵瑞彭发表演说，怒斥曹锟贿选总统的丑行。

1924年11月，曹锟下台，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组织参政院，计划召开善后会议，被聘为善后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再度北上，出席善后会议。会议议而难决，决而难行，政令难出国门，故对从政失去信心，旋奉命至奉天，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杨宇霆等谈判。在沈阳、大连滞留数月，未取得任何结果，更增加弃政从文决心。当局拟任命为教育总长，谦辞不就。后应聘任北京大学、民国大学教授，和洪汝闿、吴承仕、高步瀛等10余人建思辨社，商榷朴学。1931年应河南大学聘请，担任国文系主任，寓居开封，清贫自守，授课之余，潜心治学。工词章，尤精通古历算学，卓有成就。学界评为“发有清一代诸人未发之秘”。1937年12月2日在开封病逝。著作已刊者有《泰誓决疑》、词作《扬荷集》4卷、《山禽余响》1卷，未及编校成册的约70余种，藏浙江省图书馆。

"

洪亮吉（1746～1809）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籍贯安徽歙县。乾隆五十五年科举榜眼，授编修。嘉庆四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极论时弊，免死戍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居家十年而卒。文工骈体，与孔广森并肩，学术长于舆地。洪亮吉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生平

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采为洪亮吉的祖父，入赘于常州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常州。洪亮吉生于1746年九月三日，卒于1809年五月十二日。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多年屡试不中，先后充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乾隆五十五年44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乾隆五十七年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后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嘉庆元年回京供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嘉庆四年为大学士朱圭起用，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同年，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触怒嘉庆，下狱并定死罪。后改为流放伊犁。百日之后，即被释放回籍。从此家居撰述至终。洪亮吉坐姿像。

文学成就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善写诗及骈体文。洪亮吉的《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 越、 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他的骈体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如《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戒子书》等都较著名。时人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曾评点当代诗坛108家，并以梁山泊好汉相拟，将洪亮吉比作“花和尚鲁智深”：“好个莽和尚，忽现菩萨相。六十二斤铁禅杖。”洪亮吉著有《卷施阁诗文集》、《附鲒轩诗集》、《更生斋诗文集》、《汉魏音》、《北江诗话》及《春秋左传诂》。

流放创作

洪亮吉这位著名的清代学者1799年因上书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烈，不避锋芒，刺到了嘉庆皇帝的痛处；“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为此言语，差点丢了脑袋。幸“恩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

这对洪亮吉无异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可洪亮吉却能坦然处之，一笑置之。“半生纵踪未曾闲，五岳游完鬓乍斑。却出长城万余里，东西南北尽天山。”《出关作》他一路歌风岭雪，觅史寻踪，赞西域山水之奇丽，记边塞风情之异观。观察之深，描绘之细，确有舆地学者之眼光，又有诗人才子之文采。也许，他当初写这些诗时并未曾想到传世，然而，却给后人了解西陲风物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对于流放犯，诗是双刃利剑。洪亮吉曾特意提到：至保定，甫知有廷寄与伊犁将军，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是以自国门及嘉峪关，凡四匝日，不敢涉笔。及出关后，独行千里，不见一人，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举笔，然要皆描摹山水，绝不敢及余事也。

看来嘉庆帝相当了解这个才子。“不许作诗，不许饮酒”出自皇帝之口，真是意味深长。而创设伊犁流放地的乾隆帝早在20年前就责令伊犁将军，对遣犯严加管束，“倘赡恂情面，任其置产娶妻，则伊等反得晏然安处，与无罪何异?至其遣发日久，不得归籍，

或妄作诗词，编选诽言，或不安本分生事，及潜行逃走者，一面奏闻，一面正法，不得稍事姑容！

次年二月，洪亮吉越过千山万水，抵达流放都会惠远。

惠远，所居之房是有名的鬼屋。前居屋主在“环碧轩”遇鬼，又加上贬谪丢官后心情不舒，终死在自己的失落中。而洪亮吉在此居住百日，却从未见鬼，实乃超脱于世，不为个人之失落而恼也。他寄情山水，赏花观鱼，饮酒做诗，将伊犁所见所闻详录于日记诗文中，这决不是一时游戏之作，而是继续他一生所从事的著述之业，以传世人。

他写伊犁山水：“看山不厌马蹄遥，笠影都从云外飘。一道惊流直如箭，东西二十七飞桥。”

他吟伊犁风雨：“毕竟谁驱涧底龙，高低行雨忽无踪。危崖飞起千年石，压到南山合抱松。”

他咏伊犁街巷：“日日冲泥扫落苔，一条春巷八门开。外台自有萧闲法，携具方家说饼来。”

他赞伊犁花果：“古庙东西辟广场，雪消齐露粉红墙。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

洪亮吉歌咏过的天山风光

纵观洪亮吉的伊犁杂诗，决不仅仅是应酬抒怀之作，而是有意识地用诗的形式记下伊犁的山光水色、风土民情。这是跟他后来追述伊犁百日行的《天山客话》一脉相承的。他的《伊犁日记》对他来伊途中所见之物作了详细的记载，而《天山客话》则详细记载了伊犁的山川、物产、风貌等。这些都为后来研究西北地区的史地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新疆图志》就引用了他的不少条述。后世史地学者对洪亮吉评价甚高。

洪亮吉戍伊百日之后，即被“皇恩大赦”。当他离开惠远城时，“下马步出城，百步屡驻脚。“长刀短后衣，未忍即抛却。”他为失落而来，却满载西域奇珍而归，在自己生命价值的天平上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

许德溥，字元博，如皋人。文人，南京失陷后，矢志以死，因父亲在世需要赡养，不得已剃发以偷生。为表达对明朝的一片忠心，在左右臂上分别刺上“生为明人，死为明鬼”八个大字，又在胸口刺上“不愧本朝”四字。后被人告发，系狱论死。其妻当流，为同县义士王某夫妻所救。

杜濬（1611～1687） 清初诗人。原名诏先，字于皇，号茶村，又号西止，晚号半翁。黄冈（今属湖北）人。明崇祯时太学生。明亡后，不出仕，避乱流转于南京、扬州，居南京达四十年，刻意为诗，诗多寓兴亡之感。著有《变雅堂集》。"人物生平

杜濬，明崇祯十二年乡试副榜。入清以后，绝意仕进，流寓金陵三十余年，家贫至不能举[1] 火，仍不屈。杜濬极为耿介孤傲，有人劝他不要太孤僻，他解释说：“某岂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闲无用，但得一觉好睡，纵有司马迁，韩愈在隔舍，亦不及相访。”有些慕名要来拜访他的达官贵人，多被婉言谢绝。即使是当地地方官员求见，也得徒步登门。但《九朝新语》中仍说杜濬对这些客人：“则偶接焉，门内为竹关。遇午睡或治事，则外锁之。关外设坐。约客至，视键闭则坐而待，不得叩门。虽大府至，亦然。”

当他得知好友孙枝蔚准备应清廷征辟时，立刻写信劝他“毋作两截人”。并说：“不作两截人有道，曰，忍痒。忍痒有道，曰，思痛。至于思痛，则当年匪石之心……且夫年在少壮，则其作两截人也，后截犹长；年在迟暮而作两截人，后截余几哉？”《孙氏得书，力辞中书舍人而归，保全了一半清白。钱谦益来访，杜濬闭门拒不接见。杜濬最佩服“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屈大均，番禺人，字翁山。明亡时才十五岁。清兵入境，曾参加抗清队伍，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返俗，周游各地。善诗，有部分作品敢于揭露清军暴行。以后仍与人联络抗清义军，筹划恢复明室。杜濬称赞屈大均为有骨有识，足以继武古人。

杜溶“老而益贫，贫而益狂”，终于在康熙二十六年病逝，终年七十七。身后萧条，以至无以入殓。几年以后，陈鹏年任江宁知府，才代为埋葬于南京钟山。

杜濬著作，因家贫无力付梓，故多散佚。现存光绪甲午黄冈沈卓如刻《变雅堂诗集》10卷及《变雅堂文集》8卷，只相当于他全部著作的十之二三。

文学成就

杜濬诗学杜甫，遗貌取神，遒宕清逸中时有气势，五律尤佳。《初闻灯船鼓吹歌》是他早年成名的长篇；明亡后诗多寓兴亡之感。如《关山月》、《焦山》、《燕矶感旧》等。他在《古树》中写道：“松知秦历短，柏感汉恩深。用尽风霜力，难移草木心”，可见其情怀。

《大清一统志》评杜濬：“诗文豪健，自辟畦町。”《湖广通志》说他“博极群书，吴楚人士多就正焉”。《黄州府志》认为他：“性狂气简，岸凌公卿。少立令誉。”“其所著作力砥流风。后隐江南之钟山，名公巨儒不识茶村之面者自以为赧。”吴伟业是明清之际成就最大的诗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八中，记载了吴伟业曾说自己的五言律诗，是读了杜濬的诗作以后才得到长进的。《国朝先正事略》还说：阎若璩“于时贤多所訾謷，独许先生五律，称为诗圣。”

杜濬《变雅堂集》中的诗集十卷，有诗650余首。但据陈仲夔的《秋蓬集》说，他有未刻诗三千余篇。陈仲夔与杜溶是同代的黄岗人，所说较可靠。但《九朝新语》又说：“茶村好诋诃俗人。死后有富人购焚其集殆尽。”邓之诚教授在其《清诗纪事初编》中却说：“尝于书肆见其钞本茶村诗文二十余册，多出刻本之外。度其书尚在世间，好事者终有得之之一日也。”可惜至今仍未见其踪影。

"

孙原湘（1760 ～1829）清代诗人。字子潇，一字长真，晚号心青，自署姑射仙人侍者，昭文（今江苏常熟）人。清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不久得疾返里不出，先后主持玉山、毓文、紫琅、娄东、游文等书院讲席，学生多有成就。他擅诗词，主张“性情为诗之主宰”。又工骈、散文，兼善书法，精画梅兰、水仙。诗文与同时期的王昙、舒位鼎足，并称“后三家”或“江左三君”。著有《天真阁集》。"生平

孙原湘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卒于清宣宗道光九年，享年七十。幼时即有神童之誉。4岁就能诵汉、魏、晋及唐李杜的诗，8岁学习《孟子》、《论语》、四经、三礼，后随其父孙镐任居奉天、山西，所历名山大川皆发之歌咏，青年时代已名噪京都，却屡试不第。

乾隆四十一年17岁的孙原湘与同邑席佩兰结婚，婚后因受妻子影响亦写诗。孙原湘在《天真阁集·自序》中说：“原湘十二三时，不知何谓诗也。自丙申冬佩兰归予，始学为诗。”夫妻志趣相同，情投意合，经常在窗前灯下，一起吟诗作对，相互切磋，留有不少佳话。俞陛云在《清代闺秀诗话》：“虞山席道华，归孙子潇太史后，共案诵读，互相师友，唱和之作甚多。子潇《赠内诗》有云：“赖有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乾隆五十三年，袁枚来常熟。经吴蔚光介绍，夫妻均投师袁枚。其妻席佩兰后有“袁枚第一女弟子”之誉。

嘉庆十年孙原湘四十六岁时方得中榜眼，为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官。不久告假归，得怔忡疾，遂不出。历主昆山之玉峰书院、

旌得之毓文书院、通州之紫琅书院、本邑之游文各书院。

"

石涛（1642一约1707），清代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靖江王朱守谦十世孙，法名原济，一作元济。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陈人等。广西全州人，晚年定居扬州。明靖江王后裔，南明元宗朱亨嘉之子。幼年遭变后出家为僧，半世云游，以卖画为业。早年山水师法宋元诸家，画风疏秀明洁，晚年用笔纵肆，墨法淋漓，格法多变，尤精册页小品；花卉潇洒隽朗，天真烂漫，清气袭人；人物生拙古朴，别具一格。工书法，能诗文。存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山水清音图》《竹石图》等。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名言有“”一画论‘、“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等。"生平

石涛，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削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原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山乘客、济山僧、石道人、一枝阁。他的别号很多，还有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陈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

他是明宗室靖江王赞仪之十世孙，原籍广西桂林，为广西全州人。其生年有明崇祯九年、十四年、十五年诸说，卒年有清康熙四十四年、四十九年、约五十七年诸说。明亡后，朱亨嘉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时石涛年幼，由太监带走，出家，法名原济，字石涛，别号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等。曾拜名僧旅庵为师，性喜漫游，曾屡次游敬亭山、黄山及南京、扬州等地，晚年居扬州。他既有国破家亡之痛，又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并与清王朝上层人物多有往来，内心充满矛盾。

石涛号称出生于帝王胄裔，明亡之时他不过是三岁小孩，他的出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这与渐江的"“受性偏孤”“是不同的，石涛的性格中充满了”“动”"的因素，因而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接驾，并山呼万岁，并且主动进京交结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但权贵们仅把他当作一名会画画的和尚而已，并未与之计较，故而功败垂成。因此他是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地渡过了一生，好在他聪明绝顶，巧妙地把这种矛盾发泄到他的画作之中，所以他的作品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也是他作品呈现瑰奇特点的原因所在。
历史上吃苦瓜最有名的人物，当首推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石涛是有开创性的一代宗师。他自号苦瓜和尚，餐餐不离苦瓜。甚至还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他对苦瓜的这种感情，与他的经历、心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石涛生于明朝末年，十五岁时，明朝灭亡，父亲被唐王捉杀。国破家亡，石涛被迫逃亡到广西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以后颠沛流离，辗转于广西、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陕西、河北等地，到晚年才定居扬州。他带着内心的矛盾和隐痛，创作了大量精湛的作品。最为人推崇的，是他画中那种奇险兼秀润的独特风格，笔墨中包含的那种淡淡的苦涩味。一种和苦瓜极为近似的韵致。[4] 所用世人皆知又让人费思的古怪别号：苦瓜和尚，瞎尊者。苦瓜何解？石涛双目明亮，又何以称瞎尊者？传说版本很多。较流行的说法是：苦瓜者，皮青，瓤朱红，寓意身在满清，心记朱明；瞎尊者，失明也，寓意为失去明朝。失明之人，岂有不想复明之理。

综观石涛一生绘画作品中，无论是寻丈巨制，还是尺页小品，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和时代气息，观之令人难以忘怀。如将他的作品从时间顺序和作品特征来分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技法学习时期，亦即石涛在武昌的时期，时处石涛早年，正赶上摹仿董其昌风格的时期，康熙初，董其昌的画风和理论对中国画坛产生着重要影响，「南北宗」说广为传播，其间还明显地带有「抑北扬南」倾向。在笔墨方面竭力主张要有「士气」，并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从石涛的早年作品看，他受到了董其昌理论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体现在石涛早年作品中的个性特征，从一开始就十分自然地流露在笔墨之中，既要承袭传统又要以「造化为师」、「我用我法」。石涛的天赋才能正是在这两者关系的辨证认识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顺治14年丁酉，年方16岁的石涛已在绘画艺术方面显露出他的天赋，当年的《山水人物花卉册》是目前所能见到石涛署年款最早的作品之一。此册其中一页的画面为：临山的浩淼江水中，一叶扁舟正逐波荡漾，舟中端坐一人物正捧读《离骚》。画面下方是题诗：「落木寒生秋气高，荡波小艇读《离骚》；夜深还向山中去，孤鹤辽天松响涛。」从作品中可看出石涛后期之所以能在山水、人物、花卉、书法、诗文等方面取得高超造诣，是同他早年全面学习传统技法和广涉书法、诗文各科艺术门类的坚实根基分不开的。从笔墨特征看，此册画笔较为稚拙，朴实、表现出了石涛后来所少有的恬淡静穆的稚气。从康熙3年甲辰石涛23岁时所作的《山水人物图卷》来看，无论在意境的追求还是笔墨技巧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在技法表现上已显得章法紧凑，笔墨凝炼，具有恣肆豪放的气质和郁茂酣畅的笔墨个性。白描法是中国绘画线条练习的基本技法，据《虬峰文集·大涤子传》所载：「时画一横卷，为十六尊者像，梅渊公称其可敌李伯时。」此图当为石涛丁未年所作《十六罗汉应真图卷》，从笔墨风格观察拟为临摹明代丁云鹏的作品，是石涛早年工笔人物画的代表作。画笔以清圆细劲的线条，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盘亘的山石，从此图可看到石涛后期恣肆流畅的笔墨技巧，显然是出自早年对传统白描技法进行认真扎实苦练的硕果。

现存石涛早年作品不多，可信者更少，上述几件作品体现了石涛后期绘画风格多变善化的创造能力，是建立在早期刻苦钻研传统技巧以及兼收并蓄同时代画家优秀技法的根基上的。他在一则画跋中说：「古人虽善一家，不知临摹皆备。不然，何有法度渊源。岂似今之学者，如枯骨死灰相乎？知此即为书画中龙矣。」「融古法为我法，不囿于陈式，不拘泥一格，取其为己所好者学之。」因此，他的个性特征在早期临摹作品中已自然地流露出来，为以后艺术形式的变革和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艺术境界升华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南京和扬州时期，石涛于康熙19年庚申移居南京，这时石涛的绘画艺术渐臻成熟，生活、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时期，石涛在文人荟萃的南京地区如鱼得水，与当地许多诗人画士结识，其中著名的有屈大均，孔尚任、龚贤、戴本孝、查士标、程邃、黄云等，还认识了卓子任、郑瑚山、博问亭等官吏名流，他们对石涛艺术境界的升华大有作用。特别是当时活动在金陵地区的石溪、龚贤、戴本孝、程邃等都是声名卓著的画家，对来自宣城的石涛很有刺激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批社会名流里有不少是收藏古画的鉴赏家，他们保存有前代不少名人的墨宝，使石涛有机会观摩前人的作品，进一步了解董源、倪瓒、沈周以及董其昌等人的作品，从中吸收丰富的绘画技艺，而他所处钟陵、太湖的自然景色，也促使他体会到这些名家的笔墨成就。

在这一时期里，他的山水画有所变化，原来接近于梅清、戴本孝、程邃、萧云从等这些新安派的画风逐渐由浓而淡，属于他自己个性的面目变得更为清晰，随之而现的笔墨更为得心应手，在经过临摹学习，融会创新的阶段，以他娴熟的笔墨技巧，运用变幻莫测的创作手法，从而形成了恣肆洒脱的艺术风格 。上海博物馆所藏《石涛书画卷》、《秋声赋图卷》、《荒城怀古图轴》、《山水清音图轴》等作品，都是这时期内不同风格的最具代表性作品。作于康熙20年辛酉年的《秋声赋图卷》，保留着梅清的灵秀，墨韵润泽，笔触劲炼，全图除近景树石稍有线条笔迹外，整个画面几乎由墨与色渲染而成；绚丽多彩的树叶，晨雾迷离中若隐若现的村落，左上方大面积留白，犹如晨曦迷雾，朦朦胧胧，正是「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彷佛让人置身于幽美静谧的秋色佳景之中；右首配以婀娜多姿的非行非隶书体，使画面显得更潇洒而秀丽。《荒城怀古图轴》则大有董源、巨然笔意，浑朴深厚，苍苍莽莽。《山水清音图轴》是他40岁前典型风格的变奏，是一幅最能代表石涛笔墨清腴，风格恣肆洒脱的山水作品，画中景物层迭、树木茂密，作者巧妙地运用虚实、黑白的均衡布局，通过水的空灵和云雾的蒸腾，避免了过分的迫塞。在笔墨技法上，山石用披麻皴，横直交错，秀灵而坚实，密集的破笔苔点，使山势更显苍莽，篁叶取法倪瓒，只是变萧疏为茂密，墨色干湿浓淡恰到好处。

这时是石涛在绘画笔墨上得心应手，在理论上能自成体系，从而形成了恣肆洒脱艺术风格的时期。属于他有个性的面目变得更为清晰起来，上海博物馆所藏石涛画作中即不乏这时期佳作，如在南京所作《蕉菊竹石图轴》，作于康熙25年，当时石涛45岁，此图画面浓墨淡墨交替应用，对比度较强，墨的变化和线条的运用也十分熟练，从画风看，具有徐青藤、陈白阳的韵味。另一幅《细雨虬松图轴》，作于康熙26年，石涛是年46岁，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细笔山水佳作，画笔方圆结合，高处峻岭以方笔折角为外形，近处坡石以圆笔为使转，行笔舒缓而自然，既保留安徽画派的气息，又融会了倪云林的骨格，有一种清丽幽雅、清谧淡远的韵味。

康熙29年，49岁的石涛在燕京，此时是他精力最充沛，心情亦舒畅的时期，因而创作了不少巨幛大幅作品，上海博物馆所藏《醉吟图轴》，为北上时所作作品，用笔严谨，画风细腻， 描绘了美丽的江南山居佳境。

石涛于51岁从北京回到扬州定居，直至终老天年，这期间是石涛绘画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阶段。艺术上的成熟和旺盛的创作精力，使石涛的画艺达到高峰，代表作品如52岁所画《余杭看山图卷》、58岁所作《卓然庐图轴》、59岁所作的《溪南八景图册》等，件件精绝，是石涛绘画作品中出类拔萃的佳作。

《余杭看山图轴》为石涛北上南归后所作，他以虚灵的笔墨节奏，流畅如泻的笔势，描绘出了作者昔年在浙江余杭城外远眺大涤山之情景，画面上江南丘陵郁葱绵亘，一览无遗的佳境令人心驰神往。

《卓然庐图轴》以湿笔淡墨作底，用浓墨钩皴，山石皴法取直皴填凹凸之形，笔势平稳沉着，布局采用董其昌四面取势格局，景色无奇，但有超然绝世的宁静舒适感。

《溪南八景图册》为康熙39年石涛61岁所作，是作者壮暮之年的小景杰作。作品按祝允明《溪南八景诗》诗意，生动描绘出皖南歙县的溪南山村佳景。曾经客居皖南，熟悉当地山野美景的石涛，运用自如地把他所熟悉的山岭、溪流、田野、月色付之笔端，活灵活现地展现于盈尺宣纸上。

石涛于康熙46年与世长辞，在最后的岁月中，他还能以苍劲流利的画笔画出最后的一些作品。作于康熙44年乙酉的《梅竹图》为其中之一。此图以罗纹纸作画，由于半生半熟的纸质特点，画面达到了湿润而不漫漶的笔墨效果，更兼用笔清逸流畅，构图巧妙，把梅干、枝枒、花瓣、花蕊及寥寥数枝的竹枝得体地画于各个部位，是件文人画意趣浓厚的作品。

石涛代表作《莲社图》 《莲社图》画的是晋代高僧惠远等在庐山白莲池畔结社参禅的故事。与《十六应真图》相比，人物占的位置和比重更突出，对面目、服饰的细节描写更具体，也就更生动传神，线描同样瘦挺缜密，但更圆熟。山石的画法，也显得老到而有力度，烘染更大胆湿润，凸现了人物在画中的地位，使之与周围的环境融洽。其成熟程度和艺术水平，应在《十六应真图》之上。

《莲社图》的款识，前后共二处，一为画成时的落款，“湘源石涛济道人敬画”题在卷首右下方。一为乙酉年重题的长跋，书自己的画语。从款字的笔法及字号的用法上可看出二题并非出于同时。前一题的书法，与我们所见到的石涛三十岁前后楷中兼行，舒撇展捺的一种书体极相似。石涛所称的“湘源”，即湘江之源——广西，这是他的祖籍。他的一方印章“赞之十世孙”正是为怀念那位袭封于广西的高祖靖江王朱赞仪而刻，显赫的出身成了他永远的记忆。这种落款形式在石涛的早中期作品，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他庚申种秋画的《山水图册》、上海博物馆藏的辛酉七夕所画《山水花卉》册中都偶能一见。不过在石涛的晚年，“湘源”被改成了“清湘”，成了人们习见的石涛字号，“湘源”反不为大家所熟知了。款字的书写特征这一不为人熟知的早年别号，为鉴定《莲社图》提供了又一可靠的依据。

关于“白莲社”，历史上有不少人画过这一题材，能见较早的一幅是传为李公麟外甥张激所作的手卷。如果拿石涛的《莲社图》与这幅南宋人作的同名手卷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某些相似之处，两卷的人物组合、动作、聚散乃至基本的造型都大致相同。只是石涛画得更精到，更重视细节的描写，线描亦由兰叶描改为铁线描，而树石的画法，则完全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传为张激的画的这一南宋本子，由于清初时期尚未入宫，青年时代曾一度活动在收藏风气很盛的江浙、安徽一带的石涛，很有可能见到过这个手卷或一个忠于原作的摹本。但作为一个非常有自信的天才画家，石涛绝不愿意亦步亦趋刻板地死临前人的作品，而是在取其大略的情况下进行再创造，这正是一直强调“我用我法”，反对“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的化古为新的石涛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石涛既超越了前人，赋予《莲社图》全新的面貌与笔墨，也超越了自己，使这一于《十六应真图》的工笔人物手卷，画出了更高的水准。据于古人，屈从古人，处处“存我”的艺术个性，再一次证明了石涛此卷的可靠性。

总之，从画风的时代特征、年龄特征、性格特征等多方面考证，《莲社图》卷无疑是石涛的真迹，是一幅他青年时代的精心杰作，是中国美术史不可忽视的传世佳作，一定会得到研究者和收藏家的关注和珍爱。

作品特点

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兰竹。其山水不局限于师承某家某派，而广泛师法历代画家之长，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变化，又注重师法造化，从大自然吸取创作源泉，并完善表现技法。作品笔法流畅凝重，松柔秀拙，尤长于点苔，密密麻麻，劈头盖面，丰富多彩；用墨浓淡干湿，或笔简墨淡，或浓重滋润，酣畅淋漓，极尽变化；构图新奇，或全景式场面宏阔，或局部特写，景物突出，变幻无穷。画风新颖奇异、苍劲恣肆、纵横排奡、生意盎然。其花鸟、兰竹，亦不拘成法，自抒胸臆，笔墨爽利峻迈，淋漓清润，极富个性。石涛的绘画，在当时即名重于世，由于他饱览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苍郁恣肆的独特风格。石涛善用墨法，枯湿浓淡兼施并用，尤其喜欢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和，表现出山川的氤氲气象和深厚之态。有时用墨很浓重，墨气淋漓，空间感强。在技巧上他运笔灵活。或细笔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线勾斫，皴点并用。有时运笔酣畅流利，有时又多方拙之笔，方圆结合，秀拙相生。

从传世作品看，石涛在画史上不仅称得上是一个有创新才能的画家，同时也是创作题材广泛的多产作者。石涛的表现手法富于变化，又能独特、和谐地统一为自己的风格特色。他的绘画风格变化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他一生游历过广西、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自然界的真山真水赋予他深厚的绘画素养和基础，他在自然的真实感受和探索中加以对前人技法长处的融会，因而他对绘画创作强调「师法自然」，把绘画创作和审美体系构成为「借笔墨以写天地而陶泳乎我也」。石涛是一个僧人，他从禅门转入画道，因而他的画风似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走兽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当然，「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绘画艺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关键。

对后世影响

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传世。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

所作《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著作

石涛身为明宗王室后裔,却生不逢时。年幼时,国破家亡,3岁削发为僧,随家仆逃至武昌,才得以活命。随着命运不停地在流转,不难发现,石涛的绘画风格亦随之变幻。

十余岁的他,虽少年,但绘画天赋渐露。但多以白描画的方式出现。目前所见其最早期作品《山水花卉册》,以干笔为主,用笔稚拙,偶尔皴以淡墨。约在1666年,石涛前往安徽宣城,因缘际会,结识梅清。身居宣城十五年间,两人颇为投缘,结为画坛知音。翻阅石涛的黄山代表画作,足见梅对其影响最为深远。如《独峰石桥图轴》、《黄山八胜图册》,尤其是后者,应该是石涛早期从艺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在很多画法上,他吸收了梅的柔和,但个性中的恣意通过多变的绘画风格,暴露无遗。

康熙十九年,石涛迁至南京，后又前往扬州。而这一期间,他生活极为艰难,却创作了此一时期最具有“点”风格的作品,并被他名为万点恶墨图,其艺术创作亦迎来新的高峰期:恣意的个性,甚至狂妄,通过“点”之墨法,猛烈地爆发出来。身居两城之际,石涛曾两度受康熙帝召见,而后心情大变,怀抱着一颗恭维心,进京报效皇帝。然而,在京城期间,时逢正统派绘画占主流之际,京派画坛似乎不欢迎他这个“狂妄之徒”。后又因机缘接触五代与北宋时期山水名作。天生悟性超强的石涛,无意间迎来艺术生涯中的创作峰巅期。其绘画风格亦发生转变,从恣意激烈转至厚重沉稳,所留代表作,如《搜尽奇峰打草稿长卷》、《游华阳山图轴》等。不但大局画面有深思,而且细微处有技巧处理。
　　
然而“功名”幻灭,几经人间辛酸冷遇,石涛幡然醒悟。1690年冬天,时年56岁的他,怀着极度苦闷的心情,黯然离京,重返扬州。痛定思痛后,石涛蓄发改道,自取别号“大涤子”,开始潜心一志研究绘画理论,并撰写成《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著作。翻阅其晚年这一时期的画作,以《设色云山图》为佳。不过,作品多,品质却参差不齐,甚至被后世指出“不洁净”。

吴冠中认为石涛是现代美术的起点

谈起石涛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吴冠中曾指出“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石涛是起点。”他认为,石涛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的艺术观念,事实上远早于西方美学有关理论。

看石涛的作品,全是有感而发,而他的感受更是直接从视觉形象中得到启示,他对形式美有独特的敏感。在该文中,吴冠中还分析,“一反陈腔滥调的山水画程式,石涛的作品直接来源于生活,他表现的都是身处真山真水间的亲切感受,且近景、中景居多,活泼泼的山、水、树、屋就近在眼前。”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画家刘墨亦表示,石涛的画很少依赖已经形成的固定风格,他是凭自然的性之所至而变化。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梅墨生在解读石涛论坛上曾言,20世纪的中国绘画是绕不过石涛。

晚年作品“粗疏草率”或与卖画应酬有关

纵观石涛生前身后世界,两百余年来,后人对其追捧与争议一直未有停歇。就近现代名家、大家来讲,以扬州八怪、张大千及傅抱石都是非常之“石迷”。从多家言论来看,捧、赞石涛的声音似乎盖过批判的厉声。然而,人无完人。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里,石涛在现代美术发展中的地位无可否认,但站在严格的理法角度,其艺术弊病也理应引起反思。

从近现代大家的批判声中,泼冷水最多的当属近现代画大家、学者黄宾虹,其次为赵之谦。在综述石涛一生艺术水平时,黄宾虹在《虹庐画谈》中直接点到石涛痛处,“清湘老人,早年极能工细,凡人物鸟兽花卉,时有所见。生平所画山水,屡变屡奇。至其晚年,凡署耕心草堂之作,多粗枝大叶,且用拖泥带水皴,实乃师法古人积墨、破墨之秘。”对此,在进一步分析石涛晚年艺术遗憾上,著名美术史论家徐建融认为,“晚年的一些作品,也许与卖画应酬有关,粗疏草率,艺术水准明显趋向低落。”

后世影响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同一，还有无法儿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封为圭臬。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表现生活深度独具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石涛的生活行径和艺术道路

石涛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与他坎坷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他从显赫的皇族后裔沦为贫民，从而遁入空门，浪迹天涯数十载，饱尝人世间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艺术道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石涛是明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谦的11世孙。据《明史》第118卷所载可知，朱守谦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其位，“赞仪恭慎好学”颇得朝廷信任，曾奉命到各地视察晋、燕、周、楚等13个藩王事务，所以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即是画家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画家对十世祖朱赞仪的深情遥念。

又据明史记载，当洪武3年朱守谦和其它9个皇子受封之时，曾得钦赐“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20个字为名字的世系。所以石涛的本名叫若极也是有道理的，可知他确是靖江王赞仪的10世孙，靖江王之位从朱守谦传到第9代，即是石涛的父亲朱亨嘉，这和钦赐20字的世系完全符合，当李自成攻陷京师以后，亨嘉便自监国于广西，并召广西巡抚瞿式耜，式耜拒而不去，并与两广总制丁魁楚、思恩、参将陈邦傅以及中军官焦琏等串通一气，突然发兵，一举擒获朱亨嘉，并迅将其械送福州，废为庶人，幽死。

幼小的石涛，靠着内官的庇护保全了性命。据石涛早年材料推测，这个内官，可能就是同他长时期生活在一起的“喝涛”和尚，也正是他把幼年的石涛送入禅门以免缯缴之祸的。

武昌庐山与宣城

李驎在《大涤子传》中明言，朱亨嘉兵败被囚时，石涛即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递发为僧。可见被迫遁入空门时，石涛尚在龆龀之年。

从现存史料看，20岁之前，石涛除了一度南游潇湘之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武昌。李驎的《大涤子传》是这样记述石涛这段生活经历的。“年十岁即好聚古书，然不知读，或语之曰:不读，聚奚为始稍稍取而读之，暇即临古法帖，而心尤喜颜鲁公。或曰：何不学董文敏，时所好也！即改而学董，然心不甚喜。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既而从武昌道荆门，过洞庭，经长沙，至衡阳而返，怀奇负气，遇不平事，辄为排解；得钱即散去，无所蓄。居久之，又从武昌之越中。”
大约是康熙元年壬寅冬或康熙2年癸卯春，石涛和喝涛一起离开武昌，沿长江东下。途中，曾在庐山住过一个较短的时期，石涛于康熙39年庚辰所作的一扇页上有一则题跋，曾提及这次登庐山的经历。该题跋云：“秋日，与文野公谈及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观巨舟湖头如一叶，有似虎头者，今忽忆断烟中也。”石涛和喝涛从庐山下来，即辗转来到浙江。康熙34年乙亥冬，黄燕思等游西湖之后返抵扬州，曾拜访石涛并请写山水册。石涛在其中一开内题云：“清湘老人济，三十年未至西湖上，今日因友人约游归来，索笔写此。”这则画跋所提及的即是他青年时代游杭州西湖的经历。

石涛和喝涛漫游浙江，欣赏了杭嘉湖平原的旖旎风光，饱览了天目山地区的秀丽景色，随后转赴“鱼米之乡”的苏南，一面探奇揽胜，一面寻师访道。不久，两人抵达松江，谒见了名震禅林的高僧旅庵，并拜其为师。时间当约在癸卯与乙巳间。旅庵不但佛理甚高，而且学问渊博，善诗文，工书法，石涛追随前后2年，得益匪浅，对其一生知识技艺基础有很大影响。

康熙5年，石涛至宣城，先后驻于敬亭山麓之广教寺、金露庵和闲云庵等寺庙，此后数年他多次游历黄山，并将黄山的奇景绘成不少画作。从石涛抵宣城至离安徽到南京前后达十数年，这段经历，对石涛来说显然是不平凡的。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

康熙17年夏，石涛应钟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是年37岁。人到中年，石涛绘画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此后的数年是石涛生活上较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石涛被两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这两次召见，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后意气风发的情感。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岁在甲子，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至名刹长干寺巡幸，时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即与长干寺僧众一起恭迎接驾。5年后，康熙28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还当众呼出石涛之名，这不能不使石涛受宠若惊，倍感荣幸。为纪念这一难忘时刻，石涛特作《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七律二首，诗云：“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诗中语句感情真切，既有对皇上的感恩戴德，又对恭迎接驾这件事颇感得意。与此差不多同时，石涛神采飞扬地挥毫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了如下诗句：“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箫韶真献瑞，风台重见凤凰鸣。”画中款署“臣僧元济顿首”。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石涛不仅为两次面君而感荣耀，而且已以新朝属臣为荣了。

北京游历交游广阔

康熙28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骘、大司寇图公、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石涛的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得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原祁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之有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七律一首，诗云：“风神落落意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须眉果是本来非。坐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石涛画艺的提高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的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他就结交了梅清、龚贤、程邃、髡残等，在北京与王石谷，王原祁等亦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他在当时和回扬州后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弘，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50开外蕴藉凝炼的风貌中，一股刚健之气溢幅而出，诚如王原祁评语：“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
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的转折点，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并未能达到报效朝廷的愿望。原先石涛是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北上的，他曾以为康熙帝也礼佛，能像顺治帝礼待旅庵那样礼待他；原先以为京城的权贵也礼贤，能像伯乐荐举千里马那样荐举他，然而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彻底落空。在京期间，他受人之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吃喝之余，须投挑报李，得写画回敬主人，赋诗美言主人。虽然结交的达官贵人不少，但真正能体察他心思的屈指可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丝苦笑中吟出了如下凄楚哀婉的诗章：“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诗中道明他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而已！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使他思想上感到很失望。康熙31年秋，51岁的石涛买舟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至码头送行，至冬日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当地，直至康熙46年后病故。自回到扬州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繁富、清逸转向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上进入最为纯熟、最为旺盛的时期。

书画鉴定

石涛书画的笔法，或者说个人风格。笔法或个人风格，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但近几年来，笔者看到了一些鉴定文章，有人主张用“观气”之法鉴辨书画，甚至把它吹成书画鉴定的灵魂。笔者认为书画作品的气韵是通过笔墨来体现的，离开了它，一切无从谈起，因此不宜过分强调“气”的作用。鉴定者必须多看实物，从研究、掌握石涛书画的笔法、构图、款、印等诸多因素入手，找出其中的规律来。石涛的山水画，早期受梅清的影响，景物奇秀，用笔方折居多，皴法纠结，景色苍浑，人称“细笔石涛”，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他39岁作《山水册》，就是他早年的代表作。此后他又以大自然为师，先后游历了黄山、华岳、庐山、天台山、长江、洞庭湖、西湖等名山大川，从取之不尽的大自然中汲取营养，丰富创作。此外他又泛学了诸家笔法，尤其吸收了元代倪瓒、黄公望、吴镇、王蒙“四大家”，以及明代的沈周、陈洪绶等人的长处，逐渐形成豪放宏博、潇洒狂逸、苍莽奇异的艺术风格而称雄画坛。谈到他的山水画用笔，曲尽飞涩、徐疾、粗细、干湿之妙，如中锋、侧锋、逆锋、散锋、顺逢、尖笔、秃笔、枯笔、湿笔、破笔、圆笔等都有，但主要有中锋细笔、侧锋粗笔，以及刚性、柔性用笔等。从传世之作看粗笔多勾皴山石，细笔多勾剔芦草、松竹之类，而刚性用笔多见于折带皴，柔性用笔多见于披麻、解索皴。石涛的山水画笔法，如按物象分，又有丛树、山石、房舍、烟云、流水之别。以下按分类详述：

丛林：石涛画树木，多画平头树，故宫所藏《石涛山水册》中有他自题曰：“惯写平头树，时时易草堂，临流独兀坐，知意在清湘。”从他众多传世之作看，的确有许多树木的画法，其结顶多作“平头”。石涛画的松树，得法于黄山，大致有两种画法：其一，是平坡之松，松干多挺直，松针较宽，短促出笔略带圆弧形，六七笔成一组，具自然生态之趣。其二，悬崖高山之松，松干多以斜出取势，盘曲瘦硬，松针细长刚劲，用墨干而浓，给人以苍劲畸形之感，多得益于黄山。画杂树，其树干行笔古拙，枯笔之后多用湿墨破晕，点叶墨色较重，粗阔点中往往有细勾的夹叶，“大都以写石之法写之”。

山石：石涛画的山石，或用流畅而凝重的中锋线条，或用干毛而松柔的侧锋线条先勾出山体的轮廓和脉络，然后用不同的皴法，如解索、荷叶、披麻、折带和拖泥带水皴进行皴染，以表现山峦的凹凸和体积感。皴法虽多，但总的笔性是属于董源、黄公望一类的柔性笔调，基本不用像斧劈一类的刚劲皴法。画远山不用淡墨染，而用浓墨泼染，以增加前山的明亮感，这是其他画家所没有的。

流水：石涛画的湖水、山泉等，具有静止、微动、汹涌澎湃的不同姿态，主要有三种表现技法：

1、远处或无风之水，多留空白，不画水波；

2、微波流动之水，多用细笔中锋，线条流畅轻柔；

3、波涛汹涌之水，用略侧中锋线条，细密、起伏有致地勾出，再用淡墨烘染，以表现水的远近和动势。

烟云：石涛画的云雾，多吸收黄山三大奇观之一–“云海”的精髓，特别强调烟云的动感和气势，基本有三种笔法：

1、勾云法：用中锋线条，灵活勾出烟云，具有流动的气势和美感，如故宫博物院藏《采石图》；

2、渍云法：即利用山体、树木本身的水墨渍出云态，具有缥缈苍茫的艺术效果，多用于大段的烟云；

3、染云法：用淡墨湿笔烘染出云感，虽没有具体的笔触，却给人以迷蒙，烟云满纸之感，且多表现晨雾和烟雨之景。

石涛的山水画，如按年代讲，还有早、中、晚的变化：

早期，从16-38岁，为石涛读书、游历和求艺的奠基时期。此时他从武昌沿江东下，饱览江南名胜，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为创作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山水图》册，纸本，墨笔，共十开，描写安徽黄山一带风光，笔法清新秀逸，渴笔干墨处似程邃。其中一开仿米芾、高克恭，其他各开多法倪瓒和黄公望。一开最早纪年“丁末”，石涛时年26岁，为初创阶段之作。又如他绘《山水人物图》卷，根据画中自题，分别作于公元1664、1668、1677年，即从23-36岁时之作，历时13年之久。全卷共分五段，分别绘石户农、披蓑翁、湘中老人、铁脚道人和雪庵和尚等。画风工细秀逸，稚嫩之气流于画面，是一幅代表石涛个性特征的早期佳作。

中期，从39-50岁为石涛绘画蜕变期，此时创作有三种风貌：其一，与宣城时创作较接近，即多用乾笔枯墨，画风恬澹。其二，水墨淋漓、汪洋恣肆的画风，如作于44岁的《泼墨山水图》卷等。其三，风貌较为细致，勾线细润，皴擦极少，俗称“细笔石涛”。画风从新安画派化出，又从黄山的实景中吸取营养，形成笔墨老到精练，气势磅礴的艺术格调。代表作品有46岁作《细雨求松图》和《搜尽奇峰打草稿图》等。

晚期，从51-66岁去世，是他的绘画创作高峰期。所画山水，笔法恣纵，淋漓痛快，粗犷处浓墨大点。纵横恣肆如急电惊雷；细微处慎密严谨，定无虚下。他敢于突破前人的陈法，如用赭代墨皴擦山石，用石绿作米点，用藤黄、胭脂作杂点描绘灼灼的桃花，都是前人从未用过的方法。这些特色为鉴定石涛的画提供了风格依据。代表作品故宫藏《清湘书画稿图》卷、《采石图》轴、《横塘曳履图》轴、《云山图》轴等。

石涛的山水画构图，新颖多样，出奇制胜，极尽含蓄隐现之妙。如他画的《云山图》打破了一层地、二层树、三层山的“三叠式”和“景在下，山在上，云在中”的“两段式”构图俗套，而是用“截取法”从中间局部取景。图中只见弥漫的云山，不见山脚，而山顶也似露非露隐约其中，突出了烟云的气势。他又善于采用一水两岸式的自然分疆法，使画面有动有静，虚实结合，意趣无穷。有时他也用“之”字形的全景式构图。从石涛的观点看来，构图不光是经营位置的形式问题，而且包含了作品意境。

石涛的山水画，墨色很讲究。用色则朱砂、赭石、花青并施。和墨则湿、干、淡、浓兼有，用浓墨湿笔画梅、竹、荷花等，“野气”十足。

总之，石涛的画，笔法灵活多样，恣肆大胆，构图新奇，意境深邃，体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与此相反，伪作的石涛山水画则运笔轻飘，笔墨粗俗，赋色污浊，间或出现“皮匠刀”丑态，甚至把作假者的用笔习惯带到画中来，从而为鉴定石涛的画提供了许多可靠依据。

作品行情

石涛传世作品甚多，民间有石涛作品者不少，但大多不是精品。精品主要藏于故宫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故宫所藏山水代表作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苍浑奇右，骇人心目；《清湘书画稿卷》，集诗、书画于一纸，山水、花卉、人物俱备，笔墨苍劲奇逸，挥洒自如，为石涛50余岁的精品；《采石图》，绘南京采石矶风景，构图新奇，笔墨洗练；《横塘曳履图轴》，用笔放逸，墨色滋润；《云山图轴》，以截取法取景，云山奇石，水墨淋漓。兰竹、花卉方面的代表有《梅竹图卷》、《蕉菊图轴》、《墨荷图轴》等。

上海博物馆所藏精品有：《山林乐事图轴》、《看梅园图》、《梅竹兰图》册等。

石涛对后世影响极大，作品历来为藏家所钟爱，历代石涛赝品也经久不绝，但大多技艺低劣，属“皮匠刀”的笔法，很容易辨真伪。但现代画家张大千曾精研石涛，仿其笔法，几能乱真，他有不少仿画流传于世，极难分辨。张大千笔力不如石涛厚重，线条也较光滑，这是不同之处。 　在现今艺术市场中已不可能出现石涛精品，不是一般之作就是临品，但价格也不算低。1990年11月佳士得曾在纽约拍卖过两幅石涛作品，一为六开《书画册》，卖到5万美元，另一幅是《临流独啸》轴，卖到26000美元。

"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号嵞山，原名孔文，字尔识，明亡后更名一耒，别号淮西山人、明农、忍冬，安徽安庆府桐城人，今桐城市区凤仪里人。方大铉长子。明末诸生，入清不仕，靠游食、卖卜、行医或充塾师为生，与复社、几社中人交游，以气节自励。方文之诗前期学杜，多苍老之作；后期专学白居易，明白如话，长于叙事，早年与钱澄之齐名，后与方贞观、方世举并称“桐城三诗家”，著有《嵞山集》。"生平

方文为方大铉长子，方德益第13世孙。明朝桐城方氏，是一大家族，以仕官、治学称于世者甚多。方大铉，万历进士，任户部主事，在方文七岁时去世。其侄方以智与其同学十四年，二人在明代已有声名。在明代，方文仅为诸生，未及出仕，朝代更替，入清后以气节著，靠游食、卖卜、行医或充塾师为生，但交游遍朝野，名流无不与之交往。

方文卒后葬于江宁西单桥小山脚下陈泗水家山，乙山辛向。大妇左氏，左光斗女，生卒未详，葬家乡桐城龙眠山碾玉峡。继配汪氏，葬夫合墓。侧室金氏，葬江宁单桥萧家园。

方文自号嵞山，将诗集命名为《嵞山集》，已深含不忘故国之意。“嵞山在怀远县城外，周世宗望之，谓濠州有王者气。”后来，果然朱元璋起家濠州，定鼎大明。方文自号嵞山，即不忘大明也。

文学成就

方文著有《嵞山集》十二卷，续集《四游草》四卷，又续集五卷，共二十一卷。方文之诗以甲申之变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学杜，多苍老之作；后期专学白居易，明白如话，长于叙事，其独创的“嵞山体”在诗词学界有重要影响。孙枝蔚谓其：“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陈维崧谓其“字字精工费剪裁，篇篇陶冶极悲哀。”李楷谓其“朴老真至，”纪映钟谓其“坚老纯熟，冲口而道，如父老话桑麻，不离平实，却自精微。”李明睿赞其“妙于序事，……盖天下之景多同则情各异，情或同而事各异。尔止妙于序事，故其诗千态万状，无一字相同，良有以也。”

诗作轶事

方文幼年不同凡响。左光斗被擢为御史时，候命归里。方大铉与之友善，设宴款待。酒至半酣，左注意到站在大铉身边玩的小男孩，双目流转，浑身灵秀。知是大铉之子方文，年方六岁。便问他常读何书，方文答：“常读杜诗。”“能颂《秋兴》否?”“能，但请赐一杯酒。”方文手持酒杯，放声吟诵。每吟一篇，就喝一杯，如是者八。方文吟诗音节激越，意态优雅。左公惊喜有加，掀髯起舞。当即定下婚约，将长女许配于方文。方文果不负左公期望，振羽诗坛，名播四方，与方贞观、方世举并称“桐城三诗家”。

"

赵执信[shēn]（1662～1744）清代诗人、诗论家、书法家。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知如老人。山东省淄博市博山人。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中进士，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二十八岁因佟皇后丧葬期间观看洪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此后五十年间，终身不仕，徜徉林壑。赵执信为王士祯甥婿，然论诗与其异趣，强调“文意为主，言语为役”。所作诗文深沉峭拔，亦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目。"生平

出身名门

赵执信生于康熙元年，卒于乾隆九年，青州府益都县颜神镇人，其家乡后于雍正十二年改为博山县，系今天淄博市博山区。赵执信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曾祖赵振业，明天启乙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入清以后，作过山西、江南两布政司参议。叔祖赵进美，明崇祯庚进士，入清以后，官至福建按察使。赵执信的祖父赵双美，只是一个拔贡；父亲赵作肱，仅是一个增生。他的岳父是同里内秘书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孙廷铨的长子孙宝仍，其官职为光禄寺主事。他的岳母是刑部尚书王士祯的从妹。

早年顺遂

童年的赵执信，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才。九岁写的文章，就“以奇语惊其长老。”据《赵执信墓表》记载：“九岁里中诸名士会文，先生径造焉。众轻之曰：孺子何为者?及受题，先生立成数艺。语文名俊，一座皆惊。”赵执信当时所做的是《海棠赋》，以遣词优雅，颇富意蕴，为同乡内秘书学士兼吏部尚书孙廷铨所赏识，对他倍加称道，认为日后必成大器。赵执信十四岁考中秀才，十七岁，中山东乡试第二名举人。在乡试中，主考官是以善择人才而闻名的翰林编修翁叔元，他对赵执信颇为欣赏，“以得人自庆”。后来亲自把自己的儿子翁海光送到赵执信的门下。对这次所录取的“山东乡墨”，朝廷也非常满意。当时，“长安中盛称齐鲁文空前绝后，海内诸选家翕然推许之”。十八岁，赵执信中会试第六名，殿试二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三岁就担任了山西乡试正考官，乡试完毕后便道回归故里，途中经过冷泉关，晋城等地，翻越太行山，在这期间，他创作的诗有四十四首，收入《并门集》，其中七言古诗《道傍碑》是赵执信初期地优秀作品。二十五岁升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同时还任《明史》纂修官，参与修《大清会典》。当时，会典的体例，大多袭用明朝旧制，许多人都推辞不敢任。赵执信“肄国书，取档案，傅以文义，典制厘然”。负责编纂《大清会典》的官员“以是服先生材”。
广交名士

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赵执信在这期间创作的诗集定名为《闲斋集》，搜集诗歌有四十六首。其中地五言古诗《赠李生》通过对李生地临别赠言表达了作者对官场生活地厌倦和对未来政治风波地预感。五言律诗《蝉》，她描绘了蝉地生活地清苦，孤寂和环境地险恶，作者写 “蝉 ” 实际上是在写自己。 名士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非常赏识赵执信的才华，“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一代诗宗王渔洋也心折其才和他相互酬答。“朝贵皆愿纳交，而先生性傲岸，耻有所依附，落落如也。故才益著，望益高，忌者亦益多”，“士以诗文贽者，合则投分订交，不合则略视数行，挥手谢去，是以大得狂名于长安”。戏剧家洪升更把他比作文采风流、光彩耀人的元代名士赵孟頫而引为挚友。当时文坛最负盛名的王士祯曾写诗赞道：“松花谡谡吹玉缸，挥毫三峡流春江。未论文雅世无辈，风貌阮何谁一双。”据《乡园忆旧录》载，其父赵作肱曾应试青州，点名人，学使呼至案前，称贺说：“不必作文，汝以子贵，受封编修矣。”

观剧惹祸

康熙二十八年即赵执信二十八岁时，发生了“《长生殿》剧祸案”。在这个暴露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南北党争的案件中，赵执信成为被排陷的主要对象。这年八月中旬，赵执信被该剧的作者、友人洪升邀请观演《长生殿》传奇。由于这次宴饮观剧是在康熙佟皇后病逝尚未除服的“国恤”期间举行的，被给事中黄六鸿乘机弹劾，执信面临不测之罪，不顾个人安危，到考功处声明说“赵某当座，她人无与”。赵执信后以“国恤张乐大不敬”的罪名革职除名，结束了他在北京的十年仕宦生涯。当时京都有人对赵执信的才华和遭遇发出了“秋谷才华向绝俦，少年科弟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的感叹。赵执信被罢官后，同年初冬离开北京返家时写下《出都》诗：“事往浑如梦，忧来岂有端，罢官怜酒失，去国觉天寒，北阙烟中远，西山马首宽，十年一挥手，今日别长安 。”
浪迹远游

从削职还乡到六十三岁是赵执信的漫游时期，期间，除断续家居外，大部分时间浪迹江湖。他东至黄海，西到嵩山，南到广州，北至天津。游历的地区除山东外，有河北、河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特别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他前后到过五次，最后一次竟在苏州住了四年。多次的漫游，使他逐渐深入社会，接近人民。他由官场的黑暗逐渐认识到社会的黑暗；由个人的不幸逐渐认识到人民的苦难。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诗篇。如：反映虫灾的《纪蝗》；反映水灾的《大堤叹》、《碧波行》；反映旱灾的《纪旱》、《久旱》；反映雹灾的《刈麦二十韵》。反映农民暴动的《氓入城行》则是他现实主义诗篇的顶峰。在诗歌理论上，他对王士祯的“神韵说”持不同见解，这些不同见解，主要收集在他的诗话《谈龙录》里。

退居因园

雍正三年，六十三岁的赵执信结束了他的漫游生活。返回故里。次年，退居因园。雍正十一年冬，赵执信病目致盲，不能复见文字，目盲以后，诗歌创作仍然不断，他在乾隆九年的年秋的《题幼子庆赋稿》中说到：“余盲目病废十二载于兹矣”。在这十二年间，他的诗歌、文章全是口述其子，然后再由其子执笔记录，直到是年十一月以八十三岁高龄卒于故里。
赵执信有六男四女十个孩子，小女儿赵慈长于吟诗作词。《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将赵执信、赵慈父女与东汉蔡邕、蔡文姬父女相提并论，评价甚高。

文学主张

赵执信不仅是清初的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还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他主张“诗之中要有人在”，反对脱离现实，无病呻吟；主张“诗之外要有事在”，强调诗歌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主张“文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语言为内容服务；主张作家“从其所近”，自由选择艺术风格，反对用“神韵”的唯一尺度去衡量作品的好坏；反对京派主义倾向，培养真

正的新生力量；反对赏识善于谄媚逢迎的庸人，要选择有真才实学的”佳士“等一系列主张和见解。在当时的诗坛上，王士祯的“神韵说”风靡一时，而在创作上与之抗衡、在理论上与之辩驳的唯有赵执信。赵、王二人之所以由原来相互唱和、彼此欣赏发展到相互诟厉，关键就在于他们的诗歌理论不同，各执一端，互不相让。

关于赵、王诗派评论，《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有所论述：“平心而论，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境刻为主。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伤于肤廓；赵之才锐于王，而末派病于纤小。使两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见其长；正不必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今人任道斌先生给了赵执信一个更中肯的评价：“虽然执信一生潦倒以终，但在漫长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上，他自强不息，勤奋创作，为后人留下了一千多首诗歌和多篇散文、诗论，能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神韵说”泛滥的清初诗坛上独树一帜，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去揭露封建社会的残酷与黑暗，并表现自己不与世沉浮的抗争精神，丰富了清初的诗坛，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

张问陶(1764—1814) ，清代杰出诗人、诗论家，著名书画家。字仲冶，一字柳门。因善画猿，亦自号“蜀山老猿”。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苏州寓所。其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三》、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张船山书画年谱》等文献。张问陶著有《船山诗草》，存诗3500余首。其诗天才横溢，价重鸡林，与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生平

家庭出身

出身官宦世家，先世居湖广麻城之孝感乡，明洪武中迁蜀，著籍遂宁。其高祖张鹏翮，清代康熙、雍正朝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清史稿》有传；曾祖张懋诚，官至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祖张勤望，官至山东登州知府、署登莱青海防兵备道；父张顾鉴，官至云南开化知府。张顾鉴有三子，即问安、问陶、问莱；有二女，长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适骧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张问陶于乾隆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自幼随父宦游均州、荆州、黄州、汉阳。乾隆四十三年，父升云南开化知府，问陶随母及全家留汉阳。不久其父因荆门“失出”案发受牵连去职，家产赔累殆尽，住房也为豪吏所夺，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常奔走告贷，“恒数日不举火”。

才华横溢

问陶自幼受家庭熏陶，在其父直接教导下，与兄问安、弟问莱发愤攻读。其嫂陈慧殊，工诗，时称“女翰林”。

问陶饱览群书，博研名画，勤学苦练，少年时即崭露才华，被目为“青莲再世”。十五岁时写《壮志》一诗抒怀：“……咄嗟少年子，如彼玉在璞。光气未腾天，魍魉抱之哭……。”少年壮志，气概不凡。虽家中生活窘困，仍顽强坚持学习，“布衣不合饥寒死，一寸雄心敌万夫”。乾隆四十九年三月，问陶年二十岁，在京与四川涪陵周兴岱之长女结婚。次年八月，偕周夫人乘船回川省亲，十月在途中生一女，周夫人因病乃与小女留涪陵娘家。问陶回遂宁写诗甚多。第二年五月，周夫人病逝涪州，不久小女亦夭。这时，其家境更为困顿，有时竟到“仅求衣食亦无缘”的地步。是年秋，问陶与兄问安去成都参加乡试。因问陶所写诗歌传抄者众，诗名大噪，成都盐茶道林儁爱慕其文才，将其女林韵徵许配予他，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在盐茶道署成婚，其家里因此出现了世界诗坛罕见的“三兄弟三妯娌诗人”，即张问陶及其兄问安、弟问莱、嫂陈慧殊、妻林韵徵、弟妇杨古雪均是诗人。

官场生涯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问陶又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次年初，西返四川，在成都、遂宁小住，岁末去北京。这期间他吟兴甚豪，每到一地必有一诗，或凭吊古迹，或流连风景，寄词壮采，显示出卓绝的才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期间写诗最多，几乎每日一首或几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翰林同年中，石韫玉、洪亮吉等名士与问陶结交，对他的诗非常佩服。五十八年三月，授翰林院检讨。五十九年，写《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反映了问陶的诗歌风格和理论体系。

嘉庆二年秋，在家丁父犹。这期间，他往来于遂宁、成都、北京，目睹现实，写诗揭露，如《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中有“豺虎纵横随处有”、“焦土连云万骨枯”的句子，对官吏们掠夺人民的暴行，以及“万骨枯”社会的悲凉景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嘉庆五年八月，分校顺天乡试，翌年奉派教习庶吉士，九月又分校顺天乡试。嘉庆十年九月，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奉派巡视北京南城。嘉庆十四年春，充会试同考官，七月，改吏部验封司郎中。嘉庆十五年七月，出任山东莱州知府。问陶赴任后，即栉风沐雨，跋山涉水，深入所辖七邑了解民情，并清理积案，考试童生，奖掖后进。他为官清正廉明，审理案件及时，且不徇情枉法，深得民心。其断案所下判词，简切透辟，后人奉为典范，曾多次编选印行。莱州辖区掖县、即墨两县农业减产，平度、昌邑、高密、潍、胶五州县遭严重水灾，村落萧条，民生困苦，问陶面对这般现实，痛如切肤。他乃具报请予减免缓交税租，并发放积谷，以赈济饥民。为此事，与上官意见不合，见为民请命，难有作为，郁郁不自得，逾年而病。

晚年生活

嘉庆十七年三月以病辞官，行前，他系念莱州歉收，民有饥馑，便将己之历年积蓄捐谷七百石赈济七邑饥民。他上辞呈后曾写诗自述：“二十三年指一弹，非才早愧不胜官。云衣久已轻如叶，虎背抽身也不难。”离莱州时，又写诗自白：“绝口不谈官里事，头衔重整旧诗狂”。这些诗句反映了他对官场生活的愤懑和沉重心情。他在《平度昌邑道中感事》诗中写道：“天意苍茫地苦贫，救荒无策愧临民，辞官也作飘零计，忏尔流亡一郡人”，真是寄情于民了。到吴门时，病情加重，便留虎丘寓所，自号“药庵退守”。其寓位于苏州山塘街青山桥附近，邻白居易祠，遂名为“乐天天随邻屋”。写有《题乐天天随邻屋》诗，有句云：“凭栏早醒繁华梦，点笔难删讽喻诗”，反映了他晚年的生活情趣。著名文史学者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张问陶研究文集》《张船山书画年谱》、《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记载甚详。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2013年摄制播放了巴山蜀水之城市故事《神断张问陶》，对张问陶进行了全面评价。

张问陶墓

张问陶忧患余生，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嘉庆十九年三月初四日申时，病卒于苏州寓所，年51岁。张问陶辞世时，家境萧条，三个女儿尚未出嫁，家人无力扶其灵柩回乡，乃寄殡于苏州光福镇玄墓山，一年后得鲍勋茂太仆等人资助，始得归葬故乡四川遂宁两河口祖茔。张船山墓1959年被掘毁，2014年8月修复。周、林两夫人亦葬于两河口张氏祖茔。

个人成就

文学

张船山一生致力于诗、书、画，造诣精深，其诗被誉为清代“蜀中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诗作5000余首，今存3500余首，表现了他独特的思想个性和艺术风格。对于诗歌创作，他主张抒写性情，强调独创，反对摹拟。诗作多描写日常生活。作品较好的是一些纪游、写景、题画之作，如《嘉定舟中》、《泸州》、《瞿塘峡》、《巫峡同亥白兄作》、《下新滩》、《空□峡》、《题李墨庄前辈归槎图》等。亦间有反映白莲教起义和清军腐朽的作品，如《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乡愁五首》、《庚申六月寄亥白兄成都》等。他的诗风清新自然，以七绝最胜，但有一部分诗篇情调沉郁。著有《船山诗草》20卷，清嘉庆二十年刊行；《船山诗草补遗》6卷，清道光二十九年刊行，两书共收诗3000余首。1986年，中华书局将《船山诗草》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2000年重印。这是目前最完备、最通行的张船山诗集。著名文史专家胡传淮著有《张问陶年谱》、主编有《张问陶研究文集》、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成镜深、胡传淮等编有《船山诗草全注》，有助于张问陶研究。

清人评论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以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是“太白少陵复出”。书师米芾，险劲放野，别具一格。其画，近似徐青藤，不经意处，皆有天然，尤善画猿、马、鹰、鸟等，“墨猴”画技艺尤精。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芍药》扇等。杨守敬说其：“乾嘉间之书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名迹，惟张船山，宋芷湾绝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于天分独高，故不师古而无不合于古”。张问陶是乾嘉诗坛泰斗、清中叶诗冠、三百年来第一人。

张问陶弟子有崔旭、梅成栋、姚元之等，合称“张门三才子”，受张问陶影响巨大。

绘画

张问陶的绘画亦集明四大画家之技艺精华而挥笔自如、线条流畅，工笔精湛、韵味宏厚，技艺一绝、别具风格。画山——险峻陡峭。画树——枝粗叶茂。画面清爽，工笔水墨相间，图纹转折如行云流水，图文并茂。如《深山隐居图》。

诗学主张

张问陶主张诗歌应写性情，有个性：“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反对模拟：“文章体制本天生，祗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他的诗论与性灵说相吻合，为袁枚所称赏。袁枚誉张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 ”，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视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其原因在于张问陶不仅才华横溢、创作成绩斐然，而且其思想观念与诗学观点同袁枚颇多相通之处，成为嘉庆时期性灵派的重镇，与乾隆时期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赵翼鼎足而三，占据乾嘉性灵派殿军的地位。

张问陶没有论诗专著与文章，但其《船山诗草》却收有数十首论诗诗，可供我们窥探其论诗要旨。综观张问陶论诗，可知其诗学观与袁枚性灵说笙磬相应，又不乏独到之见。张问陶堪称性灵派独具特色的诗论家。

张问陶论诗一再标举“性灵”，可见其主性灵之旨。如“性灵偶向诗中写”，“传神难得性灵诗”，“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浓抹山川写性灵”，“笔墨有性灵”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灵终是我”之句，更显示其与袁枚“独抒性灵”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袁枚“独抒性灵”之性灵说内涵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主观因素。张问陶论诗要义一方面与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补充与发展。

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所谓“性情得其真”，“情以真而愈笃”。张问陶重性灵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好鸟鸣春尚有情”，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自磨碎墨写天真”，“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称“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翁氏“误把抄书当作诗”，已远离诗抒情之正轨。张认为，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从生活阅历、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又云：“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这一观点对袁枚性灵说所谓“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之主观唯心因素是一种补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强调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与理相离。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但亦有忽视情之美与善的弊病。张问陶主情，既重视其真，亦兼顾其真与善，故云“古人怀抱有真美”，“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这一观点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云：“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血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具有刚正的气质、人格的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一种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又标举“奇气”：“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奇气”是指诗人的非凡、狂放的气质，一种浪漫精神。这与张问陶的个性特征相关。张问陶论诗重气，当受到挚友洪亮吉的影响，洪氏《北江诗话》即将“气”与性、情等相提并论，作为“诗文之可传”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针砭某些性灵诗轻佻滑易、缺乏气骨之弊，亦是对袁枚性灵说之补救。

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我性灵终是我”，这是同袁枚性灵说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一样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创性。为此张问陶宣称：“自吐胸中所欲言，那从得失争千古”，“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意谓诗人应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诗中有人。为此又从反面强调：“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所谓“诗中无我”即缺乏个性、因袭他人，清代乾嘉诗坛之拟古者正是“诗中无我”的典型，为此张问陶讥云：“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矛头指向沈德潜、厉鹗这些规唐模宋者，并认为依傍门户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与模拟者相反，性灵派皆主创造，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张问陶亦云：“土饭尘羹忽崭新，犹人字字不犹人”，“《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所谓“斩新”、“生面重开”就是诗人所推崇的创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犹人”，才能写出“我”之“性灵”，自成一家。

张问陶重性灵亦如袁枚一样重诗人之灵性，或曰诗才，并略有阐发。诗人有灵性表现之一是创作之际易产生灵感，无须雕肝镂肾、生写硬凑。《论诗十二绝句》其四、其五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采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诗人创作产生的灵感现象。前引张问陶关于创作要有“自身真阅历”的观点，亦即是“不凭空”；但创作还须借助“灵光”即灵感。二诗写出灵感降临“忽来”的突发性、“骤得”的短暂性，以及思维的活跃性，“诗情跃跃”指感情激动，而且想象丰富，所谓“提笔便存天外想，神龙鳞爪破空来”。此外灵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强求，所谓“诗为无心如拾得”。可见张问陶对灵感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深入的。

对于诗歌的审美特征，袁枚性灵说要求灵活、有生趣、风趣，张问陶则主张空灵、有真趣，二者颇为接近，但亦有区别。张《题屠琴隖论诗图》云：“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灵活有趣，就迹近于“小聪明”，而张问陶之重“空灵”，内涵要广，它不仅要求意象灵动，而且追求意境深、韵味长，是一种高境界，故又称“诗到空灵艺始成”。为达空灵之境，在艺术表现上注重以白描之笔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创作心境则要求自然纯真、摆脱动利。《论诗十二绝句》其六云：“想到空灵笔有初，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说明空灵之境非满脑子礼教、一味“谈风雅”者所能达到，而必须出自于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与雕凿无缘，同拟古、考据之作亦不相干。对诗歌语言乃推重自然、质朴的“常语”，所谓“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这与袁枚“家常语入诗最妙”、“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的观点相近。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远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不过，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差异实为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

为了弘扬问陶诗风，四川省蓬溪县成立了问陶诗社，有会员100余人，定期出版社刊《问陶新韵》。

一代诗宗

中国历史悠久，诗人辈出，多如繁星。因受规模和条件限制，能写入文学史的诗人，是极少的。以清代诗人为例，正处在筹备阶段的《全清诗》，“初步测算作者总数约为十万家，成书则当在一千册以上。”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收清代诗人6100余家，得诗27000余首。而能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清代诗人只占《清诗汇》诗人总数的千分之三、四。中国社科院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6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9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及清诗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诗人入《中国文学史》，而张船山即为其中之一，足见船山在清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种通行清诗选本中，船山诗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绪五年刊印的《国朝全蜀诗钞》，规模宏大，体制精严，是清代蜀选本中集大成者。该书共64卷，计选诗人362人，存诗5900余首，其中张船山诗入选最多，独占6卷，入选诗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诗草》的五分之一，占《国朝全蜀诗钞》的十分之一，“犹以未获尽登为憾。”可见船山在孙桐生的心目中是大头，就全清诗人而论，蜀诗人中能跻身于第一流的，也只有张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云：“乾嘉年间的性灵派在华夏拥有诗人之众，是过往的许多诗派无法比拟的，而巴蜀诗人恰恰是通过张问陶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带领一批诗人，影响着一批诗人。因而，活跃在诗坛，齐集在张问陶周围的蜀中诗人都崇尚性灵，……形成了众星拱月、群星灿烂之势，迎来清代巴蜀诗歌中最为壮观的黄金时代。”

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计200余卷，是清诗选本中影响大、声望高者。该书入选船山诗37首，为蜀中诗人入选最多者。其他蜀中诗人，如李调元入选4首，彭端淑1首，费密8首，张问安11首，卓秉恬1首，刘沅1首，张鹏翮2首，刘光第7首……。在乾嘉时期全国性诗人中，张船山入选量仅次于袁枚，而高于其他乾嘉著名诗人，如黄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蒋士铨27首，赵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吴锡麒13首，孙原湘23首，郭频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韫玉6首，王昙4首，黄丕烈1首，顾翰9首，王学浩6首，王芑孙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杨芳灿17首，黎简34首，陈文述5首，吴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见，船山在乾嘉诗坛地位之显赫。

当代著名清诗选本，也给船山崇高地位。如钱仲联《清诗三百首》，选张船山诗3首，仅低于袁枚，而高于赵翼，蒋士铨、洪亮吉、吴锡麒等人。陈祥耀《清诗精华》，选张船山诗8首，比乾嘉其他诗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蒋士铨4首，洪亮吉3首。李梦生《律诗三百首》，选张船山律诗3首，高于袁枚、赵翼、龚自珍。该书中选清诗人3首及以上者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见张船山是清代律诗写得最好的十大诗人之一。

出版的清代诗歌史及辞典，如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诗史》、霍有明《清诗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胡传淮《张问陶年谱》《张问陶研究文集》等，都给了张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杨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学史》中，列专节以《性灵派大家张问陶》为题，评述船山诗作及贡献，并云：“乾嘉时期是清代巴蜀文学最繁荣的时期……。这一阶段最辉煌的一页，是产生了大诗人张问陶。”又说：“从汉代以来，巴蜀出产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虞集、杨慎、张问陶这十大文学家，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迄今为止，几乎任何中国文学史，都要对上述十人的文学成就作出介绍。”

张船山是诗、书、画三绝奇才，当时名震海内、群相敛手，有的诗人写诗作文，自愿化为妇人，为他效力，甚至作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晚清诗人易顺鼎，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诗作多至万首，“自谓为张船山后身”。南社诗人柳亚子，有诗云：“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讲述了张船山在山东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传》中，写不少人照张船山诗意做诗；张恨水在小说《春明外史》里，让主人公杨杏园步和了张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诗，引得人们纷纷寻找《船山诗草》来读。可见，船山诗影响之大。

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扬忠先生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对他进行研究，继承他的文学遗产，乃是全国学者的分内之事。”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著名学者张永义在《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船山诗草>》中说：“恰恰是黄仲则与张问陶代表了清朝中叶的最高诗歌水准。正如同一时代的德语文学有歌德与海涅，如果18世纪封闭的国内文坛，失去了‘二仲’的痛饮高歌，那么，我们的阅读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我觉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张问陶，处境更艰难，他的内心所体会到的深层幻灭感比起我们这些200年后敲击键盘的文人要更具体更疼痛，因为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夕阳残照，他把墨汁和胆汁混合，轻轻一抹，给那个感伤的时代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论。[7] 　综上所述：张船山在清代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一代诗宗，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是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

以上摘自胡传淮《刍议张船山在清诗史上的地位》一文。

"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一字幼光，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汉族，安徽省桐城县（今枞阳县）人。明末爱国志士、文学家。作为皖江文化的重要诗人，与同期的顾炎武、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著有《田间集》、《田间诗集》、《田间文集》、《藏山阁集》等。钱澄之学识渊博，文笔雄健，质朴宏肆，不事雕琢。他勇弃俗学，专治古文，文章精洁、典雅，对后来“桐城派”的形成有一定影响。钱澄之对数学、地理、训诂、义理亦有研究。"生平

明末抗清

清初的抗清志士中，不少人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诗人。他们在当时影响很大，作品也流传甚广。但由于清廷统治者的禁毁，后来就很少有人提到，甚至湮灭无闻。钱澄之就是其中的一个。

钱澄之之七岁时即从舅父读书，十六岁应乡试，中第四名。后随父往游南京，应举不中，与陈子龙、夏允彝、钱木秉诸名士结交。崇祯即位之初，整顿朝纲，定逆案，逐阉党。几社、复社兴起，继武东林。钱澄之与同邑方文、方以智等人，同主桐城坛坫，与阉党余孽进行斗争。方苞《田间先生墓表》记载：“有御史某，逆阉余党也，巡按至皖，盛威仪谒孔子庙，观者如堵，诸生方出迎。先生忽扳车前往而揽其帐，众莫知所为，御史大骇，命停车，而溲溺已溅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诋之。驺从数十百人相视莫敢动。”大灭了逆阉余党的威风。澄之疾恶如仇，“由是名闻四方。”澄之与阮大铖有世谊，但阮谄附阉党认魏忠贤为义父，澄之因此对他极为卑视。南明弘光朝建立后，阮窃据要职，大兴报复，澄之也在搜捕之列。他变姓名，逃往嘉兴，隐藏在钱木秉家中。

不久，清兵攻下南京，重申剃发令，为了反抗清廷的民族压迫，人民纷纷起兵，“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乙酉八月，“嘉兴民揭竿起者数千人。”钱木秉毁家充饷，澄之也参与组织领导。兵败之后，钱木秉投水自杀，澄之妻方氏也携幼子，抱弱女，沉江而死。澄之对抗清义师的失败，对亲友的壮烈牺性，非常悲痛，有一首名为《悲愤诗》的长篇五古，记述此事的始末。“南渡失国柄，二竖履皇都。”痛斥马士英、阮大铖奸党，祸乱朝政。“撤兵防上游，坐视扬州屠。”清军攻打扬州，南明弦光朝不仅不去救援，还把长江沿岸防备清军的部队也撤回，以抗挡内讧的左良玉的部队。结果清兵很快打过长江，攻下南京。“可怜佳丽地，士女成涂炭”，清兵在南京大肆杀掠。“我友报韩切，义旗倡三吴。”钱木秉等人倡义师，起兵反抗。“兵力虽不敌，志己无完躯。”虽因敌众我寡，义兵失败。钱木秉也以身殉国。“抚尸哭一声，痛绝还复苏。”诗人悲恸万分，但是，“事败志勿渝”，他决不向清廷低头，仍然继续奔走，坚持抗清斗争。

这时南明隆武朝在福州建立，澄之闻讯后，立即奔赴。“崎岖两月，始抵闽关。”在其师黄道周的推荐下，澄之被任命为延平司理。但其后不久，隆武朝在汀州被清兵灭亡。澄之因公外出，幸免于难。他隐匿于乡下，并再招义兵以抗清，结果未成。这时，南明永历朝又在广东建立，澄之再由闽入粤，“间道宵奔”,“备历厄苦”，于永历二年十月，到达肇庆。永历三年，澄之参加了永历朝的考试，被授为庶吉士，后又迁编修，知制诰。当时，“凡大诏令悉秉镫视草。”澄之也思有所作为，屡上书言事。这期间，澄之有许多诗记述了永历朝政事。如《放诏歌》描写了永历三年，永历帝颁布亲征诏书，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气的情景：“亲征诏草已一年，亲征诏书今始宣。诏下百官同拜舞，即时雷动边廷传。诸将接诏勇十倍，南军奋臂威争先。”澄之本人的欢欣鼓舞之情，也活跃于字里行间。但是永历朝内部党派斗争十分激烈。澄之为救金堡事，被大学士王化澄忌恨。澄之见事不可为，又有病，遂乞假，于永历四年秋离开梧州去桂林，与留守桂林的瞿式耜过从唱和。后又碾转回归故里，于永历五年冬十二月，回到家乡。此间，澄之改今名以逃避清廷的搜捕，并曾祝发为僧，号西顽。

入清隐逸

此后四十年，钱澄之多半时间隐居家里，躬耕读书。他曾筑庐于田野中以居住，因以“田间”为号。他还多年亲身参加田间劳动，有许多诗篇都描述了劳动的生活，著名的如《田园杂诗》。这组诗比较全而地描写了澄之“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的隐居生活。在劳动中，澄之得到了农民的多方面的帮助，与农民结下了较深的情谊。如：

秉耒赴田皋，叱牛出柴荆。耒耜非素习，用力多不精。

老农悯我拙，解轭为我耕。教以驾驭法，使我牛肯行。

置酒谢老农，愿言俟秋成。

老农不仅教他种田的技术，还常与他一起喝酒畅淡：

临舍有老叟，念我终岁劳。日中挈壶榼，饷我于南皋。

释耒就草坐，斟出尽酒醪。老叟自喜饮，三杯兴亦豪。

纵谈三国事，大骂孙与曹。

有的农民还提醒他不要忘了读书，以致荒废学业：

道旁一老父，颦蹙前致辞，言儿筋力薄，稼穑非所宜。

诗书虽不尊，犹是祖父遗。如何舍夙业，自甘辛苦为。

多谢父老言，此意君未知。

澄之参加农业劳动，“自甘辛苦为”，不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为了砥砺气节，并逃避清廷的注意。清初许多遗民，如广东番禺的屈大均，江苏徐州的万寿祺，河北永平的申涵光，都曾亲身参加田间劳动，并有诗记述自己的情怀，经过较长时期的亲身劳功，澄之的思想感情也起了一定的变化：

奋身田野间，襟带忽以散。乃知四体勤，无衣亦自暖。

君看狐貉温，转使腰肢懒。

认识到劳动对人生的重要，开始摆脱一般儒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轻视稼穑的陋习。在其它诗文中，澄之也多次表达了这种认识。《夏日田家作》中说：“民生食为本，要在四体勤。盛夏岂不渴，良苗独欣欣。我苗既以长，我草亦以耕。南村稻何早，今晨已食新。”自己亲身劳动的收获，吃起来感到“新米饭极香”。在《西田庄记》中，澄之教导自己的后辈说：“吾所望于子孙者，读书课耕而已。”又说：

“且劳固可习筋力，习之既久，虽弱者亦强。”当然，澄之他们毕竟和一般的农民不同，以学问诗文闻名于世，即使隐居躬耕，也不断有人前来拜访请教。《田园杂诗》中也描写了这种情况：

驾牛东皋上，有客问我《经》。我牛依田转，客亦随我行。

请问大易旨，此理不宜听。干卦冠潜龙，遁世去其名——

顾客且安坐，我牛不肯行。

一边驱牛耕田，一边侃侃谈《易》，真是别有一番情趣。钱澄之对经学很有研究，对《易》与《诗》功力尤深，晚年曾着《田间易学》、《田间诗学》二书各十二卷，他对此二书颇为自负，曾说：“平生怀抱，毫发未申，惟少有著述，妄谓足传。四十年心血，尽于《诗》《易》两书，颇发先儒所未发。”二书后被《四库全书》收入经部。两书成后，他又著《庄屈合话》一书，合《庄子》《楚辞》二书为之训释。他在自序中说这是：“以《庄》继《易》，以《屈》继《诗》，足以转相发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于翼经耳。”可谓深得澄之用心。

诗文影响

钱澄之在当时更以诗文著称。韩炎说他“诗歌古文满天下。”他有《藏山阁文存》六卷，《藏山阁诗存》十四卷，《田间文集》三十卷，《田间诗集》二十八卷，还有《田间尺牍》《所知录》等，数量众多，为时人称誉。当时诸选本，如钱谦益《吾炙集》选澄之诗独多。陈维菘《箧衍集》开卷第一人第一首即是澄之七古，卓尔堪《明遗民诗》录诗百首以上者仅杜浚、屈大均、钱澄之三人。后来雍、乾时，刘大木魁选《历代诗约》，于清初只录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稹数家，而澄之也被选入。由于澄之诗中多记清初史实，特别是南明隆武、永历两朝的时政，对清廷多有揭露、攻击，因而在编集时，许多已不敢收入。即使如此，已刊行之《田间诗集》等书，在乾隆时仍被列入禁毁书目中，因此其流传大受限制。诗话行也很少有人提及。道光年间陆蓥《问花楼诗话》中有一条说：“‘谁怜灵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鹃。’潘次耕赠桐城钱饮光句也。饮光着有《田间易学、诗学》，盖诗人邃于经者。其书东海公为刊传之，版久逸也。”是因潘耒诗而提到澄之，又仅仅提到澄之的经学，可见其诗文久已无闻于世了。到了光绪末年，才有人从传抄本的《藏山阁集》谋付印，于宣统年间刊行。因此，许多文学史著作根本不提钱澄之一字。近年来专论钱澄之诗文的文章有了几篇，但有的论定澄之为清初“次要的作家”，有的会把《藏山阁集》误以为就是《田间集》。这种状况显然与钱澄之在清初诗坛上应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坊间论清初学术极盛者，往往并称顾、黄、王三大儒。张舜徽大师则以为“桐城钱澄之实亦不废大家，足与三人媲美。”张先生持论并非孤见，观诸伟奇教授彚录时人迄今评钱文字，可谓众口一词，连绵共识。桐城文学嫡传吴孟复先生干脆赞称：“先生高见空千载，故与渊明伯仲间。”

诗文特点

钱澄之诗歌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众多，特别是他《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大半都与明末清初的社会政治、民生疾苦有关，绝少无聊的应酬之作，流连景物的内容也不多。这一点在清初诗坛上也是很突出的。

澄之作于明未的诗中，很多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明廷对于百牲的横征暴敛，以及在官吏与灾荒逼迫之下人民的痛苦生活。如《悯荒和韵》中的一首说：

种豆南山又苦蝗，哀哀寡妇哭三荒。劝耕已缺明年种，加派还征隔岁粮。

市井揭竿争闭籴，官司传檄急通商。朝廷近日专心计，谁听悲歌云汉章。

崇祯末年，自然灾害不断，人民生活已非常贫困，但朝廷只是在口头劝耕，实际土仍在催科不已，加派不断。大臣们只知道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根本不问人民的死活。生活在社会下层，亲眼目睹民生疮痍、社会混乱的钱澄之，对国家的前途十分焦虑，他在《感时》诗中说：“也知国计正艰难，其奈闾阎已尽残。”明朝内忧外患，急需大量军晌，但广大百姓也已经被赋税、加派搞得焦头烂额。即使象钱澄之这样的家庭，也是“晚收担石尽输官”，因而“青黄不接哪得餐”。到了难免忍饥挨饿的地步，一般百姓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杂感》第八首写道：

水旱频仍父老嗟，飞蝗又见际天遮。耕农去尽田难认，赋税逋多派枉加。

窃恐流亡还伏莽，即令盗贼正如麻。朝廷弭乱须蠲免，终是饥寒且恋家。

水、早、蝗灾频频袭来，明廷的赋税不仅不减免，反而越派越多，正供之外，又有“练饷”、“剿饷”、“辽饷”等等名目，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只得抛弃家园，流亡他乡，许多人投奔了农民军，使得“盗寇”越剿越多，澄之认为，要使社会安定下来，根本的一条，是要蠲免赋税，使百姓能够生活下去。这当然只是他的一种愿望，朝廷是不会采纳的。《大水叹》中说：“白头老翁休叹息，秋来官粮逋不得，回家早计卖妻儿，如今九年之水尧不知。”最高统治者根本不了解百姓的情况。即使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诏书屡问灾伤苦，课税宁教赋役宽？”皇帝知道了灾情，也只是一纸空诏书，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年年搜括助军兴，御寇防边总未能。”明廷拼命搜刮，结果“寇”也灭不了,“虏”也挡不住，只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澄之明末的诗篇中，还有不少是揭露当时官吏将兵的残暴横行，鱼肉百姓，草菅人命的情形，如《官兵行》说：河边大舰者何为？河下风吹舰上旗。云是新调守江北，行船过客索酒赀。榜人船头快招手，泊船送钱毋多口。勿令指作渡江贼，缚去请功袅汝首。 官兵到处敲诈勒索，稍不如意，即指为“贼”，加以杀害。这还是小者。《大梁行》记述官兵决河放水灌城以杀“贼”，结果“水来杀人百万多，隔岸官军年奏凯歌。”《九江行》描述了官兵抢掳妇女，又强迫她们集体赴水而死，结果“水中白骨蔽江来，都门昼闭不敢开。”明末兵荒马乱之际，百姓遭受的种种苦难，澄之诗中都有描述。

甲申以后，清廷入主中原。清兵在征服全国的过程中，烧杀掳掠，给人民带来同样深重的灾难。对于那些抵抗最为激烈的城市，清兵屠杀平民，劣迹斑斑。钱澄之这时期的作品中，对清廷的暴行多有记载。作于顺治四年的《虔州行》，描写了顺治三年十月清兵攻破虔州之后，进行大肆杀戮的情景说：

五更未醒虔州破，闭城刈人人莫逃。马前血溅成波涛，朱颜宛转填眢井，白骨撑柱无空壕。

清兵的杀掠破坏，使虔州这座“关税兼通闽与粤”、“闾阎扑地楼插天”的繁华都市，变成了“烟冥冥，雨啾啾，黄昏鬼火遍城头，行人白昼不敢过”的阴森可怕的废墟。遭到清兵惨重破坏的又何止一个虔州！澄之《过将乐县》写道：

飘风激沙砾，曜灵惨不舒。我行升虚邑，空国无人民。

颓垣穴孤兔，赤瓦夷沟渠。排徊不能过，问此谁为欤？

人烟稀少，野兽横行，白骨遍地，凄凉萧条，正是当时被清兵蹂躏过的城市残破景象的真实写照。其它如《哀邵武》、《过漠埠》、《悲顺昌》、《夜过贡川》、《永安即事》、《力疾入大田纪事》等等。都记述清初动乱中人民处境悲惨，城市被严重破坏的情景。城市如此，乡村也不能幸免。澄之《间道奔江右发横坑即事》写道：

鸟雀满废村，屋倒门犹闭。人去碓空喧，烟稀食屡缺。

呻吟见寡妇，疮痍正流血。

乡村也是残破不堪，人民到处都在流血，在呻吟。这些都是澄之奔波于抗清斗争途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其中或有夸大之词，但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

清廷在征服过程中残酷地烧杀，同时，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也非常严苛，澄之诗中此也多有揭露。《获稻词》写道：

女蹋椎，儿扫仓，我家今日稻登场。获稻上场打稻毕，拂还租稻叉手立。

往时入仓才输官，今年只在场上看。晚禾干死田无稿，又下官符催马草。

买草纳官官不收，千堆万堆城南头。风吹雨打烂欲尽，饿杀栏中子母牛。

清廷不等农民将新稻入仓即来催逼租税，把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全部掠去，尚且不足，又强迫农民拿钱买马草，结果又嫌不好而不收，让它们全部烂掉。清军多马，因而催征马草也是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清初著名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等人诗集中都有以《马草行》为题的作品，揭露清廷的这项苛政。清廷的苛政还有许多。为了镇压南明政权海上抗清部队，到处搜掠民船，抓派船夫，还驱赶工匠赶制军船。澄之《捕匠行》写道：

今年江南大造船，官捕工匠吏取钱。吏人下乡恶颜色，不道捕匠如捕贼。

事关军务谁敢藏？搜出斧凿同贼赃。十人捕去九人死，终朝锤斫立在水。

自腰以下尽生蛆，皮革乱挥不少纾。官有良心无法救，掩鼻但嫌死尸臭。

昨日小匠方新婚，远出宁顾结法恩，昼被鞭挞夜上锁，早卖新妇来救我！

描写了被官吏抓去为清廷造船的工匠的悲惨遭遇。《水夫谣》记述清兵对船夫的驱使说：

遭他鞭挞无完肤，行迟还用刀箭驱。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贱同豕与狗。

射死纷纷满路尸，那敢问人死者谁？

这些都记述了清初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事实，清兵对百姓任意鞭打，随意杀害。对于满洲八旗士兵的凶残，澄之《县门行》写道：

县门朝开官不出，昨夜大盗进官屋。健儿被伤公子死，街外知更衙里哭。

枞阳临水万余家，公然船过弹琵琶。县上差兵亲认得，鸣锣捉贼通街哗。

家家揭竿拦江口，船到江口谁能守？弓箭在手刀在腰，一夫上岸千夫走。

差兵昼夜尾船行，获之乃是纛下兵。可怜冤杀城中人，严刑至死无一声。

纛下兵来不敢锁，当堂揖官对官坐。官免杀伤已有恩，明日同官赴辕门。

移文调取军前用，临去传言谢官送。

诗中描写了一个八旗士兵闯入县官家里杀人劫物之后，肆无忌惮的情景，县官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屈杀一般老百姓。县官欺压汉族百姓，自己又被八旗士兵凌辱。这反映了清初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一个侧面。 钱澄之反映社会现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作品中很多直接记述当时的时政大事，特别是他归隐之前的作品。在弘光朝时，他对当时震动南明朝野的三大疑案，作有《假亲王》、《假后》、《假太子》三诗，并有《南渡三疑案》一文，详细记述了三案始末。这些案件的真实内幕，当时人已很难搞清。澄之根据自己的见闻，有所根据的据实记载，传闻之词录以存疑，以俟后人论定。澄之还有《髯绝篇听耿伯良叙述诗以纪之》一诗，记述了大奸佞阮大铖投降后，谄媚清廷官吏，在协助清军攻打抗清力量的途中，卖力过甚而致死的丑态。他是根据起先降清，同阮在一起，后又反正，回到南明的耿伯良所述而录，耿“始未亲所见”，他“记以待史评”，当是可靠的，并且当时沈昆铜的祭文，《台湾外记》等书，也有相类记载，可证澄之所记不诬。澄之亲身参与隆武、永历两个南明政权的朝政，对其中情况的了解，自非外人可比。他有很多诗，如《端州杂诗》、《广州杂诗》、《梧州杂诗》、《桂林杂诗》、《临轩曲》等，都是几首、几十首的组诗，并且许多诗中还有小注，记述了南明朝政人事、党派纷争、抗清活动等方面的史实，许多可证史书之误，可补史书之缺，是研究南明政权的宝贵资料。澄之每到一处，都注意观察、记录当地的风俗民情，如《南海竹枝词》、《闽江竹枝词》等组诗都是，其它如《南海有女择配求完发者得宣城汤生归焉嘉其志为赋是诗》等作品，都可考见当时的民心之一斑。这些直接反映了社会现实，特别是当时社会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这些主要方面的作品，是澄之诗中最可宝贵的部分。当然，就题材而论，澄之诗歌反映的生活面还是很广阔的，描写山水风景，描写朋友交情等等方面，都有不少佳作，兹不详论。

推崇杜甫

钱澄之自觉地运用诗歌来记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诗庀史”，这与他的诗歌理论有直接关系。 澄之于诗最推崇杜甫，于杜诗最称道其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面貌这一方面。其《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中说：方文对钱谦益注杜诗大为不满，澄之认为谦益注杜不能一概否定，但他没有抓住杜诗的精髓。谦益“谓杜诗字字皆有根据”，澄之认为这点不足称道，因为“今人诗用惯陈语，苛逐字求之，岂有无所根据者邪？”前人所赞不绝口的杜诗“每饭不忘君国”，澄之则认为“此亦臣子大义，骚人之本旨，非绝无而仅有者也。”那么澄之最推崇杜诗的是什么呢？

他说：“杜诗之佳，在于格力气韵，迥绝诸家，至其体物尽变，造险入神，幽奇屈曲之境，诮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载而下，读之如当其时，如见其境，故其诗千载犹新。区区典故之详核，音调之悲壮，岂足为公称？即声病又岂足为公讳哉？”认为真实而又富于艺术性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映出时代的面貌，才是杜诗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张穆之杂论跋》中又说：“读杜诗者，千秋而下，当世之人情物状，恍然如见。惟其察之至微，故言之逼真。真，故古今不能易也。”这些是就后世读者看杜诗而言，澄之对杜甫当时希望能以自己的诗作有助于国计民生的良苦用心，也十分赞赏，《叶井叔诗序》中说：“至杜子美出，而复见三百篇之遗，其诗慷慨悲壮，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澄之学杜，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诗中也不乏“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的作品，虽然由于他人微言轻，不能起到多大效果，但他是始终以杜甫“诗史”作为自己榜样的。他在《生还集》自序中说：“其间遭遇之坎坷，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按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澄之的诗篇，尤其是《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可以说是清初的一部“诗史”。当时人对此也多有赞赏。潘耒《钱饮光八十寿序》中说：“先生少负隽才，遭时坎坷，浩然独行其志。间关转徙，备尝人世之艰难。中有感慨，——发之于诗，其质直真挚，如家人对语，未尝稍加缘饰，而情事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在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些方而，澄之在清初诗坛上是非常突出的。

钱澄之推崇杜甫，起初是受到明七子派的影响的。他在《生还集》自序中说：“予自总角学诗，迄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戍己以后，始能明体审声，一窥风雅之指，所拟乐府，以新词谐古调，本诸合州新乐府，自谓过之。五言诗远宗汉、魏，近间取乎沈、谢，誓不作陈、隋一语，唐则惟杜陵耳。七言诗及诸近体，篇章尤富，皆出入于初、盛之间，间有为中、晚者，亦断非长庆以下比。此生平学诗之大概也。”此序作于顺治六年，澄之近四十岁之时，所述学诗主张，完全是七子派古诗必汉魏、近体必盛唐的论调。他自称学诗十年后才“一窥风雅之旨”，接受了七子的主张。他拟乐府，也是以王世贞《乐府变》为楷模。今集中仍存多篇，形式上不脱七子拟古窠门，内容上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也同于王世贞《庐江小吏行》诸作。七子对后代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明末清初许多著名诗人如陈子龙、顾炎武、申涵光等人，都对七子有相当的尊崇，不独钱澄之一人如此。七子学杜，致力反映现实，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他们模拟过甚，有很大的弊端，这对澄之也有消极的影响，也表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但是，使澄之消除了这些不良影响的不是什么人对七子的批判，而是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澄之在《生还集》自序中接着说：“难后无赖，遇境辄吟，感怀托事，遂成篇帙。既困顿风尘，不得古人诗，时时涵泳。兼以情思溃裂，夙殖荒芜，得句即存，不复辩为汉魏六朝三唐矣。”社会动荡，国亡家破，人民涂炭，他本人也奔波于抗清斗争的前线，这种境遇，使他挣脱了七子格调派的束缚，“遇境即吟”，“得句即存”，保存了那时代的诗史。当然，也因为此，在澄之的作品中，有些也难免粗糙，但大部分诗还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的。姚文燮《无异堂集》评澄之诗说：“时时吟诗，不拘一格，上有汉魏，下迄中晚，随兴所至即为之。古诗感慨讽谕，婉而多风，直得古《三百篇》之旨。”萧穆《藏山阁集跋》中也说：“是集诸诗，皆记出处时事，无意求工，而声调流美，词采焕发，自中绳墨。”这些都说明澄之诗，即使是奔波途中所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如果说在战火纷飞的动乱中，诗人没有可能对作品刻意雕琢，那么在隐居之后，澄之就非常注意对诗篇艺术方而的锤炼了。这表现他反复强调要“苦吟”上。《陈官仪诗说》中写道：“吾学诗五十年矣。其前此十余年，皆以才情气调为时所称。自后四十年，放废无事，益专致于此。见三唐近体诗之设辞造句，洵是良工心苦。乃知古人以诗成名，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苦吟就要反复修改。《陈昌集文集序》中说：“生平于诗好苦吟，虽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成一句，然每一字必数经改窜，要诸稳而后已。为文亦然。”事实确是如此，他有许多苦吟修改的例子。如《与王忍亭》中说，《青箱堂集》前载他所作之序，“中有何时白发之叟，重上青箱之堂等语，叟作翁字，失叶平仄，应是忙中落笔错耳，希为改正之。”已刊行的文，一字未安，仍请人改正，可见他是如何的一字不苟了。他非常注意炼字。《诗说赠魏丹石》中说：苦吟无他，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求其确。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确矣而不典，典矣而不显，显矣而不响，皆非吾意之所需也。 可见他对炼字的要求多么高，创作态度多么认真。而这又不仅是雕琢字句，而是为了“意”，“情事”之“真”，“词义”之“确”，即是为了尽可能完美无缺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把客观现实描绘出来。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又不是仅仅在字句上下功左所能奏效。《诗说赠魏丹石》中接着说：“然非读书研理、体物尽变者，求此一字终不可得。何则？无其本也。”《匏野集序》中也说：“不读书则词不足以给意，不穷理则意不足以役词。”这些又是把苦吟炼字与诗人的整个修养联系在一起了。

明末清初残酷的社会现实，血与火的刺激，使不少诗人，特别是遗民诗人，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产生了怀疑。申涵光《贾黄公诗引》中说：“温厚和平，诗教也。然吾观古今为诗者，大抵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钱澄之怀疑得更厉害，《叶井叔诗序》中说：“近之说诗者，谓诗以温厚和平为教，激烈者非也，本诸太史公：‘《小雅》怨诽而不乱。’吾尝取《小雅》诵之，亦何尝不激乎？讯尹氏者旁连姻娅，刺皇甫者上及艳妻，暴公直方之鬼域，巷伯欲畀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行，可谓极意询厉，而犹日其旨和平，其词怨而不怒，吾不信也！”他一口气举出了《诗径》中那么多词旨激烈的作品，从根本上否定“温厚和平”之说，认为这是后人的曲解，不足为信。他更反对当时一些人“至痛迫于中，而犹缘饰以为文，舒徐以为度”的作法，认为这样不能表达出作者的真性情。这些观点都是时代刺激的结果，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征服者的残暴，人民的惨遭杀戮，诗人本身的困厄磨难，反映到澄之的作品中，就呈现出“往往激楚”的风格。《田间集自序》中说：“吾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又说：“论诗者当论其世也，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何情也了”但是，诗人这些愤怒抨击黑暗势力的作品，大大地触犯了清廷统治者的忌讳。因而澄之的亲友为他编集时，就劝他“删其过悲者”，澄之不肯，说：“吾宁诗不传尔，其悲者不可删也。”然而亲友为了逃避清廷文网的迫害，“代为删之”。澄之对此虽有不满，而也无可奈何。澄之《与潘木崖》中曾说：“拙集本不宜删，删者可存，存者正多可删。”清廷残酷的文字狱，毁灭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这是难以数计的。

钱澄之早年学诗，是从七子派入手的。时代的动乱，使他摆脱了七子派的消极影响。他一生始终以杜甫为宗，学习杜甫反映社会现实、同情民生苦难的精神。在诗的风格上，受陶潜、杜甫、白居易影响最深。当有人称道澄之诗风“在杜、白之间”他以为知言。澄之《田间集》中和陶之作颇多，其隐居以后的作品，冲澹自然，也近于陶诗。韩炎《田间文集序》中说：“读先生之诗，冲澹深粹，出于自然，度王、孟而及陶矣。”徐世昌《晚晴移诗话》也说澄之“五古近陶”，“冲淡雅和中，时有沉至语。”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更说：“昔贤评陶元亮诗云：‘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庶几近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而论，钱澄之都无愧于清初有数的重要诗人之列。在遗民诗人中，澄之诗风接近于吴嘉纪、邢仿等人，成就也可并肩。澄之的诗歌作品及其诗歌理论，有些在今天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是不应当忽视的一笔遗产。

"

陈去病（1874—1933），中国近代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江苏吴江同里人。因读“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毅然易名“去病”。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不遗余力。在推翻满清帝制的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护法运动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诗多抒发爱国激情 ，风格苍健悲壮。1923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28年后曾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江苏分会主任委员。1933年，病逝于故乡同里镇。"重视戏剧

陈去病重视戏剧，认为它在鼓动平民、普及社会方面具有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作用。在诗歌主张上，陈去病和柳亚子同调推尊“唐音”。1917年，柳亚子受到南社内外的宋诗派的围攻时，陈去病曾奋起支持。他激烈地指责宗法江西诗派的闽派诗人陈宝琛、郑孝胥等，认为“其声益噍杀而厉”。在散文写作上，他反对分门别户，尤其反对桐城派。他说：“文无论古今，总祈一是，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何适而不可，只须用得其当而已，于彼宗派何与乎？”

陈去病故居

同里镇三元河畔，有一条石板小街三元街，往西不远处，便是陈去病故居。大门面街临河，罩墙高耸，环静幽静。陈去病故居是一处古朴平常的清代居名，占地一千三百六十四点平方米，门楣上方原有“孝友旧业”匾额，进门见有半亭、家祠旧迹，百尺楼、浩歌堂等建筑，历经风雨沧桑，垣几近残 危房。进门朝东有一月洞门，楣额“绿玉青瑶馆”五字，已是青苔微绿。据载，绿玉青瑶馆初建于1932年，距今已有六十多年。

故居原占地二亩二分半，共有房屋42间，大门面西，房屋临河而立，故居内原有楣额“孝友旧业”四字，进门原有半亭，现已不存。宅内主要建筑有浩歌堂、百尺楼、绿玉青瑶馆、书记及家庙等。

故居浩歌堂面阔三间，1920年此屋落成时，陈去病适阅香山的“浩歌行”，欣然神会，将新屋取名为“浩歌堂”。浩歌堂是陈去病会客之所，堂中原悬有“女宗共仰”及“浩歌堂”横匾。“女宗共仰”匾系孙中山先生褒扬陈去病之母倪老夫人“鞠育教诲，以致于成”而亲笔所题。

百尺楼是陈去病藏书和写作的地方，一楼一底，十分简朴。他所编著的《百尺楼丛书》，即以此楼而定名。绿玉青瑶馆又称堂楼，坐西面东，五楼五底二厢房，共有13间。进堂楼首先扑入眼中的是由近代书法家杨千里先生手书的“绿玉青瑶馆”五个大字镶嵌在楣额中。堂楼北侧及北厢楼系陈去病的卧室和又一个写作的地方。

陈去病墓

陈去病墓位于阊门外虎丘西南麓，1982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33年10月病逝于故乡同里镇。1935年11月南社成立三十六周年之际，柳亚子等诸社友将其灵柩迁葬于南社诞生地虎丘山下，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

墓在虎丘西南麓杉树林中，坐北朝南，作覆釜形，青砖围砌，水泥封顶，直径5.9米，高2.2米。后筑混凝土罗城，前立碑，设置石供案，铺砌墓道。碑镌柳诒徵所书“陈佩忍先生讳去病之墓”，额雕双鹤翱翔。后因年久失修而日渐残破，1982年由虎丘山风景区管理处整修。

人物生平

陈去病，曾叱咤辛亥革命时期，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与柳亚子等先创南社，继而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孙中山北伐大本营宣传主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参议院秘书长等职。孙中山先生亲切地誉他为“十年袍泽，患难同尝”。

易名明志
　　陈去病出生时，父亲先他5个月前去世，他成了遗腹子。母亲倪节孝君人称倪太夫人，生他时住在苏州娄门平江路庆林桥旁的旅社内，请当地有名的接生婆接产，陈去病的乳名就用桥名命之，为陈庆林。出生数天后，倪太夫人抱他回到同里陈宅大院。倪大夫人是元末著名画家倪云林的后裔，知书达理，陈庆林5岁时，母亲便亲授他文字，史册经文取经用宏，给陈去病幼稚的心灵里扎下了扬善憎恶的基因，孙中山先生也誉倪太夫人为“女之师表”，并为她的墓碑亲撰碑文，以表彰她培养了一个有志革命的杰出男儿。

陈去病15岁时，倪太夫人感到自己的知识根底已无法满足如饥似渴的儿子需求了，为了更好地培养儿子，她亲自送儿子拜长洲大儒诸杏庐学古文诗词，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一直到21岁学成回同里。

童年时期的陈去病聪颖过人，但性情急躁，负气慷慨。母亲便以大苏氏能忍之，为他取字佩忍，要他一生以忍让为本，平安度日。可面对那风起云涌动荡不定的年代，叫他如何“忍让”。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腐败怯懦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弱冠之年的陈去病亲眼目睹“商埠”之地的苏州，蒙耻受辱。外国侵略者横行无忌，为非作歹肆意掠夺。国家危难，财匮力尽，民不聊生，激起陈去病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遂和同乡金松岑等在同里创办了“雪耻学会”。“雪耻学会”的创立，使家乡有志青年常常聚集一堂共议经邦纬国大事。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陈去病和雪耻学会的青年在家乡积极进行革旧维新的爱国宣传，但是戊戌政变很快失败了。1900年，八国联军铁蹄践踏中华大好河山，次年签订了《辛丑条约》；1900年，沙俄武装抢占我东北三省，迟迟不肯撤兵。所有这一切都使陈去病等青年人感到忍无可忍。

1902年，陈去病和金松岑一起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等先生发起的进步教育团体——“中国教育会”。回来后在同里、常熟、松陵等地建立了支部。上海之行使陈去病大开眼界。当时看到不少爱国青年纷纷出洋留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03年的新年里，30岁的陈去病告别了中国教育会的同仁，只身赴日考察。

初到日本，这个小小邻国各方面的发展．令陈去病惊叹不已。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新兴的君主立宪制与腐败保守的清政府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从梅田驿坐火车去东京，一路隧道重重，巧夺天工之感由然而生，但是陈去病的心情快乐不起来，做一个弱国弱民的悒郁辛酸沉重地压抑着他。

3月12日，陈去病和十一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去参观大阪博览会，其中台湾馆展出了几具木偶，有的穿戴翎顶补服，有的小脚盛装，有的披麻戴孝，有的伸手行乞。馆中设有茶座，招待员一律是拖着辫子的台湾男人或小脚女人，这种展览，对中华民族带有明显的侮辱意图。更有甚者，在台湾馆中日方把福建产品也展示其中，这无疑是明目张胆地表示福建也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看了以后，陈去病及其同伴都异常愤慨，一行人找到博览会的清政府官员及日本主办人员，义正词严地提出交涉。理屈词穷的日本方面，面对凛然正气的陈去病等人，不得不将福建产品移出博览会。

博览会事件给陈去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感受。

又一日，东京突然遭到暴风雨袭击，顷刻间，天昏地暗、雷电交夹：雨停后，睛曦普照，格外光明。陈去病倚楼而望，从雨后佳境中突然悟到一道理，不经暴风雨洗礼，不会有雨后特有的清新。同样道理，腐朽的制度不经摧枯拉朽的破坏，不会有辉煌的新成就。他旋即提笔作下《东京雨后寓楼倚望》诗，内中写道：“大凡物腐败，败必多弃遗。……拉杂摧烧之，循是一变置，辉煌乃合宜。”表露了他革新思想的一个新跃进。

接着，陈去病倡议组织吴江游学会，并建议在吴江当地组织游学公会，募集款项，资助爱国青年出国，培植有志之士。他在给同里支部的信中写道：“警警警！白祸燃眉鹿走铤。醒醒醒!庞然巨狮勿高枕。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信刚写完，就传来—则消息：广西巡抚王之春为镇压革命会党，准备向法国借兵借款，答应事平之后，将以全省的电线权铁道权与矿产权送与法人作交易。

第二天，陈去病参加了东京中国留学生召开的五百人“拒法大会”。

又隔数日，非法霸占我东三省的沙俄不仅拒不撤兵，而且变本加厉提出新的侵略要求。留日学生义愤填膺，又在东京召开“拒俄大会”。陈去病和一批留学生纷纷表示要组成义勇队，亲赴东北前线，和侵略军决一死战，夺回我大好河山。

正当陈去病和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操练之际。日本警察出面干涉。迫不得已，组织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为使这个新生的组织得以生存发展，陈去病在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解囊资助，情愿自己节衣缩食。但是反革命的清政府已经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为由，强行解散这个组织。这就使爱国留学生们彻底看清了清政府朽木难雕的本质，纷纷用尖锐的笔剖析清朝统治者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政策，陈去病在由他主编的留日学生《江苏》第四期上，发表了“满清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的有力鼓动。

陈去病在日本时很想谒见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但不久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去了东南亚，失之交臂。但在日期间陈去病却结识了黄兴等革命党人，为日后孙中山在上海召见他作了充分准备。此时陈去病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决心担当起推翻已经“病人膏肓”、“无药可救”的清王朝统治者的重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将母亲赐给他的一直沿用下来的原名陈庆林改为陈去病，表示要以西汉名将霍去病为榜样，肩负天下兴亡之责。

宣传革命
　　1903年中国教育会改为爱国女学。这年的夏秋间，陈去病回到上海，任爱国女学教师。这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一所学堂。任教者大都是革命党人，内地志土也常以此为联络机构。

1903年10月28日，沙俄军队强行占领我国奉天；1904年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新的事变使拒俄运动再次出现热潮，但清政府面对日俄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争夺，却厚着脸皮宣布“中立”。陈去病于2月14日在《俄事警闻》报上发表文章，谴责清政府厚颜无耻的嘴脸，并呼吁：“大盗人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国人民有不为再重奴隶者乎?夫至为再重奴隶，而我中国人民休矣休矣！思求伸而不得，将恢复兮何年？暗暗死囚，沉沉黑狱，我黄帝子孙，尚有重见天日之期乎?”所谓“再重奴隶”指的是清王朝的和帝国主义的奴隶，陈去病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反帝和反清双重任务。陈去病在爱国女学任课期间，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编辑《陆沉丛书》，该书原计划辑录野史、杂著共10种，但实际上只出版了初集4种，即《建州女直考》、《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忠文殉节记》。他在辑《陆沉丛书初集》题首中写道：“胡马嘶风蹀躞来，江花江草尽堪哀。寒潮欲上凄还咽，残月孤明冷似灰，誓死肯从穷发国，舍身齐上断头台，如今挥泪搜遗迹，野史零星土一抔。”明末清兵南下时，在扬州等地野蛮残酷地屠杀了大批汉族人民，陈去病的《陆沉丛书》忠实地记载了这段充满腥风血雨的历史，因而成为当时流行的反清读物。

不久《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1904年6月下旬，陈去病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有题《警钟日报》一首诗表达他当时的心情：“铸得洪钟着力撞，鼓声遥应黑龙江。何当警彻雄师梦，景命重新此旧邦?”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革命宣传，激起同胞们的爱国热忱，寄寓自己振兴祖国之大志。不久，又编写了一本《清秘史》，包括《满州世系图》、《二百四十年间中国旧族不服满人表》等内容。当然在现代人看来，书中有很浓的狭隘种族敌视情绪，但是它将“兴中会首领孙文谋起兵于广州”列入大事年表，可说是首创。

陈去病在编辑《警钟日报》期间，一个偶然机会，观看了京剧《瓜种兰因》,该剧根据《波兰衰亡史》改编，写波兰战败求和，割地赔款，名为外国史事，实际上处处影射清朝政府。他对该戏大为欣赏，并结识了京剧名演员汪笑侬，把《瓜种兰因》的剧本在《警钟日报》上连载，过后为之出版小册子。不久他又看了汪笑侬主演的清初名剧《桃花扇》，时间虽然过去了二百多年，但是孔尚任所描写的南明兴亡史引起了陈去病强烈的共鸣。汪笑侬的艺术实践使陈去病认识到，戏剧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1904年8月21日，陈去病在报上发表论文《论戏剧之有益》，文章分析了戏剧艺术的感染力及其宣传教育上的直观性，论述了革命戏剧的重要作用。其中指出：“举凡士庶工商，旧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务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悠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砣砣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希望革命党人深入梨园，与戏剧艺人结合，编演宣传革命思想的新戏。1904年10月初发起出版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该刊分图画、论著、传记、传奇、班本、小说、丛谭、诙谐、文苑、歌谣、批评、纪事等栏。第一期中的《安乐窝》一剧，规定以女丑扮演慈禧太后，尖锐地谴责她穷奢极欲，不管民间死活，不顾国家沦亡；还有一副为还在执政的慈禧太后写的寿联讽刺说：“今日幸颐园，明日幸南海，何时再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四万里封圻日蹙，欣逢圣寿祝疆无。”当时西太后正在庆祝七十寿辰，发表这样的作品有很大的风险，陈去病无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他又先后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作品《告女优》、《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传》、《舞台掌故》、《轩渠志》及新排时事壮剧《金谷香》等。《金谷香》写不久前上海发生的一则新闻：罢职官僚王之春到沪活动，勾结俄国军官和领事，有所图谋；安徽人万福华在金谷香莱馆枪击王之春，但未成被逮，剧中万福华唱：“骂一声，王之春，你好无赖，私下里，和外邦，暗地安排。全不想，我中国，连遭颠沛，都为那，俄罗斯，种下祸胎。还有那众奸臣，私将国卖，因此上，众外邦，兵舰齐来。到如今，东三省，连年受害。”该剧从万福华被捕到《金谷香》发表，不过几十天。它反映了陈去病力图使戏剧迅速为革命服务的热情。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新戏一度颇为活跃，陈去病是一位积极倡导者。梁启超是最早重视戏剧创作的，1905年前后发表了几个剧本。但是从理论上阐述戏剧对社会的教育作用，提出改革戏剧、宣传革命的主张，应当首推陈去病，他是近代中国主张戏剧改革的第一人。

《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相继被封，因和购枪械谋起事涉嫌，事发遭缉。陈去病潜至苏州女学任教，又遭缉，后避到镇江承志中学任教。这一时期，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搜集、整理明末文人和抗清志士的著作上。明末吴江有个抗清英雄吴易，1645年起兵抗清，以太湖为根据地，几次大败清兵。1646年被捕，英勇不屈，在杭州草桥门被凌迟处死。1905年夏天，陈去病得到他的遗稿，为之整理成集，定名为《吴长兴伯遗集》。吴江还有位文人志士叫吴炎，明亡后遁迹湖州山中，组织惊隐诗社，成员有顾炎武、归庄等近百人，影响很大；1663年，因受明史案牵连，在杭州弼教坊被清政府凌迟。陈去病收集了他的作品，也为他整理成集，定名为《吴赤溟先生遗集》。之后陈去病又完成了两部著作，《烦恼丝》叙述清初汉族人民抗拒剪发蓄辫的史实；另一部为《五石脂》，叙述东南志士的抗清逸事，兼录诗文。

1907年，陈去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后，开始编著《明遗民录》。这是一部大型传记总集，凡例规定，入清后“有隐居不仕，长为农夫以没世者，皆为搜罗，入之录中；其或曾叨一第及身受一职者，如候朝宗之伦，虽文学彬彬，亦概所屏斥。”全书以地理区划为纲，原计划很大，但实际上只发表了直隶、山东、山西三省的40多个人物，讲述了明清之际出现的大量义勇之士，在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中英勇顽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可贵品格。表彰故人，借以鼓励新人，为发展中的反帝反清民主革命推波助澜。

成立南社
　　革命的组织，是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本保证。陈去病对明末清初的历史研究颇深，因此，在反清革命斗争中他很自然地效法明末东林党、几社、复社的传统做法，广结文社义社，并倾注了自己一腔的热血。

1906年，陈去病在徽州府中学任历史教员，路过芜湖时，遇见《警钟日报》时的老战友刘师培，经他介绍，加人中国同盟会。不久陈去病在徽州府中学与后来成为绘画大师的黄滨虹一起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取名黄社，表明以继承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的学风和文风，盟词：“遵梨洲之旨，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

陈去病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同志和战友。1906年，秋瑾在上海筹款创办《中国女报》时，陈去病曾给予资助。1907年夏天，秋瑾在绍兴遇难，浙皖起义失败。这是东南一带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组织的第一次起义，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陈去病在上海听到消息后万分悲痛，他积极筹备在上海开秋瑾追悼会，1908年正月建神交社，陈去病应绍兴府校之聘，路经杭州，与秋瑾盟姐徐自华冒雪去绍兴，运秋瑾灵柩至杭，安葬在西冷桥堍。接着，陈去病与徐自华在凤林寺秘密举行秋瑾烈土的追悼会，他慷慨激昂地登台演讲，沉痛悼念秋瑾女侠，激烈地鼓动反清革命。又与徐自华等共结秋社，以纪念秋瑾。

1908年，陈去病前往绍兴任教。秋瑾生前在绍兴办过大通学堂，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秋瑾牺牲后，绍兴革命党人呈无组织状态。陈去病通过学生宋琳，将大通同学联络起来，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名叫匡社，宗旨是继承秋瑾遗志，匡复中华。这期间。陈去病把自己写的赞颂秋瑾的文章作为课文教授学生，遭到地方反动势力的忌恨，差一点遭暗算，幸赖于绍兴进步学生相助，方才免祸。这一年夏天，陈去病离开绍兴去杭州，筹划六月初六秋瑾忌日组织同志、亲友进行祭奠活动。陈去病已经起草了祭文，但是消息走漏了，清政府侦骑四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已聚集到杭州的秋社同志和其他革命党人，只得分散隐蔽。清廷下令捕缉陈去病和徐自华、吴芝瑛等。徐自华、吴芝瑛避祸上海；时汕头《中华新报》老友来邀，陈去病接受同志建议，准备去南方暂避。临行前，他回到同里安排家 事，同时去黎里向柳亚子告别，两人感慨时事，十分投机地畅谈了两日。陈去病临别时赠诗一首：“梨花林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茫茫宙合将安适，耿耿心期只尔论。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

1908年8月，陈去病经海路抵达广东汕头，参加《中华新报》的编辑工作。他在报上大力宣传革命，使这张报纸成为革命党人在岭南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10月美国军舰抵达厦门，便去厦门采访。他登上鼓浪屿，果然看到了连成鹅鹳阵形的外国军舰正在祖国领海上耀武扬威，不胜感慨。此后连续几天，陈去病乘坐小艇，出没海上，以锻炼自己适应水上活动的能力。他虽然是个书生，但他有投入戎马生涯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意向。陈去病回到汕头不久，就得到了光绪和慈禧病重去世的消息，他觉得这是个机会，应该立即组织起义，便去香港和革命党人会商。他找到了《中国日报》社这个同盟会的大本营，其中不少从广东、云南来的同志，人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这使他非常振奋。但他刚回到汕头，就得到徐自华的电报，说浙江巡抚勒令毁平秋瑾墓。陈去病立即北上，企图挽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秋瑾墓已经被毁，灵柩也被迫先移绍兴，后迁至湖南长沙。直到1912年初，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后，陈去病受徐自华嘱，亲赴湖南，迎柩归葬，这是后话。

1909年春，陈去病本当想返回广东继续编辑《中华新报》，不幸患腿疾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同时，更感结社之迫切，于是，这年的8月，他出院到苏州张公馆担任家庭教师，借以加速筹办社事。11月，他和柳亚子、高旭共同发起了“以抗北庭”为宗旨的反清文学团体——南社，在虎丘举行首次雅集，宣告正式成立。南社“集中了当时的时代歌手”，以诗文鼓吹革命，掌握了中国南部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它从一成立就越出了东林、复社之志业，“宣传革命，与同盟会相犄角”。因此被称为“革命宣传部”，陈去病在南社中实际上充当盟主地位。许多反清志士大都是南社社员，如柳亚子、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等。“巢南坐镇苏州，以及时雨宋公明的资格，指挥一切”，陈去病是功不可没的。

1911年初，陈去病又到杭州浙江高等学堂任教，在那里，他介绍了原绍兴府中学堂学生宋琳入南社。并支持宋琳在原绍兴匡社的基础上组织越社，鲁迅、范爱农等均为社员。在《越社叙》中，陈去病号召革命党人以人定胜天的坚定信念，百折不回地从危难中拯救祖国。

辛亥前后
　　陈去病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所结各社包括同盟会已经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要建立一个政党来领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4日，上海光复。两天后，苏州独立。在中国历史上维持了260多年统治的满清王朝已显土崩瓦解之势。革命形势飞速地发展，令陈去病欣喜若狂。他与张默君女士等应苏州都督府邀请，筹办《大汉报》，社址设在沧浪亭之可园。他在发刊词中大声疾呼：“革命哉!革命哉!二十世纪之中国，真我黄帝子孙发扬蹈历之时日哉！而吾苏之民诚苏矣。”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反清革命志士看到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覆灭时无限欣喜和自豪的革命激情。随着革命迅速发展，陈去病反对“南北议和”葬送革命成果。在《大汉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面临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大汉报》停刊后，陈去病于1912年初去绍兴任《越铎日报》主编，并与鲁迅先生一起共事了一小段时间。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了辛亥革命很快失败，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政权，并且阴谋复辟帝制。1913年3月，革命党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在严重的挫折面前，陈去病追随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同北洋军阀作不屈的斗争。黄兴在南京宣告独立，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陈去病前去当他的秘书，黄兴的许多讨袁檄文都出自陈去病的手笔。1916年袁世凯称帝，同盟会、光复会在上海的会员于竞雄女学商量反袁，决定以武力占领苏州。当时已在竟雄女学任教的陈去病与徐自华侨装成母子进香，在苏台旅社负责全面指挥。因事先暗中联络好的苏州警察所长突然翻悔，苏台旅社被军警重重包围，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幸得徐自华急中生智，将旗帜、文件等藏于内衣及裹腿之中，才与陈去病空手从边门脱险。袁世凯死后，浙江都督吕公望聘陈去病为民政厅秘书。1916年下半年，孙中山先生到绍兴、普陀一带游历、考察，陈去病全程陪同，孙中山先生在为倪太夫人撰写墓碑铭时，特别提到了这次情谊：“中华民国五年八月，余再人浙观虎林山水，遂登会稽探禹穴修秋楔子兰亭泛娥江而东迈，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子去病与焉……”。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上台执政，段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孙中山先生为粉碎段的阴谋，南下广州，竖起了护法战争的旗帜。这年冬天，陈去病在浙东一带举兵起义，响应护法。因兵力单薄，被北军所败，他几遭不测，后化妆突围，转危为安。此后，陈去病于1918年赶到广东直接在孙中山先生的手下担任护法军政府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北伐时，他再赴广东韶关，任孙中山先生北伐大本营宣传主任。后来陈炯明叛变，派兵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先生由卫队护送上永丰号军舰避难。陈去病不顾个人安危，在炮火中将重要文件装入篓子底部，奉孙中山先生之令，先行化妆北上，以策应孙中山北进。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陈去病见许多老友政见不一，思想渐渐趋于消极，处于矛盾和痛苦彷徨中。晚年，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表示不满，拒绝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也陆续辞去了其他党政职务。1930年，他担任南京博物馆馆长，专门从事文史研究，同时他往返于宁、沪、杭等地，在东南大学、持志大学等校讲授辞赋学。后来“告老回乡”，把同里一部分旧宅翻建作书馆和卧室，题名为“绿玉青瑶之馆”。他常上“南园”茶楼喝茶，与乡亲闲聊。大家求他作对联，写扇面，他少有不允的，但他酒后好骂人，发泄内心之苦。他虽身居乡间，对国事仍很关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愤慨不已，抨击之“当今之中华民国当是中华官国……”当时陈去病兼苏州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地点就在报恩寺。他有时在苏州就去报恩寺，与主持来往甚密，并坚持听经两个月，寻求超脱。

1933年7月，陈去病生日时谢绝了友人为他祝寿，8月中旬，他去苏州会见老友，一时高兴，畅饮而归，结果食物中毒，时值中秋，腹泻不止而亡。临终前写下“相识满天下，知已有几人”。

1935年10月，柳亚子等众人商议他的葬事，决定将他葬于苏州虎丘冷香阁下。

陈去病一生著有《浩歌堂诗钞》《续钞》《明末遗民录》《五石脂》等，还辑刊《吴江县志》《笠泽词徵》《松陵文集》《杏庐文钞》《夏内史集》《百尺楼丛书》等，尚有不少散文散见于清末民初的报章杂志上。

"

冯班(1602～1671) 明末清初诗人。字定远，晚号钝吟老人。人江苏常熟。明末诸生，从钱谦益学诗，少时与兄冯舒齐名，人称“海虞二冯”。入清未仕，常常就座中恸哭，人称其为“二痴”。冯班是虞山诗派的重要人物，论诗讲究“无字无来历气”，反对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有《钝吟集》、《钝吟杂录》、《钝吟书要》和《钝吟诗文稿》等。"生平

冯班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是明清之交著名文学家冯舒的弟弟。年幼时智慧超人，与其兄齐名，人称“海虞二冯”，但随着成长兄弟分道扬镳。冯舒很快就考中科举，踏上仕途。而同时学习制艺、刻苦攻读的冯班却屡试不第、一气之下，弃绝科举，专心治学。他才华横溢、雅善持论，有时非常傲然不群，不愿与俗世交往。和别人一起讨论问题或争辩缘由，如果意见差别很大，他往往掉头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常令别人十分难堪。冯班治学非常刻苦，常常独坐冥思苦想，一有所得，喜欢用高声慢调将其吟颂出来，其声高且慢，似有所堵不能畅发，故名钝吟，自号“钝吟居士”。

冯班一生很不得意，可谓愁苦潦倒，但其性格刚毅，不愿屈身佞事。因而空怀满腹才学，无处施展。每当好友相聚、他往往举杯痛饮，然后就在座中旁若无人地嚎啕大哭，人咸以为怪。又有时宾客聚会、稠人广座之中，冯班倍觉无聊或者抑郁愤闷，往往也“就座中恸哭”。人们都以为他得了痴症，又因冯班排行第二，所以叫他“二痴”。冯班入清后弃举业，在乡里教授弟子以终老。

冯班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在诗著上尤有其过人之处，他不喜欢江西诗派的风格，因而在和其兄冯舒评点《才调集》时，对其极力贬斥。他自己则推崇昆体，专意古学。对明代以来空疏浮华的弊端和以新奇怪异炫世的现象十分不满，因而他作学问非常扎实，不是信而有征，决不轻下一字。其钝吟实沉稳之态，绝非江郎才尽之尴尬。有一次他和他的儿子冯武讲课时，见其子在看《少微通鉴》，就正色对儿子说：“昔人之事，成败已见，得失显然、不须更翻公案，凡为此者，不过好立议论，求免耳食之诮耳，须善审时势，不可一昧将正心诚意套语、妄断前人”。对于那种投机取巧、专在古人成文著作中吹毛求疵，以沽名钓誉者予以深刻揭露。对于前人著作，倒也不是不可评论，但专一寻衅滋事，只不过欺负他不能为自己辩护罢了，这种思想就是今天，也还是有其实际意义的。

冯班墓在虞山之麓，仲雍墓道前侧，原景道堂之后。曾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仅存“高山仰止”石坊。

个人成就

文学主张

冯班为钱谦益弟子，被称为“虞山诗派”的传人之一。论诗反对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以为“似是而非，惑人为最”。他主张“诗以道性情”，但最后又归结到温柔敦厚。他也主张善于学古，“不善学古者，不讲于古人之美刺，而求之声调气格之间，其似也不似也则未可知，假令一二似之，譬如偶人刍狗徒有形象耳”。他提倡“隐秀之词”，“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他的论诗主张对反神韵说的赵执信很有影响。他在晚年的著述《碧云仙师笔法录》中将冯班称作“碧云仙师”，奉若神灵。也正因文学宗尚的异趣，导致了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诗学之争，赵执信著《谈龙录》攻讦王士禛的“神韵说”，遂使二人之争演为清初诗学的一大公案，对整个清代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不难看出冯班《钝吟杂录》于清代诗学研究的重要性。《钝吟杂录》在冯班的著述中版本也最多，并被收入《四库全书》。

诗作特色

冯班作诗，宗法晚唐，于李商隐用力尤深，力求锤炼藻丽。他有一些诗伤离念乱，有一定内容深度，如《杂诗》：“诵君恸哭书，咏君黍离诗。悠悠寸衷事，百岁谁当知”。《兵后经郡齐门故人废园有感》：“雀乱鸦啼燕不回，曲池平后劫成灰。……蔓草江淹何限恨，青枫宋玉有余哀。”又如《临桂伯墓下》、《江南曲》等篇，都寄寓了故国之思。钱谦益称冯班之诗“沈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

擅长书法

冯班还非常精通书法艺术，正草隶篆四书都很擅长，尤其小楷更是出众，时人得其笔墨，往往珍藏于家中。而冯班自己写作则无定所，往往是兴至索纸笔、随便书定，或是书头、或是纸角，这就使其过世后，搜求其著述十分困难，冯武竭力以求，幸亏别人珍惜冯班墨迹，往往珍藏，才得以聚腋成裘、汇成一部，因其父号“钝吟居士”，故题名为“钝吟杂录”。也正因为是聚合在一起的，往往显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但总体来说，仍能反映冯班之学术观点和思想风格。

藏书故实

兄弟冯舒、冯知十均以藏书知名。年轻时热衷于功名，但是久不得志，就发奋读书，专攻诗文，尤擅长书法，四体皆工，尤精于小楷，亦爱藏书。曾经得到明代同邑藏书家杨仪的部分藏书，评论其“俗人读书不多，好以意改古书，得其万卷楼所藏书，雌黄处皆不足据”。抄本《珩璜新论》，以及万卷楼旧藏宋刻本《愧郯录》，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和《李义山诗集》等，颇为清代以来的藏书家所青睐。为了抄录宋本，曾在寒冬飞雪之日，与何大成、冯舒等人自带干粮，到寒山赵宦光“小宛堂”借宋本《玉台新咏》昼夜抄录，抄成副本而归。为人落拓自喜，偶有所感，放声高歌，旁若无人。因排行第二，故有“二痴”之目。藏书印有“定远”、“臣班”、“二痴”、“上党冯氏私印”等。冯氏三兄弟刻书亦著名，所刻之书，字体匡正，墨色黑亮，被称为“冯抄”。他的抄本用纸印蓝格，版心有的刻有“空居阁藏”四字，栏外刻“冯氏藏本”四字。在版本学史上与毛晋“汲古阁”的“毛抄”、杨仪“七桧山房”的“杨抄”、秦四麟“致爽阁”的“秦抄”、钱谦益绛云楼抄本、钱曾述古堂抄本、钱谦贞竹深堂等的“钱抄”本等，并称为常熟著名刻本之一。著有《钝吟杂录》、《钝吟书要》、《壁论》、《定远集》、《读古心鉴》、《画论》等。

"

何福堃，光绪三年进士，改庶起士，授编修，曾任甘肃布政使。有《午阴清舍诗草》。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思想主张

经济思想

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

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宪政思想

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余年，不可谓没有法，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礼入法，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因此，“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2. 主张君主立宪

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他提倡虚位君主，类似于英国。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

3. 提倡权力制衡

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他认为：“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中，他论述道：“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5.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他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乱，非以求治。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乱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或名曰邑，等具体设计。

教育思想

康有为把教育作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主要途径，所办万木草堂以“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为教育宗旨。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力陈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注重八股、试帖和楷法的危害，请求光绪帝令“今乡会重试，请改试策论”。并且进一步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他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具体办法是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府立高等学堂，京师立大学，并分设海、陆、医、律、师范等各专门学。

康有为关于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反映在1884年写成的《大同书》中。具体情形如下：

人本院：已怀孕的妇女进入人本院，接受胎教。

育婴院：婴儿在人本院到6个月，断乳后进入育婴院，接受学前教育至5～6岁；任务是“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

小学院：学习期限为6～10岁；任务是“以育德为先”，“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

中学院：学习期限为11～15岁；“一生之学根本于是”，任务除养体、开智外又以育德为重。

大学院：学习期限为16～20岁，任务“专以开智为主”，接受专门教育。

这是一个体系完整、前后衔接的学校教育制度，强调早期教育、学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主张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教育，反映了改良主义者的良好愿望，具有强烈的空想色彩。

书学思想

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康有为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

康有为在书学理论上虽持见多有偏激，但其对碑学的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是他人无可比附的，故其贡献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然他的创作实践并未能像他的思想—样光芒四射。他认为“古今之中，惟南碑与魏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有论者以此为坐标比照康氏本人的创作，谓其心有余而力稍逊，仍未能摆脱早年的帖学窠臼。康有为书法早年学王羲之、欧阳询、赵孟頫，后从学朱九江，宗法欧阳通、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又力学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后又转学苏轼、米芾、钟繇等，自谓执笔用朱九江法，临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于南北朝。由此可知，碑学的养分他只吸收了—部分，其他均是杂糅诸家而成。

生平

早年求学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赞修，官至连州训导；其父康达初，官任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康国器，护理广西巡抚，曾经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少年时期师从康赞修、朱次琦，他们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便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康有为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时跟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康有为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

同治十一年，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就致力于科举考试和八股文。同治十三年，“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光绪二年，他应乡试不售，跟从朱次琦学习。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光绪四年，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又游了一次香港，使康有为大开眼界。以后续继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光绪八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长兴讲学

光绪九年，“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能裹足，凡是已经裹足而重新放足的，都给予表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法国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当年九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次年，康有为将讲堂移至广州卫边街邝氏祠。

光绪十九年，仍讲学于卫边街。同年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康有为已有一百多个学生了。光绪二十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

酝酿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创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并于十月初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同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据日本学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日本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少改动和捏造，借以适合中国当时变法改制的需要。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次年一月，光绪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四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戊戌干将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戊戌政变发生。

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上书言道：“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逃亡海外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光绪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九月初十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三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光绪二十五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

二月二十三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清廷下令，严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上坟墓尽皆铲平，以儆凶邪。清廷又命闽、浙、广东督抚悬赏10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呈验尸身，亦一体给赏。如愿得官阶，亦必予破格之赏。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严拿惩办，并将所著各书严查销毁。[23-24] 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反对民主

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光绪二十七年，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腐败，“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

光绪二十八年，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表示死守此义，保皇不变。这时，康有为写了《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以及《大同书》。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趋沉沦，“大同”三世学说也起了变化，说是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该“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汉的崇“刑名法术”，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晋代以后的“伪古学大行”，以致“微言散绝”，“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而二千年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据此而言，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与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已不同了。

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等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沉重打击了改良主义。接着，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而康有为则漫游各地，离印度、居香港。光绪三十年，自香港至槟榔屿，自槟榔屿赴欧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力主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同年秋，康有为赴欧洲，不久回到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同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蒇”，新开国民宪政会。宣称“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希望重温立宪之梦。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来，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企图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使梁启超等人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分子联系，又借用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请求召开国会并且制定国家宪法。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再于下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专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派则表示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个月，光绪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太后也卒，康有为的宣传已经时过境迁，于是宣称光绪帝之死是由袁世凯下毒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求杀贼以报光绪帝之仇。

宣统二年，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的名义草书请求召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这时，保皇会与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拟于年底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政府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曰会而曰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宣统三年，清廷严制国会请愿。四月，清廷组织皇族内阁，康有为对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散布揭贴，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五月，康有为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须磨。八月，武昌起义爆发。康有为听到消息之后，忧心如焚，仍持“革党必无成”之说，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

尊孔保皇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民国二年以母丧归。在国外15年，至此归国。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袁世凯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这是为了记住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的旧恨，反对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垮了清朝。葬母完成之后，他又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主张“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说是“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戊戌变法前的孔子，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是“维新”的孔子；这时的孔子，却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了。

民国五年三月，康有为电请袁世凯退位。六月，袁世凯逝世，康有为电大总统黎元洪，希望早日召开正式的国会，又请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汗菜，勿得以以他职事假赁侵占”。

民国六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遭通缉，潜逃上海，此后又长期隐居茅山。民国八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首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陆宗舆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

晚年生活

民国十二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民国十三年，冯玉祥部入京，把溥仪赶出清宫。康有为电北京当局，说是“挟兵逼宫”，“何以立国？”次年，从上海去天津“觐见”溥仪，漫游各地后返沪，办天游书院。关于康有为的生平事迹，虽然诸多历史学家已写下了许多专著，但对于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这段时间里，曾一度超脱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却至今鲜为人知。

民国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中作客。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请了两位医生诊断，一位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20小时后，于民国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晨5时逝世。康有为逝世，正值北伐军进入江浙，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为系“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封闭一天园。

行政举措

维新实践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于同年十一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闻讯极为愤慨，四月初，康有为约同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用一日两夜的时间，起草了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请求光绪帝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虽然书未递上，但这一行动在知识界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称“公车上书”，它标志着维新思潮渐变为政治运动。七月，筹设北京强学会，得到光绪帝和帝师翁同龢的支持。九月，赴上海，设上海强学会，翌年仍在广府学宫万木草堂讲学，他撰写多年的《孔子改制考》完稿，该书借“素王改制说”把孔子描述成“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又附会《春秋公羊传》“通三统，张三世”之说，认为历史发展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不断改革进步，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保皇立宪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组织起这个改良派政治团体。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陆续在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组织，共建总会11个，支会103个，设总部于澳门。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喉舌，宣传君主立宪。

创办报刊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光绪二十四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轶事典故

古玩丑闻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梁漱溟披露了康有为两件关于古玩的丑闻：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牛教问答

光绪二十三年初，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当年开春三月，康有为从桂林由陆荣廷的老上司、师爷唐景崧、岑春煊的介绍前来明秀园拜会陆荣廷，期间在园内的“别有洞天”亭中举行了私人宴会。一次酒过三巡，康有为抬头看着亭子支架上挂的书有“别有洞天”的牌匾，打趣地问道：“‘洞天福地’是道教徒的热门熟语，您到底信道教，还是信佛教？”陆荣廷也望了望那块牌匾，摆摆手笑道：“我既不信道，也不信佛，就是当地人信奉的师公，我也不信！我只信牛教！”康有为感到奇怪，忙问：“世界上哪有什么牛教？！这到底是什么宗教呀？”陆荣廷郑重其事地回答：“牛教呀，是我陆荣廷在龙州时创造的。”康有为更感诧异地用广东话问道：“您创造这牛教，点解呢？”陆荣廷又哈哈大笑了起来，喃了一首壮语山歌做解释。康有为洗耳恭听，莫名其妙，又用广东话说道：“唔知！唔知！”陆荣廷接着也用不甚标准的广东话说：“有乜嘢难知嘅！”然后马上用柳州话接着说：“这首山歌说的是：牛有四个胃，体壮力很强，干生全咬碎，消化不慌忙嘛！”康有为哈哈笑了起来，说：“这是民间歌谣，不是什么宗教嘛！”

接着，陆荣廷脸色有点严肃，一本正经地说：“说实话，我陆荣廷是个大老粗，世界的事懂得少，什么宗教不宗教，我一窍不通，我只看到农民养的耕牛本事大，干草、枯草、嫩草、老根一起吞下肚子里去，饱了就蹲在树荫下慢慢再吐出来，七咬八嚼，再吞下肚里消化它，不也有力得很吗？”他停了停，接着说，“孙中山先生派人来找我，教我实行三民主义；梁启超前不久也来找我，叫我搞什么造反主义；现在您来找我，教我大搞什么改娘主义。”

遗诏谎言

康有为身上有一个大谎言，就是所谓的“衣带诏”。此衣带诏是光绪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上面有“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等语。后来康有为说，是他受此“衣带诏”。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他想不到的是，杨锐被杀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回四川，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老家，后来又拿出来。皇帝的手书，是铁证，伪造不了。“衣带诏”之事大白于天下。但是康有为却逃到海外，以“衣带诏”等事欺世而盗名，敛了很多财。

中日合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提出了荒唐的“中日合邦”。康有为早在《自编年谱》中并不讳言：“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
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同时，康有为还曾让其心腹杨深秀向光绪上奏，建议“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较明确透露“合邦”之具体内容者，乃康党骨干宋伯鲁之奏折。奏折称：“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所谓“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参与“合邦”之国，其现存政府架构完全作废，须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晚年婚姻

康有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民国七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民国八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藏书成就

光绪十七年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宣传西方政治文化，又多聚书，多为普通之书及西学书籍。与梁启超倡导维新变法。戊戌之变，其家被抄，其藏书移广雅书院。《广雅书院藏书目》对其所藏书均有著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在日本亦搜集图书，撰《日本书目志》15卷，分15门，每门各分子目，数项至数十项不等。自海外回国后，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曾与张勋一道策划复辟帝制。其学术成就颇高。所藏书初贮于“云衢书屋”，后移至“万木草堂”、“万木楼”中。民国后，在上海又建有“天游阁”藏书楼。据《南海珍藏宋元明书目》所载，计有宋刊14种，428册；元刊9种；明刊232种，共5万余册。又收有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旧藏及新购新学、西学之书，数逾万册。藏书印有“御赐天游阁”、“南海康氏万木草堂珍藏”等。去世后，所藏书大部分分别归于广西大学图书馆、镇江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

后世纪念

小蓬仙馆

小蓬仙馆是何人所建，历来众说纷纭。一说是道教羽士集资兴建。一说是康有为的祖父所建。尚有一说是曾任两广总督的叶铭琛奉父命所建。据有关部门和人士近几年的考证，小蓬仙馆应是康有为的祖父所建，以仙馆为名乃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以示高雅脱俗。同治六年左右，年幼的康有为曾在此读过书。小蓬仙馆现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广州市内部控制文物保护单位。

万木草堂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于1891年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创办了万木草堂，成为戊戌变法策源地。光绪十八年，万木草堂迁至卫边街的邝氏宗祠。光绪十九年，因来学者众，遂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习惯上，人们将康有为在这三址所办的学堂统称为“万木草堂”。

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万木草堂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康有为在这里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由于课程设置和授课方法的新颖，以及康有为的宏学，让来试听的梁启超一听倾心，放弃了在另一所书院的学籍，投入康氏门下。万木草堂本是丘氏宗祠，也是清末岭南三大诗人之一的丘逢甲族人祭祖、授课之地。康有为开学收徒之时借用了此处。

光绪十七年三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由于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因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

康有为岛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光绪三十年，康有为来到北欧国家瑞典，被这里的风情吸引，他在游记中形容瑞典的美景时写道：“瑞典百千万亿岛，楼台无数月明中，岛外有湖湖外岛，山中为市市中山，欲徙宅居之。”他买下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地区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直到光绪三十三年才离开。

一百多年过去了，“北海草堂”在波罗的海寒风的侵蚀下，早已湮没难寻，但北欧的华人为了纪念康有为，习惯把该岛称为“康有为岛”。

人物评价

总评

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

名人评价

梁启超：“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坚持的主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摇动。在学术上是这样，做事情也是这样，从来不肯为了做事而让自己的主义有所迁就，但却每每曲解事实来迁就他的主义，所以批评先生的人，总是说他武断、执拗、专制。”

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曾说，他的先人陈宝箴、陈三立的政治思想和源流与康梁不同：“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安维峻：“惑世诬民，非圣无法”。

章太炎：“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茅海建：“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

"

全祖望（1705-1755），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浙东学派重要代表，字绍衣，号谢山，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今鄞州区洞桥镇沙港村）人。曾主讲于浙江蕺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博通经史，在学术上推崇黄宗羲、万斯同，于南明史实广为搜罗纂述，贡献甚大，其著作极为丰富，达35部，400多卷，且大多数学术著作用力极深。其主要著作有：《鲒埼亭集》、《困学纪闻三笺》、《七校水经注》、《续甬上耆旧诗》、《经史问答》、《读易别录》、《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等。

[清]僧。江苏六合人，字鹰巢，主金陵承恩寺方丈，工诗，善指头墨戏。《莫愁湖志》

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康熙末年，整治松弛的吏治，后又完善军机制度。先后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总裁官。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人物轶事

退名画

张廷玉笃爱长子张若霭。张若霭少年登科，书画皆精妙，尤善鉴赏。一日，张廷玉到一属官家，看到一幅名人山水画，十分欣赏，回家后，便在其子面前对那幅画大加赞赏。其子误以为父亲很想得到这幅画，于是擅自从那位官员家把画要来，挂于书房。张廷玉晚上归来见到了这幅画，大惊失色，责骂儿子：“我无介溪之才，汝有东楼之好矣。”意思说，你怎么随便夺人之好呢？其子跪着向父亲谢罪，旋即将画归还其主，张廷玉这才作罢。

驭吏之严

张廷玉性情宽厚，而驾驭官员特别严厉。他主管吏部时，知道有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吏张某，人称张老虎。此人一贯舞文弄法，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经常受到他的伤害。张廷玉命令有关部门重惩张老虎，朝中权贵中有许多人出面营救，张廷玉不为所动。一时人们称张廷玉为伏虎侍郎。

一天，张廷玉坐在堂上办公，官吏拿来一份文件，说：“这份文件中的’元氏’县被写成‘先民’县，应该驳回质问原省。”张廷玉笑道：“如果‘先民’被写成‘元氏’，那是外省的错误，现在’元氏‘被写成’先民‘，那是书吏略添笔画以便勒索外省罢了。”于是一并处罚并驱逐那个狡猾的官吏，然后将文件的错误更改。

文思敏捷

除了编史，张廷玉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缮写上谕。西北战事开始之后，张廷玉协助雍正完善了军机处。军机处后来成为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机构，而张廷玉就是其中的办事大臣。军机大臣虽不参与决策，只是“跪受笔录”，但平日缮写上谕、处理文书既是一项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而张廷玉都能办得井井有条，未曾出过岔子。雍正每次口授片刻，张廷玉便可拟就，即便每日十数次也是如此，其文思敏捷实难一般人所能企及。

在清廷对准噶尔用兵吃紧之际，羽檄交驰，每日属吏请求张廷玉指示和批阅的文件常达数百件，但即便如此，张廷玉也没有耽搁或是做错过一件事。史载他时常坐在轿中还在办公，甚至傍晚回到家中还要熬夜加班，以使第二天能及时拿出处理意见。雍正皇帝称赞道：“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不能及也。”

后事之烦

张廷玉的麻烦还在后头。张廷玉有一婿系吕留良案内之人，而且在四川学政任上有枉法行为。乾隆十五年几乎籍没张的全部财产，后从轻改为罚金，并责令尽缴任官50年来所得各项御赐物件。

家庭成员

长辈

父亲张英，清代康熙年间官员，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平辈

妻子

姚氏，麻溪姚文然第六女，是张廷玉外公姚孙森的族孙女。

妾室

吴氏，金陵人。

李氏，常熟人。

蔡氏，桐城人。

施氏，顺天人。

吴氏，桐城人。

子辈

儿子

张若溎，历任兵部主事、员外郎中、御史、刑部侍郎、左都御吏等职。

张若霭，袭封伯爵，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

张若澄，官至内阁侍读学士。

后世纪念

1983年3月，桐城县人民政府公布张廷玉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张廷玉墓石刻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省文物主管部门拨款近100万元对张廷玉墓园进行了修复，该项工程分两期进行，先后修复墓冢、墓地石像生，再后修复了张氏享堂，并在墓区周围砌以围墙，同时以张廷玉的谥号冠名“文和园”，长年对观众开放。

2013年，国务院公布张廷玉墓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成就

整治吏治

康熙末年，吏治松弛铨政不清，张廷玉时任吏部左侍郎，坚决摒除请托行贿之风，并严惩了奸胥滑吏并顶住各方压力严惩了吏部舞文弄法的蠧吏“张老虎”，被时人成为“伏虎侍郎”。

文章之事

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八、九年间，雍正身体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 。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 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确确实实是这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本人，也认为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且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

先后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玉牒》总裁官。

军机制度

雍正八年张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摺，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笔批发。”身为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每天一定被召入内廷以备应对，秉承圣旨，评议奏章政务，参与国家机密的商讨。

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清代中后期的历史。张廷玉制定军机处廷寄办法，创廷寄之法，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前加快，从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奏章制度

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而且题本办文程序繁琐，还容易泄密。雍正年间，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题本由此成为官样文章，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此外张廷玉还制定了完善的保密制度，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起来。

自此以后，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确立下来。 它不仅牵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关乎君臣间权力的分配。它的确立和军机处的设立一样，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配享太庙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临终留下了令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的遗诏。

虽乾隆皇帝曾罢免张廷玉配享太庙的殊荣，但在张廷玉离世后，称张廷玉：“要请之愆虽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违！且张廷玉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宜加优恤，应仍谨遵遗诏，配享太庙，以彰我国酬奖勤劳之盛典。”在整个清朝配享太庙的十二名异姓大臣中，张廷玉是唯一的汉人。

生平

初入仕途

清康熙十一年出生于北京城。

康熙三十六年，二十六岁的张廷玉准备参加会试，但因张英奉命为总裁官而回避不试。

康熙三十八年，张廷玉的夫人姚氏离世，父亲张英登上相位。

康熙三十九年，考中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康熙四十二年，张廷玉授翰林院检讨。开始担任《亲征平定朔北略》的纂修官。

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入值南书房。

康熙四十四年后，多次随康熙南巡及巡行蒙古诸部。

康熙四十七年六月，张廷玉母亲离世。九月，父亲张英离世。服阕，仍原官。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充会试同考官。四月，授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

康熙五十五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充经筵讲官。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充武殿试读卷官，十一月，充纂修《省方盛典》副总裁官。

康熙五十九年五月，授刑部左侍郎。次年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士。

深受重用

康熙六十一年 十一月，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后张廷玉受命协同掌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办理翰林 院文章之事。不久即提升礼部尚书，充任《世祖仁皇帝实录》一书的副总裁官。

雍正元年，张廷玉复值南书房，与朱轼等人同为诸皇子师傅。四月，任顺天乡试主考官。雍正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九月，调任户部尚书。十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

雍正六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

雍正七年，雍正在隆宗门开始设立军机处，命张廷玉与怡亲王，蒋廷锡领其事。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病危，临终前，张廷玉与庄亲王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

乾隆元年，张廷玉再次奉命为皇子师，仍兼管翰林院事。二月，乾隆帝亲谒景陵，张廷玉与王大臣留京总理事务。自此以后，皇帝每逢巡幸，张廷玉总是留京总理事务。

乾隆二年十一月，授总理事务大臣，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进三等伯爵，赐号勤宜。

乾隆三年，罢总理事务之名而以大学士掌机要。

乾隆十一年，张廷玉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

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廷玉老病乞休，乾隆帝执意坚留。

晚年坎坷

乾隆十四年，乾隆同意张廷玉辞官，命待次年春天舟行回乡，并制诗三章赠张廷玉。随后张廷玉入谢时触怒乾隆皇帝，降旨切责。廷臣请夺张廷玉官爵及罢配享，诏许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退休，仍配享。

乾隆十五年，皇长子刚去世不久，张廷玉再次请归，激怒了乾隆皇帝，于是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张廷玉，命其自审应否配享。

乾隆帝用大学士九卿议，罢配享，免治罪。随后归去。后来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筌坐罪，命张廷玉尽缴颁赐诸物。

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卒于里第，享年八十四岁。死后葬于龙眠山，乾隆最终仍遵遗诏，命配享太庙。

"

周之琦［清］（公元一七八二年至一八六二年）字稚圭，河南群符人。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七年，卒于穆宗同治元年，年八十一岁。嘉庆十三年（公元一八0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广西巡抚，疏言筑堤赈灾等事，凡数十上。道光二十六年，因病乞休。卒于家。之琦工词，浑融深厚，瓣香北宋，有《金梁梦月词》二卷，《怀梦词》二卷，《鸿雪词》二卷，《退庵词》一卷，总名《心日斋词》，传于世。辑有《心日斋十六家词选》。

顾彩(1650~1718)清戏曲作家。字天石，号补斋、湘槎，别号梦鹤居士，江苏无锡人。其父顾宸，为当地知名藏书之家，他阅读一过，遂对文学戏曲有极大兴趣。官至内阁中书。彩工曲，与孔尚任友善，尚任作小忽雷传奇，皆彩为之填词。自作有南桃花扇及后琵琶记各一本，《曲录》传于世。顾彩诗文集有《往深斋集》《辟疆园文稿》、《鹤边词》。戏曲作品有《楚辞谱传奇》、《后琵琶记》、《大忽雷》，改《桃花扇》为《南桃花扇。清末学者梁廷柟在《曲话》一书中，对顾彩所编《桃花扇》多有讥语。

字梅岭，清满洲（辽东）人。康熙年间任临贺知县，善填词，长于小令，修辞婉丽，意境幽美，曲折含蓄，词风与纳兰性德相近。著有《东白堂词》、《鲊话》、《附耳书》等。

章太炎(1869.1.12 －1936.6.14)，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国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章太炎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起初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学习，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

光绪十六年，章太炎到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研究学问，前后一共有八年之久，期间章太炎收获颇大。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

并于光绪二十二年年末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5] 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都可以被中国所借鉴，并且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还于光绪二十四年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把握世界的潮流实行改革。也曾跑到武昌，帮助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维新变法。不久，维新派推动的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戊戌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鼓吹革命
　　光绪二十五年夏天，章太炎东渡日本，在京都、东京等地为反清做准备，并与梁启超等人修好，之后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的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訄书》的第一版，由梁启超题签。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等相继发生，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发》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进行了纠正，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结识，他们共同商讨推翻清朝之后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6月，章太炎返回祖国，为上海广智书局修改他的译文，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修改了《訄书》，并立下了编修《中国通史》的志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发展，而康有为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党公开攻击满族统治者，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造成的惨剧，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康有为，指出康有为所谓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上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

革命讲学
　　光绪三十二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太炎赴日。他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主编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

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千禄”的丑态。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蒙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他还在《民报》上刊发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自光绪三十一年起，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此前，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遂发生被刘师培与妻子何震诬蔑叛变事件。又与孙中山、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宣统元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民国之初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胜利之后，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他依恋旧制度，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财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

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并铸造金币。“欲铸金币，又不可不预浚金源，非开办金矿，收买金砂，不足以供鼓铸。又请开浚松花江、辽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还拟“组织报馆”，“设会研究”。但没有多久，宋教仁遇刺，血的教训使他猛醒过来，他沉痛地《挽宋教仁》：“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开始对袁世凯不信任了。4月，章太炎托事南行。5月，他又亲赴武昌，拜谒了黎元洪，在湖北致电袁世凯，请求免除梁士诒、陈宧、段芝贵、赵秉钧“四凶”的职位。接着，由武汉到了北京，袁世凯设法笼络章太炎。5月25日发令“章炳麟授以勋二位”，“冀以歆动”。6月4日，章太炎离京来沪。而他早先提议在东北筹设实业银行的借款，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

遭袁迫害
　　民国二年4月，章太炎从长春返回上海。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挚，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谓宜双退袁与孙、黄，改建贤哲，仆则承命”。以为“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以为总统改选，“大抵仍宜推举黄陂，必不肯任，然后求之西林”。“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黎元洪也好，岑春煊也好，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6月，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师”，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岖，道路以目”，以为“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表示不畏强暴，敢临虎穴；另一方面又以为“共和党势渐扩张，此为可熹”，[34] “连日议员入党者，已增三十人矣，骥老伏枥，志在千里，况吾犹未老耶？”但是，袁世凯对章太炎还是不肯放松，对他加紧迫害，把他软禁起来，梁士诒、赵秉钧等还欲“捏造证据，置章于死”。

民国三年1月，章太炎欲乘车离京，为军警所阻。7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仍被监禁。曾决意绝食，“以死争之”，自云：“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吾何言哉！”直到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在监禁期间，编成《章氏丛书》初编。

参与护法
　　民国五年6月，章太炎由北京南返。这时，孙中山也在上海，曾两电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章太炎也认为“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主张维护。此后，他多次和孙中山一起参加会议，基本主张与孙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庆，去看望岑春煊，更出游南洋群岛，一直到年末才回国。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认为章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推举章为国史馆长。

民国六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5月7日，国会讨论参战案；10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等，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章太炎和孙中山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严惩暴徒主名”，“勿令势要从旁掣肘”。6月7日，张勋率军北上，与段派集议，电黎“调停须先解散国会”。孙、章联电陆荣廷等南方各省督军、省长，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又联名致电陈炯明：“国会为民国之命脉，调和乃借寇之资粮”，“今者群盗鸱张，叛形已著，黄陂与之讲解，实同降伏”。

7月1日，张勋复辟。3日，章太炎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在孙中山的住处秘密商议，筹划反对张勋的复辟举动。接着，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乘海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于7月17日抵粤。当有人询以讨逆计划时，章太炎即答以：“余此次偕孙中山来粤，所抱之希望颇大”，“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永丰、同安、豫章三舰抵达黄埔，孙、章一起前往迎迓。广东各界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程璧光到会，章太炎亦参加。9月1日，国民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就职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说：“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此后，因护法军政府中派系斗争激烈，章“欲西行”，孙中山劝以“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愿为军政府争取外援，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当他抵达昆明后，多次向唐继尧进言，促唐继尧东下，但唐继尧始终是托故不出。

背孙反共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爆发，工人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太炎却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民国九年11月，湖南通电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报》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认为宜虚置中央政府，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接着，又主张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还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这种联省自治说，和孙中山的统一主张背道而驰。民国十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章太炎以为非法，并以“联合自治不可反对为献”。

民国十二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章太炎以为“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次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包括“联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又系统讲述了三民主义。10日，决定应冯玉祥的电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对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表示不满，在国民党右派冯玉祥自由等的怂恿下，发出《护党救国宣言》，“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久，冯玉祥自由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也组织了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背离孙中山，反对共产党。

晚年抗日
　　民国十四年，“五卅运动”发生，章太炎发出《为上海英租界巡捕惨杀学生之通电》。“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

民国十六年，章太炎赋诗自述：“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晚年在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欲“甄明学术，发扬国光”。民国二十二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之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但是，当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章太炎起来谴责国民党“怯于御乱而勇于内争”。民国二十一年，北上见张学良；次年，又与马相伯等联合发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呼吁抗日。民国二十四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压制。章太炎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12月24日，上海学生北上请愿，国民党加以阻挠，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但认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请愿学生经过苏州时，又“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他“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临终前，在《答友人书》中还说：“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令共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势耳。此辈虽多狙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管章太炎不可能对共产党有真正认识，但他对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还是觉察的。尽管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有使人失望之处，却仍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民国二十五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

馆舍

章太炎纪念馆位于西湖南屏山下，苏堤对面，占地1.5公顷，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环境清幽，布局具有江南园林风格。是我国唯一集章太炎生平展览、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名人博物馆。章太炎，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周恩来总理评价他“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

馆内收藏1000余件文物，其中《流血革命》《狱中联句》《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等，系国家一级文物。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章太炎墓及夫人汤国梨墓，坐落在纪念馆后面的苍松翠柏之中。

在纪念馆右侧，还有章太炎生前仰慕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的祠墓。张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南明大臣，

因抗清不屈被俘而牺牲。

介绍

章太炎于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个末落的书香门第。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幼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异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

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辛亥革命后，日渐脱离政治，专意治学。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和文学诸方面都有深湛造诣。章炳麟一生著述甚丰，被尊为经学大师，著作版本繁多，后辑为《章太炎全集》。

1891年，章太炎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此后几年陆续完成《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曾为强学会捐款，与康有为、梁启超通信。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鲁迅笔下的章太炎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张扬国粹，却坚决而激烈地反抗权威和反抗一切束缚。他的确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强调道德的力量，却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章太炎先生是二十世纪民主主义革命先锋，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他还是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尤其对《伤寒论》文献之研究，至今鲜有出其右者。太炎先生于仲景里藉职官、《伤寒》版本流传、梁阮孝绪《七录》所载《辨伤寒》十卷与六朝本《伤寒论》、隋本《伤寒论》之传承关系、《张仲景方》十五卷与《金匮玉函经》八卷、《伤寒论》十卷之关系、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伤寒论》所据底本乃至《伤寒论》在临床辨证上之运用与药味加减与疗效之关系等等，皆有精湛论述。先生辨证，每多精思妙见，著有《章太炎先生论伤寒》。

思想

学术思想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响，因为变化的历程相当繁复，依其《菿汉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归结。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齐物论释》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习朴学、诸子学以及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在因苏报案入狱之后，则改习法相宗，而后思想便以唯识学为尚，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不足比拟，固可谓“转俗成真”。自《齐物论释》著成之后，章太炎因齐物思想的启示，不再仅以唯识为唯一标准，转而认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之学皆有价值，开始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进行重估。即进入“回真向俗”的境界。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来自四个渊源：一为受乾嘉考证学的影响，讲求客观实证；二为跟随晚清诸子学兴起的潮流，对荀子、庄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扬，尊子贬孔；三为受到严复的影响，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进化论做为理论架构；四为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唯识论，是章氏后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体系中充满个体主义、相对主义的色彩。除了这四大渊源外，顾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学诚、戴震、孙诒让、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也对章太炎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革命思想
　　认为共和政体不如专制政体
　　章太炎阐述的，有三层意思：代议制的民主共和政体不能行之于中国；政党与议员勾结，这种共和政体还不如专制政体为宜。结论是建立共和政体只能是不得已之举。认为清朝推翻后，中国还是行君主专制为好。

轶事

梦做阎王
　　民国四年，袁世凯想做皇帝，深怕章太炎先生反对，先期诱至北京，幽于龙泉寺；先生忧愤之余，梦做阎罗王。当时有报宗仰和尚书云：
　　「仰上人侍者：快接复曹，神气为开，所问幻梦事状，今试笔述，愿上人评之。去岁十二月初，夜梦有人持刺，请吃午餐，阅其主名，则王鏊也。走及门外，已有马车；至其宅中，主人以大餐相饷；旁有陪客，印度人、欧洲人、汉人皆与。各出名刺，汉人有夏侯玄、梅尧臣。余问王公：“读史知先生各德，而素无杯酒之欢，今兹召饮，情有所感。”王曰：“与君共理簿书事耳！梅君则总检察，吾辈皆裁判官，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而我与君，则主亚东事件者也。”余问王曰：“生死为寿量所限，轮回则业力所牵；大自在天尚不能为其主宰，而况吾侪？”梅氏答曰：“生死轮转，本无主者，此地唯受控诉，得有传讯逮捕事耳。传讯者不皆死，逮捕则死矣。既判决处分后，至彼期满释放后，又趣生诸道，则示非此所主也。”余念此论，颇合佛法，与世俗传言焰摩主轮回生死者不同。因复问言：“铁床铜柱，惨酷至极，谁制此法者？”皆答曰：“此处本无制法之人；吾辈受任，亦是阎浮提人公举，无有任命之者。法律，则参用汉、唐、明、清及远西日本诸法，本无铁床铜柱事也。受罪重者，禁捆一劫；短则有百年。而笞杖之与死刑，皆所不用。吾辈尚疑狱卒私刑，以铁床铜柱，困苦狱囚，因曾遣人微往视之，皆云无有。而据受罪期满者言，则云确受此痛。”余曰：“狱卒私刑，非觇察所能得，吾此来当与诸公力除此敝何如？”王答曰：“固吾心也。”遂返。明日复梦到署视事。自后夕夕梦之，所判亦无重大案件，唯械斗谋杀，诈欺取财为多。如此幻梦不已，而日曜之夜，则无此梦。余甚厌之。去岁梦此二十余日；一日，自书请假信条焚之，夜亦无梦。一夕，尽换狱卒，往询囚徒，云：“仍有铁床铜柱诸苦。”因问此具何在？囚徒皆指目所在，余则不见，归而大悟。佛典本说此为化现，初无有人逼迫之者，实罪人业力所现耳。余之梦此，是亦业感也。今春以人参能安五脏，买得服之，并于晚饭后宴坐观心一小时顷，思欲去此幻梦，终不可得。来示谓不作圣解，此义鄙人本自了然。但比量上知其幻妄，而现量上不能除此翳垢，自思此由嗔心所现故耳。吾辈处世，本多见不平事状。三岁以来，身遭患苦；而京师故人，除学生七、八人外，其余皆俯仰炎凉，无有足音过我者。更值去岁国体变更问题，心之嗔恚，益复炽然，以此业感，而得焰摩地位，固其所宜。息嗔唯有慈观，恐一行三昧，亦用不着。慈观见涅盘经，虽说其义，而无其法；亦如竟无从下手耳。想上人必有以教我也。…章炳麟和南三月三十日

大师趣事
　　章太炎最喜欢吃带有臭味的卤制品。画家钱化佛是章府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后大喜，慷慨问道：“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立时向章索要“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来苋菜梗、臭花生等臭物，换得题字一百多张。钱将这些字裱好，挂于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笔。

文字学养
　　俞樾因太炎提倡排满革命，曾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曾就此撰有《谢本师》一文，收入《訄书重订本》，又有《俞先生传》，收入《太炎文录》。但太炎治学，由小学入门，主张音韵文字相通，以此为基础，结合西学，恢弘清代诸子学之门户，其方法一本曲园师承，绝非自立门户。
　　章太炎曾在晚清时与《新世纪》报吴稚晖等人争论汉字前途，反对在中国采用“万国新语”。乃依篆书创造记音字母，作为汉字初学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汉字。民国三年，由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周树人促成教育部通过，作为国语注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

医学方面
　　章太炎也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也说过：“我的学问不是经学第一，也不是史学第一，而是医学第一。”

与袁世凯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三次，清晨9时一次、下午3时一次、晚上9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听差厨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时已下午3时，章犹自午睡不醒，听差必联袂入房，就枕畔低语：“大人醒来，打更时间到了！”按例章可每日享受两个大洋的菜肴，极尽丰盛，他便要求只做一块钱的，剩下的一块钱公然饱入私囊。即便是这一个大洋的菜肴，光他一人享用也过于丰盛，他从来只吃摆在面前的两个菜，对摆在远处的则懒得举箸。久而久之伺侯他的两个听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处，而把鲜腴的菜肴放在远处，等他吃完后，听差们便自己享用。后来钱玄同晓得了，便和官方取得联系，将两个听差革职。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老袁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与刘半农
　　“五四运动”时期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之中，有一位北大教授，名刘复，字半农，他发出一种论调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刘半农采访章太炎时，就问其对白话文的见解如何，章太炎说：“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老残游记》等，甚至有用苏州话写的《海上花列传》。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半农侃侃而谈说：“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太炎听了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章太炎就以质问的口吻问刘半农：“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半农呆着无词以对。章师就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接着就说：“现在的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这番话说出，刘半农更呆住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章太炎又说：“如果汉人要用汉音，我也可以背诵一段汉代音韵的文字。”说完他就背了两首汉诗，许多字的音韵都与现代不同。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汉代音韵或唐代音韵来讲话的？”这时，刘半农已听得呆若木鸡，这一问他倒振作起来，便说：“现在哪里有人用汉音来说话？”他说得好像振振有词的模样。
　　章太炎说：“现在的高丽话，主要语是汉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鲜的土话和外来话，即是今日的高丽话。”接着他说：“还有日本话，主要的中国字，称为汉字，即是汉音，其余的联缀词，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国外来语，就成为现在的日本。日本人的发音，各处不同，以东京为正宗，汉音也最准。各道各县的发音，连东京人也听不懂，这是你刘半农先生不研究‘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听了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刘半农面有赧色，无词以对。
　　章太炎又说：“我知道你曾经在北方的报纸上，征求过‘国骂’的字句及各地方骂人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学校中，在课堂上讲出许多骂你老母的地方话。所以后来你就不敢再做这件工作，现在我来骂几句给你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出于何书，唐朝骂人的话，是×××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看起来好像供给他资料，事实上把刘半农祖宗三代都骂到了。这时已超过午餐时间，刘半农同来的人就出来向章师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交往胡适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案此传说实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时出版的《訄书》等著作就曾采用旁线作为人名、书名号。所谓新式标点，在晚清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经发端了，不至于对此感到惊讶。
　　章太炎又有一致胡适之白话信，抬头曰：“适之你看”，盖直译旧时信函“某某大鉴”之体也。
　　受刘歆《七略》的影响，以《国故论衡》中《原学》等篇为代表，章太炎主张“九流皆出王官”说，而后来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提出相反的意见。

征婚启事
　　章太炎也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有人问他择偶的条件，他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经过蔡元培介绍，与汤国梨女士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皮鞋左右颠倒，一时大窘。

政治方面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主张社会主义，与片山潜等日本社会主义者过从甚密，并由此反思西方的进化论及现代文明，撰写了《俱分进化论》、《五无论》等著作。据传，章太炎逝世的时候，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其他方面
　　章太炎逝世后，因对日战争爆发，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水池中。解放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按其遗愿，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文革”初期遭暴尸，后又重新安葬。汤国梨卒后，亦一并安葬于此。今设有章太炎纪念馆。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章太炎被当作法家体系在晚清的代表而得到发掘，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并“解放”了一批学者，编辑了若干章太炎诗文、著作的选本和注释本。这一系列工作，虽然受到政治风潮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八十年代以后编校《章太炎全集》和重建章学研究的人员基础。

评价

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太平天囯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先生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当年二十七岁的胡适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颇多沿袭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的观点。胡适实为章太炎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但此时章太炎本人的学术已经有所转向，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甚满意。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 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强调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对忽略其学术业绩，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陆评价与研究章太炎的主调。

故居

在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南端，余杭区仓前镇的余杭塘河畔，坐落着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故居。故居是章太炎先生出生、成长之地，在此度过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二十二个春秋。故居坐北朝南，共四进一弄，主体为晚清时期建筑，由前厅、正厅、卧室、书房、厨房等组成，建筑面积811平方米。故居匾额由赵朴初先生题写。故居前三进为历史原貌的复原和场景再现，展示了太炎先生青少年时期故居的风貌；第四进为展厅，展览共四个部分，以丰富的史料和实物、多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故居于1985年文物普查时发现， 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月12日维修改陈后重新对外开发。

年谱

1868年　一岁
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即公历1869年元月12日，章太炎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父章濬，曾任县学训导，并在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好经术。有子女四人，太炎排行第三。
1873年　六岁
入私塾就读。
1876年　九岁
外祖父朱有虔自海盐来，对章太炎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
1880年　十三岁
朱有虔归。在父章濬、表兄章篯指导下研读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打下初步汉学基础。
1883年　十六岁
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1888年　二十一岁
12月，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京师一时为之哗然。
1890年　二十三岁
父章濬去世，遵父遗训，进诂经精舍学习。时诂经精舍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授学者有高学治、谭献等。
1891年　二十四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称本年“始分别古今文师说”。
1892年　二十五岁
纳妾王氏。
1893年　二十六岁
女生。
这一时期完成作品有：《膏兰室札记》四册及《孝经本夏法说》、《子思孟轲五行说》等。
1894年　二十七岁
与夏曾佑相识。夏氏主《公羊》、《齐诗》之说，与章多有辩论。又好佛学，劝章氏购览佛典。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撰《独居记》。
1895年　二十八岁
四月十七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五月二日，康有为“公车上书”。
十一月，寄会费银十六圆，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1896年　二十九岁
撰成《春秋左传读》五卷及《驳箴膏肓评》、《砭后证》，驳难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刘逢禄《左传》不传《春秋》之说。
八月九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
1897年　三十岁
一月，离诂径精舍赴沪，任职时务报馆。读谭嗣同《仁学》，“怪其杂糅”，不相许。
四月，因不满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自称“教主”，遭康氏门徒围攻殴打，愤而离泸返杭。返杭后，与宋恕、陈虬等创办“兴浙会”，为《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撰稿。
本年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变法箴言》、《平等难》、《读管子书后》、《东方盛衰论》；《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重设海军议》；《译书公会叙》、《论民数聚增》。
1898年　三十一岁
一月，上书李鸿章，末有结果。三月，受张之洞邀请，赴武昌筹办《正学报》，不到一月即离去。七月，在沪任《昌言报》主笔。发表《商鞅》、《弭兵难》、《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戊戌政变后，为躲避清政府迫害，携家避难台湾，于十二月抵达台湾。
1899年　三十二岁
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书信往来，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诗文多篇。六月，应梁启超及留日学生之邀，东渡日东，与孙中山相识。不久离日回国。夏秋间，辑订并出版《訄书》初刻本，收入文章五十篇，由梁启超题名，木刻刊行。冬，在沪任《亚东时报》主笔。
本年发表作品有：《答学究》、《客帝论》、《分镇》、《儒术真论》和《今古文辨义》等。
1900年　三十三岁
义和团运动兴起。六月，八国联军进军津、京，清廷决定宣战。
七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断发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思想发生较大转变，撰《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并开始修定《訄书》。
1901年　三十四岁
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
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积弱溯源论》；撰《征信论》批判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以治史。
1902年　三十五岁
二月，为避恩铭等人追捕，东渡日本，暂寓横滨《新民丛报》社，与梁启超、孙中山相会。四月，与秦力山等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七月，由日本返回故乡杭州，删定《訄书》重刻本。
本年翻译出版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发表《文学说例》，与梁启超通信谈修改《中国通史》。
1903年　三十六岁
三月，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结识邹容、章士钊等。五月，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六月三十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次日，邹容自投入狱。
本年发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与刘师培书一、二、》、《释真》。
1904年　三十七岁
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章氏在狱中开始研读佛经。
五月，《訄书》重印本在日本出版。冬，光复会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
1905年　三十八岁
在狱中继续研读佛经，读《瑜伽师地论》等。
二月，《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邓实主编，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
四月三日，邹容死于狱中。
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1906年　三十九岁
六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十月，成立国学讲习会，作《论诸子学》等讲演。
清政府下令预备立宪。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鼓吹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予以批驳。
本年发表：《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衡三老》、《悲先戴》、《哀后戴》、《伤吴学》；《与人论朴学报书》、《古今音损益说》。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入《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
1907年　四十岁
继续主《民报》笔政，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发生矛盾。
二月，康有为将保皇党改为国民宪政会。九月，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章太炎撰文予以批驳揭露。
四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
本年在《民报》发表：《社会通诠商兑》、《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五无论》、《定复仇之是非》、《国家论》、《官制索隐》。《春秋左传读叙录》在《国粹学报》刊完。撰《新方言》，并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另撰《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国粹学报祝辞》、《与刘师培书六》、《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一、二》等，均刊于次年出版的《国粹学报》。
1908年　四十一岁
光绪、慈禧死去，溥仪即位。
从四月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座，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七月，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刘师培、何震夫妇受清政府指使，于五月二十四日的上海《神州日报》刊登《炳麟启事》，对章太炎进行诬蔑陷害。章太炎登文予以否认。
十月十九日，《民报》因宣传革命被封禁。
本年发表：《大乘佛教缘起说》、《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排满平议》、《驳神我宪政说》、《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四惑论》、《五朝法律索隐》、《马良请速开国会》；《小疋大疋说》上下、《八卦释名》、《六诗说》、《原经》、《毛公说字述》、《刘子政左氏说》。《新方言》在《国粹学报》续完。
1909年　四十二岁
因《民报》复刊和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尖锐冲突。撰《伪民报检举状》，指斥汪精卫等复刊之《民报》为非法，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
编订《太炎集》，舍弃了一些曾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政论文章，追求“俗或末之好”的“传世”之文。
本年发表：《与刘光汉书七》、《原儒》、《原名》、《致国粹学报社书二、三、四》、《庄子解诂》。出版《小学答问》。
1910年　四十三岁
一月，黄兴在《日华新报》发表《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指斥章太炎为清政府特务、革命党之叛徒。
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正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作为机关报，与同盟会正式分裂。
夏，黄侃创办《学林》杂志，刊登章太炎《文始》、《封建考》、《五朝学》、《信史》、《思乡愿》、《秦政记》、《秦献记》、《医术平议》等许多重要著作。
本年撰定《文始》、《齐物论释》。编定《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在《国粹学报》发表《驳皮锡瑞三书》，批驳皮锡瑞所撰《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三书。对《訄书》再次修订，原件现存北京图书馆。
1911年　四十四岁
继续在东京讲学。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章氏中断讲学。
十一月三日，上海发动起义，次日“光复”。
十一月十五日，章太炎回到上海。在上海国民自治会演说：“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当黄兴就扩大同盟会问题相询时，章太炎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告之。
槟榔屿《光华日报》连续刊载章氏政论《诛政党》。
1912年　四十五岁
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月三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一月十四日，陶成章在上海被蒋介石刺杀，章太炎与孙中山隔阂进一步加深。
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二月七日，章太炎应邀赴南京。在建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旋即返沪。
三月一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统一党，选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后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总统职位。冬，任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
1913年　四十六岁
章太炎在长春设筹边使署。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
四月十七日，章太炎从长春赶回上海，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又前往武昌见黎元洪，“以为联合之图。”五月上旬，通电袁世凯，要求罢黜四凶：梁士诒、赵秉钧、陈宦、段芝贵。下旬，由武汉返回北京。袁世凯授与二级勋章一枚。六月，由京来沪，由蔡元培主婚，与汤国黎在哈同花院举行婚礼。
六月十九日，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孔教会成立。章太炎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失败。八月，章太炎昌着危险返回北京，为袁世凯幽禁。
1914年　四十七岁
被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手定《章氏丛书》，并将《訄书》定名为《检论》，从分卷到内容，都有很大变动。
1915年　四十八岁
仍被幽禁。
四月，《太炎最近文录》出版，钱须弥编，收录章氏辛亥以来电文演说。章太炎对此书深为不满。
五月，《国故论衡》增订完毕。《检论》定稿，共分九卷，正文六十篇，附录七篇，大半为新写或据《訄书》旧稿重新写定。
七月，上海右文社出版《章氏丛书》，铅字排印，两函二十四册，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诂》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国故论衡》三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二卷别录三卷。
冬，章太炎口述，吴承任笔述整理成《菿汉微言》。自述“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
十二月，袁世凯复辟称帝，申令明年为“洪宪元年”。
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
1916年　四十九岁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讨伐中死去。
六月，章太炎恢复自由。七月，抵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九月，出国赴南洋考察，十二月，回国。
1917年　五十岁
三月四日，章太炎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
七月一日，张勋等拥立溥仪复辟。十二日，复辟覆灭。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中央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
九月一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末果。
1918年　五十一岁
赴四川，到邹容祠行礼。在重庆等地讲学。又赴湖北、湖南，十月归抵上海。
十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四川观鉴庐出版《太炎教育谈》。汪太冲编《太炎外纪》出版。
1919年　五十二岁
五四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刊本问世，较上海右文社版新增《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菿汉微言》三种，校勘颇精，改正了右文社版不少错误。
1920年　五十三岁
一月至三月，身患黄疸，病卧。六月，热病大作，几死。
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1921年　五十四岁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夏，主张“武力统一”的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军，“联省自治”运动遭到打击。
《太炎学说》上下卷由四川观鉴庐出版。上卷为章氏一九一八年在四川讲演记录，下卷为一批书札。《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吴齐仁编，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本。
1922年　五十五岁
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四月至六月，应江苏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每周一次，共十次，讲题为《国学大概》、《治国学方法》、《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讲演记录有两个版本，一为曹聚仁所编《国学概论》，一为张冥飞所编《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尺牍》出版，上海文明书局铅字排印本。
1923年　五十六岁
三月二日，孙中山在广东宣告大元帅大本营成立，章太炎以为“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九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1924年　五十七岁
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合作。
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和作。
《章氏丛书》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出版。
1925年　五十八岁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章太炎撰文祭悼。
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1926年　五十九岁
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纂夺北伐军领导权。
四月七日，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发出通电，叫嚷“反对赤化”。八月八日，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十三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1927年　六十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
五月至六月，被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七月至十一月，居同孚路赁寓，终日宴坐，兼治宋明儒学，借以惩忿。
1928年　六十一岁
写《自定年谱》，至民国十一年五十五岁止。
1929年　六十二岁
终年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
1930年　六十三岁
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1931年　六十四岁
五月一日，《国学丛刊》由中国大学出版，章太炎弟子吴承仕编辑。章氏在该刊发表文章有：《与吴承仕论宋明道学利病书一、二》、《论古韵四事》、《汉儒识古文考》上下等。
“九·一八”事变后，通信中多次议论时事，对蒋介石、张学良拱手将奉、吉让予日本不满，也不满粤方乘机倒蒋。
1932年　六十五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
秋，赴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章太炎亲撰《宣言》，主张“范以四经”。四经指《孝经》、《大学》、《儒行》、《丧服》。
1933年　六十六岁
民族危机严重。二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氏丛书续编》于北京发行，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收录著作七种：《广论语骈枝》一卷、《体撰录》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昌言》六卷。
1934年　六十七岁
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因与“国学会”旨趣不同，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
1935年　六十八岁
三月，蒋介石派丁维汾慰问，并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四月，开办章氏星期讲演会，共九期，讲题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而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等，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
九月，《制言》半月刊创刊，由章太炎主编。其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
1936年　六十八岁
冬、春间，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俱有讲演记录刊行。夏，给国学讲习会学生讲完《尚书》。六月十四日，于苏州病逝。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政府令以国葬，葬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

[清]（公元1761年~1803年）字枚叔，一字实庭，号谢盫，浙江仁和人。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卒于仁宗嘉庆八年，年四十三岁。嘉庆进士，官吏部文选司主事。好读书，少时尝手抄汉书一遍，以纵酒成疾卒。枚工词，以清丽称。有《心斋草堂集》及《微波亭词》，有《斋心草堂诗钞》。

侯文曜，清词人。字夏若，无锡人。有《松鹤词》一卷、《巫山十二峰词》一卷。

吴信辰（1721—1797），名镇，甘肃临洮人。1769年考中举人，做过陕西耀州学正，升为韩城教谕，1773年任山东陵县知县，尔后调任湖南沅州知府，可是只干了一年，就因为下属一个县发生“讳盗”事件，被劾罢官。写作了数千首诗，43首词。著有《松厓对联》。

王蕴章（1884-1942.8），字莼农，号西神，别号窈九生、红鹅生，别署二泉亭长、鹊脑词人、西神残客等，室名菊影楼、篁冷轩、秋云平室，江苏省金匮（今无锡市）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副榜举人，任学校英文教师。上海沪江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国文教授，上海《新闻报》编辑，上海正风文学院院长。通诗词，擅作小说，工书法，善欧体，能写铁线篆。是“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生平

清末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参与编刊首版《辞源》。1912年民国成立后，经人举荐任职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因工作不合己意去职。1915年回上海，参加南社。1月《妇女》杂志创刊，任《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主编10年。与恽代英、胡愈之、叶圣陶、沈雁冰、黄宾虹、廖仲恺、叶浅予、胡寄尘、周作人、郑振铎等为伍，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一个时代。1918年起陆续刊发了一些自己创作的鸳鸯蝴蝶派通俗作品，及“礼拜六派”情节离奇、逗人笑乐的作品。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后，辞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主编职。后游历南洋各国数年，作《南洋竹枝词》100余首。

从南洋回国后，历任上海沪江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国文教授，上海《新闻报》秘书、编辑、主笔，同时任上海正风文学院院长。治词章之学及英文，并主持正风文学院的教务工作。工书法，通诗词，词章名手，雅好楹联，擅作小说，壮严、诙谐兼而有之，是“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颇负时誉。参加柳亚子等所办的南社，常为沪、锡各报刊撰写小品文，发表小说，并以戏剧鼓吹民主革命。书法，师法二王，擅长率更体、欧体，能写铁线篆。喜欢收藏文物，藏有洮河绿石砚一方，背刻宋度宗时名校书苏翠像，有马湘兰题诗，为湘兰妆阁中故物。晚年生活艰困，以卖书度日，著述颇丰。

1942年8月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仅58岁。主要作品有《碧血花传奇》、《香骨桃传奇》、《可中亭》、《铁云山》、《霜华影》、《鸳鸯被》、《玉鱼缘》、《绿绮台》、《西神小说集》等9种；另有艺术杂论集《玉台艺乘》行世；诗词专集《秋平云室词》、《梅魂菊影空词话》等；小品文辑有《雪蕉吟馆集》、《梁溪词话》、《云外朱楼集》等未刊稿本。书法著作有《墨林一枝》、《碑林奇字》、《墨佣余沉》等传世。

"

董以宁（约公元一六六六年前后在世），字文友，武进（今江苏省武进市）人，清代初期诗人。性豪迈慷慨，喜交游，重然诺。明末为诸生。少明敏，为古文诗歌数十万言，尤工填词，声誉蔚然。与邹只谟齐名，时称“邹董”。又与陈维崧及只谟有才子之目。著有《正谊堂集》和《蓉度词》。其中《蓉度词》中大量的“艳体词”作品又尤为学界所争议。

黄燮清（1805～1864）晚清诗人、剧作家。原名宪清，字韵甫，号韵珊，又号吟香诗舫主人。浙江海盐武原镇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后屡试不第，晚年始得宜都县令，调任松滋，未几卒。少工词曲，中年以后始致力于诗文。其诗多抒写个人不平遭遇及人民的生活疾苦，咏史吊古之作深沉豪放，颇具特色。有《倚晴楼诗集》及《倚睛楼七种曲》传世。"生平

黄燮清年轻时就以乐府诗文闻名。但仕途坎坷，前后六次赴乡试未举，直至道光十五年才中举，后屡应会试不第，后在江西、安徽充任幕宾。咸丰二年进京先当实录馆誊录，后被任命为湖北知县。时正值太平军起义，战火正炽，黄燮清未赴任而告病还乡。从此怡情山水，修葺县城南门别墅拙宜园，改晴云阁为倚晴楼，后又购得砚园废址，栽花种竹，自号“两园主人”，每日与友觞咏其间，以诗词自娱。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海盐，倚晴楼毁于战火，遂携家外避，充浙江巡抚王有龄幕宾。不久杭州又告急，经上海到汉口，依湖北巡抚严树森。同治元年被委任湖北乡试考官，后又代理宜都知县，次年任松滋知县，并委为乡试考官，同治三年在武汉病逝。

代表剧作

黄燮清的《倚晴楼七种曲》包括七种传奇：《帝女花》、《桃溪雪》、《茂陵弦》、《凌波影》、《脊令原》、《鸳鸯镜》、《居官鉴》。另外还有《玉台秋》、《绛绡记》两种传奇。

《帝女花》写清军攻占北京后，崇祯帝之女坤舆公主欲在尼庵中削发出家，原与公主有婚约的周世显多方寻访得知公主下落，清廷仍用公主出嫁的礼仪为他们完婚。此剧演唱颇广，还流传到了日本。

《桃溪雪》写清初耿精忠降而复反，派总兵徐尚朝向永康、金华进军，永康地方官献出了守节在家、能诗善画的吴绛雪以作为交换请徐尚朝退出县境，吴绛雪旋即跳崖自尽。

黄燮清在的传奇的题材上不拘泥于元杂剧和明传奇的故事中，写了不少明末清初的历史事件和民间故事。唱词典雅生动，风格近于诗词。他在结构和矛盾冲突的铺垫上很下工夫。还很注意音律，曾先后请查仲浩、余炘等为他正谱，使得作品适于舞台演唱。

文学成就

黄燮清才思富赡，诗、词、曲均所擅长，尤工词。他的诗，早年学汉魏，多摹拟之作。中年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写了不少抒发个人抑郁不满和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吴江妪》、《十一月朔日大雪》诸诗，深切地表示了对国家命运和人民苦难的关注。这些诗在艺术上质朴畅达，情见乎辞。这一时期是他诗作最有成就的时期。此外，他还有不少吊古咏史的作品，借古讽今，深沉豪放，如《广陵吊史阁部》、《黄天荡怀古》等，颇为人所传诵。一些小诗，如《长水竹枝辞》等，也颇清新流丽，自具特色。他的词，除〔水龙吟〕《题沈晓沧年丈炳垣月夜渡海卷》等少数忧时感遇的篇什外，大多题材狭窄，选词造名，亦多雕琢痕迹。晚年写作的〔满江红〕《题施庭午茂才杞忧草》一类内容较为充实的词，对“征调可怜财赋尽，流离但觉乾坤仄”的社会现实，作了生动如实的反映，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但对太平军则持敌视态度。他所撰制的传奇，文词□丽，时人比之尤侗。

著有《倚晴楼诗集》12卷，《倚晴楼诗续集》 4卷，《倚晴楼诗馀》4卷，存词220余阕，《国朝词综续编》24卷，《倚晴楼七种曲》等。

"

张景祁(1827-?)　清末文学家。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左钺，字蘩甫，号韵梅（一作蕴梅），又号新蘅主人。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进士。曾任福安、连江等地知县。晚年渡海去台湾，宦游淡水、基隆等地。工诗词。历经世变，多感伤之音，作品贴近时代，有许多叙事咏史之作。有《新蘅词》、《蘩圃集》、《研雅堂诗、文、骈体文》等。

麦孟华(1875年-1915年)清末维新派。字孺博。广东顺德人。1888年入广州学堂。1891年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生平喜爱吟咏，词章绵丽沉郁，著有《蜕庵诗词》三卷，后为友人收入《粤两生集》。"生平

麦孟华清末维新派。字孺博。广东顺德人。1888年入广州学堂。1891年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少时与梁启超齐名，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1893年与康有为同科中举。1895年春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进京应试。梁、麦同寓，时常“相与规划救国政略，并助南海先生奔走国事”。将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受康有为嘱咐，鼓动在京各省举人上折拒和，参加“公车上书”。同年夏在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任撰述和编辑。1897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创不缠足会于上海，任董事，并为《时务报》等撰写文章，主张“尊君权，抑民权”，意在变光绪帝为有绝对权力之皇帝。1898年春与梁启超等联合两广、云贵、川陕、浙江等省举人上书，反对租让旅大给俄国。同年3月参加康有为等创立的保国会。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次年代梁主持该报，撰写320余篇宣扬保皇的文章，提倡学习日本维新，增强国力以救亡。曾代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校长。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诬蔑起义群众为乱民，支持“东南互保”，号召南方督抚镇压义和团，起兵勤王，实行南北分治，要求各国合兵迎光绪复位。《辛丑条约》签订后，又为国权尽失、利源尽夺、无复和平、中国政府充当列强傀儡和奴隶，而感到忧愤不已。1902年任《新民丛报》撰述，1907年任政闻社常务员。1913年在康有为创办的《不忍》杂志任编辑。后充任冯国璋幕僚，“相与谋倒袁”。1915年2月25日死于上海。"

姚燮（1805—1864）晚清文学家、画家。字梅伯，号复庄，又号大梅山民、上湖生、某伯、大某山民、复翁、复道人、野桥、东海生等，浙江镇海（今宁波北仑）人。道光举人，以著作教授终身。治学广涉经史、地理、释道、戏曲、小说。工诗画，尤善人物、梅花。著有《今乐考证》、《大梅山馆集》、《疏影楼词》。"生平

早年经历
　　嘉庆十年，姚燮出生于镇海县城谢家河塘。姚燮祖籍浙江诸暨，后迁北仑，姚燮生于北仑。祖父姚昀著有诗集，在地方上颇有文名，父亲姚成是县学秀才，曾在镇海乡勇局供职，家境清寒，姚燮曾有“五世儒素风，俭朴诚适宜”之自述。姚家有“小有居”，内“泉石寄邃，花木茂微”，每逢春秋佳日，姚昀便邀当地文士来“小有居”饮酒、赏花、赋诗。姚燮自幼就是在诗的环境中长大的。姚燮周岁识字，五岁能诗，童年所作《灯花诗》，大受父辈诗友赞赏，可说是个早慧的孩子。以后他博览群籍，涉猎面很广。姚燮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不仅在诗、词、骈文等文学领域有成就，同时对经史也颇有研究，并且善于绘画，对绘事的鉴赏水平也很高。20岁结婚，妻子吴氏是江苏武进人，出身贫民，耐辛劳、安本分。22岁，进县学为“秀才”，此后近十年内，他经常出门漫游，踪迹遍及浙东、浙北、苏南一带山川。并参加了友人叶元阶、厉志在宁波府创办的枕湖吟社，与叶、厉等诗人们一起经常吟诗作画。

词集行世
　　道光十三年，姚燮的第一部作品集——《疏影楼词》刊刻行世。从此在文学上崭露头角，成了“甬上名秀才”。《疏影楼词》是他从29岁前所作的两千余首词中精选318首结集而成的，词的内容大致有题画、写景、寄赠、咏物、拟古等方面。总的看来，姚词内容比较狭窄，但也有声情激越的好词，如《疏影·自题词集》《水调歌头·太湖晓渡》《沁园春·赠柳仙》；也有正面写民间劳动和农民困苦生活的作品，如《迈陂塘·水车》。在艺术上，姚词讲究声律与辞藻，语言凝炼倩丽、精致纤巧、含蓄婉约，可谓引人入胜。对于《疏影楼词》的评论者很多，其中梁启超的评咏基本上符合实际，梁的《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曰：“鸡舞镜，顾影自生怜。跌荡每从宛妙生，野桥埋首不知年。考证著新篇。”

科举不顺
　　姚燮虽然才高学富，只是在科场上却很不得意，道光十四年中举后，得到了浙江学政陈用光和主司徐宝善两位名流的赏识。次年三月，到北京参加春闱考进士，没有及第。发榜后，姚燮没有及时返家，留在北京埋头读书准备再试。第二次会试落第后，他不再闭门苦读，而是活动频繁，结交了不少名流，如翰林院编修、御史黄爵滋，著名诗人与诗论家潘德舆，户部主事、员外郎与御史汤鹏，清代著名诗人张际亮，近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魏源。姚燮与这些文章家、诗人、朝廷大臣相聚饮酒、吟诗论文，思想上、文学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又多次进京赶考，直到道光二十四年第五次应试失败，他便绝意仕途，在家坐馆教学，发奋著述。

晚境清贫
　　姚燮一生著述很丰富，教出来的学生也很多，名重一方，堪称为浙东名士。但读书人不会理财，中年时家道中落，生计无着。又因鸦片战争，英侵略军攻陷北仑，全家避难宁波，生活更加困迫，徐时栋于道光癸卯秋记姚燮的生活情况道：“是岁余客杭州，有传某伯死者，比归知无恙。过之观中，方作道士装，为人忏悔。相视而笑，出手注《玉枢经》论茗共谈。”弄到寄食道观、当道士糊口的穷困地步，可见姚燮的晚境是够悲惨的。

成就

诗词
　　姚燮素以能诗自负，他五岁作诗，终生不倦，作诗万余首。姚燮早年诗重性灵，自言：“曩昔为诗，取法袁简斋，下笔立成，觉抒写性灵，具有机趣。”他二十九岁时刊刻的《疏影楼词》大都描绘欢情爱意和风光山色，笔绪悠闲，词采绚丽，这大概是他“少年忘检束，避礼法如槛困”那种少年得志、风流名士性情的自然流露。其中有些写景诗，有一定的艺术成就，如《韩庄阁舟中七夕杂诗》：“木兰桨子藕花乡，唱罢鞓红晚气凉。烟外柳丝湖外水，山眉澹碧月眉黄。”描写秋夜月色颇有意趣，这是他少年不知愁滋味时的诗风。等到他三十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又屡试不第，勤读苦吟捞不到一官半职，再加生计艰困，“十载九出门”，终年在外奔波也没法解除家中妻儿的饥寒，弄得“寒衣在典不可赎，赤手思炊米无宿。我心如棘君首蓬，相对吞声抵悲哭。”无衣无食，东借西易“向邻贷得一斗余，计口不敷三日需”的地步，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诗风也就变了。那时姚燮作诗“一以古法为尺绳，不阿不隐”，重寄兴，重讽喻，而厌弃性灵派的诗风了。认为神韵派、性灵派的诗缺乏社会意义，“施王树坛坫，其实皆俳优。后来草窃辈，乃有袁赵俦。”彻底否定了王渔洋的神韵派和袁子才性灵派的诗，虽然有点偏激，但也说明那时姚燮的诗更能正视现实，接触社会了。《复庄诗问》的诗大都是反映人民的苦难，诗人推己及人，写了不少有社会意义的诗篇，如《哀雁》：
　　海上之雁尔何来？上飞下飞相徘徊。自云朔方岁饥苦，欲托残生到南土。
　　南人苦旱如北潦，江芦洲笋多枯槁。富家有粟仓廪闭，贫户有鸡卖无地。
　　曷安尔身为尔计，海上穷兵善矰缴。将得尔肉谋一饱，不则流落江南乡。
　　千里愁云迷故道，雁乎尔归兮归尚早。
　　这首诗反映道光年间外敌入侵、朝政腐败、国势虚弱、南旱北涝、哀鸿遍野、饥民嗷嗷的实际情况。诗人将“哀雁”比作流离失所的灾民，沉痛地写出时代的悲音。这类沉郁、愤懑、质朴的诗风，是《复庄诗问》的基调。从“谋生吾亦倦，前路尔何依，风雪稻粱尽，关河岁月非”。这类诗篇来看，诗人的感情已和苦难的人民交融在一起了。
　　鸦片战争以后，诗人的心情更加亢奋，诗境更加开阔，每首诗都充满着反帝爱国思想。道光二十一年英军攻陷定海，北仑、宁波、慈溪、余姚、奉化等地都遭到侵略军的蹂躏，姚燮一家从北仑逃到宁波，两个儿子几乎遭害。到了宁波，文武官员率先逃走，英军不伤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宁波。姚燮在逃难途中见到种种悲惨景象，义愤填膺，写了不少怒斥侵略者暴行和反映人民悲惨遭遇的诗，如《捉夫谣》：
　　城鬼捉夫如捉囚，手裂大布蒙夫头。锒铛锁禁钉室幽，铁钉插壁夫难逃。
　　板床尘腻牛血臊，碧灯射隙闻鬼嗥。当官当夫给钱粟，鬼来捉夫要钱赎。
　　朝出担水三千斤，暮缚囚床一杯粥。夫家无钱来赎夫，囚门顿首号妻孥。
　　阴风掠衣头发乱，飞虫啮领刀割肤，谁来怜尔喉涎枯！
　　诗中描写侵略者的凶残、民夫生活的悲惨，若不是诗人亲见亲闻，是不会写得如此具体、如此深刻的。
　　姚燮的另一类诗是反映鸦片战争中坚持抵抗、视死如归的英勇壮士，如《闻定海城陷五章》之二：
　　蜃雨濡军帻，狞飙拉将旗。饮泥怜久饿，摩壁誓同危。路绝晨嘶马，云昏夕堕鸱。衔恩持死力，力尽死何辞。
　　描写英雄将士栉风沐雨、忍饥挨饿、视死如归、坚持战斗的精神，是相当感人的。姚燮后期诗风趋向悲壮，和他早期诗的轻靡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这当然和国难、家难促使姚燮思想感情有变化密切相关。

戏曲
　　姚燮在戏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两部姐妹篇《今乐考证》和《今乐府选》就是明证。《今乐考证》按年代排列戏曲作家，在每个作家后记载作品名目，名目后又附作家生平的记载和诸家评论，还间有剧情提要和作者自己的考证，全书计13篇，为晚清以前的戏曲算了一笔总帐。它的记载是空前详尽、丰富的；总计入载宋剧975种，元明清杂剧203家1176种，金元明清院本316家116本。与《今乐考证》差不多同时，编写了《今乐府选》，这是一部琳琅满目，包罗万象的戏曲总汇，全书入载的金元明清诸宫调、杂剧、传奇、散曲达429种，计192册。通过它，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戏曲发展的面貌有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对于《今乐考证》和《今乐府选》，姚燮都倾注了极高的热情，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但毕竟个人精力有限，作者去世前，这两部书都没有最后定稿，还存在着不少讹误。但是正如郑振铎所说：“当举世不为之时，梅伯独埋头于戏曲的探讨，……而像他那样的有网罗古今来一切戏曲于一书的豪气的人，恐怕自古到今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

骈文
　　姚燮喜作骈俪文，有《复庄骈俪文榷》初编和《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初编112篇，大多作于道光二十四年至咸丰三年，二编125篇，作于咸丰年间。综观姚的骈俪文，其中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较佳的作品，如纪念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反映当时灾荒、疾疫等社会问题等的作品。除了那些淋漓挥洒的长篇外，还有若干清新隽永的小品，如《邢湖观秋荷记》，时人徐有栋、王韬等人也有较高评价。

书注
　　姚燮十分喜读《红楼梦》，常在书眉、回间加以批点。这些批点，后人极为重视，把它和小说一起排印。光绪初年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印有“大某山民”姚燮、“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等人的评语，广大读者对此书极为喜爱，一再被翻印，版本有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书名有《大观琐录》、《金玉缘》、《红楼梦》，直到民国时还被多次翻印，“大某山民”一时几乎借《红楼梦》而家喻户晓。此外，姚燮还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考察，著有《读红楼梦纲领》，全书共有三卷，卷一为“人索”，卷二为“事索”。卷一卷二是小说中有关资料的辑集与统计，大部分是钩稽小说所提供的历史材料。卷三是“余索”，包括“丛说”、“纠疑”、“诸家撰述提要”等。

绘画
　　姚燮生前，画名似乎掩过文名。他的画选题较宽，有花卉、山水、仕女、静物、佛像，其中尤以梅花最多最好。姚说过：“平生画梅几千幅”，“画本流落半天下”。画的梅“回笔故作倔强技，千丈而落有石势”，表现了他自身的气质。朋友们称赞姚画的梅花风格雄健倔傲，气势不凡，特具工力。朋友厉志在《题姚梅伯画丛梅大幅》中称赞曰：“君臂如石指如铁，肝腑倔强气腾骁。”姚燮在浙江、上海、苏南往来时，以卖画自给，绘画创作是他平生要事之一，王韬说他在上海时以卖画著称，其画：“工画梅，兴酣落墨，媚态横生，人物、花卉无不奇特。字尤古峭拔俗……所得润笔资，挥霍殆尽。于卖画外，绝无求于人。”这些记述，我们可以想见姚当时的绘画成就和生活状况。

藏书故实

五次考进士均落第，便绝意仕途，发奋著述与讲学，学生满天下，名垂一方。一生著述甚丰，藏书甚富，建有书楼“大梅山馆”，教授、著书、校勘于此。有《大梅山馆书目》16卷，著录图书3000余种，其中古今杂剧400种，佛道图书300种。道光二十一年，英军攻入镇海，全家逃入鄞县四明山，因生活穷困，藏书多流失。起初流入蔡鸿鉴“墨海楼“甚多，后转流入李庆城“萱荫楼”者，有明椠本88种，抄本36种，清椠本336种。此间，所作诗词不少是歌颂反侵略斗争，揭露敌人罪行，谴责投降派，悲愤激昂。著有《复庄诗问》、《复庄骈俪文榷》、《蔬影楼词》、《今乐考证》、《今乐府选》、《读红楼梦纲领》、《退红衫传奇》、《梅心雪传奇》等。建国后，部分遗作和藏书为古物陈列所收藏。后归于宁波图书馆。——《中国藏书家通典》2005年版。"

李慈铭(1830～1894）晚清官员，著名文史学家。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会稽（今浙江绍兴）西郭霞川村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数上封事，不避权要。日记三十余年不断，读书心得无不收录。学识渊博，承乾嘉汉学之余绪，治经学、史学，蔚然可观，被称为“旧文学的殿军”。"轶事典故

考场败将
　　李慈铭禀赋优异，又肯刻苦用功，十几岁时便能与大人们赋诗酬唱，文名享誉乡里，名列“越中三少”之一。。但考运不佳，屡试屡挫，先是经落榜四次后，才于二十二岁时考中秀才。后来历经二十年，十一次落榜，于四十二岁时始中举人。最后又经过十年，三次落榜，终于在五十二岁考中进士。

悲喜同日
　　李慈铭十四岁时，祖母病重，乃奉双亲之命迎娶大他五岁的表姐马淑人为妻。本意是要“冲喜”，无奈，婚礼刚完成，祖母便于当天去世。这件憾事始终是李慈铭心中难以排除的阴影，使得他与妻子一直维持着如姐弟一般的感情，更影响了李慈铭日后的感情生活。

酷好女色
　　李慈铭酷好女色。同治五年他就“以四百圆番金购买一歌娘为妾”，光绪初年，他又趁华北大旱，人口价低之际借钱买了两个妾，其中一个妾就花了白银一百八十两。他家里仆役众多，最穷的时候，他家也“平均常常雇佣仆人三四人，女佣两人，更夫一名，厨师一名，车夫一名”。虽然“穷困潦倒”却行必有车。

清代规定，官员不得嫖妓，但是可以“挟优”，也就是与伶人戏子交往，所以官员交好伶人，成为风习。李慈铭颇好“这一口”，他经常在饮宴时叫伶人来陪，也时到伶人下处去住，梅兰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人称“花榜状元”的京城名伶朱霞芬更是他的至好。[2]

憾无子嗣
　　李慈铭婚后无子，在传宗接代的压力下，曾于三十七岁、四十岁、五十九岁时，先后纳妾三名，但还是未能生下一子半息。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到了后来，竟经常流连于风月场所，据说因为常到妓院天下美女都看尽，所以有了双性恋的倾向。而且还染上了“好男色”之癖。

嗜书成癖
　　李慈铭考运不佳，在官场也不甚得意，收入有限，寄居北京城的费用浩繁，经常举债度日。但据吴振芝从《越缦堂日记》中所见李慈铭先生收支状况分析，发现他每月开销金额中最庞大的费用，竟是买书。在他的日记里，常常记载他到书市疯狂采购的事迹。买书、读书、藏书，成为他自幼至老最为自豪快意之事。某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李慈铭的钱全部花在古书上。他无钱买煤，他只好在冰冷中颤栗地熬过一天算一天。他熬夜读书，为求证一事，翻箱倒箧，辛苦非常。他却兴奋地说，“经义悦人，如是如是！”

耿介直露
　　李慈铭具有爱憎分明的强烈个性，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或事情，常不假辞色的当面或即时破口大骂，以致于一些至交好友，如张之洞等，最后都因故宣告决裂。有时他也会在日记中自我检讨，但由于不喜欢俯仰随人、委曲求全的个性使然，始终不改旧习。不过，他处世虽多有峻厉言行，对于亲族，甚至家仆、亲友遗孤，则多以温情相待，可见是一位性情中人。

官场生涯
　　李慈铭的京官生活，呈现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李慈铭正式收入极低，其他收入来源也不多，所以经常债务缠身，哭穷叫苦。我们看他的日记，其中经常哭穷，什么“比日穷困不堪”，什么“比日窘甚，负债有如牛毛矣”。另一方面，他却一直追求着与自己的收入水平不相称的生活方式：住大宅子，用许多仆人，出门必有车马。

从同治十三年起，李慈铭租了一套豪宅，原闽浙总督季文昌的旧邸，这个房子可不一般：“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广植花木，气派宏阔。”花园里内有轩翠舫、碧交馆、花影廊、小东圃等名胜，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长年沉醉于宴饮、歌郎、冶游的“上流社会生活”。我们看他的日记，他每个月有一半时间，是在外面大饭店吃饭，“每月有一半以上都有饮宴”，在声色上更经常大为破费。“光绪三年，他的仲弟在乡饥饿而死，而他在北京一年之中却花一百多两于酒食声色之征逐。‘余虽穷，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

所以李慈铭的生活属低收入高消费类型。李慈铭的这种矛盾生活状态，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他收入低微而生性又贪图享受所致。

李慈铭官位一直不高，所以收入很低。捐官又掏空了家底，所以家中也无法接济。但李慈铭的生活品味却相当高。李慈铭出身地主家庭，早年家中还颇有些田产，从小没吃过苦，生活相当优裕。所以他一生讲究享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对衣服的讲究和在乎远超过曾国藩，比如这一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记：“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紬袍一领。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致之风，团花绣球，俨然宫体。”此袍虽花去他20两银子，但他没有心疼，反而颇为得意。徐一士说：“慈铭嗟贫，时见于《日记》，而颇讲甘美享用。”确实不假。

李慈铭不但不耐清贫，还看不起那些“不懂享受”的同僚。比如他的同时代人李用清是同治四年翰林。《清史稿》称此人“安贫厉节”，不收陋规，每出门则徒步奔走，不乘车。众人皆称其俭德，李慈铭却在日记中嘲讽他“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人世甘美享用也”。他的价值取向可见一斑。

第二个原因是李慈铭心态的消沉。李慈铭成名既早，自视极高，以为凭自己的才华，搏取“黄金屋颜如玉”当如探囊取物，不料一生困顿，仕途潦倒，沉浮冷署，对此一直深以为愧。所以李慈铭任户部司官期多年间，他对职事表现得相当厌倦，甚至“经年不一诣署”，原因是他“羞与少年为伍”，“与俗吏随波”。他的二十多年京官生涯，基本上是在失望、懒散、愤世嫉俗、牢骚满腹中度过的。所以干脆就纵情诗酒，以消块磊。李慈铭因境遇不顺，“口多雌黄”，“性善骂”，“持论苛刻”，爱批评当时官场种种丑态，对“同时名流，无不极口谩骂，不留余地”。 因此获得了“敢言”的称号，被人目为清流。史称他“不避权要，当面折人、议论臧否”。然而虽然痛恨官场腐败，李慈铭对升官其实一样热衷。光绪十四年简放各省学政，他事先也四处活动，做了许多工作，结果没有成功。光绪十六年终于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后，他“敢言”的锋芒就大为收敛。门生攀增祥说“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搏击”。

李慈铭为官之初，也曾矜尚名节，“尝自订七例自勉：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婚寿庆贺”。但他远未能践行自己的诺言。李慈铭一方面在日记中深刻嘲讽那些“曲计攀援”以求外官馈赠之人。另一方面，他自己就是一个“曲计攀援”的高手。光绪七年春，他就曾至贤良寺投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以近日窘甚，冀其随例有酬应也。”这次李“馈别，敬十二金，犒使二千”。

李慈铭一生谋得的最大一笔“馈赠”，是生涯最后几年担任“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所获的每年一千一百余两束修，这是他京官生涯后几年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基本保障。“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其实只是一个挂名，一年不需要到天津跑几次，束修却如此丰厚，原因很简单：这其实是李鸿章送给他的“封口费”。盖李鸿章深知李慈铭之善骂，更自知自己身处高层政治矛盾的中心，很容易被清流们抓住小辫子不放，所以他倾力结好李氏。这笔封口费效果不错，虽然李慈铭虽恣睢放纵，“任情善骂”，但在晚清清流皆竞相痛骂李鸿章之时，他却从来不开口，“慈铭在言路，不劾李鸿章。”

著作褒贬

《越缦堂日记》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记文字达数百万言，对清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坦然承认自己重新提起写日记的兴趣是受了《越缦堂日记》的影响。当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鲁迅在《怎么写》一文中说道：“《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二是许多墨涂，……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越缦堂日记已列入台湾国中国文教材之一。

《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前后历时六十余年。1894年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七十余册。当时，沈曾植、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去，卒未刻”。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等及学界二十余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以《越缦堂日记》为其名影印出版了遗留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越缦堂日记》影印出版后，士林争相一睹为快，誉之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鲁迅在《三闲集》中说“《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就是当时日记出版后的真实写照。《越缦堂日记》出版后，蔡元培根据李慈铭的遗愿拟将剩下的十三册日记进行分类节录出版，后经钱玄同倡议，仍将剩余的十三册日记按前五十一册之例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影印出版。这便是《越缦堂日记补》。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的日记手稿则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人士呼吁追寻，但始终没有下落。直到1980年才有幸被发现。这宗重见天日的手稿后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共九册，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

藏书故实

喜藏书，有藏书室名“越缦堂”、“困学楼”、“苟学斋”、“白桦绛树阁”、“知服楼”等，卧床左右，罗列书柜，并排盆花，自称“书可以读，花可以赏，二者兼得，其乐无穷”。与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来往书信密切。其藏书不足万卷，但以精见称。自称“于经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夹、诗余、传奇，无不涉猎而模放之”。仅手校、手跋、手批之书有200余种。编纂有《越缦堂书目》，著录书籍800余种；又有《会稽李氏越缦堂书目录》，由云龙辑有《越缦堂读书记》，记其阅读书籍990余种。藏书印颇多，自称“书籍不可无印记，自须色、篆并臻妍妙，故选不调朱，收藏家争相矜尚，亦惜书之一事也”。有“越缦堂藏书印”、“白桦绛树阁清客”、“会稽李氏困学楼藏书印”、“萝庵黄叶院落”、“桃花圣解盫”、“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等数十枚。其《越缦堂日记》对古籍的解释、史料的鉴定考证、人物的评价等，有精到之评；以至本人的经历和对清末政治事件的描述，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学者所重。著《湖塘林馆骈体文抄》、《白桦绛树阁诗初集》、《重订周易小义》、《越缦堂词录》、《越缦堂经说》、《柯山漫录》、《后汉书集解》、《霞川花影词》、《十三经古今文义汇正》等。所藏书于1918年前后由徐惟则、后裔李钟俊整理，有书9 000余册，手稿10余种；1928年售于北京图书馆。

文学成就

虽有“漆室坐忧时事非”的感情，任官期间也曾对时政有所批评和建议，但思想比较迂阔保守，持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以求索不倦的学者和矜尚名节的名士，终其一生。他承袭乾嘉汉学余风，治经学、史学，都有一定成就。又博览群书，时有所评。其治学读书所得，大都载入《越缦堂日记》，颇为世人所重。

李慈铭自言在创作方面“所得意者莫如诗”。今传已刻之诗起道光二十四年至同治十三年，共850首，主要反映了贫窘的学者与困顿的名士的生活与心境，山水风物、交游唱和的“登监闲适之篇”较多，至于“感愤切挚之作”，也多是抒写落拓不遇之感。直接触及时事、反帝慨时的篇什，如《庚申八月感事》、《出大沽口感事》、《庚午书事》、《京邸冬夜读书》等，为数寥寥。占有一定数量的涉及太平天国的诗篇，则表现了地主阶级的立场。

李慈铭认为“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规摹拟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他主张内有所蓄。同时广泛向前人学习，“汰其繁芜，取其深蕴，随物赋形，悉为我有”。他的诗大体遵循自己的主张，广采诸家之长，以写自身所遭之境，自心所生之感，创造一种“清淡平直，不炫异惊人”的风格，如《自题霞川老屋图》、《舟入青浦界作》、《初夏舟出徐山村至清水闸作》等。在文章方面，李慈铭认为“文体必本韵偶”，强调骈文之美。此外，他的词也有一些感怀身世之作。

李慈铭除经、史著述之外，刻有《越缦堂文集》12卷、《湖塘林馆骈体文》 2卷、《白华绛跗阁诗初集》10卷及《霞川花隐词》。尚有《杏花香雪斋诗二集》、《桃花圣解庵乐府》未刻。中华书局出版的《杏花香雪斋诗》10集，为吴道晋所辑。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记文字达数百万言，对清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坦然承认自己重新提起写日记的兴趣是受了《越缦堂日记》的影响。当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鲁迅在《怎么写》一文中说道：“《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二是许多墨涂，……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越缦堂日记》已列入台湾国中国文教材之一。

《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前后历时六十余年。1894年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七十余册。当时，沈曾植、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去，卒未刻”。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等及学界二十余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以《越缦堂日记》为其名影印出版了遗留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越缦堂日记》影印出版后，士林争相一睹为快，誉之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鲁迅在《三闲集》中说“《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就是当时日记出版后的真实写照。《越缦堂日记》出版后，蔡元培根据李慈铭的遗愿拟将剩下的十三册日记进行分类节录出版，后经钱玄同倡议，仍将剩余的十三册日记按前五十一册之例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影印出版。这便是《越缦堂日记补》。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的日记手稿则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人士呼吁追寻，但始终没有下落。直到1980年才有幸被发现。这宗重见天日的手稿后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共九册，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

"

成鹫（1637－1722），清朝初年广东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僧。又名光鹫，字迹删，号东樵山人。俗姓方，名觊恺，字麟趾，番禺（今属广东省）人。出身书香仕宦世家。年四十一，从本师西来离幻即石洞和尚披剃。继法于硕堂禅师，系憨山大师徒孙。与陶环、何绛等南明抗清志士为生死之交。与屈大均、梁佩兰唱酬，粤中士人多从教游。先后主持澳门普济寺、肇庆庆云寺、广州大通寺，终于大通。其为人豪放倜傥，诗文亦卓厉痛快，尽去雕饰，颇有似庄子处。沈德潜誉为诗僧第一。作品有《楞严直说》十卷、《鼎湖山志》八卷、《咸陟堂集》四十三卷、《金刚直说》一卷、《老子直说》二卷、《庄子内篇注》一卷等。

左辅（1751—1833）字仲甫，一字蘅友，号杏庄，江苏阳湖人。乾隆进士。以知县官安徽，治行素著，能得民心。嘉庆间，官至湖南巡抚。辅工诗词古文，著有《念菀斋诗、词、古文、书牍》五种，传于世。

陈洵，字述叔，别号海绡，是广东江门市潮连芝山人（前属新会县潮连乡），生于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 。少有才思,聪慧非凡，尤好填词。光绪间曾补南海县学生员。后客游江西十余年，风尘仆仆，蹇滞殊甚。返回广州之后为童子师，设馆于广州西关,以舌耕糊口，生活穷窘。辛亥（1911年）革命后，受到新潮流的影响，思想有所变化，是年在广州加入南国诗社。晚岁教授广州中山大学。"介绍

陈洵，字述叔，别号海绡，是广东江门市潮连芝山人，生于清朝同治十年 。少有才思,聪慧非凡，尤好填词。光绪间曾补南海县学生员。后客游江西十余年，风尘仆仆，蹇滞殊甚。返回广州之后为童子师，设馆于广州西关,以舌耕糊口，生活穷窘。辛亥革命后，受到新潮流的影响，思想有所变化，是年在广州加入南国诗社。晚岁教授广州中山大学。

归安朱孝臧见其词，甚加推许，尝称新会陈述叔、临桂况夔笙为“并世两雄，无与抗手”。又为校印所著《海绡词》，并题句曰：“雕虫手，千古亦才难。新拜海南为上将，试要临桂角中原，来者孰登坛？”亦见其推许之至矣。其后复收入《沧海遗音集》，共二卷。

洵生性孤峭，少与顺德黄节善。番禺梁鼎芬每为扬誉，并称“陈词黄诗”。以同治十年生，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卒于广州，年七十二。尚有遗词一卷，待刊。

生平

1918年间，广州以女戏班盛极一时，其中有女伶李雪芳者，声、色、艺冠群伦，陈洵旦夕流连，百听不厌，流连歌坛，并精心作词十余阕以赠，其中不乏至情至性之作。如：《绛都春·已未立春，珠院听歌，同东篱诸子》：烘垆润鼓，渐春到镜?，明珠先曙。汉苑洞箫，初试东风，流莺语、吟壶曾结神仙侣。共欢夕，梅边尊俎。岁华依约，红裁翠剪，采花钗股。 休负。双环为识，乍回首，最在骄尘红雾。蘸语夜潮，回烛风廊，凌波步、×裳新按云韶部。便有是，常年宫谱。会看声动枢南，唤雷启户。

不久，适上海广肇公所为华北水灾募捐，邀请李雪芳北上助赈，雪娘携陈洵词作与俱。适逢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宴请集上海文化名人于太古洋行买办甘翰臣非园，李雪芳应邀出席，且以陈洵词作示陈散原、朱孝臧等人。朱孝臧又名祖谋，字古微，号疆邨，浙江归安人，清光绪九年进士，官至侍讲学士、礼部侍郎。甲辰年出任广东学政时，与当地文士过从甚密。朱孝臧见陈洵词风步学吴梦窗,与自己同调，当即击节称赞。后来经过百方调查，终与陈洵结识，一见倾心。朱孝臧以陈洵词风“神骨俱静，此真能火传梦窗者”。又云：“善用逆笔，故处处见腾踏之势，清真法乳也。”并表示极其愿意为陈洵所著的《海绡集》校印。

朱孝臧曾经称许陈洵与况周颐为“并世双雄，无与抗手”。在为陈洵刻印好《海绡集》发表时，题句曰：“雕虫手，千古亦才难。新拜海南为大将，试邀临桂角中原，来者孰登坛？”并付西冷印社用仿宋字粒印行，黄晦闻为该词集作序，由是陈述叔词名鹊噪于大江南北，时人交口赞誉。

陈洵是由晚清进入民国的著名词人。他的作品不是凭籍朱孝臧督学之吹嘘，而确有真的深厚功力。大抵陈洵前期词学梦窗，把音律和用字放在作词的首要位置，奇丽致密，用事晦涩，而寄托不厚。其在《渡江云·钩帘喧冥燕》写道： 钩帘喧冥燕。絮风正急，忍问抱愁归。绣尘摇梦短，几处垂杨，水曲暗鹃啼。闲心漫理，怕尚有、一点芳菲。刚凭得、绝尘书幌，绕树绿成围。 凄迷。单杯婪尾，小学蛮笺，更安排何计?空怨他、高楼银烛，催送斜晖。今宵泪到云屏隙，只断钟疏鼓休提。人静后，和春泥语低低。 　　此词作于民国八年，时陈洵正努力学吴文英词法。因时局动荡，人到中年，而无所成就，审其词意，当系有感于时局身世而发，不是单纯的留连跟前光景之作。词的上阕以重笔写“冥燕”、“絮风”、“绣尘”、“垂杨”、“鹃啼”，渲染了浓重的“春尽、春归”的气氛。“闲心”二句，由实转虚，为全词由景生情的纽带，以逆笔道出此时内心的无限落寞：芳菲将尽，十丈愁城。下阕则以“凄迷”二字落笔，极写时光流逝，事业无成的百无聊赖的失意，抒发惜春、伤春的惆怅。整篇词运用典雅，脉络分明，音律和谐，颇见功力。可惜用事深晦，沉厚不足。显然是受了吴文英的“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词学理论的影响。

诸如其几篇代表词作可见一斑。例如《烛影摇红·沪上留别疆邨先生》： 鲈脍秋怀 ，树声一夜生离怨。趁潮津月向人明，还似当时见。芳草天涯又晚，送长风、萧萧去雁。凄凉客枕，宛转江流，朅来孤馆。 头白相看，后期心数逡巡遍。此情江海自年年，分付将归燕。襟泪香兰暗泫，两无言，青天望眼。老怀翻怕，对酒听歌，吴姬休劝。

这阕词是当朱孝臧任广东学政时，与总督不合，遂辞官归休上海。陈洵曾得朱孝臧知遇之恩，对其遭遇不公固然是深抱不平，而对腐朽的封建统治者亦心怀愤恨，情见于词，明显地蕴含着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情绪。 词的后半阕云：“头白相看，后期心数逡巡遍。此情江海自年年，分付将归燕。襟泪香兰暗泫、“趁潮津月向人明”句，就是表示对故人的同情和慰藉，形象鲜明。

又如：《海绡词》集中有一阕《木兰花慢》，是悼念疆邨的词作。词曰：水楼闲事了，忍回睇，问斜阳。但烟柳危栏，山芜故径，阅尽繁霜。荒江，悄然卧晚，听中兴琵笛换伊凉。——瞑随尘万古，白云今是何乡？ 相望。天海共苍苍，弦敛赏音亡。剩岁寒心素，方怜同抱，泣孤芳。难忘、语秋雁旅，泊哀筝危柱暂成行。泪尽江湖断眼，马塍花为谁香？

原来，广州中山大学延聘词学教授，因为朱孝臧也曾任广东督学，得人称颂，故此恳求他再来任教，雨化莘莘学子。岂料朱孝臧辞聘并推荐陈洵，曰：“何舍近而图远耶?举陈述叔足以任之。”陈洵于1929年经朱孝臧荐为广州中山大学词学教授。陈洵对朱孝臧可谓感恩知己，时以未能图报为憾。乃于1930年的夏天，赴上海谒候朱孝臧。有名画家吴湖帆当时为绘《思悲阁谈词图》赠之，以纪其事。陈洵题《应天长》词一阕，朱孝臧亦依韵和之。讵料不数月，而朱孝臧竟溘然逝世。陈洵悲痛欲绝，乃赋此《木兰花慢》挽之，此词传诵一时。

又如陈洵在《水龙吟·丁卯除夕》一词写道：春来准拟开怀，是谁不放残年去?寒更灯火，断魂依在，严城戍鼓。地北天南，一声归雁，有人愁苦。算寻常经过，今年事了，都休向，明朝语。 光景花前冉冉，倚东风、从头还数。因循却怕，登临无地，夕阳如故。烂醉生涯，颓然自卧，懒歌慵舞，待鸣鸡唤起，白头簮胜尽平生度，此词写于1927年，时为国家多难之秋，陈洵怀着怅惘、悲痛的心情，在除夕之夜，本应“春来准拟开怀”的，然而笼罩在目前的景象成了“严城戍鼓”，有人“烂醉生涯”、“有人愁苦”，只好仰天长叹，问道：“是谁不放残年去?”显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悲从中来，有的放矢。

1929年，暮春三月，陈洵自郡城归省故里江门潮连，与族中名士区菶吾话旧于西园，作《南歌子》词一阕曰：不用问田园，十载归来故旧欢。一笑从知春有意，篱边，三两余花向我妍。 哀乐信无端，但觉吾心此处安。谁分去来乡国事？凄然，曾是承平两少年。在这首词中，可以了解陈洵是非常留恋田园之乐的。陈洵此时虽然五十八岁，名利之心已淡薄了，但他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谁分去来乡国事，凄然!”是他倾诉的心声。瞻前思后，他并且留意、回味自己与区菶吾“曾是承平两少年”。

1931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陈洵与风余诸子登高值风雨，感兴而作《宴山亭》，词曰：闲梦东篱，凄绝素心，瞑色相携高处。残照翠微，旧月黄昏，佳约有时风雨。漫惜多阴，知道是、秋光谁主？凝伫，曾旧识江山，看人无语。 还喜身健登临，且随分清尊，慰秋良苦。漉巾爱酒，岩帻簪花，商略较谁风度？尽日停云，休更忆、昔年亲故。迟暮，须料理、幽居词赋。 　　天高云淡，—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到了。陈洵偕友登高，正要借古人的酒杯，来浇胸中的块垒。可是极目远眺，只见“残照翠微，旧月黄昏，”相携在瞑色之中，更能消“佳约有时风雨”；陈洵触景伤情了，叹息自己年纪已老，蹉跎岁门，而今只能幽居度日，料理词赋，此外则无所作为了。

陈洵的词早年学吴梦窗，中年以后则参以周清真词的浑厚和雅，晚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主讲词学，词作也趋成熟。1938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广州沦陷，陈洵全家避难于澳门。至1939年冬，陈洵重返故里。1940年秋，再受聘任教于广东大学，这时，人称陈洵的词洗净铅华，变为素朴。

陈洵晚年阅世既深，经历既富，感慨万端，生性孤峭，但所作词寄托深厚，渐臻高深雅洁，能将万象之心，吐纳于微吟之间，以景寄情，洗炼于形象思维之内，运密入疏，浓厚于淡，功力深厚，不见躁笔。可见诸他的代表词作如《长亭怨慢·谭子端家燕巢复毁再赋》：正飞絮 ，人间无主，更听凄凄，碧纱烟语。梦迹空梁，泪痕残照有今古。托身重省，都莫怨、狂风雨。自别汉宫来，眄故国、平居何处？ 且住，甚寻常客恨，也到旧家闲宇？天涯又晚，恐犹有、野亭孤露。漫目断、黯黠云樯，付村落，黄昏衰鼓。问暗里销凝，谁念无多桑土？ 　　又如《风人松·重九》：人生重九且为欢，除酒欲何言?佳辰惯是闲居觉，悠然想、今古无端。几处登临多事，吾庐俯仰常宽。 菊花全不厌衰颜，一岁一回看，白头亲友垂垂尽，尊前问、心素应难。败壁哀蛩休诉，雁声无限江山。 　　这两首词写于30年代前后，反映出陈洵晚年词风的变化，前词以燕巢复毁，写覆巢之燕的危机感，显然关涉到时局的动荡及个人身世悲苦。用词贴切而情感深挚。后一首，叶恭绰《广箧中词》评云：“沉厚转为高浑此境最不易到”，此词在陈洵作品中可算为异体，词在上阕写自己早已是惯于重阳节而闭门不出了，独处居室之内，自斟自酌，聊且为欢，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天席地，陶陶然、昏昏然回想古往今来之事。何必登高临远呢？表面看来，作者态度是漠不经心时世的，实则都是故作自宽语，寓含着内心的无限隐痛。下阕就点明了这种隐痛之所指，一是自己生性孤傲，不肯随波逐流而致落落寡合；二是老来亲友凋零，重九把盏畅叙，各抒情愫已是难得，登高只能徒增追忆之苦。结尾两句，一笔宕开，把情感从眼前—己的“败壁哀蛩”，引向那正回荡着秋雁悲啼之声的万里江山，以雄健的笔力，塑造出一种更为深邃辽远、更为沉郁苍凉的意境，发人深思。

陈洵的词作，艺术性高于思想性，而且多抒发个人身世之感，而反映现实生活则甚少，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者几乎绝无仅有，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晚年，这种情况略有改变。例如其《玉楼春·酒边偶赋寄榆生》—词作于日寇侵华期间，当时广州沦陷，陈洵所居柳波涌畔之海绡楼不幸焚毁。词曰： 新愁又逐流年转，今岁愁深前岁浅。良辰乐事苦相寻，每到会时肠暗断。 山河雁去空怀远，花树莺飞仍念乱。黄昏晴雨总关人，恼恨东风无计遣。 　　词意表述的是年复一年愁牵不断，有增无减，试图苦中寻乐，临到乐时转添忧愁。词意自然而丝亳无斧凿痕迹，对日寇侵我中华，大片河山沦入敌手，词人婉约地表达了压抑于内心的忧患意识，流露出哀时伤事之情，可以说是陈洵词中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兼胜的佳作。

陈洵生前曾长期居于广州城西荔枝湾，颜其室曰“思蛤蜊室”，厅堂题名曰“仍度堂”，授徒自给，读书吟咏以自娱。1942年端午后一日病逝于家中，享年73岁。东莞名士熊润桐工于诗，与陈洵交情深厚，赋诗悼述叔曰：“—棺真继汨罗沉，愧我伶俜后死心。绝笔玉楼春竟去，遗音沧海梦中寻。东风已谴公何恨，宿草重论涕不禁；忍话覆巢前日事，几家梁燕尚栖林。”诗语句句皆实在也。

陈洵说自己年届三十然后学习作词，特别崇拜清真、稼轩、梦窗的作品，每一篇作品他都要求严格，不肯轻下一字，写成词稿之后，稍不如意，每每丢弃不以为惜。所著《海绡词》集共四卷。卷一、卷二合收入词作174阕，均由归安朱孝臧出资为之刊行，卷—初为仿宋铅印本，后并卷二木刻，辑入《沧海遗音集》中，卷三有词作31阕，乃陈洵手订自书之影印本也。

陈洵死后，1945年抗战胜利时，曾受业于陈洵的弟子余铭传从赣南返广州，拜扫陈洵墓，并访师母冯氏夫人。冯氏老病缠绵，已将不起。见余铭传至，把保存31阕的词稿交给余铭传曰：“不图今日复得见你，你师的存稿只得这些，我把它交给你吧。阿乌年幼，望你好好照顾他……”说到这，涕泣哽咽。“阿乌”，乃陈洵的儿子陈士毂的小名。 此后，冯氏不治去世，余铭传因生活奔驰各地，将至澳洲，以词稿交妻并叮嘱曰：“宁失珠玉，勿失这些词稿。”至1959年，余铭传的老妻亦不幸病故，乃将词稿转托好友罗子英。罗子英与余铭传同学词于陈洵，诚实可靠，肝胆照人，把此事请求梁寒操援助，第三卷遂得刊印。至于卷四仅仅收入陈洵的词作13阕，实际是《海绡词》补遗之篇。缘出于1949年张北海访黎六禾于香港九龙，黎六乐以新印《玉蘂楼词钞》及《秫音集》各—册以赠。《秫音集》者，即陈洵与黎六禾二人唱酬之作也。张北海检得其中有关陈洵之词作而《海绡词》三卷所未列入者十有三首，乃集而补遗一卷为第四卷，藉免散亡遗憾。 　　此外，还有陈洵所著的《海绡说词》—卷，内载选择评论宋吴文英梦窗词66篇，十分精辟，颇得论词旨要，读后可以理会填词之法，蹊径甚多，虽寥寥—百几十字，实可抵得洋洋数千言。中有“溶人事入风景，则实处皆空；溶风景入人事，则空处皆实”句，又云：“置身空际，大起大落，独往独来，浓挚中有雄杰意态。”可谓浓纤合度，精深独见。

陈洵遗著现存《海绡词》集四卷共词作218阕。《海绡说词》收入唐圭璋所编《词话丛编》中。

"

褚人获，字稼轩，又字学稼，号石农，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末清初文学家，一生未曾中试，也未曾做官。但他有多方面的才能，著作颇丰。传世的有《坚瓠集》、《读史随笔》、《退佳琐录》、《续蟹集》、《宋贤群辅录》等。他交游广泛，与尤侗、洪升、顾贞观、毛宗岗等清初著名作家来往甚密。"著述

隋唐时期的故事，在宋、元期间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但作为长篇讲史小说却开始于明代。到了清初，长篇历史演义大量涌现，所涉及的内容上自远古，下至明朝，几乎构成了一个完整、细密的历史系列。

《隋唐演义》就是这个系列中的一个环节。在《隋唐演义》问世之前，罗贯中曾经编纂了《隋唐志传》。到了明朝中期，林瀚作了改订，称为《隋唐两朝志传》。褚人获就是以此书为主，又参考了明刊本《大唐秦王词话》、无名氏的《隋炀帝艳史》以及唐宋传奇、戏曲、民间传说等材料，如《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开元天宝遗事》、《太真外传》等。作者广采博收，精心编撰，完成著作《隋唐演义》。

生平

褚人获，卒年不详，大约生于崇祯八年乙亥，康熙三十四年前后在世。终身不仕，文名甚高，能诗善文，交游皆吴中名士，尤侗《坚瓠集》序说他：“少而好学，至老弥笃，搜群书穷秘籍，取经史所未及载者，条列枚举，其事小可悟乎大，其文奇而不离乎正”。尤喜涉猎历代稗史轶闻，著作颇多，著有《坚瓠集》、《读史随笔》、《退佳琐录》、《鼎甲考》、《圣贤群辅录》、《续蟹谱》等。其文学代表作《隋唐演义》是根据明代的《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等书及民间传说改写而成，是一部兼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小说。"

字嘉言，号澹庵，别号青铜。 祖籍明代北直隶河间府（今河北河间），因先辈参军到陕西，安家于咸宁（今陕西宜川境内）。曾祖父时又迁居宁夏西路中卫广武营（今青铜峡广武），入籍宁夏。15岁入学，20岁中举，次年登进士。"生平

康熙十二年，正当俞益谟回到家乡“后选”之时，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举兵叛清自称“周王”。陕西提督王辅臣、固原道陈彭等同时宣布反清，与吴三桂南北遥相呼应。一时间，陕甘许多重要城池被反清军攻占，清朝在西北的统治岌岌可危。此时宁夏兵将大多调征四川，“留者什之一二，人情惶迫，众议纷纭。”俞益谟在康熙十四年，西北大局动摇的关键时刻，参加到宁夏总兵官陈福部下。在平定宁夏兵变的勘乱中表现忠勇，事平论功“授柳树涧堡守备，”成为清军一名下级军官。陈福死后，清廷任命天津总兵官赵良栋到宁夏处理善后，首任宁夏提督。康熙十九年，宁夏和整个西北大局平定以后，清廷命赵良栋率部入川对吴三桂叛军作战，俞益谟随赵从征。又因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破格赏“加一十七等，授左都督，管达州游击事”，并“摄顺庆郡篆”。康熙二十六年升任广西郁林参将，三十一年再升两江督标中军副将。

康熙三十四年，北方蒙古准噶尔部叛乱首领噶尔丹，再次举兵南犯，宁夏地区成为征讨噶尔丹的军事前沿阵地和军需、兵源的补给基地，一时间各路大军云集宁夏。这年冬季，康熙皇帝召见了俞益谟，赏赐“五爪龙袍、龙缎”，命他回宁夏参加征讨噶尔丹军事行动。他在宁夏参予办理一段粮运之后，就率部担当征讨噶尔丹大军的前锋，在杀敌战斗中屡屡建功。三十五年春，被康熙再次召见，升任大同镇总兵官。次年春，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在赴宁夏阅兵途中，路过大同和四十一年二月，康熙巡视山西五台县射虎川时，又两次受到召见。康熙皇帝前后赏他很多御用珍品，还亲笔仿米芾和赵孟頫的字体，给他题书“焜耀虎符”四个大字。在当朝文武大臣中，享受如此“频频宠渥，浩荡难名”，可算荣殊恩极了。四十二年正月，湖广提督林本植所部标兵哗变，朝廷“以俞益谟为湖广提督”，授权“提督湖广全省军务，统辖汉土官兵，兼军卫土司，控制苗彝，节制各镇总兵官，左都督加六级。”他只带领少数亲信官兵，驰驿湖南，“仅半月，驰抵武陵，镇定哗卒，”妥善处理完兵变善后事宜。同年八月，又抚平“红苗作乱”事件。在湖南任间，曾“多所建白，皆合戎政机宜。其谈兵料敌，言无不应。赵勇略、王奋威诸宿将，并称其能。”甚至当时“廷臣众荐，才兼文武，堪应总督之任”。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他与湖南巡抚赵申乔发生矛盾，抚督相互参劾。康熙皇帝对于两位镇抚封疆大员的失和攻讦十分生气，认为“有乖大体”，一怒之下，将二人都停职审查。令湖广总督郭世隆负责查办，派吏部尚书萧永藻、都察院左副御史王度昭参加会审。查办的结果是：双方“所参俱实”。康熙皇帝对二人同时给予处分：“俞益谟著休致，赵申乔著革职留任”。俞益谟回到宁夏广武家中，成为一名老百姓。在此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整修水利、举办义学、主修乡志等，成了名传千古的历史人物。在明代以前，整个宁夏，因历史沿革变幻不定、战乱频繁及史志人员匮乏等诸多原因，也一直没有自己的地方专志，更别说广武营这个既非郡亦非县的军事堡寨了。但俞益谟撰修的《康熙朔方广武志》。却是宁夏古代唯一的一部地方乡志，深为世人称道。《康熙朔方广武志》翔实地反映了广武的地理风貌和屯田戍守的特点，也对俞氏一门的“文武功德”有详尽的记述，成为我们了解宁夏古代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极有价值的史料之一。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康熙皇帝为了隆重庆贺自己的60大寿，诏谕全国，已60岁以上的获罪受到处分的官员，凡能来京祝寿者，俱著恢复原品，赐御宴。俞益谟便放下自己的60寿庆不做，即时赶赴北京去给皇上贺寿。他在京又一次受到康熙的召见，并向皇上“呈进方物”。康熙不仅开恩赐还了他的顶戴，还顾念他过去的功劳，又加封了荣禄大夫一品散官荣衔。俞妻张氏，亦被赐封为一品夫人。他的曾祖父俞大河、曾祖母曹氏；祖父俞天义、祖母张氏；父亲俞君辅、母亲赵氏等，都被追封荣禄大夫和一品夫人。俞家顿时满门生辉，光照塞上。但是，乐极生悲，就在大庆当日，俞益谟参加完贺寿典礼之后，回到寓所等待赐御宴之时，因连日劳累和兴奋而猝逝于馆舍。享年60岁。归葬于宁夏广武营城西南3里的荫子山。

俞益谟“平生不蓄私囊”，有“乐施乐育之义”，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瞻顾邻里乡党，浚渠设塾，在在有记”。其中以整修水利、举办义学和主修乡志等三件大事为代表为家乡做了3件好事。

广武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为家乡带来骄傲和帮助的名人，特在城中建立牌坊，上有康熙皇帝御书钦赐的“焜耀虎符”四个大字。还在牛首山专为他修建一座“青铜君祠”。

"

陈忱（1615.3.24～1670?）明末清初小说家。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默容居士。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明亡后绝意仕进，以卖卜为生，曾与顾炎武、归庄组织惊隐诗社，晚年著长篇小说《水浒后传》，于书中寄寓自己的亡国之痛和憧憬恢复之心。"生平

陈忱，自幼博览群书，经史之外，稗说野乘，无不涉猎，又好作诗文，引用典故，如数家珍，而笔端常有一股不平之气。年轻时，曾寄居野寺，“篝灯夜读，情与境会，辄动吟机，眠餐不废者三年”，后出游福建、两广、湖南，“凡四易星霜”。明亡后，“绝意仕进，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曾与顾炎武、归庄、顾樵等40余人组织惊隐诗社，以民族气节相激励。他在《阅罗隐诗》中，以唐末诗人罗隐依附钱镠而不免降于朱温一事，讥讽南明抗清不终的人。陈忱一生贫困潦倒，后来竟至以卖卜自给，而“穷饿以终”。"

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贰臣。字元亮，又有陶庵、减斋、缄斋、适园、栎园等别号，学者称栎园先生、栎下先生。江西省金溪县合市乡人，原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后移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崇祯十三年进士，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入清后历仕盐法道、兵备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一生饱经宦海沉浮，曾两次下狱，被劾论死，后遇赦免。生平博极群书，爱好绘画篆刻，工诗文，著有《赖古堂集》、《读画录》等。"生平

周亮工祖居金溪栎林（今合市乡），后其父周文炜迁河南祥符（今开封市），故以先世常居栎下而自号“栎园”，以志不忘，学者称之曰“栎园先生”。曾自题有《寄籍祥符》诗（《江西诗征》卷65/35）。王士祯等所撰史料中，都称其为金溪人（《渔洋山人感旧集》）卷5/11）。又迁南京。

周亮工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生于南京。周亮工出身书香门第，父周文炜，国子监监生，曾任浙江诸暨县主簿。周亮工年少随父出游，广交朋友。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次年（1641）进入仕途，为山东潍县令，守城有功，“举天下廉卓，行取入京师。”崇祯十七年（1644），迁浙江道监察御史。李自成破京师，投缳自杀，为家人所救。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兵下江南，亮工诣军门降。”以御史职为清军招抚两淮，后改任两淮盐运使。

顺治三年（1646），擢升淮扬海防兵备道参政。顺治四年（1647）擢为福建按察使，兼摄兵备、督学、海防三职。参与镇压福建反清起义，并兴建建诗话楼，祀宋严沧浪其上，召邑诸生能诗者益日与倡和。顺治六年（1649），周亮工升任福建右布政使。当时两广未定，清廷拟调其前往广东，有人认为周亮工“治闽久，得闽人心；闽未大定，未可去闽”。遂留任。顺治七年（1650）七月，周亮工代理建南道，招抚农民军首领曾省，瓦解汀州反清武装。顺治八年（1651）秋，赴延平，代理延建道。为平叛乱，周亮工单骑入邵武叛兵营，招降首领耿虎；随后，又镇压建宁陈和尚、延平吴赛娘的抗清队伍。顺治九年（1652），郑成功部围攻漳州，城内绝粮，周亮工临危受命，代理漳巡道，从戈戟林中破围入漳，协助守城。漳州解围后，城厢内外尸骸狼藉，周亮工捐赀收埋遗骸十余万具，发粮煮粥供应饥民，并赎回被清军掳掠的良家子女千余人。顺治十年（1653），调署兴泉道。当时，福建总督刘清泰因兴泉沿海14寨接济郑成功，准备发兵剿灭。周亮工极力劝止，使百姓免遭涂炭。同年夏天，周亮工升为福建左布政使，为清初汉人受左布政使职之第一人。上任后，即在衙堂上大书：“收银不用火耗，发银即是原封”；“批到即收银，收完即领批”。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周亮工奉调入京，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六月，升户部总督钱法右侍郎；不久，又擢为吏部左侍郎。针对福建军事形势，周亮工奏陈6项策略，要求协调浙江、广东、福建三省对郑成功的军事部署；增设水师，驻防海口；停止招抚郑成功，斩郑芝龙等。其意见与福建总督所行政策相左，郑芝龙对之恨之入骨。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福建总督佟代上章弹劾周亮工在镇压南社、西社、兰社一案时“滥杀无辜”，并贪污4万余两银子。奏上，周亮工被解职回闽候审。对质时，所谓“贪污”皆属子虚，而福建吏民为周亮工诉冤者，“日以百千计”。顺治十三年（1656）秋，郑成功大军奇袭福州，“城中疲卒不盈千，军储无十日饷”。巡抚宜永贵急从狱中请出周亮工，命防守城防要冲射乌楼。周亮工“亲发巨炮”，拼死抵挡郑军进攻；又向宜永贵献计，抄后路夜袭郑军。结果，郑军退屯闽安，福州之围遂解。由于周亮工戴罪立功，且所参罪状皆无实据，在宜永贵默许下，主审人田缉馨等6人拟为之翻案。然而，继任巡抚刘汉祚以为田缉馨等有受贿嫌疑，维持原议，报刑部复审。顺治十七年（1660），周亮工被定罪，原定“立斩籍没”，后减等改徙宁古塔，未行，又遇赦获释。

康熙元年（1662）十月，以佥事起用补山东青州海防道，康熙五年（1666）调江南江安粮道，康熙六年，代理安徽布政使；不久，篆江宁粮署。康熙八年(1669）漕运总督帅颜保劾亮工纵役侵扣诸款，得旨革职逮问论绞。康熙九年（1670）复遇赦得释，晚年有焚书之举。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南京。《清史列传》列入贰臣传。

文学成就

周亮工博学多才，诗文、金石、书画皆有很深造诣。古文宗法唐宋八大家，推崇严羽诗论。魏禧称：“博及群书而未尝好征引故实以自侈其富，……每命一文，必深思力索，戛戛乎务去其陈言习见而皆衷于理义，无诡僻矫激之辞以惊世骇俗，其正也如是。”钱谦益称其诗文：“情深而文明，言近而旨远，包涵雅故，荡涤尘俗，卓然以古人为指归，而不复坠于昔人之兔径与近世之鼠穴”。周亮工在福建任职多年，遗迹遍闽疆，所到之处，都奖掖后进，规复文化；公事之余，好与同僚谈论古今掌故，探究方物土产。所著《闽小记》，“凡夫全闽之轶事旧闻，方物土产，大而人文之盛，微而工使之巧，幽而洞壑之奇，细而物类之伙”，莫不备载，是研究福建古代社会的重要文献。此外，还有《全潍纪略》、《赖古堂集》、《书影》、《字触》、《同书》、《读画楼画人传》、《印人传》、《赖古堂文集》、《读画录》、《赖古堂藏印》、《赖古堂印谱》等。传世墨迹有《行书诗轴》、《七言绝句诗轴》、《五言诗轴》等十数种著述传世。

藏书功绩

精于鉴赏，好故图书字画，于古今之书无所不览，知名之士无不交，游宦所至，访求故籍不遗余力，福建藏书家谢在杭的旧藏，尽归于他。家有“赖古堂”、“因树屋”、“藏密庵”等，藏印篆、古书、字画极富。“赖古堂”藏书，多得自江浙闽赣。藏书印有“是书曾藏周元亮家”、“曾为大梁周氏收藏”、“响山楼”、“栎园赏鉴图书”、“缄斋藏书”、“周栎园家藏书”、“赖古堂图书记”、“周元亮抄本”等。据曹寅《楝亭书目》记载，有《栎园书目》1卷；李筠嘉《古香阁藏书志》亦记载有《赖古堂书目》，著录藏书4670余种。著述近百种，后因牢狱，遂放火烧之，仅存《读画录》、《印人传》、《闽小记》、《印树屋书影》、《赖古堂印谱》、《赖古堂诗文集》等。

篆学主张

周亮工与明末清初的许多篆刻家交往甚密，嗜印成癖，曾云：“生平嗜此，不啻南宫爱石。”其为篆刻家立传，保存了大量的印学资料。在《赖古堂书画跋》一书中，收有二十九则，对研究明清书画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关于印章美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尺牍新钞》中，提出了“印章之妙，原不一趣”的观点：仆常合诸家所论而折衷之，谓斯制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也醇。故尝略近今而裁伪体，惟以秦汉为师，非以秦汉为金科玉律也，师其变动不拘已耳。——《与济叔论印章》

在这段论述里，周亮工提出了印章求变的观点，对历代印人能革新者推崇有加。这种观点与晚明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有关，正如文学家李贽《焚书·杂说》所言：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这种观点不仅对晚明的文坛有重大的影响，对当时的书画篆刻也有冲击。周亮工认为透过印人的作品，同样可以评价印人的本色胸次。他在《又与济叔论印章》中说：绝去甜俗蹊径，是济叔本色，空夷浩渺，更可见济叔胸次。只有改革，才有生气，有生气则动人，动人则佳。“世人所以不可传者无他，坐使人无所动耳。”（《答黄济叔》）除印章美学的贡献外，其在书画研究方面也有贡献，如在《赖古堂书画跋》中，有“题所作八分书寒鸦歌后”：己亥重九后一日写此卖钱沽酒，缀以二绝。一、谁能隔宿对黄花，度尽重阳更忆家。欲换青钱沽雪酒，八分小字写寒鸦。二、难教去尽外来姿，老腕羞惭力不随。方叠出夸官样好，阿谁解受《阳碑》。命童子携出户，童子笑谓予：“收此冷淡生活，应惟虎林霍君。”已而果为维翰索去，携酒为予作三日醉。维翰雅好笔墨，遂为童子所知，《阳碑》即不方整，亦复为人爱，老人潦倒涂鸦，尚可易三日软饱，皆足记也。从此则题跋，可看出周亮工与人交游的一些情况，对于研究明清之际书画家的创作和生活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值得一读。

仕宦生涯

周亮工宦海沉浮二十九年．其中寓闽的十二年（1647—1658，前八年在闽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后四年被劾“在闽质审”）是他仕途生活中的重要时期，对当时福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亮工“时时与世抵牾”，他对自己的一生是不满意的，别人对他则褒贬不一。“康熙三十有五年（1696，周死后二十五年），闽八郡士大夫诣当事诸有司，请崇祀故户部右侍郎栎园周公于郡学宫之名宦祠。”结果获准。（福建通志）为周立传，列于名宦传卷二十八，而（清史列传）则将周亮工列入贰臣传，理由是“本朝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兵下江南，亮工诣军门降。

周亮工的一生是复杂的，把他寓闽的十二年搞清楚，对于了解他的生平和创作，对于福建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明崇祯十四年（1641），周亮工始入仕途，为潍县令．守城有功，于1643年“举天下廉卓，行取入京师。崇祯十七年（1644）春，“授浙江道试御史，未十日，逆闯破京师，公投缳，为家人救免”。据明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前此数日，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左都御史李邦华入，言新御史周亮工等三人著效城守，宜用之城上，已具疏入告，特求票拟相应。”周亮工等并未登城，因“中贵拒之，遂回。”北京城破，周“杂难民中逸出，遂间道归白下。”（今南京市）是时明福王朱由嵩在南京即位，为弘光帝，建立南明王朝。周亮王原是愿意为南明政权服务的，可是“锦衣冯可宗诬公，从贼，罗织下镇抚狱。讥无左验，复公官。马阮又欲公劾刘公宗周，始肯补用。公笑谢之，遂奉两尊人栖隐子牛首幽栖间，不入城郭。”刘宗周（1578—1645）是晚明清官能吏，刚直不阿，清正敢言，几度被革职，几度被起用。周亮工不依附马阮，不听从马阮的旨意诬陷刘宗周，说明他那时是有正义感的，有明确的是非观念的正直官吏。

明清之际，鼎新革故。当时汉族地主官僚中的大多数，对农民起义深恶痛绝，对朱明王朝则忠心耿耿。崇祯帝死后，他们有的投缳，以死殉职，所谓追从先帝于地下，可是等到满族王室入主中原，建立新政权，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不讲民族气节，投降清室，为之效命。周亮工就是这样的人，清师南下金凌，他便出山迎降。

南明马阮排斥周亮工，南下清师却拉拢周亮工。“顺治二年（1645）王师南下，特征君以原官，招抚用准。”从此以后周亮工就一头栽进满族王室的怀抱，尽心竭力地为之效劳。

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王室贝勒博各进军浙江，八月，进驻福建，在闽西一带追捕甫明隆武帝，九月，进军闽南泉川，招降郑芝龙。博洛纵兵疯狂镇压福建人民反满抗清的斗争之后一年，周亮工奉调入闽，他的吏命就是巩固并扩大博洛的战果，继续镇压福建人民的抗清斗争，巩固并加强清王朝在福建的统治。

清顺治四年（1647）周亮工被擢为福建按察使。是年秋天，周由浙江经赣从杉关入闽，先抵光泽，因道路受阻，于初冬十月抵邵武，在邵武“凡七阅月”，于1648年夏才到达省会福州。顺治六年（1649）擢为福建右布政使，十年（1653）升为左布政使，十一年（1654）擢为部察庑左副部御史，调离福建。周仕闽八年，除任按察使、布政使外，还前后兼任兵备，海防、督学、建南、漳南，兴泉等道道台。总的说，这八年仕途还是顺利的，这同他积极地参与镇压福建人民的抗清斗争，从而得到上司的赏识有关。清初，福建人民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沿海内地，莫不如此。周亮工参与镇压福建人民抗清，从地域来说，可分两条地带，一是闽北和闽西内陆山区，这些地区反清火焰较小，较分散，因而较快被扑灭，另一是闽南和闽东一带的沿海地区，反清力量规模大，声势仕、历时久，到周亮工离闽时（1654年）仍然很活跃。

顺治四年（1647）秋，周亮工抵光泽，即用计击退当地义军领袖李凤毛。是年十月至次年五月，周在邵武不分昼夜守减，亲自登城督战，既击败当地抗清义军，又清除“叛将”熊再法、秦登虎等人。顺治七年（1650）赴汀州招抚“土寇曾省，次年赴邵武平息“叛卒耿虎之变”，另外，还率军剿除建宁的陈和尚和延平的吴赛娘。

正当周亮工在闽西北率军扑灭小股反抗满清的军事力量时，民族英雄郑成功却在闽南沿海一带大举进军，打击清朝驻在福建的军事力量。顺治九年（1652）五月，郑成功率军围攻漳州，“漳泉八郡震动，援剿大军，驻师泉州。”郑成功用计将来自泉州的增援敌军诱入漳喊，重又团团围困，漳州军事态势十分险峻。福建巡抚张学圣为解漳州之围，急调正在延平巡视的周亮工为漳州巡道道台，周星夜南下，参与解围战斗。周亮工在漳州虽然不像在闽西北一样是最高指挥官，只不过是配合清朝在闽南的其他军事力量协同作战，但他为击退郑成功的抗清义军，却是竭尽全力的。这次包围与突围的战役，历时半年，双方参战的兵力有数十万，人民群众死伤惨重，蒙受了极大的灾难。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记载：

成功急攻城，（总兵马）逢知虞内变，令所部兵杂守陴堵，随坏随筑，久未克。时，秋谋盛涨，成功塞镇门山，激水灌之，城中食尽，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余万。门巷海开，落落如游嘘墓，馋鼠饥乌白昼蹲几上，解围后存者才一二百人。（考曰：《行朝录》：有土人素慷慨，率妻子一恸绝，邻舍儿窃煮食之，见肠中累累皆故纸，字瑞隐然可辩，邻舍儿亦废箸而绝。《台湾外纪》云：有公姑欲杀其媳，媳逃归，告父母，父母曰，吾生汝，且不得食，反与波邪!杀其女食之。……守道周亮工尝为《清漳城上诗》纪其事，酸楚不忍卒读。）

考《漳城上诗》原题为《清漳城上感怀四首同唐肯堂作》，载《赖古堂集》卷八，其三为：

天宝山前百战场，鲸鲵浪涌海云荒。

饥魂彳亍霏微雨，白骨支撑远近霜。

碛里角声吹细柳，沙边旗影沸清漳。

六年瘴疠须麋苦，不信岩关路信长。

周亮工参与击退郑成功围城的进攻是很积极的，除上述漳州战役外，四年之后，他又参加了一次。顺治十三年（1656），周原在京为官，受诬被革职，返福州受审查，听候发落。其时郑成功率师攻打福州，于1656年七月，“亲帅王秀奇等将大队舟师入南台，夺其桥，再战再胜，进围福州。分兵东守乌龙江以御泉、漳救援之师，西据洪塘水口以截延津饷道，北守连江北岭，以遏温、台，惟南面近水，故不为备焉。”福州三面被围，一面临海，形势岌岌可危。八月，“巡抚宜永贵与副将田胜议分兵守乌楼，以为犄角，成功每攻城，辄为乌楼炮石所伤，乃并力攻乌楼，破之，城中益惧。参将张国威请于宜永贵，出原任藩司周亮工、副将王进于狱，（考曰：亮工时为督臣佟岱所劾，进以失守漳州下狱。）问以破敌之策，亮工曰：‘城外营垒相连，独东南一角疏防，今令王进将步骑暗过鼓山，出路通桥以袭南台海船，令田胜伏南门，李武伏西门，出不意突击，破之必矣’。”周亮工不但为巡抚宜水贵出谋献策，固守福州，还亲自在射乌楼上指挥炮战，亲手点燃大炮，击死郑成功部将领三人，使郑成功部不得不撤退。

周亮工寓闽期间，政治上投靠爱新觉罗氏，为满清王朝服务，军事上参与镇压福建人民的抗清斗争，但在文化建设和提携人才方面，却做了一些好事，受到当时及后世知识分子的好评。顺治五年（1648）春在邵武受阻，战事频仍，生活紧张，周亮工仍不忘地方文化建设，“建诗话楼，祀宋严沧浪其上，召邑诸生能诗者益日与倡和。”对闽中士人不忘品题和提携，在培养人才方面起了促进作用。试看下列两例：

黄秋声

元季词人辈出，而邵武有黄镇成，诗多奇警。《秋声集》十卷，佳句叠出，如“王孙不归怨芳草，山鬼欲啼牵女梦。”……惜梨枣朽腐。予属邵武司理何涵斋刻之郡中，更为建秋声亭于熙春山，祀其上。

陈叔度

侯官陈鸿，字叔度，家贫，无人物色之。能始石仓园在洪塘中，有渺阁，集诸同人为诗。叔度有“一山在水次，终日有泉声”句。能始叹赏，为之延誉。因即以石仓为居停，名其诗曰《秋室篇》，取李长吉“秋室之中无俗声”也，丙戌（1646）之变，”能始殉节，叔．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贫病死。无子，不能葬。戊子（1648）余入闽时，客以其诗来，予悲其蒿露，谓客曰，“余任其葬，子任其诗。”因助以金，浼诸生徐存永董其事。先是莆田布衣赵十五，名璧，亦工诗，善作画，所为枯木竹石类，闽人珍之。然性孤僻，不多为人作，惟山房寺壁，则淋漓泼墨。与叔度先后死，亦不能葬。存永因举十五之棺，与叔度合摹于小西湖之侧。余为书碑曰：“明诗人陈叔度，赵十五合墓。”客刻《叔度集》，予为之序，板式精好，传之南中，莫不知闽有陈叔度矣。十五不多为诗，无传者。

周亮工不但注意评介已经死去的闽中士人，使之不泯灭无闻，面且重视正在奋进的士子，予以培养，使之更快成长，如对祖籍泉州，侨居江宁的黄虞稷（1629—1691）的培养和教育，对曾任江西广信府司理，永新县令的汀州黎愧曾的关心和爱护，便是很好的例证。

顺治十一年（1654）周亮工被擢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月离闽北上，次年五月抵京就任，即上疏言闽事，“又陈用兵机宜六事”，受到顺治帝的重视和赏识。正当周亮工在京师官场十分得意的时候，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浙闽总督佟岱上疏弹劾周亮工。皇帝降旨，革去周亮工职务，“赴闽质审”。

佟岱为什么要弹劾周亮工？周亮工为什么由堂堂左副都御史变成了阶下囚？周亮工本人认为那是因为佟岱张冠李戴，错误地把另一个姓周的官吏当作是周亮工，责怪他没有于海途中与佟相遇时过船恭候。（其实周亮工那次走陆路，根本未与佟相遇。）佟索贿未遂，恼羞成怒，于是故意陷害。加上周平时得罪了浙帅马进宝和泉帅马得功，于是他们三人联合起来，诬告周贪而且酷，锻炼成狱，置周于死地。这是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官场上复杂的政治斗争看成是由生活小事引起的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为周亮工立名宦传韵林佶（1660一？，字吉人，号鹿原，侯官人，康熙进士，授内阁中书，著《朴学斋集》。）则认为周之所以革职受审，是因他上疏言闽事，极陈郑成功父子“逆状”，首论除降寇郑芝龙，又陈用兵机宜六事。世祖皇帝深嘉纳，而公祸基此矣。……世祖密下公疏于部，遂执芝龙下狱。芝龙知公发其事，乃大恨，挥金谋报公，适督闽者方修怨撼公，一二巨帅向与公甚奇世乞者争相媒孽，飞章上告，公遂听勘。”《清史列传》的说法与林佶的说法又不同：

亮工任按察司时，福建武举王国弼及贡生马际昌、穆古子、蔡秋浦、蔡开南，史东来等创立南社、西社，兰社，党类繁众，作奸犯科，亮工申请督抚勘明定罪，勒石南台，列际昌及余党姓名。寻际昌，秋浦、国弼、开南四人毙于狱。是年（1665）五月，督臣佟岱抵任，际昌等亲属具牒辩冤，佟岱列亮工贪酷诸软以闻，命亮工回奏，寻解任，赴福建听质。……先是，亮工未就质时，按察使田起龙等据证佐定谳，谓亮工得赃四万余两，应拟轩籍没。及亮工至，质问皆虚。

周亮工一案由于前后谳词不一，在闽在京反复审理，历时六年（1655—1660）才结案，牵连所及近千人，不但被告，原告及有关证人受审查，连在福建为周工平反的司法人员，如有关州府的司理等，也被押送至京师对质审查。全串牵连致死者十数人。（周亮工在《赖古堂诗集序》中说：“案验六年，为公拷掠垂毙者百余人，毙三木下者十数人，有司白公冤死道路者一人，瘐死者二人。”）周亮工于狱中自分必死，请同狱黄济叔刻“又活一日”印一枚。最终以案情不实，无罪释放。康熙元年（1662）十月，“补山东青州海防道，五年调江南江安粮道，八年漕运总督帅颜保劾亮工纵役侵扣诸款，得旨革职逮问论绞。九年复遇赦得释，十一年（1672）死。”

当年浙闽总督佟岱以“贪酷”诸款弹劾周亮工，纵观周亮工寓闽八年的宦情，周确是酷吏，但未必是贪官。他重视文化，尊重人才，对福建的文化开发有一定的贡献。

"

王闿（kǎi）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主要著作

王闿运好治经学，并以致用为目的，尤其擅长公羊学。著作丰富，有《湘绮楼诗集》4册，《湘绮楼文集》4册，《湘绮楼笺启》4册，《八代诗选》10册，《唐七言诗选》6册，《楚辞注》1册，以及《尚书义》、《尚书大传》、《诗经补笺》、《礼记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传笺》、《周易说》、《周官笺》、《论语注》、《尔雅集解》及墨子、庄子、鹖冠子义解等。其经学著作和诗文，后人合刊《湘绮楼全书》，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后由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出资重刻。

文论注疏类

《周易说》、 《尚书义》、《尚书大传》、《诗经补笺》、《礼记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传笺》、《周易说》、《周官笺》、《论语注》、《尔雅集解》、《墨子注》、《庄子注》

诗集

《秋醒词》

《圆明园词》

《寄怀辛眉》

《独游妙相庵，观道、咸诸卿相刻石》

《晓上空泠峡》

《重悼师芳》

《人日立春对新月忆故情》

名联

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读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长船山院，为一代师，才子本多情，只怕周公来问礼

登湘绮楼，望七里铺，佳人难再得，莫随王子去求仙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生平

据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于明代自江西徙居湖南衡阳西乡，居数世，后于宪宗成化年间迁居湘潭城外。王闿运生于道光十三年，少孤，为叔父教养。自幼资质驽钝但好学，《清史稿》说他“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9岁能文。稍长，肄业长沙城南书院。性高旷，不事营利。

咸丰七年，湖南补行壬子乙卯两科乡试，他中第五名举人，获学政张金镛赏识，一时颇负时誉。曾周旋于湘军将领间，受曾国藩厚待，但只为清客不受事。

咸丰九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落第，应肃顺聘，在其家任教读，甚受礼遇。不久辞去。十一年“祺祥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被诛，他曾撰《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辨解。

同治元年，王闿运入曾国藩幕，所议多不合，不久离去，以贫就食四方，专门从事讲学。光绪五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既爱护学生，又要求严格，每天有日记，每月有课卷，廖平、戴光等皆出其门下。王闿运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

光绪三十二年，王闿运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湖南巡抚岑春萱上书表其德行，清政府授于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宣统三年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民国三年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复辟声潮中辞归。民国五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逝世后，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

其为人狂狷谐谑，轶闻甚多。门生众多，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

主要成就

经学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2] 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闿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史学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

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安定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为此，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文学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闿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辞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教育经历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闿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并不为过。

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但他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王闿运平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所以精力充足，造诣独多。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其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来。王闿运一生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因而他对长沙文化的发扬光大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轶事典故

过去，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还是很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

不过，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显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比较过火，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则个。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的一个人。他很早就中了举，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他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风流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死得较早。丧偶的王闿运，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弟子的面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闿运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闿运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地门清。

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情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

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她，周妈胆子还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混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近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有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没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

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是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

吴嘉纪（1618年－1684年），字宾贤，号野人，江苏东台人（清代属于扬州府泰州）。出生盐民，少时多病，明末诸生，入清不仕，隐居泰州安丰盐场。工于诗，其诗法孟郊﹑贾岛，语言简朴通俗，内容多反映百姓贫苦，以“盐场今乐府”诗闻名于世，得周亮工、王士禛赏识，著有《陋轩诗集》，共收入诗歌1265首。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吴嘉纪诗笺校》本。"生平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末清初曾出现一位著名的盐民诗人，他就是号称布衣诗人的吴嘉纪。

吴嘉纪，安丰场人，字宾贤，号野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祖父吴凤仪是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心斋的学生。吴嘉纪少时受业于吴凤仪的弟子刘国柱，因天资聪明参加府试，名列前茅，中第一名秀才。他出身清贫，年轻时烧过盐，家无余粮，虽丰年常断炊，但不以为苦。喜读书做诗，好学不倦，曾应府试，但因亲见明王朝覆灭，清兵南下，居民惨遭屠杀，遂绝意仕途，隐居家乡。诗人虽不是灶户，但也穷得衣食不周，朝不谋夕。住所仅草屋一楹，名其为“陋轩”。由于住所四周杂草丛生，蓬蒿遍地，而他却终日把卷苦吟，不与外人往还，故人又称他为“野人”。他也乐以“野人”为号。扬州诗友汪楫访问地方文人学士，得知吴野人安贫乐道，长于吟咏，又自立一家，遂将其诗送两淮盐运使周亮工阅览，周又转扬州推官王士祯，王十分推崇，说：“有才如嘉纪天下之人不知也，乡曲之人不知之也，独有一汪楫知之。”周、王二人都为诗卷作序，随后由泰州分司汪兆璋搜集吴诗400首刊刻问世，从此名闻四方。

由于长期生活在贫民中间，亲身体验了官吏、盐商对灶民的剥削和频仍的水灾、军输对灶民的侵害，对此，他终日把卷苦吟，从而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他的诗以其真实而深刻的内容和高度概括的手法，反映了当时劳苦大众苦不堪言的生活困境和自己的思想感情。汪懋麟评“五七言近体﹐幽峭冷逸﹐……自脱拘束。至所为今乐府诸篇，即事写情，变化汉﹑魏痛郁朴远﹐自为一家之言”。吴周祚在诗序中称其“冰霜高洁、刻露清秀，不得指为何代何体，要自成其为野人之诗”。如他在描写盐民生活的《绝句》诗中写道：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吴嘉纪的夫人王睿，字智长，是个甘守贫困、志趣高洁的女词人。她是明代著名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后裔。王睿自幼聪明好学，继承了王艮质朴的唯物论和平民思想，勤于作词。与吴嘉纪结为夫妇后，志趣相投，吴嘉纪将自己诗集题名为《陋轩诗》，王睿也将自己词集题名为《陋轩词》，一诗一词，珠联璧合，均为时人所推崇。1683年秋，王睿逝世，吴嘉纪写了《哭妻王氏》诗12首，悲恸欲绝。诗序云：“归余四十五年，尝愿先余死。问之，曰：冀得君挽诗耳。今子死，余哭子有诗。涕泗之时，诗愧不工，然子愿酬矣!子愿获酬，余悲可胜言哉!”由于女词人生前太穷，《陋轩词》未能印行，连原稿也不知下落。翌年，67岁的吴嘉纪也在悲痛和穷愁潦倒中离开了人间，他身后萧条，由挚友汪舟次、程云家为其料理丧事，汪舟次题写墓碑：“东淘布衣吴野人先生之墓”。辛亥革命后，由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资助，树立了石牌坊，设了石桌、石凳等，张謇亲笔为牌坊撰写了对联：蒹葭秋水伊人思，禾黍西风故国愁。

"

宋湘（1757～1826）字焕襄，号芷湾，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清代中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政声廉明的清官。他出身贫寒，受家庭影响勤奋读书，年轻时便在诗及楹联创作中展露头角，被称为“岭南第一才子”。《清史稿· 列传》中称“粤诗惟湘为巨”。"对联

罕见的对联奇才。对联是我国传统文学形式之一，源远流长，至明清年间极为鼎盛。明朝文征明、祝枝山、唐伯虎、解缙、徐文长，清朝纪晓岚、郑板桥、宋湘等是其中佼佼者，他们所作的对联深为人们喜爱，在民间广为传颂。

“今日之东，明日之西，青山迭迭，绿水悠悠。走不尽楚峡秦关，填不满心潭欲壑。力兮项羽，智兮曹操，乌江赤壁空烦恼！忙什么？请诸君静坐片时，把寸心思前想后，得安闲处且安闲，莫教春秋佳日过。

这条路来，那条路去，风尘仆仆，驿站迢迢。带不去白璧黄金，留不住朱颜皓齿。富若石崇，贵若杨素，绿珠红拂终成梦。恨怎的？劝你解下数文，沽一壶猜三度四，遇畅饮时须畅饮，最难风雨故人来。”

——清嘉庆10年，宋湘从京都回广东路过南粤雄关梅岭，在岭南驿站旁边一凉亭歇息时，见北往南来，过客匆匆，油然而生万千感慨，撰写150字长联于驿站墙壁上，尽情刻划了沧桑世态、苦涩人生。

“顺睦康宁雍焉乾德嘉千古；治平熙泰正是隆恩庆万年。”

——宋湘供职翰林时所撰贺皇帝寿诞联，横额为“上大人”。顺治以始，五代皇帝年号均嵌于联中，可谓善颂善祷，兼且一笔好字，在诸贺联中显得特别醒目，嘉庆皇帝看后龙颜大悦，封湘为“广东第一才子”。

“城收万景近；天放一山来。”

——嘉庆7年，宋湘到潮州登东门楼花厅观景，有感而作。生机勃勃，气势不凡。

“千秋出师表；五月渡沪人。”

——嘉庆12年，宋湘任四川乡试主考，过泸水凭吊古战场时所作，表达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的无比崇敬。

“千秋怀抱三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

——嘉庆18年，宋湘游云南昆明大观楼所作。意境辽阔，胸怀旷达，与孙髯翁长联一并为人传颂。

“南岭古人瞻北斗；东坡今日住西湖。”

——传说宋湘赴广州考试时，苦于盘缠不足，途经惠州时，求助于惠州太守伊秉绶，伊太守谓：“知君高才，若能五步成联，联中嵌东南西北四字，即为君治装。”宋略不思索，援笔立就，令太守大为赞叹，有“曹子建七步成诗，宋芷湾五步成联”之誉。

“云浓公且停踪去；川广吾曾待渡来。”

——宋湘中解元荣归故里时，曾与夫人曹氏回娘家，在白渡罗寨村渡口等船时，大雨骤降，淋得浑身透湿，后即倡议并捐资于渡口修亭，为之书亭名“得雨得亭”及以上柱联。

“天有缺，炼石以补之；地有缺，造桥以渡之。炼石者谁？女娲氏也；造桥者谁？芳名列后：……”

——宋湘为嘉应州大埔县撰写的建桥募捐联。新颖奇特，通俗易懂。是联出后，人们广为传颂，争着慷慨解囊，很快筹足资金，在大埔通往龙岩的路上，建起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石拱桥。此桥至今历两百余年，依然完好。宋湘撰写的募捐联和乐捐者姓名刻于大桥石碑上，桥柱上还刻着一副相传亦为宋湘撰写的对联：“一道飞虹，人在青云路上；半轮明月，仙藏丹桂宫中。”

民间流传不少宋湘应对之作，幽默诙谐，生动风趣。如：

“雨打门前芭蕉叶烂；风吹窗外瓜棚藤落。”

“黄昏过河，脚踏满天星斗；清晨拆画，手卷万里江山。”

“泥中捉滑，不知泥滑滑滑；花下焚香，难辨花香香香。”

“白渡桥头，白屋白鸡啼白昼；黄泥墩上，黄沙黄狗吠黄昏。”

“八刀分米粉；千里重金钟。”

“满堂古画，龙不吟，虎不啸，鸟不唱啼，雀不鸣叫，闯进使子，可笑可笑！

一盘棋局，车无轮，马无鞍，炮无烟火，卒无刀枪，喊斩将军，仓皇仓皇。”

“山石岩下古木枯，此木是柴；巾长帐中女子好，少女更妙。”

“旧岁因赊，赊来赊去，一副本钱浮在水；今年要现，现买现卖，三分利息稳如山。”

“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下足；南龙北跃，一江虾蟹尽低头。”

“竹笋如枪，青鸟焉能枪上立；菖莆似剑，黄蜂专向剑中行。”

“一盏孤灯，走南走北；三更半夜，讲东讲西。”

“南客栈北客栈南北客栈客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螺尖蚌扁鳖甲圆，满盘皆壳；鳅短鳝长鲶嘴阔，一篓无鳞。”

附录：宋湘巧对

在宋湘的家乡粤东嘉应州象湖村，流传着宋湘许多动人的故事与传说。据说，宋湘七岁能诗文，联对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人称他是“神童”。九岁那年，宋湘去参加考试。由于动身迟，去到考场时大门己关，考试将要开始。宋湘心急，就狠劲擂门。主考官听到擂门声，心想：“谁敢这样放肆”开门一看，见一小孩闯了进来。便说道：“去去去，小家伙，考场不是你游玩的地方，就要封考场了。”

宋湘说：“我是来参加考试的，你怎么叫我出去呢”

主考官说：“你小小年纪考什么试，不要混闹了，快出去！”

“甘罗十二为宰相，我都九岁了，难道还不能考一个秀才”宋湘不服气地说。

“嗬，好大的口气！”主考官看看还有一些时间，便说：“好，就这样，我出一联给你对，对得上，给你考．对不上，你出去。”

宋湘说：“请出题。”

主考官想了想，说：“河水推沙粗在后。”笑宋湘考试后到，差点错过时间，是个粗人。

宋湘随即回答道：“风车放谷‘甏’先行。”

主考官见宋湘才思如此敏捷，大为惊异，就让他参加考试，并荐拔为第一名。

生平

宋湘，号芷湾，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象湖村人。其父为私塾教师。他7岁入蒙馆就读，聪敏过人，9岁能文，出口成章。

乾隆三十三年，应嘉应州童子试，名列榜首。次年应童子科试，又居第一。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三年，宋湘在家一边读书一边务农。

乾隆四十三年，进嘉应州学宫就读。同年应府官及学政小考，中秀才。后在广州粤秀书院就读，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因家贫，往往卖文自给。乾隆五十七年秋，宋湘37岁参加乡试，才压群芳，荣登榜首，成为解元。后在京曾在镶黄旗觉罗官学校任教习，他第一本诗集《不易居斋集》创作于此时。

嘉庆四年，参加会试，旋应殿试，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44岁。同年10月，因父在家病逝，返回故里。

嘉庆六年，宋湘应惠州知府伊秉绶邀请，任教惠州丰湖书院，在此他写下不少诗篇，编入《丰湖漫草》和《丰湖续草》，并留下不少墨迹。嘉庆七年，宋湘因避当地战乱，离惠州转居羊城，出任广州“粤秀书院”院长，梅州从学者众。

嘉庆十年冬，重赴北京，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历任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国史馆总纂主编儒林、文苑两传、教习庶吉士等职。十二年秋，派往四川主乡试，十三年秋前往贵州主乡试。

嘉庆十八年，宋湘时年58岁，万里南行出守云南曲靖、广南、永昌诸府，沿途触景生情，写下了不少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编入《南行草》。他在云南为官13年，实职是曲靖知府，中间曾代理广南、大理、顺宁、永昌、楚雄等府及迤西、迤南道尹，在吏治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清史列传》、《广东通志》、《嘉应州志》均有记载。他把薪俸大部用于振兴地方公益事业上，受到广泛的赞扬。史载，他初至曲靖，适水患之后，灾黎遍地。不堪寓目，便领众修城治水；后到马龙州，见地瘠民贫，便捐出俸银购新纺车500架和一批棉花，令其妻素云教妇女纺织，以解决人民的生活困难，人们感恩称所织之布为“宋公布”。宋湘在广南府时，见城内地高，饮用水困难，便捐款并亲自勘测水源，凿东、西二塘，引水至城，供百姓饮用；代迤西遭尹时，所属地方大饥，瘟疫流行，他捐俸赈恤并组织百姓生产自救。在任权永昌府时，见郡有永保书院久废，捐俸银170两，修复书院，促文教渐兴。其在滇为官之治绩，百姓莫不感恩戴德，当地人塑宋湘生像，建生祠，立碑祀奉。此外，为诸志所不及载之“点苍山造林”一大事，亦为宋湘之业绩。宋湘留滇13载，对云南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极其热爱。苍山、洱海、大理三塔，滇池大观楼，澜沧东铁索桥等，是他反复高吟的对象。尤为可贵的是，在这些边疆风物作品中，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他的诗作总集《红杏山房集》及在滇所写诗《滇蹄集》，就是滇任上付刻刊行的。

道光五年，宋湘年届古稀，始调离云南，提升为湖北督粮道。次年正月三十日，71岁的宋湘，奉谕统筹漕河全局，亲自统率东南漕河粮船3000艘，任务繁重，他栉风沐雨，乘舟督粮，直至长逝为止。曾写诗道：“若问老夫今日事，春风扶上督粮船”。途经汉阳，登临龟山麓之古琴台，还兴致勃勃地以竹叶题写了“伯牙琴台题壁”一首长歌，编入《楚艘吟》中。

宋湘还精于书法，是清代著名书画名家之一。查考宋湘一生，他集诗人、清官、教育家、书法家于一身，为国为民有卓越贡献。清道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寅时，宋湘由于过度劳累，在睡眠中与世长辞，终年71岁。逝后无钱办葬，灵柩奉旨从湖北移归梅县故乡，寄厝于城西教子岌，后迁入白渡镰子凹地方。民国6年，梅县县长林玉闽慕其名，邀请白渡父老。募捐款项，在白渡圩背山修墓安葬，另勒碑铭刻宋湘遗像和“像赞”，置于梅城南门八角亭，后移回宋湘故居，今犹存。

宋湘为官期间，薪俸大部分用于为民众谋福利，家徒四壁，存银无几，惟诗文墨宝颇丰，为封建官僚中所鲜见。

建国后，宋湘被评为"“梅州八贤”"之一，其铜像立于梅州大会堂，供后人瞻仰。

文才

自言“作诗不用法”，反对摹拟。以“每课艺出粘堂壁，同舍皆惊讶，以为古人文”见长，并且获得“文中骐骥”的美誉。但由于资用乏绝，宋湘还需在课余卖文自给，生意亦颇兴隆，请他写字作文的纸张常常堆满了桌椅。

宋湘历任翰林院编修、云南曲靖知府、湖北督粮道。为人真率，襟抱豪迈，诗书双绝，世誉岭南才子。文采风流，辉耀一世。其诗雄直豪放，哀乐无端，飞行绝迹，磊磊落落，自成一家，深具倜权奇之慨。其书高迈雄劲，如天马行空，气势超凡，兴到之际，随手取物，虽蔗渣竹叶，率意挥洒，出神入化，古意磅礴，人得其尺幅如获拱璧。为官廉明，两袖清风，读书自乐，身后无余物，仅《红杏山房诗抄》传世。

书法

著名的书法家之一。《清史稿》：“湘性豪迈，下笔显倜傥雄奇之概。”北京故宫博物馆的《龙藏宋墨题咏》评曰：“芷湾长草书，章法磊落，笔致潇洒，往往一纸书出辄为时贤所倾倒。”《清史文苑》：“宋湘除善用笔外，还能随手以竹叶蔗渣作书，而不失其妙，刚劲处似钢钩铁槊，柔韧处如烟云缭绕。”

宋湘的书法流传很广，梅州市梅县区档案馆和博物馆分别收藏有殿试考卷、“山惟镇静生群物，海以宏深纳大川”行书对联，湖北汉阳有用竹叶书写的《伯牙琴台题壁》，广州有“粤海关”匾额，惠州有“丰湖书院”匾额和“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对联及用蔗渣代笔写的《湖上五别诗》，昆明湖大观楼北面有“千秋怀抱三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对联，昆明筇竹寺有用草刷蘸紫土写的“玉案山”匾额和“护门帷遣白云，听钟声何处；依杖却分青霭，话竹色当年”对联等。

宋湘《伯牙琴台题壁》：“噫嘻乎，伯牙之琴，何以忽在高山之高，忽在流水之深，此曲不传愁人心。噫嘻乎，子期知音，何以知在高山之高，知在流水之深，古无文字直到今。是耶非耶，相逢在此。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吾去矣！”

——有幅束竹叶为笔书写的八大块巨匾，笔走龙蛇，气势磅礴，洒脱古拙，夭矫不群。作于清道光5年宋湘任湖北督粮道时，其时宋已年逾古稀，数月后去世。几年后，有人怕被风雨剥蚀，即请匠人刻石，遂完整保存至今。

传说，宋湘中解元时，曾小住嘉应会馆，一天，听会馆执事人员说邻近某会馆一新科举人为庆贺高中大摆筵席，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宋湘听他们言下颇有欣羡之意，便道：“你们要看热闹不难，只要到城中各显眼处贴上告示，说新科解元宋湘定于某月某日在嘉应会馆门口写大字便了。”告示贴出后，到了那一天，果然各地文士纷纷来到，车马云集，人头攒动，把嘉应会门口挤了个水泄不通。宋湘不慌不忙，拿着大笔，登上扶梯，在照壁上草书“夜半归来月正中”七个大字，龙飞凤舞，夭矫多姿，最末一个中字，中锋拖有一丈多长，宛如一把宝剑自天而降，寒光闪闪，耀人眼目，观者无不不叹。

传说，宋湘在游览一名山胜迹时，曾留下“高山万古，流水千年”草书，惊动四方。有一酷好书法的和尚闻知后，专程前来瞻仰，越看越敬服，遂在其旁搭茅棚住下，仿其笔意，废寝忘食，昼夜不停苦练。这样过了两个月，书法大进。于是，和尚运足精神，照宋湘原句草书，并将其所书与宋湘所书排列一起。观者无不赞叹，认为与宋湘书法已不分高下。此事为宋湘闻知后，深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赶到其处一看，既大为叹服，又大为惋惜。众人问：“为何既叹服又惋惜？”宋湘回答：“叹服者是，其书法古拙洒脱，反朴归真，已臻炉火纯青；惋惜者是，其早夜不停苦练，大伤元气，已不久人世。”众人不信，认为宋湘是故作惊人之语。那知过了不久，和尚果吐血而亡。众人惊问宋湘：“你看了和尚写的字，为何即知其将离人世呢？”宋湘说：“我几十年磨穿铁砚，他竟在两个月内练成，心血耗尽，怎能不死？”众人方恍然。

善书法，曾书刻“丰湖书院”巨匾。他为书院书撰的楹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被收进《中国名匾》一书。云南大理一中南花厅内，珍藏着一块古雅庄重的大理石碑――宋湘手撰的“种松诗碑”，记载了他任职期间组织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的历史：前摄迤西道篆日，买松子三石，于点苍山三塔后寺鼓民种之，为其濯濯也。今有客报余松已寻丈，其势郁然成林者，予喜且感，系以三绝句：

不见苍山已六年，旧游如梦事如烟。多情竹报平安在，流水桃花一惘然。

古雪神云看几回，十围柳大白头催。才知万里滇南走，天遣苍山种树来。

一粒丹砂一鼎封，一枚松子一株松。何时再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

这是云南大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种松碑。据《清实录》载：宋湘在任期间曾买松子三石，让三文笔村民种于三塔后面的苍山上。六年后，道光二年五月乙亥，诗人在赴任途中又看见了六年不见的点苍山，并且有人告知“有报松已寻丈，郁然成林，”非常高兴，但诗人此时已六十六岁，他感慨万千，写了这三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复杂的心情。 碑文行书，写得流畅中显刚劲，有李北海遗风，为书法爱好者所喜爱， 民间多有珍藏。 原碑立于三塔寺旁，后移于大理一中校园南花厅内。

宋湘擅长正、隶、行、草等书体，豪迈雄劲，如天马行空、气势超凡。除善用毛笔外，竹叶、蔗渣随手捡来照样挥写，甚至用抹布、扫帚同样能写出出神入化的字。故丘逢甲有诗赞他：“伯牙台上记留题，更写西湖五别诗。竹叶蔗渣俱妙笔，米颠书法杜陵诗。”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馆的《龙藏宋墨题咏》评曰：“芷湾草书，章法磊茫，笔致潇洒，往往一纸书出辄为时贤所倾倒。”这一评说，是民国十四年由朱鹤、黄伟磐等九十多位文人学者就宋湘为广州龙藏寺题联“往来资白业，谈笑出红尘”设坛品赏时，所作出的评价。一联引来百咏，正是反映了宋湘书法为时人所倾倒的情况。

诗选

清代著名诗人之一。宋湘诗风磊磊落落，豪放不拘。《清史列传》：“粤诗自黎简、冯敏昌后，推湘为巨擘。”诗作有《不易居斋集》、《丰湖漫草》《丰湖续草》、《燕台剩沈》、《南行草》、《楚艘吟》、《红杏山房试贴诗》、《红杏山房试诗第初集》、《汉书摘咏》、《后汉书摘咏》各一卷，《滇蹄集》三卷，共收诗九百多首，合称《红杏山房集》；另有后人收集的《红杏山房集外集》，收诗一百五十首。

故事

宋湘在广州

一、负笈远游的穷学生

宋湘，作为清代中叶一位有名的诗人、书法家和教育家，他与惠州丰湖书院的关系，由于其诗集《丰湖漫草、续草》，及《西湖五别诗》题刻与书院石刻门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的流传，早已为人们熟知，但他与广州尤其是与粤秀书院的密切关系，却甚少为人提及。本文就从这里开始。

宋湘是嘉应州人，27岁时在广州粤秀书院肄业。在书院，文思敏捷的宋湘很快在同学中崭露头角。“每课艺出粘堂壁，同舍皆惊讶，以为古人文”，并且获得师生称赞“文中骐骥”的美誉。但由于资用乏绝，宋湘还需在课余卖文自给同学，生意亦颇兴隆，请他写字作文的纸张常常堆满了桌椅。不过，生性浪漫的宋湘并不以温饱为满足，其“风流才子”习气时有显露，经常出入于歌楼酒馆，他在《忆少年七首》之三、之四的诗中曾言及：

跌宕文坛十载强，中间顿挫一衿凉。

家无儋石同刘毅，身有空拳似李阳。

斩蛟射虎气难囚，快事平生一马周。

命酒市楼常独坐，出门一掷ht裘！

二、与诗书画家的交游

宋湘在广州时，结识的诗人墨客有黄丹书、黎简、郑炳昌、李鸣盛、张思齐、张维屏、阴东林、陈昙、吕坚、吕翔、叶梦龙、冯敏昌等，其中与黄、郑、李数人相交尤深。

黄丹书，字廷授，号虚舟，顺德人，擅书、画，尤工诗，与张锦芳、黎简、吕坚称“岭南四家”，著《鸿雪斋诗抄》、《胡桃斋诗余》。郑炳昌，字颖超，号晓园，香山人，廪贡生，后为澄海县学训导，工诗画，著有《丛书阁遗草》。宋湘寓居郑家两年，与之同游共读。宋离郑家后，一度任广东学政陈桂森的幕客。乾隆五十七年郑炳昌特在广州租房，与宋湘同住，准备一起应试。是年乡试主考为初彭龄，文题《梓匠轮舆章》，诗题《赋得鸿毛遇顺风》，结果宋湘高中解元。一登龙门后，他写了两首诗述怀记事：“海日扶轮出，霞标百丈高。腾天皆虎气，得路果鸿毛。十载围灯火，来朝看锦袍。人声潮水沸，何德忝称豪。”“两点龙门额，青衫十五年。只今三破的，敢诩不空弦。远大男儿志，生成雨露天。一枝何足道，稍得慰堂前。”这是除试帖诗外现存有年月可考的宋湘最早诗作。见其亲笔札中，不载于诗集。

宋湘中举后，辞学政幕归乡，黎简赋诗为他送行：“从容长揖驾短棹，摆落美游宁恶归。竹雨池亭药洲石，梅关蝴蝶麻姑衣。窗鸡星尽汝先起，风o天长吾退飞。今日@堂南弟子，去年北雪到门稀。”宋湘对黎简亦十分倾服。宋还结识了诗人李遐龄。李字芳健，一字菊水，香山人，时方授徒于郑家。黄、宋两人一见其诗，诧为异才，遂与之订交。遐龄后为嘉庆贡生，著《勺园诗抄》、《容安堂全集》。宋湘后期在广州结交的还有李鸣盛。李字佐廷，一字尧山，南海人，附贡生，工诗能文，擅画竹，著有《春雨楼稿》。与宋湘交谊尤挚。鸣盛曾画竹寄湘，附诗云：“凉t动翠筠，云烟回忆十年身。屋梁落月参差影，留得虚心待故人。”湘亦有“留赠”警句“世上葛藤需快剑，心中风雨有深卮”传诵一时。

三、重返母校

嘉庆八年，48岁的宋湘又回到粤秀书院，以堂堂院长的身份去执掌教席。本来院长一职另有人选――由广东巡抚瑚图礼聘江西学者汤藩担任。但汤至广州时，瑚已离任，而新督抚倭什布、孙玉庭与汤素无交情，故对之不大理会，汤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于是，当局便延请当时已赋闲的宋湘担任此职。宋湘在粤秀书院讲学两载，至嘉庆九年冬，才北上赴京辞去教席。

两年中，他夙兴夜寐，为发展广州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深悉“寒窗”之苦，所以对穷学生特别关照，加之褒贬公正，故在学员中享有崇高威望。梅州乡人更是闻风竞起，从学者众，院舍几不能容。从此梅州文风渐振，学人辈出。人们公认：“程乡先辈之所以得衣被士流，变转风气者，肇始先生，而后来李绣子太史继之。”

宋湘主讲粤秀书院时，适值冯敏昌亦掌越华书院教席，两院相距不过一公里，于是两人时相过从，论学谈文。冯氏殁后，其门人梁炅携冯诗册稿本至京师，请在京的翁方纲、吴嵩梁、秦瀛、陈寿祺、宋湘等斟酌选定，得四百余首，即传世的《小罗浮草堂诗集》。

宋湘与东莞纂香书室

纂香书室位于东莞市凤岗镇凤德岭上村，约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由上村张姓十七世祖张超群用千金所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在纂香书室举办培训班，并开办“纂香女子学校”，是东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书室坐北向南，宽19.86米，进总深20.09米，建筑面积399平方米。头门面宽三间12米，进深二间，硬山顶，碌灰瓦，龙船灰塑正脊，门额为宋湘题“纂香书室”四字；中进大厅横梁架“思敬堂”匾；

后进厅设高1.25米长形供台。整个书室的檐棂。山墙都饰有花鸟图室，或彩绘或灰塑。2004年东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居民为客家人，主要由福建，广东梅州地区迁入。书室的创办人为凤岗上村的张超群。清乾隆年间广东才子宋湘在书室讲学。书室周围民居林立。

纂香书室与宋湘有密切的关系。追溯乾隆中期，约1782年，上村财主张应中到广州经商，邂逅宋湘，发现他有博学之才，于是招之回乡，后聘为书室教师。相传宋湘在开馆之初，出示广告，上写“即日开张”，乡民见了无不掩口而笑，宋湘不恼不怒，挥笔写成“即日开张摆出尼山杂货，他人托贱馆招天下英才”，这二十个大字笔走龙蛇，气势磅礴，洒脱古拙，夭矫不群，众人见了无不叹服。此后，纂香书室，学童莘莘。

宋湘被称为对联奇才，他曾为上村天后宫写一对联：“大庙庙神灵庇佑，尚村村老少平安”。此外，还有“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等等对联，在当地传为佳话。

宋湘在上村任教多年，他一边教书，一边勤奋学习。张应中见他聪明颖悟，学问广博，不愿耽误他的仕途，于是资助他到南澳深造，后来他高中广东第一名举人和第十一名进士，从此宋湘仕途坦荡。

纂香书室与宋湘有不解之缘，然而鲜为人知的张超羣胸怀远志，热心公益，崇尚文化，其孙张应中发扬祖德，慧眼识才，聘请名师，培育英才，以及他助人为乐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宋湘在惠州

一、生平著述东坡若解西湖乐早解朝官住惠州

宋湘于嘉庆六年应惠州知府伊秉绶之邀，曾任惠州丰湖书院院长，在惠州生活了两年，他对惠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十分热爱，经常游览西湖景点，访问惠州市民，将所见所闻写成诗歌。

丰湖书院是伊秉绶一手扶植起来的。惠州大学校内残存的丰湖书院遗迹都是伊秉绶时代的。现存的楹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其实是宋湘为丰湖书院的二门所题。丰湖书院头门上的楹联是伊秉绶题写的“学焉得其性之所近，览者将有感于斯文”。丰湖书院修好后，伊秉绶请来当时的著名诗人宋湘主持丰湖书院。

他还与宋湘一起制订了丰湖书院的规章制度。宋湘的诗集里有《丰湖草》和《丰湖后草》各一卷，都是在书院担任山长的两年时间里写的。在丰湖书院期间，宋湘钟情惠州山水，从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丰湖和同样迷人的书院：敞敞亮亮的一大片水，清清静静的一座院落，清风明月，春绿秋白的芦苇，那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卷。

二、散步黄塘村欣然写下《黄塘村晚》

宋湘游览永福寺，寺僧慕他才华，向他索取墨宝，他欣然命笔，写下《永福寺》；他散步于黄塘村，见炊烟初上，牧童回家，便用诗句绘出一幅惠州农家乐图：“桐叶榕叶碧相映，竹鸡水鸡春共声。贪看黄牛骑水过，不觉远寺钟齐鸣。”；宋湘居住在丰湖书院内，日日与湖水相伴，对西湖更是情有独钟。他写下《湖居十首》，下面摘录一首：“洒洒两湖风，满山开刺桐。木棉吹作絮，蝴蝶展如篷。野笋穿篱白，江鱼出网红。倾城人上冢，都在水西东。”本报曾介绍惠州才子江逢辰的《惠州西湖棹歌》九首，而早在江逢辰写西湖棹歌的前76年，宋湘就已写下《西湖棹歌》十首，其中一首是：“卢橘杨梅烂不收，荔枝龙眼出城头。东坡若解西湖乐，早解朝官住惠州。”

宋湘在惠州生活两年，成诗195首，平均每年成诗近百首，他把在惠州写下的诗结为《丰湖漫草》及《丰湖续草》。是苏轼、唐庚和今释之外，可将寓惠作品结为专集的又一诗人。

宋湘在云南

一、为官清廉任职云南13年最受尊敬称赞

宋湘曾出任云南省曲靖知府，在云南任职13年，期间曾代理广南、永昌、大理、顺宁、楚雄等地知府及迤西、迤南道尹。他在云南为官清正廉洁、勤政亲民，常勉励自己“要与民间验辛苦”，鼓励人民勤于耕牧，并把自己大部分薪俸用于兴办当地公益事业。

二、民无衣穿购纺车让妻教妇女纺织

初至曲靖，正逢当地水患之后，灾民遍地。宋湘积极带领当地民众修城治水，很快将水患制服，受灾百姓得到了安置。后到马龙州，见当地边民不会纺纱织布、穿衣无着，便将自己的俸银购新纺车500架和木棉一批，让妻子王素云教妇女纺织，所织之布为当地人民称为“宋公布”。在广南府时，见百姓用水困难，他捐款并亲自勘测水源，凿东、西两塘引水至城，供百姓饮用。代迤西道尹时，所属地域饥荒、瘟疫流行，他捐俸银抚恤并组织百姓生产自救，还自购松籽三石，指导群众植树造林，使原来光秃秃的点苍山成为一片翠绿。他本人也亲自到翠峰山种了一片青松，人称“太守林”。在云南大理一中南花厅内，珍藏着一块古雅庄重的大理石碑——宋湘手撰的“种松诗碑”，记载了他任职期间组织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的历史。碑中有“一粒丹砂一鼎封，一枚松子一株松。何时再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之句。在永昌府时，见郡中书院失修，又捐俸银170两，修复书院，使文教渐兴。

三、文武皆能生擒匪首安定一方秩序

宋湘不但能文，而且能武。他任永昌府知府时，因府属境内湾甸一位土司死后无嗣，土司族人景在东趁机篡位，欲聚众千余人扬言要攻打永昌城。宋湘获悉后，在组织乡民操练同时，派人秘密潜入湾甸。经精心策划，宋湘率领乡团突袭土司衙门，生擒匪首景在东，安定了一方秩序。

云贵总督伯麟见宋湘业绩显赫，誉他为贤吏，并向朝廷极力推荐。道光五年，宋湘升任湖北督粮道。第2年病终任上，时年71岁。由于宋湘大部分收入都捐赠给公益事业，以至他去世时家徒四壁、存银无几，惟诗文墨宝颇丰，这在清代官僚中实属罕见。当地百姓极为感念宋湘恩德，为其塑像建祠，立碑奉祀。在《云南大理图书馆记》中有这样的评价：“明清两代人至云南的外省人当中，宋湘是最受人们尊敬和称赞的一位。”

四、诗歌赞云南江山到处我题诗

宋湘不只是一位耿介奉公、勤政有为的清官，也是诗书俱佳的诗人和书法家。光绪《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九《循吏·宋湘传》记述：“湘才气豪爽，工书能文，诗尤火速，每有所作，落笔立就，时称为真才子。历官皆着治绩，而奖掖后进，成绩尤多，至今士林传其遗事觉得佳话。”他在公务之余，颇好写诗，所到之处，对当地的名山胜水或光景奇花，往往付之笔端。其后，宋湘把在滇诗作编成《滇蹄集》三卷计157首。这些诗作记述了宋湘在云南的行踪和心迹，以及他与当地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表达了他对云南的感情。

“马蹄今日踏滇山”

嘉庆十八年秋，宋湘出任云南曲靖知府，一路南下，弃舟登车，过安顺，出盘县，风尘仆仆，终于在一天下午抵达黔滇交界的胜境关。宋湘一行人在界关木牌坊边的山脊上稍事休息。当他抬头遥望四周莽莽群山时，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在驿站墙壁上题写了《滇南胜境题壁》七律一首：

马蹄今日踏滇山，山在乾坤何处边。

汉使石坛金碧气，佛门铃塔祖师禅。

封疆六诏开荒服，道里中原认斗躔。

回首十年香案直，退朝满袖只炉烟。

诗中记述了宋湘路过胜境关时的感受。首二句笔力遒劲，气势壮阔，把视线一下子延伸到遥远的群山，给萧寂的荒野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令人心情为之振奋。接下来的颔联和颈联，高度概括了自汉唐以来，云南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结句回忆在京任职时的心境。

据史料记载，宋湘到曲靖后，当地正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上任伊始，宋湘身先士卒，率士民百姓赈灾救困，通过治水、筑堤、修路、补城等举措，治理了水患，并使当地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有口皆碑的成效：“……郡民走告我，今岁谷增万，鱼鳖化为禾，洪波消荒甸；荒荒马龙州，男女骬不线，使君慈母心，女手扦扦劝，五百新纺车，织染兹亦遍。闻之岂不欢？百不了一愿，边荒多艰难，救民先救困。兹行复如何，区区心一寸。”。宋湘在曲靖的业绩，受到云贵总督伯麟的嘉奖。

“江山到处我题诗”

嘉庆十九年夏天，宋湘到昆明述职。其间，他先后游览了大观楼、黑龙潭、西山等名胜景点，被这些优美的自然风光所感动，即兴挥笔题诗。且看《题昆明池大观楼壁二首》：

江山到处我题诗，况是登楼放眼时。

此水自从闻汉帝，昔人谁实见滇池。

碧鸡金马今黄土，段诏蒙酋古复棋。

欲唱竹枝三百首，遍传骑象戴花儿。

空翠波光入酒杯，大风环佩亦仙才。

杜陵眼老旌旗失，蛮徼云深关塞开。

万里星辰依北极，百年草木上春台。

君看一带山河影，浩荡蓬壶月照来。

这两首诗都是借景抒怀之作。作者面对眼前如画江山，引发对历史的回顾与怀想，意气风发，神思飞扬，也流露出建功立业的抱负。传说，其时宋湘游兴未尽，又应邀在大观楼写下“千秋怀抱三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的名联。此联与上述二诗，在立意上一脉相承，在意境上相得益彰，以怀古入题，以景抒情，以形象对格，以数词量词组句，构成一副妙手天成的佳联，抒发了作者旷达乐观的襟怀。

五年后，嘉庆二十四年春天，宋湘从京城返回昆明，重游大观楼，又题写了《春日重题大观楼二首》：

楼上春云住又飞，楼前春水绿生肥。

举头莽荡身何处？骊酒苍茫醉未非。

三岛游仙他日梦，五湖垂钓几人归。

球场牧马将军老，谁话天山雪打围。

湖花湖柳此依依，天下春光两燕飞。

好水自头连尾看，诸山从古到今围。

百年作客原如寄，竟日登楼只不归。

此曲莫传王粲和，怕教游子泪沾衣。

诗中除了赞叹滇池的美景外，却少了前时的意气风发，多了怀旧的思绪，隐含着宋湘慨叹暮年难酬昔日壮志的心情。这二首七律，首二句似信手拈来，语言清新流丽，为全诗增添了不少艺术魅力。宋湘两次游大观楼写的4首七律，无论是诗的立意，诗艺特色，抑或是引典用词的缜密，对仗的工整，以及音韵节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多年来一直被后人推崇。而且在同一景点上，同时保存一个诗人的三件作品，这在诗联界尚属少见，足见其具有不可低估的审美价值。

“何时泉边见梅树”

春城昆明四季如春，不仅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亦有许多闻名遐迩的奇花异卉，是历代文人骚客心仪的休闲之地。宋湘多次途经昆明，公干之余，曾慕名前往附近的景点游玩，每有所感即题诗壁上，以抒怀记事。请看《初夏独游龙泉观访古梅，题诗而返》：

何时泉边见梅树，传闻封殖自唐年。风雷战斗壮士老，烟霞骚屑将军眠。高搴参天汉柏雨，低绕扑地秦松烟。白摧朽骨何盘盘，苍皮远出青可怜。春天花开大如盏，云中之君下来翩。古香蓊勃遮远天，兰房蕙幕相新鲜。美人石肠青铁肝，中有万古相思魂。问君此情香何处？结子满枝空掩关。吁嗟客心何可言？为官万里纷忧煎。荒山野水走皮骨，蛮烟瘴雨沾衣褌。狂游岂少阮孚屐，清梦久隔罗浮村。角巾东第定何日？手版西山聊暮云。青鞋布袜古箧存，心迹要与林逋论。举头万丈青天月，题诗壁上花应闻。

这首七言古诗，前半部分叙述黑龙潭边唐梅宋柏的来历，突出了梅花经受风霜雨雪的侵袭和磨砺后，仍保持着非同寻常的风韵。作者以比喻夸张的表现手法，逼真地描绘出古梅虬曲高大，历千年磨难而不屈不挠的风骨，以及春天到来时梅花璀璨动人的风姿，讴歌了古梅坚忍不拔的形象。后半部分抒发诗人昔日在广东惠州罗浮山下无忧无虑赏花游玩的日子，思乡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两句把全诗的立意推到了极致，耐人寻味，久读不厌。

后来，宋湘的好友沙琛游黑龙潭时，见宋湘的题壁诗，也步其韵写了一首唱和诗《黑龙潭值老梅盛开，感怀旧游，用壁间芷湾太守韵次之》。

“云南茶花亦迷离”

云南素有“茶花甲天下”的美誉，且看宋湘游昆明西山云安寺时写的赏茶花诗：

天下茶花无甚奇，云南茶花亦迷离。入院突兀见此本，九州万古空春姿！高火伞，低摩尼；红者玉，紫者泥；十万灶，一军麾。日亦不敢出，月亦不敢窥；朱霞青天，雷电齐飞。何年所植何物为？花叶不到处，精焰犹交驰。才大有如此，独立隘两仪。世人纷纷说少态，蚍蜉撼树真群儿。吁嗟乎！种花须种一千载，看花须看一千枝，饮酒须饮一千碗。君不见挥刘伶，斥李白，云安寺里人题诗。

宋湘在这首诗中，运用夸张的表现手法，首二句就突出了“云南茶花甲天下”的语境，使之达到美压群芳的地位。接着，作者满腔热情地盛赞云安寺里的茶树高大，茶花美若云霞、璀璨如火的绚丽多彩的形象。诗人在尽情赞美茶花壮观、丰美、灿烂的景象时，没有忘记为韩愈伸张正义，针对那些诬陷忠良的小人情不自禁地喊出“蚍蜉撼树真群儿”的心声。全诗笔墨酣畅淋漓，诗语形象生动，节奏明快跌宕，音韵铿锵有力，情感高昂激越，立意高峻拔卓。当时诗坛名家吴嵩梁看了宋湘这首诗后，发出由衷的称赞：“定光寺里红山茶，雷火烧空十丈花，看花君载千湖酒，醉胆轮囷大如斗。万古茫茫两谪仙，太白子瞻谁抗手？”。

嘉庆二十四年春，宋湘时隔五年再次重游云安寺，还想饱览茶花盛开的美景。当他站在茶树前，注目茶花，心驰神往，用神来之笔写了《重题云安寺茶花二首》，赞美茶花。其二为：

神仙无醉亦无醒，昨夜东皇觞百神。

来路岂真狮子国，番风长压牡丹春。

梦中彩笔传名士，天半朱霞立异人。

难怪外间桃李笑，此花肝胆大轮囷。

当时，有人说茶花是从海外传到云南的，宋湘对此提出质疑并否认。云南茶花本来就是本土所产，何来外来之说？若以番风压牡丹那样贬低云南茶花的存在，则太不应该了。这里的茶花鲜艳夺目，就像素有神来之笔的江淹那样光彩照人，其品德是多么高尚纯洁啊！最后，作者在茶花如此炽烈的氛围中，精神上得到了慰藉，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深情。此诗最大的特点是善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引典用语似信手拈来却自然娴熟，毫无斧凿痕迹，是一首艺术品位较高的七律佳作。难怪宋湘的同乡好友黄钊在《读向华堂诗集》中称赞这首诗：“读到千枝球放句，朱霞天半照云安。”

“我是何人须是我”

宋湘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忘年十载此长安，阅尽荣华耐尽寒。我是何人须是我，真诗莫与外人看。”不论为官还是为文、为诗，他都用一颗真心去做；不论当多大的官，他都保持着一个“真我”，不被浮云蔽眼。宋湘在云南为官13年间，“要与民间验辛苦”是他的格言。他所到之处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恤民情，有的放矢地为当地解决首当其冲的问题，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抗灾害，寻富路，除恶徒，兴文教，捐俸禄，绿荒山，题诗联……他一心奉公不计个人得失，“得失千秋一片心”。《云南大理图书馆记》《清史·列传》《广东通志》《嘉应州志》均记载宋湘始终如一地过着俭朴生活，把薪俸大部用于振兴地方公益事业，百姓都真心感佩铭记他。

宋湘离开云南时，送行的人群排成长龙。人们还在他任职过的地方，自发筹钱建祠立碑来怀念他。

宋湘一生清廉，道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逝世于湖北任上时，竟然无钱安葬，是当地的百姓父老募捐帮其料理后事。

宋湘巧对两广总督

清代嘉庆年间，一帮广东才子结伴北上赴京赶考，渡韩江，过梅岭，一直来到长江南岸。

一日，他们正待渡江的时候，忽然有一艘官船顺流而下，正好被渡船挡住去路。船上官兵大声吆喝：“f渡船!渡船!别挡道!这是官船，你们挡道，该当何罪！”

过河的这批人全是秀才举子，一来踌躇满志，二来人多势众，三来怕误时辰，再说又不知官船坐的是什么官人，便不理睬官兵的吆喝。

却说官船上坐的是新任两广总督。他见官船被挡，便走出船头看个究竟，见是民船拦路，正待发作，忽见这些人全是赴考的才子，心里就多了个心眼。他想：这帮秀才说不准哪个这次考中状元，以后成了气候，于自已不利。因而不敢贸然得罪。但官威被灭又不甘心，于是，他大声喝道：“喂，你们要想先过河也不难，我出一副对子，你们当中谁能对得通，就让你们先过。”

接着，他就信口出了上联：“万马立青霜，将军出朔方，东之广，西之广，总督两广！”他道出自己的身份，目的是吓这帮秀才，使他们给自己让路。

果然，秀才们一听是新任两广总督，就有些怕了，谁也不敢应对。

这时，人群中突然闪出一个身穿苎麻衣的秀才。他分开众人，喊道：“我能应对！”

大家都转眼望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知他能对出什么对子。

只见秀才不紧不慢地说：“手持七寸管，挥成大文章，中解元，中状元，连中三元！”他语出惊人，正中两广总督的要害和顾忌，总督大人只好赞此人才气不凡，同时也为自己找了个下台台阶，就让他们的渡船先过。

这个秀才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一举成名，被称为广东才子的宋湘。

宋湘故居

宋湘《家园杂忆四十韵》描绘了出身家世和故乡风物：

“籍隶梅州古，邦名白渡前。衡门当水曲，老屋负崖巅。”“鳞次比邻接，瓜绵一脉延。世吾过二十，族众约三千。”“鸡犬家家有，桑麻处处连，先畴耕共牧，旧泽诵兼弦。”“是岸排篁竹，逢桥有木棉。楼浓红杏雨，溪淡绿杨烟。”

宋湘故居京兆堂，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历代屡有修葺，坐东朝西，背靠矮山，前低后高，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悬山式堂屋，三堂四横，中轴对称，夯墙抬梁，土木石结构，白墙灰瓦。故居外有南北横屋，内屋有三堂四廊两天井，北面横屋有房14间，南面横屋有房13间，内堂屋有房28间，前有照墙，外设斗门楼。

门楼坐南向北，门楼左右设“石鼓户对”，门额楷书“太史第”，门联“赋梅世第，编竹元家”，这彰显屋主进士及第、官至编修。跨过门楼，进入院内，是宽阔的门坪，砌有照墙围护，正大门额署“解元”，门联“象贤衍庆，崇德流徽”；进入大门，见大门后门额挂“进士”匾。在下堂，可以看到故居厅堂内外，极少雕饰，质朴无华，与客家民居差别不大。据说，宋湘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清官廉吏，虽身居高位，薪俸优厚，却“身与民俱瘦”，其俸银大部分都慨捐为民造福。

堂内厅里多有对联，富有诗文风雅。中堂正墙两面挂宋湘题并书对联“礼乐农桑今之三代，和亲康乐古为一书”。中堂右墙挂有宋湘少时题于家乡安丰寺之山形诗。这首诗乍看似塔，细看如山，上有八个“山”字镶嵌其上。经村中老人宋华光介绍，这是宋湘独创的山形诗体。全诗八句五十六字：“山外青山路曲弯，高山流水响潺潺。深山百鸟声声叫，路上行人万里难。劝君莫做江湖客，饥寒夜夜在山间。人人说道东山远，我到东山八座山。”仔细诵读，发现其与中国诗词环形体、回形体相媲美。低吟浅唱，仿至深山密林，行走林间小径，景秀水美，路艰且难，流连忘返。我们随后移步到上堂，这里设凹式神龛屏风，上端楷书“京兆堂”，左右龙柱各有长联。据介绍，宋湘71岁卒于武汉湖北观察署任上。其生卒时间同样是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寅时，事极巧合，堪称奇事。

"

傅山（1607－1684）明清之际道家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浊翁、观化等别名，汉族，山西太原人。傅山自称为老庄之徒，他自己也在很多场合与作品中反复强调、自陈：“老夫学老庄者也”、“我本徒蒙庄”、“吾师庄先生”、“吾漆园家学”。自觉继承道家学派的思想文化。他对老庄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泰初有无”、“隐而不隐”等命题，都作了认真的研究与阐发，对道家传统思想作了发展。"生平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傅山历来有 “学海” 的称誉， 他工书善画， 博极群籍， 在经史子集、 文学诗词、 佛经道藏、 书法绘画、 钟鼎文字、 医学医术诸领域都有精深研究 ， 所提倡的 “经子不分” ， “经子平等” 思想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 其研究、 批点诸子著作之多、 内容之广泛，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少见的。 而诸子当中， 最倾尽其心力、 最能体现其思想风貌的则首推 《庄子》 一书 。

傲骨凛然的傅山一生特立独行， 对于经典、 名士、权贵时有贬损、 讽刺之语， 独独对于庄生、 《庄子》 大加褒扬， 奉为至论， 嗜庄、 好庄、 迷庄之情溢于言表。其留存的诗文、 杂记、 批语中屡屡言及庄子。褒赞庄子、 自认承续庄学的词文在傅山遗著中随处可见， 其研究庄子的主要作品有《庄子翼批注》 、 《老庄二书》 、 《逍遥游》 、 《应帝王》 、 《读南华经》 、 《庄子天下篇》 、 《庄子理字》 、 《庄子情字》 、 《荀卿评庄子》 等， 此外还有大量散布在其他诗文、 杂文中言及庄子的文句 。

傅山一生遍注诸子，在 《庄子》 一书上着力最深，《庄子》 的思想既是其精神的引领， 又是心灵安顿之所归， 其批注的方式与言述更彰显着个人活泼泼的生命气质。诠解 《庄子》 时对天地间 “情” 的推崇、 以 “游” 的姿态应对人间 “是非” 、 主张 “变” 、 “异” 的政治倾向， 正是最能体现其个人特质与思想风貌的三个方面， 通过对其庄学思想的探析， 我们也能从中窥见其性情与学术之梗概 。

对于庄子的著作，在颠沛流离的旅途中，仍然“时时在目”，在冰雪覆盖北国的严冬里，依然用工整的小楷书写《南华经》多篇。对于老子的著作，三日不读便觉得“舌本软”，难以启齿说话，五十岁过后还在“细注”，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些生动的记载说明，他对老庄之学是很推崇与重视的。他在一篇疏文中曾说：“侨黄老子，何笑正笑，漆园自云，其于宗也。”在这里他以“侨黄老子”、“漆园”自况自称，以承绪老庄之学的大弟子自许。

综观傅山一生行事作风与思想主张，可见他本质上是一个道家人物的性情：为人为学本于真性真情、自由自在，反对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因此，他极其憎恶“奴儒”为人为学的“奴性”：“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齫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并由此而极力批判当时所谓上流社会是非颠倒的假仁假义。他自己也在很多场合与作品中反复强调、自陈：“老夫学老庄者也”、“我本徒蒙庄”、“吾师庄先生”、“吾漆园家学”、“愚父子学庄列”，还饱含深情地说：“三日不读《老子》，不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总是软底。何故？正坐猜度，玄牝不着耳。”“吾庄翁所谓绪余可以为尧舜者也。”

老庄哲学丰富，据史书记载，他们为人自尊，对人间功名利禄很淡漠，一生不得势也不愿得势，一生不得志也不愿得志，以穷尽人伦物理为天职。生活的道路对于傅山来说，与老庄十分相似，思想境界亦相通。这些都给傅山很深的影响，因此自然成为他进行研究的主要对象，使他成为明清之际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之一。

人物经历

明末清初之际，地处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出了一位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著名道家人物。他的事迹生平，不见于正史记载，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炳于后。他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0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教伊斯兰天主教经典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年），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未几，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不久，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因身着红色道袍，遂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康熙二年（1663年），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他们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又在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京返并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傅山学术研究的重点是诸子，主要著作有《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注》等，另有许多有关诸子批注及文字散见在《霜红龛集》中。他以先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的源头，倡导并身体力行地研究先秦诸子学说，主张经子史文平等，开启了清代子学复兴的先河 。

成就

身为道家思想传承者的傅山，无论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傅山的学问文章，都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不重视当时学者重理学的倾向。他赞扬具有革命新精神，被明朝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李贽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是有清醒的认识。清军入关明王朝灭亡后，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至于傅山的诗赋，则是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都散失，只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傅山不仅是书法家、画家，而且是晚明清初遗民的代表，北方学术思想的领袖，著名学者，甚至被传为“武林高手”。其人其事早已成为山西一带的神话传说。当时道教佛教均尊引为本家。

傅山在思想上有“学海”之称，仅就自学研究著作而言， 山西省博物馆现藏著作目录有：《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注》、《列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注》等。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

傅山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评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傅山悲痛异常，再也经受不得如此打击，不久则撒手人寰，与世长辞，时年77岁。

思想

傅山自谓， “老庄二书，是我生平得力所在， 旋旋细字旁注， 当精心探索， 若省得一言半句， 便有受用， 可由入道” 。

傅山自称为道家,说:“老夫学老庄者也,于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霜红龛集》 卷 1 7《书张维遇志状后 》) 说明他不屑于称颂儒家的“仁义” ,并公开以“异 端”自命。在《霜红龛集》中，傅山多次提到“吾师庄先生”、“我本徒蒙庄”、“吾漆园家学”、“老夫学老庄者也”。无论是从生活形态、思想气质还是艺术追求上，傅山都刻意向庄子学习。他诗作中有这样两句：“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表明他的高风亮节和特立独行的精神。

“轩辕道士”的“轩辕”二字首先指的是黄老之学的两大始祖之一的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姓公孙，因居于轩辕之丘，故名曰轩辕。他曾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被诸侯尊为天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和老子的思想经过齐国与楚国的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汉初立国，崇尚的也是这种“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黄老学在汉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统治者集团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严遵《老子指归》、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老子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而四子真经所代表的玄学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说。

从传说中的祖先炎、黄二帝，到20世纪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从春秋战国时代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到当今现代思想、文化、科技熏陶下的一代风流——在漫长悠久而又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曾经在各个领域中涌现过多少杰出的人物，创造出多少丰硕的成果！他们就像绵延起伏的山脉上那一座又一座高峰，给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无限风光！而生活在17世纪的傅山，就是这些高峰中的一座。

傅山，初名鼎臣，改名山；原字青竹，后改青主。中国人的名字，往往带有时代色彩，并且寄寓着父母或者本人的理想与情操。如果说“鼎臣”这个名字具有浓厚的封建政治理想和传统礼教色彩，那么改名为“山”，就较为符合傅山的思想性格特点——用傅山的老师袁继咸的评语说，就是一种“山林气”，而改字“青主”，则更加突出了傅山自强不息、超凡脱俗的创造精神。傅山有两句诗就是“青主”的注脚：“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青羊庵三首》）从他一生的实践、创造和成就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确实称得上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座拔地凌空、多姿多彩的奇峰！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跨越了两个朝代，顽强地生活了79年。他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呢？“荡荡乾坤病，戋戋肺腑收”（《病发示眉仁》），这两句诗是傅山自己一生的切身感受，它形象而概括地描绘了一个矛盾交织、激烈动荡、天崩地裂的时代和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因此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灵魂！傅山的前半生，是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明王朝最后的37年。在中原和西南地区，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在东北，民族斗争愈演愈烈，民族战争连年不断。在明王朝内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在党争中互相消长，此起彼伏。而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界，充斥着性理的空谈、复古的迂论、陈腐的八股和柔媚的艺术作风。在傅山39岁这一年，即公元1644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甲申之变，先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旗帜插上了北京城头，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寿山；后是满清的铁骑跨过了山海关，旋即踏遍中原。这对傅山来说，不啻是天崩地裂——虽然也在预料之中。“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年！”（《甲申集·甲申守岁》）以甲申为转折点，傅山的后半生，又赶上清王朝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最初40年，清军野蛮的镇压、屠杀和掠夺，汉族人民普遍的反抗，抗清义军的顽强战斗，南明王朝的苟延残喘，以及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文字狱和笼络收买……这又是一段血腥而动荡的历史！大矛盾，大动荡，包含着血与泪的大痛苦，却也孕育和锤炼着大人才！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李禺页、颜元、屈大均、吕留良、潘格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他们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关心民间疾苦和民族兴亡，不同程度地具有初步民主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倾向，掀起了17世纪后半期的一股进步思潮，可以说形成了继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活跃局面。其中傅山与顾、黄、王、李、颜，被梁启超并称为“清初六大师”，这是仅就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而言的。如果从思想解放的程度、学术领域的宽广、艺术创作的成就、医道医术的造诣等多方面看，傅山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多才多艺，多所建树，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确非其他人可企及。

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傅山一生有三件大事：早年，曾作为山西学生的领袖，为昭雪平反袁继咸冤案，反对腐朽的宦党和黑暗的暴政，领导全省诸生进京请愿，持续半年，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学生运动的先声。中年，曾从事秘密反清活动20余年，在49岁时被逮下狱，一年有余，几经严讯，备极拷掠，抗词不屈，绝食9日，抱定必死的决心，坚持斗争，终于获释。晚年，他主要从事著述，曾先后接待或拜访了昆山顾炎武、容城孙逢奇、富平李因笃、周至李禺页、和川戴务旃、彭城阎尔梅、番禺屈大均等一大批在野的文人、学者，以及当时尚未仕清的秀水朱彝尊、新城王士祯、太原阎若璩，实际上成为在野的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和代表之一，并以73岁的高龄，绝食七日，坚持斗争，拒绝参加清廷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拒绝做清朝的官。这些壮举在他所处的时代确实够得上特立独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最为突出的。

在思想学术方面，傅山不仅堪与顾、黄、王并驾齐驱，而且比他们思想更解放，在反对以道统自居的理学说教、冲破儒家传统思想束缚方面，战斗精神和独创性更强。他博览经史子集，开创诸子学，精通音韵学与名学（逻辑学），擅长金石遗文之学，确实无愧于同时代人的这种评价：“学究天人，道兼仙释（《柳崖外编》），”“博极群书，时称学海”（郭《傅山传》）。

在文学艺术方面，傅山的诗文思想性、现实性极强，写作不拘成法，任性直率，古奥老拙，慷慨苍凉，奇思逸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书法草楷篆隶，无不精工，豪迈不羁，独辟蹊径，名满天下，当时评价“在王铎之上”（戴廷木式《与张尔公书》）；绘画古雅入神，写意曲尽其妙，《图绘宝鉴》评论说：“其才品海内无匹，人不能尽识也。”

在医学方面，他精通医经脉理，擅长妇科及内外诸科，当时“人称医圣”（蔡璜《傅山传》）。

傅山在他的著作和书面题款上，也经常署名为公之它，亦作公他，又号石头、石道人、石老人、啬庐、随厉、六持、丹崖子、丹崖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不夜庵老人、傅侨山、松侨老人、侨公、太原侨、朱衣道人、酒道人、酒肉道人，或径称居士、傅道士、傅道人、傅子，又称老蘖禅、还阳真人、真山、侨黄真山、五峰道人、龙池闻道下士、观化翁、观花翁、橘翁、大笑下士、西北之西北老人。用现代的话说，傅山也许算得上世界上“笔名”最多的作家之一吧，而这些笔名又无不体现了这座“奇峰”的经历、思想和性格。

批评理学

万物皆道，秉承传承道家精神的傅山看到“道本不息如川之流”，道家犹如海纳百川，要博采诸家之长，这正式道家学术思潮的特点，他还特别提倡子学，通过考证，旁征博引，解释诸子，开出清代子学研究的先河。可见，傅山胸怀阔大、慧眼独具的过人之处。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
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这是明末清初的历史转折时期。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开始动摇,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批判。在这股反理学的潮流中,傅山抱着抗清复明的信念,以先秦诸子思想,特 别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为武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阐发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被后人称为启蒙的思想家。

清初,封建统治者利用宋明理学进行思想统治,广罗明末知识分子为其服务。对此,傅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为了躲避朝廷的纠缠、掩护自己的政治活动,他过着四处游医的生活,并拜“还阳真人 ”为 师，出家入道,自号“朱衣道人”①。因此,傅山的一生充满了道家色彩。

他曾说:“三日不读《老子》,不觉舌本软,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读《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 少口舌。,⑧“庄子为书,虽恢橘佚宕,于六经之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阂,鬼神变幻,要自不可缺。”⑧ 这些,都反映出傅山对待老庄思想的态度。

傅山离俗入道的原因 是多方面 的。首先,傅山的反清复明志向决定了他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认为“今所行五经 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 也”④,“以《管子》、《庄子》、《列子》、《楞严》、《唯识》、《毗婆》诸论，约略参同，益知所谓儒者之不济事也。因而他喜欢老庄进而喜欢道家思想及道教。其次,傅山所处的时代是人们批判 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时代,傅山本人曾多次发“反常之论”,主张“率性而为”,这和道家思想中主张的“顺物自然”、“漂然物外”的观点相吻合。而且在理论上对道家思想有所阐发。

隐居

明亡后，傅山衣红衣，居山寺，改号朱衣道人，从事着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清顺治11年（公元1654年），傅山因南明总兵宋谦在晋豫边界起事反清，事败下狱，成“谋逆钦犯”，虽遭严刑，却坚贞不屈，曾绝食九日，濒临死亡，后经营救获释，此案曾轰动一时，被称作“朱衣道人案”。顺治14年（公元1657年），顾炎武因江南已无法容身，“浩然有山东之行”，应傅山之邀，千山独步，天马行地，来到了太原。顺治16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克镇江，袭南京，张煌言攻安徽，江南反清形势似转机，傅山闻讯后，急忙南下，既至南京，郑张已败走，他只好带着又一次地扫兴回到太原，其后一直隐居于晋祠云陶洞。他曾作《宿云陶》诗：

雾柳霾花老眼憎，云陶稳睡拔鸡鸣；晋祠三日无吟兴，只忆观澜智勇生。

隐居期间，他吟诗作画，潜心著述，并与顾炎武、阎若璩、阎尔梅、朱彝尊等学人考证晋祠，感怀晋史。傅山待友必煮茶，故有人也将云陶洞称作茶烟洞，“石室茶烟”是晋祠内八景之一。景宜园距云陶洞数步之遥，园内“杂树交荫，希见曦影”，此地为傅山饮茶品茗处。

期间，傅山先生在此还留有许多书法作品，其中嵌于朝阳洞石阶下周柏旁壁间的“晋源之柏第一章”最为要紧，其字行楷中揉魏碑，舒缓里见矫捷，遒劲得力，练达通脱，一看便知是高逸出世、遗身物外之作，难怪能被阎若璩誉为晋祠三绝之一。难老泉亭内的“难老”匾、圣母殿廊下的“永锡难老”匾均为名题。嵌于文昌宫墙壁上的《文昌帝阴骘文》也出自他的手笔，全文446字，小楷写就，直师钟繇，工整不苟，玉润珠圆，是其罕有的小楷作品。另外，景宜园楹联“茶七碗，酒千盅，醉来踏破瑶阶月；柳三眠，花一梦，兴到倾倒碧玉觞”、同乐亭楹联“万竿逸气争栖凤；一夜凌云见箨龙”，“梧桐月白杯中照；杨柳风来画上川”，也均为傅山所书。云陶洞楹联“日上山红，赤县灵真三剑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之上联中的“日”与下联中的“月”合璧为明字，“珠明”则暗指朱明。

傅山对晋祠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书法、著述，更在于对晋祠操守的提升、品格的趋高。“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云陶洞紧邻朝阳洞，占据着晋祠云至高。俯瞰全园，了然一目，远眺田畴，隐约可现。除去一年一度庙会里的纷杂熙攘，除去平日偶有挚友造访，这里少有游人光顾。园日涉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当石磴上青苔侵阶、隙间拱草，秋树下的扫叶人又把一季的春华挈走时，傅山先生慨叹感怀之余，却未倦慵喟然，诗作愈发激昂高亢，著述愈发精邃深湛，书法愈发奕奕神采，意志愈发贞固刚毅。他不是“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隐逸者，也非“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的削迹仙。

论及晋祠的操守、品格，岂有不言傅山傅青主者也！

与酒

人们都知道傅山是一位伟大的道家思想文化大家，当时被人誉为“学海”。可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傅山还是一位好酒的性情中人。他在取得巨大的思想学术成就的同时，也与酒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尤其是他与享誉国际国内的佳酿竹叶青，还有一段不能割舍的渊源。

傅山年轻时就嗜好喝酒。他在霜红龛读书时，曾作《红叶楼》七言绝句一首，其中一句就是：“傅山彻夜醉霜红。”明亡以后，由于感情郁积悲愤，傅山对酒的爱好也越来越浓了。明亡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傅山痛苦地写道：“无情今夜贪除酒，有约明朝不拜年。”傅山在长期的流寓生活中，除了书籍与笔墨之外，唯一不能离的就是酒了。当然，傅山与普通好酒的人不同，他除了对酒有种天然的喜欢外，还把酒作为发泄愤懑和交流思想的媒介。他和他的同道认为，酒是“真淳之液”，酒后能吐真言。

在傅山十多年的流寓生活中，汾阳是他寄居和活动较多的地方之一。而汾阳正是汾酒和竹叶青的诞生地，因此，傅山便与竹叶青有了修订和完善之缘。

说起竹叶青，它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这一年，山西酒行又要开酒会了，一东家吩咐两个伙计备好一坛新酒抬去参品。这天天气特别热，伙计俩走得又热又渴，到了正午，恰巧来到一片竹林，两人一商量，决定先在竹林里凉快凉快，找口水喝。可哪有水呢！伙计俩顺手从一株成竹上扯了两片大竹叶，捻成两个小酒杯喝起来。他俩喝完酒却傻眼了：只剩下半坛子酒，怎么去交差呢？

两人走不多远，又见到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个小水洼，上面飘着的一层竹叶将洼中的水映得晶莹碧绿，甚是惹人喜爱。这伙计俩赶紧把酒坛子放下，蹲在小水洼边，你一下，我一下地往坛子里加水，不一会儿就把坛子灌满了。

再说酒会上。就在各家的酒快要品尝完了，只见这伙计俩满头大汗地抬着坛子走进会场，东家揭开坛盖，舀了一碗酒，恭恭敬敬地捧到酒会会长面前。不用细说，这年酒会上，伙计俩送去的酒名列榜首！

后来，东家买下了那块地皮，将自己的酒坊迁去，在小水洼上打了一眼井，又从酿造技艺上努力改进，还在酿好的酒中加入新鲜的竹叶，终于酿出了别有色味的好酒，取名“竹叶青”。

唐代的竹叶青已经名气不小，武则天曾吟咏道：“酒中浮竹叶，杯中写芙蓉。”初唐诗人王绩也写道：“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可见，唐代的竹叶青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到了宋代，竹叶青的配方中已有了中药的成分。而竹叶青能有今天的独特品质，则是因为傅山对其配方的修订。

据记载，傅山经常往来于汾阳，他行医道，品美酒，并从保健和养生的目的出发，对竹叶青的配方进行了研究，还与许多酒工成为好朋友。一日，傅山看酒工浸泡药材酿造竹叶青酒，有深厚中医学基础和丰富经验的他便教酒工如何浸泡，如何搭配中药材牞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酒工们按他说的方法一试，果然酿出的酒不仅味道芳醇，金黄透亮，医治经络疾病的疗效也显著提高。傅山将竹叶青的配制用药由过去的四五种改为十二种，保留了竹叶的成分，使竹叶青具有多种保健养生功效，成了今天名重天下的佳酿。

傅山流寓四方，喝过各种各样的酒，但他最欣赏的酒中，应该少不了自己亲自修订完善过的竹叶青吧。

"

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随园诗话》所载为东堂），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三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自幼即留意礼、乐、兵、农等学问，还考证过乐律，为以后的戏曲创作打下了音乐知识基础。世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升并论，称“南洪北孔”。"纪念邮票

2015年4月4日我国发行《中国古代文学家》邮票，其中第5枚就是孔尚任。

生平

早期阶段

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没有录取。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例监”。31岁，他于县北石门山，读书著述，谈古论今。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这期间，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这就是《桃花扇》创作的酝酿时期。

康熙二十一年，孔尚任35岁时，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修《家谱》与《阙里志》，教习礼乐子弟，采访工师，监造礼乐祭器，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动作准备。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这是清统一全国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撰儒家典籍讲义，在康熙面前讲《大学》，又引康熙观赏孔林“圣迹”。因讲经、导览都能称旨，康熙破格升他为国子监博士。意外的恩荣遽然激发了他对清统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面对“不世之遭逢”受宠若惊，一面准备“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充分反映了这个局限于个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对新统治者的依附态度。

出仕创作

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

康熙二十四年初，孔尚任进京，正式走上仕途。当他还来不及显现其儒学经纶的才能时，七月初，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协助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本期望为朝官，意在于“清华要津”，现一旦与渔人为邻，鸥鹭为伍，颇为失望。滞留淮扬四年，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浮沉苦海之感。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而为“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这些作品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

淮扬一带是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孔尚任驻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他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访问了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这表明，孔尚任正为《桃花扇》的创作积极进行着实地考察。这时，他还结交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其中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黄云、邓汉仪、许承钦、龚贤、石涛，谈古论今，过从密切，有时"“所话朝皆换”"，竟秘而不为“门外人道”。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也是创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

康熙二十九年，孔尚任回京，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康熙三十年，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三十三年，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郑盈盈弹小忽雷，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藩镇的跋扈，权臣、宦官的专横与倾轧，反映了唐代元和至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在史料的取舍上，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体的人物关系、情节发展上，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为《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前5年，他仍做国子监博士，三十四年秋升为户部主事，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三十九年三月，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并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也有演出。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同月即罢官。这时期，虽然结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终遭到冷遇，更无法发挥他颇为自许的管晏济时之才。10年中，他写了《岸堂稿》、《长留集》等诗文作品，时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碌碌无成。”“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这些苦闷，无疑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但有些诗却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场倾轧，直指”“盛世”“为”“浊世”“之类，都表现出对康熙的所谓知遇之恩、险恶的宦海风波、现实的黑暗混浊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当他以东鲁狂生自命，”“弹铗燕市中，独歌不逐吠”"的时候，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愤。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罢官。确切原因不详。今人从作者《放歌赠刘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罢官可能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但是，因为《桃花扇》历演不衰，也没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认为疑案与《桃花扇》无关。真实的原因，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

康熙四十一年末，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做过幕僚，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

人物轶事

巧解康熙难
　　山东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石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是明正统八年黄养正书写的。令人奇怪的是，墓碑前建有一道不伦不类的矮墙，还将墓碑遮去了三分之一，只露出“大成至圣文宣干”，“王”字的底下一横看不见了。对于建这样一道墙有一个故事：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到孔林朝拜孔子墓。猪、牛、羊三牲已供桌上摆好，地上黄毡也已铺就，香雾袅袅，烛光晃晃，一切都已准备停当。这时皇帝在前，文武百官在后，准备祭祀。当康熙走到孔子墓前准备跪拜时，发现墓碑上的字是：“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便尴尬地站在那里，接着，祭祀的鼓乐奏起，康熙帝皱了皱眉，仍站着不拜，众人全都愣住了。这时，《桃花扇》的作者、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立刻明白了其中道理。原来，皇帝是只拜师不拜王的。于是他便马上叫人拿来一匹黄绸，把碑文中的“文宣王”盖住，并添上“先师”两字，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帝一看，马上开始祭拜。这个充满厚黑态度的哑谜就这样传了下来，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的情景，孔子的墓碑前就建起了这道矮墙了。

孔梅溪是孔尚任
　　东鲁孔梅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桃花扇》的作者东鲁孔尚任。孔梅溪是不是孔尚任呢？我们来看一下孔尚任能不能接触到《红楼梦》的稿本。

孔尚任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奉命随工部侍郎孙载沣去淮杨，治理长江入海口，至康熙二十八年冬才回到北京。其间，他结识了明朝遗老冒辟疆等人，在南京等地游览观光，收集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和复社名士侯方域的资料，作为创作《桃花扇》的素材。孔尚任可能在此时认识了吴伟业的好友尤侗、严绳孙及曹寅等人，看到了吴伟业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此时吴伟业已逝去，已将《情憎录》改名为《红楼梦》。孔尚任同尤侗、曹寅、严绳孙等都有反清复明的思想，看到稿本之后认为书名改为《风月宝鉴》为好。他还将《红楼梦》第五回的十二首曲子进行了填词。在“终生误”曲子后面甲戌本有眉批：“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虽然《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才脱稿。此批批在康熙甲戌年之后，此时孔尚任的填曲才华已被当时社会所公认，有“自创北曲”的声誉，与洪昇南曲齐名。明清传奇以南曲为多，《红楼梦》独用北曲，不能不说与孔尚任有关。从此批中可知孔尚任不但题写了书名，还填了曲。孔尚任治水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严绳孙增删《红楼梦》定稿的时间为康熙三十三年前。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正是严绳孙增删《红楼梦》的时间范围之内。孔尚任还对文本进行了评批。我们只能见到一条批语，第十三回有梅溪批语一条：“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

从上述分析孔尚任是孔梅溪与《红楼梦》的成书时间相合，与批语相合。孔尚任又有机会接触到《红楼梦》，故可定孔梅溪为孔尚任化名。

成就

当时的清都北京，戏曲演出极为繁盛。孔尚任在公余致力于戏曲创作。康熙三十三年，与顾采合作的《小忽雷传奇》在景云部演出，颇得观众赞许。康熙三十八年六月，经过他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桃花扇》脱稿。该剧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王公显贵争相传抄，清宫内廷与著名昆曲班社竞相演出，一时轰动了京城。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稿本。当时与《长生殿》作者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称。第二年春天，他因一件疑案被罢官。

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因御前讲《讲语》受到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于是他便抱着儒家的政治理想，开始了仕宦生活，还写了一篇《出山异数记》，表示他对清朝的感激涕零。但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在出差淮阳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黑暗的社会现实，逐渐认识到吏治的腐败。回京后，他虽继任国子监博士等官，却主要以读书和搜藏古物来填补闲散的生活；以戏曲、诗歌的创作来抒发抑郁的胸怀。《桃花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最后脱稿的。《桃花扇》贯注了孔尚任毕生的精力，他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馀，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治河期间，他住在泰州，也曾从事剧本的创作。《小说枝谈·桃花扇》引《脞语》说：“孔东塘尚任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枣园中，时谱桃花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呜呜，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他自己和朋友也有同样的记载。同时，他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浚、僧石涛等遗民，得到了不少遗闻和史料，为《桃花扇》的最后定稿做了充分的准备。回京以后，又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和三次易稿，才在康熙三十八年成书，次年因文字祸罢官。二年后，他怀着依恋和激愤的心情离京回乡。“挥泪酬知己，歌骚问上天。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诗人不是无情客，恋阙怀乡一例心”：便是他当时心情的自白。晚年曾几次出游，景况颇为萧条。

孔尚任的戏剧作品除《桃花扇》外，还家和顾彩合撰的《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代宫中的乐器，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有善弹小忽雷的唐宫女郑中丞因忤旨“赐”死，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梁厚本所救结为夫妇的传说。《小忽雷》传奇即以此为蓝本，并牵入当时著名文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生活，描写了文士和宦官的斗争，主题结构都和《桃花扇》类似，但它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成就都远不及《桃花扇》。

孔林墓地

孔尚任墓，在孔林东北角，有墓碑，立于雍正十三年，上刻’奉直大夫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东塘先生之墓。

"

龚鼎孳生于1615年，殆于1673年。字孝升，因出生时庭院中紫芝正开，故号芝麓，谥端毅。安徽合肥人。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龚鼎孳在兵科任职，前后弹劾周延儒、陈演、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权臣。明代谏官多好发议论，擅于弹劾别人。龚鼎孳在明亡后，可以用“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形容。气节沦丧，至于极点。风流放荡，不拘男女。在父亲去世奔丧之时尤放浪形骸，夜夜狂欢。死后百年，被满清划为贰臣之列。著有《定山堂文集》、《定山堂诗集》和《诗余》，后人另辑有《龚端毅公奏疏》、《龚端毅公手札》、《龚端毅公集》等。"生平

龚鼎孳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中进士，出任湖北蕲春县令，崇祯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赴京途中，结识南京名妓顾横波，携其进京，后纳为妾。初居宣北坊海波寺街“古藤书屋”，后迁至宣武门外大街，寓号“香严斋”。

龚鼎孳祖父和父亲都颇有文名。而他少年早慧，十二三岁时即能做八股文，亦擅长诗赋古文。明崇祯七年进士，任湖北蕲水县令。后因镇压张献忠起义有功，升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投井自杀，被人救起后辅李自成，任直指使，巡视北城。受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清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进京，龚鼎孳迎降，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等。顺治三年，曾受弹劾，但因皇帝赏识仍任原职。顺治十一年，因法司章奏过激，涉及满汉关系，被降职调用，下至南苑蕃育署管菜园。后又被贬去广州。康熙元年官复侍郎。后历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会试下正考官等职。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病卒。

龚鼎孳因失节丧操，不仅为明人所不齿，也为清人所蔑视。在明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时，曾制定过查办“从贼者”的制度，龚鼎孳就被列入了治罪名单，而清朝人也讥笑他“惟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而多尔衮更是认为龚鼎孳“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何得侈口论人”，“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讽刺他“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因此，龚鼎孳在仕途上便颇为艰难，往往是屡起屡仆，上下浮沉。康熙三年，才因其才名为世所重，方迁刑部尚书。龚鼎孳为人狂放不羁，反复无常。经常有不合时俗的举止，而受到当时人的讥笑。清人孙昌龄曾贬斥他说：“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

妻子顾眉号横波，原为南京秦淮名妓，不仅貌美，而且工诗词，画兰花，诗风清丽幽婉，画亦著名，有《柳花阁集》。当时以才艺双绝，与文人名士交游甚广而名动一时。后来龚鼎孳娶之为妾，深得宠爱，时称横波夫人。

《心史丛刊·横波夫人考》中有一则轶事说，龚鼎孳之所以投降李自成，接受直指使的职位，就是因为他“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可见龚鼎孳对顾的宠爱。他曾为顾眉生作诗多首，称她为“善持君”，被当时的文人戏称为“善持夫人”。

龚鼎孳沉溺声色，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也很为人所非议，被孙昌龄责之为：“已置其父母妻子于度外，及闻讣而歌饮留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在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而竭力强调儒家伦理纲常的背景下，他的行为自然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而因“素行不孚众望”多次遭到清廷的降级贬职。

龚的元配夫人童氏却操行贤节远胜过了龚鼎孳。她曾两次被明朝封为孺人，在明朝灭亡后，龚鼎孳降清，她不仅独自在合肥居住，不随龚进京，而且拒绝接赏清王朝的封赏，同龚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另一方面，他又因能保护文人学士，为民请命而享盛名，而且惜才爱士，对困厄贫寒名士常倾力相助。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又由于他富有才气，洽闻博学，诗文并工，因此，在文人中声望很高，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毁誉参半

龚家其实也是个外来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移民。

安徽省图书馆里珍藏有八卷本的《龚氏宗谱》，是由其后代龚照昕、龚照瑗等主修。上面记载龚家始迁祖：俊，字一山，行一，由江西临川迁合肥。而本支的第一个名人为龚鼎孳。

说起龚鼎孳，许多年轻一些的合肥人也许并不熟悉。但提起稻香楼，大家就耳熟能详了，那原先就是龚家的。

清朝初年，龚鼎孳的弟弟龚鼎孠从浙江仙居知县退归后，在合肥建稻香、水明二楼。其中稻香楼很快成为合肥名胜，文武百官和名人迁客都喜欢来此，登楼凭栏，赏四时景致，览八方风情。

彼时，礼部尚书龚鼎孳曾携如夫人顾眉生数回合肥，住在稻香楼，与地方文儒互有唱和。

关于龚鼎孳，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洽闻博学，诗文并工，在文人中声望很高。同时，他还因保护文人学士，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

但在官场上，他却又因为侍奉三朝而有“贰臣”的恶名。

龚鼎孳是明崇祯七年进士，先任湖北蕲水县令，后升兵科给事中。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投井自杀，被人救起后辅李自成，任直指使。

清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进京，龚鼎孳迎降。顺治三年，曾受弹劾，后因其才华得皇帝赏识仍任原职。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病卒。

诗词评价

龚鼎孳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往往数千言的文章，能够一挥而就。且词藻缤纷，都不点窜。他的文风多受杜甫的影响，为文作诗，情感深厚，常常有悲凉感慨的作品，所以吴梅村说“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但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不够，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文学成就不如吴伟业、钱谦益二人。

《定山堂集》包括《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诗集》卷一、卷二为五言古诗，卷三、卷四为七言古诗。卷五至卷十五为五言律诗，卷十六至卷三十二为七言律诗。卷三十三为五言排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为七言排律。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三为七言绝句，各卷均按年代为序编排。《诗集》前有吴兴祚、周亮工、吴伟业、尤侗、钱谦益等人的序。《诗余》四卷，编年排次，前有丁澎作序。诗集中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身历几朝更替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吴伟业序称其诗：“有感时佗傺之响而不孜于和平，有铺扬鸿藻之辞而无心于靡艳。”龚鼎孳写诗多是凭借才气，遣词缛丽，用典富赡，可是往往剪裁不够，再加上他的诗多为宴饮酬酢之作，往往显得“词采有余，骨力不足”。

不过，在他身经变乱有了切实生活感受后，也写了出了一些内容深厚，笔力矫健的佳作。如七古《多陵篇用李空同汉京韵篇》、《寿白母长歌一百二十句》、《挽船行》。律诗《过城东戚贵诸里第》、《秦淮社集白孟新有计纪事和韵》、《丘曙戒侍讲谪琼州》。绝句《上巳将过金陵》、《灯屏词次牧斋先生韵》等，无论感慨兴亡，叙述友情，还是反映民生疾苦，均写得情意深挚，气韵不凡。龚鼎孳虽然先后投降李自成和清王朝，而因此被世人视之为丧失名节的人，但在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潜伏着对故国的追思和对往事无限怀念的情感。在这种感情的作用下，他同许多明朝遗士故人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碑传集补》记载：“时鼎革方新、新朝耆旧多混迹于酒人画师，以寄其宅傺幽忧之感”而龚鼎孳则“开东阁以招之，分余明以照之”照顾蔽护这些人。

在他被迁为刑部尚书后，曾为傅山、阎尔梅、陶汝鼎等明朝遗士开脱罪责，使他们免遭迫害。在清朝为筹集连年穷兵黩武所需的浩大军费兵饷而横征暴敛，赋税沉重的情况下，多次上书，为江南请命。还曾因为“司法章奏，事涉满汉，意为轻重”，而降八级调用。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龚鼎孳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为了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变节屈膝，另一方面对故国旧朝又不以彻底忘怀。一方面为仕途发达苦心经营，另一方面又因直言陈谏而屡遭贬斥。这种心境也自然地反映到他的诗文中，因此《定山堂集》处处萦绕着一种伤感的情调。

在《诗集》中，花愁泪痕、寒雪孤鸿、疏灯萧瑟等凄婉的词词充斥诗文间，借酒消愁更是他聊以自慰的方式，于是“酒阑歌罢”、“泣然罢酒”、“灯残酒尽掷杯裂”之类繁华去尽，无可奈何的情怀一诉再诉。

他在《潭影堂诗序》中无限追忆地记叙了“余方垂髫”时，在“江淮南北晏然无事”之际，与少年伙伴集会于深柳园亭，“酒酣顾视，意气飒然，横绝四海”的意气风发，今昔相照，不由得感慨万千“曾几何时，干戈满眼。向为读书游息之地，概已荡为昆明劫灰，而尘海飘零，岁月如流，吾亦冉冉其将老矣”。于是有象《五十谢客启》这样的作品“谢绝酬应，屏迹空山，借禅诵以消解悲哀，却荤酒而无滋罪业”，表达了渴望超越现实，寻找解脱的心情。

在《定山堂集》里，除了哀叹自己的身世心境外。也有许多反映清初社会生活的作品。如《挽船行》“兵船积甲如山陵，千夫万卒喧催徵。悉索村巷闭空舍，枵腹负舟那即能”。《岁暮行》“荒叶落寡妇泣，山田瘦尽无耕农。男女逃窜迫兵火，十年不见旌旗空”。反映了由于清政府连年征战，抓丁催饷，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因此诗人热切地期待“何时戍罢科赋轻，饥鹄归飞有完宅”的局面早日来临。表达了希望清政府休兵薄敛的强烈要求。

诗集中还有一些寄寓亡国之恨的作品，如《秋日感怀六首》“碧瓦朱楹半劫灰，曲池衰柳乱蝉哀。飞虹桥外清宵日，曾照含元凤辇回”。写出了明朝之后，宫室衰败残破的凄凉景象。“千年云物惊弹指，又过销魂万岁山”对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寄予了深沉的悲哀和无限伤感。

该书曾刊刻于康熙四十二年。雍正时禁毁钱谦益的文字，因为书前有他所作的序，加之龚鼎孳诗文报力烘染感伤时世，盛衰变幻的悲凉氛围，既有眷念故国之情，又有不满清廷之意，因此被连同全书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到了光绪九年，龚鼎孳十四世孙龚考绪，收集编辑故乡所存残书抄录成卷，付梓，仍然为《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

妻子轶事

顾眉，字眉生，秦淮名妓，人称横波夫人，后为龚鼎孳宠妾。秦淮诸艳皆是色艺双全能诗善画之人，更为难得的是她们的民族气节，巾帼不让须眉，令时常往来的一干名士汗颜。龚鼎孳大顾眉四岁，年轻有为。龚鼎孳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外放到蕲水做县令。那一年他北上过金陵，如此认识了顾眉。

龚鼎孳登上眉楼，遇见了名妓之一的顾眉，就一见钟情。这个小他四岁的女人，此后成了他毕生最爱。

“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十三十四两代翰林”。——清代庐州城内关于龚家的民谣。

时光倒回那一年的春天。龚鼎孳离开湖北，前往京城赴任，途经六朝烟水之地：金陵。金陵，这座与北方皇城遥遥相对着的江南城市，弥漫着文雅而香艳的气氛。所谓“欲界仙都，升平乐国”，是每个文化人向往的胜境。不仅气候湿润宜人，景色秀丽，物质繁华，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着全国最美丽最有风情和才华的女人——秦淮河畔的名妓们。

在金陵，最好的时光是夜晚：“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携手闲行，凭栏徒倚。忽遇彼姝，言笑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俱寂，游鱼出听。洵太平盛事也。”

外有虎狼，内有流民，局势不太平，士大夫们却大都仍在享受着太平的奢华。名妓文化与名士文化成了社会上两道夺目异色。名士诗酒风流，文采与清谈共举，名妓高张艳帜，才华与美貌并重，二者惺惺相惜，水乳交融，不论谈政治，谈恋爱，抑或谈诗论文，都在这秦淮河畔一座座精巧华丽的小楼里。“复社四公子”就是常客。如今，又多了一个政坛新秀，未来“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

顾眉原名媚，字眉娘，后改名为顾眉。据著名风流浪荡子弟余怀的记载：“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肢轻亚。通文史，善画兰……时人推为南曲第一。”

她住的地方叫作“眉楼”，“绮窗秀帘，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叮当。”时人戏称之为“迷楼”——隋炀帝在江南建造的豪华宫殿，据说是仙人进来，都会迷失本性的地方。

在金陵那些奢华的宴席上，没有顾眉，举座就愀然不乐。受欢迎到这个地步，靠的当然不仅仅是容色。这位妩媚多才，长袖善舞的名妓，名声如日中天，也有她自己的烦恼，也是秦淮河畔所有烟花女子的共同烦恼：终身如何？没有谁想一辈子沉沦这里，总该找个好人家，做妾侍也无妨，要堂堂正正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顾眉裙下之臣多不胜数，相传更有人为得不到她的爱而自杀。然而，过惯了奢华生活，一般家境的人她无法下嫁，有钱有势的人，又多半伧俗不入她的法眼，或者干脆就是个实在不想近身的糟老头子。就在这无可奈何之际，天上掉下个龚鼎孳，年貌相当，温柔多金，还有似锦前程。两人顿时好得如胶似漆。

龚鼎孳在爱情方面，也有着他人万万不及的大胆。时代风气使名士美人相得益彰，但玩玩可以，真要把一个妓女娶回家，大部分读书人还是不愿意的——再会画兰花也是妓女啊！有损其名声与仕途。比如陈子龙，就谢绝了柳如是的热烈追求，使得小柳只得转而去追求老头儿钱谦益。董小宛更惨，孤身弱女，乱军之中狂追冒辟疆数千里，勉勉强强换来个妾侍名分，二十几岁就过劳死了，死后冒公子写文悼念，口口声声还在强调自己的不得已。卞玉京苦恋吴梅村一辈子，他一辈子硬是没娶她，在明朝不娶，在清朝还是不娶。

龚鼎孳就不理这套，与顾眉相好没多久，他便郑重地把一首求婚诗呈在妆台之上：“腰妒杨柳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这时候，犹豫的反倒是顾眉了。可能她还年轻，还没享受够这蜂围蝶绕的骄傲，像名贵的牡丹花，被恭维着逢迎着，一句话一个眼色就能拨弄得许多人神魂颠倒，种种日常行动和恋爱中的自由，名妓生涯有苦楚，与良家妇女相比，另样的快乐可也多得很。又可能，像她这样年纪轻轻就久历情场的女人，对一切山盟海誓都本能存疑……总之，她只是应景地含糊地先答应下来。实际上，自龚鼎孳离开后，她仍玲珑地在秦淮河畔与各色人等周旋物色着。

别后鱼雁来往，龚鼎孳写了无数热烈的情诗，后都收在自传性传奇《白门柳》里。今天展读，只见一片浓郁化不开的爱意。

初见，他笔下的她是这样的：“晓窗染研注花名，淡扫胭脂玉案清。画黛练裙都不屑,绣帘开处一书生。”原来顾眉也喜作书生打扮，香闺之中，书案明净，衬着个素淡文雅的人儿，和寻常脂粉多么不同。他有着获红颜亦获知音的喜悦。

日日缱绻，他暗里发下誓愿：“搓花瓣、做成清昼。度一刻、翻愁不又。今生誓作当门柳，睡软妆台左右。”词风炽烈，有着小儿女初坠情场的天真痴缠，实打实是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艳词。如果说这还只是床弚间的情不自禁，这一首：“手剪香兰簇鬓鸦，亭亭春瘦倚栏斜。寄声窗外玲珑玉，好护庭中并蒂花。”就更显出满心的怜惜，真爱一个人时，那爱意中肯定是存着怜的，总觉得对方在这宽广冷酷的世界是如此柔弱，想要好好地护着她，离开她就觉得很不放心。

“才解春衫浣客尘，柳花如雪扑纶巾。闲情愿趁双飞蝶,一报朱楼梦里人。”进京后的龚鼎孳有两副嘴脸，一副放在政坛，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另一副面对远在南方的恋人，如春风温柔，如春水缠绵。在这种感情攻势下的顾眉，心思也不知不觉地融化了。也就在这段时间，她偏偏又碰上了一场飞来横祸。

眉楼的客人之中，还有一位从浙江来的“伧父”，粗俗不通风情之人，却是南京兵部侍郎的侄子，这位二世祖当时被顾眉应酬得还行，正欢喜中，却发现美人对另一位“词客”——据孟森先生考证，就是后来为顾眉自杀而死的刘芳——更加宠爱，于是醋性狂性大发，和另一位被冷落的客人合谋，诬陷刘芳偷了他的名贵酒具，一状告到官府，其意是想让顾眉也被官府传讯，折腾她个没脸见人。

顾眉再精明能干，也着了慌，幸亏她的男粉丝们纷纷出面帮忙摆平。余怀发挥文人特长，写下铿锵有力的檄文，公告天下——天下人哪管这事，主要是给一帮闲得发慌的文人及官僚们看。正好余怀做过南京兵部尚书的幕僚，“伧父”叔叔顾及这层上下级关系，就把侄子痛斥一顿，撵回老家去了。又由陈则梁出面，让顾眉摆酒给“伧父”陪了情，一场闹剧才算收场。

事情过后，还是陈则梁，复社名士，顾眉刚出道时就结下的蓝颜知己，苦口婆心地劝说顾眉，人世艰险，如此下去不是了局，赶紧择善而嫁了吧！陈则梁也有意思，暗恋顾眉半生，始终把自己放在“至交”和“闺密”的位置上，不管他怎么想的吧，出于无奈还是自愿，此刻说出这番话来，也颇令人敬佩其风度。顾眉也深知此话为苦口良药，加上才吃了一吓，浮华心性为之一敛。就此果断决定：嫁给龚鼎孳吧！数来数去，也就属他条件最合适，看上去也最实心实意的了。

崇祯十二年的七夕，二十五岁的龚鼎孳向二十一岁的顾眉流露出求婚之意。崇祯十五年初，因为龚鼎孳尚在京城任职，她先充任金陵外室，一年之后，她翩然来京团聚。

崇祯十五年秋，顾眉关掉眉楼，离开金陵，千里迢迢北上投奔情郎。此时，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已经攻近北京，后金的大军也已经压至山海关。一个从小锦衣玉食且裹着小脚的年轻女子，要在这一片兵荒马乱之中跋涉，也真是勇气十足。

顾眉在路上足足走了一年，才到达京城，满身尘土、蓬头垢面地与龚鼎孳相见。因为时乱，龚鼎孳的原配夫人及儿女都留在合肥，他独自在京，以谏官的卑小职位，连挑当朝大佬，最孤立无援之际，得顾眉不顾死活地来到身边，自是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也就悍然不顾物议，把这青楼女子给娶了，由此被政敌弹劾而贬官，他却坦然说道：“翦豹天关，搏鲸地轴,只字飞霜雪。焚膏相助，壮哉儿女人杰。”国势危急，风刀霜剑中，是那位女士，在鼓励和支持着我呀！

顾眉到京五十天后，龚鼎孳便被关进了大牢。明朝狱事之黑暗惨酷，龚鼎孳又是因弹劾权贵入狱，更显情势不妙。顾眉不怕受牵连，一直在狱外等他出来。她的坚守给了龚鼎孳莫大的勇气。

“一林绛雪照琼枝，天册云霞冠黛眉。玉蕊珠丛难位置，吾家闺阁是男儿”。“九阍豺虎太纵横，请剑相看两不平。郭亮王调今寂寞，一时意气在倾城”。龚鼎孳狱中写下的诗词，都在感念着顾眉，说她有男儿的气概，说她的侠义与深情，比及从前太平时光那些情词，多了许多患难与共的凝重。

崇祯十七年二月，龚鼎孳出狱，在赠顾眉的词中他写到：“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生死不渝的牵绊，从此正式建立。回想龚顾二人的姻缘，或许曾有着风月场上的轻佻与计量，不能否认，更有着那个时代其他名士美人间难以企及的真与诚。这真诚，是被岁月考验而沉淀下来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冒辟疆与吴梅村两位，怕烟花女子坏了自己前程，却终身在功名路上奔波得辛苦万分，收效甚微。浑不吝的龚鼎孳，倒是一路青云直上。

但是两个人的好日子没过上多久，局势动荡，李自成攻城，崇祯帝自缢，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的官员们有三种选择，逃跑、投降或者殉国。龚鼎孳选择了投井，但事实上，龚鼎孳不是真的投井，只是避祸，那原是一口枯井，他带着顾眉躲在里面。

从井里面出来后，龚鼎孳投降了大顺军，接受直指使之职，巡视北城。不久，大顺政权失败，龚鼎孳又投降了清朝。投降之后，龚鼎孳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仕途。有人骂他是“明朝罪人，流贼御史”，又有人说他在江南千金置妓。在这个时期，龚鼎孳还留下了很多与顾眉一起生活的诗句。虽然外面动荡不安，但是那段时光对龚鼎孳和顾媚来说应该是段犹如神仙眷侣般的日子。龚鼎孳的放浪形骸，屡屡成为公众攻击他的口实。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是顾眉三十九岁的生日。这个时候正巧他们二人北上路过金陵，因此顾眉特意请来曲中姐妹一聚。顾眉从嫁给龚鼎孳那一天起就想给他生一个儿子，这是她多年的心愿，但是却一直都没有实现。顺治八年，他们居住在西湖边上，顾媚经常去庙里烧香求子，可惜顾眉最终还是没有如愿以偿，没有求到儿子。四十岁那年，她生下一个女儿，数月后出天花不幸夭折。

顾眉唯有依凭龚鼎孳的爱而活着。他帮她挣来了一品诰命的头衔，据说这头衔本来属于正室童夫人，但是，童夫人说，我已在前朝两度受封，这次封赏，让给顾太太也可。四十五岁那年，顾眉去世，相对于她风雨飘摇的姐妹，这已是善始善终。

诗词特点

龚鼎孳在清初颇具盛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在诗坛上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三大家出处相同，均为《贰臣传》中人物，但在对三人诗歌的评价上，时人及后人均有低龚之意。综观龚诗，其中酬答、和韵之作较多确是实情。在《定山堂集》四十三卷中，三分之一多是此类作品，都标有“送”、“赠”、“和韵”、“次韵”等字样，但不能因此断定，此类作品俱是内容空虚的无病呻吟之作。作者以为，其实正是在这些作品中，龚芝麓自然地流露了出了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抒发的是毫无事先人为经营的真心实感。

龚鼎孳诗中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对仕清的自责与悔恨，也就是失路之悲。“失路”一词在龚诗中运用最多，其出现频率之高都是他同时代的文人集中所少见的。再如著名的《初返居巢感怀》：“失路人悲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书因入洛传黄耳，乌为伤心改白头。明月可怜销画角，花枝莫遣近高楼。台城一片歌钟起，散入南云万点愁。”

在龚鼎孳大量的送别、怀人、赠答诗中，“失路”这一意象被广泛使用，凡表现内心忏悔、自责、沧桑、羞愧的种种复杂感情，他俱以此意象概之。如作于康熙四年的《老友阎古古重逢都下感赋》：“城南萧寺忆连床，佛火村鸡五更霜。顾我浮踪惟涕泪，当时沙道久苍凉。壮夫失路非无策，老伴逢春各有乡。安得更呼韩赵辈，短裘浊酒话行藏。”阎古古即阎尔梅，乃是龚之旧友，明亡后，阎因抗清被逮捕，两人多年未见。既而重逢，加以龚即将为阎了结此案，故惭喜交并，欲其他友人如韩圣秋、赵友沂等共来叙重逢之乐，此诗将龚面对老友时的喜悦、羞愧、表现得细微入神。面对老友、故人，龚鼎孳不掩饰对自己“失路”的内疚、自责与惭愧。

在龚鼎孳的诗集中，除了失路之痛这个主题外，故国之思也是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在《如农将返真州以诗见贻和答》一诗中，就表达了龚对故国的强烈思念：“曾排阊阖大名垂，蝇附逢干狱草悲。烽火忽成歧路客，冰霜翻羡贯城时。花迷故国愁难到，日落河梁怨自知。隋苑柳残人又去，旅鸿无策解相思。”姜埰，字如农，明未因言事被遣戍，龚鼎孳曾三次上书相救。明亡龚入仕新朝，姜则坚守气节不仕，是当时著名的遗民。此时二人重逢，已是江山易帜，友仇皆散。“花迷故国”之愁、“日落河梁”之怨，形象而确切刻画出龚的复杂心态，即有对故国深切的爱恋，又有对自己李陵身份的惭怨。“故国”作为与新朝对立的意象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对其的追思与怀念即表现了贰臣对失路之行为的深切的忏悔，也表现了贰臣诗人与遗民共同的文化品格，这也是他们虽然政治立场大相径庭，但私交却甚笃的重要原因。龚鼎孳的故国之思可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在热闹的歌舞场中、酒宴席前，还是在思朋怀友、伤春悲秋，都能引起作者浓重的故国之思。故国如同缕缕萦绕于心中的细丝，触一端而动全身。

文学成就

龚鼎孳有清才，在明即与文人学士广泛交往，著名者便有吴伟业、钱谦益、冒襄、方以智、阎尔梅、万寿祺、曹溶、余怀、纪映钟、杜浚、龚贤、陶汝鼐、周亮工、李雯、曾灿、顾与治、邓汉仪等一大批，另有王紫稼、柳敬亭等艺人。又因能保护文人学士，吴伟业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於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清代著名词人陈维崧年轻时落魄潦倒，就得到龚鼎孳的慷慨相助，这使陈维崧一辈子都对其念念不忘。

龚鼎孳洽闻博学，诗文并工，在文人中声望很高，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工书，善山水。诗画皆得父孚肃之传，画山水，笔墨苍郁沉厚；尝书送魏环极诗卷，间作山水苍郁沈厚。有一方闲印署：“临川二十七”世孙。诗与吴伟业齐名。诗风多受杜甫影响，作诗情感深厚，于婉丽中亦多寓兴亡之感，吴梅村说“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但其作品反映现实深度不够，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早年词作以“艳宗”为风尚，继而“绮忏”，晚年成于“豪放”，以意象绵密、着意锻炼、好用拟人、善于和韵为主要风貌，在清词史上独具特色，是清初词坛的主持者之一。

著有《定山堂集》47卷，其中《诗集》43卷，《诗余》4卷。初刻于康熙四十二年。雍正时禁毁钱谦益文字，因书前有钱序，加之龚氏诗文内有碍语，全部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光绪九年，龚氏十四世孙龚考绪重为辑集付梓。

诗词评价

龚鼎孳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往往数千言的文章，能够一挥而就。且词藻缤纷，都不点窜。他的文风多受杜甫的影响，为文作诗，情感深厚，常常有悲凉感慨的作品，所以吴梅村说“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但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不够，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文学成就不如吴伟业、钱谦益二人。

《定山堂集》包括《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诗集》卷一、卷二为五言古诗，卷三、卷四为七言古诗。卷五至卷十五为五言律诗，卷十六至卷三十二为七言律诗。卷三十三为五言排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为七言排律。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三为七言绝句，各卷均按年代为序编排。《诗集》前有吴兴祚、周亮工、吴伟业、尤侗、钱谦益等人的序。《诗余》四卷，编年排次，前有丁澎作序。诗集中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身历几朝更替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吴伟业序称其诗：“有感时佗傺之响而不孜于和平，有铺扬鸿藻之辞而无心于靡艳。”龚鼎孳写诗多是凭借才气，遣词缛丽，用典富赡，可是往往剪裁不够，再加上他的诗多为宴饮酬酢之作，往往显得“词采有余，骨力不足”。

不过，在他身经变乱有了切实生活感受后，也写了出了一些内容深厚，笔力矫健的佳作。如七古《多陵篇用李空同汉京韵篇》、《寿白母长歌一百二十句》、《挽船行》。律诗《过城东戚贵诸里第》、《秦淮社集白孟新有计纪事和韵》、《丘曙戒侍讲谪琼州》。绝句《上巳将过金陵》、《灯屏词次牧斋先生韵》等，无论感慨兴亡，叙述友情，还是反映民生疾苦，均写得情意深挚，气韵不凡。龚鼎孳虽然先后投降李自成和清王朝，而因此被世人视之为丧失名节的人，但在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潜伏着对故国的追思和对往事无限怀念的情感。在这种感情的作用下，他同许多明朝遗士故人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碑传集补》记载：“时鼎革方新、新朝耆旧多混迹于酒人画师，以寄其宅傺幽忧之感”而龚鼎孳则“开东阁以招之，分余明以照之”照顾蔽护这些人。

在他被迁为刑部尚书后，曾为傅山、阎尔梅、陶汝鼎等明朝遗士开脱罪责，使他们免遭迫害。在清朝为筹集连年穷兵黩武所需的浩大军费兵饷而横征暴敛，赋税沉重的情况下，多次上书，为江南请命。还曾因为“司法章奏，事涉满汉，意为轻重”，而降八级调用。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龚鼎孳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为了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变节屈膝，另一方面对故国旧朝又不以彻底忘怀。一方面为仕途发达苦心经营，另一方面又因直言陈谏而屡遭贬斥。这种心境也自然地反映到他的诗文中，因此《定山堂集》处处萦绕着一种伤感的情调。

在《诗集》中，花愁泪痕、寒雪孤鸿、疏灯萧瑟等凄婉的词词充斥诗文间，借酒消愁更是他聊以自慰的方式，于是“酒阑歌罢”、“泣然罢酒”、“灯残酒尽掷杯裂”之类繁华去尽，无可奈何的情怀一诉再诉。

他在《潭影堂诗序》中无限追忆地记叙了“余方垂髫”时，在“江淮南北晏然无事”之际，与少年伙伴集会于深柳园亭，“酒酣顾视，意气飒然，横绝四海”的意气风发，今昔相照，不由得感慨万千“曾几何时，干戈满眼。向为读书游息之地，概已荡为昆明劫灰，而尘海飘零，岁月如流，吾亦冉冉其将老矣”。于是有象《五十谢客启》这样的作品“谢绝酬应，屏迹空山，借禅诵以消解悲哀，却荤酒而无滋罪业”，表达了渴望超越现实，寻找解脱的心情。

在《定山堂集》里，除了哀叹自己的身世心境外。也有许多反映清初社会生活的作品。如《挽船行》“兵船积甲如山陵，千夫万卒喧催徵。悉索村巷闭空舍，枵腹负舟那即能”。《岁暮行》“荒叶落寡妇泣，山田瘦尽无耕农。男女逃窜迫兵火，十年不见旌旗空”。反映了由于清政府连年征战，抓丁催饷，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因此诗人热切地期待“何时戍罢科赋轻，饥鹄归飞有完宅”的局面早日来临。表达了希望清政府休兵薄敛的强烈要求。

诗集中还有一些寄寓亡国之恨的作品，如《秋日感怀六首》“碧瓦朱楹半劫灰，曲池衰柳乱蝉哀。飞虹桥外清宵日，曾照含元凤辇回”。写出了明朝之后，宫室衰败残破的凄凉景象。“千年云物惊弹指，又过销魂万岁山”对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寄予了深沉的悲哀和无限伤感。

该书曾刊刻于康熙四十二年。雍正时禁毁钱谦益的文字，因为书前有他所作的序，加之龚鼎孳诗文极力烘染感伤时世，盛衰变幻的悲凉氛围，既有眷念故国之情，又有不满清廷之意，因此被连同全书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到了光绪九年，龚鼎孳十四世孙龚考绪，收集编辑故乡所存残书抄录成卷，付梓，仍然为《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

轶事典故

少年聪颖
　　在安徽合肥，关于龚家的故事很多，不仅坊间口口相传，而且还收集在有关故事集里。

在龚大塘采访时，听到老辈人讲的两个龚大司马对“对子”的故事很有味道，一个是夸他从小就是神童，一个是损他徒有虚名。

据传龚大司马小时候非常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有一年，其父送他去赶考，当时考生很多，要按顺序排队入场。由于他年幼人小，父亲只好将他架在颈脖上。轮到他时，主考大人见是一个小孩骑在大人脖子上，问明情况，随口出了一联：“小学生将父作马。”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老大人望子成龙。”因为考生很多，他好奇地东张西望，主考大人又从《孟子》“古之为市者”句中出了“以左右望”一句为上联叫他对，他以《中庸》中第二十二章末尾一句“与天地参”来对答，非常贴切。这则故事至今仍为人乐道。

另一则故事说龚大司马有一年衣锦还乡，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快要进入合肥城门口时，马路中间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用石头叠桥玩耍，旁若无人。差役上前一脚踢翻几块石头，喝叫小孩快快让路。这个小孩站起来质问差役：“为什么要踢我的石头？”差役大声喝道：“龚大司马到此，你小孩胆敢拦路，真是该打！看你是小孩，就免一顿打，快快滚开！”小孩不服气地说：“要我让路不难，你去请龚大人下轿来见我，我出个对联，他若能对出，我就给他让路，不然请他另走别处。”龚大司马要小孩当面出上联，小孩不假思索随口念出：“踢去垒桥三块石。”龚大司马搜肠刮肚，思索半天，一时竟对答不出，只好吩咐差役改道回府。

龚大司马回到府里后闷闷不乐，茶饭不思，他姐姐来看他，问他有什么不乐意的事情，为何心中不快？他把路遇小孩拦道出对联的事说了。他姐姐问明小孩出的上联后，就对他说下联可对：“剪开出路二重山。”

龚大司马一听姐姐对的下联真妙，喜不自胜。第二天又坐着轿子到了那里。小孩正在等他，问他是否对着下联了。龚大司马说昨天自己心里烦乱，一时没有想出，这上联有什么难对的，说着就念出下联。小孩一听哈哈一笑，说这不是你对的，而是一个女子对的。龚大司马问何以见得，小孩说只有女人常用剪子，“剪”字应当换个“劈”字，“劈开出路二重山”才贴切。两座山连在一起，用剪子能剪开吗？我只知道劈山开路，没有听说过用剪子剪开山的。龚大司马听了小孩的话，羞得满面通红，再也无话可说了。

孳龚湾巷
　　在安徽省合肥市，龚大塘的出口处就是永红路，过去叫“龚湾巷”。龚家在合肥是大户人家，关于他们的故事自然也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龚万巷”的故事。合肥市文化馆编著的《合肥民间文学》讲述了“龚万巷”的由来。

当年这里曾居住着两户相邻的人家。一家姓龚，家主为朝廷重臣，人称“龚大司马”；另一家姓万，家主为地方权贵，人称“万大老爷”。这两户人家虽相邻多年，但并不来往。好歹是左邻右舍，各走各的门，各用各的灶，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

孰料这年，龚、万两家同时大兴土木，翻建房屋，均欲将各自山墙向外延伸，以扩大房基，结果引发了争吵。你不允我不依，一时间吵得天昏地暗，直吵到县衙老爷那里。龚、万两家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家，县衙老爷乃七品芝麻小官，岂敢轻易判决，以致官司迟迟没有结果。

龚家气愤难忍，派管家人持书星夜赶往京城，禀报龚大司马，希求龚大司马出面干预，以振族威，出掉这口怨气。远在京城的龚大司马接到家书后，起初确也很气恼，好在其妇人乃一知书明理之人，闻情后淡淡一笑而劝道：“相邻相争，只为一墙，何值如此。汝乃朝廷要臣，官居高位，对此区区小事，当大度才是，让人几尺何妨？”

龚大人闻妻言之有理，顿时息怒，随即付书一封，交管家人带回。龚家人接到龚大人来书，拆开一看，见书仅诗一首。词曰：“千里来信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龚家人见言，皆息怒默语，悄悄将与万家相邻的山墙拆除退后三尺。

龚家一反当初的举动，使万家很受震动，愧疚之余，也仿效龚家做法，主动将与龚家相邻的山墙退建三尺。这样一来，使得龚、万两家宅居间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人们便把这条巷道称为“龚万巷”，叫来叫去叫白了，就成了后来的“龚湾巷”了，即如今的“永红路”。

家乡轶事

少年聪颖

在安徽合肥，关于龚家的故事很多，不仅坊间口口相传，而且还收集在有关故事集里。

在龚大塘采访时，听到老辈人讲的两个龚大司马对“对子”的故事很有味道，一个是夸他从小就是神童，一个是损他徒有虚名。

据传龚大司马小时候非常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有一年，其父送他去赶考，当时考生很多，要按顺序排队入场。由于他年幼人小，父亲只好将他架在颈脖上。轮到他时，主考大人见是一个小孩骑在大人脖子上，问明情况，随口出了一联：“小学生将父作马。”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老大人望子成龙。”因为考生很多，他好奇地东张西望，主考大人又从《孟子》“古之为市者”句中出了“以左右望”一句为上联叫他对，他以《中庸》中第二十二章末尾一句“与天地参”来对答，非常贴切。这则故事至今仍为人乐道。

另一则故事说龚大司马有一年衣锦还乡，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快要进入合肥城门口时，马路中间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用石头叠桥玩耍，旁若无人。差役上前一脚踢翻几块石头，喝叫小孩快快让路。这个小孩站起来质问差役：“为什么要踢我的石头？”差役大声喝道：“龚大司马到此，你小孩胆敢拦路，真是该打！看你是小孩，就免一顿打，快快滚开！”小孩不服气地说：“要我让路不难，你去请龚大人下轿来见我，我出个对联，他若能对出，我就给他让路，不然请他另走别处。”龚大司马要小孩当面出上联，小孩不假思索随口念出：“踢去垒桥三块石。”龚大司马搜肠刮肚，思索半天，一时竟对答不出，只好吩咐差役改道回府。

龚大司马回到府里后闷闷不乐，茶饭不思，他姐姐来看他，问他有什么不乐意的事情，为何心中不快？他把路遇小孩拦道出对联的事说了。他姐姐问明小孩出的上联后，就对他说下联可对：“剪开出路二重山。”

龚大司马一听姐姐对的下联真妙，喜不自胜。第二天又坐着轿子到了那里。小孩正在等他，问他是否对着下联了。龚大司马说昨天自己心里烦乱，一时没有想出，这上联有什么难对的，说着就念出下联。小孩一听哈哈一笑，说这不是你对的，而是一个女子对的。龚大司马问何以见得，小孩说只有女人常用剪子，“剪”字应当换个“劈”字，“劈开出路二重山”才贴切。两座山连在一起，用剪子能剪开吗？我只知道劈山开路，没有听说过用剪子剪开山的。龚大司马听了小孩的话，羞得满面通红，再也无话可说了。

龚湾巷

在安徽省合肥市，龚大塘的出口处就是永红路，过去叫“龚湾巷”。龚家在合肥是大户人家，关于他们的故事自然也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龚万巷”的故事。合肥市文化馆编著的《合肥民间文学》讲述了“龚万巷”的由来。

当年这里曾居住着两户相邻的人家。一家姓龚，家主为朝廷重臣，人称“龚大司马”；另一家姓万，家主为地方权贵，人称“万大老爷”。这两户人家虽相邻多年，但并不来往。好歹是左邻右舍，各走各的门，各用各的灶，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

孰料这年，龚、万两家同时大兴土木，翻建房屋，均欲将各自山墙向外延伸，以扩大房基，结果引发了争吵。你不允我不依，一时间吵得天昏地暗，直吵到县衙老爷那里。龚、万两家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家，县衙老爷乃七品芝麻小官，岂敢轻易判决，以致官司迟迟没有结果。

龚家气愤难忍，派管家人持书星夜赶往京城，禀报龚大司马，希求龚大司马出面干预，以振族威，出掉这口怨气。远在京城的龚大司马接到家书后，起初确也很气恼，好在其妇人乃一知书明理之人，闻情后淡淡一笑而劝道：“相邻相争，只为一墙，何值如此。汝乃朝廷要臣，官居高位，对此区区小事，当大度才是，让人几尺何妨？”

龚大人闻妻言之有理，顿时息怒，随即付书一封，交管家人带回。龚家人接到龚大人来书，拆开一看，见书仅诗一首。词曰：“千里来信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龚家人见言，皆息怒默语，悄悄将与万家相邻的山墙拆除退后三尺。

龚家一反当初的举动，使万家很受震动，愧疚之余，也仿效龚家做法，主动将与龚家相邻的山墙退建三尺。这样一来，使得龚、万两家宅居间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人们便把这条巷道称为“龚万巷”，叫来叫去叫白了，就成了后来的“龚湾巷”了，即如今的“永红路”。

"

何绍基（1799-1873），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咸丰初简四川学政，曾典福建等乡试。历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据《大戴记》考证《礼经》。书法初学颜真卿，又融汉魏而自成一家，尤长草书。有《惜道味斋经说》、《东洲草堂诗·文钞》、《说文段注驳正》等著。"生平

何绍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曾任户部尚书，是知名的书法家、教育家、学者、藏书家。何绍基兄弟四人均习文善书，人称“何氏四杰”。嘉庆四年农历十二月与弟绍业一同出生于东门乡东门村一耕读民家。幼年家境贫寒，他和弟弟随母就食于州西小坪舅舅廖氏家。8岁随父母入京，早年是阮元、程恩泽门生。18岁应京兆试，取眷录。道光十一年（1831年）取优贡生。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曾充福建、贵州、广东乡试正负考官。咸丰二年任四川学政。为官仅两年，次年因条陈时务得罪权贵，被斥为“肆意妄言”，受谗言所害，降官调职。遂辞去官职，咸丰六年，由四川出发，经陕西等地到达济南，主讲于山东泺源书院。讲学之余，尽游济南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等处，留下许多诗句。咸丰十年

1816年 嘉庆二十一年 丙子 18岁

“应京兆试取誊录。”

拜张掖垣为馆师。

1817年 嘉庆二十二年 丁丑 19岁

在京就学于张掖垣师：秋，张掖垣归湘，有《送张掖垣师下第南旋》诗。

1818年 嘉庆二十三年 戊寅 20岁

“始读《说文》，写篆字。”就学于顾耕石师。

1825年道光五年 乙酉 27岁

是年春，于济南得孤本《张黑女墓志》及《石门颂》拓本。秋初，回湘参加乡试未中。

1827年 道光七年 丁亥 29岁

第二次回故乡道州。是夏，于汴中获《宋拓薛少保书信行禅师碑》孤本，冬初获《天发神谶碑》拓本。 1828年 道光八年 戊子 30岁

与绍祺第三次回道州。回湘应乡试，“秋间，补廪膳生”。

1829年 道光九年 己丑 3l岁

居北京，与林则徐、魏源等赴龚自珍家观龚重摹《宋刻王献之洛神赋九行》。

1835年 道光十五年 乙未 37岁

夏，回湘应乡试。“乙未恩科主试吴晴舫、王春绶两先生以府君后场精博，拔置第一。”谒吴荣光，得观其所藏金石书画，并为题跋数十件。纳妾王氏琼箫，原已纳妾陈氏东芝。（《何蝯叟乙未归湘日记》)

1836年 道光十六年 丙申 38岁

“丙申恩科成进士，廷对策为长文襄、阮文达两相国所激赏，已置大魁，因语疵抑落二甲第八名，改庶吉士。”(《墓表》)女(王氏所生)韶云出生。

1841年 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43岁

四月，绍基等葬父于长沙河西谷山九子岭（今望城）。“闰三月得地，四月卜葬。余居墓侧，造坟垣，立亭堂。恭勒御祭文暨御赐碑文，立于享堂之前楹：仪征阮相国师所撰《神道碑铭》立于内楹，置墓田，种树，至岁暮而事毕。”(《望九子岭》)

1842年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44岁

是年服阕，自长沙奉母至金陵。八月，入都供职国史馆。“服阕后直国史馆兼办传志，每三六九馆期风雨无间。”(《十九日到史馆作》)得长孙于金陵。“庆涵公长子讳维朴生道光壬寅四月二十八日辰时。”(《宗谱》)

1846年 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48岁

供职国史馆，充提调。“因馆中照例进书，皆一品二品大臣传，无三品以下传，虽经高宗屡次严旨申谕，史馆仍因循至今。因创拟条例，欲遍搜官书及前人文集，补办国初以来三品以下名臣各传，商之总裁穆师相，坚不见允，余即日辞提调矣。” (《十月十二日约黄海华等小集吾斋为消寒第一集》)

1853年 咸丰三年 癸丑 55岁

在四川学政任上力求整顿，四月十八日奏《恭报岁试成都省垣情形折》；七月二十四日上《捐输军饷奉旨从优议叙谢折》，十一月初七根据按试各州了解弊端，奏《请旨饬查川省捐输广额各数暨办理土匪事涉及两歧并参将擅造关防需索骚扰折》。

1854年 咸丰四年 甲寅 56岁

在四川学政任上。五月二十四日上《请旨交议整顿考试力除弊窦折》、《请旨更正灌县二郎神庙祀典折》，二十六日上《请旨饬裁陋规折》，二十五日上《恭报通省岁试及岁科并试等处完竣情形折》、《请旨饬行速办土司争袭案折》，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敬陈地方情形折》。是年作《猿臂翁》诗，从此自号“猿叟”(蝯叟)。

1855 咸丰五年 乙卯 57岁

春间，出省按试，五月二十四日回至成都，得知由于四月屡陈时务12事，咸丰帝责以肆意妄言，由部议以私罪免除了他的学政职务，六月八日交印于四川总督黄寿臣。七月初一日，出游峨眉瓦屋，纪游之作编为《峨眉瓦屋游草》。

1865年 同治四年 乙丑 67岁

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初春至苏州，继而至上海、杭州，五月回长沙。十月十二日约胡恕堂、李次青、黄海华等作消寒第一集，李次青见示所辑《国朝先正事略》。

1870年 同治九年 庚午 72岁

早春，应丁日昌中丞约，赴吴门，寓苏州金狮桥巷。“时适吴氏女(韶云)随婿{吴观礼)侍母在苏，相见欢甚。复经相国曾文正公、中丞丁雨生先生延主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浙江杨石泉中丞亦聘主孝廉堂讲席，府君往来吴、越，觞咏留连，意兴颇适。”(《墓表》)

1873年 同治十二年 癸酉 75岁

是年，在苏州病逝。“癸酉七月初旬，忽患痢下，昼夜数十起，元气骤亏，至二十日丑时，遽告终于苏州省寓。”(《墓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子庆涵扶柩葬于善化县南乡八都石人冲内苦竹坡之原。

个人成就

经学
　　何绍基出入于阮元、程恩泽之门，通经史、律算,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他是近代提倡宋诗的重要人物之一。论诗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而后直抒性情，“说自家的话”（《使黔草自序》、《与汪菊士论诗》）。他作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不名一体，随境触发，较为真挚为“宋诗派”重要倡导者之一。他有过讥刺时政的诗作，如《沪上杂书》“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对外国侵略者盘踞租界深为愤慨。但由于仕途挫折，性情拘检，他说“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东洲草堂诗钞自序》)，而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所以诗作大都是登临唱和、书画题跋及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很少涉及社会政治内容，如《沪上杂书》感慨外国侵略者盘踞之类很少。他的山水诗善于以平实自然的语言白描客观景物,颇有特色，如《山雨》、《望飞云洞》等。

书法
　　何绍基的书法成就很高。各体书熔铸古人，自成一家。草书尤为擅长。何绍基的楷书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同时还掺入了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还有《张黑女墓志》和《道因碑》的神气，从而使他的书法不同凡响。何绍基的小楷兼取晋代书法传统，笔意含蕴，行草书融篆、隶于一炉，骏发雄强，独具面貌。他的篆书，中锋用笔，并能掺入隶笔，而带行草笔势，自成一格。何绍基书法，早年秀润畅达，徘徊于颜真卿、李邕、王羲之和北朝碑刻之间，有一种清刚之气；中年渐趋老成，笔意纵逸超迈，时有颤笔，醇厚有味；晚年何绍基的书法已臻炉火纯青。济南大明湖历下亭楹联杜甫名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即为他所书。历下亭东壁仍存其《重修历下亭记》石刻。

何氏精通金石书画，以书法著称于世。誉为清代第一。初习颜，中年博习南北朝书，笔法刚健，此期作品传世甚少。后致力分隶，汉魏名刻，无不深研熟密闭，临摹多至百本。偶为小篆，不顾及俗敷形，必以顿挫出之，宁拙毋巧。暮年眼疾，作书以意为之，笔轻墨燥，不若中年之沉着俊爽，每有笔未至而意到之妙。年尊望重，求书反多，故史年作品传世较多。尤以篆隶法写兰蕙竹石，寥寥数笔，金石书卷之气盎然。何氏博学多才，尤工于诗。有《东洲草堂集》。何氏晚年寓沪，卒于吴县，归葬长沙南郊石人冲。他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书法家。他自己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何绍基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他临写汉碑极为专精，《张迁碑》，《礼器碑》等竟临写了一百多遍，不求形似，全出己意。进而“草、篆、分、行熔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至今存临本仍然不少。中年潜心北碑，用异于常人的回腕法写出了个性极强的字。

博《息轲杂著》称其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人神仙境，晚年尤自课甚勤，摹《衡兴祖》、《张公方》多本，神与迹化，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平生作书，对联特多，而不是一般应酬之作，书作着力，书艺很高，被誉为“书联圣手”。著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诗·文钞》、《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校正》等。传世书迹甚多。《邓石如墓志铭》，书于同治四年（1865）。纸本墨迹。楷书。七开，每开纵30.6厘米，横30.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何绍基的楷书从欧阳通《道因碑》入手，后又广泛地临写六朝碑版及颜真卿楷书等，于《张玄墓志》用功最多。何绍基的这件为邓石如所书的墓志，表现颜字端庄、开阔的正面形象。他主张从篆隶入手，自然解决“中怯”最好的途径。因而在技术上，他选择了回腕执笔法。何氏在写邓石如墓志时，已年近古稀，但他能有效地避开由于他技术上奇特而造成的线条颤动，使这件作品更含蓄一些。

诗词
　　何绍基是一位大书法家，但他的诗名为书名所掩。在晚清宋诗派中他是一位健将，擅于描绘山川。如其七律《元象》中有“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一联，上句比喻人世风波之复杂、险恶，下句又展示人类进步之不可限量，耐人咀嚼。

何绍基为官，因言事降调，于是远离官场，周游各地，以书法著作自娱，晚年倦游，在长沙生活，与黄道让、王先谦、王闿运等人相唱和，成为长沙诗坛雅韵之一章。

《隶书七言联》 何绍基曾曰：“如写字用中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韵？安得不雄浑？安得不淡远？这事切要握笔时提得起丹田工，高著眼光，盘曲纵送，自运神明，方得此气。当真圆，大难，大难！”，由此可见其对中锋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

藏书
　　其父何凌汉（1772～1840）字云门，号仙槎，官至吏部、工部、户部尚书，曾收藏有北京朱筠的旧藏不少，建有藏书楼为“云腴山房”，收藏图籍万余卷，何氏藏书由此起源。至绍基时，南北藏书旧家，广为搜罗，一度藏书达到10万余卷，建有“云龙万宝书楼”、“惜道味斋”、“东洲草堂”。他既藏书又读书，考订有《礼经》、《水经注》，于《说文》考订尤深。校有《曝书亭记》。所藏书在辛亥革命后被变卖给长沙书贾谭厚坤，另一部分为叶启勋兄弟所收。著《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证》、《水经注勘误》、《东洲草堂诗文集》。

子何庆涵（1821～1892），字伯源，继承藏书，作有《眠琴阁遗文》。何氏藏书印先后有“何凌汉印”、“道州何氏云腴山房”、“东洲草堂藏书画记”、“何绍基鉴藏”、“猿叟”、“眠琴阁珍藏”等。

藏书家

清藏书家。字子贞，号东洲，一号猿叟（一作蝯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充广东乡试考官、提督，擢四川学政，后被罢官。晚年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提携后进颇多，博涉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论述。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板文字。书法自成一家，上溯秦两汉古篆隶，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草书尤为一代之冠。自父何凌汉（1772～1840）字云门，号仙槎，官至吏部、工部、户部尚书，曾收藏有北京朱筠的旧藏不少，建有藏书楼为“云腴山房”，收藏图籍万余卷，何氏藏书由此起源。至绍基时，南北藏书旧家，广为搜罗，一度藏书达到10万余卷，建有“云龙万宝书楼”、“惜道味斋”、“东洲草堂”。他既藏书又读书，考订有《礼经》、《水经注》，于《说文》考订尤深。校有《曝书亭记》。所藏书在辛亥革命后被变卖给长沙书贾谭厚坤，另一部分为叶启勋兄弟所收。著《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证》、《水经注勘误》、《东洲草堂诗文集》。子何庆涵（1821～1892），字伯源，继承藏书，作有《眠琴阁遗文》。何氏藏书印先后有“何凌汉印”、“道州何氏云腴山房”、“东洲草堂藏书画记”、“何绍基鉴藏”、“猿叟”、“眠琴阁珍藏”等。

"

冯煦（1842～1927）原名冯熙，字梦华，号蒿庵，晚号蒿叟、蒿隐。江苏金坛五叶人。少好词赋，有江南才子之称。光绪八年(1882) 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安徽凤府知府、四川按察使和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以遗老自居。曾创立义赈协会，承办江淮赈务，参与纂修《江南通志》。冯煦工诗、词、骈文，尤以词名，著有《蒿庵类稿》等。"生平

冯煦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母朱氏，梦僧拈花入室，遂寤而生，故字曰梦华。号蒿庵，江苏金坛人。[1] 幼年丧父，寄居宝应外公家。少好词赋，有江南才子之目。光绪三年在金陵书局校书。光绪八年举人，累试不第，久寓江宁，与顾云齐名。年四十五，始成光绪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胪唱时，慈禧太后呼为老名士。光绪十四年，出任湖南乡试主考官。光绪二十一年，离京都，赴任安徽凤阳府。时凤阳连年水涝成灾，百姓苦忧不堪。冯煦单骑匹马率领府吏，深入民间勘察，沿途严禁请客送礼，他按照灾民受灾轻重，定民赈给多寡，从而使受灾之民，户户得到相应补助，人人受到实惠好处。除此之外，他屡平反疑狱，还捐出两万俸金，深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嘉许。刘坤一曾以“心存利济、政切勤劳”为其疏荐。光绪二十六年，赐予道员官职，加二品顶戴，候选道台。光绪二十七年冯煦由安徽调任山西按察使，兼理陕、豫、晋三省盐库。在职期间，他为官清廉，凡公家之物不入私囊，他独创“岁入岁出表”，严格财经纪律，使下属官吏有章可循，违章必究。

光绪二十八年，迁任四川按察使。时广安州有不法之徒聚众捣毁学堂，他得到报告后立即组织侦缉，很快就查获4人，他要将4人按土匪正法，总督锡良出面求情，当朝某公主亦想加以庇护，冯煦刚正不阿，抗颜力争，最后由皇上定夺，将锡良削职，公主亦遭“廷训”。

光绪三十一年，迁任安徽布政使兼任提学使。光绪三十二年，时任安徽巡抚的恩铭，被浙江同盟会革命党人徐锡麟暗杀，清政府擢升冯煦为安徽巡抚，处理枪杀案，他以“治其狱，不株连一人，主散胁从，示宽大”的办法妥善处理好此事。徐锡麟被处决后，冯巡抚又公开为其题了一幅对联，书写在安庆的大观亭里，对联曰：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

上联的意思，是感慨清廷将亡，徐锡麟眼下虽是“逆贼”，日后却是勋臣烈士，自己站在徐的墓前，想着朝廷之必亡与革命之必胜，心头茫然，百感交集；下联的意思，是公然赞誉徐锡麟，希望徐的英魂能够原谅自己对他的处决，不过是奉命行事，为清廷尽一愚忠罢了。

事后他上疏朝廷：“今者党祸日亟，民不聊生，中外大臣不思引咎自责，合力图强，乃粉饰因循，苟安旦夕，贻误将来，大局阽危，日甚一日。”建议“挽救之方，惟一核名实，明赏罚为第一义，而其要则在民为邦本之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勿疑；有误国殃民之臣，刑之勿赦。政府能使天下自治，则天下莫能乱；政府能使天下举安，则天下莫能危。根本大计，实系于此。”然而，其用心虽好，却引起朝廷权贵们的忌恨，从此便对他处处加以掣肘，任安徽巡抚之职仅一年，他就被两江总督端方借故“有革命之嫌”遭罢官而回乡。

宣统二年，江苏、安徽遭受严重水灾，清廷又起用了罢官在家的冯煦为查赈大臣。他“食不甘味，寐不安枕”地巡视灾区。在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两省乡邑，赈济灾区39个州县，放款300余万。《清史稿》中对这段历史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后复立义赈会，连年水旱，兼有兵灾，远而推至京直鲁豫湘浙，无岁不灾，无灾不赈。”对冯煦也有“与荒政相终始，仍以民为重”的赞誉。冯煦不仅以救赈为己任著称于时，而且还因势利导，积极筹资兴修水利，组织疏浚东台竹港，建闸泄洪，使万顷农田受益，修筑浙江缙云县海塘石堤，防止海水倒灌，使沙土变沃壤，在他的家乡金坛，修筑了小至岸头的长堤，罗家村的圩堤和其他多处圩堤等。

民国后冯煦寓居上海，自号蒿隐公，以遗老自居，曾创立义赈协会，承办江淮赈务，并参与纂修《江南通志》。年已八十，犹能作蝇头小楷。煦工诗词骈文，尤以词名，所著《蒙香室词》，谭献以为深入容若、竹坨之室。壮年诗，则多凄咽之音。又著有日记四十五册，积六十二年，迄殁之日，皆精楷不苟。民国十六年夏天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文学成就

冯煦笃实好学，精研经义，少时就有“江南通儒”之称。他对学术研究力主学以致用，因此他的文章大多来自实践或亲自考察，所以颇具实用价值。主要著述有《蒿庵类稿》、《续稿》、《滕稿》、《随笔》、《奏议》、《杂俎》，尚有《宋六十一家词选》及《从稿》、《蒙香室词集》等。他还精于书法，诗词上的造诣也较深，其词出入於姜夔﹑张炎之间，谭献称其能入纳兰性德﹑朱彝尊之室。所作多感旧怀人或客游思绪，哀惋低回，如〔八声甘州〕《乙亥除夕作》、〔霓裳中序第一〕《丙子元夕﹐与次泉踏月夔州城东》、〔霜叶飞〕《秋暮过亏园同次米赋》等。

冯煦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对方志事业的建树，他先后用10多年的时间总纂了《江苏省通志》，主编《金坛县志》、《凤阳府志》，以及溧阳、镇江、嘉兴、宝应、睢宁、宿迁等地的府、县志书。所编志书以其范围广泛而又纲目清晰，内容充实完备，资料翔实可靠，文采斐然，典雅清丽而著称于世。

"

冒襄（公元1611－1693年），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今江苏如皋）人。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私谥潜孝先生。冒襄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岕茶汇抄》、《水绘园诗文集》、《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忆语体文字的鼻祖。"生平

冒襄，字辟疆，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冒襄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之家，幼年随祖父在任所读书，14岁就刊刻诗集《香俪园偶存》，文苑巨擘董其昌把他比作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撰《巢民诗集》8卷,《文集》6卷,《影梅庵忆语》1卷，另辑《同人集》12册。明清时期，如皋城里的冒氏家族人才辈出，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也是一个文化世家。 当时的明王朝已成溃乱之势，东北在清兵的铁蹄之下，川陕湖广是“流寇”驰骋的战场，而江浙一带的士大夫依然过着宴安鸩毒、骄奢淫逸的生活。秦淮河畔，妓家所居的河房开宴沿宾，樽酒不空，歌姬的翡翠鸳鸯与书生的乌巾紫裘相交错，文采风流，盛于一时。辟疆也沾染了一般豪贵子弟的浪漫风习。一方面，他年少气盛，顾盼自雄，主持清议，矫激抗俗，喜谈经世大务，怀抱着报效国家的壮志；另一方面，又留恋青溪白石之胜，名姬骏马之游，过着脑满肠肥的公子哥儿的生活。

怀才不遇

冒襄在1627年-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明代自万历以来已江河日下，特别是太监弄权，朝纲倾颓，已达登峰造极。面对这种危亡局势，一般在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怎不忧心如焚呢？1636年，冒襄与张明弼结盟，参加复社，同陈贞慧、方以智、侯朝宗过从甚密，人称“四公子”。他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希望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1639年由吴应箕起草、冒襄等复社140余人具名的《留都防乱公揭》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阮大铖之流如过街老鼠。

逃难生活

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随后，清兵入关，建立大清国。

南京的明朝旧臣建立了弘光政权。阉党余孽阮大铖投靠马士英，当上了南明的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他要报复复社诸君子。正巧冒襄因风闻高杰将驻防如皋，举家逃往南京。在南京，阮大铖对冒襄游说不成后，便派遣锦衣卫逮捕了他，直至第二年，马、阮逃离南京，始得脱离牢狱之灾。还有一种说法是：他连夜逃往扬州，靠了史可法的荫庇，才躲掉了这场灾难。 公元1645年6月，如城抗清英雄陈君悦组织义兵抗拒清廷官吏。冒襄再次举家逃往浙江盐官。从夏至冬，辗转颠沛，在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遗矣”。这一切在他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变化，第二年他从盐官回归故里隐居。

不仕满清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但他视之如敝履，坚辞不赴。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他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决不仕清的心态和节操。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文学著作

冒襄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语体文字的鼻祖。

轶事典故

冒辟疆，明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生，名襄，小名绳绳，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晚年自号醉茶老人，私谥潜孝先生。江苏如皋人，现如城水城园系冒氏故居。明末清初文学家，时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和商丘侯朝宗并称“明末四公子”，享年83岁。

冒辟疆一生反清复明，著述颇丰，大节已有一代伟人毛泽东定论。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载，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侯方域说起》的文章，毛泽东阅后很是赏识，特地找田谈话说：“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在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冒辟疆是比较着重实际的，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但冒氏和他的前辈唐伯虎等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一样，个性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时有“东南秀影”和“人如好女”之名，其婚姻和情爱生活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这在当时来说亦无可厚非。据笔者考证，冒辟疆一生除“露水夫妻”外，有文献可考的就有10多位女性与他有过情爱关系。

苏元芳

冒辟疆19岁成婚，明崇祯二年，娶中书舍人苏文韩的三女儿苏元芳为妻，后生二男一女。苏氏为荆人，据传长冒两岁，为冒氏祖父冒梦龄任江西会昌县令时与苏文韩订下的“娃娃亲”，当时冒氏才3岁。苏氏能画，有画作存世。

王节

与冒辟疆最早发生“婚外情”的是秦淮歌妓王节。崇祯三年秋天，20岁的冒辟疆首次到南京秦淮河畔的国子监参加乡试。十里秦淮南岸武定桥和钞库街之间的旧院，与贡院隔河相对，这里南曲名妓云集，是当时举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冒氏在这里首先结交了“有姿色”名噪秦淮的“王家三胞胎”中的二妹王节娘。这段艳迹在冒氏的文友锡山黄传祖《奉祝辟疆盟兄暨苏夫人四十》一词中曾有提及：“金陵握手钱郎席，王姬劝琖淹遥夕”，词中的“王姬”即指王节。据余怀《板桥杂记》载，王氏后来从扬州顾不盈和王恒之。

李湘真

冒辟疆在与王节交往的同时，又结交了秦淮河桃叶渡上的另一位南曲名妓。李湘真，字雪衣，南曲中称她为十生、李十娘。她长得娉婷娟好，肌肤如雪，人很慧巧，特别是一双眼睛灵动有神，“既含睇兮又宜笑”，为另一版本的“秦淮八艳”中人。据载：冒氏在金陵时，在李十娘的“寒秀斋”淹留最久，是“冒公子的红颜知己”。十娘平日自重声价，常常称病，不自妆饰。鸨母怜惜她，顺从她的意愿，亦时常婉言谢客。而对冒辟疆这样的知己，十娘则是欢情自接，嬉怡妄倦。自崇祯三年至南明弘光元年，冒辟疆先后6次赴金陵乡试，都与李姬有交往，还向她学唱昆腔。崇祯十二年乡试之前，学使倪三兰出了30道时文题，让考生在入闱前交稿。冒辟疆白天忙于应酬，利用午夜与十娘同寝之时，每日打一腹稿，一个月间，竟完成了30篇时文，社友们交口称赞，十娘也非常欣赏。50多年后，冒氏在《和书云先生已巳夏寓桃叶渡口即事感怀原韵》一词中回忆自己年青时的“秦淮风流”往事时说：“寒秀斋深远黛楼，十年酣卧此芳游。媚行烟视花难想，艳坐香熏月亦愁。朱雀销魂迷岁祀，青溪绝代尽荒丘。名嬴薄幸忘前梦，何处从君说起头。”

陈圆圆

据冒辟疆的词友陈维崧在《妇人集》中记载，崇祯十四年春天，冒氏途经苏州，经同乡许直推荐慕名去阊门外的横塘寓所寻访梨园名伶陈圆圆，两人一见钟情，一夜之情，令冒公子自谓“欲仙欲死”。当年秋天冒氏携母马恭人赴约再访陈圆圆，当面与圆圆订下了“嫁娶之约”并相约来年择日迎娶。可是到了第二年二月，陈被当朝田贵妃的哥哥田畹强买去京城欲献给崇祯帝争宠未果，随后被当时的明辽东总兵吴三桂纳为小妾。李自成进京后，陈又被李的大将刘宗敏掠去，惹得吴三桂“冲桂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否则“冒董姻缘”就要改成“冒陈姻缘”了。陈圆圆，名沅，字畹芬，常州武进人，晚年入道门，法名寂静，字玉庵，卒于云南。圆圆本姓邢，因家贫从小被卖给陈家戏班，改姓陈，寓居南京秦淮，当时已是“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的金陵名姬，与董小宛同为“秦淮八艳”之一。

董小宛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冒辟疆早前结识的陈圆圆的“姊妹”、原南京秦淮河上的南曲名妓董小宛从苏州来到如城从良，开始冒氏将她安顿在“水绘园艳月楼”内辟为“别室”，第二年四月正式立为“如夫人”。这一年，小宛20岁，冒氏33岁。董小宛，名白，字宛君，一字青莲，明天启四年生于南京，“秦淮八艳”或“金陵八艳”之一，饮“针神曲圣”之誉，跻身“中国古代十大名厨”之列。据冒氏本人《影梅庵忆语》称：她与冒氏在乱世中相伴9年，殁于清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日，享年28岁，葬于如城南郊“影梅庵”侧。但后世存疑较大，很可能在1645年在离乱之中死于清兵之手，时年22岁。董小宛一生无嗣。“冒董姻缘”是旧时才子佳人结合的典型，后世剧本和民间传闻较多，至今不衰，兹不赘述。

董小宛 ，名白，又字青莲，南京人，因父母离异生活贫困而沦落青楼。她16岁时，已是芳名鹊起，与柳如是、李香君等同为“秦淮八艳”。1639年乡试落第的冒襄与小宛偶尔在苏州半塘相遇。她对冒襄一见倾心，连称：“异人！异人！”虽然她多次向冒襄表示过倾慕，均未得到他的首肯。因为冒襄早已属意吴门名妓陈圆圆，并于1641年“订嫁娶之约”。次年冒襄第六次乡试途经苏州，重重访陈圆圆时，已是人去楼空，加上科场失意，情绪沮丧到了极点。就在这年冬天，在柳如是的斡旋下，由钱谦益出面给小宛赎身，然后从半塘雇船送到如皋。次年春，冒董结成伉俪。小宛才艺出众，能诗善画，尤其擅长抚琴。今水明楼内的古琴，就是她当年心系之物。

冒辟疆最早从方以智那里听说秦淮佳丽之中有位才色双绝的董小宛。吴应箕、侯方域也都向辟疆啧啧称道小宛。而小宛时时在名流宴集间，听人讲说冒辟疆，知道复社中有这样一位负气节而又风流自喜的高名才子。 崇祯十二年乡试落第，冒辟疆听说小宛住在半塘，便多次访寻，小宛却逗留在太湖洞庭山。苏州歌姬沙九畹、杨漪炤名气与小宛相当，辟疆便每天来往与沙、杨之间。在离开苏州前，辟疆又前往董家，小宛醉卧在家，与辟疆相会于曲栏花下。辟疆见小宛秋波流转，神韵天然，只是薄醉未消，懒慢不发一言。

崇祯十五年春，小宛从黄山归来，母亲去世，自己又受田弘遇抢夺佳丽的惊吓，患了重病，闭门不出。辟疆到时小宛已奄奄一息。小宛支撑着起身，牵着他的手说：“我十八天来昏沉沉如在梦中。今天一见到君，便觉神怡气旺。”她吩咐家人具办酒菜，与辟疆在床前对饮。辟疆好几次要告别，小宛都苦留辟疆。在与冒辟疆的恋爱嫁娶中，董小宛处处主动，焕发出向往自由、寻觅真情的个性光彩；而冒辟疆事事举步踌躇，显露出一个大家公子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弱点。

小宛入冒氏之门后，与冒家上下相处极其和谐。马恭人和苏元芳特别喜欢小宛，而小宛也很恭敬顺从。闲暇时，小宛与辟疆常坐在画苑书房中，泼墨挥毫，赏花品茗，评论山水，鉴别金石。小宛初进冒家，见董其昌仿钟繇笔意为辟疆书写的《月赋》，非常喜爱，着意临摹。接着到处找钟繇的字帖。后来觉得钟繇的字体稍稍偏瘦，又看到他的《戎辂表》将她推崇的关羽称为贼将，便废钟帖而改学曹娥碑，每天几千字，从不错漏。小宛曾替辟疆给亲戚朋友书写小楷扇面，也为苏元芳登记柴米油盐的用项及银钱出入。小宛画的小丛寒树，笔墨楚楚动人。15岁时作品《彩蝶图》现收藏在无锡市博物馆，上有她的题词，到如皋后，她保持着对绘画的特殊爱好，时时展玩新得长卷小轴或家中旧藏。后来逃难途中，仍把书画藏品捆载起来，随身带走。小宛最令人心折的，是把琐碎的日常生活过得浪漫美丽，饶有情致。小宛天性淡泊，不嗜好肥美甘甜的食物。用一小壶芥茶温淘米饭，再佐以一两碟水菜香豉，就是她的一餐。辟疆却喜欢甜食、海味和腊制熏制的食品。小宛为他制作的美食鲜洁可口，花样繁多。她不仅在中间加上适量的食盐和酸梅调味，还采渍初放的有色有香的花蕊，将花汁渗融到香露中。这样制出的花露入口喷鼻，世上少有。其中最鲜美的是秋海棠露。海棠本无香味，而小宛做的秋海棠露独独是露凝香发。酒后，用白瓷杯盛出几十种花露，不要说用口品尝，单那五色浮动，奇香四溢，就足以消渴解酲。小宛腌制的咸菜能使黄者如蜡，绿者如翠。各色野菜一经她手都有一种异香绝味。她做的火肉有松柏之味，风鱼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松虾如龙须，油鲳如鲟鱼，烘兔酥鸡如饼饵，一匕一脔，妙不可言。小宛经常研究食谱，看到哪里有奇异的风味就去访求它的制作方法。人们常吃的虎皮肉，即走油肉，就是她的发明，因此，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董肉”，和“东坡肉”相映成趣。小宛还善于制作糖点，她在秦淮时曾用芝麻、炒面、饴糖、松子、桃仁和麻油作为原料制成酥糖，切成长五分、宽三分、厚一分的方块，这种酥糖外黄内酥，甜而不腻，人们称为“董糖”，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和如皋水明楼牌董糖都是名扬海内的土特产。

歌妓都能豪饮。崇祯十五年，銮江汪汝为在江口梅花亭宴请辟疆和小宛。也许是汹涌的长江白浪激发起小宛的豪情逸致，她“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座诸妓，皆颓唐溃逸”。这种情景辟疆只见过一次。因为小宛见辟疆饮酒很少，量不胜蕉叶，也就不怎么喝。在喝茶方面，小宛和辟疆都爱喝芥片。这种芥片煮好后有一股婴儿肉香。煮茶当然是小宛的拿手好戏。他们常常是一人一壶，在花前月下默默相对，细细品尝茶的色香性情。

月色如水，最为小宛所倾心。夏夜纳凉，小宛喜欢与辟疆的两个小孩背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为领略月色之美，她常随着月亮的升沉移动几榻。半夜回到室内，她仍要推开窗户，让月光徘徊于枕簟之间。月亮西去，她又卷起帘栊，倚窗而望，恋恋不舍，反复回环地念诵李贺的诗句“月漉漉，波烟玉”。小宛曾对辟疆说：“我书写谢庄的《月赋》，见古人厌晨欢，乐宵宴。这是因为夜之时逸，月之气静，碧海青天，霜缟冰静，比起赤日红尘，两者有仙凡之别。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有的人在月亮出来以前，已呼呼大睡，没有福气消受桂华露影。我和你一年四季当中，都爱领略这皎洁月色，仙路禅关也就在静中打通。”小宛就是这样在自然平实的日常生活中领略精微雅致的文化趣味，在卑微的生命中企慕超脱和清澄的诗意人生。

小宛和辟疆都喜欢静坐香阁，细品名香。小宛最珍爱东莞人视为绝品的“女儿香”。小宛使用沉香的方法和俗人不同。俗人是把沉香放在火上烧，烟扑油腻，须臾即灭。不仅体察不到香的性情，而且烟气沾染上襟袖还带有焦腥味。小宛采用的是隔纱燃香法，讲究品香时的情调。寒夜小室，玉帏四垂，点燃两三枝红烛，在几只宣德炉内燃沉香，静参鼻观，就好像进入了蕊珠众香深处。

李自成攻占北京，清兵入关南下，江南一带燃起熊熊战火。清军肆虐无忌，冒家险遭涂毒，家产丢得一干二净。小宛随夫一路南逃。顺治五年的七夕那天，小宛看见天上的流霞，忽然有了兴致，要摹天上流霞制作一对金钏。她叫辟疆写了“乞巧”和“覆祥”的字样，镌摹在金钏上。这对制作精妙的黄跳脱在第二年七月忽然从中断开。他们又重新做了一对，辟疆写了“比翼”、“连理”四个字镌上去。足见董小宛是把这对金钏儿看作爱情的信物。小宛最爱晚菊。有个朋友送给冒辟疆几盆名为“剪桃红”的菊花，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小宛见到“剪桃红”，非常喜爱，特意将花放在床边。每天晚上，高烧绿烛，用白色屏风围起三面，放一张小椅子在花间，调整好菊花，让菊影具有参横妙丽之态，然后身入花间，使人在菊中，菊与人都在影中，此情此景，淡秀如画。在董小宛的生命最后时刻，她还叫冒辟疆把“剪桃红”搬到床前给她看枝叶是否茂盛，可有虫害。小宛和辟疆曾住嘉兴海盐水绘阁。她在南北湖畔鸡笼山上面对暮春凄凉景致，感叹江河破碎，一家流离，泪葬残花。据说《红楼梦》林黛玉葬花即改编自小宛葬花。

日子刚刚安稳不久，冒辟疆又病了两次。一次是胃病下血，水米不进，董小宛在酷暑中熬药煎汤，紧伴枕边照料了六十个昼夜；第二次是背上生疽，疼痛难忍，不能仰卧，小宛就夜夜抱着丈夫，让他靠在自己身上安寝，自己则坐着睡了整整一百天。 辟疆说自己一生的清福都在和小宛共处的九年中享尽。艰难的生活中，饮食已是难饱，小宛的身体又十分虚弱，加上照顾辟疆连续几场大病，使得小宛身体顷刻间垮了下来，连续二十多天喝不进一口水。由于体质已极度亏虚，冒家多方请来名医诊治，终难凑效。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在冒辟疆通彻心扉的哀哭声中，小宛仙逝，年仅28岁。临终之时，她手中紧握着冒辟疆镌有“比翼”、“连理”四字的那对金钏。 冒家上下恍惚伤痛，葬之于如皋影梅庵。历代文人多有凭吊。

清道光以后有人妄言小宛当年未死，被洪承畴计取，送入皇宫，以博帝欢，得顺治宠爱，辟疆恐惧，谎称小宛已死，其实董鄂妃即董小宛，全属虚谈。董小宛死时28岁，顺治才14岁，小宛与辟疆崇尚气节，誓死不肯降清。小宛厌恶宫廷的奢侈生活，何况满汉不通婚，小宛无入宫邀宠之理。顺治所忠爱的是栋鄂妃也非董鄂妃。栋鄂妃武臣鄂硕之女。18岁入宫。栋鄂妃生得美慧异常，且端静温柔，宠冠后宫。顺治十三年8月册为贤妃，12月进为贵妃。顺治与她形影不离，赋诗作画，研究佛法。顺治十七年栋鄂妃的儿子不满百日夭折。她悲伤过度，不久也得病死去。顺治帝追封她为端敬皇后，罢朝五日，治丧礼仪碑极隆重。至于传说顺治因董小宛之死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出家更是谬传。

董小宛从名妓到贤妾,清宫有四大疑案，第一个是顺治出家，据说顺治出家是为了一个汉族女子——董小宛。而董小宛原又本是大名士冒辟疆的小妾，据说冒辟疆因顺治从他手中夺走董小宛而悲痛欲绝。说道：“梦幻尘缘，伤心情动，莺莺远去，盼盼楼空。倩女离魂，萍踪莫问。扬钩海畔，谁证前盟；把臂林边，难忘往事。金莲舞后，玉树歌余，桃对无踪，柳枝何处？嗟嗟，萍随水，水随风，萍枯水尽；幻即空，空即色，幻灭全灵。能所双忘，色空并遣；长歌寄意，缺月难圆。” 并写下了一阂《金人捧露盘词》，寄托悲思。

但疑案毕竟是疑案，真实的情况却与之颇有出入。

苏州城外有条半塘河，河水清缓；两岸风景秀丽宜人，在出城不远的河畔有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山上竹林幽幽，静如世外桃源。山边原本没有人家，只有三两座简易的亭子，供来此清心的游人休息。后来这里筑起了一座小楼，楼虽不大，却修得别致典雅，楼中住着一对母女和几个传婢。这母女俩日子似乎过得十分悠闲，每日里沉醉于山水间，看片石孤云，流水落花，累了便在院中花亭里弹琴吟诗，品茗对弈，似乎不为生计所累。是谁家的女眷有这份闲情逸意呢？她们本是城内“董家绣庄”的女主人和千金小姐。“董家绣庄”是苏州小有名气的一家苏绣绣庄，因活计做得精细，所以生意一直兴隆。董家是苏绣世家，到这一代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别看刺绣属于工艺制造行业，可十分接近于绘画艺术，所以董家还颇有几分书香气息。女主人白氏是一个老秀才的独生女儿，老秀才平生不得志，只好把满腹经纶传给了女儿。白氏为董家生了个千金，为寄夫妻融洽之情，取名白，号青莲，小闺女不但模样儿俊秀，脑子还十分灵慧，父母视如至宝，悉心教她诗文书画、针线女红，一心想调教出一个才德具全的姑娘。

这本是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董白十三岁那年，父亲在暑天患上了暴痢，药不凑效，不久便撒手人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将董白母女打击得心神憔悴，料理完丈夫的后事，白氏不愿在城中的旧宅中继续住下去，睹物思人，倍感悲伤；于是花了一笔钱，在半塘河滨筑下了幽室，带着女儿隐居其中，过一种与世相隔的恬淡生活，绣庄的事则全委托伙计去掌管。两年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淡淡流走了，此时已是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枭雄四起，天下陷入战乱之中。到了崇祯九年，乱象已迫近苏州，人们不由得惶惶不安，白氏也打算关闭绣庄的生意，收回资金以备随时逃难。谁知绣庄伙计一算帐，不但没有银两剩余，反而在外面欠下了上千两银子的帐。分明是伙计从中捣鬼，白氏又无法把握，又气又急，终于病倒在床。母亲倒下，绣庄破产，债务压头，生活的重担猛地压到了十五岁的董白身上，她仿佛从云端跌入了冰窖，一时间无法睁开眼睛。

庞大的债务能拖则拖，母亲的医药费用却迫在眉睫。从小随母亲隐居世外的董白已养成一副孤高自傲的性格，那里肯低三下四地向人借贷。一急之下使出下策，答应了别人的引荐，来到南京秦淮河畔的画舫中卖艺，改名小宛。董小宛秀丽的容貌，超尘脱俗的气质使她很快就在秦淮河出了名。为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屈意卖笑，但她那清高的脾气有时不免露了出来，得罪了一些庸俗的客人，然而却赢得了一些高洁之士的欣赏。董小宛孤芳自赏，自怜自爱，决不肯任凭客人摆布，如此一来，影响了鸨母的进帐，鸨母自然对她冷嘲热讽，董小宛郁怒之下，一跺脚离开南京，回到了苏州。可家中母亲依然躺在病床上，离不开请医吃药，一些债主听说董小宛回了家，也纷纷上门催债，董小宛无力应付，只好重操旧业，索性将自己卖到半塘的妓院，卖笑、陪酒、陪客人出游。

在半塘，董小宛依然抱定不卖身的初衷，而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的那份清高，把一份毫无实际内容的媚笑卖给客人。倒是有一种客人，既有闲情、闲暇，又有足够的财力，便能带上个中意的青楼女游山逛水，享受自然风情。对陪客出游，董小宛是最有兴趣的，虽说那些能有此雅举的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可那时董小宛醉心于山水之间，并不觉得白发雅士有可憎之处。在旖旎风光的衬托下，她也容易涌动柔情，而真心真意地给客人以娇媚娇笑。因此，她三番五次地受客人之邀，游太湖、登黄山、泛舟西湖，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就在董小宛离开秦淮河不久，却有一公子慕名到秦淮河去寻访她，那位公子就是冒辟疆。这冒辟疆出身于官宦之家，虽无功名，却胸怀大志，富有正义。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阴谋弄权，惑乱朝纲，冒辟疆联合一批有志之士结社金陵，伸张正义，其中较有名的是“四公子”。“四公子”分别是陈贞慧、方密之、侯方域、冒辟疆，皆年少有才之士。无奈终因势弱力薄，不但未成气候，还惨遭阉党摧折，冒辟疆虽免于难，但前途深受影响，只好暂时寄情于山水声色之中。

这年的秋天，二十九岁的冒辟疆来南京参加乡试。说起乡试，冒辟疆已参加过三次，凭他的才学早该中举，可在应试作文中，本应循规蹈矩，就经解经，他却要联系时势，针砭政局，自然违背了主考官的要求，所以屡试屡败。此次应试他也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风格，只看能否遇上个有眼力的主考官，否则就任其落第。与冒辟疆抱着同样心情来应试的还有他的好友方密之，两人全不把考试放在心上，见考前有点空暇，便相约往秦淮河去散心。方密之早听人说起秦淮河来了个冰清玉洁的“冷美人”董小宛，在青楼女子中别树一格，正合方密之等人的口味，因而与冒辟疆两人特意前往造访，不料董小宛却已睹气离开了秦淮河。后来乡试发榜，冒辟疆又一如既往地名落孙山，他没有失望。只是暗叹自己生不逢时，收拾了行装，便转往苏州闲游去也。在苏州，冒辟疆一边访胜探幽，一边打听董小宛的下落，得知她已在半塘待客，便又兴致勃勃地专程拜访。偏不凑巧，董小宛已受人之邀游太湖去了。之后又接连去了好几次，都无缘见到董小宛，直到准备离开苏州的前夕，没抱多大希望地来到半塘，却终于得以与她相晤。这是一个深秋的寒夜，董小宛刚刚参加酒宴归来，正微带醉意斜倚在床头。见来了客人，她想挣扎着起身，无奈酒力未散，坐起来都有些摇晃。冒辟疆见状忙劝她不必多礼，让传婢在小宛床头摆了个坐凳，便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冒辟疆自我介绍后，董小宛称赞说：“早闻‘四公子’大名，心中倾佩已久！”脸上果然露出欣喜的神色。冒辟疆没想到一个风尘女子竟然对他们这劻扶正义的行为大感兴趣，不由得对她肃然起敬，细打量董小宛，素衣淡妆，眉清目爽，果然与一般欢场女子大相径庭，此时虽醉意朦胧，娇弱不堪，却依然思路清晰，谈吐不俗，纵谈时局，颇有见地。怜惜伊人酒后神倦，冒辟疆坐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匆匆离去，就是这半个时辰的交谈，已使他对董小宛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这时冒辟疆已出游日久，囊中羞涩，不得不按原计划离开苏州回家乡如皋去了，心里则暗藏着对小宛的眷恋。第二年春天，冒辟疆再到苏州访董小宛，却又听说她陪钱谦益游览西湖去了，而且准备游完西湖再转道黄山观赏奇峰苍松，不知何时方能归来。冒辟疆只好悻悻地回去了。

转眼又是春江水暖的季节，冒辟疆奉母命往襄阳探望在那里作官的父亲，经过苏州，又禁不住往半塘寻访董小宛。这次小宛又陪客人远游黄山去了，冒辟疆失望之极，自叹：“竟是如此无缘！”失望之余，他结识了当地名妓陈圆圆，两人十分投缘，相携游历了苏州的山山水水，冒辟疆离去时还约定初夏返乡时，还来与她同赏虎丘石榴。到襄阳探望父亲，小住一段时间后即如约来到苏州，这时陈圆圆却已被嘉定伯周奎聘去京都。冒辟疆怅然若失，怀着悒郁的心情只身雇舟前往虎丘。小舟沿着半塘河缓缓而行，冒辟疆漫无目的地欣赏着两岸的风景，小舟穿过一座青石小桥，眼前一片绿意融融的柳树林，抬眼望去，柳丝深处竟隐隐约约透出一幢小楼的檐角，在青山绿树的映衬下，显得如诗如画。这等僻静之地还有人家？那定是什么方外隐士、世外高人了！冒辟疆一时来了兴趣，便命舟子将船系在了柳树上，他则登岸向小楼走去。

小楼的院门紧闭，悄无声息，冒辟疆上去唤了几次，才有一个小丫鬟来开门，一打听，此处竟是董小宛的家。　此时董母新丧，刚办完丧事，查小宛忧伤难持，正病倒床榻。冒辟疆心中猛地一怔，忙称自己是董小宛的朋友，特来拜访。小丫鬟禀报了主人后，来请客人进屋，并径直将客人引入了董小宛卧房。这是冒辟疆第二次见到小宛，与上次一样，她也是斜卧床头，只是上次带着娇憨的笑容，这次却是满脸的凄怆。冒辟疆满怀同情地将她宽慰一番，并且说了自己几次寻访都吃了闭们羹的经过，董小宛露出一丝歉意和欣慰。见她病体虚弱，冒辟疆几次提出早早归去，董小宛却殷勤挽留，两人直谈到深夜才分手。第二天一早，冒辟疆忍不住又雇舟来到小宛家，两人并没有约定，小宛却笑盈盈地站在门外相迎。一夜之间病竟好了大半，也似乎料定冒辟疆今天会来。董小宛将冒辟疆迎进了屋，奉上茶，小宛幽幽地自言自语道：“此番公子前来，妾身的病竟然不药而愈，看来与公子定有宿缘，万望公子不弃！”冒辟疆听了不甚欢喜，又怕对方是一时之兴。便探试道：“小生与姑娘交浅言少，姑娘难道不为此话后悔吗？董小宛心意坚定地说：“风尘打滚，阅人不少，如蒙公子不弃，妾身算是跟定公子了！”冒辟疆兴奋得一把搂住她，小宛则在他怀中嘤嘤地抽泣起来。冒辟疆此行还需到南京参加乡试后再回家乡，他与董小宛约好，一等乡试结束，就马上返回苏州为她赎身，再相伴回到如皋。对考试冒辟疆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反正也不抱太大的希望，轻轻松松做完考卷，便兴冲冲地离开闱场，一心想着早日飞到小宛身边。他正边想边走，忽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抬头一看，那不是小宛吗？她站在闱场对面的旗座旁，带着灿烂的笑容向他招手。冒辟疆连忙跑上前去，一把握住小宛的手。关切地问：“你怎么来了！” “我自己有脚，就怎么不能来，我已到了三天，怕搅扰公子，未敢来见呢！”董小宛含娇带嗔地诉说着，还告诉说，她所乘的船在江上遇到强盗，幸亏船家机敏，将船藏在芦苇中躲了三天才脱险，把乘客都吓得半死。冒辟疆轻轻抚摸着她的发际，传递着无言的怜爱和安慰。不久乡试揭榜，冒辟疆再次落第。这时他已过而立之年，既然仕途难成，便索性打定主意归乡隐居，董小宛对他的决定由衷地赞同，她早就向往那种布衣素食、朝夕相依的平淡生活。什么夫贵妻荣，她早已看穿了那一套。

冒辟疆带着小宛回苏州赎身，不料又遇上了麻烦，因董小宛在半塘名气太大，不论出多少银子，鸨母都不想放走这棵摇钱树。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钱谦益偕同柳如是来游苏州。柳如是是董小宛当初卖笑秦淮河时的好姐妹，钱谦益也曾与她有过颇深的交情，他如今虽然免官闲居，但在江南一带名望甚高，经他出面调排，董小宛赎身之事迎刃而解。这时已是崇侦十五年隆冬季节，冒辟疆与董小宛顶风冒雪赶往如皋。一路上，他们不愿意放弃观光赏景的好机会，走走停停，寻幽访胜，直到第二年初春才到达如皋的冒家。

冒家十分通情达理，顺利地接受了董小宛这位青楼出身的侍妾。因为他们相信冒辟疆的眼光。这时冒辟疆的父亲已从襄阳辞官归家，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冒辟疆的原配妻子秦氏体弱多病，董小宛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理家主事的担子来，恭敬柔顺地侍奉公婆及大妇，悉心照料秦氏所生二男一女。冒家的全部账目出入全由她经手，她料理的清清楚楚，从不私瞒银两。小宛还烧得一手好菜，善做各种点心及腊味，使冒家老少大饱口福，在众人的交口称赞中，小宛得到了无限的满足。对丈夫，小宛更是关照得无微不至，冒辟疆闲居在家，潜心考证古籍，著书立说，小宛则在一旁送茶燃烛；有时也相帮着查考资料、抄写书稿；丈夫疲惫时，她则弹一曲古筝，消闲解闷。

战乱过后，冒家辗转回到劫后的家园，缺米少柴，日子变得十分艰难，多亏董小宛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活。就在这节骨眼上，冒辟疆却病倒了，下痢兼虐疾，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疟疾发作寒热交作，再加上下痢腹痛，冒辟疆几乎没有一刻能得安宁。为照顾他，董小宛把一张破草席摊在床榻边作为自己的卧床，只要丈夫一有响动，马上起身察看，恶寒发颤时，她把丈夫紧紧抱在怀里；发热烦躁时，她又为他揭被擦澡；腹痛则为他揉摩；下痢就为他端盆解带，从没有厌倦神色。经过五个多月的折腾，冒辟疆的病情终于好转，而董小宛已是骨瘦如柴，仿佛也曾大病了一场。艰难的生活中，饮食难饱，董小宛的身体本已虚弱，又加上接连三次照料丈夫的病痛，冒辟疆病愈后，她却病倒了。由于体质已极度亏虚，冒家多方请来名医诊治，终难凑效。顺治八年正月，在冒家做了九年贤妾良妇的董小宛终于闭上了疲惫的眼睛，在冒家的一片哀哭声中，她走得是那样安详。

吴蕊仙

名琪，别字佛眉，明末长洲人，世居花岸。其祖父吴挺庵在明朝位居方伯，父亲吴健侯官至孝廉。吴的丈夫管勋，是冒辟疆的复社好友，因反清事败遇难。吴只身渡江投靠冒氏，冒将她安置在“洗钵池边的深翠山房”。吴女来到水绘园的时候，恰巧小宛刚刚去世，冒吴二人同病相怜，日久生情。但后来吴面对冒氏已纳婢女吴扣扣这一事实，不愿插足其中。为回避矛盾，她在给冒的诗中写到“自许空门降虎豹，岂容弱水置鸳鸯”，“绮罗自谢花前影，笠钵聊为云中人”，表示自己愿意遁入空门的想法。冒氏不好强留，便由吴女自己选择，在城南杨花桥旁盖了一座小庙，名号“别离庙”，吴自号辉中，从此告别红尘。吴女死后，冒氏曾只身前往凭吊并有题词刻石庙中：“别离庙，春禽叫，不见当日如花人，但见今日话含笑。春花有时落复开，玉颜一去难复来。只今荒烟蔓草最深处，愁云犹望姑苏台。”

吴扣扣

清顺治十八年，51岁的冒辟疆择定当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正式将贴身丫环吴扣扣升格为妾，不料吴女在六月间突然患病，于中秋节后二天病亡，年方19岁，但“吴如君”的名份已定，事实上她也早已是冒的人了。吴女葬如城南郊影梅庵侧“冒家龙圹”。吴扣扣，名湄兰，字湘逸，小字扣扣。崇祯十六年生，原籍真州人，随父亲流寓如皋，英慧异于常人，且眉眼之间呈浅黛色。顺治六年，已嫁给冒辟疆数年的董小宛一见就将其买作婢女，并对冒氏说：“这女孩儿是君他日香奁中物。”后来果为冒氏最宠爱的小妾之一，冒氏在《影梅庵忆语》中亦对吴姬有美言，冒的好友陈维崧还专为她写一篇《吴扣扣小传》。

蔡含

蔡女萝，名含，号圆玉；金晓珠，名玥，一字玉山。俩人均为苏州吴县人，后来如归冒辟疆，蔡工画，金治印，时称“冒氏双画史”，现有少量与冒氏合璧的画作存世。董小宛在世时，二人难得宠，赋闲于“染香阁”作《水绘园图》等，艺术成就颇高。董卒后，清康熙四年和六年，冒辟疆分别在55和57岁时将二人正式纳为妾，蔡享年40岁，金卒于其后，传二女亦先后葬于“冒家龙圹”，世称“蔡夫人”和“金夫人”。

张氏

康熙17年，冒辟疆68岁时续纳张氏为妾，后来张还为冒氏生了一个女儿。张氏生卒不详，传卒后亦葬于“冒家龙圹”。

另据文献载：崇祯九年八月朔日，冒辟疆和金沙张明弼、吕兆龙、盐官陈梁、漳浦刘履丁在歌姬顾媚的眉楼结盟，冒氏与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和南曲画姬范珏亦有染。崇祯十二年冒氏乡试再次落第，途经苏州半塘，每天往来于歌妓沙九畹、杨漪炤之间。又据近人《影梅庵之悲》一文称，冒辟疆直到75岁时还打算纳妾。如上所述，除陈圆圆与冒氏的“婚约”因故未践外，冒辟疆一生有“名份”的妻妾就有7人。难怪他的好友金坛张明弼在《冒姬董小宛传》中说冒氏“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

历史存疑

籍贯

董小宛究竟是那里人，出生地在何处？诸多文献资料中的说法不一：有的说她是金陵江宁人；有的说她是姑苏城内“董家绣庄”的小姐；还有的说她是泰州如皋或南通如皋人。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后来成为其夫君的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所称的“籍秦淮，徙吴门。”再详细一点说就是董小宛出生于金陵，名隶南京教坊司乐籍，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秦淮河桃渡度过的，后来移居苏州半塘街达6年之久，明崇祯十五年十二月，19岁的董小宛由礼部侍郎钱牧斋以“三千金”赎身，从苏州半塘来到如皋从良，第二年四月被时号“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如皋才子冒辟疆纳为“如夫人”。称董小宛为泰州或通州如皋人，是因为小宛后来的栖身之地在如皋，而如皋明清时期曾先后隶属于上述二州，但小宛的籍贯并非如皋。另据相关文献记载：20世纪30年代初，浙江海盐澉浦文士吴氏为编纂《澉志补录》，曾采访通元淡水里张世桢先生。据张氏口述，董小宛老家在淡水村慷慨桥。父系庠生，曾为塾师，家道清贫。因父早逝，家益中落，小宛才卖身为妓。并说董、冒避难于海盐澉浦一带，可能与小宛老家相近有关云云。但现无从考证。

身份

董小宛是不是妓女，是“歌伎”还是“歌妓”？有人说前者是“卖艺不卖身的”，后者则是“卖艺又卖身的”。其实，仅就字义而言，“伎”和“妓”在这里是相通的，都是指歌女或舞女，两者并无贵贱之分。关键是看董小宛所在的场所和她除了歌舞之外，还做了些什么。先看看当时小宛所在的南京秦淮河上的情景，据清人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载：十里秦淮“妓家分别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一园；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擫笛搊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进轩则丫鬟毕妆，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初破瓜者，谓之梳栊，已成人者，谓为上头，衣饰皆客为之措办。”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情窦初开的二八佳人董小宛能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污吗？何况旧时的女戏子并无人身尊严。其实由于她的容貌和才艺出众，16岁时小宛已是名噪秦淮的南曲名妓，跻身“金陵八艳”之列，还常被嫖客狎友们包出“游太湖、登黄山、泛舟西湖，一去就是十天半月。”而风流才子冒辟疆更是一把狎妓高手，崇祯十二年冒氏乡试再次落第，考场失意，途经苏州半塘，每天往来于歌妓沙九畹、杨漪炤之间，情场得意。在离开苏州前，冒氏又慕名前往董家，见小宛醉卧在床，后与她相会于曲栏花下。冒董的初次见面实质上就是一个名嫖对名妓的拜访，后来，冒又追名妓陈圆圆也是同理。再者，崇祯十五年董小宛由曾陪他“滞黄山”的老相好礼部侍郎钱谦益以“三千金赎身”送给冒辟疆，试问董小宛又没有遭“绑票”，如果不是妓女的话，何须“赎身”？如果是“官伎”辞职的话，朝庭更应该给她补偿，何须他人破费银两“倒贴”呢？此外，冒辟疆的发妻苏氏生有二子一女，冒氏在50岁后所纳的小妾张氏也生有一女。因此，说白了，董小宛从良前就是一个妓女，一个色艺双全的“高级妓女”，和冒辟疆风流不羁一样，这并不影响她的历史地位。

鬼妾

清康熙二十一年，年逾古稀的冒辟疆在《答和曹秋岳先生相遇海陵寓馆，别后寄赠十首原韵》之八中写到：“至今望秦海，鬼妾不曾归”。“秦海”是盐官的别称，并无歧义；至于“鬼妾”，笔者认为当指董小宛，因为冒辟疆一生虽有一妻数妾，但“秦溪蒙难”时冒氏才35岁，身边只有发妻苏元芳和刚纳两年的董小宛一妾，其余姬妾都是在他50岁以后纳的。但有人提出这里的“鬼妾”是指跟随冒氏逃难途中死去的婢女。据查，《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中关于“妾”字的释义共有4种：一指“女奴”，孔传：“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二指除正妻以外所娶女子；三为妇女的自谦之称；四是姓氏。显然，这里可以排除第三、四种释义，但如果采信第一种释义似有强词夺理之嫌。首先，从语法上讲，这里的“鬼妾”是单指，而冒家在秦溪蒙难的“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明显是复数，是“鬼妾们”；其次，退一步说，婢女可以称“妾”，但事实上这20几个“死鬼”中不光有女佣，也有男仆，即有“妾”也有“臣”，那么工于词赋的冒氏应将此句改为“臣妾不曾归”了；更何况晚年的冒氏妻妾成群，除曾对如夫人小宛念念不忘写下了儿女情长的《忆语》外，哪还有心事在诗词中用闲情于贱卑的下人。

年龄

冒辟疆在《忆语》中说：“时余正四十，诸名流咸为赋诗，龚奉常独谱姬末……”冒氏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其40岁时应是1650年，按冒氏所称董小宛果真死于清顺治八年的话，那么此时小宛尚在人世，友人怎敢为活人写“末”。但有人提出这里应按实岁计算，这样冒氏40岁时便是1651年与小宛的“末年”相吻合了。此说虽能自圆其说但忽略了一个常识，就是古人的年龄都是按虚岁计算的，所谓“落地一岁”，相关文献中说冒辟疆享年83岁、董小宛享年28岁就是这个道理，例如《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就称董小宛：“卒年二十八”。民俗中贺寿也都是贺虚岁，贺实岁别人是要笑话的。计算实岁是现代人的发明和需要，什么上半年生的减一岁，下半年生的减两岁，冒氏当年既不想当官，也无退休早晚之虑，何苦要自我折寿呢。

衣冠冢

“据专家实地考证，旧时如城南龙游河畔的彭家荡确有一董小宛墓，但前些年进行文物考古挖掘时，里面随葬物有之，却不见骨殖，原来是一个‘衣冠冢’”。这句话并非无稽之谈更不是造谣惑众，其主要依据是出自缪依杭先生《名妓董小宛的下落如何？》一文中所指出的：“现如皋城南中学南面, 龙游河边彭家荡旧时确实有个董小宛墓．笔者至如皋调查与冒襄有关的戏曲史料时, 在冒襄别业水绘园中听得一位高龄的张老先生说, 发掘董小宛墓时, 穴中随葬之物有之, 却不见骨殖, 言之凿凿．”。注：缪依杭，南通人，民盟盟员，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戏剧》编辑，上海曲艺剧团编剧、艺术室主任、团长、艺术指导等职；兼任上海市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上海曲艺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上海戏剧家协会第四届理事。治学态度严谨，参与了《辞海》、《中国文化辞典》、《中国戏曲曲艺辞典》有关条目的撰写以及承担《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曲艺志·上海卷》、《上海滑稽戏志》等志书的撰写、修订、编纂工作，撰写条目近10万字。国务院颁发“文化事业突出贡献”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表彰他的功绩。笔者所称“专家”即指缪依杭先生，不知有误否？另据冒辟疆的同宗后人冒厚哉先生1993年来如皋时说：“1940年秋某日，族里有人告诉他父亲说，董夫人墓被日本人夜里将棺材偷扒走了，那时人不敢明讲，只有暗中叹息而已。”。这两者如果是一回事，更证明缪先生所说不谬；如不是一回事，前者“言之凿凿”，后者并无现场目击者，而且既是盗墓，何况又是三四百年的古墓，棺木还能完好结实吗？怎可能一点残存物都找不到呢？用DNA检测技术取土测定也可知是否有尸源啊。

总之，以上所述，仅是笔者一家之管见。学术问题，可以见仁见智，求同存异，是老人家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必刻意为先人讳、为名人讳，为家乡的名人讳，否则往往欲盖弥彰。

"

陈澧（1810－1882）清代著名学者。字兰甫、兰浦，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世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中。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于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习，著述达120余种，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等。"人物年谱

道光三年，应童子试。

道光六年考取县学生员。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时与顺德县卢同伯、南海县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

道光十一年，举优行贡生。十二年中举人。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先后六应会试，均名落孙山。

道光十四年，澧入著名学者阮元督粤时创设的“学海堂”为专课生。

道光二十年十月，澧被聘为“学海堂”学长[1] ，达27年之久，培养出不少高才生，当时学者称为“东塾学派”。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大挑二等，澧被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三十年十一月至咸丰元年元月，到任两月，告病而归。咸丰六年，他被挑选知县，到班不愿出仕，请京官职衔，得国子监学录。

咸丰六年六月，撰成《汉儒通义》七卷。挑选知县，陈不愿出仕，授国子监学录。从此绝意仕途，专心著述讲学。

咸丰八年十月撰成《声律通考》十卷，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

同治六年，广东盐运使方子箴在巡抚蒋益澧的大力支持下，将越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
”，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澧辞再三，乃敬从。前后执教数十年，提倡朴学，所造就者甚多，形成“东塾学派”。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二日，陈澧因病去世，享年73岁。

陈澧对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诗词、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25岁时，开始著书。早年著作，以乐律、音韵为中心，撰《声律通考》，详考古今声律的差异，以探求和保存古乐，又作《琴谱律》、《箫谱》；作《切韵考》，附《外篇》，专门研究古代切韵。地理学方面，以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最重要，指出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郡县，又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郦道元述西南诸水之误。同治三年，应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负责总核《广东舆地图》。咸丰五年起，编纂《汉儒通义》，咸丰八年刊刻行世。该书集汉儒义理之说，论证汉宋各学派门户之见无据，应求其通。同年，开始撰写《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积稿数百册，但未及完成。同治十年，大病几死，愈后感全书不易完成，遂撷取原稿部分内容，写定为《东塾读书记》，全书内容包含对经学源流得失的研讨，兼及九流诸子、西汉以后的学术，其中主要部分是对经学的研究，而关于音韵学的论述，更为精粹。该书传到日本，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史学著作最重要者为《申范》，为《后汉书》作者范晔辨诬。此外还主修同治《番禺县志》、《香山县志》，参加光绪《广州府志》的纂修。数学著作有《弧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据不完全统计，生平著述达120余种。

晚年，复致力刊行重要典籍，得盐运使方浚颐之助，设书局主持其事，先后刊行《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提要》、《通典》、《续通典》等。光绪七年，朝旨赏给五品卿衔。翌年正月二十二日，病逝于广州。

生平

未能考取进士

陈澧祖籍江苏江宁，在他的祖父时代，一家人迁移到广东，但由于父亲的广东户籍没有办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后来通过捐钱买得一个知县。

1810年，陈澧出生在广州城木排头。7岁开始到私塾读书，学习论语、唐诗等。他自幼聪敏。9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写诗作文。10岁父亲去世，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先后在广州的羊城书院、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和学海堂等处读书。学的大多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古文经典及词章训诂等著作。

1823年，14岁的陈澧开始走上漫长的科举考试的道路。17岁考取秀才，又继续考了几次乡试，到23岁的时候中了第18名举人。此后，从24岁起，陈澧多次赴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历经19年之久，耗费了他的不少精力，始终未能考取。

严谨的教育家　从教数十载

陈澧从多年科举仕途的激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科举制的弊害，因此，他不再徘徊于科场，决定选择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的道路。

陈澧在青年的时候当过家庭教师，中年至晚年先后在广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讲学，他从中年时起便担任学海堂的学长。学海堂位于越秀山上，是1824年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陈澧青年时期曾在这里读书，参加过由阮元主持的考试，学业优秀，是学海堂的高才生。学海堂设学长多人，聘请德才兼备的学者或高才生担任，负责教学和指导学生研究学问，并编选师生所作文章，刊印成《学海堂集》。陈澧在31岁的时候被聘为学长，直到1867年，长达27年之久。

求学经历

澧幼聪慧，7岁始入塾从徐达夫先生读书，六年间读了“四书五经”和唐诗。9岁能为诗文，10岁父亲去世，少家贫。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道光三年，应童子试。六年考取县学生员。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时与顺德县卢同伯、南海县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道光十一年，举优行贡生。十二年中举人。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先后六应会试，均名落孙山。

澧少好为诗，及长，泛览群籍。凡小学、音韵、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及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杨荣绪劝澧说：“东坡所谓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伙，君子谓也。”“澧亦自念，如我所好，一一为之，虽寿如彭祖，不能毕其事，乃稍稍减损。惟读经史，日有课程。”

被聘为“学海堂”学长

道光十四年，澧入著名学者阮元督粤时创设的“学海堂”为专课生。时开设十三经、四史、文选、杜诗、韩文、朱子书等专书课程，每人专攻一书，进行句读、抄录、评校、著述等研究工作。“学海堂”同时设学长多人，负责指导诸生研究，并选录师生优秀文章，刊印《学海堂集》。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大挑二等，澧被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三十年十一月至咸丰元年元月，到任两月，告病而归。咸丰六年，他被挑选知县，到班不愿出仕，请京官职衔，得国子监学录。

撰成《汉儒通义》七卷

咸丰六年六月，撰成《汉儒通义》七卷。此书所录皆经部之书，史、子、集皆不录；所录皆汉儒之书，三国以后之书不录。他一贯主张汉学、宋学并重，不可偏废。他认为：“汉儒言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⑤陈澧的学生胡锡燕读《汉儒通义》说：“先生早年读汉儒书，中年读宋儒书，实事求是，不取门户争胜之说，以为汉儒之书，固有宋儒之理，盖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说，荟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

陈澧对声律学研究亦精，认为“乐”为六艺之一，欲知乐，必先通声律。于咸丰八年十月撰成《声律通考》十卷，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

同治六年，广东官运使方子箴与中丞蒋香泉，将粤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澧辞再三，乃敬从。他仿《学海堂集》例，选录学生优秀文章刊印《菊坡精舍集》。身为精舍山长，他教人不自立法，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教士，与诸生讲文艺，勉以笃行立品。

同治七至九年，廖廷相在“菊坡精舍”读书时，承命编辑先生文集，所录先生专著外之杂文220篇，依次编入《东塾集》六卷。卷一收论说；卷二收考、释、议、记、书后；卷三收序文；卷四收跋、书札；卷五收传、铭、碑志；卷六收碑志、墓表、哀词、祭文。其中碑志、传状之作，居三分之一。澧自言：“生平不欲为文章，然有为先人而作者，及为亲友碑传事迹不可没者，故过而存之。”“是集文字，自与《东塾读书记》互为表里，并行不废。”

读书习惯

陈澧平时读书，句句字字详细思绎，心有所得记于书上，心有所疑亦记于书上，以便质之。晚年寻求微言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西汉以后学术，著为《东塾读书记》。遵郑康成《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汇。认为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以《论语》为五经之关键。好读《孟子》，以为孟轲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而不纯守善，荀况、杨朱之辈均不知。读朱熹著述，认为清代考据之学，源出朱熹。又以为乾隆、嘉庆二朝考据之学盛行，犹有未备者，宜予补缀。支伟成将《东塾读书记》“隐比顾亭林之《日知录》沟通汉宋，一时学风为之丕变焉！”

《东塾读书记》

陈澧一生读书所得，荟萃于《东塾读书记》。自群经、小学、诸子、郑学、朱子类各为卷，惟论历代史事者，仅成三国、西汉两卷，其余有目无书，原拟撰二十五卷，实得十六卷。以涉及群经者为最详，所论皆各书宏纲大旨、要义精言，融会贯串，有本有末，凝聚了他的哲学、政治、历史等多方面的独到见解，对研究陈澧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

历史评价

岭南文化的守护者

72年没有离开广州

陈澧的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除了授任河源县训导两月多之外，没有外出任过官职。陈澧熟悉广州的人情风俗，了解广州的风云变化。这样，他的著作中对广州的论述就更具体，更生动，更实际。他在《荔湾话别图序》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荔枝湾的湖光水色、亭台楼阁的优美风景：“晨出永清门，乘紫洞艇，抵荔枝湾，泊海山仙馆，入门，步长廊，坐池上之堂。”

陈澧对广州方言和音韵也有深入的研究，所著的《广州音说》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他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语，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他的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了切韵法。把双声分为40类，其中清声21类，浊声19类；迭韵则以《广韵》的4声为准；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梁启超称其为“绝作”。

陈澧在广州执教数十年，所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士人出其门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众。这些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留下的作品，对今天还有研究价值。其中《菊坡精舍全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关于广州的方物、古迹、人情风俗等内容的记叙。

多产的学问家

文理兼通的“四俊”之一

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学、书法均有造诣，与卢同柏、桂文耀、杨荣绪被誉为“四俊”。

陈澧有一段话是谈精读书的总结：“自始自末读之，思之，整理之，贯串之，发明之，不得已而辩难之，万不得已而后排击之，唯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

陈澧先后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史、向梁汉鹏学数学。25岁起他转到以经史等为主的学术研究，迭出成果，声名遂著。广东巡抚郭嵩焘曾说：“到广东只有会晤过陈澧的，便不枉此行了。”

陈澧以9年时间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汉儒通义》。他集汉代义理之说，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话和义理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互为补充，各取所长。他还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以丰富的史实写了《申范》一书为其平反，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研究了《水经注》，著《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其在温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的说误。他考证了我国最早的历法汉代“三统历”，著《三统术详说》。

《汉儒通义》快成书时，陈澧投入了《学思录》的著述。《学思录》略仿顾炎武《日知录》形式，但更扩展为对经、史、子、文字学等作全面和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每章都作史料搜集、前人议论和自己考订、阐述、论辩，均能独立成为评传、史论或学术史是陈渔学术研究的崭新开拓。

人物历史

地理寻踪

除了文章，别无踪迹

陈澧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古时候的学者都喜欢云游四海，广交朋友，但陈澧的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除了赴京赶考和授任河源县训导两月多之外，没有离开广州半步。他所研究的学术也多和广州的风俗、地理、方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就是这样一个“广州制造”的本土名人，在广州却找不到一丁点和他有关的历史记忆。

出生在北京南路西侧的木排头，这里曾有陈澧故居，但在民国的时候被火烧掉。

陈澧学习的地方就在西湖路，讲学的地方就在越秀山脚下。可按照地址一一找过去，所能见到的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学校操场、内衣批发市场以及服装的专卖店。

1882年，陈澧在广州病逝，享年72岁。遗体葬于广州大东门外大蟠龙冈。事后，陈澧的学生在菊坡精舍西边建起祠堂，专门纪念这位“诲人不倦”的老师，纪念他对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地理细节

极尽潇洒学海堂

陈澧学习育人的地方学海堂也在民国时期惨遭拆毁，但所幸还有一张老照片保存下来，依稀可以看到当时学堂的全貌。

这张老照片是广东省民族文化研究会的崔志民在一本民国六年出版的“中国风景画”影集上发现的。可以清晰看到依越秀山而建、南起百步梯东梯的一系列建筑物。据崔志民介绍，山上的建筑物主体依稀可见“堂为三楹，前为平台，瞻望狮洋景象，甚为雄阔”，与《学海堂志》里记载的“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堂阶南出循西而下行”特征十分吻合。崔志民指出，照片上百步梯东梯一侧下方另外一系列的建筑物据推测为应元书院，对照《应元书院志略》上手绘的示意图，照片上学海堂与示意图上的位置也惊人地一致。
崔志民认为，自己曾经多次实地考察，虽然“学海堂”的建筑物已经无迹可寻，但越秀山上百步梯西侧新建的凉亭、西侧凉亭之前的空地等几处平地的位置相当对称，有建设过大型建筑物的迹象。观音山老照片的发现，使他更加肯定自己的推测：“学海堂”的主体建筑位置在现在的“孙中山读书治事处”。

据史书记载，该学堂“其地梅花夹路，修竹绕廊。中建厅事三楹，后有小亭邃室，高依翠岫，平抱珠江，极潇洒之致。

专家评价

著作比雕塑更重要

陈澧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考试和学习，前半生先是学习后考试，考试失败之后又继续学习，经历比较简单，所以与他有关的故事、传说几乎没有，再加上他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他的故居也没有被重视和保护，但他留下来的著作浩如烟海，这些精神财富远比一尊雕塑、几座房子流传得更久远。

轶事典故

能文也能武

鸦片战争前夕，陈澧积极提出设险以防、水师与水勇并重的反侵略战略思想；主张“中国兵强，乃能驱策四夷”。他曾写下了《虎门观潮》、《得藕江书却寄》和《炮子谣》等爱国诗篇。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他举家避难南海县横沙村，还协助当地办团练御外侮。3年后侵略军退走，他即返广州修葺被战火所毁的学海堂，邀请了张维屏、梁廷楠、谭莹、金锡龄、李应田等众多学者名流，举行复课典礼，并各赋诗为记，陈澧赋诗云　：半天霞彩拥层峦，晓踏虚堂雨乍干。战后山余芳草碧，春来花似酒颜丹。去年此日乡愁黑，万紫千红泪眼看。难得故林无恙在，莫辞沉醉共凭栏。

读书无不有批评点校

陈澧东塾藏书，四部悉备，无不有批评点校，所书评语，或朱或墨，皆庄重不苟。至民国，东塾遗书中的稿本及评校本多为时任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徐信符先生的南州书楼所得。徐信符先生记载“观其手稿，又可知其治学方法，凡阅一书，继分某章、某句、某字，连缀为一，然后下以己见，评其得失，如司法官搜集证据，然后据以定案”。此方法上承司马光之治《通鉴》，下启陈垣先生之治历史，实是一脉。

社会评价

综观陈澧一生，读书数十年，著书数百卷。献身教育，学问淹通，著述专精。尤以《切韵》、《声律》、《水道》诸书，学者服其精博。毕生读书所得，荟萃于《东塾读书记》中，破汉、宋门户之见，集晚清学术之大成，不愧为晚清的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其遗著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理性对待西方科技

陈澧生活在晚清乱世，西学东渐，西人东进，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陈澧饱受学术失守、战乱流离之苦。而作为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并没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陈澧也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份子。

魏源《海国图志》问世不久，陈澧即作《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指呈其得失，与张维屏共同探讨。学者朱维铮认为：陈澧“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也是最早对魏源《海国图志》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他认为魏源著作中“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也”，指出这种策略建立在对夷情不明基础上，实行起来有害无益。

道光二十七年魏源来粤，陈澧与其相晤，详加探讨。陈澧曾回忆：“后数年，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

陈澧虽然视钟表、呢绒、鼻烟等为祸国殃民的“奇巧玩物”，但他总体上并不排斥西方的科技，并不反对中国人出使西洋，学习西方文化，他还固执地认为西方文化源于中国。我们今天看来，陈澧的一些观点自相矛盾，滑稽可笑，但在当时他已算开明一派。

同治四年，陈澧应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他们搜集大量资料和数据，绘制成《广东图》20卷及资料详尽的《广东图说》90卷，这对了解省情、研究地域文化颇有益处。

藏书之家

道光十二年举人，官河源县训导，不久即辞去，归家讲学，于学无不贯通，凡历算、天文、地理、诗文、书法，均有研究，出任广州学海堂山长、主讲菊坡精舍十数年，博通经史，音韵、算学、诗词骈文等，与张维屏论诗，向侯康问经，人称东塾先生。其藏书称“四部略备”，且评点殆遍，多精辟之语。因藏有《资治通鉴》、《通鉴释文》、《辨误宋元通鉴》等书，将藏书楼名为“传鉴堂”，另有“东塾书楼”、“忆江南馆”等。去世后，藏书被贱卖，多为徐绍棨所得。1924年，广州政变，陈氏故居被焚，所有《东塾丛书》、《东塾读书记》、《东塾集》等藏板被毁。1984年，其孙陈公睦将剩余之书700余册和陈澧书法作品等捐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印有“东塾书楼”、“兰浦藏书”、“陈澧”等。著《东塾读书记》、《东塾类稿》、《说文声表》、《水经注提纲》、《东塾集》、《声律通考》、《切韵考》、《说文声表》、《汉儒通义》、《忆江南馆词》、《汉儒通义》、《汉志水道图说》、《水经注提纲》、《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统术详说》文集若干卷。

"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人物年表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一岁

正月二十日，生于扬州西门白瓦巷。父阮承信，字得中，号湘圃。母林氏。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五岁　母林氏始教识字。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 六岁　始就外傅，从三姑父贾天凝学。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八岁

从师扬州名儒胡廷森。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九岁

移居扬州弥陀寺巷。从师乔书酉。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十五岁

始应童子试。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十七岁

从师李晴山，即寓其家。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十八岁

移居扬州古家巷。母林氏卒。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十九岁

始究心于经学。始与淩廷堪为益友。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二十岁

迁居扬州罗湾。娶妻江氏。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二十一岁

入学仪征县学，第四名。

乾隆五十年1785年 二十二岁

科试一等第一名，补廪膳生员。江苏学政谢墉惊赏曰：“余前任在江苏得汪中，此次得阮某矣。”

七月，淩廷堪将游京师，阮元放船扬州保障湖，于蜀冈之酒肆为其饯行。淩廷堪入京上书翁方纲举荐阮元。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二十三岁

二月，随谢墉出试镇江、金坛等地助阅卷事，后在太仓结识钱大昕、李赓芸。九月，乡试揭晓，中式第八名。十月入京，结识王念孙、任大椿、邵晋涵。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二十四岁

会试下第，留馆京师。著《考工记车制图解》成。女阮荃生。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二十六岁

会试中式第二十八名。主考官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杰，礼部右侍郎铁保，工部右侍郎管干珍。殿试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朝考钦取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大教习为大学士和珅、吏部尚书彭文勤。充万寿盛典纂修官、国史馆武英殿纂修官。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二十七岁

散馆，钦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 二十八岁

大考翰詹，乾隆亲擢一等第一名。升少詹事，奉旨南书房行走。修《石渠宝笈续编》。充《石经》校勘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 二十九岁

女阮荃卒。妻江氏卒，族子阮常生过继为长子成服。作《王守仁手札册题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 三十岁

《石渠宝笈续编》成。纳妾刘氏。七月二十三日，奉旨出任山东学政，送别前任学政翁方纲于石帆亭，在交接时翁方纲嘱其访拓《琅邪台秦篆》。《石渠宝笈续编序》，隶书。十月，按试曲阜，黄易访得《熹平残碑》，为其题跋。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三十一岁

甲寅恩科乡试，礼部侍郎铁保为山东考官，抵济南，阮元与之相谈甚欢。于学署池上署积古斋，得诸拓本三百余件，较之《关中金石志》、《中州金石志》多至三倍。命青州廪膳生员段松苓访碑于各岳镇。始修《山左金石志》，与山东巡抚毕沅共商编纂事。

是年，寻得琅邪台刻石，拓后分赠翁方纲、孙星衍、钱大昕等人。

是年，书《古体诗》

乾隆六十年 1795年 三十二岁

九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为王士祯书墓道碑。四月，所著《仪礼石经校勘记》刻成。八月，奉旨调任浙江学政。九月，毕沅为媒，聘孔璐华为阮元继室。十月二十三日，黄承吉、江藩、焦循、李斗在扬州虹桥净香园为阮元饯行，雨中泛游瘦西湖，奚冈绘《虹桥话旧图》记实。

是年，赵魏在阮元幕中助其校订《山左金石志》等。

嘉庆元年1796年 三十三岁

正月，征刻《准海英灵集》，撰《小沧浪笔谈》。七月，修朱彝尊曝书亭。

是年，作《曹岳竹垞图卷题跋》。

嘉庆二年 1797年 三十四岁

正月，始修《经籍纂诂》。始撰《畴人传》。夏六月，《七经孟子考文》刻成。闰六月，纳妾谢氏。八月上巳，兰亭修禊，同人赋诗。

是年，摹刻天一阁拓北宋《石鼓文》，嵌于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冬，《山左金石志》刻成。

嘉庆三年1798年 三十五岁

正月，修《淮海英灵集》成。四月，辑《两浙輶轩录》成。六月，《曾子十篇注释》撰成。刻《小琅嬛仙馆叙录书三种》。八月，补授兵部
右侍郎，后又调补礼部右侍郎。《经籍纂诂》书成。

是年，作《乾嘉名人合书屏》。九月，解浙江学政任入都觐见，途经苏州，王昶邀其游虎丘。

嘉庆四年1799年 三十六岁

正月，兼兵部左侍郎。三月，调户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充己未科会试副总裁，总裁朱王圭属阮元一人批阅文策，论者谓得士如鸿博科，计209人，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姚文田等均是此科所得。六月，《广陵诗事》撰成。七月，兼礼部左侍郎。九月，兼管国子监算学。十月，《畴人传》成。奉署浙江巡抚，成亲王永瑆、大学士刘墉等有诗文送行。十二月，《经籍纂诂》刻成，钱大昕、王引之作序。冬，为张叔未作《行书项圣谟题画诗轴》，洒金笺。

嘉庆五年1800年 三十七岁

正月，奉谕实授浙江巡抚。四月，书《大禹陵庙碑》，隶书。六月，《定香亭笔谈》刻成。十一月，立阮氏宗祠于扬州公道桥旧里，亲书楹联三副，一为“鲁浙试文章，杜绝院棚关节；江湖种芦稻，筹开祭赡章程”，二为“文秉枢衡；武承嗣荫”，三为“恩传三锡；家衍千名”。

是年，作《隶书屏》。

是年，作《筹海诗册》。

嘉庆六年1801年 三十八岁

正月，立诂经精舍，延请王昶、孙星衍主讲。陈鸿寿、张鉴均为讲学之士。《两浙防护录》撰成。四月，《经籍纂诂补遗》撰成。五月初九日，夫人生子阮凯。十二月二十七日，妾谢氏生子阮福。是年，《广陵诗事》刻成。夏六月，朱朗斋、陈鸿寿共同为阮元刊刻《两浙輶轩录》。

是年，段玉裁在阮元幕中，主定《十三经校勘记》。

嘉庆七年1802年 三十九岁

正月，《浙江图考》撰成。刻《诂经精舍文集》。纳妾唐氏。三月，《宋王复斋钟鼎款识》摹刻成。隶书考释、题跋。七月，夫人生女阮安。九月，置西汉定陶鼎于镇江焦山。十一月，撰集《皇清碑版录》。凉秋月，书《砚铭》，隶书89字，首句为“自有天然砚，山林景可嘉。”——广东省博物馆藏。

嘉庆八年1803年 四十岁

正月，立宁海安澜书院。二月，为朱珪刻《知足斋集》。八月，子阮凯卒。

是年，作《奚冈弢光庵设色花卉合卷题跋》。

嘉庆九年1804年 四十一岁

正月，修《海塘志》成。五月，在杭州“苏公祠”边建“白公祠”，屠倬即席赋诗呈阮元，阮元书“白苏二公祠”匾额，并书联“但有人家有遗爱；曾将诗句结风流。”春，为山民待诏翰林作《行书七言联》。联为“叙出玉台徐孝穆，吟成渔具陆天随。”五月，刘氏生子阮祜。

八月，《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刻成。九月，在扬州旧城文选楼北兴仁街建阮氏家庙，书《扬州阮氏家庙碑》九月，作《嘉禾图跋》。初冬，为郑乡年兄作《王学浩滦水联吟图卷题跋》，行书，二十六行。

是年，为平原作《行书轴》，纸本。

嘉庆十年1805年 四十二岁

正月，嘱元和何元锡修《两浙金石志》成，此稿后在粤删刻。闰六月二十五日，父阮承信卒于浙江官署，阮元解职归扬州三年。七月初二日，孔夫人生子阮祎，后改名孔厚。十二月，隋文选楼在扬州落成，《揅经室集》有《扬州隋文选楼记》。两江总督铁保为书“隋文选楼”石额，今存扬州高旻寺中。伊秉绶为书漆联“七录旧家宗塾；六朝古巷选楼”。

是年，伊秉绶为扬州府知府，与阮元颇多交往。

是年，《天发神谶碑》毁于火。

嘉庆十一年1806年 四十三岁

因阮氏墓庐在“雷塘”，始署“雷塘庵主”，并自刻“雷塘庵主”小印。

四月，重修《皇清碑版录》。六月，扬州太守伊秉绶嘱重刻石鼓十石于扬州府学。十月，撰《十三经校勘记》刻成。

是年，与伊秉绶议编《扬州图经》、《扬州文粹》。

是年，登甘泉山，于惠照寺台阶下得石，一石有“中殿第廿八”五字，一石有“第百册”三字，经与翁方纲、伊秉绶、江藩等人辩识，定为西汉厉王刘胥造宫殿用石，早于曲阜“五凤二年石”，伊秉绶将之运于扬州府学。

是年，途经扬州二郎庙菜园，发现古井栏，考为南宋淳熙十年古井栏，后移至准提庵内。

嘉庆十二年1807年 四十四岁

正月，编《瀛舟书记》成。在扬州雷塘寻出隋炀帝陵，亲为立石，并请扬州府知府伊秉绶书碑。

是年，拓《周散氏南宫大盘》数本赠伊秉绶等人，并模铸两盘，极肖，一藏扬州府学，一藏阮氏家庙。同年，又摹刻《石鼓》于扬州府学明伦堂。

是年，于扬州北郊古兴教寺南水塘中得八角石柱，考为唐杜佑题名故物，因原字泯灭，重书题名，移置寺前，以恢复旧观，并于石上题识。

十月，入京，进《四库未收书六十种》。十一月，奉上谕补授兵部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1808年 四十五岁

三月二十八日，抵杭州接印，再任浙江巡抚。

是年，购得钱东壁所藏《西岳华山碑》四明本拓片。命阮亨、王豫编《续淮海英灵集》。

嘉庆十四年，1809年 四

九月，受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革职。上谕曰：“……明系袒庇同年，阮元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不可不严行惩处，即著照部议革职。”长夏，命海盐吴厚生在杭州摹刻《兰亭》，归置扬州北门外古木兰院中，以还故迹。

是年，属长州吴雪锋摹刻《西岳华山碑》四明本、《泰山刻石》及《天发神谶碑》于扬州北湖祠塾。同时将欧阳修书《华山碑跋》补刻于四明本所缺百字空处。

嘉庆十五年1810年 四十七岁

正月，自编《十三经经郛》。四月，奉旨补授翰林院侍讲。九月，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十月，兼国史馆总辑，辑《儒林传》。《畴人传》写定。

正月，金正喜造访阮元，阮元以为“非常英物”，延请他至泰华双碑之馆，以稀代名茶龙团胜雪款待，并观赏了《华山庙碑》及《唐贞观造像铜碑》等。二月一日，阮元、朱鹤年、李鼎元、翁树昆、刘华东、李林松等在法源寺为金正喜设宴饯行。

是年，携《西岳华山碑》四明本至京师，装裱成轴，在桂香东少宰家借钩长垣本百字补于缺处并记以长诗，清明日，楷书作《西岳华山碑四明本跋》于衍圣公第中。夏，阮元以四明本与长垣本相较。冬十月廿一日，又与关中本相较，此时又以三本聚于城南龙泉寺，较读竟日。

嘉庆十六年1811年 四十八岁

上巳日，应朱鹤年邀请，与翁方纲等游拈花寺，用《天发神谶碑》体重题“元万柳堂”匾额。四月，《十三经经郛》编成，未刻。六月，撰《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成。又编《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成。七月，奉旨补授詹事府少詹事。撰《南北书派论》。十二月，奉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上谕云：“尔于刘凤诰事不过失察，尚非有心狥隐。”

是年，作《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摹记跋》，跋云：“四明全碑搨本碑额题名如上式，苏斋所摹未全，大和三年、四年李德裕两至碑下，与新旧唐书《卫公年谱》、《卫公献替记》皆合。海内华山碑三本，商印本最前，故四明本次之，山史本又次之，皆缺百字矣，阮元摹记。华阴令裴骨直是骨字，并非偏旁半缺也，全碑共二十二行，篆额占地约五行，居中略偏于左，前空十行，后空七行。”

嘉庆十七年1812年 四十九岁

五月，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八月，补授漕运总督。

嘉庆十八年1813年 五十岁

正月，议设焦山书藏，以《瘗鹤铭》“相此胎禽”等74字编号。作《焦山书藏记》，并书匾额。正月二十日，林则徐过宝应拜见阮元，交陈寿祺信，并长谈。谷雨，为瑾斋作《行书京邸看花诗》。

是年，再题兴教寺唐八角石柱。是年，从宋芝山处购得《齐侯罍》。

是年，以《华山碑》长垣本多出之字，补四明本泐残之缺，以墨线圈出，画成碑图。《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刊成，江藩为之序。梁章钜谒阮元于淮上，获观《华山碑》四明本。

嘉庆十九年1814年 五十一岁

闰二月，《全唐文》辑成，阮元为总阅官。春三月，钱泳至淮阴谒阮元，得见《南北书派论》。八月，调任江西巡抚。十月，赏加太子少保衔。季冬，嘱朱为弼辨识《齐侯罍》。

嘉庆二十年1815年 五十二岁

二月，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次年刻成，全书涉及“校”字者，皆作“挍”。

“校”字，皆作“挍”，以避明熹宗之讳。

“校”字，皆作“挍”，以避明熹宗之讳。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五十三岁

八月十七日，任河南巡抚。十一月十三日，补授湖广总督。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五十四岁

正月，至汉阳，接任湖广总督。十月，至广州，接任两广总督。十二月，奏建大黄窖、大虎山炮台。春，过当阳县玉泉寺，得见隋铁镬字，并搨之。

是年，赵魏将自己两年前所得江立藏《金石录》让售给阮元，阮元遂以“金石录十卷人家”名书斋，并刻有此收藏印。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 五十五岁

十一月，始修《广东通志》。

是年，作《行书七律诗轴》，洒金笺。——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三册著录。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 五十六岁

三月，作《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跋》，行书。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五十七岁

三月，创办学海堂。手书“学海堂”三字匾悬于城西文澜书院。

道光元年1821年 五十八岁

春，作《摹朱珪篆书十言联》。联为：“学如逆水行舟稍纵即逝，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追。”七月，《江苏诗征》刻成。八月初二日，女阮安卒。

是年，作《黄钺补图王泽小像卷题跋》。

道光二年1822年 五十九岁

三月，《广东通志》成。六月，归扬州。

道光三年1823年 六十岁

正月，六十寿辰作《竹林茶隐图》。《揅经室集》四十卷刻成。龚自珍撰《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是年，在广州购得端州巨形砚材，刻成亲王诒晋斋所藏《华山碑》长垣本未缺之字，置扬州公道祠塾，以补四明本之阙。

道光四年1824年 六十一岁

九月，以家藏《汉西岳华山庙碑》摹本寄陕西钱恬斋，摹刻于西岳庙中。十二月，新建学海堂成。仿《天发神谶碑》书“学海堂”堂中匾额。《学海堂初集序》书丹刻石，嵌于学海堂壁。——《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著录。

道光五年1825年 六十二岁

三月，撰《文韵说》。夏，主辑《皇清经解》。

道光六年1826年 六十三岁

九月，任云贵总督。夏，赴任云南途中，为范素庵医生作《行书五言诗轴》。是年，携《华山庙碑》四明本至云南落水致霉，因雇滇工再装。

是年，在云南陆凉访得《爨龙颜碑》。

是年，作《爨龙颜碑跋》。跋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

是年前后，为金陵甘氏作《永和右军砖拓本跋》，由滇寄还，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

道光七年1827年 六十四岁

二月，著《塔性说》。九月十九日，在云南大理见到王昶《金石萃编》所载的《南诏德化碑》，赋诗一首：“文章与书法，确是唐贤派。上溯东爨碑，古法尚不坏。”

道光八年1828年 六十五岁

秋，指导其子阮福撰《滇南金石录》成。除夕，于京师寓所再观《华山庙碑》长垣本。

道光九年1829年 六十六岁

九月，《皇清经解》在粤东刻成。版藏于学海堂中印刷通行。

是年，作《秋祭东园斋居诗四十韵行书卷》。

道光十二年1832年 六十九岁

九月，升协办大学士，仍留云贵总督任。十二月，孔夫人卒于云南督署。

道光十三年1833年 七十岁

道光赏七十寿辰，御笔书“亮功锡祜”四字匾。三月，充会试副总裁，得士222名。

道光十四年1834年 七十一岁

与汤金钊、梁章钜过华山，入西岳庙读碑，并于钱宝甫摹刻《华山碑》题刻。《石画记》四卷撰成。

道光十五年1835年 七十二岁

三月，著充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

是年，《云南通志稿》修成刊行。

是年，入都，以云南石画《孤山梅石图》赠林则徐，林有谢简。

道光十六年1836年 七十三岁

与龚自珍、何绍基、梁章钜等切磋金石文字。充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五月，为梁章钜所购《西岳华山碑》华阴本题跋于节性斋。夏六月，为梁章钜《退庵随笔》题签、作序。

是年，作《虞集真书刘垓神道碑卷题跋》。

是年，为小亭世兄作《行书轴》，署款“阮元时年七十有三”。

道光十七年1837年 七十四岁

是年，在京师晤吕佺孙，为其作《毗陵吕氏古砖拓本跋》，再次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

是年，为慎甫四弟作《行草横幅》。高九寸七分，阔二尺九寸六分。

道光十八年1838年 七十五岁

五月，上谕著准阮元以大学士致仕。八月，奏请回籍，晋加太子太保衔。其间，何绍基有《送仪征阮宫太保相国师予告归里叙》为其送行。

十月，归扬州，回大东门福寿庭宅，谨守上谕“怡志林泉”，始署“怡志老人”。

是年，作《隶书七言联》，洒金笺。

是年，作《项圣谟山水册题跋》。

是年，为仲嘉二弟作《珠湖渔隐图题跋》，行书，二十三行。

是年，作《齐侯罍歌卷》，行书。

道光十九年1839年 七十六岁

正月，建“南万柳堂”成。五月十九日，与六舟居士游扬州瘦西湖。为六舟居士藏《唐怀素小草千文》题篆书额及行书跋。六月，龚自珍弃官离京，在扬州与阮元相交甚密。十一月，考跋隋大业当阳县玉泉山寺铁炉字。

是年，书翰页。

是年，作《王学浩山水册题跋》。

是年，《揅经室续集》十一卷成。

是年，在扬州公道桥珠湖草堂之侧，掘出宋菱花铜镜及绍定六年砖。

道光二十年1840年 七十七岁

清和月，作《行书七言联》，联为：“铁石梅花清气概，山川香草自风流。”

十月十三日，作《为青藜馆刘恭人五十寿九言联》，联为：“泰华写峰，寿馆双碑色；诗书教子，燕山五桂香。”

是年，作《行书七言联》，钤印：“节性斋老人”、“万柳堂”。

是年，书《清人手札册》。钤印：“怡志林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七十八岁

二月，《雷塘庵主弟子记》七卷刊成。

是年，作《行书求是居格言轴》，绢本。

是年，作《为包景维书七言联》，联为“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七十九岁

正月，命阮亨汇刻《文选楼丛书》。夏，居扬州公道桥别业，为芜湖太守王泽手书一联为赠：“百岁老人谈旧事；一庭新绿煮春茶”。

是年，作《黄庭坚行书小子相嫩书帖题跋》，钤印“壬寅”。

是年，阮元在扬州文选楼设宴款待钱泳、梁章钜，时有“三老一堂，摩挲三代法物”之趣谈。

游扬州康山，得江春旧藏“流云槎”，上有赵宧光草篆“流云”二字，并有董其昌、陈继儒题字，阮元署“节性老人”款，现藏故宫博物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八十岁

正月二十日，作《梅花图》，署款“癸卯正月二十日，荣隐竟日，在道桥别业爱吾草庐，时梅花开，池水冰泮，与敬斋、慎斋两弟俱，节性老人阮元写。”钤印“亮功锡祜”。书《寿字轴》，钤印：“颐性延龄”、“太子太保”、“癸卯年政八十”、。在爱吾草庐题《竹林茶隐图卷》。

三月初三，阮元携子阮福赴道桥扫墓未归，是夜，福寿庭宅毁于火。八月，迁居扬州徐凝门康山之右。

是年，书《寿字轴》，钤印：“太子太保”、“颐性延龄”。

是年，书《寿字轴》，篆书，钤印：“颐性延龄”、“怡志林泉”、“白乐天正月廿日生我与之同”、“癸卯年政八十”。

是年，为春腴观察公祖作《隶书八言联》，联为“含和履中驾福乘喜，年丰岁熟政乐民仁。”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八十二岁

八月中秋，为瑞官表外孙书纨扇。书扇云：“有唐三百年，扬州廿四桥，繁华甲天下，其饮食奢侈可知。扬州府杨行密、毕师铎等争战不定，城无食，斗米值五十缗。军掠人入市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然讫无哭声，血流满市，此多年积孽之劫也。壬寅，余居道桥节性斋，王瑞官亦来住，方十岁，邻有屠，日日五更杀声甚恶，瑞官恶之，从此不食肉。瑞官乃王春涯观察之孙瑞麟也。生有善根，宜遂其善。”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八十三岁

六月，晋加太傅衔。重赴鹿鸣宴。

是年，梁章钜携其所藏鲜于枢《扬州诗四十韵卷》访阮元，阮元嘱人摹刻于石，嵌于扬州瘦西湖畔邗上农桑之亭壁。

是年，作《耄年自述卷》，行书。钤印：“阮伯元氏”、“亮功锡祜”、“湖光山色阮公楼”。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八十四岁

是年，为从弟阮先《扬州北湖续志》、阮充《北湖竹枝词》作序。

是年，作《吴锡麒手写诗稿卷题跋》。钤印：“太傅”、“癸卯年政八十”。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八十五岁

秋仲八月，作《隶书十八言联》。联为“左传云养福，书范之福，身其康，养者以之；礼记曰期颐，易卦之颐，口自实，期焉而已。”署款：“道光戊申秋仲八月，颐性老人书于林泉。”

是年，作《隶书十二言联》。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八十六岁

十月十三日，卒于扬州康山私宅。

四步读书法

阮元在人才培养上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与他在书院内实行的一套完善的读书训练法密不可分。阮元的读书训练是个完整的工程。文献记载，它由四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算是一个步骤，循此四步建下去，即可学有所成。这四步是：

句读

要求学生分清书文的句读，即读通所读诗文。所谓读通，首先要能认字，即认读，把字音读准；其次要掌握断句，即停顿；第三要能读通，即初步了解其字句的含义；第四要能读通顺，不能读起来疙疙瘩瘩。

评校

校是校雠、校正，即拿所读书文与其他版本进行对校，勘定正误。评是评点、评说，即在校订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评定其是非正误和优劣长短。中国古代有评点读书法，读者可将阅读感受，以及对所读书文从字句到内容的评价，写在字里行间、文前文后或者天头地角。阮元这里的评即有评点之意。

抄录

阮元要求在读通读懂文字后，将所读书文的精要加以抄写，以加深对它的理解，巩固对它的记忆。

著述

这是指对阅读所获的迁移运用。它要求学生不但要读通、读懂、熟记所读书文，还要能将阅读所得撰成著作，公之社会，遗教后人，为社会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阮元的四步读书法，是中国古代创造的读书原则——读思结合、读习结合、读行结合的发挥和运用。它把阅读建立在认读基础之上，经过深入思考和熟读记忆，达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主张，并笔之于纸，形之为文，或与同辈交流，或遗教后世。它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人类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而且将读用结合起来，从而与八股式读书区分开来，显示出了它的科学性、建设性。应该肯定，阮元的这种读书训练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和阅读教学改革者借鉴。当然，阮元将“运用”局限于钻故纸堆和写诗撰文，远离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这是其读书法的主要缺陷。其次，阮元把读书视为培养封建官吏和良民的主要手段，以巩固、维护封建政权为目的，这是他的严重局限和不足。

四步读书法

阮元在人才培养上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与他在书院内实行的一套完善的读书训练法密不可分。阮元的读书训练是个完整的工程。文献记载，它由四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算是一个步骤，循此四步建下去，即可学有所成。这四步是：

句读

要求学生分清书文的句读，即读通所读诗文。所谓读通，首先要能认字，即认读，把字音读准；其次要掌握断句，即停顿；第三要能读通，即初步了解其字句的含义；第四要能读通顺，不能读起来疙疙瘩瘩。

评校

校是校雠、校正，即拿所读书文与其他版本进行对校，勘定正误。评是评点、评说，即在校订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评定其是非正误和优劣长短。中国古代有评点读书法，读者可将阅读感受，以及对所读书文从字句到内容的评价，写在字里行间、文前文后或者天头地角。阮元这里的评即有评点之意。

抄录

阮元要求在读通读懂文字后，将所读书文的精要加以抄写，以加深对它的理解，巩固对它的记忆。

著述

这是指对阅读所获的迁移运用。它要求学生不但要读通、读懂、熟记所读书文，还要能将阅读所得撰成著作，公之社会，遗教后人，为社会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阮元的四步读书法，是中国古代创造的读书原则——读思结合、读习结合、读行结合的发挥和运用。它把阅读建立在认读基础之上，经过深入思考和熟读记忆，达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主张，并笔之于纸，形之为文，或与同辈交流，或遗教后世。它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人类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而且将读用结合起来，从而与八股式读书区分开来，显示出了它的科学性、建设性。应该肯定，阮元的这种读书训练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和阅读教学改革者借鉴。当然，阮元将“运用”局限于钻故纸堆和写诗撰文，远离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这是其读书法的主要缺陷。其次，阮元把读书视为培养封建官吏和良民的主要手段，以巩固、维护封建政权为目的，这是他的严重局限和不足。

个人成就

徽派朴学

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论学之旨，主张实事求是，“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张舜徽先生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 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在考据方面

阮元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文字、主源、金石碑刻和对于典章制度的考试等诸多领域，比如在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时，阮元与戴震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又如在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经过细密考证，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没有宫室时的一种简陋的结构，很象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阮元还说，“封”是统治者在南郊祭天，“禅”是统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这种解释，都是他经过周密考证的结果，为时所称。

在义理方面

阮元一贯主张“若义理从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正如在《诗书古训》一文他说：“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都是阮元所作关于阐发义理的著述。

在辞章方面

阮元与当时的与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其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阮元虽以经学知名，所作辞章，亦不乏可读之篇。所著《揅经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

阮元不仅是自徽派朴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清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且他对徽派朴学最大的贡献，一是汇集编印大量书籍文献，一是培养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纵观阮元在横跨三朝的半个多世纪里，造就了数以百计的人才，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徽派朴学的精英，使得徽派朴学得以广泛传播并发扬光大。这些人才的来源，除了慕名前来投师或在社会交往中发现的以外，科场选拔和书院培养应是两个主要的途径。不仅有在科场选拔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人，阮元为官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创建了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又邀金鹗、洪颐煊、震煊兄弟讲肄其中，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在诂经精舍肄业的，多为学行出众的高材生，德清徐养原、嘉兴李遇孙，虽都学有专长，也还来此修习。当时阮元编辑《经籍籑诂》尚未完成，同时又在校刊《十三经注疏》，这些亦徒亦友的绩学之士，转而又成为阮元编书的得力助手。如徐养原曾帮助他校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和《仪礼》，洪震煊既担任《经籍籑诂》中的《方言》部分，又担任《十三经注疏》中的《小戴礼记》校勘。教学相长，实践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徽派朴学”的知名学者。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建学海堂书院，并亲自讲学。有学长八人，分别担任教学任务，学习《十三经》、《史记》、《汉书》、《文选》、《杜甫诗》、《韩昌黎集》等，任学生选择一门，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广东番禺人侯康，就因所为文，得到赏识，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陈澧，都担任过学海堂学长，陈澧任职时间尤长。广东嘉应人李黼平也曾补聘来学海堂批阅课艺，阮元还延请他为之教子读书。著名的《皇清经解》也是在这时编刻的，所以又称作《学海堂经解》。徽派朴学之所以能远被西南，除了程恩泽、郑珍传播的影响以外，学海堂书院培养造就的大批人才，影响更加深远。诸如上述所提林伯桐、陈澧、李黼平、侯康等学有所成者，不胜枚举。

阮元自弱冠一举成名，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治学生涯中，著作极为丰富，说他是“著作等身”，当之无愧。在阮元60岁时，龚自珍撰文对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盛赞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称其“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阮元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尤其在文献学和史学方面，并且一生致力于文献的整理、汇辑、编撰、刊刻，成绩斐然。其生平所著之书，根据一些常见书目统计，约在三十种以上，其中人们比较熟知的有如下十多种：《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诗书古训》、《仪礼石经校勘记》、《儒林传稿》、 《畴人传》、 《积古斋钟鼎彝器疑识》、 《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选项印宛委别藏提要》、《揅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编之书有《经籍籑诂》、《皇清经解》、《两浙金石志》、《诂经精舍文集》、《淮海英灵集》、《八甎吟馆刻烛集》等。此外，阮元还主编过一些大型的志书，如《嘉庆嘉兴府志》八十卷、《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在阮元刻印之书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除上述《皇清经解》、《经籍籑诂》以外，当推《十三经注疏》。这是一部大型的经学丛书，收书一百八十余种、一千四百余卷。刻印时，罗致了一些绩学之士担任校勘，由阮元总其成。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所刻印之书还有一个重点，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据粗略统计，他所刻名家选集就有钱大昕、钱塘、汪中、刘台拱、孔广森、张惠言、焦循、凌廷堪等大家。可见阮元究心表彰绝学，不遗余力。

也有学者认为，阮元是清代后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将扬州学派定义为清代汉学的又一分支，是汉学发展至高峰并开始走向衰落时期的一个学派，它的形成稍晚于皖派。可以说，无论现今依照怎样的标准来界定当时的学派，都不能否定阮元学术思想中闪烁的徽派朴学的理念标志，都无法抹杀阮元留在徽派朴学百年辉煌史上深深的烙印。更高意义上讲，阮元学术思想体系的意义不仅成为清代汉学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跨越的转折点。

半山游历

阮元先后在杭主政十二年，每到清明时节，他总要到郊外踏青，最喜欢去的就是远离尘嚣的半山。他把半山比成绍兴的兰亭，和文人学士一起饮酒吟诗修禊。嘉庆三年春天，杭城接连下了二十天的雨，天一放晴，他就邀好友陆耀遹、蒋徵蔚等人，坐着小船到半山看桃花。当船在半山桥靠岸后，半山一带千树万树的桃花绚烂夺目。他们在桃花丛中饮酒吟诗，直到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醉意方醒，才踽踽登舟返回。

嘉庆五年，阮元升任浙江巡抚，这年的三月上巳日，阮元邀了陈文述、吴文溥、孙韶、程邦宪、许珩、黄文旸等好友，坐着画舫到半山，他们观赏桃花后又作画题诗，陈文述还在《皋亭山修禊作图纪事》上，写了一首“迎眸山色一痕清，修禊人来画舫停；一种桃花与修竹，皋亭原不让兰亭”的诗句。

嘉庆八年闰二月，阮元到海宁一带检查海塘，回舟时特意从临平过半山看桃花，他屈指一算这天是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二天，再过四天就是清明节了。他看到半山的桃花开得无比艳丽，漫山遍野都是黄灿灿的油菜花，便随口吟出“江南江北花孰多，花多花少皆当歌，千红万紫不来看，花自春风人奈何”的诗句来，关照世人，切莫辜负这大自然赐予的美好春光呀！

嘉庆九年春，他和侄子阮常生等人乘船出城，沿着桃红柳绿的河道，听到了黄莺婉转的叫声，看到了油菜花丛中飞舞的蝴蝶……舟行春色里，身在明镜中。当船行至石桥时，他走到桥上四处眺望，只见一朵五色彩云向半山方向飘然而去，他脱口而出：“春花何处来，消息甚轻捷；一夜皋亭山，绿遍新柳叶……”的诗句。

翌年，嘉庆十年 二月，半山的桃花又开了，阮元由于公事在身，不能亲赴一年一度的半山修禊之会，便托其弟阮亨邀同人前往踏青观桃，嗣后大家都作了诗给阮元看。

十年后的嘉庆二十年春三月，此时阮元已离杭赴他处任职去了，其弟阮亨仍然每年到半山来观桃修禊。当他来到佛日寺，寺僧出示《皋亭云隐图》给他看，阮亨看后赞不绝口：大有黄鹤山人笔意。他在寺中小住数日，将自己和友人在半山观桃修禊之诗，一首首地笔录下来，辑成《皋亭唱和集》传世。

阮元藏书

阮元一生广引学者，普及文化，以整理、刊刻、收藏图书、振兴学术为己任。主编《石渠宝籍》2编，所见内府秘藏书画，遂记题跋并辨别真伪，作《石渠随笔》，为鉴赏家所推重。抚浙时，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纂辑《经辑纂诂》一书，集我国训诂学资料之大成。又搜集图书。藏于灵隐寺，设“灵隐书藏”。后又于镇江设“焦山书藏”。作《杭州灵隐书藏记》、《焦山书藏记》、《焦山书藏书目》，并亲自参与修订《书藏条例》，具有近代图书馆之性质，然而仍偏重保藏。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汇刻《学海堂经解》1 400卷。刊刻有《宋本十三经注疏》。精于鉴别，工金石考证，编著《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两浙輶轩录》、《皇清碑版录》、《淮海英灵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经籍纂诂》等。主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等。家藏书极富，藏书楼名“文选楼”、“石墨书楼”、“琅环仙馆”、“积古斋”、“揅经室”、“唐宋旧经楼”、“节性斋”等。藏书印有“雷塘盫主”、“亮功锡祜”、“墨庄藏书印”、“体仁阁大学士”、“五云多处是仙台”、“积古斋藏研处”、“扬州阮氏琅环仙馆藏书印”、“谱研斋著书处”、“泰华双碑之馆”、“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阮氏伯元”等数十枚。晚年编《文选楼丛书》，收书30余种，大半为自著书。著《揅经室集》、《畴人传》、《广陵诗事》、《定香亭笔谈》、《十三经校勘记》、《小沧浪笔谈》等。

阮氏祖茔

地理位置

阮元墓系祖茔，位于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阮元祖茔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距今已有370多年。墓葬在永胜村北的老坝山，当地人称阮家大山。

墓冢前，见一块约两米宽的墓碑横嵌在墓冢的中间，碑面异常光洁完整，上首第一行书：“皇清诏授光禄大夫太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文达公墓表。”阮元墓，封土高2.2米，周长24米，系清咸丰元年立石刻墓表，墓表由兵部侍郎杨文定撰，记载了阮元生平事迹及儿孙简况。

墓碑特点

阮元于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去世。他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重臣，道光帝旻宁在祭文中称他：“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

阮元去世后，归葬雷塘祖墓，在墓南约半华里奉旨建石碑坊一座，坊三门四柱，柱两截，下端方形，上端圆形，并雕以龙纹，高约一丈五尺，柱周围皆以耳形巨石作砥，坊上端有石刻“圣旨”二字，下端有横长方形玉石一块，上镌“太子太保仁阁大学士阮文达公墓道”十六字，石坊极壮观。

其他相关

阮元砚

“自有天然砚，山林景可嘉”，这是以前读过的阮元麻子坑石砚铭文的首句。但未见过此砚。不想那日竟在北京古玩书画城的“藏砚斋”，见到了一方阮元砚，砚椭圆形，素池无纹饰，有铭文。

据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阮元确曾藏有此砚，“石之出于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种，种非一类，只要质理细，发墨易，便是佳砚。其他名色甚多，如鸲鹆眼、黄龙纹、蕉叶白之类，而石质粗笨，不发墨，则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云台宫保在粤东，又得恩平茶坑石，甚发墨，五色俱有，较端州新坑为优，此前人之所未见。”《恩平县志》上说，恩平茶坑产异石，嘉庆初年的时候就有人掘之，并请砚工制作为砚。其名气不如端砚。不过钱泳对名砚的看法，与阮元正合。

阮元的砚铭是这样写的：“此恩平茶坑绿石，质润而坚，有黄龙气，与端溪北石之绿端，枯而无气不同”。

文选楼为其藏书处，楼在扬州文选巷。嘉庆十年冬，阮元遵照父亲遗志，在文选巷家庙西边筑建了“文选楼”，楼的下面是私塾，楼的上面祀隋代著名文选学家曹宪，并且以唐代著名文选学家李善等人相配。阮元个人认为曹宪是文选学得以创立的开山者，唐代李善则是文选学得以成为显学的集大成者。阮元的文选因其藏有宋版《文选》，加上楼以“曹李”而闻名，故名“文选楼”。

阮元和他同时代的藏书家一样，都喜欢把自己收藏的善本加以刻印，以利传播。他刻的书就取名为《文选楼丛书》。《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元博学淹通，……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阮元好藏砚，并以“九十九砚斋”名其室，其作品收入《揅经室集》。

宛委别藏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依《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每书撰写提要，随书奏进。嘉庆帝十分高兴，遂据传说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亲笔赐名《宛委别藏》。

所收多为世所罕觏之珍本秘笈，或不见于公私着录，如《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钓矶文集》、《招捕总录》等；或在中土久已失传，如《难经集注》、《五行大义》、《文馆词林》等；或可补《四库全书》之缺佚，如《尚书要义》补足四库所缺三卷，《夷坚志》补足四库所缺甲、乙、丙、丁四志，《墨客挥犀》补足四库所缺续编等。同时《宛委别藏》所收各书均据旧本精钞影写，其中源于宋刻的有30余种，源于元刊的有10多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

书成后原本一直存于宫中，世间并无刊刻流传。80年代台湾商务始将原书重行整理，影印出版。但所收书仅得161种，其余12种不知去向。
宛委别藏： 系嘉庆帝在故宫养心殿的藏书总称。《四库全书》修纂结束后，著名学者阮元在南方供职时，发现大量《四库全书》未收的精本善本书籍。他除了收集到部分原版书外，又雇人抄录了部分精品，进呈给皇帝。并仿照《四库全书》每书撰写提要一篇附于卷首。
嘉庆对这些书籍十分欣赏，遂在养心殿辟一隅藏之，并钤以"“嘉庆御赏之宝”"，成后世所传之《宛委别藏》。

考“宛委”二字源自浙江绍兴之宛委山。宛委山乃会稽山的支峰，上有石匮，故亦称石匮山。其山势陡峻，耸入云霄，又称天柱。

登者需拾级而上。传说禹曾得金笥玉字于此地，所以此山又名玉笥。无论石匮抑或玉笥，均与置放书籍的器物有关，故冠之于藏书。

生平

阮元于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出生于江苏扬州府城一个以文兼武的世家。他的祖父阮堂武进士出身，官湖南参将，曾率军征苗，活捉苗人数千人。父亲阮承信系国学生，修治《左氏春秋》，为古文大家。母亲林氏也出身于仕宦之家，通晓诗书，有修养。

阮元5岁开始跟从母亲学字，6岁进私塾就学。他的母亲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他的父亲则令他通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读《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成败治乱，战阵谋略”，并教他骑马和学射箭，并对他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备。

乾隆五十四年廿五岁的阮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懋勤殿，迁任詹事。1793年至1795年，提督山东学政，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

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抚浙约十年。在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任上，政绩颇多，其最大的功劳就是平定海盗。

嘉庆十九年调江西巡抚，因捕治逆匪胡秉耀有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嘉庆二十一年调河南，升湖广总督。任期内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嘉庆二十二年调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并上书嘉庆帝，认为“宜镇之以威，不可尽以德绥”。为防范英人异动，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奏请建大黄■、大虎山两炮台。翌年正月，又奏请增兵200人防守大虎山、蕉门炮台等处。二月，密陈《预防英夷事略》，认为英人恃强贪利，宜多镇以威，未便全绥以德。如其擅入内洋，则以停止贸易、断其食用买办、开炮火攻等措施加以惩创。他还说“彼国伎俩，惟恃船坚炮利，一经上岸，则无拳无勇，与东倭不同。或谓攻击恐生事端，此似是而非之论也”。嘉庆帝不以为然，朱批云：“总须德威相济，不可妄动，慎之。”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阮元奏请筑桑园基围石堤，减轻了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水患。[3] 嘉庆廿五年广州已有“羊城”、“越华”、“粤秀”、“应元”四大书院，阮仍感未能满足士子进修学业的需要[3] ，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元年阮元兼任粤海关监督。当时来往中国的外国船只常常挟带鸦片入境，阮元对敢于经售鸦片者予以严办。从道光元年至六年，他捐出自己的“廉俸”，部分发商生息，部分建铺出租，部分购地出租，所得收益，用作学海堂的费用津贴。他还发动各官绅捐资赞助，又刻售《皇清经解》1400卷，以充经费。选址方面，经反复筛选，最后定于越秀山麓，于道光四年落成。

自宋代以后，各地书院均设山长一人主讲并总理院事。但由于清初文字狱的影响，山长不敢主持讲学，书院学术风气大衰，大多变成专讲八股科举的场所，山长中也有不少是滥竽充数的学阀。针对时弊，阮手订的《学海堂章程》第一条规定：由学长8人同司课事，永不设山长，亦不容荐山长。学长们分门别类指导课业，轮流执掌堂务。分工治事，集体负责，是阮元开创的学长制的特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并为其后不少书院所效法。

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一方面罢免贪官污吏，加强对盐税的征收和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偏远地区的百姓开荒种地，防御蛮族的进攻。道光十五年召阮元回朝，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道光十八年因老病致仕，返扬州定居，道光帝许之，给半俸，临行加太子太保衔。道光二十九年卒于扬州康山私宅，谥“文达”，享寿八十六岁。入祠乡贤禂、浙江名宦祠。

"

符曾（1688—1760）清代浙派著名代表诗人。字幼鲁，号药林，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监生。著有诗集《赏雨茆屋小稿》，有仁和吴氏刻本流传，亦査慎行作序，序中引虞邵庵之言誉之为“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学其资也，才其能也，气其充也，识其决也，性情子所自具矣”、又著有《春凫小稿》及《半春唱和诗》，（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金人瑞一般指金圣叹。金圣叹（1608.4.17—1661.8.7）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别号鲲鹏散士，自称泐庵法师。明末清初苏州吴县人，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明末诸生出身，为人狂傲有奇气。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及杜甫诸家唐诗都有评点。他乩降才女叶小鸾，写下动人篇章，成为江南士人佳话，亦为曹雪芹构思和创作《红楼梦》的素材之一。金圣叹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使小说戏曲与传统经传诗歌并驾齐驱，受推崇为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个人思想

金圣叹为人孤高，率性而为，个人主义，以才子自居，狂放不羁，讥笑其他秀才庸俗愚拙。他自幼学佛，劝人向善，倾向佛道二家的自由放任，又有儒家的入世冲动。他深感人生只是大梦一场，全然虚幻，短暂易逝，充满烦恼失意，一切都不可恃，向往闲适平和的田园生活。他把男女之情与其他人情区分开来，强调其中必然含有色欲，出于自然，圣人礼制亦不废情欲。

他亦不失儒生身份，期待有用于世，敬佩杜甫的忠君爱国，特别认同孔子弟子曾点。曾点以无意仕宦与向往自由而著名，为孔子所赞叹，金圣叹特此取字为“圣叹”。

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保守，批评明末官府苛政，同情被欺压的百姓，甚至主张官逼民反，但认为王命和礼法终不可违，对盗匪大肆谴责，特别讨厌梁山泊首领宋江。

生平

金圣叹生于1608年3月3日，童年贫困孤独，九岁入读私塾，刻苦勤奋，思想独立，喜爱阅读，尤其沉迷于《水浒传》，成年后考取秀才，耗费无度，以致常处贫困。金圣叹笃信神佛，喜读佛经和结交僧人，擅长扶乩降灵，自称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的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士大夫尊称为“泐公”或“泐师”，20岁起开始在吴县扶乩，自称收纳30多个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1635-1637年间最活跃，曾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往往说中事主的心思，受叶绍袁等人的崇信；钱谦益直言金圣叹好像受某种神灵支配。其后他绝意仕宦，埋首书本，约在1641年评点小说《水浒传》，1656年刊行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此外编辑唐诗选集《唐才子书》8卷，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制义才子书》，并注释杜甫诗集。他亦开堂招生讲学，旁征博引，炫耀才学，颇受当地士庶赞赏。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奇才也。

顺治十七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

顺治十八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3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11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朝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7个士人，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8月7日行刑，是为哭庙案。

临死前金圣叹看见家人，神色自若的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他的家人一听，忍不住嚎啕大哭，围观的人也都为之鼻酸，而潸然泪下。金圣叹财产充公，家属发配满洲。金圣叹仅向巡抚示威，并无意造反，却遭贪官陷害，在狱中悔恨交加，念念不忘、难以释怀的是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辜负生平志业。过身后，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题为《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出版，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题《唐才子诗甲集》出版。

传说圣叹死后托梦给朱眉方，说他已成为邓尉山神。邓尉山在苏州西南七十里光福镇，又名万峰山，前瞰太湖，风景极佳。邓尉山多梅树，花开时一望如雪，如颂圣叹人品之高洁。

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

个人评价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俅”之下还有“百高廉”，“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108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

他认为，“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

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淫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

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

他评《水浒传》、《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

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而“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

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也对原作加以修改，除词句外，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他判定《水浒传》后50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传的70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

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金圣叹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

金圣叹还节评《国语》《国策》《左传》等书。其评点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其文学理论及批评业绩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作出了特殊贡献。首先，他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规律，他强调小说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其次，提供了一种以评价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第三，他还总结出了诸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全新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金圣叹有诗集《沉吟楼诗选》。

金圣叹吸收了明代士人评点古文、史书，尤其是八股文的手法。除了《水浒传》、《西厢记》和唐诗，他也评点过八股文。明代古文与小说戏曲的评点，大多只是在文章妙处打圈点，提醒读者注意，加上简单批语。金圣叹扩充旧有评点之法，绵密有如经书注释，并勇于改动原文，以“奇”、“妙”等评语自我喝彩，甚至自夸点评无与伦比。他期待读者透过其评点，学会怎样阅读其他文学作品。他自视为权威，了解甚至超越原作者的思想世界，文学评点的目的不是去寻觅古人意思，而是为了与后人交往，对作品的解读，无须与作者原意相同。

轶事典故

自题联

老拳搏古道；

儿口嚼新书。——金圣叹自题

大师金圣叹文笔幽默，幽默了一辈子，连临终要事也还是幽默——大师身陷囹圄将被斩首时叫来狱卒说“有要事相告”。狱卒以为大师会透露出传世宝物的秘密或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拿来笔墨伺候大师。但没想到大师的“临终要事”竟然还是幽默。金圣叹指着狱卒给的饭菜说：“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这也是大师最后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

刀起头落，从金圣叹耳朵里滚出两个纸团，刽子手疑惑地打开一看：一个是“好”字，另一个是“疼”字。

——金圣叹的“临终要事”

金圣叹因冒犯皇帝，受“抗粮哭庙”案牵连而被朝廷处以极刑。行刑日，凄凉肃穆，方圆不大的一块阴森森空地，四周闪着刀光剑影，显得阴森恐怖。胸藏秀气，笔走龙蛇，蔑视朝廷的一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披枷戴锁，岿然立于囚车之上。刑场上，刽子手手执寒光闪闪的鬼头刀，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眼看行刑时刻将到，金圣叹的两个儿子梨儿、莲子望着即将永诀的慈父，更加悲切，泪如泉涌。金圣叹虽心中难过，可他从容不迫，文思更加敏捷，为了安慰儿子，他泰然自若地说：“哭有何用，来，我出个对联你来对，”于是吟出了上联“莲子心中苦”。儿子跪在地上哭得气咽喉干、肝胆欲裂，哪有心思对对联。他稍思索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对下联。”接着念出了下联“梨儿腹内酸”。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黯然神伤。上联的“莲”与“怜”同音，意思是他看到儿子悲切恸哭之状深感可怜；下联的“梨”与“离”同音，意即自己即将离别儿子，心中感到酸楚难忍。这副生死诀别对，出神入化，字字珠玑，一语双关，对仗严谨，可谓出神入化，撼人心魄。只见寒光闪处，伴着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一代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坛巨星过早地陨落了。

莲子心中苦，

梨儿腹内酸。——金圣叹刑场诀别自题

雨入花心，自成甘苦。

水归器内，各现方圆。——金圣叹自题

上联是从杜甫《北征》诗中“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两句化出，杜诗原意为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甘苦各别。“雨入花心自成甘苦”，则指同样是雨露渗入花心，只因花自身的变化出现或甘或苦的结果。继上联表现水的质变，下联强调水的形变，即放入不同的器皿中，其形不同，器方则方，器圆则圆。此联写得是常见的自然现象，但给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如人应如何对待外界影响，应如何把握自身努力等等，正因此，当细读而深究。

撰题联

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金圣叹题佛经

千古绝吟太白诗；

大江东去学士词。——金圣叹题书房

真读书人天下少；

不如意事古今多。——金圣叹感题时势

一个文官小花脸；

三朝元老大奸臣。——题舅父钱谦益

金圣叹的舅父钱谦益，老奸巨猾，玩世不恭，原是明崇祯手下礼部尚书，后李自成进京，他投靠了南明奸相马士英。清兵南下，眼看南明快要覆灭，他又摇身一变，屈膝投降，当上清朝的礼部侍郎。这天，钱侍郎生日作寿，金圣叹母命难违，前往祝寿。酒席宴上，一个个摇头晃脑，弹冠相庆。独有金圣叹板着脸，不卑不亢，沉默不语。酒过三巡，一个打秋风的宾客过来拍马屁了。他说：“钱大人，令甥金相公乃江南才子，今日盛会，正好置酒论文，让我等开开眼界。”一时间赞声四起，金圣叹倒也不推辞，站起来淡淡一笑：“盛情难却，只好献丑了。就提一对联吧！”只见金圣叹手握斗笔，饱蘸浓墨，写道：“一个文官小花脸；”众人一见，大惊失色，钱侍郞正在捋须的手一颤抖，不觉拔掉了几根胡子。心想，这小子也太狂妄了！这七个字可以乱写？只见金圣叹不慌不忙又写了四个大字：“三朝元老……”众宾客一见，脸上露出笑容。钱侍郎怕金圣叹又来什么邪劲，便走上前冲他伸大拇指：“人瑞，真人才也！”谁知金圣叹却冷冷一笑，毫不迟疑，“刷刷刷”写完，把笔一掷，拂袖而去。众人一看，只见金圣叹写下的是十四个字：“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钱谦益两眼翻白，手脚冰凉，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台榭如富贵，时至则有；

草木知名节，久而后成。——金圣叹题书斋

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

少老头，坐睡椅，由冬至夏读春秋。——金圣叹撰技巧联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今夜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金圣叹题时令年节

一年中秋赏月，金圣叹偶得上联，可是苦思半夜未有下联，次日他把这上联写在壁上，每天沉思，终不能对。直至大年三十除夕夜团年守岁，其妻叹曰：“今夜是最后一天，到明日又是一年的开头了。”金圣叹一听，突然跳起来说：“下联有对了！”随即在壁上续接写出了下联。

这老翁舍得几文钱，斋僧布道，加几年阳寿足矣。胡为乎，使金童玉女引上天堂；呀呀呀，玉帝也嫌贫爱富；

那婆子偷尝两片肉，破戒载荤，打两个嘴巴够了。又何必，差马面牛头拿归地狱，哈哈哈，阎王乃重畜轻人。

——金圣叹题戏台

合撰联

猫伏墙头风吹毛，毛动猫不动；

鹰立树梢月照影，影移鹰不移。——老者应对中年人

金圣叹一生评点过不少古人名著，曾以《离骚》、《庄子》、《史记》、杜甫的诗歌、《水浒》和《西厢》合称为天下“六才子书”。并对《水浒》、《西厢》两书进行批改，很有独到见解。后又把《三国演义》称为“天下第一才子书”。一天早晨，金圣叹在茶馆吃茶，听到近旁桌子上有四五个人在谈论对对子。其中一长须老者对一个中年人说：“这个下联我有了。你上联是：‘猫伏墙头风吹毛，毛动猫不动’，我下联对：‘鹰立树梢月照影，影移鹰不移。’”。中年人听了忙说：“您老真不愧对对子老手，佩服佩服！”

上素月公饼；

中糖云片糕。——金圣叹应对老者

长须老者捻捻胡须说：“我也出一副联给你们对对。”说着用手指盘中月饼：“上联就出个‘上素月公饼’吧，但我上联指的是食物，所以下联也只准以食物相对。”长须老者说完，大家抓耳挠腮，因其中“上素”是“尚书”谐音，不容易对。金圣叹见半天无人对出，心里一急，脱口而出：“这有何难！对‘中糖云片糕’不就行了。”他这下联中，不但“中糖”和官名“中堂”同音，云片糕也是食物，大家都点头称是。

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

少老头，坐躺椅，由冬至夏读春秋。——金圣叹应对老者

长须老者看看金圣叹，见他一表人才，出言不凡，便邀金圣叹一起吃茶。金圣叹也不推辞，端着茶壶坐了过来。长须老者拱供手说：“看来先生十分精于对句。我这里有一对子，想请教先生，不知意下如何？”金圣叹高兴地说：“快请讲出，让我试试。”长须老者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上联：“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众人都以为金圣叹难以对出。怎料金圣叹低头略一思索就说：“少老头，坐躺椅，由冬至夏读《春秋》。”他话音刚落，就博得満堂喝彩。长须老者请教姓名方知是大名鼎鼎的金圣叹，大家更是赞叹不已。

绝命诗

那年雪早，行刑前下起雪来，金圣叹高声吟了一首诗：“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带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唁，家家户户泪长流。”吟罢刀光一闪，一代才华横溢、不畏权贵的文坛巨星陨落了。只留下那字字珠玑情真意切的对联和诗，让人读罢悠然神飞，涌起深深的怀念之情。

综合应对联

半夜二更半；

中秋八月中。——金圣叹属对报国寺方丈

金圣叹在“哭庙”案被冤杀前，刚刚批点完了《水浒传》、《西厢记》，便走进报国寺信步小憩。一天夜里，已批书成癖的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到了半夜乃毫无睡意，便披衣秉烛去见寺里方丈，想借佛经予以批点。鹤发童颜、长须飘飘的老方丈得知其来意后，慢条斯理地说：“想批书可以，我有一个条件在先，我出一联，如你能对出，即取出佛经让你批点，否则请恕老僧不给脸。”当时正值半夜子时，忽听外面“笃笃”几声梆子声，老方丈灵机一动，脱口说出了上联。可金圣叹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就是对不出下联来，只得抱憾而归，一直郁记在心。三年后，金因“哭庙”案被判斩杀。刑场上，刚逾知天命之年的金圣叹，泰然自若，临刑不惧，昂然地向监斩索酒酣然畅饮，边酌边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其心爱的儿子痛不欲生，呼天抢地、泪流满面地赶到刑场，与慈父诀别。他看见儿子哭得泪人似的，劝慰道：“别哭了，告诉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儿子哽咽着说：“八月十五日，中秋。”听到“中秋”二字，金圣叹突然仰天大笑，高兴地说：“有了！有了！……中秋八月中！”并要儿子马上去报国寺告诉老方丈，他对出了下联。可是，一代文坛巨子，再也不能为佛经批点了。

家庭成员

儿子：金雍

女儿：金法筳

族兄：金昌。

人物影响

境内

金圣叹的评本大受欢迎，流传日广，身后书商以他的名义出版别的著作，都题为“才子书”。金本《水浒传》和《西厢记》长期以来都是二书最流行的版本，金本《水浒传》甚至取代绝大部分旧本。清朝到民初三百年来，人们几乎不知道金本之前《水浒传》尚有其他版本，金本《水浒传》文字精练，结构紧凑，人物性格更有个性，更为适合阅读，被视为最有文学价值的版本。

金圣叹的评点，亦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仿效模范。中国的小说批评，以李贽开其端，由金圣叹发扬和推广，小说评点的方式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毛声山评点《琵琶记》，称为《第七才子书琵琶记》 ，其子毛宗岗则借金圣叹之名伪撰序文赞扬《三国演义》，称之为“第一才子书”。脂砚斋批点《红楼梦》，亦模仿金圣叹，认为他最擅长发掘小说的优点。脂批列举的一些写作技巧，如“烘云托月”、“横云断岭”、“草蛇灰线”等法，都直接源自金批。

金圣叹首创以禅理评点戏曲，戏曲方面，金圣叹“欲不害情”的观点，与李渔看法相似，有助理清爱情剧的本质，使清初以后的才子佳人剧描写人物更鲜活真实。诗评方面，金圣叹密友徐增《说唐诗》受其强烈影响，承继他的诗歌“分解”说，并以作品的起承转合为评价标准。

金圣叹的乩语亦影响清代士人，其降乩使钱谦益以为自己是东晋高僧东林慧远转世；他在叶绍袁家扶乩时，托称其亡女叶小鸾来降，写出许多感人篇章，成为士人一时佳话。曹雪芹《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有取于叶小鸾；金圣叹虚构“无叶堂”，为聪颖灵慧的早逝女子聚会之处，则可能启发创作大观园的灵感。

境外

18世纪中，金本《水浒传》与《西厢记》传入朝鲜，流传甚广，俞晚柱、李德懋等许多士人都甚为喜爱金本《水浒传》。朝鲜原本没有小说评论传统，19世纪时，石泉主人、朴泰锡、水山先生等作家受金圣叹启发，借鉴金圣叹评点的体例、手法与观点，分别创作了《折花奇谈》、《汉唐遗事》、《春香传》等汉文评点小说，标志朝鲜古典小说批评的真正形成。

金本《水浒传》和《西厢记》亦输往日本，梁田蜕岩、皆川淇园、清田儋叟等儒者都喜爱其《水浒传》，梁田蜕岩想效法金圣叹评点《阿国传》，其弟子清田儋叟著有《水浒传批评解》，既模仿金圣叹，又想加以超越，在批语中多次反驳金圣叹。金圣叹亦影响了江户作家，泷泽马琴对金圣叹的评论有所反驳，同时又受金圣叹影响，创作《赖豪阿音梨鼠》，模仿金本《水浒传》以楔子起首的手法，自作评点语句亦模彷金批。

文坛地位

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提高通俗文学的价值，卓有远见，被视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前人称赞白话文学大多泛泛而论，他却以细致深入的评点，证明这些作品如何优秀，能与经典名作相提并论，白话文学自此在士人间更为流行。金圣叹的最大贡献，在于最早提高小说与戏曲的应有地位，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并开创了细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史上最有创意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金圣叹受徐增、廖燕等同时代士人的赞美，徐增称赞他博学多才，见识超卓；1659年，顺治帝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叫大臣不要用八股文的眼光衡量他。亦有士人批评他提倡《水浒传》和《西厢记》，惑乱人心。20世纪新文学运动中，文学史家都赞扬金圣叹，胡适认为他是“大怪杰”，有眼光有胆色，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但因为他攻击《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度被中国大陆学者批评为反动和“封建旧社会统治阶级代言人”。金圣叹在哭庙案中服刑，又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

金圣叹所写评点之详尽细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在小说批评领域，他的权威地位超越王世贞、李贽和锺惺诸大家，继后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与张竹坡评《金瓶梅》，亦屈居其下。李渔赞赏独有金圣叹能指出《西厢记》优胜之处，深入至一字一句；清人如冯镇峦、毛庆臻都赞赏金圣叹《水浒传》评语匠心独运，周作人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金圣叹评语具原创性，个性分明，趣味盎然，而且准确清晰，细致入微，着眼于个别字词的艺术功能，远胜于中国其他诗话的含糊笼统。金圣叹强调细读文本，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流派有相通之处，西方学者因其评点与西方文论可以互相发明，特别加以关注。金圣叹指《西厢记》第5本并非王实甫原作，乃后人续写，成为权威观点，清代毛声山等人都同意其说。亦有同时代人如董含批评他的评点杂乱无章，胡适则批评其《水浒传》评语用了评八股文眼光，也批评他对宋江诋毁过于主观，无中生有，现代读者已毋须再看其批语。金圣叹对杜诗的评解，诗学上则无重要地位，重要性则远不如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仇兆鳌《杜诗详注》最为权威，收罗完备，但并未提及金圣叹。

"

阎尔梅（1603—1679）明末诗文家，字用卿，号古古，因生而耳长大，白过于面，又号白耷山人、蹈东和尚，汉族，江苏沛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为复社巨子。甲申、乙酉间，为史可法画策，史不能用。乃散财结客，奔走国事。清初剃发号蹈东和尚。诗有奇气，声调沉雄。有《白耷山人集》。阎尔梅逝后，子孙私上谥号 ‘‘文节’’。其身为日月堂八世。"诗词风格

阎尔梅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不屈士子，他的后半生一直漂泊于大江南北和中原腹地，为抗清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直到康熙十八年，他含恨而终时，亦不忘记告诫家人绝不能用满族的圆顶墓为之掩棺，而要以汉人明朝的方顶墓埋葬自己。

作为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位遗民”，阎尔梅的曲折人生经历绝对是一部小说题材，如果拍成电视连续剧，亦绝对是精彩绝伦的。且不说阎尔梅前半生的人生，就其21岁游学江南，结交夏允彝等仁人志士的举止，便可见出他的士子风骨来。崇祯三年26岁的阎尔梅举京兆试第二十四名。杨廷枢“特许其旷逸跌宕、有唾吐四海之气”。本来，他的仕途远大，可以飞黄腾达，但他偏偏又诋毁大权在握的魏忠贤阉党之流，义无反顾地成为复社的骨干，那只有被逐出仕者行列的份了。

在大明帝国面临崩溃之际，阎尔梅在其家乡组织了7000人的抗清队伍，虽然阎尔梅白衣素冠拜见南明小朝廷的巡按王燮面陈抗清大计，想一展报国之一，却始终不被昏官所采纳。直到弘光元年才接到史可法之聘，赴白洋河共商抗清大计。历史往往是不能如人愿的，倘使史可法当时接受了阎尔梅的三条忠告：即首先安抚兴平伯旧部；再进攻占据军事重镇徐州；最后西征北进，控制鲁、豫，与徐州形成鼎足之势。如果采纳这三条建议，恐怕苟延残喘的大明帝国或许会获得新的生机，历史也将会重新改写，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沉重悲剧历史一幕也就不会拉开。可历史偏偏会与人们开玩笑，它终以悲剧的帷幕送走了一个士子为之恸哭的时代。

尽管大明帝国对这些士子太薄，所欠的人情亦太多太多，然而，正直不阿的士子却视社稷道德为立身立人之本，以十二分的关怀去呵护它。这就是士子的悲风，你说他愚忠也好，你说他迂腐也好，总之，这股凛然之气是不可泄的。然而，能如阎尔梅这样痴心不改，历经数十年而终死不悔者却是极少的，除了顾炎武，恐怕士子行列中的半生漂泊者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没有“祖国”，没有精神家园的流浪者，阎尔梅以其沉重的人生代价，书写了一代大明遗士的慷慨悲歌。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大明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隐的隐。即使能够抵抗者，亦经不住历史时间的磨洗，渐渐消蚀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终走向颓废遁世的道路。而阎尔梅却不同凡响，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谓最后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步，成为最后一个不识时务者。如果说南明小朝廷刚刚崩溃之时，遗老故臣们趁兴凭一时的血勇之气参与抗清活动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随着钱谦益，吴梅村、侯朝宗等名士的降清，晚明的知识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溃的边缘，脱胎换骨的蜕变促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为坚守人格气节的阎尔梅、顾炎武们却决不肯举起思想的白幡，进行人格的自刎。

顺治四年，阎尔梅与山东榆园军合作，削发为僧，自诩“蹈东和尚”，以河南少林寺为联络点，开始云游四方，积极组织反清复明斗争，虽屡屡失败，亦百折不挠。顺治九年，阎尔梅在再次失败被捕后，准备以死报国，因而他在面见总督沈文奎时“瞪目直上视，不拜”，可见他逼视汉奸走狗时的愤懑与轻藐，在他眼中，所有的投降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是不能与之比肩的。所以他可以慷慨吟诵：“忠孝平常事，捐躯亦等闲”的浩然之歌。

整整两年的牢狱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一个囚徒的信仰，谁能想象阎尔梅身陷囹圄时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呢?然而可以明证的是，阎尔梅反清复明的痴心不改，他所能思想的活力就在于此，他的精神支柱也在于此，因此顺治十一年，他成功地逃离了关押他整整两年的济南监狱，潜回了老家沛县。次年，清军抄没了阎家，其妻妾双双自杀，阎尔梅携幼子逃往河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
关于阎尔梅这个十八年的飘零生活，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他靠什么生活?每天何以度Ft?这似乎都成为一个谜。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看到他那乖戾的性格和不屈的行状。

直到康熙六年，流落北京的阎尔梅才与同样流亡北京的顾炎武相遇，这对江南士子的伟大晤面，并无详细的史料诗文记载，只有“竟El谈”三个字可以证明这两个明王朝的最后也是最著名、最坚定的遗民之间那同气相投、行状相类的灵魂撞击是何等地融洽，何等地契合。也许这大江南北的故国遗民从此不再聚首，然而，他们的灵魂在同一信仰中得以重合，他们的人格在一片降幡和歌舞之中独立特行。或许，士子文人之间的友谊可以在酒色之间，可以在诗文交往之间，亦可以在患难之中。然而，最伟大的友谊莫过于两个最孤独的灵魂能在茫茫的黑暗中撞击出心心相印的耀眼人格火花。

同样，如果是道不同，更确切地说是道德人格理想的分野，往往是真文人与假文人相恶的重要因素。钱谦益可谓明清之际的诗坛盟主，大学问家。然而他在阎尔梅这等一般诗人骚客面前却显得十分委琐。康熙元年，阎尔梅见到了一直心亏而蛰居故里的钱牧斋，尽管钱牧斋有红袖添香，有绝代佳人催发其诗兴，然而在阎尔梅“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的指陈之下，钱牧斋亦只有羞赧而已：“古古善骂人，当世无所推许。”正因为阎尔梅心底的坦荡，才敢于直陈当时的大诗豪。

作为明代知识分子，能够矢志不移，不受任何压力的驱使，始终如一者是凤毛麟角的。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顶得住生与死考验者，就不同凡响了。然而，能够再顶得住高官厚禄、花翎顶戴，抑或恩情和相知的诱惑者，更是万里挑一了。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太想侍奉当朝者，如果当朝者给点颜色，他就会肝脑涂地。尤其是那些在前朝并未人仕者，更是觅机会过一回官瘾。而阎尔梅却是个在前朝未得一官半职的白衣举人，然而，他绝不受昔日亲朋好友的劝诱，出仕新朝。据说清廷巡抚赵福星、吏部尚书陈名夏都想举荐阎尔梅入仕清廷，均被其断然回绝。在阎尔梅身上体现了一个刚直不阿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他既能够具备“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毅；又能够葆有“落落生平耻受恩，甘为寡合住秋村”的坚韧。真可谓大道大德者。

或许阎尔梅的诗歌成就并不高，能够载人史册的也许不多，然而他的高风亮节却是明清之际知识分子鲜见的楷模，他那“不为王侯生，甘为布衣死”的人生箴言是烛照知识分子灵魂的火炬，是促人猛省，反思其自身的文化批判意识何在的铜境。

据考，民初出版的六卷本《阎古古全集》收诗一千七百九十四首，可谓洋洋大观。但有人以为千余诗中只有“一二传后”而已。这未免有点苛刻。但是，我以为，阎尔梅所留下来的诗歌无须我们从艺术和技巧的层面来观赏，而我们需要的是从这些诗歌中寻觅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和人格气魄，找到一个不屈的面影。

就其两句“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就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

康熙十八年冬，享年77岁的阎尔梅与世长辞。据《沛县志》载：“先生弥留之际，嘱家人逝后按明俗筑方坟葬之，以示死不降清”。阎尔梅墓坐落在沛县刘河崖村，清光绪年间，知县马光勋题墓碑，并划地300亩建陵，阎尔梅墓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生平

阎尔梅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不屈士子，他的后半生一直漂泊于大江南北和中原腹地，为抗清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直到康熙十八年，他含恨而终时，亦不忘记告诫家人绝不能用满族的圆顶墓为之掩棺，而要以汉人明朝的方顶墓埋葬自己。

作为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位遗民”，阎尔梅的曲折人生经历绝对是一部小说题材，如果拍成电视连续剧，亦绝对是精彩绝伦的。且不说阎尔梅前半生的人生，就其21岁游学江南，结交夏允彝等仁人志士的举止，便可见出他的士子风骨来。崇祯三年26岁的阎尔梅举京兆试第二十四名。杨廷枢“特许其旷逸跌宕、有唾吐四海之气”。本来，他的仕途远大，可以飞黄腾达，但他偏偏又诋毁大权在握的魏忠贤阉党之流，义无反顾地成为复社的骨干，那只有被逐出仕者行列的份了。

在大明帝国面临崩溃之际，阎尔梅在其家乡组织了7000人的抗清队伍，虽然阎尔梅白衣素冠拜见南明小朝廷的巡按王燮面陈抗清大计，想一展报国之一，却始终不被昏官所采纳。直到弘光元年才接到史可法之聘，赴白洋河共商抗清大计。历史往往是不能如人愿的，倘使史可法当时接受了阎尔梅的三条忠告：即首先安抚兴平伯旧部；再进攻占据军事重镇徐州；最后西征北进，控制鲁、豫，与徐州形成鼎足之势。如果采纳这三条建议，恐怕苟延残喘的大明帝国或许会获得新的生机，历史也将会重新改写，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沉重悲剧历史一幕也就不会拉开。可历史偏偏会与人们开玩笑，它终以悲剧的帷幕送走了一个士子为之恸哭的时代。

尽管大明帝国对这些士子太薄，所欠的人情亦太多太多，然而，正直不阿的士子却视社稷道德为立身立人之本，以十二分的关怀去呵护它。这就是士子的悲风，你说他愚忠也好，你说他迂腐也好，总之，这股凛然之气是不可泄的。然而，能如阎尔梅这样痴心不改，历经数十年而终死不悔者却是极少的，除了顾炎武，恐怕士子行列中的半生漂泊者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没有“祖国”，没有精神家园的流浪者，阎尔梅以其沉重的人生代价，书写了一代大明遗士的慷慨悲歌。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大明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隐的隐。即使能够抵抗者，亦经不住历史时间的磨洗，渐渐消蚀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终走向颓废遁世的道路。而阎尔梅却不同凡响，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谓最后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步，成为最后一个不识时务者。如果说南明小朝廷刚刚崩溃之时，遗老故臣们趁兴凭一时的血勇之气参与抗清活动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随着钱谦益，吴梅村、侯朝宗等名士的降清，晚明的知识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溃的边缘，脱胎换骨的蜕变促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为坚守人格气节的阎尔梅、顾炎武们却决不肯举起思想的白幡，进行人格的自刎。

顺治四年，阎尔梅与山东榆园军合作，削发为僧，自诩“蹈东和尚”，以河南少林寺为联络点，开始云游四方，积极组织反清复明斗争，虽屡屡失败，亦百折不挠。顺治九年，阎尔梅在再次失败被捕后，准备以死报国，因而他在面见总督沈文奎时“瞪目直上视，不拜”，可见他逼视汉奸走狗时的愤懑与轻藐，在他眼中，所有的投降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是不能与之比肩的。所以他可以慷慨吟诵：“忠孝平常事，捐躯亦等闲”的浩然之歌。

整整两年的牢狱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一个囚徒的信仰，谁能想象阎尔梅身陷囹圄时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呢?然而可以明证的是，阎尔梅反清复明的痴心不改，他所能思想的活力就在于此，他的精神支柱也在于此，因此顺治十一年，他成功地逃离了关押他整整两年的济南监狱，潜回了老家沛县。次年，清军抄没了阎家，其妻妾双双自杀，阎尔梅携幼子逃往河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
关于阎尔梅这个十八年的飘零生活，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他靠什么生活?每天何以度Ft?这似乎都成为一个谜。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看到他那乖戾的性格和不屈的行状。

直到康熙六年，流落北京的阎尔梅才与同样流亡北京的顾炎武相遇，这对江南士子的伟大晤面，并无详细的史料诗文记载，只有“竟El谈”三个字可以证明这两个明王朝的最后也是最著名、最坚定的遗民之间那同气相投、行状相类的灵魂撞击是何等地融洽，何等地契合。也许这大江南北的故国遗民从此不再聚首，然而，他们的灵魂在同一信仰中得以重合，他们的人格在一片降幡和歌舞之中独立特行。或许，士子文人之间的友谊可以在酒色之间，可以在诗文交往之间，亦可以在患难之中。然而，最伟大的友谊莫过于两个最孤独的灵魂能在茫茫的黑暗中撞击出心心相印的耀眼人格火花。

同样，如果是道不同，更确切地说是道德人格理想的分野，往往是真文人与假文人相恶的重要因素。钱谦益可谓明清之际的诗坛盟主，大学问家。然而他在阎尔梅这等一般诗人骚客面前却显得十分委琐。康熙元年，阎尔梅见到了一直心亏而蛰居故里的钱牧斋，尽管钱牧斋有红袖添香，有绝代佳人催发其诗兴，然而在阎尔梅“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的指陈之下，钱牧斋亦只有羞赧而已：“古古善骂人，当世无所推许。”正因为阎尔梅心底的坦荡，才敢于直陈当时的大诗豪。

作为明代知识分子，能够矢志不移，不受任何压力的驱使，始终如一者是凤毛麟角的。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顶得住生与死考验者，就不同凡响了。然而，能够再顶得住高官厚禄、花翎顶戴，抑或恩情和相知的诱惑者，更是万里挑一了。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太想侍奉当朝者，如果当朝者给点颜色，他就会肝脑涂地。尤其是那些在前朝并未人仕者，更是觅机会过一回官瘾。而阎尔梅却是个在前朝未得一官半职的白衣举人，然而，他绝不受昔日亲朋好友的劝诱，出仕新朝。据说清廷巡抚赵福星、吏部尚书陈名夏都想举荐阎尔梅入仕清廷，均被其断然回绝。在阎尔梅身上体现了一个刚直不阿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他既能够具备“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毅；又能够葆有“落落生平耻受恩，甘为寡合住秋村”的坚韧。真可谓大道大德者。

或许阎尔梅的诗歌成就并不高，能够载人史册的也许不多，然而他的高风亮节却是明清之际知识分子鲜见的楷模，他那“不为王侯生，甘为布衣死”的人生箴言是烛照知识分子灵魂的火炬，是促人猛省，反思其自身的文化批判意识何在的铜境。

据考，民初出版的六卷本《阎古古全集》收诗一千七百九十四首，可谓洋洋大观。但有人以为千余诗中只有“一二传后”而已。这未免有点苛刻。但是，我以为，阎尔梅所留下来的诗歌无须我们从艺术和技巧的层面来观赏，而我们需要的是从这些诗歌中寻觅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和人格气魄，找到一个不屈的面影。
就其两句“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就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

康熙十八年冬，享年77岁的阎尔梅与世长辞。据《沛县志》载：“先生弥留之际，嘱家人逝后按明俗筑方坟葬之，以示死不降清”。阎尔梅墓坐落在沛县刘河崖村，清光绪年间，知县马光勋题墓碑，并划地300亩建陵，阎尔梅墓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林古度（1580年～1666年）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字茂之，号那子，别号乳山道士，福建福清人。诗文名重一时，但不求仕进，游学金陵，与曹学佺、王士桢友好。明亡，以遗民自居，时人称为“东南硕魁”。晚年穷困，双目失明，享寿八十七而卒。"轶事典故

潦倒暮年 自嘲以对

读清初笔记，经常遇到林古度的名字。80多岁的他德高望重，却贫困潦倒、诙谐有趣。记忆最深的是他那首《冬夜》自嘲诗：“老来贫困实堪嗟，寒气偏归我一家。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把一个穷老头钻入破棉絮，比喻为孤鹤入芦花，多么滑稽。一个不失尊严的黑色幽默。

冬夜没有棉被难熬，夏夜没有蚊帐也不好过。他有很多做官的朋友，或赠送他蚊帐，他却拿去换米。后辈诗人施闰章劝他说：“夏天没有蚊帐，甚于严冬无衣，你还是要好好守着，有个计划。”林古度笑道：“我宁愿守之以虎。”回答得很妙，大家都笑了。

夏天的蚊子不亚于虎。施闰章让人制了一幅苎麻蚊帐寄给他，生怕他再典当掉，请了不少文人在蚊帐上题诗，等于为林诗人署名落款，指望不会有买主感兴趣。其中有首诗写道：“隆万诗人林茂之，江关垂老益支离。从今睡稳芦花被，孤鹤宁教白鸟欺。”白鸟指蚊子。孤鹤怎么能让白鸟欺负呢？这一年，林古度81岁，犹老健硬朗。

萧然陋巷 车马盈门

林古度的父亲林章为明末著名诗人和戏曲家，七岁能诗。万历元年“以春秋举于乡，累上不第”，曾为戚继光帐下幕僚，后全家迁居金陵。林古度因父亲之故，得以在金陵与曹学佺、钟惺、谭元春、钱谦益等名士交往。林古度受父亲林章的影响，很小就喜欢写诗。其友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林举人章》中说：“初文二子，君迁、古度皆能诗。古度与余好，居金陵市中，家徒四壁，架上多谢皋羽、郑所南残书，摩挲抚玩，流涕渍湿，亦初文之遗忠也。”

林古度早年曾赋《挝鼓行》为屠隆赏识，开始有了名气。这时他的诗歌清绮婉缛，得六朝神韵。后来钟惺、谭元春先后游金陵，林古度与他们很投缘，相与溯大江，过云梦，住竟陵数月，他的诗歌一变而为楚风。1630年，青年黄宗羲游学南京，还向林古度学习诗歌写作，也就是如何汉唐如何魏晋那一套。他在《思旧录》中回忆说：“林古度，字茂之，闽人，住南京，萧然陋巷，车马盈门。其先人曾被廷杖，余赠诗有：痛君旧恨犹然积，而我新冤那得平！茂之读之，流涕。”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著名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陷害，死在狱中。难怪他与林古度同病相怜。

家境还好的时候，林古度喜欢帮助朋友刻书。1614年，他在南京刻印友人钟惺的著作《隐秀轩集》33卷。1618年，他刻印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30卷。钟惺在该书序言中说：“林茂之，贫士也，好其书，刻之白门。”可见他日子已经不好过了。1640年，林古度与新安汪骏声合作，刻印闽人郑思肖的遗著《心史》，使这位宋遗民的著作广泛流传。同年，林古度还刻印了莆田诗人陈昂的《白云集》7卷。

寿高德高 睹物思国

1644年满州人入主北京，战乱之后，林古度的同代人多半谢世，剩下他巍然独立，成为前朝硕果仅存的遗老，辈分极高。海内士大夫慕其名而幸其不死，过南京，都要停车造访。林古度的家，原在华林园侧，有亭台楼阁之美，明亡后变成车库马厩，只好搬家到真珠桥南，陋巷窟门，其乐不改。钱谦益是他的老朋友，回忆说：“古度与余好，居金陵市中，家徒四壁，架上多谢翱郑所南残书，婆娑抚玩，流涕渍湿。”顾炎武与他相遇较迟，1661年写过一首《赠林处士古度》的诗，劈头说：“老者人所敬，于今乃贱之。”接着却大力表扬这位老诗人：“江山忽改色，草木皆枯萎。受命松柏独，不改青青姿。今年八十一，小字书新诗。方正既无诎，聪明矧未衰。”还称他德行高尚，堪为人师，一洗多寿之辱。

林古度没有必要忠于前朝。他没有功名，也不曾领过大明王朝的俸禄。计较起来，明朝还与他有杀父之仇。但他终身佩带儿时的一枚万历钱。在遗民中间，这枚钱很有名。85岁的时候，吴嘉纪曾写《一钱行赠林茂之》，其中云：“满地干戈杜老贫，囊底徒存一钱在……谁家酒垆可赊饮，一钱先与人传看。酒人睇视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同年，安徽诗人汪楫见到林古度时，赠以诗，有“沽酒都非万历钱”之句。林古度大惊：“奇怪，你怎么知道我有一枚万历钱？”展开左臂给他看，钱币温润，含光慑人，于是再赋《一钱行赠林茂之》，其中说：“一片青铜何地置，廿载殷勤系左臂。陆离仿佛五铢光，笔划分明万历字。座客传看尽黯然，还将一缕为君穿。”

许多遗民都精心保存一点前朝旧物，以寄托故国之思。铜钱是最有意思的物件之一。另一位著名遗民诗人屈大均也保留了一枚永历钱，用黄丝系住，装于黄锦囊中，时时佩带在肘腋间。屈大均知道林古度那枚钱，他说：“侯官林茂之先生有一万历钱，系臂五十余载，泰州吴野人为赋《一钱行》以赠之。予亦有一钱，文曰‘永历通宝’，其铜红，其字小篆，钱式特大，怀之三十有一年矣。”一枚故国之钱带给他们的感触，非我们后人所知。

挂剑之约 选诗留憾

年岁渐增，林古度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桐城人方拱乾《晤林茂之时年八十五矣》说：“群奉丈人行，相看若鼎彝。”人们尊敬他，就像尊敬鼎彝那样的老古董，古老而稀奇。另一位桐城人方文《林茂之前辈见过》幽默地写出了老人的贫困：“积雪初晴鸟晒毛，闲携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儿衣薄，八十五翁犹缊袍。”

他与王士祯的交往历来为人称道。林古度早就在北京认识了王士祯的先祖。1662年，年轻的王士祯到扬州做官时，虽有诗名，还不响亮。王士祯对这位前辈诗人执礼甚恭，“亲为撰杖结袜”，呈上诗集，又作《长歌赠林茂之先生》云：“一月淹留邀笛步，泥滑天阴春欲暮。山人忽自乳山来，芒鞋访我青溪路。爱君坐君朝爽阁，叙述同游慨今昨。”林古度对故人之后也尽力提携，为撰《入吴集》序，并称赞说：“先生妙年高第，履官从政，如宝剑之出新型，琼花之吐鲜萼，其一片精锐之力，森秀之才。”林古度的褒奖，对于王士祯知名度的提高，有难以估量的影响。难怪王士祯终身不忘这份知遇之恩。

1664年，林古度将自己1604年以后60年写作的诗歌，带到扬州请王士祯删定，说：“千秋之事，今以付子。”他的身体迅速衰败，次年王士祯去南京，他已经双目失明，垂涕而别，不久就死了。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回忆说：1668年，他读到陈昂的《白云集》，心想：先生从前能传一陈白云，吾独不能传先生乎？于是披拣得诗一百五六十首，皆清新婉缛，有六朝、初唐之风。施闰章过广陵读之，惊呼：“世人几乎不知道这个老少年的面目，你真是茂之的知己啊。”王士祯编成林古度诗稿后，准备刊印，却被其他事耽搁下来了。直到40年后，王士祯自己也快死了，于病榻之际，托门人程哲为林古度刊行诗集，叮嘱说：“此我50年挂剑之约，子其成之。”1710年，程哲谨遵师命，刊印《林茂之诗选》上下两卷，共收诗200余首。

王士祯选诗，只选林古度1611年以前的作品，他辩解说以后的作品受了竟陵派的影响，也有人说他畏祸。林古度早年学六朝，被主张性灵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按自己的标准删削一过，存者极少；好不容易独抒性灵了，偏偏又落到主张神韵的王士祯手里，概行删削。经过性灵、神韵两大门派掌门人的严格筛选，他的数千首遗诗大半覆没，仅存薄薄两卷。近人袁行云先生在《清人诗集叙录》中感慨说，林古度“旧作经钟、谭丹黄者删削殆尽，晚作亦所存无几，只留风华近六朝者。名士选诗之弊，令人嗟惜”。

垂死目盲 长寿多辱

林古度活得不耐烦了，在乳山挖了一处墓穴，比自己的身材略宽大，称茧窝，晚上就睡在里面，死了也就算了，省得下葬。他找施闰章求诗，施作《林茂之自作生圹曰茧窝索诗纪之》，极妙：“八十一叟颜尚酡，幅巾筇杖衣薜萝。肩舆强来一相见，数杯未尽能高歌。自言筑室乳山住，阴林邃谷多烟雾。新营生圹大如茧，逝即长眠不封树。卓绝才名年少时，掉头不许时人诗。只今垂死犹眼白，自作高人万古宅。君不见，富贵磨灭皆轻尘，丰碑石马空嶙峋，北邙悲风愁杀人！”死亡迟迟不来，倒是眼睛先瞎了。大约后来林古度也不住生圹了，总之死后仍存在一个下葬的问题。王士禄写过一首《闻友人言林茂之先生尚未能葬》的诗，感叹“桐棺还地上，何处故人恩”。死后3年，终于有故人来为他下葬，是曾在林古度故乡福建做过官的大学者周亮工。

满门风华

父亲林章也是一位很有才情的诗人，上书得祸，不幸45岁就死于监狱。林章留下二子，君迁与古度，均能诗。据《闽川闺秀诗话》，林古度的妹妹林玉衡也是位才女，7岁能诗，为长老传诵。林氏风雅传家，个个都是诗人。林古度曾纳一妾，叫吴娟娟，为秦淮河上的著名歌妓，亦擅长诗画，著有《萍居草》。

"

施闰章（1619—1683），清初著名诗人。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媲萝居士、蠖斋，晚号矩斋，后人也称施侍读，另有称施佛子。江南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授侍讲，预修《明史》，进侍读。文章醇雅，尤工于诗，与同邑高咏等唱和，时号“宣城体”，有“燕台七子”之称，与宋琬有“南施北宋”之名，位“清初六家”之列，处“海内八大家”之中，在清初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著有《学馀堂文集》、《试院冰渊》等。"生平

施闰章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江南名邑宁国府宣城双溪，其家为“一门邹鲁”的理学世家。祖父、父亲都是理学家。闰章自幼父母早逝，养于祖母，事叔父如父。受业复社名士沈寿民，博览经史，勤学强记，工诗词古文学。少年即有文名，曾去北京，与宋琬、严沆、丁澎、张谯明、赵锦帆、周茂元等以诗相和，时称“燕台七子”。与邑人高咏生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时称“宣城体”。施常与同曹唱和，一诗脱稿，争相传诵。

顺治三年中举，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奉使桂林，历员外郎，刑部尚书称赞他“引经折狱，平反者盈十百，而大憝者终无幸者。” 顺治十三年，参加高等御试，名列第一，遂擢山东提学佥事，取士“崇雅黜浮”，有“冰鉴”之誉，当时“四方名士”慕其名而“负笈问业者无虚日”，“闰章一一应之，不少倦”，“士以此益归其门”。任上曾录取蒲松龄为童子试第一名，又修葺孟庙、闵子庙、伏生祠墓等。在济南居官五年，对济南风物多所题咏。

顺治十八年，调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湖西道，辖临江、吉安、袁州三府。当时湖西地区天灾人祸，盗贼蜂起，民不聊生。施闰章一到任上，即往民间了解民情，发现农民无力交粮，被逼为盗，他作《劝民急公歌》、《湖西行》等诗，进行劝导。他还遍历湖西的崇山峻岭，低谷大川访问民间疾苦，作《大阬叹》、《竹源阬》等诗，反映民间生活状况，希望省抚大吏引起重视。他在《大阬叹》中写道：“杀人税无出，迟回伤我心……宿甫既累岁，敲骨力难任。民顽实吏拙，素食惭官箴。”他在《竹源阬》中写道：“茕茕数寡妇，零落依孤村。凶年艰半薮，撮土招游魂。”这些诗真实反映了民间疾苦，代表人民的呼声，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他在任上十分注重民风教化，在袁州重建昌黎书院，在吉安修葺白鹭书院，亲自讲学，主张“以存诚立教。”由于一系列惠政，百姓尊称他为“施佛子”。康熙六年，清廷裁撤道使，被罢官。湖西地方父老乡亲多次联名挽留不允，于是地方集资创设龙冈书院，以纪念他的德政。 及至告别之日，“父老夹道焚香，泣送数十里”。

施闰章归乡闲居十年，一心服侍叔父施誉终老，无意仕途，每遇朝廷征召，称病不就。康熙十八年朝廷开博学鸿儒科，他仍称病不应。还是其叔一再劝说，他才离家北上，经过考核，名列二等第四名，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康熙二十年，任河南乡试正考官，二十二年转侍读，并作《太宗圣训》的纂修官，1683年闰六月十三日病逝于京邸。

文学创作

施闰章祖、父都是理学家，他则以诗名噪清初。施闰章与宋琬、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合称为“清初六家”，又与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诸子创立“宣城体”自建一帜，其主张学术与文学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以“醇厚”为则，追求“清深”诗境和“朴秀”风貌、语言简净、句调整严等特征，呈现出独具一格的“清真雅正”的艺术特色，雄踞清初文坛十年之久。

所著《蠖斋诗话》主张“诗有本”、“言有物”，反对“入议论”，推尊唐人，反对宋诗。王士祯论康熙时诗人，将他与宋琬合称“南施北宋”，认为施闰章的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甚至把施氏“秋风一夕起”律诗与“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相提并论。不过王士祯所推重的主要是施闰章的五言近体，即晚年取径“王孟风致”的作品。这类诗虽然写得空灵凝炼，意境悠深，但内容未免单薄狭隘，诗中多表现封建士大夫孤芳自赏情绪。赵翼讥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气”。

施闰章比较关注现实的作品，是他中年游学京师、奉使桂林、提学山东、分守湖西时所创作的古风，五言如《抵桂林》、《大阬叹》、《竹源□》、《临江悯旱》、《新谷篇》、《铜井行》、《壮丁篇》，七言如《老女行》、《海东谣》、《弹子岭歌》、《万载谣》、《舆无夫行》，乐府如《上留田行》、《浮萍兔丝篇》、《鸡鸣曲》、《抱松女》、《病儿词》等。在这些作品中，清朝军队的杀掠，赃官酷吏的横行，战乱、天灾、赋税交相煎逼下农村的荒凉凋敝，各业百姓的深重苦难，尤其是妇女的悲惨遭遇，都得到一定的反映。

施闰章古文学欧阳修、苏轼，魏禧，评论说“意静气朴”，以辨析理学及论修史之作写得最为精致，不过内容平庸的传志序跋太多，不能与他的诗歌相提并论。张裕钊在《国朝三家诗钞》中，将郑珍和施闰章、姚鼐并列为清代三代诗人。

蒲松龄撰文报师恩

蒲松龄曾得到施闰章的赏识，取为头名秀才，比一般情况下考中秀才更为荣耀，随着施闰章的文声日益高涨，也就越来越显得荣耀。后来，蒲松龄屡就乡试不中，回想起施闰章对他的提携之恩，就更加感激施闰章对他的垂青。于是，蒲松龄就借《胭脂》这个故事，大张其鼓地夸赞施闰章的“爱才护才”。

《胭脂》写施闰章任山东学政时慧眼识冤情，为名士宿介平反冤案的故事。蒲松龄先在篇中称赞施闰章，“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士之德”，又在篇末以“异史氏”的名义说了一大段感激的话：“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然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呜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绸被放衙，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至鼓动衙开，巍然坐堂上，彼哓哓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文中的“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是说人们都佩服哲人判案时的英明，而体会不到他的良苦用心。言外之意就是，施学政的“良苦用心”主要体现在爱护人才上，而不是单纯用在判案上，与之相比，那些所谓的父母官就等而下之，他们连“折狱明”也做不到，他们在断案时不能“一劳方寸”，“审思研察”，而是“桎梏靖之”，难怪世上有那么多的冤案啊！蒲松龄对施学政的赞扬，对那些自以为是官员的批评，真是发自肺腑，发人深省。

在附则中，蒲松龄又说：“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仰，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这真是一篇真情告白。文章说，施先生是我的老师呀！我初次接受他的教育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那时候就见他奖励、扶持学子，其诚恳的真情唯恐表达不尽。学子有一点小冤屈，一定要婉转地呵护他，从来不借此作威作福，讨好权贵。他像孔子那样维护和宣扬儒家教义，不止为一代人所敬仰。他爱护人才如同自己的生命，审阅学子的文章尽心尽力，绝对不会屈才，尤其不会像后来的学政那样敷衍了事。

接着蒲松龄又举某名士写《宝藏兴焉》的故事，进一步赞扬施闰章爱才护才的精神。此段文字如下：尝有名士入场，作“宝藏兴焉”文，误犯下“水”字，录毕而后悟之，料无不黜之理。因作词文后曰：“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起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颠。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先生阅文至此，和之曰：“宝藏将山夸，忽然见在水涯。樵夫漫说渔翁话。题目虽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尝见他，登高怕险，那曾见，会水淹杀！”这段文字是说，有一位名士参加科举考试，做题为《宝藏兴焉》的文章，却将宝藏兴焉的出处搞混了，将“山间”误作“水下”，文章的主旨错了，下面的议论就更错了，他料想一定不会录取，于是在文后以戏谑的口吻做了一首词，要求主考官给自己留点脸面。施闰章不以为忤，反而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和词一首，称赞这位名士的文字功底好，表示不会让他落到最后一名。蒲松龄以此称颂了施闰章“风雅之一斑”，同时也称赞了施闰章“怜才之一事”。

生平

大历七年，举孝廉高第，补四门助教。贞元初，复登贤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遗。时裴延龄以奸佞有恩，欲为相，谏议大夫阳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补阙熊执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执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愿寄一名。雷电之下，安忍令足下独当 ！”自是同列切谏。登每联署其奏，无所回避，时人称重。转右补阙、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尝出其下者，多以驰骛至显官，而登与右拾遗蒋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后迁兵部员外郎，充皇子侍读，寻加史馆修撰。

顺宗初，以东朝旧恩，超拜给事中，旋赐金紫，仍锡衫笏焉。迁工部侍郎。与孟简、刘伯刍、萧俛受诏同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又为东宫及诸王侍读，献《龙楼箴》以讽。久之，改左散骑常侍。因中谢，宪宗问时所切，登以纳谏为对，时论美之。转兵部侍郎，兼判国子祭酒事，迁工部尚书。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少保。

登有文学，工草隶。宽博容物。尝使僮饲马，马蹄踶，僮怒，击折马足，登知而不责。晚年颇好服食，有馈金石之药者，且云先尝之矣，登服之不疑。药发毒几死，方讯云未之尝；他人为之怒，登视之无愠色。常慕陆象先之为人，议者亦以为近之。子融嗣。

"

廖燕（公元1644－1705年），初名燕生，字柴舟，曲江人。清初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文学家，因一介布衣，既无显赫身世，又乏贤达奥援，所以生前死后，均少人知。待道光年间，阮元主修《广东通志》，其集已难寻觅。他一生潦倒，在文学上却颇有成就。"生平

十九岁时补为秀才，隐居不仕，在武水西筑“二十七松堂”潜心经史，攻古文词。

廖燕著述颇丰，收辑为《二十七松堂集》，共十卷，包括论、辩、说、记、序、文、尺牍、传、墓志铭、杂著、疏、书后、词、诗等。共计文370篇，诗551首。代表作是《金圣叹先生传》。廖燕多才多艺，善草书，如古木寒石，能戏曲。《三编清代稿钞本》收录其诗作25首。

廖燕的散文充满强烈的批判社会的精神：对程朱理学，他持批判态度，揭露统治者“以梦愚天下后世”；对科举制度，也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套制度是为统治者钳制思想言论；他呼吁文章用世，提出布衣与人主平等，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他的人物传记往往能写出传主的精神气质；山水游记情景结合，表现自己的个性；小品文随心所欲，纵横自如。他对自己文章与统治者的矛盾有充分的认识，并看到这是才是他所追求的价值所在：“不遇之文，其文必佳，……佳者必传，是天将传吾文也。”近代以来，廖文的思想内涵越来越受研究者的重视。

廖燕也使清代岭南散文进入更高境界。其中“杂著”载杂剧《醉画图》、《镜花亭》、《诉琵琶》、《续诉琵琶》等四种。其中《诉琵琶》是廖燕传奇中思想性、艺术性最高的作品。

同治元年，《二十七松堂集》流传到日本，引起日本汉学家的极大兴趣，为之刻刊。盐谷世弘在序文中称赞说：“廖燕文以才胜，文章能继承明代文风，可说是明代文坛的大殿军。”又说他一生未作过清朝的官吏，是因为他是明代的遗民，清朝统治者对他不放心，不敢使用他。光绪十年，日本人伊豫近藤元粹也将廖燕列为中国明清文坛八大家之一，赞其文章雄瞻杰出，笔有奇气。并认为廖燕并非是甘心隐逸的高士，而是毕生不得志的潦倒布衣。依田百川说：“柴舟的峭刻古奥，几符乎介甫。”廖燕的文集曾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贡献，这在粤北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遗诗入选清朝国诗，被列为“广东诗粹”。

今人评廖燕“匕首寸铁，刺人尤透”。

"

陈恭尹（1631 ～1700），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又号罗浮布衣，汉族，广东顺德县（今佛山顺德区）龙山乡人。著名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清初诗人，与屈大均、梁佩兰同称岭南三大家。又工书法，时称清初广东第一隶书高手。有《独漉堂全集》，诗文各15卷，词1卷。"生平

陈恭尹“修髯伟貌，气局深沉”，其父陈邦彦为明末岭南抗清主力，与陈子壮、张家玉一起，被尊为“岭南三忠”。隆武二年清军陷广州，其父陈邦彦举兵抗清，兵败被俘，被清军寸磔于市，全家除陈恭尹侥幸逃走外均同时遇难。丧亲之痛，延续到陈恭尹晚年，仍无法释怀。他晚号“独漉子”，取自古乐府：“独漉独漉，水深泥触。……父冤不报，欲活何为！”南明时，陈恭尹进朝泣陈其父为国殉难情状，永历帝授以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

其父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广东抗清斗争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一位享有声誉的宿儒。他自小受父亲的思想影响颇深，并在父亲的指教下攻读诗书，擅长写诗作赋。永历元年，他的父亲于战败后被清军俘获并处死，全家除陈恭尹侥幸逃走外均同时遇难。其后，他为报家仇而参加反清斗争，并往返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联系抗清的各地义军。永历十二年，他赴云贵一带欲投奔南明永历帝，未遇，遂返回增城定居。至永历十六年，南明永历帝被清廷俘获处死，陈恭尹中止了联络反清志士的活动，潜居家乡专致读书达十几年之久。其间，与名诗人屈大均结交甚深，并一度与平南王尚可喜有诗词唱酬的交往。永历三十二年，因与尚可喜有旧交而被指涉嫌参与“三藩之乱”遭官府逮捕下狱。被关押半年后始出狱，定居在广州城南。自此后他的意志较消沉，移志于诗词歌赋的创作，与友人结成诗社相互唱和，被时人称为“岭南七子”。陈恭尹的诗尤擅七律诗。他的诗大多以感怀身世，矢志抗清、反映民疾及描述岭南风物为主题。晚年虽多与清廷权贵唱酬，但始终不肯出任新朝的官职。他为其居所取名“独漉堂”，以暗喻家仇未报，匡复之志未灭之意。他的隶书书法为清初独步广东的第一人。遗著有《独漉堂集》。

南明亡后，陈恭尹定居广州，与友人何衡、何绛、陶窳、梁梿相与砥砺名节，发愤读书，世称“北田五子”。 后“三藩之乱”爆发，屈大均从吴军于桂。陈恭尹与屈相交甚深，又“以名重为时所指目”，永历三十二年，陈恭尹被捕下狱，关押二百日后始得解脱。从此心怀畏惧，壮志渐消，避迹隐居，自称“罗浮布衣”。晚年寄情诗酒，曾与清廷权贵唱酬，曾被梁梿当面叱问“何事而仆仆走风尘？”又被讥讽“可怜一代夷齐志，错认侯门是首阳”。但陈恭尹并非改弦更张，他终其一生仍不仕清。冯奉初在其传记中解释，与权贵唱酬是陈求自保之策：“及得脱，自念身历沧桑，恐终不为世所容，乃筑室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贵人有折节下交者，无不礼接。“于是冠盖往来，人人得其欢心。议者或疑其前后易辙，不知其避祸既深，迹弥近而心弥苦矣。” 这也是为什么陈恭尹之前自号“半峰”，表示初老山林的志向，晚年把号改为“独漉”，身世之痛反而隐含更深。晚年，陈恭尹在广州育贤坊建小禺山舍，以遗民身份终老。清康熙三十九年，病逝于广州，葬于市郊祥云岭南麓。

人物年表

明崇祯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广东省顺德县出生。

崇祯十六年，丧母。

永历元年，父陈邦彦抗清战败，被俘获处死。家人或被清兵杀害，或死于战乱；出逃南海弼唐，后被湛粹接到增城新塘。

永历五年至八年，在福建、江西、浙江、江苏一带，避难，访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

永历八年春，增城新塘，与湛粹次女湛银成婚。

永历十二年，前往云贵，欲投奔南明永历帝，因清军封锁，行至湖南湘潭，改道北上，转徒湖北、江苏、河南，继续进行复明活动。

永历十三年，探听永历帝逃至缅甸，失望返回增城新塘。

永历十五年，闻永历帝被俘，携眷隐居顺德羊额。

永历二十二年，湛氏夫人病逝。移居增城新塘。

永历三十二年，被指涉嫌参与“三藩之乱”，遭官府逮捕下狱，被关押半年多，出狱后定居广州城南。

清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病逝于广州。

诗作特色

陈恭尹的诗前后内容有所不同，然而眷怀故国之思，未尝消释。七言律诗对仗工整，又多巧思，绵丽中仍多哀感苍凉之慨。如“猛士不带剑，威武岂得申？丈夫不报国，终为愚贱人”。“西湖歌舞春无价，南宋楼台暮有云。休恨议和口相国，大江犹得百年分”。此外如《西湖杂兴》、《虎丘题壁》、《崖门谒三忠祠》、《九日登镇海楼》等篇，也都寄托遥深。五古《感怀》及七古《耕田歌》等篇，则反映了人民所受的苦难。他的诗抒写性情而自成风格，尤擅七律诗，为诗坛所推崇。他提出诗歌贵在创新，求新于性情而不必求新于字句，求妙于立言而不必专斯于解脱的见解，反对盲目崇古与拟古。《三编清代稿钞本》收录有其诗作达54首，多为长诗，主体兼擅，手触肩倚，莫不中音。

"

项圣谟（1597年—1658年），字逸，后字孔彰，号易庵，别号甚多，有子璋、子毗、胥山樵、胥樵、古胥山樵人、兔鸣叟、莲塘居士、松涛散仙、大酉山人、存存居士、烟波钓徒、狂吟客、鸳湖钓叟、逸叟、不夜楼中士、醉疯人、烟雨楼边钓鼇客等，浙江嘉兴人。项圣谟自幼精研古代书画名作，曾由秀才举荐为国子监太学生，但不求仕进，沉心于书画，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早学文徵明，后追宋人用笔之严谨，兼取元人韵致。项圣谟亦精书法，善赋诗。著有《朗云堂集》、《清河草堂集》、《历代画家姓氏考》、《墨君题语》。"生平

天籁阁中文孙

在明末清初名家辈出的中国画坛上，项圣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他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也有不少流散到了国外，传世或见于文献记载的总数约在六百余幅以上。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画风独特，其艺术技巧，在当时不亚于第一流画家。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内容和时代的气息。

项圣谟，初字逸，后字孔彰，号易庵，别号有胥山樵、存存居士、醉风人、大酉山人、莲塘居士、烟波钓徒、松涛散仙、逸叟、狂吟客、鸳湖钓叟、不夜楼中士等等，浙江嘉兴人。

嘉兴项氏，是一个大家族。从项圣谟的一方“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印章来看，嘉兴项氏的先祖原是北方人，是在北宋灭亡时逃难到南方定居的。到明代中期以后，在这个家族里有不少知名人物，或以高官显爵，或以文学艺术而见于记载。项圣谟的五世祖项忠，是正统时的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伯祖父项笃寿，是嘉靖时的进士，也官至兵部郎中。祖父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是有名的古书画大收藏家、鉴赏家和书画家。项子京的性格很特别，对于科举考试很冷淡，万历时征他出来做官，他也不去；而对古代的文物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所收藏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鼎彝玉石，甲于海内，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不惟当时，就是在后代，也无人能与之相匹敌。现在我们能看到古代传世的法书名画中，有许多是经他手收藏过的。他曾经得到一张古琴，上面刻有“天籁”两字，于是便把他储藏古物的房子，取名叫“天籁阁”。

项子京有六个儿子，名字叫德纯、德明、德新、德成、德达、德宏。董其昌称：“元汴六子，或得其书法，或得其绘事，或得其博物，而季得其惇行。”项圣谟的父亲项德达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画家。

项圣谟出生在明代万历二十五年丁酉阴历八月十八日，这是他的祖父项元汴去世后的第八年。项元汴临终前，将其平生所收藏的古书画及其他的古器物，分给了他的六个儿子。项圣谟的父亲也自然能得到一份。项圣谟在明崇祯四年临摹过著名的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五牛图》项元汴曾经收藏过，其上有他的题记和许多的收藏印记。很可能这幅名迹，就是元汴死时分给他父亲的，后来归了项圣谟收藏。今《五牛图》上有“考古证今”一长方印，是不是项圣谟加盖的呢？待考。

由于项圣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从小就十分喜爱书画艺术，经常写字画画。他也曾寄希望于科举仕途。由秀才而荐举到国子监读书，是一名太学生。但是，他的志向却像祖父，更大的兴趣在诗、书、画的学习和创作上。他在三十三岁时所创作的《松涛散仙图卷》的自识中，回忆少年时的情景：“余髫年便喜弄柔翰，先君子责以举子业，日无暇刻，夜必篝灯，着意摹写，昆虫草木，翎毛花竹，无物不备，必至肖形而止。”父亲在世时，他已经是这样的了。父亲死后，他就更无所顾忌地朝着自己志趣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项圣谟最早的作品，是他二十四岁时所创作的《松斋读易图轴》和《山水兰竹册》。仅从艺术技巧来看他这时的创作，虽然在笔墨功夫上，不可避免的有着青年人嫩弱的特点，但已是出手不凡。如果他不是在少年时期狠下过一番苦功夫，长期地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二十四岁是不可能达到这样成熟的水平的。二十六岁至二十九岁时所创作的《画圣册》，被当时称之为赏鉴家巨眼、文坛领袖式人物董其昌看到后，大加赞赏。董氏在画册中题跋说：“古人论画，以取物无疑为一合，非十三科全备，未能至此。范宽山水神品，犹借名手为人物，故知兼长之难。项孔彰此册，乃众美毕臻，树石屋宇，皆与宋人血战，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气韵，虽其天骨自合，要亦工力至深，所谓士气、作家俱备。项子京有此文孙，不负好古鉴赏百年食报之胜事矣。”董其昌的评语，除了对项圣谟的绘画艺术评价之外，另指出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指出项圣谟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天分，重要的还是功夫；其二，他祖父的收藏书画，使他能见到古人的名迹，得以临摹学习之便，也帮助了他在艺术创作上得到成功。项圣谟对他的祖父是非常崇敬的，并以此引为自豪，他曾经刻有一方印章叫“天籁阁中文孙”，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见到。

据《松涛散仙图》卷后项圣谟自己的题跋中说，他曾经在明崇祯元年时，“经齐鲁，出长城，历燕山，游妫川，又入长安，凡九阅月”。又有诗写道：“偃息松涛一散仙，葛中挂壁自闲眠，窗前有竹聊医俗，不到长安已十年。”这就是说，他在崇祯元年到“长安”之前的第十一年，即明万历四十六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还到过一次北京。那么，他两次入京是去作什么呢？我们猜想，第一次他可能是到国子监入学读书，而第二次，按他所临的《五牛图》后李日华的题跋“顾孔彰名家子，铦锋伟度，出而宣力国家，为天子绘九章法服，斟酌楷定太常礼器，乃所优为”云云，很可能他这一次到北京是专为皇帝描绘衣服上花纹图案的。按李日华，字君实，号竹嫩，嘉兴人，是项圣谟妻子的伯父，这时正在北京作太仆寺少卿。项圣谟到北京也可能与他有关系。

项圣谟两次到北京，居住的时间都不长。第一次入国子监为太学生，可能是自动离开的。因为太学在晚明已见弛废而不受重视，由太学生而走向仕途的前景不大。而且他对晚明时期的政治，已有他自己的看法，不愿意去做官，更何况太学生出来，在那时也只能做一个州贰佐官。第二次他仅只是为完成一定的任务，加之这时他因骑马不慎，把右臂给摔伤了，所以很快便回到了嘉兴老家。

难忘天下忧

项圣谟回家之后，完全沉浸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之中，倾注着他毕生精力。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然而，也包含着社会的政治原因。明天启五年至六年间他创作了一个山水长卷，命名为《招隐图》，同时还创作了二十首“招隐诗”。据他自己说是因读到了陆机和左思的“招隐诗”而有所感触，将“借砚田以隐”。是什么感触呢？从他的“招隐诗”中，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其第二首诗写道“谁谓幽居僻，荜门稀往还。但疏迎送礼，而绝笑啼颜。不是高眠稳，只因结想闲。利名能勘破，荣辱总无关。”第十一首诗写道：“谷口无人迹，清辉扬素流。岩花占岁月，洞草辨春秋。阴壑■丹穴，阳林被翠裘。由他轩冕客，颜膝事王侯。”第十八首写道：“白沙走急濑，何事若奔忙。昼夜分千派，浊清同一源。洁因无混洁，浑以合流浑。不记沧浪水，曾歌自取言。”这些诗句以“官场”作为对立面，赞美“幽居”生活，抒发了他的感慨，可以看出他对“官场”的基本观点，联系他所创作的年代，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具体内容。

在明代天启年间，明熹宗朱由校昏愦无能，整天寻欢作乐，不事朝政，大权全部落到了宦官魏忠贤的手里。为了把持朝政，魏忠贤一方面私结党羽，引用其亲信家人，封侯进爵，置之要路。一些无耻的官吏，向他们卖身投靠，倍受重用，一时在其手下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目，朋党为奸，祸国殃民。另一方面他排斥异己，打击朝臣，大兴冤狱，利用他的亲信党羽和特务组织，对全国进行控制和血腥镇压。闹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在大兴冤狱当中，尤其对东林党人的打击最凶狠，牵涉面最广，只要不服从他们或者有私仇的，都可以东林党人加罪而置之于死地。东林党人的主要成员是士大夫阶层，而活动范围是在江南地区，这可能对项圣谟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再看项圣谟的这些诗句就有具体内容了。他所说的“由他轩冕客，颜膝事王侯”，所指的不正是那些卖身投靠的官吏和魏忠贤及其党羽吗?“利名能勘破，荣辱总无关”，照理，出来做官，是获得名利的好机会，何以会受辱呢？这是指在黑暗的政治下，正直的官吏受到排斥打击，只有勘破利名，没有荣，也就不会受辱了。他不愿意强装欢笑去迎“宾”送“客”，更不愿意奴颜婢膝的去侍奉那些“王侯”。似乎完全看透当前官场的黑暗，居然喊出了“一日心不死，谁甘着钓蓑”，可见他愤恨、感慨之深！

然而，在“招隐诗”第一首的开头，他写道：“入山非辟世，端为远浮名。”明确地说出了他的“隐居”，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和远离人境。这与一般自命清高的士大夫是有所不同的。可能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离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是不离开明王朝国家。这两点成为了他今后“借砚田以隐”的基本态度。我们可以通过他一系列的诗画创作来作窥探。

明天启四年他创作有《甲子夏水图》，五年创作有《乙丑秋旱图》，记录了当时江南地区遭受水、旱灾害侵袭的情况。这两幅图画，我们今天看不到原作了，但从董其昌、陈继儒两人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意图。其董氏题跋曰：“水、旱二图，有藿衣蒿目之忧，更进于画，所谓山林经济，使伯时见此，必点头道好。”陈氏题道：“披水、旱二图，使人欲涕，此郑侠流民之遗意也。图中赈饥使者何在，请质之画谏孔彰。”由董、陈二跋，可以看出项圣谟创作此二图的用意，既表示出对人民遭受自然灾害的同情，同时也是对当时朝廷的讽谏，以抨击魏忠贤把持朝政，使民不聊生。

项圣谟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人民的疾苦生活非常关心，并把这种关心，通过绘画创作表达出来，这在中国古代画家中，尤其在文人画家当中是难能可贵的。崇祯五年江浙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据《明史》“五行志”记载，这一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可见这一次灾害的严重性。其实，杭、嘉、湖王府从五、六月开始，已经出现严重旱象了，《明史》所载并不完全。这一年的六月，项圣谟创作了一幅《六月鸣风竹图》，明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和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并在画中题诗道：

六月鸣怪风，发发几昼夜。松梧不绝声，何曾似长夏？

三年苕始华，旱魃复为虐。无力御狂风，新蕊多吹落。

皦日何炎炎，大风何冽冽。石背幽草黄，北窗青竹折。

碧天飞绛云，虹影见还灭。怒目射虹光；渴欲饮虹血。

虫虫积气隆；赫赫余威赤。青苗叶半黄，饷妇颜全黑。

云汉夜昭回，彗星照庭户。酣歌冰帐人，谁知田畯苦。

日暵土云崩，田中耘者死。万姓皆惶惶，官府诚祷祀。

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项圣谟对劳动人民是寄予同情的，对人世间不平等的现象表示愤慨，也对官府拿不出半点办法来解决灾荒予以抨击。在第四首中，他居然敢于“怒目射虹光。渴欲饮虹血”。“虹霓者，阴阳之精”，在这首诗里是作为自然灾害的象征，他射之以怒目，而欲饮其“血”，表现出不信神不信邪的气概。

崇祯年间，不但自然灾害比天启年间更为频繁和严重，而且政治和经济方面也一天更比一天混乱和不景气。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企图振作，把魏忠贤的势力打击下去了，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仍然激烈。连年的灾荒和饥馑，老百姓处于生死线上，政府不但没有任何赈灾措施，反而加捐加税，更残酷地向人民进行搜刮。在逼迫得走投无路时，人民只好奋起武装反抗，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占据东北的后金势力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关内明王朝的土地。崇祯二年，清兵突过长城，进围北京，京师戒严。在这危急关头，明政府却中了清兵的反间计，杀死了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等于自毁长城。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十一月，清兵攻克了高阳。面对这一系列的繁复的政局变化，项圣谟忧心忡忡。特别是清势力的发展与威胁，使他感到忧虑。崇祯十一年的冬天，他创作了一套《杂画册》，其中第二幅画着一个官吏坐在那里观看两只公鸡在斗架，画上题诗道：“此老杰然坐大堤，凝眸袖手气成霓。至今虏事无奇策，那使闲情看斗鸡。”这里项圣谟所抨击的“此老”，不是一般的官吏，而是朝廷中的决策人物。当时任兵部尚书的是杨嗣昌，当清兵侵入墙子岭时，杨嗣昌极力主张和议，并戒诸将不要轻战，致使前线吃败仗，丢掉了许多城池。杨嗣昌之所以主张对清和议，是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如果我们从这历史事实来理解项圣谟的诗意，那么他的主张，正是要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外族的侵略，而不是对内的斗争，包括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和对人民的镇压。

崇祯十四年，清兵再度大规模的进攻，明朝的边防重镇锦州失陷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活捉，投降作了汉奸。明政权同时受到农民革命和清兵的两方面威胁。在这一年项圣谟所创作的《山水花鸟册》中，他又把三年前所作《斗鸡图》重画了一遍。去掉了观看斗鸡的官吏，画中的题诗，内容亦有所变化。他的题诗写道：“边廷未罢兵，山鸡亦好斗。鼓气以司晨，岂顾北门守。山家自有太平年，只合栖迟乐缶笾。厨下岂容鸡斗惯，屋头可使雀时穿？”显然他说的“山鸡”是指的农民革命军了。在他看来，应当终止这种斗争，来共同对付清的侵略。“山鸡”应当安分守已，在缶笾寻得快乐；这是他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也认为，在屋檐底下，也不允许那些燕雀们去筑巢穿飞。他使用了屈原的诗句“燕雀乌鹊巢于堂”的典故，显然指的是在朝的奸佞之臣。当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同时激烈时；他把民族看得更加重要，主张缓和阶级矛盾，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

就在这同一画册中，在第一幅上，项圣谟画了一丛萱花，并题诗道：“中庭日虚朗，写此欲何求。总见宜男色，难忘天下忧。”萱草，亦称宜男草，又称忘忧草，人们画它是用来表示对父母的孝顺的。在这里，项圣谟借以抒怀，不是他个人家庭，而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无限忧虑。从他又在此册中第五幅画的螃蟹题的“胡尘未扫，鱼肠鸣匣，公子无肠，亦具坚甲”诗中，可见他忧虑民族的命运。

明亡隐居

明朝的败亡，势在必然，内部腐朽、官场黑暗，这是项圣谟早已看透了的。又加上农民的武装革命和清兵的步步紧逼的双重打击，就象一堵即将坍塌的败墙，是扶持不起的。崇祯十四年，他创作了一套《山水册》，在第一幅《郊南晚色图》中，他题诗道：“雨过郊原，南亩乍绿。槁色未除，夕阳还烛。何是炊烟，谁深沐浴。时既昏昏，下民无告。”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第四幅《老树鸣秋图》中，他画了两棵枯老的树，被一阵秋风吹起，落叶纷纷而下，有的落在地上，有的飘没在水中，景象凄凉。他在画上题诗道：“老树鸣秋到枕边，起来落叶满前川。未随浪去非留恋，岂道江南别有天？”他以老树象征着明王朝，而以树叶象征着百姓。百姓离开国家就像树叶被秋风吹落离开树枝一样。从当时的国内形势来看，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扩展到了陕西、河南、安徽、山东、湖北、四川等省，这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起来造反了。而江南地区的江浙一带，似乎比较平静，但是项圣谟指出，江南地区并非别有天地。老百姓没有随着农民革命的风暴和时代潮流而去，就像落到水里的树叶一样，并非对树枝有所留恋，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对于项圣谟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来说，明朝的覆灭，自然难以忘忧。“自写隐居后，乾坤日月残。图中谁面目，影里汉衣冠。若按江山景，何时复旧观”。“自写隐居心，如梦到如今。故国危亡久，孤臣离乱深。终朝犹度岁，长夜几呻吟”。可见其忧愤之深，但他又无可奈何。唯一的态度是洁身自好，坐观以待变。早在崇祯十三年他创作的一套《山水册》中，画了一幅“山不动”的山水画，并题诗说：“遇云兴而观变兮，山屹然而不动。因观变以知时令，动静曷云非梦。乃即幻以求幻兮，亦惟人间是讽。”

“变”，终于到来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于阴历三月十九日攻进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江南。当项圣谟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非常悲痛。尽管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到来，同时对朝中的政治没有什么好感，对明政权也失去了信念，但毕竟他的祖辈是在明王朝发迹起来的，加之他所接受的是封建文化的教养，所以对于当朝总是忠心耿耿的。为了表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他创作了一幅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依朱图》又名《朱色自画像》，画自己抱膝而坐，背倚靠着一株大树。肖像部分全用墨笔白描钩出，不用色彩，而大树及远处的山峦，则全用朱色。他借用“朱”、“朱”的谐音，表示自己永远是明王朝的人。在落款当中，还特别写上自己是“江南在野臣”。

还题有两首七言律诗：

其一：

剩水残山色尚朱，天昏地黑影微躯。

赤心焰起涂丹雘，渴笔言轻愧画图。

人物寥寥谁可貌？谷云杳杳亦如愚。

翻然自笑三招隐，孰信狂夫早与俱。

其二：

一貌清臞色自黧，全凭赭粉映须眉。

因惭人面多容饰，别染烟姿岂好奇。

久为伤时神渐减，未经哭帝气先垂。

啼痕虽拭忧如在，日望升平想欲痴。

诗中所说的“三招隐”，即他所创作的三卷山水诗画《招隐图》。其第三卷《招隐图》就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创作的。“翻然自笑三招隐，孰信狂夫早与俱”，说明他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即在这一诗画当中，尽管项圣谟一再表示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但对农民革命以暴力推翻明政权，却未加任何的评论。在这以前他的所有评及时政的诗文中间，也未有言及被当时统治者所称为的“流寇”、“闯贼”等。他虽然不赞成农民革命，认为应当从民族的危亡出发，共同对付北方清兵的侵入。但他也不是谩骂农民暴动，相反，对于农民在遭受自然灾害当中的痛苦生活，寄予同情，而对于官吏的腐败和富豪的侈奢，却给以抨击。他之所以早料到明王朝总会有灭亡的一天，不只是看到了老百姓纷纷起来造反，同时也看到了朝政的黑暗所必然要引起自身的坍塌。他在诗中呼喊道“时既昏昏，下民无告”，和他采取隐居的生活，正是他对明王朝绝望心情的表露。

坚贞不二

形势在起着更加剧烈的变化，项圣谟最担心忧虑的清兵入侵，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了，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李自成的农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没有几天，汉奸吴三桂即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到山海关亲自指挥战斗失利，于四月廿八日撤出北京，第四天，即五月二日，清军占领北京，接着大举向南方进击。全国由原来的激烈的阶级矛盾，一下子转变为激烈的民族战争。

第二年，即清顺治二年，清兵残酷地摧毁扬州之后，于五月十五进入南京。对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和劫掠。阴历的闰六月，清兵攻破了嘉兴府城。项圣谟的堂兄弟、前明蓟辽守备项嘉谟不愿降清，带着两子和一妾跳天心湖而自杀了。项圣谟的家里遭受到了抢劫，他祖父所遗传给他们兄弟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其他古物，有的为战火所毁，有的为清兵所掠，其中清兵千夫长汪六水抢劫得最多。这时项圣谟则仅仅背负着他的老母亲及妻子逃难到了嘉善县。后来，他在《三招隐图》卷的题跋里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明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面对国破家亡，项圣谟的满腔悲愤的心情是难以抑制。尤其是异族的统治，更增加了他对故国的怀念。他时常借助诗画，把他满腔的悲愤倾泻了出来。清顺治三年他画了一幅《秋山红树图》，画面大树林立成丛，树叶红黄黑白相问，斑斑点点，如泪如血，他题诗写道：“前年未了伤春客，去岁悲秋哭未休。血泪染成林叶醉，至今难写一腔愁。”这一年，他还给他的朋友胡幼蒋画了一套《写生册》，其中的第五幅画着一株古松，蟠曲虬结，象是饱经风霜雨雪之后挣扎着生长起来似的，有着一种顽强的傲岸精神，画上题道：“幼蒨有盆松，古怪之极，余喜而图之，翻盆易地，志不移也。”他以古松自喻，岁寒不凋、坚贞不二。

清政府对汉族及其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经过大规模的武装血腥镇压之后，终于巩固了下来。在清政府采用武装手段的同时，也采用着收买、笼络的怀柔政策。当清军进入南京的时候，清军统帅和硕豫亲王多铎，就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选取了三百七十三名明朝官吏，授予清王朝的官职。对于汉族的前朝官吏、文士，只要他们不是武装的对抗、愿意投降到新王朝作事，新王朝是容纳他们的。在这种怀柔政策之下，一些明王朝的旧官吏和文士，见大势已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就纷纷出来投向新的王朝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或隐逸山林，或遁迹空门，抱着与新王朝不合作的态度，项圣谟就是其中坚决的一个。他不但见诸于行动，还以自己的诗画创作表现出这种精神以激励自己与朋友。他在清顺治八年创作了一幅《天寒有鹤守梅花园卷》和扇面，画面上崦间竹树，茅堂静掩，曲篱中梅花盛开，有孤鹤戢羽其下。这不是一般的“梅妻鹤子”图，他以冲寒傲雪的梅花，和高蹈孤引的仙鹤，象征那些不肯向新王朝屈膝的人们，也是表明他自己的心迹。在这一幅画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所加盖的三方闲文印章，印文其一是“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其二是“皇明世胄之中嘉禾处士”；其三是“天籁阁中文孙”。前两方印章，在他的作品中，仅见于这一幅，而这一幅画没有上款，可见不是送人的。将这一幅所画的内容与这三方印文相联在一起，其用意更为明显。我们知道，北宋正是灭亡在金人手中，而如今的清，正是金的后代子孙。项圣谟在印文中提出他的祖先，可见他对清的亡明，所记仇恨之深。

自从明朝灭亡之后，项圣漠从不在自己的画上署以朝代的纪年，仅署干支。据我所知，他最后一幅冠以朝代纪年的作品，是他在崇祯十六年九月所画的一幅《菊竹图》扇面，落款写“崇祯癸未重阳后一日”，自此以后，到他临终前的十五、六年间，无论是传世的作品，或见之于著录的作品，都未见他冠以清代顺治的纪年，这不能说是偶然的现象。

清顺治十五年的五月，项圣谟还创作了一幅《花学果图轴》，而就在这一年，这个对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并有强烈民族思想的诗人、画家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二岁。前一年他还曾到苏州一带旅行，并有许多作品问世，他创作精力还十分旺盛，很可能他是得了重病而死的。死后，他的同乡好友曹溶有挽诗写道：“狼藉江南麈尾春，井床梧影碧嶙峋。风前无复闻长啸，真作荆关画里人。”对他的死，怀着无限的惋惜。

艺术成就

画史之董狐

徐树铭在题项圣谟于清顺治三年所作《山水诗画册》后说：“用笔不落偏锋，位置亦都谨细，画史之董狐也。六月雪篇有时变之感，望扶桑篇有故国之思，诗史之董狐也。”他对项圣谟诗与画的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其见解与一般人对项圣谟的评价要为深刻。不过，他把“画史之董狐”仅局限于用笔与经营位置等技术问题上，却又有些不够全面，以董狐的史笔来称誉项圣谟的绘画，主要是项圣谟绘画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性，所反映的社会和时代，是符合于历史的真实的。

在明亡之前，项圣谟的绘画作品，不但真实地记录了人民所遭受的水、旱等自然灾害，而且还对当时黑暗的封建统治有所揭露。而对于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却寄予了同情。他时刻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在明亡之后，项圣谟的绘画作品主题思想为之一变，主要反映出他强烈的民族思想感情，寄托着他对故国江山的怀念。项圣谟强烈的民族思想感情，不屈服于清统治的精神气质，是通过他的绘画及诗作表现出来的。清人吴清鹏在项圣谟《山水诗画册》跋语中说到他的诗篇“未有一语怨刺及于我朝”，这个结论似乎既符合事实又不甚全面。他只看到表面现象，未能究其底蕴，也许吴清鹏是有意识这样写的。在明亡之前，项圣谟在他的诗中，把清人是直接斥之为“虏”的。。在明亡之后，他虽未曾使用过这个“虏”字，但在他的印章中，却特别强调出他是“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皇明世胄之中嘉禾处士”，并把它钤印在《天寒有鹤守梅花图》上，是令人产生深远的联想的。

在项圣谟的绘画作品中，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国家的命运和人民遭受的苦难。正当明末清初之际，大多数的文人画家，抱着以书画自娱、怡情养性的观点，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是很少去反映社会生活的，却竭力倡导“笔墨神韵”为第一，把绘画的创作和欣赏活动，看成是纯粹的个人娱乐，提出“以画为乐”、“寄乐于画”的主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认为绘画只有表现出“虚和萧散”、“超轶绝尘”、“不食人间烟火”，才是它的最高境界。这一理论观点的系统化、具体化，不但影响到当时绘画创作，同时也影响了整个清代。把绘画创作引导到脱离人们社会生活的道路，使绘画作品的内容，越来越空虚，毫无生气。有一些画家，即使他们本身是一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但一到他们的绘画作品，却完全是另一种面貌，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不能不与董其昌等人的倡导大有关系。在当时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来研究项圣谟的画，那就不能以文人画一般而论了。项圣谟不仅在艺术思想上，走着自己的道路，不受时尚的影响，而且敢于去接触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充满着浓烈的“人间烟火味”，这应当受到我们特别重视。

取法宋取韵元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传统可资后人借鉴。本来一个画家在学习传统中，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与特点，选择某种笔墨技巧、形式风格来学习的。但是，中国绘画发展到明代中期，由于吴门画派的兴起与影响，对于传统的学习与继承，主要倾向于元代的水墨写意山水画。特别是推崇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四大家，其中又以黄、倪为最。到了明代末年，董其昌、陈继儒等人，根据这种倾向，更有意地把对于传统的继承，划分为南北两大派，名之曰“南北宗”，在其中重南而贬北。由一于董其昌等人的地位与其活动能力，直接影响到当时的画坛，使得很大一部分画家都趋向于以元人为师，成为一股潮流。当然，以元人为师并无不可，但问题是，这样一来，却把向传统学习的路子搞狭窄了，是不利于中国绘画的发展的。同时，也不应该在提倡元人的水墨渲染画时，而贬斥其他的画种画派。在对于传统的学习与继承上，项圣谟没有局限于只学元人，他的路子比较宽广，因而在艺术风格上，就形成了他自己独立特色。这与他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分不开的。当时的一般画家，没有更多的条件与机会去接触古代的名家作品，眼光未免受到局限，在继承传统上，也只好人云亦云，相师成风。项圣谟的家庭富于古书画的收藏，他不但能直接看到这些稀世名迹，同时还能直接的进行临摹。所以他对传统的了解与研究就能够深入，使他不受旁人影响而人云亦云。

张庚《国朝画徵录》上说：项圣谟“善画，初学文衡山，后扩于宋而取韵于元”。这对于项圣谟向传统的学习过程与画风的演变的描述，大体是符合于事实的。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巨子，文家与项家几代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往来。项圣谟早期学习文徵明的画，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们从他二十四风时所创作的《松斋读易图》上，却已经是在探索向宋人学其丘壑而运用元人笔墨了。是否可以这样说，项圣谟步入画坛，是从学习文徵明入手的，但他很快就跳出了文徵明画法画风的局限，而直接向古人学习。

项圣谟向传统学习，是不限于一朝一代、一家一法的，他是兼收并蓄，从多方面吸收营养，这我们可以从当时与他熟悉的人的记载和他的作画体会中可以看得出来。如他的妻伯李日华在题《前招隐图卷》后曾这样说此图"“其笔法一本鸿乙《草堂》、摩诘《辋川》《寒林》诸迹，无一毫入南渡蹊径，而生动之趣，未尝不在，此绘林正脉也”"。可知他在向传统的山水画学习上，一直上追至唐五代。不过李日华说他“无一毫入南渡蹊径”，这是尽量把他往董其昌的观点拉，因为在李日华跋之前有董氏一跋。董其昌认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项圣谟并没抱这个成见，对于南宋优秀画家的作品，他也是进行研究学习的，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他《仿古山水册》为例，在这一册里，他除了仿米、吴、倪之外，其中也有仿夏圭、马麟的作品。另一《仿古山水册》中，其中有仿北宋范宽、燕文贵、赵令穰、江参的，亦有仿南宋刘松年、马远，这两人是董氏点名不当学的。在元代除仿赵孟頫、赵雍、马琬之外，尚有仿唐棣、盛懋之作。由这些名字可以看出，项圣谟对于前代名家的推崇与学习没有一定的成见，这使他能广采博览，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那么项圣谟是怎样在传统中吸取养分的呢？一般鉴赏家均认为他是"“取法宋而取韵于元”"的。这是一个大体的概念，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了解其细节。从项圣谟的作品来对照宋人的画来看，我以为他之取法宋人主要表现在用笔与构图上。用笔，他学习了宋人用笔周密的特点。从五代到北宋，无论是荆浩、关仝，还是李成、范宽，他们的作品，在以笔墨塑造山川树木的形象时，用笔都是很周密的，这是山水画处在成熟和创立的阶段时的特点。画家们直接向自然山水学习，从中创造各种皴法，重点还在于准确地表现物色的特点，这与元人山水画是大不相同的。项圣谟的笔法在追求宋人风格之中，也有这个特点。他之所以用笔周密，也是在追求准确地表达对象，重在塑造。他自己说过他小时候学习画画，无论是画昆虫草木翎毛花竹，“必至肖形而止”，又说“余自髫年学画，始便见吾祖君所藏旧人临卢鸿《草堂图》，用笔周密，今五十有三，自觉聪明不及，依稀记此”。可见他用笔周密，其目的在“肖形”，自始至终，他保持着这种严肃的作风。不过项圣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学习宋人用笔周密之中，针对易于产生刻划的毛病，故又向元人学习强调笔墨本身所具有的情趣，因而周密之中并不刻划，严谨之中，有一股灵秀之气。所以陈銮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孔彰此画，初观之笔意太刻，细玩知其谨细沉着，真能取法宋人，迥非时手可及，由所见名迹多而学力深耳。”何绍基更拿他的画与傅山相比，说：“余藏傅青主山水巨幅，笔墨浑浩，不辨是树是石，是风是云。今观孔彰此册，刻露秀逸，丝毫不令相掩覆，同一得笔宋人，而派别顿殊，虽师古人，法由意造，不独作画然也。”他们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而王炳南却认为“孔彰画法，意在脱去凡俗，独会生机，用笔沉着，微伤峭刻，自以为穷造化，而不知与宋元大家浑厚淋漓之气，相去千里”。我以为这种评价是过当的。王炳南只注意到一种风格，没有注意到风格的多样，而“独会生机”、“为穷造化”恰好是项圣谟所追求的宋人用笔的所在。

在构图上，项圣谟的特点是严紧、繁复而变化，从我们前面所介绍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是非常鲜明的，特别是其中富于变化这一点更为突出。只要我们稍加注意明末到清初这一段时期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往往雷同的很多，这一幅与那一幅，构图大体上相似，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往往是根据法则构图，而不是从生活中去观察体会之所致。五代到北宋人的构图却不是如此，他们处在没有成法可资借鉴之时，只有直接向真山实水学习。如当时人讥笑赵令穰每画一张画有一点新意，便说“此必朝陵一番回矣’。就是说他的足迹走得不远，所见只是汴京到洛阳这一带风景。北宋人非常注重向生活学习，只有多看真山实水，才能画得好山水画。单就构图而论，北宋人山水画变化很多，有真实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项圣谟法宋人，也正是学习这个优良传统。项圣谟早年学王蒙，他说：“家藏黄鹤山樵画颇多，余自幼摹仿，后学大痴，久不作想，兹以其笔意写此小景，自喜未忘其本来面目也。”王蒙的名作《青卞隐居图》是项圣谟祖父的旧藏之物。这幅画之所以获得极大成功，笔墨是很重要的因素。其用笔随意写出，沉着痛快，笔笔含情。画面上那跳动的笔触，使我们可以想见画家创作时那解衣盘礴的激动情态。项圣谟早年学习王蒙，正是学习这种充满着激情的笔墨趣味，后来他总是说自己聪明不及前，除其他因素外，笔墨中的激情是其中之一。有一次他画了一株松树，是喝了酒之后画的，画得很草率，第二天清早起来一看不觉好笑，但他却认为“较之醒时，颇有生气，此无他，直以胆用事也，故佳”。“胆”，是敢画，无所顾虑，而酒后正是豪兴发作之时，激情自然从笔端流出。项圣谟后来的笔法，吸收了元代黄公望、倪瓒及明代文徵明的趣味为多，变化得炼达老成，多秀逸之气，更见其冷静。这也是随着他年龄增长与社会阅历的加深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整个画面的情调上，元人与宋人之最大不同，是元画的文人气息。四大家均是隐逸之士，具有文学修养，他们的作品充满着文人逸士的情调。而项圣谟也是一个文人画家，思想中有着隐逸的观点，自然情调与元四家合拍。所以项圣谟的画“取韵于元”不止是一个时代的趋向，而且是有它内在因素的。

士气作家俱备

董其昌在题项圣谟《画圣册》中，曾指出项圣谟绘画风格特点是“士气作家俱备”，此语一出，后世的许多鉴赏家均遵此说而无异言，可见这是大家公认的。项圣谟出身于名门贵胄之家，有很好的文化教养，博学多才，诗写得很好，后人曾认为他的诗"“真风人之遗，陶、杜当许入室”"。他的画笔吸收元人韵味，秀逸雅致，无甜俗之气，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作品中具有董其昌等人所说的“士气”，是毫无疑义的，这也是当时文人画家的共同特点。问题是他的作品中还兼备“作家”气，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所谓“作家”，即是“行家”，或者称之为“画师”。行家们的作品，在董其昌等人那里，一直受贬。如他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但他承认某些行家的一些长处，在评价仇英时，曾说“太史如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然而“其术近苦”，“殊不可习”，“非吾曹当学”，董其昌是很少以“士气”、“作家”这两者兼而有之去评价当时画家以及古代画家的。对项圣谟的评价，并非贬意，那么他具体所指的又是什么呢？根据董跋的前后文意，他所指的应是项圣谟在“取法宋”当中那种造型准确、用笔周密的深厚功力。所以董其昌评项圣谟为所谓“作家”，并非贬词，实具褒意。

一个画家，应当有自己的追求，按照自己所能理解的，在艺术实践上去勇敢的探索，不为暂时的利益与荣誉所诱惑，这就是胆识。当然，胆有大小，识有高低，这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但必须有这个信念才能在创作上有所成就。项圣谟认识到了宋人和元人、士夫和作家均有所长处，他没有偏见地把它们吸收过来。吴山涛在题项圣谟《秋声图轴》曾说到：“孔彰先生为予老友，作画必凝神定志，一笔不苟，予常嗤其太劳。君曰：我辈笔墨，欲流传千百世，岂可草草乎？旨哉其言也。”可见项圣谟这种严肃认真的好的作风，直接影响到他的画风，使他的绘画在当时的画坛上别树一帜，而赢得了“士气作家俱备”的称誉。

项松名满东南

中国古代画家，除了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等分科中各专一门外，也往往一些人喜欢集中画某一两种动、植物而成为专家的。如韩滉马，戴嵩牛，易元吉猴，文同竹，郑思肖兰，王冕梅等等，这个传统一直发展到今天。王鸿绪在跋项圣谟《山水诗画册》中说：“项孔彰山水全师北宋，兼善写生，尤善画松，故明时项松之名满东南。”在中国画科上，项圣谟以画山水为主，兼及其他，是一个才能比较全面的画家。“项松”之名是由于他松树画得好，也由于他喜好松树，书斋名“松涛书阁”，别号为“松涛散仙”之故，画松并不是他的专门。与其绰号“项松”，还不如扩而大之绰号“项树”。因为他画树，很有特色。

项圣谟喜欢画老树和高大乔木，看似笨拙，实则寓巧于拙。如《大树风号图》中大树的形象，挺直的树干，又圆又粗，枝丫四出，对称均匀，是很笨拙的。然而，树干的粗壮，加强了挺拔之势，枝丫的均匀，便于表现它的繁密，塞满空间，不唯是构图的需要，也造成风动之感。《大树风号图》中的大树，像是一个饱经沧桑、遭受摧折，而不甘屈服的老人。《老树鸣秋图》中的老树，却象征着明的败亡，老百姓纷纷离去。《且听寒响图》中的一丛杂树，主要塑造了两枝老树的形象，其一挺直，其一偃侧，互相呼应，它们虽然枝叶凋零，但却精神饱满，面对严寒，而刚强傲岸，就像画中的主人和客人一样。这种寓意和象征的手法，不管作者是有意或无意，而在艺术效果上是能使人产生类似的联想的，把人的个性赋予无知的树木，便更加富有生命力了。

此外他在山水长卷中，构图的安排，敢于使用成片的树林。如《后招隐图》，一开首在近岸处画的丛林，处理手法很大胆，因而在构图上十分新鲜，不落俗套。《松涛散仙图》卷后的大片松树林，松树的姿态变化很多，集体组合成林，枝繁叶茂，有如波浪翻滚，似有阵阵风声，呼啸于林杪间，意境十分深远，使主题鲜明突出。不愧于“项松之名满东南”的称誉。

项圣谟有《朗云堂集》、《清河草堂集》等诗集行于世，这对于我们了解这位画家的生平事迹、思想活动、艺术创作等是非常重要的，可惜他的诗集如今却很难寻找到了，不知是否还存在于人间。由于我对他的材料掌握不多，尤其他的有些重要作品，流传在海外，未能见到原作，认识是很不深入的，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材料和深入探讨。

"

徐珂（1869年－1928年），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光绪年间（1889年）举人。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参加南社。曾担任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的幕僚，不久离去。1901年在上海担任了《外交报》、《东方杂志》的编辑，1911年，接管《东方杂志》的“杂纂部”。与潘仕成、王晋卿、王辑塘、冒鹤亭等友好。编有《清稗类钞》、《历代白话诗选》、《古今词选集评》等。

曾朴（1872～1935）中国清末民初小说家，出版家。家谱载名为朴华，初字太朴，改字孟朴（曾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近代文学家、出版家。"创办实业

戊戌变法前夕，曾朴居上海，原是秉承父命拟创办实业，但在沪时常与改良派人物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交往，畅谈维新，筹措变法活动，把创办实业的事置之脑后了。次年，变法失败，改良派六君子被杀，曾朴适回常熟料理父丧，幸未罹难。此际，曾朴诗词有《李花篇》，隐讽慈禧太后偏宠太监李莲英事，又有《盆荷》一首，隐叙光绪被囚瀛台事，非议朝政，为变法殉难志士鸣不平，也流露出希望光绪脱去桎梏重振国运的愿望。常熟名士沈北山冒死上疏请西太后交出政权，杀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这件哄动全国的大案，曾朴暗中亦参与其事。沈北山回常熟后匿居曾宅，事败，被捕入狱，曾朴百般照拂。1900年，江南知府经元善联名一千二百三十人上书谏废立，曾朴也参与此举。这一时期的曾朴，受改良主义影响是颇深的。

曾朴经营的文化事业因资金周转不灵而中辍，后曾入两总督端方幕，仅任财政之案，未见作为。未及一年，端方调任北洋大臣，于是曾朴捐纳候补知府赴京引见后分发浙江，但因并无奥援，也仅仅充任杭州地方的发审委员与宁波清理绿营宫地局会办一类的闲曹小吏而已。

辛亥革命前夕，曾朴参加江苏省教育会，与黄炎培、沈信卿辈相往还。光复以后，他当选为江苏省议员，继而先后担任江苏省官产处长、沙田局会办、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在这十几年的宦海生活之中，曾朴严拒加征捐税，力争教育专款，反对苏省执政军阀孙传芳呈征亩捐未果，而称病请辞的。

在这期间，曾朴对于国家大事仍是颇为关心的。他对于袁世凯恢复帝制竭力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与蔡锷等为友，并资助陈其美等人反袁。1915年12月间，曾朴和冷御秋、钮永建等在沪谋划江苏主面的反袁运动，军费匮乏，他概然负筹款之责，并且输私蓄以充军实。

文学之路

曾朴自幼笃好文学，养成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曾在北京同文馆特班学习过法文。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结识曾经在法国侨居多年的陈季同。在陈指点下，三四年内集中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并阅读了许多法译的西欧各国文学名著，自云"“因此发了文学狂”"。

五四运动发生那年，曾朴即摒弃旧学，立嘱留德学医的欢予耀仲在欧洲购买大批文学书籍，打算全面介绍法国文学，并着手编集了法国文学史大纲。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抱着赞颂态度的。他主张中国的文学应开辟“新路径”主张输入外国新文学；注入新血液以扩大中国文学领域；他也赞扬“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提倡纯净的大众化的白话文和“平民文学”。虽则，曾朴的文学观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作为出身于封建营垒的老举人，能够如此勇于接受新事物，洵属可贵。

曾朴于1902年至1903年间在沪经营丝业失败，遂于1904 年与丁初我、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大量发行译、著小说以鼓荡新风气，其中也包括金松岑等编著的鼓吹民族革命思想的作品。继又发行《小说林》杂志，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秋瑾牺牲后，这个杂志发表了不少诗文传奇以示哀悼。在这一时期内，曾朴继金松岑原作续撰《孽海花》，鼓吹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思想也由此开始萌发滋长。这不但在文艺创作中体现了出来，也在政治活动中付诸实践。当时，清廷倍英款建沪杭南铁路，实则是出卖中国主权，舆论哗然，曾补与马相伯等鼓动苏浙商界通电请愿，鼓荡民气，誓死反对卖国行为。

这年秋冬之间，清廷将残杀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敫调长江苏，曾朴与上海《时报》主人狄平子领衔发起驱张运动，被清廷密电嘱捕，但他屹然不为动，鼓动驱张风潮日益高涨，终于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在这一阶段内曾朴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金松岑、黄人、庞壁子、黄宗仰等人交往甚密，从他所写小说《孽海花》的思想倾向看，曾朴在这一时期所表现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是十分明显的。从改良主义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正意味着曾朴是紧跟着历史车轮前进的。

1927年，曾朴与长子虚白在沪创设真美善书店，办《真美善》杂志。这一时期，曾朴的主要贡献是介绍法国文学。据现有资料统计，他翻译的法国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有31 篇 ，尤其对法国进步的浪漫主义大师雨果介绍最力，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强烈倾向的《克林威尔》，反对暴政的《嬉王》、《欧那尼》，暴露资本主义社会里黑暗的《笑的人》、《巳黎圣母院》等戏剧和小说，都是由他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得曾朴突发心脏病，几近不治，卧病两年，不能写字读书，只能靠欣赏法国音乐还有和家人用法语对话打发时间。

在五四后上海涌现的富有天才的文人墨客中，是个异类。相较于徐志摩等人的留学经历，曾朴在从未跨出国门、从未接受过正统的西式高等教育的情况下，仅仅凭借西欧小说和上海霞飞路上的异国风情而在精神上构建了一个全盘西化的世界。张若谷一生致力于文学评论和翻译，力图将法兰西文学文化的精髓介绍到中国来。他住在马斯南路上白人众多的洋房里，家居内部陈设与巴黎家庭毫无二致，在他家举办的文学沙龙，当时吸引了许多上海知名的文艺家。

1931年，《真美善》杂志停刊，他回到家乡常熟虚廓园，潜心园艺，游憩养病，1935年病逝。

曾朴一生共育有五子，分别为曾虚白、曾耀仲、曾光叔、曾叔懋与曾熹。

求学经历

曾朴生于书香世家，曾家是常熟望族之一，祖上世代为官。曾朴的父亲曾之撰中年时辞官回到家乡，在明朝御史钱岱“小辋川”基址上，苦心营建达二十年之久，春花秋月、梦后楼台在不无虚拟意味的园林中自然而然起来。

曾之撰对曾朴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萤雪苦读换来春风得意。曾朴自幼聪慧好学，他表面上受着科举应试的教育，实际上常常背着他人沉浸在文艺书籍中，他文学的基石在无形中得以奠定。

光绪十七年中举。次年赴京参加会试，以墨污考卷出场。

弄污考卷事件发生后，曾之撰为了不让曾朴过于难堪，立刻斥资给他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任职的曾朴，眉宇间流露着自信，翩翩风华才子，交游广阔，豁达不羁。

曾朴早年虽是个旧式举人，但却十分厌恶封建科举制度；在其少时所作《赴试学院放歌》中就痛切揭露清廷科场视士子如盗贼的现象，对那些孜孜攻读八股文章钻营功名利禄的文士表示鄙夷。他傲然高吟：“丈夫不能腰佩六国玺，死当头颅行万里，胡为碌碌记姓名，日夜埋头事文史！……男儿快意动千秋，何用毛锥换貂珥，君不见苍松古柏盘屈干云霄，安能局促泥涂日与荆枳比！”后来虽迫于老父严命并被督送登轮勉强北上应试，入场后却故意弄污试卷题诗拂袖而出， 愤然表示“功名不合此中求”！虽则，其父为他捐内阁中书留京供职，但傲岸的曾朴不惯于浮沉宦海，日与同好文友诗酒邀游。他留京几年，终觉得小京官生涯不足以偿其志，遂愤然出都，脱离宦海。

"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汉族，安徽省全椒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序》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后卒于客中。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小说《儒林外史》。"人物生平

少年才子

吴敬梓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

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赣榆任所。少时有文名，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他的学习态度是认真刻苦的，头脑又聪颖，很快就打好了学识的功底，所谓“用力于学，已有初基”，“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显露出很好的禀赋和才气。不过，他决不死读书，也还不时浏览当地的山海风情，随父参加一些当地名士的聚会。加之他毕竟出生于官宦人家，沾染些“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的习气，从而养成一种放荡豁达的态度，胸襟开阔， 睨尘俗，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才识过人的才子。

有一次，他登上赣榆县城的高阁，参加县中名士的宴会，当众作了一首五律《观海》，使得满座皆惊，赞叹这个少年学子的诗思敏捷和诗境雄阔。其诗曰：“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他从高阁观海仰望俯闻的壮景落笔，想象百川汇海、海市蜃楼的奇观，进而发挥横看齐鲁、纵观天地的奇想，终以抒发自己年轻气旺、高阁与宴的豪情作结，气界，对这段时期所知怎少，几近空白。在现有史料中，仅仅在《文木山房集》中见到吴敬梓少年时期收入的最早一首诗“观海潮”以及在“移家赋”中提到的有关他父亲在赣榆为官时的只言片语。

如此重要的时期，发生在吴敬梓身上大约有以下一些重大事件：见到了父亲吴霖起为官清廉、正直，鞠躬尽瘁，在教喻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为赣榆县做了很多贡献。到任之初，见到教舍凋零倒塌之状，先捐出自己一年的俸钱40两，继后又变卖祖产肥田三千亩，并变卖了在五河、天长、含山、和州等地的祖传当铺、布庄、银楼等，筹银近万两，修建因1668年在大地震中毁坏殆尽的文庙、尊经阁。并且新建了“敬一亭”。他亲眼目睹了其父的贡献，为他深感骄傲。然而同时目睹了其父因不善于巴结上司，终被罢官回乡的不公待遇，使他对官场的腐败有了切身的体会。 在父亲的直接监护下，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培养，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学基础。同时，也在父亲的呵护下，16岁即早早完成了婚姻大事，与陶氏的第一次婚姻，使他与全椒望族金氏门第的关系更密切了。18岁，回乡帮助料理岳父丧事。20岁，去滁州为姐夫金绍曾病故奔丧。过早丧母的吴敬梓很小就面对严酷的世事，对于他，虽然是冷酷了一点，但却磨炼了他，使他的思想提早成熟起来。

正因为有了这十年的种种经历，才使我们认识到他最终与官场决裂有着亲身体会的家庭因素。也使我们知道，过早的婚姻没有能像第二次与叶氏婚姻那样，完全摆脱了父母包办，婚姻之言的封建传统的模式，而带给吴敬梓一个全新的自主婚姻。在《儒林外史》中，所运用的语言，基本上是我们所熟悉的家乡方言。但在仔细阅读之后又发现，其中又有不少方言完全不是我们的全椒方言，也不是淮扬语言。吴敬梓在少年、青年时期生活于赣榆，是一个人在语言上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之一。

败家之子

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留下了二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敬梓“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倾酒歌呼，穷日夜”，“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族人之间有“夺产之变”，“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视之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

在雍正十一年，与续弦叶氏迁来南京，移家金陵秦淮水亭，住在秦淮河畔的白板桥西，家境已困，从此，吴敬梓在南京定居下来。[2]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梓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仍好交友，“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穷困潦倒

乾隆元年，安徽巡抚赵国麟、江宁巡导唐时琳，和学台郑江力荐他前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他因消渴加剧拒绝，堂兄吴檠、友人程廷祚则落选而归。晚年生活困顿，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度日，“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以至以书易米。每年一到冬天，气温苦寒，与朋友在晚上到城外绕行，歌吟啸呼，称之为“暖足”。密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描述：“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曰：吾胸中自有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窒其躬，传其学，天之于敏轩，倘意别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测之也。”。吴敬梓在真州曾投靠革职回乡的官绅杨凯，由于生活困窘，他有《雨》诗曰：“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表示希望杨凯资助其生活。

醉酒辞世

乾隆十九年，吴敬梓54岁那一年，到江苏扬州访友痛饮，微醉之中，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主要是去投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十月二十八日，与自北京南下的王又曾在舟中痛饮销寒。归来之后，酒酣耳热，痰涌气促，救治不及，顷刻辞世。时为一月十一日。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吴鏊。生前好友金兆燕和王又曾协助料理丧事， 其时，吴敬梓一贫如洗，“可怜犹剩典衣钱”，卢见曾替他购棺装殓，遗柩得以归葬金陵清凉山下。

进士家族

全椒文化底蕴深厚，文人辈出。蜚声文坛的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就出生与此。

部分书中“吴敬梓兄弟五人，其中四人在科举仕途道路上都很多成就：长兄国鼎和孪生兄弟国龙都是明崇祯癸未进士三兄国缙是顺治己丑进士；再加上后来的国龙的儿子吴旦又以榜眼及第。” 在明清时期，吴门是一门两鼎甲，三代六进士。这也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小说中说的“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取材来源。有的资料说法不一，甚至出处错误，给读者带来误导。

中举时间

从全椒县志，文化志等资料来看，对吴门的中举时间不统一；

1.《全椒文化志》称，吴国缙是顺治己丑进士；

2.《全椒文物志》称，吴国缙是清顺治九年进士；授文林郎改江宁府学教授；

3.《全椒县志》清康熙版选举志称，吴国缙字玉林，号峙读，内翰林，国对胞兄，崇祯己卯举人，顺治己丑进士，壬辰殿试授文林郎，改江宁府教授；大学士李霨撰《清理科掌给事中吴公墓表》称，兄弟五人登科者四，国鼎，公同榜进士，国缙壬辰进士，国对戊戌进士…惟仲兄国器以布衣终。

4.《全椒县志》民国九年版选举表注明，吴国缙，崇祯己卯举人，顺治己丑进士。

以上不难看出，吴国缙是崇祯己卯举人，顺治己丑进士，应该无疑义。壬辰殿试时授文林郎；各种资料引用不一，会给读者带来淆。

吴旦身世

特别是《全椒文化志》再加上后来的国龙的儿子吴旦又以榜眼及第。称吴旦是吴国龙的儿子，误也。

从吴敬梓家谱来看，吴国龙是吴敬梓的曾叔祖，吴国对是吴敬梓的曾祖，吴旦是吴敬梓的祖父。吴沛生了五个儿子，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吴国对生有三个儿子，吴旦，吴勖，吴升。吴旦是长子。吴旦的儿子霖起，即吴敬梓的父亲。

个人作品

1.《全椒县志》民国九年版，吴旦，字卿云，清增监生，授州同知。著有《月谭集》传世。

据卷十一人物志载，吴旦为侍读国对长子。少年丧母，和继母一起生活，并随从父亲在京城居住。吴旦是个孝子，天气寒冷，吴旦总是早起，先把父亲的衣服穿上温热，然后再扶起父亲来穿。生怕父亲受凉。

2.《全椒文物志》也载，吴旦，字卿云，学位：清增监生，官职：州同知。著作《月谭集》

人物评价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在吴敬梓的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有极大的变化。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循形”。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

他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丝希望，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倒的事实。雍正帝、乾隆帝年间，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就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以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胡适：曾蒐求吴敬梓的佚著而不可得。胡适在《吴敬梓传》说：“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

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

文学特点

《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带有开创意义的杰作。在它之前中国文学中就已经有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著名的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而《儒林外史》的开创性意义在于：它以现实主义作为底色，以讽刺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它与销后出现的《红楼梦》一起，构成我国古代小说的又一高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作品内容博大深厚，闪烁着民主进步的思想光芒。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无情鞭挞了封建科举制度腐朽的本质和其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系列深受科举毒害的迂腐的读书人、虚伪的假名士，也塑造了理想中的人物。虽然假托明代，却是封建社会一幅真实的生活画卷。这部作品不仅以讽刺作为主要的艺术手段，而且在结构上与通常的长篇小说以中心人物、中心事件来结构故事的方式不同，以连缀的故事、相互衔接的人物，既独立又前后呼应地结成艺术整体。它奠定了我国讽刺小说的基石，对后来的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文学应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毛诗序》就已提出“美刺”思想。以批判姿态直面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核心。乐府承接了这一传统，在杜甫诗中更是得到发扬光大，而吴敬梓则把这一传统注入到小说艺术中，并以极大的勇气用讽刺鞭挞的手法来加以表现。他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在清末文坛被广为推崇，对重要文学流派谴责小说产生明显的影响。我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对吴敬梓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创作“秉持公心，指擿时弊。”。鲁迅小说中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闪烁着批判的锋芒，他对国民性深切剖析，无疑是从吴敬梓的思想和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文化传统之所以绵延不绝，在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断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有益于当代的精神营养，发扬传统，以丰富传统，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我们也因之与传统同在。建设21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之所以充满信心，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我们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我们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样理所当然地包括文艺作品要反映现实，呼喊出人民的心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就是要尊重传统并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我们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也是创造崭新文化的源泉和基础。发展我们的文化事业，学习、继承传统和把握时代脉搏两者不可或缺。只有努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我们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贤。

"

刘鹗（è）（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清末小说家。谱名震远，原名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鹗，字铁云（刘铁云[1]），又字公约，号老残。署名“洪都百炼生”。汉族，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阳（今江苏淮安区）。刘鹗自青年时期拜从太谷学派南宗李光炘(龙川)之后，终生主张以“教养”为大纲，发展经济生产，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他一生从事实业，投资教育，为的就是能够实现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目的。而他之所以能屡败屡战、坚韧不拔，太谷学派的思想可以说是他的精神支柱。"生平资料

出身家学

刘鹗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音乐、算学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其《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甲骨四堂”中的二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而刘鹗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铁云藏龟》等书，更是其拓印、系统研究古文字及其演变过程的代表作。

人物生平

早年科场不利，转而行医和经商。光绪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澄、山东巡抚张曜幕府，帮办治黄工程，成绩显著，被保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任用。光绪二十三年，应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后又曾参与拟订河南矿务机关豫丰公司章程，并为福公司擘划开采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铁矿，成为外商之买办与经纪人。二十六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三十四年清廷以“私售仓粟”罪把他充军新疆，次年死于乌鲁木齐。

社会关系

即便如此“谤满天下”，刘鹗在当时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政治上，他依靠父亲刘成忠和王文韶，李鸿藻的“年谊”关系，和李鸿章，张曜的同僚关系，以及自己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李经迈，王文韶之子王稚夔，王钧叔等人的关系，走通萧王善耆，庆王奕勖的门路，和一时号称清流的官吏如端方，徐琪，赵子衡，宗室的溥佟，以及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活动也极其活跃，除了太谷学派同学之外，他和宋伯鲁，汪康年，方药雨，沉荩，狄楚青，大刀王五等人也是至交，先后参加了东文学社，农学会，保国会，救济会等社会团体。对外方面，因福公司的关系，和英国，意大利商人关系密切。同时，和日本驻华公使也有交往。自己在北方掌握了天津“日日新闻”一张报纸，在南方则和上海的多家报纸均有紧密联系，足以左右一些舆论。有着这样复杂的国内外的背景，刘鹗虽仅有候补知府衔，却无形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势力，因而遭人所忌，被诬流放。

治河业绩

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善于河工算学，热衷于西方新兴的科学技术。刘鹗秉承家学，结合他一八八八年在河南，山东等地治理黄河的实践经验，写有“治河五说“，”三省黄河全图“，”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河工禀稿“。其中，”治河五说“，”三省黄河全图“和”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再加上算学著作“弧角三术”，“勾股天元草”，在刘鹗生前即有刊本。这五部著作，使刘鹗的治河业绩被统治者初步认可，并因“学术渊源，通晓洋务“被推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以知府用“。

爱好擅长

早年学医的刘鹗，在扬州一度悬壶济世，写有“温病条辨歌诀”和“要药分剂补正”。“老残游记”中那个摇串铃走四方的郎中老残，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刘鹗精通乐律，是广陵琴派的传人，曾为其琴师张瑞珊先生刊刻了“十一弦馆琴谱”，还刻有“抱残守缺斋手抄琴谱”，并喜欢收藏古琴。他所藏的唐琴“九霄环佩”，琴面有黄庭坚题记，后来归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近世四大名琴之中。在繁忙实业之余，刘鹗还热衷于收藏古物碑帖，研究三代文字。他的“抱残守缺斋珍藏碑帖”，“抱残守缺斋中头等碑帖”，“抱残守缺斋书画碑帖目”，以及近人鲍鼎所辑的“抱残守缺斋藏器目”，虽非他藏品的全部，也足见其收藏的广博精深。

他早年即与罗振玉结识于淮安，延罗为西席，之后更是结为儿女亲家。罗振玉和最早接触甲骨文字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接触殷墟甲骨，便是得见刘鹗收藏。受罗振玉影响很大，后与罗结为姻亲的王国维，与刘鹗四子刘大绅友情深厚，同随罗振玉游学东瀛。所以可以这么说，“甲骨四堂’'中的二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而刘鹗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铁云藏龟”，“铁云藏货”，“铁云藏印”和“铁云藏陶” ，更是其拓印，系统研究古文字及其演变过程的代表作。

理念主张

刘鹗生当封建王朝统治即将彻底灭亡的前夕，一方面反对革命，同时也对清末残败的政治局势感到不安和悲愤。他认为当时“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削为事,民不堪矣。民困则思乱”。他要求澄清吏治，反对“苛政扰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在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的情况下，他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储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但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步伐并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下，刘鹗对外商又多所迁就，其所定之制往往有损于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因此“世俗交谪，目为汉奸”。

学派

刘鹗信奉太谷学派，为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炘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曾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一事不合龙川之法”，“辄怏怏终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又在《老残游记》中借玙姑与黄龙子之口宣扬他所承袭和发挥的太谷学派精义，以为宋儒理学的理、欲之分不近人情；在处世接物上倡导以人情为根据，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认为儒、释、道三教殊途同归，其根本都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他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该派的“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推黄“以教天下为己任”，而自承“以养天下为己任”。太谷学派之精神对刘鹗一生思想、行事及小说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其他作品

还残存《外编》4700余字，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以后。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金石著作《铁云藏陶》、《铁云泥封》、《铁云藏龟》，《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集录，奠定了后来甲骨文研究基础。诗歌创作《铁云诗存》。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铁云诗存》，其诗清新俊逸，功力颇深，反映了他的一些行踪和思想感情。 鲁迅认为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4部谴责小说的合称 。即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董士锡，清朝嘉庆年间人，字晋卿，一字损甫，籍贯江苏武进。副榜贡生，候选直隶州州判。幼从大母受《孝经》章句，及就外傅读诸经史，悉能通解。年十六，从两舅氏张皋文、宛邻游，承其指授，古文赋诗词皆精妙，而所受虞仲翔《易》义尤精。顾家贫，非客游无以为养。馆于张古馀、阮芸台、方茶山、洪石农诸处，率名公卿也。所著《齐物论斋集》二十三卷，内《古赋》二卷，包世臣至推为独绝往代。并殚心阴阳五行家言，溯原于《易》，成《遁甲因是录》二卷。尚有《遁甲通变录》、《形气正宗》等稿藏于家。

［清］僧。字素风，海虞（今江苏常熟）秦氏子，剃染长寿庵。工诗、画，有息影斋诗钞。《清画家诗史》

凌廷堪（1755－1809），字仲子，一字次仲。安徽歙县人。少赋异禀，读书一目十行，年幼家贫，凌廷堪弱冠之年方才开始读书。稍长，工诗及骈散文，兼为长短句。仰慕其同乡江永、戴震学术，于是究心于经史。乾隆五十四年（1790）应江南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例授知县，自请改为教职，入选宁国府学教授。之后因其母丧到徽州，曾一度主讲敬亭、紫阳二书院，后因阮元聘请，为其子常生之师。晚年下肢瘫痪，毕力著述十余年。"历史资料

乾隆四十六年，凌廷堪自歙县由杭州回校浦，客居扬州，开始撰写《元遗山年谱》初稿，时与阮元相识，成莫逆之交。乾隆四十八年至京师，名公世卿、通儒雅士时在京中者悉爰重交纳，居京数月，名噪一时。经程晋芳推引，受业翁方纲之门，致力于经史之学。乾隆四十九年作客扬州，汪中与凌廷堪相见，辩论古今，深为折服。汪中赞扬说“今得君合十有七矣，”为人器重如此。乾隆五十一年，孔广森、武亿相与订交，论学论文，志趣最洽。次年作客扬州，与秦恩复、刘台拱、焦循、李钟泗以及章实斋等有交往，是年撰《礼经释例》初稿。乾隆五十五年出朱珪之门，在此期间得识藏书家鲍廷博。嘉庆元年《元遗山年谱》成书。后应阮元之聘教授其子阮常生。凌廷堪所结交皆一时名士，朋友中与江藩交往最密，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为其撰写的传记也最详审、最富深情，文中结尾处不胜感慨地说：“嗟乎，君冷宦无家，白头乏嗣，虽死故乡，实同旅殡，亦生人之极哀也已！”读之令人泫然。凌廷堪所教学生中，阮常生、胡培翚、张其锦是其佼佼者。"

吴绮(1619～1694) 清代词人。字园次，一字丰南，号绮园，又号听翁。江都（今江苏扬州）人。顺治十一年(1645)贡生、荐授弘文院中书舍人，升兵部主事、武选司员外郎。又任湖州知府，以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时人称之为"三风太守"。后失官，再未出仕。

洪秀全（1814年1月1日－1864年6月1日，1864年5月26日或1864年5月24日也有可能），是太平天国以宗教名义发动民变的领袖，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洪秀全以一乡村塾师走上武装斗争道路，领导了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生平

早年
　　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熟读四书五经及其它一些古籍。村中父老看好洪秀全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乡试都失败落选，第三次在广州落选后已经是25岁了，受此打击回家以后重病一场，一度昏迷。病中幻觉有一老人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间来斩妖除魔。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此时，洪秀全并不甘心于考试的失败，在6年后的1843年春天，再一次参加了广州的乡试，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
　　这时，洪秀全翻阅以前在广州应试时收到的基督徒梁发的《劝世良言》一书，把书中内容与自己以前大病时的幻觉对比，认为，自己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的教义，索性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称之为“拜上帝教”。
　　洪秀全说：“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
　　太平天国天王玉玺洪秀全最初在广州附近传教，但未取得很大成功。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转至广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下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5年至1846年间，在家乡的洪秀全写下《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等作品。1847年初，洪秀全在广州的一所基督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曾要求受洗，但教士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而拒绝了。洪其后再到广西会合冯云山，并陆续制订拜上帝会的规条及仪式。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日渐加深，洪秀全等人在1850年决定反清，加紧准备。会众在下半年间陆续前来金田团营，在1851年1月正式宣布起义，揭竿而起。
　　洪秀全 檄文全文如下：盖闻唐虞揖让，固称上古之圣人。而汤武征诛，亦系中天之景运。汉鼎已迁于新莽，刘文。亦复中兴。徽钦既虏于金人，宋康王依然反国。是故日一旋坤转，乃历代之常情。革故鼎新，本累朝之故事。惟我大明之太祖，曾开国之南京。传至季世怀宗，遂亡身于北厥。奈天心已去，闯王大乱于中华，痛帝位之难留，皇之逃奔于吴越。呈卿失计，当为驱虎逐狼。摄政不良，恰似长蛇封豕。纵然成功者退以身，殉国何难。有德者居以位，让贤何恨。
　　独是外夷僭窃华夏，腥风燥羯称尊，夜郎自大，屈真才，旷野之珠玉皆空，纵贪吏以害民。闾里之脂膏已尽。□□钞粮重敛，今日完而明日征。
　　法律分更，旗人宽而汉人刻。父老号秦苛政久已，人民望我兴复。正与今华裔有仆，故国犹存邦，总是旧命则维新，爱举义旗以清妖孽。所望普天率土，执孺子于咸阳。协力同心，歼商于牧野。重懋旧业，再造丕基，忍使上国衣冠沦于春秋。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具全才全德者，封万户侯；抱一技一能者,授千夫长；躬耕者免税三年；犯法者宥罪十世。上有务恤之主，下无罹网之民。惟有乘风掳抢者，决然剿灭不俨。
　　然有汤武之行，再睹尧舜之世乎。
　　檄文到日，薄海遵行。

名字含义
　　“洪秀全”原名叫洪仁坤，长大后参加科举考试，接连三次都没有考上，第三次科举失败后，就在家里病倒了，四十天卧床不起，久治不好，为了身体早日康复，便改名叫洪秀全。洪秀全这个名字后来在其建立“拜上帝教”时，既成为一个联络暗语，又是一个政治谶语。其姓“洪”由“三八二十一”组成，这个“三八二十一”就是“拜上帝教”的联络暗语、立会之号。其名“秀全”两字是由“禾”、“乃”、“人”、“王”组成，“禾”字与“我”字读音相近，四字组合起来则是“我乃人王”，也就是说，洪秀全是上帝派来的领袖。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1853年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咸丰六年，因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威权逼己”，遂密诏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韦又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以翼王石达开主政。
　　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冯云山、萧朝贵已死，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主张把四书五经列为禁书，杨秀清不同意，借“天父下凡”迫洪秀全让步，后者只好同意四书五经在修改后可以刊印流传，然而，直至太平天国灭亡仍未曾刊行。
　　在当时的清朝许多国民由于抽鸦片而体质虚弱，难于戒除烟瘾，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国库虚空，民生困苦。洪秀全通过制定严厉的刑罚来禁止鸦片的买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主权原则上，洪秀全对清朝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不认可。

天京事变
　　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另有图谋，以“天父下凡”为由迫天王封他为“万岁”。
　　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矛盾日渐加深。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伪作不忍。洪秀全知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顶天燕秦日纲对东王不满，后来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1856年，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顶天燕秦日纲铲除东王。韦昌辉在9月1日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诛，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达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城外，韦昌辉其后尽杀翼王府中石达开的家属。石达开从安庆起兵，声讨韦昌辉，此时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石达开。东王、北王与燕王先后被诛。翼王石达开在天京主政一段时间，为洪秀全所忌，洪秀全封自己的亲兄弟洪仁发、洪仁达为王，以牵制石达开，引起石达开不满。1857年石达开受猜忌带领大军负气出走，脱离天王指挥。自天京事变及翼王出走后，洪秀全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太平天国却开始走下坡。
　　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诸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渡过难关。1863年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四月病卒。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国》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另外一种解读
　　韦昌辉对于杨秀清主管国事不服气，表面上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心里早就暗藏杀机。1856年下，杨派韦“督师”江西，韦昌辉屡战屡败，因为惧怕惩处，随领兵3000偷偷回京，奔赴天王府求情。洪秀全斥责说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韦昌辉走投无路，遂孤注一掷，突袭东王府，杀东王府以及其部署两万余人。石达开从湖北回到天京，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欲加害是石达开。石达开逃到天王府，韦昌辉兴兵攻打天王府。石达开连夜出逃，韦昌辉杀其全家老少。石达开逃到武昌后，兴兵四万讨伐韦昌辉。
　　韦昌辉滥杀无辜激起民愤，天王下令“合朝同心”，将韦昌辉处死，首级送石达开。
　　事变后，洪秀全追封杨秀清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将自己的第五子过继给杨秀清，将其被害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要臣民们“代代莫须忘”。

晚年
　　清军开始进迫天京，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人支撑下，太平军在数年间阻止了清军的很多攻势。1859年，族弟洪仁玕抵达天京，洪秀全大喜，封仁玕为军师、干王，总理天国朝政。由于洪仁玕未有立功而封王，洪秀全怕其他人不服，再次封异姓为王。后来洪秀全分散诸王权力，开始滥封王爵。
　　1861年12月间，英国海军提督何伯与参赞巴夏礼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以事成后平分中国为条件，协助太平天国打败清朝。洪秀全态度坚决，断然拒绝英国人的建议，在维护国土完整和主权方面，态度明确和坚定。英国人见无法从太平天国那里获得利益便转而支持清朝。清朝为镇压太平军于是勾结洋人，出卖国家利益。
　　1862年，陈玉成英勇就义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附近据点逐一陷落。洪秀全晚年，思想保守，陷入了宗教迷信。李秀成知道天京难以久守，向洪秀全建议放弃天京，转战中原，被洪秀全拒绝。面对困境，洪秀全没有采取适当的对策，却向将士宣称将有天兵下凡，驱走清兵。

死因之谜
　　1864年3月，天京合围后，城内粮食不足，洪秀全带头吃“甜露”充饥，因而致病。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天京，清军在城陷后将他的遗体毁掉。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曾国藩在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服毒逝世”。但当时的学者对洪秀全自杀说，已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年表

1、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出身农家，读过村塾，屡试不第。
　　2、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翌年到广西贵县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真义。后回花县，著《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
　　3、1847年8月，赴广西桂平紫荆山会冯云山，组织力量，开展政治斗争。
　　4、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营盘岭聚集2万多会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称太平王，后在东乡建立太平天国；12月，在永安分封诸王。翌年攻桂林，克全州，占领两湖，再从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
　　5、1853年定都南京，改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再分兵北伐、西征，结果北伐失利而西征胜利。入主天王府后，深居简出，生活奢靡，大权交由杨秀清掌握。
　　6、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杨秀清居功自傲，逼封万岁。遂密诏韦昌辉、秦日纲，诛杀杨秀清及其家人、部属2万多。
　　7、1857年，石达开率20万精兵出走后，只得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以扭转局势。
　　8、1859年，命洪仁玕总理朝政。清廷联合帝国主义加紧镇压太平天国，安庆、苏州、杭州等相继陷落，天京被围。
　　9、1864年，天京陷落前病死。

主要成就

政治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清王朝绿营制度被彻底抛弃，而汉族地主例如曾国藩李鸿章成为清王朝的中坚力量。同时清王朝被迫引进西方先进武器来剿灭所谓叛乱，因此洪秀全领导的活动也是促成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1859年洪秀全颁布了洪仁玕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写的《资政新篇》一书。这是后期太平天囯的重要政纲，说明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较同时代的地主统治阶级思想开明，眼界开阔。

军事
　　洪秀全依靠拜上帝会的煽动力以及清王朝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打造了太平军这一支劲旅。1853年2月 ,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 ,帆幔蔽江 ,炮声遥震 ,沿江州邑 ,莫不望风披靡 。 3月20日 ,太平军挟千里席卷之势 ,长歌涌入金陵 ,开始建造“人间小天堂”。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 ，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 ，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狂飙所及，庐舍为墟。

经济
　　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改变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会的措施。其内容表现了农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纲领内容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平分土地的施政方案，显现出改革社会制度的进步思想。与此同时，他尚致力确立天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力图建立起一个符合其阐释改造了的基督教神学精神的新型社会。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文化
　　在服饰方面，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是中国唯一具备服饰制度的农民政权。在服饰上，既继承了传统遗制，又有所创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衣冠服饰制度。

在意识形态方面，洪秀全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

民族
　　洪秀全极度仇视满族统治者。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洪秀全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最终沉重打击了满族统治者。

太平天国实施剪辫子政策，力求摆脱民族奴役的阴影，这对近代革命家而言是颇具鼓舞性的。

外交
　　洪秀全在位期间先后命杨秀清和洪仁玕主持外交。与外国多有联络友善。

故居

洪秀全故居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大布乡官禄村，是洪秀全成长、耕读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原故居于金田起义后被清军焚毁。1961年，广州市文物考古队发掘出房屋墙基，重建。建筑为泥砖瓦木结构，一厅五房，六间相连，坐北向南，东西宽16.5米、南北深5.5米，每间房子约13平方米。西端第一间为洪秀全夫妇住房，室内陈设简陋，仅有床、桌子和凳子。第二间房子正面挂洪秀全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画像有洪秀全的亲笔题诗。

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广东省、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周围环境优雅，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游客可了解这位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成长初期的历史环境。

"

龚翔麟（1658—1733）清代藏书家、文学家。字天石，号蘅圃，又号稼村，晚号田居，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康熙二十年中顺天乡试乙榜。由工部主事累迁御史，有直声，致仕归。工词，与朱彝尊等合称浙西六家，著有《田居诗稿》、《红藕庄词》。"介绍

龚翔麟，生于世祖顺治十五年，卒于宗雍正十一年，年七十六岁。康熙二十年副贡生。由工部主事历迁至御史。当官有干实，在谏台时，号称敢言。初居武林田家湾，自号田居。後得横河沈氏之居，谓之玉玲珑山馆，因获宋宣和花纲石玉玲珑，因以名其楼。刻书多，以春秋集传为主，名为《玉玲珑阁丛书》。藏书印有“玉玲珑阁藏书图记”、“龚稼村秘籍之印”等。

翔麟工诗词，与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嗥日、沈岸登称“浙西六家”。著有《田居诗稿》十卷，续三卷，《红藕庄词》三卷。

清藏书家、文学家。字天石，号佳育，别号蘅圃，又号稼村，晚号田居。仁和人。康熙二十年顺天副贡生，由兵部车驾司主事、工部主事、迁广东关税官，后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工于诗文，与朱彝尊等人称“浙西六家”。有藏书楼“玉玲珑阁”，为横河沈氏故居，因获宋宣和花岗石玉玲珑，因以名其楼。所藏异书甚多，藏书知名，甲于浙右。藏书处另有“红藕庄”、“墨稼轩”等。刻书多种，以春秋集传为主，曾延聘黄虞稷为其校刊图书，名为《玉玲珑阁丛书》。藏书印有“玉玲珑阁藏书图记”、“龚稼村秘籍之印”、“玉玲珑山馆”、“红藕庄”、“蘅圃曾观”、“红菡萏湖庄”、“龚氏墨稼轩珍藏图书”、“横沙龚氏玉玲珑阁收藏图书”、“龚蘅圃秘籍之印”等。晚年家贫，以至于举家食粥度日，遂迁居至张陀园，字号田居。著有《田居诗稿》、《红藕山庄词选》、《兰台疏稿》、《浙西六家词》等。

"

宋徵舆（公元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六七年）字直方，一字辕文，江苏华亭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卒于清圣祖康熙六年，年五十岁。顺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徵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倡几社，以古学相砥砺，故所作以博瞻见长，《四库全书提要》云： “徵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以古学相砥砺，所作以博赡见长，其才气睥睨一世 ，而精练不及子龙 ，故声誉亦稍亚之云。”有《林屋文稿》十六卷，诗稿十四卷，《四库总目》传于世。"野史

据野史笔记传说，宋征舆十六岁时与当时名妓柳如是相恋，因当时松江知府方岳贡下令驱逐外地来的“流妓”，柳如是因之前是苏州人氏，处于被驱逐对象，因此找宋征舆商量，宋性格软弱，建议“姑避其锋”，柳如是大怒，与其断绝关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采用了这个说法，但是未知是否确凿。这个说法虽然是野史，却不断被研究柳如是和宋征舆的学者当做史实用以支撑自己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写出，聊备一说。"

释敬安（1851－1912）近代爱国诗僧。俗名黄读山，字福馀，法名敬安，字寄禅，湖南湘潭县雁坪乡银湖塘人。少以孤贫出家，致力诗文，得王闿运指授，才思日进，入“碧湘诗社”。曾于宁波阿育王寺剜臂肉燃灯供佛，并烧二指使骈，自号八指头陀，曾任浙江天童寺方丈。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时湖南等地发生寺产纠纷，应众邀入京请愿，到京未达目的，即卒于法源寺。生平颇有诗名，殁后杨度为刻《八指头陀诗文集》。"著述名录

释敬安著有《嚼梅吟》1卷、《嚼梅吟补遗》、《诗集》及文集2卷，《语录》4卷。杨度为刻《八指头陀诗集》10卷及续集8卷，《八指头陀文集》1卷。1984年，《八指头陀诗文集》由岳麓书院出版。

生平

释敬安生于清咸丰元年，父名宜杏，母亲胡氏，世代业农。他自幼即摒弃腥膻，随母拜月，喜母亲为他讲述仙佛的故事。他7岁丧母，12岁丧父，辍学为人牧牛，常读诵于牛背上。避雨村塾，听诵唐诗“少孤为客早”之句，凄然泪下。塾师周云帆许以服杂役代学费。周殁，至富家伴读，辄受呵斥；改习工艺，常遭雇主鞭挞。感慨身世，遂于清同治七年投湘阴法华寺出家，礼东林长老为师。在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和尚受具足戒。

次年，闻衡阳歧山仁瑞寺恒志禅师倡苦行修道，冒雪往参，为苦行僧，执饲犬役。力行“千疮求半偈”之说，燃顶48处，燃颈至腹108处。同治十年至巴陵看望舅父，登岳阳楼。友人分韵赋诗，敬安澄神趺坐，下视湖光，一碧万顷，得“洞庭波送一僧来”诗句。诗作得王闿运指教，为王门四大弟子之一。

光绪初东游浙江，光绪三年，在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佛前剜臂肉如钱者三四块，注于油中燃灯，又在佛舍利塔前烧残两指，因号八指头陀。此后7年，住禅宗四大丛林之一的宁波四明山天童寺，漫游吴越，自知读书少，刻苦读书识字，“四山寒雪里，半在苦吟中”，走的是一条先学诗后读书识字再写诗的特殊道路。

光绪十年秋，闻法舰袭我基隆、闽江，顿时怒不可遏，欲亲赴国难奋击敌人，为友所阻。是年，归长沙，师事麓山寺僧笠云，继承其法。历为衡阳大罗汉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湘阴万福禅林及长沙上林寺等住持17年，广交名流，参加碧湖诗社，步入诗坛。光绪二十八年再至浙江，住持天童寺。在他的擘画下，撰贤任能，百废俱兴，夏讲冬禅，靡有虚岁，经过数年经营，终于使天童寺成为海内著名大刹。

光绪三十四，宁波成立僧教育会，寄禅被推举为会长。宣统四年，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于上海，他又被诸山长老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在此期间，他亲赴南京，谒见临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吁请保护寺产。后来湖南安庆发生攘夺寺产销毁佛像事件，当地僧侣联名具状内务部，请求回复，而民政司长抗不行文。寄禅应湘僧之请，约请各省僧界代表，赴北京请愿。寄禅于10月中旬首途，11月1日抵北京，寓宣武门外法源寺。旋与法源寺方丈道皆法师赴内务部陈情，该民政司长态度蛮横，争办有顷，未获结果，乃愤而返回法源寺。甫下车，即胸部作痛，身体不适。亟就榻休息，侍者亦各归寝。明日昧爽往视，已圆寂。时为1912年11月2日，世寿62。北京各界千人追悼，归葬宁波天童寺前青龙岗冷香塔。

爱国诗僧

释敬安学佛未忘世，当日本侵略中国时，其《寄日本罔千仞》诗中有“中日本来唇齿国，掣鲸休使海波生”句，望其能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晚年曾掩护从事反清的栖云和尚。光绪三十二年，向前往天童寺附近采集标本的师生大声疾呼：外国侵略者“将以奴隶待我中华”，要求师生以“卧薪尝胆”、“铁杆成针”的精神唤醒“睡狮”。曾云“豺虎未平空有恨”、“国仇未报老僧羞”。《感事呈叶吏部》诗前二联：“时事空如此，神州将陆沉。宁堪忧国泪，忽上道人襟”。《江北水灾》诗，反映水灾惨象，末云：“冻饥死路隅，无人收其尸。伤心那忍见，人瘦狗独肥”。诗作把爱国忧民的思想与佛家悲悯众生的教义交融为一，故人称他为近代爱国诗僧。但他反对维新变法，说“弄权竟使朝纲紊，变法徒伤风俗情”。并歌颂清末是“尧天盛世”。闻德宗、西太后死讯，他“抢地呼天痛莫支”。其诗以五律成就较高，高淡素雅，意境清新。绝句亦多佳作，但基调比较低沉。"

彭孙遹（yù）（1631—1700）清初官员、词人，与王士祯齐名，时号“彭王”。字骏孙，号羡门，又号金粟山人，浙江海盐武原镇人。彭孙贻从弟，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科第一，授编修。历吏部侍郎兼翰林掌院学士，为《明史》总裁。诗工整和谐，以五、七言律为长，近于唐代的刘长卿。词工小令，多香艳之作，有“吹气如兰彭十郎”之称。著有《南往集》、《延露词》。"文学成就

彭孙遹为清初著名诗人，存诗1500首，多应酬、记游、抒情、咏物之作。如《松桂堂集》末卷全是咏花诗，写了百多种花。部分作品写官吏凶残、官军害民、农民流离失所，真实反映清初某些社会问题。其诗风格近唐大历十子，尤近刘长卿。词亦著名，特工小令，多香艳之作，有“吹气如兰彭十郎”之称”。《清诗纪事初编》评说：“各体皆备，世独赏其香奁艳体”，《清稗类钞》称其“才富学赡，王阮亭、朱竹垞皆自叹不如”，谭莹在《论词绝句》中推崇彭孙遹：“大科名重千秋在，开国填词第一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彭羡门词，意境较厚，但不甚沉着，仍是力量未足。《清词菁华》：孙遹词品，侧艳蒙讥。然如所编数阕，亦殊有清致，无碍其为团云手。

著作有《松桂堂全集》、《南淮集》、《延露词》、《金粟词话》等。 其子彭景曾刻《松桂堂全集》。

生平

彭孙遹之父彭期生，为刘宗周弟子，南明唐王时官至太仆卿。清兵南下，期生先据守吉安，再战于泰和，数败清军。后奉檄守赣州虔中，城破，将吏请期生出逃，不肯，曰：“虔，吾睢阳也！”挥众散去，投缳自尽。孙贻求遗骸不得，不交人事者二十年。

彭孙遹少年颖悟，清顺治十六年己亥进士，授中书舍人。顺治十八年因“江南奏销案”落职。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鸿词，得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一年，充会试同考官。二十四年，迁国子司业，旋授翰林院侍读，进侍讲学士。二十七年，特简内阁学士，教习庶吉士，充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两馆总裁，复充国史馆总裁。三十年，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选拔官吏，杜绝请托。充经筵讲官，敷陈明畅。明史久未成，特命为总裁。赐专敕，与元老同。三十六年告老还乡，康熙赐其居“松桂堂”匾额，遂以名其集。

"

冯云山（1822年～1852年），又名乙龙，号绍光。广东花县（今属广州市）禾落地村人。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龙川县石灰窑村。自幼喜读经史、天文、地理，曾参加科举考试，后在村中设馆授徒，以塾师为业。后为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重要领袖之一，官封南王，七千岁。"介绍

冯云山出生在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父亲冯绍衔，早故；母亲胡氏。家距官禄布五里，是洪秀全的表亲和同学，关系极为密切。他自幼诵读经史，博览群书，虽屡试不第，但学得一套中国旧文化的知识。他不愿过剥削阶级的生活，就去当了一名穷苦的农村蒙馆塾师。

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在家乡创立拜上帝会，冯云山是他的忠实信徒。为了宣传“拜上帝会”，他把家中所供奉的佛像神像和儒书以及孔丘、孟轲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掉。由于他的大胆行为以及所传播的新信仰，遭到乡中一些人的反对，因而失去了教席。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冯云山跟随洪秀全离开花县，先去珠江三角洲，然后辗转到广西的贵县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他们在贵县几个月里，吸收了一百多个农民为信徒。同年十月，洪秀全回花县。冯云山独留浔州，开始其艰苦卓绝的宣传教义、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古林社，曾靠拾牛粪换点米度日，又在上古林社曾槐英家干过放牛、砍柴、挑水等杂活。后得曾槐英推荐，道光二十五年到荒僻的紫荆山任书馆先生。他白天教书，晚上手提火把，翻山越岭，串村走寨，宣传拜上帝教，发展会众。那些耕山烧炭的山民对他十分信服，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发展了山区农民、烧炭工三千余人加入“拜上帝会”，培养了杨秀清、萧朝贵等一批骨干分子。

道光二十七年秋，洪秀全再次回到广西与冯云山会晤，决定以紫荆山为基地，积蓄革命力量。这时，冯云山协助洪秀全设立“拜上帝会”总机关，参与制定拜上帝会仪式和《十款天条》，率众开展反封建斗争。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冯云山遭劣绅控告，曾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创制了一部新历法。同年十月，经会众营救出狱，后返回花县与洪秀全共谋武装起义。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冯云山随洪秀全重回紫荆山区，与杨秀清、萧朝贵等结成异姓兄弟，形成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与洪秀全往平南花洲组织营团。咸丰元年参与领导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时，冯云山任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起义后于同年十二月，在永安被封为南王，七千岁。

太平天国作出的种种改革，都有冯云山的功劳。他在狱中所创制的《太平天历》被批准颁行。于咸丰二年起施行于太平天国管辖的地区。《天历》以“便民耕种兴作”和“农时为正”。天历的使用贯穿太平天国始终。他还负责订立了《太平军目》、《太平官制》、《太平礼制》等。

咸丰二年五月，冯云山指挥攻占全州时，中炮受伤。当他处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对杨秀清说：“迅速出兵，休为我一人误了大事。”六月初十，在蓑衣渡因伤势恶化而牺牲。

生平

发展经历
　　冯云山和洪秀全居同里，年相近，从小同学，后来又同做蒙馆塾师，他们志气十分相投。清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创立上帝教，云山和他共同密图革命。云山一向与贫苦农民接触，使他同情广大农民的困苦，并产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憎恨，到鸦片战争后，又看到清朝的腐朽和民众普遍反清，于是离开原来的阶级，走上起义的道路。
　　当时随洪秀全去的还有冯瑞嵩、冯瑞珍两人。他们到了粤北连山厅白虎墟，洪秀全打算自己深入八排瑶山地区，分发云山、冯瑞嵩、冯瑞珍三人回家。冯瑞嵩、冯瑞珍怕跋涉辛苦，愿意回家。云山却坚持要紧跟着洪秀全，不怕艰苦。
　　这年四月，冯云山和洪秀全在八排瑶山向瑶人进行宣传之后，到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他们在那里做了三个多月宣传活动，洪秀全因见表兄家穷，难以久住下去，决定回广东，叫云山先回。
　　冯云山抱着一腔志愿随洪秀全外出图谋革命，跋涉山川，远到广西，现在还没有什么成就，便要回广东去，他是极不愿意的。所以他在赐谷村别了洪秀全到浔州府城后就留下来，要寻找在广西继续活动下去的门路。他在那里遇到一个朋友叫做张永绣的，同住一个多月，闻说桂平县北有一座紫荆山，是一个山深地僻，人入不知处的山区。他听了，心里很欢喜，认为那里正是他秘密活动的好地方，决定前去。
　　到紫荆山去要经过新墟。新墟是桂平县北区一个大市集。从新墟向北行，有一个小村落叫古林社，再深入，才是紫荆山口。冯云山先到新墟，他站在牛行，等人来雇。等了半天，看看要散墟了，还得不到雇主，他就跟趁墟人到古林社，向一家姓张的路店投宿。第二天，借一个竹篮，去拾牛粪过活。后来渐渐有人雇他做短工。他有时挑泥挖土，有时割禾打谷。明年，到紫荆山高坑冲张家做雇工。有一天，他到监生曾槐英家去帮割禾。那是一个大热天，冯云山担禾回来，他放下担子，揩了额上汗珠，一阵阵南风吹来。他一时高兴，不觉迎风高歌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曾槐英正睡在南窗下的竹榻上乘凉，听了十分诧异，他问云山道：“你读过书吗？因何来此做雇工”？冯云山回答说：“曾读书应试，在敝乡教蒙馆为生。久慕紫荆山奇水秀，想来观光，只因人地生疏，不做雇工，便无缘前来”。两人就在门前倾谈。冯云山经史烂熟，言谈风生，把这个老监生惊呆了。曾槐英很敬重冯云山，尊为客人。这年冬天，他把冯云山推荐到大冲曾玉珍家去做塾师。在紫荆山区里面，有一座叫做平在山，正是烧炭人们散居的地方。当年的炭窑。还有成百成千留存下来。烧炭为生的人们，长年在深山中，斫木烧炭，食不充饥，衣不蔽体。诗人“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名句，正深刻地体现出他们的痛苦生活。云山懂得，那里有剥削、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剥削越残酷、压迫越残酷的地方，那里反抗也就越激烈、斗争也就越激烈。他利用着在曾玉珍家做塾师作为掩蔽，教了书，就到他们那里去谈天。他向他们问饥问寒，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同时，利用宗教的说法，向他们宣传，阎罗、菩萨都是妖精，帮助地主害穷人，惟有上帝爱护穷人。上帝是独一真神，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应该同拜上帝。拜了上帝，人人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他很熟练地在披着宗教外衣的里面慢慢地灌输着一些简单的概念和政治意识，使他们对现存的制度发生憎恨。于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平在山创立起拜上帝会革命组织。
　　平在山这一群烧炭者，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骨干，后来太平天国称他们为“平在山勋旧”，换过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创立太平天国的平在山老同志。冯云山独自一人，不畏艰难困苦，以无比的坚忍精神进入深山去，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给太平天国革命奠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冯云山在向群众进行宣传时，就向他们宣传洪秀全奉天诛妖的伟大使命，他到平在山组织他们，是受洪秀全派遣前来的。他给洪秀全在群众中树立起救世主的形象，使群众人人都知道他们的救世主洪先生，大家都在企望他们的领袖的到来。
　　清道光二十七年七月，洪秀全到了平在山。在短短的三年里，冯云山就开创出这个局面，建立起革命组织，使洪秀全喜出望外。他们每天写宣传小册子传送，不久，附近乡村贫苦农民加入拜上帝会的就有二千多人。于是洪秀全与云山、曾澐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写奏章求上帝选择险固所在以作革命根据地。九月，他们去象州捣毁甘王庙，展开宗教斗争。接着，又将紫荆山内左水和右水一带的社坛一律捣毁，向当地农民公开宣传，要大家一体敬拜上帝，反对清朝法律，从宗教斗争导引上政治斗争，把地主阶级吓惊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住在紫荆山蒙冲石人村地主武宣县秀才王作新起团练来捉获冯云山。在解往官府途中，曾亚孙、卢六带领拜上帝会兄弟在路上夺回。十二月十二日，王作新再起团练把洪秀全、冯云山、卢六、曾玉珍都捉了，解交大湟江司。大湟江司巡检王基留下洪秀全、曾玉珍来勒取贿赂，把云山、卢六解去桂平县，下了监狱。王作新以结盟聚会数千人，不从清朝法律的罪状赴桂平县控告云山。
　　在清朝法律里，这是谋反罪状，列在十恶大罪之首的，不但本人要被处极刑，家属还要连坐。可是，冯云山一点不怕，他觉得发起革命，死算什么。他在监狱里，不愿把光阴虚度。他想到古时周文王被商纣王囚在羑里而演周易的故事，如今他自己被囚在桂平监里也应该做些有益人民的事才好。他见夏历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季失位，算数繁琐，对人民应用很不方便，早有改革的念头。于是他就潜心研究历法，创造一种以四季划分一年、用立春为岁首、具有合于自然规律、算数简单整齐、接近理想标准的新历法－－天历出来。1844年，他和洪秀全一起遨游两广，宣传拜上帝、信耶稣。他们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不久，因成效不大，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冯云山独自一人留在广西，并很快转移到桂平紫荆山这个生活极为艰苦的地区，在这里开创革命的基地。紫荆山形势险要，“层峦叠嶂，易于出没”，进可攻退可守，因地处数县交界，是清政府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地方，而且是壮、瑶、汉各族农民居住的地方。他们“种田种山”或“种山烧炭”，世世代代挣扎在饥饿线上，农民不断起义反抗，阶级斗争基础较好。
　　1844年11月，囊空如洗的冯云山进入紫荆山的古林社。他“举目无亲，典借无路”，全凭着自己的意志、毅力和未来宏愿孤鼓舞，去开拓艰苦的革命事业。他放下架子，脱掉长衫，替人担泥挑土，割禾打谷或靠拾粪卖钱度日。在做苦工的日子里，他曾吟诗道：“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拾粪生涯来度日，他年得志姓名扬”。不管 生活多么艰苦，他的革命志向从不动摇。后来，他的雇主曾槐英发现人他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就推荐他到紫荆山大冲曾玉珍家教书。在他作塾师时曾在书房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他把自己比作“彩凤”、“蛟龙”，栖荆山，游紫水，借塾师的职业为掩护，热心传教，拯救世人。他劝人“勿事偶像，独拜真神上帝，信仰耶稣，藉得天堂永久快乐。”许多农民纷纷皈依新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洗礼的。在冯云山“历尽艰辛，坚耐到底”的非凡努力下，到1847年上半年，紫荆山区的信徒已发展到二千多人，建立了“拜上帝教”组织。杨秀清、萧朝贵、秦日纲等先后入会，成为拜上帝教早期的领导核心。紫荆山区成了革命的摇篮。
　　冯云山是卓越的农民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那种坚忍不拔的可贵精神，后来在《天情道理书》中被称赞为“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他为革命大业的奠基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被捕入狱
　　1847年8月，洪秀全带着《原道醒世训》等新作，来到了紫荆山。由于几年来冯云山在传教中，号召会众共尊教主洪秀全，所以，洪秀全那端庄威武的容貌，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及“斩邪留正”、“共享太平”的主张，会众早有所闻，因此，对洪秀全愈加敬重，“称为洪先生，奉之若神”。洪秀全和冯云山，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共同制定了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同时，又积极宣传《原道醒世训》等文献的革命道理，并领导群众开展实际斗争。他们横扫了当地所有的神坛庙宇和各种偶像。其中最著名的是捣毁象州甘王庙。这些斗争大大振奋了会众的革命热情。但是，却遭到了当地封建势力的镇压。1847年12月，紫荆山石人村的恶霸地主和团练头子王作新纠集一帮打手逮捕了冯云山，责令保正押送桂平县，在途中被会众卢六等夺回。王作新恼羞成怒，跑到县衙控告冯云山“迷惑乡民，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要求“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桂平知县看到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怕引火烧身，不敢究理。王作新不肯罢休，于1848年元月，再次逮捕了冯云山、卢六二人，以“阳为拜会，阴图谋叛”的罪名，经大湟江巡检司送桂平县狱。
　　冯云山被捕后，洪秀全从贵县赶回紫荆山营救。接着他千里跋涉回到广州，希望利用1844年清政府准许洋人传教的命令，向两广总督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冯云山和卢六，结果是徒劳碰壁。与此同时，广大会众把烧炭得来的钱捐献出来，汇成巨款，贿买贪官进行营救。卢六不幸被折磨而死。冯云山在狱中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揭露王作新“凶恶谋害之意”，伸辩自己的冤枉，并申明人人当拜上帝。更可贵的是冯云山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创作了一部新的历法，也就是后来太平天国所采用的“天历”。
　　在冯云山被捕以前，清政府早已十分腐朽了。从朝廷上的皇帝、大学土、军机大臣，以至各省的总督、巡抚、面对着全国到处散布起义种子的革命形势，无力予以扑灭，他们都希望偷安旦夕，粉饰升平，怕闻革命案件。州县官望风承旨，讳匿不报，遂成惯例。时桂平知县王烈见王作新以谋反大逆控告冯云山，正触上官大讳，不敢过问。但他却不肯放松云山，因为这一个大题目，正是这班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们勒索人民的大好借口，不满他们的贪壑，是决不放手的。
　　平在山烧炭农民们虽然都是饥寒交迫，但是，他们要救他们的领导同志，大家甘愿全家忍受更大的饥寒，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的炭钱积贮起来，叫做“科炭”，来救冯云山。果然集腋成裘，筹得了一笔大款，向浔州府和桂平县的贪官污吏们进行了贿赂。时卢六不幸已经在狱中瘐死了。到清道光二十八年五月间，署桂平知县贾柱才以云山教人敬天，是劝人为善，“并无为匪不法情事”，把他作为无业游民，派两个差投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冯云山在路上，把拜上帝免灾得福济世救人的道理感动了两个差投。两人不但愿意即时释放云山，而且愿抛弃差事跟随云山到紫荆山加入拜上帝会。
　　冯云山的被捕，给地方豪绅以可乘之机，他们散布流言蜚语，加上疫病流行，人心惶惶，拜上帝教一时无人主持，在这危急关头，杨秀清、萧朝贵挺身而出，假托天父、天兄“附身显圣”，以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份发号施令，才安定了人心，团结了会众。
　　1848年，桂平知县被迫“结案”，判定冯云山说服了两个解差，他们秘密转回紫荆山，加入了“拜上帝教”。
　　冯云山突然回到紫荆山，广大会众纷纷杀牛宰马表示庆贺。冯云山得知洪秀全为营救他已赴广州，于是便立即东下去找洪秀全共商大计。谁知他走后不久，洪秀全回到广西，等洪秀全又返广东时，二人才在家乡见面。1849年7月，他们一起重返紫荆山。这时候，正值广西灾荒严重，饥民遍地，起义烈火燃遍各地。拜上帝教也在和地主团练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面对着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洪秀全和冯云山立即命令各地会众“开炉铸铁”，“明打犁耙，暗打刀枪”，拜上帝教进入了准备起义阶段。

金田起义
　　随着革命时机的成熟，1850年，洪秀全发布“团营”号召，各地会众纷纷向金田集中。冯云山为建立太平军，他仿照古代《周礼》中关于兵法的一些组织形式，结合太平天国革命时代特点，编制了《太平军目》，并在部队中实行“圣库制度”。1851年1月11日，太平军在金田起义。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冯云山被封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洪秀全在这里健全了领导体制，分封了诸王。冯云山被封为南王七千岁。平在山兄弟们再见云山,欢呼庆祝。从此拜上帝会的发展更加迅速。到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就在金田起义。
　　太平天国辛亥元年二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立幼主，封军师，建立太平天国。封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太平天国采取以主和军师构成的政体，君主为最高元首，临朝不理政，政务由军师负责。这种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从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人看来，不是杨秀清、萧朝贵所能想得出的，也不是出自洪秀全的本意，只有这个熟习经史、贯通百家、具有建立新天新地宏愿的冯云山才能创制得出来。显然，在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图谋革命之日就以他年建国担任军师自居的。拜上帝密谋起义时，洪秀全称天父第二子，冯云山称天父第三子，杨秀清称天父第四子，韦昌辉称天父第五子，杨宣娇称天父第六女，杨宣娇的丈夫萧朝贵称为“帝婿”，石达开称天父第七子。太平天国称呼制度，尊者为兄，卑者为弟。现存天兄圣旨，从戊申年九月间肖朝贵假托天兄下凡直到庚戍年正月天兄下凡所有说到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的地方，都把冯云山名列杨、萧之上。从这个排班来看，那时是以冯云山坐第二把交椅的。再从李秀成自述原槁所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的群众公认来论，冯云山也是应该第二把交椅的。只因到决定起义时，杨秀清、萧朝贵要夺取起义领导权，要夺取军师的权位，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用天兄的意旨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去“避吉”，把他们甩在一边。军师权位为杨、萧所夺。冯云山的副军师只是一个虚衔，实权都在杨、萧之手，详见萧朝贵传。
　　太平天国初起义时，清朝就征调全国精兵到广西来要把太平军困死在紫荆山区内。太平军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必须有便于指挥的编制和精妙的战术，冯云山在这方面也发挥了他的卓绝的才能。他在起义前照周礼司马法制定太平军目，金田团营，就照军目编制，所以到作战时，才得收“进退分合有步伍的”功效。他又根据当前具体情况，参以古兵法进行战斗，敌人说他“其营皆散处，战亦散布”，每作战，“初则寂无人声，既而少出，又继而大至”，“且看清一步，方走进一步”。冯云山作战要旨，在于争取主动性和灵活性，先立于不败之地，故能致人而不致于人，使敌人惊骇地叫起来，说什么“凶悍诡诈，久历戎行者不独未见，并所未闻”。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十六夜就在桂平新墟打破敌人的封锁，虎兕出柙似地从山区冲出平原来。二十日，在平南县官村把清朝广西提督向荣率领的追兵全军击溃，于是进克永州，取得了起义后第一个城市。事具肖朝贵传中。

论功封王
　　太平天国永安封王。封冯云山为南王，所有官制、礼制都由云山制定。又在这里向全国发出讨伐清期的吊民伐罪的檄文，也都由冯云山主裁。壬子二年正月元旦，太平天国颁行冯云山创制的天历。这是中国行阳历之始，也是世界用四季历法的首创。冯云山由于从小奋志学习，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历法无不精通。他尤善于观察当前形势，进行了解和研究，随机应变，从而把那些死的知识变为活的东西，来给革命服务。群众对他的警人功绩，叹为：“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
　　壬子二年四月，太平军从桂林北出，太平天国这个被史家评为“其忠勇才德与智谋器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的开创者，不幸在经过全州城时中炮牺牲。对冯云山的不幸牺牲，论史者称为：“使其不死于是役，将必可辅佐天王，裁制东王，调和各王，而于帷幄之中创谋建议领导大业以底于成”。虽然裁制东王是做不到的，但却会使东王不致于目中无人，“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他的死，确实是关系到太平天国的兴亡。
　　冯云山为创建拜上帝教并把它引向伟大的革命斗争洪流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杨秀清、萧朝贵、秦日纲等显要人物也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他的地位应该就是仅次于洪秀全。然而，这位功绩最为显赫的冯云山在永安封王中退居第四位呢？这是冯云山为了照顾大局，维护团结，在共同拥戴洪秀全为最高领袖的前提下，谦让而居第四的。再者，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西元1849年7月，冯云山和洪秀全重返紫荆山时，不得不承认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既成事实，这也是在极为复杂的历史演变形势面前，冯云山所作出的重要抉择。冯云山不仅是拜上帝教的奠基者，而且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斗争中，协助洪秀全、杨秀清指挥战斗。他亲临前线，出生入死，充分显示了他“善于用兵”的军事才能。这一点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冯云山具有多方面的贡献。谢介鹤在《金陵甲癸纪事略》中曾称冯云山为“奇才”，太平天国初期的文书上谕“悉出主裁”，初期的革命文书《太平军目》、《太平礼制》、《天父诏书》皆出其手。太平天国革命文献《醒世文》说他：“南翼军师为辅佐，前导开国扶圣君，克取省郡如反掌，开疆拓土功劳深。”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6月3日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南王冯云山不幸中炮负伤。不久，死于蓑衣渡。

"

吴翌凤（1742～1819）清著名藏书家。字伊仲，号枚庵、一作眉庵，别号古欢堂主人，初名凤鸣，祖籍安徽休宁，侨居吴郡槐树街（今苏州），藏书家吴铨后裔。所著《逊志堂杂抄》10卷，系其读史笔记，内容多方涉及历代藏书、刻书史实，足资研究藏书史参考。另著有《怀旧集》20卷、《卯须集》20卷、《吴梅村诗集笺注》20卷、《与稽斋丛稿》31卷、《东窗丛录》5卷等。辑有《国朝文征》40卷。

汪懋麟[公元一六四o年至一六八八年]字季角，号蛟门，江苏江都人。生于明思宗崇祯十三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年四十九岁。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因徐乾学荐，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纂修官，与修明史，撰述最富。吏才尤通敏。旋罢归，杜门谢宾客，昼治经，夜读史，日事研究，锐意成一家言。方三年，遽得疾卒。懋麟与汪楫同里同有诗名，时称“二汪”。著有百尺梧桐阁集二十六卷，《清史列传》行于世。

郭麐（lín ）（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因右眉全白，又号白眉生、郭白眉 ，一号邃庵居士、苎萝长者。江苏吴江人。著作主要有《灵芬馆诗集》（《初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四卷，《四集》十二卷，《续集》八卷，《杂著》二卷，《杂著续编》四卷）、《江行日记》一卷、《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以及《蘅梦词》、《浮眉楼词》、《忏余绮语》各二卷等。"介绍

郭麐字祥伯，号频伽，因右眉全白，又号白眉生、郭白眉，一号邃庵居士、苎萝长者。江苏吴江人。游姚鼐之门，尤为阮元所赏识。工词章，善篆刻。间画竹石，别有天趣。书法黄庭坚。

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二年，少有神童之称。乾隆四十七年补诸生。乾隆六十年，参加科举不第，遂绝意仕途。专研诗文、书画，好饮酒，醉后画竹石是其一绝。嘉庆时为贡生，嘉庆九年讲学蕺山书院，喜交游，与袁枚友好。晚年迁浙江省嘉善县东门，卒于宣宗道光十一年，得年六十五。

著作主要有《灵芬馆诗集》、《江行日记》一卷、《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以及《蘅梦词》、《浮眉楼词》、《忏余绮语》各二卷等。

词学观点

郭麐是浙西词派的末期人物，他跳出分正变、尊姜张的樊篱，提出摅述性灵，“写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其词也“屡变”求异，开放门户，融会众长，振起浙派式微的处境，但他生不逢时，正值张惠言以治经方式说词，词风丕变，故难以扭转没落的命运。"

郑文焯（1856～1918）晚清官员、词人。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晚号鹤、鹤公、鹤翁、鹤道人，别署冷红词客，尝梦游石芝崦，见素鹤翔于云间，因自号石芝崦主及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隶正黄旗汉军籍，而托为郑康成裔，自称高密郑氏。光绪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后旅居苏州。工诗词，通音律，擅书画，懂医道，长于金石古器之鉴，而以词人著称于世，其词多表现对清王朝覆灭的悲痛，所著有《大鹤山房全集》。"生平

郑文焯，奉天铁岭人，尝自称山东人。如词集《瘦碧词》自署“高密郑文焯”，词集《比竹余音》自署“北海郑文焯”。远祖郑康成，九世祖郑国安于清初有战功，属汉军正黄旗，父郑瑛棨，同治初任陕西巡抚。

文焯生于清文宗咸丰六年，十三岁能画指画，吴昌硕曾在他的指画《寒山子》上题赞：“一指蘸墨心玄玄，且园而后大鹤仙。我画偶然拾得耳，对此一尺飘馋涎。鹤与梅花一屋住，有时与鹤梅边遇。梅边遇，兴益赊。毫毛茂，翻龙蛇。”文焯青少年时期曾随其父宦游山西和陕西一带，享受过富贵公子的生活。大约在其20岁前后经历了由富贵到贫穷的急剧转变。其《己卯重九》云：“十载繁华一梦收，及时行乐且勾留。半瓶白酒消闲恨，满目青山忆旧游。翠袖空沾知己泪，黄花须抽少年头。一年一度逢佳节，忍赋新诗断送秋”。

光绪元年中举，曾任内阁中书。因七次会试不中，遂绝意进取，自镌私印“江南退士”，弃官南游。因喜爱吴中湖山风月胜景，旅居苏州，为江苏巡抚幕僚40余年。喜与文士交往，与朱祖谋唱酬无间。喜鹤，人见之，常一琴一书，一鹤舞于其间。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又自比陶渊明。居住上海，专精医学，行医于汉口路福利公栈，兼卖书画以自给。清史馆聘为纂修，北京大学聘为金石学主任教授兼校医职务，月俸金八百；皆婉辞不就。曾在除夕画一老梅枝上数萼，忽生横枝，悬大红爆竹，是未经入画之景，题为“春色春声”。某军长见而喜爱，愿以巨资购买，请题双款，郑文焯婉言谢绝。

其家先世有藏书颇多，同治年间被水淹没不少。以后继续从事金石、书画、古籍的购藏，名人手跋、点校本，遇见即购。藏书处有“大鹤山房”、“半雨楼”等，藏书印有“叔文校定”、“石芝西堪”、“鹤公过眼”、“江南退士”、“大鹤天隐者”、“樵风家世”等。晚年，所藏书大部分出售给人，自称：物无久聚，终必散出，与其给儿孙出售，不如及身料理，尚能得相当代价。其手稿曾被康有为所得数种。编著《国朝著述未刊书目》。

郑文焯于62岁时死于吴门。1918年春卜葬于光福邓尉。郑逝世后五个月，朱古微、梁任公、叶玉虎等八人上书内务总长钱能训，致函江苏省长转吴县知县，请他们保护郑墓，可见影响之大。

成就

词学
　　郑文焯的文学作品以词为特长，在晚清词坛独树一帜。以白石、叔夏为法，倡导清空澹雅的美学趣味。即词意宜清空；语必妥溜，取字雅洁；使事用典融化无迹；骨气清空。俞樾曾对其词给予颇高评价。时湘中王闿运以词称雄，及见文焯作，遂敛手谢不及。程颂万、易顺鼎等咸俯首请益，陈启泰说他的词“直逼清真，时流无与抗争”。词集有《瘦碧》、《冷红》、《比竹余音》、《苕雅余集》等。其后删存诸词集为《樵风乐府》九卷。仁和吴昌绶并收集其生平著述，如《说文引经考故书》、《扬雄说故》、《高丽好太王碑》、《释文纂考》、《医故》、《词源斠律》、《冷红词》、《樵风乐府》、《比竹余音》、《苕雅余集》、《绝妙好词校释》、《瘦碧词》、合刊为《大鹤山房全集》。

医学
　　医书有《医诂》一书。收入经方中精要近夏天者，辨其本末；又取经籍传注所记杂家言，疏通证明。然它持论怀疑《灵枢》、贬低张机的方，未为至当，但能追溯方术源流辨别古籍真伪，还是医林仅见之作，另著《千金方辑古经方疏证》八卷、《妇人婴儿方义》两卷，未见传世。郑文焯为近代词学大家，医术只是郑文焯的余技。然而《医故》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见地殊属不凡。郑文焯的考据功夫，可与黄元同、冯梦香相比。

书法
　　工于书法，康有为称其书法：“遒逸深古，妙美冲和，奄有北碑之长，取其高深而去其犷野。”

"

江湜 （shí ）（1818～1866）清代诗人。字持正，又字弢叔，别署龙湫院行者，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诸生。三与乡试，皆不第，出为幕友，历山东、福建等省。在京师得亲戚资助，捐得浙江候补县丞。咸丰十年，奔走避兵，忧愤而死。诗宗宋人，多危苦之言。有《伏敔堂诗录》。《吴中先贤谱》 苏文 编绘。"诗作特色

江湜遭逢离乱，半生辗转闽浙苏三地，生命历程与行旅密切联系，毕生心力凝结为《伏敔堂诗录》。诗集中行旅诗歌占百分之四十之多，这些诗歌记行述闻见，以漂泊、回归为内核，辐射出孤独、深愁、思乡、回归四类情感主线，于山程水景中抒写出一颗乱世愁郁的心魂。其诗自云：“平生参遍名家作，似为今时写此哀；写出浑疑哀已尽，明朝又上笔端来。”也有少数诗作，如《流民》等，述及民间疾苦。其诗工力深厚，擅长白描，戛戛独造，造意遣词，力脱常径，自言其诗“脱略前人”，“意匠已成新架屋，心花那傍旧枝开”，很为时人推重。近代陈衍称他是“咸、同间一诗雄”，“寻常命笔，每首必有一二语可味者”。近代金天翮说他“以清刚矫浓嫭”，“曲折洞达，写难状之隐，如听话言”。李慈铭也说他的诗“有劲气”。

生平

江湜，咸丰时县学诸生，屡试不第，曾为幕僚，或作塾师，借以糊口。咸丰七年

由其表叔彭蕴章为他援例捐了个从九品“分浙试用”的差使，在杭州都转盐运使营务处掌文书。太平军兵临杭州时，他从乱军中逃出，投奔到在温州任永嘉县令的好友陈子余处。未几老家传来噩耗：其父在苏州城破后，被太平军所杀，其母和一妹亦投水而亡。

咸丰十一年避乱温州期间，夏游雁荡山写下骚体《大龙湫题壁》：“嶂连云兮山四围，仰飞瀑兮从天来，倾万斛之珠玑，为我心兮写哀。噫！风尘澒洞兮故里为灰，非龙湫之宴坐将余生兮焉归？”。同治元年官乐清长林盐大使。次年调杭州佐治海运，同治三年秋再游雁荡，写下《雁荡归后作诗寄雪樵》：“有人重赴琼林宴，而我重为雁荡游。可笑荣枯同一瞬，未知名姓孰千秋？”

江湜亦工书画但被诗名所掩。平生经历太平天国战争和鸦片战争，一生坎坷多舛，郁郁不得志，倾其全力作诗，病卒杭州，得年49岁。死前自作挽联：“天赋清才不登上寿，诗追变雅自居古人”。遗命自拟碑碣：“清故诗人江弢叔之墓”。据说江湜殁后，其族人有哭弢叔诗：我兄不尽误儒冠，误在家贫买一官，本却无心求利达，曷尝救得是饥寒？江湜著有《伏敔堂诗集》及《续录》。

"

谈迁（1594～1657），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注心。著有《国榷》一书。50多岁完成原稿，但被小偷偷走，在受到打击后，他便从痛苦中挣脱出来，编著一部新的《国榷》。新的《国榷》共104卷，428万4千字。"生平

基本信息
　　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天启元年（1621）始，以明实录为本，遍查群籍，考订伪误，按实编年，序以月日，历时六年，完成《国榷》初稿。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清顺治二年（1645）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访询故明遗老，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才料，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十三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是年冬病死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史学生涯
　　谈迁博览群书，家境贫寒，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其是明代典故。他立志撰写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约400万字，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很快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发奋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逸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关于《国榷》的故事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多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书稿即将付印前（清顺治四年1647年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每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夜难安寝。可是，他却没有放弃，并决定重新撰（zhuàn)写。当时谈迁已经是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了。经4年不懈努力，日夜奔波，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谈迁重编《国榷》的事迹也被苏教国标版语文第九册（五年级上册）列入课文，作者蒋光宇，题目为《厄运打不垮的信念》。

《厄运打不垮的信念》内容为：明朝未年时，史学家谈迁经过20多年的奋斗，6次修改，谈迁终于在50多岁时完成了一部400多万字的明朝编年史——《国榷》。

面对这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巨著，谈迁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就在书稿即将付印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夜里，小偷溜进他家，见到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以为锁在竹箱里的《国榷》原稿是值钱的财物，就把整个竹箱偷走了。从此，这些珍贵的书稿就下落不明。20多的心血转眼之间化为乌有，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对年过六十、两鬓已开始花白的谈迁来说，更是一个无情的重创。可是谈迁很快从痛苦中崛起，下定决心从头撰写这部史书。

谈迁又继续奋斗十年后，又一部《国榷》重新诞生了。新写的《国榷》共104卷，428万4千字，内容比原先的那部更翔实、精彩。谈迁也因此留名青史、永垂不朽。

为人操守
　　谈迁一直是靠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事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这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家庭成员

父：谈于庭，字扬甫，号存一，（1548—1626年）。母：俞氏，为谈于庭的继室，谈迁生母。

妻：俞氏，有一女三子。子女：长女，三子名：谈朴、谈祺、谈祉。

"

商景兰（1605～1676），字媚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兵部尚书商周祚长女，抗清名臣祁彪佳妻。明末清初诗人，德才兼备，能书善画。其妹商景徽亦工诗。著有《锦囊集》（旧名《香奁集》），收诗六十七首、词九十四首、补遗诗三首、遗文一篇。陈维崧《妇人集》评曰：“会稽商夫人，以名德重一时…故玉树金闺，无不能咏，当世题目贤媛以夫人为冠。” 《幼学琼林》女子篇：“伯商仲商，时称越秀；德蓉德蕙，辉映祁家。”"生平

琴瑟和谐

万历四十八年，十六岁的商景兰嫁入了山阴祁家。其夫祁彪佳是著名藏书家祁承爜之子，一位在仕途上少年早达、在学术上精通文墨的风雅之士，不仅有不错的文采，还相当注重生活情趣。这对少年夫妻在各方面都十分契合，自两人结合至乙酉彪佳自沉殉国，他们一共享受了25五年幸福的婚姻。这种琴瑟和谐的情形令后世的文人们羡慕不已，他们将两人喻为“金童玉女”。

国破夫殉

然而清军很快南下，明朝的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全。身为女性的商景兰，对家庭的关心可谓与生俱来，所以当崇祯已自缢于北京，清兵对中原虎视眈眈，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却仍内斗不休之际，她屡次劝祁彪佳请辞，甚而为此“日祝于佛前”。与丈夫在朝中任职相比，她更倾向于夫妻俩归守家园，继续从前的美好生活。但清人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为官，种种情势相逼之下，祁彪佳终于在1645年的闰六月初五日自沉于寓山住所梅花阁前的水池中。而商景兰美满的婚姻生活也就因此变故而突然中止。

诗作悲夫

祁彪佳之死与明朝的灭亡接踵而至，商景兰也因此深刻体会到了故国的沦丧与伴侣的死别所带来的悲痛，并常常将这些感情诉诸笔端。像“千里河山一望中，无端烟霭幕长空”、“独倚栏杆何所怨，乾坤望处总悠悠”、“晓来无意整红妆，独倚危楼望故乡”这样的诗句，其中所流露出的苍凉之感与故国情思足以令人动容。虽然具有极为强烈的国家意识，但在对待丈夫殉国的态度上商景兰仍感到了几分矛盾。一方面，她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诗：“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赞颂祁彪佳的坚贞不屈，并认为他的殉国是流芳百世的壮举。但接下去在第二首《悼亡》的开头，她却又表露出失偶的悲凄：“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这种感情在《过河诸登幻影楼哭夫子》一诗中表现得更为直白：“久厌尘嚣避世荣，一丘恬淡寄余生。当时同调人何处，今夕伤怀泪独倾。几负竹窗清月影，更惭花坞晓莺声。岂知共结烟霞志，总付千秋别鹤情。”

后世坎坷

在商景兰三十多年的寡居生活中，她又遭受了多次沉重打击。康熙六年壬寅，其三女德琼亡故。同年，次子班孙因涉浙中通海案远放宁古塔，长子理孙不久即因此事郁郁而亡。虽然班孙三年后逃归，却削发为僧，断绝了与家中的联系，最终于康熙十二年癸丑去世。惨剧与祸事接连发生，所以在1676年，晚年的商景兰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不由发出“未亡人不幸至此”的感叹。

家庭联吟

虽然在生活中遭受了种种不幸，商景兰的文学创作活动却没有停止，甚而在她的带动下，还形成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女性家庭创作群体。据《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所载，“公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孙、班孙，三女德渊、德琼、德宦，及子妇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台焉。”可见当时祁氏门中女性文学活动之兴盛，而商景兰自己也颇以为乐。正是商景兰对于文学自觉的追求与引导，使得她和她的女媳们的文学才华得以提升，其声名也在文人之间远播开来，不仅为当时男性诗人所激赏，而且嘉兴“负诗名数十年”的黄媛介等闺秀才女也纷纷慕名造访，吟诗唱和，引为闺中知己。她们一家的诗歌活动，可以说开了有清一代闺阁中聚会联吟的风气。

商景兰之过世，大约在1676年后不久，而在她的倡导之下所形成的一门女性习文写诗的盛况也就随之消散了。

"

［清］僧。字芥航，一作芥舟，号六不（一作不须，又作不不）头陀。了禅弟子。江苏盐城蔡氏子。家贫，披薙于吴门三元宫，后到宝华山，晚年居焦山。彭玉麟（一八一六―一八九０）与订方外交，工诗善画，画兰竹颇佳。《清朝书画家笔录》

谭献(1832～1901)，近代词人、学者。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谭献的词，内容多抒写士大夫文人的情趣。由于强调"寄托",风格过于含蓄隐曲。但文词隽秀，琅琅可诵，尤以小令为长。著有《复堂类集》，包括文、诗、词、日记等。另有《复堂诗续》、《复堂文续》、《复堂日记补录》。词集《复堂词》，录词 104阕。"作品一览

谭献的词，内容多抒写士大夫文人的情趣。由于强调"“寄托”“,风格过于含蓄隐曲。但文词隽秀,琅琅可诵，尤以小令为长。如〔青门引〕”“人去阑干静”“、〔蝶恋花〕”“庭院深深人悄悄”"以及〔临江仙〕《和子珍》、〔一萼红〕《吴山》等阕，有比较鲜明的形象，凄惋沉郁，是谭词中的佳作。著有《复堂类集》，包括文、诗、词、日记等。另有《复堂诗续》、《复堂文续》、《复堂日记补录》。词集《复堂词》，录词 104阕。今人陈乃乾编《清名家词》，全部辑录。他的词论，散见于文集、日记、《箧中词》及所评周济《词辨》中，由门人徐珂辑为《复堂词话》，有《词话丛编》本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藏书故实

生平好聚书、刻书，藏书数万卷，有12 000余册，重复者接近2 000册。名家之本如《管子》、《淮南子》、《盐铁论》、《说苑》等。藏书处曰“复堂”、“谪麟堂”等，尤以藏前人词曲为富，亦精于鉴别校勘。藏书印有“复堂藏书”、“谪麟堂”、“珍藏五典三坟”、“莫为功名始读书”等。

文学成就

谭献治学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隐括于所为日记”。二十五、六岁后,潜心经学,倾向今文学派，重微言大义。他的骈文，规仿六朝，高出时人，诗亦“优柔善入，恻然动人”。但以词与词论的成就最突出。

谭献的论词主张，本于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较周济"“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之论，更趋具体。他称赞常州派兴，”“而比兴渐盛”"，极力推尊词体。他认为，词“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洁行芳，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不应当视为“小道”；强调词要有“寄托”,自谓早年读词，即“喜寻其旨于人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他选清人词为《箧中词》今集6卷，续集4卷，“以比兴为本，庶几大廓门庭，高其墙宇”，并详著其流别；又曾评点周济《词辨》，皆意在阐发自己的论词主张，影响甚大。叶恭绰说他“开近三十年之风尚”。

生平

谭献，近代词人、学者。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人。少孤。同治六年举人。屡赴进士试不第。曾入福建学使徐树藩幕。后署秀水县教谕。又历任安徽歙县、全椒、合肥、宿松等县知县。后去官归隐，锐意著述。晚年受张之洞邀请，主讲经心书院，年余辞归。骈文师法六朝，尤工词，家藏前人词曲甚富。"

周济（1781年-1839年）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江苏宜兴）人，清朝词人及词论家。一八〇五年（清嘉庆十年）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著有《味隽斋词》和《止庵词》各一卷，《词辨》十卷，《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辑有《宋四家词选》。另有论词调之作，以婉、涩、高、平四品分目，已散佚。《清史稿》卷四六八有传。"介绍

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人，清朝词人及词论家。一八〇五年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

为学重经世济用，好读史及兵书将略，著有《晋略》八十卷，自负有济世伟略而不能用。更寄情于艺事，推衍张惠言词学，谭精研思，持论精审，为常州派重要的词论家。著有《味隽斋词》和《止庵词》各一卷，《词辨》十卷，《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辑有《宋四家词选》。另有论词调之作，以婉、涩、高、平四品分目，已散佚。《清史稿》卷四六八有传。

《介存斋论词杂著》原载于《词辨》前。《词辨》为周济于一八一二年客授吴淞时自编的一部词学教材，以选词为主，兼有评论。一九三五年，唐圭璋将《杂著》从《词辨》中析出，收入《词话从编》。《介存斋论词杂著》共三十一条，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并提出了“词史”之说，即能从词中见史，“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周济把上述理论原则运用到唐宋名家词数十家的品评上，作出了具体而微的辨析。从总体上，周济五代、北宋的尊奉温庭筠、韦庄、周邦彦等而贬抑南宋姜夔、张炎等，此与浙派对立。——清代词学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秀水〔浙江嘉兴〕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是为浙派。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又开常州一派。

"

吴藻，清（一七九九―一八六二）女。字苹香，自号玉岑子，仁和（今杭州）。人。幼而好学，长则肆力于词，又精绘事，尝写饮酒读骚图。著有香南雪北庐集、花帘书屋诗、花帘词、读骚图曲。"婚姻状况

爱情没有以吴藻渴望和憧憬的形式叩门。在拒绝了一堆庸常的求婚者后，她还是在22岁时，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位年轻商人。富足闲适的太太生活一点也不符合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幸运的是，她碰上了一位愿意给她宽松空间的丈夫。在婚后，她终于走出自己的小天地，遇上了一群文艺青年。

“生活在别处”的痛苦，不仅让吴藻不满足于平庸的县城生活，而且还使她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无限惋惜和不甘。她曾写杂剧《饮酒读骚图》，剧中的谢絮才不爱红妆，自画一幅男装打扮、饮酒读骚的小影，一日还脱去女装，扮为男子，面对这幅画像豪饮痛哭。东晋的王恭说，想成为名士，要有三个条件：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可见，吴藻有很深的名士情结。可身为女儿身是做不了名士的，这让她倍感压抑。对自己的性别，吴藻不甘心认同，她希望自己是一个男人。她借着谢絮才之口，说出了心中的错位：“百炼钢成绕指柔，男儿壮志女儿愁。今朝并入伤心曲，一洗人间粉黛愁。我谢絮才，生长闺门，性耽书史，自惭巾帼，不爱铅华。”“自惭巾帼”四个字，道出了无奈，也道出了内心的分裂。

后来，吴藻的分裂，不再只体现在文学作品中，逐渐侵入了她的真实生活。在那个文艺青年组成的圈子里，吴藻尤其喜欢与男文人一起交游。因为在她的内心，他们正是她所希望的样子，她和他们一起饮酒作词。后来她干脆洗尽铅华，作男装打扮，束男人的发式，穿男人的衣服，和他们去酒楼，去画舫，饮酒酬唱，和他们远行郊游，醉酒而归。

甚至，她还像男人一样，逛起了妓院，和青楼女子玩起了眉目传情的游戏。据说，有位歌妓还喜欢上了吴藻，而吴藻也不道破，还赠了她一首情诗：一样扫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许。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

不曾恋爱过的吴藻，是想变换性别角色，像男人一样去谈场恋爱吗？她似乎很享受这种“男人”的生活，也很沉迷于这种性别错位。她的分裂症是越来越严重了。

但吴藻不是天生的性别错位，只不过她比别人更为敏感，也更能感受因性别而产生的压抑与不公平。在她的心中，“英雄儿女原无别”，但是在现实社会里，二者的差别简直是天与地。这导致了她的精神危机。所以说，其实她想摆脱的并不是女性的身份，而是强加在这个性别身份上的不公与压抑。幻想自己是个男人，就是这种内心纠结所导致的病症。这与花木兰不同。花木兰替父从军是种不得已，是被迫性别换位，而且花木兰非常清醒于这点。而吴藻则因精神危机而误入歧途，更像是一种精神分裂。

也有人说，她是同性恋者，其实不然。她只是太执著于性别身份的“无别”。另外，她和歌妓逢场作戏的恋爱，恐怕也是因感情生活空缺而产生的一种弥补心态吧。

生平

对书香感兴趣
　　吴家住在仁和县城东的枫桥旁，与大词人厉鹗的旧居比邻。也许是出于对邻家名士的景仰，吴藻的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商人，却对书香风雅之事特别感兴趣。爱女吴藻自小就显得颖慧异常，吴父对她十分看重，重金聘请了名师教她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绘图作画。

诗书琴画
　　吴藻果然没让父亲失望，方到及笄之年，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在填词上别有造诣。在这种优越的家境里，吴藻的童年和少年不但甘甜如怡，而且充满着情趣。月下抚琴，雪中赏梅，与花儿谈心，同燕子低语，那情景从她写的一阂“如梦令”中便可看出一斑：
　　燕子未随春去，飞入绣帘深处，软语多时，莫是要和依住？
　　延停，延停，含笑回他：“不许！”

吟诗填词
　　燕回燕去，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渐渐长大了，人大心也大，吴藻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开始有几分不满了。从书中她了解到，很多文人才士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吟诗填词，不但可以相互唱和，还可以相互指点品评。风清月明，薄酒香茗，三五好友，诗词互答，她对那种生活十分向往；可是仁和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没有闺友组织的文会，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而她的家庭及亲友中又绝无能陪她谈诗论词的人，她只能一个人独吟独赏她的才情，于是诗词中也不免染上了愁怅。那阂“苏幕遮”中就流露了这样的情绪：
　　曲栏干，深院宇，依旧春来，依旧春又去；
　　一片残红无著处，绿遍天涯，绿遍天涯树。
　　柳絮飞，萍叶聚，梅子黄时，梅子黄时雨；
　　小令翻香词太絮，句句愁人，句句愁人处。
　　转眼到了婚嫁的年龄，吴藻不只是才高情浓，家庭优越，还长得风姿绰约，容貌清秀，实在应该是“千家羡，百家求”的闺中宠儿。事实上到吴家来求亲的人也确实踏破门坎，因为吴家是富商，人忙谈婚嫁的讲究门当户对，所以求亲的也多是纨绔子弟，吴藻嫌他们胸无点墨，一一摇头拒绝了。仁和县城里才子本就有限，有的家境清贫，有的埋头苦读，谁也没想到吴氏商贾之家还藏着个锦锈才情的大姑娘，就是想到了也会有不敢高攀之虑，如此一来，才貌双全的吴藻竟然芳龄虚度，婚事磋舵，一直拖到了二十二岁。
　　“女儿大了不中留”，吴家父母开始着急了，他们软磨硬劝，终于使吴藻勉强答应了同城丝绸商黄家的求婚。其实，对这门婚事吴藻一点兴趣也没有，可自己已苦苦等了这么多年，心中的白马王子无由降临，也许自己生就是商家妇的命，任凭怎样的心高，也摆脱不了命运的限定，只好认命了吧，她的心已有些淡漠。

夫妻感情
　　黄家是世代的丝绸商，富实足以与吴藻的娘家相媲美，可是却从未出过读书的种子。吴藻的丈夫从少年开始经商，除了看帐本外，就不再摸别的书本；但对妻子的才情他特别羡慕，对她百般宠爱，还特意为她布置了一个整洁宽敞的书房，让她独自在家中经营出些书香气息来。

附庸风雅
　　初见丈夫支持自己读书作文，吴藻还暗暗惊喜，以为丈夫也是个知解风雅的人，自己错识了他。于是当丈夫忙完商务回家后，她喜盈盈的拿出自己的新诗新词读给丈夫听，丈夫倚在床头，频频称好，待吴藻读完再看丈夫时，他己坐着睡着了。原来只是附庸风雅，到底是个庸俗汉！吴藻的心又重新掉进了冰窟，一腔风情无人解，冰冷的泪珠无声地从她眼中泌出。
　　丈夫虽然不懂她的诗词，对她的生活却关怀得无微不至，衣食住行，全不需吴藻操心，她天天关在自己的书房中，一心一意编织她的闲愁。除了偶尔操琴舒泄外，她的愁大都系在了词句中，琴无知音空自弹，词还留在纸上，今人不看后人看。看她的一阕“祝英台近”词，便可窥见她婚后的心情：
　　曲栏低，深院锁，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己觉此身堕。那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又添上影儿一个。

孤高寂寞
　　最无那，纵然着意怜卿，卿不解怜我，怎又书窗依依伴行坐？算来驱去应难，避时尚易，索掩却，绣伟推卧。
　　因恨丈夫的粗俗，她无意取媚讨欢，甚至懒于梳妆。丈夫整天忙于商务，深夜回家也多半累得只能睡觉，没有心思对她轻怜蜜爱，怎不让感情细腻的她伤心难过。但要说丈夫不爱护她可有些冤枉，只能说他不懂得怎样才能安慰得了她那颗孤高寂寞的心。见妻子被闲愁折磨得日渐憔淬，丈夫十分心疼，自己没有时间陪，便劝她多交些朋友，也好换换心境。吴藻确实觉得无聊，便接受了丈夫的建议，开始结交一些红粉闺友。吴藻交友当然是选那些懂诗解词的，挑来选去，这种女子县城里只有那么几个，而且这些人虽然粗通诗词，可在才情卓绝的吴藻面前，常常只有仰慕，赞叹的资格，很难有什么唱和。

真正的文人才士
　　吴藻仍然不满足，但通过这些闺友，她慢慢结识了一些真正的文人才士，他们一般是这些闺友的兄弟和丈夫。吴藻的词作传到文人才士手中，他们不由得击节称叹，一些性情比较开放的人开始邀吴藻去参加一些文人们的诗文酒会，征得丈夫同意后，吴藻欣然前往。

情趣高雅
　　生活在那些情趣高雅，大吟诗词的文人中间，吴藻宛如鱼儿得水，顿时变得活跃、开朗起来。吴藻的诗词在当地文人中间引起极大的轰动，他们称她是“当朝的柳永”，词句似是信手拈来，却蕴含着深长的情意。吴藻与这些儒中长袍的书生一同登酒楼，上画航，举杯畅饮，高声唱和，丝毫没有拘束。他们常常月夜泛舟湖波上，深更不归；春日远游郊外，带醉而回。吴藻的这些行径实在是越出了妇人的常规，可是她丈夫并不干涉，只要妻子高兴，他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因为他有他的理由：吴藻是个不同于一般女人的女人，当然不能用常规来约束她。既然丈夫纵容，吴藻愈加无所顾忌了。与一群须眉男子同行同止，虽是潇洒，但毕竟有不便之处，在一阀“金缕曲”中，她竟埋怨起自己的女儿身来：
　　生木青莲界，自翻来几重愁案，替谁交代？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收拾起断脂零黛，莫学兰台愁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长剑，倚天外。人间不少莺花海，尽饶他旗亭画壁，双鬟低拜。酒散歌阑仍撒手，万事总归无奈！问昔日劫灰安在？识得天之真道理，使神仙也被虚空碍；尘世事，复何怪！
　　虽然掬起银河小，要想把女儿身洗成须眉汉，也是虚设妄想；但是脱下女儿装，扮成男儿模样倒是不难啊！吴藻灵机一动，来了主张，从此出门参加文友聚会时，她就换上儒巾长袍，配上她高挑的个头，俨然一个翩翩美少年。有了这样的打扮，她的行动方便多了，不但出入酒楼茶馆，甚至还随大家到妓院，寻欢作乐。因为经常到“风月楼”喝花酒，那里一个姓林的歌妓竟对她情有独钟了，反正是书生公子打扮，吴藻也干脆逢场作戏，与林姑娘眉目传情，轻言蜜语，恰恰一副情人模样。林姑娘表示要以身相许，她还装模作样地答应下来，一本正经地赠了一阀“洞仙歌”以明心意：
　　珊珊琐骨，似碧城仙侣，一笑相逢淡忘语。镇拈花倚竹，翠袖生寒，空谷里，想见个依幽绪。兰针低照影，赌酒评诗，便唱江南断肠句。一样扫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许。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

柔情和浪漫
　　在林姑娘那里，吴藻似乎找到了一种柔情和浪漫，聊以慰藉自己干渴的心田，竟还幻想着“买个红船”，效当年范蠡载西施，一同归隐烟波浩渺中。有人说吴藻有同性恋倾向，这个不好断言。但是我觉得，吴藻这些行为可能还是玩笑的成份居多吧。也许是吴藻感情空虚无依，如果她在那个时代搞 婚外恋，必被当时的唾沫淹死，于是只好玩玩这种假凤虚凰的游戏，聊以解闷吧。吴藻说来还是比较幸福的，她可以这样的肆意而为却无人约束，其实作为男人也有好多束缚的，假如有神仙之术的话，把吴藻真的变成个男人，她肯定也有别的烦恼。

行香子
　　但吴藻的内心深处终究还是寂寞愁怅的，白天在“风月楼”中装情卖痴，漫漫长夜，守着的仍是凄凉，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阕“行香子”：
　　长夜迢迢，落叶萧萧，纸窗儿不诅敲。茶温烟冷，炉暗香销，正小庭空，双扉掩，一灯挑。愁也难抛，梦也难招，拥寒食睡也无聊。凄凉境况，齐作今宵，有漏声沉，铃声苦，雁声高。
　　生活在堆金砌银，锦衣玉食的环境里，丈夫对她又是百般爱慕和纵容，吴藻的内心深处却日日绕愁萦恨，这种滋味有谁能相信？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吴藻怨自己的命苦，苦就苦在自己的才高，苦就苦在自己的心高。锦衣玉食填不满她的心，她渴望着她没能得到的那份浪漫之情。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人雅士，诗词唱和，琴瑟相谐，月夜泛舟，花下品茗，这才是她理想中的夫妻生活，而命运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专心务实的俗丈夫。

放浪形骸中度过
　　日子便在她吟诗作词，寻愁觅愁和放浪形骸中度过，她不爱丈夫，也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她的心高高浮在生活之上。十年过去了，她仍然是她，丈夫却因一场病，骤然离开了人世。丈夫死时，她并没有多大的悲痛，有的也只是一种怜悯和伤感，她向来不以为丈夫在她的生活里有什么必要性。
　　没有丈夫的日子，她依然象从前一样生活，可渐渐地，她发现孤单和无助更紧迫地向她袭来，把她压得喘不过气。丈夫在世时，寂寞是无形的，只是隐隐约约在她心头徘徊；丈夫走了，寂寞则实实在在地围住庄她的前后左右。没有了丈夫关切的问寒问暖庐词》序，虽生于商贾之家，她仍工词、善琴、能绘、通律，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词随笔》中以“夙世书仙”誉之。而吴藻向来亦以“扫眉才”自诩，称“想我空眼当世，志轶尘凡，高情不逐梨花，奇气可吞云梦”,从不掩饰自己欲超越闺阁之限的豪情。为此，除了“居恒料家事外，”如雅士一般“手执一卷，兴至辄吟”，[1]她还常与异性如魏谦升、赵庆嬉等人对词学互相讨论请益，并藉以建立了如男性文人间的诚挚友谊。据黄燮清《香南)北词》序叙述:“（吴藻）女士……尝与研定词学，辄多会解创论，时下名流，往往不逮。”而吴藻并没有词学专著传世，观其心路，应是不止要庄重地立言于众，而更是为了树立一个与男性比肩的儒雅姿态。为了进一步弱化自己的女性性别，她更曾效风流雅士赌酒青楼，于角韵歌弦声中品赏才妓美人，其怜香惜玉之感并不逊于男性。在《洞仙歌·赠吴门青林校书》中，吴藻以男子眼光，推赏校书“珊珊琐骨”、“翠袖生寒”的赢弱之美，更道出“买个红船，载卿同去”隐入“漠漠五湖春”的雅士梦想。向戏语挥洒真情绪，以换位法突现自己豪爽的雅士风貌。

统计
　　据黄嫣梨《清女词人吴藻交游考》统计，在吴藻作品中可考的人凡73位，有官宦、逸士、名媛、商贾、书画家等各类人士。吴藻凡38阕唱酬之作和83阕的题跋词，占全词数目之40％，亦是其社会活动活跃的旁证。在或出游、或结社、或唱酬的场合中，若与仕女逡巡，吴藻又不失名媛风范，表现出纤细、柔弱、多情的另一面。她师从陈文述，既学诗词、亦学奉道参禅。与众碧城女弟子既雅聚唱酬以切磋相励、又共同编辑《西泠闺咏》以怜才自惜。接纳才媛的气度、见识之要求，亦为当时文人雅士所热衷培养的品格。吴藻常以女性情怀与闺秀相互鼓励，给予彼此继续深入生活、深入写作的力量。在才媛词集题跋中她往往不吝赞美，除却礼仪上的考虑，更倾注了对同以笔墨发泄情绪之女性的支持与搀扶。如挚友汪端临丧夫之痛，吴藻以《金缕曲》安慰之，并强调汪并非孤立“幽独”之境，诸多“知己”尚在身旁，继而鼓励其坚强振作，继续写作并整理丈夫的遗稿。而闺秀抒怀，一般离不开春思秋怨、缠云怀月，他人一笔一划的闺愁往往亦触到了吴藻心痛处，她往往亦沉浸在女性的愁海中与之同病相怜。与众红颜知己雅集，吴藻表现出来的小儿女的天真与柔情，既是一种社交的融合，亦是吴藻以共同的心事与际遇，在同唱共饮中酝酿相携相惜的氛围，由此凝聚女性自爱、自豪之张力的心想。

抑郁的情怀
　　于闺阁之外或深或浅，或款款或洒落的交游足迹，适度纾解了吴藻抑郁的情怀，亦展现了她相对独立的人格魅力。而最能舒缓其情绪的，还是她笔下的文字。从她填的第一首《浪淘沙》开始，到最后觉得“忧患馀生，人事有不可言者……此后恐不更作”不过十年时间，吴藻之传世作品，计有：《花帘词》一卷、《香南)北词》一卷、以及收入《民国黟县四志》的《喝火令》一阕，凡292阕；《花帘书屋诗》九首；《乔影》（别名《饮酒读骚图》）一套；小令一首，套数五套。清嘉道年间，时人对其作品推崇备至：《两般秋雨庵随笔》云《花帘词》“逼真《漱玉》遗音”；吴载功《乔影》跋云：“灵均香草之思犹在人间，而得之闺阁尤为千古绝调”；《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曰：“清代女子为词者，藻亦可以成一家矣。”苹香能特立于清闺秀词人，笔者以为，这不但因为其具奄有众妙的词笔、博雅的学养，更在于她独特的性情，即晚清社会对才媛之态度以及其不谐身世引发、培养出的雅士气向外而表现出来的显著的“双性”人格。
　　所谓“双性”，即“双性同体”，意为同一身体兼备雄雌两性的特征。此词源于柏拉图之《会饮篇》：远古之人类分为男人、女人、阴阳人，每人皆有两副面容及体格,天神宙斯因惧怕人类之力量过于强大而将其劈成两半，由此演化成了现代之人。于是人的生命与生活自此便在寻找另一半的题旨下展开，因为“它要恢复原始的整一状态，把两个人合成一个，治好从前剖开的伤痛。”[3]这种对可能是同性，也有可能是异性的“另一半”的精神追寻，后来衍化为个体在性情及艺术上的本性超越。而这种超越的思想基础，就是对男女性别差异的深刻认识和反思。

特质
　　吴藻在写作与生活中，毫不掩饰、甚至在张扬着这种追寻精神和超越本性的渴望。而作为一位深具“夙慧”的才媛，她又并没有在对异性性情与社会角色的刻意套用下失去自我，于是，她笔下的作品，便呈现出了明显的“双性”风格特质。
　　首先，是笔意“双性”。吴藻之笔，点染着双色，一为女儿彩笔，一为名士青毫。女儿彩笔，自写小儿女情调。从春草秋月，到夏云冬)，从闺阁花窗的视角，红尘三千丈的种种色相，皆融入闺秀之血脉，又伴随着莫名之愁汩汩由笔端流出，以“清才”点染成纸上的碧云红树、紫燕黄鹂；银涛钩月、翠袖瘦梅。赵庆熺于《花帘词》序云:“花帘主人工愁者也。不处愁境，不能言愁；必处愁境，何暇言愁？……不必愁而愁，斯视天下无非可愁之物，无非可愁之境矣。”自认“愁是吾家物”的吴藻，“病是愁根愁是叶，叶是双眉”（《卖花声》），吴藻词集中“愁”字出现79处之多，曲作中亦有9处。在吴藻之词曲宇宙中，几乎所有事物都被冠上了愁名：其身临的是“愁乡”；心埋的为“愁怀”；写下的皆“笺愁句”；举眼望“愁风”、“愁水”、“愁城”；低眉听“愁吟”、“愁宫”、“愁唱”、还有许许多多的“闲愁”、“旧愁”、“离愁”、“烟愁”、“病愁”、使举手投足也变成了“愁对”、“愁听”、“愁扫”、“愁坐”。凄清之愁怀，溢于言表，冷郁绵长，而其中欲言难言之苦，绵蕴隐深。闺秀之愁，往往首先源于姻缘。吴藻对于爱情的态度十分明朗，她期待的是福慧双修的婚姻，即夫妇“艳福清才都有”，既情长如“飞飞燕子，软语商量久”，又能同“吟得莲心作藕”，两人琴瑟和鸣、意趣相谐，可见她向精神境界交流的索求较一般闺秀更深。关于吴藻的婚姻，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苹香父夫俱业贾，两家无一读书者。”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序中称吴藻乃“同邑黄某室”，《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云“藻父夫并业贾。”近人多从之。而《民国黟县四志》存有另一说法，云藻父“故字女于钱塘县望平村许振清为妻，年十九而寡，矢志守节，才名藻于京师。”
　　虽其夫之身世待考，而现存吴藻作品无一字提及其夫，无论是由于夫“业贾”、非读书之人而交流阻隔，或是由于早寡而缄语，其婚姻不谐，有“伤心之事，有难言之隐”[4]是可以肯定的。在这种无望孤寂的婚姻中，难怪吴藻一再有“问谁个，是真情种？”（《乳燕飞?读〈红楼梦〉》）的感叹。同时，吴藻婚后因家道尚算宽裕，无柴米之忧和育子之劳，便容易让敏慧的心灵又生发出一缕无端之闲愁，而这种“已坐到纤纤残月堕，有梦也应该睡，无梦也应该睡。”（《酷相思》）的叹息，以及“乱山隐隐，只与斜阳近”（《点绛唇》）的苦寂，却都是“一片吟魂无著处”（《卖花声》）的。吴藻只得无奈地让其洒落于彩笺之上，层层心事随笔游走，任由其长沉墨海，所有的情绪，只由一“愁”字代言，如《乳燕飞》:“不信愁来早，自生成，如形共影，依依相绕。”《苏慕遮》：“小令翻香词太絮，句句愁人，句句愁人句”等。此时年少意气，吴藻不但不讳言愁，更将愁放逐至伤心的程度。如《酷相思》：“怎廿载光阴如梦过。当初也、伤心我；而今也、伤心我。”《清平乐》：“一样黄昏院落，伤心不似侬多。”《虞美人》:“绿阴移上小栏杆，不是伤心不会卷帘看”等。这类作品中浓烈的女儿色调，既为吴藻的本性所染，亦是其观望尘世的原色。对于吴藻的境遇，友人多为轻惋，俞鸿渐题《乔影》曰：“倚竹频年翠袖寒，幽居怎怪感无端。”应得吴藻会心一叹。
　　而名士青毫，则是由胸中闷气锻造出的大家手笔。它超越寻常的闺情而向世情挥洒，纷纷之俗事只以青、白两眼简单相对，境界开阔，显露出女性觉醒之微光。

思考
　　对性别差异的思考，最早出现在吴藻约26岁时所作的“见者击节，闻者传抄，一时纸贵”杂剧《乔影》中。剧中生长于闺门而易装为男儿的谢絮才开篇便介绍自己：“性耽书史”、“不爱铅华”、“却喜黄衫说剑”，自识“若论襟怀可放，何殊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由此便发出了第一声哀叹：“豪气侠情，问谁知道？！”以下曲风如开闸之洪流，怨气喷薄而出，既有对自己的傲气之怨：“你道女书生甚无聊……真个是命如纸薄，再休题心比天高。”斥己为“痴人说梦”；更有对社会之怨：“把一卷骚经吟到，搔首问碧天寥”，感叹“秀格如卿，除我更谁同调？”而最终，深知这一切“牢骚愤懑”终究是“咄咄书空”，只会招致“凄凉人被桃花笑”，谢絮才唯有无奈地“收拾起金翘翠翘，整备着诗瓢酒瓢，向花前把影儿频吊。”将长怨幽积为一汪愁水，独映芳草夕阳、渡晓风残月。易为男装而饮酒读骚，是对性别被弱化的挣扎，而根本还是对男性统治社会的被动认同，即接受了男子方能“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而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如吴藻一般，也有才媛愤起而书不平，如“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的鱼玄机；“怀壮志，欲冲天，木兰崇嘏事无缘”的王筠。但她们大多也只限于羡慕或伤感，吴藻却在易装不得的醒悟上，开始了另一个高度的抗争。在《乔影》之后的《花帘词》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英雄儿女原无别”（《金缕曲》）；“东阁引杯看宝剑，西园联袂控花骢。儿女亦英雄。”（《忆江南·寄怀云裳》）既然天生为女子之事实无法改变，易装亦难，吴藻便提出女子与男子同样可成英雄的的论点，从根本上颠覆了宿世的男女观，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为此，她不但于笔墨间驰骋“不唱柳边风月”之豪情，甚至还“收拾起断脂零黛”（《金缕曲》），“清晓也，慵梳裹，黄昏也，慵梳裹”（《酷相思》），欲驱除传统观念赋予女性的“女为悦己者容”的被动特质，其中或有闺寂之感，而吴藻意气欲矫枉过正的做法却也明晰。
　　为了进一步超越闺阁语，将青白两色描画得有文人理性的重量，吴藻还常常以用典的写作方式来显示其博雅和文人学养，或怀古、或讽今，在作品内容、形式上都向男性名士的意象靠近。她曾一口气写了《满江红》十阕，分别对宋高宗、钱镠、岳飞、韩世忠、白居易、苏轼、林逋、葛洪、济颠、苏小小十位历史人物作独到的评论，既敢于对宋高宗作一番辛辣的嘲讽，又大胆为葛洪之无人赏识而抱不平，怀林逋时还坦率地表白自己同样的奇情逸志，由此显露自己对历史的深入理解、独到认识以及对世情的关注，既拔高了词调，更显出了自己特立自由的思想魅力。

改观
　　明清才媛文化所带来的性别松动并未提升到女性社会性别改观之地步，吴藻亦深知在“花神含笑也说荒唐，怎今夜词仙是女郎”（《云裳妹邓尉探梅图》）的社会纵有赏闺才之思，却难得用闺才之理，而她依然以“蛾妆不为夜凉休”自持，为的是能继而在自由的精神国度中“我待趁烟波泛画桡，我待御天风游蓬叹岛。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呀！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我待吸长鲸贳酒解金貂。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我待着宫袍把水月捞。我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乔影》）效仿先朝俊逸神仙、洒落文士的潇洒；以及“或鼓霜宵铁马，或跨长川赤鲤”（《水调歌头·又题》）的豪情与放浪，更提出要于此境“比似赵清献”的高志。赵清献即赵抃（1008～1084），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京师号称“铁面御史”，谥清献。韩绮曾赞赵之吏才、人品为世人所不及，吴藻却偏要与之比一高下，进一步为自己树立了目光高远坚定、气宇轩昂、不只低回于闺阁的形象。
　　其次，是笔风“双性”。吴藻作品的风格，亦有流丽清圆与舒宕豪放二径。由女儿彩笔之细腻，佐以吴藻擅用的重字叠韵与浅白语汇渲染轻松之词气，再籍慧想奇思点染出浑圆优雅、流畅清新之词境，如春溪消)、沁人耳目，风格流丽清圆。如《喝火令》：扇引团团月，衫更薄薄罗，水晶帘子漾微波，梳罢一挂云髻，池上看新荷。无意留春住，惊心怕病磨，好天能几日清和？等得花飞，等得柳丝拖，等得芭蕉叶大，夜夜雨声多。
　　“团团”、“薄薄”、“夜夜”三叠词，既以音节的延长铺陈女儿娇柔之态，又在意蕴上起强调之势，而三句“等得”分别领二字、三字、四字，声声相催，音情高促。飞花、瘦柳、硕叶，意象一个比一个具体而逼目，意蕴深长，似秋风浣林，俊畅辽远。又如《河传》： 春睡，刚起。自兜鞋，立近东风费猜。绣帘欲钩人不来。徘徊，海棠开未开？ 料得晓寒如此重，烟雨冻，一定留香梦。甚繁华，故迟些。输它，碧桃容易花。
　　东风轻软，碧桃悄开之烟雨春晨，本嫣红姹紫，作者只用几字交代，而把笔墨铺陈于“春睡、刚起、自兜鞋、立近、费猜、徘徊、料得”一串活泼而简洁的动词中，以平白之境托无边春色，以动态传递心灵的波澜起伏。作者由急切期盼转为怡心等待的过程刻画得细腻传神。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自写愁怨之作，婉转合拍，意味甚长。”词风的另一面吴藻又以名士青毫的疏落，通过体裁、词调的选择安排以挥洒舒放豪宕的气势。

初登文坛
　　吴藻以杂剧《乔影》直抒胸臆，除却要表达“巾帼翻多丈夫气”[5]的情感外，体裁的选择本就别有深意。吴藻善词，而明清有词体为女性天生之写作体裁的说法，明末诗人钟惺《名媛诗归》序云：“若乎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惟清故也。清则慧……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把女子之“清”性情与诗词之“清”特质划上了文学等号，女性的善诗词，似乎已被视为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其实，闺秀对于诗词体裁的选择，何止因天赋。“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闺训下，诗词的程式性、韵律性、意象性、隐喻性都成为闺语逃出阁楼的风雅掩护，在其隐晦的语境下，闺情与心绪于寄托中收放自如，生发出鉴赏的多重性与朦胧性，女性语义方可在闺阁之外从容游弋而不被桎梏判评。向来男性文人亦有以闺语诗词托寓胸中不平或感伤之习，便是从其阴性语境考虑的。与之相反，戏曲、弹词、评论等体裁，更趋于阳性，作者于此中释放的心魂必须明确了然、个性分明，而且多有内心的思想出处可考，故此类体裁承载的“表白”意义较前者更为深重。为强调自己不让须眉，“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的“侠气豪情”，吴藻于是另辟蹊径，绕过诗词而择杂剧，于从来为男性作者所占的园囿，以阳性的语言体系，抒写闺闱内的情绪。而据近人郭梅考订，清代女曲家共34名，女性剧曲创作亦达到巅峰。[6]虽已触“巅峰”，而此数相对于“超轶前代，数逾三千”的清代女性作家来说，比例只有1％，有才识与胆识涉略戏剧的女性还是非常稀少的。吴藻执意以曲在男性为主的剧场先亮其声，除了剧曲内容较长、套式较词更繁复，有动作、说白、歌唱，故也更容易完整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心绪外，体裁的选择本就是向男子挑战之声。而杂剧又分为场上剧和案头剧。前者必须具备演出的戏剧性与实践性，多为四折且要求故事及角色复杂多样，有情节可演，方有情趣可观。而案头剧更象是一种文体，它是抒发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乔影》本属于案头剧，只有一折一角色，原是吴藻化身为剧中人通过看画、读骚、饮酒、发怨几个简单的动作贯穿曲子而高唱愤慨、以他人酒杯浇己之块垒的文字发泄。然而此剧本一出，“吴中好事者，被之管弦，一时传唱，遂遍大江南北，几如有井水处必歌柳词矣。”吴藻拥有了读者的同时，又拥有了观众与听众，且“传观尽道奇女子”。可见，吴藻之文名，与其对性别超越的诉求特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表现如男性作者的刚健之气，吴藻在作品的声调上也别有安排。吴藻精音律，尝在业师陈文述的授意下，为其校正所作《玉笙词》，可知她对倚声填词的严格遵循和深厚造诣。从声律派之宗旨推发，吴藻作品中所选词（曲）牌，皆与其欲表达之情感相谐相应，方能得“持律不苟”之佳传。吴藻传世之词，共选用了七十一个词牌，她对词牌的喜好也较集中，使用次数居前十位的词牌如下：
　　此二十个词牌共计填了194阕词，占词作总数近70％，其中情调豪迈的词牌占主流，达四分之三。且前三名《金缕曲》、《满江红》、《台城路》皆为声情激越、雄浑高亢的词牌，而《虞美人》、《浪淘沙》、《念奴娇》、《摸鱼儿》、《菩萨蛮》等词牌，或豪壮激荡、或跌宕峭拔。此外，还有不少如入越调的《兰陵王》、《水龙吟》；入正宫的《醉翁操》；入双调的如《生查子》；入歇指调的如《卜算子》等气势昂扬的词牌作品散见于吴藻之词集。在其传世之六种曲中，《自题饮酒读骚图》属于南北双调合套，《云伯先生于西湖重修小青、菊香、云友三女士墓，刊见示，即题其后》则属于南仙吕入双调，亦皆属于“健捷激袅”之声情，于此类高亢的旋律中，吴藻引怀高唱“长剑倚天外，白眼举觞空”（《水调歌头·孙子勤〈看剑引杯图〉，云林姊属题》）的彭湃胸怀。吴藻之豪气，从屈原、苏轼处来，即陈文述《花帘词》序中所言“顾其豪宕，尤近苏、辛。宝钗桃叶，写风雨之新声；铁板铜弦，发海天之高唱。不图弱质，足步芳徽。”屈原之孤高，长吴藻之傲志；苏轼之高唱，拔吴藻之健笔，其词曲之境，自然卓尔不凡了。
　　两种迥异的笔风集于一身，并非偶然，于词集的编排可观，吴藻的豪放词虽于早期的《花帘词》中较多，而《香南)北词》中亦有篇章，两者虽有气脉的勃发力度与频率的不同，而它们穿插于婉约、悱恻的词作中间，终究是吴藻心中不平之气的一次次突围纪录，亦是其傲气只能侧身于夹缝中求存的真实写照。

"

薛时雨，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官杭州知府，兼督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著有《藤香馆集》，附词二种：《西湖橹唱》、《江舟欸乃》。台湾第一巡抚刘铭传亲家。"生平

清代文学家薛时雨是安徽全椒人，字慰农，号澍生，因祖居桑根山，晚年号桑根老人，自幼专攻诗文，博览群书，道光二十八年在安徽乡试获第一，咸丰三年和仲兄薛春黎同登进士第，第二年授浙江嘉兴知县。

薛时雨上任后，恰遇嘉兴大旱，草木枯黄，田地干裂，百姓无粮可缴税，上面却催得很紧。薛时雨出衙巡察，满目饥荒，心中不安，丰年尚不饱食，大旱哪有粮可缴？思索再三，便拿来纸笔给知府写了一封信，如实通报旱情，要求停征税粮。知府却不予理睬，还给他发来催科檄，限他五日内交齐税粮。薛时雨也犯起犟脾气，亲自拿起鼓槌击鼓升堂，向众衙役宣布：“知府刚送来催科檄，令我五日内交齐税粮！本官下令!即日起停征税粮！”众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年老的差役上前跪问道：“薛知县，上面催得这么紧，您下令停征，上面怪罪下来，如何担当得起!薛时雨拍着胸口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回家的包袱我已收拾好了。”果不出所料，第二天知府下令，将薛时雨撤职罢官。百姓闻讯结伴挥泪相送。后来浙江人都说：“清官者，首推薛嘉兴”。

被罢官的薛时雨第二年又改任嘉善知县，同治元年，他到安庆拜谒曾国藩，慷论兵事，深得曾国藩器重。太平军攻下杭州后，左宗棠奏请咸丰帝，补授杭州知府，执掌浙江粮储道，赏赐顶戴花翎。

他上任时，杭州刚大战结束，百业凋敝，尸横遍野。他在《哀杭州》中写道：“杭州十万良家予可怜困守危城里揎臂难收一战珈尸骸枕藉西湖水西湖之水何潺潺臂时旖旎今烦冤烦冤无告鬼夜哭/苦雾愁云塞山谷天竺峰颓鹫岭秃售萨攒眉狮象伏/吁嗟呼/佛若有情佛亦哭。”他一到杭州，便招集流亡，鼓励百姓复兴，建东城讲学所，发展民族文化。一次上司将一百多名被俘的太平军交给他，命令他斩尽杀绝，也为了稳定局面，偷偷将他佃释放了。浙江省最高行政官布政使和最高司法官按察使随军公差，他代行两司事，公务非常繁忙，每日公文一尺多高，还接待来访，处理灾民匪患，但他才智过人，应机立断，处事果决，往往十人于几个人的事，都能应付自如。此时杭州刚刚战乱过后，诈骗偷盗猖獗。他上任不久就遇到这么一件案子：一个骗子将一只仿制古研送进当铺，隔几日拿钱来赎，店主将古砚还给他，他却一口咬定当铺掉包，还给他的是件仿制品，要求赔偿，双方争执不下，告到知府衙门。薛时雨接到案子后；颇感为难，不知从何下手，便拿着那只古砚微服私访。一日于一幽僻小巷碰见一人，那人盯着古砚问：“先生此砚可卖？”薛时雨一愣，忙问：“你出多少钱？”“半两银子。”“这是只古砚，怎么只值半两银子？”那人讥笔道：“这是什么稀罕物?前面巷子里有专门造这种砚的。”薛时雨便硼口人来到前面的巷子里，果然看到一家专制这种砚墨的店铺。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从店铺里叉买了一只和那只—模一样的砚。翌日开庭，薛时雨厉声喝问骗子：“你说当铺老板把你的古砚换了，那你一定能分辨出古砚和仿制砚喽？”骗子愣了一下。心想：若我说不能分辨；岂不是自相矛盾；若说能分辨，其实自己如何能分辨得出，便硬着头皮说：“能。”薛时雨将两只古砚放在他面前：“这里一只是真正的古砚，一只是仿制品，令你把它们分辨开！”骗子暗暗叫苦，眼珠一转，挑了只较旧的举起说：“这只是真正的古砚。”薛时雨哈哈一笑，猛地一拍惊堂木喝道：“大胆骗子!这两只都是仿制古砚，何为真？何为假？还不快快从实招来！”骗子自知难以抵赖，只得招出以砚行诈的事实。次日差役押着骗子游了杭州城，人们看了无不拍手称快，佩服薛时雨的机智。

经过薛时雨的整治，杭州逐步恢复了生产和经济，百业兴旺，文人墨客常聚会于西灵隐寺，赏玩景色，吟诗作画。距灵隐寺不远有一座“风月亭”，风光月色令人赏心悦目，亭旁有一块平整的山石。大家提议请文人墨客题字，可请谁呢？人们早知薛时雨文思不凡，便恳请他题字。推辞不过的薛时雨端坐在风月亭中，略加思索便站起来，挥笔写下了两个遒劲的大字“虫”和“二”。写完放下笔，欣然离去。众人不解，猜测议论纷纷，有一位秀才，干脆找到杭州府来，“薛大人，不知您为湖心亭前所书‘虫’和‘二’是何意，请指点指点。” 薛时雨哈哈一笑道：“‘虫’者，是“风”去掉几，意为风无边，‘二’者，是‘月’去掉‘月’，意为月无际，‘虫’和‘二’合起来便是‘风月无边’之意啊。”秀才听了连声赞绝，薛时雨智题湖心亭的传说，很快在人们中流传开来，至今在湖心亭的岛南仍留有这块石碑。

薛时雨杭州任知府三年多，深得百姓爱戴，却受到了同僚的诋毁。恰在这时，任御使的仲兄薛春黎前往江西主考乡试，在试院暴病身亡，巡抚急调薛时雨改任江西乡试提调官。在充任提调官中，薛时雨看透了官场腐败，愤然托病辞归，这年他还不到50岁，浙江巡抚马新贻深知他的学识才干，以二品衔候选道解来挽留他，他却坚辞不授。最后，马新贻提出聘他于杭州主讲“崇文书院”，他答应了。他在杭州主讲崇文书院三年，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评论家秦湘叶评价他的诗词“如西湖山水清而华秀而苍，往往引人入胜，趋向固不外白苏一二家，而伤时感事之作沉郁顿挫且骏骏乎人杜陵之室……”他培育了许多人才，最著名的有张预、冯熙等人。由于他兴办教育做出了成绩，浙江人在杭州西湖凤林寺后为他建造住舍，取名“薛庐”。接着他又到南京主讲江宁“尊经书院”、“惜阴书院”，在这两个书院，他又收了许多学生，不论贫富，不论贵贱，不论老少，只要愿意来学的，他都收下，甚至有个盗贼也来求学，他也收下了。有人指责他“不分尊卑，滥收弟子，竟然收盗贼为徒，书院成猪圈喽!”薛时雨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培养人才并非是使用人才，培才宜宽，用才宜严。”他还主张经世致用，反对读死书。南京人因其培育出大批人才，在教育上作出杰出贡献，在南京钟山山麓建造“薛庐”以纪念他。

薛时雨十分热爱家乡，年轻时经常到琅琊山赏景作诗，并写下了众多楹联诗词，“踞石而饮，扣檠而歌，最难得梅边清福；环山不孤，让泉不冷，何须恋湖上风光”，他甚至要“愿将山色共生佛，修到梅花伴醉翁”。但咸丰三年，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太平军两万多人，从扬州北伐，途经安徽滁州，在琅琊山和清军决战，作为我国“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被踏为一片瓦砥，丰乐亭也同时毁废。薛时雨从南京回全椒时，看到醉翁亭已经亭倒阁塌，丰乐亭泉竭树枯，荒草丛生，非常痛心。他从小就十分仰慕欧阳修的学识品格。作为滁州人，难道能让欧阳修所建的醉翁亭、丰乐亭从此销声匿迹吗?他决心重修醉翁亭、丰乐亭，以拳拳之心报答故乡养育之恩。

薛时雨虽做过20多年的官，却清贫如洗，况且当时重病在身，要重修醉翁亭谈何容易。他找到江苏盱眙的吴勤惠，吴当时任四川兵部元帅，刚迁家在滁州居住。他被薛时雨的一番诚心所感动，答应资助他。他的亲友也纷纷捐款，学生们更是倾囊相助。就这样离动工所需66钱款还差很多。实在没办法，他只得在南京玄武湖的赏荷亭摆下字摊，为来往游人题诗写字，以此募捐。人们早闻薛时雨的大名，前来购字的人络绎不绝，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而此时薛时雨已年过花甲，又重病在身，常常每天接连为人写字10多小时，到最后手脚麻木，两眼昏花，眼泪直往外流，却不肯辍笔。

经过一年多的辛苦奔波，光绪七年五月修建醉翁亭正式动工。薛时雨不顾重病在身，亲自督工，并提笔为醉翁亭书写了“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等许多楹联匾额。至今“醉翁亭”三字门匾，亭旁的“晴岚叠翠”，二贤堂院门的“有亭翼然”等仍为薛时雨手迹。他在亭馆四周建花墙，并在院内添建一座小楼，登楼可观醉翁亭全景。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薛时雨，称小楼为“薛楼”，并把醉翁亭前让泉上的一座石桥，誉为“薛老桥”。光绪十一年薛时雨病卒于南京。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总算对得起家乡了”我生前长期在外，没有看够滁州的山水，死后也要与琅琊山色为伴。”薛时雨遗体从南京回全椒时，路过琅琊山，家人遵照他的遗嘱，抬着他的尸体绕醉翁亭和丰乐亭走了—圈，最后葬在全椒的青龙冈。薛时雨死后，为了纪念他，醉翁亭曾悬挂他的画像，让游人瞻仰。

他的著述颇多，有《藤香馆诗删存》、《藤香馆词》、《西湖橹唱》、《江舟欺乃词》及《札礼》若干卷。

）

"

王鹏运（1849—1904）晚清官员、词人。字佑遐，一字幼霞，中年自号半塘老人，又号鹜翁，晚年号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阴。同治九年举人，光绪间官至礼科给事中，在谏垣十年，上疏数十，皆关政要。二十八年离京，至扬州主学堂，卒于苏州。工词，与况周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鹏运居首。著有《味梨词》、《骛翁词》等集，后删定为《半塘定稿》。王鹏运曾汇刻《花间集》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成就

王鹏运初嗜金石，20岁后始专一于词，成就突出，在词坛声望很高，与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合称为“晚清四大家”。由于他大力倡导词学，且能奖掖后辈，著名词人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等均曾受其教益。他力尊词体，尚体格，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从追琢中来”等，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当世词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许多重要观点，即根源于王氏。晚清词学的兴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

其早年词与王沂孙为近，多写身世之感，如〔百字令〕《自题画像》等。甲午至辛丑间（1898～1901）身为谏官，并与文廷式等唱和，颇有伤时感事之作，词风近辛弃疾。如〔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谒金门〕”霜信骤“、〔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等，苍凉悲壮，饶有壮夫扼腕之概。他同朱孝臧、刘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词》，也不乏对国势衰微的深沉悲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的还是反映了对清廷江河日下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哀叹。有的词用典过多，不免流于晦涩。

王鹏运用了30年的时间，校勘《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又校刻《吴梦窗词》。他用汉学家治经治史的方法以治词，校勘精审，向为学者所称道。

著有《袖墨集》、《虫秋集》、《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统名《半塘词稿》。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2卷，《剩稿》1卷。

生平

王鹏运：原籍山阴，玄祖父王云飞迁家至广西临桂，父亲王必达开始以临桂县籍应试，自此为临桂人。王必达历任江西、甘肃等地知县、知府、按察使等职。

他自号半塘老人、半塘僧鹜、鹜翁。时值壮年并不老为何取号老人呢？他说：“古诗上云，父母在，恒言不称老。余一身不幸，幼年失母，中年失父，令人心悲，人不老心已碎，自称老人是用来铭记我的不幸啊!”“我是父母的体魄所依，有父的一半，有母的一半，所以谓为半塘。”王鹏运的爱妻曹氏先他而去，虽无嗣，妻生前他不纳妾，妻亡后不续弦。据说王鹏运曾找到一位算命先生推算他的八字，算命先生算后叹道：“心高命平，是半僧人命也。”王鹏运听了，就把半僧作为自己的号了。一位老人为他占卜，曰“刻鹄类鹜”，意为本来想雕刻天鹅却雕刻成了鸭子。王鹏运伤心地说：“我愧不能像天鹅一样高飞蓝天，只好把自己当成鸭子一样藏在水草丛中，少惹事生非了。”所以他又把鹜翁作为别号之一。

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王鹏运10岁时随父到江西。同治九年（1870）回原籍临桂参加在桂林贡院举行的广西乡试，中第28名举人。第二年进京考进士名落孙山，之后滞留京城。十三年（1874）经朋友引荐官内阁中书，期间六次科考，均落榜。最后一次进士落榜后，已过三十而立之年。

王鹏运在内阁中书任上十多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才提拔为内阁侍读，先后直实录馆。光绪十九年(1893）授江西道监察御使，升礼科给事中，转礼科掌印给事中。 弹劾谏诤有直声，曾上书反对西太后和光绪帝驻跸颐和园、请办京师大学堂等，他还弹劾过上至各亲王下至翁同龢等要臣，一生奏议等身。他支持并参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康有为未受知于光绪帝之前，奏折多由他代上，屡次抗疏言事，几罹杀身之祸。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鹏运离京南下，寓扬州，主仪董学堂，并执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因病在苏州去世，享年56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家人将他的灵柩护送回桂林，安葬在东郊王氏家族墓地。

"

邓廷桢（1776-1846），字维周，又字嶰筠，晚号妙吉祥室老人、刚木老人。汉族，江苏江宁(今南京)人。祖籍苏州洞庭西山明月湾。清代官吏，民族英雄。嘉庆六年进士，工书法、擅诗文、授编修，官至云贵、闽浙、两江总督，与林则徐协力查禁鸦片，击退英舰挑衅。后调闽浙，坐在粤办理不善事戍伊犁。释还，迁至陕西巡抚。有《石砚斋诗抄》等多部著作传世。江苏南京市有“邓廷桢墓”可供瞻仰、凭吊。"生平

邓廷桢原籍江苏吴县西山，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屡分校乡、会试，历任浙江宁波，陕西延安、榆林、西安诸知府，湖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等职。道光六年任安徽巡抚，至道光十五年升任两广总督。1836年6月，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他开始甚表赞同，认为“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禆益。”后因受朱嶟、许球力主禁烟的影响，且目睹鸦片祸害严重，自1837年春即由弛禁转为严禁，咨会水师提督关天培，“无分雨夜，加劲巡查”，“奋勇兜擒，尽法惩办”。1839年初上奏道光帝，决心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共矢血诚，俾祛大患”，并积极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走私，收缴鸦片，添置木排铁链，整顿海防，成为林则徐的亲密同僚。道光十九年十二月调任闽浙总督，购洋炮，建炮台，招募练勇，出海巡缉，加强守备。7月，英舰进犯厦门，他亲督水师水勇击退侵略军，嗣因投降派诬陷，与林则徐同时革职，充军伊梨。他还是第一个公开反对割让香港大臣。后起用为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在西北大力组织垦荒。1846年卒于任。 善时文，犹精于音韵。所著笔记和诗词并行于世。有《诗双声叠韵谱》、《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石观斋诗抄》、《双砚斋词话》等。此外，他是著名的书法家[1]，还工书法，擅写小篆及楷、行诸体，尤以小篆最精。南京市博物馆藏有他玉筋体小篆《说文叙辞轴》，是他晚年从伊犁获释，与挚友林则徐分别时所作，用笔园劲匀称。从端正秀丽中，可看到他刚正不阿的气质。

从“弛禁”到果断禁烟
　　道光十五年，邓廷桢任两广总督时，鸦片早已由药材变为以走私买卖为主要形式的毒品，大量非法输入中国，造成国内烟毒泛滥，白银外流，严重危害着国计民生。对鸦片贸易是弛禁还是严禁的分歧意见已经开始出现．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正式提出了弛禁论主张，道光皇帝收到许乃济的奏折后，特批给邓廷桢和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议复。他们于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二联合上奏，表示赞同许乃济的弛禁论，认为许折“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并提出了弛禁的具体办法九条。邓廷桢等的这个驰禁章程，把许乃济驰禁论加以发展和具体化，并准备付之于实施，它使鸦片入口、运输、种植完全合法化，当时在广州广为传布，产生很不好的影响，“贩食之人，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鸦片贸易要导致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面前，特别是许乃济弛禁论遭到朱嶟、许球、袁玉麟等人的批驳和正义舆论的谴责后，在广东这个鸦片走私贸易首当其冲的关口，邓廷桢检讨了自己过去的弛禁主张，认真执行严禁政策。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他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通过十三洋行总商伍崇曜通知英国商务监督，命令所有停泊在内洋、外洋的鸦片趸船必须全数回国，不得逗留，更不能进入广州港口。但是，由于英国不肯轻易放弃他们鸦片贸易得到的巨大利益，而继续进行猖狂的走私活动，又由于官吏们暗中受贿，与鸦片走私贩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因而执行不力，实际上没有收到实效。

加强海防面对挑衅
　　道光十七年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与鸦片贩子查顿、颠地、马地臣等蓄意破坏鸦片禁令，敦促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派兵舰来，以武力威胁中国开烟禁，以扩大鸦片贸易和使之合法化。在义律的支持下，武装鸦片走私船再次窜进黄埔港，私售鸦片。邓廷桢严厉谴责义律的无理挑衅，并指名要他交出并驱逐查顿、颠地、马地臣等九名鸦片贩子出境。然而，义律的强盗行为正是与鸦片贩子共同谋划后进行的，他依赖武力为后盾，既抵赖不交出鸦片贩，也不驱逐他们，对此，邓廷桢坚持寸步不让的方针，迫使义律的威胁无法得逞，不得不自动退出广州。这一年内，英国政府支持的东印度防区舰队司令马他伦率兵舰“窝拉疑”号等五百余名士兵及随军家属到达澳门，声称以商务监督身份来稽查贸易。邓廷桢下令各水、陆师严格把守各要塞隘口，并严加巡防，又严正声明马他伦要进广州不合中国法令，坚决把马他伦赶走，使马他伦的武装挑衅不能得逞。
　　邓廷桢认真组织广东的东、西、中三路水师加强海防。督促水师提督关天培在沙角设提督署驻守沙角，密切监视和控制中路海口，并与关天培涉海登山，周密设计虎门三道防线的建设。又明查暗访和封闭了数百个内地窑口，捕获走私和滞留在内河、内洋的船只，禁阻内地走私船和任何船只与那些长期停泊在内、外洋的鸦片趸船靠近，使英国鸦片趸船无法出售鸦片。

同林则徐合作销烟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后，道光皇帝从封建统治的利益考虑，特别是看到林则徐在他的禁烟奏折里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以后，便决定采取严禁政策，一方面将公然倡导驰禁论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另一方面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鸦片。并命令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等振刷精神与林则徐和衷共济，协同办理。邓廷桢得知林则徐要到广东，十分兴奋。当林则徐在往广东途中，邓廷桢写信给林则徐立誓“所不同心者有如海”，表示愿“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开始禁烟。邓廷桢予以积极支持，和林则徐进行了密切配合，成为林则徐在广东推动禁烟的亲密合作者。他们在短期内缉拿了内地鸦片烟贩，查抄了窑口，打击和驱逐了武装鸦片趸船，在虎门亲自监督缴收了二万余箱、袋，二百多万斤重的鸦片。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在虎门海滩进行销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禁烟的正义性。在虎门海防的建设中，邓廷桢经常陪同林则徐往各海口视察、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相互配合得很好。

出任云贵和闽浙总督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清政府调邓廷桢任云贵总督，旋改调两江总督，尚未到任，又因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报福建禁烟和海防需加紧查办，改调邓廷桢任闽浙总督。并特派吏部右侍郎祁隽藻、刑部左侍郎黄爵滋查办，“并筹图防守事”。
　　邓廷桢由广东到福建，积极加强海防建设。他与祁隽藻、黄爵滋等根据福建海岸地形的特点，研究、决定在厦门岛南部突出海面的胡里山，建起一道五百丈的石壁，并于石壁后建筑营房、建筑灵活实用的炮墩。在厦门岛安置了一百门铁炮，又在对面的鼓浪屿、屿仔港等处安置一百六十余门铁炮。还调动漳州、同安、兴化、延平陆路兵勇协同防守，大大提高了福建厦门岛一带的海防能力，把他从广东购置的十四门洋炮也都使用上。英国侵略者称之谓“长列炮台”。他们还制定了新的海防章程，责成水陆师共同负责，在海面夹攻或配合夹击来犯的英国武装商船和兵船，并围追堵截内地鸦片贩，遏制他们与英国鸦片贩子的勾结倒卖鸦片的活动。邓廷桢在查禁鸦片的同时，还惩办了漳州、泉州等地使用进口洋钱和私自化银铸钱的罪犯。
　　在闽浙总督任内，邓廷桢鉴于福建、浙江军备松弛，防御能力单薄，海防不严，特下了一番大功夫进行整顿。抽调了熟悉海防形势、水性的水师官兵，又招募了大批水勇加强防范措施。他一边在泉州招募兵勇加强训练，一边注视着浙江海防的变化，并准备亲自往浙江督战，以后因道光皇帝另派钦差大臣伊里布赴浙江办理军务而作罢。邓廷桢在广东和福建查办鸦片，推动禁烟运动和建设海防方面都作出了成绩。然而，英、美鸦片贩子在其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支持下进行武装挑衅，蓄意破坏禁烟运动，加以国内投降派和内地鸦片贩子设置重重障碍，以致邓廷桢等未能达到杜绝鸦片贸易，根除鸦片输入的目的。

忠臣报国无门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在投降派的陷害下，道光皇帝下令革了林则徐和邓廷桢的职，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并接替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令邓廷桢立即由闽浙总督任内折回广东听候处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到此实已告终。
　　琦善在与义律谈判的过程中，曾以厦门、香港是否可以让给英国作商埠事与邓廷桢商议，邓廷桢极力反对，他说：“厦门全闽门户，夷居厦门可以窥内地，且澎湖、台湾之在厦东者，声势为所隔绝，不得联络，其害至深，固万无许理。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外环尖沙嘴，裙带二屿，夷船常藉以避风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给与，彼必筑建炮台，始犹自卫，继且入而窥伺，广东货船鳞泊黄埔，辎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吏馆者以千百计，皆香港应也，与之良非所便”。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义律突然袭击沙角、大角炮台，虎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邓廷桢和林则徐此时虽都已革职，但出于爱国之心，他们又亲自到两广总督署敦促琦善派兵支援，琦善竟以“无话商量”而置之不理。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道光皇帝颠倒是非，谴责邓廷桢在广东任职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粮，全无实用，以致虎门之役不能抵挡。对他从重处理，发配伊犁以效力赎罪，直到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才被召回，赏三品顶戴任甘肃布政使，派他到银川、洮陇、酒泉等地勘察荒地。邓廷桢认真勘察，查出荒熟地一万九千四百余亩，番灵地一千五百余顷，宁夏马厂归公地一百多顷⑧。熟地升科，荒者招垦，被赏二品顶戴。道光二十五年 调任陕西巡抚，署理陕甘总督，后又回任陕西巡抚。在此期间，他始终与林则徐保持着联系。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病死于任内，终年七十一岁。

纪念地

邓廷桢墓在东郊仙鹤门外红旗农牧场邓家山麓，墓背依灵山，正对钟山，周围松竹环抱，1982年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省里拨专款，南京市文保部门和栖霞区文化局精心组织设计、施工，维修后的邓廷桢墓，墓冢为水泥质，呈半圆形；墓前立有石碑，正面刻：“清两广闽浙陕甘总督邓廷桢之墓”，背刻：“重立碑记”，叙记邓廷桢的简历和功绩。"

毛奇龄（1623—1716）清初经学家、文学家，与兄毛万龄并称为“江东二毛”。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于一、齐于，号秋晴，又号初晴、晚晴等，萧山城厢镇（今属浙江）人。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明末诸生，清初参与抗清军事，流亡多年始出。康熙时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寻假归不复出。治经史及音韵学，著述极富。所著《西河合集》分经集、史集、文集、杂著，共四百余卷。"生平

毛奇龄四岁识字，由其母口授《大学》，即能琅琅成诵。少时聪颖过人，以诗名扬乡里，十三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一，被视为“神童”。当时主考官陈子龙见他年幼，玩笑说：“黄毛未退，亦来应试？”毛奇龄答道：“鹄飞有待，此振先声。”众人皆惊。明亡，哭于学宫三日。后曾参与南明鲁王军事，鲁王败后，化名王彦，亡命江湖十余年。明亡，清兵南下，他与沈禹锡、蔡仲光、包秉德避兵于县之南乡深山，筑土室读书。毛奇龄生性倔强而恃才傲物，曾谓：“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于斯三百年矣。”评判言词过激，得罪人多，因此仇家罗织罪名，遭几度诬陷。后辗转江淮，遍历河南、湖北、江西等地。赖友人集资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纂修《明史》。其间以《古今通韵》1卷进呈，得到赞赏，诏付史馆。康熙二十四年任会试同考官。康熙二十六年因两膝肿胀，关节僵硬，辞职归隐，居杭州竹竿巷兄长万龄家，专心著述。曾结识汤斌，与阎若璩等多有辨难。从学者甚多，著名的有李塨、邵廷采等。毛奇龄70岁时，自撰墓志铭，提出死后“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康熙五十五年在家病逝，葬于萧山北干后浦滩。

作品特色

诗词
　　清初诗界名家中，毛奇龄正是在诗歌创作中有所追求、有所创新的诸多大家之一。著名词学专家、已故龙榆生教授在其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评日：“奇龄小令学《花间》，兼有南朝乐府风味，在清初诸作者，又为生面独开也。”晚清词人陈廷焯对己作自视过高，爱以个人偏见讥评前辈词家的词没他写的好，说毛奇龄词“造境未深，运思多巧。”现代作家、著名教授施蛰存不以为然，在他选定的《花间新集》中选人毛奇龄词12首，他说：“右毛检讨词十二阕，可与李波斯比美。而取境之高，直是南朝清商曲辞。陈亦峰乃讥其‘造境未深，运思多巧’，殆不知词之本源者。”施老在集中的陈廷焯词后则评之日“白雨斋论词主沉郁，谓‘沉则不浮，郁则不薄’，论小令主唐五代，谓‘晏欧已落下乘’。持论甚高。其自作词，亦刻意揣摩温、韦，用功于文字声色之间，但得貌似耳。”的确，对毛奇龄词，采取武断否定，只能说明否定者本人“殆不知词之本源者”；对清初生面独开、自成一格的毛奇龄词，简单地斥之为“造境未深”，不仅不公允，而且不符事实。总之，毛奇龄在诗文词曲方面的成就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奇龄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怆，又能吹箫度曲。”他的《西河词话》，对词曲的发展演变“缕陈始末，亦极赅悉”。决不能因为他没有“大江东去”式豪放词赋而对其妄加菲薄。毛奇龄和清初的钱谦益、王士桢、吴伟业、朱彝尊、陈维崧等等大家一样，在诗文词曲上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毛奇龄的诗作，体式多样，不乏佳作。如五绝《览镜词》：“渐觉铅华尽，谁怜憔悴新。与余同下泪，只有镜中人。”寥寥20字，托出了咏叹年华易逝和自己早年坎坷中的落寞心情。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评点此诗谓：“其实无一同心人也，然道来曲而有味。”又如七绝《除夕作》：“旅馆椒花红欲燃，椒盘愁向客中传。 如何才听金鸡唱，便唤今宵是客年。”沈又评述“人人能道者，却未有人道及，新故之感，凡事类然，不独除夕也。”再如七绝《秦淮老人》：“秦淮高阁拟临春，中有仙翁鬓似银。话到陪京行乐处，尚疑身是太平人。”沈评述甚高：“明处离乱之后，偏云尚疑身际太平，词弥曲意弥悲矣!”的确，毛奇龄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擅长在寻常的景物情事上力创新境，别出新意。如七律《少年》、《朔方》、《钱唐逢故人》、《送人之耒阳》等等，都无不“自我胸中出”，“妙语出平淡”。毛奇龄有不少七言古诗，写得非常凝炼，栩栩如生，堪称清代叙事诗中的上乘之作。像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里的《杨将军美人试马请歌》、《钱编修所藏司马相如玉印歌》、《诏观西洋国所进狮子……》诸篇，入神之笔屡见，其中尤以《打虎儿行》为最佳。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卷十一》中选毛奇龄诗16首，高度评价毛之诗“学唐而自出新意”，并把此诗列在卷首，评之日：“正说小儿之忘身救父，易乎平直，得‘假虎隐幔恐小儿’一衬，则小儿之至性愈出，见此时小儿知有父不知有虎也。”并说此诗是毛奇龄的“拔萃之作”。在毛奇龄所作众多诗篇中，诗中点明有关吟咏故乡景物情事的不下20首，这些篇什，“情之所发，根于至性”，诗韵优雅，读之琅琅上口，其中五绝如《苎萝村》，五律如《山行过美施闸》，七绝如《湘湖采莼歌》，七律如《江令宅》、《重阳日同姚监郡张广文徐征君城山晚眺》等，不仅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地方文献价值。

书法
　　毛奇龄的书法处处都能使人体味到一种纯情，一种超逸的格调，通篇洋溢着诗的纯情，纯得醇厚高古，出尘超迈，具有饱学之士的风雅。纯中孕有无限的意趣与生机，雅拙中藏有万般轻灵，纯而不弱，其行笔结体有魏碑的支撑，有铮铮铁骨之感，拙中富巧，巧中含拙。毛奇龄以行书笔意入魏楷，任笔结体，丝毫没有夹生感、造作感、局促感，也着实难能可贵。其楷中的行意，点画潇洒，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流畅有序，没有无病呻吟的媚态，没有故作多情。在用笔上不浮不躁，不激不厉，舒展自如，一笔一画急缓徐驰，节奏铿锵，依法而又不为法度所拘束。全幅格局疏朗宕润，气度轩昂，情调统一而和谐，意态紧密相联，没有经营的辛苦，而更多是自作诗的纯情，学富五车者的恬淡，一切也都不遮不掩，情真而率直。犹如古诗歌中的那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空灵淡远的意境之美，欲辨已忘言，可谓入神入理。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看似漫不经意，但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实为千耕万耘，千锤万炼后成果而决非一朝一夕之事。
　　毛奇龄有五言诗吟道：“四海既统一，六国威归秦。不虞汉代儒，犹自著美新。草泽甫窃发，郡国先埃尘。三川即沦亡，轵道气不伸，人生有义分，各自为君臣。季布思项羽，五烛一齐涽，乌鹊自有侣，毛亦有伦。不观山谷间，尚有秦遗民。”其书轻松自如，其诗朗朗上口，如春风拂衣，似疏林摇曳，那里有林塘曲园的幽雅，有清流泛舟、花开见佛的虚灵，有先秦遣民的风范。这是毛奇龄这位书法家、诗人的诗书化一，韵余笔外的超逸的艺术天才，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究其形迹，笔致凝练而秀逸，结字大小一任自然，意态松秀而天真，翩翩欲倾；章法最有意趣，风致散洒疏宕，其潇洒而漫不经意的韵度恰似瑶岛散仙，而通幅又意连势重，浑然为一体，如此这般意韵高超而又能超乎于形迹之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确实是不多见的。也正如前贤所说：书者，抒也。当今书坛又有众多的“著名书家”无物可抒，无言可抒，只争抄录唐诗宋词。书法美的本质在于书者将心灵以点线的形式外化，借文字为载体，去表现自己的性情。所赏这幅作品，感到毛奇龄的心境是那么的恬淡和清静，一枝毛笔信手拈来，笔尖触纸即收，点到为止，所以点画的方圆，粗细，轻重长短，随意而安。如仰碧空纤云轻缭，清虚浩杳，确乎笔未到而意到，笔虽短而意长，笔虽短而神远。虽然从清劲洒脱的笔画中不难看到深厚的碑帖功底，但是产生强大诱惑力的还是那笔势中飘飘的一种仙气，字态如白云初晴、幽鸟相逐般的典雅和晴雪满竹、泉流石上般的清奇，其意境甚为清淡空灵，观之甚感静寂、疏远。字里行间如遥望缓步徐行的长老项背，一副超然物外的风采；亦仿佛精钢百炼，去尽渣滓，进入了至高境界。正谓前贤所指：“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柔非弱，刚极乃柔。”用此语来说毛奇龄的书法，当受之无愧。

著述名录

毛奇龄的学识渊博，能治经、史和音韵学，亦工词，擅长骈文、散文、诗词，都自成家数。精通音律，并从事诗词的理论批评。他在书法艺术上也功力深厚，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在清代初年很受推崇。毛奇龄的书法，骨力骏健、笔势挺拔，儒雅清奇、个性强烈，是文人书法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毛奇龄博览群书，经学词章，各擅胜场。遇有异说，必“搜讨源头”、“字字质正”，好持自己独特见解。其所撰《四书改错》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之抨击。毛奇龄一生以辩定诸经为己任，力主治经以原文为主，不掺杂别家述说。他在少林寺写的《大学知本图说》，为其得意之作。以及其他众多著作，均阐明他的治经思想。除潜心经学外，对地方志也有研究，著有《湘湖水利志》3卷、《萧山县志刊误》3卷等。此外，毛对文学、音乐颇有造诣，好诗词歌赋，著有《西河诗话》、《西河词话》多卷；又曾教授乐律，著有《竟山乐录》4卷、《乐本解说》2卷等。近人邵瑞彭评其词“雅近齐、梁以后乐府，风格在晚唐之上”。

毛奇龄以经学傲睨一世，挟博纵辩，务欲胜人，抨击朱熹《四书集注》，撰《四书改错》，阮元尝推他对乾嘉学术有开山之功。他亦好为诗。初受知于陈子龙；反复变化，由三唐而上窥齐梁。其论诗，主张以“涵蕴”、不着□际“见难”，以“能尽其才”为妙；大抵尊唐抑宋，甚至痛诋苏轼。所作亦颇博丽窈渺，声名甚著。曾有琉球使者过杭州拜访他，并觅买其诗集。但毛奇龄自谓其诗“酬应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临感寄无闻焉”，张维屏也说：“名家古诗多存寿诗者，殆无过毛西河。”可见其内容比较狭窄和贫乏。他还写了一部《仲氏易》，把宋人讲的《易经》推倒了。毛奇龄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是来自道佛的文献。

"

尤侗（1618年－1704年）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戏曲家，曾被顺治誉为“真才子”；康熙誉为“老名士”。字展成，一字同人，早年自号三中子，又号悔庵，晚号良斋、西堂老人、鹤栖老人、梅花道人等，苏州府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分撰列传300余篇、《艺文志》5卷，二十二年告老归家。四十二年康熙南巡，得晋官号为侍讲，享年八十七岁。侗天才富赡，诗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著述颇丰，有《西堂全集》。"诗文轶事

清初文人尤侗写过一篇著名的游戏八股文《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收在《西堂杂俎》里，王士禛《池北偶谈》中说：“近见江左黄九烟周星作‘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制义七篇，亦极游戏致。” 这篇八股文的最后云：“有双文之秋波一转，宜小生之眼花缭乱也哉！抑老僧四壁画西厢，而悟禅恰在个中，盖一转也，情禅也，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所谓“四壁画西厢”，出自明末张岱《快园道古》卷四：邱琼山过一寺，见四壁俱画西厢，曰：空门安得有此？僧曰：老僧从此悟禅。问：从何处悟？僧曰：老僧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话说尤侗的这篇游戏八股传到宫中，康熙见而喜之，读到最后一句“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便对身边的国师宏觉和尚说：“请老和尚下。”宏觉说：“这不是山僧的境界。”当时另一首座和尚也在旁，康熙又问他如何。首座说：“不风流处也风流。”康熙听了哈哈大笑。

生平

尤侗生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祖籍苏州府长州。其家世代书香，自称是“簪缨不绝”。其父为明太学生，但终生未仕，在家课子。尤侗五岁开始居家习读四书五经，受业于其父祖。其天资聪颖，喜读《史记》、《离骚》等，以博闻强记闻名乡里，世人称其为“神童”，并入学为诸生，一时间颇负才名。

顺治三年副榜贡生，顺治帝曾称誉尤侗是“真才子”，惜六入考场皆名落孙山，九年授永平推官。曾在衙署门柱撰写了一副楹联：“推论官评，有公是，有公非，务在扬清激浊；析理刑法，无失入，无失出，期于扶弱锄强。”顺治十三年春，他以大清典律杖责鱼肉乡里的“旗丁”后，反遭弹劾，刑部以“擅责投充”，例应革职，改为降二级调用。尤侗不等降级调用，愤然辞官，当年七月偕同妻儿返回故里，“拜见父母，悲喜交集”。决定从此收心归隐，自号“晦庵”，将居处改为“看云草堂”，取杜甫诗意“年过半百不如意，明日看云还杖藜”。尤侗精通南曲北曲，以一腔忧愤创作了许多剧本，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五种，及传奇《钧天乐》，均在顺治十三年至康熙七年间完成。

康熙十八年应诏入选博学鸿词科，以二等十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参修《明史》，分撰列传300余篇、《艺文志》5卷，“受知两朝，恩礼始终”。康熙二十一年长子尤珍高中进士，完成了他一生未了“科名”夙愿，于是慨然引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逾六十，子幸成名，可以休矣！ ”康熙二十二年在史局以撰述第一的成就致仕返乡，归隐苏州亦园。书斋名为“西堂”，故自号“西堂老人”。后在苏州城滚绣坊建有园林，面积约十亩，定十景名为：南园春晓、草阁凉风、葑溪秋月、寒村积雪、绮陌黄花、水亭菡萏、平畴禾黍、西山夕照、层城烟火、沧浪古道。

康熙三十八年南巡，尤侗年近八旬仍亲迎于道，三月十八日恰逢康熙帝诞辰，作《万寿词》以祝寿，“上嘉焉，赐御书。‘鹤栖堂’匾额”。四十二年康熙帝再度南巡，晋为侍讲。时人比之为李白。隔年六月因年老逝于家中，葬于苏州西郊太湖边光福镇官山姚姊坞。

文学成就

尤侗才情敏捷，文名早著。曾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制义以及《读离骚》乐府流传禁中，受顺治帝赏识；在史馆时进呈《平蜀赋》，又受康熙帝赏识，所谓“受知两朝，恩礼始终”。他的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人所传诵。所撰《西堂杂俎》盛行于世，但辞赋、铭赞、应俗、游戏之作，十之八九格调不高。自序说：“雕虫之技，悔已难追；鸡肋之余，弃复可惜”，故名“杂俎”而不以“文集”标目。但他所撰的《艮斋倦稿》，在评文论学方面，却写得比较认真而扎实。

尤侗论诗，将唐宋置于平等地位，认为：“取唐之美者与宋之恶者，则元白必笑苏黄之拙；取宋之美者与唐之恶者，则李杜不如杨陆之工”，“平而论之，二代之诗美恶不相掩也。”他所作的诗，则以“性情自在”为尚。王士祯评论其诗“如万斛泉，随地涌出，时出世间，辩才无碍，要为称其心之所欲言”；沈德潜说他“四十至六十时诗，开阖动荡，轩昂顿挫，实从盛唐诸公中出也”。总之，其诗笔调酣畅，格调多样。但数量既多，不免有信手敷衍、浮浅油滑的弊病。从内容上说，《老农》、《杀蝗》、《苦雨行》、《散米谣》、《纪赈》、《煮粥行》、《出关行》、《忧盗行》、《民谣》等早、中年所作的长篇古风，颇关注于现实社会，对人民疾苦也很表同情,多有可取。《拟明史乐府》100首、《外国竹枝词》100首及《土谣》10首，歌咏明代史事，描述清初交往各国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同时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表现手法，清新风趣，别具一格。

尤侗亦能词曲，著有《百末词》6卷,自称是“《花间》、《草堂》之末”；又有《钧天乐》、《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等杂曲传奇6种，汇入《西堂曲腋》，在当时流传颇广。

尤侗著作浩繁，大都收入《西堂全集》61卷和《余集》共135卷中；“著书之多，同时毛奇龄外，甚罕其匹”。另有《鹤栖堂集》诗、文各3卷，是晚年作品。由于《西堂杂俎》乾隆时因“有乖体例，语多悖逆”，被列为禁书，所以其集《四库全书》不收。

"

洪升（1645～1704），清代戏曲作家、诗人。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世宦之家，康熙七年（1668）北京国子监肄业，二十年均科举不第，白衣终身。代表作《长生殿》历经十年，三易其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问世后引起社会轰动。次年因在孝懿皇后忌日演出《长生殿》，而被劾下狱，革去太学生籍，后离开北京返乡。晚年归钱塘，生活穷困潦倒。康熙四十三年，曹寅在南京排演全本《长生殿》，洪升应邀前去观赏，事后在返回杭州途中，于乌镇酒醉后失足落水而死。洪升与孔尚任并称“南洪北孔”。"艺术特色

作品综述
　　洪升的诗在当时有一定名气。集中多是纪游、赠人和感怀之作，内容大都感慨自己的坎坷身世和抒发个人的穷愁，调子比较凄凉。间或也有感慨兴亡及同情人民的诗篇。他的诗虽然思想不甚深，却具有真情实感。诗风接近唐人，于平淡处见工力，无雕琢矫饰之弊。他的散曲现存者有 5个套数，虽是应酬之作，却也透露出他潇洒恬淡的情怀，造辞遣句，清新秀逸，可以看出作者的工力。

《长生殿》
　　洪升致力于戏剧创作，在《长生殿》之前写过不少剧本，现仅存杂剧《四婵娟》。此剧仿明代徐渭《四声猿》，四折各写一个故事，有谢道韫咏雪、卫茂漪簪花、李易安斗茗及管仲姬画竹。剧中表彰了她们的才学，并且赞美具有文学艺术气氛的家庭生活。洪升根据自己的爱情理想，把古往今来的夫妻分为四种类型，即“美满夫妻”、“恩爱夫妻”、“生死夫妻”和“离合夫妻”，赞美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是千古第一等的“美满夫妻”，堪作后人的榜样。
　　《长生殿》的主题思想与艺术成就 《长生殿》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多年之久,前后易稿三次。据洪升在《长生殿例言》中所述，第一稿写于杭州，剧名《沉香亭》，中心是写李白的遭遇，大概在康熙十二年前完成。第二稿写于移家北京之后，因友人说《沉香亭》的“排场近熟”，于是删去李白的情节，改写为李泌辅佐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写成于康熙十八年。最后一稿，去掉李泌的情节，“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在康熙二十七年完成。
　　洪升在《长生殿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由此可见，他深为这些作品所感动，有意在他的剧本中采用这个传统题材，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之有所发展。《长生殿》全剧共50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它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作为情节线索，广泛地展开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描绘。作者有意识地把李、杨爱情与唐代安史之乱联系起来，写出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逞侈心而穷人欲”，以致朝政败坏，藩镇叛乱，造成他们自身的爱情悲剧；同时也真实地描绘了唐代天宝年间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表现了一代王朝由盛而衰走向没落的命运。

人物塑造
　　作者成功地写出了李隆基倦于政事，耽于安乐，“弛了朝纲，占了情场”，把国家陷于苦难的深渊。他因宠爱杨玉环，而使杨家一门贵显，杨国忠专断朝政，炙手可热。为了博得妃子的欢心，不顾万里之遥，命令臣下进贡新鲜荔枝。贡使的马匹沿途毁坏了庄稼，伤害了人命，全不在意。作者把《进果》一出安排在《偷曲》和《舞盘》之间，以宫廷的享乐和人民的痛苦形成对比，大有深意。作者写出了帝王的爱情并不专一，因此李、杨之间尽管缠绵缱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波折和污点。七夕密誓之后，两人的爱情有所发展和巩固，然而渔阳颦鼓已动地而来，他们终于自食苦果。为了平息御林军的愤怒，皇帝不得不在马嵬坡下牺牲妃子，以挽救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他感到内疚不已，晚年沉浸于痛苦之中。
　　作者处理杨玉环这个人物也有特色。他并不像明人传奇《惊鸿记》那样写“太真秽事”，而是写出了一个帝王宠妃的既骄纵、悍妒又温柔、软弱的典型性格。在争夺君王的爱情时，她对敌手是毫不留情的，正如她在《夜怨》一出所说：“江采苹、江采苹。非是我容你不得，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而当她得宠时，又时时不免“日久恩疏”的惊恐。作者对她既有批判，又有所同情。尽管她在马嵬坡下自尽，承担了一切罪恶，但作者并没有把安史之乱的全部罪责归之于她。《弹词》一出中，以铁笛擅名的李謩说：“休只埋怨贵妃娘娘，当日只为误任边将，委政权奸，以致庙谟颠倒，四海动摇“，也代表了作者的观点。
　　作者通过《贿权》、 《禊游》、 《疑谶》、《权哄》、《进果》等出,写出了皇帝和贵戚的穷奢极侈,宰相的弄权误国，权臣间倾轧不已，官僚们趋炎附势，志士仁人痛心疾首，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郭子仪发出感叹：“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农夫高呼“一年靠这几茎苗，收来半要偿官赋，可怜能得几粒到肚！”都是代表封建社会人民的不平之鸣。
　　与宰相杨国忠及逆藩安禄山相对照，作者精心塑造了郭子仪和雷海青这两个出身低微的英雄人物，他们忠心报国，大义凛然。郭子仪武举出身，到京谒选，未得一官半职，然而他深怀忧国忧世之心，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天下为己任，终于在安史之乱中力挽狂澜，灭贼复国。《疑谶》一场写郭子仪酒楼买醉，作者借此倾注了自己沦落不遇、愤世嫉俗的情感。雷海青是一个乐工,当面痛斥安禄山：“恨子恨泼腥秽，莽将龙座占。癞蛤蟆妄想天鹅啖。生克擦直逼的个官家下殿走天南。”并责骂那班降臣：“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以琵琶愤击安禄山，终于慷慨捐躯，作者写来栩栩如生。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唱词涉及了满族统治者，再加上《弹词》一出表现了浓厚的兴亡之感，触犯了当时的忌讳，为康熙帝和明珠等满族官僚所不喜。

内容描写
　　《长生殿》前半部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后半部则显然加强了浪漫主义的描写。作者虽然谴责了李隆基因宠爱杨玉环而致国事败坏，无法收拾，然而对他们两人的爱情悲剧却很同情。他写李隆基退位后对过去之事有所悔悟，在深宫中为思念杨玉环而无限痛苦。他让杨玉环的幽魂也知道忏悔，一直怀念上皇。由于这种真情，两人终于在月宫重新团圆。作者不但对李、杨两人加以美化和净化，而且特别宣扬一种“一悔能教万孽清”的思想。作者意图总结历史的教训以垂戒来世，指出“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

作品评价
　　《长生殿》是一部写得很出色的传奇戏曲。作者在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来表现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对历史素材加以精心选择和剪裁，进行了艺术的概括、集中和虚构，使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基本符合历史真实，而且全剧写得有声有色，许多场面强烈感人，把历史剧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作者将李、杨爱情和安史之乱两条情节线索互相纠结、发展，组织得有条不紊，在布局和结构上也作了巧妙的安排，随处可见匠心。他更发展了著名的《琵琶记》中运用的对比的手法，使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天上人间交相辉映，一齐展现在观众和读者的眼前。而皇室的享乐和人民的受难，权奸的争权夺利和有识之士的忧国忧世，上层官僚的卑劣灵魂和下层人民的崇高品质，形成强烈的对照，发人深思，是作者的用心所在。对人物的描写作到了充分的性格化，各种类型的人物都较生动，特别是对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人在一些场合作了细致的心理描写。曲辞优美，恪守韵调，也是本剧的显著特色。总之，它是一部“台上之曲”和“案头之曲”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当时民间流传的口谚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它与当时孔尚任写的另一部历史剧《桃花扇》堪称双璧。洪升与孔尚任被誉为“南洪北孔”。他们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精彩篇章
　　《长生殿》中一些写得精彩的篇章，如《定情》、《惊变》、《疑谶》、 《偷曲》、《絮阁》、 《骂贼》、《闻铃》、 《哭像》、 《弹词》等出，至今仍在上演，为昆曲中的优秀传统剧目。

纪念馆舍

洪升纪念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西区，洪升以一曲《长生殿》成为洪氏家族在清代成就最高的一位。也成为了中国戏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在洪升纪念馆，首先看到的是有关《长生殿》的故事梗概、创作历程和艺术成就的介绍。《长生殿》的创作历程是艰苦的，是洪升集一生的才华和心血而成的精品，“稗畦填词四十余种，自谓一生精力在《长生殿》”。 “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康熙十二年遂作《沉香亭》，康熙十八年完成《舞霓裳》，康熙二十七《长生殿》传奇定稿并搬上舞台。在第二展室，可以继续了解洪升离奇的一生。

设计师以新月、半月和满月的背景造型，暗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反映洪升跌宕起伏的一生。

生平

洪升于清顺治二年七月初一出生时，全家正在逃难之中，满月后才回到城里。洪姓是钱塘的望族，世代书香。其父之名不可考，好读书，喜谈论，出仕清朝。外祖父黄机，康熙朝官至刑部尚书和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洪升少年时期，曾受业于陆繁弨、毛先舒、朱之京等人。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也受到他们遗民思想的熏染。他学习勤奋，很早就显露才华，15岁时已闻名于作者之林。20岁时已创作了许多诗文词曲，受到人们称赞。康熙三年七月，他与舅父之女黄兰次结婚。4年后，赴北京国子监肄业。因未得官职，失望而归。为了衣食而到处奔波。27岁前后，遭“天伦之变”的家难，为父母所不容，被迫离家别居，贫至断炊。康熙十二年冬，他再度前往北京谋生。两年以后，他的诗集《啸月楼集》编成，受到李天馥和王士祯诸名流的赏识和培养，诗名大起。卖文为活，而傲岸如故，“交游宴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对现实颇为不满。徐嘉炎在《长歌行送洪昉思南归》中说他“好古每称癖，逢人不讳狂”。尤侗称他：“洪子既归，放浪西湖之上，吴、越好事闻而慕之，重合伶伦，醵钱请观焉。洪子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

康熙十八年冬，其父以事被诬遣戍，他奔走呼号，向王公大人求情，并且昼夜兼行，赶回杭州，奉侍父母北行，后来遇赦得免。为此他已形容枯槁，心力交瘁。他开始注意到了民间疾苦，写了《京东杂感》及《衢州杂感十首》等诗，对人民历遭兵灾及水灾，倍加同情。他还写了《长安》诗，其中有“棋局长安事，傍观迥不迷。党人投远戍，故相换新颜”之句，深恶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与朝政翻覆，对社会现实有了较深的认识。

康熙二十七年他把旧作《舞霓裳》传奇戏曲改写为《长生殿》，传唱甚盛。次年八月间，招伶人演《长生殿》，一时名流多醵金往观。时值孝懿皇后佟氏于前一月病逝，犹未除服，给事中黄六鸿以国恤张乐为“大不敬之罪名，上章弹劾。洪升下刑部狱，被国子监除名。与会者如侍读学士朱典、赞善赵执信、台湾知府翁世庸等人，都被革职。时人有“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之句。此案的政治背景为当时朝廷内南北两党之争。南党以刑部尚书徐乾学为首，多为汉族官僚；北党以相国明珠为首，多为满族官僚，互相抨击。洪升与南党中人较为接近，且素性兀傲，其《长生殿》中有触犯当时忌讳之处。北党借此发难，欲兴大狱。康熙帝故示宽柔，除对与会者作了处理外，并未深究《长生殿》剧本。洪升突遭此难，在京中备受白眼揶揄，不得已于康熙三十年返回故乡杭州。他疏狂如故，放浪西湖之上，写诗填词作曲。康熙三十四年，《长生殿》付刻，洪升的老友毛奇龄作序，序中说：“予敢序哉？虽然，在圣明固宥之矣。”明确指出康熙帝已不再追究这部剧本。康熙三十六年，江苏巡抚宋荦命人安排演出《长生殿》，观者如蚁，极一时之盛。洪升在宴席上“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自此之后，吴山、松江等地相继演出。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集南北名流为盛会，独让洪升居上座，演出全部《长生殿》，历三昼夜始毕。自江宁返，行经乌镇，酒后登舟，堕水而死，时为六月初一。

轶事典故

家庭介绍
　　以《长生殿》蜚声文坛的洪升是清代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他的一生坎坷多故，经历了不少事变。但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很多事我们今天已难以弄清，只能凭着仅有的一点文字记录，去做一些探讨。
　　洪升出生在杭州一个富裕的士大夫家庭，家里藏书很多，有“学海”之称。他的父亲很爱读书，也很健谈，母亲是大学者黄机的女儿。洪升小的时候常和自己的表妹、黄机的孙女黄蕙一同游戏，两人青梅竹马，彼此非常融洽。洪升二十岁时，两个人亲上做亲，结成夫妻。

崇尚孝节
　　洪升交往的师友，对于孝节等道德观念非常尊崇。他的老师陆繁弨即“以孝义为乡里表率”；好友陆寅也以“性孝友”为人称道。影响所及，洪升亦努力做一个孝子。二十四岁时，洪升曾到北京的国子监学习，想以此求取功名。可呆了一年，却并没有得到任何进身的机会。感慨之余，洪升常常怀念家乡的朋友，想念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洪升回到杭州以后，或许由于别人的挑拨离间，他和父母的关系竟日益恶化，最后不得不带着妻子与父母分开另过。事情却并没有到此结束，家长的愤怒有增无减，没有办法，洪升只好躲出杭州，又一次来到北京，怀着痛苦的心情，一住就是十七年。

客居京城
　　在客居京城的日子里，洪升生活艰难，甚至不得不靠卖文为生。虽然是无辜而被父母斥逐，但洪升仍竭心尽力地做着孝子。三十五岁那年，洪升的父亲罹事远适，母亲也被责令同行。听到这个消息，洪升“徒跣号泣，白于王公大人。昼夜并行，钱塘去京师三千余里，间从泰岱江河，旬日余即抵家侍其亲北，会逢恩赦免。昉思洪升驰走焦苦，面目黎黑，骨柴嗌嗄”。经过这一场变故，洪升父母的生活也没有了保障，本已拮据的洪升又负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多年遥负米，辛苦踏京尘”。他多次返乡探望父母，屡屡奔波于北京、杭州之间。飘零奔波的生活，使洪升身心疲惫，感受到难言的痛苦。在诗里，他反复写到自己的这一份悲哀：“妻子长安亲旧国，年年北往复南征”，“北往南归两行泪，谁能分寄大江流”。他深深地感叹：
　　败芦寒雨断矶边，梦醒孤舟泪泫然。堂上二人年六十，旅中八口路三千。谋艰桂玉羞逢世，心怯风波且任天。扰扰半生南又北，未知归计定何年。

性格矛盾
　　洪升是矛盾的。他赞赏自然、山水、隐遁，却又无法放弃对功名的渴望和追求。“如何市朝子，扰扰争利名”；“人生行乐无百岁，区区禄利何为乎。游宦略成须止足，故乡归隐携妻孥”。他希望在仕途上得到别人的援引，遇到像信陵君那样的人，“信陵如可作，刎颈亦酬恩”。但他的性格，他的狂傲却难为世俗所接受，“依人偏傲骨，入世遂多愆”。在一次次的失望中，洪升咀嚼着人生的感唱：“漂零自分儒生贱，干谒方知长吏尊。那得为农成独往，瓦盆盛酒对儿孙”，“莫问侯门朱履事，残杯冷炙是怜才”，“荣枯寂物理，寒懊验人情。真悔谋身误，尘劳汩此生”。
　　一方面是对出与处的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对功名的心存希冀。在屡屡的失意中，洪升艰难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

从师受教
　　洪升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交游的师友都是一些博学而有高格的人。在他的老师中，有善写骈体文的陆繁弨，有精通音律的毛先舒，后来他还向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祯学习，又向大诗人施闰章学习诗法。著名的戏曲作家袁于令、浙西派著名词人朱彝尊，以及经学家兼文学家毛奇龄等人都曾和他交友来往。洪升本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在与这些文学界优秀人物的交游中，洪升的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精通词曲音律的师友如沈谦、毛先舒、袁于令等人，更使他在词曲音乐方面大受裨益，为他在戏曲创作上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他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了当时妇孺皆知的戏剧家，“以诗有名京师，尤工院本，宫商五音不差唇吻。旗亭壁间，时闻双鬟讴诵之，以故儿童、妇女莫不知有洪先生者”。他在曲的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以诗词、院本鸣于时”。洪升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曲，他的《长生殿》代表着昆曲艺术的最高峰。

写作故事
　　二十九岁那年，洪升和朋友偶然谈起唐代开元、天宝间的事情，李白的被唐明皇赏识，唐明皇的爱才，使洪升大为感慨。于是他以李白为主角，创作了传奇《沉香亭》，大概是表现李白应诏在沉香亭填写清平调词的故事。到北京以后，一位朋友说《沉香亭》这个剧本写得并不好，“排场近熟”，没有能超出其他表现同一题材的作品。洪升觉得有道理，于是他删去原剧中李白的情节，加入李泌辅佐肃宗中兴唐朝的故事，把剧本改名为《舞霓裳》。这一年，洪升已是三十五岁，距离完成《沉香亭》传奇已有七个年头了。1688年，四十四岁的洪升想到历代的帝王，妃嫔成群，很少有用情专一的，而像唐明皇那样爱恋妃子杨玉环的帝王实在罕见。马嵬坡赐死杨贵妃，违背了他们当初的盟誓，在唐代便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唐明皇、杨贵妃的传说，像唐明皇游月宫等等，于是洪升决定专写李杨爱情，把《舞霓裳》改为《长生殿》。
　　《长生殿》传奇的上卷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定情”写到七夕之夜两个人在长生殿上的盟誓：“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安禄山的叛军杀来了。在出逃的路上，在马嵬驿，面对群情激愤的将士，唐明皇被迫赐杨贵妃自尽。在传奇的下半部，唐明皇深深思忆杨贵妃，时时处处睹物伤情。终于，他们在天宫里团圆了。

遭受变故
　　剧本脱稿后，立即受到朋友们的称赞。在演员们的要求下，这个本子被搬上了舞台，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剧目。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上旬，洪升招来戏班在家中演出《长生殿》，城里很多名人都赶来观看。当时正是孝懿皇后的丧期。由于洪升平时狂放不羁，颇为时俗所妒，加之朝廷中南北党争正烈，洪升与南党中重要人物高士奇关系密切，而《长生殿》所写兴亡之恨，在明清易代之际，实在是个敏感的题目；安禄山又是胡人，很易引发人的联想。于是北党便抓住这个机会，借洪升在国丧期间演剧，来打击自己的政敌。一个叫黄六鸿的人向皇帝告状，说在皇后丧期演唱《长生殿》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结果洪升被抓进监狱；放出来后，被革去了国学生籍。连那些看戏的人也都受到了处分。
　　遇到这样一场大的变故后，洪升很是悲愤，他甚至想到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他不得不归去了；京城中的白眼使他难以安身，可是归去亦让他犹豫。在《长生殿》之祸发生前不久，陈訏在给洪升的诗中曾这样写道：
　　佣笔为生拙，天涯口漫糊。有家归不敢，负罪子如无。行役何妨远，伤心独向隅。亲恩终浩荡，但返莫蜘蹰。
　　可见家难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洪升。
　　四十七岁那年，洪升回到杭州。那时，他还没有得到家长的谅解。直到他五十一岁时，这场家庭的纠纷才算平息。

作品演绎
　　1704年，六十岁的洪升应江南提督张云翼的邀请来到松江。张云翼把洪升奉为上宾，特意召集宾客，选了几十名好演员，上演《长生殿》。曹寅听说后，又把洪升请到南京，遍请江南江北的名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演出《长生殿》。
　　曹公素有诗才，明声律，乃集江南江北名士为高会，独让昉思居上座，置《长生殿》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演出一折，公与昉思雠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阕。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华，以互相引重，且出上币兼金赆行。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之。
　　然而，就在洪升从南京乘船回家，经过乌镇时却不幸因酒醉失足落水，一代杰出的剧作家竟这样离去了。在他的身后，只有传唱不衰的《长生殿》，时时使人们忆起这位才子的悲哀与喜悦。

"

贺双卿（1715~1735年）， 清代康熙、雍正或乾隆年间人，江苏金坛薛埠丹阳里人氏，初名卿卿，一名庄青，字秋碧，为家中第二个女儿，故名双卿。双卿自幼天资聪颖，灵慧超人，七岁时就开始独自一人跑到离家不远的书馆听先生讲课，十余岁就做得一手精巧的女红。长到二八岁时，容貌秀美绝伦，令人“惊为神女”。双卿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天赋、最具才华的女词人，后人尊其为“清代第一女词人”。"生平

康熙五十四年秋天，江苏丹阳四屏山下的一户姓贺的农家又添了一个女儿。这是贺家的第二个女儿，所以取名双卿。小双卿十分乖巧，很少哭闹，常常瞪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四面观望外面的世界。她似乎知道家境贫困，父母整日为生计奔忙，无心多关照自己，于是乖乖地生长着。小双卿在不知不觉中会走路了、会说话了，别看她并不爱多说话，可说起来有板有眼、很有慧性。双卿的舅舅是镇上学馆的塾师，一说她舅舅是帮塾师打柴、担水的杂役，镇子离贺双卿的家不远，没人照料的小双卿，常常一个人“吧哒、吧哒”地跑到学馆悄悄站在窗外偷看。里面的学生读书，她也跟着“伊伊呀呀”地模仿。还学得饶有趣味。后来学馆的先生看到这小姑娘聪明好学，就破例同意她进课堂旁听。小双卿高兴得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一下课就忙着为先生递水送茶，夏日打扇赶蝇、冬日添炭拨火，以感谢先生的特别关照。就这样，小双卿免费在学馆旁听了三年，学会了读书写字，还入了吟诗作文的门。

三年过去，贺双卿十岁了。妈妈认为姑娘大了，整天在外跑来跑去，象个疯丫头没样子，将来怕嫁不出去，于是不再让她天天往镇上学馆跑，而让她留在家里学针线女红。小双卿不知道怎样反抗母亲的意思，因为村里其他的小姐妹都是轻易不出家门的。大多数女子都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照常嫁人生孩子做母亲，贺家能让双卿在外面跑上了几年，已算够开放的了。

在家跟着妈妈做家务，心里仍是放不下学馆里的笔墨诗文。她央舅舅买来纸笔砚墨，一有闲暇，便坐在饭桌边写诗作文。还请舅舅把她的习作带到学馆请先生批改，先生常在她的习作上批下鼓励之句，也深为她的飞速进步暗暗称奇。

田里的庄稼种了又收，收了又种，转眼贺双聊已经十八岁，长成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善诗能文的内秀使她较其他的乡村姑娘多一份含蓄和深度。贺双卿虽然有出色的诗才和气韵，可在乡下人眼里这些一钱不值。双卿父亲去世，便由叔父做主，嫁与邻村佃户周大旺。周大旺也是农户出身，只知道埋头种庄稼。

周大旺体壮如牛，脾气火爆，斗大的字不识一石。与贺双卿的体质纤弱、性情柔怯和才学俊秀，形成了极不和谐的对比。新婚的贺双卿望着陌生的丈夫，感觉自己被抛到了荒野上，以后的命运不知是吉是凶。

新婚燕尔，周大旺对温雅纤秀的妻子十分着迷，夜夜抱着她揉搓个没够。虽然没有轻言蜜语，可他那宽厚的胸膛、结实的双臂，让贺双卿体会到一种坚实的爱护，虽然没有书本上那种才子佳人般的浪漫，遗憾之下她也略微有一些满足。反正农家姑娘都是这样嫁人的。

可进入周家三天后，贺双卿开始尝到一些苦涩的滋味。婆母杨氏是个泼辣能干的女人。年轻守寡，一个人将独生儿子周大旺苦撑着带大，媳妇进门，儿子竟然一头迷了进去，到她这个做娘的跟前来的时候少了，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她把恨算到了贺双卿头上，认定是这个狐狸精抢走了她儿子的心，便开始鸡蛋里面挑骨头地找岔子了。新媳妇第三天开始下厨，贺双卿用心地为婆婆做了一碗糖心汤团，小心翼翼地端给了婆婆。杨氏装腔作势地接过来，用汤匙舀了一颗送进嘴里，刚咬了一口，突然眉头一皱，“扑”地一声将吃进嘴里的汤团用力吐了出来，同时将手中的碗重重地朝桌上一嗑，随即站了起来，大怒道：“你这小娼妇想烫死我啊？做汤团哪里要放这么多糖的，纯粹想败了我们周家不是？真是个扫帚星！”

那颗吐出的汤团正吐在贺双卿的裙裾上，她猛吓了一跳，接着又是一顿臭骂劈头盖脸地砸来，把她镇得不知所措，豆大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啧啧！老娘说几句都不行了？告诉你，在这里还是老娘当家，由不得你随心胡来，还不把地上的东西快快收拾起来，圈里的猪、栏里的鸡还要喂哩！咱们庄户人家，可养不起闲人！”杨氏仿佛还没有发泄够，对着贺双卿又是一顿训斥。接着又转过头，朝房里的儿子大声嚷道：“旺儿，天天守着媳妇就能守出谷子来啊？还不下田干活去，看你懒成什么样子了！”新婚夫妻刚刚歇了三天，杨氏心里就窝下了一大团火，她觉得儿子都快被媳妇带坏了。

者实巴交的周大旺从小听惯了母亲的调摆，这时自然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扛了锄头下田，心中还把气恼怪到了妻子身上。觉得母亲发火，自己挨训都是她惹出来的，不由得就将对妻子的爱怜减少了一半。

从这一天开始，贺双卿便日日在婆母的压制下生活了。家中清扫、煮饭、喂鸡、养猪、舂谷之类的杂活都落到她的头上。她原本身体孱弱，在娘家就很少做这些事。乍一开始还适应不下来，不是忘了这样、就是漏了那样，忙得焦头烂额，一旁坐着的婆母不但不帮上一把，还嫌她手脚太慢，这里不是、那里不对。

开头贺双卿在婆母那里受了委屈，还向丈夫悄悄诉说，想从丈夫哪里得到些抚慰。可是慢慢地丈夫听信了婆母的编排，也认定是贺双卿笨拙懒惰，常站在母亲一边来帮着叱责妻子，贺双卿伤心至极。

既然无处诉苦，贺双卿想到了从娘家带过来的纸笔，只好把满腔的忧怨倾诉在纸上，形成一首首滴血含泪的诗篇。

尽管贺双卿抛出一片苦心，可那个笨拙粗俗的丈夫一点也体会不到。反而在母亲杨氏的唆使下，不断地折磨妻子。一天，贺双卿清扫了屋里屋外，洗完一大盆衣服，又喂完鸡猪，刚想坐下来稍事歇息婆婆又在院子里喊道：“趁着不到做晌午饭，快把那箩谷给舂了，还想等到日头落西啊！”贺双卿从不敢违抗婆婆的指令，周大旺从地里回来一进门见妻无力地站在石臼边，抱着石杵一动也不动，便以为是她偷懒怠工，竟然不假思索地走过去，一把把她推倒在石臼旁。石杵正压在了她的腰上，贺双卿痛得好半天都爬不起来，痛苦的眼泪却还不敢当着丈夫的面流出来。

好不容易挣扎着舂完谷，又到了做午饭的时间，贺双卿来不及喘口气，便下厨房煮粥。弄得灶声上一片狼藉。机敏的婆婆闻声探进头来一看，不禁火冒三丈，吼骂道：“你这个小贱人，如此糟蹋粮食，这日子还过不过啦！”贺双卿早已听惯了她的呵叱，此时自己又确实全身无力，便不理睬她，只是埋头清理灶台。杨氏一见媳妇那种对她要理不理的样子，更加气不打一处来冲上前一把抓住贺双卿的耳环，用力一扯，把她的耳垂撕裂开来，鲜血流满了肩头。贺双卿仍然不敢反抗，却默默地咬牙忍住疼痛，照常乖乖地把饭食端到屋里，丈夫和婆婆看都不看她一眼，坐下就大吃大嚼起来。

贺双卿患有严重的疟疾，在周家得不到调治，忽冷忽热经常发作，把她折磨得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丈夫对她也就越来越讨厌了，幸好婆婆不在家，她倒在床上大哭一场。

既然无法反抗，也就只有加倍地恭顺了，或许这样可以一点减少痛苦。就这样，大约于雍正末年或乾隆初年，一代才貌双全的农家女词人，最终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花颜凋落，含恨离开人世，留下一段千古遗憾，让后人叹惋不已！

"

屈复（1668～1745）清代诗人。初名北雄，后改复，字见心，号晦翁，晚号逋翁、金粟老人，世称“关西夫子”。蒲城（今属陕西）县罕井镇人，后迁县城北关。19岁时童子试第一名。不久出游晋、豫、苏、浙各地，又历经闽、粤等处，并四至京师。乾隆元年(1736)曾被举博学鸿词科，不肯应试。72岁时尚在北京蒲城会馆撰书，终生未归故乡。 著有《弱水集》等。

陈沆（hàng）(1785～1826）著名诗人，文学家，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 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室名简学斋，白石山馆。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陈沆于嘉庆十八年(1813)中举，二十四年(1819)中进士一甲一名，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授翰林院修撰，清道光二年（1822），任广东省大主考（学政），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陈沆卒年，《清史列传》记为道光六年(1826）。周锡恩撰《陈修撰沆传》则言年四十一，当为道光五年(1825)。后归葬于浠水县西调军山南麓。"文学成就

陈沆于嘉庆后期至道光初年“以诗文雄海内”。他对龚自珍十分倾倒，称其所著古文为“奇宝”，又与魏源为“讲学最契之友”，“有所作必互相质难，期达于精而后已”。他著《诗比兴笺》，着意推求古人通过比兴手法言志讽世之意，主张“文字非苟作，有物乃足尊”。

陈沆的诗较富有现实内容，反映了嘉庆年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朝城》、《河南道上乐府四章》、《濮州道中》、《兰阳渡》等，揭示了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贯穿着作者济世悯民的胸怀。赠答之作,也富有真情实感。不过由于作者中年以后锐意朱熹之学，诗作多有性理色彩。

陈沆的诗既不墨守古人，也不随俗转移，其诗造意刻苦而出以自然，语言琢炼而达于质朴，才情流溢而气韵沉深。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学时，将陈沆列为“清苍幽峭”一派之首，说他“用人人能识之字、能造之句，经匠心熔铸，遂无前人已言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当时嗣响，颇乏其人”，指出了他在晚清诗发展中的地位。

陈沆著有《近思录补注》十四卷，《简学斋诗存》4卷、《简学斋诗删》4卷，共收诗360余首，《白石山馆遗稿》，《诗比兴笺》四卷，《简学斋集》六册，《简学斋诗存》四卷，《馆课赋存》一卷，《馆课试律存》一卷，《馆课赋续钞》一卷，《白石山馆诗》则是作者手录诗稿的复印，其诗均见《诗存》。《蕲水县志》卷二十二《艺文志》录《咏史乐府》13首，为集外诗。

诗作轶事

清朝嘉庆年间，陈沆去黄州赶赴选拔举人的乡试，求取功名。刚行至巴河岸边，不巧渡船刚刚离岸，船上早坐满了各乡秀才。陈沆恳求艄公行个方便，将船开回岸边，一道渡他过河。那艄公见站在岸边的是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便乐呵呵地说：“相公前往赶考，必是满腹文才。如果你能作一首包括十个‘一’字的七言绝句，老夫即刻拨转船头，渡你同往彼岸。如若不能，那就请相公耐心等待，待老夫先此船才子送往黄州，上岸再喝上二两老酒，慢慢过来接你。”陈沆一听急得直跺脚，忙说：“小生遵命，乞求贤翁先将渡船撑回头，我好赋诗，贤翁也好听得清楚，给予指点。”老艄公捋须微笑：“也好。”随即把船撑回岸边。陈沆一脚跨了上去。这时，恰好江心划过一条渔船，只见一个渔翁坐在船头，身边搁着一根钓竿，双手划着桨，身子一俯一仰地悠然自得，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陈沆举目四望，见江心秋波，正随波荡漾。陈沆灵机一动，当即高声吟道：

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

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艄公和满船秀才无不拍掌称赞，高兴地让出座位让陈沆坐下。后来，陈沆不但乡试中举，而且连中进士、夺取状元，官至四川监察御史。嘉庆二十四年，陈沆得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道光元年，陈沆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官。道光三年，充会试同考官。不久，调任四川道监察御史。陈沆在京师就与魏源中书友善。有人说你何必失身份与贵不如你的人相交。陈沆不听他人之言，与魏源结为挚交，不论官职卑微。魏源也很赏识陈沆。故人称陈沆的为人如金石一般。其实，陈沆诗文早已闻名海内。上门与他接触的人非常多，而他交友也是十分慎重的。陈沆还曾与董桂敷、姚学塽、龚自珍等讲学论道，交往甚密。道光六年，卒于任上。陈沆性格清纯，孝顺父母。母亲患病，他变容失色。早晚煎药，服侍不休；他甚至常常萌生弃官回家侍奉亲人的念头。陈沆文采亮拔，诗文以独到为宗，学识渊博，把握经史，无所不窥。他认为“为学之道，静虚为本，深密为要”。陈沆诗文独辟路径、自成一派。且大多扬善惩恶、关心民间疾苦之作。人称其怀抱深远、立心忠厚；读之，令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

"

陈文述（1771～1843）初名文杰，字谱香，又字隽甫、云伯，英白，后改名文述，别号元龙、退庵、云伯，又号碧城外史、颐道居士、莲可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时举人，官昭文、全椒等知县。诗学吴梅村、钱牧斋，博雅绮丽，在京师与杨芳灿齐名，时称“杨陈”，著有《碧城诗馆诗钞》、《颐道堂集》等。

吴锡麒（1746～1818）清代文学家。字圣征，号谷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两度充会试同考官，擢右赞善，入直上书房，转侍讲侍读，升国子监祭酒。他生性耿直，不趋权贵，但名著公卿间。在上书房时，与皇曾孙相处甚洽，成为莫逆之交，凡得一帖一画，必一起题跋，深受礼遇。后以亲老乞养归里。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安定、爰山、云间等书院至终，时时注意提拔有才之士。有子吴清皋、吴清鹏。"文学书法

吴锡麒天姿超迈，吟咏至老不倦，能诗，尤工倚声，诗笔清淡秀丽，古体有时藻采丰赡，代表作如《双忠祠》、《凤凰山怀古》、《观夜潮》、《读放翁集》等。在浙派诗人中，能继朱、杭、厉之后，自成一家。亦能词，但不如其诗和骈体文的著名。吴锡麒骈文颇著称，吴鼒称赞说：“不矜奇，不恃博，词必泽于经史，体必准乎古初，……合汉魏六朝唐人为一炉冶之。”与邵齐焘、洪亮吉、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并称骈文八家。晚年登门求诗者，络绎不绝。 兼工书法，尤其擅长行书、楷书。代表作如《务本论》、《岳飞论》、《与袁简斋前辈书》、《苏文忠公诗合注序》、《湖心泛月记》等。吴锡麒的书法作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精品和各时期代表作品不准出境者”。

著有《有正味斋集》73卷。凡诗集16卷，诗续集8卷，外集5卷；骈体文集24卷，骈体文续集8卷；词集8卷，词续集2卷，词外集2卷。有嘉庆间刻本。另有《有正味斋文续集》、《有正味斋尺牍》、《有正味斋曲》、《有正味斋南北曲》、《有正味斋诗》、《有正味斋诗集》、《有正味斋赋稿》等。《藤花曲话》记吴锡麒所作南北曲，“亦复妙墨淋漓”。有《渔家傲》传奇，演汉代严子陵故事，已佚。

"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山东省高密县逄戈庄人（原属诸城），祖籍江苏徐州丰县。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刘统勋子。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官清廉，有乃父之风。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工书，尤长小楷，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京。谥文清。"民间传说

“刘罗锅”赋诗称赞古祝阿绣球灯舞
　　与纪昀、和珅并称为乾隆朝三大中堂的刘墉，是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聪明绝顶，家喻户晓。事实上，清朝并无宰相一职，刘墉官位最高至体仁阁大学士。而他是否真的是个罗锅，也无确凿的史据可考，但他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却在民间深入人心。
　　在齐河县，人们至今仍能准确地说出，刘墉的姥姥家位于齐河县城马家大院，就在距绣球灯舞的发源地齐河县祝阿镇官庄村不到十里的地方。传说有一年春节过后，刘墉来到马家大院姥姥家省亲，正月十五晚上，马家人邀请与马家有表亲关系的绣球灯舞队会首宋武烈，来到家中做表演。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大清官来到乡里，观看绣球灯舞的演出，宋武烈感到非常荣耀。乡人的表演中，当摆出“天下一品”、“天下太平”的字样时，刘墉十分喜悦，即兴赋诗一首：“故里乡人稠，烛灯似龙游。祝阿独一秀，官册村史留。”
　　这段老艺人口口相传的乡间佳话是否真实，如今已无据可考。据史料记载，刘墉生于1719年，卒于1804年，而宋武烈用绣球灯队形摆字应发生在1793年之后，也就是说，刘墉看到绣球灯阵时，至少已经74岁了。年迈的刘墉还有体力千里迢迢来到齐河省亲吗？据史料的准确记载，1797年时，78岁的刘墉确实来过山东，当年他刚刚被授为体仁阁大学士，奉嘉庆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是刘墉暮年体察民情的又一政绩。
　　传说有一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带着一帮子人到居庸关一带去行围射猎。随行人员除了亲王、驸马外，还有大学士刘墉。
　　早晨路过清河的时候，但见河水缓缓地流着，水清见底，河底里的小石头子一粒一粒的看得清清楚楚。刘墉一边看着河水，一边想着主意。
　　到沙河的时候，天快晌午，大队人马就在沙河岸上扎营休息。这沙河是清河与榆河会合后的河流，水势比清河湍急多了。就在御膳房的太监在河旁摆上琼浆玉液、熊掌、燕窝，准备用膳的时候，刘墉连忙上前跪奏道：“臣有一事不明，特向万岁求教。”乾隆正要用膳，随口说道：“有话请讲，何必行此君臣大礼？”刘墉站起来，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扔到河里。噗嗵，石头掉进了河底，只溅起一点小小的水花儿。
　　“陛下，您看这水有多深？”刘墉问。
　　乾隆摸了摸胡子，心里说：你个刘罗锅，这么点事你还想难我呀！就说：“一丈五，差不离。”
　　“那清河呢？”刘墉又问。
　　“清河吗？”乾隆又摸了摸胡子，“丈把深吧！”
　　“这么说，是清河深呢还是沙河深？”
　　“当然沙河深。”
　　“真的？”
　　“当然是真的！”乾隆想：你刘罗锅鬼主意多，想糊弄我？我不上你的当。他捻着胡须，洋洋得意地靠在御椅上。
　　刘墉看了看正在兴头上的乾隆，转身叫过一个太监说：“你快回城传圣旨：杀和珅！”
　　“这……这……”太监吓了一跳，“这陛下让杀吗？”
　　“你刚才没听陛下说‘杀和珅’吗？你只管去好了，有事我担当。”
　　那太监平日里也看不惯和珅对乾隆吹牛拍马，对下边的人奸诈刁恶那一套。反正万岁爷有话，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管它是真是假？再说，真要有事，还有刘墉顶着呢！便说了声：“遵旨！”便跨马奔了京城。
　　那天，乾隆玩得还挺痛快，獐子、野鸡什么的，打得也不老少。第二天，高高兴兴地回到城里，刚进宫就有太监来禀报说：“和珅已伏法。”
　　乾隆一听，立刻拍桌子瞪眼地大叫：“这，这是谁叫杀的？”
　　“是，是刘墉传——”太监一句话还没说完，刘墉就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
　　“你，你为什么叫杀和珅？”乾隆怒冲冲地奔到刘墉面前。
　　“陛下息怒。您怎么那么健忘？杀和珅是您昨儿个去打猎时说的呀！我还钉问了一句：‘是真的吗？’你说：‘是真的！’”刘墉不慌不忙。
　　“我，我——”乾隆气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心里狠狠地骂着：“好你个刘罗锅呀，原来你装傻充愣是在这儿等着我。我算上了你的大当了！”但他也不敢对刘墉怎么着。一是不管怎么说，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二是他还真离不开刘罗锅，没有刘罗锅他就玩不转了。
　　刘墉呢，心里暗自高兴，因为他到底替朝廷、替百姓除了这一大害。

刘罗锅逸事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并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并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并不是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事实上，真正与和珅斗争的是钱沣。

主要成就

政治
　　刘墉出身名门相府，祖上数辈都是进士出身。父亲刘统勋更是官居宰相，深得乾隆皇帝倚重，因此刘墉走上仕途具备深厚的家族渊源。刘墉一生为官五十余载，宦海沉浮，几经起落，官职最高时做到体仁阁大学士，总体而言清正廉洁，继承了父亲刘统勋的衣钵，成为乾隆、嘉庆朝的重要大臣。

书法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清朝徐珂称赞刘墉：“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富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其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刘墉还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

收藏
　　刘墉嗜好藏书，家中藏书既广且博，除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对于佛、道、类书、碑帖、字画、戏曲、小说、弹词、曲谱、平话之类无不收藏，此外收藏奇石、砚台、毛笔、古琴等也均称名一时。

族谱
　　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岁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刘氏家谱集注》，审定源明公至广传公的客家世系共147世。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刘墉，祖籍安徽砀山，康熙五十八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其曾祖父刘必显是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曾担任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代名臣。刘墉成长在名门相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初入仕途
　　乾隆十六年，刘墉因为父亲关系， 刘墉 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当年会试和殿试，考中二甲第二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在散馆担任编修，不久又升迁为侍讲，成为其步入仕途的起点。

乾隆二十年十月，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因为办理军务失宜被下狱，刘墉受牵连也被惩治。后来父子得到宽释，刘墉被降为翰林院编修。

乾隆二十一年起，刘墉被外放为地方官，此后20余年主要在地方为政，先后担任过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和江宁知府等职。为官期间，刘墉基本秉承了父亲刘统勋的正直干练与雷厉风行，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实事。同时积极贯彻皇帝意旨，查禁书、捉拿会党，得到皇帝赞许。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刘墉担任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被提拔为安徽学政。刘墉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还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刘墉在任期间针对当时贡生、监生管理混乱的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得到皇帝肯定。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刘墉调任江苏学政，赴任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其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为政严肃认真，出任学政时按试扬州，因为把关严格，使得一些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他还上书皇帝称：“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又切中时弊，深受乾隆皇帝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刘墉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后期为官处事风格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是一以贯之的。

宦海沉浮
　　乾隆二十七年，刘墉被任命为山西太原知府。乾隆三十年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刘墉因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按律革职被判极刑。但乾隆皇帝爱其才，加恩诏免，仅发配军台效力赎罪，第二年被赦免后在修书处担任行走。

乾隆三十四年，刘墉因父亲的缘故被重新起用，授予江宁知府。刘墉十分珍视这次机会，为政公正清廉，声名远播，百姓叹服刘墉的品行，将其比为宋朝的包拯。后来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

乾隆三十七年，刘墉调任陕西按察使。

第二年父亲刘统勋病故，刘墉辞官回家服丧。乾隆四十一年，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诏授内阁学士，任职南书房。十月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后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刘墉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年底因办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刘墉升任湖南巡抚。当时湖南多处受灾，一些无灾州县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獗。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得到当地百姓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刘墉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任职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也只能“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表现出其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面对和珅专宠于乾隆，刘墉只好静默自守，滑稽模棱取容。

官声渐晦
　　乾隆四十八年，刘墉升任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兼理国子监事务。

乾隆五十一年，任职玉牒馆副总裁。但在此后数年里，刘墉不断犯错，官声渐不及从前，并多次受到皇帝责备。

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与皇帝关于嵇璜、曹文埴的谈话内容而受到申饬，被罢免了大学士职务。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却因没有按规定行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乾隆五十三年夏，刘墉兼理国子监期间发生乡试考生馈送堂官的贿赂案，被御史祝德麟弹劾，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上书房的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做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乾隆五十八年，刘墉担任当年会试主考官，却安排失当阅卷草率，导致违制与不合格的卷子很多。

嘉庆元年，皇帝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却被排斥在外。皇帝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说可以，实际上戴世仪十分庸劣难以胜任。

嘉庆二年四月，刘墉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但仍被皇帝指责向来不肯真心实意做事，干活懒散。并称是因为没有其他人了，所以才提拔刘墉。五月，刘墉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刘墉上书请求在决口处筑坝，下游疏导分流，朝廷采纳了意见。

善始善终
　　嘉庆四年三月，刘墉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再次展现出不畏权势的一面，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报朝廷。嘉庆随即处死和珅。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嘉庆七年，皇帝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刘墉已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5岁。去世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值班，晚上开宴会招待客人，当晚去世。而据《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善于解脱之意，可说是寿终正寝、功德圆满。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放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因而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40余载。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废除中医

俞樾被认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四十八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基于对中医的理解，为他的“废医存药”思想的产生埋下理论的根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废医论》和《医药说》基本涵盖了俞樾的医学观点，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家庭的不幸成为俞樾愤而议废医的直接原因，而晚年的病弱和无助又是促成他撰写《医药说》的重要动机。

俞樾19岁与姚夫人成亲，二人一生恩爱，伉俪情深，育有二男二女。然而，这个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一连串的病患而蒙上悲凉的阴影。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大女婚后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1864年遗嫁王氏。1866年次子祖仁又染重病，几近成废。1872年，时任福宁太守的俞樾的长兄俞林又愕然病逝。不幸并未就此停息，而是愈加疯狂的袭扰这个家庭。

最让俞樾遭受重创的莫过于姚夫人的去世、长子早亡和次女绣孙的突然病逝。1879年四月，夫人姚氏病故，先生“奉其柩仍至俞楼，悼亡歌哭，有‘月到旧时明出，与谁同依栏干’之感”。他将夫人归葬杭州右台山。自己在墓侧筑室三间，和夫人日夜相守。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从此以后，他“精神意兴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唯“杂记平时所见所闻，以销暇日”。清光绪八年俞樾作《双齿冢志铭》：“内子姚夫人遗有堕齿一，藏之至今，十有五年矣。余去年亦堕一齿，乃合而厝之俞楼之后，文石亭之前”。又作《双齿冢诗》：“他日好留蓬颗在，当年同咬菜根来。残齿零落存无几，尽拟相从到右台。”表达了对亡妻的无尽思念。长子绍莱在任直隶省北运河同应、英年早卒。两子一死一废，未能继承父业不说，给俞樾带来的创痛不可谓不深。

1882年俞樾最疼爱的小女绣孙又突然病逝。绣孙聪颖超群，十岁能诗，深得老父钟爱。子女相继命丧，尤其是小女病逝以后，俞樾悲伤交加，几近崩溃。俞樾一连写下15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诗。“一病原知事不轻，尚疑未至遽捐生。如何抛却青春婿，竟去黄泉伴母兄。”“生后零丁事事非，二男六女痛无依，呢喃一队梁间燕，母死巢空四散飞。”“老夫憔悴病中躯，暮景如斯可叹无。去岁哭儿今哭女，那教老泪不干枯。”这些诗句无不清晰地表达了俞樾的悲怆之情。妻离子散，哀歌阵阵，很难想像一个花甲老人能够承受一连串的打击。他在《哭孙妇彭氏》一诗中写到：“老夫何罪又何辜，总坐虚名误此躯，泡梦电云十年内，鳏寡孤独一家俱，自知佳世应非久，竟不忘情亦大愚，转为痴儿长太息，从今谁与奉盘盂。”流露出人生的哀叹和无奈。

造物弄人，命途多舛。百般不幸频频照临，家境的灾难，中医药的无助，使俞樾不得不哀叹人生噩运，怀疑甚至迁怒中医。在经受接二连三的重创之后，俞樾步入情感生活的低谷，在撰写《俞楼杂纂》时已感“意气颓唐，衰病交作”。在这种对生活几乎失去信心的无奈心态下，作者有感而发，专列“废医”一章，“愤然”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是情绪化的自然流露。

故居

综述
　　曲园——俞樾故居，位于人民路马医科43号，1963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俞樾于同治十三年得友人资助，购得马医科巷西大学士潘世恩故宅废地，亲自规划，构屋30余楹，作为起居、著述之处。在居住区之西北原有隙地如曲尺形，取老子“曲则全”之意，构筑小园取名“曲园”，宅门悬李鸿章书“德清余太史著书之庐”横匾。建筑的主要部分取名为“春在堂”，来自于一段故事：俞樾30岁进京殿试，曾国藩主考复试，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跳出众人在“落花”悲伤处做文章的俗套，答出“花落春仍在”之句。曾国藩深为赏识，列部试第一名，推荐给咸丰皇帝，后得中进士。俞樾深感到曾国藩知遇之恩，帮寓居曲园时，由曾国藩手书“春在堂”匾额。
　　同为曾国藩门下又是同科进士的李鸿章，在政界青云平步，行经世致用之道，他为曲园留下了这块“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的匾额。面对此物，让人不由感叹当时人们对这两位子弟的评价：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像大多数儒学宗师一样，俞樾修身、齐家，注重训化教育后人。他特地为孙子俞陛云编写了一本《曲园课孙草》的家教教材。陛云先生后来是最后一个探花，总算了了老人的心愿。俞平伯是陛云先生的长子，四代人中有三代学人，可谓是家风未坠、书香门第。

建筑特色
　　故居占地共2800平方米，正宅居中，自南而北分五进，其东又建配房若干，与正宅之间以备弄分隔有相互沟通。其西、北为亭园部分，形成一曲尺形，对正宅形成半包围格局。正宅门厅和轿厅皆为三间。第三进为全宅的主厅，名"“乐知堂”"，面阔三间，进深五界，为全宅唯一大木结构采用扁作抬梁式的建筑，用料较为粗壮，装饰朴素简洁。这里为俞樾当年接待贵宾和举行生日祝寿等喜庆活动的场所。第四、五进为内宅，即居住用房，与主厅间以封火山墙相隔，中间以石库门相通；均面阔五间，以东西两厢贯通前后，组成一四合院。乐知堂西为春在堂，面阔三间，进深四界。堂前缀湖石，植梧桐，为俞樾当年以文会友和讲学之处。南面为“小竹里馆”，为当年俞樾读书之处，馆南小院载竹。春在堂北突出一歇山顶小轩，名“认春轩”。轩北杂植花木，叠湖石小山为屏，中有山洞蜿蜒。穿山洞有折，东北隅为面阔两间的“艮宦”，乃昔日琴室。循廊西行，有书房三间，名“达斋”。出达斋沿廊南行，有一小亭，三面环水，池名“曲池”，亭名“曲水”。池东假山上有“回峰阁”与亭相对，假山中原有小门与内宅相通。亭南曲廊通春在堂。小园面积仅200平方米，建廊置亭，结构布局曲折多变，颇有小中见大之奇。
　　俞樾在曲园生活了三十余年，直至以86岁的高龄逝世。

历史沿革
　　1954年，俞樾曾孙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将曾祖故居捐献归公。1957年整修乐直堂、堂、小竹里馆等厅堂及小园。故居先后由市文联、戏曲研究所、评弹团、科学之家等单位使用。十年动乱中，厅堂损坏严重，园中假山、亭阁、曲廊、水池及花木被毁殆尽，并于其间建三层居民住宅楼一栋。1980年俞平伯、顾颉刚、叶圣陶等知名人士联名呼吁修复。1982年由市园林局实施对故居厅堂建筑的维修，至1983年完成了乐知堂、春在堂等主要厅堂的修复工作。1986年由市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按名人故居进行陈设布置，并于当年10月开放，供人参观。1989年又动迁居民20余户，拆除园内三层住宅楼，修复门厅、轿厅和园中亭、廊、斋、阁等建筑及曲池。1990年继续恢复假山，补栽花木。目前俞樾故居的厅堂及小园已全面开放，供人参观。所余两进内宅上房及东侧配房，仍为居民使用，将列入下一步整修规划。

其他故居
　　曲园老人俞樾在苏州的故居，除了大家熟知的马医科巷的曲园外，还有三处，不太为人所知，那就是饮马桥畔状元石蕴玉的五柳园、紫阳书院和大仓前。

介绍

俞樾，湖州府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樾先后主讲过紫阳书院、杭州沽经精舍、德清清溪书院、菱湖龙湖书院，海内外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号称“门秀三千”，国学大师章太炎即是他晚年的门生。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俞樾是清道光进士，官至河南学政，被罢官后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他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他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

清朝道光三十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咸丰五年二月出棚考试，后御史曹泽弹劾他，言其出题试士，割裂经文，相传他曾出“王速出令反，国家将亡必有妖”等题目，因有犯上嫌故被革职回乡，以读书教育著书为生，并终生不仕。清咸丰十年春，时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因太平军攻克江南大营，于是曲园先生自苏州避战乱于新市镇居留半月。俞樾有个学生童米荪，居西庙前，在新市期间曾陪俞樾游览觉海寺，并对宋朝觉海禅寺《雷部火》轶闻予以考证。他在其著作《右台仙馆笔记》中曰：“吴兴德清新市镇觉海寺殿宇宏壮，唐时所建，巨材髹漆，积久剥落”，见倒书迹曰：“酉、候、李、约、攸、利、火、谢、均、思、通”十余字，与岳阳楼字大小一同积中，因曰：夹伐木于山者，其火队即则各刻其名以为别耳，凡记木必刻于木，本营建法，木在下故倒书，由是知仙之妄。”

因觉海禅寺于宋朝时，雷震大雄宝殿，致使部分油漆剥落，显出酉、候、李、约等字，众人皆不识为何故，皆言雷神所书，数百年来无人能解释此事，俞樾认为系伐木人所刻，且有岳阳楼佐证，非神仙所为，从而破解了千古之谜。到了光绪中叶，俞樾又为新市题了《雄震仙潭》，书为隶书，雄健豪迈，镇人刻石榜于三贤宫墙上，今存新市镇政府。

光绪二十六年镇人将仙潭文社更名为“仙潭书院”，以振文风，其时俞樾已辞一切教席，且年逾八旬，但他关怀桑梓，撰写《仙潭书院碑记》近八百字，并篆额，此碑尺幅160厘米×60厘米，质地大理石，原藏仙潭书院，1987年由德清县博物馆所收藏，碑文文笔朴实骨肉精深。俞樾还隶书《敬业乐群》匾额一方，悬于门厅上方，被定为校训，而当每月之朔望，俞樾曾亲临书院授课二次，传为佳话。

俞樾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一诗博得阅卷官曾国藩的击节赞赏。其后，他便以“春在堂”为其诗文集总名。俞樾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等职。他学识渊博，撰述众多，其中《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成为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著作。俞樾和朝廷要臣李鸿章为同科进士，又同受曾国藩赏识，当俞樾贬官回苏而身处逆境时，李鸿章当时任江苏巡抚，特聘俞樾担任苏州紫阳书院讲席，在俞樾的学术生涯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俞樾曾经追求科举成名的人生理想，但他在刚踏进官场之时就遭打击，以致大半生出世治学，甘居清贫。然而，因祸得福，勤奋治学使他满腹经纶，使他的人生达到更高境界而成为一代朴学大师。简朴的生活，艰难的人生，使晚年俞樾的平静蕴含着深沉的凝重，可凝重的宁静更能闪烁出人格的魅力。一如他的曲园小而简朴，形如曲尺，却喻示着“曲则全”的哲理。小园同样能以一草一木展示生命的蓬勃，孤亭、小池一样可引清风飘荡，容月光流洒。生平事迹所载：门人章炳麟著有《俞先生传》，周云青、徐激、尤莹、陈乃乾等各编有《俞曲园先生年谱》。《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书中有专传。

成就

综述
　　俞樾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他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善诗词，工隶书，学识渊博，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笔记，撰著颇丰，一生著述不倦，主要著述有《小浮梅闲话》、《右台仙馆笔记》、 《茶香室杂钞》等，辑为《春在堂全书》，凡500卷。当时社会上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话，叫做“李鸿章只知作官，俞樾只知著书”。

小说研究
　　在通俗小说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修改《三侠五义》，使这部小说得以广泛流传。赵景深在1956年1月所作的《三侠五义》前言中说：《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1889年俞樾初见此书，认为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殊涉不经”，便参考《宋史》和《默记》等加以删改；他还认为书中所叙不只三侠，“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虎，则已得五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即将柳青、陆彬、鲁英等人概置不数，而已得七侠矣。”就改名为《七侠五义》，与《三侠五义》并行流传。这里反映了俞樾关于小说的学术观，可供历史小说创作的参考。
　　他对小说的艺术研究也很精湛，赵景深又说，俞樾对于这书的评话特性也有极好的比喻：“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评话小说；如此评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一种笔墨。”如果有人写一部《中国俗小说史》，不可不能提到俞樾。

经学研究
　　俞樾长于经学研究，一生著述丰富。所著《群经平议》、 《诸子平议》、 《古书疑义举例》等书，为乾嘉学派后期代表作；《春在堂随笔》、《茶春室丛钞》等笔记，搜罗甚广，保存了丰富的学术史和文学史资料。

书法
　　俞樾工书法有江声之风，以篆、隶法作真书，善以隶笔作楷书，别具一格。寻常书札，率以隶体书之，尤工大字。如清末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时，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便请俞樾手书了这第三块《枫桥夜泊》石碑。其时，俞樾虽已八十六岁高龄，仍以其饱满的情怀，稳重的章法，浑圆的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俞樾作书后数十天，便倏然长逝了。所题诗碑成为绝笔。这块由俞樾补书诗碑名擅当时，拓本流传甚广，古雅拙朴。

感情世界

在世人的印象中，俞樾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是革命家章太炎的老师，更是写下五百卷煌煌巨著《春在堂全书》的大儒。可是这样一位大学者，他其实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而他背后的那个女人，可敬可爱更是不逊芸娘。

俞樾的结发妻子叫文玉，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姐，1839年，俞樾十九岁，他与这位打下就定下娃娃亲的童年伙伴成了婚。两人虽然情深意重，但无奈辗转流徙多年，家境窘涩，俞樾不得已和妻子住到了岳父家。没能力给妻儿一个真正的家，俞樾满心愧疚：文玉却善解人意安慰他，“吾终当与君创造一好家居耳。”

考取功名前多年，俞樾一直四处教书，文玉在家侍奉老人，抚养孩子，她每次给俞樾写信都说家里一切都安好，让他照顾好自己，从不写一点难处和压力。1850年，在得知丈夫部考第一的喜讯后，文玉在信中回了一首诗，“耐得人间雪与霜，百花头上尔先香。清风自有神仙骨，冷艳偏宜到玉堂。”既是恭喜，又是提醒他要像梅花一样傲骨铮铮。

然而，仕途刚刚开始，俞樾就因“试题割裂”被弹劾而罢官回乡，永不再用。没有一句责怪的话，文玉默默的陪着他，温言软语，但求他淡忘胸中的苦楚。

1858年，文玉四十八岁的时候，一家人定居苏州，俞樾从此再不问时事，一心治学。多年的风餐露宿漂泊艰辛，让文玉很早就开始掉牙。把妻子的落牙细心包好，俞樾心痛不已。

1874年，曲园建成，这是俞樾和文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家，忆起当年，两人相对唏嘘。可是，幸福的晚年并没有持续多久，1879年，文玉病倒了，她与俞樾道别：“吾不起矣，君亦暮年，善自保重。”1881年的时候，六十一岁的俞樾也开始掉牙了，他把落齿与那颗珍藏了多年的文玉的牙齿收到一起，一同埋在杭州俞楼后面，取名为“双齿冢”。“他日好留蓬颗在，当年同咬菜根来。”忆起亡妻，俞樾眼神迷离，迷离如幼时的青梅往事。

生平

清道光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生于德清县城东门外乌牛山麓南埭圩。

二十四年中举人。三十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授编修，举家迁北京南柳巷。

五年充国史馆协修，八月出任河南学政，次年二月主考。七年七月，御史曹泽弹劾他所出试题割裂经文，被革职回京。八年春南归，居苏州饮马桥，时与陈奂、宋翔凤相交，切磋经学。

十年返德清，后展转绍兴、上虞、宁波、上海等地。同治元年春抵天津。

四年秋，经两江总督李鸿章推荐，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六年冬，任杭州诂访经精舍主讲。其间，先后至菱湖龙湖书院、上海诂经精舍、德清清溪书院、长兴箬溪书院讲学。

十三年，在苏州马医科巷购地建宅，屋旁余地成曲尺形，叠石凿池，栽种花木，题名曲园。此后，往返于苏杭之间。光绪二十四年,因年老辞去诂经精舍讲席。

二十九年，乡举重逢，复任翰林院编修。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葬西湖三台山东麓。临终前作留别诗10首，代讣辞行。

瑞安孙诒让在《哀世丈俞曲园》挽联中称：“一代硕师，名当在嘉定、高邮而上，方冀耄期集庆，齐算乔松，何因梦兆嗟叱，读两平议遗书，朴学销沉同堕泪，卅年私淑，愧末列赵商、张逸之班，况复父执凋零，半悲宿草，今又神归化鹤，拈三大帙手墨，余生孤露更吞声。”

"

庄棫（1830——1878 ），字中白，一字利叔，清代词人，学者，号东庄，又号蒿庵。丹徒人，生于道光十年（1830）。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卒。享年四十九岁。著有《蒿庵遗稿》，词甲、乙稿及补遗附焉。"诗词风格

庄棫论词比谭献更重视“比兴”。他为谭献的《复堂词》作序，其中就特别说到：“家国身世之感，未能或释，盖风人之旨也。”——清·庄棫《复堂词序》关心国家，关心自己身世的这种感受，无法解脱。这时风人，实际上就是斯人，词人，指的是从《国风》里的“风人”，这个宗旨。但是，他说呢，“世之狂呼叫嚣者，且不能知仲修之诗，乌能知仲修之词哉？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清·庄棫《复堂词序》且不能知谭献之诗，仲修就谭献，谭献字仲修。他又说，

“夫义可相附，义即不深；喻可专指，喻即不广。托志帷房，眷怀君国。”——清·庄棫《复堂词序》喻，比喻，“喻“可以专指喻即不广。他说虽然一直从宋以来，有很多人，但是能够合乎这个比兴之旨的“合者鲜矣。”为什么呢？有的是“又或用意太深，辞为义掩。虽多比兴之旨，未发缥缈之音。”——清·庄棫《复堂词序》或者是，有些人不能够真正在词里面寄托那种托志帷房、眷怀君国的那种深意。或者呢，用意太深，结果被那个词表面掩住了。虽然里头有比兴的这个宗旨，但是没有那种缥缈的、寄托的表现方法表达出来。所以他就说，“自古词章，皆关比兴。斯义不明，体制遂舛。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风诗之义，亦云渺矣。”——清·庄棫《复堂词序》因为他一方面要强调这个，要托志帷房，眷怀君国。另一方面，又要强调有比兴，缺哪一方面都不行。如果你

只是有眷怀君国这个意思，但是你是狂呼叫嚣，变得慷慨，实际上不对。如果你纠正了这个呢，又变成了平庸。所以他说真正能够像那个国风义诗那种的涵义太少。可以看出和谭献相比，庄棫论词有两处有点不同。庄棫论词与谭献的不同之处一：针对“世之狂呼叫嚣者”抒发情感谭献强调“柔厚”，他要纠正的是“雕琢曼辞”、“靡曼荧眩”这样一种弊病。而庄棫论词则反对，反对在另一面，主要针对着所谓“世之狂呼叫嚣者”。只注意好像抒发他慷慨激烈的感情，而没有这样强调比兴，这是一点。庄棫论词与谭献的不同之处二：强调“托志帷房、眷怀君国”寄托感情第二个，他更加强调可以看出，他是更向诗教靠拢。而且他这里谈到的比兴，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一种艺术手法，我们可以借助着比兴的这种艺术手法来寄托自己的感情，他成为这个整个论词的“柔厚”词旨的内在要求。你只要写词，你就一定要有比兴。可是，正好就是这种词学观，既成就了庄棫的词，也限制了庄棫的词。为什么这么说？庄棫一生不遇。虽然他自嘲，“予无升降得丧之戚”，因为他没有做官，所以，升、降、得失，他没有这种悲哀。实际上他的身世之感仍然在词当中表现出来。比如他的[唐多令]一首，借写一盏灯来写出了自己的心境，确实自出机轴。词里写了灯火，“灯焰似凝脂，红心草恐非。幂烟煤一样迷离。照得空庭都四彻，原不藉，蜡成堆。”——清·庄棫这盏灯火，小小一盏灯火，看起来简直不像一根灯芯照出来的。它一堆烟煤那样，照得空庭，都四面都照到了，都堆砌着蜡成堆。但是，下面一转，“影隔便难知，光留许众窥，也曾看镜里蛾眉。窗外北风正冰冱，只微火，转凄其。”——清·庄棫只要有一个影子就把这盏灯给挡住了，看不见了。当然，可它的光呢，还留着让大家来看。这盏灯也曾经照过镜里边的美女。这就写出了这个照彻空庭、光留众窥的自许和一种自傲。也有影隔难知、曾照蛾眉的怨抑和惆怅；而最后却归集到一句，正是窗外北风的时候，结着冰的时候，“只微火，转凄其。”此刻在窗外风吼冰封当中显得那样微弱，那样凄凉的形象，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处境和心境之所化。确实，深得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之妙。所以说这种比兴柔厚之说，确实成就了他的诗。像这首词就是意象新铸，构思独造，前人词集里头很少见。但是，在《中白词》里头，这也是创意之作并不多见。当然另外也有一些，比如说他《相见欢》写：“深林几处啼鹃，梦如烟。直到梦难寻处倍缠绵。蝶自舞，莺自歌，总凄然。明月空庭如水似华年”。——清·庄棫《中白词》抒发旧梦难寻、华年逝水的人生感慨，也比较动人。但是，像这种情境意象已经落入窠臼。后来陈廷焯凭这首词认为他是“超越古今”，显然是过誉了。庄棫词大多数都像这样。另外就有一些词，他刻意地追求那个义无所附 喻不专指他前面那个，他在评谭献的词里头说到这个，“夫义可相附，义即不深。喻可专指，喻即不广。”你可以有大家知道的那个义，那你的义就不深。你的比喻就专门指某一件事情，你就不广。所以，他就表现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和广的这种“义”和“喻”，刻意去追求这种，结果造成了一种飘渺晦涩。在当时是一位比较出名的词人。

"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轶事典故

1896年李访英，受到热情款待，李用手抓鸡，大家愕然，出于尊重，也学样。从此，英国人吃鸡不必拘泥于刀叉。同时，天天西餐使李无胃口。于是他让厨师将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烧成了一锅大杂烩。扑鼻香味使英国官员们馋涎欲滴，忙打听是什么菜？答曰杂碎。李示意他们尽情享用，结果一个个赞不绝口。据说后来饭店的菜单上就有了“李鸿章杂碎”。

这说明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礼仪，无高下之分。李鸿章作为一个中国使臣，在桀骜不驯的日不落帝国人面前，没有卑躬屈膝，而是巧妙地宣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而影响至今，不得不说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观念。

人物评价

慈禧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曾国藩的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官场如同战场，其中的尔虞我诈、权谋诈术比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封建清王朝末年官场黑暗一片，腐朽溃烂，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为立稳脚跟，一些利益相投的官员因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相互照应，壮大力量，结成千丝万缕的关系网，共荣共损。李鸿章能在晚清官场活跃40年之久，虽屡遭危机，几经沉浮，却始终位极人臣，权倾当时，除其自身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惯用权变之术，阴柔刚猛，深谙为官之道外，与其背后的庞大关系网不无关系。李氏大宅门的众多宗法、姻亲关系是李鸿章在官场驰骋最稳定、最牢固的基础。初入仕途，投门拜帖曾国藩这棵大树，再加上潘世恩、翁心存两位官宦名臣为科举正途之师，师门渊源使李鸿章做人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为仕途畅通奠定了深厚的背景。与同门师兄沈葆桢、同年进士郭嵩焘等人的相互帮衬、关照与提携则是仕途关系网的平面铺展。传统的同乡、乡土观念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他积极联络皖籍京官，回乡办团练，后乘时趁势招兵选将，组建淮军。并不断网罗骨干，加以举荐、提拔，使其各具要职。如树军统帅张树声，反对洋务的刘秉璋，末路英雄潘鼎新，功业足与台湾共不朽的刘铭传，有勇有谋的周盛传等。这些人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形成势力庞大的淮系集团，成为李鸿章仕途愈挫愈进的强有力后盾。层层关系网之间又相互交织，而其中每一个扭结都关系着整个网络的生存荣辱。因此关系网内部虽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共同利益时却能联手对外，以求共存共荣。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生涯是一段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特点是所谓“守困”，即忍辱负重、舍小保大、变弱为强如韧劲一他为了守住自己而建立功名，为了守住江山而不辞辛苦。一个“让”字，道破权势亘古之决；一个“乘”字，点透谋权攻心之术。不可知者不可知，可知者不可知，此奥妙全在明白与糊涂之间。从本质上讲，李鸿章是晚清一个关键性的枢纽式人物，他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重臣的关系都相当密切，而且才识之大。令曾国藩、胡林翼都大为欣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个人物，我们看到守身、守国的重要性。

正面评价

李鸿章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23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磨店乡。父亲李文安，母亲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鸿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谱名章铜。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1840年，中秀才。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丁未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1844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同年与周氏完婚。

184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1847年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1850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湘军幕僚

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5月首次与太平军交战于和州裕溪口。次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1855年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1856年九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185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次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1859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刚刚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1860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组建淮军

咸丰十一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铭、鼎、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和“济”字营；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以及后到的“熊”字营和“垣”字营；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

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3月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12月改为实授。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进攻太平军。

巩固地位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镇压天国

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骑都尉世职。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平定捻军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李鸿章上任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同治五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同治五年十二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六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下令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部将刘殿魁、田履安阵亡，刘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毙。辛苦鲍超赶来，从背后发起猛袭，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同治六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消极怠工，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是同治七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奕訢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1865年4月24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然而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1867年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他在军事上坚持上任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顺利镇压剩余捻军。

1869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12月被任命赴贵州督办苗乱军务。1870年七月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1871年七月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

洋务重臣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清朝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是讽刺的是，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成功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 台湾及附属岛屿，割让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但辽东半岛触动列强利益，引起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清廷须缴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其后，沙俄以“还辽有功”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两港。

1896年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沙皇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这引发了他对俄国人的报复，在最后时刻拒绝签约。[8]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1年8月《中日修好条约》；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中日《辽南条约》；1896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月《中俄密约》；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年9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晚年生涯

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8月16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1894年8月18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究其原因，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念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颐和园，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先进战备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翁同龢鉴于与李鸿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后人因此对李鸿章高价赞誉，认为他“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白银，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实际上倘若李鸿章没有过于抓北洋海军权力与“保船避战”政策，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经费不至于减少如斯，甲午海战的结局亦有可能改变，而不是窝囊的被全歼于渤海湾海港内。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清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遵从朝廷的宣战诏书，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更是以将朝廷诏书蔑称为乱命的方式促成此事。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清朝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清朝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7月30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1900年8月15日，清朝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11] ——“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而后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享年79岁。

文化成就

书法造诣

人们在评述李鸿章功过是非的同时，逐步注意到了他的书法艺术，通过其存世的大量墨迹，我们看到了他书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

李鸿章扇面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谐于一体，美若一粒粒生动活泼的珍珠在跳跃，行行有度，疏而不乱。览之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篇书法高品佳作，显示出李鸿章的书法造诣之深。

藏书成就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书在1940年由其孙李国超捐献给震旦大学图书馆，计18000册。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册，内分奏稿、朋僚函稿、译著函稿、教堂函稿、海军函稿及电稿等。其余为政书、兵书、方志、科技图书及历代名人年谱等，抄本有《柔远全书》，藏书交至震旦大学后，校方为之设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专室，又称“李氏文库”，以特制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柜贮藏。该馆在《震旦杂志》撰文介绍藏书捐赠之事。1949年以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李氏藏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后人纪念

故居
　　李鸿章的家宅，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布局整齐，结构严谨，雕梁画栋，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由南向北依次分为大门、前厅、中厅、走马楼。东面新开放的淮系展馆1500多平方米，整个李府的占地面积共计3500多平方米。

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显的江淮官宅特点。

李鸿章故居建于19世纪末。故居当年规模很大，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在十年动乱的时候，李鸿章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在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督导下，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根据历史照片，在原地修复重建，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是，主要部分仍旧保留。

祠堂
　　北京、天津、保定、上海、济南、南京、合肥肥东等地建有李公祠。

报恩祠
　　祠堂是清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李鸿章六兄弟为报许氏之恩出资兴建。由于年久失修，许氏宗族集资百万元，对报恩祠进行了重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基本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坟墓
　　大跃进时期，李鸿章的坟被刨，穿着黄马褂的遗体原本保存完好，结果被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至尸骨无存。

"

毕沅（1730～1797）清代官员、学者。字纕蘅，亦字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死后二年，因案牵连，被抄家，革世职。毕沅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续司马光书，成《续资治通鉴》，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生平

侥幸夺魁
　　毕沅于雍正八年出生于镇洋，幼年失父，由母亲张藻养育成人，深受其母的熏陶。后至苏州灵岩山，拜沈德潜从学。乾隆十八年，顺天乡试中举，被授内阁中书，撰拟、结写诏令。后来入值军机处，担任素有“小军机”之称的军机章京，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毕沅参加会试。会试分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四月发榜，毕沅榜上有名。能否登科，还得看四月二十六日的殿试。殿试时间为一白昼，未能完卷者，列入三甲之末。会试中选的人，不敢松气，紧张地准备，以期考中。
　　四月二十五日夜，毕沅与同僚诸重光、童凤三在军机处值班。他们三人都通过了会试。明日就要殿试了，诸、童二人想回寓所准备考试，让毕沅一人值班，说：“我俩书法好，可望夺魁。你书法不行，就别作非分之想了，替我们代劳吧！”殿试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毕沅见二位同僚如此讲，也就答应了。当夜，陕甘总督黄廷桂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下转军机处，毕沅详加研读。翌日，殿试开考，地点在太和殿的丹墀。
　　殿试的内容是经史时务策一道，读卷大臣于考前一日在文华殿密拟，缄封呈皇帝阅。发下后，读卷大臣同赴内阁，在监试御史的监督下，内阁中书用黄纸誊写。晚上，传集工匠，在内阁大堂刊刻印刷。护军统领带领护军校等在内阁门外严加稽查。次日凌晨印刷完毕。考卷送至太和殿，诸考生列队跪受，然后回到各自的试桌答题。毕沅打开试卷一看，时务策正是策问新疆屯田事宜的。他胸有成竹，挥笔立就。
　　第二、三天，诸读卷大臣在文华殿阅卷。毕沅的楷书不太好，但立论高深，倍受读卷大臣的关注，列为第四名。第四天，乾隆帝在中和殿听读卷大臣读卷，对毕沅的卷子极为欣赏，擢为一甲第一名。诸重光得了一甲二名，即榜眼。而童凤三位列二甲第六名。当诸、童二人得知毕沅那晚的事后，无不嗟叹。

仕途沉浮
　　毕沅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状元例授此官。他的仕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乾隆三十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一年，迁太子左庶子，实授甘肃巩秦阶道员，即巩昌府、秦州、阶州一府二州的长官。曾随总督明山出关堪查屯田。后调安肃道道员。三十五年，授陕西按察使。乾隆帝出巡，毕沅朝见，奏告甘肃大旱，乾隆帝诏赈济，免速欠田赋400万。三十六年，擢陕西布政使。三十八年，擢陕西巡抚。黄河、洛水、渭河泛滥成灾，开仓赈济，救了若干人的性命。募民开垦荒地80余顷。疏渠灌田。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墓。缮修华狱庙等名胜古迹。征集碑刻，储藏于学宫。四十一年，赏戴花翎–这是赐给有功勋者的殊荣。四十三年，听说有个叫高朴的官员在计尔羌私采玉石，运送回京。毕沅逮捕审讯高朴的仆人，没有问出什么。乾隆帝降旨斥责毕沅草率。四十四年，老母去世，离职守丧。
　　四十五年，陕西巡抚缺员，乾隆帝诏：“毕沅在西安任职很久，在家守丧快一年了。特命毕沅署理陕西巡抚。这是特殊情况，不是开在职守丧的先例。”四十六年三月，甘肃发生内乱，毕沅会同西安将军伍尔泰等率兵前往镇压，事平论功，乾隆帝赏毕沅一品顶戴。甘肃一些州县谎报灾情，冒领赈济，毕沅未据实参奏，乾隆帝让毕沅自行定罪。毕沅请罚款白银5万两，以充军饷。御史钱澧奏劾毕沅之罪应与冒赈等同，当照冒赈议处。四十七年，乾隆帝降旨，褫夺一品顶戴，降为三品。
　　四十八年，复为一品顶戴。守丧期满，实授陕西巡抚。四十九年，甘肃再度发生内乱，毕沅遣兵镇压，受到乾隆帝的奖励。五十年二月，调为河南巡抚。毕沅上疏，说黄河北岸一带连年干旱，租税收不上来，仓廪空虚，请截留漕粮20万石备用。并不得私自囤积粮米，以平粮价。疏通贾鲁、惠济河以利漕运。他的奏请皆获诏准。奉诏去调查淮水发源地，查明源自桐柏山。乾隆帝御写《淮源记》赐他。五十一年六月，擢湖广总督。伊阳县杀官首犯秦国栋等人迟迟没有缉获，乾隆帝降旨责斥，将他罢归陕西巡抚。五十三年，长江在荆江决口，乾隆帝复命毕沅为湖广总督。毕沅到任，上疏：“长江自松滋流至荆江万城堤，折而东北流，荆水无处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坎、鸡嘴石坝，逼水南流，冲涮洲沙，可克壅遏。”又请修筑襄阳等处堤坝，凿四川、湖北一带长江的险滩，便于云南钢铁的漕运。
　　五十五年，是乾隆帝的宠臣和珅的40大寿。和珅，满洲正红旗人，纽枯禄氏，原在銮仪卫当差。一次，乾隆帝看见他，觉得他很象父皇的一个妃子。雍正的这个妃子长得很美，当年还是个青年的乾隆进宫会见母后，看见那个妃子在梳头，便从她身后捂着她的两眼，妃子用梳子往后一甩，击中乾隆的额头。母后见他额头上有个伤疤，问他是怎么回事，乾隆吱吱唔唔的。母后误以为是那妃子调戏乾隆，遂将她赐死。乾隆想承认自己的过错，不能责怪那妃子，但又不敢直说。那妃子死了，乾隆在她颈上按百个殊印，默默道：“是我害了你，魂若有灵，二十年后再相会。”他见和珅很像那妃子，再看他颈上，果然有个印，便断定他是那个妃子转生，倍加宠爱，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擅权独断，贪赃枉法。文武百官多有讨好、巴结，毕沅是其中之一。在和珅40大寿时，毕沅赋诗10首相赠。
　　五十九年，陕西安康、四川大宁发生叛乱，传言来自湖北，毕沅被贬为山东巡抚，摘去花翎，罚交湖广总督“养廉银”–正俸之外按官职高低另给的银两–五年，山东巡抚“养廉银”三年。
　　六十年，再授湖广总督。湖南苗入石三保造反，奉命赴常德、荆州督饷，克尽职守，'赏戴花翎。
　　嘉庆元年，枝江人聂人杰等造反，破保康、来凤、竹山，围攻襄阳。毕沅自辰州赶赴枝江弹压，当阳又落入聂人杰手中。嘉庆帝诏罢毕沅官。诏令未到，毕沅攻克当阳，嘉庆帝又下诏复毕沅职，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毕沅擒获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人，惟叛乱者的首领石柳邓还没捉拿到。毕沅上疏，请撤各省军队，留二、三万兵分守苗疆要隘。未被允许。不久石柳邓被浮，嘉庆帝命毕沅赴湖南镇抚。嘉庆二年六月，毕沅手足麻木不仁，嘉庆帝赐“活络丸”药。七月，病死湖南辰州军营中，享年六十七岁，归葬于灵岩山的东北麓。嘉庆闻奏，诏赠毕沅太子太保。但说他在湖广总督任内失察过多，没加谥号。赵翼曾挽以联云：羊祜惠犹留岘首 马援功未竞壶头。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帝查办太上皇的宠臣和珅，抄了他的家，把他赐死。毕沅曾巴结过和珅，嘉庆闻悉，下令虎夺世职，籍没家产。一说为朝廷追究其镇压白莲教不力，滥用军需。

学问大家
　　做官从政之暇，毕沅辛勤笔耕，著作等身，“虽官至极品，铅椠未曾去手。”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杰作，博采典籍，考证甄选，剪裁熔铸，成一家之言。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但就时间来看，前后尚有巨大的空白、欲补续的，代有其人。就下续的来看，南宋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明代薛应旗、王宗沐各著有《宋元资治通鉴》。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等编成《资治通鉴后编》。这些续编在史事记录、年月编排上，错误百出。乾隆三十七年，毕沅开始编纂一部新的《续资治通鉴》。他广延英俊，博稽群书，历时20年，完成220卷的《续资治通鉴》。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乾隆五十三年，毕沅任河南巡抚时，开始编写《史籍考》，这项工程一直进行到他病死，尚未完稿。章学诚、潘锡恩相继续补，最后成书300卷。《续资治通鉴·宋纪》中的《岳飞》一文曾被选入初中教材。
　　毕沅博学多才，潜心研攻经史敬重文士，尤好扶植后进，“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据其门下洪亮吉记载，毕沅生平最爱礼贤下士，“毕沅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著名学者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汪中、段玉裁等皆曾受知其门下。毕沅精通经史，旁及语文学、金石学、地理学，并善诗文，一生著作颇丰。他在其幕宾的襄助下，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纂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尤其在经学与史学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经学方面著有《传经表》、《通经表》等，并撰《墨子集注》，直接指明诽墨始于孟子，提出《墨子》作为一种古代典籍，“不可忽也”。另注疏《道德经考异》、《晏子春秋注》、《吕氏春秋注》等。
　　毕沅极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广征博采，完成了王隐《地道记》和《太康三年地志》的辑佚、《山海经新校注》等书。在金石学上，他广加收集铜铭碑刻，编辑成《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书。对先秦诸子，也素有研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有《灵岩山人诗集》传世。同时，在他主持下，整修了西安碑林、华岳庙，翻修了司马迁祠，修缮了苏东坡祠，重建了西安灞桥等。

轶事典故

才子全靠慈母教
　　毕沅幼年就失去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集》。毕沅在她的调教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代人值班忠厚得福
　　在军机处任职的时候，毕沅与同事诸重光、童凤三等人都是举人身份。为了有个更好的前程，他们三人都参加了乾隆二十五年的礼部会试。考试结束后，他们照常回到军机处办理公务。会试发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该轮到诸重光值夜班，但诸重光急于打听考试的结果，就毫不客气地对毕沅说：“今天夜班还须请你代劳。”毕沅不解，便问：“为什么呢？”诸重光提高嗓门说：“问题明摆着的，要中状元书法必须过关。我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还有殿试夺魁的希望，得早做准备。你的书法属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难道还想去夺一甲前三名吗？”毕沅尽管心里也非常想乘空探听一下消息，但觉得诸重光的分析不无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傍晚值班时，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折，毕沅闲坐无事，便饶有兴致地将这篇奏折反复看了几遍，其内容已是烂熟于心。第二天会试发榜，毕沅与诸重光、童凤三均中贡士。数日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殿试。当时新疆初定，乾隆皇帝准备在那里搞屯田，于是亲自出了与新疆屯田有关的“策问”题。对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边，可毕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别顺手，写得格外详实得体，很得主考官们的好评，只因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仅排在第四位。乾隆皇帝阅读前十名贡士卷时，发现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满意，读到第四名毕沅的卷子时，觉得颇对胃口，大加赞赏，便亲自改为第一甲第一名，而书法颇佳的浙江余姚人诸重光却屈居第二位。人们都说，毕沅中状元是忠厚得福。

礼贤下士著述等身
　　毕沅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知理财，生活贫寒。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50两。黄景仁病逝后，毕沅又出资抚养其老母，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0两。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毕沅有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维敏捷、谈吐风雅，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结交名伶性向成谜
　　有说毕沅是同性恋者，与名伶李桂官交好，赵翼与袁枚均有诗歌描述李桂官与毕沅之间的情感：赵翼作《李郎曲》，而袁枚为李桂官的《劝毕公习字》一文作序时也写了长歌。

死后抄家

嘉庆元年，湖北省荆州、襄阳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规模浩大，得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后历经九年，才被清朝廷镇压下去。为此清朝廷耗用军费二亿两白银，相当于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嘉庆元年，清朝廷派兵对湖北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军队的军需钱粮委派湖北省安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负责管理。胡齐仑自负责管理军需钱粮以后，任意侵贪、克扣，致使领取军响的清军官兵多有怨言。于是两湖总督景府对胡齐仑经管的军费收支进行了审计清查。经过审讯得实：胡齐仑在嘉庆元年至二年间，掌管湖北省军需钱粮，在发放湖北襄阳军队的军饷时，每发一百两军饷，扣除户部在拨款时已少拨的四两“短平”银外，又报请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批准再扣除四两，以备支付按规定不准报销的款项，此外胡齐仑还利用职权私自加扣二两。如此三扣两扣，每发一百两军饷，官兵们实得九十两。胡齐仑经手发放的襄阳军队的军饷一百四十余万两，他私自扣留二万九千两，馈送给各营将军、督抚们花用，其中仅送给一名叫永保的领兵大员就达六千两。

接到审案官关干胡齐仑一案的审讯结论报告，嘉庆帝为此特发上谕，严厉痛斥贪污军饷的行为，他说：自镇压白莲教以来，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项达七千万两之多。白莲教起自湖北，而清军的行贿馈送之风也起自于湖北。前任两湖总督毕沅，公然将军需钱粮，任由胡齐仑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罪魁祸首，毕沅现已去世，倘若他还活着，我将立即把他处死，以正国法。即便如此，毕沅死后，家产还是遭到藉没，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毕沅传》所写的那样：“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

相较《清史稿》，《清史列传》的内容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嘉庆四年九月，嘉庆帝发布上谕称：“迄今匪徒蔓延，皆由毕沅于教匪起事之初，办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据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帐，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毕沅既经贻误地方，复将军需帑项任意滥支，结交馈送，执法营私，莫此为甚。倘毕沅尚在，必当重治其罪。今虽已身故，岂可复令其子孙仍在官职？”故将其作官的儿子就地免职。至十月，“追产入官”。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写道：“独军旅非所长，且驭下太宽，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后遭籍没，论者惜之。”其实，毕沅远非一个洁身自好者。乾隆末年，当时他为湖广总督，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这三人即官官相护，千方百计婪索民财。当地百姓形容他们三人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还有一个记载可以对毕沅的人品做一个补充。钱泳《履园丛话》载，和珅当权时，“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岁生日时，“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毕沅也坐不住了，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钱泳问他：“公将此诗入《冰山录》中耶？”毕沅“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钱泳所说的《冰山录》当是《天水冰山录》，明朝权相严嵩被革职，他的被查抄没收的全部财产，登在《天水冰山录》中，换言之，那是一份赃物的详细清单。钱泳的意思很明白，他已经预见了日后和珅的倒台，于是给毕氏一个忠告；毕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气节。

可惜，这只是钱氏的一家之言。清人陈康祺早就指出：“秋帆制府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毕秋帆死后被抄家，也和卷入和珅贪污案有莫大关系。在陈康祺看来，作为“毕氏客”的钱泳，对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绝权门，归功于一言之谏沮，其然，岂其然乎？”欲盖弥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藏书故实

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调任甘、陕等地为官。乾隆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与学者章学诚交往极深。 同年底，章学诚到武昌署投入他的幕下，他在武昌水陆街择一公馆，出其私人藏书20万卷，让章学诚编书修志。修成有《麻城通志》、《湖北通志》、《史籍考》等。他于经史、书画、小学、金石、诗文、地理之学，无不贯通。为编撰《关中金石记》，搜罗秦中文献1 500余种。家有“经训堂”、“灵岩山馆”，是藏书之所。编撰有《经训堂书目》。辑刊《经训堂丛书》，收书21种，是辑者注释、校订重要古籍的汇刻，由洪亮吉、孙星衍等共同校理，因名家所校，刻印质量高，被藏书家称为善本收藏。其中《山海经》、《吕氏春秋》、《释名疏证》等校本，尤为精善。其他如《长安志》、《晋泰康三年地记》，流传极少，是考证西北古史地所必备之书。刊刻图书数种。藏书印有“毕沅审定”、“秋帆珍赏”、“经训堂珍藏印”、“秋帆书画图章”、“毕沅鉴藏”、“毕沅一字湘蘅”等。著有《传经表》、《续资治通鉴》、《山海经晋书地理书校注》、《西安省志》、《关中胜迹图记》、《关中中州山左金石诸记》、《灵岩山人诗文集》等。弟毕泷，字涧飞，号竹痴，亦富于藏书，多宋元明人珍品，藏书印有“娄东毕泷涧飞氏藏”、“毕泷校定本”、“毕泷真赏图书”、“太仓毕氏静逸庵图记”等。

"

李方膺（1695～1755）清代诗画家。字虬仲，号晴江，别号秋池、抑园、白衣山人，乳名龙角。通州（今江苏南通）人。曾任乐安县令、兰山县令、潜山县令、代理滁州知州等职，因遭诬告被罢官，去官后寓扬州借园，自号借园主人，以卖画为生。与李鱓、金农、郑燮等往来，工诗文书画，擅梅、兰、竹、菊、松、鱼等，注重师法传统和师法造化，能自成一格，其画笔法苍劲老厚，剪裁简洁，不拘形似，活泼生动，被列为扬州八怪之一。"生平

李方膺出身官宦之家，好友袁枚称其为唐代名相邺侯李泌之后，其六世祖曾任明户部郎中，父亲李玉鋐历任两广及云南知县、知府，后转福建粮驿道，主管粮政、交通，两度任京官，后任福建按察使。

雍正六年雍正帝为更新吏治，实行全国荐才，李方膺以“贤良方正”受到举荐。次年，李玉鋐到京城述职，三十四岁的李方膺随父进京。觐见时，雍正皇帝怜悯李玉鋐年老，问：有儿子和你一同来么？”对曰：“第四子方膺同来。”问：“何职，且胜官否？”对曰：“生员也，性赣，不宜官。”雍正笑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即召见，特旨交主管河南、山东的河东总督田文镜委派为沿海知县。

雍正八年李方膺任山东乐安知县。当年夏秋之际，乐安大水成灾，万家漂橹，情势紧迫。李方膺未得上司批准，开仓赈济，下令动用库存皇粮一千二百石，以工代赈，募民筑堤，缓解了灾情。但随即因私开官仓被青州府弹劾。总督田文镜未予置理，反而称赞李方膺胆识过人，有功于民。灾后，经实地考察，李方膺写下《小清河议》、《民瘼要览》、《山东水利管窥》等著作。雍正十年因功升任莒州知州。雍正十二年他奉调返任乐安知县，同年冬改任兰山知县。

雍正十三年他因反对新任总督王文俊的垦荒令，上书直陈弊端，触怒上司，被罢官入狱，成为当时震惊朝野的“兰山冤案”。民哗然曰：“公为民故获罪，请环流视狱”，兰山、莒州一带农民成群结队，自带鸡黍米酒前往青州监狱探视。狱吏不许见，老百姓就把带来的钱物、食品往监狱的高墙里扔，留下的酒坛子把监狱的大门和甬道都堵住了。这场冤狱，一拖三年。直到清乾隆元年，乾隆追究起开垦失策忧民之事，罢王士俊，才得平反。那天二鼓，文书传到青州，当夜李方膺就被释放。 李方膺入都觐见，立候在军机房丹墀西槐树下，大学士朱轼指给诸王大臣说：这就是劝阻开垦的知县李兰山也。那些欲见而挤不上前的人，以手加额远望着说：就是那个瘦而长，眼睛很有神的那位吗？少宗伯赵国麟和李方膺的父亲是同年进士，握着李方膺的手说：“李贡南有子矣” 。觐见后，调安徽以知县任用，李方膺请假回乡奉养老母而不就任。

乾隆四年后，李方膺父母相继去世，在家服丧六年。守制期满，受命任安徽潜山县令，权知滁州府，不久调任合肥县令。这时又逢饥荒，李方膺按过去做法，自订救灾措施，且不肯“孝敬”上司，遭嫉恨，太守加之莫须有的“贪赃枉法”罪名，罢官。前后做县令二十年，竟三次为太守所陷，李方膺感慨万千地说：两汉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

李方膺罢官后在南京寄居金陵项氏借园，自号借园主人，常往来扬州卖画以资衣食，他在晚年有诗说：“我是无田常乞米，梅园终日卖梅花”，画上也常钤“换米糊口”之印。与居住在南京的大诗人袁枚和篆刻家沈凤过从甚密，时常联袂出游，时人称之为“三仙出洞”。

在南京，李方膺还结识了篆刻家丁敬。丁敬傲岸不群，当时千金难得其一印，但李方膺却得到过丁敬刻赠的好几方印。有人觉得很奇怪，丁敬自己在《印跋》言明： 通州李方膺晴江，工画梅，傲岸不羁。罢官寓金陵项氏园，日与沈补萝、袁子才游……予爱其诗，为作数印寄之，聊赠一枝春意。

乾隆十九年，在南京卖画五个年头的李方膺因身体不适回乡。病重时，曾勉力致书袁枚：“方膺归两日，病笃矣！今将出身本末及事状呈子才阁下。方膺生而无闻，借子之文光于幽宫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这是托袁枚为己写墓铭。待到袁枚收到这封绝笔，李方膺已离世多日了。据送信人说：此“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书也”。也即清乾隆甲戌的九月三日，这年他59岁，得的是“噎疾”，医者曰：“此怀奇负气，郁而不舒之故，非药所能平也”。临终前，他在自己的棺木上写下一生的遗憾：“吾死不足惜，吾惜吾手！”

李方膺善画松、竹、兰、菊、梅、杂花及虫 鱼，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画梅。作品纵横豪放、墨气淋漓，粗头乱服，不拘绳墨，意在青藤、白阳、竹憨之间。画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枝，欹侧蟠曲，著名的题画梅诗有“不逢摧折不离奇”之句。还喜欢画狂风中的松竹。工书，能诗，后人辑有《梅花楼诗草》，仅二十六首，多数散见于画上。传世画作为《风竹图》、《游鱼图》等等。

艺术生涯

南通籍著名画家李方膺既不是扬州人，又未如黄慎，金农等久住扬州卖画，何以得置身于“扬州八怪”之列？关于这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所刊管劲丞遗稿《李方膺叙传》已经作了考证，其要点为：一、人品、画品和其他七人相当；

二、通州于雍正元年前，还只是一个属于扬州府的散州，李方膺于康熙五十七年入学时，籍贯便是扬州府通州，所以他是广义的扬州人。李方膺跟“扬州八怪”之翘楚郑板桥的友谊，除从上面提到的几人共同创作的《花卉图》，《三友图》已可略见一斑外，更有可述者。

首先，板桥对李方膺的画艺极为佩服，评价极高。墨竹是郑板桥最拿手的绝技，但他《题李方膺墨竹册》仍认为李的墨竹“东坡，与可畏之”连画墨竹的圣手苏轼，文同都“畏之”，可见其评价之高。至于对李方膺最擅长的墨梅，则论述更具体，评价更高，郑板桥在李方膺逝世五年后所作的《题李方膺画梅长卷》中说：

兰竹画，人人所为，不得好。梅花、举世所不为，更不得好。惟俗己俗僧为之，每见其大段大炭撑拄吾目，真恶秽欲呕也。晴江李四哥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以难见工，以口口矣。故其画梅，为天下先。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夫所谓剪裁者，绝不剪裁，乃真剪裁也；所谓刻划者，绝不刻画，乃真刻画。宜止曲行，不人尽天，复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问之晴江，亦不自知，亦不能告人也，愚来通州、得睹此卷，精神浚发，兴致淋漓。此卷新枝古干，夹杂飞舞，令人莫得寻其起落，吾欲坐卧其下，作十日功课而后去耳。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板桥郑燮漫题。

在这幅画上，他还题了一首四言诗：梅根啮啮，梅苔烨烨，几瓣冰魂，千秋古雪。

据郑板桥在同一时间所作《题黄慎画丁有煜象卷》的跋语“郝香山，晴江李公之侍人也，宝其主之笔墨如拱壁，而索题跋于板桥老人。”郑板桥在乾隆二十五初夏他六十八岁时曾第二次来通州，李方膺的侍人郝香山拿出他所访藏的主人的画，请郑板桥题辞。郑有感于他与李方膺原来的深厚情谊和郝香山对其主人的一片忠义，便欣然命笔，写了上引题跋和诗，郑板桥这次来通州，住在城北二十余里的秦灶， “寓保培基井谷园”，并去游狼山，在他的集子中，留下了《游白狼山》七绝两首。

这篇题跋先批判俗工俗僧所画梅花之令人作呕；接着称赞李亏膺所画梅花“以难见工”，“为天下先”并具体叙述其画梅时以不剪裁为剪裁，不刻划为刻划，顺乎梅之天性，不见人工雕琢的艺术经验；最后表示对这幅梅画的“新枝古干，夹杂飞舞”十分倾倒，愿意“坐卧其下，做十日功课而后去”。这篇题跋写得如此具体深刻、充满感情，也反映了郑板桥跟李云膺结交已久，接触甚多，知之甚深，是他们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

李方膺解任合肥知县后，在南京借寓项氏花园，题名借园，从此定居下来，直至二十年秋因病回通州，其间整整四年时间，常与当时文坛泰斗袁枚，画家沈凤过从，谈诗论画，关系十分密切。袁枚曾在给李方膺的赠诗中写道：“我爱李晴江，鲁国一男子。梅花虽倔强，恰在春风里。超越言锯屑，落落如直矢。偶逢不平鸣，手作磨刀水。两搏扶摇风，掉头归田矣。偶看白下山，借园来居此。大水照窗前，新花插屋底。君言我爱听，我言君亦喜。陈遵为客贫，羲之以乐死。人生得朋友，何必思乡里。”乾隆二十年乙亥初春，李方膺曾回通州一次，袁枚亦有诗相送。诗集卷十一收了《送李晴江还通州》三首，第一首有句云：“才送梅花雪满衣，画梅人又逐飞。一灯对酒春何淡，四海论交影更稀。”所写确为初春景象，并明点“春” 字。

李方膺喜画风竹。他的《潇湘风竹图》画一方丑石，几竿湘竹，竹梢弯曲，竹叶向一个方向飘动，显示出狂风大作的情景。画上小题诗：

画史从来不画风，我于难处夺天工。
　　请看尺幅潇湘竹，满耳丁东万玉空。

李方膺画风竹是有深刻寓意的，他在另一首题《风竹图》中写道：

波涛宦海几飘蓬，种竹关门学画工。
　　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

《苍松怪石图题诗》
　　君不见，岁之寒，
　　何处求芳草。
　　又不见，松之乔，
　　青春复矫矫。
　　天地本无心，万物贵其真。
　　直干壮川岳，秀色无等伦。
　　饱经冰与霜，千年方未已。
　　拥护天阙高且坚，
　　迥干春风碧云里。

他当地方官三十年，遭受过几次沉重的打击。雍正八年他在乐安知县任上，因开仓赈灾来不及请示上司，而受到了弹劾雍正十年他在兰山知县任上，总督王士俊盲目地下令开荒，官员们乘机勒索乡民，他坚决抵制，竟被投进监狱，吃了一年冤枉官司，最后是乾隆十四年在合肥知县任上，因抵忤上司竟被安上“贪赃枉法”的罪名而罢官。凡此种种，就是他所说的“波涛宦海几飘蓬”。官场太黑暗了，他便弃官去学画竹，当了“画工”，他的性格依然未变，“自笑一身浑是胆”，蔑视传统，蔑视权威，爱画狂风，以此寄托自己与恶劣环境坚决斗争的不屈精神。丁有煜曾曰：“谢事以后，其画益肆，为官主力，并而用之于画，故画无忌惮，悉如其气。”李方膺的笔下，狂风固然是不屈精神的象征，但这仅是画家性格的一个方面，体现了他跟恶势力斗争的一面;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即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和同情，则促使他笔下的风化为使万物欣欣向荣的春风，使劳苦大众得到温暖的和风。他在《题画梅》诗中写道：

挥笔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
　　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

实际上，李方膺爱梅，是爱梅的秉性，爱梅的品格，其实是自我人格的外射。“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晴江微笑而已”。 “为自家写生”，一语道破李方膺画梅的心态和内蕴。其题《梅花卷》云： 予性爱梅，即无梅之可见而所见无非梅。日月星辰梅也，山河川岳亦梅也，硕德宏才梅也，歌童舞女亦梅也……知我者梅也，罪我者亦梅也。李方膺好友袁枚评价其梅称：“傲骨郁作梅树根，奇才散作梅树花，孤干长招天地风，香心不死冰霜下”。

"

生卒年： 约1738—约1815 清代文学家。字兰墅，一字云士。因酷爱小说《红楼梦》，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祖籍铁岭（今属辽宁），先世清初即寓居北京。"评价

这位奇迹的创造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指责和谩骂，在中国文学史上享受这种待遇的作家并不多见。曾几何时，红学家们将难见《红楼梦》全璧的不满和怨气全撒到高鹗身上，对其所做的续补工作全盘否定，横加指责，将其视为篡改《红楼梦》的罪人，还有的红学家将他描绘成用心险恶，受人指使的文化特务。其结果是高鹗以丑角形象在一部部文学史教材中被当作反面人物而游街示众。随著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和正常化，人们才开始用比较公允和宽容的目光来重新审视这段文学史上的公案，为保全《红楼梦》而付出辛勤劳动的高鹗终于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饱受贬斥的后四十回在红学家眼里也有了新的色彩和内涵。

用困厄失意、才华过人八个字足可概括高鹗的一生。落魄不遇，使他与曹雪芹有类似的人生体验；才华独具，使他的后四十回在众多续红之作中脱颖而出。以高鹗的见识与功力，如果他另写一部小说，肯定会得到更高的声誉，但他做出了续补《红楼梦》这种极富挑战性和冒险性的选择，与一位最优秀的天才作家并肩而立，接受后人并不友好的审视和品评。

“天涯倦客楼头妇，一种消沉奈落何”。十分遗憾的是，因资料的缺乏，高鹗在我们的视野中只是个面目模糊的身影，从其夫子自道及其零星的记载中可窥见其生活人生的一鳞半爪。他虽中过举人、进士，可等他得到这些施展才学的资格时，已年过半百，油然而生夕阳之叹了。随后而来的内阁中书、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等有职无权的谏官、学官官衔让颇有胸襟的高鹗感到失落和惆怅，在不少诗文中，他流露出一种“泥途悲潦倒”的感叹。早年的科场淹滞、晚年的平淡仕途使他始终处于悲苦困厄的心绪体验中，这使他能够在情感上理解和贴近曹雪芹，完成那个动人心魄的悲剧结局。一方面是“金粉飘零旧梦怀，凄凉往事付歌喉”，另一方面是“学邃才雄”，“誉满京华”。

其过人的学识、出众的才华、生花的口才据说是“凡在有目，谅皆欣赏”，这也许是失意人生的一种必要补偿吧，否则，续补《红楼梦》将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永恒感叹。

此外，我们还知道高鹗为人忠厚，常常勖勉、规劝弟子们克尽忠孝，走举业之路。他的八股文写得很好，思力精到，笔力雄健。在诗文中，他还常将人生如梦的感伤情怀抹上一层佛老色彩。所有这些，我们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都可依稀感觉到。

尽管直到今天红学家们对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仍然众说不一，比如有人认为其中有曹雪芹的残稿，但更多的人相信它出自高鹗之手，因为有比较可信的证据。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在其《赠高兰墅同年》一诗的自注中明确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高鹗本人也写过一首题为《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的诗，抒发辛苦劳动后的感受。在程伟元《红楼梦序》、高鹗《红楼梦序》以及程、高合写的《红楼梦引言》中，也记述了高鹗的工作：“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至于高鹗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是修修补补，还是凭空营构，红学家们尽可以埋首穷究，互相诘难，但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令人信服的最终结论，毕竟与《红楼梦》有关的谜团太多了。在没有新的材料推翻旧论之前，我们还是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全部归之于高鹗一人。

文学特点

高鹗的创作可分为前后期。以乾隆五十三年中举为分界线，前期喜写词，后期喜写诗。他的词风近于晚唐五代的花间词，秾艳多姿，稍似温庭筠，但还不像温的过于轻浮。词作内容大体分四种：一，塾师生活，如《竹素来谒又赠》；二，感事咏怀，如《忆王孙》《好女儿》《锦帐春》，塑造坚贞的少女形象，鲜明逼真，富有时代气息；三，冶游，如《声声慢》，留下了他年少时和贵族子弟出入歌楼舞榭的放浪痕迹；四，与畹君的恋情，如《南乡子》《唐多令》《江城子》《临江仙》《惜余春慢》，其《金缕曲》极力描绘与畹君的悱恻哀艳之情，如泣如诉，百转千回，往事历历，含情真挚。

高鹗写诗注重修辞立诚、表情达意，以盛唐为宗，学杜诗特别用力，一洗脂粉香泽气息，扩大了题材范围，诗风庄雅豪放，语言雄劲有力。他的七律可以称得上是其诗作中的佼佼，特别是抒发兴亡之感的，不单气象恢弘，声调和谐，意境高远，而且由于越出了个人的狭小生活，触及了重大的历史主题，多少有点群众立场，含有朦胧的民族意识，如《晚归过三忠祠》。

高鹗在艺术实践上讲究创新，注重立意，用典上善于翻新，这些都是很可贵的。其缺陷是：在内容上反映的生活面不甚宽；在表现形式上，个别对仗还不甚工；同时个别词语也失之晦涩。尽管如此，还是瑕不掩瑜，其成就是为主的。

轶事典故

麟庆是高鹗同僚，其《鸿雪因缘图记》记载高鹗轶事三则：

文渊阁国史馆典籍厅前有芍药一株，年久枯萎。嘉庆壬申四月忽发新枝，麟庆友人、浙江举人沈淦绘图写之，麟庆、高鹗受邀赋诗，京城传为韵事。

麟庆在内阁为官时，高鹗赠给他一把扇子，上面绘有王文简公在扬州邀请众名士红桥雅集作春游诗的故事。

有一年麟庆过酒仙桥，忽忆旧友，口占一联曰：“跨鹤酒仙应入座。”正思下联，见一人骑驴而至，于是对曰：“骑驴诗客或题桥。”走近细看，原来是高鹗，二人相认大笑。

红学争鸣

综述
　　红学界对高鹗的争议围绕两个焦点：一是他对后四十回做了什么，二是如何评价后四十回的文学成就。

在19世纪评点派那里，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是不分家的；20世纪20年代，胡适、俞平伯考证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但并未否定其文学价值和贡献；建国后，以周汝昌为代表的大陆红学界极力打压甚至恶骂后四十回，高鹗随之被妖魔化，只有台湾的林语堂等少数学者坚持为高鹗鸣不平 ；21世纪初，由于百家讲坛的广泛影响，社会上出现了全盘否定高鹗、腰斩后四十回、狗尾续貂的不良倾向。

高鹗正方
　　张问陶《赠高兰墅同年》自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胡适等学者把这个“补”字理解为“续”，此即“高鹗续书说”的起源。

学者又根据张问陶《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自注“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把张问陶妹夫“汉军高氏”说成是高鹗，以此强化张问陶那个“补”字的效力。例如，震钧《天咫偶闻》卷三：“张船山有妹嫁汉军高兰墅，以抑郁而卒，见船山诗集……世行小说《红楼梦》一书，即兰墅所为。”

高鹗反方
　　四川学者胡传淮发现了张问陶妹夫汉军高氏的新材料。嘉庆二年冬，张问陶等在为其父撰写的《朝议公行述》中明文提到，四妹张筠嫁给了汉军高扬曾。民国十三年刊本《遂宁张氏族谱》卷一证实张问陶妹夫高扬曾的身份为镶黄旗汉军袭骑都尉。由此可知，张问陶四妹张筠的丈夫不是高鹗，而是汉军高扬曾。张问陶与高鹗并无亲戚关系，他所说的“补”字更不能曲解为“续”，而是补缀、打补丁、编辑、整理、校对的意思。

俞平伯曾运用文学考证法批评后四十回的诸多矛盾，林语堂《平心论高鹗》则运用同样的方法鉴定后四十回来自曹雪芹原稿，认为高鹗只是对原稿进行了必要的编辑整理，而没有续写。张庆善说，对于高鹗改变《红楼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说法，其实是没有根据的。高鹗保留了红楼梦手稿中的基本风貌，将一些称谓、辈分做了适当调整，增加了这部作品的真实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红楼梦》、李少红2010版电视剧《新红楼梦》，吸取冯其庸、张庆善等红学名家的意见，将署名更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高鹗在他自己的履历上写的出生日期是“戊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时生”，也就是公历1758年11月17日。

高鹗父亲是读书人，有田产，住在京郊。高鹗少年喜冶游，常同“少时酒伴”“趁蝶随风，浪赢两袖香留”，看来是比较放荡，不太遵守儒家礼教。

青年时期的高鹗追求功名，热衷仕进，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主导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但几次赶考都名落孙山，这给了他精神上以莫大打击，一度离京到京西北长城一带做私塾先生，也可能做过幕宾。

此一时期，高鹗与畹君谈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畹君上有老，下有小，因遭遇不幸而信佛。高鹗词中写得最多的就是这段爱情。

高鹗在科场上折腾了很久以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终于如愿中顺天乡试举人。

整理《红楼梦》
　　高鹗中举后，接连准备会试，都一再失败，身心疲惫，不过也偷得数年闲暇。他曾从友人处借阅《红楼梦》抄本，但止于八十回，不见后半部，他深以为憾。

乾隆五十六年，也就是高鹗中举后第三年春，友人程伟元登门拜访，出示自己搜求购买的百二十回全本，并邀请他一同参与编辑整理。高鹗认为此书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情小说，但大致上与儒家思想并无冲突，因此欣然应允。到这年冬至后五日，任务完成，下厂付印。很快，《红楼梦》出版史、传播史上第一个工程浩大的印本问世了，胡适称之为程甲本。据程伟元说，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是对原稿进行编辑校对，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再印刷出版。

程甲本的出版略嫌仓促，有点急功近利，所以编校排印不够仔细，刚出厂就发现了很多瑕疵，于是高鹗与程伟元立即着手重订，于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三日付梓，胡适称之为程乙本。

程伟元、高鹗合撰的程乙本《引言》提到，此本前八十回是在参考各种旧抄本的基础上补足缺文，订正讹误，其间偶尔也有增损几个字的情况。而后四十回仅存残本，并无别的版本作参考，因此只能按照残稿前后次序，在空缺处打上补丁，使叙事连续以减少矛盾。至于残稿的原文，他们并不敢妄自改动。

高鹗对自己参与编辑、整理、出版《红楼梦》的功劳很自负，作《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诗云：“悟得光明自在禅。”

仕途得意
　　程高本《红楼梦》出版后，高鹗迎来了人生高峰。乾隆六十年，中乙卯恩科进士，殿试三甲第一名，授内阁中书。

高鹗在职期间讲究操守，勤于政事，年轻有为，受到同僚及上司的一致好评，因此步步高升，历官汉军中书、内阁典籍、内阁侍读。

嘉庆六年，高鹗以内阁侍读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嘉庆十四年，高鹗由侍读考选都察院江南道监察御史。

嘉庆十八年，高鹗升刑科给事中。

晚年家贫
　　高鹗任刑科给事中不久，即因失察八卦教教首林清谋反案而受到降三级调用的惩罚，应了“登高必跌重”的俗语。他半世为官，两袖清风，忽遭此变故，晚景凄凉。嘉庆二十年，高鹗卒，享年57岁。

"

项鸿祚（1798～1835）清代词人。原名继章，后改名廷纪，字莲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两应进士试不第，穷愁而卒，年仅三十八岁。家世业盐筴，巨富，至君渐落。鸿祚一生，大似纳兰性德。他与龚自珍同时为“西湖双杰”。其词多表现抑郁、感伤之情，著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4卷，《补遗》1卷，有光绪癸巳钱塘榆园丛刻本。

朱孝臧（1857~1931）晚清四大词家之一。一名祖谋，字古微、藿生，号沤尹、彊村，浙江归安（今吴兴县）人。光绪八年举人，次年进士，历官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光绪三十年出为广东学政，因与总督龃龉，引疾辞官。民国二十年卒于上海。朱孝臧始以能诗名，为京官时，与王鹏运交，弃诗而专攻词。词作“融诸家之长，声情益臻朴茂，清刚隽上，并世词家推领袖焉。诗能入品。”著有词集《彊村语业》二卷，身后其门人龙榆生为补刻一卷，收入《彊村遗书》。"主要著作

朱孝臧尤精校勘，循王鹏运所辟途径，而加以扩展，所刻《彊村丛书》，搜集唐、宋、金、元词家专集163家，遍求南北藏书家善本加以勘校，为迄今所见比较完善的词苑的大型总集之一。又辑《湖州词徵》30卷，《国朝湖州词录》6卷。其他已刻、未刻丛稿，由其门人龙榆生于1933年汇编为《彊村遗书》出版。其中包括足本《云谣集杂曲子》1卷，《词莂》1卷，《沧海遗音集》13卷等多种。朱孝臧选《宋词三百首》突出选格律派的作品，以吴文英名列第一，计二十四首；周邦彦次之，凡二十三首；姜夔再次，录十七首。而欧阳修仅有九首，柳永十三首，秦观仅有七首，苏轼仅十首，辛弃疾仅有十二首。朱氏承常州词派遗绪，由此可以概见。

生平

朱孝臧，归安埭溪渚上彊村人。父光第，初幕游江淮间，光绪中曾任河南邓州知州，后被劾落职卒于河南。朱孝臧童年爱好文学，随父在河南生活。光绪八年中举，光绪九年中癸未科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官会典馆总纂总校、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光绪三十年，出为广东学政，因与总督不和，最后辞官，寓居苏州，任教于江苏法政学堂。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包围外国使馆，董福祥部击毙日本外交官。朱孝臧上疏反对仇教开衅，因触怒西太后等，几获罪。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以“忠心谋国”升为内阁学士，擢为礼部侍郎。是年秋，外放广东学政。因与总督意见不合，引病退职，卜居苏州。不久，被聘为江西法政学堂监督。宣统元年，为弼德院顾问大臣，因病未赴任。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袁世凯欲聘为高等顾问，一笑拒之，后在天津以君礼参拜废帝溥仪，卒于上海。

朱孝臧有亲兄弟三人：二弟孝威，分省补用道；三弟祖谦，江苏候补巡检；四弟祖誉，国史馆誊录。朱孝臧原配严氏封一品夫人，侧室陆氏。严氏出一子：方诒，二品荫生，官山东通判。才隽有父风，壮年殒折。娶夏氏，孙桐第二女也。孙一：贞同，奇慧先殇。所以继大宗者尤可待。晚抚仲弟子方饬为嗣。

文学创作

朱孝臧早岁工诗，风格近孟郊、黄庭坚，陈衍称其为“诗中之梦窗”，可以乐“枵然其腹者”。光绪二十二年，王鹏运在京师立词社，邀其入社， 方专力于词。所受鹏运影响指教甚多。他将自己生平所学抱负，尽纳词中，颇有关系时事之作。如《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声声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耼赋落叶词见示感和》、《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摸鱼子·梅州送春》、《夜飞鹊·香港秋眺》等表现对维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绪帝珍妃的遭遇，抒发壮怀零落、国土沦丧之感，悲惋沉郁。

晚年虽词境更趋高简浑成，内容除偶及军阀混战情事外，多为遗老孤独索寞情怀或流连海上歌场之作。他的词取径吴文英，上窥周邦彦，旁及宋词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见，“勘探孤造”，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讲究审音，有“律博士”之称。所以被时人尊为“宗匠”，乃至被视为唐宋到近代数百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王国维称其为“学人之词”的“极则”。著有词集《彊村语业》3卷，诗集《彊村弃稿》1卷。

年表

咸丰七年丁巳 七月二十一日。
　　生于湖州埭溪上彊村。夏孙桐《朱孝藏墓志》。
　　咸丰十年庚申，四岁。
　　随家人从故乡湖州埭溪来到萧县。《归安县志》称，大约在咸丰庚申二月，太平军围湖，其乡埭溪“遭兵火尤甚，居民什不存一，村墟寥落”。这里所谓的“庚申二月，粤匪窜湖郡”的史事，指的是太平军在1860年二月为了解除天京之围而对浙江的一次用兵。是年正月末，李秀成率部将陈坤书、谭绍光等从安徽芜湖出发，至南陵合左军主将李世贤所部，取道皖南，攻入浙境。二月十二日，攻占长兴之后，由李世贤率部围攻湖州，用以牵制清军，这是太平军首次围攻湖州。至三月下旬，太平军即解围而去。而大约就在这个“吴越方被寇乱”的时候，朱氏举家开始从其父客幕于萧县。
　　同治三年甲子，八岁。
　　朱氏改名祖谋。
　　光绪元年乙亥，二十岁。
　　随父候补知州来到河南。《朱公行状》：“光绪初，随官大梁”。之后几年，他除了参加取得乡试资格的各类考试之外，基本上是随侍其父幕游仕宦生活的。
　　光绪八年壬午，二十七岁。
　　中举，翌年进士。据《朱公行状》云：“壬午，癸未联捷，成二甲一名进士。”接下来十三年的时间里，历任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总纂总校、戊子科江西副考官、戊戌科会试同考官等职。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四十岁。
　　重新回到京师在会典馆任职。当时任御史的王鹏运倡举词社，郑文焯《比竹馀音·木兰花慢》序云：“半塘前辈咫村词社，咏京师胜迹。”早年彊村就与王鹏运交好，正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论述彊村云：“少时随宦河南，遇王鹏运，交相得也。”因此，半塘举词社，彊村也应邀加入。自此彊村开始专工于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词学渊源，正是半塘老人引导的结果。时值国事日非，外患日亟，身经亡国之痛的他在许多词作中寄托了国家之慨。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四十一岁。
　　于苇湾作词感发国事。时距甲午战败三年，沙俄与德国假借调停之名，垂涎我国的旅顺、大连、胶州湾。有词《长亭怨慢·苇湾重到，红香顿稀；和半塘老人》“尽消尽涉江情绪。风露年年，国西门路。绀海凉云，昨宵飞浣石亭暑。乳蝉高柳，凄咽断、宾洲谱。莫唱惜红衣，算一例、飘零如雨。 迟暮。隔微波不恨，恨别旧家鸥侣。青墩梦断，枉赢得、去留无据。试巡遍、往日阑干总无著，鸳鸯眠处。胜翠盖亭亭，消受斜阳如许。”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二岁。
　　移居上斜街查查浦故居，邻小秀野草堂。《朱公行状》：“上斜街新居，是查德尹先生的住宅。”是年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戮，彊村与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有旧，遂作《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野水斜桥又一时，愁心空诉故鸥知。凄迷南郭垂鞭过，清苦西峰侧帽窥。 新雪涕、旧弦诗，喑喑门馆蝶来稀。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 “裴村”就是刘光第的字。徐世昌《晚晴簃诗话》云：“朱古微侍郎与裴村为同岁生日，重其人，并重其诗，谓有少陵意境。”裴村于八月十三日遇害，此词作于“九日”，时隔二十五、六日，过旧友别业，有感而发。
　　光绪二十五年已亥，四十三岁。
　　按吴熊和《〈彊村丛书〉与词籍校勘》称，是年与王鹏运合作校刊《梦窗词》，这是彊村校词之始。《梦窗词》也是最能说明“校词之难”的一部书。
　　是时，先生还与张仲炘交往颇密。作词《乌夜啼·同瞻园登戒坛千佛阁》“春云深宿虚坛。磬初残。步绕松阴，双引出朱阁。吹不断。黄一线。是桑乾。又是夕阳无语、下苍山。”张仲炘字慕京号次珊，又号瞻园。“戒坛”，寺名，又称戒台寺，为中国三大戒台之一，素有“天下第一坛”之誉。是年早春的傍晚，先生与词友张瞻圆在戒坛寺登览志感，写下此词。此外还有词作《瞻圆前辈见示酒边新作，半塘和之，蒙复继声，用清真韵·氐州第一》一首，《瞻圆约为西山之游，寒阴滞人，屡阻携屐，雪后引眺，赋比作简·三姝媚》一首，可见祖谋与瞻圆过从甚密。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十四岁。
　　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逃亡西安。当时祖谋困居在宣武门外校场头条胡同，王鹏运的“四印斋”寓所，与王鹏运、刘福姚一起填词书法家国之恨。《鹧鸪天·庚子岁除》“似水清尊照鬓华。尊前人易老天涯，酒肠芒角森如戟，吟笔冰霜惨不花。 抛枕坐，卷书嗟。莫嫌啼煞后楼鸦。烛花红换人间世，山色青回梦里家。”也是其中一首。此调旧刻共有两首，据其中第一首序云：“‘好友同居亦当家’。 庚子岁除，与忍庵同居四印斋，惊翁词成索和，遂拈此作歇拍，盖乐句事情，适相和也。”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四十五岁。
　　被提升为礼部侍郎，不久便兼任吏部侍郎。《朱公行状》：“辛丑回銮后，遂擢礼部侍郎，召对称旨，有留心外事之褒。寻兼吏部侍郎。”《光绪东华禄》：“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以朱祖谋为礼部右侍郎。”夏，半塘与孝藏分别，出都，此后两人通过书信来往保持联系。半塘甲辰五月致彊村云：“自辛丑夏与公别。”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四十六岁。
　　秋，出任广东学政。《朱公行状》：“是秋，简放广东学政。”及闰枝《悔龛词·霜叶飞》序云：“壬寅展重阳，天宁寺饯古微督学广东，用梦窗韵。”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四十七岁。
　　官广东学政，视学至嘉应州。春，曾与当时放归在家的黄遵宪相聚。有词《摸鱼子》题云：“梅州送春，时得辇下故人三月几望书”一首，《烛影摇红》题云：“晚春过黄 度公人镜庐话旧”一首。
　　光绪三十年甲辰，四十八岁。
　　仍任广东学政。是秋九月，他利用出任广东学政的机会游览香港。作词《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沧波放愁地，游轻回，风叶乱点行杯。惊秋客枕，酒醒后、登临倦眼重开。蛮烟荡无霁，天香花木，海气楼台。冰夷漫舞，唤痴龙、直视蓬莱。多少红桑如拱，筹笔问何年，真割珠崖？不信秋江睡稳，掣鲸身手，终古徘徊。大旗落日，照千山、劫墨成灰。又西风鹤唳，惊笳夜引，百折涛来。”
　　是年，王鹏运病殁。先生得知此消息后，作《木兰花慢》序云：“程使君书报半塘翁亡，翁将之若耶上冢，且为西湖猿鹤之问，遽逝吴中，赋此寄哀。”足见两人之深厚交谊。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四十九岁。
　　是年，祖谋在广东任职时，为友人朱敬斋送行。作词《琵琶仙·送朱敬斋还江阴》云：“残酒辞春，渺千里、岸草征袍同色。离绪轻结柔杨，丝丝怨行客。茸帽底、暄风暗咽，愁满、乱云江国。越缦离声，吴舟双俊约，须记今夕。 是蛮海、飘泊归来，甚临别天涯又寒食。颠倒玉殇无味，苦低垂头白。人意比，飞花更嫩，怕隔年、冷了词笔。好趁 甲光阴，嘴君重碧。”
　　任广东第三年，因与总督意见不合，引疾去官。《朱公行状》：“乙巳，以修墓请假，离学政任回籍。”《墓志铭》云：“会与总督龃龉，引疾去。”有《西平乐·别西园作》一首为祖谋去官之前所做，借道香港，经水路北归时，作词《清平乐·夜发香港》“舷灯渐灭，沙动荒荒月。极目天低无去鹘，何处中原一发？ 江湖息影初程，舵楼一笛风生。不信狂涛东驶，蛟龙偶语分明。”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五十岁。
　　解职北归后，估计居住于苏州吴门，往来于上海与苏州之间。《朱公行状》：“是年，遂以病乞解职，卜居吴门。”
　　王鹏运客死苏州。孝臧哭之以词，有《庆春宫》、《木兰花慢》、《哨遍》、《八声甘舟》诸阕皆为悼祭半塘所作。而《木兰花慢·岁除苦雨，兀坐篝灯，赋此遣怀》尤见凄绝。“洗梅根堕粉，换年事，雨声中。看蜜炬笼花，糁盘添胜，围幕香重。楼东。曙鸦未起，黯歌尘，犹颤好帘栊。吟与玉笺旋引，曲游金埒还慵。 欢悰。半冷翠盘龙。多事买吴篷。笑黄柑未擘，洗妆清靥，惯湿东风。相逢，镜屏梦底，问岁寒、宫袖几时红。双举流霞漫动，老怀翻恼琼钟。”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五十一岁。
　　孝藏寓居苏州已一年有馀，《郑叔问年谱》：“朱古微侍郎卜居吴城小市桥东听风园，先生为相阴阳，练时日，且举宋词人吴应之故事，词以张之。”后居上海，与郑公交往颇为密切。《郑孝胥日记》载：“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朱古微邀至庭筠里花凤英家，未能往。五月十七日晨，过啸桐。……过朱古微。五月廿三日晨，过朱古微。六月十一日晨，过朱古微，同视杨彝卿、李畲曾，不遇。六月十三日，与柽弟俱赴朱古微之约于庭筠里缀春阁，呼本堂绣云阁花如兰、金小菊及同春坊缥缈楼等。六月十四日，李拔可约至一枝香午饭，晤古微、伯潜、幼点、惠亭、子有等。六月十六日午后，与朱古微、拔可、稚辛同至清和坊花如兰家斗牌，至十一点乃散。七月十二日， 淇泉亦宴客于楼下，于座晤朱古微。席散，偕古微步月至立宪公会，与孟庸生谈久之乃去。七月十四日，啸桐邀同古微斗牌。九月初五，过朱古微。可见祖谋在这一年里，还经常往来于苏州与上海之间。作词《蓦山溪》、《渡江云·沪上遇伯弢，旋复别去歌酒相劳，声为此词》诸阕。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二岁。
　　年初居上海，与郑公往来密切。《郑孝胥日记》：“正月初四，又过朱古微谈。饭后，过中国公学。与古微同照相，游张园，返同过云帅。正月初十，朱古微来。[1128]二月初七夜，宴客于花如兰家，客为夏剑丞、朱古微、沈友卿、严又陵、孟庸生、柯贞贤。后任江苏法政学堂监督。《朱公行状》：“既而苏州创立法政学堂，聘为监督。士林仰起清望，归依甚殷。”按龙沐勋《忍寒序零拾》载永嘉江蓬仙步瀛所记《彊村逸事》云：“光绪三十四年，摄政王检庚子奏案，以公之奏折，感言而不失国体，遂命荣督端方劝公击山，诏书数颂，卒不受。上著苏抚聘为江苏法政学堂监督。以示国家礼贤之至意。”因对初刻“意未尽慊”，根据他续有创获，重校《梦窗词》。二十一日，光绪帝崩。
　　宣统元年己酉，五十三岁。
　　朝廷诏祖谋赴京就职，引疾未痊，没有赴任。《朱公行状》：“宣统纪云，特诏徽诏，以宿疾未痊，乞假未赴。”《郑孝胥日记》宣统元年二十二日：“报登十四日上谕：‘前礼部侍郎朱祖谋，前内阁学士陈保琛，前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均著来京，钦此。’此所谓‘特诏徽诏’也。而先生则以‘宿疾未痊，乞假位赴。”
　　宣统二年庚戌，五十四岁。
　　清明，孝藏经过何笛帆的骝桥故居。作词《雨霖铃·清明过何笛帆骝桥故居》
　　昏鸦啼涩。近连桥路，暗雨如 。孤云一逝何处，门巷乱、苔花綦迹。薄暝流飙旋起，渐尘动欹壁。甚燕燕、凄语东邻，此地无人解吹笛。 天涯酒醒消魂极。但忽忽、地空尊泣。文章枉换羁旅，零落尽、茂陵残笔。夜壑孤吟，应省今朝、过了寒食。待剪纸、重新招魂，梦断枫林黑。
　　初夏，罗掞东从京师来苏州，拜访了彊村，祖谋有词《西河》序云：“庚戌夏六月，瘿庵薄游吴下，访予城西厅枫园，话及京寓，乃半塘翁旧庐。”《郑叔问年谱》：“宣统二年庚戌夏，‘罗掞东自京师来苏，访先生及朱古微侍郎，言渠之京寓，即半塘翁四印斋故居，古微于是有《西河》之作。”
　　秋，彊村先生与赵尧生侍御聚饮，同泛横塘。《郑叔问年谱》：“是年，程雪楼曾招赵尧生侍御游苏州，与先生及彊村侍郎聚饮。侍御与彊村同泛横塘，彊村奉先生言，卧舟中，于桥洞见远山，大似团扇中景，昔人诗词少及者。”
　　另孝藏笺注的《东坡乐府》成，继校《梦窗集》所创的五例而又有所发展，创凡例七条。
　　宣统三年辛亥，五十五岁。
　　是年，朝廷设置弼德院，授祖谋为顾问大臣，乞假未赴。《朱公行状》：“是年，设弼德院，授顾问大臣，乞假未赴。”夏敬观《忍寒庐零拾》载江蓬仙所记彊村逸事云：“迨宣统三年奉诏命为顾问大臣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下诏退位。
　　民国元年壬子，五十六岁。
　　辛亥革命之后，先生以遗老自居，致力于填词校刻，不问世事，往来于淞与湖之间。《朱公行状》：“辛亥国变，不问世事，往来湖凇之间，以遗志终矣。”江蓬仙记彊村逸事云：“光复之后，苏人七清公主持法校，浙人电公任军政府事，皆以衰病力辞。从是退居沪上，易名鬻书，林下优游，校词传世。”
　　是年，还与友人李宣龚同游焦崖。据李宣龚《甲子小寒奉题沤尹年丈校词图时距焦崖之游已十有二年矣》。
　　民国二年癸丑，五十七岁。
　　北上入京。于词《绮寮怨·兵后海上遇歌者朱素云》中“怅恨病辞茂陵”句，《曲玉管·京口秋眺》中“最爱青山，也似北顾仓皇。寄奴乡。”句。可知是年秋，祖谋已至京城，面对昔日旧景，有感而发。
　　民国三年甲寅，五十八岁。
　　重至旧京，袁世凯欲聘为高等顾问，笑而却之。《朱公行状》：“乙卯岁，至旧京。袁世凯方为总统。旧礼旧僚，欲罗政而不得。闻其至，急致书聘为高等顾问笑却之，未与通一字。”然先生当于甲寅秋后一至旧京，至明年五月挽麦孺博间，时已归上海。故《行状》中“乙卯岁”应当是“甲寅岁”。
　　民国四年乙卯，五十九岁。
　　于上海为郑叔问刊行《苕雅馀集》，并作序事见《郑叔问年谱》。
　　民国五年丙辰，六十岁。
　　与自海外归来的王国维聚于上海。王国维《彊村校词图序》云：“丙辰春，国维自海外归，过先生于上海。同时流寓至贤大夫，颇得相从捧手焉。”
　　中秋，先生还与况周颐等词友，相约听歌，作词唱和。《蕙风词》集有“中秋集愚圆，为彊村补祝”《定风波》一首，又有“彊村有听歌经年之约，词以坚之。”《满路花》一首，又有“彊村嘱屡听歌，鲰生竟弗舆。”《塞翁吟》一首，皆此年中作，足以证明二人在沪交游踪迹。又《词林新语》有记彊村，蕙风在沪行踪数条。一条云：“归安朱彊村，词流宗师，方其选三百首宋词时，辄携钞帙过蕙风簃，寒夜啜粥，相与深论。维时风雪甫定，清气盈宇，曼诵之声，直充闾巷。”又一条云：“蕙风有芙蓉癖，濡染彊村微灯双枕，抵掌剧谈，往往中夜。”云云。
　　民国六年丁巳，六十一岁。
　　祖谋时居沪上。章梫《题校词图》：“丁巳冬月，奉题彊村去前辈校词图，兼补寿丙辰六月生日，时同寓上海。”《清代七百名人传》称：是年，他校刻唐代宋金元词总集，别集一百六十八家是年，名曰《彊村丛书》。凡经三次校补印行，初刻问世。 《彊村丛书》的校例，是朱孝臧之前校《梦窗集》、《东坡乐府》创“五例”、“七例”的发扬光大。
　　另对于张勋复辟一事，祖谋有词“问几度，安排平圃宴”《调仙歌》暗指此事。
　　民国七年戊午，六十二岁。
　　祖谋故人郑叔问殆。遂与叶恭绰，梁启超等，致函内爷总长钱干臣，江苏省长转行吴县知事，将郑公之任宅，坛墓分别立案保护。据《郑叔问年谱》所记。
　　十一月嘱罗掞东题校词图序，并同游西湖。
　　民国八年己未，六十三岁。
　　时居沪上。清明，游龙华寺。龙华寺在上海市西南十八里，寺外桃花簇拥，为三国吴赤鸟中所建。有词《六幺令·清明龙华寺薄游》。
　　纸鸢风过，扶路糖箫热。江桥酒旗青处，草色裙腰接。扑水红英万点，过眼芳菲节。数声新鴂，鞧千索外，唤起春人罗屟。 不信玄都梦里，历尽华鬘劫。百尺无主香台，断续残钟咽。鸡酒招魂几许，钱纸灰成蝶。照人啼靥。端端正正，却是桃花旧时月。
　　民国九年庚申，六十四岁。
　　民国十年辛酉，六十五岁。
　　贺仲弟孝威六十寿，特作词《金缕曲·寿闰生弟六十》“无怪吾衰矣。算阿连、左弧悬到，齐头甲子。湖海平生轻离合，颇负夜寒姜被。溯别恨、峡流牂水。犹有沧江容一卧，便安排、风雨连床计。秋色在，雁行里。 篆盘婆律香云起。待商量、归心与问，闻思大士。咫尺苕山家何许，茅屋石田而已。且生事、醉乡料理。四海子由真键者，几沧桑、自笑难兄弟。吾意托，小山桂。”
　　民国十一年壬戌，六十六岁。
　　是年，曾游虎丘山。《蕙风词话》是年有《戚氏》一首题云：“沤尹为畹华索赋此调，走笔应之。”又注云：“畹华将别去，道人先期作虎山之游避之。”畹华即梅兰芳。先生与蕙风皆极赏梅剧，可知是时先生与梅也过从颇密。
　　是年还拜访了李景铭，即石芝居士。有词《鹧鸪天》题作：“越日重游，遂访石芝居士”
　　民国十二年癸亥，六十七岁。
　　仲弟孝威病殁，伤心至极。《朱公行状》：“与诸弟爱最笃。季弟早世，叔弟里居，仲弟孝威亦寓吴，相依为命，前岁病殁，伤之盛，遂益衰。”此“前年”相对于前文“乙丑”而言。
　　是年，吴昌硕为祖谋画《彊村校词图》，并题词一阕《减兰》，词云：“金风嫡派。一世词流甘下拜。馀事丹黄。远接虞山近半塘。故山浮玉。梦里消磨文字福。何日归篷。和尔樵歌一笛风。”
　　民国十三年甲子，六十八岁。
　　是时，梅兰芳在沪，先生与况周颐、吴昌硕雅集，填词唱和。按赵尊岳《蕙风词史》云：“畹华去沪，越岁东来，先生属吴昌硕为会香南雅集图，并两集余家，一时裙屐并至。图卷题者四十余家，画五帧，则吴昌硕、何诗孙，沈雪庐、汪鸥客作也。彊村每会辄至。”有词《浣溪沙》题作《和病山，蕙风即席之作》推是时祖谋常有即席闻歌作词唱和之雅会。
　　民国十四年乙丑，六十九岁。
　　春，与陈仁先一同北上天津。《朱公行状》：是年“谒天津行在，谆谆于典学，生计两端，忠诚靖献，仅止于此。”据陈仁先《旧月簃词》有：“乙丑春三月赴行在所”作《丑奴儿慢》一首，推知大概陈仁先与先生一同北上了。另《郑孝胥日记》民国十四年闰四月初五记云：“朱古微来，言行在近况，入观四次。”初七又记：“暮访古微。”记即先生自津返沪之时事。又据《日记》所载：是年二月初四，得陈弢庵电促其赴津。孝胥即于初五日离沪，初六日抵津，初七日召见。继于二月二十日复“乞假赴沪”。遂于二十四日离津，二十六日抵沪。
　　可见祖谋以三月赴津，闰四月始归沪。
　　民国十七年戊辰，七十二岁。
　　八月与梅泉、病山、伯夔、公渚等至吴淞见海。陈三立有《戊辰八月，梅泉招彊村、病山、伯夔、公渚汝舟至吴淞见海》
　　民国十八年己巳，七十三岁。
　　民国十九年庚午，七十四岁。
　　客居吴门。春，与苍虬等友人出游唱词。据《旧月簃词》中词题为《三月廿四日，同彊村、夷叔、?庵、子玉、惕齐及寥志二弟集苏州怡园·征招》及黄公渚《征招》一首，题云：“庚午三月，薄游姑苏，彊村丈招同夷叔，苍虬、慎先、笠士诸公集顾氏怡园，苍虬有词，余亦继声。”
　　是年，还与天津诸遗老书札往来，谈词唱和。据苍虬丙子六月为陈弢庵作《听永齐词序》云：“岁庚午，曾寿赴天津行在所，与同丈陈文忠公朝夕相见于直庐者历三年之久。……须社者，天津流人文士所设立，月再三集，集则拈题限调，寄彊村侍郎沪上，平第甲乙。”
　　秋，曾回故乡，但不过十天。有词《芳草渡》题云：“还乡未旬，旋复别去，经碧浪湖作。”于词中“照落枫临岸，丹黄对展崖画。”等句可知其归乡的时节为秋季。
　　民国二十年辛未，七十五岁。
　　十一月廿二日先生卒于上海。据《朱公行状》云：“辛未年十一月廿二日卒于上海寄庐，距生咸丰丁巳七月廿一日，享年七十有五。"

顾炎武（1613.7.15-1682.2.15），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其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后世纪念

昆山顾炎武故居

顾炎武故居，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占地60亩，建筑面积545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嗣子顾衍生，从弟顾岩扶柩回昆山千灯故里，葬于祖茔嗣父顾同吉、嗣母王贞孝之墓穴次位，墓前有碑，上刻“顾亭林先生暨配王硕人合墓”；周围有砖砌矮墙，嵌有清石碑各一块；墓南有明皇朝为旌表顾炎武嗣母王氏的贞孝坊；墓后柳树四棵，四周松柏数十株。
光绪二十一年，新阳县知县万厉钧重修了坟墓。民国三年，广东学者、孔教会主持人梁鼎芬专程来千墩瞻仰亭林墓及遗腹遗像，并出资委托顾炎武十二世孙顾子玉等筹建亭林祠。[14]1956年，顾炎武墓及祠堂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该墓及祠堂曾遭到破坏。1984年、1987年、2000年昆山市分别拨款进行重建和修葺。经过修缮后的顾炎武故居，包括顾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顾园三个区域，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

故居为整个宅第主体，朝东落西，为五进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明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故居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该区域主要再现顾炎武居家生活、读书场景，各厅内陈列顾炎武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和国内外对顾炎武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亭林祠和亭林墓

落北朝南，东侧有门与顾炎武故居相通，西侧墙外为顾园。祠南向三间两厢一门楼，以三间相通作一大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砖石刻碑12块，记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块有先生所著《日知录》中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庭中盘槐、桂花各两株。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岗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

顾园，占地30亩，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恢复修建的融湖光水色、历史人文为一体、具有江南私家园林风格的游览区。内曲水环绕，环水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归奇顾怪”、秀石虬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阁、四柿亭等及碑廊等10个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塑像等形式寓意顾炎武的精神和生平。

北京顾炎武故居

北京顾炎武故居，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报国寺西院建有顾炎武故居。是清道光二十三年由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有佛殿、享堂、碑亭等建筑。顾祠曾被八国联军轰毁，后张之洞改修昭忠祠，1921年王式通等重修。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生平

早年求学

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生于昆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4-5]

南明抗清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顺治二年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顾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我即使是一个妇人，身受皇上恩宠，与国俱亡，那也是一种大义。你不是他国的臣子，不辜负世代国恩浩荡，不忘记先祖的遗训，那么我就可以长眠地下了。”

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一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兵部主事杨延枢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顾炎武也是参与了的。

顺治四年夏，事情败露，“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顾炎武还往寻咸正，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顾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然而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顾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家族风波

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居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率众结社

当张名振于顺治十年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顺治十一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吴炎、潘柽章、王锡阐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万寿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

牢狱之灾

顺治十二年春季，顾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的罪名控告顾炎武，打算置之死地。顾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顾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挚友路泽博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顾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顾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顾炎武拜谦益为师。顾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炎武也太性急了！”

顺治十三年春，顾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顾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顾炎武之家。这之前的几年当中，顾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顾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累拒仕清

顺治十四年元旦，顾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顾炎武45岁。顺治十六年，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顾炎武拒绝说：“假如这样做，那不仅仅是介之推的出逃了，而是效仿屈原为楚而死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主要成就

学术思想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明道救世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

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

经学济理学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卷七）

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卷三）。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文集》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

博学于文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
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行己有耻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古韵研究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学术影响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炎武学术对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对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学术规模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学术基本上一直以经学一统天下。自汉唐以迄宋明，虽亦有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等学术门类的萌生和兴起，但这些学问基本上都属于经学的附庸，它们随经学的兴盛而产生，并服务于经学的注经解经活动。所以，在清学兴起以前，传统学术只有林立的门派之别，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顾炎武对经史百家进行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顾炎武之后，乾嘉诸儒接踵继起，对各门学问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学术门类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约有十三个方面：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上列诸项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学术的规模和气象。乾嘉诸儒的这些学问，论其端绪，除辑佚、类书等少数方面外，基本上都发自顾氏。有的学者认为，乾嘉学术的专精与顾氏学术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远，其实，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乾嘉诸儒的专精之学正是顾氏的广博之业进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结果。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顾炎武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他曾说：“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又说：“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故潘耒称“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氏之学的这种博通气象，对乾嘉学术亦有很大影响。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乾嘉诸儒似乎专以学业专精闻名，而与顾氏之学的博赡精神很不相符。这种观点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学者中固有专经之士，然亦不乏博学之儒。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吴派学术的先导者惠士奇“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闇颂。”他曾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吴派中坚惠栋“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

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善、文襄公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吴派大师钱大昕“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文多不载。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阮元亦谓：“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吴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譌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相上下。”吴派学术号称“纯汉学”，最以专精为世人称道，而其几位代表人物之博学尚且如此，可见他们并未偏离顾氏所倡导的博通学风。至于皖派学术，本来就以考据详博见长，而尤重义理之阐发。

江藩评其开创者江永说：“考其学行，乃一代通儒，戴君为作行状，称其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非溢美之辞。”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经学、史学、小学、音韵、训诂，博通天文、历算、地理、水利之学，其多闻博学之名饮誉学界。扬州派学者治学惟是为求，不守门户，其学术范围更为广博。江藩称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综群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

其另一领袖焦循专研经书，博览典籍，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学，主张治学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称“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上述可见，乾嘉学者不仅从专精方向上深化了顾氏所开创的各门学术，而且在学术气象上亦进一步弘扬了顾氏所倡导的广博学风。

治学宗旨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
因此，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故顾氏的学问，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顾氏的经世致用之旨，对乾嘉学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历来学者们纷争最多的一个问题。其中比较通行的观点是，认为乾嘉学者背离了顾氏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背离”说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乾嘉学者皆沉溺考据，埋首故纸，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因而泯灭了清初学者的体国忧患和济世情怀。这种观点就乾嘉时期思想界万马齐喑的现实来看，确实不无道理，但如若细究当时学界的文化境遇和学者的文化心态，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乾嘉学者沉溺考据，埋首故纸，从消极方面说，固然有其远逃现实，洁身避祸的一面，但从积极方面说，这种刻意的逃离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据学者对正统理学的漠视和冷落，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无言的抗争和顽强的抵触。清朝自倾覆朱明、问鼎中原以来，为了征服汉民，稳定人心，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推行高压政策，不许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另一方面则竭力表彰理学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学，企图以理学立国，来笼络利诱汉族士子文人。然清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并未得到思想学界的响应。

终清一朝，理学虽然一直高踞庙堂，但却受到了大多数有骨气的学者的唾弃。与理学的日趋沉沦相比，委身山林的汉学或朴学却在乾嘉时期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以至清廷为了拉拢学界精英，亦不得不转而褒奖汉学。当初顾氏在民族沦亡之际，曾猛烈抨击日趋衰微的理学，他除了出于学理上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时期，理学以高踞庙堂之尊，仍然受到学界精英的坚决拒斥，除了学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说其中完全别无乾嘉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学者训诂旧籍，不论今事，博稽故实，不议时政，并不表明他们必然摒弃了定邦安民的经世理想。由今日学者的眼光来看，钻研故纸的学问确实离现实最远，与用世无缘。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乾嘉学术，就无法解释清代学者为什么一面激烈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大力提倡在许多人看来最不济用的训诂考据之学。事实上，乾嘉学者对训诂考据的意义有着与今日学者完全不同的认识。自顾氏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来，稽古通经明道救世就成为清代学者所共守的学术路线。

顾氏曾说：“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又说：“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在他看来，经史典籍乃礼乐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经术可以经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韵训诂、辨古考史，就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古代文献，描述古史陈迹，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历代治世得失，即他所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之谓也。顾炎武这种训经明道，考史鉴今的学术理念，亦为乾嘉学者所崇奉。

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与顾氏的经世胸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细究其本末源流，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学术理念和相似的学术心态，其间的联系可谓薪尽火传，从未断隔。上述可见，顾炎武对乾嘉学派的影响既深且广，称其为乾嘉宗师是当之无愧的。

治学门径

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其言曰：“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在他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知音才能通经，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阐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发明古音，考正古韵，开辟了清代学者以音明经，通经明道，明道救世的学术路线。

其后，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并把由音韵以通训诂、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顾炎武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他善于以札记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继而广征博引，援古证今，以批驳舛谬，辨正疑误。潘耒称其“有一异议，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如钱大昕仿顾氏《日知录》之体例，作《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于小学、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学，皆造其微。阮元称其书“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

钱氏又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运用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辨正古史，考证史事，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考史之功，最享时誉。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十七部正史改讹补脱，去衍勘误，考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诠解蒙滞，审核舛驳，最为精审。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编为《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学风亦直承顾氏。

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评判史书体例，正读文字讹误，补缺订伪史事，比类综合史料，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考据尤为精赅通贯。他曾自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其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此虽赵氏谦逊之言，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宗。他又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于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丧礼、器物、术数、神佛、称谓之属，皆详加探究，颇能综贯异说，考竟源流。

个人著述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50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

人物轶事

留恋明朝

明朝灭亡后，年仅三十二岁的顾炎武誓不损节，不为清朝服务，还参加抗清复明的“复社”。每年端午节，他总是在门前悬挂一块红色的蔓菁，在里面塞上一点蒜青，并在后面挂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避青”二字，意思是“不直国朝恶而避之”。因此人们称他为“避青先生”。他曾六次从家里步行至南京明孝陵哭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往返数千里，不辞跋涉之苦。又在漂泊各地途中，两次到北京昌平县长陵哭吊明成祖朱棣，六次到明思陵哭吊明代末帝朱由检。

博学强记

顾炎武小时候，每年春夏温习经书，家人为他请了四名声音宏亮的士子，坐在周边。顾炎武面前放一本经书，四人前面还放着该经书的注疏。他先叫一人读一段经书，遇到其中字句不同的或他忘记了的地方，则与四人辩论或再记一遍。一人读二十页书，之后再叫另一人读二十页，他每天温习经书二百页。

顾炎武自小至老手不释卷，出门则总是骑着一头跛驴，用二匹瘦马驮着几箱书。遇到边塞亭障，就叫身边的老仆到路边的酒店买酒，二人对坐痛饮，咨询当地的风土人情，考究其地理山川。如果与平生所听到的不相符，他就打开书本验证，必定要弄清楚才罢休。骑在驴上无事时，他就默诵诸经注疏。碰上老朋友，他往往记不起他是谁了。有时掉到崖下，他也毫不怨悔。顾炎武这样勤学，终于成为学问渊博的大家，没人可与之抗衡。

顾炎武曾经客居北京。一天，在朝廷做官的王士祯去他住所拜访，对顾炎武说：“先生博学强记，请您背诵一下古乐府《蛱蝶行》好吗？”顾炎武当即背诵出来了，一字不遗，同座皆惊。《蛱蝶行》虽然只是一首仅仅五十六字的短诗，但它较生僻，要完整地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的。

鼠咬书无怒色

顾炎武在写《音学五书》时，已经写好的《诗本音》二稿却又被老鼠咬坏了。他便再次誊写，一点怒色也没有。有人劝他翻瓦倒壁消灭老鼠，他却说：“老鼠咬我的书稿，其实是鼓励我呢！不然，把它好好地搁置起来，我怎么会五易其稿呢？”

善于治财

顾炎武在第一次哭吊完明孝陵后，独身北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首先在山东章邱县长白山下垦田自给。之后弃去，由门人辈管理田产，自己另寻他所。每到一处，他便买几个妾婢，置房屋和地产。因此他一生没有困乏的时候。他的两个在北京做官的外甥徐干学和徐元文曾向他借钱用，共计数千两白银，他也不向他们索要。康熙七年（1668），顾炎武卜居于陕西华阴县，置田五十亩以自给。他钟爱沙苑蒺藜，曾说：“这个吃久了，不吃肉不喝茶也可以。”

不夜行

康熙十五年（1676年），顾炎武客居北京，有一天他去看望两个外甥徐干学和徐元文，两个外甥设宴款待他。可是只喝了三杯酒，顾炎武即起身要回住所。徐干学立即说：“甥还有薄蔬没上桌，舅舅再喝一点酒，畅饮至半夜，然后我派人打着灯笼送您回去，怎么样？”顾炎武立即发火了，说：“世间只有淫奔、纳贿这两类人夜行，哪有正人君子夜行的？”身为大学士的徐干学屏息肃容，不敢再说一句话。后来顾炎武的外孙陆舒城说：“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

手不释卷

凡是顾炎武外出旅行，都用马、骡子载着书跟随自己。到了险要的地方，就叫退役的差役打探所到之处的详细情况，有时发现所到之处的情况和平日里知道的不相符，就走向街市客店中，打开书本核对校正它。有时直接行走地平坦的大路上，不值得停下来考察，就在马背上默默地诵读各种古代经典著作的注解疏证；偶尔有什么遗忘了，就到客店中打开书仔细认真地复习。

"

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汉族，浙江金华兰溪夏李村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被后世誉为“中国戏剧理论始祖”、“世界喜剧大师”、“东方莎士比亚”，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文化产业的先行者，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一生著述丰富，著有《笠翁十种曲》（含《风筝误》）、《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十二楼》、《闲情偶寄》、《笠翁一家言》等五百多万字。还批阅《三国志》，改定《金瓶梅》，倡编《芥子园画谱》等，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艺术天才。"生平

综述

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其后由于在科举中失利，使肩负以仕途腾达为家庭光耀门户重任的李渔放弃了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间大隐”之道。公元1666年和1667年先后获得乔、王二姬，李渔在对其进行细心调教后组建了以二姬为台柱的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为达官贵人作娱情之乐，收入颇丰，这也是李渔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李渔文学创作中最丰产的一个时期，《闲情偶寄》一书就是在这一段内完成并付梓的。1672、1673年，随着乔、王二姬的先后离世，支撑李渔富足生活的家庭戏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渔的生活从此转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之中，经常靠举贷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渔于贫病交加中泯然于世。

说起李渔，一开始几乎是几个男人之间的谈资，稍稍有点隐私，关于如何挑选女人、关于《金瓶梅》的版本，诸如此类，以为都是秘不示人的。可是后来发现，喜欢李渔的人越来越多，不仅男人喜欢，连女人也很欣赏。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喜欢李渔，几乎出于男人的本能。因为李渔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生活得很艺术的人。而且他能够把生活的经验又很艺术地写成书，这也是他高出许多风流才子的地方。林语堂在谈到《闲情偶寄》这本书时说：“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个重要部分，时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时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李渔的戏曲论著存《闲情偶寄》词曲部，以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译、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以选剧、变调、授曲、教自、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对我国古代戏曲理论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闲情偶寄》除戏曲理论外，还有饮食、营造、园艺等方面的内容。李渔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说：“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托之空言，稍舒蓄积。”可见此书足能反映他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

贫寒家世

夏李村距兰溪县城约五十华里，有四五百户人家全部姓李，其始祖唐时由福建长汀徙居浙江寿昌，南宋时迁移到兰溪夏李。相传，李渔家世贫寒，住在夏李伊山头的一间破旧祠堂里。

父亲李如松长年在江苏如皋做药材生意，难得回来，母亲在村里做“烧镬娘”。明万历三十八年，李渔母亲怀胎到了11个月上，肚子痛了三天三夜，还是没有分娩。到了农历八月初七这一天，有个白发长老路过此地，他看了看产妇，又绕着房子转了一圈说，肚里的胎儿是“星宿降地”，住的这间小祠堂屋宇阴暗，按风水相学上说，地盘太轻，是载不住“星宿”的。经长老建议，大家把产妇抬到夏李村的总祠堂里，才得以顺产。长老说，这孩子不是凡胎，是“仙之侣，天之徒”，于是就取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李渔是中年以后改的名字。几世贫寒的李家从此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三迁有教

夏李村人多地薄，“流寓于外者几三分之二”，其族中不少人在江苏如皋古城经营药材，有“冠带医生”头衔的李渔伯父李如椿在如皋城内的药铺也开得红红火火。李渔父亲李如松在李渔出生后不久，便举家迁往如皋居住，以助其兄照顾生意。

自幼聪颖的李渔，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之年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他每年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树上刻诗一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虚度年华。15岁时在梧桐树上刻的诗是：“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针尖刻小诗，字瘦皮不坏。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许，人长亦奚怪。好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新字日相催，旧字不相待。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戒。”
为了让儿子能静心攻读，光宗耀祖，李渔母亲学孟母“三迁教子”，将李渔安置到李堡镇上的一座“老鹳楼”里读书。但正当李渔在书山学海中奋读攻研、学有所成的时候，他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家庭突然失去顶梁柱，全家人顿陷困境。
迫于生计，也因自己要回原籍浙江参加科举考试，李渔决计扶柩回乡，回到故乡兰溪夏李村，这年，李渔十九岁。同年，娶了距夏李村约十华里的生塘徐村徐氏女为妻，并白头偕老。李渔多次出游，都靠她主持家政有方，得无后顾之忧。李渔在其作品中亲切地叫她“山妻”。

乡试落第

父亲的去世更坚定了李渔谋取功名的决心，崇祯八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

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科场失利的沉重打击，他满腹牢骚，在寄给同试落榜友人的信中写道：“才亦犹人命不遭，词场还我旧时豪。携琴野外投知已，走马街前让俊髦。酒少更宜赊痛饮，愤多姑缓读《离骚》。姓名千古刘蕡在，比拟登科似觉高。”次年元日作《凤凰台上忆吹箫》叹功名不就：“昨夜今朝，只争时刻，便将老幼中分。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听我持杯叹息，屈纤指、不觉眉颦。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

崇祯十五年，明王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李渔再赴杭州应试，由于局势动荡，李渔途中闻警返回兰溪。不久，社会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朝的铁骑横扫江南，明王朝已成风雨飘摇之势。国难当头，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为泡影，此时的李渔心灰意冷，惆怅不已。这年的清明节，他在祭扫先慈墓时，百感交集，内心愧疚，长歌当哭：“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

不久，受新任婺州司马许檄彩之盛请，做了幕客。后又结识新任知府朱梅溪，两人志趣相投，来往甚为密切。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渔去城东南隅的八咏楼赏景，并要他为此楼题联，以弥补该楼有诗无联的缺憾。八咏楼原名元畅楼，因齐梁时沈约的一首《元畅楼咏》而得名，唐代后改名，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之盛地。南宋李清照曾登临此楼，并作《题八咏楼》。因为有了前人的名篇，后人便不敢轻易吟诗撰联。李渔当即作了“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一联，令人拍案叫绝。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悬于楼柱上。三年后，清兵攻入金华，楼遭灾，联遭毁，李渔也被迫离开金华回到了兰溪。

归隐伊园

清顺治三年8月，清军攻占金华，“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功名不遂、身经战乱的李渔归隐故乡，回夏李居住。清廷颁布了剃发令，所到之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李渔对这一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虽强烈不满，但为了保命，还是剃了，并自称为“狂奴”，奋笔写道：“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

李渔自誉为“识字农”，在伊山头的“先人墟墓边”，“新开一草堂”，构筑了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伊园是李渔展示其园林技艺的最初杰作，园内经他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安排，构筑有廊、轩、桥、亭等诸景，自誉可与杭州西湖相比，“只少楼台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并写下《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篇咏之。“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他决定学唐代诗人王维，在伊山别业隐居终生，老死于此。在这之前，他还写过《归故乡赋》，里面写道：“至乃鸡犬欢迎，山川相识。农辍锄以来欢，渔投竿而相揖。骚朋韵执，索佳句于奚囊；逸叟闲夫，访新闻于异国。家无主而常扉，草齐腰而没膝。燕迁旧垒之巢，鹊喜新归之客。虫网厚兮如茧，蜗迹纷兮如织。书破蠹肥，花稀棘密。妻颜减红，亲发增白。幸犹归之及今，悔长征之自昔。”“男子生兮，弧矢四方。世莫予宗兮，盍归父母之邦。采兰纫佩兮，观瀔引觞。与鼎食而为萍为梗兮，宁啜菽而为梓为桑者也。”深感行迈之艰，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归隐之意。

公益事业

李渔非常关心村上的公益事业，以他为首在村口的大道旁倡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为“且停亭”，并题联曰：“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此亭此联一直为后人传颂，被列为“中国十大过路凉亭”之一。
）

他还倡修水利，积极为首兴建石坪坝等四处堰坝，挖掘伊坑等沟渠六华里，使易旱的黄土丘陵地带形成“自流灌溉”，改善了农田水利，村民至今受益。据《龙门李氏宗谱》载：“伊山后石坪，顺治年间笠翁重完固。彼时笠翁构居伊山之麓，适有李芝芳任金华府刑订厅之职，与笠翁公交好，求出牌晓谕，从石坪处田疏凿起，将田内开凿堰坑一条，直至且停亭，复欲转湾伊山脚宅前绕过。公意欲令田禾使有荫注，更欲乘兴驾舟为适情计也。”石坪坝后人誉为“李渔坝”。

顺治八年（1651）李渔被推为宗祠总理，手订下李氏宗祠《祠约十三则》，又主持修了《龙门李氏宗谱》，深受村民敬重。这一年，李渔在一次兴修水利过程中介入了与生塘胡村的一场词讼之中，后因“胡姓刁诈，事不如愿，结讼中止”。此事使李渔萌发了到杭州发展自己事业的念头。于是他写下《卖山券》，卖去自己悉心营造、终日游乐其间的伊园，举家移往杭州，去寻找新的创业之路。

萍寄武林

李渔为其在杭州的寓所题名为“武林小筑”，并在此暂居下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虽美丽如画、胜似天堂，但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尽管有朋友的接济，但仍然举日维艰，穷途欲哭，处境十分尴尬。

然而，李渔并没有气馁，他知道，偌大的杭城，定有他的谋生之道。一段时期，在杭城的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不断了解中发现，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对戏剧、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专长，“卖赋以糊其口”，一方面可以解决一家人生计，另外一方面还可使自己在杭城立住脚跟，隐逸于市井间。主意一定，他毅然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字”之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

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数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虽在当时被正统文人所不齿，视为末技，但由于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寓教于乐，适合观众、读者的欣赏情趣，所以，作品一问世，便畅销于市场，被争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抢手货。

李渔称自己的作品是“新耳目之书”，一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努力发现“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故事新鲜，情节奇特，布局巧妙，语言生动。他的小说重在劝善惩恶，同情贫穷的下层人物，歌颂男女青年恋爱婚姻自主，谴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学为主题，具有一定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后人在评论他的小说成就时，称他的《无声戏》、《十二楼》两个短篇小说集是继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之后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词坛树帜

关于李渔的戏剧创作，据他本人和同时代人郭传芳说，有“前后八种”、“内外八种”共十六种，但编写时可以肯定的却只有十种。李渔写作传奇是他生平最大的“癖嗜”，自称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他从明代剧作家远离舞台使剧本成为案头之作中发现弊病，开始注重联系观众和舞台效果，重视研究戏曲的演习工作。因此，李渔在戏曲的艺术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独树一帜的戏剧风格使他在当时词坛上一举成名，“北里南曲之中，无不知李十郎者”。李渔的作品因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故遍行于坊间，不少作品还被翻译后流入日本及欧洲国家。从1651至1668年，李渔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间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比目鱼》、《凰求凤》等大量剧本。他把《风筝误》等十个剧本合称《笠翁十种曲》出版发行，此书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抢购一空，并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清朝）第一”。

《十种曲》的问世，扭转了在李渔之前戏曲创作上重“曲”轻“剧”，重填词轻宾白的风气。为了加强舞台演出效果，李渔十分重视宾白创作和运用，他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重视宾白的剧作家，也是宾白创作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他主张“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看，又与不读书之妇女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十种曲》的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喜剧色彩十分浓郁，这是李渔传奇最突出的地方。他说：“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枝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会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李渔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被后人推为“世界喜剧大师”。

维权抗争

李渔在杭州居住数年之后，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坛新人。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地流传，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书商千方百计进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当时，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见到笠翁新作。有的就干脆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挂上“湖上笠翁”的名进行发行，蒙骗读者。
　　　　　　　　　　　　　　　　　　　　　　　　　　　　　　　　　　　　　　　　　　　　　　　　　　　　　　　　　　　　　　　　　　　　　　　　　　　
　　不法书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径，不仅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还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声誉和经济收入。为捍卫著作权，他勇敢地站出来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一边请求官府为他主持公道，传札布告；一边与女婿沈心友四处奔走，上门交涉。他曾在《闲情偶寄》里说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可以说，李渔是中国最早具有版权意识的出版家，也是最早捍卫自己著作权的作家。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没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盗版现象仍防不胜防，屡屡发生，使李渔忙于交涉，兴叹不已。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盗版者为最多，为了便于交涉，李渔索性在1662年左右离开了杭州，举家迁往金陵。

五十得子

清顺治十七年（1660），李渔五十岁，亲朋好友欲为他举行五十岁寿辰，被他谢绝了。李渔联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仍无子无成，顿生感叹。他在《五十初度答贺客》中写道：“尽日为农曲水边，偶因客至罢耘田。穷愁岂复言初度，衰病空穷祝大年。艾不服官今已矣，岁当知命却茫然。纷纷燕贺皆辞绝，止受心交一字怜。”

此事过后一个月，侧室纪氏为他产下一子，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晚年得子，为他寥落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李渔为他取名将舒，大摆宴席以示庆贺，并作七绝《五十生男自题小像志喜》：“年逾四十便萧条，人说愁多面色凋。欢喜若能回老态，十年霜鬓黑今霄。”七律《庚子举第一男，时予五十初度》：“五十生男命不孤，重临水镜照头颅。壮怀已冷因人热，白发催爷待子呼。”
李渔给第一子取名“将舒”，从他所写《名诸子说》中的 “天下事莫妙于将，而莫不妙于既”一句中可以理解其用意，他说：“将者，将然未然之词也。既，则令人观止矣。”又说：“吾欲诸子顾名思义，人各用将，凡事皆然，不独功名富贵。富而不将，则以满致溢；贵而不将，则由高得险。戒之哉。”

自从李渔五十岁添第一子后，次年，纪氏又生一子取名将开；五十二岁时，纪氏再生一子取名将荣，过了一个月，侧室汪氏也得一子取名将华；后来又得将芬、将芳、将蟠三子，共七子，将荣、将芬早殇，实存五子。

寓居金陵

大约1662年前后，李渔告别了风景如画的西子湖，来到文人荟萃、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南京，开始了他文化事业上的全新时期。李渔先在金陵闸暂居了一段日子，后来在孝侯（指晋人周处）台边购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为芥子园，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小小园庭经他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倒也别有情趣，有栖云谷、月榭、歌台、浮白轩等诸景，并都题有楹联。如书室联：“雨观瀑布晴观月；朝听鸣琴夜听歌。”月榭联：“有月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西东。”等。

此时，李渔一家连同奴仆少说也有几十口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与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丰”，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打抽丰”是明清时代风行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一些未曾做官的文人，凭文艺上的某些特长，出入士大夫之门，以求得到馈赠；士大夫也借这班人来获取美名。“我以这才换那财，两厢情愿无不该”，于是李渔常与达官贵人打交道，交朋友，为他们赋诗撰联，谈文说艺，度曲演戏，设计园亭，把他们的书信、文案等选编出版等。出众的才华，加上善于交游，他不但能“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鲭，夜宴公卿之府”，还经常获得丰厚的馈赠，为他的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

当时有的正统文人看不起李渔，说他是“有文无行”。面对世俗偏见和世人的不理解，他无由辩白，信誓旦旦地认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生前荣辱谁争得，死后方明过与功”，他相信历史将会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判。当然，李渔“打抽丰”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绝不折节自辱。一次，有同学来信说，有个大官要他去见见面，他回信说：“弟虽贫甚贱甚，然枉尺直寻之事，断不敢为。……且此公之欲见贫士，岂以能折节事贵人乎？有缘无缘，听之而已。”

交朋结友

李渔居金陵期间，结交了很多文友，他们中有雅慕李渔之才者，有自己喜爱舞文弄墨而与李渔相往来者，而当地官吏结交李渔者也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不过故作风雅，借李渔之名以饰门面的达官贵人为多。居金陵二十年，李渔以文会友，以戏会友，与整个社会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交游面极广。他曾经为时任江宁织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撰赠过对联，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成为忘年交；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互赠诗词（当时蒲31岁，李61岁）；在苏州百花巷、金陵芥子园内，经常可以看到李渔与他的文友、戏友一起观剧切磋技艺。

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 王士祺、施闰章、宋荔裳、周亮工、严灏亭、尤侗、杜濬、余怀等“海内八大家”以及“燕台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数都与他有过交往。

李渔交友有道，深明“君子朋而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胶如漆”等古训。他在《交友箴》中写道：“饮酒须饮醇，结交须结真。饮醇代药石，交真类松筠。”还写道：“交道戒纷纭，交情忌稠密。神交千里通，面交九嶷隔。宁寡无滥觞，宁淡无胶漆。”当时有个潘一成，和他一样也是“府痒生”，明亡以后，也不再应试。此人恣情游览，到处题咏而不署名，李渔神交已久。一次，李渔在南昌东湖酒肆中，认出他的题句，经过访问，知他是湖南东安人。1668年，李渔游桂林，特地绕道去东安访潘一成。遍寻不着，一日偶泊林树下，见一蓬门草屋，门上有副对联，李渔笑道：“此有尘外之致，定是他的住处了。”进门相见，果然是他，两人意气相投，言谈融洽，留叙二日方才依依道别。

在与他交往的、有文字记载的800余人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文化人中交友最多、结交面最广的文人。众多的朋友，使李渔能自由往来于朝野文人之间，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文学素材。

游历四方

为丰富知识，陶冶性情，向大自然汲取营养，李渔与古代许多文人一样，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居金陵期间，他一方面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走，交结官吏友人，以取得他们的馈赠和资助；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要游览山水胜地。“生平锢疾，注在烟霞竹石间”，他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他说：“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还说：“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在古代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他携带家班远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闽、楚、豫、广、陕等省区，“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名山大川、十经六七”，“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河则俱未尝遗一”，中华大地的奇山秀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李渔“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在长期的漫游中，他对大自然作了深入的观察研究，对各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调查，不仅进一步孕育了自己对各方面艺术的情趣，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创作素材，经过他精炼细微的艺术加工，从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既有写实的、抒情的，也有联想的、议论的，语言精炼，韵律优美，深得世人称颂。他还将这些从游历四方获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说、戏曲创作和造园艺术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丰富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老居层园

晚年的李渔思乡之情日切。6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经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兰溪故里。在经过桐庐县严子陵钓台时李渔写下一首词《多丽·过子陵钓台》，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词曰：

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

再批评。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层。君全交，未攀衮冕；我累友，不恕簪缨。终日抽风，只愁载月，司天谁奏客为星？羡尔足加帝腹，太史受虚惊。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

李渔回到兰溪故里，物是人非，感慨万千，写下了《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不到故乡久，归来乔木删。故人多白冢，后辈也苍颜。俗以贫归朴，农由荒得闲。喜听惟涧水，仍是旧潺湲。”当时的兰溪县令赵滚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闻讯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并悬挂于夏李村李氏宗祠。

为了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康熙十六年（1677） 67岁的李渔迁回杭州。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李渔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由于搬家的劳累，一次失足从楼梯上滚下，伤了筋骨，从此李渔贫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也难以继续了。他为此向京师老友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要求援助，其所述景况，所兴感慨，无不让人痛心怜悯。许是这封公开信起了作用，李渔在朋友、官员们的资助下，次年层园修成。此园缘山而筑，坐卧之间都可饱赏湖山美景。“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李渔贫中寻乐，准备安享晚年了。
可好景不长，由于长期奔波的劳累，李渔再次病倒。康熙十九年（1680）农历正月十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这位奋斗一生、立志创新的老人与世长辞了。李渔死后，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为他题碣：“湖上笠翁之墓”。

乔王二姬

李渔56岁时应邀远游西北，得平阳（今山西临汾）地方官赠予他乔姬，虽年仅13岁，但聪慧过人，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天份，经教唱演习，成为李氏家班的有名的旦角。乔姬学唱，记忆惊人，领悟极快，师授三遍，便能自歌。老师说是他授曲三十年从未见过如此聪敏之人。仅一月余，乔姬便学会了老师的所有，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每有客来访，乔姬隔屏清唱，客人听得食肉忘味。几个月后，李渔途经甘肃兰州，得贵人赠予王姬，也是13岁。王姬的长相在女伴中虽不出众，一旦易妆换服，却与美少年无异，令人惊叹。李渔便让乔姬教她学戏，扮演生角。从此李渔建起了自己的家班，而且乔、王二姬的舞态歌容超群脱俗，能体贴文心，只需李渔略加指点，便能心领神会，触类旁通，创造性地表演剧本内容，常常是“朝脱稿，暮登场”，效率很高。所以家班创办不多久，便红遍了大半个中国。

李渔是个风流才人，他有一妻数妾，还有客中买来的几个婢姬，然而李渔又是一个非常重情的才人，“予，情士也”，他认为“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乔、王二姬原本是秦、晋民女，归李渔后，经李渔调教便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一代艺术天才。她们不仅聪敏颖悟，演技卓绝，扮生演旦，珠联璧合，令李渔叹为旷代奇观，而且对李渔体贴入微，曲尽妇道。她们跟随李渔常年在外巡回演出，朝夕相处，其相互之间早已忘记了年龄上的差距，而将友情、艺情、爱情融合在了一起。

但乔、王二姬由于长年在外演出，劳累成疾，仅历七年便先后早逝。李渔老泪纵横，悲恸欲绝，写下了《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重过江州，悼亡姬，呈江念鞠太守》、《自乔姬亡后，不忍听歌者半载。舟中无事，侍儿清理旧曲，颇有肖其声者，抚今追昔，不觉泫然，遂成四首》、《后断肠诗十首》等诗作哭悼乔、王二姬，挥泪为二人写了一篇《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希望二姬能复生、再来，情深绵绵，催人泪下。李渔之悲痛，不仅因为二姬在家班里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更因为在生活上是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形影不离的伴侣，在艺术上是最能领悟李渔文心并可以与之促膝交流、切磋的红颜知己。

芥子书铺

李渔不仅是高产多能的作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早在居杭期间，他就编辑出版过自己创作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寓居金陵后，为了防止别人私自翻刻他的著作，成立了芥子园书铺，他的编辑出版事业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他写的大部分书都是在这里印行的。书铺同时还印行、销售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种笺帖，以及其它文化用品。

作为出版商李渔，他那灵活的经营策略与经营理念，使他能牢牢把握住商机，左右开弓，把芥子园书铺经营得红红火火。他根据读者的心理和需要，除了出版自己创作的作品，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如被他称之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编辑出版了诸如《古今史略》、《尺牍初征》、《资治新书》、《千古奇闻》等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书；由他倡编并亲自作序、女婿沈因伯搜集整理、在中国美术界影响颇广、一直被誉为中国画临摹范本的《芥子园画传（谱）》也是在芥子园印行的。由于芥子园印行的出版物工精价廉，重信誉，加之广告意识强，多年来市场销路好，受到人们的欢迎。

后来李渔迁回杭州，芥子园屡换主人，但一直保持李渔优良的经营作风，成为清代著名的百年老店之一。书以人传，店以人名，随着岁月流逝，芥子园虽数易其主，但芥子园书铺仍然在不断营运，有资料表明，直至清咸丰七年（1857）年，芥子园还刊印过《情梦柝》等小说。可以说，芥子园书铺不仅是清代为数极少的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店，也是中国出版史上为数不多的历史悠久的“百年书铺”。

李氏家班

李渔心怀两个愿望，一是早生儿子，二是创办家班。五十得子使他满足了前一愿望，而后一愿望仍然没有影子，直到康熙五年（1666）才有了机会。这一年，56岁的他应朋友之邀，由北京前往陕西、甘肃游历，先后在临汾、兰州得到颇具艺术天赋的乔、王二姬。

独具艺韵的二姬的到来，再配以其他诸姬，一个初具规模的李氏家班就组建起来了。对戏曲一直情有独钟的李渔，他自任家班的教习和导演，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他以芥子园为根据地，带领家班四出游历、演剧，“全国九州，历其六七”，不辞辛劳，赴全国各地巡回演出。由于有乔、王二姬的出色演员以及李渔这样的好编剧、好导演，李氏家班红遍了大江南北，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李渔每到一处，都以戏会友，备受戏曲名流们的欢迎。金陵芥子园、苏州百花巷的李渔寓所，都曾是当时戏曲名流交流艺术的场所。李渔曾在芥子园戏台上题有楹联曰：“休萦俗事催霜鬓；且制新歌付雪儿。”雪儿便是乔姬的爱称。每逢年节生辰喜日，赏花玩月之时，或宾朋兴会之际，必在园中演剧为乐，有时还请不太俗陋的邻人前来观看。康熙十年（1671）端午节前后，李渔两次带家班在百花巷演出经他改编的《明珠记·煎茶》等剧，并与著名戏剧家尤侗、著名诗人余怀等一同观演，共同切磋。往往是夜间上演，曲未终而东方已白，兴致昂然，意犹未尽。李渔有诗记载：“更衣正待演无双，报道新曦映绿窗。佳兴未阑憎夜短，教人饮恨扑残缸。”

家班作为李渔自己的实验剧团，使他在戏曲创作、导演、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家班不仅成为李渔谋生手段之一，而且在普及戏曲文化，推动昆曲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可就在李氏家班声誉鹊起、蜚声海内的时候，一场变故发生了，康熙十二年（1672），年方19岁的家班台柱乔姬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祸不单行，第二年，家班的另一台柱，也是正19岁的王姬又因病撒手西归。这对李渔的戏曲活动事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家班从此一蹶不振，渐次瓦解。

《闲情偶寄》

李渔在六十岁前后，开始系统地总结他的经验，使其上升为理论。康熙十年（1671），《笠翁秘书第一种》即《闲情偶寄》（又叫《笠翁偶集》）问世，这是李渔一生艺术、生活经验的结晶。《闲情偶寄》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共有234个小题，堪称生活艺术大全、休闲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

其中，《词曲部》谈论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演习部》谈论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声容部》中的《习技》详述教女子读书、写诗、学习歌舞和演奏乐器的方法，都和戏剧有关。后人曾把《词曲》、《演习》两部抽出来，独立印成一书，名《李笠翁曲话》。其中从创作、导演、表演、教习，直到语言、音乐、服装，都一一作了论述。

李渔在汲取前人（如王骥德《曲律》）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它比法国著名文学家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体系早出一百年；他的《闲情偶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是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集大成之作，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中关于导演的论述，更比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出两个世纪，是世界戏剧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导演学著作。

《闲情偶寄》的后六部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和美化生活，内容丰富，切合实用，同时也为我们全景式地提供了十七世纪中国人们日常生活和世俗风情的图像：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表现了作者广泛的艺术领悟力和无限的生活情趣。这六部的写法，和一般生活知识读物不同，往往结合抒情和说理。他希望人们读了他的书对美化生活有新的认识，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还希望通过草木虫鱼、摄生养性知识的论述，旁引曲譬，有助于规正风俗，警惕人心。

据说此书新出，一位友人借去看，此人对戏剧理论不感兴趣，翻了十来页都是这些东西，便觉乏味，把书退回。李渔得知写了一首诗回赠：“读书不得法，开卷意先阑。此物同甘蔗，如何不倒餐？”甘蔗根部最甜，《闲情偶寄》对一般读者来说，也是最后面这六部更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这位友人如果跳过前两部去阅读，就不会感到乏味了。

"

文廷式（1856～1904），近代词人、学者、维新派思想家。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云阁（亦作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芗德。江西萍乡人。出生于广东潮州，少长岭南，为陈澧入室弟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榜眼。1898年戊戌政变后出走日本。1904年逝世于萍乡。"文学成就

文廷式词存150余首，大部分是中年以后的作品，感时忧世，沉痛悲哀。其〔高阳台〕“灵鹊填河”、〔风流子〕“倦书抛短枕”等，于慨叹国势衰颓中，还流露出对慈禧专权的不满，对当道大臣误国的愤慨。他如〔木兰花慢〕““听秦淮落叶”“抒写男儿请缨，挥剑龙庭的壮怀，〔翠楼吟〕《闻德占胶州湾而作》以三国时的陈登自比，寄托其报国救世之志，都激荡着爱国的豪情。晚期词作，飘零之感与忧时之情交织，出尘避世的情绪日趋明显。〔清平乐〕“春人婀娜”，更曲折地表明了他不想参加反清革命的态度。文廷式的一些艳词，风格接近花间词风；其抚时感事，言志抒怀之作，则以苏轼、辛弃疾为宗，或慷慨激越、抑郁幽愤，或神思飘逸、清远旷朗，大都借景言情，托物咏志，兼有豪放俊迈，婉约深微的特点。〔祝英台近〕”“翦鲛绡””、〔摸鱼儿〕““恁啼鹃苦催春去””、〔永遇乐〕“落日幽州”、〔鹧鸪天〕“万感中年不自由”、〔鹧鸪天〕“璧满花秾世已更”、〔水龙吟〕“落花飞絮茫茫”诸作，都被誉为神似东坡、逼肖稼轩之作。在近代词坛上，文廷式词自成一家，朱孝臧称其"“拔戟异军成特起”“，”“兀傲故难双”"。

文廷式词，有门人徐乃昌刊本《云起轩词钞》和江宁王氏娱生轩影印家藏手稿本，龙榆生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后出，并附录《文芸阁先生词话》等。其词尚有散见者，〔卜算子〕“午枕怯轻寒”见于夏敬观《吷庵词话》，〔金缕曲〕“生小瑶宫住”见于郭则澐《清词玉屑》。

藏书甚富，校本、抄本极多，曾藏有《永乐大典》10数册、彭兆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手稿、《范石湖诗集》、《素问释义》、《四书考典》等10数种罕见之册。藏书楼有“思简楼”、“知过轩”、“云起轩”等，编撰有《知过轩目录》，著录图书2 654种。著《云起轩词抄》、《文道希先生遗诗》、《云起轩文录》、《纯常子枝语》、《闻尘偶记》、《春秋学术考》等50余种。

"

严遂成（1694—?）约清高宗乾隆初（1736年前后）在世，字崧占（一作崧瞻），号海珊，乌程(今浙江湖州)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官山西临县知县。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值丁忧归。后补直隶阜城知县。迁云南嵩明州知府，创办凤山书院。后起历雄州知州，因事罢。在官尽职，所至有声。复以知县就补云南，卒官。"文学成就

严遂成工诗，曾携诗稿请教厉鹗，未见嘉许，此后更为发愤，终于有成。遂成天才骏发，为诗兼雄奇绮丽之长，工于咏物，读史诗尤隽。尝自负为咏古第一。论者谓朱彝尊、查慎行后能自成一家。著有《海珊诗钞》十一卷，补遗二卷，《明史杂咏》四卷及《诗经序传辑疑》二卷，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其《明史杂咏》4卷，时人视为“诗史”。与厉鹗、钱载、王又曾、袁牧、吴锡麟并列，称为“浙西六家”。

"

况周颐（1859～1926）晚清官员、词人。原名周仪，因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人称况古，况古人，室名兰云梦楼，西庐等。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光绪五年举人，曾官内阁中书，后入张之洞、端方幕府。一生致力于词，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文学创作

词作特色
　　况周颐以词为专业，致力50年，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季四大家。20岁前，词作主“性灵”，“好为侧艳语”，“固无所谓感事”。光绪十四年入京后，与当时词坛名家同里前辈王鹏运同官，以词学相请益，得所谓重、拙、大之说，词格为之一变。稍尚体格，词情也较沉郁，如〔齐天乐〕《秋雨》等。中日甲午战争时，愤于外敌入侵，写下一些伤时感事、声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苏武慢〕《寒夜闻角》、〔水龙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鱼儿〕《咏虫》、〔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骑还骄，栖鸦难稳”的现实和“壮怀空付，龙沙万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则是对清室的兴衰、君臣的酣嬉、深致忧思，如〔三姝媚〕的“红楼依然，玉容歌舞”、〔莺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泪”等。
　　辛亥革命后，况周颐与朱孝臧唱和，受朱影响，严于守律，于词益工，但大都是“故国”之思，抒写封建遗老情绪。如〔倾杯〕《丙辰自寿》，以“老圃寒花”自比；〔水调歌头〕《壬戌六月十一日集海日楼为寐叟金婚贺》中，更明显地表露出“指顾光华复旦，仙仗御香深处，比翼更朝天”的复辟幻想。

词学主张
　　况周颐尤精词评。著有《蕙风词话》 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1936年,《艺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正续两编为一集，统名《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合刊出版。况周颐的词学理论，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 词律、 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

著述名录
　　况周颐著作，有词9种，合刊为《第一生修梅花馆词》。晚年删定为《蕙风词》2卷。又有《秀道人修梅清课》1卷，与张祥龄、王鹏运联句词作《和珠玉词》1卷。又辑有《薇省词抄》11卷，《粤西词见》2卷，《词话丛钞》10卷。
　　此外，尚著有《词学讲义》、《玉栖述雅》、《餐樱庑词话》、《历代词人考略》、《宋人词话》、《漱玉词笺》、《选巷丛谭》、《西底丛谈》、《兰云菱梦楼笔记》、《蕙风簃随笔》、《蕙风簃二笔》、《香东漫笔》、《眉庐丛话》、《餐樱庑随笔》等。

生平

况周颐，咸丰九年九月初一日生。9岁补弟子员，11岁中秀才，18岁中拔贡，21岁以优贡生中光绪五年乡试举人，援例授内阁中书，任会典馆绘图处协修、国史馆校对。叙劳以知府用，分发浙江。在京师为官期间，与同乡王鹏运友善，结词社，朝夕唱和，钻研词学，人称“王况”，共创临桂词派。1895年，入两江总督张之洞府，领衔江楚编译官书局总纂。戊戌变法后，离京南下，掌教常州龙城书院，讲学南京师范学堂，受聘端方幕中，治理金石文字。后充任安徽宁国府盐厘督办。其间，复执教于武进龙城书院和南京师范学堂。民国年间寓居上海，卖文为生，穷困潦倒，以至无米下锅。曾为刘承干嘉业堂校书。民国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八，葬湖州道场山。

家世详介

况周颐祖原籍湖南宝庆府，为宝庆府开基祖况奎琳之后，远祖来自明代江西高安科举豪族老屋况氏。由于墓志铭一般为吹捧之作，而况周颐的墓志铭就被吹捧为封建社会三大官吏楷模之一的况青天–苏州知府况钟之后。但是对照江西靖安况氏、江西高安况氏及湖南宝庆况氏族谱，临桂况周颐先祖出自湖南宝庆府况氏，远祖为江西高安况氏。墓志铭对况周颐先祖的源流叙述上有攀附倾向，对况周颐的一生经历的叙述还是正确的。

明末，其七世祖况一几由湖南宝庆迁广西，生太高祖况成武。而高祖况宏刚任广西抚标右营把总，升千总，恩荫一子，应授忠显校尉，敕赠奋武郎，桂林营把总。曾祖况世荣，字缨传，荫七品太学生，赐赠中宪大夫。

祖父祥麟，字皆知，号葵杠，嘉庆庚申恩科举人，诰封奉政大夫，晋封中宪大夫。是个文学家，也是文字学，音韵学家，著有《红葵斋诗草附词》，《葵杠笔记》，《六书管见》。况祥麟为人和善，善启迪后进，对晚辈的学识品行影响很大。祖母朱镇，字静媛，名门闺秀，敕封太孺人，诰封太恭人。能诗能词，号称“临桂女史”，著有《澹如轩诗草》。

父亲况洵，字云衢，号瑜卿，邑廪贡生，候选训导，历署河池州学学正，西林县学训导，敕授修职郎，赐封文林郎，钦加内阁中书衔，诰封奉政大夫。母氏许，敕封孺人，赐封正七品太孺人，诰封太宜人。生母氏李，诰封太宜人。

大伯况澍，字雨人，道光乙酉年举人，己丑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康熙字典》，改刑部贵州司主事，升福建司员外郎，诰授奉直大夫。著有《东斋杂著》，《东斋诗集》。

二伯况澄，字少吴，郡廪生，嘉庆戊寅恩科举人，道光壬午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授户部云南司主事，则例馆提调，官江西司员外郎，福建司郎中，山东道，贵州道监察御史，兵科，刑科给事中，工科掌印给事中，巡视西城。简放河南粮盐道两署，河南按察使。曾任道光甲午陕甘乡试主考官，道光癸巳会试，道光辛卯顺天乡试同考官，道光庚子河南乡试提调官。诰授中宪大夫。有《春秋属辞比事记补》，《西舍诗文》《使秦记程集》，《杂体诗钞》行世。

三伯况诠，字怡卿，廪贡生，候选训导，例授修职郎，敕赠文林郎，钦加内阁中书衔。

胞兄吉生。胞姊三，长适灵川周廷揆，诰封正一品夫人；二姊适同邑黄俊熙，例赠正七品孺人；三姊适同邑周德溥，例封宜人。

长子况维琦，字又韩，画家。长女况绵初，嫁篆刻名家陈巨来。

"

乐钧（1766-1814，一说1816卒），原名宫谱，字效堂，一字元淑，号莲裳，别号梦花楼主。江西抚州府临川长宁高坪村（今属金溪县陈坊积乡高坪村）人。清代著名文学家。从小聪敏好学，秀气孤秉，喜作骈体文，利文20卷。弱冠补博士弟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学使翁方纲拔贡荐入国子监，聘为怡亲王府教席。嘉庆六年（1801）乡试中举，怡亲王欲留，乐钧以母老辞归。后屡试不弟，未入仕途，先后游历于江淮、楚、粤之间，江南大吏争相延聘，曾主扬州梅花书院讲席。嘉庆十九年，因母去世过分伤心，不久亦卒。"生平

当时的两淮盐政、江西南城人曾燠，风雅好士。嘉庆九年至十年，曾召乐钧至幕中，主扬州梅花书院讲席。颇得曾赏识，谓其所长不惟诗，诸体之文，靡不绮丽。其骈文与张惠言、李兆洛等并称“后八家”，入《后八家四六文选》。其诗，张维屏以为“江西诗家，蒋苕生后，乐莲裳、吴兰雪”；杨希闵则称其才逊于吴，“而真意流露，秀韵天成，则反胜之”。亦工词，早学柳永、周邦彦，后则“郁勃如寒泉奔进，冷峻而奇峭”。与蒋士铨、勒方錡、文廷式被称江西四大家，选入《清名家词》。笔记小说《耳食录》与蒲氏《聊斋志异》媲美。有《青芝山馆全集》，曾燠序之。尝赋《绿春诗》二十章，又续赋三十章，盛行于时。

钧与刘嗣绾、陆继辂等著名学者赏析艺文，讨论经史，倡和无虚日，因之他“所学日进，诗、古文辞务追古人不传之隐”。“钧才华丰艳，执骚坛牛耳者几十年，大江南北知名之士罔不心折”。曾燠在为乐钧《青芝山馆全集》所作的序中云：“不图同世乃有乐生，君载临川之笔，观广陵之涛，寓余题襟馆中，常淹岁晷。倾其旧作，…

乐钧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学家，在诗、词、骈文以及小说方面都颇具成就。其代表作《耳食录》脱稿于乾隆五十六年，乾隆五十七年刊印，吴兰雪为序，是一部志怪小说。此后在道光元年，同治七、十年先后又重刊三次，可见为时人所重。虽然从整体上来说《耳食录》不能跟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相媲美，但《耳食录》艺术上的特色，决定其在文言小说领域应占一席之地。

文学成就

乐钧与吴嵩梁同为翁方纲弟子，能继诗家蒋士铨之后，并负盛名。各体诗文均可谓清代大家，“才华渊懿，执骚坛牛耳几十年，大江南北知名人罔不心折”。曾燠官扬州，乐钧曾寓其馆中，颇得曾赏识，谓其所长不惟诗，诸体之文，靡不绮丽。其骈文与张惠言、李兆洛等并称“后八家”，被录入《后八家四六文选》。其诗，张维屏以为“江西诗家，蒋苕生后，乐莲裳、吴兰雪”；杨希闵则称其“才气稍逊兰雪、茗孙，而真意流露，秀韵天成，则反胜之”，是继蒋士铨、吴嵩梁之后江西诗坛的佼佼者，尝赋《绿春诗》二十章，又续赋三十章，盛行于时。亦工词，早学柳永、周邦彦，后则“郁勃如寒泉奔进，冷峻而奇峭”。其词与蒋士铨、勒方锜、文廷式被称为“江西四大家”，词作被选入《清名家词》。其笔记小说《耳食录》，可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媲美，记录了众多人世间的奇闻趣事、神仙鬼怪的秘迹幽踪，并掺以街谈巷语，“胸情所寄，笔妙咸鞍，虽古作者无多让焉”，时人竞相传抄。

著有《青芝山馆诗集》22卷，《断水词》3卷，骈体文2卷，《耳食录》初编12卷，续编8卷。另有《楠善词赋稿》散佚。其散文《罗台山轶事》、《广俭不至说》曾入中学课本。

"

蒋春霖（1818～1868）晚清词人。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后居扬州。咸丰中曾官两淮盐大使，遭罢官。一生潦倒，后因情事投水自杀（一说仰药死）。早年工诗，中年一意于词，与纳兰性德、项鸿祚有清代三大词人之称，所作《水云楼词》以身遭咸丰间兵事，特多感伤之音，诗作传世仅数十首，称《水云楼賸稿》。"文学创作

蒋春霖早岁工诗，风格近李商隐。中年，将诗稿悉行焚毁，专力填词。据说他由于喜好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项鸿祚的《忆云词》，因自署水云楼，并用以名其词集，这个说法因为没有蒋春霖留下的文献证据，受到一些研究者怀疑。他重视词的内容和作用，认为：“词祖乐府，与诗同源。偎薄破碎，失风雅之旨。情至韵会，溯写风流，极温深怨慕之意。”所作词如〔台城路〕《易州寄高寄泉》、〔卜算子〕“燕子不曾来”等，多抒写仕途坎坷、穷愁潦倒的身世之感，悲恻抑郁。其咏时事之作，如〔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渡江云〕《燕台游踪，阻隔十年，感事怀人，书寄王午桥、李闰生诸友》等，虽被誉为“倚声家老杜”，但内容大都抒写太平军扫荡江南时，士大夫流离之感以及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哀叹。

在艺术上，蒋春霖目无南唐两宋，更不囿于当代浙派和常州派的樊篱。他的词讲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炼字炼句，在清末颇受称誉。谭献称其“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

《水云楼词》，蒋春霖生前刻于东台，后收入杜文澜《曼陀罗阁丛书》中。蒋卒后，他的好友于汉卿搜集未刻之词，与宗源翰所藏，合刻《补遗》1卷。缪荃孙也重刻过他的词集。1933年出版的《词学季刊》创刊号，又发表其未刻词9首。总计蒋春霖词今存170余首。诗作今存不及百首，由金武祥刻入《粟香室丛书》，题为《水云楼剩稿》。

生平

蒋春霖，清嘉庆二十三年生，江阴城内蒋家巷人。蒋春霖从小随任湖北荆门直隶知州的父亲蒋尊典在任所生活。少年蒋春霖颖悟聪敏，资性过人，所作诗赋曾压倒词坛前辈强手，故有“乳虎”之称。蒋春霖性格坦爽，屡试不中，仕途不济。道光二十八年后曾先后在苏北两淮地区任盐官，署理淮南、东台、富安场盐大使。他一生落拓，早岁为诗，中年以后有大量词作，大多为抒情、忆旧和感伤之作，其中不乏寄托思乡之情。　咸丰七年后，蒋春霖母亲和爱妻先后亡故，其生活更加潦倒，内心愁闷，只能以填词排忧。咸丰末年，40岁的蒋春霖遭罢官，先后居东台、泰州，生活困苦。时值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战乱频传，蒋春霖忧心如焚。期间，他的词对家国的飘摇、人民的流离失所都有极为深沉的描绘。历代词家评说蒋的词婉约多姿，抑郁悲凉，有“词史”之称。和他同时代的词人谭献称颂蒋春霖为“倚声家老杜”。他与纳兰性德和项鸿祚同被誉为清代词坛“三鼎足”。

同治七年，蒋春霖离别苏北，准备去浙江衢州投靠友人，路经吴江东门外垂虹桥，面对“环如半月，长若垂虹”的江南第一长桥，感到前程茫茫，伤痛之余竟投水而亡。一代词人怀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年仅51岁。

蒋春霖逝世后，邑人缪荃孙、金武祥等人先后收集并刻印了《水云楼词》、《水云楼续词》、《水云楼烬余稿》等词稿共270余首。建国后，山东齐鲁书社又出版了冯其庸的《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一书，为后人研究蒋春霖提供了重要资料。

"

屈大均（1630—1696）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有“广东徐霞客”的美称。字翁山、介子，号莱圃，汉族，广东番禺人。曾与魏耕等进行反请活动。后为僧，中年仍改儒服。诗有李白、屈原的遗风，著作多毁于雍正、乾隆两朝，后人辑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

蒋士铨（1725—1784）清代戏曲家，文学家。字心馀、苕生，号藏园，又号清容居士，晚号定甫。铅山（今属江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九年辞官后主持蕺山、崇文、安定三书院讲席。精通戏曲，工诗古文，与袁枚、赵翼合称江右三大家。士铨所著《忠雅堂诗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存于稿本的未刊诗达数千首，其戏曲创作存《红雪楼九种曲》等四十九种。"诗学理念

关于蒋士铨的诗学观念，研究者的看法大体接近，都归为性灵派诗学。简有仪将蒋士铨的诗歌理论概括为八点：以文为诗，扩大诗歌境界；诗主性灵，崇尚温柔敦厚；诗以载道，提倡忠孝节烈；诗宗唐宋，反对剽窃模拟；诗善用典，充实诗意内涵；诗尚白描，容易流露真情；诗排神韵，讲求言中有物；诗斥格调，避免流于空疏。

成就

诗歌
　　蒋士铨的诗歌作品，据清嘉庆三年扬州刻本《忠雅堂全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他还有数千首未刊诗，存于他的稿本中。诗作题材比较广泛，其中一部分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如《饥民叹》、《禁砂钱》、《官戒二十四首》之四《察隶役》、《乞人行四首》、《米贵倒叠前韵》，或揭露官府的搜刮钱财，或批判役吏的横行乡里，或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都有一定社会意义。他还有一些反映城乡下层社会世态风俗的诗,如《京师乐府词》等。不过蒋士铨的诗大部分为个人抒情，及吊古、纪游之作。
　　他写诗自称15岁学李商隐，19岁改学杜甫、韩愈，40岁兼学苏轼、黄庭坚，50岁以后“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他论诗也重“性灵”，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倾向，他说沈德潜、翁方纲诗论的流弊是：“后贤傍门户，摹仿优孟容。……各聚无识徒，奉教相推崇。”他主张兼师唐宋：“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他戒蹈袭，重性情，“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他说诗要“性灵独到删常语，比兴兼存见国风”。但对“性灵”的理解与袁枚不同，而且他比较强调“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表现出更多的传统意识。他的诗总的来说写得笔力坚劲。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评论说：“诸体皆工，然古诗胜于近体，七言尤胜于五言，苍苍莽莽，不主故常。”袁枚《忠雅堂诗集序》对他极为推重：‘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能够代表他艺术风格的有五古《远游》、《岁暮到家》，七古《开先瀑布》、《驱巫》、《万年桥觞月》、《漂母祠》、七律《润州小泊》、《梅花岭吊史阁部》、《乌江项王庙》等。

戏曲
　　蒋士铨的戏曲创作，最早见于蒋氏家刻本《蒋氏四种》丛书中，署“红雪楼板”，后曾抽印为单行本，题为《藏园九种曲》，另外，有书坊渔古堂别为翻刻，称《藏园九种曲》。其内容包含《空谷香》、《香祖楼》、《冬青树》、《临川梦》、《一片石》、《桂林霜》、《第二碑》、《雪中人》、《四弦秋》九种。九种曲中，《一片石》、《第二碑》、《四弦秋》三种为杂剧，其余六种为传奇。又除《空谷香》、《香祖楼》两剧为现实题材外，其他八种均为历史题材。
　　此后，蒋士铨陆续创作了《采石矶》、《采樵图》、《庐山会》，汇编成《红雪楼十二种填词》。另据李调元《雨村曲话》谓蒋士晚年病痹，右手不能书，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种曲未刊，但不见藏本传世。梁廷□《曲话》又谓乾隆十六年，恭祝皇太后万寿，江西绅民远祝纯嘏杂剧四种，亦心馀手编，为《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箓》、《升平瑞》。
　　《空谷香》一剧写成于济宁至镇江舟次。正是诗人两次落第返乡途中，一股牢骚无由吐散之气、有腔抱玉献而不售之才，鼓荡于胸中，无由发泄，恰好遇到了这个题目，于是情思涌出，遂成妙文。
　　《冬青树》一剧写南宋灭亡的历史故事。全剧以文天祥、谢叠山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为主线，穿插唐珏等忠义志士报国义举，抨击了留梦炎之流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据史载，元军攻陷南宋京城临安后，元军统帅僧人杨琏真伽率元军发掘宋帝后陵寝，掠夺财物，弃骸骨于草莽，义士唐珏收诸陵骸骨以葬，并植冬青树以为表识。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条录其事。明卜世臣作《冬青记》传奇演其事。蒋士铨在剧中穿插《发陵》、《收骨》、《私葬》、《梦报》四□敷演其事。其自序言：“经曰：岁寒然后知松柏。若两公者，即以为冬青之树，谁曰不宜”。可知作者之意。
　　《临川梦》写戏曲家汤显祖故事。焦循《剧说》载汤显祖《牡丹亭》刻本传世后，有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曲，用蝇头小楷在上面细细批阅，不到二十岁竟怨恨而终。有人持其夹批给汤显祖看，汤感慨万端，作两首五言绝句为悼。又载内江一女子，读《还魂》而悦之，径造西湖访焉，愿为才子妇。汤以年老辞，女子投水而死。蒋士铨本此诸事，而作此剧。
　　《一片石》和《第二碑》皆演娄妃故事。娄妃为理学家娄谅女，嫁宁王宸濠为妃，宁王谋逆，她屡次劝谏，不听，又作《题樵人图》诗云：“妇语夫兮夫转听，采樵须是担头轻。昨宵雨过苍苔滑，莫向苍苔险处行。”终不听。后宸濠叛乱被擒，妃投江而死。邦人钦慕其贤且烈，厚葬之。
　　《雪中人》演铁丐吴六奇将军事。吴六奇广东潮州人，早失父兄，性好饮博，遂至落拓江湖，流浪街市，行乞为生。常手不曳杖，口若衔枚，敝衣枵腹，而无寒饿之色，人皆称铁丐。后寄身邮卒，于关河形势，无不谙熟。因其时天下初定，清军由浙江入广东，地形多不熟，六奇请见主帅，备陈粤中形势，且言有义结兄弟三十人，拥众据土，粤中传檄可定。帅依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征闽讨蜀，屡立奇功，位至通省水陆提督。蒋士铨本此作《雪中人》传奇。
　　《四弦秋》据白居易《琵琶行》诗而作。白居易作此诗，不过自写其沦落之意。元马致远据以作《青衫泪》，以为香水素狎此伎，于江州送别时再次相逢，践成前约。后有顾道行作《青衫记》，情节一本马剧。蒋士铨以为“命意敷词，庸劣可鄙”，乃本《琵琶行》及香山本传、宪宗时事，别填《四弦秋》院本，七日而成。时人交口称赞，以为出前剧万倍。

评论
　　王昶论其诗，标为“当代之首”；李调元评其曲，论为“近时第一”。高丽使臣曾以重金求其乐府诗，以夸荣于东国。近代梁启超说他是“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日本青木正儿称其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殿军”。今人钱仲联教授说：“蒋士铨以诗曲成就双双得到同时著名评论家的充分认识和最高评价，这在整个清文学史上恐怕不得不指为绝无仅有的一家。”

生平

早年苦学
　　蒋士铨先世姓钱，居浙江湖州府长兴县九里泷庵画溪头。明末甲申，祖父钱承荣9岁，因避兵乱与家人失散，随人辗转流落铅山县永平镇，为邑长蒋某收为子嗣，从此宗蒋氏。
　　清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雨夜，蒋士铨降生于南昌垣东街小金台前旧宅，适逢响雷，因得乳名“雷鸣”。他的父亲蒋坚是位秀才，性好任侠，擅长刑名之学，有古烈士遗风，曾长期佐幕于山西泽州，屡雪疑案，为当世所重，著有《求生录》四卷，《晋昌纪狱》二卷，《铁案》、《剑旁诗》、《书法指南辑说》各一卷。他的母亲钟令嘉也知书识礼，工诗善文，著有《柴车倦游集》。士铨出生时，家境清寒，但父母的知书识礼，却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蒋士铨四岁时，他的母亲便断竹篾为波磔点画，攒簇成文，教之识字。稍稍长大后，即教以《四书》、《礼记》、《周易》、《毛诗》等经，使他能够背诵。母亲教子得法，且课督甚严，酷暑严寒，未尝少倦。甚至在病中，仍书以唐诗贴四壁，母抱士铨行走其间，教之低吟以为戏。
　　十岁时，父亲担心他读书膝下，难免为平常儿，他日为文，亦不免书生态，便将他缚于马背，随他历游燕、赵、秦、魏、齐、梁、吴、楚间，让他目睹崤函、雁门的壮丽，历览太行、王屋之胜景，随后安排他就读于泽州凤台秋木山庄之王氏楼中。凤台王氏是富甲一方的大户，楼接百栋，书连十楹，家藏图书非常丰富，蒋士铨在这里可以尽阅所藏，打下深厚的文学根底。十五岁，始就外傅，受业 于王允升先生，修习完成了《诗》、《书》、《易》、《三礼》、《三传》等九经，同时开始学习作诗。
　　蒋士铨十五岁学诗，是从李商隐开始的。李商隐之诗格调浓艳，文字华美，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迎合了少年蒋士铨的需求，他爱之读之，数年中积下了不少的模仿之作。十九岁这年的秋天，蒋士铨于病中咳嗽不能卧，一天晚上独坐绳床，见皎月穿窗，戚然而思，忽有所悟。于是强撑病体，起床点燃残烛，检出屉中所藏淫靡绮丽之书数十册，并所作艳诗四百馀首，尽焚于庭中。又向天泥首悔过，发誓断除妄念。第二天买回《朱子语类》，细加研读，安排好日程自学。经过三个月的自我反思，他的病居然痊愈了。
　　乾隆九年九月，蒋坚举家南下，为士铨聘南昌张氏女，第二年冬天，他们结了婚。婚后，蒋士铨随父归铅山老家，就读于永平北门张氏塾中。这年，正值殿撰金德瑛督学江西，来铅山，他读到蒋士铨诗卷，深以为奇，拔补他为弟子员，对他的试卷给了这样的评语：“喧啾百鸟群，见此孤凤凰，将来未可量也。”此后，士铨便从学于金师，“船窗署斋，一灯侍侧，凡修己待人之道，诗古文词所以及于古，孜孜诲迪，未尝少倦”，一年中他随金师游历了抚州、建昌、吉安、赣州、南安、瑞州等地，广结江西名士，学识大长，诗名浙著。金德瑛曾作诗赞誉他：“蒋生下笔妙天下，万马瘖避骅骝前。……老夫搜罗士如鲫，得尔少隽喜成颠。”

入仕求退
　　蒋士铨22岁中举，26岁元旦之夜，家中存米仅五斗，生计茫然。初二日，鄱阳县知县黄荻村遣人持南昌知县顾锡书信到蒋士铨家，请他担任《南昌县志》的总纂，他应邀到了南昌。历时二年，《南昌县志》成书，28岁，在南昌东街水口巷买了一所住宅，名之为“藏园”，当年移家于此。
　　蒋士铨从二十三岁开始北上求仕，却并非一帆风顺。他先后三次进京赴考，都未能遇，直到乾隆二十二年，他三十三岁才得中进士。但那时中了进士，是不能马上授官的，还得入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散馆，才能授官。他在庶常馆熬过了三年“尚习雕虫业”的痛苦生活，终于散馆，钦取第一，授翰林院编修。这以后四年中，他曾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续文献通考纂修官，一直供职于翰林院，久久未得升迁。他的“我生不愿作公卿，但为循吏死亦足”的愿望也得不到实现，于是，便于乾隆二十九年毅然辞官南归了。
　　蒋士铨好不容易踏上仕途，为什么又匆匆忙忙辞官呢？其中原因，各书所载未详。他自撰的《清容居士行年录》中提到：“裘师颖荐予入景山为内伶填词，或可受上知，予力拒之。八月遂乞假去，画归舟安稳图。”裘师指裘曰修，是蒋的江西同乡，时为工部侍郎，以治水有方深得乾隆器重，所荐之事当非虚妄。但裘既为同乡友人，应当了解蒋士铨的志趣所在，恐不致为有可能“受上知”而荐他去“为内伶填词”。即使所荐非所愿，蒋士铨恐怕也不致因“力拒”而辞官。裘曰修死后，家人请蒋士铨为作墓志，犹对他推崇备至，可见友情之深。因而此说恐为托词，不足为据。
　　而《铅山县志》有载，蒋士铨名震京师后，“有某显宦欲罗致之，士铨意不屑，自以方枘入圆凿，恐不合，且得祸。钟太安人亦不乐俯仰黄尘中，遂奉以南旋。”某显宦指谁？各书均无记载。惟徐珂《清稗类钞》及《清朝野史大观》直言蒋士铨“以刚介为和珅所抑”，然和珅用事在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此说或出于猜测。
　　今查赵翼《送蒋心余编修南归》诗，有“敏捷诗如马脱衔，才高翻致谤难缄”之句，且自注曰：“有间之于掌院者，故云。”又王文治送蒋士铨离京诗曰：“亦有达官遭面斥”、“难免谣啄加蛾眉”。赵翼、王文治与蒋士铨同居翰林院，官编修，说他尝面斥达官而遭谣啄于掌院之前，绝非无中生有。同诗，赵又言：“世谓灌夫能骂座，我援泷吏劝书绅”，引《史记》灌夫使酒骂座而遭祸之事，劝蒋急流勇退并要他牢记此话。可见，谗间之事当必有。蒋士铨一生秉性刚直，磊落嵚崎，阮元说他“遇不可于意，虽权贵几微不能容。”很可能就是以面斥达官一事为依据的。这种个性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长期抑郁下僚，久不升迁。他曾在《贺新凉· 叠韵留别纪心斋戴匏斋》词中说：“ 衮衮 诸公登台省。看明时，无阙须人补。不才者，义当去。”分明是激愤之情见于言表。综合以上看，蒋士铨的辞官，当为面斥达官而致谤遭谗于掌院，因而长期抑郁下僚，自觉官场污浊，愤而求去的。

南归讲学
　　蒋士铨辞归后，没有返回江西老家，而选择了虎踞龙蟠的金陵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原因一是铅山“本无田里可躬耕”，二是他所敬仰的诗人袁枚住在金陵。蒋士铨与袁枚的订交颇有戏剧性，二十年前，蒋士铨过南京燕子矶，曾题两诗于宏济寺壁，末署“苕生”二字。袁枚往扬州，经过其寺，看见僧壁题诗，以为绝佳。归访年余，后听熊涤斋先生告以“苕生” 姓蒋，名士铨，江西才子也，且为通其意。然而他们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蒋士铨辞官归寓金陵，他们才见面订交。后来，袁枚把这段经过录入了《随园诗话》。三是“钟山本姓蒋”，他愿意仿效前人，留下“六代江山两寓公”的佳话。
　　但是，蒋士铨在南京与袁枚相聚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乾隆三十一年，他应浙江巡抚熊廉村之聘，主绍兴蕺山书院讲习。在这里，他有机会结交任处泉、刘文蔚等越中诗人，与“越中七子”寻幽探胜，诗酒周旋，他在这里度过了六个春秋。乾隆三十七年，他又应扬州运使郑大进之聘，主持扬州安定书院。在这里结识了“扬州八怪”中之罗聘和画圣王石谷，他们谈诗论画，吟咏山河，交流艺术思想，批判社会现实，创作了大量作品。十年的教育生涯，是诗人创作的丰收季节，也是诗人创作风格的成熟阶段，他的诗从“以少陵昌黎为宗”，到“兼取苏黄”，至此则进入“脱去依傍而为我之诗”的新阶段。他的戏曲创作也在这期间完成了《桂林霜》、《四弦秋》、《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等重要剧目。
　　由于慈母的逝世，蒋士铨离开了扬州，奉母归葬于铅山之鹅湖山下。家居服衰期间，他积极向铅山县邑宰建议，修文峰塔，开焦溪坝，兴修紫溪黄柏坂水利，润田六千亩，建试院，开县东两耳门以利群众来往，皆被采纳实施。
　　乾隆四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赐诗彭元瑞。称彭与蒋为“江右两名士”，并屡问及之。消息传来，诗人感激涕零，于是，57岁力疾起官，充国史馆纂修官，记名以御史补用,修《开国方略》，计十四卷。59岁得风痹之疾，半体偏废，“二竖忽相厄，末疾医莫瘳。右体从此废，语言为伊嗄”，留滞京中六年，最后以病辞归。三月，袁枚来访。临别时，蒋士铨嘱袁枚为他作墓志铭，并要袁为他的诗集作序。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病逝于南昌藏园，终年61岁，后归葬于江西省铅山县永平镇文家桥。　蒋士铨著有《忠雅堂集》43卷，包括文集12卷、诗集27卷及补遗2卷，词集2卷、还附有南北曲。蒋士铨也写词和散文。此外他还是位重要的戏曲作家，他写成杂剧、传奇戏曲16种，均存。其中《临川梦》、《冬青树》等9种，合称《藏园九种曲》。

墓

蒋士铨墓位于铅山永平镇陈家寨文家桥西董家坞，座东偏南朝西北，面临湖山、垅田。墓的形制独特：居中是一块直径 1.3米的圆形墓约3米的青石平台之上。墓碑嵌于后方石龛之中，1米高青石矮拦环抱其外，前端抱鼓石1对，其下石阶数级。墓体占地面积约十六平方米。石龛、栏杆、望板的建筑工艺精到，龛是歇山顶，额日：“气节文章”，楹联：“庐埠叩苏公八壬偈子一转语，山阴同陆翁九千吟中万首诗”。内嵌的墓碑正文，右：“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八日立”，中：“皇清敕授承德郎倒晋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即用御史显考蒋公心余府君之墓”，左：“奉祀考男知廉知节知让知白知重知简知约卒考”。该墓于1959年即经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永平铜矿建矿初期，专门修建了一道跨度约80米长的拱桥，状如彩虹，直通墓旁，方便了后人前往观光、凭吊。"

纪映淮（1617～1691？）明末清初女诗人。字冒绿，小字阿男，江南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纪映钟之妹，莒州杜李室，其夫抗清被戮，映淮守寡以终，著有《真冷堂词》。"巧对轶事

纪映淮自小才思敏捷，九岁那年，父母带她到莫愁湖看荷展。荷展上有联句的游戏。看见一群人在对句，纪映淮挤到前面，看到出句是：“叶出尖角问晴天”。应该对什么？不少人在议论着。纪映淮脱口而出：“应该对‘花退裂盘笑丽日’。”周围的人都夸奖就这小孩句对的贴切，有阿男荷展对句露头角的传说。

纪映淮十岁那年，有一天，嫂嫂旦兮来找母亲闲聊，看到纪映淮在读柳永的《乐章集》，话题说到柳永的诗词。嫂嫂旦兮说：“柳永的词俚俗，学他的诗词，别碍了词的高雅，把妹妹带错了路。”母亲也说：“柳屯田善为乐工妓女写歌辞，虽音律谐婉，确是格调不高。” 纪映淮听了反驳说：“听家严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学填词一定要读柳永的词。我读了感其语意妥帖、平和近人。母亲、嫂嫂怎么说他不好呢？” 嫂嫂旦兮说：“听妹妹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妹妹没辜负婶娘给起得名字，确实是‘日照而影，水阔而美，慧外秀中，博学强记’。” 纪映淮不饶地说：“哪比得嫂嫂，‘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十来岁的小孩能说出《尚书》中的名句，并指出嫂嫂名字的来源，让母亲、嫂嫂李旦兮都感到吃惊。

在纪映淮十岁生日时，有许多客人来祝贺，有客人有意逗阿男玩，提出以院内可视物为题对句，指着院内桂花，出了上句‘丹桂虬蟠花香’。 阿男看到庭院的紫藤，随口对出：“古藤曲铁叶绿。” 客人异口同声的称赞阿男对得好，又有客人随说：“出句的前后皆可加字。” 阿男：“我的句，前后也可加字。你加加看。” 客人说：“我在句前加‘楼前’，句后加‘溢满院’，变成‘楼前丹桂虬蟠花香溢满院’。” 随着客人话音一落，阿男想都没想，说：“我对‘院内古藤曲铁叶绿罩长廊’我前面加了‘院内’，后面加了‘罩长廊’三个字。”客人都异口同声赞扬阿男聪慧过人，才思敏捷，句对得巧妙。纪映淮才女的名声在纪青朋友中就传开了。

纪映淮最尊敬的长者，是国清寺主持云智方丈。云智方丈姓陈，原应天府知府，在任是和纪青交往甚密。因得罪了皇亲遭迫害，后到天台山国清寺出家。纪映淮十一岁生日，云智方丈专程来祝贺，给纪映淮带来一联句的上句，云智方丈说：“我来时有朋友出一上联，‘千山鸟飞绝放翁幽栖在半山’。觉着这联很有意思，但要对得好，可不容易。阿男对对看。”显然这联的上半句是柳宗元《江雪》中的一句，后半句字面解释为放飞鸟的老翁住在幽静的半山腰。

阿男听了，想了想说：“是很巧妙，这前半句是柳宗元的诗句，后半句又分别是陆游，朱淑真和王安石三个诗人的号。并与前半句文理通顺，可批为：群山中的鸟儿早已飞得无影无踪，放飞鸟的老翁住在幽静的半山腰”。 云智方丈听了说：“阿男说得对，能知道这句的奥妙，批讲清楚，就成功了大半，不过要对得文理通顺，对仗工整，还是比较难的。” 这样的趣联，多是闲散文人想出来的，专为别别人的，对来很不容易。纪映淮说：“是不太好对。对句的前半句肯定是‘万径人踪灭’，后半吗？……。”阿男想了想说，“我对‘达夫易安于乐斋’如何？达夫是唐朝诗人高适号，易安是女词人李清照，乐斋是宋朝诗人张栻的号，易安对幽栖，是李清照对朱淑真两位女诗人。文理上也能说得过去。”

生平

取名缘由
　　纪映淮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秋，卒于清康熙中期。其父纪青，字竺远，少为诸生，地方名士。兄纪映钟，字伯紫，颇负诗名，多有著述。母刘玉涵，苏州吴江人，娘家世代官宦。因家面钟山，临秦淮河，刘玉涵有身孕后，建议生男孩名映钟，生女孩名映淮。映淮，乳名阿囡。 “囡”在江南一带是对小孩的昵称。到五六岁，纪映淮认识了不少字，对母亲说：“囡囡弱弱何时大，男男生生欲称雄”母亲听了，五六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父母都从心里感到高兴，愉快地答应给改名，根据女儿的意见把“囡”改为“男”，名“阿男”，因“囡”与“男”音同字不同，改起来方便。从此，纪映淮小字“阿男”便传于后世。

琴瑟谐美
　　纪映淮性情贞静，通经史，尤工韵语，与侄女松实，俱有诗誉。纪映淮的公爹杜其初系莒州进士，明崇祯年间任绍兴知府，适纪氏全家客居绍兴，与杜氏交往甚密。其初有子名杜李，十四岁入莒泮，入庠后随父任。杜李与纪映淮同庚，且有诗才，纪氏父子见而慕之，遂以映淮嫁之。婚后夫妇联韵，琴瑟谐美。崇祯十年许，杜家归莒。翌年，纪映淮生一子。崇祯十三年杜其初病逝，至此家道日衰。

守寡节孝
　　崇祯十五年冬，清兵自直隶南进，旋即据穆陵关，危及莒城。杜李劝纪映淮携子扶母离莒城至城南云里村母舅家避乱，己约十数好友投知州景叔范部下守城抗清，拒守数日，终寡不敌众，城破被掳，戮于北关“好汉茔”。纪映淮与姑及六岁幼儿进深谷中，终日毁容觅衣食奉之，备尝饥寒，度日如年，茹获席草三十余年，以节孝闻。少从映钟学诗，夫亡后绝笔不复作。

毁坊全忠
　　纪映淮诗作《咏秋柳》中有一句“栖鸦流水点秋光”，为清康熙初年诗坛巨匠王士禛激赏，并作秦淮杂咏以和：
　　十里清淮水连桥，板桥斜日柳毵毵。
　　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
　　诗中充满了对纪映淮的赞赏，但在当时理学近登峰造极的年代，这虽不能说轻佻，毕竟也有失庄重，更何况纪映淮乃名门之后，又孀居在家。故纪映淮兄长纪映钟以信责备王士禛：公诗即史，顾以青镫白发之嫠妇，竟与莫愁桃叶同列文章……王士禛接信，深为自己的一时孟浪而后悔，瞿然以书谢过，后为纪映淮请诏于朝廷，令莒州知州督导，建木枋旌于杜府门前，以彰纪映淮节烈。木坊落成次夕，纪映淮借得耕牛数头，将坊拉倾，以示国亡家破之恨，随之合家离城。相传，纪映淮弃家离走时，自书白纸对联于府门：“义士洒血照日月，节妇食泪赡孤亲。”
　　知州得悉，惟恐获反清复明之罪，立即谎拟报文：“杜纪氏，居孀不贞，木坊始立而自倾。纪氏无颜见街坊父老，弃宅而逃，不知所往……”随后，一些拍马文人谎编俚曲、故事，诽谤纪映淮，谬种流传。直到清同治十二年，莒知州彭九龄撰文，略叙其事，惜其未敢提及毁坊之事。至民国《重修莒志》，纪映淮方入“列女”传。

著述名录

映淮亦能词。虽著有《真冷堂词》，但大多遗失不见，后世只留存诗词不足十首，甚为遗憾。生平事迹见《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一、《晚晴簃诗汇》卷一八三。"

张惠言（1761～1802）清代词人、散文家。原名一鸣，字皋文，一作皋闻，号茗柯，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庆四年进士，官编修。少为词赋，深于易学，与惠栋、焦循一同被后世称为“乾嘉易学三大家”。又尝辑《词选》，为常州词派之开山，著有《茗柯文集》。"生平

张惠言先祖自宋初由安徽滁州迁至武进，因之而为武进人。出生世代业儒的贫寒家庭，从七世祖张典以下到他的祖父张金第、父亲张蟾宾都以教授乡里为谋生方式。张惠言四岁丧父，生活贫寒，赖其母姜氏与姊观书作女工，将他与遗腹而生的弟弟张翊抚养成人。据其《先妣事略》记载，张惠言九岁离家，至常州城中依伯父张思楷读书。“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飧，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耶？吾与尔姊尔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其早年的艰难困苦于此可见一斑。

迫于家贫，年十四，即为童子师。乾隆四十一年娶国子监生吴承绂之女为妻。次年，补县学附生，开始科举之路。乾隆四十四年试高第，补廪膳生。乾隆五十一年高中举人。乾隆五十二年赴礼部会试，中正中榜。中正榜是从当年会试落第者挑选合乎要求者，任命为内阁中书或国子监学等职。张惠言考取了景山宫官学教习，教授内务府佐领以下官宦子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教学生涯。教学之余，与邓石如、陆以宁、吴德旋、孙星衍切磋古文词赋，与杨随安交流易学，学术境界得到提升。乾隆五十九年奔母丧，两年后，应时任富阳县令的挚友恽敬之邀，至浙江富阳县编修县志。未等县志修成，恽敬调任贵州江山县为官，张惠言至歙县，在江承之家授馆收徒。嘉庆二年，易学著述相继问世。与张琦合编影响深远的《词选》。

嘉庆四年，第七次会试，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六年四月，散馆，奉旨以部属用，朱珪奏改翰林院编修。嘉庆七年六月，卒于官，年四十二。

经学成就

张惠言作为经学家，其主要贡献是对《易》和《仪礼》的研究。他以惠栋的方法治《易》，立说专宗虞翻，参以郑玄、荀爽诸家之言。著《周易虞氏义》九卷，将虞翻对《易》的解说发挥尽致。

张惠言对虞氏易学予以高度评价，谓“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沈深解剥，离根散叶，畅茂条理，遂于大道”。而对后儒解《易》之学则多有批评，谓虞氏《易》学，“后儒罕能通之”，指出：“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学官，百汉世诸儒之说微，独资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颇采古《易》家言，而翻注为多。其后古书尽亡，而宋道士陈搏以意造为龙图，其图刘牧以为《易》之河图、洛书也。河南邵雍又为先天、后天之图，宋之说《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而《易》阴阳之大义盖尽晦矣”。

张惠言认为古书亡而汉魏师说略可见者仅十余家，唯荀爽、

郑玄、虞翻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氏之说又较备，故“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必自虞氏之注。又著《消息》二卷、《虞氏易礼》二卷、《易候》一卷、《易言》二卷，于虞氏《易》成一家之言。还著有《周易郑氏义》三卷、《周易萄氏九家义》一卷、《周易郑荀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纬略义》三卷、《易图条辨》二卷，尽括汉《易》各家古义，以羽翼虞氏《易》。

张惠言于《礼》主郑玄。著《仪礼图》六卷，谓治《仪礼》者当先明宫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诸儒之义，断以经注，首列官室图，而后依图此事。又详考吉凶冠服之制，为之图表。又著《读仪礼记》二卷，摘录《仪礼》章句，附以诸家特别是郑玄的注释。张惠言还研究过墨家教义，撰有《墨子经说解》二卷。他亦治《说文》，著《说文谐声谱》未竟。

文学成就

张惠言早岁治经学，工骈文辞赋。后受桐城派刘大櫆弟子王灼、钱伯□的影响，与同里恽敬共治唐、宋古文，欲合骈、散文之长以自鸣，开创阳湖派。《送钱鲁斯序》和《古稿自序》，都曾自道其为文本末。后来文学韩愈、欧阳修，“不遁于虚无，不溺于华藻，不伤于支”。所作如《游黄山赋》、《赁舂赋》、《邓石如篆势赋》、《送恽子居序》、《词选序》、《上阮中丞书》等，或恢宏绝丽，或温润朴健，气格颇为笃茂。

张惠言又是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嘉庆二年，他所编的《词选》行世。《词选》选录唐、五代、宋词凡44家、116首。他有感于浙派词的题材狭窄,内容枯寂，在《词选序》中提出了“比兴寄托”的主张，强调词作应该重视内容，“意内而言外”，“意在笔先”，“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低回要眇，以喻其致”；同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不徒雕琢曼词而已”。从清词的发展情况来看，张惠言的词论有超越他的前人朱彝尊之处。但他强调的“比兴寄托”在应用上也有片面性，如论说温庭筠、韦庄和欧阳修的一些艳词都有政治寄托，即失之于偏。

张惠言的词现存46首，数量不多而颇有佳构，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抓住暮春景色，寄寓当时感慨，写得既沉郁，又疏快，“热肠郁思，若断仍连，全自风骚变出。”再如〔木兰花慢〕《杨花》借杨花的形象，寓作者怀才不遇、自伤飘泊的感喟，婉曲沉挚。在〔风流子〕《出关见桃花》中,作者所见之处是“地尽寒垣，惊沙北走；山侵溟渤，迭障东还”的榆关之外,却有一树桃花“向人独笑”，然而“经他风雨，能几多番？”从中也寄托作者飘零沦落之感。此外，如〔木兰花慢〕《游丝同舍弟翰风作》、〔玉楼春〕“一春长放秋千静”、〔贺新郎〕“柳絮飞无力”等阕都写得委婉盘旋而能微言寄讽，体现出常州词派论“比兴寄托”、“意内言外”的主旨。朱孝臧题其《茗柯词》云：“回澜力，标举选家能。自是词源疏凿手，横流一别见淄渑。异议四农生。”。四农为潘德舆字，尝谓：“张氏词选，抗志希古，标高揭己，宏音雅调，多被排摈，五代、北宋，有自昔传诵，非徒只字之警者，张氏亦多恝然置之。”

张惠言《词选》辑录虽偏苛严，评词也有穿凿附会和疏于考订的失误。但对历代词人的评论，较之浙派词人的论断，显得比较公允恰当。他自己所写的词，笔调较浙派厚重，但也不免有缺乏广泛的社会意义和用意较隐晦的毛病。

"

姚鼐（nài）（1731～1815）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文辞类纂》。"文学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进而是重视精神，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其为文“以神、韵为宗”，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藏书故实

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官刑部广东司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馆开，出任纂修官，曾撰写书录91篇，于道光十二年（1832）汇为《惜抱轩书录》4卷，为其藏书跋尾题记之属。有《惜抱轩四库馆校录书题》1册。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40年。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曾受业于刘大櫆，论者称他辞近方苞，理深于刘大櫆，三人均为桐城籍，世称“桐城派”。家有藏书楼名“惜抱轩”，藏古文、经、史、字画居多，藏书印有“鼐”、“大季氏”、“惜抱轩藏书印”等。著有《惜抱轩文集》。选辑有《古今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抄》。

生平

姚鼐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嘉庆十五年　(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

"

丘逢甲(1864年～1912年）近代诗人。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庵、仲阏、华严子，别署海东遗民、南武山人、仓海君。辛亥革命后以仓海为名。祖籍嘉应镇平（今广东蕉岭）。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台湾彰化，光绪十四年（1887年）中举人，光绪十五年登进士（1889年），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到台湾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于台湾的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生平

爱国世家
　　生于台湾省苗粟县，可以说是出生在一个爱国世家，其先祖是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南迁的“客家人”，因不愿在入侵者面前苟且偷安而举族南迁。在长期颠沛流离的徙居生活中，他们不得不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并且后代子孙牢记一条遗训：即先祖是因外族侵扰而辗转南迁，所有后代子孙，不论落籍何处，都应勤耕苦读，自立图强。到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时，因耕地狭小，无以为生，所以偕同一批客家人又漂洋过海，向台湾迁徙，这大概是清乾隆中叶时期。到丘逢甲这一代，丘家在台湾定居已有四代、近百年的历史了。
　　1864年，丘逢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爱国爱乡思想、生活上则保持清朴风尚的乡村塾师的家庭里，自幼受清朴刚正家风的熏陶和艰苦生活的磨炼，“幼负大志”，渴望报效国家民族。这一切对他日后的事业以及人生道路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丘逢甲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在其父的亲自教授下，六七岁即能吟读、属对。14岁时赴台南应童子试，获全台第一，受福建巡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特赠“东宁才子”印一方，由此闻名全台。1888年参加乡试，中试为举人。
　　第二年春，赴京参加会试（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中进士，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此时丘逢甲年仅26岁，但他却无意仕途，辞归故乡，专意养士讲学，任台南崇文书院主讲，同时兼任台湾府衡文书院及嘉义罗山书院主讲。1892年，《台湾通志》总局正式开设，丘逢甲被聘为采访师，负责采访、补辑乡土故实，因此有较多机会深入民间，了解社会民情。这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之中，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闷和隐忧，他慨叹道：“风月有天难补恨，江山无地可埋愁。”“孤岛十年民力尽，边疆千里将材难。”他预感到一场大的动荡即将到来，自己虽隐身山林，专心教读，但渴求报效国家之情却炽热而强烈。在他的书屋中，自书中堂“且看鹰翅出云时”，以明心志，时刻准备报效国家。

台湾战役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预见到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自己带头变卖家产以充军费，并动员亲属入伍。不久，160营（实际上经训练的只有30余营）义军成立，丘逢甲担任全台义军统领（又称义军大将军）。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国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丘逢甲悲愤交加，当即刺血上书，抗议李鸿章的卖国行径。此后他多次联合台湾绅士向朝廷发出呼吁电，要求废约抗战。清政府不但置台湾领土和几百万同胞于不顾，而且急诏撤回守土官兵。丘逢甲联合一批爱国志士，与日军展开抗战。日本侵略军进攻台湾后，台北、台南和台中的防务分别由唐景崧、刘永福和丘逢甲、林朝栋负责。由于唐平时放纵部下，纪律松散，无心抗战，一与日军交手，便节节败退，不久基隆失守，唐化装逃离台北，台北被日军轻易占领。消息传来，丘逢甲急举义军赴台北增援，途中得知台北已沦陷，唐已内渡，气愤至极。日军沿铁路南侵直达新竹，丘逢甲率义军与日本侵略军血战20余昼夜，进行了大小20多场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终因“饷尽弹尽，死伤过重”而撤退。
　　1895年秋，失败后离台内渡，定居镇平，往来潮、汕、广州之间，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曾与康有为、梁启超会晤。后顺应时代潮流，从赞同维新保皇逐渐倾向革命，掩护同盟会员的反清活动，致力于兴办学校，推行新学，培植人才。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等。民国成立，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1912年初，扶病南归，随即病故。他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黄冈起义
　　1907年5月，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后，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不久，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张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萧惠长、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来到石马“顺裕庐”跟子渊先生商讨对策，后遇险党人卒在何子渊、邱逢甲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1904年，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策划“黄冈起义”行动计划期间，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迁善楼”墨宝，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损了一角，这次子渊公又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请邱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为此，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迁善楼，光绪戊申夏月，邱逢甲书）
　　黄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满清王朝所造成的冲击却堪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相媲美。正如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所言：“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
　　1904年春节，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一共住了两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间，特地以何子渊的字“东汉”为据，为子渊先生题下“光汉茶庄”和“渊庐”“顺裕庐”等多幅墨宝。“光汉茶庄”坐落在石马镇石马圩“光记”商店对面，营业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由何子渊的弟弟子韶负责经营，是箭竹顶茶在海内外的经销母店，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的地下联络点。箭竹顶茶在清朝乾隆年间非常出名，行销海外、南洋一带。民国时期，渊公曾以此茶馈赠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陈济棠、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等名人，均赞不绝口。“渊庐”坐落在“光记”旁边，建筑面积约50多平方米，专供何子渊在石马上学的子孙寄宿及革命党人临时落脚之用。
　　不料，两座极具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土改”名义没收，房契、地契被强制烧毁。打到“四人帮”后，石马公社革委会又以何子渊家没有“台湾关系”为由拒绝归还……
　　话说邱逢甲1904年正月十八回到兴民学堂，不久便接到广东省政府的调令，奉调广东学务处任职。

诗歌成就

丘逢甲一生共写过5000余首诗，传世的现尚有3000余首，其中“怀台诗”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的诗都是有感而发，情深意切，绝无无病呻吟之弊，故能辗转传抄，广为传诵。即使在100余年后的今天，人们读他的诗集，仍能激发爱国热情，如临其境。当然，除了真情实感外，“乐宁才子”的作诗技巧同样是相当高超的。江泉的《丘仓海传》对此曾概括道：“仓海暨内渡……日以赋诗为事，而故国之思，以及郁伊无聊之气，尽托于诗。诗本其夙昔所长，数十年来复颠顿于人事、世故、家国、沧桑之余，皆足以锻炼而淬砺之。其所为诗，益苍凉慷慨，有《渔阳参挝》之声。又如飞免骠袅，绝足奔放，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概，皆跃然纸上。”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对这种豪放激越、震撼人心的诗风同样有很高的评价，并称丘逢甲为“诗界革命一巨子”。

介绍

丘逢甲 (1864年—1912年)，又名仓海，字仙根，号仲阏，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祖籍粤东嘉应州镇平(今梅州蕉岭县)人，光绪15年(1889)登进士，是清末著名诗人和爱国志士，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丘逢甲虽然在潮汕地区任教的时间不长，但他扬弃旧式以时务、策论、诗、古文辞课士，摒弃八股试帖，创办当时粤东潮属各县独一无二的新式学堂，开创了潮汕近代新学的先声。

丘逢甲，台湾苗栗客家人，祖籍粤东嘉应州镇平(今梅州蕉岭县)人。1895年甲午战争后(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人民激愤，丘逢甲坚持反对并组织义军反抗日军。同年5月23日，唐景嵩发表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丘逢甲任义勇军统领，隔日，国会议长林维源逃亡至福建省厦门。5月29日乙未战争掀起战端，6月4日总统唐景嵩弃职逃亡福建厦门，镇守北台湾的正规军溃败。其后丘逢甲见局势不可为，携带家眷内渡广东嘉应州。其后虽有名将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及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等人率领的诸多民间义勇军奋起抗日，但由于装备及训练均远不如日本，终究于10月21日被日军攻入大本营台南，台湾沦陷。

丘逢甲内渡后先在家乡和潮州、汕头等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1903年，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等人创办的兴民学堂聘为首任校长；后利用担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的职务之便，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与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等革命党人参与筹划潮州黄冈起义等革命活动。

中华民国建国后，丘逢甲被选为广东省代表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临时政府。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因肺病复发，正月初八日(1912年2月25日）病逝于镇平县淡定村，终年48岁。台湾建有逢甲大学以示纪念。

评价

正面评价
　　丘逢甲少年得志，却弃官返台从事教育工作；已未割台时，他首倡独立抗日；内渡大陆后则献身推广新式教育，为国家培养元气。终其一生始终对国家抱有高度的期望，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
　　丘逢甲的诗文曾获得诸多学者高度的评价：钱仲联曾评其《岭云海日楼诗钞》曰“七律一种，开满劲弓，吹裂铁笛，真成义军旧将之诗。”柳亚子谓“时流竟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梁启超则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天下健者”。

负面评价
　　1895年反割台运动期间，丘逢甲虽首先刺血上书反对割台，尔后却提前内渡，其前后言行不一，实际表现未尽理想，使后人稍有微词。连雅堂在《台湾通史》便作总评为“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丘氏内渡之际，有谓其挟带巨额公款而，但因无实据，亦有持不同意见者迄今仍无定论。

"

刘开（1784—1824）字明东，又字方来，号孟涂，清代桐城人，散文家。 刘开出生数月丧父，母吴氏日耕夜织，尽心抚育。少时牧牛常依塾窗外，傍听塾师讲课，天长日久，习以为常，塾师颇为爱怜，留馆就读。刘开如饥似渴，遍读诗文。十四岁，以文章拜会姚鼐，姚鼐看后高兴地说：“此子他日当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之坠绪赖以复振，吾乡幸也。”遂收为弟子，授以诗文之法。刘开融会贯通，尽得师传，与同乡方东树、上元管同、歙县梅曾亮并称“姚门四大弟子”。道光元年(1821)，受聘赴亳州修志，患暴疾而逝。"生平

刘开生平以教书为业。授课之余，潜心散文创作与文论研究，主张“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然后变而出之，用之于一家之言”。他还提出：“夫文之本出于道，道不明，则言之无物；文之成视乎辞，辞不达，则行之不远。”刘开的这些主张和见解，进一步阐发了方苞、刘大櫆、姚鼐诸前辈的文论，对当时的散文创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刘开虽尊崇桐城家学，但不“拘于绳尺”，而能“取精汰粗，化腐为奇”，“集众家之美”，“而得其天然”。他的散文明白晓畅，动宕恣肆，才气俊逸。其诗文多反映贫民疾苦，暴露官场黑暗，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如《食蕨叹》写道：“昔闻力田能免饥，今见老农愁不死。出门回望面石灰，十户七闭三半开。亲里相见各无语，但问何处多野菜。”早年曾游历广东、浙江、泰山、黄山等风景名胜，写下了不少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诗篇。著有《刘孟涂诗文集》14卷、《骈文》2卷、《广列女传》20卷、《论语补注》3卷。
　　在亳州写过一首诗：
　　小黄城外芍药花，
　　五里十里生烟霞。
　　花前花后皆人家，
　　家家种花如桑麻…
　　道光元年，亳州聘请刘开修邑志，寓于佛寺中。道光四年陡得疾，卒，享年41岁。有大量诗文存世，均收入《孟涂诗文集》。他的“君子之学必好问”、“非问无以广识”等语，已成为飨世名句。
　　降生数月而孤，小时家境贫寒，当牧牛童，喜欢偷听书塾老师朗读文章，听了能背诵。塾师发现后，邀他到书塾里学习，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他。刘开十四岁时，拿着自己写的文章拜谒桐城派主要作家姚鼐。姚鼐非常赏识他，尽力教他文章作法，多次赞扬这位文坛新秀。从此刘开的才名轰动一时，后来成为桐城派著名作家之一，诗文均为世人称道。道光元年，亳州聘请刘开修邑志，寓于佛寺中。道光四年陡得疾，卒，享年41岁。有大量诗文存世，均收入《孟涂诗文集》。"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轶事典故

阅读天一阁藏书
　　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辞官回宁波故里后，于宅东建造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命名为“天一阁”。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

由于黄宗羲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因而得到了范氏各房的同意，应允他于清代康熙十二年登上了天一阁。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18] 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藏书大家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宗羲印”等。

锥刺许显纯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忠臣孤子”。

骡马驮书
　　顾炎武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博大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生平

为父鸣冤 庭锥奸党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魏忠贤、崔呈秀等已除，天启朝冤案获平反。黄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得拜名师 入社兴学
　　黄宗羲归乡后，即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
　　崇祯四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明亡抗清 兵败隐居
　　崇祯十五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名落孙山。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崇祯十七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政权建立，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编《蝗蝻录》，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宗羲等被捕入狱。翌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崩离，黄乘乱脱身返回余姚。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于是，黄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响应，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顺治三年二月，被鲁王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六月兵败，清军占绍兴，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驻杖锡寺结寨固守，后因其外出时部下扰民，寨被山民毁而潜居家中，又因清廷缉拿，避居化安山。六年朝鲁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顺治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通缉，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期间家祸迭起，弟宗炎两次被捕，几处极刑；儿媳、小儿、小孙女病夭；故居两次遭火。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讲学，康熙二年至十八年，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入清拒仕 著述以终
　　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是年黄宗羲始停止讲学，悉力著述。二十二年，参与修纂《浙江通志》。廿九年，康熙帝又召其进京充顾问，徐乾学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辞。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粹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总之，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鹿鼎记》人物黄宗羲，主要出现于第一章，其言行与真实当得无异。
　　黄宗羲有三子，黄百药、黄正谊、黄百家。

借书抄书 藏书大家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当时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宗羲印”等。其子黄百家，撰有《续抄堂书目》。

著述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刊印的《黄宗羲文集【增订版】》，精装，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是目前收集黄宗羲诗文最全的版本。

主要成就

税费改革
　　黄宗羲对经济的观点由现代学者秦晖总结，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称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这一定律。此后被引申到描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中去，如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禹乔、查颖等将黄宗羲定律初步引入到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研究中。

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

哲学观点
　　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教书育人
　　黄宗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宗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黄宗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学生。著名弟子有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仇兆鳌等。

政治思想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明”即是太阳，“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意光明受到伤害。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但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立宰相。他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这是因为：第一，“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彼此是平等的。“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还多少保持着主客的关系。现在罢除了宰相，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这样，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视臣僚，更加专断独行，为所欲为。第二，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规定，天子传子，但“天子之子不皆贤”；在这种情况下，幸赖宰相传贤而不传子，“足相补救”。可是在罢除宰相之后，“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样，势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第三，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黄宗羲提出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此外，宰相设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务；“凡事无不得达”。设立宰相，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元首。

使学校成为舆论、议政的场所，是黄宗羲限制君权的又一措施。黄宗羲认为，设立学校，不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风尚，“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另一方面，则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设法左右政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黄宗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黄宗羲的这一设想，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却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讲，后来康 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来的君主立宪方案，在黄宗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

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

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天文历算
　　黄宗羲精通天文历算和数学。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尚书》是系古人伪作，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很大震动。黄宗羲通过对照《国语》，认为古文《尚书·汤诰》是后人“误袭周制以为《汤诰》”。并得结论“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西人Fred Espenak的数据表明黄宗羲的推算完全正确。

沈括于《梦溪笔谈·技艺》中说：“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沈括之说，世后没人怀疑。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对此观点进行进行了分析和修正。黄宗羲用西汉三统历推算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闰，并用授时历并参考西方历法，说明了比月频食是不可能发生的。黄宗羲发现《春秋》中记载的两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论证了《春秋》中鲁襄公二十四年有关月食的记录是错误的，而鲁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

黄宗羲用历算的方法对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进行了探讨，写有《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确切生辰日期，并论证了周正建子和周历改月。

黄宗羲参考西方天文学中本均轮的理论考察了中国“日高于月”的说法。

数学地理
　　黄宗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黄宗羲详细刊校了《水经注》，批驳了“分野说”

文学历史
　　黄宗羲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作为浙江史学的开创者，黄宗羲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浙东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看法。做为一个儒者，黄宗羲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史学，都主张一个“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所以，研究历史既是为了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基于这种治学目的，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上主张“寓褒贬于史”，他认为史必须扬善惩恶。如果善恶不分，忠奸不辩，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史书的作用之一，即必得发挥其特有的扬善惩恶功能 。

黄宗羲对明史的研究就其著述成果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撰的《弘光实录钞》四卷、《行朝录》三卷；二是搜集史料选编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明文案》二百 十七卷，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四百八十卷的《明文海》。 在明史的研究中，黄宗羲形成了他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黄宗羲十分注重史料的搜集。而且，他的史料概念十分宽阔，不仅包括历史人物、事件、典章法令等，也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变异，甚至是乡邦文献所记的亭台楼阁也作为史料予以考证、保存。其次，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中还十分注重真实性。对所得史料总要广证博考、去伪存真，才加引用，并力求客观地作出合乎历史真实面目的论述。即使对自己昔日积累的史料，也决不轻率运用，同样要予以核实，以确保其无误。再者，黄宗羲十分注重史学主体即史学家在治史中的作用。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求史学主体通过自己的思维运作确保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以真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史学主体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有自己的是非观，不仅要“寓褒贬于史”，还得对历史事件作出中肯的评价；三是要求史学主体以饱含自身情感的笔写出历史的过程。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史专著。它开创了我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标志着我为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学案体臻于完善和成熟。全书共立案十九个六十二卷，计叙述学者二百余人。从所列的人物看，除刘基、李贽、何心隐外，《明儒学案》基本上把所有明代重要思想家都包罗进去了；从学派上看，既叙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各派，又叙述了以吴与弼、胡居仁、娄谅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各派；从哲学性质看，既叙述了吴与弼、王阳明等唯心主义思想家，也叙述了罗钦顺、王廷相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专著。

经济改革
　　黄宗羲对经济的观点由现代学者秦晖总结，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称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这一定律。

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夺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

哲学观点
　　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教学育人
　　黄宗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宗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黄宗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学生。著名弟子有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仇兆鳌等。

赋税思想
　　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墓地

黄宗羲死后就葬在余姚城东南10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时候这一带三面青山环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正如先生诗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抗清斗争失败后，梨洲先生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清康熙二十七年冬，先生79年岁时，就在此自觅墓地，营建了极其简朴的生圹，并作诗留存：“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应知难免高人笑，苦恋生身与死身。”还作《梨洲末命》《葬制或问》篇告诫儿孙，他死后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一概不用”。他又引现世之例吟诗明志：“闻说始宁有赵君，不将棺木自缠身。人间亦有奇于我，比例无烦及古人。”进一步阐明“不棺而葬”，不仅古已有之，今人也有先我而行的。其用意是痛心疾首，明亡于清，“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他还嘱托后人，墓前拜坛下小田可“分作三池种荷花”“能于坟上植梅五株”就非常感谢了。若“再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勉励后生以先贤的高风亮节、著述传文，作自生的楷模。临终前，梨洲先生又再次作诗示季子百家:“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先生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从俭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他长逝后，儿孙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肖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

“文革”中，黄宗羲墓被毁。1981年部分修复，墓坐西朝东南，正面形似荷叶山墙，用条石错缝叠砌。中间直竖石刻墓碑， 上镌隶书“黄公梨洲先生墓”七个大字。碑前置有石祭桌，用鹅卵石铺设的拜坛，两侧各置一条石凳。墓四周丛山巍巍，绿阴蔽日，给人一种肃穆幽静之感。

"

王永彬，字宜山，人称宜山先生， 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时期。著有《围炉夜话》、与《菜根谭》、《醉古堂剑扫》一起被称为“处世三大奇书”。"生平

王永彬生于乾隆壬子年正月二十三亥时，卒于同治己巳年正月二十五巳时，享年七十有八。为南宋孝宗时王刚中之后，经两次迁徙，直到其父清朝乾隆间才迁往荆州府枝江县城西十五里石门坎。年少时，其仲兄去世，一度面临辍学，后发愤始得入县学读书。他不喜科举，很晚才恩获贡生科名，为修职郎，参与编修同治版本《枝江县志》，担任“分修”。后候选教谕，因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在教学中，先令学生修身，次教其治学，不以科举应试为唯一目的。并能身先士卒，修养己身而后教。同时对于乡人，见善必赏；见过必反复规劝，一定要使其彻底改正。

王永彬涉猎广泛，在著述授业之余，经史诸子书法医学皆习，尤好吟诗，其同郡文友王柏心为其撰写《勅授修职郎宜山王公传》记载：“公著述外，尤好吟咏，与高安周柳溪、彝陵罗梦生结诗社，号吟坛三友”。

王永彬为人不爱荣华富贵，生性纯茂冲远。光绪《荆州府志·卷五十七·艺文志》记载：“王永彬，字宜山，岁贡生，性孝友，隐居教授。邑令朱锡绶耳其名，虚心造访，永彬凿坯而遁。”与友人一起每酒醉高论，说到古忠孝义烈之事，则沾襟涕泗不能止。

著述

王永彬一生治学甚广，勤于著述，同治五年《枝江县志》记其《孝经衬解》一部，光绪《荆州府志》记其《帝统年表》、《围炉夜话》、《格言集句》三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的藏书目录中记其《历代帝统年表》一卷、《先正格言集句》一卷、《朱子治家格言》一卷、《六书辨略》一卷、《音义辨略》一卷、《禊帖集字楹联》一卷、《孝经衬解》一卷、《围炉夜话》一卷，合称《桥西山馆杂著八种》。另有《讲学录》、《说古韵言》、《桥西馆诗文杂著》、《独柱山房诗文襟著》、《脏腹病药夫》等。

清同治《枝江县志》收录其《秋暮自城归石门村途中偶成》、《花溪即景》等诗三首；同治《远安县志》收录其《同友人游青溪》诗一首。

"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生平

早年生活
　　厉鹗生于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692年6月16日），卒于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一日（1752年10月17日）。先世居慈溪，后迁至钱塘。祖父大俊，父奇才，都是布衣。他排行第二，兄士泰，弟子山。他还在少年时，父亲就已去世，家境贫寒，全家人靠士泰卖烟叶为生。他因家庭生活所迫，几乎被士泰送进庙宇，后自己坚持不出家才作罢。

求知上进
　　生活虽然艰苦，但厉鹗的求知欲却很强。他刻苦用功，“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后来他又广泛涉猎，“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弱冠时，他从杭可庵游，可庵之子世骏小他4岁。他称可庵为先生，与世骏结为密友。他性格孤僻，不谙世事，但酷爱出游。每“遇一胜境，则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诸目，目之所睹，必识诸心”。江浙山水，激发了他的豪迈诗情；迷人风光，丰富了他的美妙想象。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这位贫寒之子，迅速成长为一位诗人。
　　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社会现实似乎有所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他觉得“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因此仿古人诗体，借游仙之咏来抒发自己的游思和感慨。康熙四十九年（1712年），厉鹗写了《游仙百咏》，不久又写了《续游仙百咏》。这两篇游仙咏清新飘逸，然而，诗人仍觉得言犹未尽。五十二年（1713年），他写了《再续游仙百咏》，“借文翰为遨游，真可谓尽名士之才情，极仙人之本色”，受到了朋友的赞叹。他自己也沾沾自喜道：“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

教授学生
　　五十三年（1714年），厉鹗受聘来到了汪舍亭家，在听雨楼教授汪家的两个孩子：汪浦、汪沆。在这里，他受到了礼遇，饮食居住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汪家对孩子要求严格，厉鹗也极尽教师之责，认真授业。从五十三年到五十七年（1718年），他一直在汪家任师。在他的教授下，汪浦、汪沆学业大有长进。尤其是汪沆，后来也成为一位名士，并始终感激自己的恩师。

考中当官
　　五十九年（1720年），厉鹗参加乡试，考官是内阁学士李绂。在试闱中，李绂见到他的试卷，读了他写的谢表，感叹道：“此必诗人也！”立即录取。中举之后，厉鹗登舟北上，准备参加京城会试。此时，他年不到30，又是第一次入都，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沿途他诗兴时发，写下了10多首诗。然而他沿途观光的兴趣似乎比会试中式的希望更浓。在《广陵寓楼雪中感怀》一诗中，他写道：“沉湎居翥主，浩荡游子意。平生淡泊怀，荣利非所嗜。哂笑讵云乐，明发难自弃。兹来扪空囊，翻为故交累。因思在家贫，忀徉尚高致。束书细遮眠，疏花香破鼻。纸阁无多宽，回隔飞尘至。因之问故园，南湖烦寄字。”
　　在京城，厉鹗的诗受到了侍郎汤右曾的赏识。厉鹗春闱报罢，右曾殷勤办酒，收拾卧榻，派人致意要将厉鹗请到家中。厉鹗得信后却不辞而别。次日，右曾迎请时，他早已远去。“说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贤樊榭之不因人熟”。在归途中，厉鹗写诗叹道：“一昔都亭路，归装只似初。耻为主父谒，休上退之书。柳拂差池燕，河惊拨刺鱼。不须悲楚玉，息影忆吾庐。”

结交文人
　　回到家乡后，厉鹗更加热衷于出游吟诗。随着诗名的传播，他与更多的文人结成了朋友，与周京、金志章、符曾、金农十分亲密，常常在一起作文字之会，赋诗为乐。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贾而好儒，“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家中藏书极富。文人名士纷纷来游，厉鹗也年年相访，成为马家的常客。在马氏小玲珑山馆里，他肆意探讨，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与马氏兄弟、杭世骏等浙江诗人结为邗江吟社，唱和切劘，“觞咏无虚日”。雍正年间，全祖望路过杭州，与厉鹗、杭世骏等结交，也成为诗社之友。他们一起讨论经史，考证掌故，写诗唱和。从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厉鹗在出游吟咏之余，撰写了《南宋院画录》8卷、《秋林琴雅》4卷、《东城杂记》2卷、《湖船录》1卷，并同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赵信一起，共同撰写了《南宋杂事诗》7卷。
　　雍正九年（1731年），浙江总督李卫奉敕修《浙江通志》。厉鹗、杭世骏等28人受聘担任分修。在厉鹗、杭世骏等各位分修的努力下，《浙江通志》“越二年始削稿，又一年剞劂蒇事”。

再次落第
　　乾隆元年（1736年），浙江总督程元章举荐博学鸿词18人，厉鹗、杭世骏都列名其中。但是，厉鹗无意应试。全祖望特地从京师写信相劝，希望他“与堇浦诸君勉之”。 在朋友的劝告下，厉鹗再次赴京。在这科征士中，厉鹗的诗学是出类拔萃的。正如杭世骏所言：“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可惜在考试中，厉鹗误将论写在诗前，再次落第。朋友们都为此叹息，他却淡淡地说道：“吾本无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亲，薄愿毕矣。”

贫寒离世
　　厉鹗归乡后，因治生无术，贫病交加。乾隆二年（1737年）夏，他咳嗽气喘，历秋渐痊。五年（1740年），他移居东城，又患足疾。旧时的文人尽管生活艰难，却还有姬妾。六年（1741年），爱姬朱满娘病，厉鹗典质以偿药费，终因治疗无效，迁延至七年（1742年）正月去世。以后，厉鹗身体更加孱弱，不断地受着肺病、齿痛等疾的折磨。在此期间，他的生活靠朋友们馈赠、补助，勉强维持。因年老无子，马曰琯又资助他再次纳妾刘姬。但是，刘姬不安于贫困，不久便离他而去。
　　晚年的厉鹗尽管贫病多磨，著书立说却达到高潮。他有感于《辽史》的简略，采摭300多种书籍，写出《辽史拾遗》24卷。这部书有注有补，以旧史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都分析考证，加以按语。他常自比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他还利用在小玲珑山馆里看到的大量宋人文集，并博引诗话、说部、山经、海志等书，撰写了《宋诗纪事》100卷。

主要著作

《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是厉鹗的两部力作，受到时人的好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 “（《宋诗纪事》）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辽史拾遗》）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采辑散佚，足备考证。”

丰富的著述并不能使诗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得已，他决定另谋出路。十三年（1748年），他忽生宦情，决定以举人候选县令，应铨入都。朋友们认为他不宜担任此职，加以劝阻。他只得说出自己的苦衷，是为了求得俸禄以侍养老母。当他北上来到天津时，老友查为仁将他留住水西庄。在这里，他意外地看到了查为仁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所作的笺注。他与为仁有同好，也曾收集过有关《绝妙好词》的材料。为仁所作，使他分外高兴。对学术的热爱战胜了对仕宦的追求，他放弃入都的打算，和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几个月后，著作完成，他返棹南归。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南巡，厉鹗与吴城共撰《迎銮新曲》进呈。吴城所作为《群仙祝寿》，厉鹗所作为《百灵效瑞》。十七年（1752年）秋天，厉鹗病重。九月十日，他对汪沆说道：“予平生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诗词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册藏敝箧，子知我者也，他日曷为我序而存之。”第二天，厉鹗辞世。

厉鹗的死使朋友们十分悲痛，他们哀叹：“今而后江淮之吟事衰矣！”马曰璐也哭道：“大雅今谁续，哀鸿亦叫群。情深携庾信，义重哭刘蕡。望远无来辙，呼天有断云。那堪闻笛后，又作死生分。”

厉鹗的一生正如他在《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一诗中所概括的，“我生少孤露，力学恨不早。孱躯复多病，肤理久枯槁。干进懒无术，退耕苦难饱。帐下第温岐，归敝庐孟浩。风尖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结托贤友生，耽吟忘潦倒。”他的诗幽新隽妙，刻琢研炼，于王士禛、朱彝尊之外，“独辟蹊径”，与金农的书画齐名，人称“髯金瘦厉”。他不修威仪，常曳步缓行，仰天摇首，即使在大路上，也常有吟咏之意。因此，又被人笑称为“诗魔”。 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诸书外，还有《樊榭山房集》。

文学创作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国朝厉鹗撰。……前集诗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词，分甲、乙二卷，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续集亦诗八卷，而以北乐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则己未至辛未作也。”

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榭山房集》，以振绮堂本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凡有疑误而无法从版本上校正之处，则参校以正史及有关诗文专集等其他资料。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共39卷，其中樊榭山房集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是研究厉鹗的重要资料。

在此，我们以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为依据，对厉鹗的诗词创作试作分析。

厉鹗在词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为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在词派问题上，他推崇姜夔、张炎等人为首的宋词南宗，贬低辛弃疾等人的北宗。厉鹗以“清”与“雅”作为词好坏的标准。他主张在艺术特点上，词应该是幽隽清绮，婉约淡冷；作品蕴意上，词要适度表达作者纯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态的清高志性。他与查为仁合编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彝尊《词综》之后鼓吹南宋词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厉鹗也长于写诗，特别是五言诗。他与杭世骏齐名，《清代学者象传》中称其：“为诗精深峭洁，截断众流，于新城、秀水(朱彝尊）外自树一帜。”?厉鹗读书搜奇嗜博，钩深摘异，尤熟于宋元以后的掌故。著有《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东城杂记》、《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等书。其中《南宋杂事诗》一书，采诸书为之注，征引浩博，为考史事者所重。

文学特色

吟咏山光水色
　　厉鹗一生创作了许多以山水为题材的诗词。一部《樊榭山房集》，几乎可以说是“十诗九山水”。从题材分类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称他为山水诗人。张世进在《哭樊榭二首》诗中写道：“当代风骚手，平生山水心。”全祖望评价厉鹗的诗：“最长于游山之什，冥搜象物，流连光景，清妙轶群。”这些诗文准确地指出了厉鹗诗词创作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就。
　　厉鹗的诗词创作为什么会出现山水诗最多，成就最大的特色呢？这与他的生活环境、思想性格、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厉鹗的家乡钱塘（今杭州），是著名的风景城市，享有人间天堂之誉。厉鹗自称：“平生湖山邻。”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厉鹗提供了观赏山水的有利条件，拨动了他山水诗创作的心弦。《樊榭山房集》卷1第二首诗就是一首山水诗，名为《游无门洞》，是厉鹗23岁时的作品。据《西湖游览志》记载：黄龙洞，又名无门洞。宋时，有僧慧开字无门，自黄龙山来居此。有石碜砑不合如蛎，忽雷声震地，划然出泉，色绀而冽，人以为龙随锡出，因此得名。《杭州府志》记载：无门洞在千人洞上百步，峭石巉岩，壁立数仞，可视不可登。洞深丈余，左右镌罗汉十六。平坡石磴，可坐十余人，视下如在浮云中。厉鹗在《游无门洞》诗中写道：“阴窦绝曦景，石雨垂痴龙。白云懒不收，缭绕东岩松。定僧涌壁像，海众惊灵踪。藤花拂又落，螟闻烟际钟。”寥寥数语，勾勒出无门洞的独特风光，使读者如临其境，浮想翩翩。
　　紧接着，年轻的厉鹗又作了《花坞二首》。据《杭州府志》记载：花坞近杨梅坞，以花多得名。地绝幽邈，多古庵。厉鹗在诗中吟道：“法华山西山翠深，松篁蒙密自成阴。团瓢更在云深处，惟有樵风引磬音。白练鸟从深竹飞，春泉净绿上人衣。分明孟尉投金濑，吟到日斜犹未归。”此诗既描绘了花坞的幽妙景致，又提到了溧阳尉孟东野。据史书记载，孟东野，贞元中，授溧阳尉。溧阳昔为平陵县，南五里有投金濑，濑东八里许，道东有故平陵城，周千余步。基址坡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势甚盛，率多大栎，合数夫抱，丛筱蒙翳，如坞如洞。地洼下积水沮洳，深处可活鱼鳖。大抵幽邃岑寂，气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夫外，无入者。孟东野得之，喜而忘归，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径蓦投金濑一往。至则阴大栎，隐丛筱，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厉鹗游览花坞，诗兴勃发，遥思孟尉，吟咏忘归。“分明孟尉投金濑，吟到日斜犹未归。”就是他本人钟情于山水，陶醉于吟诗的真实写照。
　　由于出身贫穷，人又孤瘦枯寒，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厉鹗灰暗消极的心理。少年时险被“寄以僧舍”的经历，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埋下了隐逸避世的种子，加深了他的孤僻个性。他从来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气概，也没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自信。虽然他也象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科举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但绝没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强烈愿望。他既无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缺乏行政才能，又不谐于俗，于世事绝不谙，不能随俗俯仰，好率意而行，这就使他难以进入仕途。
　　厉鹗本来就热爱自然，性雅好游，23岁时，在《疏寮集序》中自称：“遇一胜境，则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诸目；目之所睹，必识诸心。”科场受挫之后，厉鹗的“宦情”日益淡漠，更加向往自然。正如他在诗中所吟：“性拙见山喜，匹如故疾失。” “余拙谢百事，抱影自空村。”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山光水色之中，他感到舒心惬意，文思泉涌，挥毫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篇。登山涉水，吟咏风光，给厉鹗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他“毕生以觅句为自得”，并决心在诗学上有所建树。他在诗中吟道：“力将陶谢追风雅，耻共金张较瘦肥。”就是这种志向的表露。
　　辞别科场，厉鹗来到了扬州，馆于小玲珑山馆。马氏兄弟“以古书、朋友、山水为僻”，对他礼为上宾，热情款待。他们一同游览山水，吟风弄月，其乐融融。这就为厉鹗的山水诗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物质基础。
　　几十年来，厉鹗往来于钱塘、扬州之间，靠坐馆和朋友接济维持生活。他的一生，虽然清贫，但也清闲，入世不深，游踪不广，接交有限。其山水诗，以写浙江名胜为多，最突出的是刻划杭州的自然风光。
　　厉鹗吟咏杭州山水的诗篇，数量繁多，范围广泛。杭州的山山水水，一花一木，几乎所有的景点风物，各个时节的变幻之美，都成为厉鹗描绘的对象。尤其是西湖、西溪一带的万般景色、迷人风光，全都进入了厉鹗的诗词之中。很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景物，在厉鹗的诗中露出容颜；很多前人已经题咏过的景物，在厉鹗的诗中展现新彩。在历代吟咏杭州风景的无数山水诗人中，厉鹗的成就引人瞩目。
　　厉鹗的诗歌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宗宋。具体表现为专法宋人，好用宋代典故。诗法宋人，这在清代前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不仅仅是诗学趣尚问题，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现象。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使汉族士人很容易想起被蒙元所灭的大宋王朝。宋诗在元明两代被冷落之后，于清初极受推崇，与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的民族情绪是分不开的。在清人看来，宋诗不仅是一种与唐诗有别的诗学范式，而且是历史上同样被“夷狄”征服的王朝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他们对宋诗的情有独钟，既出于刻骨铭心的故国之思，也有同病相怜的类比联想。而浙江人身处南宋故都与六陵所在之地，“一举目皆故迹”，对宋代文化又有特殊感情。因此，浙江诗人不约而同地转向宋诗，形成以宗宋为基本特征的浙派。
　　浙派之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浙派，自黄宗羲创始，历经康雍乾三朝，前后百有余年，涉及诗人数以百计，大小名家数十人。狭义的浙派，如袁枚等人所云“浙派”，专指以厉鹗为首的杭州诗人群体。厉鹗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清代诗人的宗宋，大都是学习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家。而厉鹗所学主要是南宋永嘉四灵，旁及姜夔。因此，厉鹗的诗歌格局狭小，风味清幽。同样是描写杭州风景，厉鹗即不象苏轼那样反映得开阔潇洒，而是善于刻划小境界。如其《理安寺》：“老禅伏虎处，遗迹在涧西。岩翠多冷光，竹禽无惊啼。僧楼满落叶，幽思穷板跻。穿林日堕规，泉咽风凄凄。”沈德潜评价此诗为：“寒翠欲滴，野禽无声，非此神来之笔不能传写。”诗歌状景的确很工，但写得幽敻清冷，其境界是一种出世者的静僻的境界。
　　厉鹗写山，大多不采用鸟瞰的角度，不是描绘山的外形与气势，而是采用特写的手法，深入山中，细致刻划山内一处处局部情景，以独具慧眼的发现，独具特色的语言，营造出独特意境，表达其独特感受。
　　请看他的《晓登韬光绝顶》，“入山已三日，登顶遂真赏。霜磴滑难践，阳崖曦乍晃。穿漏深竹林，冷翠引孤往。冥搜灭众闻，百泉同一响。蔽谷境尽幽，跻颠瞩始爽。小阁俯江湖，目极但莽苍。坐深香出院，青霭落池上。永怀白侍郎，愿言脱尘鞅。”
　　韬光峰位于杭州灵隐寺西北，因唐代高僧韬光在此结庵说法而得名。据史书记载，韬光本为蜀人，后辞师出游。师嘱之曰：“遇天可前，逢巢即止。”当他游至灵隐山巢沟坞时，担任杭州剌史的是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著名诗人。韬光悟道：“此吾师之命也。”遂于巢沟坞结庵，与白乐天为友，时常唱和。
　　厉鹗此诗描写了晓登韬光绝顶的情景。他在入山三日之后，于清晨向绝顶攀登。身在山中，移步换景。途中所见，霜磴道滑，晨曦拂崖，光透竹林，流泉吟唱，好一个幽静清寂的境界。登上峰顶，爽快无比。俯视江湖，极目莽苍。遥想当年，白居易的形象浮现在眼前，白居易的诗句回响在耳边：“纷吾何屑屑，未能脱尘鞅。”于是，厉鹗便以点睛之笔作为此诗的结束：“永怀白侍郎，愿言脱尘鞅。”表达了自己要摆脱世俗束缚的意愿。
　　厉鹗还善于描写夜色中的山林景致。例如，《宿龙门山巢云上人房》：“山楼出树抄，夜宿万山中。虎啸不惊定，钟声疑在空。背窗栖鸟影，灭烛听松风。明日寻阶水，应添十二筒。”龙门山位于钱塘之西，俗名小和山。诗人来到此山，夜宿僧房。深山密林，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诗人凭听觉感受着大自然的别样风韵。“虎啸”、“钟声”、“松风”，声声入耳。山林之夜，静谧幽妙，诗人心内，万虑俱消。
　　厉鹗笔下的雨后之山，更是别具清幽。例如《雨后坐孤山》：“林峦幽处好亭台，上下天光雨洗开。小艇净分山影去，生衣凉约树声来。能耽清景须知足，若逐浮云愧不才。谁见石阑频徒倚，斜阳满地照青苔。”孤山，孤峙于杭州西湖的里湖与外湖之间，林峦幽美，亭台秀丽，湖平如镜，上下天光。“雨洗”之后，更是如诗如画，清丽绝尘。轻便的小艇分载去秀丽的山影，飘动的衣襟约来阵阵树声。诗人沉浸在雨后孤山的清幽景色之中，凭栏观赏，知足常乐，不屑于追逐浮名。
　　厉鹗写水也极具特色。如《秋夜听潮歌寄吴尺凫》：“城东夜月悬群木，汹汹涛声欲崩屋。披衣起坐心茫茫，秋来此声年复年。壮心一和《小海唱》，二毛不觉盈吾颠。胸中云梦吞八九，要挽天河ju（?#93;+斗）北斗。倏忽晴空风雨来，杳冥水府神灵走。时哉会见沧溟立，自是乾坤有呼吸。轩辕张乐万耳聋，洞庭天远鱼龙泣。须臾声从静里消，一？（草字头下加大，加虫）独语星萧萧。天明作歌寄吴子，想子中宵亦听潮。”此诗构思巧妙，主要从听觉角度渲染钱唐潮的声威与气势，并写出潮水来去的不同声响，和诗人的心态变化。潮水来时，汹汹涛声欲崩屋；潮水去时，一（？）独语星萧萧。诗人由披衣起坐心茫茫，变为壮心一和《小海唱》。
　　由于阅历的限制，特别是审美情趣偏于柔美，因此，厉鹗的写水之作，更多的是宁静秀美的湖景。例如《晓至湖上》：“出郭晓色微，临水人意静。水上寒雾生，弥漫与天永。折苇动有声，遥山淡无影。稍见初日升，三两列舴艋。安能学野凫，泛泛逐清景。”此诗用清凉的晨雾，清淡的远山，清澈的湖水，清灵的野凫，构成一幅清新宜人的晓湖之景。表现了诗人平静闲适的心态，愿象野凫一样回归自然的情怀。
　　夜色中的湖景则是另一番景象。如《春湖夜泛歌》：“晴湖不如游雨湖，雨湖不如游月湖。同时看月兼听雨，二事难得鱼熊俱。沙外登舟棹徐发，天融山暖云初活。水月楼边水月昏，烟水矶头烟水阔。尊前绿暗万垂柳，月痕似酒浮鹅黄。一片蛙声遥鼓吹，四围山影争低昂。此时坐上各无语，流云走月相吞吐。欲润冥冥堤上花，故洒疏疏篷背雨。合成芳夜销金锅，繁华千古随逝波。谁把长桥短桥月，谱入吴娘暮雨歌。雨止依然月不见，空里湖光白如霰。归向龙宫枕手眠，粥鱼初唤流莺啭。”
　　这是一首描绘春夜游湖的诗，展现了西湖的变幻之美，表达了诗人的独特感受。春风徐徐，湖水荡漾，诗人登舟，夜游西湖。杨柳轻拂湖面，月儿穿云破雾，蛙声此起彼伏，山影时高时低。忽然，天空中飘飘洒洒，下起了疏疏春雨。雨水轻轻地滴落在船篷之上，默默地滋润着堤上花木，西湖笼罩在迷蒙清幽之中。雨过之后，湖光洁白如霰。诗人欣喜地感到，自己意外地享受到了同时看月兼听雨，鱼与熊掌俱得之的乐趣。记得元人周密曾经说过：“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西湖的变幻奇观，杭谚的销金锅儿之号，使诗人感叹“繁华千古随逝波”。
　　上述可见，厉鹗的山水诗，所写不仅仅是风景画，而是对山光水色的欣赏，对人生世事的感悟。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有所思，值得回味。

抒发思古幽情
　　厉鹗不仅热爱自然，向往野逸，而且喜欢观赏古物，既爱那历尽沧桑、古朴斑驳的文物之美，也爱由此引发的思古幽情和远离现实的超脱之感。因此，他的诗歌创作中，有许多怀古咏物之作。
　　《樊榭山房集》卷1第一首诗就是《金寿门见示所藏唐景龙观钟铭拓本》，诗中写道：“嗜古金夫子，贪若笼百货。墨本烂古色，不受寒具涴。便续金石录，明诚不是过。钟铭最后得，斑驳岂敢唾。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抚迹思景云，往事去无那。初翦桑条韦，柘袍受朝贺。范钟崇玉清，构炭飞廉佐。九乳器未亡，雄词厌寒饿。装比李仙丹，征句迭唱和。无虚奚足称，懋绩于此堕。吾思景钟铭，天笔滥传播。”
　　据史书记载，西安府学宫，唐宋之碑林立，俗称碑洞。长安县有景龙钟铭，为唐睿宗于景云二年（711年）所书。因离洞较远，而拓者必塞其内空，缘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传于世。厉鹗看到好友金农所藏的钟铭拓本后，兴奋地写下了这首诗，既讲了金农的嗜古之好，收藏之妙，又描述铭文“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并感叹道：“抚迹思景云，往事去无那。”
　　《樊榭山房集》卷1中，还有一首《过宋通问副使朱公少章墓》：“突兀残碑立古阡，行人犹记绍兴年。青衣已见君王辱，白发何期使节旋。老泪冰天他日恨，遗闻曲洧至今传。一抔筑并花宫地，夕呗晨钟更惘然。”
　　这是一首描写朱弁墓的诗。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宋朝靖康元年（1126年）冬，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次年四月初一日，金兵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连同后妃、宗室、朝官等三千多人俘虏北去。开封的金帛、宝货、文物、图册也被金兵洗劫一空，北宋王朝覆灭。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上帝位，开始了对剩下的半壁江山的统治。历史上称之为南宋。此后，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杭州。南宋政权建立之后，遣使问安宋徽宗、宋钦宗。朱弁出任通问副使，被金人扣留十余年。归后不久，即死于杭州。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年轻的厉鹗过朱弁墓，目睹残碑，遥想当年，心潮难平，写下了这首诗。
　　据《宋史》朱弁传记载，绍兴二年（1133年），金人遣宇文虚中来，言和议可成，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还，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决策去留，弁曰：“我来固自分必死，岂应今日觊幸先归？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伦将归，弁请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俱。绍兴十三年（1144年），和议成，弁得以归。厉鹗诗中的“突兀残碑立古阡，行人犹记绍兴年。”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靖康之变时，宋徽宗、宋钦宗被迫以青袍易帝服，以常妇之服易二后之服。因此，厉鹗在诗中感叹道：“青衣已见君王辱。”
　　绍兴五年（1136年），宋徽宗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朱弁悲痛地写了一篇哀辞。
　　辞中曰：“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另外，朱弁还撰有《曲洧旧闻》一卷。拜谒朱弁墓，想起朱弁的诗文，厉鹗深情地吟道：“老泪冰天他日恨，遗闻曲洧至今传。”
　　宋人故居也受到了厉鹗的关注，并引发出这样的诗篇：《宝莲山是韩平原故宅》，“雾阁云窗付渺茫，平原事往径全荒。居人不识太师竹，风叶几枝摇夕阳。”]宝莲山，在吴山之北。韩平原，即南宋大臣韩侂胄。他是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字节夫，宋宁宗时执政13年，以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居左右丞相之上，后加封平原郡王，任平章军国事。嘉泰（1201—1204）中，他见金王朝已衰，力主乘机收复中原，请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后又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申王，改谥“谬丑”，以打击投降派。开禧二年（1206年），请宁宗下诏出兵攻金。宋军初战获胜，旋以部署失宜而败。投降派乘机活动。次年被南宋政府杀害，后函首送至金廷。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厉鹗游览宝莲山，想起这里曾是韩侂胄的故宅，如今面目全非，荒草掩径。感慨地吟道：“平原事往径全荒。” 韩侂胄善水墨竹石，所画大叶琅轩，自称“太师竹”。五百余年过去了，往事如烟，谁还记得“太师竹”？只有那青青翠竹，在夕阳的余晖中轻轻摇曳，向诗人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明朝人留下的物品，也引发过厉鹗的创作激情，《赵忠毅公铁如意歌》就是这类作品。赵忠毅公即赵南星。他是高邑人，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万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为东林党重要人物。天启中，宦官魏忠贤专权，政治腐败。赵南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与之对抗，与邹元标、顾宪成号为三君。后谪戍代州，病死。追谥忠毅。他有一柄铁如意，上有八卦、河洛、云雷、星斗、五岳诸图象，和银镂铭文。铭云：“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唯君子之器也。赵南星。”
　　厉鹗在诗中，首先对铁如意作了这样的描述：“铁花锈涩尺有咫，一朵冷云吹不起。四周银锓篆画严，古器曾经近君子。”
　　接着，他对赵南星的生平事迹作了高度评价：“高邑赵公卓荦才，东林党籍标渠魁。要扶众正黜群小，不悟晚乃为身灾。高皇辛苦营九有，轻掷乾坤崔魏手。椓人假子满朝廷，岂独见泉竟无后？廷推祸伏三案根，遥遣荷戈出雁门。匹如祥麟在苑囿，猰貐梼杌驱之奔。击壶歌罢提携舞，北阙关心泪如雨。恨不亲将逆竖头，碎如王氏珊瑚树。力疏四害论四凶，愿铸禹鼎代天功。人间万事不如意，佳名真与奇觚同。”
　　最后，面对着赵南星的铁如意，厉鹗激昂地吟道：“铁兮何清寒！乃是公之忠义肝；铁兮何突兀！乃是公之戍死骨。我购得此常卖家，传观四座寂不哗。若采铭文备史事，流传亿代可以箴官邪。”
　　厉鹗还喜欢题咏古画，例如他曾写过一首《意林所藏宋徽宗鸜鹆图同确士作》。据史书记载，宋徽宗万机之暇，惟好书画，具天纵之妙，有晋、唐风韵。善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尤注意花鸟，点睛多用黑漆，隐然豆许，高出缣素，几欲活动。书后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玺志，或用瓢印虫鱼篆文。其作品有许多散落民间，《鸜鹆图》就是其中之一。厉鹗在诗中对这幅图作了生动的描述：“繁华如梦宣和事，仍在神宵自游戏。谁传真迹落人间？鸜之鹆之妙无比。松枝淅淅墨针攒，一踏枝鸣二堕地。足钩咮啄定争斗，不然那得风毛坠？中间似欲助老拳，欲飞未飞张张翅。晶荧点漆活眼睛，却含万里龙沙泪。”联想到宋徽宗、宋钦宗后来成为金人的俘虏，宋廷曾遣通问使问安两宫的史事，厉鹗又感慨地吟道：“祗应回首愧此图，难谕两宫通间使。”
　　厉鹗也曾题咏古钱，写道：“吴中有书贾来广陵，出古钱三百余见示刀布正伪，诸品皆备。汪君祓江拓其文凡四以遗予。一曰千秋万岁，面有龙凤形。一曰长生保命，面有北斗及男女对立状。一曰斩妖伏邪，面有立神一，蹲虎一，符篆一。一曰龟鹤齐寿，面无文，盖古厌胜钱也。暇日装潢成册，为诗题后。”他还写道：“汪为山亦赠予厌胜钱拓本，文曰金玉满堂篆书，面有双龙绕之上，有柄作片云形，大径二寸，续装于册，更为赋诗。”
　　他还写有《汉铜雁足灯歌为半槎赋》、《汉铜龙虎鹿卢灯歌为敬身作》等咏物诗，轻快地吟道：“今年曾咏雁足灯，新诗传唱满广陵。归来江上访高士，又见一灯奇可称。……灯传无尽诗无尽，试与佳儿诵此篇。”
　　这类题咏古画、古钱、古物、古金石拓本的诗，在《樊榭山房集》中还有很多。“皆穷探原委，曲折尽致，后来谈艺家争相效之。”

吐露心中抑郁
　　厉鹗出身寒门，早年丧父，家境清贫。生活的压力使他郁郁寡欢。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年仅19岁的厉鹗写下了《游仙百咏》，吐露心中的抑郁。在该诗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游仙诗》，自晋郭景纯倡之，逮唐曹尧宾、明马鹤松连篇累牍，奇艳可诵。予闲居寡欢，偶尔缀韵，辄成百章，大要游思呓语，杂以感慨，玉茗先生所谓“事之所无，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且灵均作《骚》，尚托于云中君、湘夫人，其亦庶几不悖作者之意乎？有好事者出而读之，词虽不工，聊当龟兹一觉云尔。康熙庚寅六月，樊榭山人自题。”序中的“闲居寡欢”，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游思呓语，杂以感慨”，就是《游仙咏》的主题。
　　《游仙百咏》雕版问世后，厉鹗又写了《续游仙百咏》。前后游仙咏共二百首，厉鹗仍然觉得言犹未尽。于是，又写下了《再续游仙百咏》，序云：“曩作前、后游仙凡二百首，前游仙已雕板，不揣荒鄙，颇有嗜痂。后游仙藏箧中，未举示人。暇日展玩，自愧凡俗，于仙境犹有未尽，因刻意冥搜，誓脱故常，复成百咏。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厉鹗将游仙三百首结集在一起，在《自序》中他这样写道：“至于弘农之始倡，实为屈子之余波，事虽寄于游仙，情则等于感遇，后有作者，咸步趋焉。……仆无凌云之才，有餐霞之癖。懒如中散，论或托于养生；贫似稚川，书未传夫抱朴。山居长啸，偶有遐心；萝户高吟，遂多逸兴。身非脉望，何曾三食琅函？腹愧鞠通，安得一餐墨海？譬彼学仙项曼，诡言渴饮流霞；好道长源，诈说馈来玉液。但以俗缘羁绁，尘网撄缠，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于是效颦郭璞，学步曹唐，前后所为，数凡三百。瑶台梦破，唤起飞琼；洛浦舟回，拾残翠羽。曾无当于风、雅，亦见摈于庄、骚，持赠何堪，自娱而已。时当朱明届节，白日舒长。何方避暑，玄冰飞雪之丸；无计迎凉，鹄羽龙皮之扇。襞笺雪案，岂窥大酉之书？涤笔冰瓯，聊当龟兹之枕。康熙癸巳季夏八日，钱唐厉鹗题于寄圃之半舫斋。”
　　序中的“事虽寄于游仙，情则等于感遇”，“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清楚地表明，这组诗是有感而发的，借仙境神话，影射现实。
　　厉鹗一生贫病多磨，《樊榭山房集》中对此有充分的反映。他是一个爱书读书之人，乾隆元年（1736年），因贫穷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藏书。在《鬻书和沈峙公》一诗中，他伤心地写道：“收处心常损，拈来泪欲垂。谁怜非长物，竟遣易晨炊。宿读人难得，长贫我自知。祗愁肉食者，还有鬼名嗤。”
　　第二年夏秋之交，厉鹗卧疾南湖草堂。病中，他写下了沉重的诗句：“经旬外户不轻窥，当暑怀冰病亦奇。雨久玭衣生壁早，夜凉萤火入帘迟。毁茶恐被高人笑（时以肺寒禁茗饮），称药宁烦妙友为？洒洒心清无睡处，几回落月有余思。”
　　乾隆四年（1739年），厉鹗又被住房问题所困扰。在诗集中他写道：“予赁居南湖上八年矣，其主将鬻他氏，复谋栖止。瑞石山下，有屋数楹，东扶导予相度，颇爱其有林壑之趣，以价贵未遂也。”第二年初夏，他移居东城。在《移居四首》中，他感慨地吟道：“南湖结隐八年余，又向东城赋卜居。颇爱平桥通小市，也多乔木映清渠。杜陵突兀见此屋，韩子辛勤始有庐。笑我天慵俱未遂，不妨随地狎耕渔。”
　　乾隆六年（1741年）夏日，他再次病倒。诚夫给他送来杏酪，他作诗谢道：“鹅王乳色白胜酥，仙杏为浆雅称无。寒食和饧传故事，鼎娥候火费工夫。口香三日惊犹在，肺气兼旬觉顿苏。珍重携来情不浅，食经端为起诗癯。”
　　岁暮，他的爱姬朱氏病危。为给朱姬治病，他不得不典卖衣物。《典衣》一诗，反映了他当时的经济状况和苦闷心情。“青镜流年始觉衰，今年避债更无台。可知子敬家中物，新付长生库里来。半为闺人偿药券，不愁老子乏诗材。敝裘无恙还留在，好待春温腊底回。”
　　乾隆七年（1742年）正月，朱姬病逝。厉鹗伤心欲绝，写下了《悼亡诗》十二首：
　　“无端风信到梅边，谁道蛾眉不复全。双桨来时人似玉，一奁空去月如烟。第三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阑重倚遍，那堪肠断数华年。”
　　“门外鸥波色染蓝，旧家曾记住城南。客游落托思寻藕，生小缠绵学养蚕。失母可怜心耿耿，背人初见发参参。而今好事成弹指，犹胜莲花插戴簪。”
　　“怅怅无言卧小窗，又经春雪扑寒釭。定情顾兔秋三五，破梦天鸡泪一双。重问杨枝非昔伴，漫歌桃叶不成腔。妄缘了却俱如幻，居士前身合姓庞。”
　　“东风重哭秀英君，寂寞空房响不闻。梵夹呼名翻满字，新诗和恨写回文。虚将后夜笼鸳被，留得前春蔟蝶裙。犹是踏青湖畔路，殡宫芳草对斜曛。”
　　“病来倚枕坐秋宵，听彻江城漏点遥。薄命已知因药误，残妆不惜带愁描。闷凭盲女弹词话，危托尼 （女十甘）祝梦妖。几度气丝先诀别，泪痕兼雨洒芭蕉。”
　　“一场短梦七年过，往事分明触绪多。搦管自称诗弟子，散花相伴病维摩。半屏凉影颓低髻，幽径春风曳薄罗。今日书堂觅行迹，不禁双鬓为伊皤。”
　　“零落遗香委暗尘，更参绣佛忏前因。永安钱小空宜子，续命丝长不系人。再世韦郎嗟已老，重寻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应断肠，齐向洲前泣白苹。”
　　“郎主年年耐薄游，片帆望尽海西头。将归预想迎门笑，欲别俄成满镜愁。消渴频烦供茗碗，怕寒重与理熏篝。春来憔悴看如此，一卧枫根尚忆不？”
　　“何限伤心付阿灰，人间天上两难猜。形非通替无由睹，泪少方诸寄不来。嫩萼忽闻拼猛雨，春酥忍说化黄埃。重三下九嬉游处，无复蟾钩印碧苔。”
　　“除夕家筵已暗尺，春醪谁分不同倾？衔悲忍死留三日，爱洁耽香了一生。难忘年华柑尚剖，瞥过石火药空擎。祗余陆展星星发，费尽愁霜染得成。”
　　“约略流光事事同，去年天气落梅风。思乘荻港扁舟返，肯信妆楼一夕空。吴语似来窗眼里，楚魂无定雨声中。此生只有兰衾梦，其奈春寒梦不通！”
　　“旧隐南湖渌水旁，稳双栖处转思量。收灯门巷忺微雨，汲井帘栊泥早凉。故扇也应尘漠漠，遗钿何在月苍苍。当时见惯惊鸿影，才隔重泉便渺茫。”
　　这组诗缠绵宛转，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袁枚评价道：“诗人笔太豪健，往往短于言情；好征典者，病亦相同。即如悼亡诗，必缠绵宛转，方称合作。东坡之哭朝云，味同嚼蜡，笔能刚而不能柔故也。阮亭之悼亡妻，浮言满纸，词太文而意转隐故也。近时杭堇浦太史悼亡妾诗，远不如樊榭先生。”
　　贫穷、疾病、痛失爱姬，屡遭打击的厉鹗苦闷至极，只有用诗歌来宣泄。在《病中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为首句得诗三首》中，他这样写道：
　　“满城风雨近重阳，病减情怀老减狂。足软杖藜浑得力，耳鸣鞞铎果何祥？僮奴决意辞贫主，医匠收功试古方。我已是非俱不问，笑看梧叶坠虚廊。”
　　“满城风雨近重阳，唧唧阴虫夜渐长。瘦比隐侯犹较倍，愁应平子为分将。青灯难遣诗魔娆，丹鼎翻嫌琴客妨。领取秋深闲意味，不眠常是望晨光。”
　　“满城风雨近重阳，及至重阳霁色苍。问疾客来时一二，登高人想不寻常。琉璃水浅盛新月，玛瑙天空映拒霜。谁道秋容丽如许，闭门也有小篇章。”

独树诗坛一帜
　　清朝初年，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都是由明朝过来的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格意义上的清代“国朝”诗人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诗坛的主力。“清初六大家”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并称为“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其次是并称为“南朱北王”的朱彝尊和王士禛，再次是并称为“南查北赵”的查慎行和赵执信。此后，则有袁枚、赵翼、蒋士铨“乾隆三大家”。厉鹗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当时，正是沈德潜“格调”说流行之际，厉鹗与他“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中年以前以授徒为生。早有诗名，而连赴举场几达20次，均不售。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依旧罢归。至乾隆三年（1738），始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时已67岁。此后，他以诗受知于乾隆皇帝，官运亨通。不到10年时间，从翰林院编修升到礼部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归里之后，又加赠礼部尚书及太子太傅衔。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殿上君臣，诗中僚友” 之称。他在当时 的诗坛上影响很大，“海内之士尊若山斗，奉为圭臬”。
　　沈德潜论诗，尊盛唐，主格调，一归于温柔敦厚，复古倾向极明。他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 据此，在内容上，他强调应言之有物，恪守封建伦常，以诗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在方法上，则讲求格调，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蕴藉”，不赞成“发露”。他说：“唐诗蕴藉，宋诗发露，蕴藉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 由于过分强调温柔敦厚，因而承其风者独取格调说，以致“摩取声调，讲求格律，而真意渐离”。
　　沈德潜倡导“格调”说，不仅违背了其两代老师王士禛和叶燮的论诗精神，而且作为一个诗学界的流派，代表着诗坛上顽固的保守势力，给清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厉鹗认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阙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缛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
　　他对人们沿袭明七子和本朝几个“巨公”之遗绪颇为不满，明确指出：“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这段话很可能就是针对沈德潜而发的。在《樊榭山房续集》，《自序》中，他又写道：“自念齿发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弃，辄恕而存之。幸生盛际，懒迂多疾，无所托以自见，惟此区区有韵之语，曾缪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或位置仆于诗人之末，不识为仆之桓谭者谁乎？”这里的“格调”二字，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沈德潜及其格调派的反感。
　　厉鹗与沈德潜的诗学冲突，无关乎个人恩怨，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分歧有两个方面，一是宗唐与宗宋之争，二是在朝与在野的对立。
　　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无庸讳言，厉鹗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他虽然出身贫苦，但大半生过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结交有限，诗的内容不够丰富。诗集中很少有反映社会问题、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这多少带有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其次，他虽然最长于山水诗，但平生游踪不广，主要局限于江、浙，无名山大川之助，诗的格局狭小，力量薄弱，雕炼有余，雄浑不足。其三，他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于晦涩，大大影响了诗的艺术效果。袁枚就曾批评道：“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不过，袁枚又指出：“先生之诗，佳处全不在是。” 表明瑕不掩瑜，厉鹗的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

苏曼殊（1884～1918年），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共5卷）。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生平

苏曼殊，原名戬，字子谷，后更名元瑛，改字子谷，曼殊是他出家以后自取的法号。此外，他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还使用过四十多个其他别号，如燕子山僧、南国行人等。

匆忙一生
　　苏曼殊的原籍为广东香山县。其祖父苏瑞文以经营进出口业发家。其父苏杰生在日本横滨经商，任某英商洋行买办。苏曼殊即诞生在日本横滨。但他的生母并非苏杰生的合法妻妾，而是一个名叫若子的日本女子。所以，苏曼殊是一个混血儿和私生子。在封建观念严重、华夷之别严格的当时，苏曼殊的这种“不光彩”的出身，注定了他必然要受歧视的命运。所以他一出世，母子二人便被赶出了苏家之门，母亲只好带他回到了外祖父家。到了苏曼殊三、四岁的时候，由于苏家生女多而生男少，苏曼殊才被领回广东老家。从此，母子分离，终生不复一见。远离生母的苏曼殊，颇受家庭虐待。比如他在十三岁时曾经害过一场大病，家长们不仅不给他延医治病，反而把他放在柴房里等死。
　　在苏曼殊九岁那年，苏杰生经商失败，家庭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以致苏曼殊从十三岁起，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姑母家寄食两年，学习中文和英文。接着又在十五岁那年，得其表兄林紫垣的资助，到日本留学。先后在横滨华侨所办大同学校学习四年，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一年，成城学校学习数月。在这近六年的留学期间，苏曼殊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据他的同学和好友冯自由回忆，苏曼殊在东京上学时，因林紫垣只月助十元，苏曼殊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米饭，为了节省火油费，晚上竟不点灯。
　　苏曼殊于1903年回国后，先任苏州吴中公学教习，后为上海《国民日日报》撰稿。因该报停刊而失业，便到香港投靠兴中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少白，不料因误会而遭冷遇。苏曼殊一气之下，便跑到广东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但为时只有数月，尚未取得正式和尚的资格，即乘师父外出之机，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溜之大吉。从此以“博经”自命，并自称“曼殊和尚”，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穷病而死，享年仅三十五岁。

革命精神
　　苏曼殊是辛亥革命运动时期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在1902年，他就参加了以反清为宗旨的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他又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后来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带有反清色彩的军国民教育会，他也参加了。苏曼殊与孙中山先生也有密切关系。据何香凝回忆，1903年，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的住宅是孙中山的联络点和开会场所，苏曼殊就是常来参加会议的一个。孙中山还让苏曼殊等二十多个留日学生组成义勇队，每天早晨练习射击，以备参加武装起义。苏曼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资助他上学的林紫垣的极力反对，并以断绝资助相威胁。但苏曼殊宁可丢掉饭碗和中辍学业，也不肯放弃革命，结果被林紫垣强迫回国。回国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春，他愤于保皇派猖獗，决心暗杀其头目康有为，因陈少白极力劝阻，才未实行。同年秋，他在湖南长沙实业学堂任教，正值华兴会计划武装起义，他也参预其事。起义因事先泄露而流产后，他又参加了黄兴召集部分华兴会成员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了今后实行暗杀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由此可见，早年的苏曼殊，不但具有一般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完全赞成并积极参加了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实际斗争。
　　但是，苏曼殊主要不是一个革命的活动家，而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他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旧世界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在于运用“批判的武器”，为辛亥革命开辟道路。
　　苏曼殊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如陈独秀、章士钊所办的《国民日日报》、同盟会的《民报》、刘师培夫妇所办的《天义报》等，都曾得到苏曼殊的赞助。他为秋瑾的遗诗写过序，为冯自由的《三次革命军》题过辞。1907年鲁迅在日本准备创刊《新生》文艺杂志时，苏曼殊也是赞助者之一。1909年南社成立后，苏曼殊也很快加入，并成为该社的著名作家。

多才多艺
　　苏曼殊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文、小说、绘画无不精通。尤其以诗的影响最大，故有“诗僧”之称。他写过《无题诗三百首》，可惜已经失传。今存者一百零一首，绝大部分是七言绝句。苏曼殊的小说也很闻名。他一生共写小说七种，其中《人鬼记》已散佚，流传下来的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绎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六种。另有《惨世界》一种，名为翻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实则三分之二的篇幅出自苏曼殊的创作，所以也应算作苏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又是我国近代较早的翻译家之一。他精通日文、梵文、英文、法文，除节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还译过《拜伦诗选》和印度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他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编撰过《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埃及古教考》、《汉英辞典》、《英汉辞典》、《粤英辞典》等多种专著，不幸均已失传。据有人统计，苏曼殊在短短的十五年时间里，著述共达三十种以上，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了。

爱国主义
　　苏曼殊作品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同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通的，是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譬如，当1903年全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大论战的时候，苏曼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作者用战国时鲁仲连力主抗秦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他又发表了杂文《呜呼广东人》，对那些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洋奴买办之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年发表的《惨世界》，则不但批判了清政府统治下的“悲惨世界”和数千年来的封建观念，而且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并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道的新世界”。因而曾经受到了青年鲁迅的称赞。辛亥革命前夕，他又发表了《岭海幽光录》、《拜伦诗选》、《娑罗海滨遁迹记》等作品，或者用清兵入关之初屠杀汉人以及汉人奋起反抗的历史事实，“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或者用外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事实，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总之都是为辛亥革命服务的。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苏曼殊虽然消沉，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叩国魂”；“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尽管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但那家国之痛的感情却是异常深沉的。当荷兰殖民主义者对我爪哇华侨进行血腥屠杀之际，苏曼殊为了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和祖国的尊严，发表了《南洋话》。当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时，苏曼殊又发表了《讨袁宣言》，揭露袁贼“擅屠操刀，杀人如草”、“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的罪行，并断然表示：“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他在本时期所写的六篇小说，则不但从爱情婚姻的角度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而且暴露了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可见苏曼殊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晚节。

身世评析

苏曼殊以僧名风闻那个时代。以他的才情，他的胆识，时人少有能出其左右。但他却袈裟披肩风雨一生。他十六岁出家，多半是以一种无言的行为抗争其多舛的命运。他以半僧半俗的形象参加了革命党，而被世人称之为奇人，或许，奇就奇在他冷寂的面孔下蕴藏了多彩的人生。

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氏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巨族，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若子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他，苏曼殊由其父苏杰生带回了国，由河合仙氏抚养。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他在倍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族人对这个异族所生的孩子总是看不惯，苏杰生的妻子陈氏更是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河合仙氏受不了白眼，只好返回了日本。这一年，苏杰生经营亏本，回到广东，从此家道渐渐中落。

苏曼殊十二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发现，只得出了庙门。

十五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

苏曼殊是情僧。面对关河萧索的衰世惨象，苏曼殊痛不欲生。渡湘水时，他作赋吊屈原，对着滔滔江水长歌嚎陶。后来，他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苏曼殊因爱情不幸，也曾流连于青楼之中，但他却能洁身自好，与青楼女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他死后被葬于西泠桥，与江南名妓苏小小墓南北相对，任几多游人唏嘘不已。

苏曼殊是诗僧，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令人叹绝的诗作。1909年，他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但此时的曼殊已了却尘缘，无以相投，便垂泪挥毫，写了一首诗：“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读来令人柔肠寸断。他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在反清活动处于困境之时，他曾想以死警醒国人，因而作诗：“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虽然蹈海警世没能成真，但留下的诗篇却使人热血沸腾。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

苏曼殊还是一个爱国的革命僧人。他在东京加入过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1903年，他在日本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抗俄义勇队”，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之作，为声援章太炎、邹容，反对清廷查封《苏报》做了大量工作。他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甚至还曾打算去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后经人劝阻而终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如此一位集才、情、胆识于一身的苏曼殊，竟然半僧半俗地孤独一生。1918年，他经过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

艺术成就

苏曼殊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这是他的作品得以风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诗风格别致，自成一家。抒情则缠绵悱恻，千回百转；状物则形象逼真，历历如见；写人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例如：“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确实不失为诗中有画、情景交融、清新秀丽的好诗。无怪乎连郭沫若也说“苏曼殊的诗很清新”。他的小说则既保留了中国小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描写简洁等优点，又吸收了西洋小说注重描写自然环境、人物心理、人物外貌等长处，从而提高了小说的文学性。

当然，苏曼殊的阶级出身及其所处的时代，不可能不给他的思想带来严重的缺陷。首先，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既有反帝的爱国主义，又存在盲目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既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又保留了封建思想的落后残余；既有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又有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既同情人民的苦难，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如此等等。其次，他的思想表现了明显退步的趋势，积极的一面越来越薄弱，而消极的一面却越来越严重。可见对苏曼殊既不能一概抹煞，也不能一概肯定，而应该批判地继承。

总之，苏曼殊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应该属于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文学史里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

文学成就

他的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后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艺术上他受李商隐的影响，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东居杂诗》、《何处》等皆是这类诗的代表。然而在苏曼殊诗歌创作的早期仍有一部分风格与后期迥异的作品，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所体现的爱国热情表现方式苍劲悲壮，与一般诗歌有区别。另外苏曼殊还创作了一部分风景诗，这些诗基调轻松，色彩鲜明，极富形象化，宛如一幅画卷，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代表作有《过蒲田》、《淀江道中口占》等。

除诗歌外，苏曼殊还翻译过《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了轰动。此外，苏曼殊自己也从事小说的创作，从1912年起他陆续创作而成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6种，另有《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与社会阻挠间的矛盾冲突，作品多以悲剧结尾，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苏曼殊注重对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实际是其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情节曲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趣事

奇人苏曼殊，工诗善画，通谙好几国语言，三十五岁上，死于肠胃病。他的贪吃，几乎和才名相埒。雅人兼任老餮，果然不同凡响。闲来翻读他的书信，一封是自日本寄给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邓孟硕的，内容多半是吃。如：「唯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类牛，不可不慎也。如君谓不食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购顶上腐乳，红色者购十元，白色者购十元，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品。」这里有趣的，第一，他从中国人的「以形补形」发展到「吃什么像什么」。要说把唯物论贯彻到食物，没有谁比他彻底，这叫「食物决定性格」。吃牛肉牛乳，性情会「牛」起来；那么以猪肉为主要肉食的中国人，岂不「猪」化了？按此推论，经商宜吃蟮鱼，以增溜滑；从政宜吃狐狸，以增狡诈；为文宜吃仙鹤，以增飘逸；科学家宜吃穿山甲，以增强思维的穿透力；爱俏的姑娘，自然该吃孔雀；青年男士呢，吃公鸡如何？这般一来，人间反而大煞风景。第二，他亮出可与乳酪匹敌的正宗国货——腐乳。乳酪是牛乳制品，腐乳是黄豆制品，加工过程中都曾发臭长毛。腐乳的变种臭豆腐，深为国人所爱。乳酪中也不乏臭气熏天的品种，如羊乳酪，洋人夹以饼乾，佐以葡萄酒，吃得兴致勃勃。论到饮食文化，如果指豆腐是东方的象徵，乳酪不妨视为西方的代表。二者异中有同，引发食欲之时，还教人想及全人类文明的殊途同归。腐乳涂在洋面包上，该是中西文化的绝妙融合。至於味道是不是必得「佳品」？则请大家见仁见智一番了。

苏曼殊在信里说下去：「如君之逆旅主人，询君是何物。君则曰红者是赤玫瑰；彼覆询白者，则君曰白玫瑰。此时逆旅主人，岂不摇头不置，叹为绝品耶？」以红白腐乳冒充乳酪，不算妙；起个浪漫的名字，哄喜欢好听名堂的洋人，才叫妙，不晓得能否行得通？

综述

苏曼殊的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这种特殊的身世使他早年即因家庭矛盾出家为僧。但是，民族的危难又使他不能忘情现实。光绪二十八年，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加入拒俄义勇队。同年归国,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不久,到上海参加《国民日日报》工作。光绪三十年，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三十三年，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公开揭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宣统元年，再度南游，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归国，参加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他的情绪起伏不定，时僧时俗，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放浪不羁，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

1903年苏曼殊留学日本，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成城学校等处就读，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在日本期间，参加过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和拒俄义勇队，倾向于民主革命。学成后回国，任上海《国民日报》的翻译，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1907年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

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在上海病逝，年仅35岁。

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在民国初年以迄现在，由章太炎先生与“南社”诗人们烘托，擅长鸳鸯蝴蝶派的文字，以写作言情小说如《断鸿零雁记》等而出名，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的苏曼殊，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在广州一个僧寺里，偶然拿到一张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变名为僧。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时，诚为异数。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使人淄素不辨，世人就误以为僧，群举与太虚、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虽然，曼殊亦性情中人也。”

"

徐灿（约1618－1698），字湘苹，又字明深、明霞，号深明，又号紫言（竹字头）。江南吴县（今苏州市西南）人。明末清初女词人、诗人、书画家，为“蕉园五子”之一。光禄丞徐子懋女，弘文院大学士海宁陈之遴继妻。从夫宦游，封一品夫人。工诗，尤长于词学。她的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兴亡之感。又善属文、精书画、所画仕女设色淡雅、笔法古秀、工净有度、得北宋人法，晚年画水墨观音、间作花草。著有《拙政园诗馀》三卷，诗集《拙政园诗集》二卷，凡诗二百四十六首，今皆存。"生平

徐灿儿时住在苏州城外的一座山庄里，其父徐子懋经史皆通，故而徐灿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家传》中其父称徐灿“幼颖悟、通书史、识大体”，为徐子懋所钟爱。

徐灿于崇祯初年嫁给了陈之遴，陈之遴在明末清初为知名诗人。正是由于他们在文学上志气相投，互相吸引，为夫妻感情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两人的诗、词中常常可见唱和之作。婚后不久，陈之遴于崇祯十年进士及第，这预示着陈之遴的前程一片锦绣。但是好景不长，陈之遴被崇祯皇帝斥为“永不叙用”，夫妇二人被迫回到了海宁。这次打击使徐灿对宦途险恶产生了寒意，而陈之遴对仕途有所眷恋，于明亡后出仕新朝。然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徐灿对民族和国家有坚贞之情。丈夫降清，她作为一个封建大家闺秀又不可能直面抗争，故其心情是矛盾而抑郁的。词作风格特色的形成主要是在这一时期。

评价

徐灿为明末清初的重要女词人，在清代女性词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特别的身世经历一方面开阔了她的生活视野，一方面也使得她在词的创作上有着宽广的题材，从而使其词在内容上突破了女性词人的狭隘意识和局限于日常生活的纤细琐碎的感受，以抒写家国兴亡之感慨，表现黍离桑梓之悲思和羁旅飘零之情怀，拓宽了女性词创作的传统题材，境界开阔，社会表现力强。其风格幽咽深隐、悲慨苍凉。在明末清初的女性词坛上独出一枝。

陈维崧在《妇人集》中对徐灿极为推崇，称其“才锋遒丽，生平著小词绝佳，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词，娣视淑真，姒蓄清照”。其词或典雅清新或悲慨苍凉，才锋遒丽，开拓了女性词之意境，对清代妇女文学影响极大。而其身世的坎坷不平，词作的沉郁娴雅又使她不仅仅是与易安、淑真比肩，更卓然独立于同时代的众多女词人之上，成为明清之际一位可与众多男性词人争胜的优秀词人。

朱孝臧则谓其“词是易安人道韫，”

周勒山曰：“湘苹诗馀，真得北宋风格，绝无纤佻之习，其冠冕处，即李易安亦当避席，不独为本朝第一也。”

清代词评家陈廷焯对徐灿极为推崇，亦云：“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苹。”

陈维崧的《拙政园连理山茶歌》中有“赋就新词易断肠”及“镜前漱玉辞三卷”两句，暗引朱淑真词集名《断肠词》、李清照词集名《漱玉词》，赞徐灿的艺术水准与朱、李都可相提并论。

儒家思想影响

徐灿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徐子懋称徐灿“幼颖悟、通书史、识大体，”可见徐灿知识渊博，通读四书五经，从而积淀了深厚的儒家道德传统，“识大体”便说明了她深谙作为一个封建的大家闺秀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自觉而自律。

儒家鼓励积极入世，所以徐灿在陈之遴于崇祯十年进士及第对丈夫是极为支持与赞赏的，她作了《满庭芳?丁丑贺素庵及第》来表示她的衷心祝贺。

儒家以仁政治天下，而忠恕之道在儒家思想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概念。“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谓忠，即心无二心，意无二意的意思。徐灿的忠君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明亡后，对于自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徐灿来说，丈夫降清意味着不忠，已失气节。但是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大家闺秀，徐灿不可能不守妇道，像柳如是那样逼丈夫自尽以求忠于前朝。这种矛盾的心境致使徐灿有苦却又不敢直言，其作品时时表现出欲言又止的语句。如《满江红?有感》：

乱后国家，意中愁绪真难说。春将去、冰台初长，绮钱重叠。炉烬水沉犹倦起，小窗依约云和月。叹人生、争似水中莲，心同结。

离别泪，盈盈血。流不尽，波添咽。见鸿归阵阵，几增凄切。翠黛每从青镜减，黄金时向床头缺。问今春、曾梦到乡关，惊鶗鴂。

这首词写于陈之遴降清别家后，从词中可以看出，陈之遴出仕新朝，徐灿是不愿意随丈夫上京的。词作主要表达的是对丈夫的愁怨，最后一句“问今春，曾梦到乡关，惊鶗鴂”，含蓄地表达了对丈夫的责怪。鶗鴂即杜鹃鸟，相传为蜀帝杜宇的魂魄所化，常常在夜里啼鸣，声音凄切，词人借此抒发自己的悲苦哀怨之情。

看另外一首《满江红?将至京寄素庵》：

柳岸欹斜，帆影外、东风偏恶。人未起、旅愁先到，晓寒时作。满眼河山牵旧恨，茫茫何处藏舟壑。记玉箫、金管振中流，今非昨。

春尚在，衣怜薄。鸿去尽，书难托。叹征途憔悴，病腰如削。咫尺玉京人未见，又还负却朝来约。料残更、无语把青编，愁孤酌。

这首词写于陈之遴出仕新朝后徐灿携儿女北上京城与丈夫团聚的途中，词中描写了旅途之愁苦，并杂以家国之恨。上片写旅愁，说是旅愁，其实是写河山旧恨。虽然即将与丈夫团聚，但徐灿心中却无喜悦之情，她根本不想来到这个已为清人占据的京城，恨不得把船藏起来。想起当年与丈夫中流泛舟时，有笙箫相伴，而今却只有词人孑然一身，怎么不让人生出凄凉之感呢？下片抒情，词人很想给丈夫捎书一封，倾诉一下自己的凄苦，只可惜无鸿可托，只有默默无语，独自忍受那难言的旅愁。而徐灿独自咀嚼的岂止是旅愁，兴亡旧恨更是她所受的折磨与煎熬。

令徐灿伤感的是陈之遴并不为降清而感到羞耻，夫妻两人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但是徐灿严守妻道顺从的儒家道德规范，未曾与丈夫正面冲突，只是作诗词抒发自己的国愁家恨而已。而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封建妇女她不能放开言辞，导致她的作品呈现出“幽咽境深”的艺术风格。

作品风格

幽咽
　　徐灿忧生患世的情感，表现在她深隐幽咽的词韵中。所谓“幽咽”，即欲言又止，欲言未言的意思。在江山易主的历史变革中，作为一个敏感的知识女性，徐灿感受到了时代的寒意。丈夫降清，深明大家闺秀之礼而又富有民族节气的她既不能与丈夫抗争，又不能认同丈夫的做法，所以她内心是非常矛盾与寂寞的。几经起落的人生境遇，国恨与家愁的叠加，使她不能也不敢放开言辞，其词作则呈现出“幽咽”的特点。如《永遇乐?舟中旧感》写道：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说？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
　　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秾李还消歇。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惨淡，如共人凄切。
　　这首词将个人的身世之感与国家的兴亡之感，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显得十分深沉蕴藉，顿挫峭折，沉郁苍凉。谭献在《箧中词》五中也说其“外似悲壮，中实悲咽，欲言未言”。“往事何堪说”，显示出词人心中有无限情意徘徊未出。“世事流云，人生飞絮”，百般思绪互相激发，使徐灿哀怨不已，“春景多别”，感觉不到春光之美。徐灿在词的表达上并没有让思绪一泄而出，而是形成了其词气的“幽咽”之美。
　　徐灿词美感效果上的“幽咽”色彩，成就了旷世的忧生患世之音。其《永遇乐?病中》写道：
　　翠帐春寒，玉墀雨细，病怀如许。永昼愔愔，黄昏悄悄，金博添愁炷。薄幸杨花，多情燕子，时向琐窗细语。怨东风、一夕无端，狼藉几番红雨。
　　曲曲阑干，沉沉帘幕，嫩草王孙归路。短梦飞云，冷香侵佩，别有伤心处。半暖微寒，欲晴还雨，消得许多愁否？春来也，愁随春长，肯放春归去？
　　这首抒发低徊的伤春怨别之情的长调，将意蕴美感结合得恰如其分。可是，词的内涵又不仅仅是伤怨，还透露出徐灿素有的理想与期待落空的悲苦。“半暖微寒，欲晴还雨，消得许多愁否”，词人欲说还休，在结尾处又收为伤春幽怨。

境深
　　除了欲言又止的“幽咽”外，徐灿词作的意蕴还表现在境界的“境深”。由于身经改朝换代，徐灿词中苍凉的兴亡之感是很浓重的，这为女性词的意境作出了极大的开拓。徐灿的词，意蕴深沉弥厚，境界以深幽取胜，她完成了女性词词境的开拓。这一词境的形成，在于其内心的哀怨。这位极为敏感的词人，生就了婉约的心性。这使她在表情达意上极为深隐，而词作意蕴则异常丰富。有对故国的追思，有对丈夫降清的不满，也有对自身处境的尴尬和茫然。如以下诸句：
　　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
　　伤心误到芜城路，携血泪，无挥处。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
　　烟水不知人事错。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莲花步。
　　阅读这样的词句，除了感到其痛楚的心境，还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慨震荡读者的心魂。意旨的深幽、情感的怆痛构成了徐灿词的“境深”的意境，因而其词在风格美感上总能形成“幽咽”的色彩。

"

徐锡麟（1873年-1907年），字伯荪，号光汉子，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地主绅商家庭，幼读私塾，喜欢算术、天文，先后取得廪生、副举人等功名。因他常宣传革命思想，仇视清廷，其父恐受连累，分了一部分财产给他，表示脱离父子关系。"秋瑾关系

《戊戌喋血记》说，秋瑾听闻徐锡麟之死很绝望，因此后来她放弃了逃跑的选择，慷慨就义。
　　徐锡麟与秋瑾并无儿女私情
　　中新网杭州10月10日电坐在记者面前的徐乃达刚刚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的一个活动，这并非因为他的身份——美国飞翔网讯控股集团公司执行董事，也不是因为其姐姐徐乃锦嫁给了蒋介石的长孙蒋孝文，而是因为其祖父徐锡麟。
　　在会场里，坐在徐乃达旁边的是秋瑾的后人，他们交流了一个流传了百余年的话题：他们是恋人吗？
　　徐锡麟秋瑾都是浙江绍兴人，他们先后加入光复会，共赴日本求学，共同创办大通学堂，共同谋划浙皖起义，最后徐壮烈牺牲，秋从容就义。
　　而由邱礼涛执导，黄奕、杜宇航、黄秋生、郑嘉颖等人主演的《竞雄女侠·秋瑾》也引起了广泛争议，黄奕饰演的秋瑾和杜宇航饰演的徐锡麟两人关系亲密。
　　针对秋瑾徐锡麟为表兄妹和情侣的说法，徐乃达经过考证均不成立，在徐家家谱中没有发现和秋瑾的关系，秋瑾是拿着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的介绍信第一次见到徐锡麟，如果是表兄妹就不需要介绍信。
　　“秋瑾巾帼不让须眉”，徐乃达认为这并不符合当时男性的审美倾向，何况徐锡麟当时已婚，夫妻非常恩爱，其妻子王振汉与秋瑾情同姐妹。
　　徐乃达认为秋瑾徐锡麟年纪相仿，志同道合，但并无儿女私情。
　　虽没有儿女私情，但他们100多年前共同发动浙皖起义后来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前奏。
　　徐锡麟为浙江绍兴人，1907年7月6日，时任安庆巡警学堂监督的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起义，终因准备仓促、寡不敌众被捕，英勇捐躯，其后秋瑾在浙江绍兴牺牲。起义虽很快失败，但却撼动清廷，震惊中外，大大激励了时人推翻清朝的斗志。
　　现定居上海的徐乃达为徐锡麟之孙，他告诉记者，根据家中长辈口述，祖父徐锡麟出生在绍兴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父亲徐凤鸣秀才出身，当过县吏，家有田地百余亩，又在绍兴城内开设“天生绸庄”、“泰生油烛栈”，资本甚厚。但其从小就是桀骜不驯，自幼“器物过手，辄破坏之”，十二岁那年，为了“学武功”，跑到深山大岭中的寺庙去当小和尚，其后曾祖父为了避祸甚至和其断绝父子关系。
　　“按照现在的标准，几乎就是个问题少年”。徐乃达这样定义其祖父。
　　徐乃达认为1903年的日本之行对徐锡麟走上革命之路影响极大，在日本徐锡麟认识了很多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同时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革命志士章炳麟。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了一座中国古代大钟在那里展示，他想中国的文物怎么被日本人掠夺过去，加上之前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让他觉得必须彻底革命。
　　1907年徐锡麟牺牲后，其独子也就是徐乃达的父亲徐学文不满两岁与祖母避难日本，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回到故乡绍兴，其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徐学文赴德留学，1946年担任台湾樟脑局局长举家迁往台湾，徐乃达出生于台湾，2000年后徐乃达长住上海，担任美国飞翔网讯控股集团公司执行董事、上海捷康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台湾，徐乃达记得在念小学的时候当时国文课本里就有一课叫《徐锡麟传》，上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们班上有位同学，他的祖父就是这个人。”然后他就叫徐乃达站起来，当然没有这篇课文了。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知道徐锡麟的人并不多，徐乃达觉得正常，但他觉得很多年轻人对于中国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秦汉唐宋，不知道辛亥革命，不知道台湾和大陆的风风雨雨。
　　“历史是不断在重演的”。喜欢历史的徐这样认为，对于牺牲在百余年前的祖父徐锡麟，他觉得其出生富贵却赴汤蹈火投身革命最后以身许国，其见义勇为的精神至今价值犹存。
　　1989年徐乃达陪同老父亲第一次回到大陆，在浙江绍兴徐锡麟故居，徐乃达父亲徐学文泪流满面。这也是徐乃达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的眼泪。
　　“那时上海浦东还是一片荒凉，有人建议我投资买地，我说神经病，现在看来我是神经病”。谈及大陆的高速发展，徐乃达感慨万千。
　　100多年前徐锡麟被凌迟处死，临刑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
　　“我看到了祖父为之牺牲的富强中国”，徐锡麟之孙徐乃达非常动情。

之死

在如何处理徐锡麟的问题上，清廷参照了了当年“刺马案”张汶祥暗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先例。当年张汶祥所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新任安徽巡抚冯煦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后，决定仿行。行刑之日，先由刽子手持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再剖腹取出心脏，这颗心脏被拿去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被恩铭的亲兵们烹熟下酒。清廷此时正在实施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却不惜逆流而动，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徐锡麟，更坐实了革命党对其“假立宪、假改革”的指控。

经历

在日本
　　1901年徐锡麟出任绍兴府学校算学讲师，得到知府重用，后升为副监督。1903年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会中竟有中国古钟在展，徐锡麟愤感列强欺中国太甚。不久结识陶成章、钮永建等，在他们影响下，徐锡麟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逐渐放弃对清政府的希望，弃改良而从革命。当时，“《苏报》案”事起，日本留学生群起反对，徐锡麟也慷慨解囊，积极参与营救章炳麟。归国后，在家乡建蒙学、设书局，以期开启民智，因遭排挤，事竟不成，仍退任副监督之职。此时，俄人逼我远东，徐锡麟恸哭国弱受欺，于是投笔从戎，开始苦练枪法。
　　1904年初，绍兴城内大善寺地产被天主教觊觎，将至不保。徐锡麟得知后，抱病奔走，呼吁群众与教会作斗争，又积极发动绍兴各商号联名上书官府。因群情激愤，官府不敢包庇，天主教图谋终未得逞。该年冬，徐锡麟因事过上海，得遇蔡元培、陶成章，首批加入光复会，后成为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回绍兴后，徐锡麟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罗致少年英俊，教以军法纪律，为革命培养人才。他还积极结交各地会党，甚至延请他们为学校教练。不久，徐锡麟借北上联络大盗冯麟阁之机，出山海关，过吉林、奉天，走西北边疆，查看了山川形势，并亲见日、俄在中国疆土上张狂角逐，愤愤不平，欲挥刀沙场“为国死”。
　　谋革命不易，为了达到反满目的，徐锡麟等人逐渐产生了“以术倾清廷”的思想，他们打算以捐官之法，使光复会的成员学习军事，乘机打入清廷内部，以掌握军权。于是他向清廷捐了一道员头衔，指分安徽候补。经多方活动，1905年冬，受绍兴徐克丞资助和徐锡麟表叔、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各捐得官职，并被获准前往日本学习陆军。但到日本后，由于清廷驻日公使的阻挠，学习陆军的计划被破坏，无奈回国。

归国后
　　徐锡麟
　　归国后， 徐锡麟等人又打算进一步打入官府，“藉权倾虏廷”。通过发动利用各方关系，徐锡麟谋得筹办安庆陆军小学之事。后因表叔俞廉三的推荐和徐锡麟本人的精明干练，终于得到安徽巡抚恩铭重用，光绪三十二年。冬季他到了安庆，向抚院落报到，恩铭接见后，派他为安徽 巡警尹。他小心逢迎，拜恩铭为师，恩铭引为亲信，又派他兼任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食清廷之禄，却时刻不改革命之志。1907年2月，徐锡麟与秋瑾约定在皖、浙同时举行反清武装起义。起义原定7月19日举行，因一会党人员在上海被捕，招供出革命党人的一些别名暗号，两江总督端方电令恩铭拿办。恩铭召徐锡麟计议，徐锡麟见自己别号在列，知事机迫人，遂决定于7月8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举义。谁知恩铭这天有事，要求将毕业典礼提前两天，无奈起义只得于6日举行。外援不至，准备未周，起义堪忧。
　　6日，恩铭及文武官吏陆续齐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开始.徐锡麟当时呈上毕业名册，口头报告了毕业官兵人数，随后市场说：“报告，今天有革命党人起事！”恩铭拍案高声说：“在哪里？什么人？”徐即应声说：“在这里，就是我。”话音没落，就朝恩铭连射数枪。大家夺门逃命。恩铭在被抬出去时喊叫道：“快把乱党就地正法。”于是藩台冯煦命令大家一齐集中到抚院。顾松也去了，他们集中在大堂后东边大厅里，忽闻上房内哭声震天，又见同仁医院院长、美国人戴世璜与拎着包的一行人匆匆走出，大家围上去打听消息，戴说”不中用了，身中六七枪，尤以右耳及腰部两颗子弹无法治理。“一会儿，人声又开始杂乱，几名士兵将徐锡麟反绑着押来了。他见藩台说：“大帅安否？”冯将脚一跺，说：“畜生，大帅待你何等恩厚，现被你枪杀，还敢问安否？”徐笑道貌岸然：“问大帅安问正是私谊也。”接着说：“枪杀恩铭，此乃正义也。”这时忽然传说“太太下来了。”宣称要将徐先剜心，后斩首。

英勇就义
　　徐锡麟遇难前神情安然
　　公堂之上，面对审判，徐锡麟义正词严，怒斥清廷专政误国。清官质问徐锡麟：恩铭待你不薄，为何刺杀。徐锡麟厉言道：“恩抚待我，私惠也；我杀恩抚，天下之公也。”清官又问：汝常见恩铭，为何不于署中杀之。徐锡麟言：“署中，私室也；学堂，公地也。大丈夫作事，须令众目昭彰，岂可鬼鬼祟祟。”遂自写供词，愿一人承担责任，不牵连学生。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慷慨就义。审讯时挥笔直书：“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瑞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
　　1907年7月7日，徐锡麟惨遭杀害，心肝被挖，用于炒菜。
　　徐锡麟的英勇事迹和大无畏气概为后人钦服，正像柳亚子诗中所言：
　　慷慨告天下，灭虏志无渝。
　　长啸赴东市，剖心奚足辞！
　　徐锡麟以官员身份刺杀恩铭，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惊，一时间，人人自危。清政府先防康梁党，后防革命党，继防留学生，今又防及侯补道，其心忐忑，其势飘摇，革命成功已胜利在望。

纪念建筑

墓址
　　在杭州西湖区风篁岭下南天竺，龙井路旁。原演福寺旧址。
　　徐锡麟牺牲后，遗体安葬安庆城北马山。民国元年1月21日，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三烈士灵柩运经上海，在永锡堂召开追悼大会，同时追悼的还有陶成章。次日烈士灵柩运至杭州，葬于孤山东南麓。1964年，徐锡麟墓及附近葬左右的陈伯平、马宗汉墓被分藏三坛，迁鸡笼山。墓碑同时随迁，墓表藏劳动路孔庙。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墓遭破坏，碑石无存。1981年9月，遗骨由鸡笼山再迁风篁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三烈士遗骨重换骨坛，坛内各置砚石一方，上刻姓名和“一九八一年九月自鸡笼山迁南天竺”字样。新墓为三座圆形墓，徐锡麟墓居中，高100厘米，直径400厘米。左为马宗汉墓，右为陈伯平墓，皆市80厘米，直径250厘米。均用大块青石砌成，上植草皮。

锡麟街
　　锡麟街是为了纪念为推翻清廷在安庆牺牲的烈士徐锡麟而命名的。1906年春，徐锡麟以候补道员的身份来到安庆，出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他积极发展革学堂起义”，一度攻占军械所，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徐锡麟惨遭杀害。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曾提到此事，并以此为题材，写出了《药》这篇著名的小说，表达了对刽子手的痛恨和对烈士的深深悼念。革命胜利后，安庆人民为纪念这位烈士，就把他起义地点旁边的一条街道命名为“锡麟街”，并在人民路旁立起一座他的塑像，以示纪念。

故居

徐锡麟故居位于绍兴东浦镇孙家娄，晚清建筑，坐北朝南。共三进，占地1133平方米，徐锡麟青少年时代在这里生活、读书。

徐锡麟，字伯荪，号光汉子，华夏志士，华夏先烈。清山阴东浦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秉性刚强，崇拜英雄豪杰。21岁中秀才，无意仕途，好论国事，曾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师并副监督，开设特别书局，经销新书，宣传排满革命。创办热诚学堂，自任体操教员。1904年加入光复会，次年创办大通学堂，训练会党骨干，后捐道员官衔，去安徽任陆军小学堂会办、巡警学堂监督，以合法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准备浙皖起义。1907年7月6日，因事被察觉，仓卒举义，枪杀巡抚恩铭，终因寡不敌众被捕，英勇捐躯。

徐锡麟故居现辟作徐锡麟生平事迹陈列室对外开放。

徐锡麟现葬在杭州辛亥革命纪念馆。

生平

1901年徐锡麟出任绍兴府学校算学讲师，得到知府重用，后升为副监督。1903年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会中竟有中国古钟在展，徐锡麟愤感列强欺中国太甚。不久结识陶成章、钮永建等，在他们影响下，徐锡麟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逐渐放弃对清政府的希望，弃改良而从革命。当时，“《苏报》案”事起，日本留学生群起反对，徐锡麟也慷慨解囊，积极参与营救章炳麟。归国后，在家乡建蒙学、设书局，以期开启民智，因遭排挤，事竟不成，仍退任副监督之职。此时，俄人逼我远东，徐锡麟恸哭国弱受欺，于是投笔从戎，开始苦练枪法。

1904年初，绍兴城内大善寺地产被天主教觊觎，将至不保。徐锡麟得知后，抱病奔走，呼吁群众与教会作斗争，又积极发动绍兴各商号联名上书官府。因群情激愤，官府不敢包庇，天主教图谋终未得逞。该年冬，徐锡麟因事过上海，得遇蔡元培、陶成章，首批加入光复会，后成为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回绍兴后，徐锡麟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罗致少年英俊，教以军法纪律，为革命培养人才。他还积极结交各地会党，甚至延请他们为学校教练。不久，徐锡麟借北上联络大盗冯麟阁之机，出山海关，过吉林、奉天，走西北边疆，查看了山川形势，并亲见日、俄在中国疆土上张狂角逐，愤愤不平，欲挥刀沙场“为国死”。

谋革命不易，为了达到反满目的，徐锡麟等人逐渐产生了“以术倾清廷”的思想，他们打算以捐官之法，使光复会的成员学习军事，乘机打入清廷内部，以掌握军权。于是他向清廷捐了一道员头衔，指分安徽候补。经多方活动，1905年冬，受绍兴徐克丞资助和徐锡麟表叔、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各捐得官职，并被获准前往日本学习陆军。但到日本后，由于清廷驻日公使的阻挠，学习陆军的计划被破坏，无奈回国。

归国后， 徐锡麟等人又打算进一步打入官府，“藉权倾虏廷”。通过发动利用各方关系，徐锡麟谋得筹办安庆陆军小学之事。后因表叔俞廉三的推荐和徐锡麟本人的精明干练，终于得到安徽巡抚恩铭重用，光绪三十二年。冬季他到了安庆，向抚院落报到，恩铭接见后，派他为安徽 巡警尹。他小心逢迎，拜恩铭为师，恩铭引为亲信，又派他兼任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食清廷之禄，却时刻不改革命之志。1907年2月，徐锡麟与秋瑾约定在皖、浙同时举行反清武装起义。起义原定7月19日举行，因一会党人员在上海被捕，招供出革命党人的一些别名暗号，两江总督端方电令恩铭拿办。恩铭召徐锡麟计议，徐锡麟见自己别号在列，知事机迫人，遂决定于7月8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举义。谁知恩铭这天有事，要求将毕业典礼提前两天，无奈起义只得于6日举行。外援不至，准备未周，起义堪忧。

6日，恩铭及文武官吏陆续齐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开始.徐锡麟当时呈上毕业名册，口头报告了毕业官兵人数，随后市场说：“报告，今天有革命党人起事！”恩铭拍案高声说：“在哪里？什么人？”徐即应声说：“在这里，就是我。”话音没落，就朝恩铭连射数枪。大家夺门逃命。恩铭在被抬出去时喊叫道：“快把乱党就地正法。”于是藩台冯煦命令大家一齐集中到抚院。顾松也去了，他们集中在大堂后东边大厅里，忽闻上房内哭声震天，又见同仁医院院长、美国人戴世璜与拎着包的一行人匆匆走出，大家围上去打听消息，戴说”不中用了，身中六七枪，尤以右耳及腰部两颗子弹无法治理。“一会儿，人声又开始杂乱，几名士兵将徐锡麟反绑着押来了。他见藩台说：“大帅安否？”冯将脚一跺，说：“畜生，大帅待你何等恩厚，现被你枪杀，还敢问安否？”徐笑道貌岸然：“问大帅安问正是私谊也。”接着说：“枪杀恩铭，此乃正义也。”这时忽然传说“太太下来了。”宣称要将徐先剜心，后斩首。

公堂之上，面对审判，徐锡麟义正词严，怒斥清廷专政误国。清官质问徐锡麟：恩铭待你不薄，为何刺杀。徐锡麟厉言道：“恩抚待我，私惠也；我杀恩抚，天下之公也。”清官又问：汝常见恩铭，为何不于署中杀之。徐锡麟言：“署中，私室也；学堂，公地也。大丈夫作事，须令众目昭彰，岂可鬼鬼祟祟。”遂自写供词，愿一人承担责任，不牵连学生。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慷慨就义。审讯时挥笔直书：“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瑞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

1907年7月7日，徐锡麟惨遭杀害，心肝被挖，用于炒菜。

"

李毓秀，字子潜，号采三。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周庄村人，生于清代顺治年间，卒于雍正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生平

据国学学者王俊闳考证，李毓秀的人生经历平实，性情温和豁达，因而缺少传奇故事。史料记载，在年轻的时候，李毓秀师从同乡学者党冰壑，游学近二十年。科举不中后，就放弃了仕进之途，终身为秀才，致力于治学。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来听课的人很多，门外满是脚印。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平生只考中秀才，主要活动是教书。

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文风朴实，说理透彻，可谓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在我国清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此书以浅近通俗的文字、三字韵的形式阐述了学习的重要、做人的道理以及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等等，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

魏源（1794～1857年），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号良图，汉族，湖南邵阳隆回人，道光二年举人，二十五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主张

革新变法
　　魏源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他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反对侵华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兴办实业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奖励科学发明。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推崇民主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又说“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在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赋税思想
　　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责苛重税敛，“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提出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魏源还对生产经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如果废除细商专卖制度允许散商凭票运销，即可大大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这样既可促进食盐销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国家的盐税收入。魏源的这一观点在我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著作名录

魏源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海国图志》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一部，也是他作为地理学家的代表作。该书有50卷本、60卷本和百卷本三种。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于道光二十二年编成50卷本，道光二十七年扩充为60卷本，次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问世，魏源吸取该书和其他资料，于咸丰二年增补为100卷本。《海国图志》内容丰富，记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等情况，并附有世界地图、各大洲地图和分国地图等。此书主旨在唤起国人，学习外国的长技，兴利除弊，增强国力，抵抗外来侵略。它与成书时间相近的《瀛环志略》是中国学者编写的最早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

其它著述还有：《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20世纪80年代末其诗文被辑为《魏源集》。

故居

魏源故里，现属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故里现存有故居，为清乾隆初年修造，占地面积1710平方米，建筑面积756平方米，为典型的清代湘西南木瓦结构民居，上世纪90年代经过两次维修，恢复了原貌，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座西向东，两正两横，独立于绿色田园中间，前临一片平坦的千顷稻浪，院后缓缓流过一湾金水，左临象山，右对狮岭，风景别具洞天，在当地有“狮象把水口，金板铲龙门”的风水传说，乡人至今认为象山出了清代首屈一指的思想家魏源，狮岭产生了清代抗倭名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魏光焘，都是“狮象”风水的结果。

故居系魏源的祖父孝立公遗留下的产业。相传魏氏九世祖元瑛公至魏源祖父孝立公居所称“垭塘湾公馆”，民国初年改建为宗祠，孝立公另给十个儿子建了十座大体一致的宅院。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字春煦，排行老五，魏源故居就是他及家人所分住的的其中一座。魏源在这里诞生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至他27岁那年全家迁往江苏定居才很少回家。1951年土地改革时，这所房子被分给魏源之房族后裔魏华柏等几户贫下中农居住。1994年，隆回县人民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将故居内住户全部迁出，收归国有。1994年、2000年和2006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次拨款进行了维修。

轶事典故

求学
　　嘉庆十二年，少年魏源离开了苦读多年的家塾，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了邵阳县城爱莲书院求学。

相传著名文学家周敦颐即在此种莲，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就在此完成。其中名句“莲，花之君子者也”，即为爱莲书院起名之滥觞。爱莲书院的读书生活给魏源留下绮丽的回忆，他在《答友人书院读书之邀》一诗中吟道：“池莲应入梦，门柳正扶春。”

“岁时，参加县考，”前三名魏源、何上咸、石昌化，联名如贯珠。而何最少，世称“三神童”。县试之后，补县学弟子员。参加府试，考取案首。此时的湖南学政是李宗瀚，乾隆五十八年进士。他是藏书家、金石家和书法家。这位博学多才的学政看中了年轻有为的魏源，对魏源爱护有加。三年县学使魏源知识面拓宽，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馆授徒
　　嘉庆十五年，魏源回到故乡，开馆授徒。因为他课教得好，“名闻益广，学徒踵至”。“腹内孕乾坤”的魏源并不满足乡间塾师的平静生活，他于嘉庆十八年来到省城长沙，进著名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准备参加选拔贡生的考名。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当京官，知县或教职。

魏源在岳麓书院的时间不长，但在学习期间，结识了一批良师益友，如汤金钊，袁名曜，李克钿，何庆元等。这些名士对他一生的事业和成就都起过重大的作用。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汤金钊。汤金钊在主持湖南拔贡期间，办事认真，正直无私，录士极严。他在视察岳麓书院时，对岳麓书院办学方针及教学方法进行充分调查，对其严格办学十分满意。

名师好友
　　在学生中，他尤其喜爱才具独特的魏源。魏源同汤金钊前辈有过较频繁的交往，从汤身上学到不少知识。汤金钊与湖南巡抚广厚主持湖南拔贡。这次共选拔人，魏源亦名列其间。

魏源到北京后，本应及时多天不露面。汤金钊去拜见选取他的老师。但是，不善钻营且只知苦读的魏源，却一头扎进古书堆中，感到奇怪，以为他病了，便亲自去拜访。汤金钊礼贤下士，爱才若渴，跃然纸上。从中也可见，此对忘年交情谊之笃。

袁名曜，湖南宁乡人。他是魏源就读岳麓书院时的山长。他治学严谨，办学认真，为文高远，谈锋甚健。据《宁乡县志》载：“其为文意格高浑，不落恒蹊，穿穴经史，自达其所见。”“足迹遍天下，尤留心舆图厄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这位山长对青年魏源有较大影响。

李克钿，字冠湖，湖南桂东人；何庆元，字积之，湖南桂阳人。是魏源在岳麓书院时的同窗好友，都是得益于湖湘学派而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和魏源是同科拔贡，成为学术思想上的知交。

岳麓书院读书
　　岳麓书院的读书生活对魏源一生影响至大。在以后长期的幕僚生活和著述工作中，魏源同也是岳麓书院毕业的著名人物贺长龄、陶澍有了超乎常人之间的交往和情谊。在岳麓书院读书之余，漫步爱晚亭，留连岳麓山，曾赋诗抒情：“日尽月野白，余晖在山顶。流水如有情，徊上襟领。野服欺松风，幽寻自人境。是时月未上，万象互光景。危云天际峰，斜霓天南影。天高人独立，溪急野逾静。冰鳞空水明，归翼凉烟引。咏归谢童冠，意行无远近。”

魏源自注作《晚步寻爱晚亭至岳麓寺》，这首诗是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游爱晚亭，览岳麓寺，有感而发。他一心攻读，积极储备，但读书时的心境是恬淡平静的。岳麓书院的短促的岁月给魏源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终生难以忘怀。可以说，这就是魏源的岳麓书院情结。

生平

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魏源生于湖南邵阳县金潭。7岁从塾师刘之纲、魏辅邦读经学史，常苦读至深夜。母怜其过勤，每夜定时熄灯令卧，他伺二老熟寐，以被遮灯默读。9岁赴县城应童子试，考官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提出“杯中含太极”嘱对。魏源摸着怀中二麦饼对曰：“腹内孕乾坤。”考官大为惊异。嘉庆十五年庚午科取秀才。嘉庆十六年辛未岁试补廪膳生。嘉庆十八年癸酉科选拔贡。嘉庆二十五年全家迁居江苏扬州新城。道光二年壬午科中式举人第二名。道光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撰《筹漕篇》、《筹齿差篇》和《湖广水利论》等。

道光九年应礼部会试，与龚自珍双双落第，房考刘逢禄作《两生行》哀之，从此龚魏齐名。魏捐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内阁藏书丰富，乃博览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时社会动乱加剧，他目睹江华瑶民起义，深感清政权的腐败；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危机使他更加愤激，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

道光十二年，魏源来到南京即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史称"“诗巷”“的龙蟠里东侧购地建3进草堂，初始魏源为爱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并在潭边浅水处建有”“宛在亭”"。魏源后半生，长年居住此处，其名著《海国图志》即在此处撰写完成。其间，他与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往来甚密。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并在前线亲自审讯俘虏。后见清政府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立志著述。道光二十二年完成了《圣武记》，叙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及军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赢，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不材，则国祯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的人才论观点。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魏源再次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任东台、兴化知县。期间改革盐政、筑堤治水。他依据林则徐所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成为百卷本。它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为了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国人能战胜外国侵略者。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勿忘“鄂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他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使国家富强。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并在《默觚》中发挥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屦之而后艰”的主张，实为近代中国改良思想的前驱。对清王朝长期昧于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关锁国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咸丰元年，魏源授高邮知州，公余整理著述，咸丰三年完成了《元史新编》。后以“迟误驿报”，“玩视军机”革职。旋复职，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乱多故而辞去。晚年，潜心学佛，法名承贯，辑有《净土四经》。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

顾太清（1799-1876），名春，字梅仙。原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嫁为贝勒奕绘的侧福晋。她为现代文学界公认为“清代第一女词人”。晚年以道号“云槎外史”之名著作小说《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其文采见识，非同凡响，因而八旗论词，有“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顾太清）”之语[1] 。顾太清不仅才华绝世，而且生得清秀，身量适中，温婉贤淑。令奕绘钟情十分。虽为侧福晋一生却诞育了四子三女，其中几位儿子都有很大作为。"生平

天资绝美
　　太清三四岁时起即由祖母教字，六七岁时又为她专请老师教文化。因顾太清是女流，学习不为科考赴试，故专攻诗词歌赋。她自幼不缠足，，又有天赋，时作男儿装，填得一手好词。后来，她靠极为深湛的造诣，成为满族第一女词人。其词作直逼“国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因而在清代素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顾太清”之称。
　　顾太清能够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与她出身于鄂尔泰大学士的家庭有关。康、乾以后的满洲贵族们，大都既有高官厚禄，善于骑射，又是满腹才学。他们都长于汉诗，积极汉化，用汉文写诗作词，从康熙、乾隆起成为一种风气。自鄂尔泰的后人鄂昌因受文字狱牵连被害后，家产籍没，家道中落。这一冤案，影响数世，到太清这一代已是三世。鄂昌之子因在京无地容身，便移家到南方健锐营去住。尽管鄂昌一系在政治经济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以后不能再作官，但家学从未中断，在穷困中不但培养出像太清这样的著名词人，连太清的哥哥鄂少峰、妹妹西林霞仙也都能诗善词，并有一些著作。
　　尤其太清，更是才貌双绝。《名媛诗话》说她“才气横溢，援笔立成。待人诚信，无骄矜习气，唱和皆即席挥毫，不待铜钵声终，俱已脱稿。”难怪评者说她深得宋人多家词奥，“其词气足神完 ，信笔挥洒，直抒胸臆，不造作，无矫饰，宛如行云流水，纤豪不滞，脱却了朱阁香闺的情切切、意绵绵，吟风弄月之习，词风多近东坡、稼轩。太清词真如一串熠熠闪光的玑珠，令人喜读乐诵，其诗亦然。所涉猎题材之广，反映生活之吟，竟出自久居清廷宗室中一贵夫人之手，实不能不令人惊叹。”

美满婚姻
　　奕绘是皇族，在《清史稿》和《满族文学史》上都有记载：“奕绘，清高宗曾孙，自号太素道人，又号幻园居士。嘉庆中袭爵贝勒，累官正白旗汉军都统，笃好风雅……”太清与奕绘是同年，二人结婚当在奕绘袭爵后数年间。除了在名份上太清是妾的身份之外，婚姻是十分美满。嫡夫人不久逝世，太清得专宠，而且奕绘又才华出众，家世显赫，年貌相当，夫妻唱和，相敬如宾，乃理想的一对，天生的一双。太清的创作盛期，亦在此时。比如她的巨著《子春集》，包括诗集《天游阁集》和词集《东海渔歌》两部分，共约千首诗词。这两部诗词集，是和丈夫奕绘的《明善堂集》、《南谷樵唱》对称命名的，乃至“太清”之号，都是与奕绘的“太素”之号偕偶对称。可见两人情笃才高，唱和甚得。
　　南谷位于永定河以西大房山之东，当是弈绘与太清的幽静别墅。中有霏云馆、清风阁、红叶庵、大槐宫等，皆奕绘度其山势构建的园林佳城，而天游阁则为奕绘邸中之一处，当系太清、太素与诸友唱和燕憩之所。难怪在《子春集》里常能见到《夏至同夫子登天游阁诗》、《谷雨日同社诸友集天游阁看海棠》等为题所赋七言绝句，从中感受太清这一词坛名家唱和裕如，令人惊奇不已，钦羡不止的非凡才华。

多才多艺
　　太清多才多艺，且一生写作不辍，她的文学创作涉及诗、词、小说、绘画，尤以词名重士林。她做诗词全凭才气，不摆“唐模宋轨”的架子。倒也潇洒自如，平添一种风流态度。著有词集《东海阁集》和诗集《天游阁集》。前人曰：“八旗论词，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语。”足见她在诗词上的成就。
　　中国的文坛长期由男性统治，女作家可谓凤毛麟角，难以数记的女性被禁在深闺里，无人知晓。明末清初，部分大胆的女子走出闺房，结社吟诗，抒发自己内心丰富的情感。顾太清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曾与当时京师的满汉才女结集秋红吟社，联吟诗词，在中国女性文学史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太清晚年还自署“云槎外史”之名，著作小说《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其文采见识，非同凡响。
　　人总说红颜女子多薄命，但诸如太清之流的才女，除了让后人嗟叹之外，更给天下人展示出了一种精神的超脱，异样的风采。

丁香花公案

贝勒王的遗妃顾太清与一代文豪龚自珍的绯闻。公案乃由一首闲诗惹起，经过某些热心人一渲染，变得香艳炙口，亦假亦真，最后的结果是王妃顾太清被逐出王府、从此沉落市井，龚自珍则引咎自责，惶惶离开京城。
　　道光十八年，也就是顾太清守寡的第二年，她遇到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杭州有个风流文人陈文述，继袁枚之后大倡闺秀文学，培养了一批吟诗作对的女弟子。这年他突发雅兴，出资为埋骨西于湖畔的前代名女小青、菊香、云友等人重修了墓园，在当地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为此他的那帮女弟子争相题诗赞咏，陈文述准备把这些诗编集起来，刊刻成册，取名《兰因集》。为了抬高《兰因集》的声望，他让自己的儿媳周云林去央托表姐汪允庄，向大名鼎鼎的闺秀文坛之首顾太清求一首诗，以收入诗集中为诗集增色。汪允庄是顾太清做姑娘时的闺中密友，她特地从苏州赶到京城，奉托请顾大清赐诗，谁料顾太清对这类故作风雅的事情根本不屑一顾，害得江允庄只好悻悻而回。然而，《兰因集》刊行后，陈文述特意托人送了两本给顾太清，里面竟赫然出现了署名顾太清的“春明新咏”诗一首。顾太清哭笑不得，觉得此事太过荒唐，便回赠了陈文述一首诗：
　　含沙小技大冷成，野骛安知澡雪鸿；
　　绮语永沉黑闇狱，庸夫空望上清宫。
　　碧城行列休添我，人海从来鄙此公；
　　任尔乱言成一笑，浮云不碍日头红。
　　诗中将陈文述庸俗鄙劣的神态刻画得活灵活现，陈某见诗后气得直翘胡须，可又奈何不得顾大清。这些事似乎就这么在轻笑浅骂中过去了，却不知一颗灾祸的种子已就此悄悄埋下。随着时光的推移，丈夫离世的阴影在顾太清心中渐渐淡隐了一些，她又开始恢复了与京中文人雅士的诗词交往，太平湖畔的王府里又重新焕发了活力。与顾太清交往密切的诗友中，就有当时名扬天下的大文豪龚自珍。龚自珍是浙江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他的诗词灵逸而深峻，深为顾太清欣赏。象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句，顾太清觉得简直可以作为自己此时生活情景的写照，她的辉煌时代已勿匆而过，现在纵使化为春泥，也可以好好栽培自己的儿女呀，诗句教会了她无怨无悔。龚自珍进士及第后被授为内阁中书，现在已升为宗人府主事，这是个清闲无事的职位，这位江南才子才华无以施展，只好寄托于诗词之中，因而成了顾太清家中的常客。顾太清品性端庄肃洁，虽然是寡居之人宾客盈门，却坐得稳，行得正，以诗词会友，别人没有闲话可说。然而就在奕绘王爷去世的第二年，一场波澜兴起，最后竟成了顾太清的灭顶之灾。这年初秋，龚自珍写了一首“己亥杂诗”，象他的其它诗作一样，很快就在京城文人中传抄开来，诗是这样的：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在诗后还有一句小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太平湖畔距贝勒王府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茂密的丁香树，开花时节，清香袭人，袭自珍常留连其间，所以有了这首诗。诗中提到的“缟衣人”是谁呢？人们猜是顾太清，因为她住在“朱邸”王府中，又常着一身白衣裙，她与龚自珍是诗友，龚氏写成诗作，递给她品析，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风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年受到过顾太清讥讽的杭州文人陈文述这时到了京城，他也看到了这首“己亥杂诗”，他没从诗中品出什么意境，却找出了一些微妙的把柄；大家都默认诗中的“缟衣人”是顾太清，而顾太清又名“春”，诗言“梦见城西门苑春”，表面上是梦见丁香花，可骨子里谁知不是梦会顾太清呢？恰好龚自珍在写了这首“己亥杂诗”后不久，又有一阕记梦的“桂殿秋”词传世，词云：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谧四无邻；九霄一脉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扁几万重。
　　“哈！这些不是月夜幽会的写照吗？”陈文述象发现了什么宝贝似地高兴起来，他将忆丁香花的诗和记梦的词妙巧地联系起来，再稍加注释，就制成了龚自珍与顾太清偷情的凿凿铁证。很快，京城里流传开了有关顾太清与龚自珍的绯闻，人们对这一类的消息本是十分热心的，再加上一些无聊文人的煽风点火，很快就将事情编造得有滋有味，有凭有据。不怕你龚自珍、顾太清能妙笔生花，就算你有一万张嘴，这种事情总是说不清。于是流言飞语、指责叱问向他们袭来，让他们毫无招架之力。最后，龚自珍被逼得无安身之处，只好带着一车书，郁郁地离开了京城。龚自珍一 走，似乎传闻更成了事实，顾太清有口难辨，终于被奕绘与妙华夫人所生的儿子载钧逐出王府，在西城养马营租了几间破旧的屋子，安置自己和一双可怜的儿女。从富丽堂煌的王府一下子落到风雨难蔽的旧屋，还有那躲不开的鄙夷和讥讽，顾太清彻底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一死追夫而去是何等的轻松痛快，可看着一双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儿女，只有忍辱耐贫地活下去，有泪也只能向诗中诉说。
　　陋巷数椽屋，何异空谷情；
　　呜呜儿女啼，哀哀摇心旌。
　　几欲殉泉下，此身不敢轻；
　　贱妾岂自惜，为君教儿成。
　　一场无中生有的“丁香花公案”，无端地把顾太清抛到了生命的底层。一次失夫，一次受冤，她已万念俱灰，只把希望寄托在一双儿女身上，勉力完成“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使命。渐渐地，她的心在清贫的生活中得到了超脱，能够安详地对待一切苦难，无大喜无大悲，只要心定气闲，繁华和清贫也就没有了多大的区别。这种心境全在她的一首诗里。
　　一番磨炼一重关，悟到无生心自闲；
　　探得真源何所论，繁枝乱叶尽须删。

名号与身世

太清于清嘉庆四年已未正月初五日太清生于北京西郊香山。光绪三年丁丑十一月初三日卒于大佛寺北岔府邸，享年79岁，而不是卒于1876年。太清姓西林觉罗氏，名春，字梅仙，号太清，一号云槎外史。满洲镶蓝旗人。太清本名应写作西林春。

太清系乾隆年间受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文字狱牵连而被赐自尽的甘肃巡抚鄂昌之孙女，雍正乾隆两朝重臣鄂尔泰是太清的叔曾祖，不是太清的曾祖父。

太清在道光四年二十六岁时，因避罪臣之后，假托为荣王府护卫顾文星之女，与清乾隆帝曾孙奕绘结婚，两人同年。奕绘也为满洲有名的宗室文学家，他们相爱甚笃，并骑郊游，诗酒酬唱，至奕绘四十岁病逝，度过了十四年的幸福生活，而不是“过了近十年神仙般的日子。”

荣亲王府的寓园初在“将军庙”即“达官屯”的“观音庵”。因为这个庵的大殿内观音大士像两旁各有一石像刻为将军对立状，故也称将军庙。附近即为香山脚下的“阅武楼”。寓园后来搬到海淀镇附近的“双桥寺”。

为现代文学界公认为清代第一女词人的太清夫人的诗词代表作是《天游阁集》，享誉中外的《东海渔歌》便是《天游阁集》中的词集。

在当代顾太清研究领域中，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奕绘和顾太清五世孙金启孮先生历经几十年，从太清夫人姓氏、名号与身世的考证；《天游阁集》全帙的寻归；《天游阁集》版本考证；太清诗词的校笺；太清夫人故居的保护等方面做了全面的研究和大量的工作。廓清了大量有关顾太清研究的史实。

金启孮先生先后整理出版了奕绘《妙莲集与写春精舍词》、奕绘《明善堂文集校笺》，著有《满族女词人顾太清与东海渔歌》、《满洲女词人顾太清》、《大南峪绘贝勒圆寝》、《写春精舍词解题》、《顾太清诗词校笺》、《忆〈天游阁集〉寻访记》、《原本〈天游阁集〉考证》等有关先人的研究著作和文章；金启孮先生用了几乎毕生精力，将八国联军入京时遗失的荣王府家藏太清手抄珍本《天游阁集》全帙从日本杏雨书屋寻回，1986年4月2日得到日藏抄本《天游阁集》的静电复印本。当时因该书所属杏雨书屋与先生约定的条件，只允许个人印少量送人，不能公开出版。九十年代末，金启孮先生八旬之龄专程远赴东瀛谈妥出版事宜，并配以家藏太清夫人画像、艺苑、墨迹等，影印出版了《天游阁集》。这是《天游阁集》迄今为止问世最完整的版本。

介绍

顾太清，名春，字子春，一字梅仙，道号太清，晚年又号云槎外史。原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清代著名女词人。

顾太清入嫁为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爱新觉罗·永琪之孙，荣恪郡王绵亿之子——贝勒奕绘的侧福晋，报宗人府为“顾”姓。婚后夫妇唱和，伉俪情深，又因奕绘字子章，号太素，为与之匹配，遂字子春，号太清，自署太清春、西林春，故以顾太清名世。

顾太清的祖父是清代有名的大学士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扶鄂昌。鄂昌的儿子鄂实峰娶香山富察氏女后，生一子二女，长女即太清，本名春，字梅山，号太清。

据《清史稿》卷二八八《列传》十五载:“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旺钦，国初有屯泰者，以七村附太祖，授牛录额真。子图扪，事太宗，从战大凌河，击明将张理，陈殁，授备御世职，雍正初祀昭忠祠。

又据《八旗通志》人物志《大臣传》四七一载：“鄂尔泰由举人于康熙四十二年袭佐领，授三侍卫。五十五年迁内务府员外郎……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任都统、内大臣等要职，为显赫一时的人物。然而至乾隆二十二年，其侄鄂昌因文字狱受牵连，被赐自尽。”鄂昌是西林太清的祖父，太清一出生便是“罪臣之后”，致使她由祖母顾氏带到苏州养大。为避忌和祖父鄂昌的关系，遂改其原姓西林觉罗氏为顾氏，谓顾太清。

故居

奕绘和顾太清夫妇的故居别墅，也即二人身后的园寝，就坐落在北京房山区坨里乡的大南峪，那里系太行山之余脉蜿蜒而至，群山环绕，层林叠翠；清道光十四年，奕绘顾太清兴工建造园寝，前后历时五年始建成。杨树关、第一桥、山堂、靠云馆、清风阁、红叶庵、大槐宫、东坡小石城、牛羊砦、菜圃，构成了著名的大南峪十景。是如今唯一尚存完整的清代宗室别墅，极具历史文物价值。金启孮先生所著太清夫人传记《顾太清与海淀》一书，更填补了顾太清生平及其创作系统研究之空白。为陈列馆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列馆若建成，不但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同时对开发北京市旅游事业大有裨益。启功先生在病重期间并为顾太清史迹陈列馆题写了馆名。

相信“清代第一女词人”太清夫人和大南峪奕绘、顾太清故居将万古流芳！

"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汉族客家人，广东省梅州人，光绪二年举人，历充师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工诗，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黄遵宪有《人镜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诗界革命

黄遵宪一生大部分时间活动于我国的政治舞台，可以说是一位出色的外交活动家和一位推动变法维新的干将，然而黄遵宪一生最大的成就，则在于他的诗歌在我国近代诗歌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下面让我们来看看黄遵宪诗歌的风格和特点。

那个由客家商民而上升到官宦的家庭带有的平民气息，现实精神，影响着黄遵宪，使他从小就有 较为清醒的头脑，踏实而不浮华，性格开朗，平易可亲，热爱生活，热爱家 园，热爱祖国，能清醒地面对现实，这是他后来形成现实主义的诗风的基础。 同时，由于他幼年时期受到的是相当完备的情感、智慧、品德及美的教育。 在那个风云变换的大时代发生的种种重大问题开始促使他 去更深刻地思考。四处游历和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有了深 刻的变化。他早在 21 岁所作的 《杂感》诗中，就写下了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之语：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如有几万年？羲轩造书契， 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苦居三代先。俗儒好遵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 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从罪愆。 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己古， 断自何代前？明窗敞琉璃，高炉? 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 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黄 遵宪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人类文明就在不断地发展、前进着，文学作品也 要不断创新，不应该一味地遵古、拟古，陈陈相因，拾人糟粕。他兴奋地说 如果在明窗净几之前，对着好纸好砚，提笔抒写自己的心里话。该多么痛快！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 古斓斑。”这就是 21 岁的黄遵宪提出的 “别创诗界”的现实主义观点，也 是后来 “诗界革命”的纲领。黄遵宪的诗歌主张与他政治上的维新改革观点 一致。他思想一开始就代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要打开一条出路，为 新事物的发展鸣锣开道，表现新思想、新内容，就要改革旧形式。所以，做 为政治改良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诗歌改良运动，其倡导者虽为梁启 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但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 “诗界革命”开辟 道路的是黄遵宪。 “诗界革命”的发生，是改良运动的需要 ，也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进一 步的发展，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并试图解决诗歌如何为改 良运动服务的问题。 他是梁启超极力赞扬的 “诗界革命” 的一面旗帜，也是龚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位诗人。黄遵宪诗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能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他的诗堪称 “诗史”，体现了时代精神。他的诗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中国诗歌史上从未有的广阔领域。 一方面他向 先进国家寻求真理，探索方向；另一方面，他知己知彼，看清了先进国家的 先进之处，也看清了它们富于侵略的本质特点。从而使他愈加明了中国封建 制度的腐朽和弊端，要求改革救亡图存的爱国心也愈炽热。他中年以后又亲 身经历了戊戌前后一系列的政治风浪，这在他心中掀起了轩然巨波。所有这 些，为他提供了创作新意境、新风格、表现新事物的 “新派诗” 的很好的生 活基础和思想感情基础。 他忠实地表现了生活 在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痛苦矛盾、理想追求，忠实记录 了中国在那个历史新阶段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构成他的诗作的新内容的 两个重要因素是题材新颖、主题新颖。且黄遵宪的 “新派诗”并非只是用了一些 “新 名词”而已，而是确实开辟了一片诗歌描写的新领域，表现了新时代的生活， 新时代的要求，新时代的文化风貌、政治风云，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渗透着现实主义精神，贯穿着反帝爱国图新的精神。

黄遵宪的诗歌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也带有浪漫主义的瑰丽色 彩。他努力要使我国古典诗歌的旧传统、旧风格与新时代、新内容所要求的 新意境、新风格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他的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取 得了成功，给诗坛开拓了从未有过的广阔领域，以其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在近 代诗坛大放异彩。黄遵宪的 《人境庐诗草》是一块标志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 最后阶段转向革新时期的里程碑。

1905 年3 月28 日，黄遵宪在家乡病逝。 4 年后他的遗体移葬于嘉应 州梅南黄居坪。梁启超写的墓?I铭中，对黄遵宪以及他的诗作了这样的评价： 其人 “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 “其为诗，则精思渺虑盘礴而莫测其际”，“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诗人中独具境界。”这一评价实不为过。

评价

黄遵宪在短短的58年生涯中，游历日、英、法、意、比、美及新加坡等西方国家以及香港等共13个年头，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他站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高度，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国情，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却矢志不渝，坚信“滔滔江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缅怀起这位客家先贤的远见卓识，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故居

人境庐位于梅江区东山小溪唇，建于1884年春，是清末著名爱国诗人，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黄遵宪的故居。人境庐是一座砖木结构园林式的书斋建筑，占地面积五百平方米，主要由厅堂、七字廊、五步楼、无壁墙、十步阁、卧虹榭、息亭、鱼池、假山、花圃等组成。结构精巧，布局得宜，曲径回挡，花木掩映，景致幽雅。

庐之名，取义东晋诗人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句。门匾是由日本友人，著名汉学家和书法家大域成濑温先生题赠。门楣上的“人境庐”三个字，为日本书法家大域成濑温所书。庐舍筑有花圃、假山、鱼池、五步楼、十步阁、息亭、七字廊、无壁楼、卧虹榭和藏书阁等。曲径回栏，花木掩映，景致清雅。黄遵宪晚年蛰居人境庐，创作大量诗歌，并自选和编订了《人境庐诗草》。

人境庐于1982年3月修复竣工并下式对外开放，1989年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评定为全国近现代优秀建筑物，1994年3月成立了“梅州市人境庐文物管理所”进行专门保护管理，1995年3月列为梅州市第一批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梅江区历史悠久，文化浓郁，还有很多景点，其中包括：梅州学宫、梅江桥，大觉寺、天主教堂建筑群旧址、曾井、东山书院、凌风路骑楼式建筑群和人马石，这些都是梅江区知名的市级旅游景点。

人境庐取意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暄”的名句，是我国著名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黄遵宪的故居，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坐落在市区东山大桥下的小溪唇，于1884年由黄遵宪亲自设计建造，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座故居占地面积不大，但建筑精巧，布局合理，里面有会客厅、书房、卧室、藏书室、无壁楼、五步楼、十步阁、息亭、花坛、假山等，藏书室内有黄遵宪的各种著作和读过的书共八千多册。庐中保留着黄遵宪亲自撰写的对联，如会客厅对联：“万丈函归方丈室，四围环列自家山”，另有一联：“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长江”，都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这故居的环境。

文学成就

主题题材
　　黄遵宪早年即经历动乱，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交以“救时弊”。从光绪三年到二十年，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经过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诗歌“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再继为难。但他深信“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他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创造性的实践，突破古诗的传统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独具特色的“新派诗”，被梁启超誉为“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成为“诗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帜。
　　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广泛反映了诗人经历的时代，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反帝卫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在反帝方面，从抵抗英法联军到庚子事变，他的诗都有鲜明反映。特别是关于中日战争，他写下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系列诗作，反帝卫国思想尤为突出。诗人在这类主题的作品里颂扬抗战，抨击投降，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深挚的忧国焦思。其中不少篇章，规模宏伟，形象生动，表现出诗歌大家的气魄和功力。如《冯将军歌》中写到：“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马排墙进，绵绵延延相击应。轰雷巨炮欲发声，既戟交胸刀在颈。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窜窜纷如蚁。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将中法战争中爱国将领冯子材鸷猛无前的英雄形象和冯军排山倒海的气势，活现在纸上。
　　黄遵宪早在《感怀》、《杂感》、《日本杂事诗》等作品中即批判陈腐事物，赞赏派遣留学生和日本明治维新等新事物。后来他更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变法维新，期望能通过变革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戊戌政变发生，他作《感事》、《仰天》等诗痛惜新政夭折，忧虞国家前途，百感交集，情思深挚：“忍言赤县神州祸，更觉黄人捧日难”。但他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说：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这种坚信变旧趋新的历史潮流不可扼抑的精神，贯穿在他的诗作中。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黄遵宪的诗歌，较早地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而涌现的新事物，拓宽了题材和反映生活的领域，写出了古典诗歌所没有的新内容。他的《今别离》四首分别吟咏在出现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已知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的条件下，离别的新况味，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诗人将新学理融入诗意内涵以表现同种一家等人生理想和事物变化转换之理，一新诗境，别饶兴味。诗人在这首诗里说“足遍五洲多异想”，他从一个封建国家踏进资本主义世界，事事物物都触动他的诗心歌绪，把古人不曾接触的海外世界反映到中国诗歌中来。《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流美豪宕的笔墨，勾勒出太平洋上夜航独有的情境。至如各国奇异的风光，如日本的樱花，伦敦的大雾，巴黎的铁塔，锡兰岛的卧佛等，无不收摄在诗人的笔下。海外诗篇也涉及外国民俗与时事政治。《日本杂事诗》从多方面反映了日本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纪事》诗富有风趣地描写了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民主两党千方百计宣传自己、激烈争夺选民的情景。

艺术特点
　　黄遵宪说“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他深知诗歌的生命在于变化与创造。他的诗就是在广泛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本着“善作”的精神，沿着“矜奇”的趋势，推陈出新，加以创造，形成自己的独特面目。首先，他的诗虽然常有一种前瞻追求的浪漫豪情，但更主要的方面是真切的写实。他有不少宏篇巨制，篇幅都超越古人，往往自成某一方面小史，如《番客篇》近于华侨南洋开发史，《逐客篇》堪称赴美华工血泪史，《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不啻作者的家族史与童年生活史。他善于以细致的笔墨叙事、状物、写景，铺排场面，勾画人物，既内容丰富，又形象生动。如《渡辽将军歌》形象鲜明地刻画出吴大?这个人物。吴本是湖南巡抚，喜好金石，中日战争爆发，恰好购得一枚汉印，印文为“渡辽将军”，自以为是封侯之兆，遂请缨出师。开篇写其出征的盛气：“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领取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畀！”豪气冲天。篇中写其朝会诸将的场面：
　　……岁朝大会召诸将，钢炉银烛围红毡。酒酣举白再行酒，拔刀亲割生彘肩。自言平生习枪法，炼目炼臂十五年。目光紫电闪不动，袒臂示客如铁坚。淮河将帅巾帼耳，萧娘吕姥殊可怜。看余上马快杀贼，左盘右辟谁当前。鸭绿之江碧蹄馆，坐令万里销锋烟。坐中黄曾大手笔，为我勒碑铭燕然！
　　吴大言不惭之态，不可一世之概，活龙活现。然而“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前之气势如虎，后之怯懦如鼠，在强烈的反差中有力地勾画出其丑陋形象。其次，为了表现丰富的现实内容，作者比较注意吸取古人以文为诗的经验，所谓“以单行之神运俳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但取其长而避其短，在篇章结构上，注意波澜曲折，长而不板；叙写上多用比兴与描写，减少抽象直陈；议论尽量精要，并安置于描写之后，使之有水到渠成、画龙点睛之妙。再次，作者广泛采摘语言资料，“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同时又不排斥“流俗语”。这使他的诗歌词汇丰赡，富于表现力，典雅之中多生气与变化。但他用典雅词语过多，不免带来艰奥晦涩的缺陷。黄遵宪的诗“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体现了由旧到新的过渡。

客家诗宗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将，是嘉应州的一代诗宗。他曾辑录了客家民歌9首，收入《人境庐诗草》之中，大大地提高了客家歌谣的社会地位。梁启超说：“近世诗人，能镕铸新思想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
　　他在《人境庐诗草》中描述客家山歌：“瑶峒月夜，男女隔岭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一字千回百折，哀厉而长，称山歌。”

生平

黄遵宪于1848年4月27日生于广东梅州。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出使阶段；参加变法阶段；乡居阶段。

1876年中举人，1877年随驻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曾被日本历史学界称为中国“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驻日期间，撰写《日本国志》，全书共四十卷，五十余万字，详细论述日本变革的经过及其得失，借以提出中国改革的主张。驻日期间，针对日本于1875年派兵占领琉球，建议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和立场。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适逢美国议院制订了《限制华工条例》15条，旧金山侨民深受其害，多名侨民被当地政府以“不卫生”为借口而被捕入狱。此前，黄遵宪就此已向清政府提出对策，但未被采纳。因此，他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力保护中国侨民。他在视察旧金山华工聚住地之后，亲自探望关押华工的美国监狱，并叫随从丈量监牢面积，责问美国人：“这里人多地窄、空气污浊，难道监狱里的卫生条件要比华侨的住处好吗。”经过黄遵宪的努力，被拘捕的华侨被全部释放。黄遵宪动用国际法，争得了总领事给华工签发执照的权利。从此，华工来往中美之间，有法可依。

1890年，黄遵宪以分省补用道任驻英国二等参赞，1891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从事改善侨胞待遇、保护侨胞财产的工作，发展华侨教育，取得一定成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黄遵宪被召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1895年参与上海强学会、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创办《时务报》，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戊戌变法期间辅佐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力推行变革，倡立的湖南保卫局，将近代警政引入中国。1898年8月，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

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晚年黄遵宪在墙上悬挂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画的《时局全图》。1904年冬，即黄逝世前一年，他在《人境庐诗草》最后一首诗《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中写道：“……君头倚我壁，满壁红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图……。”190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逝于家乡梅州，终年五十八岁。六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制度在中国终结。

私人藏书丰富，光绪十年开始筹建藏书楼。光绪二十四年回到广东之时，一心在其“人境庐”著述和收藏，对于前朝古书和当时实用之书，一并收藏，编撰有《嘉应黄氏人境庐藏书目录》，著录有：经部100种，1 291册；史部253种，5 122册；子部221种，1 425册；集部212种，1 523册；丛书21种，2 468册、自著书4种，21册，合计811种、11 850册。珍本有《修慧寺塔铭》，其余多为普通实用之本。先后积藏有10余万卷图书，供当地学生阅览。

科举路上徘徊

在家庭的影响下，在塾师的指导下，黄遵宪的学习不断有长进。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大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挤进官僚阶层。明清以后，适应封建制度的发展，建立了一套比唐宋时期更完备的科举制度。为培养驯顺的 奴才，统治者特别看重八股文、试帖和楷法。所谓八股文，指的是考试中 “代圣贤立言”的文章。全文除首尾外，分八段，每两段必须逐字成对。题目都是出自 “四书”、 “五经”，考生对题目的理解只能以程朱理学的解释为依 据。所谓试帖诗，也同八股文一样，必须按一定的格式，可以说就是在做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文字游戏。这种考试分为三级：院试，考中了是秀才；乡试，考中了是举人；会试、殿试，考中了是进士。 黄遵宪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不可能不走科举仕途的道路。

然而，黄遵宪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处在剧烈变化的时代。就在黄遵宪出生的前8 年，即 1840 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 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始丧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矛盾的加深，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黄遵宪出生后第三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政权存在了 14 年，太平军纵横18 个省，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社会动荡不安，使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开始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了解世界，并提 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不能以天朝大国自居。他们对于清朝政府的腐败， 深恶痛绝，呼吁强国强兵，抗击外来的侵略。

面对民族危机、社会动荡，黄遵宪也认真思索起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诗中批评了只知 道熟读古书高谈阔论的人，认为想用古代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诗 中又写道：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如今，通情贵悯世。”进一 步说出了他的主张：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了解当今世界的情况。 1867 年，黄遵宪参加院试，入州学，当了秀才，取得了参加乡试考举人 的资格，同年秋即赴广州应考，没有考中。 1870 年，黄遵宪第二次去广州应考，结果又名落孙山。广州是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又是林则徐禁烟、关天培等爱国将领抗击外国侵略的地方。黄遵宪在广州的 逗留，使他写下了《羊城感赋》的组诗，其中一首极力赞扬了关天培 的英勇 和将略，歌颂了这位光荣殉国的英雄。由广州回家的途中，黄遵宪到香港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他看到昔日祖国的海岛，今已是外国人的乐园，香港的中 国人受着殖民统治。更可悲的是，英国殖民者已把香港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 的基地。大批的鸦片烟，正准备运往内地。黄遵宪心情十分沉痛，他写了《香港感怀十首》，字里行间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愤懑情绪。 屡次考试不中，使黄遵宪精神上非常痛苦。以后几年中，黄遵宪一方面 对埋于案头，作八股吟诗赋，消磨宝贵的生命，心有不甘，鄙弃科举的念头来越强烈；一方面又抱着一种渺茫的希望，几乎是无可奈何地进行准备， 参加下一次的考试。

1873 年黄遵宪 26 岁时，考取了拔贡生，按当时考试的办法，凡得到 “监生”、 “贡生”头衔的，都可以参加顺天乡试。 1874 年春，黄遵宪启程去北京。当时他父亲正在户部任职，也在北京，于是爷儿俩生活在一起。由于黄鸿藻的薪俸不多，所以他们的生活很简朴。在北京，黄遵宪交了一些朋友，还结识了一些官场上的人物，这对 他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1876 年，他随父亲到山东烟台作了一次漫游，见到了洋务派官僚张荫桓、李鸿章等人。所谓洋务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政府内外交困，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官僚主张利用 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们与顽固派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不同，提出 “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掀起了洋务运 动，先后创办 一些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处国经济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黄遵宪在他们面前侃侃而谈，引起了他们对这位年轻人的兴趣和注意。李鸿章竟当着别人的面称道黄遵宪为 “霸才”。以李鸿章当时权势和地位， 能如此推重黄遵宪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后辈，使黄遵宪大有 “知遇”之感。 这是黄遵宪和洋务派发生联系的开始。 同年秋，黄遵宪犹豫再三，还是参加了顺天乡试。结果这一次被录取为第141名举人。

1877 年，黄遵宪的同乡、翰林院侍讲何如漳，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他熟悉黄遵宪并了解他对时务的见解，所以邀请他一起去日本。黄遵宪考取举人后，家人都希望他再考进士，加上当时中国是一个屡战屡败的弱 国，处在列强虎视眈眈之下，清朝的许多大臣对国际形势又茫然无知，造成 外交活动的困难，所以参与外交活动是很不利的，对个人来说甚至是危险的。 为此家人反对他去日本。黄遵宪没有胆怯畏缩，爱国主义的思想使他充满着 信心和勇气，去担负艰巨的外交工作。他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反对，毅然抛弃 科举仕途，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经过何如漳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日参赞官，随行出使日本。 出使前夕，黄遵宪的心情非常激动，多年来，科举考试的折磨给他带来的痛苦，似乎都消除了。他对着自己的像片，写道：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 行万里亦奇哉，诸公未见靴尖??，待我扶桑濯足来。”中国古籍里称日本为扶桑，黄遵宪风趣地表示要去扶桑洗脚，表达了他希望在对日外交工作中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心情。

影响

多年来黄遵宪的历史地位被不少人局限性地理解，后人往往从文学或诗界革命的领域去理解他，而忽视其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变法维新者、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对黄遵宪历史地位全面深刻认识，是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的。”且看：———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卢梭民约论，最早是由黄遵宪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士大夫最早是从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了解到人权、民主、平等的概念。《日本国志》中的维新变法思想，使当时的康、梁乃至光绪帝皇帝都受到很大启发，其“分官权于民”的思想明显地启发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形成民权主义的思想。他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与斗争经验，他在戊戌政变前的湖南创立了保障社会治安的保卫局等措施在政变失败后仍能保留下来，就说明黄遵宪的改革是切中国情的，他在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卓越成效是他把变法理论灵活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

———黄遵宪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深知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沉痛指出：“弱为万国役，治为天下强。”他致力保护华侨、侨工的权益，抵制排华运动，联络侨商组织商会；在新加坡又创立保卫华工的南洋护照制度。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呐喊成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其《人境庐诗草》的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其诗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因此生前即有晚清“诗史”之誉。

外交生涯

1877 年1126 日傍晚，黄遵宪随何如璋由上海乘轮船启程，一行 30 余人，最后在神户登陆，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活动。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自 17 世纪开始，遭到荷兰殖民者的侵略， 引起社会的变化，民族矛盾加深，其情形与当时中国相似。1868 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渐 强大起来。1874 年，发生了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的事件，中国人在感到震惊的同时，迫切要求了解日本，想知道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究竟它是怎样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黄遵宪的心情也正是这样。 黄遵宪作为一个友好的使者，到日本后，漫游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交各方面的人士，与许多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异国的风土人情，增 加了他的创作激情，他写下了大量的反映日本历史、现状、自然景色和风情 、民俗的诗歌，后来编成《日本杂事诗》刊行。

1880 年，日本友人源辉声先生在征得黄遵宪同意后，把 《日本杂事诗》的部分原稿，埋藏在东京墨江畔 的家里，由黄遵宪题写了 “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字，刻石竖碑，作为 中日两国人民永久友谊的象征。碑石上还刻着黄遵宪的两句诗：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共千古。 同时还有源辉声先生和的诗： 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 源辉声先生逝世后，安葬于东京都北部的平林寺，诗冢也被迁到该处。 这件事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在日本期间，黄遵宪开始接触从西方传播到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 说。他刚到日本时，听到关于民主自由的说法是很惊讶的，当他读了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后，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根据在日本的亲身体验，使他认识到民主政治比封建专制政治要好，而且认为民主政治代 替封建专制政治是必然的趋势。有一次他对何如漳说： “中国必变从西法。” 如果不像日本那样维新自强，必遭奴役、瓜分之祸。正是这种思想的形成， 使他后来成为我国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在日本期间，黄遵宪清楚地看到，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正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和朝鲜。 1879 年，日本吞并琉球，驻日大臣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的重要文件共10 余万字，分析了日本国情，陈述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指出：“琉球如亡，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这些预见都被后来的事实 所证明。而这些文件绝大部分都是由黄遵宪草拟的。但清政府却没有采纳黄遵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终使琉球成为日本侵略政策下的牺牲品。黄遵宪只好把他满腔悲愤寄托在他的诗篇 《琉球歌》里。 黄遵宪在日本两年间，不仅广泛接触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观察和了解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同时还努力学习日文，以 便能够直接阅读日本书籍，搜集资料，准备编写一本介绍日本典章制度为主 的书。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精心收集了 200 多种参考文献。后来他离开日本时这部书的草稿已基本完成。 1882 年，黄遵宪奉命调任驻美国旧金山的领事，写作因而中断。

1885 年，他从美国请假回国，又重新进行编 写，直到1887 年的夏天，这部名为《日本国志》的书终于完成。《日本国志》共 40 卷，约 50 余万字，编目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 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邢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 志 12 部分。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着重介绍了明治维新以后采 取的改革措施及成效。书成之日，黄遵宪写下了 《书成志感》，表 达了他的 心情： 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 《吾妻镜》是日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 《千秋金鉴录》是唐朝张九龄编 写的历史书。黄遵宪希望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维新变法使中国繁荣富强起 来。 这部书的问世，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国的认识，成为当是中国人了 解和研究日本的必读参考书。 1882 年 1 月，黄遵宪奉命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3 月 30 日 . 黄遵宪 刚刚踏上这块美洲大陆，就碰上美国统治集团发动的排华事件。 早年，美国资本家为了开发西部，派人到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到 1880 年时，已达 20 余万人。这些华工到美国后，在人烟稀少的沙漠沼泽里，顶烈 日，冒风雪，修铁路、挖运河、开金矿。在极恶劣的条件下，担负着艰苦的 工作。为了当地的开发和建设，他们流尽了血汗，这一点连美国人也不得不 承认他们的贡献。然而，美国资本家为追求高额利润，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工进行剥削，当他们年老力衰时，就把他们抛弃，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 把华工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掀起一次次的排华事件。 1882 年，美国议会制定 了 《限制华人例案》，对来美华工及侨民作出了许多苛刻的规定，使大批华 工、华侨遭到虐待、迫害和残杀。 黄遵宪到美任职的地方――旧金山，是在美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美国 一小撮种族分子和歹徒为非作歹，十分猖獗，那里经常发生华人住所遭袭击、 华人受侮辱甚至遭殴打的事 件。黄遵宪到美国后，看到这一切，非常气愤。 作为外交人员，他曾向清政府提出建议和应采取的对策。但昏庸腐朽且怯懦 的清政府却根本没有采纳，所以黄遵宪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凭着一颗热 爱侨胞的心尽力保护侨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有一次，美国地方政府又向华工寻衅。他们派官员到华人的居住区进行 “巡视”，然后说： “华人 不讲卫生，违反了政府的卫生条例，应予以拘留 和罚款的处置。”许多华人因此遭到逮捕，监狱被关得满满的。黄遵宪闻讯， 迅速赶到拘禁华人的监狱，他叫人仔细丈量了囚房的面积，然后把美国官员 找来，指着肮脏拥挤的牢房，质问： “这里的卫生条件，难道比华人住所好 吗？”美国官员被问得哑口无言。经过黄遵宪的据理力争，美国地方政府只 得把无辜的侨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黄遵宪的正义行动，受到了华人一致 的称赞。 1884 年，黄遵宪的母亲病故。第二年，他请假回国。 10 月，黄抵达广州， 他先赴梧州探望父亲，然后乘船回嘉应州。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感到格外 亲切。听说黄遵宪回来了，家人、乡亲都来看他，争着向他提出各式各样的 问题，有的问题荒诞又有趣，黄遵宪巧妙地解答了这一道道 “难题”。客人走后，一家人亲亲热热地围灯团坐，只是再不能见到慈母，黄遵宪不免伤心地落下泪来。 接着黄遵宪就开始为 《日本国志》的最后编纂而忙碌。 1886 年，张荫桓 被任命为驻美使臣，他希望黄遵宪能继续担任驻旧金山领事，被黄遵宪辞却。 同年，洋务派官僚、两广总督张之洞，又意欲命黄遵宪巡察南海各岛，也被 黄遵宪辞却。黄遵宪专心致力于 《日本国志》的修改、编纂，直 到 1887 年夏 终于完成。 1889 年，驻法公使薛福成见到 《日本国志》这本书，十分欣赏，连声称 赞： “好书，好书，真是几百年少见的好书。”为此他十分器重黄遵宪，并 为 《日本国志》作了序。同年，薛福成被任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经 薛福成推荐，清政府任命黄遵宪为驻英二等参赞，随同薛福成赴欧洲。这样， 黄遵宪再次开始了他的出使生活。 1890 年 2 月，薛福成乘船到达香港，黄遵宪自嘉应州前来与薛福成会合， 登舟。他们从香港启程，经过了越南、新加坡、锡兰入红海， 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经过法国马赛、巴黎，最后到达英国伦敦。一 路上，黄遵宪被异国风土人情所吸引，更为亚洲弱小国家遭沦丧而感叹。在英国期间，黄遵宪接触了英国政界上层人物，仔细考察了英国君主立 宪的政治制度。他非常推崇这种制度，后来维新变法期间，黄遵宪在湖南， 协助陈宝箴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就是以英国为模式的。 不久，黄遵宪又被调任新加坡总领事。后来薛福成在 《出使英法意比四 国日记》中提到了调任黄遵宪一事的原委。那是因为当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 昌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他奉命巡洋时，抵达新加坡一带，目睹当地华侨因为 中国政府没有设领事馆，受了洋人的欺凌剥削，有冤无处诉。他请求中国政 府速派领事到新加坡附近各岛。薛福成考虑将新加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就可 以兼办其他各埠的侨务。经过考虑，他决定委派黄遵宪。因为此人 “历练有 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从薛福成的这几句评价里，可以看 出黄遵宪此时已是一个成熟老练的外交家了。 1891 年秋，黄遵宪到新加坡上任。很早以前就不断有华人到南洋一带谋 生，他们努力耕作，辛勤劳动，为当地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赢得了当地 人民的赞扬。新加坡是南洋华侨聚居的地区，黄遵宪到任后，经常到各处去 访问华侨，并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经过黄遵宪的力争，清政府 颁布了一些保护华侨的规定，以后，黄遵宪又创立了给华侨颁发 “护照”的 制度。 黄遵宪在新加坡任总领事， 3 年有余，期间身体一直不好，约有一半日 子是在养病中渡过的。尽管如此，黄遵宪仍带病坚持工作，处理外交事务外， 对华侨事务特别关心。那时英属马来西亚半岛锡矿业和橡胶业发展迅速，那 里的华侨人数很多，虽然我国在新加坡设立了总领事，但英国政府却迟迟不 答应我国在吉隆坡等地设副领事。为此黄遵宪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达到了目 的。 1894 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身在异国的黄遵宪，思念祖国，十分关 注战事的发展。 致力维新变法 1894 年底，黄遵宪结束了十几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第二年春天即 去江宁 拜见张之洞。黄遵宪怀着满腔忧国之情，准备施展自己的 才干，大干一场。然而张之洞是洋务派的首领，又是一位老官僚，他看惯了 别人在他面前唯唯诺诺，可黄遵宪虽是他部下属员，却无半点奴颜婢膝之态， 而且还本着 “当仁不让”的精神来指教张之洞，使这位大帅很不舒服。所以 黄遵宪自然没有受到重视，被 “置之闲散”， 黄遵宪在湖北办理教案期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 《马关条约》，听说台湾被割让，黄遵宪心情十分悲痛，然而黄遵宪并没有 “被发入空山”，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康有为掀起的维新 变法的运动中。 1897 年夏，黄遵宪被任命湖南长宝盐法道，负责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同时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黄遵宪到达湖南后，原 湖南按察使李经义因事进京，由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掌管一省刑狱和官 吏的考核。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黄遵宪上任后，积 极协助陈宝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在黄遵宪的建议 下，陈宝箴同意创办一所时务学堂，以培植变法人材。黄遵宪还提出邀请梁 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梁启超到湖南后，倡议创办南学会，以推动地方自治。南学会虽名为学 会，但实际上却具有地方议会的规模。它的组织大致是这样：先由巡抚选派 本地绅士名流 10 人、分任总会长、副总会长。然后由总会长、副总会长吸收 州县绅士为会员，组成分会。南学会总会每 7 天讲演一次。由梁启超、黄遵 宪、谭嗣同等人主讲，阐述国际形势和国内大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 发展地方民族工业。南学会成立后，黄遵宪共作了 9 次讲演，其中南学会举 行的第一次讲演会就是由黄遵宪讲的。由于黄遵宪多年海外生活的经历和生 动的语言，使听者大开眼界，黄遵宪也因此名声大震。 1897 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 “百日维新”正式开始。 然而后来，北京的形势发生了突变。维新派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的改革，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极力反对。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宣布 “亲政”，下令逮捕维 新派，百日维新失败了。 顽固派自然不会放过黄遵宪。 10 月 9 日，上海道蔡钧奉命将黄遵宪扣留 于洋务局，派 200 余人围守，候命押解北上。然而黄遵宪并没有遭到杀害， 成为维新派领导人中少数幸存者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平日交游广阔，此 刻朝中有人帮他说情，更主要的则是英国、日本等国出面，对清政府施加压 力。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清政府声言： “如中国政府欲将黄遵宪不 问其所得 何罪，必治以死，则我国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测之祸。”日本驻华公使也 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声言查办黄遵宪， “有伤两国交谊”。这就使顽固派不 得不有所顾忌，只好释放了黄遵宪。 10 月 15 日，黄遵宪乘舟南归。

"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常熟人。明史说他“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评价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而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乾隆帝将钱谦益列为《明史·贰臣传》之首，并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说的虽然有点过，但也可见进退失据的钱谦益不仅为前朝人引以为耻，而且所投靠的清朝人对其气节，人格也有所不满。

介绍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明末文坛领袖，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瞿式耜、顾炎武、郑成功都曾是他的学生。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编修，参加过东林党的活动。崇祯元年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后被革职。南明弘光朝，为礼部尚书。仕清以后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史学、佛学，是为东林巨擘，一反明朝公安派与竟陵派文风，倡言“情真”、“情至”。崇祯元年，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遭温体仁、周延儒排挤，被革职。崇祯十四年59岁，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致非议四起，婚礼中的船被扔进了许多瓦石。后任南明朱由崧弘光朝廷礼部尚书，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

最后钱谦益率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多铎迎降，史敦《恸余杂记》记：“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辫而入矣。”时人有诗“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仕清后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任《明史》馆副总裁。被人嘲笑为“两朝领袖”，顺治三年，托病回乡。顺治四年，因黄毓祺反清案被捕入狱，顺治五年，柳如是四处奔走，救出了钱谦益。钱对此感慨万千：“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康熙三年，钱谦益病故，享年八十二岁。34天后，柳如是自缢身亡。家有绛云楼，以藏书丰富著称，后毁于大火，所遗书籍，尽数赠给族曾孙钱曾，钱曾死后，其书尽归泰兴季振宜。[2]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子、史、文籍与佛藏。论文论诗，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模拟、竟陵派的狭窄，不满公安派的肤浅。他一面倡“情真”、“情至”以反对模拟，一面倡学问以反对空疏。他的文章，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体，规模宏大，振作了明末清初的文风。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明亡以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苦海集》等，又有《列朝诗集》、《杜诗笺注》等。

主要作品

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子、史、文籍与佛藏。论文论诗，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模拟、“竟陵派”的狭窄，也不满“公安派”的肤浅。他一面倡“情真”、“情至”以反对模拟;一面倡学问以反对空疏。所以他既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又说：“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总的主张，是认为写作必兼具“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囷结?，朦胧萌析”，然后流露；既要能“陶冶性灵”，又不能抹杀“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谓铺陈始终，排比声韵者”。所以他的文章，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其意图是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体。从具体作品看，虽内容比较驳杂恢诡，但规模阔大，足以转变明文的衰微格局，振作明末清初的文风。《汤义仍先生文集序》、《游黄山记》、《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忠烈杨公墓志铭》、《徐霞客传》、 《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袁伯应<南征吟>小引》、 《读苏长公文》、《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梅村先生诗集序》、《楞严志略序》等篇，都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气格和论学与评诗文的见解。钱谦益是文坛奇才，诗文妙笔生花，如“而羽书之旁午，民力之凋敝，持筹蒿目，又迸逼于胸中。故其为诗曲而中，婉而多风古人，感怀讽谕缠绵恻怆之致，往往交惊杂作。”等句，即今读之，犹酣畅淋漓，为之一新。

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韩偓诗以运用辞藻与比兴，加上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徐州杂题五首》、《狱中杂诗三十首》、《己酉岁宴集连宵,于时豪客远来,乐府骈集,纵饮失日,追欢忘老,即事感怀,慨然有作四首》、《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西湖杂感》20首、《哭稼轩一百十韵》、《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后秋兴》13叠104首等,可为代表。著作有《初学集》110卷、《有学集》50卷、《投笔集》2卷、《苦海集》1 卷及外集等多种。各集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为最完备。此外有《钱注杜诗》20卷。另编选《列朝诗集》77卷。《吾炙集》 1卷。又钱陆灿节录钱谦益所作诗人小传为《列朝诗集小传》一书另刊。

生平

三起三落
　　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时典试浙江，转右春坊中允，参与修《神家实录》。后大魏忠贤罗织东林党案牵连，削籍归里。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
　　天启七年丁卯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他被重新奉诏入朝任职。第二年七月应诏北上，出任礼部右侍郎，但三个月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体仁追论谦益典试浙江取钱千秋关节事，予杖论赎。体仁复贿常熟人张汉儒讦谦益贪肆不法。谦益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刑毙汉儒。体仁引疾去，谦益亦削籍归。”回到老家常熟的他，与一个名字叫程嘉燧的读书人关系素善，经常在一起喝酒吟诗。明史中是这样记载的：“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侨居嘉定。工诗善画。与通州顾养谦善。友人劝诣之，乃渡江寓古寺，与酒人欢饮三日夜，赋《咏古》五章，不见养谦而返。崇祯中，常熟钱谦益以侍郎罢归，筑耦耕堂，邀嘉燧读书其中。阅十年返休宁，遂卒，年七十有九。谦益最重其诗，称曰松圆诗老。”
　　顺治初，因江阴黄毓祺起义案牵连，被逮入狱，次年获释。自是息影居家，筑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诗文在当时颇负盛名，东南一带，奉为"“文宗”“。乾隆四十四年，钱氏著述被列为”“悖妄著书人诗文”"，其已载入县志者均被删削。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开国群雄事略》、《列朝诗集》、《内典文藏》等。 1664年，钱谦益以八十三岁的高龄病殁于杭州，殁葬于虞山南麓。

藏书名家
　　钱氏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年青时即喜古书善本，以藏书富而闻名江南。藏书家赵琦美卒后，其“脉望馆”所藏之书，以2万金全归于他。又购得刘凤“厞载阁”、钱允治“悬磬室”、杨仪“七桧山房”等知名藏书家的藏书，其中唐写本、宋元本、珍稀本有万余卷。又不惜重金，广收古书，书贾云集门前，所藏书可于皇室内府藏书相等，超过叶盛、吴宽、朱睦木挈 等家藏书。由是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以致"“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睢阳袁枢为明末北方著名收藏家，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收藏董源、巨然作品的集大成者，钱谦益曾盛赞其“睢阳袁伯应，以名臣子之牵丝郎署，负文武大略，博雅好古”。钱氏看重袁氏收藏，且诗文互有题赠。
　　钱谦益所藏多宋元旧刻，为此他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寻访，明王世贞不惜以一座庄园代价换得的《两汉书》后来因故散落於民间，即是钱谦益以数年时间追踪查询，最后终于以一千二百金的高价觅得。
　　钱谦益中年时曾构“拂山水房”藏其所收之书，晚年则居“红豆山庄”，新建“绛云楼”，取“真诰绛云仙姥下降”之意，名其书楼为“绛云楼”，中有宋刻孤本，秘册精椠较多。其藏书经重加缮治，区分类聚，分为73大柜，自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学者称“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又把平生所收籍重加缮治，分类编目，结果整整装满七十三大柜，贮于楼中。望着满屋书籍，钱谦益感慨地说：”“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顺治七年，幼女与乳母在书楼上玩耍，蜡烛误落入纸堆中，起火被烧。自称绛云楼之火和梁元帝江陵焚书、李自成文渊阁焚书为“藏书三大厄”。据说书楼起火时，钱谦益指挥烈焰上，大叫：”“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内书。”“事后又痛心疾首地说：”“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
　　钱谦益本饱学之士，对版本目录亦十分精通。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说：”“宗伯每一部书，能言旧刻若何，新版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於书无所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高阁者远甚。”“但同时也指出他藏书太偏执：”“一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了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一好自矜啬，傲他氏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乃至”“有单行之本，烬后不复见於人间”“。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钱谦益与曹溶本相交甚厚，曹在京师时，堂上列书六、七千册，钱常去曹处看书，每见自家所乏，恒借钞，曹则希冀异日可因此借观钱氏之书。曹则问钱：”“先生必有路振《九国志》、刘恕《十国纪年》，南归幸告借、。”“”“钱当下许诺，不料事后竟后悔道：”“我家无此二书。”“及至绛云火，曹溶前来吊其灾，钱方后悔地说：”“我有惜书癖，畏因借辗转失之。子曾欲得《九国志》、《十国纪年》，我实有之，不以借子。今此书永绝矣。使钞本在，余可还钞也。”"
　　绛云楼火灾后，钱谦益根据记忆，追录成《绛云楼书目》4卷，补遗1卷，书目分73类，从四部体系，其中新增地志、天主教2类，为同代私家书目所无。著录图书3300余种。收善本极多，重要的是留下了270余篇题跋文字，对了解版本和已佚古籍有帮助。晚年娶才女柳如是为妾，柳如是亦能藏书，并多有题跋。钱谦益去世后，藏书被钱曾掠去，柳如是被逼自缢。书目对宋元版本情况多有记载，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私家藏书目录。有《牧斋书目》1卷、钱谦益除绛楼外，在其故第东城还有少量藏书，包括宋版《两汉书》等，加上他后来又陆续收集到的部分，在他去世后均归其族孙钱曾。藏书印有“钱谦益印”、“绛云”等。编著有《明史稿》，毁于火。著有《牧斋诗抄》、《有学集》、《初学集》、《投笔集》，清代版被禁毁。另有《楞严经蒙抄》、《金刚心经注疏》等10余种。

降清
　　崇祯12年已卯钱谦益在草衣道人王修微家得见柳如是《西湖八绝句》诗，对“桃花得气美人中”句赞赏不已。于是应邀柳如是与之同游西湖。 从那个时候起，钱将柳比作卓文君，而柳把钱比作“才高博洽” “博通经籍”的东汉大才子马融，说：“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此时已丧偶的钱则答道：“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崇祯十四年辛巳六月初七日 钱以匹嫡之礼与柳结缡芙蓉舫中。这事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颇招物议。“亵朝廷之名器，伤士人大夫之体统”。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亡。四月，清兵入关，进占北京。五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改年号弘光。这时候的钱谦益利用夫人柳如是与阮大铖的关系，谋就了礼部尚书的职位。据《南明野史》记载，“钱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清顺治二年乙酉，弘光元年五月，清兵近逼南京。柳如是劝钱谦益殉国，钱谦益谢以不能。“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五月十五日，钱谦益不仅腆颜迎降而且连发也剃了。史敦《恸余杂记》记：“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辫而入矣。” 而其时与钱谦益交好的河南巡抚越其杰和河南参政兵备道袁枢俱誓不仕清相继郁郁绝食而卒。
　　南明弘光政权亡。秋，钱北上充修明史副总裁。柳如是留居南京。“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
　　清顺治三年丙戌六月，钱谦益称疾乞归，返回南京，携柳如是返常熟。清顺治四年丁亥，受淄川谢陛案牵累，钱谦益被逮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狱。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
　　清顺治五年戌子四月，钱谦益因黄毓祺案被株连，羁囚南京狱。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谦益才得以免祸。出狱后，被管制在苏州，寄寓拙政园。
　　清顺治六年已丑，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表面上息影居家，筑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
　　在他去世那一年的夏天，钱谦益卧病不起，而丧葬费用尚无着落，恰好盐台顾某来求文三篇，答应给润笔一千两白银。此时，钱谦益已无力为文只好求来访的黄梨洲代笔。黄梨洲略显推辞之色，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才将黄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黄宗羲《南雷诗历》《八哀诗》写道：“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乎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陈寅恪先生也客观地说：“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 他临死前还呼喊着“当初不死在乙酉日，这不是太晚了吗？”清初汉人中送上门争先恐后去当满清奴才的士人如于成龙、汤斌等大有其人，有的还忘称理学，徒以欺世盗名而已。从钱氏后来的表现来看，投降满清先为保命，并非心甘情愿。
　　钱氏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年青时即喜古书善本，曾购得明代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的旧藏，由是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以致"“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钱谦益所藏多宋元旧刻，为此他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寻访，明王世贞不惜以一座庄园代价换得的《两汉书》后来因故散落於民间，即是钱谦益以数年时间追踪查询，最后终于以一千二百金的高价觅得。
　　钱谦益中年时曾构拂山水房藏其所收之书，晚年则居红豆山庄，新建绛云楼，又把平生所收籍重加缮治，分类编目，结果整整装满七十三大柜，贮于楼中。望着满屋书籍，钱谦益感慨地说：”“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不幸仅十多天之后，家中不慎因剪烛引起大火，绛云楼全部藏书竟因此毁于一旦。据说书楼起火时，钱谦益指挥烈焰上，大叫：”“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内书。”“事后又痛心疾首地说：”"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

成就

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与著名诗人睢阳袁枢多有往来。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

作为史学家，钱谦益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

作为文章家，钱谦益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梨洲《忠旧录》称他为王弇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作为收藏家，钱谦益尽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高价广肆购求古本，构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孤本书于其上，“所积充牣，几埒内府”。

万历38年中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但不久就遭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被罢官，奉诏削籍南归。当时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心灰意懒的悲切：“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一方面是想归隐田园：“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菏锄”。

轶事典故

政坛文坛上的钱谦益，因为复杂性格与心理及其在明清政权更替中的表现，被世人及后人争论不止。但他与柳如是的爱情故事，数百年来却为人津津乐道。

背礼娶姬
　　与钱谦益出生官宦、中科举、当大官的人生相比，柳如是无疑就是一个苦命人。她生于嘉兴，家贫如洗，从小被卖到妓院。逆境中成长的柳如是性格倔强，极其聪慧，精通文墨，擅长琴棋书画，不但名列“秦淮八艳”，更为重要的是，她非常有抱负：一定要嫁一个“博学好古，旷代逸才”的男人。她甚至还宣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无憾。”

一开始，柳如是看中了名士陈子龙。陈子龙不但年纪轻轻就高中进士，而且文采风流，震动江南。可惜的是，比她大10岁的陈子龙早已成家立业。对此，柳如是并不介怀，认为能成为陈子龙的小妾也可以。于是，她前往松江，到陈子龙家隔壁住下，希望有机会与其不期而遇，后来干脆去陈子龙家中求见。陈子龙为人方正，没有接纳她。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说柳如是到陈子龙家中住了下来，遭到正妻的忌妒，被赶出了家门。不管怎么样，柳如是一心想嫁到陈家的梦想算是破灭了。

然而，不久之后，让大家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崇祯十四年，赋闲在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一艘船上迎娶了相识不久的柳如是。这一年，钱谦益刚好59岁，而柳如是才23岁。依照明末的道德标准，士大夫涉足青楼、狎妓纳妾，会被看作是风流韵事，但要大礼婚娶妓女，则是伤风败俗、悖礼乱伦之举，被视为洪水猛兽。钱谦益爱柳如是心切，全然不顾世俗偏见和礼法名器，坚持用大礼聘娶。因为他的声望实在太高了，此举让许多循规蹈矩的读书人无法接受，舆论哗然，简直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于是在婚礼当天，许多人站在岸边，捡起石头往他们结婚的船上砸去。

然而，柳如是不在乎，她只求“知己”；钱谦益更不在乎。为了置办风风光光的婚礼，他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宋刻《汉书》出售。婚后，这对闻名一时的“老少配”，还不断被人嘲笑。据说钱谦益有一天对柳如是说：“我爱你乌黑头发白个肉”，柳如是俏皮地回答说：“我爱你雪白头发乌个肉。”这些不知是真是假的闺房私话竟然成为公众乐此不疲的话题，被广泛传播，其中蕴含的讥讽、嘲笑和艳羡等复杂情绪，不言而喻。

老夫少妻
　　婚姻是恋爱的坟墓，现代人如是说。不过从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婚姻来看，似乎并不如此。他们确实是“知己”。他们的生活里，充满了文化的气息。

钱谦益是当时最为著名的藏书家，在与柳如是结婚后，他盖了一座精美的藏书楼，取名“绛云楼”。里面陈列着他辛苦收集而来的书籍、古玩，包括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以及秦汉的鼎彝、晋唐宋元以来的书画作品，各种名贵的瓷器、砚台等。就好像宋朝的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妇一样，钱谦益和柳如是也躲在自家的藏书楼里，每天看书、写字，做做历史的考证，互相之间开开玩笑。总之，生活过得非常闲适。

然而，时代的激烈变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思想上的分歧。钱谦益投降清朝，而柳如是坚决反对，她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自杀，想以身殉国。虽然最后被救了起来，但两人之间的感情不免受到伤害。没过多久，钱谦益也不愿意在北京为清朝当官，所以又返回故乡。

当时政治环境险恶，清朝对于前朝的大臣非常不放心，时常加以监控。顺治四年，钱谦益突然被捕，押往北京。危难时刻，卧病在床的柳如是冒死随行，决定向朝廷上书代替钱谦益而死，如果钱谦益真的避不过此祸，则共同赴死。他们一路北上，历尽艰辛。好在朝廷没找到什么把柄，于顺治五年将钱谦益释放回家。柳如是当时刚好30岁，钱谦益十分感激柳如是挺身而出的勇气，特意在柳如是生日那天写下名为《和东坡西台诗六首》的一组诗歌，博取柳如是的欢心。两人之间的感情因此和好如初。

在随后的时间里，钱谦益一直从事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柳如是都辅助在旁。他们和郑成功联络，一起计划策反清军的将领，甚至还一起视察过郑成功的海上舰队。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进攻南京，前期形势大好时，钱谦益写了振奋人心的《金陵秋兴》，大唱“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然而最后功败垂成，钱谦益又写下了悲凉伤心的《后秋兴》组诗：“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他甚至想随郑成功入海抗清。此时的钱谦益，已是白发苍苍，年近八旬了！

共同的理想，消除了钱谦益和柳如是之间曾经有过的矛盾，使得他们的婚后感情日益加深。他们生育了一个女儿，可惜详情已经无法得知，只知道她后来嫁入赵家，大家都喊她赵钱氏。

生死依靠
　　在与柳如是恩爱20多年之后，83岁的钱谦益终于撒手人寰。那是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弥留之际的钱谦益挂心自己还未完成的著述，希望族孙钱曾帮助他完成。钱曾是钱谦益晚年最为心爱的学生，也是钱氏宗族中的晚辈。然而钱谦益万万没想到，在他死后仅仅一个月，尸骨未寒，钱曾就伙同钱氏家族中的其他人向柳如是勒索金银、田产、房产、香炉、古玩等。柳如是不堪受人欺凌，于六月二十八日愤然自尽，留下一纸遗嘱。作为一代才女，柳如是一生写作了许多绝艳的诗词，让文人学士佩服和赞赏。然而她的遗嘱却完全用白话写成，可谓字字见血。她在遗嘱中叮嘱女儿说：

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出头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诉阴司，汝父决不轻放一人。

在这场史称“钱氏家难”的不幸事件中，柳如是毅然地自尽了，她希望已到阴间的钱谦益能够为她作主，帮她报复仇人。即使在阴间，钱谦益也被柳如是视为生命中最后的依靠。

"

沈德潜（1673～1769 ）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成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叶燮门人，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但少数篇章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颇广。"之死

九老之首
　　沈德潜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九十七岁，而且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在清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做得好。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之前，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如此好运的沈德潜，唯一的凭借，就是一手好诗，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因此，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笔。不过，看过一些乾隆御制诗之后，沈给乾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张打油，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十几年伴君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但后来还是出事了。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用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儿露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做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本朝”的悖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做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名节未保
　　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缘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的结果，最终，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其实呢，写诗，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压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个灵字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

生平

早年家贫
　　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不久即以诗文名世，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仕途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但就是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康熙三十三年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40年间屡试落第。在雍正十二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从22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乾隆七年，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迁左中允。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乾隆十二年，命在尚书房行走，又擢礼部侍郎。乾隆十三年，充会试副考官，以原衔食俸。乾隆十六年，加礼部尚书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给三代封典，并赐诗，其中有句云：“我爱沈德潜，淳风挹古福。”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曰：“帝爱沈潜德，我羡归愚归。”赐诗与和诗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潜的名“德潜”、号“归愚”，一时被传为艺林盛事。他70岁时，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对大臣们说：“我和沈德潜的友谊，是从诗开始的，也以诗终。”后乾隆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杜、高、王。沈德潜77岁辞官归里，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三十四年，沈德潜去世，终年97岁。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以钱沈二人并称“东南二老”，极一时之荣。

化为泡影
　　乾隆四十三年，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沈氏所有荣华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文学主张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 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

文学创作

沈德潜的诗现存2300多首，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如《观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民生涂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吴山怀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诵，有一定功力。

沈德潜的著作，除上述各选本外，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包括自订《年谱》 1卷、《归愚诗钞》14卷、《归愚诗钞馀集》 6卷、《竹啸轩诗钞》18卷、《矢音集》4卷、《黄山游草》1卷、《归愚文钞》12卷、《归愚文续》12卷、《说诗晬语 》 2卷、《浙江省通志图说》1卷、《南巡诗》1卷等。

"

柳亚子（1887—1958），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北厍镇人，出生于大胜村的港上港南中段。创办并主持南社。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逃往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柳亚子曾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生平

柳亚子，江苏吴江黎里镇人。父亲钝斋，学养有素，母亲费漱芳，曾从名士徐山民的女儿徐凡如读书，《诗经》、《唐诗三百首》都能熟练背诵。亚子幼受母教，喜读古诗。17岁至上海，入爱国学社，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谈革命。1906年，由高旭、陈陶遗、马君武、刘师培介绍，入同盟会，复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9年11月13日，和陈去病、高旭、朱少屏、姚石子等创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主持社务多年。第一次结集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到会17人。这一文学团体具有浓厚的反满色彩，会员多为同盟会员。第二次结集在杭州西湖，第三次结集在上海张氏味莼园。每次结集出版一部诗文集，共印了22集，汇为《南社丛刻》。会员后来发展到1000多人。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柳亚子以中国同盟会员身份为国民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委。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遭迫害被搜捕，以匿于复壁得免。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重庆、桂林、香港，自比为行吟泽畔的屈原。他潜心南明历史的研究，搜集 了很多有关南明的史籍，并写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可惜战乱中，大量文稿失散，编写明史的愿望没有实现。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在香港的柳亚子，亲自撰写电文，和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发电报责问蒋介石，斥责蒋介石倒行逆施，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结果，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

1945年，毛主席飞抵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他写诗赠毛主席：“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儿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称赞毛主席“弥天大勇”。1945年10月，毛主席致信给他，其中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令人感发兴起。”对他的诗给予很高的评价。1949年2月，他应毛主席的电邀，由香港启程进入解放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2年，他与叶恭绰、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他的诗约有5000多首，有《磨剑室诗词集》。

郭沫若评价柳亚子：“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他的诗感慨豪宕、沉郁深婉，热情奔放，独树一帜，开一代革命诗风，写了一部敢哭、敢笑、敢怒、敢骂的革命史诗。

年表

柳亚子，原籍北厍大胜村，12岁随家人迁居黎里镇。柳亚子出身书香门第，少从母亲学唐诗，并受父亲影响，赞成变法维新，醉心于《新民丛报》的宣传。
1903年，他在家乡参加中国教育会，随即赴上海入爱国学社读书。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同时还加入光复会，在吴淞口外轮上谒见孙中山。
1909年，与陈去病、高旭组织反清团体文学南社，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后，他曾到临时总统府任秘书，因不习惯于军政机关生活，三日即辞职，到上海办报。袁世凯窃取政权，他感觉国事不可为，惘然返黎里，纵情诗酒。写了大量诗歌。
1926年6月，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反对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在会 场痛哭以示抗议，并中途退会，返回黎里。
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柳亚子会晤。手书《沁园春·雪》词相赠。
1948年，柳亚子与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秘书长。
解放后，他历任中国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柳亚子一生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诗篇。计有诗7000余首，词200余首。

文学特点

柳亚子重视文学的思想性，他反对叹老嗟卑的个人主题的吟咏，也反对批风抹月的流连光景之词。在诗风上，他崇尚唐音，承继夏完淳 、顾炎武、龚自珍3家，贬斥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在词风上，他推崇辛弃疾，贬斥吴文英。在文风上，他反对韩愈和桐城派。

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他的诗，紧密结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广泛的革命交游中，柳亚子写下了大量的怀人诗和赠友诗。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使柳诗充满了慷慨激昂之气，这一斗争的多灾多难的历程又使他的诗具有沉郁苍凉的风格。辛亥革命后，柳亚子的诗歌主题转为对这次革命不彻底的批判。五四运动后，他的创作转入了新时期，一直歌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柳亚子一生中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诗篇，计有诗7000余首。词200首。箸有《柳亚子自传年谱》、《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南社纪略》，编有《南社丛刻》、《苏曼殊全集》、《柳亚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有《柳亚子集》。

在中国近代诗歌发展史上，柳亚子诗词的“横空出世”，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亚子先生毕生都把宋代陈亮的这两句话：“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既作为自己诗词创作的追求，又作为自己诗词风貌的写照。所以，一方面，他把所谓“正统派”的诗人，都不放在心上；另一方面，他敢于在“宋派诗”牢笼一代、“同光体”风靡当世的现实氛围中，在南社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中，以恢宏的气魄，雄厚的实力，巍然独立地树起了一面“掀天揭地”、“震电惊雷”的诗歌旗帜。

文学贡献

搜集文献

柳亚子原名柳慰高，字号很多，在读了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后，就以“亚洲卢梭”自居，改名人权，号亚庐。后友人高天梅因“亚庐”之“庐”，笔画太多，而写作“亚子”，他也就认定了。柳亚子家学渊博，三岁能背诵《唐诗三百首》，12岁就背完《杜甫全集》。1903年，才16岁的柳亚子，已读遍自家书房的藏书。他的家乡江苏吴江，在明末就是抗清基地，人才辈出，非常讲究民族正气，这让他熏陶了强烈的反清意识，早年喜欢开“诗界革命”之风的龚自珍、梁启超的诗文，特别是南明志士张煌言、夏完淳的道德文章。

1918 年，柳亚子主持南社时期，因人事纠纷，自请辞去主任职务，回到家乡，把更多精力转向家藏图书馆和搜集本土地方文献。他将几代所搜集的书籍目录《养余斋书目草本》《养余斋书目》重作调整、核对，并自辑《养余斋松陵书目》《养余斋书画目录》；与此同时，又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与同乡、图书目录学家薛凤昌发起建立吴江文献保存会。他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这样，便花去了一万多块钱。”为此，他还编了《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共收集吴江人著作740种。还不包括100余种抄本，这些抄本，多是他人家藏孤本或是尚未刊刻的稿本，若得，便请人——包括年纪很小的儿女柳无忌、柳无非等——参加抄录，柳亚子自作校对、审定；更有甚者，柳亚子还辑录若干地方文献，见存上海图书馆的《分湖诗钞》稿本23册，辑录吴江地方历代作者400余人，诗作2500余首，前19册按作者姓氏分册，后四册分别为“杂姓”、“闺秀”、“方外”和“寓贤”。此部辑集造端宏大，柳亚子乃据乡邦典籍，大量地采撷、编辑和考订，呈现了分湖地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兼及苏南、浙西的艺文景观和望族文化。其中或可窥出早年柳亚子应用图书目录和文献学，对乡邦文化所作的巨大努力了。

柳亚子非常珍重搜集的乡邦文献，见存上海图书馆的这些吴江地方抄件、稿本，很多留下他所写的题跋。这些题跋，有记述文献来源，流传始末，收集经过；有涉及撰著年代、著者、辑者及收藏者情况；有交代校勘、增补、参订缘起：有与各种刊本、抄本的比较；更有若干有价值而一般不易查询的，还广征博引，多加考证。柳亚子写字潦草，自认为“写字像冲锋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问，也就完蛋，管它写得像样不像样呢！”“我写字的毛病，就是太快，太随便，倘然把一个一个地剪碎了，连我自己也会不认得的。”但他自行抄写或写题跋，却是一丝不苟，极其工整。20世纪八十年代初，顾廷龙在谈及柳所写图书题跋时就说：“柳先生的题跋很有用，如果收集起来，可以考见其藏书之故实及吴江文献的史料。”因而，当年上海图书馆沈津先生，曾有意地收集柳亚子的题跋，计得270余篇，六万字。

普查图书

三十年代初，柳亚子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主持编撰《上海市通志》。通志馆白手起家，没有自己的图书资料库。他和通志馆同仁所拟的有关上海古今史事方方面面的课题，就需有大量的图书资料作依托。当时上海虽已定格为直隶中央的特别市，但基于历史因素，没有一家有权威性的、集中地方文献的文化机构，因而需要对全市的图书馆做普查，特别是那些知名度很高、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如商务东方图书馆、上海天主教徐家汇藏书楼和亚洲文会。他把这项任务交给才由持志大学毕业的胡道静，由他对全市大街小巷的图书馆调查，还特别关照他要注意这些图书馆庋藏的上海地方文献。

当时柳亚子搜集、采购有大量新文化启蒙以来的各种书籍，正由胡道静前来帮助编目、分类。胡通常上午赴辣斐德路柳家整理图书，下午外出调查。柳亚子常于胡处获得有关图书馆的庋藏。当时上海有些庋藏地方文献极为丰富的图书馆，是不对圈外人开放的，也拒绝他人采访、调查。胡道静以他的真诚、恳切，竟然受到徐家汇天主教堂欢迎，几次伴同进书库，摸清庋藏中国地方志，特别是上海及其周遍的县镇和乡村方志，回来与柳亚子介绍，柳大为欣喜。又为他兴奋的是，胡道静还在英国人主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作了详细调查，发现书库所收上海文献很多，而且还把这一项书籍用特殊方式分类排架。柳亚子很欣赏胡道静的图书馆调查报告，在定稿后，还破格把它作为通志馆期刊抽印本，取名为《上海图书馆史》出版。上海市通志馆到1937年“八一三”时结束，柳亚子和他的同侪，利用图书馆若干图书文献，出版了两本《上海研究资料》，四期《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和三部《上海市年鉴》。

校对史书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上海华界，柳亚子困居法租界，自题寓所为“活埋庵”。抚今思昔，他又拣起旧时有兴致的南明史和抗清的民族志士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和陈子龙等故事，但是见于吴江早已沦陷，无法运用所藏图书文献。他通过当年南社和通志馆关系，向收藏颇多的胡朴安、朱希祖借阅。一天，柳亚子买票观看剧作家阿英创作的《碧血花》，这是一部以南明志士复明抗清为题材的话剧，归后赞扬不已，与素不相识的阿英写了一封长信，此后两人订交，几乎天天信件来返，讨论南明史事。阿英将自己收藏的几十本南明史图书相借，柳亚子凭着固有的版本学知识，对这些史料分别作了考信。他还从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处借得善本《南疆逸史》，竟闭门抄写了20天，将全书 56卷抄写完毕。1940年12月，柳亚子离开上海到香港，将这些南明图书，抄本，以及所著述的《南明记事史纲》《南明后妃宗藩传》等多种携带了去。他把在九龙寓所的藏书室称为“羿楼”，寓意“后羿射日”故事。这时，他又陆续收集，遂使所藏南明史料达几百种。柳亚子对此非常兴奋，其中若干本本得来不易，如广东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补辑本抄件，经他考订，乃是后人据正本补缀而编的。盖晚明史书在清季均乃禁书，300年里没有人敢刊刻印刷，因而弥足珍贵。当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侵占九龙，羿楼所藏图书不及带走，柳亚子后来在广西桂林每每谈及，不胜惋惜，尤其是这部《皇明四朝成仁录》，了无去向。他很清楚此书的稀罕，他掌握了其余几部传抄本的去向，其中一部是中山大学九龙书库的朱希祖寄存；还有一部是广东顺德风雨楼藏书中散佚出来的，已归屈的后人。柳亚子经努力终于在屈大均后裔处抄到藏书目录，又得悉朱希祖藏本还有副稿在重庆可供借抄，他真是高兴极了。

柳亚子仍对佚失的南明文献念念不忘。他在桂林四个月期间，很多精力放在为南明史籍做提要、整理等事宜。开始，他据自己在《笔谈》写的《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为九龙羿楼所失的部分书籍做提要，又托熊佛西赴广西省图书馆查找香港《大风》新年号杂志，上面有他写的《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按图索骥，写了《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为《南疆逸史》《小腆纪年》等书做提要，但仍不够，再托熊佛西自广西省图书馆借用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他视此书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柳亚子就是据该书，旧梦重温，以所列书目为本，凡是羿楼所旧有的，都把它写成题跋。他用了半个月时间，终于写完了《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117种。

捐献藏书

1950年秋，柳亚子从颐和园乔迁到北长街89号新居，他把书房取名为“上天下地之庐”，后又将从家乡黎里和上海带来的南明史料和南社图书文献，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为开辟研究室，柳亚子很是高兴。在与柳无忌的信中还提及：“在北京的书，我把后明史料《南社文库》《革命文库》都捐给北京图书馆了。他们替我腾空了一间房子，把这些书放着，算是我的特别研究室。我随时可以去看，非常满意。”当时柳亚子还计划编写一部《南明史》。

1950 年底，柳亚子又南下，在上海向陈毅市长提出：“要将自己在上海及吴江乡下的藏书全部捐献给政府，由国家来保存。”陈毅欣然同意，由上海文管会组建陈乃乾、尹石公等七人小组清点装箱，此间黎里藏书就有木箱300余只，内贮书籍四万四千余册，柳亚子往来信札400余包。其中各种版本图书、报刊由上海图书馆庋藏。在此同时，他又动员老友朱希祖之子朱偰，希望将朱希祖所藏南明史料捐与国家。朱偰遂将家藏南明史料最珍贵部分整理五大箱，交与柳亚子，全部捐献北京图书馆。

柳亚子捐献的图书，在五、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就作了整理，那些庋藏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出版物，因其稀罕的文化价值，被厘定为一级藏品特藏。柳亚子的信件文札被编成《书信辑录》，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在柳亚子诞生100周年纪念时，上海图书馆又编选、影印了《柳亚子先生手札》，“既反映先生思想活动之一斑，亦体现时代风云之特点”，还举办了“柳亚子先生在上海”的展览会。

早年喜搜集文学书籍，后又收藏书画、印章及30年代前后文献资料。晚年枕酣典籍中，网罗吴江人著述达千余种。1950年10月，将其故乡吴江县黎里镇旧宅中的藏书全部捐献国家，计有书籍44 000余册，还有其私人信札400余件。潜心于南明史研究，自1919年就开始搜集南明史料，所藏南明史料颇富，有《南明史料书目提要》，著录南明史料图书数百种，并将藏书处名为“羿楼”。与钱杏邨、胡朴安、郑振铎等友谊甚笃，爱好相宜。藏书室名有“磨剑室”、“笑隐楼”、“灵风别馆”、“更生斋”、“上天入地室”等。有《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著录书籍皆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之书刊。病故后，家属将手稿遗著20余种、所藏图书7万余册全部献给上海图书馆、苏州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

纪念馆

柳亚子纪念馆于1987年5月28日，柳亚子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建立的。坐落在吴江市黎里镇中心街30号。该馆的房屋原为清乾隆工部尚书周元理的私邸，宅院宏大。

第一进，现已改建成八开间门厅，正中是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题写的“柳亚子纪念馆”匾额。第二进茶厅布置成纪念馆的序厅，厅中央为柳亚子汉白玉雕像，座基刻有邓颖超的题词：“柳亚子先生像”，左右两壁是毛泽东和柳亚子《沁园春》唱和词，两边金柱悬有周恩来为柳亚子题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第三进正厅，就是颇有盛名的“赐福堂”。这里是柳亚子先生生平事迹的主展厅。以《峥嵘岁月，光辉一生》为题，按“青少年时代”、“南社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抗日战争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五个部分，用150余件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实物，系统地介绍了柳亚子爱国爱民的一生：加入同盟会，创建南社、新南社，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筹建“民革”，坚决走国共合作道路等等。第四进为生活起居楼，柳亚子曾名之为“拜孙悼李楼”。在这里他自称“亲炙中山，私淑列宁”，写下了许多文章。楼下为客厅兼作膳厅，正中是中堂和对联，左右墙上是柳亚子一家的照片。楼上是全家卧室，陈设如旧。第五进藏书楼。楼下的客厅里字画、长台、茶几和椅子安放有序，中堂悬挂古画，两侧是柳亚子亲笔所书：“少年虽亦薄汤武，许身何必定夔皋”的对联。这里是柳亚子先生会客的地方，当年，同志好友来往频繁，相聚于此，纵论国是，探讨诗文，针砭时弊。著名的书斋“磨剑室”就在客厅东首，室内张挂南社社友赠送的对联“青兕后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柳亚子早年仿照陈去病，因仰慕辛弃疾，改名“弃疾”，并以辛弃疾别号“青兕”为笔名发表反对南北议和向袁世凯妥协的文章，在这里柳亚子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文章和诗歌。楼上西墙一侧，为原周姓屋主的特殊建筑“复壁”，1927年5月8日夜半，柳亚子藏身其间，才免遭国民党反动派搜捕，复壁成了柳亚子先生坚持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复壁以东五间屋子是柳亚子的藏书室。1950年冬，柳亚子将所藏44000 多册图书全部捐献给上海图书馆。第五进与第六进下房之间的庭院内，新辟了“柳氏家谱碑廊”，36块碑刻记载着柳亚子上五代的行状事迹，是研究柳亚子及其祖辈的重要历史资料。

2004年4月，在第五进楼下西侧开辟了柳无忌先生生平事迹展览室。柳无忌是柳亚子先生的哲嗣，青少年时代即参加南社、新南社的活动，1946年赴美国，在印第安纳等多所大学任教，为著名教育家、作家、诗人，著作等身。退休后创建了国际南社学会，亲任会长，多次组织出版南社丛书，为继承与发扬南社精神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

陈维崧(1625～1682)清代词人、骈文作家。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54岁时参与修纂《明史》，4年后卒于任所。"成就

词方面
　　陈维崧的词,数量很多。现存《湖海楼词》尚有1600多首。风格豪迈奔放,接近宋代的苏、辛派。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说:““读先生之词者,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虽嫌夸张,但陈维崧以豪放为主，兼有清真娴雅之作,是为事实。更难得的是陈维崧各体词都写得很出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湖海楼词》最为可贵的，是能注意反映社会现实，如〔贺新郎〕《纤夫词》，写清兵征发10万民夫替战船拉纤,““列郡风驰雨骤””,使得"“闾左骚然鸡狗”“，还写到一民夫与”“草间病妇”“的”“临歧诀绝”“,情状凄惨。〔南乡子〕《江南杂咏》揭露官府对劳苦人民敲骨吸髓的罪恶：”“户派门摊”“，使卖屋纳税的农民”“独宿牛车滴秋雨”“，而官吏的凶恶却”“如鬼”“。此外多写自己的怀才不遇及国家兴亡之感，如〔点绛唇〕《夜宿临□驿》、〔醉落魄〕《咏鹰》、〔夜游宫〕《秋怀四首》、〔夏初临〕《本意》、〔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即用其题〈乌丝词〉韵》等,伤时感物,豪放苍凉。〔沁园春〕《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词，则把历史故实、眼前新事、画面景色，作者胸臆全都摄纳词中，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为：”“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这说明陈维崧能将不同风格冶于一炉，而能抒写自如。此外，〔念奴娇〕《读屈翁山诗有作》，雄奇壮阔，兼富情趣，〔唐多令〕《春暮半塘小泊》信手拈来，口语入词；也显示出他能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的特点。〔望江南〕、〔南乡子〕等组词，以清新笔调，写江南、河南的风光和社会生活；〔蝶恋花〕《六月词》写农民入城的情态；〔贺新郎〕《赠苏□生》写艺人的遭遇，这些词又显示出陈维崧词题材广阔的特点。陈维崧词的缺点是有时倾泻过甚，一发无余，便缺余蕴。稍嫌轻率。

诗方面
　　陈维崧亦能诗，但成就不如其词与骈体文。他的骈体文,在清初亦是一大家,毛先舒为其作序，评为：““具龙跳虎卧之奇””,““得歌行顿挫之致””；毛际可作序,评为"“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至于路尽思穷，忽开一境，如凿山，如坠壑……”"。《与芝麓先生书》、《余鸿客金陵咏古诗序》、《苍梧词序》等，都写得跌宕悱恻，有很强的感染力。著作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54卷，其中词占30卷。

词作风格

陈维崧词作的风格。自宋代以来，词的风格分类不外乎两种，即婉约与豪放。陈的词是明显属于后一种的，这点无可非议。我们知道，宋代的豪放词派主要以苏轼和辛弃疾等人为主，虽然也有刘克庄、张元干、陈亮等，但成就远逊此二人。如果加以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苏东坡的豪放词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旷达，而辛弃疾的词则是雄深雅健，在刀光剑影中仍不失儒雅的气度。陈维崧的词不但延续了他二人的写作格调，还增加了一种霸悍之气，更加咄咄逼人。这种霸悍之气主要表现在抒情的爆发力上。我们不妨在此与稼轩的词风作一下比较。我们常说稼轩的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多抚时感事之作，雄深雅健的词风匹世无双。这种词风的构成，一种说法是来源于邹祗谟所说的“他的词是从南华、冲虚中得来”，即受老庄的影响更为深远，这是辛氏的词深的一大原因；另一种说法是刘熙载在《艺概》中论述苏、辛词时指出的“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就是说受到了儒家诗教的渗透。另外，稼轩所处的时代，他本人的阅历、学识、身份、个人禀赋等也决定了他的词风。那么为什么陈维崧的词风与稼轩有那么大的差异呢。前面已经讲过了，陈维崧经历了历史的巨大动荡，这对他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代儒家曾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事原则，但沧海桑田的变化淡化了陈维崧的老庄思想，心理的重创和身世的磨难，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冲刷了他温柔敦厚的观念，他的悲怆心绪，他的无可排解的愤闷化作了“刬然啸空”之音。压抑的情怀在词中得以激射出来，因而使他的词中有一种独异的霸悍之气和巨大的冲击力。这霸悍二字，应当这样理解，从艺术风格的概念来说，是骨力劲挺，气势浑茫磅礴，神思飞扬腾跃，情致酣畅淋漓。这种气势，一是他在词的写作艺术上达到了自由超越的程度，以往的观念难以再作束缚；另一方面，又由于他精通历史，有史才，同时将歌行和赋等笔法充分运用到了他的词中，纵横议论，洞照古今的手法使他的词在抒情的空间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所以，主客观等多方面的因素促使他的词能够另拓疆域，自辟门径，发挥了苏、辛的短处，成就了非凡的造诣。前面我们讲了陈维崧的所处的时代、词的历史地位和他的艺术风格。下面，我想结合他的几首词来分析一下他的词的艺术特点。

陈维崧是位比较全面的词人，他不仅擅长写长调，写豪放一类的词，而且也兼擅小令和慢词，且艺术性都比较高。但如果从他才力展现的角度来看，长调则是最能体现他的才情和驾驭能力的。而且在长高调中，豪放类的词居于主要地位，这就构成了他的词的主要风格。要总结他的词的特点的话，我想就我的看法而言，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精于用典。这和他熟读史事关系很大，他往往一首词中参杂着十几个典故，如果不熟悉这些典故的话，就很难理解词中所含的深意。我在此举一首词为例。陈维崧曾写过一组汴京怀古的词，调子用的是满江红，共十首。这十首词，结合地理、历史、人物等，用了大量的典故。其中第四首写的是“吹台”，全词如下：

太息韶华，想繁吹、凭空千尺。其中贮、邯郸歌舞，燕齐技击。宫女也行神峡雨，词人会赋名园雪。羡天家，爱弟本轻华，通宾客。梁狱具，宫车出；汉诏下，高台坼。叹山川依旧，绮罗非昔。世事几番飞铁凤，人生转眼悲铜狄。着青衫，半醉落霜雕，弓弦砉。

这首词写的是汉梁孝王一系列豪华的生活场面，感叹世事变迁，人生易老，无以为怀，其中寓含理趣。这些我们都先不说，只说用典。首先，吹台是什么？吹台又名繁台，是梁孝王修的，后来有个姓繁的人居住其侧，所以后人又称作繁台。现在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邯郸歌舞这句中，邯郸是战国时赵国的都城，古时赵女善歌舞，所以王维的诗中有“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之句。燕齐技击，技击是一种用于搏斗的武术，《荀子．议兵》中说，齐王隆技击，就是说齐人好以武力斩敌人也。神峡，说的就是巫山神女，宋玉的《高唐赋》中有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典故，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解释了。名园，是指梁孝王所筑的兔园，后人称为梁苑或梁园。赋雪也有典故。《文选》中谢灵运的《雪赋》中说：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嘉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为寡人赋之”。天家，是帝王的代称，这里说的是汉景帝。爱弟：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弟。轻华，是指年轻而有才华。通宾客，就是好宾客的意思。这里也有典故。《史记、梁孝王世家》中说：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皆游梁。这是上片的用典。

下片的梁狱具，说的是一段历史。历史上说，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弟，因为有功，得到天子赐的旌旗，他可以自由出入王宫。梁孝王非常宠信羊胜公孙诡。栗太子废了的时侯，太后就想立梁王为太子，但是被袁盎等人给谏止了。梁王因此十分恨袁盎，就和羊胜、公孙诡等人密谋，暗地里派人刺杀了袁盎和他的十几个议臣。由此汉景帝对梁王产生的怀疑，后来经过调查，证实果然是梁王所为，就派田叔去抓捕羊胜和公孙诡，羊胜与公孙诡得知消息后自杀。这时太后因为梁王的事整日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日夜哭泣不止。汉景帝也感到不安了。于是梁孝王上书请罪，太后和景帝非常高兴，敕免了梁王。但是从此以后却疏远了梁王。汉诏下，说的是梁王死了以后，汉景帝下诏书，将梁王的属地分为五国。铁凤，说的是世间的事就像铁凤凰那样飞逝了。铁凤出自《西京赋》：宫阙上作铁凤凰，令张双翼，举头敷尾。是指在宫阙上的装饰物。铜狄，是指铜人，这个典一般读史的人都了解。唐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中提到过，神明台，是汉武帝所造，上面有承露盘，有铜仙人伸出手掌捧铜盘玉杯承云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生平

陈维崧，江苏宜兴人。以明天启五年生。父贞慧，明末著气节。维崧少负才名，冠而多须，浸淫及颧准，陈髯之名满天下。尝客如皋冒氏水绘园，主人爱其才，进声伎适其意。康熙己未，召试鸿词科，由诸生授检讨，纂修《明史》，时年五十四。越四年卒于官。工骈文及词，尝与朱彝尊合刊所作曰《朱陈村词》，传世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方伯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麈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甚至里语巷谈，一经点化，居然典雅，真有意到笔随，春风物化之妙。盖伯兄中年始学为诗馀，晚岁尤好不厌，或一日得数十首，或一韵至十馀阕，统计小令、中调、长调共得四百一十六调，共词一千六百二十九阕。先是京少有《天藜阁迦陵词刻》，犹属未备，今乃尽付梓人。自唐、宋、元、明以来，从事倚声者，未有如吾伯兄之富且工也。”近人朱孝臧题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维崧词具有创作天才，固宜其不为前人所囿矣。

世家名流
　　陈维崧出生于讲究气节的文学世家，祖父陈于廷是明末东林党的中坚人物，父亲陈贞慧是当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反对“阉党”，曾受迫害。陈维崧少时作文敏捷，词采瑰玮，吴伟业曾誉之为"“江左凤凰”"。明亡时，陈维崧才20岁。入清后虽补为诸生，但长期未曾得到官职，身世飘零，游食四方，接触社会面较广。又因早有文名，一时名流如吴伟业、冒襄、龚鼎孳、姜宸英、王士禛、邵长蘅、彭孙遹等，都与他交往，其中与朱彝尊尤其接近，两人在京师时切磋词学，并合刊过《朱陈村词》。清初词坛，陈、朱并列，陈为“阳羡派”词领袖。

断袖之癖
　　即使是出身在这样一个气节之重享誉天下、书香仕宦之家的陈维崧，也颇好男风。陈维崧与名优徐紫云的一段生死缠绵情事，曾使无数清代士人为之倾倒，似乎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情爱的标准。据野史笔记载，陈维崧对徐紫云一见神移，当时正值梅花盛开，他就天天“携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从此开始了两人长期的形影相随的同性恋生活。陈维崧为徐紫云写作了大量的诗词。其中《惆怅词二十首·别云郎》中满是如“旅愁若少云郎伴，海角寒更倍许长”、“独坐待君归未归，不归独坐到天明”、“检点行装，泪滴珍珠，叠满箱”之类的浓浓痴语。陈维崧还请名画师为徐紫云作肖像，其中仅《紫云出浴图卷》就有名士七十四人题诗一百五十三首、词一首，卷中充斥着诸如“莫怪君王勤割袖，漫同罗倚浣春纱”、“江南红豆相思苦，岁岁花前一忆君”等缠绵诗句。虽然这些题诗的士人未必都是
　　陈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者，却对异性恋持欣赏态度。陈维崧家有妻妾子女，徐紫云成年也要娶亲，他在紫云洞房花烛夜时写了一首《贺新郎》相赠：“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陈维崧对徐紫云的相思依恋跃然纸上。徐紫云婚后，二人仍亲密来往，后陈维崧携徐紫云归宜兴老家居住。徐紫云病逝后，陈维崧又写了大量动情怀念的感伤诗句，词句凄婉，令人伤感。

"

赵翼（1727年～1814年1月10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又号裘萼，晚号三半老人，汉族，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五、七言古诗中有些作品，嘲讽理学，隐寓对时政的不满之情，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生平

赵翼的先祖是宋代宗室，到了他的祖父尚且为官儒林郎，后家道开始中落。他的父亲赵惟宽，字子容，以设塾授业为生。赵翼自六岁起，即随父亲就读于外。十二岁为制举文，一日能成七艺，人皆奇之。乾隆六年他的父亲在一家姓杭的大户家教书时去世。赵翼孤苦伶仃，无以养弟妹。杭家怜悯他，遂留他继承父业，继续教书。当时他仅15岁。十九岁入府学，成为秀才。在此后的数年中，他一直应聘为富家课徒。

乾隆十四年，私塾职被解雇，饥寒驱迫他离家北上，投奔作幕于京城的亲戚。时年二十三岁。抵京后，赵翼以其文才受知于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刘文正公延至家，纂修《国朝宫史》三十六卷。该书后来在乾隆三十五年完稿出版。

翌年秋，他在顺天乡试中一举克捷，中乾隆庚午科北榜举人，又考中明通榜。由于主考官汪由敦的器重，自同年冬起，赵翼在结束《国朝宫史》的编写之后，又被聘入汪氏幕署。汪氏家中富于藏书，加以汪由敦本人深于文学，又极爱赵才。积以日月，赵翼的诗文修养不觉大进。在此期间，赵翼虽在会试中败北，但仍然以文理畅通而先后考取礼部教习、内阁中书。

乾隆二十一年，入直军机。此时正值清廷兴兵征计西北准噶尔，军事文书往返频繁，为赵翼崭露头角提供了良机。尹文端公、傅文忠公咸倚重之。其扈从行在，或伏地草奏，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一切应奉文字，几非君不办。

乾隆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拟第一，高宗以清代陕西未有元，因取第三，卷互易，即王文端也。授翰林院编修。担任方略馆纂修官撰文，修《通鉴辑览》。京察一等后，记名以备用为道员知府。乾隆二十七年，在顺天府乡试任同考官。乾隆二十八年，赵翼出任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年，出任顺天武举主考官。

乾隆三十一年冬，出任广西镇安知府。到任后，他视察全境。当时因购马补济滇军，有关部门改用大筐代替旧小筐收敛粮食。百姓怨声载道。赵翼允许改回旧筐纳粮，改变了常平仓谷出轻入重的弊端。同时对横征暴敛的监仓奴和书吏严加惩处，制定了各种利民的改革措施。镇安百姓感激涕零。后奉特旨，赴滇筹划与缅甸的战事。乾隆三十四年，重返广西镇安府原任。

乾隆三十五年，调守广州知府。获海盗一百八人，按律皆当死，乃条别其轻重，戮其魁，馀多遣戍。乾隆三十六年，经调部引见，赵翼任贵州贵西兵备道道员，任上，他查处两铅厂谋私利造成亏空的大小官员。改任贵西道经历，他又除掉短缺工资运费的多种弊端。

乾隆三十七年，上司知道他在云南参予过缅甸之役的军务，略次建功之际，在广州平海盗处理的谳大狱旧案事发，赵翼受弹劾被交部议而降级。乾隆三十八年，奉旨被吏部引见时，他以老母年事高为由，告假回乡，不再复出为官，朝廷准允辞官。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他取道山东赴京，打算在宦海竞渡中再决雌雄。行至台儿庄，忽患风疾，双臂不能自主，他只好向命运屈服，掉头南归。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归隐生涯。

乾隆五十二年，台湾发生林爽文事件，闽督李侍尧征台湾，道常州，邀请赵翼入幕商研。赵翼出谋划策，指出：靠省钱成功晚，反不如多花费用，给足军需，早些攻克成功，反而省钱。台湾林爽文起义因而被镇压平息。李侍尧奏明皇上，想要启用赵翼。赵翼坚决辞官，既归，复以著述自娱。主讲安定书院。往来常苏间，所至名流倾倒，传写诗篇，江左纸贵。与钱塘袁枚、铅山蒋士铨齐名，如唐之“元、白”，合称“江右三大家”。而君高才博物，既历清要，通达朝章国典，尤邃于史学，非袁、蒋所及也。存诗近五千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亦为“毘陵七子”之一。赵翼与袁枚、张问陶合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家居数十年，手不释卷。所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钩稽同异，属辞比事；其于前代弊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又撰《陔馀丛考》四十三卷、《檐曝杂记》六卷，虽未逮《日知》《养心》，并足为多闻之助。其馀《皇朝武功纪盛》四卷，亦征史才。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出，不拘唐宋格律，自成一家。有集五十三卷。又《唐宋十家诗话》十二卷。

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宴，赐三品冠服。

嘉庆十九年卒，享年八十六。

成就

文学
　　赵翼论诗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禛、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他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所著《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赵翼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独具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赵翼的文学著作有诗集53卷及《瓯北诗话》。赵翼与袁枚、张问陶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

著作
　　赵翼史学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由于《二十二史札记》把《旧唐书》、《旧五代史》罗织在内，实际为廿四史。他单披阅廿四史就达3200卷，加上正文和夹注中引用的稗史笔记4000多种，工作量浩瀚。赵翼从40多岁动笔，到1796年方完成。成书时他已经是七旬老翁了。《廿二史札记》一书考证史籍著述体例的演变和历史事实的真相，显示出特有的经世意识和对大量历史问题的深刻见解，堪称是乾嘉朴学时代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赵翼生前史学著作因与时风不同而未受重视。死后多年，却声名大涨，梁启超以为赵翼“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二十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

墓地

赵翼墓位于无锡马山，墓地坐北朝内，背倚冠嶂峰，南对万顷太湖，墓前有清嘉庆二十年 立的墓碑，碑上镌刻着：“皇清诰授中宪大夫、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贵州贵西兵备道、庚午科重赴鹿呜筵宴、晋加三品、显考瓯北赵府君召；诰封恭人、晋赠淑人、显程太淑人之墓”。 1983年冬重修。

1986年7月，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学术成就

基本概述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目录学贡献
　　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生平年表

1873年出生于广东江门新会区。
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2年11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
1928年由于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梁启超遭受严重打击，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由于他知名度高，当时主要报纸《申报》对他的病情给予了高度关注。1929.01.18《申报》快讯《北平》第7版云：梁启超今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莫奈里菌繁殖所致，殆无生望云，（十七日）梁启超病势埀危。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日《申报》第4版刊载《梁启超昨在平病故》一文：北平 梁启超今午后二时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五十六，遗骸运广惠寺。梁启超病逝后，京沪之间悼念他的人很多。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年），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励志改良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传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9] 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维新时期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鼓吹立宪
　　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高潮。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专制”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推行清末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民初政星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

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密谋反袁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二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十二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国军”，梁启超于民国四年（1915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国军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民国五年（1916年）三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运动。五月六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晚期生涯
　　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腐败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七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

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民国七年（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民国十六年（1927年）阴历五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梁启超由天津赶至北京料理丧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著《辛稼轩年谱》，未竟。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故居

梁启超故居，有多处，分别位于北京、天津、江门等地。

北京
　　性质：1986年6月梁启超故居被列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梁启超故居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天津
　　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人物，一生著作甚丰。他于民国初年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 ( 今河北区民族路 ) 购得一块地皮，面积约4 市亩，于 1914 年建成一所住宅，此后又建一所书斋 – 饮冰室，住宅为二层西式楼房，前后共有两幢。前楼为主楼，带地下室。一、二层各有 9 间居室。整体建筑分为两部分，东半部为梁氏专用，有小书房、客厅、起居室等；西半部是家属住房。后楼为附属建筑，有厨房、锅炉房、贮藏室、佣人住房等。前楼与后楼有走廊、天桥连接。整所建筑面积 1100 余平方米，主楼为砖木结构，水泥罩面，塑有花纹，异形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双槽门窗，整所建筑相当讲究，有花园、汽车房、传达室。 饮冰室在今河北区民族路46号，与住宅(民族路44号)相连，建于1924年，是一所浅灰色两层小洋楼。楼内正面有三个小拱厅，门前两侧是石台阶，当中有蓄水池，池中雕一座石兽，口中喷水常年不断。一楼正中为大厅，大厅周围5间房子除1间为杂房外，其余为书房和图书室。二楼靠西北角也是1间大厅，靠东南角有几间主要作卧室或图书资料室。梁氏后期就住在这里从事著述。
　　梁氏的饮冰定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为天井外廊式带封闭罩棚。建筑造型别致，正中大厅实际是天井院的罩棚，罩棚高出屋顶，用花玻璃镶成。该所建筑共有房34间，建筑面积949.5平方米。

广东江门
　　性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远眺梁启超江门茶坑村故居坐落在美丽苍郁的凤山下，鱼塘、水网、沃野田畴环绕四周，大榕树、石板巷、青砖房有序分布，往来皆村野乡民，真淳古朴，这里便是梁启超先生出生和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
　　梁启超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是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砖土瓦平房，由故居、怡堂书室、回廊等建筑组成，建筑面积有400多平方米。故居有一正厅、一便厅、一饭厅、二耳房，两厅前各有一天井，便厅侧有梯级直达其顶部楼亭书房，可远眺崖海风光；怡堂书室是梁启超曾祖父所建，是梁启超少年读书、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地方，清光绪十八年夏天，梁启超携同新婚妻子李蕙仙回乡，就居住在书室的偏房，长女梁思顺也出生于此。
　　故居正门为缅怀任公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在教育、学术上的卓越贡献，2001年又建成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它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大师莫伯治先生主持设计，建筑面积达1600平方米，建筑形式中西合璧，既有晚清岭南侨乡建筑韵味，更隐现天津饮冰室风格。纪念馆以丰富的历史图片展现了任公爱国图强、毕生奋斗的事迹，陈列展出了任公的部分著作，有《饮冰室合集》、《欧游心影集》和《时务报》、《清议报》、《国风报》等珍贵典籍，再现了任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思想体系，使人们对梁启超先生有更正确、更深入的认识。
　　离故居不远，还有两处是梁启超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一处是故居前的“怡堂书室”另一处是村口的“奎楼”，俗称“文昌阁”，后来成为“宏文社学”的所在地。
　　梁启超故居内设陈列室，存放梁启超的部分遗物、著作，展出生平事迹及照片等，供旅游者参观瞻仰。故居门前有空地1500平方米，四周栽上绿树及各种花卉。 为纪念梁启超先生诞生120周年，市政府计划在此建“梁启超纪念馆”。故居于1983年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原为一座高墙围筑的青砖灰瓦平房，现经扩建，增加了梁的立像和陈列室，陈列室内存放梁部分珍贵的遗物、著作，展出大量梁生平照片及播放梁生平事迹纪录片。

政治主张

改良思想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复归传统
　　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赋税思想
　　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

林则徐 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1850年11月22日（道光三十年），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生平

人物简介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谥号：文忠。唐朝莆田望族九牧林后裔，1785年生，清朝中期户籍福建侯官。林则徐于道光七年所撰的《先考行状》中记述：“府君讳宾日，号阳谷，系出莆田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之杞店乡，清初再徙省治。”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十八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三年，林则徐中秀才，就读鳌峰书院。嘉庆九年中举，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五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故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贫苦童年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
　　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1]及八名女儿。
　　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先会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
　　林则徐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东街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生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九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谆谆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塾师。在十一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中举成家
　　嘉庆九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就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自此林则徐在郑淑卿在世时都没有纳过妾侍，终其一生情深不渝。林则徐逝世后，于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曾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敬意。
　　年底，新婚燕尔的林则徐离开家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张师诚幕僚时期
　　嘉庆十一年，林则徐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那时厦门的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厦门海防同知皆是贪官污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见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开扩视野。其任内他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张师诚招他成自己的幕僚。
　　张师诚为何选林则徐为幕僚的说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惯例都要各地官员向皇帝呈拜折。于是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途中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深感欣赏他人品及才华，就请他纳入幕僚。
　　张师诚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甚至他在嘉庆十四年八月，镇压海盗蔡牵时亦一同随往，令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
　　“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
　　同年年底，张师诚推荐林则徐父亲林宾日为乐正书院主持，林家经济得以改观。后林则徐又在这年参加京师会试，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张师诚当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林则徐终中进士，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从此踏上官宦之路。

官宦之路
　　嘉庆十六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期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
　　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
　　道光七年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
　　道光十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道光十二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七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道光帝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提出六条具体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成绩卓著。八月，他上奏指出，历年禁烟失败在于不能严禁。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九月应召进京，在连续八次召见中，力陈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十一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查办海口。
　　道光十九年正月抵广州。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采取撤买办工役、封索商馆等正义措施，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烟贩的狡赖，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四月二十二起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在此期间，林则徐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为防范外国侵略，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他坚信民心可用，组织地方团练，从沿海渔民、村户中招募水勇，操练教习。七月因义律拒不交出杀害中国村民的英国水手，又不肯具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他下令断绝澳门英商接济。义律诉诸武力，挑起九龙炮战和穿鼻洋海战。林则徐亲赴虎门布防，督师数败英军。十一月遵旨停止中英贸易。十九年十二月实授两广总督。此时他已觉察英国正蓄意发动侵华战争，以所得西方消息五次奏请令沿海各省备战。
　　道光二十年六月，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军攻粤闽未逞，改攻浙江，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惊恐求和，归咎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屡次下旨斥责。九月林则徐被革职，留粤备查问。但仍奔走察看要隘，筹募壮勇守卫广州，反对钦差大臣琦善畏敌求和。继而向主持粤战的奕山上防御建议，不被采纳。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协办海防。在浙积极筹议战守，提供炮书，帮助研制新式炮车和车轮战船。五月道光帝以广东战败，归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惩处，充军伊犁。途经镇江，授老友魏源以《四洲志》及有关外国资料，嘱撰《海国图志》。旋因黄河在河南开封祥符决口，酿成水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工竣仍戍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抵伊犁。他协助办理垦务，亲历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地勘察，行程三万里，所至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又绘制边疆地图，建议兵农合一，警惕沙俄威胁。
　　道光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
　　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曾先后平息、镇压西北、西南民族冲突和人民起义，整顿云南矿政。二十九年因病辞职归籍。
　　三十年九月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十月抱病起程，1850年11月22日病逝于潮州普宁县行馆。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魏源闻讯挽联对其一生人品和功绩，作了全面和崇高的评价：“品望重当朝，犹忆追陪瞻雅范；褒荣垂史乘，徒殷景仰吊遗徽。”
　　咸丰元年，咸丰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林则徐逝世后，全国哀悼，福州建祠奉祀。
　　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逢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官。

同榜之谊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而成为替罪羊发配伊犁。潘锡恩，曾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晚年晋封太子少保，去世后赐谥号“文慎”。嘉庆十六年辛未科开科取士后，林则徐赫然列居放榜单中第二甲九十二名进士中的第四位，潘锡恩列居第三十五位。中进士后两人都被选任为翰林院庶吉士。其后潘锡恩在任会试同考官后的第二年大考中名居第一，其所写的《澄海楼赋》一文深受嘉庆皇帝的欣赏。潘锡恩是位水利专家，主持治河工程，不仅有治河方面的奏疏，而且还写过《畿辅水利》等专著。因为这些原因，林则徐对潘锡恩的学问和人品很是钦佩，两人交情深厚。这两位彪炳史册的人物是同榜也是知己，在清朝嘉庆、道光时期曾有一段不平凡的交往。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道光二十年五月写了一封致潘锡恩的信。
　　信中提到广州的夷务是一件棘手的事，林则徐为不负重任，殚精竭虑，但内无可用之才，外则海防吃重，所以“须鬓皓然”。信接下来是对潘锡恩所辖江南河道的关切，提醒他治理河道中的薄弱环节：“惟杨庄坝与双金闸，未免费神耳。”信末提及其他的好友。林则徐在公务冗杂之余，流露出的对友人的云树之思令人动容。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开始，因战事不利清政府求和，道光帝下旨斥责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56岁的林则徐被贬至伊犁。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林则徐到达永昌水泉驿收到家书，从中了解到中英“和议一事”，又收到陕甘总督富呢扬阿抄来的京信。因信息渠道不畅，林则徐有“不知现在究何为也”的茫然。跌入人生谷底的林则徐苦闷至极，他想到了自己的故交潘锡恩、王莲舟等人，这些人是他困苦时候最温暖的慰藉了。道光二十四年冬林则徐又于伊犁修书信一封。
　　这时林则徐的心态与在广州要大有作为的表白大相径庭，信的主格调是消极的。对自己的境况一笔带过，转而是对潘锡恩的赞许和挂念。信的重点是谢绝在京诸友对自己的赎救。林则徐认为自己在洋务一事上是处置不力，“罪所应得，赎之一字不取言亦不忍言，况且一切皆关定数”，不能遽而上达，唐突圣上。林则徐尤其感激潘锡恩在其中的组织发动、解囊赎锾之举，林则徐知道潘锡恩在1829年因获罪而赔补的钱款还未能还清，自顾不暇，“正弟所代为蹙额，乃犹于涸辙中相濡以沫，使弟何以自安”，又宽慰对方，在需要用得上钱财的时候他是会毫不客气开口的。林则徐不小心还是在信末表达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三十年同谱，殆若星辰，白首怀人，只增感喟。”
　　清代方浚师所著的《蕉轩随录》中有一副林则徐赠潘锡恩的对联：“三策治河书，纬武经文，永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赋，掞天藻地，蔚为华国文章。”这副对联高度概括了潘锡恩的平生伟业：潘锡恩提出的治河三策，是其生平得力之作；在御前考试时所写的《澄海楼赋》，光照天地，蔚为华章，这是林则徐对潘锡恩一生功业的最高肯定和褒奖。

辉煌岁月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在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幅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驭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1839年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的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170年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不断的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掠夺殖民地，还企图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广州成为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2月，一万多名群众到外国人民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限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由于林则徐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国烟商被迫交出鸦片2万多箱。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他令人将鸦片放入挖好的两个大池子里，池中放入卤水，鸦片浸泡半日后，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将生水煮沸，就把鸦片销毁了。经过23天，才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广州禁烟
　　1838年11月15日，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
　　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较为系统的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还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提出为了改变军事技术的落后状态应该制炮造船的意见。林则徐在了解世界，研究西方方面带了头，成为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带头人。
　　在军事方面，他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专门派人从外国秘购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的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林则徐将西方国家的“战船制造、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作为探求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在东较场学习演练西洋武器，学习西法练兵，并经常亲往阅操，抓紧训练官兵。他还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巡抚怡良等在东较场检阅军队，准备迎击英国侵略军。当时，数百名精选出来的官兵演习了排枪、火炮等，林则徐看后大为赞赏。为激励官兵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林则徐当即挥毫赋写新联一副，悬挂于东较场的演武厅内。
　　对联云：“小队出郊峒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见萨嘉榘辑：《林则徐联句类集》卷1〕林则徐的对联，措词磊落，充满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它凝成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东较场上练武的官兵们，成为官兵刻苦训练的精神动力。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但学界有一说法为，鸦片战争并非因为禁烟而起，而是因为禁商。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咀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地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5]。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起，至1842年10月清廷革林则徐两广总督职止，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抗英军事斗争共19个月。
　　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

横遭诬陷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不久,林则徐先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 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实在可恶! 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这只是林则徐受到的初步惩罚,后面还有更严重的惩罚在等待着他。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博尔济吉特·琦善的审问和发落。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 “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果不其然，百余年之后，数百万领土已被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
　　道光二十五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镇压刀客
　　林到任后下令对“刀客”严加镇压，并申明对地方官中镇压得力者将奏请朝廷予以嘉奖；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对于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由官方收养，省城西安即收养极贫百姓三四千人；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并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另一方面，向清廷连上《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从根本上免除灾荒，他筹议兴修关中水利，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加以研究，提出方案。这一计划终因费用太大，未能实现。林通过上述多种办法，使陕西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但他却因劳累成疾，只好奏请朝廷准假三个月，开缺医治。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到任后，以维护云南边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赏戴花翎。二十九年秋，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九月，又被清廷命为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拜上帝会的反清武装起义。他抱病从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逝于潮州普宁行馆。在报丧奏折到京前，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还命他暂署广西巡抚。
　　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清廷为进剿太平军作乱，故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但不幸的是在赴任途中，林则徐于1850年11月2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死后清廷晋赠其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谥文忠。

万古流芳
　　林则徐禁烟、销烟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1858年，马克思在所著鸦片贸易专论里就肯定了林则徐的这一禁烟壮举。“国际联盟”把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日”。
　　1987年12月联合国第42届联大又把虎门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为每年的“国际禁毒日”。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北京天文台1996年6月7日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星”。
　　林则徐退休之后，欲与北京任京官的长子同住，因买不起京中住宅，最终回到福州住在父亲购置的旧屋中。其故居云左山房，又称七十二峰楼，他把新疆带回的七车书册，皆藏在里面，从此，过住平淡的生活。
　　咸丰帝继位后，因洪秀全等组织的拜上帝会正在准备起事，咸丰帝下旨求贤以对付太平天国，大学士潘世恩、通政使罗惇衍、两名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力荐林则徐。
　　可是林则徐根本未康复，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要躺在特制的卧轿，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直达广东，到潮州时，开始严重下痢，到了普宁，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暂住普宁行馆。最后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陪同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辰时，指天三呼“星斗南”之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林则徐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马安村的金狮山麓。墓用三合土筑造，为四层台结构。墓地离市区4公里。

墓地

林则徐墓，在福州市省军区内，郊马鞍村金狮山麓，坐北向南偏东南57度，面对五凤山。平面呈如意形，其墓为三合土夯筑，五层墓埕，面宽14.6米，纵深37米。封土隆起，形如覆釜。封土后护坡正中饰一圆形的“寿”字，直径0.82米。

封土前竖立一块高1.08米、宽2.55米、厚0.16为的墓碑，一是御赐祭文，一是御赐碑文。正中的供案桌上立长方形石碑牌，上镌楷书56字，写法属传统形式，读时先中行，继右行，随之左行，再回读右而后左，余此类推。

碑牌上所列官衔都是林则徐的，按当时“父以子贵”的规例，做父亲的死后也可以享用。供案左右的转角柱上镌有对联：“百丈松楸驯鹿土，千秋佳节卧牛眠。”碑面阴刻：“皇清诰封资政大夫、两淮盐政、前江苏按察使晹谷林公、配陈夫人，男少穆公、妇郑夫人，出继男雨人公、妇李孺人寿域。道光丙戌年仲夏吉旦立。”楷书，直下11行，字径12厘米。

碑文中的“晹谷林公”为林则徐父林宾日；“陈夫人”为林则徐母陈帙；“少穆公”即林则徐，“郑夫人”为林则徐妻郑淑卿；“雨人公”为林则徐弟林霈霖，“李孺人”为霈霖妻李氏。此墓系清道光六年，林则徐因母丧守制，为其父母营造的，林则徐逝世后附葬于此。

教育往事

少时往事
　　尽管林则徐家境寒苦，但是林宾日非常重视教育。四岁时，父亲林宾日已将他携入塾中，教以晓字。七岁，已经熟练文体，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早的事。原因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
　　林宾日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教书先生，教育态度暨讲究又开明。他不只重追求学问，还注重品格修养；不求死背，不求体罚，循循善诱，让学生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在他教了五十年书当中，中举或考上进士的多达数十人，最杰出的还是儿子林则徐，他八九岁时，他在书塾常常以佳作得到奖金，眼见家境依然贫穷，有人曾叫林则徐改业，但林宾日不许，他认为儿子日后必飞黄腾达，名成利就。
　　林则徐十二岁时，孔庙召童生任佾生，经一轮选拔之后，林则徐当选任佾生，为祭祀乐舞的人员。
　　林则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开明的父亲教导，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童年是非常快乐的。邻居常常听到林家吃饭时的欢笑声，探看之下，不过是十多个人津津有味吃着豆腐。后来林家以此事来教诲子孙知足常乐的道理。
　　河南省永城县知县郑大模有次遇到林则徐，对他文思敏捷留上了心，认为此子必成大器。果然，林则徐十四岁时，就考上秀才，同年，林则徐就与郑大模之女郑淑卿订婚。以当时来说，进士门第出身的郑家千金下嫁给家境寒苦的林家秀才，是件罕见的事情。

入读鳌峰
　　鳌峰书院是福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入读书院者皆非泛泛之辈。院长是出名敢于蔑视和珅、刚直不阿的教育家郑光策。在郑光策指导之下，林则徐专心向学，写有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将诸子百家一同兼收。
　　入读期间，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汉学家陈寿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匡时之思想对林则徐有潜移默化作用。与他同时入读的还有郑光策女婿梁章巨。两人少时已经交往甚频，加上梁章巨早已接受郑光策“经世致用”之学，加深林则徐“经世致用”之思想，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

林雨化案
　　林雨化，字希吾，是林则徐的同族长辈，亦是林宾日所创立的真率会的中坚分子，为人正派不阿，不畏权势。他揭发当时的福建按察使钱士椿营私舞弊，遭钱士椿罗织罪名报复，林雨化拒不认罪，钱士椿则迫林雨化父亲代押。结果林雨化被监禁七个月后，遣戍新疆，途中受尽折磨，直到六十岁时获释归乡。
　　林宾日对林雨化的遭遇感到无限愤慨，林则徐少时已经从父亲口中听闻林雨化事件，希望一见林雨化。在父亲的引见下拜见了林雨化，拜读其著作。之后，林则徐对吏治腐败加深了认识，日后对他的改革吏治有重要作用。

民族思想
　　林则徐的家离南宋抗金将领李纲之墓不远，结果那里成为他和朋友联谊之所。此后，林则徐特别游览历代爱国者的遗迹，感受到爱国及民族思想的熏陶，后来他和友人梁章巨发起修葺李纲墓地行动，又重修于谦祠墓。

主要成就

放眼世界
　　千古未遇的西方资本主义强敌入侵， 促使林则徐“ 最先从封建的闭关自守的昏睡状态中觉醒，以全新的态度睁眼看世界” 。林则徐赴广州主持禁烟后，在与侵略者斗争的实践中意识到自己对西方知识的贫乏、国人对王朝之外世界的无知，他急于改变“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 的状况，于是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收集外文报刊、书籍进行翻译，以求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加深朝廷、国人对“西洋”的了解。

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提出为了改变军事技术的落后状态应该制炮造船的意见；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较为系统的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适应当时对敌斗争和对外交涉的需要，着人迅速编译了《国际法》，这在中国国际法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它标志着西方国际法著作开始正式传入中国，，标志着近代国际法开始在我国应用于对外交涉，标志着中国近代国际法学史的开端。从理论上说，林则徐是中国引进国际法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的先行者、中国国际法学的开山者。

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民族英雄，他在了解世界，研究西方方面带了头，成为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文化，促进西学东渐的带头人。我们从中国国际法学史角度看，他在鸦片战争中，不仅是维护国际法原则的中流砥柱，而且也是中国引进国际法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开山者。

治理水利
　　林则徐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治水专家，在其仕宦生涯中，十分重视并努力举办水利事业，兴修浙江、上海的海塘、太湖流域各主要河流等水利工程，治理运河、黄河、长江。林则徐治水注重深入实际，事必躬亲，同时还重视赈灾济贫，这些都是其“重民思想”的反映。林则徐曾著《北直水利书》。《北直水利书》除经济之外，亦有治水方略，后来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将《北直水利书》改编成《畿辅水利议》。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廿二，林则徐擢升东河河道总督。到任后，林则徐立即补修治水方面的知识，验催河工，保持质量，处分办事不力之官员，下令检验河堤料垛，他向道光帝呈上的奏折中表示：“周历履勘，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

林则徐做事如此认真，令贪官无可作假，桃汛来时，两岸安然无恙，道光帝多次称赞。当林则徐的对治水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日丰，诗人张际亮向林则徐提议将黄河河道改道北流，从山东利津入海。林则徐也有同感，但民意和官员都反对此治河方略，加上林则徐不能独揽全局，张际亮之提议遭否决。直到林则徐逝世前不久，还表示张际亮的治河方略是对的。林则徐逝世后，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循大清河至利津入海。

安定陕西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后，便上书皇帝，宣称陕西“ 东北毗连晋豫，西南壤接川甘，道路纷歧，奸究易于出没。如佩执凶器之刀匪，此拿彼逃，最为民害” 。并表示决心要把“ 除暴安良” 、“ 严缉捕以靖地方”，作为接任陕西巡抚后的“ 首务” 。当时刀客的活动主要在关中地区，尤以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最盛行。他们“ 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 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 。所以“ 不独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 惜费惮劳” ， “ 望而却步”。林则徐上任后， 对地方官吏兵勇的所谓“ 锢习” ，首先是“ 剖析开导， 务令极力破除”， 增强他们“ 缉匪” 的勇气和信心，然后以“ 马得讽纠众夺犯伤差案”，从渭南刀客下手。此案原发生在五、.六月间，七、八月林正式接任后，便“ 亲提研鞠”，除判首犯马得讽以斩刑、“ 就地正法” 外， 而将刀客赵恩科子、史双儿等人，“ 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到是年底，由于林则徐积极督剿，在关中东部各县，以及陕北的安塞等县，又相继缉获146 人，其中明确称为“ 刀匪” 的有46人， 均从严惩处 。对林则徐积极镇压刀客的行动， 道光帝朱批“ 所办甚好”，大加赞赏。

在镇压了“刀客”之后，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对于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由官方收养，省城西安即收养极贫百姓三四千人；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并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另一方面，向清廷连上《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从根本上免除灾荒，他筹议兴修关中水利，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加以研究，提出方案。这一计划终因费用太大，未能实现。林通过上述多种办法，使陕西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

防卫新疆
　　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果不其然，六十余年之后，数百万领土已被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

广州禁烟
　　道光十八年9月，林则徐在两湖总督任内向道光皇帝上书言事，痛陈西方国家对我国大量倾销鸦片的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读后深为所动， 即于同年12 月31 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使粤查禁鸦片。

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夷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自道光十九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起，至道光二十年10月清廷革林则徐两广总督职止，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抗英军事斗争共19个月。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墨宝书法

林则徐书法的主要成就是行草，而又以《集王圣教序》为基本路数，属于传统派系，通篇秀劲乃其可贵之处。同时，从林氏楷书作品亦足可见其临池之功力。林氏在1827年《跋沈毅斋墨迹》中说："“初学临摹辄舍唐人矩范而躐等于钟张羲献，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可见，林氏有自己的学书心得，从唐人入手是他的主张。实际上，林氏并没有忽视”“取法乎上”"的传统共识，其楷书，不拘泥于某家框架，也并不纯然是唐人的规矩，还在点划使转之间偶尔透露出晋人的风度，愈是晚期之作愈如此，这不能否认是林氏的聪明。

在林氏传世的尺牍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书法艺术珍品：不光是指其史料价值。他的手札，相对大件书法作品，往往笔墨更加轻重随意–或下笔边绵，或错落有致，或倚侧生姿。尤其是在对亲朋好友吐露胸怀时，更无疑虑矜持，笔随情发，一泻自然而已。有时家书语句，更现朴讷真情，读令人肃然起敬。如《谕儿书》：““尔若堪弃文学稼，是余所最欣喜者。盖农居四民之首，为世间第一等最高贵之人””。

林氏的书法取势，端重安详，绝无矫揉造作的气息，虽不属于雄强一路，但他在鸦片战争中力主禁烟积极抵御英军入侵的举止却是惊天动地的，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他所拥有的是一股中华民族固有的浩然正气、凛然大义。

轶事典故

名字来由
　　则，学习、效法。
　　徐，指的是福建巡抚徐嗣曾。
　　元抚，以巡抚徐嗣曾为榜样的意思。
　　字少穆，石麟。
　　一种说法：据程恩泽《题林旸谷年丈饲鹤图遗照》诗及注的解释，林则徐出生那天晚上，林宾日“梦中亲见凤凰飞”，这使他立即联想到有“天上石麒麟”之类的南朝才子徐陵，以为是吉兆，因此在给儿子取名“则徐”之余又给字“少穆”，“石麟”。
　　另一种说法：他出生时有一个不寻常的巧合。那天是八月三十，赤日炎炎。林则徐的父亲叫林宾日，是个在三家村训蒙童的穷教书匠，家徒四壁却洁身自好。林宾日因妻子分娩在即，接生婆也进了门，他自己便去镇上想买点龙眼等滋补品回家。
　　正巧，福建巡抚徐嗣曾从乡下察看灾情回衙，，差役鸣锣喝道，随从们拥簇在大桥的前后左右。不想半路突然阴云密布，雷声隆隆，顷刻间大雨瓢泼如注。徐嗣曾是个体察民情、关心手下的好官，他当即吩咐众人找地方避雨。可是这儿旷野茫茫，唯见山岙边有间破旧小屋，众人赶忙去檐下暂避。突然，屋内传出一阵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哭声，正巧林宾日也在此时赶了回来。他见一位堂堂二品红顶花翎大官员居然站立在自己家门口，大吃一惊，也顾不得满地水淋淋，匆匆跪拜。徐嗣曾双手把林阳谷搀扶起来说：“古人云：‘天生万物，唯人为贵。’你为大清国生了一个好子民——说不定将来还是栋梁之材，不能拜、不能拜，本官还应该祝贺你才是哩！”林宾日见这位巡抚大人和蔼可亲，全无半点官架子，内心十分感动。
　　为纪念这次天造地设的奇遇，他兴奋地给儿子取名为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则”是“效仿”的意思。因为林宾日知道巡抚徐嗣曾重视知识分子，深得士人的敬仰，故他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效仿徐嗣曾，做一个清官，因此就给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个“则徐”的名字。

改诗深意
　　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年轻时功名未就，跌宕不羁，曾有咏新月诗云：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林则徐读了，认为女婿诗虽好，但却小有不妥，于是替他把“必”字改为“况”字。沈葆桢的诗托月言志，未免自视清高，气量偏狭。林则徐把它改为“何况清辉满十分”，诗意迥然不同，成为功名未就时，蓄才积识以备济世之用，一旦身居高位便可大展身手，实现治国安邦的宏图大业；而且对照上下句，诗中隐含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深意。一字之差，反映了翁婿两人的不同襟怀。

林则徐的手札
　　“且彼方大炮远至五十里内外，其接仗相隔远甚。。并非亲面，况其放炮之法，与内地，排枪同，一接连连不断。我方，仅以小炮，既不能及彼，且放一炮费必须多辗转。”
　　“每一思之，心肝欲裂。天佑我国家，或当有伟人出现，而珍减此夷。”
　　这些话摘自林则徐的书信，大意是写到清军的炮打不到这些洋人，看不见敌人，敌人的洋炮却打到我们国家的士兵上，我的心都碎了，我希望老天爷能保佑我们国家，出现个伟人消灭敌人。这封信林则徐给他的朋友之后，告诉他的朋友不要发表，怕影响士气民心，也更能反映出林则徐对国家前途的忧心和民族未来的期望。

"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著作

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

他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永历实录》《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晚节

王夫之为了事业和理想，从来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就是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明朝灭亡后，在家乡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晚年身体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清指清廷，明指明朝，王夫之借这副对子表现了自己的晚节。
　　分析：为了事业与理想，为了保持自己的气节与情操，有多少像王夫之这样的人啊！他们的高风亮节将光耀千古。
　　王夫之1672年得闻方以智殉难的消息，作《闻极丸翁凶讯，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摘录两句“长夜悠悠二十年，流萤死焰烛高天。春浮梦里半归鹤，败叶云中哭杜鹃。”
　　他投奔南明永历而不得时有一首诗“天涯天涯，吾将何之？颈血如泉欲迸出，红潮涌上光陆离。涟水东流资水北，精卫欲填填不得。”
　　在康熙二十八年其自题墓石中特别告诫儿子“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己巳九月朔书授攽”
　　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王夫之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但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其心迹可见。

纪念
　　王夫之出生地纪念馆位于回雁峰景区西侧半山腰，为纪念出生于回雁峰下王衙坪的明末清初大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王夫之修建的。纪念馆主体占地面积101平方米，檐高4.42米，为青砖黛瓦古色古香的仿明清建筑，为衡阳市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夫之故居——湘西草堂，座落于衡阳市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有茅屋三间，左为住房，右为书房。王船山后半生在此潜修十七年，遗著 800 余万字。1981 年湖南省文化局拨款重修草堂，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草堂占地 2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 平方米。正厅面首横挂赵朴初先生书写的《湘西草堂》匾额，厅堂内正面墙上挂着船山画像，像下分别挂放“岳衡仰止”等称道船山先生的横幅金匾，厅堂内两侧墙上挂着清代著名人物题写的楹联。正厅的左边正房为住室，陈列有船山的床铺、被席、书桌、七弦琴等复制品；右边的正房是书房，陈列有船山的部分著作，还有当代全国著名书画家撰写的条屏、楹联。

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子时，王夫之生于衡阳府城南回雁峰。其父王朝聘50岁，母谭氏47岁。

天启二年王夫之开始跟随长兄王介之学习。

天启五年王夫之跟随长兄王介之学习，完成了十三经的学习。

天启六年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国子监毕业，因拒绝贿赂选官，被罢选返乡。

崇祯元年王夫之跟随父亲王朝聘学习经义。

崇祯四年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在京城拒绝权相温体仁党羽索贿，气愤之下撕毁荐贴，自誓不出“赇吏胯下以重辱先人”。

崇祯五年王夫之中秀才，湖广提学佥事王志坚欣赏王夫之才能，荐其入衡阳县学。

崇祯六年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仲兄王参之赴武昌参加乡试，均落第。

崇祯七年王夫之跟随叔父王廷聘学习作诗。王夫之被湖广前后两任提学佥事水佳胤、王澄川列为岁试一等的第一名。

崇祯八年王夫之作诗《中秋里人张灯和牧石先生》与叔父王廷聘唱和。

崇祯九年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王参之参加乡试，皆落榜。在归途，王夫之作《荡妇高楼月》，无限惆怅。

崇祯十年王夫之娶同里首富陶万梧之女陶氏，陶氏时年16岁。

崇祯十一年王夫之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同窗好友邝鹏升结“行社”。

崇祯十二年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仲兄王参之赴乡试。只有长兄王介之中副榜。在武昌王夫之结识了黄冈人熊渭公和汉阳人李云田。十月，王夫之与好友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结成“匡社”。

崇祯十三年春，王夫之作诗《送伯兄赴北雍》。

崇祯十四年湖广提学佥事高世泰岁试衡州，列王夫之为一等。

崇祯十五年王夫之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王夫之以《春秋》第一，中湖广乡试第五名。王夫之的长兄王介之也中举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皆中举。秋，王夫之与王源曾等百余人在黄鹤楼结盟，称为“须盟大集”。

崇祯十六年春，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北上参加会试，因李自成军克承天，张献忠军攻陷蕲水，道路被阻，王夫之兄弟自南昌而返。十月，张献忠所部攻克衡州，艾能奇招纳地方贤能，拘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为人质。王夫之刺伤自己的脸和腕，伪伤救出其父王朝聘。

崇祯十七年五月，王夫之听闻崇祯皇帝自缢，作《悲愤诗》一百韵。

抗击清军
　　顺治二年三月，王夫之结识抗清将领堵胤锡。秋，王夫之为避免镇将纵兵剽掠，与父兄逃到耒阳、兴宁、永兴。

顺治三年八月，朱聿键在汀州为清兵执杀，王夫之再续《悲愤诗》一百韵。王夫之只身赴汀阴找章旷，请章旷调和何腾蛟与堵胤锡的矛盾，协同作战和联合农民军一起抗清，并对军队后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未被章旷采纳。

顺治四年春，孔有德率军攻陷湖广各地，王夫之往湘乡。四月，王夫之与好友夏汝弼投奔永历帝被困在湘乡西南的车架山，作《哀歌示叔直》。五月，清军攻陷衡州，王夫之全家逃散，父王朝聘、叔王廷聘、二兄王参之及叔母在战乱中死亡。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嘱其子女要抗清到底。

顺治五年王夫之有志于《易》。十月，王夫之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后战败。王夫之的《河田营中夜望》诗记其事。冬，王夫之至肇庆投奔永历。

顺治六年王夫之结识了瞿式耜、严起恒、金堡、方以智等。秋，在德庆，者胤锡授所作《军谣》十首。

顺治七年春，王夫之继娶襄阳郑仪珂之女郑氏。王夫之至梧州伤永历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四月，王夫之为营救被诬陷下狱的金堡，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欲杀王夫之，被义军将领高一功所救，逃桂林投瞿式耜。八月，清兵至桂林，王夫之夫妇逃到永福，困于水砦，断食四天。

顺治八年正月，王夫之与妻郑氏，侄王敉回到衡州，避居双髻峰续梦庵，誓不剃发。

顺治九年春，李定国大败清军，收复广西。八月，李定国进军湖南，收复衡阳，派人请王夫之。王夫之有鉴于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犹豫不决，没有成行。

顺治十年李定国抗清功绩昭著，被孙可望忌嫌，李定国率部从湖广退回广西，清兵再占湖广，王夫之避居耶姜山。

顺治十一年王夫之被清廷侦缉，被迫离开耶姜山，变姓名为瑶人，流亡常宁，为常宁文士讲授《周易》、《春秋》。

顺治十二年王夫之流亡至兴宁，寓荒山僧寺，为学者讲授《春秋》。八月，王夫之完成《老子衍》，这是王夫之第一部理论著作。

顺治十三年三月，王夫之完成《黄书》。冬，王夫之从常宁返回衡阳，有诗《重登双髻峰》。

顺治十四年王夫之常访友人刘近鲁，刘近鲁藏书六千余卷，向其借阅研究。

顺治十五年王夫之完成《家世节录》。

顺治十六年清兵下永昌，王夫之深痛山河易主，作诗《山居杂体县名》。

顺治十七年王夫之由续梦庵徙居湘西金兰乡高节里“败叶庐”。

顺治十八年六月，王夫之的妻子郑氏病卒。九月，王夫之作《初度日占》。王夫之把《续落花诗》、《广落花诗》、《补落花诗》等六十九首与《正落花诗》合编为《落花诗集》。

终老林泉
　　康熙元年四月，王夫之惊闻永历帝在昆明亡，李定国、李来亨先后殉国，悲愤至极，续作《悲愤诗》一百韵。

康熙二年六月，王夫之作《遣兴诗》七十六首、《广遣兴诗》五十八首，号一瓠道人，修《尚书引义》六卷成。

康熙三年新年，王夫之写《和梅花百咏诗》。中秋，王夫之作《王百谷梅花绝句》。王夫之重定《读四书大全说》。

康熙四年衡阳唐端笏拜在王夫之门下，直至殁，前后二十六年。

康熙六年七月，王夫之修成《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王夫之自二十八岁受父命编写《春秋家说》，先后用时二十二年。

康熙七年王夫之娶张氏。王夫之写成《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洞庭秋诗》三十首、《雁字诗》十九首。辑三十岁以来所作诗编成《五十自定稿》一卷。冬，王夫之筑“观生居”于石船山下。

康熙十一年春，王夫之修定《老子衍》，定本被学生唐端笏携归家遇火灾烧毁，今存本为三十七岁时的初稿。八月，王夫之听闻方以智逝世，作“哭方诗”二章。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的《礼记章句》初稿成。三藩之乱爆发。

康熙十三年正月，吴三桂兵至衡州，王夫之避至湘乡。秋，王夫之与唐端笏渡洞庭。

康熙十四年二月，王夫之去长沙水陆洲，刘思肯为王夫之绘画像。六月，王夫之与李缓山、章有谟登衡阳回雁峰。八月，王夫之在萍乡度中秋。九月，王夫之去观生居二里许石船山下里人旧址茅屋，名“湘西草堂”。

康熙十六年七月，王夫之居湘西草堂完成《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

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称帝衡州，求王夫之的劝进表，被王夫之拒绝。王夫之遁入深山作《祓禊赋》以明志。《祓禊赋》今失传，《姜斋公行述》保留有一段。

康熙十八年王夫之著《庄子通》一卷。

康熙十九年王夫之辑五十岁以后未收入《柳岸吟》之诗章为《六十自定稿》一卷。王夫之修成《宋论》初稿。

康熙二十年王夫之完成《庄子解》三十三卷、《相宗络索》一卷、《广哀诗》十九首。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王夫之完成《说文广义》两卷。十月，完成《噩梦》一卷。十一月，王夫之生重病。湖南巡抚与衡州知州拜会，王夫之拒不见，礼物全数退还。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王夫之完成《经义》一卷，重定《诗广传》五卷。七月，郑克塽投降清廷。十一月，王夫之撰《显考武夷府君行状》和《显妣谭太孺人行状》。

康熙二十三年春，王夫之大病垂危。秋，王夫之病见起色，王夫之在病中完成《俟解》一卷。十月，王夫之旧病复发。

康熙二十四年春，王夫之完成《张子正蒙注》九卷。八月，完成《楚辞通释》十四卷。为学生们撰《周易内传》六卷、《周易内传发例》一卷。

康熙二十五年王夫之大病，险些病亡。五月，王夫之跋《耐园家训》。六月，王夫之书《传家十四戒》。夏，王夫之回忆二十九岁前十余年诗作成《忆得》一卷。八月，王夫之重新修定《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秋，王夫之撰《石崖先生传略》。冬，王夫之奔赴长乐乡治丧，归来作《孤鸿赋》。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王夫子病情加重，完成《读通鉴论》初稿。九月，王夫子抱病送兄柩入土。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王夫子完成《南窗漫记》一卷。秋，完成《霜赋》，撰写《武夷先生暨谭太孺人合葬墓志》。冬，王夫子辑六十岁后诗作《七十自定稿》一卷。

康熙二十八年王夫之病中著《识小录》一卷。四月，重定《尚书引义》。九月，刘思肯来为王夫之画像，王夫之为自己的画像题词《鹧鸪天》。王夫之为自己的墓碑书《自题墓石》。撰《自巳九月书攽》。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王夫之完成《夕堂永日绪论》二卷。夏，王夫之重定《张子正蒙注》。

康熙三十年四月，王夫之咳喘中定稿《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午时，王夫之卒于湘西草堂，终身没有剃发。十月，王夫之葬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墓碑镌“遗命墓铭”如下：“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袝也。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事迹

家世
　　王夫之4岁时，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自幼天资聪明，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7岁时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0岁时父亲做监生，教他学了五经经义，14岁考中秀才。越二年，开始致力于诗文，在短短的两年间阅读了《离骚》、汉魏《乐府》历代诗人的佳作名篇约10万余首。崇祯壬午，王夫之与兄王介之参加科举考试，同榜中举。

志向
　　21岁，仿照复社，组建“匡社”，意在匡国济民。一次又一次试图辅佐南明政权，却一次又一次失败。永历二年秋，王夫之招集一支义军在衡阳起义。义军领导是缺乏行伍生活的书生，战士是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给养，孤立无援，苦撑数月，被清军打败。最后一次抗清斗争失败后，王夫之决心归隐山林，在孤独中做学问。直到57岁，才定居石船山草堂。为草堂题写了一副对联“芷香沅水三闾国，羌绿湘西一草堂”。

学术
　　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著述流传至今的，还有70余种、401卷、470多万字。这些著述构成船山先生精深缜密而又博大的学术体系，多方面地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
　　其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表现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在哲学上的造诣极为精深绵密，不但能批判地继承前人学说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发展，并且善于也勇于创新；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极富战斗的批判精神，对中国两千年来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潮如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等，进行了总结式的清算，以深入批判和揭露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从而建立起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王夫之的这一体系堪称前无古人，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在世界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他最后17年住在湘西草堂，《四书训义》、《庄子通》、《庄子解》、《思问录》内外篇，《张子正蒙注》重订《尚书引义》等重要哲学著作，《读通鉴论》、《宋论》等系统史论著作，以及诗论《南窗漫记》、《夕堂永同绪论》等著作在这里写成。
　　王夫之不仅对后世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同时开创了有清一代的崭新学风。随着国内“船山学”的研究和深入，“船山学”正逐步走向世界，日本、前苏联、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涌现一批又一批“船山学”的研究者，成立了学术团体，“船山学”不断植入世界文明之林。

相关
　　船山书院是清末最著名的书院，光绪四年在彭玉麟的支持下，张宪和创于回雁峰下的王衙坪王氏宗祠，光绪八年，曾国荃将家藏《船山遗书》332卷珍本捐给书院。
　　光绪十一年改建东洲岛，并由彭玉麟亲聘，国学大师王闿运任山长，从此，东洲岛船山书院名之日显，“海内传经问学者踵相接”，“岳麓、城南，渌江书院学子纷纷南下”，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著名书画家曾熙主讲于此。
　　船山书院培养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湖南省艺术名家、教育界前辈、政界俊杰皆出此门。旷代奇才杨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光绪8年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议建立“船山书院”衡州乡坤彭玉麟、王之春、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集捐，将王船山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创办为“船山书院”；书院内仍祭祀船山神位，旨在学习、研究“船山学说”、传播“船山思想”，这是中国最早以“船山”命名的学堂。
　　光绪27年，彭玉麟聘请王闿运为山长，因为王闿运嫌该书院后房狭小，彭玉麟又捐银在书院后重建楼房5间，题名“湘绮楼”，作为王闿运的书斋及住房，自此王闿运在此主持书院达20余年。船山书院的经费为衡永郴桂道四府州所属士坤捐集，每年田租2500余石；以及衡州团防捐余款购置田地，每年田租15000余石；加上每年省里拨给的补助费和书院自收款项；船山书院每年总收入，共计折谷达5000余石。
　　该书院每年2月初旬，定期招收生徒；“该书院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属举、贡、生、监。肄业其中”，“延聘师儒，甄别生徒，整饬院规，给发膏奖，皆应归衡永郴桂道台主持其事”；即衡、永、郴、桂四府所属县经考试，择优选送，再由衡州道应试录取，方可入院就读；书院规定王船山先生后裔，每届可保举1人入院读书，免收费用；对遵守学规，成绩优异的生徒，给发膏奖；书院山长及掌教人选，须推举学识、名望皆优秀的人才，由四府士绅“商请”，报送巡道，再由巡道转报学政聘请；掌教不到院授课者不发薪金；船山书院借助其经济实力翻刻增补《船山遗书》【光绪13年对曾国荃赠送的《船山遗书》板片进行修补，增刻使其达65种，328卷；光绪19年又重刊《船山遗书》64种】及其他著作10余种；如《湘绮楼全集》《周易说》《尚书笺》《周官经》《尔雅集解》、王之春的《国朝柔运记》《何东洲集》《旷庵文集》卷六等，为研究和传播船山学说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思想

他的哲学论断富有批判精神。别开生面地注释经学，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把以往的学术明确地划分为“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的对立阵营，自觉地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从王充到张载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同时，大体把各种宗教神学和唯心唯识之说都归入“异端”阵营，主张对它们“伸斧钺于定论”，给以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方法，对老庄哲学、佛教理论深入研讨，在批判中注意吸取其中合理内容，从而积累了大量先世的思想资料，创立了具有总结历史意义的博大哲学体系。

“太虚一实”的唯物论思想
　　在本体论方面，王夫之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思想，对“气”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强调气是一切变化着的物质现象的实体，是客观存在。王夫之在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如理气问题、道器问题、有与无的关系问题等都进行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他还指出“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没有增减、生灭，所谓有无、虚实等，都只有“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他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举例论证“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无限的“气”乃是一种实体，并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他把“诚”训为“实有”，以真实无妄的“实有”来概括物质世界的最一般属性。他还认为，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是客观实在的，“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日观化而渐得其原”，可以通过认识各种物质现象而概括出它们的共同本质。从而否定了唯心主义空无本体的虚构。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驳斥了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观点。他强调 “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乃是变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王夫之结合对“统心、性、天于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强调指出：“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明确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气本论。提出“理即气之理，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有力地批判了宋明理学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即精神先于物质存在的唯心论，否认了离开物质运动而独立存在的客体精神–理。发展了张载“理也顺而不妄”的观点，说明了理不仅在气中，而且是气的运动变化，有它的“必然”——规律性。

唯物主义的道器观
　　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给传统道与器范畴以新的解释，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和个别，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犹如没有车马便没有御道，没有牢醯、璧币、钟磬、管弦便没有礼乐之道一样。他明确指出，在器之外、器之先安置一个“无形之上”的精神本体，乃是一种谬说。他通过论证“道”对于“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 “道本器末”的观点。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顶峰。
　　王夫之在道器关系上，批判了宋明理学中的“离器言道”的唯心主义论调，对道器关系作了新的发展。他说：“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所谓“器”，就是指客观存在的各种具体物质，所谓“道”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没有事物，运动的规律就是不存在的，所以“道不离器”。还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即没有事物就没有事物的规律，只能说规律是事物的规律，而决不能说事物是规律的事物。总之，当有某种事物的时候才会有关于它的原则、道理和规律。同时还认为，随着“器日尽，而道愈明”，意思是说，随着事物向前发展，它所表现的规律也就愈明显了。他的“道不离器”的观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唯物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

“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辩证法思想
　　在发展观方面，王夫之综合以往丰富的认识成果，并对自己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进行哲学概括，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夫之基于“□□生化”的自然史观，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说相对立而坚持主动论。他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否定了周敦颐、朱熹所宣扬的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观点，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他针对王弼“静为躁君”、“静非对动”的动静观，明确肯定“静由动得”而“动静皆动”。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阳变阴合的运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动静两态：绝对的动，相对的静。这样，否定了主静说，又批判了割裂动静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运动观，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
　　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气化论，强调“天地之化日新”，把荣枯代谢、推移吐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诸阶段，前三者是生长过程，后二者是衰亡过程，而就在“衰减”、“散灭”过程中已经孕育“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旧事物的死亡准备了新事物诞生的条件，“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这种变化发展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并富于革新精神。
　　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在张载“一物两体”学说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矛盾观，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对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但他更强调“由两而见一”，认为矛盾双方绝非截然分开，而是“反者有不反者存”。按他的分析，“阴阳者，恒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矛盾双方互相逼迫、激烈搏斗的状态是“反常”的，而互相联合、贯通，保持同一性状态才是“正常”的。在他看来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有时会发生突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化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中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而实现的。
　　王夫之的辩证发展观，尤其是他的矛盾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他过分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王夫之利用和改造了佛教哲学的“能、所”范畴，对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认识对象加以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强调“所不在内”，“必实有其体”和“能不在外”、“必实有其用”，二者不容混淆、颠倒。他认为“能”和“所”的关系，只能是“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主观认 识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客观是第一性的，主观是客观的副本。从而抓住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表述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据此，他批判了沿袭佛教的陆王心学“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的观点，并揭露其内在矛盾，认为：“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他对“惟心惟识之说”的批判，并非简单否定，而是在否定心学唯心论夸大主观精神作用的同时，吸取和改造其中的某些思辨内容,如把认识对象规定为“境之俟用者”，把人的认识能力规定为“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注意到人的认识的能动性。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力图全面清算“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路线，注意总结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长期争鸣的思想成果，在理论上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他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率知。同时，他仍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进一步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

即民见天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把对当时湘桂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观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大胆地打破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王夫之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主张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理”，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势相成，“理”、“势”不可分，理有顺逆之别，势有可否之分。人们的历史实践有各种复杂情况，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和“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才能阐明人类史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
　　王夫之沿用传统范畴，把“天”看作支配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用“理势合一”来规定“天”的内涵。他进一步利用“天视听自我民视听”等古老命题，把“天”直接归结为“人之所同然者”，“民心之大同者”，赋予“天”以现实的客观内容。因而在肯定人民的“视听”、“聪明”、“好恶”、“德怨”、“莫不有理”的前提下，为强调必须“畏民”、“重民”而提出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之民”，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

有欲斯有理的伦理思想
　　王夫之主张人性变化发展，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
　　学说。他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在他看来，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日生而日成”。人性的形成发展，就是人们在“习行”中学、知、行的能动活动的过程，以此否定人性二元论、人性不变论的观点。王夫之还反对程朱学派“存理去欲”的观点，肯定道德与人的物质生活欲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道德不过是调整人们的欲求，使之合理的准则。他也反对把道德同功利等同起来的倾向，强调“以理导欲”、“以义制利”，认为只有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社会才能“秩以其分”、“协以其安”。从上述观点出发，王夫之主张生和义的统一，强调志节对人生的意义，认为人既要“珍生”，又要“贵义”，轻视生命、生活是不行的，但人的生命、生活不依据道德准则，也没有价值。他指出：志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一个人应当懂得生死成败相因相转的道理，抱定一个“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
　　王夫之的伦理思想，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但其中包含着一些启蒙思想因素，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
　　王夫之对于美学问题的论述，不但直接见之于他的文艺批评著作《姜斋诗话》、《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而且见之于他的哲学著作《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认为美的事物就存在于宇宙之间，这种美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他很强调亲身经历对于美的艺术创造的重要性，认为作家所创造的艺术美，就是运动着的事物所产生的美经过审美主体的择取淘选的一种创造。因此，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要经过作者主观的艺术创造，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王夫之对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二者“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的创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精于诗艺者，就在于善于使二者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地步。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王夫之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观点，对此作了深入的阐发，在客观上启迪了后来王国维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在论述美的创造时，王夫之借用因明学的“现量”说，很强调好诗要从“即目”、“直寻”中求得具象感知，“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此外，王夫之在文学创作中的文与质、意与势、真与假、空与实、形与神，以及“兴、观、群、怨”等等诸多重要问题上，对于传统的美学思想都有新的发挥和阐述。

动静学说
　　王夫之在物质运动问题上，认识到物质运动的绝对性，批判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变论。他说：“天下之变万千，而要归于两端。”意思：世界变化无穷无尽，究其原因，是由于气中存在着两端，“两端”就是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比如阴和阳、刚和柔、动和静、聚和散等。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这“两端”。他认为静与动的关系是辩证的，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 “方动即静，方静施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这就是说，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如江河之水，表面看来，似乎古今一样，其实今水已非古水。他认为“天地万物，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他还阐述了“道日新”、“质日代”的发展变化观点。他说：“天地生物，其化不息”，是说事物是永远发展变化的，不可能“废然而止”。修正了张载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观点，更有力地抨击了宋明理学：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

唯物主义自然观
　　唯物主义自然观去观察历史，提出“理”、“势”统一的历史观。他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必然趋势，叫做“势”，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叫做“理”。提出了“于势之必然处见理”的观点，即人们必须从“势之必然处”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还进一步提出，历史既然有“理”和“势”，治天下就必须要“循理”、“乘势”，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因此，他强调，历史发展不能凭主观意志，而必须遵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他还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他认为，从一种客观可能性变为社会现实，必须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诗歌创作理论
　　关于“势”的文学理论，王夫之提出了一整套很有见地的诗歌创作理论，“势”便是其中一个重要范畴。“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他认为文意是第一位的：“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那么无意之文也就是滥造之文了。意不能离开势，势是“意中之神理”。 王夫之所讲的“意中之神理”，并非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东西，而是指诗人在创作激情到来，联想和想象充分调动之时，意象之间、情景之间突发的一种内在逻辑，它不是什么神明之道，而是按必然规律建立起来的自然结构。简言之，“势”标志着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情语和景语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规律。它逐情而起，“不由作意”，却在诗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评价
　　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哲学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既显示出可贵的价值，也有受到封建传统意识严重束缚的弱点。王夫之思想中这种矛盾，是17世纪中国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

影响
　　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章太炎也称道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王夫之僻居荒野发愤著书，其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他死后，由其子选刻的10余种著作，也流传甚少。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思想家寻求民族自救的思想武器，王夫之著作才被重视起来，得以汇编为《船山遗书》，先后多次刊行，传播海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夫之遗著的整理出版、佚文的搜集刊布等受到重视，在日本、苏联和欧美各国已有船山论著、诗文的译本，王夫之的学术遗产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葛兆光教授在文中指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了“势之所趋”即“理”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但在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无论是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还是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他是敏锐的，又是迂腐的，在总体的历史上看出了变革的必然，却在无数具体的史论上又被多年积淀的保守观念拖住了后腿。因此，当他尖锐地提出了不少新颖的思想时，也猛烈地抨击着同样新颖的异端思想。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揉在了一起。这种充满了矛盾的行为，正是充满了矛盾的思想的产物。”
　　王夫之比较关心现实生活，注重实际考察社会，从小就喜欢向旁人问四面八方的事情至于江山地利之学，食货经济之学，典章制度之学，都很感兴趣，着意研究。以求经世致用，施展抱负。青年时代的王夫之，风华正茂，激扬文字，一方面仍走着读书、科举、入仕的老路，另一方面则十分关心动荡的时局，踊跃参加带一定政治色彩的民间学术团体，诸如“行社”、“匡社”、“须盟”等，以文会友，指点江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现出试图突破传统樊篱的倾向。

"

张维屏(1780-1859年)，字子树，号南山，又号松心子，晚号珠海老渔，广东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人，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因厌倦官场黑暗，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辞官归里，隐居“听松园”，闭户著述。"文学成就

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闻名乡里。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目睹英国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赞扬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捐躯报国的《三将军歌》等。这些诗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鼓舞爱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可贵资料。已故的著名文学家阿英曾称赞张维屏的这些诗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

张维屏在嘉庆、道光年间以诗著称，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鸦片战争前，他受到诗坛耆宿翁方纲、曾燠 的赏识，又与宣南诗社中成员交往唱酬，诗篇内容大多是山水、闲情、赠答，夹杂一些壮志蹉跎的感慨。只有少数反映现实的篇章。如“体近谣谚”的《县言》组诗等，暴露了吏胥贪婪毒狠的面目；《黄梅大水行》、《催科》等，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鸦片战争期间，是他诗情最激昂的时期，写下了《三将军歌》、《江海》、《书愤》、《孤坐》、《海门》、《雨前》等一系列爱国诗篇，表彰抗战，指斥投降。特别是《三元里》，是这一时期诗坛少见的歌咏人民自发反帝斗争的佳篇。

张维屏认为“诗固出于性情”，写诗当如造物之自然。他的诗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写真情实景，于白描笔墨中又时见含蓄凝炼。故林昌彝说他“警炼异常”。他引新事物入诗，如写火轮船、世界地图等，表现了近代诗突破传统题材、展拓诗境的趋向。张维屏古文也有一定成就。恽敬称誉他为“岭外柳仲涂”。他批评当时古文两大病，即“陈言”与“赝古”，提出“不拘成见，不囿偏隅，随感而通，因物以付，如风行水，如水行地”。他的文章不拘体格，随意挥洒，如《释涉川片云行草序》就云生发，《十二石山斋记》依石立论，都表现出“意新格创”的特色。

张维屏著有《张南山全集》，汇集诗人各种著述刻本。其中《松心诗略》,亦称《松心十录》，共10集，是其门人选全诗十之二三而成，为今传张诗最多之本。道光末年刻文有《松心文钞》10卷、《松心骈体文钞》。尚有《听松庐诗话》、《艺谈录》、《国朝诗人征略》等有关谈诗及文献掌故著作。

生平

张维屏 清代官员、诗人。字子树，号南山，因癖爱松，又号松心子，晚年也自署珠海老渔、唱霞渔者，广东番禺人。嘉庆九年中举，道光二年成进士。此后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为官清廉，终因不耐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辞官归里。

其父曾任四会县学训导，张维屏从小接受家庭教育，少年时即以能诗名，13岁时名列番禺县童子试榜首，知县吴政达赞赏其才华，取《毛诗序》“南山有台，乐得贤也”之意赐名“南山”。张维屏于嘉庆九年中举后，首次进京赴考，诗坛大家翁方纲阅其诗作，惊呼“诗坛大敌至矣！”再度赴试时，翁方纲为他和黄培芳、谭敬昭等三位岭南诗人之诗集作《粤东三子诗序》，从此“粤东三子”的文名得到显扬。张维屏曾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筑云泉山馆于白云山，人称“七子诗坛。”

道光二年，43岁的张维屏四度会试终成进士，署湖北黄梅知县。他勤政爱民，莅任第二年夏天，江水决堤，他亲自乘小舟勘察水情，散发干粮赈灾，竟被洪水冲走，幸挂树梢而不死。老百姓为之歌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道光四年调任广济知县，他不愿向百姓征收漕粮，引疾求退未成，调署襄樊同知。过三年，返粤丁父忧，次年迁家回清水濠故里。道光九年，他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居家数年，致力于教育事业。道光十年，张维屏丁忧服阕，同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等在北京结“宣南诗社”。后又出任了几年的地方官员，但他最终看透官场腐败，产生“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的念头，终在道光十六年五十七岁时告病辞归广州，赁居河南花地潘氏别业东园。他将所筑小园名为“听松园”，于松涛间悉心著述讲学、游园吟诗。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专门拜访，征求禁烟对策。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写下反对外敌侵略、赞颂人民抗战的不朽诗篇，其中《三元里》和《三将军歌》最为著名。咸丰九年九月十八日病逝于清水濠，葬于广州城东北银坑岭，临终留下时人争传之绝笔：

烟云过眼总成空，留得心精纸墨中。书未刻完人已逝，八旬回首惜匆匆。

偶堕尘寰八十年，飘然归去在罗天。松溪花棣常游处，或者诗魂系画船。

藏书故实

道光十六年辞官后寄住在花埭潘氏东园。林则徐来广州禁烟，曾赴东园与之商讨禁烟大计。鸦片战争爆发后，写下了歌颂人民斗争的《三元里》、《三将军歌》等壮丽诗篇。喜收书藏书，以清代文集居多，藏书楼有“南雪楼”、“听松园”、“松心草堂”、“还读我书斋”等。辑刊《国朝诗人征略正续集》；著《松心诗集》、《松心十录》、《松心草堂集》、《花地集》等。"

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论诗创神韵说。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馀习，时人诮之为“清秀李于麟”，然传其衣钵者不少。好为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然辨驳议论多错愕、失当。"生平

王士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布政使。士祯出生于官舍，祖父呼其小名为豫孙。五岁入家塾读书，六七岁时读《诗经》。顺治七年，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与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顺治十五年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23岁游历济南，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当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指为王士祯咏《秋柳》处。

顺治十六年，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康熙十七年，受到康熙帝召见，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升礼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赐名士祯，谥文简。但其后，世人，包括正统的中国文学史对之却居然是“王士禛”或“王士祯”两存而使用着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祯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评王渔洋的诗：“一鳞半爪，不是真龙”。

王士祯的诗清新蕴藉、刻画工整，散文、词也很出色。他提出的神韵诗论，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所传诗文中，有不少题咏济南风物，记叙济南掌故之作。曾为蒲评点《聊斋志异》并题诗共勉。

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康熙四年，王士祯升任户部郎中，到京城为官。当时的京城才人墨客云集，为王士祯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他在诗歌创作中提出“神韵”说，开一代诗风。王士祯多才多艺，有大量名篇传世，他写景的诗文尤其为人称道，所作小令中的“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被当时许多名画家作为画题入画。王士祯的才华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皇帝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文”。康熙十七年王士祯受到皇帝的召见，“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成为清代汉臣由部曹充词臣的第一人。康熙皇帝还下诏要王士祯进呈诗稿，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殊荣。王士祯遂选录自己300篇诗作进奉，定名《御览集》。从此，王士祯平步青云，常常得到御赐字画，还多次参加重要宴饮。

当时，王士祯诗名扬天下，官位也不断迁升，成为清初文坛公认的盟主，一时间，诗坛新人、文坛后辈到京城求名师指点作品，往往首先拜见王士祯，如能得其一言片字褒奖，就会声名鹊起。蒲松龄是落拓不第的文人， 《聊斋志异》也久不被世人认识，当蒲松龄找到王士祯时，王士祯“加评骘而还之”，还赠诗蒲松龄：“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为了让《聊斋志异》出版，王士祯在该书上大书“王阮亭鉴定”，使得各家书坊争相求索书稿，刊刻《聊斋志异》“以为荣”。当时的名流称赞此事：“国家文治轶千秋，扢雅扬风，巨公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称首。”

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记叙济南掌故周村城西长白山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优越的气候条件，吸引了王士祯，他便在修建了别墅，名叫“夫于草堂”。每逢闲暇便来游玩小住。盛夏酷暑，则全家来此消夏。这里有漫山的森林，清碧的泉水，鹿鸣鹤舞，湖光山色，是难得的避暑胜地。附近又有繁华的周村，生活十分方便。苑城的袁守侗等大官僚，也都在山中见有别墅。

王士祯被罢官后，曾长期在山中别墅居住，登峰观瀑，临池戏鱼。有时登临会仙高峰，谣望清河碧带，芽庄湖帆，乘兴吟哦“东山清风来，西涧凉雨度”。兴致高时，仰天长啸，空谷传响，极为惬意。他的《长白山录》对长白山周围的自然景色、山川风物做了详细记叙，《夫于草堂集》、《香祖笔记》等，也是在这里写成的。

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之作。

王士祯是清初诗坛上“神韵说”的倡导者。后人所辑《带经堂诗话》，反映了他的论诗主张。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而其渊源则本于司空图和严羽。他鼓吹“妙悟”、“兴趣”，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强调淡远的意境和含蓄的语言。王士祯的诗歌创作，早年从明七子入手，“中岁逾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又转而宗唐，但是在这三次转变中，提倡“神韵说”是贯穿始终的最能体现王士祯“神韵说”理论，并且写得好的是他的七言绝句。

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主宰诗坛数十年。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在清代达到了顶峰，从而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士祯于康熙五十年去逝。享年78岁。王家曾四代官至尚书，桓台境内至今还存有歌颂王家功德的全国罕见的砖牌坊，上刻清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四世宫保”四个大字。

理论观点

清初诗人王士祯是继司空图、严羽之后倡导神韵理论的又一大家 是“神韵说”的“集大成”者。他也因标举“神韵”而名声大噪。遗憾的是，王渔洋平生只“拈出神韵”二字，并未对此作正面系统阐述。后世注家各执己见，纷纷诠释，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

有认为“神韵”即 “格调”亦即 “肌理”，它是“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的，这是翁方纲“泛神韵论”的解释。有认为 即，郭绍虞先生力主此说，他指出 ：“神韵”“韵” “实则渔洋所谓神韵，单言之也只一‘韵’字而已。”敏泽先生以为神韵 “有时是指创作上和形似，形式等等相对应的内在的神似、气韵、风神等一类的东西”，“有时它又是指创作中那种在内容上以写景为特点，在风格上比较清新，富有诗情画意的气氛和境界。”蔡钟翔先生认为 ：神韵是“古淡清远的意境”。吴调公先生在其著作《神韵论》“。叶嘉莹先生也说 ：总论中则说 ：神韵的主要内涵是指诗味的清逸淡远”“总清远二妙，则为神韵。”钱钟书先生在谈到渔洋诗论时亦评述道“神韵乃诗中最高境 ：界”，”“说，说等等。以上诸“优游痛快，各有神韵。此外还有味外味”“神韵分离，以韵为主”说自有其合理乃至深刻的方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神韵”的某种内涵。然而就渔洋诗论和诗歌创作的实际倾向来看，似感不甚妥切。笔者认为，王渔洋标举的 “之 神韵”“神韵说”“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诗歌艺术风格上，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两种风格并举而又侧重于古淡闲远一格 ，二是指在某一首诗歌中追求“与的高度统一，重在诗的内在品质，韵”则偏重诗的外在风貌神”“韵”“神”“。

明清时期对古典文学文法的研究日趋深入缜密，而与此同时王士祯王渔洋的“神韵说”却又别开生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法研究所执着的具体的文本形式，对古典作品艺术价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更加玄奥的层面。

然而，究竟应当怎样理解王渔洋的神韵说在古典文学形式观念的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却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王渔洋自己在说明他的神韵说理论时说，他最喜欢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个字；有时又标举出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八个字来说明神韵的含义。从他的神韵说观念和这些解释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观点：神韵是指作品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某种情思内涵而不是形式方面的特点。翁方纲为了澄清神韵说的玄虚之论，在专析神韵说的《神韵论》文中把神韵解释为“下笔如有神”的“神”，“熟精文选理”的“理”，乃至格调、肌理等，而最终归之为“君形者”，似认为神韵属于内蕴方面的东西。现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及神韵时说，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也就是入神之意。用“君形者”、“神”或神气、入神来解释神韵，都意味着是从作品内蕴的角度来理解神韵的。这样理解当然不错，因为“神韵”之“神”肯定与内在的精神意蕴相关。但这样解释的结果，“神韵”的“韵”字似乎还没有落到实处。当代学者吴调公先生则对神韵说中的“神韵”一词作了更细致的分析：

神与韵，原来是浑然一体。但细细分析起来，却有一个由“神”生“韵”的过程。哪怕这变化很倏忽、很隐约，但却分明包含着歌德所强调的一种“灌注”过程。既有诗人主观“精神”的倾注，也有因灌注的需要从而有待于涵茹式地渟蓄或喷薄式地张扬，形成一种洋溢着“生气”的载体。

总的说来，神韵论者比古代各种诗论家都更为注意“韵”，注意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

吴调公先生不仅指出了神韵说所包含的“神”和“韵”，即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节奏两个方面，而且强调了神韵说的重心是在“韵”的方面，即“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

如果把严羽看作神韵说的先驱之一，那么应当说他所说的“别材”、“别趣”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还只是指示了一种模糊惝恍的意蕴，还没有将神韵的问题真正锲入到文本分析的实处，因而还没有构成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观念。王渔洋则不同，他的神韵说已成为可认知甚至可效法的东西，也就是说已经形式化了。翁方纲批评人们把神韵误当作王渔洋的发明：“诗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诗家之要眇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著之也。” 为什么人们会把古已有之的东西当成是王渔洋的发明呢？除了因为王渔洋特标举出神韵说的名目以立门户外，更重要的是王渔洋谈论的神韵虽标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实际上却有路径可寻。

藏书事迹

清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字子真，一字贻上、豫孙，号渔洋山人，一号阮亭。曾为避讳更名为士正，新城。顺治十二年，授扬州府推官，改韩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累官至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以案失察免官归。以诗文为一代宗师，其诗多抒写个人情怀，早年作品清丽华赡，中年后转为清淡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律。与朱彝尊齐名，时称“朱王”。家富藏书，其先父有遗书，然而因兵火散佚过半。他入仕途后，借他人的藏书录做副本。所得收入，悉以购书，长达30余年，从无间断。康熙四十年请假告归，惟载书数车以行，弟子禹之鼎为之画有《载书图》。作书楼“池北书库”，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名命名，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与“曝书亭”并称盛一时。有《池北书库藏书目》，收录宋元明本近500种，每书之下撰写有题记，现代藏书家王绍曾辑有《渔洋读书记》600篇。朱彝尊为之作《池北书库记》。又精于鉴赏，书贾卖书欲抬高书价，必说：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过。藏书印有“王阮亭藏书印”、“御史大夫”、“宫詹学士”、“忠勤公之世孙”、“经筵讲官”、“怀古田舍”、“琅琊王氏藏书之印”、“国子祭酒”、“宝翰堂章”等图章数十枚。谥文简。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文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居易录》、《精华录训篆》、《池北偶谈》、《蚕尾集》、《香祖笔记》等数十种。

代表作品

提起清人王士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三柳”——“《秋柳》诗”、“秋柳诗社”、“秋柳园”。

王士祯是清初杰出的诗人。他自幼聪慧过人，尤喜赋诗。他少年时在济南居住，向以济南人自称，一生写有许多咏济南山水风光的诗作。清顺治十四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济南大明湖上，王士祯正和几个文友观览游玩。此时，天气渐凉，大明湖岸边的垂柳，已是翠褪黄显，乍染秋色了。王士祯为眼前的景色所感染、触动，遂赋出了著名的《秋柳》诗四首：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聪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水丰坊。”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希，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书，梁园回首素心违。”

“桃根桃叶正相连，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柏相映夕阳边。”

这四首《秋柳》诗，意韵含蓄，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提炼功底。

王士祯写《秋柳》四首时，才24岁，在这之前，他已经高中进士，并以众多诗作声名在外，然而真正使他举国“文”名的，却是这《秋柳》四首。此诗传开，影响巨大，大江南北一时应和者甚众，连顾炎武也由京抵济，作《赋得秋柳》唱和。由于各地众名家对《秋柳》诗的唱和，因此产生了享誉当时文坛的文社——“秋柳诗社”。“秋柳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彩色的印记。

《秋柳》诗四首，究竟是在大明湖什么地方作成的呢？王士祯在其《菜根堂诗集序》中云：“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首。”这里清楚地说明，《秋柳》诗是在大明湖水面亭所作。据考证，所谓“水面亭”，全名应该是“天心水面亭”，位在当今大明湖南岸稼轩祠附近，早已毁佚。

由于《秋柳》诗是王士祯的成名代表作，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就把大明湖东北岸汇泉堂附近的一处馆舍院落命名为“秋柳园”。旧时的秋柳园土墙木栋，柳丝袅袅，是个幽静清宁的地方。如今，秋柳园早已湮没，但其遗址风光依旧，从这里看去，水光粼粼，荷红芙绿，岸柳披拂，明湖风光尽收眼底。作为济南重要的人文景观，秋柳园在济南的人文史上有着显著的位置。

纪念建筑

忠勤祠又名王家祠堂，坐落在桓台县新城镇新立村冈二姓街北，是为明代王重光而建。

该祠初建于1588年建成，当时规模宏大，但现存面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祠院南北长88米，东西宽43米，占地3784平方米。院内有正堂5楹，中间3间出厦。长22米，高14米，进深9.65米，全为砖木结构，瓴瓦蛇脊，木椽单檐。堂内有合抱圆木柱8根，顶部栋梁上饰有彩绘，内壁墙上镶嵌石碣85块，保存完好。碑文集历代书法名家锺繇、王羲之、王献之、欧阳洵、柳公权、虞世南的字刻成，真、草、隶、篆诸体俱备。堂内还有王重光及其属下王、张二指挥的碑刻彩绘像。后堂3间，称为“司马祠”，原是明末兵部尚书王象乾的祠堂，现拓为王士祯纪念馆！

扬州逸事

红桥修禊，为清康熙年间王渔洋开了先河。王渔洋原名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原籍山东诸诚，自幼聪明好学，精金石篆刻，22岁考中进士。顺治十七年，26岁的王渔洋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王渔洋来扬州之前，其实对扬州并不陌生。他的祖父王象晋曾于明崇祯元年在扬州任职兵备副使，可见王家与扬州之缘分不浅。

在扬州任职五年，王渔洋写下了很多诗词和游记。康熙元年，与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等修禊红桥，王渔洋作《浣溪沙》，编有《红桥唱和集》。康熙三年春，又与诸名士修禊红桥，赋《冶春绝句》，其中“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一首，唱和者甚众，一时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繁荣盛况。诗人的红桥修禊，使得冶春社和红桥成为文化胜地。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矣。”冶春和红桥，因王渔洋的诗文蜚声文坛，扬州，也因王渔洋的红桥修禊而成为清初士大夫的向往之地。

正是这些诗词作品的广泛流传，使王渔洋在诗坛和官场名声鹊起，成为清朝文坛的一代宗师。他的诗文风格清新平淡，摒弃了凄清愁怨的格调，对当时和后代都有很大影响。扬州这块沃土，滋养了王渔洋，而王渔洋又为扬州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诗风流韵，三百余载，当年王渔洋所题《冶春绝句》二十首，不只独步当时，至今仍被人所传唱。

"

彭端淑（约1699年－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县）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清朝官员、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十岁能文，十二岁入县学，与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在丹棱萃龙山的紫云寺读书。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生平

少时勤学
　　彭端淑出生于一个富庶家庭。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末怀远将军，清初为简州判官。以 军功勇著，授四川都督佥事。彭端淑的8位叔父，多为举人、知县。他从小聪敏颖异，常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与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读于翠笼山紫云寺，五六年不曾下过山，得学识渊博的父亲彭珣亲授。还得益于其外祖父、进士出身的夹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长进不小。及入县学，再得合江进士、蜀中制义匠手董新策点拨，学业立就。

为官勤政
　　雍正四年，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与孪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郎中。乾隆十二年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广东肇罗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宽厚，为官一意为民，常以“清慎”自励。每出巡议事察访，必轻衣减从，“随行不过一二人”，并明令所经各州县一律禁止迎接款待，违者严惩，深得“吏民称歌”。彭端淑断案明决果断，对民间诉讼的误断，无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粤东，遇积案3000余件，他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开诚布公，明断有声。不一月，全部案结，吏民无不惊佩。又督修省城书院，延请名师月课，亲为指授，士风甫振。彭端淑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隐退讲学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而当时的清王朝虽已进入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但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乾隆二十六年，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
　　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

文学成就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甫入京，即以制义名噪京师，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诗学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

彭端淑与其弟彭肇洙、彭遵泗在当时都以文才知名，时称“三彭”。其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其现存作品有《白鹤堂文集》四卷、《雪夜诗谈》二卷、《粤西纪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诗选》若干卷、《蜀名家诗抄》二卷以及《晚年诗稿》、《碑传集》、《国朝文录》、《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广东通志》等。其中《白鹤堂文集》最为有名，议论小品文《为学一首示子侄》即出于本书。

桃李天下

彭端淑一生很注意对人才的培养，造士甚多。为考官时，对才识俱佳之士，亲自考核，极力提拔，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清代名臣、《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昀，为解元时即得彭端淑提携，后成为清代学术界权威。

执教锦江书院后，其门下更是人才辈出，李调元、张翯、钟文韫等皆为其学生。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乾隆四十四年，八十一岁的彭端淑病故于成都南郊白鹤堂。今天四川眉山市彭山县尚有彭端淑的坟台遗址。

文学思想

彭端淑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他鄙夷那些“宴饮登临，往来赠答”之作，极力推崇陶潜“屏迹躬耕，托意诗酒”和杜甫“抚时感事、爱国忧君”的作品。指出杜甫入川后的作品所以能振奋人心，是与他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相联系的。“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不缘经胜处，焉得发奇思”，又进一步肯定“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他这些观点重视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指出贤者为诸并非“其初意欲为如是之诗”，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观环境的感染，是感情喷发而成。从而得出了“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 的结论。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由于彭端淑曾醉心制义和古文，受先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加之“崇实黜浮”的先辈遗训谆谆在耳，这些又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

彭端淑曾说，“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学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才固授于天者也”。他认为司马迁、韩愈之所以能“网罗古今，洞悉情事”，是因为“天实授以绝人之才”。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有德者必有言”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局限性。

"

顾贞观（1637－1714）清代文学家。原名华文，字远平、华峰，亦作华封，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四世孙。康熙五年举人，擢秘书院典籍。曾馆纳兰相国家，与相国子纳兰性德交契，康熙二十三年致仕，读书终老。贞观工诗文，词名尤著，著有《弹指词》、《积书岩集》等。顾贞观与陈维嵩、朱彝尊并称明末清初“词家三绝”，同时又与纳兰性德、曹贞吉共享“京华三绝”之誉。"惊世友情

清顺治十五年，其好友吴兆骞因科场舞弊案被株连而流放宁古塔。顾贞观好友吴兆骞被遣送到黑龙江戍边时，顾贞观为好友蒙受不白之冤感到怨痛，立下“必归季子”的誓言。但这个案件是顺治皇帝所亲定，康熙皇帝并无昭雪之意，当顾贞观接到吴兆骞从戍边寄来一信时，才知吴在戍边的苦况：“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镝呼风，哀笳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星。妇复多病，一男两女，藜藿不充，回念老母，茕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时顾贞观在北京，作《金缕曲》词两首赠之，哀怨情深，被称为“千古绝调”。

顾贞观读信后，凄伤流泪，深知身居绝塞的好友再经不起风霜雨雪的摧残，救友生还已到刻不容缓之时了。顾贞观没有忘记“乌头马角终相救”的许诺，请求纳兰性德在明珠面前为吴说情。当他了解到朝廷中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如苏州的宋德宜，昆山的徐乾学等，过去与吴都有过交往，因而连日奔走于这些权贵之门，希望他们顾念旧情，能为营救吴兆骞助一臂之力，谁知人情淡薄，世态炎凉，这些已飞黄腾达的士林隽秀根本不愿为人解难，顾贞观一筹莫展，百感交集，于是挥笔写下了《金缕曲》二首，作为给吴兆骞的复信，其中第一首写道：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维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此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兄怀袖。” 二阕《金缕曲》，对患难之友、“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戒，无一字不从肺腑中流出。这种忠贞生死之谊，至情之作。所以被人传诵为“赎命词”，成为清词中的压卷之作。 后吴兆骞被释归来，到明珠府上拜谢，在一间屋内自壁上，见到题字：“顾梁汾为松陵才子吴汉槎屈膝处”，方知顾贞观为他的生还竭尽了心力。

康熙十五年，大学士明珠慕顾贞观的才名，聘其为子纳兰性德授课。纳兰性德亦为清初著名词人，二人遂成忘年交。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网罗汉族士大夫。著名文人学者朱彝尊、陈维崧、严绳孙、姜宸英等人都被荐至京，会试中式任翰林院检讨等职。顾贞观、纳兰性德与他们经常聚会，吟咏唱和，促进了清初词坛的兴盛。顾贞观在京期间，还为纳兰性德编订了《饮水词》集。

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这些人中尤其和容若交厚的是顾贞观。他仿佛是一面镜子，是容若对于友情的全部映照，折出这个人生命中的另一半热情。

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与严绳孙同为无锡才子，生性狷介，为人有侠气。他与吴汉槎是至交好友，吴汉槎落难后，他百般设法营救，纳兰为人称道的营救吴汉槎一事就是在他的极力斡旋下完成的。

顾贞观本身也是明代东林党人之后，文名卓著，著有《积书岩集》和《弹指词》。有才识，但时运不济，一生沉沦下僚。康熙十五年应明珠之聘，为纳兰家西宾，容若与他一见如故，并引为挚友。

容若初见他即在《侧帽投壶图》上题了一首《金缕曲》，当中有“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之语，这样热烈的表达，全情投入，对情感内敛的容若来说是极为少见的。阅遍《饮水词》，纳兰与他的交酬之作举不胜举，而内心对于顾贞观 的信任和依赖然已不仅仅是朋友两个字可以形容的了。

顾贞观这个局外人都知道感叹：“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生平

明崇祯十年顾贞观出生于无锡。曾祖顾宪成，是晚明东林学派的领袖；祖父顾与渟，四川夔州知府；父亲顾枢，才高博学，为东林学派另一领袖高攀龙的门生。母亲王夫人也是生长于诗书之家。贞观禀性聪颖，幼习经史，尤喜古诗词。长兄景文、次兄廷文、姊贞立、弟衡之，都具才名。少年时代，贞观即参加了由吴江名士吴兆骞兄弟主盟的“慎交社”。该社中他年纪最小，却“飞觞赋诗，才气横溢”，与声望甚隆的吴兆骞齐名并结为生死之交。顺治十一年又与同乡数人结“云门社”于家乡无锡惠山，此社会聚了姜宸英、汪琬、汤斌等江南诸多名士。

大约在顺治末年，贞观辞亲远游，到达京师，康熙元年以“落叶满天声似雨，关卿何事不成眠”之句而受知于尚书龚鼎孳和大学士魏裔介。清康熙三年，顾贞观任秘书院中书舍人。康熙五年中举，改任国史院典籍，官至内阁中书。次年康熙南巡，他作为扈从随侍左右。在国史院任典籍期间，曾修订其曾祖顾宪成的年谱《顾端文公年谱》，又为其父编定文集《庸庵公日钞》。康熙十年，因受同僚排挤，落职归里，自称“第一飘零词客”。

康熙十五年经国子监祭酒徐元文推荐，入内阁大学士明珠府中住塾师，与权相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相识，成为交契笃深的挚友。《清稗类钞》作者徐珂说：“容若风雅好友，座客常满，与无锡顾梁汾舍人贞观尤契，旬日不见则不欢。梁汾诣容若，恒登楼去梯，不令去，不谈则日夕。”二人曾合力营救以“丁酉科场案”而蒙冤被遗戍宁古塔的好友吴兆骞，轰动大江南北。

康熙二十年，顾贞观回无锡为母丁忧期间，曾帮助修订《庐州郡志》。又按惠山听松庵竹茶炉旧制，仿造了一只竹茶炉，不少名士题词赋诗以记其事，后由纳兰性德汇成《竹炉新咏》。

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兆骞、性德先后病故，令贞观悲痛不已，在性德逝世的第二年即回归故里，在家乡无锡的惠山脚下、祖祠之旁修建了三楹书屋，名之为“积书岩”。从此避世隐逸，心无旁骛，日夜拥读，一改风流倜傥、热衷交游的生活。

康熙五十三年，贞观卒于故里。临终前将平生之诗选出四十首，授门人杜诏谋刻问梓。自称此作皆“味在酸咸外者”。故其著述虽丰而存诗不多。

文学成就

贞观、性德作词主张“舒写性灵”，其词极情之至、质朴自然、雄于学养而又能创新出变，秦赓彤在《弹指词·序》中说：“先司寇题语有云：本朝词家，以弹指为最。窃展卷诵之，惊为自古词家所未有，盖唐宋以来词格，凡几变矣，先生之词，穷其变而会通，而极其至。神明变化，开前人未开之境，洵乎为一代之词宗，而叹先司寇公评骘之当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曾论顾贞观曰：“顾华峰词全以情胜，是高人一著处”。顾贞观词，以〔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两首最佳，以词代书信，纯用白描，缠绵恳切，感人极深。纳兰性德读后叹为：“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

其余作品，亦幽艳圆朗，以情韵胜。如〔眼儿媚〕《手卷湘帘雨初收》、〔金缕曲〕《秋暮登雨花台》、〔百字令〕《荆溪雨泊》，用史梅溪韵留别陈其年、史蝶庵诸同学、〔石州慢〕《御河为漕艘所阻》等首皆是杜诏为他的词作序，把他和陈维崧、朱彝尊等相提并论，可见其受人推重。

著有《纑塘集》、《弹指词》，编有《唐五代词删》、《宋词删》，又有与纳兰性德合编《今词初集》。其中《弹指词》声传海外，与陈维崧、朱彝尊称词家三绝。曾续成其曾祖父所编著的《顾端文年谱》，文字简赅。

"

朱彝尊(1629～1709)，清代诗人、词人、学者、藏书家。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驱芳，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汉族，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除检讨。二十二年（1683）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博通经史，诗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宗。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与陈维崧并称朱陈。精于金石文史，购藏古籍图书不遗余力，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一。"介绍

康熙十八年举科博学鸿词，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曾出典江南省试。后因疾未及毕其事而罢归。其学识渊博，通经史，能诗词古文。词推崇姜夔。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诗与王士祯齐名，时称“南朱北王”。著述甚丰，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编有《词综》、《明诗综》等。其医著有《食宪鸿秘》三卷，系食物本草之类，现有刊本行世。 先世江苏吴江人，明景泰四年迁于浙江嘉兴府秀水县，遂为秀水人。清顺治六年，彝尊挈家移居嘉兴梅会里，其故宅今为王店曝书亭公园。

纪念场所

朱彝尊墓在嘉兴塘汇乡百花庄村，今已不存。其故居曝书亭在今王店镇广平路南端，占地6500平方米，系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藏书故事

精于金石文史，游大江南北，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经瓯越，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碑之文，无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异同。家富藏书，通籍之后，所藏益富，曾收李延昰藏书50柜，2 500卷，达到藏书3 000余卷，后又收项氏“万卷楼”残帙，又到曹溶、徐乾学家，借其藏书传抄，其藏书所好愈笃。又借抄于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唐龚氏等诸家旧藏，合计先后所得自称“拥书8万卷”。藏书处名“曝书亭”、“古藤书屋”，“潜采堂”，聚藏30椟，曾因偷抄史馆藏书而被贬官，遂刻有一藏书铭文称：“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 藏书印有“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七品官耳”、“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庄十四日癸酋时”、“秀水朱彝尊锡鬯氏”、“南书房镝史记”、“南书房旧讲官”、“小长芦钓鱼师”、“得之有道传之无愧”、“别业在小长芦之南毂山之东东西峡石大小横山之北”等。

子朱昆田，继承“曝书亭”藏书。长达数十年未减。

先著有《经义存亡考》，经不断修订，成《经义考》300卷，是第一部统考历代经学的专科目录。以书名为纲，参历代目录所著说经之书，先注卷数、著者、注疏者，其下各注存、佚、阙、未见等附注，自古以来诸家书目所未及。网罗宏富，为两千年来经书总汇，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必备工具书，毛奇龄称编纂该书“非博极群书，不能有此”。康熙帝南巡时，还亲自为他写了“研经博物”的题词。此目分别在康熙四十年和乾隆二十年刊行。乾隆末年，翁方纲撰《经义考补正》12卷。

生平

朱彝尊，字锡鬯，秀水人，明朝大学士朱国祚曾孙。天赋异常，读书过目不忘。家里贫穷，四方游学，向南越过岭南，向北到达云朔地区，向东到达大海，登到和陆地相连的之罘岛，游历浙江瓯江流域地区。碰到祠堂荒冢、破炉残碣上面的文字，都细细搜索考证，与历史记载参照对比，寻找其中的差异。回到故乡，和李良年、周筼、缪泳辈一起【讲授诗歌】，他的文名逐渐大了起来。

康熙十八年，应试博学鸿词科考，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职务。当时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及朱彝尊都是以布衣百姓应试中考的，他们一起参与编修明史。他建议寻访遗留下来的典籍，同时放宽编修的时限，不要效仿元史那样编写的匆匆忙忙的。他辩论了方孝孺之友宋仲珩、王孟缊、郑叔度、林公辅诸人都没有被难，从而知道从亡、致身录说诛九族，并杀戮他的弟子朋友为一族不足为据，所说的九族，其实是本宗一族。又说东林人物不全都是君子，和东林不同道者，也不全都是小人。编写史书的人，不该存有门户偏见，以同道和不同道来分辨正邪。二十年，充当日讲起居注官。担任江南地方主考官，被人们称为能够得到人才。入值南书房，赐紫禁城骑马。数次参与内廷宴会，被赏赐绣花服装、时令水果，他的诗中都有记载。不久因为私自挟带小胥进入内廷写书被弹劾，降官一级，后来有官复原职。三十一年，假归。康熙南巡，在无锡迎驾，御书“研经博物”匾额赏赐给他。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只有彝尊兼有众长，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曾选《明诗综》，或因人录诗，或因诗存人，选择排序最为恰当。八十一岁过世。子朱昆田，也工于诗文，早卒。孙子朱稻孙，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科，也能继承先祖家风。

和朱彝尊一起参与教授诗歌的人中，李良年，字武曹，同乡人。与兄李绳远、弟李符都有诗名。中博学鸿词科考试，被罢官归家。谭吉璁，字舟石，嘉兴人，彝尊姑姑的儿子。年少时遇到强盗，以身体保护父亲，强盗舍之而去。后来以诸生试国子监第一，被授与弘文院撰文中书舍人职务，外派为延安同知。吴三桂叛乱，守榆城独独能够保全，论功加一级。推举应博学鸿词科考试，【报罢】。有《嘉树堂集》。

"

查慎行（1650～1727） 清代诗人，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祖。初名嗣琏，字夏重，号查田；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赐号烟波钓徒，晚年居于初白庵，所以又称查初白。海宁袁花（今属浙江）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家居10余年。雍正四年（1726），因弟查嗣庭讪谤案，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次年放归，不久去世。查慎行诗学东坡、放翁，尝注苏诗。自朱彝尊去世后，为东南诗坛领袖。著有《他山诗钞》。"生平

5岁能诗，“始入小学”。
6岁“通声韵，工属对”
10岁作《武侯论》。曾就学于黄宗羲，研究经学，对《周易》尤有心得。
19岁“读书于武林吴山，从慈溪叶伯寅先生学”，
20岁补诸生，出门远游，遍历云贵、华中、华北、东南各地，写出大量诗作，名噪一时。曾在纳兰明珠府中教授其幼子。
23岁应童子试
康熙二十八年，牵涉洪升《长生殿》的国恤张乐事件，遭革职，驱逐回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又号查田，籍贯改作钱塘。
康熙三十二年始中举人。
四十一年，康熙帝东巡，因大学士陈廷敬等推荐，诏随入都，入直南书房。
康熙四十二年赐进士出身，特授翰林院编修，后充武英殿总裁纂述。曾3次随驾巡游塞外，岁时风土，悉记以诗。得帝器重，亲书“敬业堂”额以赐。
康熙五十二年乞休归里，家居10余年，筑初白庵以居，潜心著述，人称初白先生。
雍正四年，因弟查嗣庭犯讪谤案，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世宗知其端谨，特许其父子返回田里。
次年放归，不到两个月即去世。其长子克建、堂弟嗣珣都是进士，时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文学成就

査慎行受经史于著名学者黄宗羲，受诗法于桐城诗人钱澄之；又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早著。入朝后从军西南，随驾东北，又饱览各地风光。其论诗以为“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

查慎行诗多纪游吊古之作，又多作组诗。古体如《中秋夜洞庭对月歌》、《石钟山》、《五老峰观海绵歌》；近体组诗如《金陵杂咏二十首》、《荆州杂诗六首》、《邯郸怀古三首》、《汴梁杂诗八首》、《建溪□歌词十二章》、《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都颇著名。反映民间疾苦的篇章则不多，只有《秦邮道中即目》、《芜湖关》，《白杨堤晚泊》、《芦洲行》、《悯农诗》、《赈饥谣》等诗，写及了这方面内容。

查慎行的诗“平生所作，不下万首”。后经他删定为4600余篇，按时地编次为《敬业堂诗集》48卷，《续集》 6卷，另有《词集》2卷。文不多作，所存绝少，《敬业堂文集》3卷，《别集》1卷，共100余篇，子孙搜访汇编而成。金庸小说《鹿鼎记》的回目都是集查慎行诗中的对句。

时代背景

清兵入关以后，江南一带士人抗清斗争前仆后继。至查慎行成年时代，清建国之初的那种反满复明的斗争已先后被扑灭或压制，除西南、西北边隅以外，大规模公开的反清斗争已成过去，清政权已相当稳固，政局已趋于平稳。康熙等一方面继续实施高压政策，残酷镇压汉族的零星反抗，大兴文字狱压制汉族士人；一方面则大事“稽古右文”，以怀柔手段笼络人心，特别是笼络汉族士人。这种双管齐下的政策，对当时士人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政治上，查慎行之辈已不同于明末清初民族意识十分强烈的老一辈士人，大多已在政治上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他们谋求仕途，欲以此实现人生追求。

当时湖州庄氏史案的广事株连虽也曾震动一时，但它给查慎行们的更大影响，只是造成他们对政治的恐惧感，从而促使他们更加小心翼翼地为人。所以，在查慎行等人的诗稿中，明末清初顾炎武式强烈的民族感情已逐渐少见。对查慎行这一代诗人诗歌思想成就的评价，似乎不必再拘泥于他们对亡明的态度而滞留在满汉问题上做文章了。对查慎行这一代诗人的诗作，似可转换视角，把着眼点落到他们反映当时现实和指陈时事的态度与深度上来。查慎行的诗，在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方面，与清初诗人多有异处，这一特点当引起我们注意。

藏书之家

查慎行好游山水，喜蓄典籍，73岁时退居里中，贮书万卷，坐卧其中。卒之日，惟手勘万卷书。家有“得树楼”，藏书甚富。管庭芬《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跋》称其“国初吾邑东 南藏书家，首推道古楼马氏，得树楼查氏，盖两家插架多宋刻元抄，而于甲乙两部积有异本，其珍守已逾数世，不仅为充栋计也”。查氏兄弟均有藏书之好，查慎行家有“得树楼”，藏书甚富；次查嗣僳，筑“查浦书屋”藏书；季查嗣庭字润木，有“双遂堂”藏书。后查嗣庭以文字狱戮尸，亲族子弟，均受株连，慎行以年老放归，三弟则遗留关西，藏书散失无存。所藏书钤有“查氏初白”、“南书房史官”、“希古”、“得树楼藏书”、“海宁查慎行字夏重又字悔余”、“初白庵主人”等印。至乾隆时，孙查岐昌仍以得树楼命藏书之所。藏书散佚后，吴骞曾得其残帙数种。著有《得树楼杂抄》、《经史正伪》、《随猎日记》、《周易玩辞集解》、《苏诗补注》、《黔中风土记》、《人海记》、《敬业堂诗集》等。"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汉族，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文学成就

吴伟业他一生写诗千余首。著有《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梅村诗馀》，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史乘《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

吴伟业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诗以宗法唐人为主，兼取宋代苏轼、陆游。《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颇能概括其特色及前后变化。

诗歌特色

良苦心
　　围绕黍离之痛，吴伟业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这类诗歌约有四种：一种以宫廷为中心，写帝王嫔妃戚畹的恩宠悲欢，引出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如《永和宫词》、《洛阳行》、《萧史青门曲》、《田家铁狮歌》等。第二种以明清战争和农民起义斗争为中心，通过重大事件的记述，揭示明朝走向灭亡的趋势，如《临江参军》、《雁门尚书行》、《松山哀》、《圆圆曲》等。第三种以歌伎艺人为中心，从见证者的角度，叙述南明福王小朝廷的衰败覆灭，如《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等。最后还有一种以平民百姓为中心，揭露清初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恶政和下层民众的痛苦，类似杜甫的“三吏”、“三别”，如《捉船行》、《芦洲行》、《马草行》、《直溪吏》和《遇南厢园叟感赋》等。此外还有一些感愤国事，长歌当哭的作品，如《鸳湖曲》、《后东皋草堂歌》、《悲歌赠吴季子》等，几乎可备一代史实。他在《梅村诗话》中评自己写《临江参军》一诗：“余与机部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这种以“诗史”自勉的精神，使他放开眼界，“指事传词，兴亡具备”，在形象地反映社会历史的真实上，取得突出的成绩，高过同时代的其他诗人。
　　痛失名节的悲吟，是他诗歌的另一主题。这以清顺治十年出仕为标志，在灵与肉、道德操守与生命保存之间，吴伟业选择苟全性命，堕入失节辱志的痛苦深渊，让自赎灵魂的悲歌沉挚缠绵，哀伤欲绝。《自叹》、《过吴江有感》、《过淮阴有感》、组诗《遣闷》等，忏悔自赎，表现悲痛万分的心情，“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怀古兼吊侯朝宗》诗说：
　　河洛烽烟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诗人自注：“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在《贺新郎·病中有感》词里，自我剖析：“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临死仍不忘反省：“忍死偷生廿载馀，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自怨自艾，后悔不迭。吴伟业是真诚的，以诗自赎确实是其心音的流露，《梅村家藏稿》以仕清分前后两集，“立意截然分明”，表示他不回避和掩饰自己的污点，死时遗命家人敛以僧装，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用以表明身仕二姓的悔恨与自赎的真心。这类诗歌对我们认识在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的困扰与冲突里挣扎的人生悲剧，有着启迪作用。

梅村体
　　梅村体指在继承初唐四杰七言乐府的格律和元白长庆体叙事体制基础上变化创新而成的长篇七言歌行。
　　吴伟业是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 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 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 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极委婉的笔调，讥刺吴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门，沦为千古罪人。全诗规模宏大，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运用追叙、插叙、夹叙和其它结构手法，打破时空限制，不仅重新组合纷繁的历史事件，动人心魄，也使情节波澜曲折，富于传奇色彩。细腻地刻画心 理，委婉地抒发感情，比喻、联珠的运用，历史典故与前人诗句的化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而且注重转韵，每一转韵即进入新的层次。诗人画龙点睛般的议论穿 插于叙事中，批判力量蓄积于错金镂彩的华丽辞藻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精警隽永，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
　　吴伟业歌行成绩突出，誉满当世，袁枚说“公集以此体为第一”。赵翼评吴伟业诗：“以唐人格调，写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词藻又丰，不得不为近代中之大家。”受其影响写作“梅村体”的吴兆骞因丁酉科场案，遣戍黑龙江宁古塔，《秋笳集》描写塞外风光和郁愤情怀，苍凉激楚。吴兆骞的《榆关老翁行》、《白头宫女行》，以“老翁”和“宫女”的身世遭遇和荣辱变迁，反映家国灭亡，感慨沉沦，与“梅村体”诗歌一脉相承。至清末王闿运《圆明园词》、樊增祥前后《彩云曲》、杨圻《天山曲》、王国维《颐和园词》等，都是“梅村体”的遗响。

生平

清初有影响的诗人，史推“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而真正有资格与“才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钱谦益并列的，只有吴伟业。钱氏兼宗唐宋，吴氏学唐，此后清代的各种诗派，大抵不出这二人的门户，足见二人对清代诗歌影响之深远。
　　钱谦益极口赞誉吴伟业的诗才，曾用“以锦绣为肝肠，以珠玉为咳唾”来形容吴伟业诗歌之风华绮丽。康熙帝亲制御诗《题〈吴梅村集〉》：“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搜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对吴伟业诗歌给予恰当中肯的高度评价，肯定了吴伟业诗歌地位。

一、“苦被人呼吴祭酒，自题圆石作诗人”——宗源瀚《题梅村先生写照》
　　吴伟业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出生于江苏太仓的一个读书人家中。吴伟业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位身穿红衣的使者送来会元坊，因此，父母对小伟业寄寓了深切的期望。伟业七岁开始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著名学者张溥见到伟业的文章，感叹地说：“文章正印在此子矣！”于是收留吴伟业在门下受业，传授通今博古之学。
　　天启四年，张溥创立复社，吴伟业即成入室弟子，名重复社。崇祯四年，吴伟业参加会试，遭到乌程党人的诬陷，被指控徇私舞弊，幸亏崇祯帝调阅会元试卷，亲自在吴伟业的试卷上批上“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才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同年，吴伟业奉旨归娶先室程氏，荣极一时。陈继儒描绘当时盛景说：“年少朱衣马上郎，春闱第一姓名香。泥金帖贮黄金屋，种玉人归白玉堂。”张溥也高兴地夸奖自己的弟子：“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
　　崇祯十年，吴伟业迁东宫讲读官，与温体仁党斗争剧烈。崇祯十一年，崇祯帝临场视学，观看皇子就学情况，亲问《尚书》大义，讲毕，获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十二年，再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十三年，升中允谕德。十六年，升庶子。这段时期，吴伟业仕途之上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而这一切与崇祯帝对他的殊遇是密切相关的，他从内心感激崇祯帝。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先生里居，闻信，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乃已”。出于对明王朝的依恋，特别是对崇祯帝的感恩心理，吴伟业在其编撰的《绥寇纪略》中，极力诋毁、攻击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弘光元年，南京政府召拜吴伟业为少詹事，居官仅两月，因与马士英、阮大铖等权臣不合，谢官归里。 对清朝政权，吴伟业开始采取的是消极的不合作的态度，在明亡以后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一直屏居乡里，保持名节。
　　顺治十年，“诏举遗佚，荐郯交上”，有司再三敦逼，吴伟业控辞再四，二亲流涕相求，不得已乃应诏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四年，吴伟业借口身体有病，辞官请假归里。
　　对这段历史，吴伟业内心深感耻辱，晚年以仕清为“误尽平生”之憾事。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载：“昔吴梅村宫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某伶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的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他的好友侯方域在顺治九年贻书相约，终隐林泉，杜门不通。后侯方域去世，吴伟业在《怀古兼吊侯朝宗诗》中万分悲痛地自责：“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尊。”
　　康熙十年夏季，江南酷热，吴伟业“旧疾大作，痰声如锯，胸动若杵”，他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便留下遗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险，无一境不尝艰辛，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日：‘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代大诗人吴伟业病逝，葬于苏州元墓山之北。
　　由此看来，吴伟业晚年深为自己仕清失节而痛悔，他不愿别人以入清官职“祭酒”相称，而自许为普普通通一“诗人”。《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吴伟业”条认为：“《清史列传》列入‘贰臣传’中，殊属不当。”他与钱谦益的失节降清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后人“苦被人呼吴祭酒，自题圆石作诗人”的评议可谓甚得伟业之心。

二、“萧瑟真怜庾子山，空余词赋动江关”——施补华《题梅村先生画像》
　　吴伟业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他首先是诗人。他的诗歌专模唐人格调，辞藻华丽，长于七言歌行，尤工关于时事之古诗，这一方面可以举《永和宫词》、《圆圆曲》、《楚两生歌》为其代表作品，与唐代白居易之《长恨歌》、《琵琶行》颇有同调之感。因此，后人以“诗史”评价吴伟业诗歌，说他的诗歌是“诗中有史”。吴伟业的诗歌创作以明亡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诗作，才华艳发，吐纳风流；后一阶段的诗作，风格一变，苍凉萧瑟，晚年学庾信，风骨愈上。他的诗歌收集在《梅村诗集》中。
　　除诗歌创作外，吴伟业还是清初重要的戏剧家，代表作品有《秣陵春》、《通天台》、《临春阁》等。他希望通过戏剧创作来表达自己的“伤心痛哭之调”，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唱三叹，于是乎作焉，是编也，果有托而然耶？果无托而然耶？余亦不得而知也。”他的戏剧方面的创作收集在《乐府杂剧》中。
　　上文说过，吴伟业“专纪崇祯时流寇迄于明亡”撰《绥寇纪略》，全书分十二篇，每篇以三字为标题。这本专著是站在明王朝一方攻击明末农民起义的。因为是站在亡明的立场之上，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最终还是触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忌讳，几构一场文字狱。吴伟业的学术专著还有《春秋氏族志》、《春秋地理志》、《复社纪事》等。
　　吴伟业的文章清秀隽丽，值得注意。他曾说“平生以文章友朋为性命”，足见他对文章的重视和自负。《梅村家藏稿》收集他的各类文章，共成三十五卷。另外，吴伟业还是清初有名的画家，有作品传世。

三、“掬伤心之抱，奏亡国之音”——王式通《〈梅村家藏稿〉序》
　　《四库提要》论吴伟业诗歌云：“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风华绮丽是吴伟业诗歌的突出特点，例如《田园杂兴八首》：
　　竹坞花潭过客稀，灌畦才罢掩松扉。道人石上支颐久，渔父矶头欸乃微。潮没秋田孤鹜远，阁含山河断虹园。亭皋木落黄州梦，江海翩跹一羽衣。
　　吴伟业诗歌的又一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现实地记叙了明清之际民不聊生、伤乱流离的社会生活，善于叙事，抒情性强。如《避乱六首》：
　　晓起哗兵至，戈船泊市桥。草草十数人，登岸沽村醪，结束虽非常，零落无弓刀。使气挝市翁，怒色殊无聊。不知何将军，到此贪逍遥？官军昔催租，下令严秋毫，尽道征夫苦，不惜耕人劳。江东今丧败，千里空萧条。此地村人居，不足容旌旄。君见大敌勇，莫但惊吾曹。
　　再有大量的作品，则表达了眷怀故国之深情，人事苍凉之悲愤，如《过淮阴有感》：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晚年作品，则偏重于表达逸民之痛、失节之恨，凄婉动人。如《贺新郎·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事，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吴伟业死前曾说：“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他所说“寄托良苦”，一是指他的诗歌多影射时事，只是慑于清廷之威不敢直言，所谓“诗史”之义即指此；二是指他以诗歌抒发自己失节之恨，希望后人能通过读他的诗歌而了解他的内心痛苦，并体察他复杂矛盾的心情，进而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

介绍

吴伟业 明末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太仓。少时"“笃好《史》、《汉》，为文不趋俗”“，受张溥赏识，收为学生。崇祯四年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后任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南明福王时,拜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仅任职两月便辞官归里。清朝顺治十年，被迫赴京出仕。初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三年后奔母丧南归，从此隐居故里直至去世。吴伟业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仇视农民起义军,对清统治者也无好感。他屈节仕清，一直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在诗文中多有表露。

吴伟业诗今存1000多首，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颇能概括其特色及前后变化。他的诗歌多写哀时伤事的题材，富有时代感。他的近体诗中的佳作有《过吴江有感》、《过淮阴有感》、《杂感》、《扬州》、《读史杂感》、《怀古兼吊侯朝宗》等。其中《扬州》四首，更是他七律的力作。而他的七言歌行更为出色，音节极佳,情韵悠然,其中如《圆圆曲》讽刺吴三桂降清；《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写田妃、公主的身世遭遇；《楚两生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写艺人的漂零沦落；《临江参军行》颂扬抗清将领；《松山哀》讽刺洪承畴降清,内容深婉,有”“诗史”"之称。他还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之作，如《直溪吏》、《临顿儿》、《堇山儿》、《马草行》、《捉船行》等。不过吴伟业的七言歌行也有用典过多的缺点。

吴伟业词作不多,但传诵颇广。陈廷焯评论说:"“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又说：”“梅村高者，有与老坡神似处。”"其风格与诗近似，清丽哀婉。如〔满江红〕《蒜山怀古》，咏镇江府事，声情悲壮；〔贺新郎〕《病中有感》，自怨自艾，悲感万端，感人至深。

吴伟业著作有《梅村家藏稿》、《梅村诗馀》，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史乘《绥寇纪略》等。

"

郑板桥（1693—1765）清代官吏、书画家、文学家。名燮，字克柔，汉族，江苏兴化人。一生主要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世称“三绝”，擅画兰、竹、石、松、菊等植物，其中画竹已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著有《板桥全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元年进士。中进士后曾历官河南范县、山东潍县知县，有惠政。以请臻饥民忤大吏，乞疾归。"轶事典故

以怪出名
　　郑板桥的“怪”，颇有点济公活佛的味道，“怪”中总含几分真诚，几分幽默，几分酸辣。每当他看到贪官奸民被游街示众时，便画一幅梅兰竹石，挂在犯人身上作为围屏，以此吸引观众，借以警世醒民。

颇有骂名
　　郑板桥无官一身轻，再回到扬州卖字画，身价已与前大不相同，求之者多，收入颇有可观。但他最厌恶那些附儒风雅的暴发户，就像扬州一些脑满肠肥的盐商之类，纵出高价，他也不加理会。高兴时马上动笔，不高兴时，不允还要骂人。他这种怪脾气，自难为世俗所理解。有一次为朋友作画时，他特地题字以作坦率的自供：

“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之贱相也。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极是不可解处。然解人于此，但笑而听之。”

个人润例
　　郑板桥卖画，不像历来文人画家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既然已经迈进市场，索性大大方方的。他制定《板桥润格》，成为中国画家明码标价卖画的第一人。“大幅6两，中幅4两，小幅2两，条幅对联1两，扇子斗方5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作无益语言也。”还在最后附了一首诗：“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明明是俗不可耐的事，但出诸板桥，转觉其俗得分外可爱，正因他是出于率真。

好吃狗肉
　　板桥定润格，规定凡求其书画者，应先付定金，并作润例，颇为风趣。当时，许多豪门巨绅，厅堂点缀，常以得到板桥书画为荣。但板桥不慕名利，不畏权势，生平最不喜为那些官宦劣绅们作书画，这在他老人家的润格里是不便声明的。有一次，一帮豪绅为得其书画，运用计谋，设下陷阱。他们了解到板桥爱吃狗肉，就在他偕友外出交游的必经之路上，借村民的茅舍，烹煮了一锅香喷喷的狗肉，待板桥经过时；主人“笑脸相迎，并以狗肉好酒相待。”板桥不疑，开怀畅饮，连赞酒美肴不止。饭罢，主人端出文房四宝，言请大人留联以作纪念。板桥深觉今有口福，便立刻应诺，随即起身提笔，并询问主人大名，署款以酬雅意。书毕，尽兴而归。后来，在一次宴席上，他偶然发现自己的书画作品挂在那里，方知自己受骗，十分后悔，自己嘴馋不已。

刻苦习字
　　据说，郑板桥早年学书相当刻苦，写众家字体均能神似，但终觉不足。有一次，他竟在妻子的背上划来划去，揣摩字的笔画和结构。妻子不耐烦了，说：“你有你的体，我有我的体，你老在人家的体上划什么?”这无意间说出的一语双关的话，使板桥恍然有悟：不能老在别人的体格上“规规效法”，只有在个人感悟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才能独领风骚。于是，他取黄庭坚之长笔划入八分，夸张其摆宕，“摇波驻节”，单字略扁，左低右高，姿致如画。又以画兰竹之笔入书，求书法的画意。清人蒋士铨说他“写字如作兰，波磔奇古形翩翩”，生动地道出了“板桥体”的特质。

板桥姻缘
　　郑板桥文采盖世，可惜早期穷途潦倒，一日走到一家人门前，惊觉门前的对联是自己的诗作，郑生向户主饶夫人问个究竟，饶夫人说自己女儿极爱郑板桥的作品，郑生忙道自己正是郑板桥，饶夫人马上把女儿五娘叫出来，并且把她许配给郑板桥，郑板桥后来高中进士，大小登科一道儿至，夫妇二人也恩爱一生。

余桃口齿
　　郑板桥在《板桥自叙》曾写道：“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有一言干与外政，即叱去之，未尝为所迷惑。”余桃口齿，椒风弄儿，都是好男风的典故。大意说是自己尤其喜好男色，但是因为老丑，常常是因为金钱而接近他。只是他却不许男妓干扰他外政，否则就驱逐出去。并没有因男色而耽误县治。曾主张改刑律中的笞臀为笞背。身为县令，一次不得不对一犯赌美男施以杖责，竟至于差点当堂落泪。

巧骂豪绅
　　有一次，一个豪绅求郑燮题写一个门匾。那个豪绅平日里巴结官府，干尽了很多坏事。郑燮决定要捉弄他一下，便写了”雅闻起敬“四个字。油漆门匾时，郑燮叮嘱漆匠对”雅、起、敬“三个字只漆左半边，对”闻“字只漆”门‘字。过了一段时间，豪绅楼前门匾上的字没上漆的部分模糊不清了，而上漆的部位越发清晰。远远一看，原来的“雅闻起敬”竟成了“牙门走苟”。

多才多艺

画竹
　　自谓画竹多于纸窗粉壁见日光月影的影射怪取得。曾题道：“吾之竹清俗雅脱乎，书法有行款，竹更要行款，书法有浓淡，竹更要有浓淡，书法有疏密，竹更要有疏密。”他擅写竹，更将款题于竹石间，以竹之“介于否，坚多节”来表达自我孤高的情操。

工楷隶
　　综合草隶篆楷四体，再加入兰竹笔意，写来大小不一，歪斜不整，自称“六分半书”，他以黄山谷笔致增强作画的气势，以“乱石铺街、浪里插篙”形容其书法的变化与立论的依据。

擅画兰竹石
　　体貌书朗，风格劲峭，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蒋士铨题画兰诗中说：“板桥作画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是姿致。”这段话，将“书”与“画”在他作品中的关系真是说得透剔极了。

书画特色
　　独创写意，着意趣味。他自谓应有“真气、真趣、真意”

诗文特性
去陈旧套语。
白话代替古典。
暗喻民族志节。

郑燮有二首咏竹的诗，其一为“题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既点出竹之“处境”，更直接说出竹的贞定，经得起各种磨难考验，俨然是个顶天立地、昂然不屈的烈士，令人望之生“敬”。
　　另一首为“题画竹”：
　　“画竹插天盖地来，翻风覆雨笔头载；我今不肯从人法，写出龙须凤尾来。”前二句写画竹的气势，后二句则双写人与竹的“择善固执”及不从俗流、不为俗物的个性。
　　《郑燮六十自寿》：
　　“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 取数页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 过到六旬犹少。”
　　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

对联
◎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
◎ 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青山当画屏。
◎ 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近斗茶。
◎ 删繁就简三秋树，立意标新二月花。

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一句平淡有味的名言。
　　他本是个聪明绝顶，通今博古的一代文豪，却偏偏写什么“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并煞有介事地再加上个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入糊涂更难”。
　　一般为官者都会了解，为政得罪巨室，就难有好的下场。而板桥一反积习，独行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后，不惜扔掉热烘烘的乌纱，而宁可回到冷飕飕的秋江上去钓鱼，也正因他的率真，才能显得如此的洒脱。
　　他所题的“难得糊涂”，可能有两种含意，一方面似有鉴于官场中的糊涂，他难得那种糊涂，只有及早抽身。另一方面当系看透世态，为免多惹烦恼，不妨糊涂一点。他能保全这种糊涂，也算得是可人了。

板桥三绝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正可概其生平，也是最确切的赞颂。传统书香门第的楹联，常题：“传家有道存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正是郑板桥的最佳写照。
　　举其诗集里三首题画的诗，来看郑板桥三绝－－诗、书、画的高妙。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诗云》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云》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
　　《初返扬州画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载酒饼，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
　　从这三首诗中，悠悠然的感受到题诗如画的美外，更可闻到他关心民情，以及因案辞官的高操志节；疏放狂宕中，更见其真性情，故人有云，板桥三绝充满了三真：真气、真意、真趣，的确形容得非常贴切。

绘画艺术
　　封建社会中，士大夫自以为清高、坚贞、虚心，往往在画图中、题画诗中表露其意，但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多方面因素，这些士大夫对人生的挫折、社会的不公往往多采取远离生活，逃避现实，隐遁山林，寄情于自然丘壑的态度，作品大都是以闲情寄兴、自娱娱人的为多，即使有感而发的诗题也是泛泛而谈，有它的局限性。
　　而清代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的题画诗却有所不同，他已摆脱传统单纯的以诗就画或以画就诗的窠臼，他每画必题以诗，有题必佳，达到“画状画之像”“诗发难画之意”，诗画映照，无限拓展画面的广度，郑板桥的题画诗是关注现实生活的，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他以如枪似剑的文字，针砭时弊，正如他在《兰竹石图》中云：“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
　　郑板桥出身于书香门第，康熙末年中秀才，雍正十年中举人，乾隆元年中进士，五十岁起先后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计十二年。“得志加泽于民”的思想，使得他在仕途对连年灾荒的平民百姓采取了“开仓赈贷”“捐廉代输”等举措，这引起了贪官污吏、恶豪劣绅的不满，被贬官。之后，他靠卖画维持生活。郑板桥的一生，经历了坎坷，饱尝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世态炎凉，他敢于把这一切都糅进他的作品中。品析郑板桥不同时期所画的兰竹图上的题画诗，我们可以透过有限画幅的形象联想到郑板桥的人生经历，联想到清代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使单幅画面犹如文学作品、影视片一样，叙说着许多许多……
　　当他任山东潍县知县，曾作过一幅画《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画中题画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画中的竹子不再是自然竹子的“再现”，这诗题，不再是无感而发的诗题，透过画和诗，使人们联想到了板桥的人品，他身为知县，从衙斋萧萧的竹声，联想到百姓困苦疾声，说明他心中装着百姓，情感链系在百姓身上。这时画中的竹叶有了形象的扩展，郑板桥开仓赈贷，救济灾民的场景一幕幕地浮现在人们脑海里，“凝固的瞬间”在观众的脑海里变成了无限延续的故事，好似极富感染力的小说、影片那样，扣人心弦，发人深思。寥寥几笔竹叶，简练几句诗题，让人倍感作品中蕴藏着的深刻的思想、浓浓的情意。再有几幅是郑板桥被贬官后离开潍县，三头毛驴一车书，两袖清风而去，临行前后作的画，其一画竹图题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竹渔竿”，借竹抒发了他弃官为民、淡泊名利、享受人生的平静心态，其二《竹石图》中题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画幅上三两枝瘦劲的竹子，从石缝中挺然后立，坚韧不拔，遇风不倒，郑板桥借竹抒发了自己洒脱、豁达的胸臆，表达了勇敢面对现实，绝不屈服于挫折的人品，竹子被人格化了，此时，“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类似的还有，如《墨竹图》题云：“宦海归来两鬓星，春风高卧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江南一片青。”另一幅竹图题云：“我被微官困煞人，到君园里长精神，清香一片萧萧竹，里面阶层终绝尘。”这几幅墨竹图，都是借竹子抒发他遭贬官后，越发洒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感。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郑板桥所画竹子和题画诗，大多是借竹缘情，托物言志，抒发了“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情怀，表现出“立根原在乱岩中，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劲，表达出“写取一枝清瘦竹，乌纱掷去不为官”的气节和气概，凡竹子的高风亮节，坚贞正直，高雅豪迈等气韵，都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郑板桥作品不同于传统花鸟画之处，不同于前人之处。传统的兰竹大多数表现为欣赏性的、娱乐性的主题，画面主要追求自然形象的真与美、绘画技能的高与低、笔墨运用的娴熟与雅俗，而到了郑板桥的笔下，除了达到这些技能技巧外，题画诗还赋予这题材新的思想内容和深邃意境，使花鸟画亦能产生思想性、抒情性，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让人看了以后，回味无穷，思绪万千……
　　郑板桥画竹独特，画石亦如此。自然界再无情的石头在他笔下也活了，如《柱石图》中的石头，这也是前人画中常用题材，但很少把它作为主体形象来表现的。而郑板桥在画幅中央别具一格地画了一块孤立的峰石，却有直冲云霄的气概，四周皆空没有背景。画上四句七言诗：“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诗点破了画题，一下子将石头与人品结合到一块儿，可谓“画不足而题足之，画无声而诗声之。诗画互相为用，开后人无数法门。”板桥借挺然坚劲的石头，赞美陶渊明。板桥赞美他刚直不阿、品格高尚的人格，同时似乎也有吐露他自己同样遭遇及气度的意思。画中的石头代表了人物形象，蕴藏着刚直不阿、气宇轩昂的品质，使人感到，此处画石头比画人更有意味，更能揭示深刻含义。
　　郑板桥还有很多以兰花为主题的画，也表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借题画诗发挥，寓意对各种各样事物的看法。如：有的借兰花特征，透溢出做人胜不骄、败不馁，持平常心态的胸臆，题画诗云：“兰花与竹本相关，总在青山绿水间，霜雪不凋春不艳，笑人红紫作客顽。”由兰花让人产生联想，做人要像兰花一样幽静、持久、清香，不浮不躁，不争艳。咫尺画幅，拓展无限之大，意境深邃。又如：有的借一丛丛兰花，夹着一些荆棘的自然现象，抒君子能宽容小人之大度的气质。《荆棘丛兰石图》题画诗云：“不容荆棘不成兰，外道天魔冷眼看，看到鱼龙都混杂，方知佛法浩漫漫。” 另一幅《荆棘丛兰石图》题云：“满幅皆君子，其后以荆棘终之何也？盖君子能容纳小人，无小人亦不能成君子，故棘中之兰，其花更硕茂矣。”板桥匠心独运，兰花中穿插几枝荆棘，画兰花与荆棘共存，表达了遇有小人，虚怀若谷、和睦共处，“历经磨练，方成英雄”的宽宏大量之胸怀，读画者亦受益匪浅。越读越感简单的植物具有高深的意境，乐趣无穷。纵观郑板桥笔下所画的兰竹石，细品题画诗，我们不难看出，他喜画兰竹石的缘由，正如他所云：“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而“为四美也”。“有兰有竹有石，有节有香有骨”。在他眼中，兰竹石，能代表人坚贞不屈，正直无私，坚韧不拔，心地光明，品格高洁等品格，因而其题画诗的字字句句，托物言志，意境深远。
　　郑板桥最著名就是《墨竹图题诗》了：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市，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首诗写他在任上时山东受灾，饥民无数。郑板桥整日为灾民奔波，白天劳顿，晚上思绪万千，夜不能寐。听着冷雨敲窗，风吹疏竹，发出萧萧之声，他立即联想到百姓啼饥号寒的怨声，于是起身展纸作画，成就此篇，送与上级使其了解民间疾苦。他又上书请示放赈，打开官仓，救济百姓。灾情严重，情况紧急，他来不及等上级批复，毅然决定开仓放粮，同时动员官人煮粥赈灾，因此得罪了上级，被罢官。
　　上述种种，都是郑板桥借兰竹石与现实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发生紧密联系，有感而发的创作画，也正是将“文人画”，“脱离现实，逃避现实”，引向“关心现实，注意现实”做出的贡献。题画诗，使比较单纯的花鸟画，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产生深刻的思想性、抒情性，拉近了与读画者的距离，仿佛进行了心与心的交流、面对面的对话，使“凝固的瞬间”不断延续着，加强了艺术感染力。
　　题画诗在他笔下，除了在内容上有思想性，抒情性以外，在形式上还更具有艺术性、趣味性。题画诗能充分体现“书画同源” “用笔同法”的艺术趣味，而传统画家的题款跋文，大多题于画的空白处，与画面起平衡作用，但“扬州八怪”的题款已脱传统国画以及“文人画”题款、题诗的窠臼，特别是郑板桥将书法与画糅合在一起，还成了共同表现形象的特殊手法，彼此关系不分割。如《兰石图》，郑板桥别具匠心地将诗句用书法的形式，真草隶篆融为一体，大大小小，东倒西歪，犹如“乱石铺街”地题于石壁上，代替了画石所需的皴法，产生了节奏美、韵律美，又恰到好外地表现了石头的立体感、肌理美，比单纯用皴法表现立体感更具有意趣。这倒成了不可或缺的表现方法，既深刻揭示兰花特征，寓意高尚人品的意境美，又有书法艺术替代皴法的艺术美。让人在观画时既享受到画境、诗境的意境美，又能享受到书法艺术的形式美，沉浸在诗情画意中。另在许多兰竹石的画幅上，他题诗的形式变化多端，不守成规，不拘一格，自然成趣，达到书佳、行款得体，画亦随之增色。所谓行款得体，即是视画面的实际，进行构思，讲究构图的形式美，因而他将题画诗或长题于侧，或短题于上下，或纵题、或横题、或斜题、或贯穿于兰竹之间、藤叶之间，断断续续地题，观其形态，参差错落，疏密有致。是书也是题，是画也是诗，是诗也是画，欣赏每幅画中题画诗，既是绝妙的书法再现，也是将书画相映成趣的综合艺术，书题与画面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统一的诗情画意，给人以综合的完美的艺术享受。因而，世人无不赞叹他们是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最佳创作者。
　　综上所述，郑板桥的作品突破了传统花鸟画藩篱，他的作品不是自然景物的“再现”，不是前人艺术的翻版，也不是远离生活的笔墨游戏，是有着独特个性，有创新精神的。因而，自它的作品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国内外人们的欢迎。不难发现，人们的审美标准，喜欢有个性，有意境，有创新，有感染力的作品，这就给我们启示：作品只有具有个性、创新，才有着无限的生命力。

人物生平

早岁艰辛
　　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子时，郑板桥出生，其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拮据。三岁时，生母汪夫人去世，少时随父立庵至真州毛家桥读书。至八、九岁已在父亲的指导下作文联对。

康熙四十年，十四岁又失去继母郑夫人。乳母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朴真的劳动妇女，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郑板桥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十六岁从乡先辈陆种园先生学填词。

康熙五十二年，二十岁左右考取秀才。

康熙五十五年，娶妻徐夫人。是年秋郑板桥首次赴北京，于漱云轩手书小楷欧阳修《秋声赋》。

康熙五十八年，至真州之江村设塾教书。

客居扬州
　　雍正元年，父亲去世，此时板桥已有二女一子，生活更加困苦。由于生活困苦，郑板桥在三十岁以后即弃馆至扬州卖画为生，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在扬州卖画十年期间，也穿插着一些旅游活动。不幸的是徐夫人所生之子去世，郑板桥曾作诗以致哀。

雍正三年，出游江西，于庐山结识无方上人和满洲士人保禄。出游北京，与禅宗尊宿及其门羽林诸子弟交游，放言高论，臧否人物，因而得狂名。在名期间，结织了康熙皇子、慎郡王允禧，即紫琼崖主人。

求学通仕
　　雍正五年，客于通州，读书于扬州天宁寺，手写《四书》各一部。

雍正七年，作《道情十首》初稿，三十九岁，徐夫人病殁。郑板桥十载扬州，结论了许多画友，金农、黄慎等都与他过往甚密，对他的创作思想乃至性格都有极大的影响。

雍正十年，郑板桥四十岁，是年秋，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作《得南捷音》诗。为求深造，赴镇江焦山读书。现焦山别峰庵有郑板桥手书木刻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乾隆元年，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五月，于太和殿前丹墀参加殿试，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为赐进士出身，特作《秋葵石笋图》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乾隆二年，滞留北京一年左右，以图仕进，未果，南归扬州，得江西程羽宸资助，娶饶氏。乳母费氏卒。

乾隆四年，作七律四首赠淮南监运使虞见曾。

乾隆五年，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作序。

乾隆六年，入京，候补官缺，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礼诚款待。

乾隆七年春天，郑板桥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始订定诗、词集，并手写付梓。

乾隆八年，将《道情十首》几经修改，至是方定稿，刻者为上元司徒文膏。

两任知县
　　乾隆九年，妾饶氏生子。郑板桥任范县知县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十一年，自范县调署潍县。同年，山东发生大饥荒，经常发生人吃人现象。潍县原本繁华大邑，因灾荒连年，救灾便成了郑板桥主持潍县政事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开仓赈货，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城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食之。尽封积粟之家，活万余人。秋以歉收，捐廉代轮，尽毁借条，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食，板桥感叹系之，作逃荒行。

乾隆十二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

乾隆十三年，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板桥随同前往。时值秋熟，潍县灾情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纪其事。为防水浸寇扰，捐资倡众大修潍县城墙。秋末，书修潍县城记。乾隆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筹备，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

乾隆十四年，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病世。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诗钞，并手写付梓。

乾隆十五年，撰板桥自序。同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作文昌祠记。

乾隆十六年，海水溢，板桥至潍县北边禹王台勘灾。郑板桥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深得百姓拥戴。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作“难得湖涂”横幅。

乾隆十七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在文昌祠记和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更读书”。官潍七年，板桥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吏治文名，为时所重”。板桥居官十年，洞察了官场的种种黑暗，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抱负难以实现，归田之意与日俱增。

晚年生活
　　乾隆十八年，郑板桥六十一岁，以为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去潍之时，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去官以后，板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

乾隆十九年，郑板桥游杭州。复过钱塘，至会稽，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

乾隆二十二年，参加了两淮监运使虞见曾主持的虹桥修禊，并结识了袁枚，互以诗句赠答。这段时期，板桥所作书画作品极多，流传极广。

乾隆二十七年，画了一幅《竹石图》，一块巨石顶天立地，数竿瘦竹几乎撑破画面。右上角空白处题诗一首：“七十老人画竹石，石更凌嶒竹更直。乃知此老笔非凡，挺挺千寻之壁立。乾隆癸未，板桥郑燮。”下揿两方名号印。画幅右下方空白处又押上“歌吹古扬州”闲章一方。郑板桥颠沛了一生，不向各种恶势力低头，仍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劲挺，如兰花般高洁。诗题得整整斜斜，大大小小，或在峰峦之上，代之以皴法；或在竹竿之间，使画连成一片；或在兰花丛中，衬托出花更繁，叶更茂。画上题诗，宋元即首，并非郑燮始创，但如郑燮之妙，实不多见，妙就妙在各类艺术高度统一。

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板桥卒，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享年七十三岁。

官宦生涯

1732年，郑板桥四十岁，是年秋，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作《得南捷音》诗。为求深造，赴镇江焦山读书。现焦山别峰庵有郑板桥手书木刻 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1736年，乾隆元年，四十四岁，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五月，于太和殿前丹墀参加殿试，中二甲第 八十八名进士，为赐进士出身”，特作《秋葵石笋图》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737年，四十五岁，滞留北京一年左右，以图仕进，未果，南归扬州.得江西程羽宸资助，娶饶氏。乳母费氏卒。1739年，四十七岁，作七律四首赠淮南监运使虞见曾。1740年， 四十八岁，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作序。1741年，四十九岁，入京，官缺，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热情款待。

作吏山东
　　郑板桥五十岁时，即1742年春天，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始订定诗、词集。1743年，五十一岁，将《道情十首》几经修改，至是方定稿，刻者为上元司徒文膏。1744年，饶氏生子。郑板桥宰范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
　　1746年，乾隆十一年，五十四岁，自范县调署潍县。是年山东大饥，人相食。潍县原本繁华大邑，然自是年灾荒连年，救灾便成了郑板桥主持潍县政事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开仓赈货，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城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食之。尽封积粟之家，活万余人。秋以歉收，捐廉代轮，尽毁借条，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食，板桥感叹系之，作逃荒行。
　　1748年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板桥随之。秋大熟，潍县灾情 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纪其事。为防水浸寇扰，捐资倡众大修潍县城墙。秋末，书修潍县城记。
　　1751年，海水溢，板桥至潍县北边禹王台勘灾。郑板桥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 深得百姓拥戴。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1747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1748年，乾隆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筹备，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
　　1749年，五十七岁，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病殁。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诗钞，并手写付梓。1750年撰板桥自序。同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作文昌祠记。1751年，五十九岁，作难得糊涂横幅。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在文昌祠记和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

仕途不顺
　　任山东范县知县，清正廉明。
　　潍县知县，遇饥荒，修筑城池，迫富豪平价售粮，被密告，以赈灾不当被惩，乃辞官归去。他先后做过山东范县及潍县的县令，深入民间，洞悉民间的疾苦，终因救灾而得罪了巨室，冤枉被参，他宦情已薄，毅然辞官返里。他在惜别潍县绅民所画的一幅竹子上题了一首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又为惜别僚属，画了一幅菊花，也题上诗：“进又无能退又难，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必须旷达的心胸，才能自然流露出这般的潇洒。
　　曾当过十二年七品官，他清廉刚正，在任上，他画过一幅墨竹图，上面题诗：“衙斋卧听潇潇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对下层百姓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对民情风俗有着浓重的兴趣，在他的诗文书画中，总是不时地透露着这种清新的内容和别致的格调。

介绍

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他是江苏兴化人。

他的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元年进士。

郑板桥生于1693年11月22日，逝于1765年1月22日，享年73岁；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丙辰科二甲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做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间亦以画法行之。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罢归，居扬州，声誉大着。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 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 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代表画作为《兰竹图》。

"

沈复 （1763年—1825），字三白，号梅逸，清乾隆二十八年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清代文学家。著有《浮生六记》。工诗画、散文。据《浮生六记》来看，他出身于幕僚家庭，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以卖画维持生计。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随父亲到浙江绍兴求学。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巡江南，沈复随父亲恭迎圣驾。后来到苏州从事酒业。他与妻子陈芸感情甚好，因遭家庭变故，夫妻曾旅居外地，历经坎坷。妻子死后，他去四川充当幕僚。此后情况不明。"生平

少年随父游宦读书，奉父命习幕，曾在安徽绩溪，上海青浦，江苏扬州，湖北荆州，山东莱阳等地做幕僚。中年经商。沈复平时好游山水，工诗善画，长于散文。除《浮生六记》外，诗稿散佚，仅存《望海》《雨中游山》及题画诗数首。"

高鼎，清代后期诗人。字象一，又字拙吾，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高鼎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大约在咸丰年间（1851～1861），其人无甚事迹，其诗也多不合那个时代，一般人提到他，只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有名的有关放风筝的《村居》诗。著有《拙吾诗稿》。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修身十三条

一、主敬

二、静坐

三、早起

四、读书不二

五、读史

六、谨言

七、养气

八、保身

九、写日记）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轶事典故

身体小谈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爱吃鸡，却最又怕鸡毛。当时紧急公文，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他才敢拆读。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焚烧鸡毛，毒蛇闻气就死了，龙蛇之类，也畏惧这种气味。”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11]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爱好：抽纸烟、下围棋

审案局里的“曾剃头”

曾国藩，人们都叫他“曾剃头”，但这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号。杀错的人有没有呢？有。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审鸡蛋案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 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 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千年死一个”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读书当如曾国藩

“买书不可不多”，是曾国藩的观点。道光十六年，自京师“贷百金，南归过金陵，尽以购书”。归家后，“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几一年”。

“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是他的另一观点。他最终所择者，于四书五经之外，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及韩愈等人的文章。

毛泽东“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曾国藩被后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

重要论述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历史地位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网罗培育和善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深刻影响数代人的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年表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乡大平村，乳名宽一。1815年（嘉庆二十年）5岁 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16岁 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20岁 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现湘乡市第一中学南校区 建有曾国藩生平研究馆 ）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 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次年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经长沙，始与刘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 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来年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 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 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并开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 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 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2岁 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岁 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岁 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 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 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 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岁 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 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岁 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吏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42岁 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43岁 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44岁 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45岁 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46岁 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47岁 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48岁 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49岁 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50岁 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51岁 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 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中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5年（同治四年）55岁 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湘军总领曾国藩奉令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企图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1867年（同治六年）57岁 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58岁 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70年（同治九年），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接受了一系列屈辱要求，成为其个人生平上一大遗憾。

1871年（同治十年）61岁 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62岁 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

1872年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藏书

藏书堂“求缺斋”，与袁芳瑛的“卧雪庐”是湖南当时最大的藏书楼，长女嫁给袁芳瑛的儿子袁秉桢。袁芳瑛是版本目录大家，同时他又与莫友芝关系密切，都是道光、同治年间著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者。藏书中有宋版《庄子》及《施注苏诗》，乃罕见之书。“富厚堂”原称“八本堂”，自取“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条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忘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家训，曾纪泽据《后汉书》“富厚如之”而改现名。“富厚堂”内，藏书曾达30余万卷，超过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藏书楼建于同治六年（1867），分“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公记”收藏的是曾国藩读过、批示过的书籍，以经、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椠为主；“朴记”收藏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常用书籍；“芳记”为其次子曾纪鸿夫妇藏书。曾氏藏书独到之处，是由于曾氏家族本身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从而保存了丰富的奏稿、书信、日记等家藏史料。《李秀成供词》副本就藏于富厚堂“公记”书楼。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

道光六年（1826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

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国藩考取了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十年七迁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成功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转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任会试同考官。5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9月，转左庶子，不久升侍讲学士。12月，充日讲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大考二等，6月，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书科事务。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礼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组建湘军
　　咸丰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咸丰帝诏群臣言得失，曾国藩进言“今日急务，首在用人”，又推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再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帝的过失，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数日后复阅，才心服而纳谏，并对其加以褒答。5月，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

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因母丧归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11月，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

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并清廷上书征用了还只是都司的塔齐布。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并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镇压天国
　　咸丰四年（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军统领，塔齐布为陆军咸丰，率大小船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挥师东下。3月，岳州战事不利。4月，在靖港水战中又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曾国藩愤而投水自尽，幸被幕僚章寿麟所救。因战事不利，曾国藩得旨革职。

此时，塔齐布与守备杨载福、知县彭玉麟带领陆军攻克湘潭。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击杀太平军曾天养，并攻克城陵矶，因功赏三品顶戴。10月14日取武昌、汉阳，因功赏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因曾国藩努力推辞，而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杀敌数万，焚舟五千，进围九江。曾国藩因调度有方，赏穿黄马褂。

咸丰五年（1855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于湖口，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跳船得免，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曾国藩派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支援武昌，而自己亲自到江西招兵造船。7月，塔齐布卒于军营，曾国藩赶往九江，统帅他的部队。8月，收复湖口。9月，补授兵部右侍郎。

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坐困南昌，这时罗泽南卒于军营中，彭玉麟走千里杀入重围至南昌助守。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咸丰七年（1857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咸丰八年（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救援福建。十二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咸丰九年（1859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曾国藩攻取安庆，多隆阿、鲍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续宜攻取庐州。

咸丰十年（1860年）2月，曾国藩破陈玉成于太湖。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放弃常州而奔上海，导致苏州、常州失陷。4月，清廷命曾国藩马上赶赴江苏，并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6月，实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7月，命皖南军务归曾国藩督办。

攻占南京
　　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加太子太保衔，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攻克钟山，合围天京。7月，湘军攻破天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同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追剿捻军
　　同治四年（1865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希望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主办洋务
　　同治六年（1867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同治七年（1868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曾国藩抵达北京，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天津教案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省馆所书楹帖被毁，曾国藩深知其中和战利害，自引其咎，得到丁日昌的同情。曾国藩背负骂名，病情加重，于是召来李鸿章处理案情。

回任两江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同治十年（1871年）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九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十一月抵达上海。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此后，曾国藩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绘像祀之。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沉静自省，重整旗鼓，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如虹；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曾国藩入南京后，信守对将士们的诺言，「……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李圭：《思痛记》）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明，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后人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疆场竞斗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潘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家子弟为什么代代皆有英才。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书法作品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履历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6岁时入塾读书，但是他童年也是一个笨小孩（详见《百家讲坛》——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但是他勤奋好学，坚持不懈。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曾国藩知人善用，并以身作则遵守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皆“各行其是”，八本之一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便可能总结于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时期。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曾国藩是理学家，在文学上主张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有《曾文正公家训》行于世，其奏疏，信札、诗文辑为《曾文正公全集》。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希望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被称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匾落拔除烧毁就是因为此事）。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正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墓地在今长沙市望城区坪塘镇伏龙山下桐溪寺后，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墓地仍残留石马等遗迹。

纪念建筑

故居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国藩的侯府，坐落在位于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东部的荷叶镇富托村，与湘乡市、湘潭县、 衡山县、衡阳县毗邻，总占地面帜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是典型的沿中轴线对称的明清回廊式建筑群体。富厚堂座南朝北，背倚的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围住。从远看去，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张围椅中。周围自然环境优美，后山上树木茂密，古树参天。门前是一片较开阔的平地，平地中有小河向东流去，平地四周峰峦叠嶂，群山环抱。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曾国藩故居已被有关部门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代表性建筑，主要有“白玉堂”、“黄金堂”、“万年堂”、“大夫第”、“富厚堂”等（“有恒堂”为曾国葆故居）。 曾国藩先后晋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候”，授 “英武殿大学士”，升“光禄大夫”，谥称“曾文正公”。同治4年（1865年）秋，素无终身官场打算的曾国藩，准备先动员家眷回籍“立家作业”，自己以后再作引退，因夫人欧阳氏对旧居黄金堂门前“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为安”，即令其子曾纪泽，“回湘禀商两叔”，移兑富托庄屋，由曾国潢、曾 国荃、曾纪泽经手主持，依照候府规模，花十年功夫营造了富厚堂。富厚堂占地四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9202．86平方米，为土石砖木结构，回廊式风格，内外群有八本堂、求厥斋、旧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凫藻轩、棋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当年正门上悬挂着“毅勇侯第”朱地金字直匾，门前花岗石月台上飘扬着大清龙凤旗、湘军帅旗、万人伞等，景象颇为壮观。整个建筑虽具侯府规模却古朴大方，虽有雕梁画栋却不显富丽堂皇，基本体现了曾国藩对建宅“屋宇不肖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即占去四亩，亦自无妨”的意旨。1866年秋，主楼竣工，曾国藩夫人、子女和儿媳即回籍住进了富托新屋。

富厚堂原称八本堂，取曾国藩的“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而得名。后曾纪泽据《后汉书》“富厚如此” 而改现名。富厚堂虽不胜家华，然曾国藩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接腊月甘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 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因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富厚堂是否可称“曾国藩故居”，社会上颇有争论。1995年10月，双峰县人民政府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举办了全国首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专程到富厚堂参观。

墓址

曾国藩墓，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沙城西南15公里处望城县平塘镇桐溪寺后伏龙山上。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归葬于此，墓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

家族成员

长辈
太高祖：曾贞桢（元吉公）
高祖父：曾尚庭（辅臣公）
曾祖父：曾衍胜（竞希公）（1743—1816）
祖父：曾玉屏，字兴阝文（星冈公）（1774—1849）
外祖父：江良济（1750—1835，字沛霖，号云峰，行聪六。原配刘氏，1750—1778，早殁）
外祖母：熊氏
父：曾毓济，字竹亭（麟书，竹亭公）（1790—1857）
母：曾江氏（1785—1852）
岳父：欧阳凝祉（1784——1869，初名鳌，又名沧溟，字福田）
岳母：邱氏（生长子牧云，字秉栓，次子凌云，字秉钧，长女适曾国藩，次女适彭治官）

妻妾
元配：欧阳氏（1816—1874，衡阳人）
如夫人：陈氏（1840—1863，江宁人）

兄弟姐妹
兄弟
曾国藩的四个弟弟 弟：曾国潢（1820—1886，派名传晋，原名国英，字澄侯）
弟：曾国华（1822—1858，派名传谦，字温甫，出抚给叔父曾骥云为子）
弟：曾国荃（1824—1890，派名传恒，字沅甫，号叔纯）
弟：曾国葆（1828—1862，派名传履，字季洪，后更名贞斡，字事恒）
姐妹
姐：曾国兰（1808—1863），嫁王国九（字鹏远，号万程，贺家坳人，与国兰有二子一女，长子王临三，次王昆八，女适贺孝七之子）
妹：曾国蕙（1814—1864），嫁王待聘（又名王率五，为王国九排行兄弟）
妹：曾国芝（1817—1846），嫁朱咏春（又名丽春，号存一，梓门桥人）
满妹（1830—1839，痘殇）

子女后代
子：曾纪第（又名桢第，早夭）
子：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号梦瞻，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妻贺氏（1840—1857，婚后一年难产死，贺长龄女）；继刘氏（1841—1903，继配，刘蓉之女。生子女各3人）
子：曾纪鸿（1848—1881，字栗诚，数学家），妻郭氏（1847—1935，名筠，字诵芬，《艺芳馆诗钞》作者，郭沛霖之女）
长女：曾纪静（1841—？，字孟衡），适袁秉桢（乃同乡好友袁芳瑛之子，性傲慢，不甚长进）
次女：曾纪耀（1843—1881，字仲坤），适陈松年（字远济，茶陵人，好友陈源兖之子，曾随纪泽出使欧洲，幼育于曾国藩家，有隐疾）
三女：曾纪琛（1844—1912，字凤如），适罗允吉（1846—1888，字兆升，湘乡人，罗泽南子）
四女：曾纪纯（1846—1881），适郭依永（1845—1869，字刚基，一名立篪，湘阴人，郭嵩焘子）
五女：曾纪芬（1852—1935，晚号崇德老人），适聂缉槼（1855—1911，字仲芳，衡山人，聂亦峰子）
侄子：曾纪梁（魏氏）
侄子：曾纪渠（朱氏）
侄子：曾纪瑞（江氏）
侄子：曾纪官（欧阳氏，刘氏）
侄子：曾纪湘（易氏）
侄子：曾纪寿（李氏，李氏，劳氏）

"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0年，直至1709年方撤帐归家。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主要作品

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计有文集13卷，400余篇；诗集6卷，1000余首；词1卷，100余阕；戏本3出；俚曲14种，以及《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药崇书》、《伤寒药性赋》、《草木传》等多种杂著，总近200万言。还有《狼》、《山市》、《口技》被选入人教版七年级课文。

蒲松龄的座右铭：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郭沫若对其评价：“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年表

明崇祯十三年
农历四月，蒲松龄生。
明崇祯十七年
清顺治元年
蒲松龄 5岁。
李自成军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清兵入关；李自成军败走。清定都北京。
顺治十四年
蒲松龄 18岁。与刘氏成婚。
顺治十五年
蒲松龄 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进学，受到当时做山东学道的文学家施闰章的奖誉，“名藉藉诸生间”。
顺治十六年
蒲松龄 20岁。与张笃庆、李希梅结郢中三友。
顺治十七年
蒲松龄 21岁。应乡试未中。
康熙元年
蒲松龄 23岁。长子蒲箬生出生。
康熙二年
蒲松龄 24岁。应乡试未中。
康熙四年
蒲松龄 26岁。在本邑王村王永印家坐馆。
康熙九年
蒲松龄 30岁。八月，应江苏宝应知县、同邑友人孙蕙之聘，南游做幕。
康熙十年
蒲松龄 31岁。春、夏在宝应、高邮。秋辞幕返里。三子蒲笏生。
康熙十一年
蒲松龄 32岁。四月，随本邑缙绅高珩、唐梦赉游崂山。秋应乡试未中。
康熙十二年
蒲松龄 33岁。在本县丰泉乡王观正家坐馆。
康熙十四年
蒲松龄 35岁。应乡试未中。四子蒲筠生。
康熙十八年
蒲松龄 40岁。开始在本县西蒲村毕际有家坐馆。三月，已作成之狐鬼小说初步结集，定名《聊斋志异》。高珩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二年
蒲松龄 44岁。作《婚嫁全书》。长孙蒲立德生。
康熙二十三年
蒲松龄 45岁。作《省身语录》。
康熙二十六年
蒲松龄 48岁。春，结识大诗人王士祯。夏，王士祯来信索阅《聊斋志异》。秋，蒲松龄应乡试，因“越幅”被黜。
康熙二十九年
蒲松龄 51岁。秋应乡试，再次犯规被黜。
康熙三十二年
蒲松龄54岁。春，山东按察使于成龙慕名邀请，到济南作客数日。馆东毕际有病逝，蒲松龄作《哭毕刺史》八首。
康熙三十六年
蒲松龄58岁。选《庄列选略》。朱缃寄诗、札，续借《聊斋志异》未读到的稿本。
康熙四十一年
蒲松龄63岁。暮春赴济南，滞留数月，应乡试未中。王观正病卒。
康熙四十五年
蒲松龄67岁。作《药祟书》。朱缃抄录《聊斋志异》全书毕，题诗三首。
康熙四十八年
蒲松龄70岁。岁暮，撤帐归家，结束在毕家三十年的西宾生涯。
康熙四十九年
蒲松龄71岁。十月，与张笃庆、李尧臣同举乡饮介宾。
康熙五十年
蒲松龄72岁。五月，王士祯病逝，蒲松龄有《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客数日矣》四首挽之。十月，赴青州考贡，为岁贡生，受知山东学政黄书琳。作俚曲《墙头记》。
康熙五十二年
蒲松龄74岁。八月，刘氏病卒。
康熙五十四年
蒲松龄76岁。正月，病逝。

介绍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四月十六戌时，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廿二日酉时，汉族，清代文学家。

中国短篇小说之王。出身没落地主家庭，一生热衷科举，直到72岁赴青州考贡，为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触。他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8 卷、491篇，约40余万字。

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此书是“专集之最有名者”

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也曾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马瑞芳称他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聊斋志异》书成后，蒲松龄因家贫无力印行，同乡好友王士祯十分推重蒲松龄，以为奇才，聘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至清乾隆三十一年方刊刻行世。后多家竞相翻印，国内外各种版本达30余种，著名版本有青柯亭本、铸雪斋本等，近20个国家有译本出版。全国《聊斋》出版物有100多种，以《聊斋》故事为内容编写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达160多出。

生平

早年经历
　　蒲松龄的一生到外地旅游较少，家境贫寒，生活清苦，但他却常到济南居留。在济南期间，留下了不少文字，其中有一首题为《客邸晨炊》的诗:
　　大明湖上就烟霞，
　　茆屋三椽赁作家。
　　粟米汲水炊白粥，
　　园蔬登俎带黄花。
　　短短数语，道明了蒲氏旅居大明湖畔，晨曦早炊的生动情景。特别是后面两句，说了取泉水熬煮粟米粥，以及在案板上切配素食蔬菜包括黄花菜，用于佐食小吃的情景。可以想见当时蒲松龄自炊自啖、津津有味的早餐状况。
　　蒲松龄所记述的炊煮小米白粥，佐以菜蔬的早餐饮食，也正是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日常饮食习俗，山东民间早晨多喜食粥，粥的品种甚多，有小米粥、大米粥、小米绿豆粥、江米粥、豆汁粥、红豆粥、荷叶粥等等。

书香世家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但无任职年代。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旧有华表翁仲，俗称“石人坡”。故其民族成分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 《蒲氏族谱》记载，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曾遭“夷族之祸”。邢戮之余，只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于外祖杨家，改随母姓，元亡后，始复姓蒲，名璋。其后子孙日繁，所居满井庄因而易名蒲家庄。至明万历间，全县诸生八名补廪者中，其族竟占六人。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自蒲璋至蒲松龄历十一世，其世系为：
　　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盘—松龄
　　蒲松龄的高祖世广，是族中第一位廪生，才冠当时，所生四子中一人为训导，三人为庠生，而后世子孙中在明清两代出了县令以及教谕，训导等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其曾祖继芳，庠生，所生五子均为入泮；其祖生汭，所生五子无一采芹者；其父盘，字敏吾，配孙氏、董氏、李氏，少力学而家苦贫，遂弃学经商，数年称素封。业余不忘经史，博恰淹贯，宿儒所不能及。但长子早丧，四十余仍无子，散金行善，救济乡里，后连生四子。生平“主忠厚”，值战乱，策划守村，出资助修城垣，故而名载县志“隐逸”中。

励志向学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龄诞生于蒲家庄内故宅北房中。此时，其父正梦见一位偏袒上衣、乳际粘有一贴圆如铜钱药膏的病瘦和尚进屋。而蒲松龄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昙”降生自况。
　　蒲松龄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上有兆专、柏龄两兄，下有一弟鹤龄。因家境渐落，不能延师，兄弟四人皆从父读。蒲松龄天性聪慧，经史过目能了，尤得其父钟爱。
　　清顺治十四年，18岁的蒲松龄与本县丰泉乡大刘“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次女成亲。
　　次日，新婚后的蒲松龄初应童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其制艺《早起》、《一勺之多》，大为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赏。其批语：“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
　　越岁，踌躇满志的蒲松龄与同窗挚友张笃庆、李尧臣、王鹿瞻等结为“郢中社”。每聚首则放怀吟咏，寄兴唱和，诗成共载一卷。旨在长学问，消躁志，相互切磋，以补文业。
　　其后，蒲松龄岁岁游学在外。先去城西沈家与宁绍道参议沈润之子沈天祥“共灯火”；又应李尧臣之邀，于康熙三年春到城东李家与之“共笔砚”。此间，虽经兄弟析箸之变，然而蒲松龄却未改求学之念。为惜时笃学，他曾接受同在李家假馆的外甥赵金人的建议，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再后来，面对分家后“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的现状，尤其是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迫使蒲松龄不得不违心的终止了在李家的借读。自康熙五年前后，他便到城西王村课蒙，开始了他的塾师生涯。这是他的初馆阶段。

游幕宝应
　　康熙九年秋，蒲松龄为了全家五口人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应聘于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南下宝应县署作幕宾，帮办文牍。他骑马南行，从益都县颜神镇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经沂州进苏北，渡黄河，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路之冲，因而迎送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孙蕙自康熙八年任此灾邑，处境困难，蒲松龄的到来确实帮了他的大忙。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署。
　　蒲松领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余篇，大都体现了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风光，激发了蒲松龄的文学创作热情。而他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与社会的黑暗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然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差事，终究难圆自己的科举梦。他决意辞幕，并于康熙十年初秋北归。

八年窘困
　　南游归来的七八年间，是蒲松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阶段。他满以为凭自己的才智，会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展鸿图，但却事与愿违，使其感慨万千。其诗句“世上何人解怜才”，“痛哭遥追阮嗣宗”，“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抒发了他壮志难酬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视世俗庸人并以怀才不遇的杨雄自比的清高情怀。
　　这期间，他曾随淄川文人领袖高珩、唐梦赉等游览齐鲁山水，东去劳山，南登泰岱。但仍靠辗转设帐于丰泉乡王家等缙绅之家维生。
　　科举无望，难达青云之志，而灾年频仍，缺乏充饥之粮。中年的蒲松龄身负重担，在人生道路陡坡上艰难挣扎。

设帐西铺
　　康熙十八年，已届“不惑”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帐城西西铺庄。毕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之父毕自严是明崇祯间户部尚书。毕际有原任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罢归，优游林下，诗酒自娱。他与王士祯、高珩等诸多名门多有交往联姻，就连任淄官吏亦多与攀结。毕家财力富足，居第宏大。除尚书府外，有绰然堂、振衣阁、效樊堂、万卷楼等，第后石隐园方广十亩，厅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
　　蒲松龄为毕家教授八个弟子，还兼职大量应酬文字，并参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赖。他与老少东家相处融洽30年，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读书、应试、著书的安定的生活环境。

科场偃蹇
　　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厚待，蒲松龄能在教书并处理杂物之余，得以安心预习举业，以图博得一第。但其命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他参加乡试的确切次数与不中的原因难以说清，仅就有记载的二次都是因为犯规而被黜。
　　第一次在康熙二十六年秋其48岁时，因“闱中越幅而被黜。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飘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
　　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秋其51岁时，因故未获终试而被黜。其词《醉太平· 庚午秋闱，二场再黜》称：“风粘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艨腾，将孩儿倒绷。” 这两次失败，对他及家庭打击太大了。尽管其不死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了，劝其说：“君勿须夏尔！尚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他认为妻子说的对，可每见儿孙赴试，自己便心生欲念，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总漠置之。
　　屡试不第，使他抱恨终生。其诗词及《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多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志异著述
　　蒲松龄的科举梦想破灭了，而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他从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聊斋志异》 ,一直断断续续未能结集。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有石隐园的美景，有万卷楼的藏书，再加馆东的支持，他决心续写完成这部巨著。从此他便集中业余的精力投入到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后来，他还以淄川方言撰写了《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磨难曲》等十四种通俗俚曲及《闹馆》等戏三出。其救世婆心显而易见。他在创作小说、诗文、俚曲、戏的同时还编撰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科普资料工具书。充分体现了他的为民思想。

笃重交游
　　蒲松龄在西铺期间，由于馆东的乡宦地位条件，更因其诗文尤其《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使其声望与交游日渐扩大。他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的青睐。其中的李尧臣、张笃庆、赵金人、高珩、王敏入、王观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潜、安于拙、袁藩、毕盛钰、毕盛统、华世持、韩逢、谭再生、张元、杨万春、唐梦赉、钟辕、朱缃、吴木欣、张贞、李之藻、汪如龙、张嵋、时惟豫、喻成龙、黄叔琳 、王士祯等，他们同孙蕙与毕际有父子一样，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及作用。因而蒲松龄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著作中多有记载。

岁贡暮年
　　至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结束了在毕家的塾师生涯，撒帐归里。自此能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适，或东阡课农，或时邀五老斗酒相会。
　　先是，他几个可爱的稚孙皆以痘殇，令他伤心不已，后来，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更让他痛不欲生。它饱含深情撰写了《述刘氏行实》缅叙妻子美德，还满怀悲伤作《悼内》等诗八首以挽悼。当江南画家朱湘鳞为其画像时，他亲笔题跋两则。妻子去世使他失去精神支柱，年后他去看望刘氏坟墓，又写诗《过墓作》怀念亡妻，读来催人泪下。康熙五十四年春节，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卜不吉。正月初五，他率儿孙为父盘上祭日坟，似冒风寒，医投理气之剂，自是食量尽减。至二十二日竟倚窗危坐而逝。

家徒四壁妇愁贫
　　《聊斋志异》是一部很神奇的小说，而《聊斋志异》作者本身的出生就带有几分神奇的色彩。明代崇祯十三年，公元一六四零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夜间，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商人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个披着袈裟的和尚，瘦骨嶙峋的，病病歪歪的，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有一块铜钱大的膏药，蒲惊醒了。他听到婴儿在啼哭，原来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在月光的照耀下，蒲惊奇地发现，新生的三儿子胸前有一块青痣，这块痣的大小、位置，和他梦中所见那个病病歪歪的和尚的膏药完全相符。病和尚入室，这是蒲松龄四十岁的时候对自己出生的描写。我国古代作家很喜欢把自己的出生说得很神秘，大诗人李白说他是母亲梦到太白金星入怀而生。而蒲松龄是他的父亲梦到病和尚入室而生，他还解释，我一辈子这么不得志，这么穷困，很可能就是因为我是苦行僧转世。苦行僧转世，是蒲松龄在《聊斋自志》当中杜撰的故事，但是我们看蒲松龄的一生，确实很苦。他生活很贫苦，他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为了温饱想过很多办法；他一辈子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非常痛苦；他为了写《聊斋志异》，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我们说蒲松龄三苦并存———生活苦，考试考得苦，写书写得苦。
　　我们先看他的生活怎么苦。蒲松龄年轻的时候，生活不是很苦，因为他的父亲弃儒经商，家里是小康之家。在父亲的保护下，年轻的蒲松龄可以安心读书，跟朋友们搞诗社。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因为他分家了。为什么分家？因为家庭矛盾。蒲松龄的两个哥哥都是秀才，但是两个嫂子都是泼妇。蒲松龄曾经在他的书里面说过这样的话：“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他这两个嫂子真是典型的夜叉，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的父亲只好给儿子分家。分家又分得很不公平，因为这两个嫂嫂又能打又能叫又能抢，而蒲松龄的妻子刘氏非常贤惠，沉默寡言躲在一边。分家的结果是蒲松龄分到农场老屋三间，破得连门都没有，蒲松龄只好借了门板安上。他分到了二十亩薄田，二百四十斤粮食，只够吃三个月。这样一来，蒲松龄就要自谋生路了，他于是开始了长达45年之久的私塾教师生涯。
　　私塾教师就是乡村小学教师，而且是到私人家里教书，待遇非常低微。算算具体的账，做私塾老师每年可以拿多少工资？最多八两。八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在当时农村一个四口之家维持一年的生活要二十两，这个账是《红楼梦》里刘姥姥算大观园的螃蟹宴时算出来的。所以说，咱们的大作家蒲松龄辛辛苦苦教一年书，挣的钱不够大观园半顿螃蟹宴。到了30岁以后因为父亲去世了，蒲松龄还要赡养他的老母，他穷到什么程度呢？“家徒四壁妇愁贫”。他有一首诗，叫《日中饭》，写到快收麦子的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只好煮了一锅稀饭，他那时候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一看煮好了稀饭，抢先把勺子抢到手里面，到锅底下找最稠的往自己的碗里边放，二儿子不干了，上去跟哥哥抢。蒲松龄的女儿就很可怜地、远远地站在那儿看着自己的父亲。蒲松龄非常心疼，我怎么样养活我这些可怜的孩子啊！蒲松龄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祭穷神文》。他说：“穷神穷神，我和你有什么亲，你怎么整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就是你一个护院的家丁，我就是你护驾的将军，你也得放我几天假呀，但是你一步不放松，好像是两个缠热了的情人？”这就是蒲松龄的生活之苦。

辛酸科举路漫漫
　　蒲松龄19岁的时候，参加秀才考试，他在淄川县济南府，三试第一，成了秀才。三试第一后，蒲松龄连续四次参加举人考试，全部落榜。直到72岁，仍只是个贡生。
　　我们再看蒲松龄的科举考试之苦。蒲松龄一生不得志，他这个不得志恰好从少年得志开始。蒲松龄19岁的时候，参加秀才考试，他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省，三试第一，成了秀才。录取蒲松龄的是山东学政施闰章。施闰章是个大诗人，清初号称诗坛的“南施北宋”，“南施”就是安徽人施闰章，“北宋”是山东人宋琬。施闰章给山东秀才考试出的第一道考题叫《蚤起》，这个题目是从《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来的。科举考试考八股文，要求你得揣摩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既然题目叫《蚤起》，顾名思义，你就要阐述孟子在《蚤起》里面所讲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蒲松龄怎么写的呢，他用文言文，我们用白话文把它说出来。蒲松龄说：“我曾经观察过那些追逐富贵的人，君子追求金榜题名，小人追求蝇头小利。至于那些本身并不富贵、但是经常迫不及待地守在富贵人家门前的，也大有人在。而对功名不感兴趣的，只有那些深闺的女子，她们才可以悠然自在地睡个懒觉，不去追名逐利”。蒲松龄的描写非常生动，像是一篇描写人情世态的小品文。接下来，蒲松龄走得更远，干脆虚构起来，他写齐人之妇如何夜里辗转反侧，琢磨着跟踪丈夫，其中有人物心理描写，也有人物独白和人物之间的对话，很像小说。这样的写法，当然不符合八股文的要求，但是蒲松龄遇到的考官是爱才如命的大文学家施闰章，他非常欣赏蒲松龄的文章，拿起笔来就写批语，说蒲松龄的文章“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把人们那种追名逐利的丑态通过《蚤起》这两个字写绝了，写活了，接着又写了八个字的评语：“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观书如月”，就是看前人的作品，看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运笔如风”，就是写起文章来轻松愉快，非常流畅。施闰章大笔一挥，蒲松龄山东秀才第一名。县、府、道三试第一以后，蒲松龄名气很大。他踌躇满志，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进一步求取功名的道路，下一步要考举人了。
　　史料记载，蒲松龄三试第一后，连续四次参加举人考试，全部落榜。蒲松龄文章写得这么好，为什么他还会四次落榜？我们回过头来看，施闰章录取蒲松龄根本就是一种误导和误判，因为蒲松龄并没有按照八股文那种严格的要求来写文章，施闰章因为爱才而把他录取为第一名。蒲松龄因此以为，这样写就能够取得更高的功名了。但是蒲松龄没有想到，其他的考官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些考官是拿着那种刻板的、腐朽的、毫无文采、绳捆索绑的八股文，当个敲门砖，取得了功名，他自己只会写这样的文章，他喜欢的也是这样的文章。像蒲松龄那种写法的文章，他怎么会欣赏呢？所以蒲松龄从考秀才一开始就偏离了跑道。
　　蒲松龄做了多长时间秀才？半个多世纪。秀才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但是秀才最辛苦，年年考试。根据朝廷制度，一个省的学政任期三年，学政一到，先把秀才组织起来考试，这叫岁试。岁试成绩分成几等，考到第一等可以成为廪生。廪生是个什么概念？廪生还是秀才，但朝廷每个月给你一定的钱，补助你的生活。那么，考到了一等是不是就一定是个廪生呢？也不是。因为廪生是有名额限制的，你考了一等，要等空了名额，才可以补廪。所以蒲松龄考中秀才之后，在一等考了很多次，差不多等了二十年，才成为廪生，朝廷才给他那点补助。秀才岁试以后第二年，要进行科考。科考就是给举人考试做准备。科考把秀才的成绩分成六等，考前两等可以参加举人考试，考后两等就得降成青衣。蒲松龄参加乡试，三年一次，考了多少次？十次左右，有的专家说十几次。这样一来，蒲松龄有三十年的时间年年都考。他48岁那年，又参加考试。他觉得自己文章写得非常好，写得也很快，拿到考题“唰唰”就写下来了。但是写完后，回头一看，坏了坏了，越幅了。“越幅”是一个科举名词，就是违反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对文字形式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一页只能写12行，一行只能写25个字，而且得写完第一页写第二页，写完第二页写第三页。蒲松龄写得快，第一页写完，飞快一翻，把第二页翻过去了，写到第三页上了，这就隔了一幅，越幅，就不仅要取消资格，还得张榜公布。在我们看，简直太可笑了，文章写得好，隔了一页，就要取消资格！这次“越幅”，蒲松龄自己是什么感受呢？他在词中说：“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吓呆了。
　　蒲松龄在科举这条路上拼搏到50岁之后，他的妻子劝他说：算了，别考了，如果你命中注定有功名，连宰相都做上了，何必一定得去考呢？咱们在村里住着，不也挺好吗？何必一定得像县官一样去听那个打着板子催老百姓缴税的声音呢？蒲松龄觉得他妻子说得很有道理。不过也有些专家考证，就在他妻子劝了他之后，他还参加过考试，仍然失败了。
　　蒲松龄19岁成为秀才，到72岁，成为贡生。贡生是什么概念？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贡生有几种，蒲松龄是“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时间长了，排队挨号挨上了贡生。做了贡生以后理论上可以当官了，蒲松龄得到一个虚衔“儒学训导”。儒学训导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封建社会的学校分好几级，国家一级是国子监，省里面是府学，县里面是县学。这个儒学训导就是县学的副长官，相当一个中学副校长了。但是蒲松龄这个儒学训导前还加了两个字“候补”。就是你虽然有这个资格，但是还得看山东省除了淄川县以外，其他县有没有空出名额来。对于72岁的蒲松龄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了，贡生只是给他带来一点安慰，一点很实际的利益：朝廷要给贡生四两银子。而县官偏偏既不去给蒲松龄树匾、树旗，也不发给他银子。蒲松龄不得不一次一次写呈文、打报告去要。这就是蒲松龄在科举考试当中所受的痛苦。在我们看觉得他非常可笑，非常可悲，非常可怜。但是在当时他只能求这么一条出路。因为科举制度是蒲松龄这样的穷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唯一的出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穷其一生写聊斋
　　蒲松龄为什么总考不上？这和他一直在艰苦地写《聊斋志异》有关系。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淄川离齐国故都临淄数十里，有很多优美的民间传说。蒲松龄5岁的时候，改朝换代。满清入关，在扬州屠城，在山东镇压农民起义，也产生了很多稀奇事，这些都影响到《聊斋志异》。蒲松龄大概在分家以后，做私塾教师时，就开始写《聊斋志异》。他的好朋友张笃庆发现蒲松龄因为写《聊斋志异》影响到考举人，就写了一首诗劝他：“聊斋且莫竞谈空”，别写小说了，专心去考试吧。但是蒲松龄不听，还是写，不管哪个朋友听到什么奇闻轶事，他都要了解一下，写到自己的作品里头。
　　关于《聊斋志异》大家可能听过传得很广的一个说法，说蒲松龄为了写《聊斋志异》，在他的家乡柳泉旁边摆茶摊，请过路人讲奇异的故事，讲完了回家加工，就成了《聊斋志异》。这个说法是《三借庐笔谈》说的，鲁迅先生早就分析了，不对，不会是这样一回事。我们琢磨一下，蒲松龄穷到那种程度，45年在外边当私塾老师，家里有时候连锅都揭不开，怎么有闲空优哉游哉摆上茶，摆上烟，你给我讲故事，我写小说？不可能。但是蒲松龄不管听到什么人说，听到什么稀奇的事，他都收集来写小说，这是肯定的。他还有一个取材途径，就是到古人的书里边找素材。《聊斋志异》里大概有一百篇小说，都是改写自前人作品。前人作品有时候记得非常简单。比如说，在六朝小说和唐传奇当中，记了三个小故事，叫《纸月》、《取月》、《留月》。纸月就是有一个人，能够剪个纸的月亮照明，另一个人取月，能够把月亮拿下来放在自己怀里，没有月亮时候照照，第三个人留月，把月光放在自己的篮子里边，黑天的时候拿出来照照。都很简单，一百来个字，几十个字。蒲松龄拿来写了《劳山道士》。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聊斋故事。
　　我们再看蒲松龄的感情经历是个什么样。蒲松龄的妻子非常贤惠，贤惠到什么程度呢？蒲松龄外出给人当家庭教师的时候，他妻子在家里上养老，下育小，住在荒凉的农场老屋里面。夜里狼都可能跑到院子里，她就整夜不睡觉在那儿纺线，如果有一点好吃的，给蒲松龄留着，有时留的时间长了，都坏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但是个柴米油盐的妻子、糟糠之妻。所以有些研究蒲松龄的专家就发现一个线索，说蒲松龄有第二夫人，什么根据呢？蒲松龄文集里有一篇《陈淑卿小像题辞》，这篇文章是说：文章的作者和陈淑卿自由恋爱，父母不同意，最后两个人私奔了，然后是个悲剧。但是很快就有专家又考证出来了，陈淑卿是蒲松龄从南方归来在淄川丰泉乡王家坐馆给一个叫王敏入的人代写的文章，这样一来蒲松龄的所谓第二夫人不复存在了。大家就要问了，那他为什么能够写这么多这么优美的爱情故事？台湾著名作家林语堂曾经推测过。我也推测过，我是这样推测的：蒲松龄白天教完了学生，晚上自己坐在那个荒凉的书斋里，外面是月色朦胧，树叶在那儿哗啦哗啦响，远处传来狐狸的叫声，那个时候狐狸很多。这时候蒲松龄就很容易产生幻想了。他就想象有一个书生，就和他一样，是一个很穷困很不得志的，但是又很有才华，情感很丰富的书生，坐在一个荒斋里面，这个时候有个美女推门而入。你在这儿读书吗？我和你一块读书，我和你一块写诗、填词，我跟你下围棋，我安慰你这个贫困、寂寞当中的书生，你需要功名吗？我帮助你金榜题名。你家里老婆不是不生孩子吗？我给你生个传宗接代的孩子，而且这个女的不需要父母之命，不需要媒妁之言，不要妻子的名分，也不要这个书生的金钱，甚至还倒过来给你钱。在蒲松龄生活的那个社会，男女结合那是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这个什么都不要的，对男人无条件奉献的女人有吗？不可能有，她只能是脑子里想出来的，只能是作者的想象。她是从天上下来的，她是从海底出来的，她是从深山洞府过来的，她甚至是阴曹地府出来的；她可能是小鸟变的，她可能是鲜花变的，甚至可以是书本里的。书生不是在那儿看书吗？从书架上搬下一本《汉书》摆在这儿，翻开第八卷，里边夹着一个小美人，纱帛剪的，背后写了四个小字，“天上织女”。突然，这个纱剪的小美人，折腰而起，飘然而下，来给书生当妻子，长得花容月貌，善解人意，跟书生自我介绍，我叫颜如玉，《汉书》出来的颜如玉，这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
　　西方理论家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达成”。《聊斋志异》里面这些花妖狐魅变成的美女就是穷秀才蒲松龄的白日梦。他做这种梦，就是表达那种一厢情愿的男性的幻想，穷秀才的幻想。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大作家雨果，就是《悲惨世界》的作者，他曾经说过，“想象是伟大的潜水者”。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能写出引人入胜的作品，虽然要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是更要靠他的想象，蒲松龄虽然那样贫困，那样不得志，他也写了和自己生平有关的一些东西，但是他特别善于想象，《聊斋志异》就是一个作家天才的想象才能和艺术才能的集中表现。
　　咱们的大作家蒲松龄就这样苦了一辈子，就这样在贫困线上挣扎了一辈子，在科举考试的路上落魄了一辈子，在写小说的路上奋斗了一辈子。到了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这位大作家坐在他清冷的聊斋的窗前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蒲松龄穷秀才出将入相飞黄腾达这个梦想终于成为泡影，而用中国优秀的文化哺育起来的，又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代表的《聊斋志异》光芒四射。历史是公正的。

乐观自嘲祭穷神
　　蒲松龄在第五次去考举人，结果依然是名落孙山后，由于长期专心读书，家里的田地无人打理，财源枯竭，一家大小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他在那一年除夕自我调侃地写下《除日祭穷神文》。
　　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 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 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 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穷神！自从你进了我的门，我受尽无限窘，万般不如意，百事不趁心，朋友不上门，居住在闹市无人问。我纵有通天的手段，满腹的经纶，腰里无钱难撑棍。你着我包内无丝毫，你着我囊中无半文，你着我断困绝粮，衣服俱当尽，你着我客 来难留饭，不觉的遍体生津，人情往往耽误，假装不知不闻。明知债账是苦海，无奈何，上门打户去求人；开白、五分行息，说什么奉旨三分，到限期立时要完，不依欠下半文。无奈何，忍气吞声，背地里恨。自沉吟：我想那前辈古人也受贫，你看那乞食的郑元和，休妻的朱买臣，住破窑的吕蒙正，锥刺股的苏秦。我只有他前半截的遭际，那有他后半截的时运?可恨我终身酸丁，皆被你穷神混!难道说，你奉玉帝敕旨，佛爷的牒文，摆下了穷神阵把我困?若不然，那膏粱子弟，富贵儿孙，你怎么不敢去近?财神与我有何仇?我与足下有何亲?您二位易地皆然，我全不信。
　　今日一年尽，明朝是新春，化纸钱，烧金银，奠酒浆，把香焚。我央你离了我的门，不怪你弃旧迎新。
　　紧接《除日祭穷神文》之后，蒲松龄又写了一篇《穷神答文》：

博采
　　蒲留仙先生作《聊斋志异》时，每临晨携一大瓷缸，中贮苦茗，具烟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成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成。

族属争议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但无任职年代。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旧有华表翁仲，俗称“石人坡”。故其民族成分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

后世纪念

蒲松龄纪念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坐落在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是为纪念蒲松龄而设立的文化名人纪念馆，属比较典型的明清风格的北方农家建筑。

蒲松龄纪念馆现拥有六个小院、七个展室，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展览面积2000多平方米。整座建筑以聊斋为主题，向外辐射，院落门庭，错落有致，既保持了历史风貌，又独具地方特色。蒲松龄纪念馆收藏的文物包括资料在内达到500余件。其中，蒲松龄的四枚印章和《蒲松龄纪念馆画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主要景点有聊斋复原陈列、蒲松龄生平展室、蒲松龄著述展室、蒲松龄著述外文和研究成果展室、聊斋故事彩塑展、馆藏名人字画展、回顾展。

2015年4月4日我国发行《中国古代文学家》邮票，其中第一枚就是蒲松龄。

"

黄景仁（1749～1783），清代诗人。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四岁而孤，家境清贫，少年时即负诗名，为谋生计，曾四方奔波。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后授县丞，未及补官即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年仅35岁。诗负盛名，为“毗陵七子”之一。诗学李白，所作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怀，也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七言诗极有特色。亦能词。著有《两当轩全集》。"人物生平

少年孤苦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四日，黄景仁出生于高淳学署。朝隆十八年（1753年），丧父，家中叔辈很少，只好由祖母吕孺人监读黄景仁。

乾隆二十年（1755年），随祖父黄大乐从高淳回到祖籍常州，居住在白云溪上游。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应试。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祖父黄大乐去世。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祖母吕孺人去世。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开始写诗。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哥哥黄庚龄去世。同年参加童子试，名列第一，颇受常州府知府潘恂、武进县知县王祖肃的欣赏。

游学江浙
　　乾隆三十年（1765年），补博士弟子员，在宜兴、氿里读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和洪亮吉结交，从此专心于诗，因为母亲年老，从此客游四方谋生以奉养家人。冬，游扬州。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娶妻赵氏，时邵齐焘在常州龙城书院讲学，可惜黄景仁没有师傅，便邀请他来受学，黄景仁为其知遇之恩所感动，便前去受教，不久离去。春，游铜官山。秋，前往杭州，准备参加江宁乡试。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夏，游徽州。秋，参加江宁乡试。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春，游杭州、徽州。夏，游扬州。秋，回常州。冬，拜访湖南按察使王太岳，成为王太岳的幕宾。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春，登衡山。夏，回常州。秋，参加江宁乡试，同年邵齐焘去世，黄景仁认为知己已死，世间已无可留恋，便开始浪游。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春，到秀水，游览安徽，成为太平知府沈业富的幕宾。秋，参加省试。长子黄乙生出生。冬，到太平，拜访安徽学政朱筠，在朱筠的幕中校勘文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成为朱筠的幕宾，从师朱筠。三月，与会太白楼，黄景仁年纪最小，穿着白色的袷衣站在太阳的影下，不一会便写下几百字，其他客人都为之惊叹，纷纷放下笔，黄景仁因此名声大噪，士子都争相模仿他的诗。黄景仁又游黄山、白岳、九华。秋，游安庆、六安。冬，游颍州、凤阳。十二月，回常州。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跟随朱筠到庐州、泗州。夏，游徽州，到杭州。秋，游徽州。冬，回常州。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春，游扬州。夏，回常州。秋，参加江宁乡试。冬，游虞山，祭拜邵齐焘之墓，又到江宁。

乾隆四十年（1775年），从江宁前往太平。夏，在寿州正阳书院讲学。冬，因为觉得自己的诗没有幽、并之地的豪士的风范，于是决定北上，十二月抵达北京，同年著成《两当轩集》。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应乾隆帝东巡召试，取二等，被赐予二匹缎，任武英殿书签官，任主薄。

穷困潦倒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接母亲和家人到北京居住。秋，参加顺天乡试。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受业于鸿胪寺少卿王昶门下。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秋，参加顺天乡试。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秋，再次参加顺天乡试。同年将家人送还常州。游山东。冬，到北京。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游西安，拜访陕西巡抚毕沅，毕沅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款待他，并援助他为县丞。冬，回北京。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到吏部等待任官。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为债主所逼，带病离开北京，跋涉太行山，到达解州时病发。四月二十五日，在河东盐运使沈业富府邸中去世，友人洪亮吉为其服丧。

介绍

黄景仁为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后裔。祖黄大乐，为高淳校官。父黄之掞，为县学生。黄景仁4岁丧父，十二岁祖父去世，十六岁时唯一的哥哥罹病身亡。黄景仁依赖母亲屠氏养成，八岁能制举文，16岁应童子试，三千人中名列第一，“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进县知县王君祖肃，尤奇赏之”。17岁补博士弟子员，于宜兴氿里读书，与汪中友好，但从此屡应乡试都不中。乾隆三十一年，于江阴遇同邑洪亮吉，各为诗歌，人们评价说，黄诗似李白，洪诗学杜甫，因此时称“洪黄”。次年，黄景仁娶赵夫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黄景仁20岁时即开始浪游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地。曾在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为客。在朱筠幕，于采石矶的太白楼宴会上即席所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诗传诵一时。他在二十四岁生日时写的自寿词《沁园春》非常伤感：

苍苍者天，生我何为？令人慨慷。叹其年难及，丁时已过；一寒至此，辛味都尝。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齑苦笋肠。临风叹，只六旬老母，苦节难偿。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衮；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

乾隆四十年(1775），27岁时赴北京，次年应乾隆帝东巡召试取二等，授武英殿书签官。乾隆四十三（1778），受业于鸿胪寺少卿王昶门下。家境日贫，在北京从伶人乞食，粉墨登场，入陕西巡抚毕沅幕府，毕沅替他捐补县丞。乾隆四十八年（1783），黄景仁35岁，为债家所迫，乃北走太行，抱病赴西安，至山西解州运城，病逝于河东盐运使沈业富官署中。友人洪亮吉持其丧以归。

现代作家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系以黄景仁为故事主角，两人经历颇为相似。

文学成就

诗歌风格
　　黄仲则一生充满悲哀和困顿，他个性倔强，常常发出不平的感慨。所作诗歌，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的情怀，情调比较感伤低沉的作品则最能体现其诗文成就。写得沉郁苍凉，但语调清新，感情真挚动人。他还作有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有些诗写得慷慨豪迈；有些刻画山水景物或人情世态的诗篇也写得细致生动；怀古咏史的诗篇，也能别出新意。后世评黄氏诗多云“愁苦辛酸”，但这只是其诗的一个层面，其古风常具幽、并豪侠气，是学太白而真能得其神者。黄景仁亦能词，词作明白晓畅，擅长白描，但含蓄不够。

黄景仁诗多嗟贫叹苦、啼饥号寒之作，这正是他生活和性情的真实反映，他早著才名，孤高自负，但没有得到所期望的社会地位，故而诗中歌颂“盛世”之作甚少，而刻画愁苦之辞为多，出于在爱情上也未谐所愿，他的情诗也是一片凄清悱恻、无限掩抑低徊。而其山水诗，则虽俊逸清壮，也难藏抑塞愤懑之气，与友朋唱和之作，亦多作不平之鸣。

黄景仁的诗大部分都笼罩着浓重的感伤情绪，这种风格通过他常用的“月”、“酒”、“秋”、“鹤”等意象得到了深化。“月”在黄景仁诗歌中很少成为宁静或闲淡的背景，而是或衬托孤寂、或寄托愤激、或渲染郁结。“酒”意象在其诗中则随着生活的日益困窘，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借以浇愁、籍以表狂、凭以忘世。而“秋”意象的大量使用，则形成了他侍中的“秋气”，即使西风送爽，他笔下的“秋”夜难免淡淡的哀愁，而更多的时候，诗人眼中的“秋气”皆是肃杀、萧条、凋败的象征，用来暗语周遭的客观现实。其诗涉及的鹤，多是“独鹤”、“病鹤”、“笼鹤”、“雨鹤”，自寓之意显然。

表现手法
　　黄景仁性格上的“狂”，使其词风以豪旷为主导，他的豪词，有的清朗疏宕，平淡高逸；有的奔放舒卷，气度开张；有的大开大阖，豪放悲壮；有的苍凉悲凄，也有的恬淡闲适，但“豪旷”是其词作的主要风格。仲则游览过许多名胜古迹，由于是亲身经历，使得他所作的咏古词充满历史的厚重感；安徽是黄仲则幕府游历生活的起点，词人有生三十五年，就有八年时光与安徽紧密相连。因此黄景仁诗中有着皖文化特色。黄景仁词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哀愁情绪，绝大多数抒发的都是他人生的缺憾感、失落感、忧患感，以及历史的苍茫感，这种悲剧情感是仲则词的主要基调。总之，黄景仁词句句渗透着感人的力量，也渗透着无法掩饰的浓厚的悲剧意蕴。仲则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一是善于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仲则词中之寄托处处可见。仲则词中比兴寄托的表现，主要有二种类型：以景寄情和索物托情。仲则词重比兴寄托主要受南宋诸词家和当时词坛的影响；二是善于运用语典和事典。三是仲则词善于化用前人诗句入词。仲则之词几乎篇篇都学习、借鉴了前人诗词的精华之处，他化用前人诗句，尤其是唐人诗句，既能摄前人诗之意韵，又能臻“若自己出”之境。

轶事典故

敬重先祖
　　因为黄景仁是宋朝诗人黄庭坚的后裔，所以每次他到翁方纲家中时，都要向他家中的黄庭坚画像敬拜，经常看着画像，沉思很久。

放荡不羁
　　黄景仁住在京师的时候，不会交际，和众人合不来，经常觉得自己和三国时期的虞翻有着共同的处境，权贵也不能随意召唤他。黄景仁每天跟着戏子要饭，甚至有时还在红氍毹之上，以身说法，打扮得粉墨淋漓，又歌又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

黄景仁仪态优美，站在常人之中如同鹤立鸡群，人们都争着想和黄景仁交往，但他视而不见，因此人们都认为他是伟才，或说他是狂生，但都不是。

自幼爱诗
　　黄景仁方上私塾学艺之时，年少无知，不知道喜好什么，偶然听闻有几本诗集放在高阁之上，便偷偷取来窥看，虽然黄景仁看得一知半解，但他却自认为看的很透彻，洋洋自得地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喜爱的。”便开始作诗，人们都取笑他，并因为他的诗多是幽苦之语，又对其十分唾弃，但黄景仁对诗的爱好却越来越大。

黄景仁九岁应试时，住在江阴小楼，临考了还躺在床上裹着被子，同考的学生都取笑他，他却说：“方才想到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一句，想要完成全诗，你们不要打扰我。”

与洪亮吉
　　黄景仁和洪亮吉相识于县试，两人被店家安排入住同一间房，从此成为一生挚友。洪亮吉诗与经并重，但并不把诗当饭吃，而黄景仁浪漫气息更重，他对考试科目吊儿郎当，对非圣贤书废寝忘食。常常半夜三更躲在被窝里，每作一首诗或得一句诗，都要把洪亮吉吵醒，与其奇文共赏。

黄景仁是感性之人，浪漫而又任性；洪亮吉偏理性，行事相对稳重，讲究变通。他俩后来到安徽学道朱筠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两人白天同桌弄材料，晚上同窝赏诗文，然则有时他们观点并不一致。有天，两人为某事争得厉害，黄景仁一气之下，跑到徽州游山玩水。洪黄交恶，影响很大。当时朱筠送了河豚与蒙古酒到其部下武亿家，武亿抱着朱筠大哭，闹得朱筠摸不着头脑，哭完才知道，这武亿是为洪黄失交而哭：“无他，远念古人，近伤洪亮吉、黄景仁不偶耳。”

后来黄景仁北上京都，混得略有起色，就意气洋洋，夸大口说：“人谓长安居不易，误矣”，叫呆在老家的洪亮吉把其眷属迁来皇城根下。洪亮吉力劝黄景仁，但劝不住，只好垫资，出雇工费，安排人千里送黄家眷。果然，黄在京城活得艰难。两年后，洪亮吉到京城，看到老友狼狈模样，再劝其将家属送回故乡。后来洪亮吉到陕西巡抚毕沅幕僚，又不遗余力荐举黄景仁，使毕沅赠了五百金给黄诗人。黄景仁收到这笔巨款，把钱全投入买官，他打的主意是，卖了主簿一职，买上地方实职。只是按照清朝政策，捐官之前，得除现职，他新官没得到，旧职停了薪，连饭都吃不上了。

二十多岁时，黄景仁曾与洪亮吉戏言：“予不幸早死，集经君订定，必乖余之旨趣矣。”而洪亮吉确实把黄景仁文集收拢了，一字不删编辑出来，并请毕沅出钱，印行了《两当轩集》出版。

"

纪昀 jǐ yún (1724年6月-- 1805年2月），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在文学作品、通俗评论中，常被称为纪晓岚。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政治人物，直隶献县（今中国河北献县）人。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代表作品《阅微草堂笔记》。"轶事典故

纪昀与和珅
　　传闻二人结怨颇多，事实上，纪昀与和珅的关系就像是忘年交。年轻的和珅处世外向泼辣。年老的、处世逐渐内敛圆滑的纪昀会时时善意地提醒和珅。两人既有政见不同带来的争吵，也有默契的配合。在工作中,更多的是和珅对纪昀的关照；在人际关系上,更多的是纪昀对和珅的帮助。同时，纪昀对自己的能力也非常了解，在文学上固然无人可比，但在治国和理财上远不如和珅。而纪昀本身就只是一个御用文人，也就是说，纪昀与和珅不会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两个人也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两个支柱，乾隆最仰仗的两个大臣，如果真的斗的不可开交，那就不可能有康乾盛世了。

纪昀与刘墉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昀一直是感激零涕。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墉负责。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刘墉，刘统勋长子。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烟袋惹的祸
　　纪昀喜抽旱烟，文臣武将暗地里叫他“纪大烟袋”，有次，乾隆急诏，纪昀来不及将烟熄灭，只好把烟袋藏在靴子里去朝见圣上。烟在靴子里燃烧起来，纪昀忍着痛，希望皇上快点结束，直到裤脚冒出烟来，皇上问他怎么回事，纪昀答：“失火了！”皇上赶快让他出去救火，纪昀才颠着一只脚出去了。以后有好长时间，纪昀不得不拄着拐棍。

文字狱牵连
　　纪昀在乾隆时期文化专制最残酷的一片风声鹤唳中入主“四库馆”，有清以来的文字狱，到乾隆朝达到了最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思想犯罪”引入法律惩治的范围之内，乾隆朝是为发轫。其文字狱的株连，也远远超过了“大清律”的规定。《四库全书》开馆期间，发生了50多起文字狱案，大多是从修书得到眼线。和纪昀一起担任总纂、总校的大员，或被吓死、或被罚光了家产，除纪昀以外，无一人得到善终。纪昀本人也曾几次被牵连进相关的文字狱中，颇有几番险象丛生。他也被多次记过，出资赔写讹错书籍。所以，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被异化、被扭曲是难免的。

著作

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又兼人已言之，己不欲言，故其卒后，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 《如是我闻》四卷， 《槐西杂志》四卷， 《姑妄听之》四卷， 《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陆续写成。嘉庆五年，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不仅有宣传因果报应等深刻的一面，而且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所以其可以说是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其《纪文达公遗集》 ，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除此这外还撰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三十二卷《纪文达公遗集》、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纪晓岚一生才华和学术成就十分突出，多姿多彩。他曾给自己写过一首词，其中两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不老泉”，就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纪晓岚不仅在清代被公认为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就是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少见的文化巨人。

家族成员

长辈
世祖：纪椒坡景城纪氏一世祖。
高祖：纪坤，字厚斋，坤，字厚斋，明廪膳生。
曾祖：纪钰，钰，字润生，附监生，考授州同。
祖父：纪天申，天申，润生公次子，字宠予，监生，考职县丞。
父亲：纪容舒，容舒，字迟叟，康熙癸巳恩科举人。

兄弟
长兄：纪晫，纪昀同父异母兄。
从兄：纪昭，纪昀之从兄。

妻妾
正妻：马月芳，，东光进士马周菉的二女儿，是纪昀的邻县人。
妾：文鸾、郭彩符、沈明玕。

子女
长子：纪汝佶，字御调，又字侠如，乾隆乙酉举人。
次子：纪汝传，字绪承，曾任九江府通判和江宁府同知。
三子：纪汝似，字象庭，曾任广东县丞。
四子：纪汝亿，字万斯，纪晓岚第四子。

评价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人称茶星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昀，北迁已十四世。

清雍正二年，农历六月十五日午时纪昀出生，属龙，纪昀为纪容舒次子。

雍正五年，授课于及孺爱先生，这年第一次见到父亲。

雍正八年，参加童子试，并优异的成绩得‘神童’绰号。纪昀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

清乾隆五年，17岁的纪昀就跟邻县20岁的马氏成婚，纪昀先后有一位夫人和六房妾。

初入仕途
　　清乾隆八年，八月参加科试，获第一名；纪昀开始自满起来，同年长子降生，取名纪汝佶。次年乾隆九年，回乡乡试，纪昀所作破题，只考了个四等。

乾隆十二年，纪昀再应顺天府乡试，以第一名解元夺魁。

乾隆十三年，春天，参加会试，由于太过自负而被挡在了进士的门槛之外。

乾隆十五年，四月十六日，纪昀母亲去世，纪昀居丧守孝直到乾隆十七年八月。

乾隆十六年，纪昀在家守孝，没能参加这年的会试。次年朝廷为祝贺皇太后六旬大寿特开恩科，八月举行会试，纪昀孝服刚除没有参加。

乾隆十九，纪昀等来了正科会试，考了第二十二名，会试后是殿试，殿试后揭榜，纪昀考了二甲第四。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继授编修，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为官经历
　　清乾隆二十一年，纪昀伴驾热河。

乾隆二十三年，任英武殿纂修。

乾隆二十四年，任功臣馆总纂。

乾隆二十五年，任国史馆总纂。

乾隆二十六年，任方略馆总纂。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到五月初四，纪昀伴驾南巡。五月，奉命视学福建，官阶提督学政。

乾隆三十年，纪昀父亲纪容舒在献县崔尔庄病故，纪昀回家服丧三年。

乾隆三十三年授贵州都匀知府。乾隆帝认为纪昀学问优胜，到外省做官不能尽其所长，将其留在身边。同年四月，提升为侍学士。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乾隆三十六年因乾隆帝修书需要，由刘统勋荐举，将其从新疆召回，六月初至京师，暂居珠巢街，受诏校秘书。

乾隆三十八年起，任《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共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又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历任编修、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尚书。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纪昀次子汝传在担任九江府通判时因渎职拖欠赋税而犯法，纪昀受牵连，吏部决定将其降职调任，乾隆知道后改判为降三级留任。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纪昀被提拔为侍读学士，担任文渊阁直阁事。二月，调侍讲学士。大金川首领索诺木降。至此，大、小金川全境荡平。纪昀纂《平定两金川雅》、《平定两金川颂》。九月，充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纪昀被提升为詹事府詹事。四月，又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元宵刚过，乾隆第五次南巡，纪昀伴驾。纪昀奉旨和陆锡熊、孙士毅等共同领纂《历代官职表》至乾隆五十四年完成。

乾隆四十六年，纪昀任《契丹国志》总纂官。

乾隆四十七年，纪昀、陆锡熊奉旨总纂《河源纪略》于乾隆四十九年完成。同年《四库全书》完成。[8]

晚年经历
　　清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乾隆在乾清宫摆千叟宴，纪昀参加。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八十大寿，前往热河避暑，纪昀伴驾。

乾隆五十六年，任《八旗通志》馆总裁。

乾隆五十七年，纪昀伴驾第六次南巡。

乾隆六十年， 纪昀夫人马氏去世。

清嘉庆元年，任兵部尚书，移任左都御史。次年，又迁任吏部尚书。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

嘉庆八年，六月十五日纪昀八十寿辰。

嘉庆十年二月十四日，酉时，82岁的纪昀病逝于京城。

藏书

清藏书家、学者、文学家、目录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奕道人、孤石老人。谥文达。直隶河间府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由翰林官至礼部尚书。后坐事遣乌鲁木齐。释还后，复授编修，嘉庆间官至礼部尚书，升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大学士刘统勋推荐他任总纂官，由此，一生主要精力倾注于此。先从《永乐大典》中搜集散佚资料，与陆锡熊等编为《四库全书》，庋于七阁之中。《四库全书》编成后，迁左部御史，再迁礼部尚书，被誉为乾嘉时代学术界“泰斗”。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收正式入库书3 461种；存目书6 819种，93 500余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纂修，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六年，概括了清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古籍，对保存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有重要贡献。该目在目录学上影响很大，按四部分类，下设44大类，每大类有分若干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是我国四部分类目录的杰出代表，学术价值很高。后因《总目》卷帙浩繁，翻检不便，又删节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喜收藏。一生嗜砚如癖，他的书斋也有“九十九砚斋”之称。乾隆年间，以数千金购得琉璃厂书肆古籍，其中以明清禁书和未刊本颇多，庋于“阅微草堂”书室之中，好友桂馥为其亲笔题写了“阅微草堂”4字，古朴刚劲。《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进献之书有105种，入存目者41种。藏书钤有“春帆校正”、“心与古人会”、“校书天禄”、“河间纪昀”、“瀛海纪氏阅微草堂藏书之印”等。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诗文》等。

书法

纪晓岚一生，在文化事业上做了两件大事情，一是编纂了《四库全书》，二是写了《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所做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值得一提的是，纪晓岚在书法上的造诣也是相当精深的。清初书法，由于康熙、乾隆等人的倡导，书家大多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纪晓岚也不例外。他的书法书写流利、圆融，显得雍容华贵，书法大小相兼，收放结合，疏密得体，苍劲多姿，可以说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由此观之，纪晓岚不愧为清代书坛一大家。

"

林嗣环，字铁崖，号起八。清代顺治年间的福建晋江人，当时的进士。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生，从小聪颖过人，七岁即能属文。及长赴试，因文章峭奇卓绝，考官疑为他人代笔，故不得售。嗣环遇挫折不气馁，倍加发愤功读。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中举人，继而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已丑科登进士第。授太中大夫，持简随征，便宜行事。后调任广东琼州府先宪兼提督学政。"轶事

“站起来！”随着塾师不怒自威的喊声，从窗外慢慢探出一个六岁光景孩子的脑袋。他身上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手中拿着放牛的鞭子。

塾师和学子们纷纷走出私塾。“你叫什么名字？”塾师俯下身子关切地问。“我叫林嗣环，家住赤岭后畲。”孩子用鞭子指了指不远处的村落，又不问自答地作介绍：“父林之粟，兄嗣祯。我很喜欢听先生讲课，已来偷听半年有余了！”“那你就来读书吧！”“我家穷，供不起我读书！”塾师颔首捋须良久，忽灵机一动：“嗣环，请你进学堂坐一会儿好吗？”

塾师安排嗣环和众学子坐好，摊开纸笔，宣布考试开始。结果让塾师始料莫及、心花怒放，林嗣环这个从未上过学堂的放牛娃，妙语连珠、辞清意畅的作文，令那班乡绅富贾的纨绔子弟，瞠目结舌，难望项背。

塾师磨破嘴皮磨穿鞋底，用免收束修、资助笔墨、接济家用等条件，博得林之粟的首肯，让嗣环进私塾跟班旁读。

嗣环边帮父亲劳作，边努力攻读。公元1615年，嗣环7岁那年，大学士黄景坊不信他能“励志自研”、“日记万言”，特地对他进行面试，也被他的聪慧天资所折服，便破例收他为“伴读”。嗣环自此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学业更是突飞猛进。

第一次参加乡试，主考官认定字字珠玑之文，绝不可能出自乳臭未干的穷孩子之手，武断地判定为“抄袭”。

落榜蒙冤的嗣环受尽白眼。有天早上，他像往常那样到黄井打水，可邻居们已暗相串通，故意于前夜将水桶全收进屋内。打不到水的嗣环默立井旁，对天发誓：“士可辱，志不可夺！我定愈加发奋……”忽然，井底訇然有声，井水漫上井盘。至今，嗣环故居门前这眼黄井的水位，仍远高于旁侧的池塘水面，成为福建安溪县赤岭后畲一大景观。

子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嗣环落第不落志，“黄井祝天”后的日子，更付诸“虎崆耕读”。公元1642年，34岁的林嗣环中举人。继之又蟾宫折桂，顺利通过会试，高中进士。嗣环的轶事，在其故乡代代相传。

评价

林嗣环不仅是一位博学善文的著名文学家，还是一位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百姓口碑甚佳的清官名吏。在封建官场一片污浊腐败的境况下，他洁身自爱，实在很有几分茕茕孑立的悲剧意味。当时藩王府曾派两个人到林嗣环处言事，那两人骑马直上公堂。林嗣环把他们拉下马，各打三十大板。藩王大怒，亏得当地抚军劝解，林嗣环才幸免遭难。林嗣环“善为文”，却“不善为官”。他刚正不阿的性格，使他在官场上郁郁不得志。顺治十三年，他为减轻民众役赋而写《屯田疏》，被蓄意谋反的耿尚二藩诬告落职。但正是他的“不善为官”，不肯同流合污，使他赢得百姓爱戴，丹青留名。假如林嗣环当年平步青云，在官场上左右逢源，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他不过是让官场多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封建官僚罢了，林嗣环就不是著名文学家林嗣环了。

他七岁即能属文。及长赴试，因文章峭奇卓绝，考官疑为他人代笔，故不得售。嗣环遇挫折不气馁，倍加发愤攻读。于明崇祯十五年年壬午科中举人，继而于清顺治六年己丑科登进士第。授大中大夫，持简随征，便宜行事。后调任广东琼州府先宪兼提督学政。“

林嗣环走马上任之际，正处于清朝初期，国家已经统一，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因此，有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来进行贸易。可是，有些地方官员却为了个人利益胡作非为，有个外国商人运货到朱崖这个地方，当地军官因贪图船上的货物，要杀人劫货。林嗣环知道后，坚决予以制止，他说：“我虽然是一个书生，但至少也是朝廷派来的，我有权管这件事，你们为了个人利益而杀人，会引起国家和外国的不和，我就是死了也不让你们这么干！”当地军官没有办法，只好放外国商人回国。

当时，“三藩”中的两股地方势力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精忠都在广东，他们放纵部下，欺压老百姓，林嗣环最看不惯这种事。一次他把欺压百姓的士兵抓来鞭打，放走了无辜的老百姓，巡抚李端吾带兵冲进官署，要抓林嗣环。林嗣环把脖子一伸，说：“要杀就杀吧！不必多言了！我如果怕死，就不会鞭打犯罪的士兵了！”李端吾自知理亏，只好悻悻地走了。

林嗣环为官时，采取了一系列有益于人民的措施，例如禁止雇用奴婢，禁止捉人充军，禁止一人犯罪株连全族等。他还建议军队要自己开荒种地，减少人民的负担。林嗣环提出的这些措施，深得民众的拥护，也触犯了一些官员，他们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戴在林嗣环的头上，林嗣环被捉到朝廷问罪。在上司面前，林嗣环愤怒地控诉了耿尚两个地方势力的罪行。于是，耿精忠被调到福建，而林嗣环也被革职为民，充军边疆，后遇大赦放归。

从此，林嗣环流落在杭州湖畔。他整天仰天长歌，痛抒自己对时政的不满。当时一些出名的文人如钱牧斋、吴梅村、朱竹宅等，非常敬重林嗣环的为人，慕名和他结交。由于心情忧郁，饥寒交迫，林嗣环病死在西湖边。他没有儿子，死后，他的尸骨几经辗转，最后由他的侄儿带回，葬在故乡安溪。

介绍

林嗣环，字铁崖，号起八。治年间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官桥镇赤岭后畲

“备兵海南时，恩威兼济，兵民爱之”；“性耿介，多惠政，如禁锢婢，禁投充，禁株连，禁民借营债，粤人啧啧颂之”。为减轻民众役赋，抵制奢侈无度、滥设工役、私创苛税的耿仲明、尚可喜，而上《屯田疏》。顺治十三年，被二藩诬告落职。被捕之时，民众悲声载道。顺治十七年，嗣环下刑部狱西曹就计无果。“帝念三任勤劳。暂放杭州治下。待康熙初政，复审平冤获释，诏升广西左参政”。嗣环经历磨难，无意仕途，遂客寓杭州，放舟西湖，寄情山水，唱和名流。后因贫以死，妻子晨夕不继，柩暴未葬。幸其同年唐梦赍葬于昭庆寺西沙泉石，并搜其著作四册存之。“历四十年，族侄标光始访得之，改葬于御屏山麓”。原碑完好，文曰：“先达进士兵学道铁崖林公、淑人王氏、男文学华亭墓。乾隆丁丑九月合族崇祀。”族人对嗣环尊崇备至，每每携幼恭诚拜谒，以期子侄学而有成。在嗣环故乡，还流动着“黄井祝天”、“虎崆耕读”等脍炙人口的故事。

其博学善文，著有《铁崖文集》《海渔编》《岭南纪略》《荔枝话》《湖舫集》《过渡诗集》《回雁草》《口技》等，其中《口技》至今仍为初中语文课文，《口技》被收集在《虞初新志》中。《荔枝话》是一篇记述荔枝的科技小品文，不仅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在农业经济方面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他的这些著作都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的无价之宝。林嗣环不仅是一个忧国忧民、刚正不阿的官员，还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一生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章，如《湖舫集》《过霞诗》《海鱼篇》《岭南纪略》等。他的文章光怪陆离，不同凡响，礌砢郁积不平之气，直欲排山裂石，作霹雳声。他和民众打成一片，因此文章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逼真感人。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记叙文《口技》，确切而真实地记叙了我国民间艺人的高超技艺，语言朴素，描写生动，构思巧妙，充满了艺术情趣。

"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女，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墓

秋瑾牺牲后，遗体被草埋于绍兴卧龙山下。后来他哥哥雇人，把灵柩寄存在严家潭。第二年初，她的好友徐白华及吴芝瑛等，将灵柩运至杭州，于2月25日葬在西湖孤山的西泠桥畔，并做了墓碑，写了墓表。这是因为当年秋瑾与友人游西湖，在凭吊岳飞墓时，曾感言自己生后，若能埋于此地，将终身无憾。人们就是为了实现她“愿埋骨西泠”的遗言。

这件事又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忙勒令把墓迁走。烈士灵柩又被运到绍兴，后又送回湖南湘潭。秋牺牲后，王家将秋遗体，从浙江西湖运回湖南，安葬在王家祖坟之湘潭昭山。别轻看此举，过去习俗，在外面非正常死亡的，是不能葬祖坟山的。何况，秋是革命党，时清朝未亡，王家不怕连累，将秋作自家人对待，是很重情义的。辛亥革命后，浙江才又将秋请回西湖公葬，王家以大局为重，又同意了。

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元旦成立中华民国后，才把秋瑾灵柩由湖南运送到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然后用火车护送到杭州，重新安葬于西泠桥下。1921年孙中山到杭州，亲自赴秋瑾墓致祭，并题写“巾帼英雄”之匾额。荒唐的是“文革”除“四旧”时，居然又把烈士遗骸当作“四旧”，迁至杭州鸡笼山中。直到1981年，才复葬于原址。在岳飞墓旁，西泠印社前，人们可看到墓址上秋瑾的立像，她凝视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心中定会涌起欣慰的波澜。如今秋瑾墓基座由花岗石砌筑而成，上有汉白玉雕刻秋瑾立像，正面大理石镶嵌孙中山题字“巾帼英雄”。人间百色，也许惟有这纯洁无瑕、缟素如雪的汉白玉石才能配得上她。经过时已是黄昏，湖山之畔，暮色苍茫中，只见秋瑾长裙曳地，持剑沉吟。曾经罗衫裙琚，曾经男装骑服，曾经拈花微笑，曾经弹铗当歌。但无论如何，刚柔相济、卓然独立、热血忠勇是秋瑾最本真的形象。一束鲜花摆放于墓碑前，传达着后人对她，那份犹如西湖不尽碧波的绵长纪念与崇敬。

绍兴解放北路的轩亭口，是秋瑾就义的地方。秋瑾纪念碑于1930年在此落成，碑座正面刻有蔡元培撰、于右任写的碑记，碑身镌有张静江的题书“秋瑾烈士纪念碑”。后壁上镌刻“巾帼英雄”四字，系孙中山先生手书。现在纪念碑西面建有“轩亭口”牌坊，东面塑有秋瑾汉白玉塑像。

生平

早年经历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璿卿，号竞雄，华夏杰出女先烈，民族英雄，别署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
　　清光绪二十年，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今双峰县荷叶镇神冲王廷钧为妻。1896年，秋与王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婆家。这年秋天，秋瑾第一次回到神冲，当着许多道喜的亲友朗诵自作的《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以表忧民忧国之心，受到当地人们的敬重。1897年6月生下儿子王沅德。

投身革命
　　光绪二十六年，王廷钧纳资为户部主事，秋瑾随王赴京。不久，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之战乱，又回到家乡荷叶。次年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王灿芝。光绪二十九年，王廷钧再次去京复职，秋瑾携女儿一同前往。1904年夏，她在丈夫王廷钧的支持下，冲破封建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并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等组织的三合会。
　　在日本期间，秋瑾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
　　光绪三十一年，秋瑾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徐锡麟、秋瑾先后加入光复会后，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1]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秋瑾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荷叶婆家，在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其实是秋瑾“自立志革命后，恐株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是年十二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从容就义
　　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后来，秋瑾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员。
　　1907年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7月15日，我们的巾帼英雄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
　　光绪三十四年，生前好友将其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清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秋将墓迁葬湘潭昭山。
　　1912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后人辑有《秋瑾集》。

介绍

秋家自曾祖起世代为官，父：寿南，官湖南郴州直隶知州。嫡母单氏，萧山望族之后。秋瑾幼年随兄读书家塾，好文史，能诗词，15岁时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

清光绪二十二年，由父母做主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神冲老铺子富绅子弟王廷钧结婚。秋瑾在婆家双峰荷叶时，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往来十分密切”。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

光绪三十年五月，赴日本留学，同年秋，在上海创办《白话报》，倡导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十月间，参加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同时结识鲁迅、陶成章等人。三十一年三月回国筹措学费，经陶成章介绍，在上海认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回绍兴后结识徐锡麟。经陶、徐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八月，在黄兴寓所会晤孙中山，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年底，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韩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率领同学回国。次年二月，由陶成章等辗转介绍，到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两个月后辞职去上海，与陈伯平、尹锐志等密商，准备组织江浙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八月，在上海试制炸弹，不慎炸伤，险遭逮捕。同年冬，创办《中国女报》，宣传革命。为策应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回浙江联络会党。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与徐锡麟共谋发动皖浙起义，由徐赴皖活动，自己主持浙江军事。

三十三年初，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以大通学堂为立足点，往返沪杭，运动军学两界，同时又到金华、处州等地，联络龙华会、双龙会、平阳党等会党组织。研究整顿光复会组织办法，草拟光复会军制，撰写了《普告同胞檄》、《光复军起义檄》等文告；对聚集在大通学堂的革命志士和会党头目进行军事训练。

在年夏，秋瑾将浙江光复会员与会党群众组成光复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序，编为八军，推徐锡麟为统领，自任协领，约定安徽、浙江同时举义。安庆起义失败后，谢绝王金发等人要其暂时离开绍兴的劝告。六月初四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仅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以对。初六凌晨，秋瑾就义于绍兴城内古轩亭口。遗骸几经迁葬，后建墓于杭州西泠桥侧。

工诗词，作品宣传民主革命、妇女解放，笔调雄健，豪放悲壮，感情深沉。有《秋瑾集》。

1930年，于绍兴轩亭口建立了秋瑾烈士纪念碑。

精神

秋瑾就义已经一百多年，世事沧桑，当今中国已不再是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年代。但秋瑾的精神，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首先，她那种忧民忧国，为了祖国独立富强，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用鲜血来唤醒民众，就是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今我们在发展的征途中，同样充满困难与风险，必须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因此，我们需要弘扬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其次，百年前旧中国，封建礼教思想的黑暗统治是那样顽固。她作为一个生存在封建礼教千年浸淫，备受压迫的女性，敢于打破自己曾经立足生存的腐旧的社会环境，敢于如此冲破自身的思想牢笼，打碎封建精神枷锁，去崇仰真理，追求光明，主张共和，坚持男女平等。这种敢于把自己从旧思想、旧习惯中解脱出来，是一种大胆革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今，我们同样仍需不断解放思想。因此我们要学习秋瑾，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第三，她面对腐朽没落的社会，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为求得社会正义而奔走呼号，直至从容就义。她的女侠气概，就是正义的化身。当前，我们同样要把社会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现实社会中，仍存在阳光下的黑暗，有些邪恶势力和腐败现象仍在滋长。我们就应学习秋瑾这种见义勇为的大无畏精神，为弘扬社会正义，勇于斗争，敢于献身。

因此，秋瑾依然是我们精神家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闪耀着时代光芒。

轶事典故

墓葬后记
　　秋瑾遇难后，无人敢为其收尸，中国报馆“皆失声”，生前好友吕碧城、吴芝瑛设法与人将其遗体偷出掩埋。

1908年，生前好友吴芝瑛将其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朝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秋将墓迁葬湘潭昭山。

1912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后人辑有《秋瑾集》。

秋瑾看戏
　　秋瑾在北京最惊世骇俗之举是“上戏园子”。当时的宅门女性都是在家中听“堂会”，不可能抛头露面去戏园子，戏园子也不卖“昆客”的票。秋瑾坐着西式的四轮马车去听戏，开创了上层社会女性进戏院的先河。

夫妻关系
　　秋瑾出生在福建厦门，生长在浙江绍兴，1895年，19岁的她跟随做官的父亲秋寿南来到湖南省湘潭县。秋寿南在当地结识了湘潭首富、曾国藩的表弟王殿丞。王见秋瑾生得秀美端庄，聪慧可爱，就托媒人送礼给儿子王廷钧提亲。秋瑾对于这桩婚事十分不满，但在封建社会里，儿女的婚事只能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896年4月20日，王家彩銮花轿吹吹打打把秋瑾迎了过去。

王家虽锦衣玉食，但志趣高尚、性格刚烈的秋瑾并不喜欢过养尊处优的生活，更受不了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比自己小两岁的丈夫王廷钧，在志趣、爱好上也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她叹息道：“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王廷钧一不好读书，二不务正业，每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秋瑾时常劝丈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要好好读书，为将来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个人的前途着想。”王廷钧却说：“朝廷只能割地赔款，委曲求全，我们这些匹夫有个屁责。”还有一次，他们谈到了谭嗣同，秋瑾赞扬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视死如归，是一位伟大的维新志士。而王廷钧却大骂谭嗣同是中华乱党、士林败类。两人互不相让，差点吵了起来。秋瑾内心十分痛苦，她在一首诗中写道：“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表达了她对王廷钧的不满。

秋瑾在湘乡荷叶塘和湘潭两地苦度了六七年时光，生下一儿一女。尽管王家生活优裕，但她与周围的人毫无共同语言，内心异常苦闷。在感情方面，她极力排拒王廷钧，对其言行嗤之以鼻。后者屡遭冷落，又无力抗衡，便另寻温柔之乡，流连秦楼楚馆，攀折倡条冶叶。这世界原是非常奇怪的，评议同样一件事，人们所持的却往往是双重标准。王廷钧不是蔡松坡那样伟大的革命家，也不是苏曼殊那样潇洒的名士，他眠花宿柳，风流便成下流。

秋瑾嫉恶如仇，平日最看不惯男人蓄妾的陋俗和嫖妓的淫性。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当年，湘人陈范家中饶有资财，携二妾湘芬和信芳远赴东瀛，红袖添香读洋书，好不惬意，秋瑾哪能看得惯他这副德性？她认为陈范拥妾而骄是玷污了同胞的名誉，便极力促成湘芬和信芳脱离了陈范的掌控，从此人格独立。后来，陈范见利忘义，竟将女儿陈撷芬许配给广东富商廖某为妾，又是秋瑾公开反对，使婚事泡了汤。另据徐自华的《秋瑾轶事》所记，有一次，她们同游上海张园，小憩品茗时，秋瑾见一名留学生挟一名雏妓乘车而来，在这花娇柳媚之地，露出一副轻狂放浪之态，她忍无可忍，立刻上前用日语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那人还算识相，赶紧灰溜溜地走了。徐自华静观这一幕，不由得打趣秋瑾横加干预是“真杀风景”。秋瑾则爽爽脆脆地回答道：“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1903年，王家花大钱在北京为王廷钧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官职，秋瑾也随丈夫迁到了北京，住在绳匠胡同。秋瑾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生活也不习惯，常常感叹：“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无聊感慨多。”后来她又搬到南半截胡同居住，在这里认识了王廷钧的同事廉泉的夫人吴芝瑛。廉氏夫妇思想较开明，崇拜孙中山先生，且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秋、吴二人很快成为知己。

秋瑾的革命志向与理想，不仅得不到丈夫的理解与支持，反而遭到他的训斥：“这是男人的事情，你休胡思乱想。”秋瑾也不示弱：“我要去寻求真理，女人也有救国救民的责任。”两人吵得互不相让。王廷钧知道秋瑾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倔强女子，要说服她是不可能的，只好采取卑劣手段，趁秋瑾不备，偷偷将她的珠宝和首饰及积蓄全部窃走，妄图以此来阻挠她赴日。秋瑾气愤地说：“你可以窃去我的钱财，但你捆不住我出国留学的决心。”秋瑾变卖了仅剩的财产和衣物，加上吴芝瑛等人的资助，于1904年4月只身东渡日本，从此迈出了她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在日本，秋瑾结识了不少进步、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组织起“共爱会”，参加反清秘密团体“三青会”，会晤了孙中山，和黄兴、喻培伦等人一起加入了同盟会，为救国救民而积极奔走。对于这些，王廷钧均有所闻，极力反对，两人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秋瑾在日本三年，两人从无书信来往，夫妻关系名存实亡。1906年冬秋瑾听说王廷钧纳妾的消息，反而高兴，觉得有了与王廷钧脱离关系的理由。于是，她给大哥秋誉章写了一封信，请大哥代她办理离婚。秋誉章几经奔波，由于王廷钧的阻碍，离婚之事未成。

1907年春，秋瑾由日本回国，为联络光复会、洪江会以及策划平礼起义事宜，女扮男装，潜往长沙，住在朋友家里，人们都称其“秋伯伯”。其时，她曾去王廷钧家看望子女。王家人以为她穷途归来，回心转意，盛情接待，希望夫妻破镜重圆。但又暗中监视，不让她再次出走。秋瑾借口出去看戏，从后门溜出，沿湘江乘船而去。秋瑾此次的湘潭之行，便是她与王家的诀别。

《秋瑾全集》如《将赴沪别寄尘》诗：“临行赠我有新诗，更为君家进一辞：不唱《阳关》非忍者，实因无益漫含悲。……”“题解”说明：1906年5月，秋瑾离开浔溪女学，前赴上海，临行时，徐寄尘和学生们送到江边。临别，秋瑾写了这四首诗，徐寄尘姊妹也写了送别诗。又如七绝《古意》诗：“金屋无人见泪痕，坠欢如梦黯销魂。秋风一夕捐纨扇，雪落人间弃妇恩。”题解说明：1903年夏天以后，秋瑾与其丈夫王廷钧经常冲突，秋瑾曾负气出走。后王廷钧竟想纳妾，秋瑾当然进行了反抗。她内心深处有苦痛，深感遭到了遗弃。此诗借古意表达了她的悲伤感情。

中国女报
　　1907年，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她决定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提出创办的宗旨，是要“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

瑾对此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在这两期上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勉女权》等文章、诗作。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说：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她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立志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女权。据说，许多妇女看到这些文章后，感动得流出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

秋瑾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要把它作为“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她还把争取女权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紧地联结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她在《勉女权歌》歌中写道：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等。

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她号召妇女们“奋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

《中国女报》在该年3月出版了第二期后，因秋瑾忙于准备武装起义，加之财资困难，不得不中辍。6月17日，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编辑好的第三期杂志“约于此月，必行付印”。然而时至7月13日，秋瑾因武装起义失败被告密而被捕，不久被清廷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1岁。《中国女报》虽然仅出版两期，却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评价

对于为推翻满清专制帝制、创立民国而英勇献身的女中豪杰秋瑾，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16日至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赴秋瑾墓凭吊，孙中山称：“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

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称赞秋瑾烈士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1958年9月2日，宋庆龄为《秋瑾烈士革命史迹》一书题名。

1979年8月，宋庆龄为绍兴秋瑾纪念馆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

年表

1875年11月8日生于福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浙江山阴人。早年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
　　父寿南曾任湖南郴州知州。
　　1896年
　　在湖南依父命嫁今双峰县荷叶镇神冲村富绅子弟王廷钧。秋瑾在婆家双峰荷叶时，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往来十分密切”。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
　　1903年
　　王纳资捐得户部主事，随王去北京居往。时值八国联军入侵后不久，她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清政府的腐败，决心献身救国事业。
　　1904年7月
　　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男女平权道理。在此期间，曾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团体；和刘道一、王时泽等十人结为秘密会，以秋瑾最终打破了桎梏在身上的封建枷锁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并创办《白话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发表《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
　　秋，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受封为“白纸扇”。
　　1905年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随即回国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归国后，分别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
　　7月，回到日本，不久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中国同盟会，会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在留日学习期间，她写下了许多充满强烈爱国思想和饱满革命热情的诗篇。慷慨激昂，表示：“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1906年初，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
　　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发展该校主持教务的徐自华及学生徐双韵等加入同盟会。暑假离职赴沪，与尹锐志、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准备起义。萍浏醴起义发生后，她与同盟会会员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谋在长江流域各省响应，并担任浙江方面的发动工作。到杭州后，与将去安徽的徐锡麟约定，在皖、浙二省同时发动。此时她在杭州新军中又发展了吕公望、朱瑞等多人参加同盟会与光复会。不久，萍浏醴起义失败，接应起义事遂告停顿。
　　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创刊《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并为该报写了《发刊词》，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旋因母丧回绍兴，又先后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这时大通学堂无人负责，乃应邀以董事名义主持校务。遂以学堂为据点，继续派人到浙省各处联络会党，自己则往来杭、沪间，运动军学两界，准备起义。她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商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诱清军离杭州出攻，然后由绍兴渡江袭击杭州，如不克，则回绍兴，再经金华、处州入江西、安徽，同徐锡麟呼应。原定7月6日起义，后改为19日。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绍兴绅士胡道南出卖了秋瑾。
　　7月10日，她已知徐失败的消息，但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3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
　　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故居

绍兴故居
　　秋瑾故居是浙江著名旅游景点，位于绍兴市区塔山西麓和畅堂，清代建筑。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畅堂原为明代大学士朱赓的别业。1891年，秋瑾的祖父秋嘉禾从福建告老还乡，向朱氏后裔典入其别业桂花厅的一部分，为晚年隐居之所。少年时代的秋瑾在此读书习文，练拳舞剑。1906年，她自日本归国，从主持大通堂直到被捕前夕，在这里生活和从事革命活动，从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史迹。
　　在绍兴，与鲁迅遥呼相应的人物，窃以为是鉴湖女侠秋瑾。 三味书屋西南塔山附近的和畅堂，就是秋瑾故居。和畅堂布局严谨，风格简约无华。黑漆大门没有任何装饰，庄重朴实。
　　堂前正中有一匾，上书“和畅堂”三字。“和畅”是取王羲之《兰亭序》中的“惠风和畅”之意。故居共有房屋5进，青砖白墙乌瓦，穿斗结构，硬山顶。第一进为门厅，门楣上“秋瑾故居”匾额系何香凝手书。笔力遒劲的题书，或许就是一位女革命家对另一个女革命家的欣赏、怀念和惺惺相惜之情的含蓄表达。 第二进自西至东分别为会客室、堂前、餐室。正屋的东边有小楼，楼下为秋瑾卧室，均按原状布置，木床、书桌皆为当年原物。至今屋内仍挂有一张男装小照，照片中的秋瑾英姿飒爽，确有巾帼不让须眉的侠客仗义之气。卧室里的书桌以及文房四宝等，则显示了秋瑾的另一个身份：文人，或者说，是诗人、词人和散文家。卧室后壁有一夹墙密室，为秋瑾藏放革命文件及武器之处，至今保存完好，弥足珍贵。 第三、四两进原为秋母及兄嫂住房，现辟为秋瑾史迹陈列室，展出秋瑾诗词手稿、家书、照片、印章、头巾、文献等文物，更有孙中山、宋庆龄、周恩来等名人评价秋瑾的题词等，反映了秋瑾从事革命的光辉业绩。

双峰故居
　　双峰秋瑾故居为清代建筑，青砖白墙乌瓦，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神冲街口。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何香凝先生题写的“秋瑾故居”匾额悬挂于此。秋瑾故居遗址已被双峰县政府于2003年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特色古居、青石斜阳、亭台翘檐、青瓦驳墙。秋瑾故居由正厅，左右厢房及天井和杂物间组成。故居陈列物品中有许多是原物，卧室中的床、书桌和衣柜，堂屋中的方桌和板凳，厨房中的大水缸和碗柜，农具室中的石磨、水车和大木耙等，都曾留下过王廷钧与秋瑾夫妻的印迹。在秋瑾短短三十一年的人生里，这座故居却陪伴了她整整七年，生育了一男一女。
　　2007年10月，秋瑾生活过的双峰县被全国妇联正式命名为全国第一个“中华女杰之乡”。 双峰是名人故里、湘军摇篮，尤其是在中国的妇女运动史和解放史上，以葛健豪、秋瑾、唐群英、向警予、蔡畅、王灿芝为代表的双峰妇女写下了浓墨重彩、光辉灿烂的一页。
　　2008年4月，双峰县八女杰雕塑揭幕仪式在县城女杰广场举行。包括葛健豪、秋瑾、唐群英、向警予、蔡畅、王灿芝、曾宪植、曾宝荪八女杰雕像。

湘潭故居
　　湘潭也有秋瑾故居，位于湘潭市雨湖区十八总由义巷4号。湘潭秋瑾故居原是丈夫王廷钧家开设的“义源当铺”，秋瑾嫁给王廷钧后经常往返于双峰、湘潭。
　　湘潭秋瑾故居是一个小庭院，一栋双层的木质楼房，面积在五十平米左右，院内有天井、柴房等设施。当时的“义源当铺”曾被列为辛亥革命纪念地，后孙中山手书“秋瑾故居”匾额置于大门之上。湘潭秋瑾故居是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于1982年9月2日正式对外公布。

株洲故居
　　株洲秋瑾故居位于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大冲村，目前正在进行修复完善。此处的秋瑾故居规模宏大，气势壮观，东西长达80余米，约有三进两层房屋13栋，天井10个，亭子3座。故居集当地民居与江浙建筑风格于一体，房屋两侧为吊脚楼，前庭有两面装饰用的墙壁，这种建筑风格在当地极为罕见。
　　1896年，秋瑾与王廷钧结婚。秋瑾曾居住在位于现在石峰区清水塘街道大冲村的深宅大院。株洲秋瑾故居是王廷钧父亲给秋瑾和王廷钧置办的婚房，是秋瑾所有故居中最大最豪华的，也是他们生前唯一房产。

云霄故居
　　位于漳州市云霄县云陵镇享堂村“紫阳书院”左邻的原“七先生祠”。“七先生祠”原为清代历任邑宰官邸，木石结构，二进一院，悬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面积350平方米。清光绪四年八月，秋瑾祖父秋嘉禾携眷出任云霄抚民厅同知。翌年十月十一日，孙女秋瑾诞生于此。此官邸后作为奉祀薛凝度、章辅廷、倪惟钦等七先贤之祠，故称七先生祠。更有意思的是秋瑾名字中的“瑾”字跟云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按闽南人对“孩子”的读音来取的。1992年5月云霄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秋瑾出生地”，列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06年，“七先生祠”连同紫阳书院被列为漳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紫阳书院作为秋瑾故居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

"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清代著名文学家，小说家。先祖为中原汉人，满洲正白旗包衣出身。素性放达，曾身杂优伶而被钥空房。爱好研究广泛：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他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因家庭的衰败饱尝人世辛酸，后以坚韧不拔之毅力，历经多年艰辛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小说创作

《红楼梦》一书所反映的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正是历史上的所谓乾隆盛世，其实在王朝鼎盛的背后存在着种种的矛盾，也隐藏着重重的危机。

康熙末年，皇子们分朋树党，争权谋位。最后是四皇子胤稹夺得了帝位，这就是雍正皇帝。雍正即位后，立即开展了一场穷治政敌的凶残斗争，残酷地迫害与己争夺皇位的诸兄弟和异己的政治势力。曹雪芹的嗣父曹頫就是因跟皇室派别斗争有牵连被罢官，抄家。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以自己和亲戚家庭的败落为创作素材的，因此带有一定的回忆性质；但他创作的《红楼梦》是小说而不是自传，不能把《红楼梦》作为曹雪芹的自传看待。

1727年末、1728年初，曹頫因织造差员勒索驿站及亏空公款等罪，被下旨抄家，曹頫被“枷号”，曹寅遗孀与小辈等家口迁回北京，靠发还的崇文门外少量房屋度日。曹家从此败落。经历这样家族变迁的曹雪芹，因此而获得对贵族之家种种黑暗与罪恶的深切体验，这便成为他创作《红楼梦》重要的生活基础。《红楼梦》创作开始时，雪芹年未二十。他前后花了十年时间，经五次增删修改，在他30岁之前，全书除有少数章回未分定，因而个别回目也须重拟确定，以及有几处尚缺诗待补外，正文部份已基本草成，书稿匆匆交付其亲友脂砚斋等人加批誊清。最后有十年左右时间，雪芹是在北京西郊某山村度过的。不知是交通不便还是另有原因，他似乎与脂砚斋等人极少接触，也没有再去做书稿的扫尾工作，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审读、校正过已誊抄出来的那部份书稿，也许是迫于生计只好暂时辍笔先作“稻粱谋”吧。其友人敦诚曾写诗对他规劝，希望他虽僻居山村，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写书：“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身世籍贯

关于曹雪芹，很多方面仍难有定论，除却生卒年的争议，他的字、号也不能十分确定，按照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的说法，应该是“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但有的研究者认为他的“字”是“芹圃”，“号”是“雪芹”。他的生卒年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他的生年，主要有二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生于公元1715年，即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出生于公元1724年，即雍正二年甲辰。他的卒年，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他卒于公元1763年2月12日，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另一种看法认为他卒于公元1764年2月1日，即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他卒于公元1764年初春，即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岁首。
　　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是贾母的原型——李氏的过继子。曹雪芹的上世的籍贯，现有几种看法，一是河北丰润，于明永乐年间还至辽东铁岭，后来跟随清兵入关，一是辽阳，他的上祖曹振彦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大约于天命六年后金攻下了辽阳时归附，以后随清军入关。

身世考证
　　曹振彦归附后金以后，先是属佟良性管辖，后来又归了多尔衮属下的满州正白旗，当了佐领。旋即跟随清兵入关。曹振彦在入关前的明、金战争中以及入关后的平姜瓖之叛的战争中是立过功的，他历任过山西吉州知州、阳和府知府、浙江盐法道等官职。曹家的发迹，实是从曹振彦开始的。此后，曹振彦之媳，即曹玺之妻孙氏当了康熙的保母。1663年，曹玺首任江宁织造之职，专差久任，至1684年在江宁织造任上病故，康熙旋即命其子曹寅任苏州织造，后又继任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等职务。并命其纂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于扬州。曹寅之所以很得康熙的信任和赏识，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康熙最重要的教引嬷嬷曹寅又曾是康熙的陪读，是康熙儿时的玩伴。所以康熙南巡六次曹寅家曾主持过四次接驾大典。1712年曹寅在扬州任上病危，康熙特命千里马送药拯救，只可惜曹寅已死。曹寅病故后，康熙又因极其宠爱曹寅，就叫其子曹顒继任江宁织造。不幸的是1714年曹顒病故，康熙又特命曹寅的胞弟曹荃之子曹頫过继给曹寅的妻子李氏并继任织造之职，直至1727年12月24日曹頫被抄家败落，曹家在江南祖孙三代先后共历60余年。曹雪芹就是出生在南京的。直到1728年曹家抄没后才全家返回北京。当时，曹雪芹尚年幼，按生于乙未说是虚岁是四岁，按生于甲辰说是虚岁五岁。曹家回北京以后的情况，文献绝少记载，曹頫曾经在给康熙的奏折里说道：“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等等。
　　曹雪芹在穷愁困顿中于公元1763年或1764年即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的除夕去世。他的不朽巨著《石头记》的前80回，早在他去世前十年左右就已经传抄问世；书的后半部分据专家们研究，认为基本上已经完成，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未能传抄行世，后来终于迷失，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武阳说
　　300年前《南昌武阳曹氏宗谱》问世，武阳镇曹村是曹雪芹祖籍地。
　　2010年4月8日，在浙江图书馆。找到了300年前的《南昌武阳曹氏宗谱》，这是一本300年前保存完好的《南昌武阳曹氏宗谱》的手抄本。在这本1693年修的《南昌武阳曹氏宗谱》里就清楚地记载了“盖自永乐二年，始祖伯亮公从豫章武阳渡协弟溯江北上，一卜居于丰润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铁岭卫。则武阳者，洵吾始祖所发祥之地也。”和武阳曹氏的宗谱记载完全一样。历史的清楚记载，事实胜于雄辩，武阳镇曹家是就是曹雪芹南宋祖籍地，千真万确。
　　曹雪芹南宋祖籍地在武阳。自中央电视台1994年报道以来，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全国很多的红学.曹学专家都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来武阳曹家深入研究考察，周汝昌对曹雪芹祖籍更是研究之深，并亲笔题字：《曹雪芹祖籍武阳镇》。
　　这部清康熙三十二年《江西南昌武阳曹氏宗谱》的出现，不但证明了南昌武阳曹氏宗谱的真实性，还为研究探讨红学和曹学的专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
　　《南昌武阳曹氏宗谱》不但记录了曹氏的世系和世序，还清楚地记录了曹氏的迁徒志和祠堂志。从这本宗谱可以得知：曹雪芹南宋祖籍地在武阳镇，300年前就有真实的记载和认定！看到这本300年前的修的《武阳曹氏宗谱，几十年来曹雪芹祖籍地的争论，考察，研究，今天真相大白，所幸的是许多专家能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历史记载一模一样，应感心慰。

乳山说
　　据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曹雪芹高祖曹玺是被清军自胶东半岛虏获，因同姓而被曹振彦收养，因此曹雪芹祖籍地的研究应以曹玺为主，而不能把曹振彦的祖籍地当做曹雪芹祖籍地。致力于红学研究的曹祖义先生从1998年就提出曹雪芹是曹髦后裔，同曹祖义是宗亲的观点。并在全国红学大会上发表其研究成果，获得了部分红学家的认可。
　　曹祖义说，曹雪芹的祖籍在乳山，不管从历史资料上，还是曹雪芹在书中亲撰的家谱上，以及曹祖义的家谱上，都充分证明曹雪芹是曹丕、曹髦的后裔。另外，曹雪芹家和曹祖义家以范字起名上的规则完全统一，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曹祖义在对《红楼梦》多年的研究中发现，曹雪芹把他们家的家谱，用“十首怀古诗”灯诗谜的方法，写在《红楼梦》第51回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家和其亲宗东港市大孤山曹家在起名范字上是一脉相承的，以此可以证明他们是同宗谱的本家人。如此，曹祖义和曹雪芹有着共同的祖籍———当时的宁海州河南村。
　　复旦大学对国内与曹雪芹有关的曹姓人群进行了DNA检测，现有的曹姓DNA数据支持曹雪芹祖籍“乳山说”，而不支持“丰润说”、“辽阳说”等众多学说。

铁事典故

医德高尚
　　根据孔祥泽老先生说，20世纪70年代初和吴恩裕先生去白家疃访问，曾听一位村民说：当年前山旗里有位大夫时常过来给穷人看病不要钱，每次来都在南边山根一间空庙临时借来桌椅给人看病，后来这位大夫搬到桥西住，有了家看病的人方便多了。一次舒成勋先生曾对孔老说，在蓝靛厂原有多家药铺，曹雪芹经常到这些药铺给病人抓药或配药，这些药铺的名字舒老都一一记得，并说给孔老听，遗憾的是孔老当时没有记下。
　　孔老还说：雪芹因医术高明，为不少的人治愈了病，一些有钱人的病被雪芹医好了后，常常要买些东西送于雪芹，以报雪芹医病之恩。雪芹往往告诉这些人，你不要给我买东西，你的钱先留着，一旦有病人看病，抓不起药，我让他找你，你把他的药钱给付了，这不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病痛吗？就这样雪芹为许多贫苦的百姓，治愈了多种顽症，人们交口称赞雪芹的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看来，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贯做好事。雪芹为西山百姓医病，不要钱，甚至为贫苦的百姓采药，出自于雪芹对西山百姓的爱，百姓口中、心中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与白家疃
　　雪芹的好友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确切地记载是乾隆二十三年春，雪芹迁徙白家疃，有原注为证：“春间芹圃曾过舍以告，将迁徙白家疃。”在该文后敦敏因请雪芹鉴定书画又先后两次去白家疃，不巧，雪芹都不在家。在后注中敦敏大致讲了雪芹在白家疃新居的情况，为飨读者，引缀如下：“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而院落整洁，编篱成锦，蔓植亟杞藤……有陋巷箪瓢之乐，得醉月迷花之趣，循溪北行，越石桥乃达。” 　雪芹留下的传记材料极少，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记述了曹雪芹迁徙白家疃的时间以及雪芹的一些言行，殊显重要。那么雪芹为什么要迁徙白家疃呢？从乾隆十五六年雪芹辞别宗学迁徙西郊，并几经迁徙，最后一次由香山迁到白家疃。有人分析有经济原因之说、有回避“舆论”之说、有屋塌之说、有“满汉轸域”之说、也有雪芹筑屋白家疃与怡亲王有关之说等不一而足。我则认为除了经济原因之外，雪芹为了寻找一方远避尘嚣，更为理想的著书、修书之所。

空空道人
　　《红楼梦》中有个很重要的过场人物——空空道人。在关于曹雪芹的各种传说中，事涉此人的并不很多。但这位神秘的道人于“红楼”成书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吴恩裕先生所著《有关曹雪芹十种》中的《考稗小记》曾说：“得魏君藏’云山翰墨冰雪聪明”八字篆文，谓为雪芹所书。按篆文并不工。下署‘空空道人’有‘松月山房’阴文小印一方，刻技尚佳，……见之者邓之诚先生谓的确为乾隆纸，而印泥则不似乾隆时物，盖乾隆时之印泥色稍黄云云。余为谓倘能断定为乾隆纸，则印泥不成问题。盖不惟此印泥本即为浅朱，即使为深朱亦不能必其为非乾隆时物。‘空空道人’四字尚好。此十二字，果为雪芹所书否，虽不可必，然1963年2月晤张伯驹先生，谓‘空空道人’四字与其昔年所见雪芹题海客琴樽图之字，‘都是那个路子’云。”吴先生虽然经两位大家鉴定为曹雪芹真迹，因印泥的颜色有碍，证据略显苍白。
　　杨奕先生长期生活在白家疃附近的太舟坞，曾写过《清代著名词人之一纳兰性德》一文，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白家疃有一座空空庙，这便是为雪芹的“空空道人”提供了直接证据。为飨读者，引缀如下：“就在曹雪芹白家疃居所的南边山根，曾有一座小庙独立山麓。庙一间，面积约十平方米。因为庙中没有神祇偶像和牌位，空空荡荡，当地人叫它‘空空庙’。此庙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平整土地时被拆除。……虽已无文字记载，但从形制和位置判断，当为山神庙一类。建筑年代已无考证。现今有人认为这座‘空空庙’可能与曹雪芹《红楼梦》开头所写的‘空空道人’有关。”
　　杨奕先生仅推测空空庙与《红楼梦》的“空空道人”有关。但并没有点破“空空道人”就是曹雪芹。可能杨奕先生没有见到吴恩裕先生着的《有关曹雪芹十种》一书，或许也没有见到“云山翰墨冰雪聪明”这幅篆文小品。吴恩裕先生虽然请了当时著名鉴定大家鉴定为曹雪芹亲书，但始终没有弄清“空空道人”之号与雪芹的关系。白家疃的“空空庙”无疑为《红楼梦》以及曹雪芹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与广泉寺
　　香山广泉寺是唯一确切记载曹雪芹与好友张宜泉到过的地方，并且两人留有诗歌唱和，遗憾的是，雪芹先生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宜泉先生按照雪芹诗歌的原韵和诗被记录下来，为飨读者，引缀如下：　“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碑暗定知含今雨，墙贵可见补云阴。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虎门经历
　　位于西城西单东侧的石虎胡同31号、33号院，两院相通，是北京保存较好的一座明清大宅。而且还曾为皇家府邸。这座府邸是大型的多重四合院。在北京众多的四合院中，这个院可以说是居住名人最多的院落之一。此院在明代为“常州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科考居住学习的地方。在清初，清政府把会馆迁移到南城，这里又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因清皇太极的小女即十四格格恪纯公主下嫁给吴应熊，故这里一直被人们称为“驸马府”，又称“恪纯公主府”。北京的史地学者们为着文或探讨方便，仍习惯称这里为“驸马府”。到清雍正年间，为对八旗子弟教育，在这里建立清“右翼宗学”。曹雪芹曾在这里任教。因曹公的好友敦诚有诗句“当时虎门数晨夕”，所以红学家们又称这里为“虎门”。
　　曹雪芹是什么时间到右翼宗学任教的呢？红学家们也没有定论。但有的红学家认为大约是在1744年左右。他在宗学里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呢？红学家们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助教，有的说是教师，有的说是舍夫，有的说是瑟夫，还有的说是职员、夫役、当差等。总之，他是在宗学任教。曹雪芹在右翼宗学任教，他是什么学历呢？有的红学家认为他是孝廉，但多认为是“贡生”，而且是“拔贡”。在清朝的学制中“贡生”有六贡，即恩、拔、岁、优、副、例。曹公的“拔贡”是顺天府的拔贡，是经朝考合格的，故能到宗学任教。而敦敏、敦诚兄弟是右翼宗学的学生，他们大约是在1744年入学的。
　　关于曹公是什么时间离开的宗学，红学家们也不太清楚。只是根据右翼宗学是在乾隆十九年时迁走，推算可能是在乾隆十六、七年左右离开宗学到的西山。曹雪芹纪念馆，即过去的正白旗村39号老屋，实际上也就是曹公故居，在1974年4月发现了题壁诗，有的诗注有“丙寅”年，也就是乾隆十一年，证明曹公在乾隆十一年时已到西山。有红学家说，曹雪芹是在其好友及表兄福彭的帮助下住到西山的，福彭正是正白旗的都统。还有福彭英年早逝，是在乾隆十三年41岁时去世的。所以曹公在乾隆十一年时已在西山是可能的。在曹雪芹纪念馆的第三展室就明确写着：“约于乾隆十年左右，他为生活所迫，离开京城，结庐西山，过着’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用血和泪铸成了他的举世名著的”。这也就是说，曹公在乾隆十一年时已离开清右翼宗学。总之，曹雪芹在清右翼宗学教学的时间不会太长。因红学家们多有着文，说曹公的思想感情是爱憎分明，疾俗愤世，甚至“傲骨狂形”，这当然是统治者所不容的。

文学特点

“生于繁华，终于沦落”。曹雪芹的家世从鲜花着锦之盛，一下子落入凋零衰败之境，使他深切地体验着人生悲哀和世道的无情，也摆脱了原属阶级的庸俗和褊狭，看到了封建贵族家庭不可挽回的颓败之势，同时也带来了幻灭感伤的情绪。他的悲剧体验，他的诗化情感，他的探索精神，他的创新意识，全部熔铸到《红楼梦》里。

热爱生活又有梦幻之感，入世又出世，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矛盾。曹雪芹并不是厌世主义者，他并不真正认为人间万事皆空，也并未真正勘破红尘，真要劝人从所谓的尘梦中醒来，否则，他就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辛酸之泪，就不会在感情上那样执著于现实的人生。他正是以一种深挚的感情，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写出入世的耽溺和出世的向往，写出了耽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写出了矛盾的感情世界和真实的人生体验。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有两篇作者自序。在这两篇自序里，曹雪芹自述写作缘起、写作经历和心得体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原则。[4] 他首先批评了那些公式化、概念化、违反现实的创作倾向，认为这种创作远不如“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创作的作品“新鲜别致”，那些“大不近情，自相矛盾”之作，“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他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那种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他所写的人物打破了过去“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使古代小说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曹雪芹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他不像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

族属辨析

满族说
　　满族，还是汉族？曹雪芹的祖上曹锡远，早在后金时期就加入了满洲族籍，隶属满洲正白旗。到了曹雪芹这一代，曹家已经在满族中生活了100多年，满族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曹家的方方面面。不论从曹雪芹自身，还是从其著作《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到与满族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曹雪芹应该是满化了的汉人，也可以说就是满族人。
　　满族从后金开始，大量的汉人、蒙古人、朝鲜人涌进了满族这一“共同体”，他们在这一共同体中长期“交往”，共同生活，融为一体。虽然他们的血统不同，但谁也无法否定，他们就是满族，他们同处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之中。看满清的“柳条边”和“满城”-对中华鸠占鹊巢的心虚，这篇文章可以详细的介绍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过程。
　　曹雪芹家是汉人血统无疑。但到了曹雪芹这辈，他们家已经加入了满洲八旗，并且在满族这个圈子里生活了一百多年，其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已经满族化了。
　　曹家加入了满洲族籍，不但已经得到了满族的认可，甚至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曹家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被收录到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中。《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又称《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因为是奉乾隆皇帝之敕编纂的。该书共收入除皇族爱新觉罗氏之外的满族姓氏1114个，主要记载其归顺时间，其原籍所在，其官级事迹，并且为各个姓氏中的重要人物立了传。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而不是八旗蒙古氏族通谱，更不是八旗汉军氏族通谱。曹家之所以能够进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说明他们家已经归属满洲八旗，其满洲族籍也已经得到了认可。由于这本书是乾隆皇帝“御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曹家的满洲族籍也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中记载：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
　　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
　　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
　　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
　　元孙曹颙，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员外郎；曹颀，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祜，现任州同。
　　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可以看出曹家的族籍应该是：满洲内务府正白旗。曹雪芹也当如此。正白旗是清代八旗之一。曹家祖上被俘后，隶属于满洲正白旗，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他们曹家就正式加入了满族，成为满族中的一员了，自然与满族存在连姻，具有了满族血统。清代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曹家隶满洲八旗，无疑是加入到了满族共同体之中。
　　另曹寅大女儿嫁给了平郡王讷尔苏，清初尤其是康熙一朝时，满汉之间严禁通婚，而这一联姻，则无疑的表明曹家的满人身份已被清室认可。
　　另《江南通志》明确记载了曹家为满洲人。
　　《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江宁织造：“曹玺，满洲人，康熙二年任”。
　　《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苏州织造：“曹寅，满洲人，康熙二十九年任”。
　　《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江宁织造：“曹颙，满洲人，康熙五十二年任”。
　　《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江宁织造：“曹頫，满洲人，康熙五十四年任”。
　　八旗满洲是当代满族的直接前身和主要来源之一，八旗满洲人，其民族按现行说法则是满族。

汉族说
　　乾隆初纂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凡例中就写道：“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奏定：蒙古、高丽、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等人员，从前入满洲旗内，年代久远者，注明伊等情由，附于满洲姓氏之后”。
　　这里就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曹雪芹一家虽归入《满洲氏族通谱》，但他是按蒙古、高丽、尼堪这些民族归类列入的；二是这种列入是“附于”“满洲姓氏之后”的。 这里标明年代久远的附属于满洲帝国的曹家等家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的民族成份。而是注明仍然是汉人。
　　康熙皇帝在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李煦奏请让满人满都暂署盐运使的奏折中批复道：两淮运使，甚有关系，所以九卿会选，已有旨了；况满洲从未作运使之例，不合。
　　雍正七年，内务府为补放内府三旗参领等缺，请皇帝钦点的名单中有：尚志舜佐领下护军校曹宜，当差共三十三年，原任佐领曹尔正之子，汉人。
　　另，从曹雪芹的民族观分析，他自己也不认同是满人，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本为描写贾宝玉“生日”的，其回目为“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其中有一段描写“因又见芳官梳了头，挽起 来，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又说：“冬天作大貂鼠卧免儿带，脚上穿虎头盘云五彩小战靴，或散着裤腿，只用净袜厚底镶鞋。”又说：“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才别致。”因又改作“雄奴”。…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
　　曹雪芹用满洲清朝服妆妆扮了芳官，这是为宝玉的生日造型。而曹雪芹又在此文中公开贬斥边境少数民族为“小土番儿”，斥其“番名”为“犬戎”的“耶律雄奴”，这种民族观点的称谓就特别显眼了。
　　民族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中国在民国后才确定满族，满洲八旗中的很多汉人和朝鲜人、蒙古人在清王朝灭亡后，都划回自己所属的民族，曹雪芹血统是汉人，又秉承汉族文化，他写《红楼梦》的时候满语是清朝的国语，如果说曹雪芹是满族人，为什么不写一本国文——满文的《红楼梦》呢？综合上述事实，曹雪芹是汉族人。

家族渊源
　　曹家作为满洲正白旗人，世代为官。到了曹雪芹的太爷曹玺那辈，已任工部尚书的要职。曹玺还当过“江宁织造”一职。《江南通志》一书直接写上了曹玺是满洲人，“江宁织造：曹玺，满洲人，康熙二年任”。
　　曹雪芹的爷爷曹寅还是一名重要作家，著有《楝亭诗钞》五卷、《词钞》一卷，并主持编辑了《全唐诗》，同时留下了几部戏剧作品。曹家到了曹寅这代，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曹寅母亲是康熙的乳母，满语作meme eniye。在满族中，乳母的地位是很高的。可以说亲如生母，又胜于生母，因为她不仅要将皇子养大，而且要从小对他进行教育。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记载：
　　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府。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
　　曹寅与康熙从小关系甚密，又是他的伴读。他长期在南方任“织造”一职，名义上是掌管宫廷内部的织造事务，而实际上权势很大。袁枚在所著《随园诗话》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曰：‘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耳目’”。其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康熙在位曾六次南巡，其中四次是曹寅在职出面接驾，并以其织造府作为皇帝行宫。同时，曹寅还经常上奏江南事，并得到康熙帝的朱批。一次，康熙在其奏折上批道，以后有关地方诸事，“必具密折来奏”。还有一次，康熙得知曹寅得疟疾，便马上赐药，并破例用驿马星夜送去。所有这些可以看出，曹寅一家与皇家的亲密关系。
　　曹寅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曹雪芹的两个亲姑姑分别嫁给了满洲王爷，其中一位“适镶红旗平郡王讷尔苏”，另一位“适王子侍卫某”。曹家不论与康熙皇帝家族的关系，还是与满族亲戚的关系都十分密切。

人物评价

周汝昌：曹雪芹的一生，是不寻常的，坎坷困顿而又光辉灿烂。他讨人喜欢，受人爱恭倾赏，也大遭世俗的误解诽谤、排挤不容。他有老、庄的哲思，有屈原的《骚》愤，有司马迁的史才，有顾恺之的画艺和“痴绝”，有李义山、杜牧之风流才调，还有李龟年、黄旛绰的音乐、剧曲的天才功力。他一身兼有贵贱、荣辱、兴衰、离合、悲欢的人生阅历，又具备满族与汉族、江南与江北各种文化特色的融会综合之奇辉异彩。所以我说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形象。

胡德平：英国人讲，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不愿失去莎士比亚。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一样，用文学的火把给人以真情，给人以温暖，给人以诀别旧制度的勇气。

蔡义江：曹雪芹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比之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都毫不逊色。

张庆善：曹雪芹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值得中国人民缅怀、纪念。因为他是《红楼梦》的作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因为有了曹雪芹和《红楼梦》，中国人面对着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等世界文学巨匠，而不会不好意思。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其深邃的思想、精湛的艺术和永恒的魅力，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相媲美而毫不逊色，它永远矗立在世界文学的珠穆拉马蜂上，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人物生平

出身豪门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时任江宁织造的曹顒在北京述职期间病逝。康熙大帝恩旨，以曹顒堂弟曹頫过继给曹寅，接任江宁织造。是年三月初七，曹頫奏折：“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此遗腹子即曹雪芹，于四月二十六日生于南京江宁织造府 。

曹雪芹满月后数日，六月初三，曹頫奏折：“连日时雨叠沛，四野沾足。”此即曹雪芹名“沾”的机缘，天时地利人和均占 。“沾”字取《诗经·小雅·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有“世沾皇恩”之意。“雪芹”二字出自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主政江宁织造达五十八年，家世显赫，有权有势，极富极贵，成为当时南京第一豪门，天下推为望族。康熙六下江南，曹寅接驾四次。不过，曹雪芹晚生了几年，本人并没有亲历康熙南巡盛事。《红楼梦》第16回可以为证，原著写到比贾宝玉年长的凤姐都要听赵嬷嬷等长辈的口述去了解那段历史。

秦淮残梦
　　曹雪芹早年托赖天恩祖德，在昌明隆盛之邦、花柳繁华地、诗礼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乡享受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公子哥生活，日子过得心满意足，“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只在园中游卧，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他终生都对这段幸福生活记忆犹新，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中亲切地呼曰“梦幻”。

童年曹雪芹淘气异常，厌恶八股文，不喜读四书五经，反感科举考试、仕途经济。虽有曹頫严加管教，请了家庭教师，又上过几天家塾，但因祖母李氏溺爱，每每护着小曹雪芹。幸而曹家家学渊深，祖父曹寅有诗词集行世，在扬州曾管领《全唐诗》及二十几种精装书的刻印，兼管扬州诗局。曹家藏书极多，精本有3287种之多。曹雪芹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环境之中，接受父兄教育、师友规训，博览群书，尤爱读诗赋、戏文、小说之类的文学书籍，诸如戏曲、美食、养生、医药、茶道、织造等百科文化知识和技艺莫不旁搜杂取。

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皆与曹家连络有亲，李煦且兼任两淮盐政。曹雪芹小时候走亲访友时多次游历苏州、扬州、杭州、常州等地，对江南山水风物十分钟爱，友人敦诚、敦敏诗作谓为“秦淮残梦”、“扬州旧梦” 。

家遭萧索
　　曹雪芹蒜市口老宅遗址 雍正五年，曹雪芹十三岁，十二月，时任江宁织造员外郎的叔父曹頫以骚扰驿站、织造亏空、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入狱，次年正月元宵节前被抄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刚回北京时，尚有崇文门外蒜市口老宅房屋十七间半，家仆三对，聊以度日。可是为了偿还骚扰驿站案所欠银两，以及填补家用，不得已将地亩暂卖了数千金，有家奴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再后来，亏缺一日重似一日，难免典房卖地，更有贼寇入室盗窃，以至连日用的钱都没有，被迫拿房地文书出去抵押。终至沦落到门户凋零，人口流散，数年来更比瓦砾犹残。曹雪芹为着家里的事不好，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

广交名流
　　雍正末期，曹雪芹一年长似一年，开始挑起家庭重担，渐渐地能够帮着曹頫料理些家务了。因曹頫致仕在家，懒于应酬，曹雪芹就出来代为接待，结识了一些政商名流和文坛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树立了著书立说、立德立言的远大志向，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为了家族复兴而努力奋斗，一度勤奋读书，访师觅友，多方干谒朝中权贵。

虎门晨夕
　　乾隆元年，曹雪芹二十二岁，谕旨宽免曹家亏空。

乾隆初年，曹雪芹曾任内务府笔贴式差事，后来进入西单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小职位。曹雪芹在宗学里具体的工作，有助教、教师、舍夫、夫役、当差等说法。曹雪芹北京朋友圈不乏王孙公子，如敦诚、敦敏、福彭等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曹雪芹得以领略北京王府文化。

乾隆九年，曹雪芹三十岁。敦诚十一岁，敦敏十六岁，入宗学。兄弟俩十分敬仰曹雪芹的才华风度，欣赏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开阔的胸襟。在漫长的冬夜，他们围坐在一起，听曹雪芹诙谐风趣、意气风生的“雄睨大谈”，经常被曹雪芹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所吸引、所折服。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记录并深切回味这段难忘的日子。

曹雪芹大约于本时期写作《红楼梦》的初稿《风月宝鉴》。

燕市狂歌
　　乾隆十二年，曹雪芹三十三岁，大约于是年移居北京西郊。此后数年内住过北京西单刑部街，崇文门外的卧佛寺，香山正白旗的四王府和峒峪村，镶黄旗营的北上坡，白家疃。此一时期，曹雪芹住草庵，赏野花，过着觅诗、挥毫、唱和、卖画、买醉、狂歌、忆旧、著书的隐居生活，领略北京市井文化，一面靠卖字画和福彭、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亲友的救济为生，敦诚《赠曹芹圃》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曹雪芹长恨半生潦倒，一事无成，“在那贫穷潦倒的境遇里，很觉得牢骚抑郁，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派遣”，其正邪两赋而来的真性情愈加鲜明。

著书黄叶
　　曹雪芹“补天”之志从未懈怠，直至晚年，友人敦诚《寄怀曹雪芹》还在安慰他：“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意思是因罪臣之后的身份及其它原因，曹雪芹的个人奋斗遭遇艰难险阻，敦诚劝他知难而退，专心著书。曹雪芹亦不负所望，在隐居西山的十多年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将旧作《风月宝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了巨著《红楼梦》 。

重游故里
　　乾隆二十四年，曹雪芹四十五岁，约在是年南游江宁。南游原因不明，可能是去看望离散的族人，也可能为其他家务私事。南游期间，阅历山川，凭吊旧迹，听话往事。张宜泉《怀曹芹溪》一诗当作于这一时期。

乾隆二十五年，曹雪芹四十六岁，初秋，敦敏作诗《闭门闷坐感怀》云：“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可能是指曹雪芹南游、经年未归而言。此次南游历时一年多，于重阳节前后回京。节后不久，敦敏在友人明琳家养石轩偶遇曹雪芹，做《感成长句》以记之。

贫病而逝
　　曹雪芹南游回京后，仍在继续写作《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曹雪芹四十八岁，因幼子夭亡，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大约于这一年的除夕病逝于北京 。敦诚作《挽曹雪芹》，敦敏作《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张宜泉作《伤芹溪居士》。

乾隆四十四年，曹雪芹去世十七年，敦诚作《寄大兄书》怀念曹雪芹。

纪念展馆

辽阳曹雪芹纪念馆位于辽阳老城西小什字街口路东吴公馆院内。有房屋21间，四周高墙围绕，属小四合院。占地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630平方米。

1997年8月，为纪念曹雪芹祖籍在辽阳而设立，由冯其庸题写馆名。是继北京、南京等地纪念馆之后，在东北新建的唯一一处纪念馆。

纪念馆陈列面积480平方米，设4个展室，陈列内容围绕祖籍辽阳，以辽阳发现三块碑石的题名为主线。一是在喇嘛园的1630年旧历六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的“教官曹振彦”题名，二是在玉皇庙1630年旧历九月“致政曹振彦”的题名，三是在新城弥陀寺1641年“曹世爵、曹得选、曹得先”三人的题名。前两块碑上的曹振彦是雪芹的高祖，后一块碑上三人是雪芹家族第三房人物。通过题名碑石拓片，结合《辽东曹氏宗谱》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再以沙盘形式作成展品。纪念馆中塑有曹雪芹坐像。

"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治学三境界

1.治学三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凤栖梧》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以此词最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2.三种阶级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王国维所引词句第一为晏殊《蝶恋花》，第二为柳永《凤栖梧》，第三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三种境界”论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3.三境合一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王国维以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以这句话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这句话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细细品味，真的为这三境地折服和感叹。若非曾经“独上高楼”远望“天涯路”，又怎能“为伊憔悴”而“衣带渐宽”呢？如非“终不悔”地苦苦追索，又怎能见得“灯火阑珊处”的美景呢？
　　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和的。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只是他29岁时所体会的学术、人生境界，没有描述他达到的最高境界。——王攸欣

死因

遗书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二、死因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生平

1.少年失意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2.结识罗振玉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3.人生转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4.巨子陨落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中之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然此说漏洞百出，溥仪亦是听他人言传，不足采信。

介绍

王国维，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与其俱为同乡，甲骨四堂[、董作宾、罗振玉和王国维]之一。

论著

《观堂集林》二十四卷
《观堂别集》四卷
《庚辛之间读书记》一卷
《苕华词》一卷
《静安文集》一卷续集一卷
《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卷
《两周金石文韵读》一卷
《观堂古今文考释》五卷
《史籀篇疏证》一卷
《校松江本急就篇》一卷
《重辑苍颉篇》二卷
《唐写本唐韵校记》二卷佚文一卷
《殷礼征文》一卷
《联绵字谱》三卷
《补高邮王氏谐声谱》一卷
《释币》二卷
《简牍检署考》一卷
《魏石经残石考》一卷附录一卷
《宋代金文著录表》一卷
《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
《汉魏博士题名考》二卷
《清真先生遗事》一卷
《耶律文正公年谱》一卷余录一卷
《五代两宋监本考》三卷
《两浙古刊本考》二卷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二卷
《古行记四种校录》一卷
《蒙鞑备录笺证》一卷
《黑鞑事略笺证》一卷
《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
《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
《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四卷
《观堂译稿》二卷
《人间词话》二卷
《宋元戏曲考》一卷
《唐宋大曲考》一卷
《戏曲考源》一卷
《古剧脚色考》一卷
《优语录》一卷
《录鬼簿校注》二卷
《录曲余谈》一卷
《曲录》六卷
《都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

治学

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

甲骨研究
　　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

二重证据
　　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成就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

评价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伯希和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王攸欣

年表

1877年，丁丑，生于光绪三年
1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双仁巷旧宅。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庵，又字伯隅，号人间、礼堂、观堂、永观、东海愚公等。海宁王氏乃当地书香世家。
1886年，丙戌，光绪十二年，十岁。
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少年时代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1892年，壬辰，光绪十八年，十六岁。
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
1893年，癸巳，光绪十九年，十七岁。
3月赴省城杭州应乡试不中，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
1894年，甲午，光绪二十年，十八岁。
中日甲午战起，清军战败，极为震动。始知世有"“新学”“。
1895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十九岁。
11月与莫氏成婚。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一岁。
9月赴杭州再次参加乡试，不中。从1895年至此，撰成《咏史》诗二十首。1928年始发表于《学衡》第66期，吴宓称之”“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正大”“。年底，与同乡张英甫等谋创海宁师范学堂，并上呈筹款缘由，未果。1898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二岁。
2月，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此举为其一生行事之始。26日罗振玉等创办的东文学社开课后，王氏入学学习，受业于藤田丰八等，渐为罗振玉所知。7月因患脚气病，回籍治疗。10月返沪，《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关闭，罗振玉引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免缴学费，半工半读。是年，撰《曲品新传奇品跋》、《杂诗》三首。
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三岁。
春，东文学社迁至江南制造局前之桂墅里，王氏学监，其与同学关系不洽，旋免职，但薪俸照拿。学社除日文外，始兼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王氏攻读甚勤。从日本教员田冈文集中，始知汗德、叔本华，并萌研治西洋哲学之念。是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代罗振玉为日人那珂通世所撰、东文学社影印之《支那通史》撰序、为日人桑原隲骘藏《东洋史要》撰序。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二十四岁。
夏，庚子事变发生，东文学社因之而提前让学生毕业，秋即停办。王氏毕业返里，自习英文。秋，返沪，罗振玉请其译编《农学报》，自谓译才不如沈纮而荐其任之，自己则协助译日本农事指导。秋，罗振玉应张之洞之邀，至武昌任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不久，召王国维等同至，任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是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农事会要》。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五岁。
春，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夏归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此后，其哲学及文学方面的撰述常刊载于此。是年，撰《崇正讲舍碑记略》，译《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二十六岁。
春，始读社会学、心理学、论理学、哲学等书，尤关注人生问题。夏，张謇在通州创办通州师范学堂，欲聘一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应其一年之聘。是年译《教育学教科书》。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七岁。
3月，应聘至通州师范学堂任教，通读叔本华、康德之书。《铁云藏龟》影印刊行。是年撰《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译《西洋论理学史要》。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二十八岁。
代罗振玉为《教育世界》主编，进行刊物改革。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藤田丰八为总教习，王国维来校任教。仍钻研叔本华思想，并深受其影响。是年撰《孔子之美育主义》、《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教育偶感二则》《汗德之哲学说》《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红楼梦评论》《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释理》。
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二十九岁。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岁。
春，随罗振玉进京，暂住罗家。4月，集数年间所填词61阙成《人间词甲稿》刊行。8月，其父王乃誉病故，奔丧归里，并为之守制。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二则》、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原命》、《去毒篇》、《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纪言》、《论普及教育之根本办法》、《教育小言十则》、《文学小言十七则》、《屈子文学之精神》。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三十一岁。
4月，自海宁返京，住罗家。不久，经罗振玉引荐，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甚为其赏识，未几，得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6月发表《三十自序二》，言其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这标志着他学术研究的一次转折。7、8月，因其夫人莫氏病亡而归省，事毕即返京。11月，汇集1906年5月至1907年10月间所填词43阙，成《人间词乙稿》。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三则》、《人间嗜好之研究》、《三十自序一、二》、《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教育小言十则》、《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孔子之学说》。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三十二岁。
1、2月间，太夫人病故，奔丧返里。3月，与继室潘夫人完婚。5月，校《片玉词》。4月，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7月，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二十卷，对每家词数及其出处，均以按语说明。又辑《南唐二主词》。8月，撰《词录》及《词录序例》，搜集词目，自宋迄元，存佚并录，且作考订。撰《〈词林万选〉跋》。9月，辑《曲录》初稿二卷，为其研究戏曲史提供了材料。10月，译著《辨学》一书刊出。11月，在《国粹学报》刊出《人间词话》前21则，提出”“境界”“说。手录明抄本《录鬼薄》，并作《跋》。作《古代名家画册叙》。12月，撰《曲品新传奇品跋》。
1909年，己酉，宣统元年，三十三岁。
1月，撰《罗懋登注拜月亭跋》，《国粹学报》第49期刊《人间词话》第23-39则。2月，《国粹学报》第50期刊登《人间词话》第40-64则。1910年，庚戌，宣统二年，三十四岁。
2月，校《录鬼簿》。录《能改斋漫录》记杜安世一则，作《寿域词》补跋。3月，读《元曲选》，并以《雍熙乐府》校之，作《〈元曲选〉跋》。5月，所译《教育心理学》由学部图书编译局排印出版。6月译作《世界图书馆小史》始陆续刊出。9月，作《〈续墨客挥犀〉跋》、《盛明杂剧跋》、《录鬼簿》补跋。将已刊《人间词话》64则进行修订，并加附记。12月，草《清真先生遗事》、《古剧脚色考》。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三十五岁。
1月，为《百川学海》本《晁氏客语》题跋。2月，为罗振玉创办之《国学丛刊》作《序》，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校《梦溪笔谈》、《容斋随笔》，3月，校《酒边集》、《宾退录》，并分别作跋。校《大唐六典》，并作跋。春，撰《隋唐兵符图录附说》，此为其治古器物学之始。7月，见唐写本《太公家教》，作跋将近几年所作校书题跋集成《庚辛之间读书记》，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从此，其治学转而专攻经史小学。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三十六岁。
罗振玉藏书运抵日本，存京都大学，王国维与其一同整理，并与日本学者相过从，专攻古史。春，草《简牍检署考》，夏，作《双溪诗余跋》。9月，撰成《古剧脚色考》，10月，《简牍检署考》撰成定稿。
1913年，癸丑，民国2年，三十七岁。
1月，撰成《宋元戏曲考》，并作序。春，撰《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5月，集1912年和1913年所作诗成《壬癸集》，着手草《明堂寝庙通考》。作《译本琵琶记序》。8、9月间，撰《释币》、《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9月辑《齐鲁封泥集存》，并作序。10、11月间，撰《秦郡考》、《汉郡考》，又草《两汉魏晋乡亭考》二卷。
1914年，甲寅，民国3年，三十八岁。
2月，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并为之作序，此为近代关于西北古地理的第一篇著作。4月又作《流沙坠简后序》，又成《补遗》一卷，附于书后。6月，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草《宋代金文著录表》，并作序。7月，读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并作跋。9月，撰《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并作序。10月，为罗振玉校写《历代符牌图录》、《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岁末，为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校写，并作序和后序。是年又作《邸阁考》。
1915年，乙卯，民国4年，三十九岁。
2月，撰《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3月，写成《鬼方昆夷〈犭严〉狁考》。中旬，携眷返国扫墓，4月13日罗振玉亦归国扫墓，二人会于上海。中旬，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多有往还，商磋古音韵之学。下旬，携长子随罗振玉往日本。撰《不期敦盖铭考释》、《三代地理小记》，其下包括《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等数篇。8月，撰成《胡服考》。10月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又撰《古礼器略说》，其总题下分《说俎》、《说盉》等数篇。11月，作《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2月，撰《生霸死霸考》。
1916年，丙辰，民国5年，四十岁。
1月，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决定春节后返国，《国学丛刊》停刊。王国维认为其寓居日本期间，乃”“成书之多，为一生冠”“。2月，携长子回国，至上海，应哈同之聘，主持《学术丛编》。3月，撰成《史籀篇疏证》及序、《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及序、《国学丛编序》。4月，撰《殷礼征文》、《释史》、《乐诗考略》，草《毛公鼎考释》。5月，作《大元马政记跋》，校《水经注》，《毛公鼎考释》定稿，并作序。下旬，始草《魏石经考》。8月中旬，酝酿作《汉魏博士考》。9月，《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写定。10月，撰《周书·顾命后考》及序，重订《汉魏博士考》成三卷。11月，撰《汉代古文考》、《彊村校词图序》、《元秘书监志跋》、《隋志跋》。12月，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
1917年，丁巳，民国6年，四十一岁。1月下旬，受罗振玉招至日本，2月归国，始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3月成《太史公年谱》，并酝酿《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序。4月，返海宁扫墓。5月，撰《古要竹书纪年辑校》，并作《自序》，又撰《殷文存序》、《乡饮礼席次图》。6月，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及序，编就《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及序，作《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释旬》、《释昱》。7月1日，张勋复辟。撰《周代金石文韵读》、《唐韵别考》。8月作《南越黄肠木刻字跋》、《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9月，草成《殷周制度论》、《商三勾兵跋》、《〈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周代金石文韵读〉序》。入秋，检古书古器物，题跋甚多，如《楚公钟跋》《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唐尺考》《裴岑纪功刻石跋》等。10月，撰《韵学余说》《江氏音学跋》《五声说》。11月，汇集近年间所撰文，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12月，撰成《古本尚书孔氏传汇校》，据《唐语林》以校《封氏闻见记》。
1918年，戊午，民国7年，四十二岁。
1月，校《尚书孔传》、《方言》等。去年底，北京大学蔡元培托马衡与王国维联系，欲聘其往北大任教。经与罗振玉商量，今拒绝之。自本年起，任”“仓圣明智大?quot;经学教授，并撰《经学概论讲义》。2月，校《净土三部经音义》。3月以大徐《说文》音校《唐韵》反切，乃拟重订《唐韵校记》，4月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6月，校陈辑本《苍颉篇》，抄毕并校定《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并附录《唐韵佚文》，作《匈奴相邦印跋》。7月，为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再次辞谢北京大学邀任教授之聘。9月，作《释环玦》《释珏释朋》《释礼》《重辑苍颉篇》及自序、《释由》。是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欲延其赴校任教，为其婉辞。10月，撰《校松江本急就篇》及序。11月草《随庵吉金图序》。12月，改定前所撰《唐韵别考》《音学余说》，合为《续声韵考》，以补戴氏《声韵考》。
1919年，己未，民国8年，四十三岁。
1月，撰《书郭注方言后》、《书尔雅郭注后》。2月，撰成《书契后编》上卷释文、《齐侯二壶跋》。3月，校阅《徐俟斋先生年谱》，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4月，罗振玉携眷归国，与王国维会于上海。伯希和在上海与罗、王会见，商谈学术。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7月，作《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音学五书跋》。8月，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重校定和林金石录》《九姓回鹘可汗碑图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敦煌石室碎金跋尾》等十数篇跋，均为日人狩野直喜寄来其游欧时所录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残卷而作。9月，撰《西胡考》及《续考》《西域井渠考》《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等。10月，为乌程蒋汝藻编撰其藏书志。是秋，因脚气病发作，赴天津罗振玉处养病，11月初始返沪，并接受《浙江通志》聘约，与张尔田共同负责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并似作《宋元浙本考》。作《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重辑仓颉篇自序》。
1920年，庚申，民国9年，四十四岁。
本年继续为蒋氏编藏书志，并校阅多种古籍，并作《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玄武之韵铨分部考》《周玉刀考》《顾刻广韵跋》《某君像赞》《徐母太囗人像赞》《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残宋本三国志跋》《魏曹望憘造象跋》《影宋本孟子音义跋》《日本宽永本〈孔子家语〉跋》。
1921年，辛酉，民国10年，四十五岁。
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继续为蒋编藏书。春，作《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5月，将数年间所写经史论文，删繁挹华，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由乌程蒋氏出资刊行。9月，去年撰述之《西胡考》刊出，12月，撰《唐写本切韵残卷跋》。1922年，壬戌，民国八年，四十六岁。
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1月，作《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兮甲盘跋》《汉南吕编磬跋》等。2月，北京大学马衡集资影印王国维于上年所辑之《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3月，撰《两淅古刊本考》及序，并校《水经注》。5月，顾颉刚来访，后多有书信往还问业。8月，草成《五代两宋监本考》，为乌程蒋氏撰《传书堂记》。致书马衡，询以研究科章程、研究生人数、研究项目等事。为罗振玉撰《库书楼记》。12月，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拟就《研究发题》寄沈兼士。不久，又致书马衡，建议大学开设”“满蒙藏文讲座”“并建议遣送有史学根基者出国深造。致书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何之兼等同学，条陈所询事宜，是年校阅《蒙古秘史》、《龙龛手鉴》。
1923年，癸亥，民国12年，四十七岁。
2月，为南陵徐氏所藏古器拓本作跋数则，如《刺鼎跋》《父乙卣跋》等，撰《肃忠亲王神道碑》。寒假，仓圣明智大学解散，王国维所任《学术丛刊》编辑及该校教授至此结束。2月下旬一度返海宁故里。作《商鞅量跋》《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秦公敦跋》。4月16日，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为乌程蒋氏编藏书志基本结束，历时近四载，编成经、史、子三部，集部至元末，明则为草稿。5月离沪取海道北上入京，6月1日，觐见溥仪。7月初，撰《殷虚书契考释序》，同时，始校《淮南鸿烈》，历时三月余。7月，作《梁伯戈跋》《颂壶跋》《唐贤力宓伽公主墓志跋》，校《抱朴子》。始草《魏石经续考》。夏曾至天津罗振玉处消夏。11月，受溥仪命，清理景阳宫等处藏书，作《肃霜涤汤说》、《明钞本北磵集跋》。12月初，《观堂集林》二十卷样本印成，文二百篇，诗67首。
1924年，甲子，民国13年，四十八岁。
3月，法人伯希和寄来《秦妇吟》全卷影印本，取与另本相校，作《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又跋》，撰《论政学疏》，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4月，与蒋汝藻书，言及北京大学友人欲请其出任国学门研究室主任，而自己不愿就任。5月，撰成《明内阁藏书目录跋》、《散氏盘考释》及跋。6月，作《金文编序》、《吴王夫差监跋》。9月，罗振玉入直南斋，至京，住王国维家，后又与罗氏共检理内府藏书。近年，与胡适往还书信，商讨学问。11月，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因此而写下“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
1925年，乙丑，民国14年，四十九岁。
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是月，草《鞑靼考》及年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11月，撰《蒙文元朝秘史跋》。
1926年，丙寅，民国15年，五十岁。
2月，撰《黑鞑事跋》，校阅《亲征录》。21日，赴天津，为溥仪祝寿。4月，撰《圣武亲征录校注序》，26日，清华批准印其丛书，即《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正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5月，写定《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及序，刊出《圣武亲征录校序》。6月发表《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序》。7月26日，为燕京大学校讲演《中国历代之尺度》。9月上旬，研究院新学年开学，王国维每周讲演《仪礼》2小时，《说文》1小时；指导研究学科范围为：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10月，因其长子病逝，与罗振玉发生误会。撰成《桐乡徐氏印谱序》。11月下旬，为北京大学历史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
1927年，丁卯，民国16年，五十一岁。1月，撰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2月，撰《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3月，撰《金长城考》、《水经注笺跋》。4月，编撰《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5月12日，出席清华史学会成立会，并致辞。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参加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先生。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6月3日，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16日举办悼祭。8月14日，安丧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铭云：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是年，编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1940年由赵万里、王国华合编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刊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刊本影印，名为《王国维遗书》，1984年中华书局始出版《王国维全集》，但仅出《书信》一册。在台湾，1976年大通书局影行《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收罗最为完备之本。

故居

王国维故居位于海宁市盐官镇西门直街周家兜，南隔城墙与钱塘江相望，北临市河，现为浙江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86年，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在此造这座“娱庐”，于是全家从居住的双仁巷搬来这里。王国维在海宁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故居座北朝南，木结构庭院式建筑，共二进，前为平屋三楹，大门内外分别悬有顾廷龙、朱穆之题“王国维故居”匾额；门厅中央置有王国维先生半身铜像。大厅内陈列王氏一生十二幅画像及其它资料。在门厅之后的寝楼亦为三楹，楼中为厅，有“苍松万年春”图。“寝楼上为王氏学术成就、对王国维评论及书籍、文献、手迹、拓片、照片等展览。中厅悬有沙孟海先生题“广业甄球”匾额，以对王氏博学多才的敬仰。楼后为花园，园内植有花草树木，设有假山古井。

"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在江宁小仓山下筑筑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文学成就

文风简介
　　袁枚的古体诗长期以来更是受到忽略。实际上，古体诗创作集中体现了袁枚诗歌的天才特色，激情澎湃，纵横恣肆，充满生命力和创造性，呈现出不同于近体诗创作的美学特征，是我们全面认识袁枚诗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袁枚是清代中叶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诗人，居“乾隆三大家”之首，执诗坛牛耳近50年。他在考据成风的乾嘉时期，在重经学、重学问的诗坛上，以充满创造精神、洋溢着天才之气的诗作，独树一帜，非同凡响。

文学著作
　　袁枚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散文 ，尺牍等30余种。
　　袁枚之妹袁机亦甚具学识，《如皋县志》、《杭州府志》、《清史稿·列女传》皆有传。袁机于乾隆二十四年卒，袁枚八年后写成的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袁枚收录了许多鬼怪故事，以简洁明了的笔法，写成笔记小说《子不语》，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齐名。袁枚也是一位美食家，写有著名的《随园食单》，是清朝一部系统地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重要著作。该书出版于乾隆五十七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已出版《袁枚全集》共八卷。
　　其中《小仓山房集》中的《黄生借书说》收录到上教版初二语文第一学期

文学主张
　　袁枚为文自成一家，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其中，和他的诗歌主张与风格相似的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张问陶和黄景仁。朱庭珍评述袁枚：“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豪雄，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华。

观点主张
　　袁枚一生，历任溧水、沭阳、江浦、江宁知县，除了赢得贤明政声之外，留下的文学著作也很多，有《小仓房诗文集》、 《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随园诗话》是他的代表作，有独特的文学见解。他提出“性灵说”，对儒家诗教提出异议。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发难，并宣称“《六经》尽糟粕”。他主张直抒胸臆，词贵自然，反对泥古不化，强调自创精神，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公安派之后揭橥“性灵说”。这种文学论调与当时的吴敬梓、曹雪芹、郑燮、张问陶等人的进步文学思潮、哲学思潮、史学思潮相互对应着。他认为诗必须有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反对儒家传统诗论，认为艳诗可作。他的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对扫除拟古之作有积极作用。其诗多抒发个人的闲情逸致或叹古讽今，往往随性而发，富于情趣与意境，追求明白晓畅、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散文思想颖锐，部分作品直接揭露现实黑暗与官场腐败。抒情作品则情感真挚，富于感染力，具有清新自然，文笔生动的特点。 他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肌理派是“玲。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

价值贡献
　　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随园旧为织造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因此称为「随园」。他在《杂兴诗》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袁枚手植藤
　　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是清代的文学家，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性灵即性情也。他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颇得六朝体格，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其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讨厌矫情，却极重情义，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义深重，令人感动。
　　袁枚致力为文，著述颇丰，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食单》……。其中《随园食单》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而戒单云：“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作戒单。”此篇正好与须知单互为表里。

评价
　　“通天老狐，醉辄露尾”，这是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对袁枚的评价。

纪念场所

袁枚墓
　　袁枚死后即葬于随园。其墓位于小仓山南岭随家仓的百步仓上，原为省级文件保护单位。墓原有石牌坊，上刻“清故袁随园先生墓道”九字，并树“皇清诰授奉政大夫显考袁简斋之墓”石碑一块，碑文为古文家姚鼐所撰。“十年动乱”中均被全部毁坏。1974年3月，因建五台山体育馆，经批准，由南京市文件保管委员会对该墓进行了清理。3月18日开始，历时3天，共清理墓葬三座。皆为砖室，长2.5米左右，其宽度仅容木棺一具，除葬袁枚本人以外，其余两座均为女墓，当属袁枚妻、妾。随葬物有金簪3枚，金耳环2副，玉带片20块。以及玉管、铜镜、瓷罐等。

袁枚故居
　　随园，位于南京清凉山东，小仓山麓，乃清学者袁枚故居。

介绍

袁枚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乾隆四年24岁参加朝廷科考，试题《赋得因风想玉珂》，所吟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大司寇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沭阳、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推行法制，不避权贵，颇有政绩，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33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

生平

仕途生涯
　　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颇有贤名的县令。他出生于浙江钱塘，乾隆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八至十年任沭阳知县。此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但在沭阳民间，却是万户萧疏、悍吏横行的现实。一个沭阳县，竟有“饥口三十万，饿死者不计其数”。袁枚面对这“路有饿殍、哀鸿四野”的惨状，拿起蘸着血泪的笔抒发感慨：“百死犹可忍，饿死苦不速，野狗衔髅髑，骨瘦亦无肉，自恨作父母，不愿生耳目。”他以犀利的笔尖，对那些“苛政猛于虎，悍吏虐于蝗”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挞伐。他要“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因此到任不久，就开仓赈灾，减免赋税，率民治水，筑有名的六塘子堰。采取多种抗灾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较快地取得了成效。他还严厉管束家属、下属、衙役，不准扰民害民。在讼狱处理上，据史载，他“为政，终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大案也从速结案，加上治理有方，社会秩序较前稳定。他与耕夫、蚕妇、工匠、商贩、书生皆有交往，不但关心农事百业，还跻身市场，“关心米价问江东”，心系民生。在封建时代，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袁枚能做到这样，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百姓皆称他为“大好官”。袁枚由于为人正直，厌恶官场倾轧，40岁时便辞官不做，定居江宁，住小仓山下，建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安于闲情逸致的生活中。
　　乾隆十年，他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乾隆五十三年，73岁的袁枚，受沭阳知名人士吕峄亭的邀请，又来沭阳作客，沭阳各界，一部分人曾趋前30里迎接。袁枚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他在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说：“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爱民，民爱官，此真不失为一方父母官的范例。
　　袁枚治沭，距今已200多年。他当时在沭阳县衙手植的一株紫藤，至今仍生机勃勃，其叶蓁蓁，被列为沭阳县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文学生涯
　　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并称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他活跃诗坛40余年，有诗4000余首，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袁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受、情趣和识见，往往不受束缚，时有唐突传统。在艺术上不拟古，不拘一格，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表现思想感受和捕捉到的艺术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其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即景抒情的旅游诗和叹古讽今的咏史诗。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等，骈文如《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传为名篇。 袁枚又是乾、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是他诗论的主要著作。《随园诗话》除阐述性灵说以外，对历代诗人作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有评述。《续诗品》则是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方法、修养、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即所谓创作“苦心”。与公安派相比较，袁枚的性灵说更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指出诗并非说教的手段，而要抒写性灵。他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习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的追求。他并不一概地反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骈丽用典等讲究，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袁枚的性灵说较公安派前进了一步，全面而完整，被认为是明、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
　　袁枚文学思想还广涉文论及文学发展、文体作用等各个方面，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但他的文论不及诗论影响深广。

兴趣爱好
　　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随园旧为织造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此称为“随园”在《杂兴诗》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是清代的文学家，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性灵即性情也。他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颇得六朝体格，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其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讨厌矫情，却极重情义，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义深重，令人感动。
　　袁枚致力为文，著述颇丰，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食单》……。其中《随园食单》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有人传说此文章《食单》好许做菜方法是听来的，自己并不会做菜。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而戒单云：“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作戒单。”此篇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单”一篇，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其中有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酱、牛乳等佐料，面中散发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　六十五岁以后，袁枚开始喜欢上了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游过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也会尝遍各地名茶，并且将它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
　　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诗：“闽人种茶如种田，郄车而载盈万千；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视心逌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置身其中，仿佛进入茶世界。《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渔梁道上作》：“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可知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
　　袁枚70岁那年，游览了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是乾隆五十一年人。乾隆元年入京应考，场内老师宿儒、贤达文士近百人，而他年纪最轻。乾隆四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分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调江宁等知县。39岁时辞去官职，筑园林于金陵石头城下，名“随园”，学者称“随园先生”。在园内种竹浇花，著述终日。幼即嗜书，苦于无钱藏书。作官后，以薪俸易书，积至40万卷，筑藏书楼“小仓山房”、“所好轩”。自注何谓“所好”，味、色、花、竹、金石、字画，皆有时有限，只有藏书，不分少壮、饥寒，读之无限；还专门写有一篇《所好轩记》。乾隆三十八年诏求遗书，将所藏书传抄罕见者皆献于清廷，并作有《散书记》以纪。藏书印有“道素之门”、“百石山房”、“华里神仙”、“钱塘苏小是乡亲”、“此间乐”、“子才一阅”、“随园珍藏图书”、“小仓山房藏书之印”等。写诗主张抒写性情，反对儒家诗教。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进行了抨击，并宣称“六经尽糟粕”。多数作品则抒发其闲情逸致。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尺牍》、《子不语》、《随园随笔》等30余种。

"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

郑板桥（1693—1765）清代官吏、书画家、文学家。名燮，字克柔，汉族，江苏兴化人。一生主要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世称“三绝”，擅画兰、竹、石、松、菊等植物，其中画竹已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著有《板桥全集》。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元年进士。中进士后曾历官河南范县、山东潍县知县，有惠政。以请臻饥民忤大吏，乞疾归。"姻缘

郑板桥文采盖世，可惜早期穷途潦倒，一日走到一家人门前，惊觉门前的对联是自己的诗作，郑生向户主饶夫人问个究竟，饶夫人说自己女儿极爱郑板桥的作品，郑生忙道自己正是郑板桥，饶夫人马上把女儿五娘叫出来，并且把她许配给郑板桥，郑板桥后来高中进士，大小登科一道儿至，夫妇二人也恩爱一生。

介绍

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

郑板桥的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元年进士。

郑板桥生于1693年11月22日，逝于1765年1月22日，享年73岁；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丙辰科二甲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做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间亦以画法行之。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罢归，居扬州，声誉大着。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 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 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代表画作为《兰竹图》。

轶事

以“怪”出名
　　1． 扬州八怪
　　2． 怪在何处
　　板桥的“怪”，颇有点济公活佛的味道，“怪”中总含几分真诚，几分幽默，几分酸辣。每当他看到贪官奸民被游街示众时，便画一幅梅兰竹石，挂在犯人身上作为围屏，以此吸引观众，借以警世醒民。

颇有骂名
　　他无官一身轻，再回到扬州卖字画，身价已与前大不相同，求之者多，收入颇有可观。但他最厌恶那些附风的雅的暴发户，就像扬州一些脑满肠肥的盐商之类，纵出高价，他也不加理会。高兴时马上动笔，不高兴时，不允还要骂人。他这种怪脾气，自难为世俗所理解。有一次为朋友作画时，他特地题字以作坦率的自供：
　　“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之贱相也。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极是不可解处。然解人于此，但笑而听之。”

个人润例
　　写字画画，斤斤计较于酬金，自是俗不可耐。但板桥毫不隐讳，而且明定出一则可笑的怪润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陕，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中心喜税，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赈。年老神疲，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春风过耳边。” 明明是俗不可耐的事，但出诸板桥，转觉其俗得分外可爱，正因他是出于率真。

好吃狗肉
　　等第狗肉，誉之“人间珍肴”。
　　板桥定润格，规定凡求其书画者，应先付定金，并作润例，颇为风趣。当时，许多豪门巨绅，厅堂点缀，常以得到板桥书画为荣。但板桥不慕名利，不畏权势，生平最不喜为那些官宦劣绅们作书画，这在他老人家的润格里是不便声明的。有一次，一帮豪绅为得其书画，运用计谋，设下陷阱。他们了解到板桥爱吃狗肉，就在他偕友外出交游的必经之路上，借村民的茅舍，烹煮了一锅香喷喷的狗肉，待板桥经过时；主人“笑脸相迎，并以狗肉好酒相待。”板桥不疑，开怀畅饮，连赞酒美肴不止。饭罢，主人端出文房四宝，言请大人留联以作纪念。板桥深觉今有口福，便立刻应诺，随即起身提笔，并询问主人大名，署款以酬雅意。书毕，尽兴而归。后来，在一次宴席上，他偶然发现自己的书画作品挂在那里，方知自己受骗，十分后悔，自己嘴馋不已。

生平

读书教书
　　他的先祖于明洪武州阊门迁居兴化城内至汪头，至郑板桥已是第十四代。父亲郑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 郑板桥品学兼优，家居授徒，受业者先后达数百余人。
　　1693年11月22日子时郑板桥出生，其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十分拮据。
　　四岁时，生母汪夫人去世，十四岁又失去继母郑夫人。乳母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劳动妇女，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郑板桥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郑板桥资质聪慧，三岁识字，至八、九岁已在父亲的指导下作文联对。少时随父立庵至真州毛家桥读书。
　　十六岁从乡先辈陆种园先生学填词。
　　二十岁左右考取秀才。二十三岁娶妻徐夫人。是年秋郑板桥首次赴北京，于漱云轩手书小楷欧阳修《秋声赋》。
　　二十六岁至真州之江村设塾教书。
　　三十岁，父亲去世，此时板桥已有二女一子，生活更加困苦。作《七歌》诗，慨叹“郑生三十无一营”。

坎坷人生
　　父为廪生，四岁丧母，由继母抚养长大。
　　谈到板桥的家世，亦属书香门第。至其父时，家道中落，虽有学养，仅考得个禀生，枯守家园，教几个蒙童，生活相当清苦。板桥是独子，不幸三岁丧母，依靠乳娘费氏抚养。这位乳娘乃是他祖母的侍婢，感主人之恩，不顾自己的丈夫与孩子，而到郑家来共度患难，每日清晨，背负着瘦弱的板桥，到市上作小贩，宁愿自己饿着肚子，总得先买个烧饼给孩子充饥。后来，她自己儿子虽当了八品官，请她回去享福，她仍宁可留在郑家吃苦。板桥特为乳娘写了一首诗，诗前缕述患难恩抚的经过情景，诗为：“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恧久，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
　　板桥的继母郝氏，贤慧而有爱心，可惜体弱，禁不住饥寒的煎熬，于板桥十四岁时即去世，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也是一项很大的打击。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虽才华盖世，跨越三朝，然 50 岁时才做了个七品芝麻官。
　　他十九岁时中了秀才，二十三岁时结婚，为了生活，到扬州去卖字画，无人赏识，很不得意，有时逛逛青楼，却从不嫖娼，或借酒浇愁，显得消沉。迨至他三十岁时，父亲穷困而死，后来儿也饥饿而死，境遇至惨。所幸他四十岁中了举人，四十四岁中了进士。再到扬州，因已有了名气，他的字画连同旧作，都被当成墨宝，他慨于炎凉的世态，特地刻了一方印章盖在他的作品上，印文为“二十年前旧板桥”，多少也带点自嘲的意味。

辞官穷困
　　郑板桥辞官回家，“一肩明月，两袖清风”，惟携黄狗一条，兰花一盆。一夜，天冷，月黑，风大，雨密，板桥辗转不眠，适有小偷光顾。他想：如高声呼喊，万一小偷动手，自己无力对付，佯装熟睡，任他拿取，又不甘心。略一思考，翻身朝里，低声吟道：“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此时，小偷已近床边，闻声暗惊。继又闻：“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小偷心想：不偷也罢。转身出门，又听里面说：“出门休惊黄尾犬。”小偷想，既有恶犬，何不逾墙而出。正欲上墙，又闻：“越墙莫损兰花盆。”小偷一看，墙头果有兰花一盆，乃细心避开，足方着地，屋里又传出：“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黑赶豪门。”

卖画扬州
　　“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更读书”。官潍七年，板桥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吏治文名，为时所重”。板桥居官十年，洞察了官场的种种黑暗，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抱负难以实现，归田之意与日俱增。1753年，郑板桥六十一岁，以为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去潍之时，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去官以后，板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1754年，郑板桥游杭州。复过钱塘，至会稽，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1757年，六十五岁，参加了两淮监运使虞见曾主持的虹桥修禊，并结识了袁枚，互以诗句赠答。这段时期，板桥所作书画作品极多，流传极广。
　　由于生活困苦，郑板桥在三十岁以后至扬州卖画为生，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在扬州卖画十年期间，也穿插着一些旅游活动。不幸的是徐夫人所生之子去世，郑板桥曾作诗以致哀。三十二岁出游江西，于庐山结识无方上人和满洲士人保禄。出游北京，与禅宗尊宿及其门羽林诸子弟交游，放言高论，臧否人物，因而得狂名。在名期间，结织了康熙皇子、慎郡王允禧，即紫琼崖主人。
　　三十五岁，客于通州；读书于扬州天宁寺，手写《四书》各一部。三十七岁时作《道情十首》初稿.三十九岁，徐夫人病殁。郑板桥十载扬州，结论了许多画友，金农、黄慎等都与他过往甚密，对他的创作思想乃至性格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最后岁月
　　1766年1月22日板桥卒，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享年七十三岁。板桥二子均早卒，以堂弟郑墨之子鄣田嗣。

多才多艺

画竹
　　自谓画竹多于纸窗粉壁见日光月影的影射怪取得。曾题道：“吾之竹清俗雅脱乎，书法有行款，竹更要行款，书法有浓淡，竹更要有浓淡，书法有疏密，竹更要有疏密。”他擅写竹，更将款题于竹石间，以竹之“介于否，坚多节”来表达自我孤高的情操。

工楷隶
　　综合草隶篆楷四体，再加入兰竹笔意，写来大小不一，歪斜不整，自称“六分半书”，他以黄山谷笔致增强作画的气势，以“乱石铺街、浪里插篙”形容其书法的变化与立论的依据。

擅画兰竹石
　　体貌书朗，风格劲峭，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蒋士铨题画兰诗中说：“板桥作画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是姿致。”这段话，将“书”与“画”在他作品中的关系真是说得透剔极了。

书画特色
　　独创写意，着意趣味。他自谓应有“真气、真趣、真意”

诗文特性
去陈旧套语。
白话代替古典。
暗喻民族志节。

郑燮有二首咏竹的诗，其一为“题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既点出竹之“处境”，更直接说出竹的贞定，经得起各种磨难考验，俨然是个顶天立地、昂然不屈的烈士，令人望之生“敬”。
　　另一首为“题画竹”：
　　“画竹插天盖地来，翻风覆雨笔头载；我今不肯从人法，写出龙须凤尾来。”前二句写画竹的气势，后二句则双写人与竹的“择善固执”及不从俗流、不为俗物的个性。
　　《郑燮六十自寿》：
　　“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 取数页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 过到六旬犹少。”
　　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

对联
◎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
◎ 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青山当画屏。
◎ 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近斗茶。
◎ 删繁就简三秋树，立意标新二月花。

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一句平淡有味的名言。
　　他本是个聪明绝顶，通今博古的一代文豪，却偏偏写什么“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并煞有介事地再加上个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入糊涂更难”。
　　一般为官者都会了解，为政得罪巨室，就难有好的下场。而板桥一反积习，独行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后，不惜扔掉热烘烘的乌纱，而宁可回到冷飕飕的秋江上去钓鱼，也正因他的率真，才能显得如此的洒脱。
　　他所题的“难得糊涂”，可能有两种含意，一方面似有鉴于官场中的糊涂，他难得那种糊涂，只有及早抽身。另一方面当系看透世态，为免多惹烦恼，不妨糊涂一点。他能保全这种糊涂，也算得是可人了。

板桥三绝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正可概其生平，也是最确切的赞颂。传统书香门第的楹联，常题：“传家有道存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正是郑板桥的最佳写照。
　　举其诗集里三首题画的诗，来看郑板桥三绝－－诗、书、画的高妙。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诗云》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云》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
　　《初返扬州画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载酒饼，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
　　从这三首诗中，悠悠然的感受到题诗如画的美外，更可闻到他关心民情，以及因案辞官的高操志节；疏放狂宕中，更见其真性情，故人有云，板桥三绝充满了三真：真气、真意、真趣，的确形容得非常贴切。

绘画艺术
　　封建社会中，士大夫自以为清高、坚贞、虚心，往往在画图中、题画诗中表露其意，但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多方面因素，这些士大夫对人生的挫折、社会的不公往往多采取远离生活，逃避现实，隐遁山林，寄情于自然丘壑的态度，作品大都是以闲情寄兴、自娱娱人的为多，即使有感而发的诗题也是泛泛而谈，有它的局限性。
　　而清代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的题画诗却有所不同，他已摆脱传统单纯的以诗就画或以画就诗的窠臼，他每画必题以诗，有题必佳，达到“画状画之像”“诗发难画之意”，诗画映照，无限拓展画面的广度，郑板桥的题画诗是关注现实生活的，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他以如枪似剑的文字，针砭时弊，正如他在《兰竹石图》中云：“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
　　郑板桥出身于书香门第，康熙末年中秀才，雍正十年中举人，乾隆元年中进士，五十岁起先后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计十二年。“得志加泽于民”的思想，使得他在仕途对连年灾荒的平民百姓采取了“开仓赈贷”“捐廉代输”等举措，这引起了贪官污吏、恶豪劣绅的不满，被贬官。之后，他靠卖画维持生活。郑板桥的一生，经历了坎坷，饱尝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世态炎凉，他敢于把这一切都糅进他的作品中。品析郑板桥不同时期所画的兰竹图上的题画诗，我们可以透过有限画幅的形象联想到郑板桥的人生经历，联想到清代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使单幅画面犹如文学作品、影视片一样，叙说着许多许多……
　　当他任山东潍县知县，曾作过一幅画《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画中题画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画中的竹子不再是自然竹子的“再现”，这诗题，不再是无感而发的诗题，透过画和诗，使人们联想到了板桥的人品，他身为知县，从衙斋萧萧的竹声，联想到百姓困苦疾声，说明他心中装着百姓，情感链系在百姓身上。这时画中的竹叶有了形象的扩展，郑板桥开仓赈贷，救济灾民的场景一幕幕地浮现在人们脑海里，“凝固的瞬间”在观众的脑海里变成了无限延续的故事，好似极富感染力的小说、影片那样，扣人心弦，发人深思。寥寥几笔竹叶，简练几句诗题，让人倍感作品中蕴藏着的深刻的思想、浓浓的情意。再有几幅是郑板桥被贬官后离开潍县，三头毛驴一车书，两袖清风而去，临行前后作的画，其一画竹图题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竹渔竿”，借竹抒发了他弃官为民、淡泊名利、享受人生的平静心态，其二《竹石图》中题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画幅上三两枝瘦劲的竹子，从石缝中挺然后立，坚韧不拔，遇风不倒，郑板桥借竹抒发了自己洒脱、豁达的胸臆，表达了勇敢面对现实，绝不屈服于挫折的人品，竹子被人格化了，此时，“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类似的还有，如《墨竹图》题云：“宦海归来两鬓星，春风高卧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江南一片青。”另一幅竹图题云：“我被微官困煞人，到君园里长精神，清香一片萧萧竹，里面阶层终绝尘。”这几幅墨竹图，都是借竹子抒发他遭贬官后，越发洒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感。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郑板桥所画竹子和题画诗，大多是借竹缘情，托物言志，抒发了“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情怀，表现出“立根原在乱岩中，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劲，表达出“写取一枝清瘦竹，乌纱掷去不为官”的气节和气概，凡竹子的高风亮节，坚贞正直，高雅豪迈等气韵，都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郑板桥作品不同于传统花鸟画之处，不同于前人之处。传统的兰竹大多数表现为欣赏性的、娱乐性的主题，画面主要追求自然形象的真与美、绘画技能的高与低、笔墨运用的娴熟与雅俗，而到了郑板桥的笔下，除了达到这些技能技巧外，题画诗还赋予这题材新的思想内容和深邃意境，使花鸟画亦能产生思想性、抒情性，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让人看了以后，回味无穷，思绪万千……
　　郑板桥画竹独特，画石亦如此。自然界再无情的石头在他笔下也活了，如《柱石图》中的石头，这也是前人画中常用题材，但很少把它作为主体形象来表现的。而郑板桥在画幅中央别具一格地画了一块孤立的峰石，却有直冲云霄的气概，四周皆空没有背景。画上四句七言诗：“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诗点破了画题，一下子将石头与人品结合到一块儿，可谓“画不足而题足之，画无声而诗声之。诗画互相为用，开后人无数法门。”板桥借挺然坚劲的石头，赞美陶渊明。板桥赞美他刚直不阿、品格高尚的人格，同时似乎也有吐露他自己同样遭遇及气度的意思。画中的石头代表了人物形象，蕴藏着刚直不阿、气宇轩昂的品质，使人感到，此处画石头比画人更有意味，更能揭示深刻含义。
　　郑板桥还有很多以兰花为主题的画，也表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借题画诗发挥，寓意对各种各样事物的看法。如：有的借兰花特征，透溢出做人胜不骄、败不馁，持平常心态的胸臆，题画诗云：“兰花与竹本相关，总在青山绿水间，霜雪不凋春不艳，笑人红紫作客顽。”由兰花让人产生联想，做人要像兰花一样幽静、持久、清香，不浮不躁，不争艳。咫尺画幅，拓展无限之大，意境深邃。又如：有的借一丛丛兰花，夹着一些荆棘的自然现象，抒君子能宽容小人之大度的气质。《荆棘丛兰石图》题画诗云：“不容荆棘不成兰，外道天魔冷眼看，看到鱼龙都混杂，方知佛法浩漫漫。” 另一幅《荆棘丛兰石图》题云：“满幅皆君子，其后以荆棘终之何也？盖君子能容纳小人，无小人亦不能成君子，故棘中之兰，其花更硕茂矣。”板桥匠心独运，兰花中穿插几枝荆棘，画兰花与荆棘共存，表达了遇有小人，虚怀若谷、和睦共处，“历经磨练，方成英雄”的宽宏大量之胸怀，读画者亦受益匪浅。越读越感简单的植物具有高深的意境，乐趣无穷。纵观郑板桥笔下所画的兰竹石，细品题画诗，我们不难看出，他喜画兰竹石的缘由，正如他所云：“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而“为四美也”。“有兰有竹有石，有节有香有骨”。在他眼中，兰竹石，能代表人坚贞不屈，正直无私，坚韧不拔，心地光明，品格高洁等品格，因而其题画诗的字字句句，托物言志，意境深远。
　　郑板桥最著名就是《墨竹图题诗》了：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市，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首诗写他在任上时山东受灾，饥民无数。郑板桥整日为灾民奔波，白天劳顿，晚上思绪万千，夜不能寐。听着冷雨敲窗，风吹疏竹，发出萧萧之声，他立即联想到百姓啼饥号寒的怨声，于是起身展纸作画，成就此篇，送与上级使其了解民间疾苦。他又上书请示放赈，打开官仓，救济百姓。灾情严重，情况紧急，他来不及等上级批复，毅然决定开仓放粮，同时动员官人煮粥赈灾，因此得罪了上级，被罢官。
　　上述种种，都是郑板桥借兰竹石与现实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发生紧密联系，有感而发的创作画，也正是将“文人画”，“脱离现实，逃避现实”，引向“关心现实，注意现实”做出的贡献。题画诗，使比较单纯的花鸟画，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产生深刻的思想性、抒情性，拉近了与读画者的距离，仿佛进行了心与心的交流、面对面的对话，使“凝固的瞬间”不断延续着，加强了艺术感染力。
　　题画诗在他笔下，除了在内容上有思想性，抒情性以外，在形式上还更具有艺术性、趣味性。题画诗能充分体现“书画同源” “用笔同法”的艺术趣味，而传统画家的题款跋文，大多题于画的空白处，与画面起平衡作用，但“扬州八怪”的题款已脱传统国画以及“文人画”题款、题诗的窠臼，特别是郑板桥将书法与画糅合在一起，还成了共同表现形象的特殊手法，彼此关系不分割。如《兰石图》，郑板桥别具匠心地将诗句用书法的形式，真草隶篆融为一体，大大小小，东倒西歪，犹如“乱石铺街”地题于石壁上，代替了画石所需的皴法，产生了节奏美、韵律美，又恰到好外地表现了石头的立体感、肌理美，比单纯用皴法表现立体感更具有意趣。这倒成了不可或缺的表现方法，既深刻揭示兰花特征，寓意高尚人品的意境美，又有书法艺术替代皴法的艺术美。让人在观画时既享受到画境、诗境的意境美，又能享受到书法艺术的形式美，沉浸在诗情画意中。另在许多兰竹石的画幅上，他题诗的形式变化多端，不守成规，不拘一格，自然成趣，达到书佳、行款得体，画亦随之增色。所谓行款得体，即是视画面的实际，进行构思，讲究构图的形式美，因而他将题画诗或长题于侧，或短题于上下，或纵题、或横题、或斜题、或贯穿于兰竹之间、藤叶之间，断断续续地题，观其形态，参差错落，疏密有致。是书也是题，是画也是诗，是诗也是画，欣赏每幅画中题画诗，既是绝妙的书法再现，也是将书画相映成趣的综合艺术，书题与画面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统一的诗情画意，给人以综合的完美的艺术享受。因而，世人无不赞叹他们是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最佳创作者。
　　综上所述，郑板桥的作品突破了传统花鸟画藩篱，他的作品不是自然景物的“再现”，不是前人艺术的翻版，也不是远离生活的笔墨游戏，是有着独特个性，有创新精神的。因而，自它的作品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国内外人们的欢迎。不难发现，人们的审美标准，喜欢有个性，有意境，有创新，有感染力的作品，这就给我们启示：作品只有具有个性、创新，才有着无限的生命力。

官宦生涯

1732年，郑板桥四十岁，是年秋，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作《得南捷音》诗。为求深造，赴镇江焦山读书。现焦山别峰庵有郑板桥手书木刻 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1736年，乾隆元年，四十四岁，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五月，于太和殿前丹墀参加殿试，中二甲第 八十八名进士，为赐进士出身”，特作《秋葵石笋图》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737年，四十五岁，滞留北京一年左右，以图仕进，未果，南归扬州.得江西程羽宸资助，娶饶氏。乳母费氏卒。1739年，四十七岁，作七律四首赠淮南监运使虞见曾。1740年， 四十八岁，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作序。1741年，四十九岁，入京，官缺，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热情款待。

作吏山东
　　郑板桥五十岁时，即1742年春天，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始订定诗、词集。1743年，五十一岁，将《道情十首》几经修改，至是方定稿，刻者为上元司徒文膏。1744年，饶氏生子。郑板桥宰范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
　　1746年，乾隆十一年，五十四岁，自范县调署潍县。是年山东大饥，人相食。潍县原本繁华大邑，然自是年灾荒连年，救灾便成了郑板桥主持潍县政事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开仓赈货，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城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食之。尽封积粟之家，活万余人。秋以歉收，捐廉代轮，尽毁借条，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食，板桥感叹系之，作逃荒行。
　　1748年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板桥随之。秋大熟，潍县灾情 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纪其事。为防水浸寇扰，捐资倡众大修潍县城墙。秋末，书修潍县城记。
　　1751年，海水溢，板桥至潍县北边禹王台勘灾。郑板桥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 深得百姓拥戴。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1747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1748年，乾隆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筹备，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
　　1749年，五十七岁，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病殁。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诗钞，并手写付梓。1750年撰板桥自序。同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作文昌祠记。1751年，五十九岁，作难得糊涂横幅。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在文昌祠记和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

仕途不顺
　　任山东范县知县，清正廉明。
　　潍县知县，遇饥荒，修筑城池，迫富豪平价售粮，被密告，以赈灾不当被惩，乃辞官归去。他先后做过山东范县及潍县的县令，深入民间，洞悉民间的疾苦，终因救灾而得罪了巨室，冤枉被参，他宦情已薄，毅然辞官返里。他在惜别潍县绅民所画的一幅竹子上题了一首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又为惜别僚属，画了一幅菊花，也题上诗：“进又无能退又难，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必须旷达的心胸，才能自然流露出这般的潇洒。
　　曾当过十二年七品官，他清廉刚正，在任上，他画过一幅墨竹图，上面题诗：“衙斋卧听潇潇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对下层百姓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对民情风俗有着浓重的兴趣，在他的诗文书画中，总是不时地透露着这种清新的内容和别致的格调。

"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清代最著名词人之一。其诗词“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采夺目的一席。他生活于满汉融合时期，其贵族家庭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虽侍从帝王，却向往经历平淡。特殊的生活环境背景，加之个人的超逸才华，使其诗词创作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流传至今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富于意境，是其众多代表作之一。"风光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破格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著称于世。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又著《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9首，编辑一处，合为《纳兰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 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时人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其词的影响力之大。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从而成为后世的一个研究焦点。

人物生平

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腊月十二日，纳兰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十七岁入国子监，被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内阁学士徐乾学。十八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中第，成为贡士。康熙十二年因病错过殿试。康熙十五年补殿试，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这一时期的纳兰性德发奋苦读，拜徐乾学为师。在名师指导下，他于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深受皇帝赏识，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他还把自己熟读经史的见闻感悟整理成文，编成四卷《渌水亭杂识》，当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等知识，表现出相当广博的学识和爱好。

御前侍卫
　　纳兰性德成为进士时年仅二十二岁，康熙爱其才，又因纳兰出身显赫，家族与皇室沾亲带故，故被康熙留在身边授三等侍卫，不久后晋升为一等侍卫，多次随康熙出巡。还曾奉旨出使梭龙，考察沙俄侵边情况。

寄情诗词
　　作为当朝重臣纳兰明珠的长子，本来注定荣华富贵，繁花著锦。作为皇帝身边的，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淡泊名利，在内心深处厌恶官场的庸俗虚伪，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纳兰一生虽懂骑射好读书，却并不能在一等侍卫的御前职位上挥洒满腔热情。

康熙十三年，纳兰与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卢氏成婚。康熙十六年卢氏难产去世，纳兰的悼亡之音由此破空而起，成为《饮水词》中拔地而起的高峰，后人不能超越，连他自己也再难超越。

纳兰性德24岁时将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又著《饮水词》。后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9首，合为《纳兰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高度评价。时人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其词的影响力之大。

纳兰性德交友“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为江南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如同“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想升官发财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因康熙的御用文人聚集太多而著名。

藏书大家
　　纳兰性德一生爱书藏书，从师顾贞观、陈维菘、徐乾学，研讨经学。曾耗资40万金，编辑宋以来诸儒学经之书，刻为《通志堂经解》1860卷。辑有《全唐诗选》。著有《通志堂集》、《饮水词》、《渌水亭杂识》、《大易集仪萃言》、《删补大学义粹言》、《词韵正略》、《陈氏礼记集说补正》等书。晚年笃意于经史、书法、诗文。嘱友人秦松龄、朱彝尊为购求宋元诸家经解，得抄本140余种，环拥古书万卷，建藏书楼“通志堂”、“珊瑚阁”，以弹词歌曲、评定书画、鉴藏古籍为乐。藏书印有“珊瑚阁”、“绣佛斋”、“鸳鸯馆”等字。

英年早逝
　　纳兰性德于康熙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而后一病不起。七日后，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年仅三十岁。纳兰性德葬于何处位于海淀区上庄乡上庄村北，皂甲屯西一处台地上。建于清代顺治三年，总面积约为340亩，墓地分为南寿地、北寿地两个部分，共有宝顶9座，土坟两座。

纳兰性德墓的宝顶建筑宏大，底座为青石，宝顶中部为汉白玉，镌刻有图案，上部为三合土夯实的半圆顶。纳兰氏家族墓地在清代基本保存完好，后多次被盗。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1970年冬，被彻底拆毁。

与曹雪芹

首先，纳兰性德与曹雪芹祖父曹寅同入值宫禁，均为大内侍卫。据考，这种同事关系可能还非同一般。他们都极富文采，一个是满人通过发奋勤学，成功地加入到中原主流文化的行列。另一个是祖代家风，把成熟的汉学带入旗籍。从两个不同角度达到同工之妙，对满汉文化融合作出努力。现在最能作证的便是时任江宁织造的曹寅与随康熙南巡驻跸织造署的纳兰性德的诗文交往。

纳兰有词《满江红·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中》

此外，纳兰性德还著文《曹司空手植树记》。

同是帝王的近臣，纳兰是帝王身边与文化人士联系的桥梁纽带。曹寅是外放江南，一面任官，一面监视江南文人举动，为朝廷笼络人才的密使。他们的作用方向不一样，但目的与归宿却是一样的，都是清王朝进行文化统治的干将与助手。这便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扮演的同一角色，以及在文化职能方面的共同之处。

再者，纳兰家族和曹氏家族都是封建官僚世家。从龙入关，立有功勋，并数代承袭官爵，是功名奕世，钟鸣鼎食之家。纳兰家不但是地道的正统满州贵族，从血缘上与王朝有着复杂交叉的关系。曹家祖上是明朝辽东驻军军官，后降清改籍，入包衣列，属帝王家臣，曹寅的生母曾是康熙的乳母，曹寅当过皇帝的侍读，曹雪芹的姐姐又是礼亲王五世孙，平郡王纳尔苏的王妃。曹家世袭江宁织造职达六、七十年。尤其不要忘记的是纳兰性德，曹寅与康熙皇帝是年龄相近的“一起玩大”的年少君臣。

纳兰家与曹家不但在王朝的关系上，而且在家世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祖上都是从龙入关的老资格，并在清王朝定鼎华夏后发迹。两个家族都有一定的文化传统，注重文化建设。明珠是满汉文化融合政策的支持者，自已曾领衔主编过一批清初的大部头书籍。他对自家子弟的文化进修、发展，尽了心力。儿孙中有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有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还有喜读书、善藏书的孙子福格。而曹家祖上就是明朝辽阳驻军的游击衔炮兵教官，之后的曹家子孙均是文才出众，并乐于广交天下名士的官员。他们的祖上虽都是武官出身，但在文化的过程和完善文治的大形势下，较早地顺应这个趋势，完成了这个转变。诗书传家，崇文重礼。两个家族都有着“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辉煌，都是“诗书簪缨之族”。但也都遭遇撤职抄家的厄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把一个封建王朝的政治斗争与家族盛衰演绎得如此维妙维肖，再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纳兰，王朝的政治风云变幻深深影响着他们家族的命运。他们家族内部的矛盾发展，家势的炎凉，也微缩、反映了王朝的兴衰。它们互为影响，互为观照。明珠与大多数封建官吏一样，由于权势渐重，也重蹈把持朝政，背公营私、贪财纳贿覆辄，被御史参劾，遭撤职抄家的处分。他的府邸家园被另一个佞臣巨贪和珅看中，据为已有。而曹家赫赫近百载，却被告挪用资财，出现亏空被撤职查抄，其织造之职被另一个叫隋赫德的贪官接替。这种陈陈相因并非以良继莠，正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他们两家都曾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宫廷权力斗争，属于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朋党。纳兰性德大弟揆叙因在立储问题上重提“八阿哥”，玄烨震怒，被降职。雍正更是穷治政敌，死人也不放过。降谕在揆叙墓碑上铲去旧字，改刻“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昭示永久。而揆方因婚姻关系，也自然在皇子朋党之列，亏得早逝，荣辱由他。而曹家也因为立储问题与皇八子和皇九子结为同党，被雍正恶之，一除为快。因在江宁织造衙门旁万寿庵发现曹家为允禟收藏铸造的铜狮子，找着把柄、差错，便削职为民，充军发配，一捋到底。两个家族同样在封建制度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里尽历了荣辱盛衰的轮回。纳兰性德本人虽然没有象晚些时候的曹雪芹那样，亲历家道衰败。但他的婚姻、事业好景不长，似乎也鬼使神差地预示着水满则溢，月圆必亏，“盛宴必散”的规律。应该看到，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纳兰和曹氏家族。而是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更是封建王朝中的普遍现象。这也正是他们家族史的社会意义所在。

与红楼

轰轰烈烈的“红学”研究已经进行百载有余了。其中有不少文宿、巨匠参与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和进展。不但伟人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有评述，就是前溯百载，清代的皇帝，公子王孙也侧身其中。但凡研究“红学”的人对明珠，纳兰性德都会有所了解。乾隆算得上是第一位红学家。当和珅进呈《红楼梦》，乾隆读后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一句话，把《红楼梦》与纳兰家联系起来。且不说此推论是否真有道理，天子首开一家之言，根据他的阅历提示了两事物间的联系可能。

纳兰明珠、纳兰性德和曹雪芹都是清初到中期“康乾盛世”中人，相继前后。他们的家世与经历，有许多共同之处，是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现象的集中反映。

性格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他于康熙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写景状物关于水、荷尤多,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中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他的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以“纳兰词”为词坛一说而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

评价

顾贞观：容若天资超逸，悠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如听中宵梵呗，先凄惋而后喜悦。
　　顾贞观：容若词一种凄忱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
　　陈维嵩：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
　　周之琦：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能及。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亚乎？
　　况周颐：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甘受和，白受采，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
　　王国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陈廷焯：饮水词措词浅显
　　容若饮水词，在国初亦推作手，较东白堂词〔佟世南撰，〕似更闲雅。然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余所赏者，惟临江仙〔寒柳〕第一阕，及天仙子〔渌水亭秋夜、〕酒泉子〔谢却荼蘼一篇〕三篇耳，余俱平衍。又菩萨蛮云：“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亦凄忱，亦闲丽，颇似飞卿语，惜通篇不称。又太常引云：“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亦颇凄警，然意境已落第二乘。 《白雨斋词话》

与曹雪芹的比较

就纳兰性德和曹雪芹个人品格来比较，也有许多共同和相通、相似之处，两人都有过人的才分和非同一般的文化基础。纳兰性德在主编《通志堂经解》时，就把凡读书、索引、见闻俱记录在册，以后编成《渌水亭杂识》，其中涉及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可见博学之一斑。一首《望海楼·宝珠洞》把视野内一望之地的自然景观、历史文物、千古苍桑一并道来，信息量大，跨度大，内涵丰富。一首《忆秦娥·龙潭口》把所看到的地理、地质现象作正确的描述与艺术的表达。竟可以与著名文化地理著作《帝京景物略》中有关描写一并参照阅读、欣赏。而曹雪芹也多才多艺，曾撰写《废艺斋集稿》《南鹞北鸢考工志》等多册关于金石工艺美术、烹调等书籍。另外还擅长书画、诗词。这些在他的封建社会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中，都一一展现。纳兰性德与曹雪芹同属风雅之流，脱俗之士，但对朋友却有情有义。纳兰性德交友朱彝尊、梁佩兰、姜宸英、高士奇、顾贞观等著名学者文士，并倾力营救身陷绝地的吴兆骞。纳兰性德身虽富贵，但不恋官场，不贪功名，甚至想摆脱世俗纠缠，做闲云野鹤。曹雪芹则有诗友敦敏、敦诚、张宜泉等，更有神密的“脂砚斋”、弘晓等知音。他乐于帮贫济困，据说他在“鬻画维生”“绳床瓦灶”的困境中，仍“常济孤寡”，收养双目失明的老妪白媪，作风筝谱教盲人于叔度谋生之术。曹雪芹曾谢绝好友敦敏的推荐，不入宫谋职。

他们之间确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和几乎能重叠套合的家世经历。无怪相隔不久，又与纳兰家结为“亲家”的乾隆，看过《红楼梦》后，一口咬定所写是前朝明珠家之事。更有人牵强、索隐，认定明府为大观园；明珠纳兰父子即贾政、宝玉等等不一枚举。且不管这类说法有否根据，有否意义，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的确太多，而且在纳兰之后的曹雪芹也不可能对之前的包括明珠家的变故毫无知晓，加之个人的亲历和体验，丰富了他的艺术创作源流，使《红楼梦》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与更大的涵盖性。使一部文学著作具有了更丰富的蕴涵和深刻的意义。

故居

纳兰遗迹
　　陈列馆按其笔下“郊园”设计 。由主展厅、录像厅和画厅组成，通过大量历史文物表现其一生，后其墓地出土的墓志铭、朝珠、封诰、康熙铜钱等也在此馆展出。

家族溯源
　　纳兰家族入关前可上溯至海西女真叶赫部。其部首领贝勒金台吉在对抗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的战争中，城陷身死。金台吉其子尼雅韩随叶赫部迁至建州，受佐领职。在满州入关过程中，积功受职牛录章京。尼雅韩妻墨尔齐氏，有长子郑库，次子明珠。纳兰明珠生于天聪九年十月初十早年任侍卫，従銮仪卫治仪 正迁内务府朗中，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 士、加太子太傅，又晋太子太师，成为名噪一时，权倾朝野的康熙朝重臣。人以 “相国”称。他官居内阁十三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作为封建权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被参劾，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经历 荣辱兴衰，有起有落。明珠妻爱新觉罗氏为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正妃第五女。

"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人物轶事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贡献最大的作家，鲁迅逝世后被虚构了许多逸闻轶事，由于真假难辨，往往流传甚广无人知其真假。这些讹传假闻中较为出名的有《鲁迅理发的故事》，据考证实为嫁接清代独逸窝退士编的《笑笑录》一书中的剃头故事。另外《鲁迅丢棉裤》，《密友告密帮助鲁迅避难》等皆已考证为假。另一则鲁迅反对某书局“不支付标点和空格稿费”的轶事真假仍未有定论。关于真假考证的问题，详细资料可参看鲁迅研究专家所著论文。

成绩优异

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他：“周树人真是博学。”当时，每次考试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而全班中，得到这种金领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

帮助青年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上海找个工作。鲁迅很为难的情况下找到郁达夫说实在没办法，须请一家书店报馆名义上请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由鲁迅自己拿出，由达夫转交给书店报馆作为月薪发给他。鲁迅对青年的提携帮助程度可见一斑。

白红小象

林语堂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视为国家珍宝。许广平在与鲁迅分居两地互通书信时也时常称他为“小白象”，鲁迅在与之信中偶尔也用以自称。在儿子周海婴出生后，鲁迅用来送予儿子称其为“小红象”，可谓“白象红象一父子”，鲁迅在哄孩子高兴时也常常自作小调“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丈夫的怜子温情可见一斑。

不重手稿

鲁迅对手稿的保存并不在意，常常乱丢手稿，有时还分发给来访的客人擦手，甚至当废品卖掉。一次作家萧红在上海拉都路买油条吃，无意之中却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翻译《死魂灵》的手稿纸，萧红大为吃惊并写信告诉了鲁迅，鲁迅知道后却不以为稀奇。萧红无奈只得把这一见闻如实地告诉了许广平，许广平听后为此狠狠地批评了鲁迅一顿。

家庭成员

周介孚：鲁迅祖父，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蒋氏：鲁迅祖母，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周伯宜：鲁迅父亲，本名周凤仪，字伯宜。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鲁瑞：鲁迅母亲，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周作人：鲁迅二弟，原名周遐寿。现代著名散文家。

端姑：鲁迅妹妹，未满一岁即殇，约比周建人大一岁。

周建人：鲁迅三弟，原名周松寿，生物学家

周椿寿：鲁迅四弟，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浙江山阴丁家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无线电专家。

生平

少年时期

光绪七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

光绪十八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奋力求学

光绪二十四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

光绪二十九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光绪三十二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宣统元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

迷茫困顿

宣统元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民国元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民国六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

民国七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文坛先声

民国七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主战士

民国十四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盟主

民国十九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作《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

民国二十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鲁迅离寓避难。28日回旧寓。

民国二十一年，1月29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与艾青等人发起“春地美术研究所”。

民国二十二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三年，1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出版。5月，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2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6月，集成《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序。

民国二十五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2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10月17日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情感经历

兄弟不和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和周作人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从而也使得这件事越发的扑朔迷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多年来，研究界对此形成了“经济说”、“失敬说”、“家庭纠纷说”等三种观点。第一种说法“经济说”认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鲁迅与信子有私情，导致周氏兄弟不和。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周家众人对信子的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的紧张。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来说，这三个观点是一致的。但是除此之外，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三种观点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

婚姻爱情

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志同居。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艺术特质

小说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散文体小说，以至“戏剧体小说”，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戏剧化。《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学术思想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翻译思想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书法特色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美术思想

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美术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积极倡导大众美术，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美术实践活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美术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础。其主旨是：肯定美术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美术与社会、时代、国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把美术作为与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体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众的艺术，一是倡导现实主义的精神。鲁迅提倡现代的大众艺术，并注重古代的大众美术——民间美术，以此来说明美术只有尊重大众，才会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待美术遗产上集中表现为“拿来主义”在对待艺术创作本身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提倡大众艺术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串起了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

诗作特色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盖面式的表达出来。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毛泽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金良守：“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法捷耶夫：“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

郭沫若：“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竹内好：“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

中性评价

胡适：“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王蒙：“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夏志清：“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精神、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精神影响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政治影响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人物纪念

鲁迅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该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纪念场所

截止2013年9月，中国国内共有11处鲁迅纪念场所：他们分别是北京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鲁迅故居；上海的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故居、鲁迅墓；厦门的厦门鲁迅纪念馆；广州的广州鲁迅纪念馆；南京的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故居以及浙江临海县的临海鲁迅展览馆。其中除了浙江临海鲁迅展览馆属于个人主办的民间鲁迅纪念馆外，其他均属于官方主办。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北京和绍兴。

绍兴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成立于1953年1月，位于鲁迅故居东侧，它东接鲁迅祖居，西邻周家新台门，北毗朱家台门，南临东昌坊口，与寿家台门隔河相望。鲁迅青少年时期在此纪念馆旁的故居生活，往后鲁迅在作品中对此多次提及。

北京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广平就将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故居照原样进行布置，并与1949年10月19日鲁迅13周年忌辰开放。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鲁迅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上海纪念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是建国后全国第一座人物类纪念馆，始建于1950年，地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甜爱路200号。该馆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如今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已经形成鲁迅故居、鲁迅墓、鲁迅纪念馆生平陈列三位一体的纪念建筑群落。

"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汉族，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作品《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

张大烈 又名张澄江。1911年出生于长泾镇望族。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1929年留法深造。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艺术。1931年，张大烈在旅法革命家何香凝的启迪下，关心祖国的命运。1940年6月，"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谭震林率部开辟澄锡虞抗日根据地，邀他为抗日救国出力。张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多次在中小学校及群众集会上斥责消极抗日、热衷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遭"忠救军"澄锡虞特派员包汉生的忌恨。于8月30日晚上，被包所派"暗杀党"徒枪杀于长泾镇龙园茶店。谭震林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