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文人之一

周公旦:姬姓,名旦,也称叔旦,周朝第一位周公,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故称周公或周公旦。他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生平

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

其政绩,《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在武装镇压商纣王子武庚、周武王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及东方各国武装反叛以后,“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分封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周公以商朝灭亡和“三叔”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他一生礼贤下士。其言论,散见于《尚书》中的《大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孔子推崇周公,向往周公的事业,盛赞周公之才,赞叹“周公之才之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在《儒效》篇中赞颂了周公的德才。汉朝的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唐朝的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自此以后,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在教育上则有“周孔之教”的概念。总之,言孔子必及周公,是古代尊崇周公的情况。这种尊崇除了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之外,其主要方面则反映了古人对西周优秀文化的珍视,以及对周公这位伟人的真诚敬仰。这在历史上曾为继承、弘扬与发展中国优秀文化起过积极作用。

周公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杰出开创者。孔子与周公在教育思想上存在着渊源关系,在教育实践上也存在着继承关系。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起过巨大作用。

典故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典出《史记》。周公姬旦派长子伯禽去管理鲁地,临行时他告诫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地位已经很高了。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希望你到了鲁地,不要因位高而盛气凌人。”后形容在位者礼贤下士。

恐惧流言
　　这一成语,说的是两个人:西周时的姬旦与西汉时的王莽。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世人惯称“周公”。有圣德,辅其兄武王姬发伐商,平定天下,定了周朝基业。武王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相代。藏其册于金匮,内容无人得知。后来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尽心辅佐,将周成王抱于膝上,朝见诸候。当时其庶兄管叔、蔡叔图谋不轨,但忌惮周公,于是在列国间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图谋篡位。久而久之,周成王起疑。周公为避祸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后来有一日,天降大雨,雷电击开金匮,成王见了册文,方辨明忠奸,诛杀了管叔、蔡叔,迎周公重归相位。
　　假设当管叔、蔡叔正四处散布流言诬周公有反叛之心的时候,周公便一病而亡；假设金匾之文始终未被成王所知,那么请问,谁人可以说得清周公姬旦到底是忠是奸?那其后的史书中他岂不就成了奸臣?
　　王莽,字巨君,是西汉元帝王皇后的侄子、汉成帝刘骜的表兄。其人奸诈,依仗外戚专权,阴谋夺取汉家刘姓天下。但他深恐人心不服,于是预先谦虚恭谨、礼贤下士,假行仁义,当时天下人都齐声称颂王莽的圣贤仁义之名。后来王莽终从王太后处逼得传国玉玺,自立为帝。
　　假设王莽在代汉称帝前就死亡,那谁又会知道他心底的不臣之心?那其后的史书中他岂不就成了一代贤臣,名垂青册了?
　　所以说有些真伪,不是一句“日久见人心”或“盖棺定论”就能说得清的,或许身处猜疑之中的人,只能用“无愧于心”来聊以自慰了。

惩前毖后
　　周武王姬发死后,他的儿子姬诵继位,称周成王。因成王年龄很小,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便由周公姬旦辅佐,处理政务。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是野心家,他们很想篡位夺权,但又惧怕周公,于是就合谋陷害周公,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周公要谋害成王。夺取王位。年幼的成王不断地听到这些流言,对周公就不太信任了。周公本来一心辅佐成王,却遭到诽谤,为了躲避嫌疑,让成王认清事实真相,他便辞离京城镐京,到了洛阳。后来成王明白了事实真相,悔恨自己听信谗言,于是用隆重的礼仪把周公请了回来。
　　管叔、蔡叔贼心不死,他们与纣王的儿子武庚勾结起来发动叛乱,阴谋夺权。成王命周公率兵镇压叛乱。周公领兵很快就讨伐平定了管叔、蔡叔和武庚发动的反叛。
　　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政权归还给成王,使他亲理国政。成王正式接管朝政那天,前往祖庙祭告祖先。在祭礼仪式上,成王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很有感慨地对文武百官说:“我一定要从以前的惩戒中吸取教训,以防止后患。”

周公之礼
　　古人讲的行周公之礼指的是行房事。
　　相传西周初年男女滥情，但是周公发现这样不行，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周公之礼”通俗指夫妻同房，做爱，发生性关系。“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有点戏谑的意味。

周公之梦
　　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以"“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之言，隐喻周代礼仪文化的失落。
　　周公是一个在孔子梦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在儒教长期主导文化的中国，周公也就不可避免的直接与梦联系起来，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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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约前1156年—约前1017年），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别号飞熊。商朝末年人。姜子牙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纣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生平

姜子牙，亦作姜尚。是东海边之人。其先祖曾做四岳之官，辅佐夏禹治理水土有大功。舜、禹时被封在吕，有的被封在申，姓姜。夏、商两代，申、吕有的封给旁支子孙，也有的后代沦为平民，吕尚就是其远代后裔。吕尚本姓姜，因为以其封地之名为姓，所以叫作吕尚。

吕尚曾经穷困，年老时，借钓鱼的机会求见周西伯。西伯在出外狩猎之前，占卜一卦，卦辞说：“所得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臣。”西伯于是出猎，果然在渭河北岸遇到太公，与太公谈论后西伯大喜，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有人说，太公博学多闻，曾为商纣做事。商纣无道，太公就离开了。四处游说列国诸侯，未得知遇之君，最终西行归依周西伯。有人说，吕尚乃一处士，隐居海滨。周西伯被囚禁在羑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吕尚之名而召请他。吕尚也认为“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虽然吕尚归周的传说各异，但大旨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

周西伯昌从羑里脱身归国后，暗中和太公策划如何推行德政以推翻商纣政权，其中很多是用兵的权谋和奇计，所以后代谈论用兵之道和周朝的隐秘权术的都尊法太公的基本策略。周西伯为正清平，尤其在明断虞、芮二国的国土争讼后，被诗人称道为膺受天命的文王。西伯又讨伐了崇国、密须和犬夷，大规模建设丰邑。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心向周，多半是太公谋划筹策的结果。

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九年，武王想继续完成文王的大业，东征商纣察看诸侯是否云集响应。军队出师之际，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吕尚左手拄持黄钺，右手握秉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于是兵至盟津。各国诸侯不召自来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可以征伐商纣了。”武王说：“还不行。”班师而还，与太公同写了《太誓》。

又过二年，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武王又将征伐商纣，占卜一卦，龟兆显示不吉利，风雨突至。群臣恐惧，只有太公强劝武王进军，武王于是出兵。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在牧野誓师，进伐商纣。商纣军队彻底崩溃。商纣回身逃跑，登上鹿台，于是被追杀。第二天，武王立于社坛之上，群臣手捧明水，卫康叔封铺好彩席，师尚父牵来祭祀之牲，史佚按照策书祈祷，向神祇禀告讨伐罪恶商纣之事。散发商纣积聚在鹿台的钱币，发放商纣屯积在钜桥的粮食，用以赈济贫民。培筑加高比干之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把象征天下最高权力的九鼎迁往周国，修治周朝政务，与天下之人共同开始创造新时代。上述诸事多半是采用师尚父的谋议。

此时武王已平定商纣，成为天下之王，就把齐国营丘封赏给师尚父。师尚父东去自己的封国，边行边住，速度很慢。客舍中的人说他：“我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这位客人睡得这样安逸，恐怕不是去封国就任的吧。”太公听了此言，连夜穿衣上路，黎明就到达齐国。正遇莱侯带兵来攻，想与太公争夺营丘。营丘毗邻莱国。莱人是夷族，趁商纣之乱而周朝刚刚安定，无力平定远方，因此和太公争夺国土。太公死时一百余岁，其子丁公吕伋继位。

评价

姜子牙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纵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为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称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为“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子牙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子牙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成就

治理齐国
　　太公在齐国的时候，修明政事，顺其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工商之业，发展渔业盐业优势，因而人民多归附齐国，齐成为大国。到周成王年幼即位之时，管蔡叛乱，淮夷也背叛周朝，成王派召康公命令太公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此间五等诸侯，各地官守，如有罪愆，命你讨伐。”齐因此可以征讨各国，形成大国、定都营丘。

军事韬略
　　姜子牙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子牙的化身，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子牙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子牙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公元739年追谥姜子牙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公元1072年为抵御外寇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子牙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子牙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研究考证

贯籍
　　司马迁著《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名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的集解引《吕氏春秋》讲：东海上，乃“东夷之土”。东夷指当时东方各少数民族，东夷之土，即泛指淮河中下游这些少数民族居住之地。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很有功劳，受封在吕国，《辞海》有一条古吕国在南阳的记载：吕，古国名，作甫，亦称有吕，姜姓。传为四岳之后。在今河南南阳西，春秋初年为楚所灭。而吕国何地也成了姜子牙故里之争的焦点。

出生地
　　关于姜子牙的出身之地，史料中都没有确凿可信的记载。《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也；”《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子牙“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他是“东海上人”。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得较为明确：“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经注·齐乘》也说，“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汉代的“海曲”在今山东日照一带，“莒州”也在今日照下辖的莒县一带。据此，一般认为姜子牙的出身之地在今山东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

身世
　　姜子牙的家世是显赫的，但是其出身却是低微的。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他遇周文王之前曾经做过不得志的屠夫和小商贩。《战国策·秦五》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缭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汉代刘向的《说苑·尊贤》也说：“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这些文献虽然语焉不详，说法不一，但是大致都透露出姜子牙垂暮之年还曾在棘津做过卖吃食的小贩，在朝歌当过屠夫。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姜子牙曾经是夫入妇家的赘婿，后来因为不擅生计而被老妇逐出家门。《战国策·秦五》说他是“齐之逐夫”，高诱注解说是“为老妇之逐”，即姜子牙是作为赘婿被老妇逐出的。刘向也说“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最后被老妇逐出家门，所以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
　　还有一些文献提到，姜子牙在遇到周文王之前，曾经在商纣王朝中担任过官职，后来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无道而离开，过了一段游说和隐居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西伯。”至于姜子牙事纣、游说和隐居的具体细节，历史文献中都鲜有提及。

地位影响

姜子牙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仑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子牙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并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而且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仍在借鉴太公《六韬》的精华。

在唐宋以前，姜子牙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子牙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子牙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

后世纪念

姜太公文化园
　　姜太公文化园坐落于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中心地带，东面大海，金沙滩，西靠森林，碧连天。姜太公文化园是为纪念我国商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姜太公而建设的国内规模最大、档次品位最高的、反映太公一生功业的文化景观之一。占地面积200余亩，融合历代古建筑风格建造。园区共分四大活动区域：姜太公纪念馆、太公文化广场、姜太公钓鱼中心和水上娱乐中心。

姜太公纪念馆
　　姜太公纪念馆，是姜太公文化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地面积110亩，按中轴对称建筑，中轴线上有入口大门、武祖殿、后门，两侧为配殿和钟鼓楼。武祖殿为七间式，双重檐，占地面积1128.8平方米，位置突出，体型显著，座落于1.2米的平台之上，威严壮观；配殿分置于大殿两侧，七间式，单檐，占地面积508.8平方米。三幢主体建筑同钟鼓楼、大门围合成一方天地，纪念馆庭院同殿前大院之间的空间，创造了较长连贯的陈列展线，起到了未入先敬目的。盆景园以盆景为母体，结合不同的盆景创造出意境不同的空间；奇石园以奇石为立意，按照各奇石的特点摆放，路随景转，达到游览至胜的境界。水上娱乐中心以公园式手法规划，路随岸转，自由活泼，曲桥、连廊、景亭为太公湖上明珠，平静的水面同人造实景相结合，让游览者既能享受自然，又能欣赏人文景观。
　　馆内历史资料丰富，雕塑图画逼真，故事场景生动，环境幽雅肃穆，是一处全面展示姜太公及其后裔丰功伟绩的纪念性场所。
　　日照民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即：文王访到姜尚时，尚让姬昌背着走，到走不动为止；让其儿子拉太公望坐的车，到不乐意拉为止。文王背着尚走了四十八步，儿子们拉着太公车走了八百零八步。尚当时向文王父子宣称：“你周朝只能出四十八个皇帝，有八百零八年的江山”。此事虽纯属民间，但反映了姜太公的神奇及其丰功伟绩。

姜太公钓鱼节
　　山东省日照市是姜太公的出生地。姜太公钓鱼节暨姜太公文化发展研讨会由中国钓鱼协会、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政府主办，在中国钓鱼协会指定的游钓乐园――日照姜太公钓鱼中心举行。
　　钓鱼节突出以钓鱼比赛与旅游观光相结合的特点，是集文化、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大型活动赛事。开幕式和比赛地点在日照，赛区在日照海域、海塘以钓海鱼为主。钓鱼比赛后组织参观名胜古迹曲阜、孔庙，颁奖和闭幕式将在泰山之顶举行。

姜太公故里
　　位于河南省卫辉市西北十二公里处。
　　至今太公镇境内还保留着许多姜太公的历史遗迹，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姜太公墓、姜太公祠、姜太公庙、姜太公吕望表等。每到农历八月初三姜太公诞辰之日，许多海内外后裔组成的姜氏、吕氏宗亲会都会前往姜太公故里寻根祭祖、旅游观光。

姜太公祠
　　姜太公祠于1993年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太公衣冠冢北旁重建，为中国明清传统的殿堂庙宇式布局形式，大门的门楣悬有中国宗教学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题写的“姜太公祠”四个大字，大门两侧供奉有高大威武的青龙、白虎两星君。主殿内正中供奉着姜子牙彩绘圣像、两侧供奉有齐国的第二代国君齐丁公和第十六代国君齐桓公的圣像。殿壁上的壁画，表现了姜子牙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有：姜氏封吕、贫困生涯、弃官避纣、著书立说、渭水垂约、孟津会盟、牧野大战、封齐就国、与莱争丘、严罚不训、周王授权、传子归周。
　　西五贤殿，供奉承有齐国的五位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有管仲、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田单；东五祖殿、供奉道教的五位先祖，有东华帝君、 纯阳祖师吕洞宾、张天师、王重阳、邱长春祖师，东院楼下供奉有碧霞元君、送子爷爷、送子奶奶，西院楼下供奉有观世音菩萨、财神、药王神。南院内新建成盆景院，现有高档盆景近300盆、达五十余个品种。
　　姜太公祠建成后，被山东省政府定为临淄区唯一的一处规定的道教活动场所，平时有三位道士负责殿堂的管理工作。祠内分为六个院落。园内全部铺满草皮、各种松柏树木、名贵花木等，以“古、奇、稚”和“色、香、姿”见著。

姜太公纪念馆
　　石狮市姜太公纪念馆坐落于石狮市灵秀镇洋下村前，于2000年年底建成，在闽南地区堪为首建。该纪念馆系石狮曾、姜、邱氏海内外乡亲捐资壹佰多万人民币建成的。呈中西合璧、古今为一体之三层楼结构，建筑总面积达1064.67平方米。

钓鱼台
　　宝鸡：钓鱼台位于宝鸡市陈仓区磻溪河上，根据记载，太公钓鱼台有3处，初钓河南新安城东，继钓陕西咸阳城西，后钓宝鸡县伐鱼河谷，而三处中又以磻溪钓鱼台最为有名。因为，姜太公在此垂钓的时候，遇到周文王的拜谒，辅佐朝政，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武之治”盛世。从此以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唐代诗人李白、许浑，宋代诗人苏轼都曾游览于此，并赋诗记胜。唐代的钓鱼台就此建庙塑像，历经3次重建，至今人们还可以看到“太公庙”、“文王庙”、“望贤台”、“乞子崖”、“钓鱼台”等一些庙宇，祭钓堂、殿、廊、楼、台和一石驮五柏等壮观奇景。《吕氏春秋》《水经注》有“太公钓兹泉”的记叙，民间亦有“太公背泉垂钓”、“周文王纳谏邀贤”、“武吉代薪奉母”等传说。古往今来，钓鱼台就以其盛名招待游客，宋代文学家苏轼曾游此地，留下“夜入磻溪如入峡，照山炬火落惊猿”的名句。
　　河北：南皮县城西五公里处有一村，名钓鱼台。相传商代纣王，荒淫无道，建筑鹿台。下大夫姜子牙直言相谏，触怒纣王，欲杀子牙。子牙气愤逃走，隐居此地，常在水边钓鱼。周文王访知子牙乃贤士，遂以礼相聘。封为太师。因辅佐文王之子武王伐纣灭商有功，封为齐侯。后来，把姜子牙垂钓的地方和村名，称为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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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bǔ)商(前507年—?)：字子夏，尊称“卜子”或“卜子夏”。汉族，中国春秋末年晋国温地(今河南温县)人，一说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受儒教祭祀。现在，山东省巨野县有其嫡系后裔。宋人疑之，《诗》、《春秋》等书，均是由他所授。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因而颇具有异端倾向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复兴周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贡献

子夏易传

史载孔子弟子卜子夏传《易》,并有著作《子夏易传》传世。

对子夏易学的一些问题,学者存有争议。《子夏易传》作者是卜子夏还是汉人韩婴，本文对古籍所记载初步考察《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确为卜子夏,韩婴不是的。

另一方面,子夏既熟知《易》之中的“象数”、“卦气”等仲尼古义，又能秉承仲尼古义所创发的“观其德”，并以哲学“新义”深入的契会，显现的反映出子夏易学秉承“古义”，兼容“新义”的思想特色．子夏于诸经也皆有钻研,各有所侧重。

他尤善于《诗》《乐》,曾作《诗大序》;他也研习《尚书》,但不如他经;他擅长《易》理,今传孔子《易传》很可能出于子夏的传述;他于礼学则长于丧服研究,撰有《丧服传》;于《春秋》学,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谷》二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子夏修习儒经,擅长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编订六经,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子夏所传经学,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全面继承孔子

孔子的高徒子夏,在孔子去世后的六七十年间,办学成就与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子夏的教育思想在全面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础上,又在教育目的论、教学过程论、学习和借鉴历史、慎交益友等方面有发展创新,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和《大学》、《中庸》等光辉篇章的重要一环。

生平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后亦称“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晋国温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　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的高才生。

子夏为学时，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如其问《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答以“绘事后素”，他立即得出“礼后乎”的结论，孔子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曾告诫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子夏才气过人，《论语》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的格言，如：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等。

孔子去世后，子夏至魏国西河讲学，如：

“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 。

还做过崇尚儒学的魏文侯的老师。

近人有以为子夏思想中具有“法家精神”，韩非子称“儒分为八”不及子夏之儒，是因为将之视为法家。

子夏晚年，因丧子而哭之失明，离群索居。

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加封为“河东公”。

后人评价

活了一百多岁的卜商先哲，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在传播儒家学说上，独立形成子夏氏一派，成为孔门弟子中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一生中博学笃志，传授五经，后世治五经的学者，大都认为他们的学说托之于卜商的传授；他不但学识渊博，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更重视躬行实践，讲究道德修养，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为后人留下良好的形象；他晚年西河讲学，离群索居，继承孔子的未竟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肯定其文学能力。
子夏的生活较为清寒。《说苑·杂言》称他为人“甚短于财”；《荀子·大略》则说“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但这也造就了他的孤独傲慢和坚强勇敢的性格特征，他说：“君子渐于饥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辞不慑；临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以免“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子夏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孔门弟子的不同特征，连齐国的晏婴都有耳闻，《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记晏婴曰：“臣闻仲尼居处情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与颜回等人在一起可以积德行善，而与子路、子夏在一起，则可以免于“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在这里子夏为人爽直，无所畏惧的特征被突出地体现出来。

子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交友时有一定的选择，所以孔子预言自己去世后子夏会更进步。《说苑·杂言》记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还说不如己者。”子夏与子贡不同，子夏与比自己强的人交往，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正是自己不断进步的前提。《说苑》这里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论语》中的一段记载正可以作为佐证。

《子张》记曰：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拒人也？”

《论衡·知实》引《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张，得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骞、颜渊，具体而微。”然后评论说：“六子在其世，皆有圣人之才，或颇有而不具，或备有而不明，然皆称圣人，圣人可勉成也。”子夏有圣人一体而不具，与颜渊等人还有一些区别。《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有子贡对子夏的评论：“学以深，厉以断，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银手如断，是卜商之行也。”这基本概括了子夏的为人性格特征。

子夏曾经收徒授学，所收门徒可能为数不少。《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注引《史记》曰：“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论语·子张》中记有“子夏之门人”与子张的对话，《墨子·耕柱》也有关于“子夏之徒”的记载。子夏在魏时所收弟子可能为数不少，《世本》之《秦本·姓氏篇》称“魏有子伯先，子夏门人，居西河”；《史记·儒林列传》则记曰：“自孔子卒后……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这里是说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都跟从子夏等人学习。《吕氏春秋·尊师》则具体指出了“段干木学于子夏”。有学者误解《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称田子方、吴起、禽猾釐皆为子夏弟子，不妥。

子夏的晚年是孤独的，他因丧子而双目失明，《礼记·檀弓上》等说他过着“离群而索居”的生活。

汉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儒家的经学最初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如东汉徐防说过：“《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 这里就认为，“六经”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叙述得更为具体，其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毂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洪迈之说虽未必每事皆实，但学者一般以为亦非无稽之谈。

子夏墓

子夏墓根据各地记载有：山东省菏泽市卜堌都、河南温县林召乡卜杨门村、河南省获嘉县西关村、山西省河津市辛封村等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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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穰苴一般指田穰苴。田穰苴（生卒不详），又称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完（陈完）的后代，齐田氏家族的支庶。田穰苴是继姜尚之后一位承上启下的著名军事家，曾率齐军击退晋、燕入侵之军，因功被封为大司马，子孙后世称司马氏。后因齐景公听信谗言，田穰苴被罢黜，未几抑郁发病而死。由于年代久远，其事迹流传不多，但其军事思想却影响巨大。唐肃宗时将田穰苴等历史上十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庙十哲。宋徽宗时追尊田穰苴为横山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生平

临危受命

司马穰苴本姓田，名穰苴。田氏家族在齐国是名门望族，田氏家族的老祖宗叫陈完，是陈厉公的儿子。齐桓公时，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为避祸跑到了齐国，改姓田氏。

齐景公的时候，晋国进攻齐国的阿城和甄城，同时燕国又侵略齐国黄河南岸一带。齐国军队大败。齐景公为此十分忧虑，寝食难安。
一天，大夫晏婴悄悄来到齐景公跟前，向他推荐了田穰苴，说：“田穰苴虽然是田氏门中偏室所生，但是他这个人，文能令人信服，武能威慑敌人，希望大王能试试他的才干。”

于是，齐景公召见田穰苴，同他谈论军事，对他的才干非常欣赏，就任命他做大将，领兵抗击晋国和燕国的军队。

穰苴执法

田穰苴向齐景公禀告说：“为臣本来低贱，大王从平民中把我选拔出来，放在大夫之上，士兵们不能向我靠拢，百姓们不能对我信任，人卑微，权力也就会受到轻视。希望能有大王所宠信的大臣、国家所尊重的人物，担任监军的职务，这样才行。”

齐景公答应了田穰苴的要求，决定派宠臣庄贾担此重任。

田穰苴向齐景公告辞之后，便到庄府拜会了庄贾，并和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集合出发。

第二天，田穰苴提前来到军营，布置好观测时间的标杆和滴漏，等候庄贾。与此同时，庄府里热闹非凡。庄贾的朋友听说他要出征，纷纷上门为他送行。这个祝庄贾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个说大王选您当监军，齐军一定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说得庄贾飘飘然，很是得意。

庄贾向来骄横，这次，他认为率领的是自己的军队，又是监军，根本就没有把田穰苴与他约定的时间当回事。于是，就留下前来为他送行的朋友喝起酒来。手下人提醒他，他仍不以为然。

到了正午，太阳格外耀眼。军营的广场上军旗飘扬，几个方阵的士兵排列整齐，整装待发。田穰苴推倒了标杆，放了滴漏里的水，站在高台上向大营外眺望，仍不见庄贾的人影，就叫副将派人去请监军大人，自己独自到军营内指挥操练，检阅军队，宣布军规军纪。

庄府里，众人酒喝得正酣。庄贾满脸通红地招呼着他的那些朋友，门丁来报，说正午已过，门口有士兵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听了，不屑一顾，并嘲讽说：“小平头当将军，总把鸡毛当令箭，时间就那么重要吗？时间到了又怎么样？”

下午，齐军大营广场上，操练完毕的将士们，依然排列着整齐的方队，在等候出发的命令。田穰苴看着将要落下去的太阳说：“两个时辰过去了，有劳副将亲自到庄府去一趟，务必当面告诉监军大人，出征将士已经恭候他多时了。”

副将来到庄府，只见里面一帮人已经喝得七倒八歪，乱作一团。庄贾见副将进来，摇晃着身子指责道：“大胆！你为何擅自闯进？”副将禀报庄贾，说是奉田穰苴之命前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不耐烦地说：“你先回去告诉他，就说我马上就到。”

忽有快马来报，又有一城失守。田穰苴听后，眉头紧锁，准备亲自到庄府去请庄贾。正在这时，庄贾从马车上下来，晃晃悠悠进了军营大门。田穰苴疾步上前，指责庄贾为何不按约定的时间来军营。庄贾却像没有什么事似的，笑嘻嘻地说：“几个朋友送行，陪他们喝了点酒，因而来迟。”

田穰苴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严肃地说道：“监军大人，你可知道，将领在接受命令的那一天，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到了军队宣布纪律的时候，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父母；拿起鼓槌击鼓作战的时刻，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生命。现在敌军已深入我齐国境内，国家危在旦夕，百姓生灵涂炭，大王也寝食难安。就这几个时辰，我们又丢了一座城池。在这种时候，你作为监军，还说什么送行。”

说到这里，田穰苴叫来军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将领不按指定时间到军营的，该如何处置？”

军法官回答说：“应当斩首。”

庄贾忙派人骑快马去报告齐景公，向齐景公求助。但是，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田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斩了，并告示三军。三军的将士都吓得发抖。

又过了好一会儿，齐景公派的使者拿着符节前来赦免庄贾，鞭马急跑来到军营。田穰苴说：“将帅在军队里，对于君王的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接着又问军法官：“有人在军营中鞭马急跑，该如何处置？”

军法官回答：“按律应当斩首。”使者吓坏了。田穰苴说道：“君王的使者是不可以处死的。”于是就斩了使者的随从，砍断了车厢左边的一根木头，并告示三军。然后让使者回去汇报，军队开始出发。

征战凯旋

将士们看到田穰苴说话算数，治军有方，有法必依，铁面无私，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晋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不等交战，就吓得慌忙退走了。燕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黄河南岸退到了黄河北岸。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所有的失地。

齐军凯旋时，齐景公和文武百官都到郊外迎接，按照礼节慰劳全体将士。齐景公不但没有为杀庄贾的事怪罪田穰苴，而且还拜他为大司马，让他执掌齐国的军政大权。

治军贵在严，领军须有威；治军不严，将领无威，军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而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从严治军就是要以法治军，树立军法军纪的权威。将领就是要通过严格执法执纪来树立威严，严格执法执纪也是一种守信。司马穰苴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杀了不守约定、违反军法军纪的监军庄贾，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也教育了将士，从而增强了齐军的战斗力，击退了敌军，收复了失地 。

抑郁以终

田氏家族的势力在齐国日益发展，引起大夫鲍氏、国氏、高氏的不满。

一天，齐景公在宫中饮酒取乐，一直喝到晚上，意犹未尽，便带着随从来到相国晏婴的宅第，要与晏婴夜饮一番，被晏婴规劝拒绝了。

离开晏婴的府第，齐景公又想起了田穰苴。于是，君臣一行又来到田穰苴的家中。

田穰苴听说齐景公深夜造访，忙穿上戎装，持戟迎接出门，急问：“是有诸侯发兵了？还是有大臣反叛了？”

齐景公笑着说：“没有。”

田穰苴又问：“那您为什么深夜来我家？”

齐景公说：“想到将军军务劳苦，想和将军共饮。”

田穰苴回答说：“陪国君饮酒享乐，君王身边本就有这样的人，这不是大臣的职份，臣不敢从命。”

齐景公于是去了大夫梁丘的家里喝酒。次日，晏婴与田穰苴都上朝进谏，劝齐景公不应该深夜到臣子家饮酒。于是，鲍氏、高氏、国氏三大家族纷纷向齐景公进谗言，欲驱逐田穰苴以削弱田氏势力。

齐景公便采纳了鲍氏、高氏、国氏的意见，将田穰苴辞退了。田穰苴被贬后，心情忧郁，不久病故。

后世地位

唐朝开元十九年，唐玄宗为表彰并祭祀历代名将所设置武庙，它以周朝开国丞相、军师吕尚为主祭，以汉朝留侯张良为配享，并以历代名将十人从之。

上元元年，唐肃宗将吴起等历史上十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庙十哲，““齐大司马昌田穰苴”便是其中之一。

及至宋代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田穰苴。

墓地

田穰苴死后葬于临淄城郊，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尹家村南，墓高10米，南北25米，东西38米，保存完好。

人物争议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田穰苴所写，但到了西汉后渐失传。

一些学者认为，《司马法》并非司马穰苴所著。如《四库全书总目题要》说：“《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今考正《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称齐威王命令大夫追论《司马兵法》，把穰苴的名字加在其中，所以名叫《司马穰苴兵法》。”
有些人认为《司马法》是后人伪托。如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今此书仅五篇，为后人伪造无疑。”另外姚鼐、龚自珍、康有为、等人也认为《司马法》系后人伪造。

一些学者则认为，《司马法》实为司马穰苴所作。如蓝永蔚在其《春秋时期的步兵·〈司马法〉书考》一文中说：“穰苴是唯一能够申明古者《司马法》的人。”金建德在《古籍丛考》中说：“姚、龚二家虽都怀疑今本《司马法》为伪，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刘建国在《〈司马法〉伪书辨正》一文中说：“经过考证，我们认为现存的今本《司马法》并非伪书，
而是一部齐国大军事家司马穰苴撰述的兵法或兵法残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三卷，分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共五篇，注明“齐将司马穰苴撰”。《隋书》所录即今存于世的《司马法》。

其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沿袭《隋书》，录有《司马法》三卷，署“田穰苴撰”；《宋史·艺文志》则著录《司马兵法》六卷，亦题“齐司马穰苴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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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前578－前500），字仲，谥平，又称晏子，汉族，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其父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生平

晏子，名婴，字仲，习惯上多称平仲，春秋时齐国莱地夷维人。春秋后期齐国的国相，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忧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候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晏婴之父晏弱死后，晏婴继任齐卿，历任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的卿相，辅政长达60余年。晏子甚是睿智，爱民，不辱使命；为春秋时期的人才之一。周敬王二十年，晏婴病逝。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其封地为晏城，在今山东省齐河县晏城镇。

晏婴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善于辞令，使楚时曾舌战楚王，维护国家尊严。内辅国政，屡谏齐君。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

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予观古人尚哲简戆，因事蝉脱，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之流，皆值祸难飘然，有以自立。”

铁事典故

折冲樽俎
　　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被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当前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当下“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霸业因时而兴
　　晏相国来到了馆舍，楚国大臣为他洗尘接风，席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楚国下大夫首先发言道：“齐自太公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足可以与楚匹敌。为什么自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后，昙花一现，再不能领袖诸侯了呢？以齐国国土之宽广，人口之众多，国家之富庶，加上晏相国您的才智，怎么就不能再崛起中原呢？反而向我楚国结盟，这太让人费解了。”
　　晏婴答：“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先前自周失政于诸侯之后，诸侯连年征战，春秋五霸迭兴，齐国称霸于中原，秦国威振于西戎，楚国称雄于荆蛮之地，这一切固然有人为的因素，可大多数靠的是天意。先前以晋文公的雄才大略，尚且逃亡四方；秦穆公霸于西戎之后，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其死后子孙衰弱，再也难振往日之雄风； 就连你们楚国也自楚庄王之后，亦常受吴晋二国的骚扰，困苦不堪。难道只有齐国衰弱不成？今日齐国前来交好结盟，这只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罢了。你作为楚国名臣，应通晓‘随机应变’这四个字的含义，怎么也问出这样的问题呢？”

良臣死社稷
　　下大夫脸红着退了下来，身旁的上大夫不服气地质问道：“平仲您自以为是随机应变之士，然而齐自内乱以来，齐臣为君死的不可计数，而您作为齐国的世家大族，却不能讨伐叛贼，或弃官明志，或为君王而死，您不觉得羞愧吗？为什么还留恋名誉地位迟迟不肯离去呢？”
　　晏婴正色反驳道：“做大事的人，不必拘泥于小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只知道君主为国家的社稷而死时，作臣子的才应该与之同死，而今先君并非为国家社稷而死，那么我为什么要随随便便从先君而死呢？那些死的人都是愚人，而非忠臣，我虽不才，但又怎能以一死来沽名钓誉呢？况且在国家有变时，我不离去，乃是为了迎立新君，为的是保存齐的宗祖，并非贪图高位呀，假使每个人都离开了朝中，国家大事又有谁来做呢？并且国家内乱，哪一国没有发生过呢？你们楚国不是也有这种事吗？又何必责怪我们？”

外貌不足识人
　　又有人不满地说道：“英雄豪杰，必相貌绝伦，雄伟无比，而今相国您，身高不足五尺，手无缚鸡之力，只是徒逞口舌之利的说客罢了。单单依靠口舌，而没有实际的本领，欺世盗名，不感到可耻吗？”“我听说称锤虽小，能值千斤，舟桨虽长，不免为水浸没，纣王勇武绝伦，不免身死国亡，为什么呢？我承认自己并无出众的本领，愧居相位，却绝不是与您逞口舌之利，只是问有所答罢了。难道我拒不回答吗？那也太无礼了。”

晏子使楚
　　一次，晏子出使到楚国去，楚国国王知道晏子的个子很矮，就想捉弄他。楚王命人在城墙的大门旁边又开了个五尺来高的洞，请晏子从那个小洞进去。
　　晏子知道楚王要戏弄他，严词加以拒绝。他说，“到了“狗国”，才走狗洞，我现在是出使楚国，不应该走狗门。”
　　招待晏子的官员听他这么一说，只好请晏子从大门进去。晏子进去以后，就拜见楚王。楚王故意问：“是因为齐国再没有别人，才派你来的吗？”
　　晏子回答说：“齐国的人多极了，仅都城就有上百条街道，人们把衣袖举起来，就可以遮住太阳；人们甩掉汗水就象下雨一样。
　　楚王接着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派你出访呢？”
　　晏子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齐国派使节出访很有讲究，对那些精明能干的的人，就派遣他们出使那些道德高尚的国家；对那些愚蠢无能的使臣，就派他们出使那些不成器的国家。我是使臣中最愚蠢、最无能的人，所以就派我出使楚国来了。”晏子的话使本打算要戏弄他的楚国君臣们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这次出访之后，晏子又有一次出使楚国。楚王听说晏子要来，就向他的大臣们说：“晏子是齐国最会说话的人。现在他将要到我们楚国来，我想羞辱他一下，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有一个官员建议说：“当晏子来的时候，请允许我捆绑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就问："“绑着的是做什么人？士兵就回答说：”“齐国人。”“大王再问：”“为什么要绑他？”“士兵就说：”"因为他偷了东西。”楚王觉得这是一个羞辱晏子的好主意，就按此布置妥当。
　　晏子来到楚国，楚王设宴招待他。喝酒正喝的高兴的时候，两名小官绑着一个人来见楚王。楚王问道：“你们绑的是什么人，为什么绑他？”
　　士兵回答说：“是齐国人，因为他犯了盗窃罪。”
　　楚王故意看着晏子说：“齐国人天生就喜欢盗窃吗？”
　　晏子以柑橘打比方，说明人在齐国好好劳动，一到楚国便做贼，也许是两国水土不同吧。使楚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楚王听了晏子一番反驳，苦笑着承认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了。”
　　类似上面晏子使楚的故事还很多。晏子凭自己的智慧，挫败了一些国家有辱齐国国格和晏子人格的阴谋，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成为春秋末期著名的外交家。

二桃杀三士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二》：“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博虎闻。晏子进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剌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勀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三子何不詈功而食桃？’”于是三士皆论功争桃，最后“皆反其桃，挈领而死。

齐灵公末年
　　晏婴继父任为卿时，已是齐灵公末年。当时的齐国早已不是管仲为相时的齐桓公时代，中原霸主的地位早已易位，国势日渐衰微。偏偏这齐灵公又昏庸怪僻，懦弱无能，还穷兵黩武，屡犯鲁境，弄得国弱兵疲，百姓怨声载道。尽管晏婴屡进忠言，却很少被齐灵公采纳。周灵王十七年十月，晋国率领诸侯的***攻打齐国。齐灵公率兵在平阴抵抗，结果兵败逃亡，第二年就死了。齐灵公死后，齐庄公继位。这齐庄公也是个昏君，他只知崇尚勇力，而不顾道义。他在国内设置了“勇士”爵位，还重用殖绰、郭最等勇士，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这样一来，就使得一些流氓无赖、地痞恶霸在朝廷内外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弄得家家关门，人人自危。身为相国的晏婴眼看着齐国风气日下，忧心忡忡，曾经多次劝谏，然而齐庄公就是充耳不闻。他见齐庄公不是一个从谏如流的人，便辗转反侧，心急如焚。其实，齐庄公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对外用兵，建立武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对晏婴的劝导，不但不听，反而渐生嫌烦之意。周灵王二十年，齐庄公不听晏婴劝阻，执意收留了晋国的下卿栾盈，还暗中将栾盈及其党徒送入曲沃组织叛乱，并且乘机攻打晋国。其后不久，齐庄公又置晏婴的劝谏于不顾，仍然一意孤行，兴兵伐鲁，终于激怒了晋国。晏婴无奈，只好将家中贵重物品上充国库，其余尽散周围百姓，携带妻儿老小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村，一边打鱼和耕田以维持生活，一边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

周灵王二十四年
　　周灵王二十四年五月，当晋国联合众诸侯意欲大举伐齐的时候，齐国朝野上下惊慌万状。恰在此时，齐庄公和大贵族崔杼的夫人棠姜私通之事，被崔杼知道了。于是，崔杼决定乘机杀死齐庄公以向晋国解说。这天，齐庄公大摆酒席，招待前来进贡的莒国国君黎比公，下令群臣前来坐陪。崔杼称病未去。齐庄公不但未加责怪，反而暗自欢喜：我又可以借机会见棠姜了。席罢人散，齐庄公以探病为由去崔杼家与棠姜私会，旋即被预先埋伏在宅中的勇士射杀了。
　　听说齐庄公被崔杼所杀，晏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着随从前往齐都去吊唁齐庄公。晏婴来到崔杼家门前，他身边的下人担心地问他：“您将为国君殉而葬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应该为他而死？”随从又说：“那么我们何不逃跑呢？“晏婴说：“难道国君的死是我的罪过，我要逃跑？”“那么我们还是回去吧？”晏婴说：“国君都死了，我回到哪里去呢？作为万民之主，难道只是为了利用他的地位来高跨于百姓之上？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主的臣下，难道只是为了获取俸禄？应当保卫国家！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臣下就应该为他而死；君主为国家而逃亡，臣下就应该跟他逃亡。如果君主只是为自己的私欲而死，为个人的事情而逃亡，不是他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责任，为他而死，为他而逃亡呢？可是我现在又能回到哪里去呢？”说罢，晏婴径自闯进崔家，脱掉帽子，捶胸顿足，不顾一切地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号啕大哭了一场，然后起身离去。崔杼的左右欲杀掉晏婴，崔杼对晏婴也早已恨之人骨，但是有所顾忌，便对身边的人说：“他是百姓所景仰的人，杀了他，我就会失去民心。”
　　杀死齐庄公后，崔杼便和另一个大贵族庆封拥立齐庄公的异母兄弟杵臼为国君，这就是齐景公。为了巩固权势，树立威信，他把满朝文武大臣都驱赶到太公庙上，派兵内外把守，逼迫大家歃血为盟，表示效忠于他。稍有违迕，即被处死。已经杀了七个人，气氛十分恐怖。

晏婴
　　轮到晏婴了。大家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晏婴。晏婴从容举杯，义愤填膺地对天盟誓：“我只忠于君主和国家。凡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者均不得好死！”说罢，一饮而尽。崔杼恼羞成怒，恶狠狠地用剑顶着晏婴的胸膛，要他重新发誓。晏婴毫不畏惧，厉声回答：“崔杼，你读过《诗经》吗?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不管你是用刀砍头，还是用剑穿胸，我晏婴决不屈服！”崔杼怒不可遏。这时，身边的一个心腹悄悄地对他说：“千万使不得!您杀庄公，是因为他无道，国人反应不大，您如果杀了晏婴，那可就麻烦了。”崔杼没奈他何，咬牙切齿地看着晏婴拂袖而去。
　　晏婴登上马车，车夫立刻快马加鞭，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以防不测。晏婴若无其事，从容不迫地对车夫说：“安稳一点，不要失态。快了不一定就有活路，慢了也不见得就会死。鹿生长在山上，可是它命却掌握在厨师那里。如今，我也像鹿一样。” 晏婴一路平安到家，最终也没遭到什么迫害。
　　晏婴真可谓是知命之人！
　　命运是什么？命是指不知为什么会这样，但却终于这样了。靠耍聪明乖巧做事的人是不能领会这些的。命运这东西，靠近它未必就得到，离开也未必就失去。既然命该如此，那就按照道义泰然处之。可以说，通达事理的人通晓死生之义。而通晓死生之义后，个人的利益存亡就不会令人迷惑了。
　　这也就是晏婴能够坚守道义的原因。

东阿之三年
　　不过，齐景公即位之初并未重用晏婴，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晏婴一去就是三年，这期间齐景公陆续听到了许多关于晏婴的坏话，因此很不高兴，便把晏婴召来责问，并要罢他的官。晏婴赶忙谢罪：“臣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再给臣一次机会，让我重新治理东阿，三年后臣保证让您听到赞誉的话。”齐景公同意了。三年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晏婴的好话。齐景公大悦，决定召见晏婴，准备重重赏赐。谁知晏婴却推辞不受，齐景公好生奇怪，细问其故。晏婴便把两次治理东阿的真相说了出来。他说：“臣三年前治理东阿，尽心竭力，秉公办事，得罪了许多人。臣修桥筑路，努力为百姓多做好事，结果遭到了那些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富绅们的反对；臣判狱断案，不畏豪强，依法办事，又遭到了豪强劣绅的反对；臣表彰和荐举那些节俭、勤劳、孝敬师长和友爱兄弟的人，而惩罚那些懒惰的人，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自然对我恨之入骨；臣处理外事，送往迎来，即使是朝廷派来的贵官，臣也一定循章办事，决不违礼逢迎，于是又遭到了许多贵族的反对。甚至臣左右的人向我提出不合法的要求，也会遭到臣的拒绝，这自然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这样一来，这些反对臣的人一齐散布我的谣言，大王听后自然对臣不满意。而后三年，臣便反其道而行之，那些原来说臣坏话的人，自然开始夸奖臣了。臣以为，前三年治理东阿，大王本应奖励臣，反而要惩罚臣；后三年大王应惩罚臣，结果却要奖励臣，所以，臣实在不敢接受。”
　　齐景公道听途说就责骂晏婴，是因为他没有亲自到东阿去体察民情。实践出真知。晏婴以亲身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比进言，加大了说服的力度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齐景公才知道晏婴的确是个贤才，而深悔自己以前听信了谗言，错怪了晏婴。于是，齐景公将国政委以晏婴，让他辅佐自己治理齐国。
　　在晏婴墓地徘徊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们又去看望位于齐城东南部的三士冢。三士冢是晏婴“二桃杀三士”的三勇士田开疆、公孙捷和古冶子的合葬墓。
　　有了晏婴为相，齐景公也就有了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业的雄心，但是时间一长，这位好高骛远的国君就熬不住了。他想通过豢养一批勇士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武功。当时，齐景公豢养了三个勇士：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公孙捷，一个叫古冶子，号称“齐国三杰”。这三个人个个勇猛异常，力能搏虎，深受齐景公的宠爱；他们恃宠自傲，为所欲为。这时齐国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曾经联合国内几家大贵族，打败了掌握实权的国氏和高氏。田氏家族势力的提高，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而田开疆正属于田氏一族，晏婴很担心“三杰”为田氏效力，危害国家，便劝齐景公除掉这三个“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的勇士。齐景公担心“搏之恐不得，制之恐不中”。晏婴决定伺机智杀这三勇士。

齐景公设宴
　　一天，鲁昭公访问齐国，齐景公设宴款待。鲁国由叔孙蜡执礼仪，齐国由晏婴执礼仪，君臣四人坐在堂上，“三杰”佩剑立于堂下，态度十分傲慢。晏婴心生一计，决定乘机除掉他们。当两位君主酒至半酣时，晏婴说：“园中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二位国君尝尝鲜吧？”齐景公大悦，传令派人去摘。晏婴忙说：“金桃很难得，还是臣亲自去吧。”不一会儿，晏婴领着园吏，端着玉盘献上六个桃子。众人一见，只见盘子里放着的六个桃子，个个硕大新鲜，桃红似火，香气扑鼻，令人垂涎。齐景公问：“就结这几个吗？”晏婴说：“还有几个没太熟，只摘了这六个。”说完恭恭敬敬地献给鲁昭公、齐景公一人一个金桃。鲁昭公边吃边夸奖桃味甘美。齐景公说：“这桃子实在难得，叔孙大夫天下闻名，当吃一个。”叔孙诺谦让道：“我哪里赶得上晏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应该他吃。”齐景公见二人争执不下，便说：“既然二位谦让，那就每人饮酒一杯，食桃一个吧!”两位大臣谢过齐景公，把桃吃了。
　　这时，盘中还剩有两个桃子。晏婴说道：“请君王传令群臣，谁的功劳大，谁就吃桃，如何？”齐景公自然明白晏婴的意图，于是传令下去。
　　三勇士而赐二桃，故意少其一。不足则争，因使其计功而食桃，意味着功大者得食桃，功小者不得吃。 三勇士各言其功，都自认为功大无比。
　　果然，公孙捷率先走了过来，拍着胸膛说：“有一次我陪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蹿出一头猛虎，是我冲上去，用尽平生之力将虎打死，救了国君。如此大功，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晏婴说：“冒死救主，功比泰山，可赐酒一杯，桃一个。”公孙捷饮酒食桃，站在一旁，十分得意。
　　古冶子见状，厉声喝道：“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当年我送国君过黄河时，一只大鼋兴风作浪，咬住了国君的马腿，一下子把马拖到急流中去了。是我跳进汹涌的河中，舍命杀死了大鼋，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该不该吃个桃子？”齐景公说：“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斩鼋除怪，我的命早就没了。这是盖世奇功，理应吃桃。”晏婴忙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送给了古冶子。
　　一旁的田开疆眼看桃子分完了，急得大喊大叫：“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舍生入死，斩其名将，俘虏徐兵五千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就连邻近的郯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如此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桃子吗？”晏婴忙说：“田将军的功劳当然高出公孙捷和古冶子二位，然而桃子已经没有了，只好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再请您尝了。先喝酒吧。”田开疆手按剑把，气呼呼地说：“打虎、杀鼋有什么了不起。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反而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面前受到这样的羞辱，我还有什么面目站在朝廷之上呢？”说罢，竟挥剑自刎了。公孙捷大惊，也拔出剑来，说道：“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功大倒吃不到。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说罢也自杀了；古冶子更沉不住气了，大喊道：“我们三人结为兄弟，誓同生死，亲如骨肉，如今他俩已死，我还苟活，于心何安？”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鲁昭公目睹此景，无限惋惜，半天才站起身来说道：“我听说这三位将军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可惜为了一个桃子都死了。”齐景公长叹了一声，沉默不语。这时，晏婴不慌不忙地说：“他们都是有勇无谋的匹夫。智勇双全、足当将相之任的，我国就有数十人，这等武夫莽汉，那就更多了。少几个这样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不必介意，请继续饮酒吧!”
　　其实，晏婴早已为景公物色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这就是春秋时威震诸侯的名将田穰苴，他后来为齐国的江山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冢前
　　晏婴料到二桃赏赐三勇士，他们必然不会遵照齐景公之命，“计功而食桃”，而是“无长幼之礼”，炫耀己功而抢桃。勇士相争，必以兵剑。不出晏婴所料，田开疆和公孙捷都争先恐后“援桃而起”，都自以为武功盖世，“无与人同矣”;古治子也自以为其勇猛超过田开疆和公孙捷，但是桃已被他们抢占，于是拔剑而起，要求他们交出二桃。看来纷争已起，解决问题的方式或以刀兵相见，杀个你死我活，或交桃受辱，而辱为勇士最大的忌讳，如此必然以死免辱。以辱致人于死，则辱人者为不仁不义，不仁不义又甚于受辱，那么，辱人者又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可以说，不管用哪种方式解决，三勇士都难免一死。
　　站在三士冢前，我们双眼汪然。一墓三坟，南北五十五米，东西一百一十米，封土高大。今墓四周已建围墙加以保护。南设圆门和映壁，刻《梁甫吟》及摹刻“二桃杀三士”的汉画像嵌于映壁。坟墓两侧置张逊三书写的“三士冢”石碑。传说，诸葛亮曾经到此一游，作《梁甫吟》：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此诗表达了诸葛亮对三勇士的同情，而对晏婴进行了讥讽和谴责。清代诗人赵执信也曾作《三士墓》诗：
　　石父当年脱网罗，留将三士竟如何？
　　孟尝坐食三千客，拼将桃园杀几多！
　　赵执信的观点和感情与诸葛亮是一致的。而清代诗人崔象珏的《三士墓》诗曰：
　　勇士虽优兼智短，名心太重视身轻。
　　仪延并用终为乱，诸葛何须笑晏婴！
　　崔象珏表现了否定三勇士的观点，与诸葛亮《梁甫吟》是大有不同的。
　　平心而论，三士之死，虽属悲壮，但是他们居功自恃，甚至被人作为阴谋篡位的工具加以利用。四肢短小的晏婴伺机使巧，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终以二桃杀死三个力可拔山的勇士，消除政治隐患，其智慧也却非寻常，但是手段也太阴险毒辣了。

二
　　刘向《晏子叙录》说：“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亲附。”“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从刘向的这段话里我们可知，晏婴善谏的特点早已被人称道，《晏子春秋》一书也可以写他的这一类故事而出名。和其他谏臣所不同的是，晏婴在劝谏君王时往往不是直接的强谏而是委婉的曲谏或诱谏，从中显示了他在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高度智慧。
　　齐景公召来晏婴请教如何兴国安邦。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光复先君的伟业，重振雄风。晏婴听后沉吟片刻，说道：“臣陪大王微服察访一下民情，回来后再议兴国大计，如何？”这齐景公本来就轻国事而重享乐，见晏婴要陪自己微服私访觉得很新鲜，便同意了。君臣二人来到京都临淄的一个闹市，走近了一家鞋店。鞋店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鞋子，品种齐全，但是无人问津，生意清淡。齐景公有些不解，却见不少人都在买假脚。齐景公吃惊地问店主，店主神色凄然地说：“当今国君滥施酷刑，动辄对人以刖刑，很多人被砍去了脚，不买假脚如何生产和生活呢？”齐景公听罢内心很不是滋味。回宫的路上，晏婴见齐景公闷闷不乐，知道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对他刺激不小，于是说道：“先君桓公之所以建树了丰功伟业，是因为他爱恤百姓，廉洁奉公，不为满足欲望而多征赋税，不为修建宫室而乱役百姓；选贤任能，国风清正。君臣戮力同心，才取得了雄视天下的地位。如今大王亲小人，远贤良，百姓……”没等晏婴讲完，齐景公便打断了他的话：“相国不必说了，寡人已经明白了。寡人也要效法先君，光大宗祠社稷。”

金壸格言
　　晏婴和齐景公及群臣到故纪国的纪地游览，手下人无意中捡到了一个精美的金壶，送给景公。那金壶的里边还刻着“食鱼无反，勿乘驽马”八个大字。齐景公看了看，故作聪明地解释道：“吃鱼不吃另一面，是因为讨厌鱼的腥味；骑马不骑劣马，是嫌它不能跑远路。”众人无不随声附和，赞叹景公理解深刻。晏婴在一旁默然良久后说道：“臣觉得这八个字里面包含的是治国的道理。‘食鱼无反’是告诫国君不要过分压榨百姓；‘勿乘驽马’是告诫国君不要重用那些无德无才的人。”齐景公有些不服，于是反问：“纪国既然有这么好的名言，为什么还亡国了呢？”晏婴答道：“臣听说，君子们的主张应该高悬于门上，牢记不忘。纪国却把名言放在壶里，不能经常看见，并且对照去做，能不亡国吗？”齐景公若有所悟，频频颔首，并对随从的大臣说道：“大家要记住金壶里的格言。”
　　齐景公在牛山上游览的时候望着都城临淄，泪流满面地说：“美丽的国都啊，草木多么茂盛！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流逝，万物都要死亡呢？假若从古到今没有死亡，那么我将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他的两个大臣史孔和梁丘据也跟着流泪：“我们依靠君主的恩赐，饭菜可以吃饱，车马可以乘骑，看见死亡临近，心情都很悲伤，何况我们的君主呢？”听了他们的这些话，晏婴在旁独自冷笑。
　　齐景公看晏婴冷笑，便揩眼泪问道：“我和我的大臣触景伤情有什么值得你发笑呢？
　　晏婴说：“假如贤明的君王不生老病死，那么你此时只会在农田里，哪还会有时触景伤情呢？正是因为一个人离开了君位，才有机会让另一个人被立为君，也才有机会轮到您当上了国君，可笑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却为自己即将死亡而悲伤而哭泣，这是很不仁义的啊！我对不仁义的君王及讨好巴结的大臣怎能不讥笑呢？”
　　齐景公听了十分惭愧，举起酒杯来自己罚自己的酒，又罚史孔和梁丘据两人各一杯酒。
　　人们常常对自己即将失去的权、势、钱等忧伤不已。殊不知，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永远占有的，一味沉迷于这些东西之中，最终会把自己毁了。要想开些，把功名利禄看作过眼烟云，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以超然的胸怀对待它们，你才会摆脱它们的束缚，真正做到[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则可超然物外，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快乐幸福的人。

饥荒
　　齐景公之时闹饥荒，晏婴请开国家粮仓赈济百姓。齐景公不同意，但他很想盖一个高台，供游览之用。晏婴便令吏员提高打工者的单位工资，让百姓到远的地方去取土，慢慢地施工，从不去催逼。三年以后，高台筑成，百姓也渡过了难关。结局是，国君有地方玩，百姓也有饭吃。
　　这是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滥觞呢?
　　贤相首先在于有德。有德，就是能为百姓着想。在君主制的国家里，这种意向势必常与国君发生冲突，于是极谏就成为贤相的第一要务。《晏子春秋》开头就是《谏》上下两篇，当非偶然。晏婴在国君面前，从不谄谀逢迎、溜须拍马，而是直言无隐，奋力谏诤，体现了正直有良心的大臣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卓然风范。
　　到齐景公时，齐桓公霸业已成为历史陈迹，齐国内政几无一日安定。当时官家垄断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肆夺于市”，“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室朽蠹，而三老冻 馁 ”，致使“齐国丈夫，女子织，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人民稍有不满或反抗，动辄得罪被刑。统治者用严刑酷法来维持旧秩序，他们自己却整日声色狗马，用醉生梦死来度过忧患。弥漫在齐国宫庭的纵酒淫乐之风销蚀着奴隶主统治者的最后锐气，晏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给这样一位走下坡路阶级的神晕目眩的齐王充当“社稷之臣”的。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晏婴充分表现出了治理国家的忠诚与能耐。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从各种角度不断地提出减免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的谏议。
　　齐景公嗜好歌舞，女乐倡优遍及后宫。一次，乐不思政的齐景公问晏婴，自己有没有可能像先祖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立即回答：“桓公之时，十分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牙、管仲为左膀右臂。可当今你呢，却是左倡右优，加之还有进谗言的居前，拍马屁的在后，又怎能向往桓公的霸业！”
　　这个直言不讳的回答，既批评了骄奢淫逸的齐景公，又揭露了政客围绕在君王身边进谗献媚的丑恶嘴脸。
　　齐景公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晏婴的劝诫。他兴师动众，役使大批民工，破土兴建亭台。
　　当时正值秋收季节，民工们却不能回家去收割庄稼，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正当人们内心叫苦不迭之际，一贯喜欢奢华的齐景公正在为亭台的开工举办大型饮宴了，晏婴前往陪侍，忧心忡忡。待酒过三巡之后，晏婴即席起舞。他自舞自唱道：
　　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
　　随之热泪横流。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也感到不安了，遂把亭台的工程停了。这是晏婴凭借自己的才艺将一场宫廷的饮宴歌舞，变成了一次有具体政治内容的讽谕舞，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由此可见，低智商的人做不了相，即使出于种种原因做了，也遭万人唾弃和轻蔑。不说别的，单是谏诤一事，就决非单凭勇气所能办。《红楼梦》里嘲笑过“文死谏”，晏婴就不是死谏的人物。他实在是个绝代奇才，能用玩笑、讽喻、反语等人们不易想到的方式去谏诤，而这些方法往往也能取得正语所不及的效果。因为一个国君，如果万事都遵从圣人规矩，那么他不闷死也会精神失常。正事不必皆用正语，而且不能皆用正语，晏婴深深明了这个道理。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你家靠近集市，可知物价的贵贱？”晏婴答道：“既然买东西方便，怎能不知道呢？”齐景公接着又问：“哪种物品贵？哪种贱？”当时，因齐景公实施残酷的刑罚，受刖刑而被砍脚的人很多，市场上假足畅销，鞋子反而卖不出去。由此，晏婴答道：“踊贵屦贱。”意思是说,假足贵，鞋子贱。踊屦贵贱的行情变化，是极非正常现象，它含蓄而又尖锐地谴责了齐景公的残忍行径。齐景公还是明悟晏婴的讽谏，下令减轻了刑罚。
　　齐景公好色贪杯。一次，齐景公抱着美女饮酒七天七夜还不停杯。弦章进谏：“您饮酒七天七夜了，我请求您停止。不然，请您把我杀了。”这时，晏婴入见。齐景公说：“弦章这个小子竟然这样阻止我饮酒作乐。如果我听从他的，不是臣子反过来管我了吗？如果把他杀死了，我又舍不得。”晏婴回答：“弦章幸遇明君！如果他碰到殷纣那样的昏君，早就死了。”齐景公闻言便停止饮酒。
　　平心而论，弦章的“死谏”一下就把一国之君推入了两难的境地：听弦章的话，显得君为臣所制；如果不听，又将正直的弦章推向死神。晏婴一句话便将齐景公从两难处拉了回来，既保全了齐景公的面子，又救了弦章的性命，促使齐景公不再沉湎于酒。在严酷的传统政治面前也惟有如此才有圆满的结局。

遄台陪侍
　　有一天，齐景公田猎回来，晏婴在遄台陪侍，梁丘据处处想讨齐景公的喜欢，也急忙赶来陪同。齐景公高兴地说：“看来只有梁丘据与我相和啊！”晏婴说：“梁丘据与您只能说是同，怎么能说是和呢？”齐景公说：“和与同还不一样吗？”晏婴答道：“当然不一样了。和就像制好的肉羹，用醋酱盐梅烹调鱼肉，以薪炎炖煮，厨师再加好各种调料，口味佳美，君子食之，平其心火，这才叫和。君臣的关系也是这样。君认为对但实际上不对的事情，臣就应该指出其不对；君认为不对但实际上对的，臣也应该坚持正确的方面。这样政治就会平稳而无偏差，人民也无争心。先王治民也用济五味，和五声之法，以平稳百姓之心，使政治成功。演奏音乐也像调味一样，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言、八风、九歌，这九者相和，然后才能成为一首优美的乐章。君子听了，可平其心，可和其德。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您只要一说行，他就说行；您要说不行，他就说不行。这就像做饭时水里再加上水，谁能吃呢？弹琴时只是一个声音，谁能听呢？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同，这样做行吗？”
　　史载，梁丘据是齐景公时的一个佞臣，专会对君主阿谀奉迎，而齐景公对这样的人却很赏识，倍加宠爱，说只有他才与自己相和。晏婴的这段话专为此而发，他很深刻地辨析了“和”与“同”的差别，“同”就是不同人事的相同一致，而“和”则是不同人事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同”表面看起来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也就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发展，其实也就没有了事物差别、个性的存在。而只有“和”才是事物健康发展的完美形式，不同的食物经过调和才能成为美味，不同的声调节奏经过调和才能成为一首完美的乐章。晏婴这样做的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进行一种抽象的名词分析，其实他是借此向齐景公讲述治国为政的道理，同时也是为人处世的道理—— “君子应该和而不同”，并巧妙而含蓄地批评了梁丘据的一味逢迎和齐景公的不辨忠奸，起到了劝谏齐景公远离佞人而亲近谏臣的目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很能见出晏子思想的深刻和劝谏方式的高明，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先秦贵族“主文而谲谏”的君子风度。
　　《晏子春秋》里记载了近百条晏婴劝谏齐景公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他的思想里充满了智慧，他的语言也极有特色，或锋芒毕露，或非常含蓄；或严肃庄重，或滑稽幽默。他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场合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取得最佳的效果。

死马故事
　　一次，齐景公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死了，齐景公大怒，就下令把养马的人抓来肢解。这时晏子在场，左右武士正想动手，晏婴上来制止，对齐景公说：“杀人总得有个方法，请问尧舜肢解人的时候，从身体的什么部分开始？”尧舜是传说中的仁君，不会因为一匹马而杀人，自然也没有杀人肢解之法，齐景公知道晏婴的意思，就说： “那就不肢解罢，把他交给狱官处死算了。”晏婴又对齐景公说：“这个人的确该死，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请让我说说他的罪状，让他知道，然后死个明白，您说好吗？”齐景公说：“好啊，那你就说吧！”晏婴就开始数说他的罪状：“你犯了三条大罪：国君让你养马你却把马养死，这是一大死罪；所死之马又是国君最喜爱的，这是二大死罪；因为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百姓听说之后一定会怨他，诸侯听说之后一定轻视我国。你养死了国君之马，使百姓生出怨恨，使邻国轻视我们，这是第三大死罪。今天把你送到监狱，你知罪吗？”齐景公喟然而叹说：“请您把他放了吧！放了吧！不要伤了我的仁爱之名。”
　　齐景公因为一匹马而杀人，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可是晏婴在这里没有采取赞成齐景公，甚至帮助他说话，但实际上则是正话反说，用逻辑上的归谬法把齐景公要杀人的错误归入极端，使齐景公自己省悟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在幽默中含有机智。
　　还有一次，齐景公的一个最喜爱的姬妾婴子死了，齐景公守丧，三天不吃饭，坐在那里不离开，左右群臣多次劝说，他就是不听。晏婴进来说：“外面来了一个术士和一个医生都说：‘听说婴子病死了，他们愿来救人。’”齐景公听了大喜，马上就起来了，说：“她的病可以治好吗？”晏婴说：“这是客人说的，他一定是良医，请他试试吧。但是他们来救人时得请君离开这里，好好地去洗浴吃饭，他们还要在这里求鬼降神。”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说：“好吧，我马上离开。”趁齐景公离开去沐浴吃饭之际，晏婴下令让棺人马上把死人入殓，入殓之后，他又对齐景公说：“医生治不了她的病，我们已经把她入殓，不敢不告诉您。”齐景公听了很不高兴，知道晏婴在这件事上骗了他，就说：“您以医生看病为由让我离开，然后把死人入殓又不告诉我。我这个当国君的，已经有名无实了。”晏婴说：“您难道不知道死人不能复生吗？我听说，君王臣从叫作顺，君僻臣从叫作逆。今日君不顺而行逆，对贤人礼遇很薄，对嬖妾却悲之甚哀。人死尸朽还想让她复生，哀伤害性，已经有失为君之道了。诸侯宾客听说您这样都不愿意出使我国，本朝大臣看到您这样也羞于当官。按照您的这种行为作事，不能引导好人民；顺从您的欲望，也不能保住国家。您这样是不对的。”齐景公说：“我不明白这些，请告诉我怎么做吧。”晏婴说：“国家的士大夫，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外面等着见您，您要哭而节哀。”
　　齐景公因为死了爱妾而悲伤过度，失去了应该把持的理智，在这种场合，用正常的办法来劝他显然不行，因此充满智慧的晏子又采用了另一种“骗”的方法，先谎说医生可以使死人复生，哄骗齐景公离开，把死人入殓，然后去劝说他。这种方式虽然不够“诚实”，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不失为一个最佳的方法，从这件事中最能看出晏子随机应变的能力。
　　晏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忠臣，一个敢于直言相谏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思想敏锐，头脑灵活，处事机敏的人，因而他能根据不同的时间环境、不同的事件特点和君王在不同时刻的不同心境而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请看《内篇·谏下·景公冬起大台之役晏子谏第五》：
　　晏子使于鲁，比其返也，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已，冻馁之者乡有焉，国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复事，公延坐，饮酒乐，晏子曰：“君若赐臣，臣请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台，执朴鞭其不务者，曰：“吾细人也，皆有盖庐，以避燥湿，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为？”国人皆曰：“晏子助天为虐。”晏子归，未至，而君出令趣罢役，车驰而人趋。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晏婴这样做，是故意把“贤名”让给君王，把“恶名”留给自己。孔子对他大为欣赏，说他既纠正了君王的过失，又使百姓感受到了君王的仁义。
　　人无完人，不管做到多高职位的人，他总有出错的时候。聪明的下属这时候就会为挽回上司的名声而不遗余力。如果犯错的是上司，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就是保全了上司对外的良好形象，对上司也好，对自己也好，甚至对整个团队的成员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好处的；于是上司会非常感激你的牺牲，总会找机会投桃报李的。在管理中总充满这样的矛盾，看似付出了很多，实际你收获的更多。

晏平仲舌战群雄
　　齐国大夫晏子出使楚国，入朝时，为了嘲讽晏子短小的身材，楚国派身材高大的武士罗列在两旁迎候，晏子对楚国陪同说：“我是为二国友好交往而来，并不是来与贵国交战的。把这些武士撤下去吧。”陪同只得尴尬地叱退武士。
　　晏子进入朝门，楚国几十员大臣等候着。楚郊尹斗成然首先发话：“听说齐国在姜公封国时，强于秦、楚，货通鲁、卫，而自从桓公之后，屡遭宋、晋侵犯，朝晋暮楚，齐君臣四处奔波臣服于诸侯。但凭景公之志、晏婴之贤，并不比桓公、管仲差呀，这是为什么？”晏子说：“兴败强衰，乃国之规律，自楚庄王后，楚国不是也屡次遭到晋、吴二国的打击吗？我们景公识事务，与诸侯平等交往，怎么是臣服呢。你的父辈作为楚国的名臣，不也是这么做的吗，难道你不是他们的后代？”斗成然羞愧而退。
　　楚大臣阳丐上前一步说：“听说你很善于随机应变、左右逢源，然而，齐国遭遇崔、庆之难，齐多少忠臣志士为讨伐二人而献出生命，你作为老臣，既不能讨贼，又不能退位，更不能以死相拼，你留在朝廷还有何用？”晏子说：“抱大志者，不拘小节；庄公之死有他自身的错误。我之所以留身于朝中，是要扶助新君立国、强国之志，而非贪图个人的性命。如果老臣们都死了，谁来扶佐君王呢？”阳丐自知无趣退下。
　　楚右尹郑丹上前逼问：“你说得太夸耀，崔、庆之难，高、陈等相并，你只是隔岸观火，并不见你有什么奇谋？”晏子答：“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崔、庆之盟，我未干与；四族之难，我正在保全君王，这正是宜柔宜刚，怎么说是旁观呢？”郑无话可答。
　　楚太宰启疆闪出发问：“你贵为相国，理当美服饰、盛车马，以彰显齐国的荣盛。你怎么骑着瘦弱的马、穿着破旧来呢，还听说你这件狐裘，已经穿了三十年了，你是不是太吝啬了。”晏子笑答：“你太见小了，我自从居相位来，父辈有衣裘、母辈有肉食、妻族无饥荒，同时，依靠我救助的还有七十多家。我个人虽然节俭，而富于三族、解除群士之难，这不是更显示出君王的德正吗？”启疆叹服。
　　楚王车右囊瓦指问：“我听说君王将相，都是魁梧俊美之相，因而能立功当代、留名后人。而你身不满五尺，力不能胜一鸡，你不觉得羞愧？”晏子坦然自若地回答：“秤驼虽小，能压千斤；舟桨空长，终为水役。侨如长身而被鲁国所杀、南宫万绝力却死于宋国，你自以为高大，还不是只能为楚王御马吗？我虽然不才，但能独当一面，忠心为国效犬马之力。”囊瓦羞愧难当。
　　楚大夫伍举见大家难当晏子，忙解围说：“晏平仲天下奇才，你们怎么能跟他较劲呢，算了，楚王等着召见呢。”后来，晏子又与楚灵王斗智斗勇，另是一段佳话！
　　晏子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下”必须“始于爱民”。他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此举受到许多诸侯国的赞誉。这正是体现了人们常说的“万人称誉，多寿病法”的道理。 廉洁无私，心胸坦荡。晏子辅佐齐国三公，一直勤恳廉洁从政，清白公正做人，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可谓“食菲薄”，用眼下的话说就是粗茶淡饭素食当家。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晏子乐观豁达，处其自然。他曾辞退了“三年而未尝弼过”的高纠，主要嫌这个人三年都没有指出过自己的过错。孔子赞他是“不以已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表明了他随和大度。不像有的王公贵胃祈求长生之术，求神灵保佑不死。

晏子谏齐景公
　　齐景公特别喜欢鸟。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漂亮的鸟，就派一个叫烛邹的人专门负责养这只鸟。可是几天后，那只鸟飞跑了。齐景公气坏了，要亲手杀死烛邹。晏子站在一旁请求说：“是不是先让我宣布烛邹的罪状，然后您再杀了他，让他死得明白。”齐景公答应了。 晏子板着脸，严厉地对被捆绑起来的烛邹说：“你犯了死罪，罪状有三条：大王叫你养鸟，你不留心让鸟飞了，这是第一条。使国君为一只鸟就要杀人，这是第二条。这件事如果让其他诸侯知道了，都会认为我们的国君只看重鸟而轻视老百姓的性命，从而看不起我们，这是第三条。所以现在要杀死你。”说完，晏子回身对齐景公说：“请您动手吧。” 听了晏子的一番话，齐景公明白了晏子的意思。他干咳了一声，说：“算了，把他放了吧。”接着，走到晏子面前，拱手说：“若不是您的开导，我险些犯了大错误呀!” 这就是晏子用自己的智慧规劝国君的一个故事。

华而不实
　　齐景公对晏子说：“东海里边，有古铜色水流。在这红色水域里边，有枣树，只开花，不结果，什么原因?” 晏子回答: “从前，秦缪公乘龙船巡视天下，用黄布包裹着蒸枣。龙舟泛游到东海，秦缪公抛弃裹枣的黄布，使那黄布染红了海水，所以海水呈古铜色。又因枣被蒸过，所以种植后只开花，不结果。” 景公不满意地说:“我装着问，你为什么对我胡诌?” 晏子说：“我听说，对于假装提问的人，也可以虚假地回答他。”

晏子发笑
　　齐景公往牛山游览，向北登临齐国都城时，突然哭道：“人生怎么像奔腾咆哮的流水，离开这美好的山河而死去呢！”艾孔、梁丘据听了，也哭泣起来了。晏子却在发笑。齐景公怒问他为何发笑。 晏子回答：“如果使贤能的国君，长久地据守齐国，那么，太公、桓公将长久地据有齐国了；如果让勇猛的国君，长久地占有齐国，那么庄公，灵公将要长时间地享有齐国了！那么，您怎么能得到国君的宝座而立身于世呢? 而您偏偏独自因为这事流泪伤情，这是不符合仁义道德的。不仁道的国君我看到一个， 馅谀的近臣我见到两个，这就是我私自发笑的原因啊！”

晏子逐高缭
　　高缭在晏子手下做官，晏子把他辞退了。随从的官员们向晏子提出劝阻，说:“高缭已跟你做了三年的工作，一直没有给他一个职位，而且还要辞退他，于道义不合啊。”晏子说，“我是一个狭窄浅薄的人，要大家都像撑开大网的绳子那样，拉紧了，这张大网才能稳固，才能立国。到现在为止，高缭在我身边工作三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纠正我办事失误的话，这就是我要把他辞退的原因。”

阻孔子事齐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三十五岁那年，去了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之后通过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齐景公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景公说：“讲得好啊！如果真的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纵然有粮食，我怎么能吃得到呢！”改日齐景公又向孔子询问为政，孔子说：“为政在于节约财物。”景公很高兴，将要把尼溪的田地封赐给孔子。晏婴进言说：“这些儒者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高傲自大自以为是，不能任用他们来教育百姓；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可将这形成习俗；四处游说乞求借贷，不可以此治理国家。自从圣君贤相相继去世，周朝王室衰落以后，礼乐残缺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盛装打扮，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连续几代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从幼到老不能学完他的礼乐。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恐怕不是引导小民的好办法。”此后齐景公虽然恭敬地接见孔子，但不再问有关礼的事。有一天，齐景公挽留孔子说：“按照季氏上卿的规格来待你，我不能做到。”于是就用介于鲁国季氏和孟氏之间的规格来接待孔子。齐国大夫企图谋害孔子，孔子听说此事。齐景公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在这种情况下当机立断，离开了齐国，返回鲁国。

治国之道

“仁”是儒家“仁政爱民”的主要学说，也是晏子施政的中心内容。晏子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 平时于天”。遇有灾荒，国家不发粮救灾，他就将自家的粮食分给灾民救急，然后动谏君主赈灾，深得百姓爱戴。对外则主张与邻国和平相处，不事挞伐。齐景公要伐鲁国，他劝景公“请礼鲁以息吾怨，遗其执，以明吾德”，景公“乃不伐鲁”；晏子辅佐齐国三公，一直勤恳、廉洁从政，清白公正做人，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可谓“食菲薄”，用当下的话说就是粗茶淡饭素食当家；穿的是“缁布之衣”；上朝坐的是弊车驽骊；住的是“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的陋仄之室。

他不仅如孔子所说的“戒得”，也十分注意“戒色”。景公见晏子妻“老且恶”，欲以爱女嫁他，他坚辞不纳。他说；“去老者，为之乱；纳少者，为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晏子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孔子赞他是“不以已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表明了他随和、大度，注重自身修养的品格。晏子生性乐观，对生死淡然视之。他说人都是要死的，不论仁者、贤者、贪者、不肖者概莫例外，因此从来不“患死”、不“哀死”，把生老病死看作是自然规律。他始终保持乐观大度的心情，身心健康延年益寿。

主要著作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叙春秋时代齐国晏婴的思想、言行、事迹的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言行集。相传是后人为晏婴所撰，眼下一般认为是后人集其言行轶事而编成。书名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汉书·艺文志》称其《晏子》，列在儒家类。

《晏子春秋》是记述春秋末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著作。 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人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谏上、谏下立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篇内容较为驳杂，与内篇六篇相通而又相别。各篇之间的内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有联系，个别的还有互相矛盾之处。

《晏子春秋》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分内、外篇。主要记述了晏子的言行,思想、轶事等。语言简练，情节生动，生动呈现出了晏婴形象，具有较高的答辩性。书中寓言多以晏子为中心人物，情节完整，主题集中，讽喻性强，对后人做人处事及外交口才方面有较大的影响与启迪。其中，《晏子使楚》被改编为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文11课，文言文版《晏子使楚》被编入苏教版与长春版教材中，《橘逾淮为枳》编入沪教版。

墓冢

晏婴墓在齐国故城宫城北门外，今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墓高约11米，南北50米，东西43米。墓前立有明万历二十六年五朋石碑一幢，刻有“齐相晏平仲之墓”和清康熙五十二年、五十三年重修碑两方。1981年围墓修筑围墙，南面开门，以作护。1982年秋，镌刻清道光七年《古代圣贤传略》所刊晏平仲像与晏氏传略石碑。《临淄县志》载：“晏子祠在城西北晏子墓前，清康熙五十二年建。”"

孔丘即孔子，【公元前551年（庚戌）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华夏族，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祖籍为宋国（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贵族。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主要思想主张：“仁”（孔子的思想核心）、“德”（以德教化人民）、“礼”（以礼治理国家）。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世界各地都有孔庙祭祀孔子。"饮食主张

孔子对饮食问题非常重视。他的饮食观完整而自成系统，涉及到饮食原则、饮食礼仪、烹饪技术等方面，并为我国的古代饮食理论拓展了思维空间。下面是孔子对于饮食的经典论述：

孔子强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即在做饭时，要将谷米择拣得精一些，用牛、羊、鱼等腥味重的原料制脍时，要尽量切得薄而细小些。他要求饮食精细和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烹饪技术水平。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八不食”的饮食主张。从饮食卫生、人体健康和烹饪技术要求来看，他的主张多数是正确的，只是他认为市场上买来的酒和肉脯，因未必清洁而不吃，则未免过分小心了。

孔子还有一些饮食主张，如“唯酒无量，不及乱”，饮酒虽然不必限制数量，但要适度。另外，还有“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等，讲究吃有吃相，坐有坐相，一切须合礼仪。

孔子的这些饮食思想，在孔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孔子的后裔尊崇其思想与主张，在饮食烹饪上自成体系，形成了制作精美、注重营养、风味独特的菜肴，被称为“孔府菜”。

主要著作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礼》 、《乐》，序《周易》，著《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而且古代，小孩进学堂第一个拜的就是孔子。

他有众多弟子，如子贡、子路、颜回等。被后世并尊为“亚圣”的孟子与荀子，以及孙子孔伋的再传弟子。

现人教版初一上册语文书已收录《论语十二章》。现苏教版小学第12册语文书已将孔子的名言收录到练习7。现长春版第10册语文书已收录《论语四则》。现语文版初一上册语文书已收录《论语六则》。现语文版初三上册语文书已收录《论语十则》。

轶事典故

孔子行礼

传说，孔子年少而好礼，有一年的秋天，乌云滚滚，寒风嗖嗖，落叶从树上纷纷飘下来，随风翻飞。这时，年少的孔丘正聚精会神的在窗下读书，由于天气太冷，他又穿着单薄的衣服，不时地搓着手。坐在一旁的母亲心痛地说：“孩子。歇一会儿吧！”

“好啊！”孔子答应着站起身，拿起放在桌旁的俎豆，不声不响地出了屋门。

母亲忙说：“孩子，外面风大，天又这么冷，眼看就要下雨了，你不要到院子里去玩了吧。”

孔丘一脸正色地回答：“不是啊，母亲，我这是在祭祀神灵，行大礼呢！”

“你行大礼干什么呢？”母亲问他。

“如果我现在不学好礼仪，长大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了。”

母亲听了孔丘的话，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孔丘的举止确实是不同凡响的。

评赎奴隶

当时在春秋时代，鲁国有个规定，凡是到国外旅行去，看到有鲁国人在外国被卖为奴隶的，可以花钱把他赎出来，回到鲁国后，到国库去报帐，国库照付。孔子有一个学生，真的在国外看到有鲁国人被卖为奴隶了，就把他赎出来。赎出来以后，他没到国库去报帐，别人都说这个人品格高尚。孔子知道后，大骂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做错了。别人奇怪了，做好事嘛，又赎了人，又不去报帐，这不是好事吗？不是品格高尚吗？孔子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看，他这个做法，实际上妨碍了更多的奴隶被赎出来。这个人回来后没有去报帐，将来别人看见做奴隶的鲁国人，本想赎他出来，又想，我赎了以后，如果去报帐，别人就要议论：以前某某人不报帐，你去报帐，你的品格不如他。这样，这个人就可能装作没看见，不去赎人了。所以，这个做法就妨碍了更多的鲁国奴隶被人家赎买出来，是有害的。

落水救人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孔子的一个学生跳下水去，把人救起来了，家属感谢他，给他一头牛，他就收了。别人就议论了：下水救人还要钱？孔子知道了，表扬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做得对，这会使更多的落水人被救。因为救了人之后，人家给钱，是可以收的，于是再有人落水，就有人愿意去救。所以要看客观的效果。

孔子学琴

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师襄子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的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于是，反复的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他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师襄子，直到现在，孔子的名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仍是我们的座右铭。

实验欹器

《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日：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宥与同右，又与侑同，劝说、勉励的意思，坐同座。古人无桌椅，席地而坐，前面是案几。常用的物品放在右侧，所以，座位右侧是经常关注的地方。宥坐即座右铭。

欹器是很古老的陶器，相当于碗，底是尖的。它有个特点：空虚时只能歪斜地 放着，即“虚则欹”；当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摆放，就是“中则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满，水太多了，它又会自动侧翻倒，把水都倒了出来，这就是“满则覆”。欹器是对它的俗称，当人们利用它的特性赋予了文化内涵后，又送它一个雅号叫宥坐。

宥坐所以能成为人们的座右铭是因为它具有很深的寓意：一个人不学无术，腹中空空，就不能自立；只有不断学习、掌握知识，才能立得稳、站得直；学无止境，不能自满，自满就会跌倒，前功尽弃。宥坐本是古代上层人物用来自戒自勉的，但是适于任何人。

孔子博闻多识，他在鲁桓公庙虽然第一次见到宥坐，却早已知道它的特点，且立即让学生当场实验和讲解施教。这件事不仅反映出孔子知识渊博，同时映了孔子重视实践教育，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喜爱自然

孔子是中国古代突破对自然山水宗教式态度的第一人 ，喜爱大自然，更爱自然山水， 《论语·雍也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生平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孔氏，子姓，名丘，字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申时在山东曲阜诞生。原籍河南商丘，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后宋国人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在宫廷内乱中被华督所杀，其子木金父为避难逃到鲁国邹邑，以其父字为孔我氏。相传孔子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死后，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论语》。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被后世称为“孔孟”。孔孟两者思想的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

贵族出身

孔子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后代，是商朝的宗室。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为安抚商朝的贵族，封于亳，国号所以是殷商的贵族后裔。

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死后葬于宋国故地，建有微子祠。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

微仲去世后，子宋公稽继立；宋公稽去世后，子丁公申继立。宋丁公去世后，子湣公共继立。宋湣公去世后，弟炀公熙自立，太子弗父何不得立。于是弗父何之弟公子鲋祀杀炀公，欲立弗为宋厉公。弗父何成为正卿。

弗父何死，子宋父周立；宋父周死，世子胜继立，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事宋国戴、武、宣三位国君，以恭敬著称，“一命而偻，二命而伛，三命俯“。正考父尝朝周，取回《商颂》，进行了一些整理，补充了在宋国已经亡失的篇章。

正考父死，子孔父嘉继立。孔父嘉事宋穆公。穆公临死前，不立己子公子冯，而立兄子公子与夷，以报兄长宣公让国之恩。去世郑、卫等国作战，但多以失败告终，引起国人不满。孔父嘉有妻十分貌美，引起另一主政大夫华父督的垂涎。于是华父督借国人不满，发动兵变，杀掉了孔父嘉与宋殇公。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到鲁国，从此孔家成为鲁国人。

木金父生祈父睾夷，祈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是为孔子的父亲，是鲁国著名的武士。前563年晋国荀莹率十一国联军进攻小国逼阳，逼阳诈降，联军入城后即降下城门准备袭击联军，而此时叔梁纥则进前托住城门，使联军安然退出逼阳。孟献子称赞他：“《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

圣人降世

叔梁纥正妻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妾生长子孟皮，但孟皮有足疾，不能为嗣，于是叔梁纥求于颜氏。颜氏有三女，且欲与叔梁纥为婚，但又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两长女皆不愿，唯小女颜征在愿嫁叔梁纥。

颜征在时年十八，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周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孔子降生。孔子生而头上圩顶，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山，故名“丘”。

早年生活

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征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孔子长大后，亦不得不为生活做许多粗活。孔子后来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虽然家庭贫困，但孔子仍然勤奋好学。幼年的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作为一种游戏。孔子长成后，身高九尺有六寸，因此乡人称其为“长人”。季氏曾飨士，孔子也前去，但为季氏家臣阳虎所绌，于是孔子返回。

踏上仕途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

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

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

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三都的措施。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驾鹤西去

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鲁哀公十二年冬，孔鲤先孔子而死。鲁哀公十四年，颜回先他而去。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哀公十四年夏，齐国陈恒弑其君，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向哀公恳请伐齐，哀公让他“告季孙”，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前479年的一天，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对子贡说：“赐，你自怎么来得这么晚？”于是叹息道：“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说完，流下眼泪。接着他又对子贡说：“夏人殡于东阶，周人殡于西阶，殷人殡于两柱间。我昨晚梦到奠于两柱之间。我是殷人。”

七天后，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孔子谥号

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去世，弟子心丧三年，庐于墓旁者百余室，因名其地为「孔里」，并各植树一棵。孔子后裔承继其儒学，为名相、博士、大儒。台湾之孔垂长先生，为其79代嫡孙。孔子是教育家、亦是政治家，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追封追谥。

西汉元始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褒奖其功劳，“宣尼”是谥号，“公”是爵位。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元宏称孔子为“文圣尼父”。“文圣”是尊号，“尼父”是敬称。

北周大象二年，静帝宇文衍追封孔子为“邹国公”，“邹”是国名，“公”是爵位。

隋开皇元年，文帝杨坚称孔子为“先师尼父”；乾封元年，高宗李治赠孔子为“太师”，“太师”为官位。

武周天绶元年，武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隆道”是封号，“公”是爵位。

唐开元二十七年，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文宣”为谥号，“王”是爵位。这儿的“王”不是后世皇帝以下的侯王的王，而是周天子“武王”“成王”的王。

宋仁宗至和二年改文宣公为衍圣公，后代相沿不改。

西夏仁宗三年三月，西夏仁宗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这一封号是给历朝历代最高级别的人的。

元朝大德十一年成宗加衔“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朝世宗嘉靖九年尊“至圣先师”。

清朝顺治二年世祖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尊“大成至圣先师”。

藏书始祖

68岁返回鲁国，开始整理图书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是我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相传他整理《诗》、《书》等文献，并把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他在整理文献中，创立了揭示文献“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录学方法。为《诗》、《书》作序，或附于书后，或临于书首，或另出单行，这在揭示文献的内容上起重要作用。他整理图书所定的《六艺》，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别录》、《七略》书目分类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学生子路曾向他建议，“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矣”《隋书·经籍志》记载“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说明其通过国家的藏书，了解了前四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他所收藏的图书主要以《诗》、《书》、《礼》、《乐》、《春秋》等。《公羊解诂》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广泛搜集各国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又《庄子》记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藏其所著书也”。《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其主要言行由弟子记载下来，成《论语》一书，影响深远。

孔子为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

家族成员

孔子祖籍位于宋国，祖居地今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城北六公里王公楼村。父亲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邹邑，为邹邑大夫。叔梁纥与元配施氏连出9个女儿，他望子心切，于是续娶一妾，得一子名孟皮，却脚有残疾。叔梁纥在72岁时三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为得子，叔梁纥曾在尼丘山求拜，故取名丘，字仲尼。

孔子身后，七世单传，至第九代才有孔鲋、孔腾、孔树兄弟三人。孔子后裔秉承祖先“诗礼传家”之祖训，在文学、经学等方面都有较大成就，在明清时期更因为得到皇帝扶持，成为“天下第一家”。孔子家谱经过5次重修，历经2500多年，记录的非常详细，各代名字取法也极有说道。现如今孔子的后裔约300万人，以山东曲阜为中心，遍及中国及海外。孔繁森、孔祥熙、孔令辉等名人均是孔子的后人。

名言语录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不学礼，无以立。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小不忍则乱大谋。

道不同，不相为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译文 孔子说：“明智的人喜欢水，仁慈的人喜欢山;明智的人好动，仁慈的人好静;明智的人快乐，仁慈的人长寿。”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译文 孔子说：“君子胸怀宽广，能包容别人，小人爱斤斤计较，心胸狭窄。”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

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生平年表

1岁：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今依《史记 孔子世家》说。

2岁：公元前550年孔子在鲁。

3岁：公元前549年其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孔母颜徵在携子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

4岁：公元前548年孔子在鲁。

5岁：公元前547年孔子弟子秦商生，商字不慈，鲁国人。

6岁：公元前546年弟子曾点生，点字皙，曾参之父。

7岁：公元前545年弟子颜繇生，繇又名无繇，字季路，颜渊之父。

8岁：公元前544年弟子冉耕生，字伯牛，鲁国人。

9岁：公元前543年孔子在鲁。这一年，郑国子产执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郑国大治。后来孔子对子产的政绩评价很高。

10岁：公元前542年弟子仲由生，字子路，卞人。 是年鲁襄公死，其子躌继位，是为昭公。

11岁：公元前541年孔子在鲁。

12岁：公元前540年弟子漆雕开生，字子若，蔡人。

13岁：公元前539年孔子在鲁。

15岁：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16岁，公元前536年郑铸刑鼎。弟子闽损生，字子骞，鲁国人。

17岁：公元前535年孔母颜征在卒。是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19岁：公元前533年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

20岁：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21岁：公元前531年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此“鄙事”当包括“委吏”、“乘田”。

27岁：公元前525年郯子朝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30岁：公元前522年自十五岁有志于学至此时已逾15年，孔子经过努力在社会上已站住脚，故云”三十而立”。是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问题。弟子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鴷生。回字渊，雍字仲弓，求字子有，瞿字子木，皆鲁国人；鴷字叔鱼，齐国人。

31岁：公元前521年弟子巫马施、高柴、宓不齐生。施字子期，陈国人；柴字子高，齐国人；不齐字子贱，鲁国人。

32岁：公元前520年弟子端木赐生，赐字子贡，卫国人。

34岁：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35岁：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史记·孔子世家》云：“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孔子在这一年也到了齐国。

36岁：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得到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37岁：公元前515年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由齐返鲁。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死，葬于瀛、博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弟子樊须、原宪生。须字子迟，鲁国人；宪字子思，宋国人。

38岁：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云：“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39岁：公元前513年是年冬天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40岁：公元前512年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故自云“四十而不惑”。弟子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国人。

41岁：公元前511年弟子陈亢生。亢字子禽，陈国人。

42岁：公元前510年昭公卒，定公立。

43岁：公元前509年弟子公西赤生。赤字华，鲁国人。

45岁：公元前507年弟子卜商生。商字子夏，卫国人。

46岁：公元前506年弟子言偃生。偃字子游，吴国人。

47岁：公元前505年弟子曾参、颜幸生。参字子舆，鲁国人。幸字子柳，鲁国人。

48岁：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史记·孔子世家》云：“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阳虎、后二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当在鲁定公五年或鲁定公六年。

49岁：公元前503年弟子颛孙师生。师字子张，陈国人。

50岁：公元前502年自谓“五十而知天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

51岁: 公元前501年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弟子冉鲁、曹坅、伯虔、颜高，叔仲会生。鲁字子鲁，鲁国人：坅字子循，蔡国人：虔字子析，鲁国人；高字子骄，鲁国人：会字子期。鲁国人。

52岁：公元前500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鄵、龟阴等土地。

53岁：公元前499年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

54岁：公元前498年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弟子公孙龙生。龙字子石，楚国人。

55岁：公元前497年春，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十月，孔子受谗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地，遇公叔氏叛卫，孔子与弟子又被围困。后又返回卫都。

56岁：公元前496年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子路对孔子见南子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

57岁：公元前495年孔子去卫居鲁。夏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立。

58岁：公元前494年孔子居鲁，吴国使人聘鲁，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59岁：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至卫。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去卫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60岁：公元前492年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

61岁：公元前491年孔子离陈往蔡。

62岁：公元前490年孔子自蔡到叶。叶公问政于孔子，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去叶返蔡的途中，孔子遇隐者。

63岁：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由楚返卫，途中又遇隐者。

64岁：公元前488年孔子在卫。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65岁：公元前487年孔子在卫。是年吴伐鲁，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66岁：公元前486年孔子在卫。

67岁：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68岁：公元前484年是年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答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季康子欲行“田赋”，孔子反对。孔子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

69岁：公元前483年孔子仍有心从政，然不被用。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孔子的儿子孔鲤卒。

70岁：公元前482年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回卒，孔子十分悲伤。

71岁：公元前481年是年春，狩猎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见鲁哀公及三桓，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桓，没有得到支持。

72岁：公元前480年孔子闻卫国政变，预感到子路有生命危险。子路果然被害。孔子十分难过。

73岁：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葬于鲁城北。鲁哀公诔之曰：“天不吊，不潎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弟子及鲁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野史记载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韦伯入，舞乎韦伯。夫诸子皆瞎！子识礼乐，俟君子。莫之能御也，曰：“汝何由可止也？”韦伯曰：“汝行窗，吾由此可止也！”子为之，韦伯触使坠之，子殁。

思想体系

特点

①他提出“仁义礼智”的学说，“仁”包含了对社会、政治的最高期待。

②他主张“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

③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④提出儒家学派的核心思维方法，行中庸之道。

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愿望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后世评价

孔子所处的东周王朝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汉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在古代率先打破‘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文化格局，提倡在平民阶层中普及文化教育，而且身体力行。孔门师生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一时成为显学，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学派的‘儒家’。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孔子积累和总结了很多教学经验。他主张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别指导。他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就是说不到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不要轻易告诉他现成的答案。他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教学箴言：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强调温习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思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强调端正学习态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张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

孔子还搜集和整理了中国古代的文献《诗》、《书》、《礼》，删修了鲁国史书《春秋》，晚年又读《易》，对中华上古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语》是了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纪念建筑

孔庙

孔子庙即孔庙，是纪念祭祀我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在我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汉代以后，各地祭孔活动延续不断，在各地逐渐建成孔庙。其中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南门内的孔庙为本庙，另外在福州、北京、衢州、德阳等地都有孔庙。

曲阜孔庙

曲阜孔庙初建于公元前478年，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为孔庙的本庙。本庙以孔子的故居为庙，以皇宫的规格而建，是我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94年12 月，曲阜孔庙、孔林、孔府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南孔孔庙

南孔孔庙是全国仅存的两个孔氏家庙之一，位于浙江衢州市区府山街道新桥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宋·建炎初，北方已被金人占领，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及其叔父孔传决定带一部分族人及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和圣像碑两件宝物南渡，孔子世家宗室南迁衢州之后，无庙奉祀先祖。他们请南宋朝廷，鼎建家庙，奉祀孔子等列祖列宗。宝祐元年，宋理宗拨款建造孔庙。但这座家庙，毁于元兵之后。

留下的这座家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由孔庙，孔府及后花园，思鲁阁三部分组成。大部分建筑仿照曲阜孔庙，为思鲁阁为首创，是为告诫孔氏子孙不忘故里。“思鲁阁”是南宗孔氏子孙为表达他们思念山东曲阜和家人而精心设计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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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姓曾，名参(zēng shēn ，前505年－前435年)，字子舆，汉族，春秋末年生于鲁国东鲁（山东临沂平邑县），后移居鲁国武城（山东济宁嘉祥县）。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的思想道德修养。著述《大学》、《孝经》等，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地位

孔子去世后，曾参聚徒讲学，有不少弟子，相传他就是儒家子思、孟子一派的创始人。曾参在孔门弟子的地位原本不太高，不入“孔门十哲”之列，直到颜渊配享孔子后才升为“十哲”之一。唐玄宗时追封为“ 伯”。中唐以后，随着孟子地位的上升，曾参的地位也随之步步高升。北宋徽宗时加封为“武城侯”，南宋度宗时加封为“ 国公”，元至顺元年加封为“宗圣公”，到明世宗时改称为“宗圣”，地位仅次于“复圣”颜渊。

生平

曾子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夏禹王的后代，是鄫国太子巫的第五代孙。父亲曾点，母亲上官氏。生于公元前505年10月12日，死于公元前435年，生于东鲁，移居武城，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伋师从参公，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参以他的建树，终于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颜子、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曾子性情沉静，举止稳重，为人谨慎，待人谦恭，以孝著称。齐国欲聘之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辞而不就。曾提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主张。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即“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郕侯”。元至顺初年，加封为“郕国宗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宗圣”。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建有曾点墓和曾参墓，人民教育出版社将《语文》七年级上册第43页曾子的注释由“山东嘉祥人”纠正为“山东平邑人”。至此始于明成化年间、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曾子故里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建有曾子庙、曾林。

至此，《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百科大辞典》、《辞海》和中学课本等主流"“权威”"出版物对曾子故里的说法一致，已有600多年的曾子故里之争终于尘埃落定，宗圣曾子故里重新“回归”平邑。

曾姓后裔均把曾参作为自己的开派祖先。

思想品格

概述
　　政治观—孔子是以政治为轴心，以伦理道路为本位，来构筑其“仁”学体系的。孔门弟子概莫能外。但也必须看到，即使同一学派，不仅在性格、经历上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曾参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入学时间上的延误，鲁钝的天资，在其思想成熟的时间上落后于其它弟子，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更深邃、更有耐力的特点。特别是孔子去世后，曾参独立生活实践的几十年间慢慢消化夫子教诲，结合自己的经验所得，从而对孔子学说的某些方面予以推进。

品格
　　不苟同权贵的君子品格
　　《韩诗外传》卷一记，曾参为养活父母仕于莒，曾当过“得粟三秉”的官职。虽有从政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仍然是一个孔子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根源在于他那尽守礼约、躬守孝道、不苟同权贵的思想品格。他曾声言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种“以仁为己任”、“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实际上并不亚于日后的孟子，甚至从这一点看，似乎可以预示孟子精神的出现。以这种精神气概为向导，便使人很难想象他会持有做官从政、苟合政治权势的贪婪要求。与《庄子?让王》篇中所述见义忘利，安贫乐道的形象是一致的：“曾子居卫，温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在“志”与“道”面前，形、利、心皆可忘记，政权官位又算得了什么呢?《说苑·立节》载：“曾子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参辞而不受。为什么呢?他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显然，他在与政治权势的交往中保持着无私无畏、议而不从的态度。难怪《韩诗外传》说曾参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甚至对现实政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孟氏使阳肤为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上失其道”，可以说是曾参对现实政治形势总的批评性的看法。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面前，曾参的态度是“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士；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不屈从、不苟合、刚直不阿清醒处世的君子品格—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始儒家对待政治权势的正面态度与做人的基本原则。虽然不必一定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但一定清醒地保留着对专制政权的批评权力。

思想
　　1、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八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哲学体系。
　　“至善”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正是儒家思想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描述“治国平天下”宏伟蓝图的时候，接着讲得众、慎德、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故“治国平天下”者，应做“民之父母”，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孕育着孟子“民本”思想的萌芽。要赢得民心，就必须“慎德”。“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因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但“生财”也很重要。生财之道能使“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生财的目的在于富民，得民，“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因此又必须反对“聚敛之臣”。“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治国平天下者，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也”。“治国平天下”的要务在于“举贤”。“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要举贤，首先要知贤、好贤、容贤，而后才能用贤。应该做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而不应“人之有技，娼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绝不能让妒贤嫉能的“小人”担当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2、天人观中的“人为贵”思想
　　《曾子·天圆》中指出：“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从其行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雪，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曾子·天圆》认为毛虫羽虫是阳气化生的，介虫、鳞虫是阴气化生的。人是倮生的，无羽毛鳞甲，乃是禀阴阳精气而生。
　　这就明显地突出人在万物天地中的地位。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特点。《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伟大的，“天地之性为贵”。《小戴礼记·礼运》中说：“人者五行之秀气也。”荀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人不是顺应自然，屈从于自然，而是能动的改造自然。“从天而倾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发现并重视人的作用，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纪念场所

嘉祥县城南23公里的曾子故里–风景秀丽的南武山南麓，有一处历史悠久、气势辉宏的古建筑群体–曾庙。

曾庙，又称曾子庙、宗圣庙，是历代祭祀孔子著名高足曾参的专庙。

曾庙始建于周考王十五年，原名“忠孝祠”。明正统九年重建后改称“宗圣庙”，重建后的曾庙当时仅有正殿、寝展、东西庑、戟门各三间。次年，又于庙右创建莱芜侯祠三间。明宏治十八年山东巡按金洪因庙制简陋，秦请扩修，正德九年完工。明嘉靖、隆庆年间，曾庙两次毁于战火。明万历七年曾子六十二代孙五经博士曾承业秦请重修，当年九月动工，年底竣工。这次重修，奠定了布局和规模。光绪、乾隆、康熙、顺治、清朝等年间多次进行修缮。

曾庙是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我国古代官式建筑群体，迄今保留了鲜明的明代建筑风格。曾庙坐北朝南，四周围以红墙，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通长230米，东西宽120米，占地面积27600平方米。建筑布局沿中轴线分正、左、右三路，共三进院落。主要建筑物30余座，殿、庑、亭、堂70余楹。庙内碑碣林立，古柏参天，更显肃穆壮观。

曾庙大门外建有三座高大的石坊，均为四柱三楹石质建筑。中坊为四柱冲天式，上饰承露宝瓶和朝天吼，上镌“宗圣庙”；西坊镌“一贯心传”，皆为遒劲的楷书大字。中坊外是一座雄伟的照壁。

宗圣门是曾庙的正南门，为三间悬山式建筑，长12.08米，宽8.06米，高7.5米，门扉六扇，阀阅六只，绿瓦履顶，饰螭吻，跑兽。在三坊、照壁的衬托下，显的气宇轩昂，庄严肃穆。

宗圣门内为第一进院落。院两侧“景圣门”和“育英门”东西相对，均长9.5米，宽6米，高5米，为三开间悬山式建筑。

戟门是曾庙的二门，长11.8米，宽8米，高7米，建筑形式与宗圣门相同。古代，宗圣门、戟门只有在重大祭祀活动迎神时开启，平时前往曾庙竭拜的官员人等只能从景圣门、育英门及戟门两侧的角门出入。

宗圣殿坐落于中路第二院落的后部，是曾庙的主体建筑。大殿面阔七间，通长34米，进深18.85米，重檐九脊歇山式，高15.35米。大殿飞檐挑角，雕梁画栋，下檬三踩斗拱，上檬五踩斗拱，繁华似锦，宏大华丽。四周回廊中，22根水磨石柱，门前两根平雕云龙，其余平雕荷花、牡丹等，技艺精湛，意境新奇。前面20扇，后4扇门窗，镌扣成梅花锦式，巧夺天工，精美秀丽。顶履绿瓦，大脊游龙蜿蜒，跑兽千姿百态，螭吻，仙人栩栩如生。殿中望板，彩绘盘龙，八角藻井中，雕龙含珠，其势欲腾，殿门上悬“道传一贯”巨匾一面，遒劲的楷书大字为清雍正皇帝御笔亲书。大殿正中透雕龙凤的神龛中，祀曾子彩色塑像，冠冕衮服，双手执圭，独具儒家宗师风范。两侧有他的弟子子思和再传弟子孟轲陪祀。

殿前附建月台，高1.5米，东西长18米，南北宽13.8米，四周围以雕工精致的石栏，是祭祀活动的场地。古代，每年春秋两季次丁日，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东西庑位于宗圣殿前，东庑原祀有曾子弟子阳肤、公明仪、公明高、公明宣、孟仪的木主；西庑祀有乐正子春、沈犹行、单居离、公孟子高、子襄的木主。

寝殿位于宗圣殿后第三进院落中部，为五脊歇山式，原祀曾子及夫人公羊氏塑像，1966年倒圯。

三省堂为曾庙东路建筑，与宗圣殿院平行。正南门为“慎独门”，典出曾子“故君子必慎独也”之语。三省堂是为纪念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而建，院中原有三省堂、斋居所、神庖等建筑，清末倒圯。

莱芜侯祠为曾庙西路建筑，与宗圣殿院平行。是供奉曾参之父曾点的祠堂。正南门为“咏归门”，典出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归门”之语。莱芜侯祠大殿“莱芜侯殿”为五间歇山式建筑，三踩抖拱，顶覆绿瓦，东西长20米，南北宽10米，高8米，殿中祀曾点彩塑。殿前附有月台。殿后原有曾点寝殿，早期倒圯。殿前报功祠与崇德祠东西相对，均为三开间硬山式建筑。报功祠祀曾子长子曾元及妻高阳氏，崇德祠祀曾子次子曾申及妻颜氏。

中兴亭位于戟门左前方，两檬歇山式建筑，为曾子六十二代孙曾业于明朝万历七年为保护“重修宗圣庙碑”而建。巨大的“重修宗圣庙碑”，详细记述了明万历七年扩修曾庙及翰博中兴的经过，曾氏后裔称此碑为“中兴碑”，称碑亭为“中兴亭”。1966年，石碑、碑亭均遭破坏，1985年修复了石碑。

乾隆御碑亭位于宗圣殿正前方。乾隆十三年，清高宗御书“宗圣曾子”赞，派官员到曾庙祭曾立石。乾隆御碑原保存在三省堂内，乾隆四十九年曾子六十九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毓 尊迁立于宗圣殿前，并建亭保护。碑亭为重檐攒尖式，覆黄瓦，七踩斗拱，堂皇富丽，1966年遭破坏。2003年，由曾宪梓博士捐资修复。

涌泉井为曾子六十九代孙曾毓 尊于乾隆四十九年为纪念曾子“事亲至孝”，父亡“泪如涌泉”而建。井旁立石碑一座，上镌“涌泉井”三个楷书大字。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曾庙的保护，成立了保护机构，增加了看管人员。1956年和1964年，省政府两次拨款15万元维修曾庙。1981年，省政府拨款12万元，整修了曾庙围墙和曾庙现存建筑物的门窗，修复了慎独门和景圣门。1985年，省政府拨款17万元，修缮了宗圣殿。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嘉祥县人民政府修通了至曾庙、曾林专用公路。

2000年，曾宪梓先生为宗圣殿题写了匾额。复原后的宗圣殿匾高1.5米，宽1米，浮雕龙边，曾宪梓先生题写的“宗圣殿”三个楷书大字，笔力雄劲，通体贴金，更增加了大殿的威严。

曾子庙位于嘉祥县城南17.5公里满硐乡南武山之阳，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曾参的祠庙，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30年曾参被改封为宗圣曾子，故曾子庙又称宗圣庙。曾子庙建筑雄伟，碑碣林立，古柏森然，是山东省著名的古建筑群之一。

曾子庙坐北朝南，南北长260米，东西宽100米，占地2.6万平方米。庙内原有建筑30座，殿庑80余间，围以红色墙垣。建筑布局是：主建筑在南北中轴线上及两侧，分左、中、右三路，共五进院落。其主要建筑有：

三坊是曾庙大门外的三座附属建筑，均为四柱三楹的石坊。中坊与第一道东西墙平行，正对曾子庙大门，上镌“宗圣庙”三个楷书大字。其他两坊东西相对。东坊与东墙平行，上镌“三省自治”；西坊与西墙平行，上镌“一贯心传”；都是斗大楷书，笔力遒劲。中坊前为一高大的红漆照壁，灰瓦覆顶，上饰吻兽。

宗圣门 是曾子庙的大门。为三间悬山式建筑，长12.08米，宽8.06米，高7.5米，门扉6扇，楣饰阀阅，绿瓦覆顶，上饰鸱吻、跑兽、仙人。

景胜门、育英门 二门位于第一院落两侧，东西相对，东曰“景胜”，西曰“育英”。二门形制相同，均长9.5米，宽6米，高5米，三开间悬山式建筑，灰瓦覆顶，上饰吻兽，门扉2扇，门阀4只。门内侧各建3间硬山式便房，供曾庙主持人住宿和前来拜谒的官员小憩。

戟门 是曾子庙的二道门。长11.8米，宽8米，高7米，形式与宗圣门同。不逢大祭，宗圣门、戟门不开。平时人役出入，走育胜门、景胜门和戟门两边的角门。

宗圣殿 坐落在中心院落的后部，是曾子庙的主体建筑。大殿7楹5间，通长34米，进深18.85米，两檐九脊歇山式，通高15米。大殿飞檐挑角，彩绘斗拱，望板描龙。上檐为七踩重拱双下昂，下檐为五踩重拱双下昂。斗拱交错，宏大华丽。四周回廊中，22根水磨石柱擎托梁架。门前两石柱平雕云龙戏水，其余平雕菊花、牡丹等花卉。雕技高超，意境新颖。顶覆绿瓦、脊上浮龙曲折蜿蜒，顶角怪兽千姿百态，鸱吻、游仙无不栩栩如生。殿内顶上建有八角盘龙藻井，龙口含珠，其势欲腾。前面20扇和后面4扇门窗均透镶梅花，秀丽壮观。殿门上方有木匾一幅，上书“道传一贯”，为清朝雍正皇帝御笔。殿内透雕龙凤的木龛内，原有曾子彩色塑像，冠冕衮服，双手执圭，神态自若。两侧有他的弟子子思和再传弟子孟轲的塑像，“文化大革命”中均被破坏。木龛两侧红漆圆柱上挂有一副板刻对联，上联为“执中精允列圣渊源约言之统于一贯故从往者法绍唐虞”，下联是“止善明德诸贤授受广推之衍作十章则开来者道传思孟”。殿前建有月台，高1.5米，东西长18米，南北宽13.8米，是祭祀曾子的地方。

东西庑 位于宗圣殿前两侧，东西相对，皆为5间硬山式建筑，各长18米，宽9米，高6.8米，是供祀曾子弟子木主的地方。

寝殿 在大殿后面，为五脊歇山式建筑，原祀有曾子及其夫人公羊氏的塑像，殿在1966年倒塌。

三省堂 在东跨院内，与宗圣殿平行。为纪念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语而建。堂后有斋宿所、神庖、神厨。以上建筑，均已倒塌。东跨院内两边各有侧门，正南门为“慎独门”，出自曾子“故君子必慎独也”之语。慎独门与戟门平行，通向第一进院落。

莱芜侯祀 是曾子父亲的祀堂，位于宗圣殿两侧，始建于1445年，1579年扩修。祀内建有启圣殿、复圣殿、崇德祠、报功祠，咏归门是莱芜侯祠的正门。启圣殿是莱芜侯祠的主要建筑，殿阔5间，东西长20米，宽10米，高8米，顶覆绿瓦，为五脊歇山式建筑。殿前有月台，殿内原有曾子父亲的塑像。复圣殿位于启圣殿后，是曾子父母的寝殿，早年倒塌。报功祠原祀曾子长子曾元及其妻高阳氏；崇德祠原祀曾子次子曾申和夫人颜氏。二祠位于启圣殿前，同为硬山式，各3间，长11米，宽6.5米，高6米。

万历碑亭 位于戟门左前方，建于1579年，为重檐八角歇山式，由12根石柱擎托，顶覆绿瓦。内置“重修宗圣庙碑”一座，碑身高大。碑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石碑被砸断，1981年将修复。

御碑亭 位于宗圣殿正前方，建于1760年，为重檐八角，攒尖式建筑，上覆黄瓦，小巧玲珑。内置“宗圣曾子赞碑”一座，系乾隆皇帝御笔，碑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仅存御碑。

涌泉井 位于万历碑亭前方，井右立石碑一座，上刻“涌泉井”三个隶书大字。井和碑同建于1784年，，意在纪念曾子“事亲至孝”。据传曾子“亲亡，泪如泉涌，水浆不入口者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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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华夏族， 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老子故里鹿邑县亦因老子先后由苦县更名为真源县、卫真县、鹿邑县，并在鹿邑县境内留下许多与老子息息相关的珍贵文物。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主要著作

老子在出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或《道德真经》。《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共81章，前37章为上篇道经，第38章以下属下篇德经，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全文共计五千字左右。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这本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楚简《老子》校注，参看丁四新著《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等书。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除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老子》一书中还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思想体系

哲学思想
　　老子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理论。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
　　事物本身的内部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相对复杂和变化的。事物本身即是阴阳的统一体。
　　相互对立的事物会互相转化，即是阴阳转化。方法来源于事物的规律。
　　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以“无为”为目的，而是以“有为”为目的。因为根据之前提到的“道”，“无为”会转化为“有为”。
　　这种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主观上不以取得利益为目的，客观上却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
　　从“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可见：
　　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类似于神的概念，万物的规律由自然来指定，即是“道法自然”。有人误解了此处自然的意思。
　　应当注意到：
　　事实上，人活着犹如宇宙之存在，没有人能理性地指出其目的。
　　因此，非理性地选择某个目标成为唯一的选择。
　　老子是站在道这个无穷高的位置来看问题。
　　因此，老子只说了“方法”，但没有指出“目的”。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人何必为刻意达到目的而痛苦不堪。无为，逍遥亦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
　　关于老子的宇宙观，根据之前的道，“无”与“有”会相互转化。因此老子认为宇宙万物来自虚无，也走向虚无。比如：人的生与死。

思想渊源
　　老子既是周的史官，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班固的诸子均出于王官说，又当别论。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他列举了《左传》、《国语》、《论语》、《大戴礼记》等书中史官属于格言形式的话，并将16条有关材料与《老子》相对照。比如"“《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这些话，显然是《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语意所本。”“。。从这些材料的对比中，说明《老子》的语句，是”“史官们向来保存的知识”"。可见，《老子》与史官的知识有其思想上的渊源。

文化遗产

老子的著作、思想早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欧洲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了对《道德经》的研究，到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欧洲共有60多种《道德经》译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尼采，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学者对《道德经》都有深入的研究，并都有专著或专论问世。黑格尔说：“中国哲学中另有一个特异的宗派……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这派哲学及与哲学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的发挥者是老子。”

苏联汉学家李谢维奇说，“老子是国际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一生研究中国，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著有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专著。他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李约瑟越研究中国，越认识老子、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越发相信老子学说的正确，越来越按照老子说的去做，他晚年干脆自称是“名誉道家”、“十宿道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很有成就，是上个世纪国际上知名的汉学家，而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从而为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老子热”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现时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兴起了“老子热”，《老子》一书在这些国家被一版再版。2007年，在已有多种英文译本的情况下，一种新的《道德经》译本的出版权在美国又为8个出版商所争夺，最后哈泼公司以13万美元的高价买下出版权。

上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

生平

老子，字伯阳，谥号聃，又称李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官”，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是为“反者道之动”，“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关于民众的格言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他的身份，还有人认为他是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跟孔子同时，曾著书十五篇宣传道家之用；还有人认为是周太史儋，生活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中即说明了当时对老子何其人有过此两种猜测。“或曰：老子亦老莱子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当时司马迁也疑老子即为老莱子，并不是道家创始人。

老聃长寿，一百六十余岁仙逝，邻里皆来吊唁。老人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念老子顺民之性、随民之情、与世无争、柔慈待人的大德大恩，皆悲不自胜。老聃好友秦佚来吊唁，至老子灵旁，不跪不拜，拱手致意，哭号三声即止。待其欲转身回去时，邻人拦住问道：“汝非老子好友乎？”秦佚答道；“当然。”邻人道：“既为老子好友，如此薄情少礼，可乎？”秦佚道；“有何不可？”邻人闻言，由怒转，大声责问道：“其理何在？”秦佚笑道：“吾友老聃有言，生亦不喜，死亦不悲。汝可闻乎？昔日老聃之生也，由无至有，聚气而成，顺时而来，合自然之理，有何喜哉？今日老聃之死也，由有归无，散气而灭，顺时而去，合自然之理也。有何悲哉？生而喜者，是以为不当喜而喜也；死而悲者，是以为不当悲而悲也，放生时贵生，死时怕死，皆是以己之意愿而强求生来、强求死去也，皆背自然之理而任己之情也。如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而背自然、违天理，合于道乎？不合于道，可为老聃好友乎？老聃好友者，遵其言而动、顺于道而行者也。吾既为老聃之友，故能以理化情，故不悲。”

邻人闻之，似有所悟，又问：“汝既不悲，何以哭号三声？”秦佚笑道：“吾哭号三声，非因悲也，是与老聃辞别也。一号，言其生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二号，言其死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三号，言其在世传自然无为之道，合自然之理也。老聃举足而应时，动止而合道，吾有何悲哉？”众邻闻之，皆言秦佚乃老聃真友，故推其为主葬之人。合土之时，秦佚颂悼文道：“老聃大圣，替天行道，游神大同，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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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约公元前545－前470），字长卿，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是吴国将领。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曾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今日在山东、江苏苏州等地，尚有祀奉孙武的庙宇，多谓之兵圣庙。"生平

孙武，被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受任为将。领兵打仗，战无不胜，与伍子胥率吴军破楚，五战五捷，率兵3万打败60万楚国大军，攻入楚国郢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

贵族家世
　　精通军事的贵族家世
　　孙武的远祖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妫完的后代。
　　陈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领域包括今河南的东部及安徽的北部，国都在陈。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女婿妫满，他是舜的后代，父亲是周武王时负责执掌陶器制作的“陶正”。周王朝建立后，建立了数百个诸侯国，以屏卫周王室。姜子牙被周武王分封到齐地，建立齐国。妫满则被周武王分封到了陈。此后，妫满因封陈而称陈胡公，所建方国亦称陈国。
　　公元前707年，当陈国君位传至陈桓公时，陈国发生了内乱。陈桓公的弟弟杀了兄长陈桓公，篡夺了君位，自立为王，史称陈厉公。7年以后，陈桓公的儿子陈林又杀死了他的叔父陈厉公自立为陈庄公。庄公在位7年，死后由其弟弟接位为陈宣公。陈宣公立其长公子御寇为太子。公元前672年，陈宣公的宠妃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为讨好宠妃，陈宣公废嫡立庶，杀死了太子御寇，另立宠妃生的儿子为太子。公子妫完是陈厉公的长公子，又是太子御寇生前的知己好友。他预感到大祸即将殃及自己，甚至有生命危险，于是决定逃离陈国。
　　离开陈国以后要投奔到什么地方，陈完早就有了打算。他目睹在争霸中原的角逐中，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和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君臣同心，励精图治，对内整顿朝政，锐意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广纳人才。于是，陈完毅然来到齐国。
　　陈完到达齐国后，齐桓公见他仪表堂堂，言谈不俗，颇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且陈完又是陈国公子，虞舜之后，于是齐桓公打算聘他为客卿，也就是当齐桓公非齐裔的高级幕僚。陈完谦逊地谢绝了。齐桓公就让他担任了管理百工的“工正”。
　　陈完在齐国，讲仁守义，办事得体，表现出很高的道德修养。有一次陈完在白天招待齐桓公饮酒，当喝到兴头时，天已经黑下来了。齐桓公说：“点上灯继续喝！”这时陈完很恭敬地站起来说：“臣只知道白天侍奉君主饮酒，不知道晚上陪饮，实在不敢奉命。”后人评价陈完这种做法时说：“用酒来完成礼仪，不能无限度地继续下去，就是义；陪君主饮酒完成礼仪后便不再使君主过量过度，这就是仁。”这件事是陈完讲仁守义的很好体现。
　　陈完在担任“工正”期间，不仅帮助齐国完成了“工盖天下”、“器盖天下”的争霸目标，还组织人编定了《考工记》一书。由于陈完出色的工作和绝佳的人品，齐桓公便赐给他一些田庄。陈完一则为了隐姓避难，二则为了表示对齐桓公赐封田庄的感激，三则当时陈、田二字的读音差不多，故以田为姓，改陈完为田完。田完后来娶齐大夫懿仲之女为妻，家世逐渐兴旺起来，富贵盈门，成为齐国的望族。田完死后，谥号敬仲。
　　田敬仲完之子名穉孟夷。田穉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事齐庄公。田文子须无生桓子无宇，亦事齐庄公。田无宇承田氏家族尚武遗风，以勇武著称，力大无比，受到齐庄公的宠爱和器重，官至大夫，并被封采于齐国的莒邑。田无宇有三个儿子：田开、田乞和田书。田开没有官职，是平民布衣，其一生主要活动在柏寝台，曾为齐景公登台而鼓琴，是齐国有名的“乐师”。田乞为齐国大夫，先事齐景公，后为齐悼公之相。其在政期间，向民众收取赋税时，故意用小斗；而在向民众放贷时，却故意用大斗，暗行德政于民，收取民心。从此，田氏深得民众爱戴，“归之如流水”，田氏家族日益强盛。田书即孙武的祖父，在景公朝官至大夫，后因景公赐姓孙氏，改姓名为孙书。田书的儿子孙凭，即孙武的父亲，字起宗，在景公朝中为卿。田无宇、田书、孙凭，祖孙三代同在朝中为官，且地位显赫，权倾一时。
　　孙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祖辈都精通军事的世袭贵族家庭里。

少年孙武
　　孙武出生的当天晚上，同在朝中为官的孙武的祖父孙书和父亲孙凭都赶回家中。全家上下自主人到仆人都沉浸在无比喜悦的氛围之中。孙书望着襁褓中的孙儿，真希望他快快长大，继承和发扬将门武业，报效国家。孙书决定给孙儿取名为“武”，孙凭完全赞同。武的字形由“止”“戈”两字组成，能止戈才是武。古兵书上说“武有七德”，即武力可以用来禁止强暴，消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协和大众和丰富财物。孙书还给孙儿取了个字，叫“长卿”。“卿”在当时为朝中的大官，与大夫同列。孙书为齐大夫，孙凭为齐卿。他们希望孙儿将来也能象他们一样，在朝中为官，成为国家栋梁。
　　事情果真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随着孙武的长大，逐渐显现出对军事的爱好和特有的天赋。也许是自幼受到将门家庭的熏陶，孙武自幼聪慧睿智，机敏过人，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富有创见，而且特别尚武。每当孙书、孙凭自朝中回到家里，孙武总缠着他们，让他们给他讲故事。他特别喜欢听打仗的故事，而且百听不厌。时间一长，在一旁侍候孙武的奴仆、家丁也都学会了。于是，当祖父和父亲不在家时，孙武就缠着他们给他讲。
　　除了听故事，孙武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尤其是兵书。孙家是一个祖祖辈辈都精通军事的贵族世家，家中收藏的兵书非常多。《黄帝兵书》、《太公兵法》、《风后渥奇经》、《易经卜兵》、《军志》、《军政》、《军礼》、《令典》、《周书》、《老子兵录》、《尚书兵纪》、《管子兵法》及上自黄帝、夏、商、周，下到春秋早、中期有关战争的许多竹简，塞满了阁楼。孙武就喜欢爬上阁楼，把写满字的竹简拿下来翻看。有不明白的问题就请教家聘的老师，甚至直接找祖父、父亲问个明白。
　　有一次，孙武读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就跑去问老师：“先生，祀是什么？戎是什么？”
　　老师想今天孙武问的问题倒是简单，于是随口说：“祀是祭祀，戎是兵戎。”
　　孙武接着问：“祭祀是种精神的寄托，怎么能和兵戎相提并论为国家的大事呢？”
　　老师顿觉奇异，一时答不出来。
　　孙武接着说：“只有兵，才是国家的大事，君臣不可不察的大事。”
　　孙武长到8岁，被送进“庠序”接受系统的基础知识教育。当时，“五教”、“六学”是“庠序”的主修课程。“五教”是指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六学”是指六种基本科目的学习，即礼、乐、射、御、书、数。少年孙武天资聪明，对那些艰涩繁杂的“五教”以及规定的文化基础课，看三两遍就能熟记于心。往往其他同学还在埋头苦读，他早已记熟，跑到外面玩去了。有一次，老师以为他贪玩，把他叫回去准备责罚一顿。责罚是要有理由的，老师就把刚刚学过的一段课文向他提问，孙武对答如流。老师找不出责罚的理由，只好作罢。久而久之，老师感觉这孩子有不同常人的天赋，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教育孙武也就更加用心了。
　　在所有的课程中，孙武最感兴趣的是“六学”中的“射”和“御”。在“射”、“御”的第一节课上，老师先给学生讲解了“射”、“御”的基本内容及学习“射”、“御”的意义。“射”和“御”既是战场拼杀的基本技能，也是齐国社会竞技活动的主要项目。在齐国，每年的九月，都要举办一次全民“射”、“御”逐赛，是国家选将取才的重要形式，也是有志之士展现自我，步入仕途的绝佳良机。
　　接下来，老师还重点讲解了齐国自古就有的“尚武”之风。约在夏商之际，或更早一些，齐地的夷人就以善射而闻名遐迩。夷人的“夷”字就是“大”的身上挎着“弓”组成的象形字。神话传说中，东夷的英雄是羿。他用弓箭驯服了十个太阳，同时射瞎了黄河的眼睛。他还射死封豕长蛇，并在青丘把猛禽“大风”射死，为民除害。人们尊称他为“后羿”。殷商时期，齐地的英雄蜚廉“以才力事殷纣，一生非战即斗，最后战死在海边上。后来，姜子牙辅佐周文王灭商，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尚武风俗得以承袭，并发扬光大。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太公受封之日曾得到周王室赋予的征伐特权，可以代表周王室征讨其他国家，齐国推崇尚武习俗便成为必然。据史记载，齐国曾多次对莱、杞、奄、阳、谭等小国用兵。二是齐地有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养马的优越地理环境，养马业在诸侯国中捷足先登，这就为军事装备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自桓公时起，齐国就是各诸侯国中马匹最多的国家。桓公时，一次赠予卫国良马就达300匹。孙武家所处的青丘地区，就是齐国的养马基地。
　　由于受尚武精神的影响，齐国从国君到士兵，莫不以勇武为荣。“射”和“御”，是齐人首练的武技，主要用于长距离的攻击，是军事活动的重要手段。齐人向来以“射”术和“御”术的高低为荣辱，这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要想出仕入相，为国家重用，首先必须练好这两门科目。
　　在接下来的学习和训练中，孙武对“射”和“御”投入了比其他学生多数倍的努力。孙武刻苦练习，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快，孙武就成了掌握这两项技能的同辈贵族少年中的佼佼者。
　　孙武没有满足，没有就此止步，依旧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此时，孙武心中朦朦胧胧有一个理想，那就是长大后要象他的祖父孙书、叔父田穰苴一样，成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大将军。

军旅生涯
　　孙武到了吴国，被伍子胥引荐给吴王阖闾，通过斩姬练兵，取得了吴王的赏识。在伍子胥，孙武的治理下，吴国的内政和军事都大有起色。吴王极为倚重二人，把他们两人视为左臂右膀。吴王读过《孙子兵法》，也想深入讨论。一天，吴王同孙武讨论起晋国的政事。吴王问道：“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大夫手中，将军认为哪个家族能够强大起来呢？”
　　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两家最先灭亡。”
　　“为什么呢？”
　　“根据他们的亩制，收取租赋以及士卒多寡，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以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田制最小，收取的租税最重，高达五分抽一。公家赋敛无度，人民转死沟壑；官吏众多而又骄奢，军队庞大而又屡屡兴兵。长此下去，必然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吴王见孙武的分析切中两家的要害，很有道理，就又接着问道：“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又该轮到哪家呢？”
　　孙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道理推论，范氏、中行氏灭亡之后，就要轮到智氏了。智氏家族的亩制，只比范氏、中行氏的亩制稍大一点，以一百八十平方步为一亩，租税却同样苛重，也是五分抽一。智氏与范氏、中行氏的病根几乎完全一样：亩小，税重，公家富有，人民穷困，吏众兵多，主骄臣奢，又好大喜功，结果只能是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
　　吴王继续追问：“智氏家族灭亡之后，又该轮到谁了呢？”
　　孙武说：“那就该轮到韩、魏两家了。韩、魏两家以二百平方步为一亩，税率还是五分抽一。他们两家仍是亩小，税重，公家聚敛，人民贫苦，官兵众多，急功数战。只是因为其亩制稍大，人民负担相对较轻，所以能多残喘几天，亡在三家之后。”
　　孙武不等吴王再开问，接着说：“至于赵氏家族的情况，和上述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不仅如此，赵氏收取的租赋历来不重。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苛政丧民，宽政得人。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到赵氏的手中。”
　　孙武论述晋国六卿兴亡的一番话，就像是给吴王献上了治国安民的良策。吴王听了以后，深受启发，高兴地说道：“将军论说得很好。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的正道，就是要爱惜民力，不失人心。”
　　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公元前512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舒国，吴王准备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请再等待。伍子胥则提出疲楚的战略，建议把部队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击楚国的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用这种“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的战法来疲惫楚军，消耗楚的实力。阖闾采纳了这个意见，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孙武和伍子胥还根据楚与唐、蔡交恶，楚国令尹子常生性贪婪，因索贿得不到满足而拘留蔡、唐国君，蔡、唐两国对楚极其怨恨的情况，献联合唐、蔡以袭楚之计。蔡、唐虽是小国，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背作深远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吴军要由今天的苏州进到江陵附近，进行千余里深远的战略奔袭。孙武等人协助阖闾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的进军路线，即是从淮河逆流西上，然后在淮汭舍舟登陆，再乘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从著名的义阳三关，即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直插汉水。吴军按照这一进军路线，顺利地达到汉水，进抵楚国腹地。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战败。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

飘然高隐
　　吴国从此强盛起来，开始了讨伐越国的战争。在一次与越国的战争中，阖闾受伤不久病死，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 年 春天，越王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在黑暗的夜幕中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残兵败将跑到会稽山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
　　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与晋、鲁等诸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对孙武、伍子胥这些功臣不再那么重视，反而重用奸臣伯嚭。越王勾践为了消沉吴王斗志、迷惑夫差，达到灭吴目的，一方面自己亲侍吴王，卧薪偿胆；一方面选美女西施郑旦入吴。西施入吴后，夫差大兴土木，建筑姑苏台，日日饮酒，夜夜笙歌，沉醉于酒色之中。孙武、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 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养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拔，不理睬孙武、伍子胥的苦谏。由于伍子胥一再进谏，夫差大怒，遂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伍子胥的死，给了孙武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完全冷了。他意识到吴国已经不可救药。孙武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于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篇，使其更臻完善。
　　孙武之子孙明被吴王封为富春侯，是为富春孙氏之始。孙武墓目前主流看法是在苏州城北陆墓。

历史评价

尉缭：“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韩非：“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
白圭：“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
班固：“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
王充：“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陈，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
曹操：“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后百岁余有孙膑，是武之后也。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诸葛亮：“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
刘勰：“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李世民：“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
李靖：“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司马贞：“孙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斩，良将得焉。”
杜佑：“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
杜牧：“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子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
欧阳修：“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
苏洵：“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辞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
苏轼：“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
何去非：“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兵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因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韩信者然后能斩陈余；遏其归师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
陈直中：“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者未有过孙子者。”
戴溪：“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矣。然武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也。”
郑友贤：“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备法也。叩之而不穷者，天下之能言也。为法立言，至于益深不穷，而后可以垂教于当时，而传诸后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为书，其道深远而不可穷。学兵之士，尝患武之为说，微妙而不可究，则亦儒者之《易》乎！盖《易》之为言也，兼三才、备万物，以阴阳不测为神，是以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师百氏之说兴，而益见大《易》之义，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期辉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为神之深。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
朱元璋：“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戚继光：“愚尝读孙武书，叹曰：兵法其武库乎！用兵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其取诸肆之材乎！及读诸将传又悟曰：此固善握器而妙用材者乎?学者欲求下手著实工夫之门，莫逾于此。数年间余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无一及焉，犹禅者上乘之教也。”
郑端：“古今谈兵之雄者，首推孙子。盖孙子能推黄帝太公之意，而武侯卫公又皆推孙子之意，故言兵者以孙子为宗，第孙子之微旨不传。”

年表

一岁：据《史记》和《新唐书》所记，孙武系陈国公子陈完后裔，生于乐安。至公元前544年，孙武一周岁。
二岁：公元前543年，周景王二年，齐景公五年，孙武在齐。子产执郑政，郑国大治。
三岁：公元前542年，周景王三年，齐景公六年，孙武在齐。
四岁：公元前541年，周景王四年，齐景公七年，孙武在齐。晋赵武死，韩宣子执晋政。
五岁：公元前540年，周景王五年，齐景公八年，孙武在齐。春，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六岁：公元前539年，周景王六年，齐景公九年，孙武在齐。> 齐之田氏放贷，大斗出，小斗进，“民归之如流水”。
七岁：公元前538年，周景王七年，齐景公十年，孙武在齐。楚会蔡，陈，郑，许，徐，滕，顿，胡，沈，小邾之君及宋世子佐，淮夷于申。楚灵王与陈，蔡等攻吴，破朱方，执杀齐庆封。
八岁：公元前537年，周景王八年，齐景公十一年，孙武在齐。鲁废中军，四分公室。楚联越攻吴，败于鹊岸。
九岁：公元前536年，周景王九年，齐景公十二年，孙武在齐。楚攻徐，吴人救之，楚令尹子荡攻吴，败于房钟。
十岁：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齐景公十三年，孙武在齐。楚灵王六年，章华之宫落成，召鲁君往贺，鲁昭公不得已赴楚。卫襄公死，子灵公元立。
十一岁：公元前534年，周景王十一年，齐景公十四年，孙武在齐。楚灭陈。
十二岁：公元前533年，周景王十二年，齐景公十五年，孙武在齐。
十三岁：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齐景公十六年，孙武在齐。田，鲍二氏攻栾，栾施，高疆奔鲁。田桓子无宇对贫困孤寡者都发给粮食，其势益大。
十四岁：公元前531年，周景王十四年，齐景公十七年，孙武在齐。楚灵王十三年，诱杀蔡灵侯，灭蔡，以公子弃疾为蔡公。吴王馀祭死，弟馀眯立。
十五岁：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齐景公十八年，孙武在齐。楚灵王十一年，派兵围徐以威胁吴。
十六岁：公元前529年，周景王十六年，齐景公十九年，孙武在齐。楚公子弃疾，公子比，公子黑肱率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入楚，灵王西归自杀，立子比为王。弃疾以灵王将至恐吓子比，子皙，二人自杀，弃疾即位，名熊居，是为楚平王。吴馀眯二年，来州来。
十七岁：公元前528年，周景王十七年，齐景公二十年，孙武在齐。楚平王初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于民，结好邻国，息兵五年。
十八岁：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齐景公二十一年，孙武在齐。吴王馀眯死，子僚立。
十九岁：公元前526年，周景王十九年，齐景公二十二年，孙武蒙山求学。齐攻徐，至蒲遂。
二十岁：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年，齐景公二十三年，孙武蒙山求学。吴王僚攻楚，战于长岸，大败，失王船“余皇”，公子姬光夜袭楚军，夺回“余皇”。
二十一岁：公元前524年，周景王二十一年，齐景公二十四年，孙武漫游天下，考察历史古战场。
二十二岁：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齐景公二十五年，孙武漫游天下，考察历史古战场。少师费无极欲平王疏远太子建，请在城父筑城，使太子居之，以通北方。楚在州来筑城以拒吴。田书因伐莒功大，景公赐姓孙，食采于乐安。
二十三岁：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齐景公二十六年，孙武在齐，博览群书，研究历代战争兵法理论，作著《兵法》的准备工作。费无极谮太子建将以方城之外为叛，楚平王召见，建奔宋，继又奔郑，为郑人所杀。楚杀伍子胥父兄及全家三百余口，伍子胥奔吴。
二十四岁：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齐景公二十七年，孙武，是年与田淑贤成婚。
二十五岁：公元前520年，周景王二十五年，齐景公二十八年，孙武在齐。周景王死。国人立长子猛。子朝猛争位。晋出兵助猛。猛旋死，谥悼王。立其弟匄，是为周敬王。
二十六岁：公元前519年，周敬王元年，齐景公二十九年，孙武在齐。吴王僚八年，攻州来。楚与顿，胡，沈，蔡，陈，许之兵往救，战于鸡父，楚军大败。
二十七岁：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齐景公三十年，孙武在齐。楚平王十一年，以舟师与越人窥吴境，楚平王至图阳而还。吴蹑楚之后，灭钟离。
二十八岁：公元前517年，周敬王三年，齐景公三十一年，孙武在齐。鲁昭公率师攻伐季孙氏，“三桓”联兵反抗昭公，昭公兵败奔齐。孔子因鲁乱带弟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
二十九岁：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齐景公三十二年，孙武在齐。楚平王死，子珍立，是为楚昭王。
三十岁：公元前515年，周敬王五年，齐景公三十三年，高昭子联合栾，鲍，田三家反晏婴，孙武参与其中，恐遭败后株连，孙武奔吴，隐于穹窿中，著成《孙子兵法》十三篇。吴王僚十二年，攻楚围潜。楚左尹伯却宛等绝其后，吴军被困不能退。公子光利用时机，设宴请吴王僚赴会，遣专诸刺王僚。姬光继位，是为吴王阖庐。楚伯却宛等乘吴乱大败吴师，凯旋而还。费无极，鄢将师妒火中烧，设计杀伯却宛全家，伯却宛子伯喜奔吴。国人怨令尹囊瓦，囊瓦杀死费无极，鄢将师。
三十一岁：公元前514年，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阖闾举伍子胥为行人，伯喜为大夫。伍子胥奉阖庐之命，请孙武出山练兵斩姬。阖庐拜孙武为元帅兼军师，执掌吴之国政。
三十二岁：公元前513年，周敬王七年，吴王阖闾二年。孙子在吴。
三十三岁：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取分兵扰楚之策，讨吴叛臣，断楚翅翼，灭徐与钟吾。
三十四岁：公元前511年，周敬王九年，吴王阖闾四年。吴取三师以敝楚，多方以误楚之策，攻楚之夷，潜，六，楚军往救，吴军攻弦，楚军往救，吴军又退。楚人探知吴军确已返国，乃自回军。楚军一退，而吴之又一军复出，进攻养邑，楚人救援不及，吴遂攻克养邑，杀公子掩余与烛庸。
三十五岁：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吴王阖闾五年。楚联越伐吴，为吴军所败。阖闾使伍子胥增筑都城。
三十六岁：公元前509年，周敬王十一年，吴王阖闾六年。孙子在吴。
三十七岁：公元前508年，周敬王十二年，吴王阖闾七年。吴为继续施行多方误敌之策，诱桐叛楚，投饵钓鱼，囊瓦上钩，率师攻吴，被吴军击败于豫章，吴遂取巢，获公子繁以归。自此役之后，楚国豫章山以东诸邑及附庸，属国全为吴所有。
三十八岁：公元前507年，周敬王十三年，吴王阖闾八年。孙子在吴。楚囊瓦向蔡昭侯索裘及佩玉，又向唐成公索马，两君不肯，囊瓦无理扣留唐蔡二君。
三十九岁：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吴王阖闾九年。晋以周王室名义会十八国诸侯于召陵，谋攻楚。晋荀寅向蔡昭侯求赂，不得，伐楚夭折。囊瓦围蔡，吴往救，开始了吴破楚入郢之战。吴军至淮纳弃舟，越大别山，进攻楚囊瓦军于柏举，胜机攻入郢都。囊瓦奔郑；昭王逃入云梦泽中，被“盗”袭击，又奔随。楚申包胥求救于秦，哭秦庭七日，秦哀公乃许出兵。
四十岁：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吴王阖闾十年。秦救楚，败吴兵，阖闾弟夫概回吴自立，阖闾先回吴，夺回王位。吴军相继班师回国。楚昭王回郢。
四十一岁：公元前504年，周敬王十六年，吴王阖闾十一年。吴攻楚，败其舟师，又败其陆师于繁阳。
四十二岁：公元前503年，周敬王十七年，吴王阖闾十二年。孙武见夫差日益专横生活糜烂沉溺于酒色不纳臣谏遂以回国探亲为由隐遁山林回齐国，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并于今年编著孙子兵法。
七十三岁：公元前472年是年吴亡回吴国
七十五岁：公元前470年终于吴国姑苏

故里之争

孙武的故里问题，前人已有成说，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孙子武者，齐人也”。最近两个世纪才出现了对孙武故里的考证。至今，史学界广饶说、惠民说、博兴说、临淄说并存。今人在探究孙子故里的过程中，对孙子故里的定位出现了“祖居地”与“出生地”的分歧。持“乐安说”者以“祖居地”为故里，依据孙武的祖父孙书“食采于乐安”，而认定乐安就是孙武的故里。持“非乐安说”者以“出生地”为故里，认为“出生并长期生活的地方即为故里”。从而依据《史记》《左传》等典籍提供的史料，得出孙武出生在前，孙书“食采于乐安”在后的结论，论证孙武的故里不可能在乐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此以各自的故里标准在两条道上跑车。

惠民说
　　1987年，为编纂《惠民县志·人物志》，县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了孙子故里的考证工作，为此，成立了专门孙子研究筹备小组，研究人员收集查阅了大量关于孙子的资料，分赴大江南北，向历史学者请教，获得了直接考证线索。经过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北京大学专家查阅有关正史，认定孙子故里在惠民县这一传统成说是确凿无疑的。1989年5月22日至25日由惠民县人民政府、军事科学院战略部、总后勤部编审办共同于孙子故里惠民县召开的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兼纪念《孙子兵法》问世2500年，标志着“孙子故里惠民说”得到国家领导人和诸多著名专家学者广泛的认同，此后历届举办的《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惠民县都以孙子故里的身份受邀与会。

乐安说
　　所依据的史料最重要的有两则：一是唐朝元和年间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孙姓条下的“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的记述。二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桓、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前则被认为是关于孙武故里的最早记载，后则被认为是证明孙武故里在乐安的“铁证”，此后许多关于孙武的介绍多以此说称其为“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

广饶说
　　在新编的《山东历史》、《辞海》等资料文献中都有所体现，从广饶挖掘出的一系列古墓石碑上的记载也可以确定“孙子故里”广饶说的正确性。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军事界学者认同“广饶说”。2012年3月，八省市乐安孙氏后裔齐聚广饶寻祖考察。2012年5月，广饶县作为孙子故里被邀请参加《中华乐安孙氏总谱》专家论证会。。

临淄说
　　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和《山东通志》知，孙武的祖父陈文子家居临淄鱼里。想必孙武及其父亲陈无宇都应该出生并生长在临淄鱼里。大连图书馆资料库《孙子年谱》载，公元前515年，30岁的孙武才挈妻子奔吴。也就是说，孙武30岁以前是在临淄鱼里度过的。若按现代意义上的故里概念而论，临淄鱼里即是孙武故里。
　　孙武祠广饶县委、县政府重视孙子故里的文化建设。1991年，聘请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了一组仿宋式的建筑群体，占地约7000㎡。它以南宋关帝庙大殿为依托，在其前侧中轴线和右侧共建有3个院落，整个建筑古朴典雅，蔚为壮观。1992年，整个建筑群体完工，并定名为广饶县孙武祠。1993年4月，广饶县孙武祠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为孙武祠落成剪彩。孙武祠大门悬挂着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题写的匾额。
　　孙武祠前院正中是一尊孙武汉白玉石雕像，该像是由青岛工艺美术学院谭国信教授创意制作的，像高3.2米，孙武手持兵书，腰挎宝剑，睿目远眺，俨然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正在指挥千军万马鏖战沙场。
　　第一展室是孙武故里考证资料展览。本展室主要向世人展示了孙武故里在广饶的考证资料、史料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关于孙武的生平，《史记》、《新唐书》、《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史料均有记载。史料对孙武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云：“孙子，武者，齐人也……”其后，晋代的《孙夫人碑》、唐代的《贞观氏族志》和撰刻的多通《墓志铭》、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都对孙武身世和里籍作了比较系统地考证和记述，对后世影响颇大，在孙武里籍探考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清代孙星衍的《魏吏部尚书孙邕传》、《孙子兵法序》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民国7年《乐安县志》和民国24年《续修广饶县志》也有“孙武是邑人”的记载。
　　第二展室是《孙武书画展》。本展室荟萃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书画大家和各级党政领导的书画作品80余幅，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多角度、多侧面展示了对孙武及其故里的关注。
　　孙武祠的二门两侧是《孙子兵法》巨幅瓷刻。本瓷刻长42.7米,高0.9米,分作141块板面,嵌贴423块瓷板,正文隶书阴刻,装帧古朴典雅,通体凝重壮观,实乃绝世瑰宝。它由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瓦村农民刻瓷艺术家常宗林父子三人,历时2载，于1993年刻制而成，后赠广饶县孙武祠珍藏并展出。本瓷刻因其卷幅巨大，气势恢宏，技艺精湛，举世独尊，1995年被评为“世界基尼斯之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宋大殿坐落在孙武祠后院。该殿始建于南宋建炎二年，坐北面南，全木结构。高10.38米,东西阔12.63米、进深10.70米、月台高0.73米。是山东省现存最早的宋代木构殿堂之一。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孙武祠建成。孙武祠建成之后，广饶县委、县政府十分注重以孙子兵学为内容的旅游开发，先后投资2000余万元拆迁了广饶县教师进修学校和广饶县教育局，对孙武祠进行扩建。
　　2003年又投资2000万元建设了县博物馆新馆。坐落在孙武祠西侧的博物馆、孙武文化园和孙武文化广场已投入使用。将整个面积扩大到98890平方米，合148.34亩，是全省乃至全国最大的“县级文博单位”建筑景点之一。2003年，孙武祠共接待国内外观众35000余人次，门票收入达3万余元。其中有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德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20余批，约500余人，对弘扬孙子优秀历史文化暨宣传广饶县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还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极组织东营市各县区中小学生参观学习，让他们从小接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教育。2003年，广饶县实验一小、实验中学、大王镇中心初中、码头乡中心初中和央上初中，以及东营市、胜利油田和其它县区的部分学校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参观人数达到1.8万人次，较好地发挥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2003年县委、县政府又决定在城东新区之古淄水畔，建孙武湖和中华兵圣文化博览园，充分利用其地理环境秀丽之优势，进一步拓展新的旅游景区，以展现广饶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劲的经济发展实力，招商引资，为人民造福，为子孙后代造福。其土方工程已完成。

孙武故里考疑
　　孙武，齐国乐安即今广饶县人，历史上只此一种说法。从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到清代孙星衍《孙子兵法序》、《魏吏部尚书孙邕传》、《阳湖孙氏谱记序》等史书记载甚明。新发现的唐代《贞观氏族志》以及孙处约、孙起、孙壬林等墓志碑铭，进一步证实了史书所载先秦齐国乐安县邑与世居东汉青州乐安郡“与齐同姓”的孙武后裔为同一地面上的孙氏望族。经历史学家考证，这一望族所居住的同一地面正是今广饶县。民国七年所撰修的青州《乐安县志》和二十五年《续修广饶县志》上亦均载孙武为邑人。
　　为了彻底弄清楚孙武的里籍问题，为后世负责，1990年冬，广饶县成立了孙武故里考证领导小组，抽调有关史志人员参加，并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维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教授骆承烈和淄博市的文博专家等10多名史地专家、教授，共同进行孙武故里考证并实地勘察了古乐安的地理位置。
　　通过考证和新发现的史料，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先秦齐国乐安地面主体在今广饶县；古济水、时水故道主流区域在广饶县并由此入海；乐安故城在广饶县城北近30里之草桥村；与齐国乐安邑为同一地面的东汉至隋代的青州乐安郡治所亦在广饶县。故孙武故里乐安在广饶县信而有据。
　　1991年1月27日至30日，广饶县组织召开“孙武故里研讨会”，揭开了孙武故里齐乐安主体地面在广饶县的千古之谜。4月21日至24日，广饶县召开“先秦齐国乐安地面考察论证会”，论定：“先秦齐国乐安地面主体在今广饶县境”，并初步认定齐乐安故城即今“草桥遗址”，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孙武故里的考证工作。5月11日至16日，广饶县召开“齐乐安故城遗址考古钻探调查论证会”，再次论定：草桥遗址即为春秋齐国乐安故城遗址。齐乐安故城的确认，使孙武故里的考证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92年6月6日至9日，广饶县召开“孙子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杨向奎、张政烺、任继愈、周维衍、唐嘉弘、骆承烈等150余位专家学者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文献学、考古学和方志学等诸多领域分析论证，在对“孙武故里齐乐安即今广饶县”取得共识的同时，一致否定了孙武故里在其它地方的种种无据之说。
　　1992年3月31日至4月3日，广饶县与山东古国史学会联合召开“海峡两岸孙子与齐文化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河南、山东、台湾、香港等省市和地区的专家学者130多人参加会议。著名史学家王玉哲、黄盛璋、周维衍、田昌五、赵海成、安作璋、刘敦愿、骆承烈、洪家义等都在大会上作学术性发言。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董凤基发来贺电，向大会表示祝贺。中国先秦史学会、山东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及全国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张政烺、任继愈、李学勤、胡厚宣、张岱年、台湾著名学者陈鼓应等也发来贺电或贺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书稿3部。同时收到聂荣臻元帅、杨得志、杨成武、王任重、洪学智、迟浩田、李德生等老将军为孙武故里广饶县和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的题词10多幅，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孙武故里在今广饶县”的考证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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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字子秉，华夏族。东周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生于赵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名家离坚白派的代表人物。能言善辩，曾为平原君门客。他提出了“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白马非马

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互相争鸣。赵国平原君门客公孙龙作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代表人物，因其《白马论》问世，使得公孙龙以诡辩著称。

据说当时赵国一带的马匹流行烈性传染病，导致大批战马死亡。秦国战马很多，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

这天，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辩道：“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反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了愣，但仍坚持说：“按规定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

公孙龙于是娓娓道来：“‘‘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其他颜色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就不是马。”

关吏越听越茫然，被公孙龙这一通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如坠云里雾中，不知该如何对答，无奈只好让公孙龙和白马都过关去了。

“白马非马”这个中国哲学史上的著名命题，便由这个故事而来，《公孙龙子》中有一篇《白马论》，论述的正是这个命题。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令他蜚声远扬。有一次，孔子的六世孙、儒家孔穿路过赵国，专程到平原君处找公孙龙辩论。

孔穿对公孙龙说：“向来听说先生道义高尚，早就愿为弟子，只是不能同意先生的白马不是马的学说！请你放弃这个说法，我就请求做你的弟子。”

公孙龙回答说：“先生的话错了。我所以出名，只是由于白马的学说罢了。现在要我放弃它，就没有什么可教的了。”接着公孙龙又批评孔穿的求学态度：“想拜人家为师的人，总是因为智力和学术不如人家吧；现在你要我放弃自己的学说，这是先来教我，而后才拜我为师。先来教我，而后再拜我为师，这是错误的。”

他又接着引经据典地说：“白马非马的说法，也是仲尼所赞同的。”孔子所赞同的，你孔穿还能不赞同吗？

公孙龙对孔穿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楚王曾经张开繁弱弓，装上亡归箭，在云梦的场圃打猎，结果把弓弄丢了。随从们请求去找。楚王说：“不用了。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了去，又何必寻找呢？”仲尼听到了说：“楚王的仁义还没有做到家。应该说人丢了弓、人拾了去就是了，何必要说楚国呢？”公孙龙评论道：照这样说，仲尼是把楚人和人区别开来的。人们肯定仲尼把楚人和人区别开来的说法，却否定我把白马与马区别开来的说法，这是错误的。

末了，公孙龙又总结说：“先生遵奉儒家的学术，却反对仲尼所赞同的观点；想要跟我学习，又叫我放弃所要教的东西。这样即使有一百个我这样的人，也根本无法做你的老师啊！”孔穿无法回答。

赵孝成王十年，阴阳家邹衍替齐国出使赵国，平原君向其请教“白马非马”论，邹衍于是对公孙龙进行了批驳，认为他“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有害于大道。从此以后，平原君便绌远了公孙龙，公孙龙也渐渐失去了影响。后五年，平原君卒。次年，公孙龙亦卒。

基本思想

公孙龙的哲学思想，《淮南子》说，公孙龙"“别同异，离坚白”"。

他与惠施的"“合同异”"说正相反，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概念的逻辑分析，具有十分浓厚的形而上学特色。但在逻辑学上，他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

公孙龙的"“离坚白”“学说是从对”“坚白石”“的分析出发的。《公孙龙子·坚白论》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即人们用眼睛看，不知道它是坚硬的，而知道石是白颜色的，这就是没有坚硬；用手摸不知道它是白颜色，而知道它是坚硬的，这就是没有白颜色。在前一种情况下，坚硬藏了起来。在后一种情况下，白色藏了起来。这叫作”“自藏”“。《坚白论》又说：”“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看到它的白颜色，摸到它的坚硬，有”“见与不见”“的情况，这就叫离，因为石与坚、白不能互相包含，所以就分离了。分离了也就是藏起来了。他认为，”“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又说：”“若白者必白，则不白石物而白焉。”“”“石其无有，恶取坚白乎？故离也。”“这是说，不使石与物变坚硬而独立的坚硬，天下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坚硬藏起来了。若白颜色本身定是白颜色的话，它就不必通过使物体发白而表现自己是白。他把本身是白颜色看成一种抽象的白颜色。它看不见，即是藏起来了。石头假如没有独立成为石的本领，又怎么能够形成既坚又白的石呢？因此，他的结论是白色与坚硬并不是结合在石头里面，而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这就是”“离坚白”“学说的主要论点。这一学说把事物的各种属性一方面与物质实体割裂开，另一方面又把它们一一孤立起来而否认其统一性。这在哲学上就意味着一般不是存在个别之中，而是可以脱离个别单独存在的。公孙龙”“离坚白”“学说的诡辩性质，在他的”“白马非马”"的命题中表现最为明显。

““白马非马”“是古代思想史上的著名命题。公孙龙的论证是这样的：”“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①”“马”“一词是指马的形态，凡是具有马的形态的都命名为马。”“白”“一词是指白的颜色，凡是白颜色的都命名为白。”“白马”“是马的形态再加上白的颜色，亦即白颜色的马。可见，马与白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他说：”“白马非马””。这是从概念的内涵方面来论证的。其次，他又从"“马”“与”“白马”“的外延不同来论证。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②马一词的外延包括一切马在内，所以黄马、黑马都在内。白马的外延仅限于白颜色的马，所以黄马、黑马不在内。马与白马两个概念既然有这样的差别，所以他说：”“白马非马”“。第三，他又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来论证。他说：”“白马，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③这是说，白是一切白色的共性，而不是马，马是一切马的共性，而不是白。白马指白色的共性加上马的共性。所以白马并不是马。

公孙龙的论证在逻辑上和概念分析上做出了独到的历史贡献，但是他把一些概念混淆而流入诡辩。他分析了马与白马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个别与一般的差别。但是，他夸大了这种差别，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并加以绝对化；最后达到否认个别，只承认一般，使一般脱离个别独立存在。这样，就把抽象的概念当成脱离具体事物的精神实体，从而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庄子·天下》还记载了辩者"“二十一事”“，其中一些命题与公孙龙有关。如”“鸡三足”“，又见于《公孙龙子·通变论》：”“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也是属于公孙龙一派的命题。景即影。这个命题是说，飞鸟的影子并没有在运动。在每一瞬间，飞鸟的影子可以认为是不动的。

但是时间有连续性，空间有延展性；飞鸟之影在时空体内又是运动着的。这个命题对运动的性质具有片面的认识，但是最终是走上形而上学，否认运动的可能性。

名家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他们的辩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①具有反传统的精神，是为新的政权服务的。但由于他们认识的角度不同，因此观点有所不同。惠施、公孙龙都是片面夸大了认识的某一方面，惠施强调事物的"“同一”"的一方面，公孙龙则强调事物的差别的一方面。他们在各自所强调的方面都有精辟的思想，但是这些认识却受到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限制。他们的错误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不可避免的，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正是对他们的批判总结。

但是，名家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他们非常有似于古希腊的智者派，甚至于连某些命题都是相似的或者相同的。名辩学派和智者派大约前后同时各自在东方和西方以几乎相同的诡辩式的理论活动，参与了当时历史性的社会大变动，并促使人类思想认识大为深化。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值得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哲学思想

公孙龙不像惠施那样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而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他由此得到与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相同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在西方哲学是极著名的。

他的著作《公孙龙子》，有一篇《白马论》。其主要命题是“白马非马”。公孙龙通过三点论证，力求证明这个命题。第一点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若用西方逻辑学术语，大家可以说，这一点是强调，“马”、“白”、“白马”的内涵的不同。“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二点是：“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若用西方逻辑学术语，我们可以说，这一点是强调，“马”、“白马”的外延的不同。“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其颜色的区别。“白马”的外延只包括白马，有相应的颜色区别。由于“马”与“白马”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三点是：“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这一点似乎是强调，“马”这个共性与“白马”这个共性的不同。马的共性，是一切马的本质属性。它不包涵颜色，仅只是“马作为马”。这样的“马”的共性与“白马”的共性不同。也就是说，马作为马与白马作为白马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或“坚石”，除了马作为马，又还有白作为白，即白的共相。《白马论》中说：“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所白，就是具体的白色，见于各种实际的白色物体。见于各种实际白色物体的白色，是这些物体所定的。但是“白”的共相，则不是任何实际的白色物体所定。它是未定的白的共性。《公孙龙子》另有一篇《坚白论》。其主要命题是“离坚白”。公孙龙的证明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假设有坚而白的石，他设问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这段对话是从知识论方面证明坚、白是彼此分离的。有一坚白石，用眼看，则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所以，从知识论方面说，只有“白石”没有“坚白石”。这就是“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的意思。

他的关于名与实的关系的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关于共相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论之上的。他认为，共相是一种独立存在。他的“坚白论”就是企图论证一块白石头的白色和坚硬性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他首先从关于“坚白石”的感觉来进行分析，企图说明，“坚”与“白”可以互相分离，然后再说明它们可以离开人们的意识而存在。他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又说：“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这是说，看的时候感觉不到坚硬性，而只感觉到白色，这时候坚硬性等于没有。触的时候感觉不到白色，而只感觉到坚硬性，这时候白色等于没有。或者感觉到白色，或者感觉到坚硬性。感觉到的与感觉不到的是彼此分离的。彼此不联在一起，所以说是分离。而分离就是藏在自身之中。公孙龙的这两段话是说坚白石的白色和坚硬性是可以彼此分离而存在的。他又说：“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这里所说的“神”即精神作用，也就是指意识；“火”就是光。这是说，例如白色是靠着眼睛和光看见的。但光本身没有见物的作用，那么光和眼睛合在一起也不能看见，只能是意识在看见，而意识本身也是没有见物作用的。所以白色是和视觉分离着的。公孙龙在这里是在说明白色等共相是可以离开人类的感觉而独立存在的。由这一些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公孙龙主张像“白色”这一类共相是客观存在的，因之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生平

战国时期赵邯郸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名家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为《公孙龙子》，西汉时共有14篇，唐代时分为三卷，北宋时遗失了8篇，至今只残留6篇，共一卷。其中最重要的两篇是《白马论》和《坚白论》，提出了“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论点，是“离坚白”学派的主要代表。与他齐名的是另一名家惠施。

早年经历
　　赵惠文王六年，封公子赵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喜好名家论辨之言，公孙龙遂为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云，“平原君厚待公孙龙”。
　　赵惠文王十五年，燕昭王欲攻齐国，公孙龙带领弟子，从赵国赶到燕国，力图劝其“偃兵”。燕王满口答应，公孙龙却表示不可相信，说道：当初大王招纳欲破齐、能破齐的“天下之士”到燕国来，后来终于破齐。而今“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他用这种“循实则名”的方法猜透了燕王的真实用心，使燕王无言以对。
　　十六年，秦国与赵国盟会缔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答应相互援助。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此事告知平原君。公孙龙向平原君建议说：赵也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赵国想援救魏国，秦国却攻打魏国，是秦国首先违背了盟约。
　　十九年，公孙龙又与赵惠文王论偃兵之事。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并指出赵惠文王当秦得地而缟素布总，齐亡地而加膳置酒，并不真正具有兼爱之心，故不能行偃兵之实。
　　赵孝成王九年，秦兵攻赵，围邯郸。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信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虞卿为平原君向赵王请封。公孙龙连夜驾车入见平原君，认为此举甚不可行，指出“王举君而相赵，割东武城而封君者”并不是因为平原君的才智能力为赵国所独有的，而是因为平原君是赵王亲戚的缘故。而“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即计国人之功于亲戚名下。因此建议平原君不要受封，平原君听从了公孙龙的建议，并由此对其益加看重。

生平履历
　　他可能较长时间作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约于公元前279年至前248年间，公孙龙曾从赵国带领弟子到燕国，《吕氏春秋·应言》载，是为了说燕昭王以“偃兵”。燕王虽然表示同意，公孙龙却当面对燕王说。“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燕昭王无言应答。公孙龙又曾游魏，与公子牟论学。在赵国，《吕氏春秋·审应览》载，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赵国的蔺、离石两地被秦侵占，王就穿上丧国的服装，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以示庆祝。这怎能会偃兵？” 《吕氏春秋·淫辞》说：秦国跟赵国订立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过了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这件事告诉平原君。公孙龙给平原君出主意说，赵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不帮助赵国救魏，也是违背盟约。赵孝成王九年，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信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赵国的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求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劝阻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封地。公孙龙善于辩论。《公孙龙子·迹府》说，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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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伋（前483-前402），战国初期鲁国人，姓子，氏孔，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平

孔伋，字子思，祖籍河南省商丘，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终年八十二岁。与孔子、孟子、颜子、曾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因此旧时以子思、孟子、颜子、曾子配祀孔子于孔庙，所以又与孟子、颜子、曾子并称“四配”。《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而不详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的生平事迹已难详考，据说他曾师事曾参，孟子是其再传弟子，又据《孟子》中记载：子思曾被鲁缪公、费惠公尊为贤者，以师礼相待，但终未被起用。

评价

社会评价
　　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 《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平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激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份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中庸》则说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对于孔子的继承来说，《中庸》是对于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其间还涂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历史评价
　　孔伋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主要作品

《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汉唐儒者如郑玄、孔颖达等认为《小戴礼记》中之《中庸》即为孔伋子思所作，宋儒基本都肯定这一说法。程朱一派对《中庸》尤为尊崇，以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唐宋开始，“道统”论兴起。学者一般认为，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中庸》亦为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渊薮之一。

但近世学者对《中庸》是子思所作的传统说法颇有疑问，认为其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语，当出自秦汉之际儒者之口而非子思所撰。陈盘在《大学中庸今释》中，举隐公元年《左传》“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为例，说明“车同轨”这话，在孔子以前就有。至于“书同文”，他也认为华夏的文字都是从六书发展下来，春秋时尽管国别很多，然而朝聘天之，会盟诸侯，文书使节交互往来，不可能彼此之间的文字不通晓，这就是同文了。因此，子思的实际思想究竟是否就是《中庸》的学说，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成就荣誉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学，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韩非子在其《显学》篇中论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子思之儒”亦为其中一派。他们虽都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论述子思的，但从中亦可想见子思的学说卓然自成一家。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说“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浅，”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都是秦汉人的口气，当非出于战国时人之手。 《中庸》作者认为，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表现为行为的准则，这就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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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山东鄄城人，生卒年不详，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孙膑原名不详，因受过膑刑故名孙膑。为鬼谷子王诩的徒弟，同庞涓一师之徒。唐德宗时将孙膑等历史上六十四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宋徽宗时追尊孙膑为武清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评价

孙膑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两次击败魏国帮助齐国成就霸业，并且著有《孙膑兵法》一书，为后世留下重要军事理论。历朝历代对于孙膑都有很高的评价。孙膑遭到庞涓陷害失去双足，身体残疾，但他没有自暴自弃，最终两次击败庞涓，得以报仇，孙膑身残志坚的精神也得到了后世的称赞。孙膑虽然在军事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班固和曾巩仍批评他鼓励发动战争，最后致使社稷倾覆，国家灭亡。

艺术形象

民间传说
　　孙膑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共有制靴、制鞋业、皮革业、烧炭业、豆腐业和泥塑业尊孙膑为祖神。
　　传说孙膑被庞涓暗害后，为保护被削去髌骨的伤腿，用兽皮制成有史以来第一双过膝皮靴，后世的靴匠将孙膑尊为祖神。
　　传说孙膑下山遇到一位被毒蛇咬伤的樵夫，为了不让蛇毒攻心，孙膑用剑将樵夫的双脚砍去，然后砍下自己的双脚献给樵夫，而樵夫将自己鞋穿在孙膑腿上供其行走。因樵夫忘记询问孙膑的姓名和住处，为感激孙膑的救命之恩，樵夫夫妇制鞋送人，使鞋匠一行逐渐兴旺。鞋匠们后来知道了孙膑舍足救樵夫的事，就把他尊为制鞋业的祖神。
　　传说孙膑被庞涓挖膝之后，只好跪步行走，需要用皮张裹缠膝部。因为带毛的原皮非常硬，磨得膝部非常疼，他就将皮子去毛后加工柔软，使用起来舒服方便，从此便出现了皮革业，而孙膑也成了这个行业的始祖。
　　传说鬼谷子让孙膑、庞涓二人外出寻找“无烟柴”，孙膑在乌鸦“哇哟”的叫声提示下挖窑烧炭，找到“无烟柴”，鬼谷子对孙膑十分满意，而庞涓则对孙膑更加忌恨。从此，人们把孙膑尊为烧炭业的祖神。
　　传说鬼谷子为考验孙膑、庞涓而假装生病。孙膑为了让老师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就磨了豆浆，正巧他晾的盐，被露水化成盐水流进豆浆，豆浆凝固变成了豆花。鬼谷子吃完豆腐后，夸奖了孙膑，要求孙膑再做点。庞涓十分嫉妒孙膑，偷偷的往盐水里加了点石膏水，没想到也制成了豆腐。从此以后，人们就把孙膑和庞涓供奉为豆腐业的祖师爷和保护神。
　　传说孙膑曾流落至吴地以做泥人为生，后来孙膑出任齐国军师，以泥人、泥马布阵，破了庞涓的“五雷阵”，无锡惠山人传承了孙膑捏泥人的技艺，孙膑也被无锡惠山的泥塑从业者尊为开业祖神。

文学形象
　　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孙膑于第八十七回《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中登场，孙膑原名孙宾，与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弟子。庞涓急于下山出仕，孙宾为其送行，二人流泪而别。 次日夜晚，鬼谷子将失传的《孙子兵法》交给孙宾习诵，三日后孙宾学成。庞涓出仕于魏国，在王错的推荐下担任魏国元帅，建立战功。墨翟游历至魏国时，向魏惠王推荐孙宾。魏惠王于是命庞涓写下书信，携带厚礼前往鬼谷迎接孙宾。鬼谷子推算出孙宾日后有劫难，于是让孙宾该名为孙膑。在第八十八回《孙膑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中，魏惠王想要试探孙膑的才能，命孙庞二人演练阵法。庞涓所布阵法，孙膑全部知晓并能破解。而孙膑布阵，庞涓却不知。庞涓于是私下询问孙膑，孙膑告知他后庞涓先行报告给魏惠王。魏惠王又问孙膑，得到相同的答案，于是认为二人才能不相上下。但庞涓深知孙膑才能远胜于自己，于是设计陷害孙膑私通齐国，将孙膑处以膑刑和黥刑，事后又假装好人，治愈照顾孙膑，诱骗他写出《孙子兵法》及注解。孙膑在侍从的告知下得知真相，用装疯卖傻的方法欺骗庞涓。在淳于髡和禽滑厘的帮助下，孙膑逃奔至齐国寄居于田忌门下，庞涓以为孙膑已经投井自杀，没有追查。魏惠王命庞涓攻打赵国，夺回中山，庞涓献策直接攻打邯郸来迫使赵国割地，魏惠王于是命庞涓率兵车五百进攻赵国。赵成侯将中山国故地献给齐国，请求齐国出兵援助。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救援赵国。战场上田忌布下“颠倒八门阵”，在孙膑的指导下，庞涓破阵失败，损失两万人。庞涓得知孙膑未死，于是连夜撤兵，齐国取得桂陵之战的胜利。邹忌嫉妒田忌、孙膑的战功，又收受了庞涓的贿赂，于是派公孙阅陷害田忌，田忌于是交出兵权、孙膑也辞去军师一职来消除齐威王的怀疑。齐威王死后，齐宣王继位，得知田忌的冤情，将二人官复原职。其余记载与《史记》基本相同。
　　此外，明末清初的吴门啸客所著历史小说《孙庞斗志演义》，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为蓝本，夹杂以历代说部、戏曲的演绎，中间穿插了不少神怪小说内容，使孙庞斗智的故事深入人心。

军事思想

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在战争观方面，孙膑主张重视、慎重地对待战争。他强调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以强有力的武力作为保障，才能够使国家安定、富强。但是他反对穷兵黩武，指出作战胜利能够挽救濒临灭亡的国家但战败也同样会失去土地、危害社稷，一味好战必然会灭亡，自取其辱，所以必须慎重地对待战争，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孙膑主张积极地做好战争的准备工作来获得胜利，这样才能做到以战争抑制战争。他指出政治和经济条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强兵”必先“富国”，只有具备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作为后盾才能做到“事备而后动”。他又指出民心军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战争必须顺应民心军心，要做到“得众”、“取众”。

战争认识论方面，孙膑提出将领要知“道”，“道”就是战争的规律。孙膑认为作战时人众、粮多、武器精良等因素都不足以保证取胜，只有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指挥得当，才能保证取胜。为此他专门阐述了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还对“奇正”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将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矛盾的作用，把握了这些矛盾的转化规律，才能利用微妙的变化出奇制胜。

战略思想方面，孙膑强调“必攻不守”。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进攻敌人防守的薄弱环节，不仅能够有效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能够转换攻守形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战术方面，孙膑提出“因势”、“造势”的思想。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在具体的战术方面，孙膑对阵法进行了专门论述，进而分析了攻击各种战阵的对策。他还专门论述了攻城的问题，把处在不同地形的城分为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两类，论述了当时攻城的策略与技术。

在军队建设、管理方面，首先，他对君主和将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将领必须忠于君主，君主不应该干涉将领的具体军务，将领要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其次，他对将领的素质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将领应当具备义、仁、德、信、智五个要素，他还分析了能够致使将帅作战失败的品德缺陷。最后，他就管理队伍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概括为任用贤能、严明纪律、奖惩公平、赏罚及时。

但是孙膑的军事思想也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对战争的性质分辨不清，把士兵纯粹当作被驱使的工具，有些战略战术的表述过于简单片面，有时还夹杂着迷信观念，这也是应当指出的。

生平

家世出身
　　孙膑的先祖是陈国公子陈完，陈完的曾孙陈无宇有子陈书，因讨伐莒国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改名孙书，封于乐安作为食邑，是妫姓孙氏的始祖。孙书之子孙凭生孙武，孙武因躲避齐国国内发生的陈、鲍、高、国四族之乱而出奔吴国，有子三人，孙驰、孙明和孙敌。次子孙明有子孙顺，孙顺有子孙机，孙机有子孙操，孙操即为孙膑之父。但唐代孙壬林自述家族世系的碑文却记载孙膑是卫武公的后代。

逃奔齐国
　　孙膑曾与庞涓为同窗，二人一起拜师学习兵法。庞涓后来出仕魏国，担任了魏惠王的将军，但是他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于是暗地派人将孙膑请到魏国加以监视。孙膑到魏国后，庞涓嫉妒他的才能，于是捏造罪名将孙膑处以膑刑和黥刑，砍去了孙膑的双足并在他脸上刺字，想使他埋没于世不为人知。当齐国使者出使至魏国首都大梁时，孙膑以刑徒的身份秘密拜见齐国使者，用言辞打动了他。齐国使者觉得孙膑不同凡响，于是偷偷地用车将他载回齐国。逃奔到齐国的孙膑得到了田忌的赏识，于是他寄居于田忌门下担任门客。

田忌赛马
　　田忌经常与齐国诸公子赛马，设重金作为赌注。孙膑发现比赛的马脚力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建议田忌加大赌注，并且向他保证必能取胜。田忌于是与齐威王和诸公子设千金作为赌注，比试赛马。孙膑让田忌用下等马替换上等马，与齐威王的上等马比赛，首场大败；随后孙膑又让田忌用上等马替换中等马、中等马替换下等马，分别与齐威王的中等马及下等马比赛，结果田忌两胜一负，最终赢得齐威王的千金赌注，孙膑由此名声大振，这揭示军事上一条重要规律：着眼全局，舍弃局部，出奇制胜。孙膑在“田忌赛马”故事中所采用的方法，被视为“策对论”的最早运用。
　　田忌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并让他担任自己的兵法教师。

桂陵之战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次年，赵国派使者向齐、楚两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们商议，邹忌反对救援，而段干朋则建议齐威王分兵一路向南攻打襄陵来疲劳魏军，然后趁魏军攻破邯郸后救援赵国，这样既救援了赵国，又同时削弱了魏、赵两国。齐威王采纳段干朋的建议，兵分两路，一路齐军围攻魏国的襄陵，一路由田忌、孙膑率领救援赵国。
　　公元前353年，齐军兵分两路，一路与宋国景敌、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一路由田忌、孙膑率领救援赵国。齐威王打算让孙膑担任主将，但孙膑以遭受过酷刑、身体有残疾为由拒绝。齐威王于是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让坐在带着蓬帐的车子中出谋划策。此时魏军主力已攻破赵国首都邯郸，庞涓率军八万到达茬丘，随后进攻卫国，齐国方面田忌、孙膑率军八万到达齐、魏两国边境地区。田忌想要直接与魏军主力交战，但被孙膑阻止。孙膑认为魏国长期攻打赵国，主力消耗于外，老弱疲惫于内，国内防务空虚，应当采用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战术，直捣魏国首都大梁迫使魏国撤军，魏国一撤军，赵国自然得救。孙膑于是建议田忌南下佯攻魏国的平陵，因为平陵城池虽小，但管辖的地区很大，人口众多，兵力很强，是东阳地区的战略要地，很难被攻克；而且平陵南面是宋国，北面是卫国，进军途中要经过市丘，容易被切断粮道，佯攻此地能很好的迷惑魏军，造成庞涓产生齐军主将指挥无能的错觉。田忌采纳孙膑的计谋，拔营向平陵进军。接近平陵时，孙膑向田忌建议由临淄、高唐两城的都大夫率军直接向平陵发动攻击，吸引魏军主力，果然攻打平陵的两路齐军大败。孙膑让田忌一面派出轻装战车，直捣魏国首都大梁的城郊，激怒庞涓迫使其率军回援；一面让田忌派出少数部队佯装与庞涓的部队交战，故作示弱使其轻敌。田忌按孙膑的要求一一照办，庞涓果然丢掉辎重，以轻装急行军昼夜兼程回救大梁。孙膑带领主力部队在桂陵设伏，一举擒获庞涓。
　　桂陵之战并没有击溃魏军主力，齐国也没有正式进攻魏国首都大梁，赵国首都邯郸仍为魏国所占领。前352年，魏惠王调用韩国的军队击败包围襄陵的齐、宋、卫联军，齐国被迫请楚国大将景舍出面调停，各国休战。前351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在漳河边结盟，撤出赵国首都邯郸。大约在此时齐国将庞涓释放，使其回魏再度为将。

马陵之战
　　公元前342年，魏将穰疵在南梁和霍击退韩将孔夜的军队，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向大臣们询问应当及早救韩还是推迟救韩。张丏认为如果晚救韩，韩国必将转而投靠魏国，不如早救韩；田忌则认为趁韩、魏之兵还未疲惫就出兵，等于代替韩军遭受魏军的攻击，反而会受制于韩，不如晚救韩等待魏军疲惫，韩国危在旦夕一定会求救于齐国，这样可以名利双收。齐威王十分赞同田忌的观点，秘密与韩国使者达成协议，但没有立即派出援军援助韩国。而韩国自恃有齐国的援助，与魏国作战接连五次战败，不得不求救于齐国。齐威王于是派田忌、田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援助韩国。
　　孙膑再次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率军袭击魏国首都大梁。庞涓得知消息后急忙从韩国撤军返回魏国，但齐军此时已向西进军。孙膑考虑到魏军自恃其勇，一定会轻视齐军，况且齐军也有怯战的名声，应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引诱魏军进入埋伏圈后加以歼灭。孙膑命令进入魏国境内的齐军第一天埋设十万个做饭的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第三天减为三万个。庞涓行军三天查看齐军留下的灶后非常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魏国境内才三天，齐国士兵就已经逃跑了一大半。”于是丢下步兵，只带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算庞涓天黑能行进至马陵，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又多是峻隘险阻，孙膑于是命士兵砍去道旁大树的树皮，露出白木，在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然后命令一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马陵道两旁，约定“天黑能在此处看到有火光就万箭齐发”。庞涓果然当晚赶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见到白木上写着字，于是点火查看。字还没读完，齐军伏兵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败局已定，于是拔剑自刎，临死前说道：“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歼灭魏军十万人，俘虏魏国主将太子申。经此一战魏国元气大伤，失去霸主地位，而齐国则称霸东方。

走为上策
　　成侯邹忌一向与田忌不和。马陵之战后，孙膑对田忌说：“将军有意做一番大事吗？”田忌不知所以。孙膑说：“将军最好不要解除武装返回齐国，而是让那些疲惫老弱的士兵来把守住主地。主地的道路狭窄，车辆只能依次通行，碰撞摩擦而过。如果让那些疲惫老弱的士兵把守住主地，定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然后将军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只需轻车战马就可以直冲齐国首都临淄的雍门。如此，齐国的大权就可以由将军掌握决定了，那时候邹忌必定出逃，否则将军有可能不能安全的返回齐国。”但田忌没有听从孙膑的劝告。
　　后来邹忌派公孙阅令人携带重金招摇过市，找人占卜，自我介绍道：“我是田忌将军的臣属，如今将军三战三胜，名震天下，现在欲图大事，麻烦你占卜一下，看看吉凶如何？”卜卦的人刚走，公孙阅就派人逮捕占卜的人，在齐威王面前验证这番话。田忌闻讯后大为恐慌，被迫出奔至楚国，后被楚宣王封于江南。孙膑这时也随田忌来到楚国，有可能一起去了田忌在江南的封地，与弟子潜心著述。《孙膑兵法》的大部分篇章，可能是在楚国完成的。齐宣王继位后得知田忌被陷害，将田忌召回国内官复原职，而孙膑也于此时返回齐国。《太平御览》记载孙膑曾为齐宣王献上收服燕、赵两国来对抗秦国的计策。后孙膑返回故地乐安颐养天年。辞官隐居后的孙膑开始著书和教学，结合理论与实践，整理出《孙膑兵法十六篇》传世。
　　而班固的《汉书》和曾巩的《战国策序》却记载孙膑不得善终。孙膑有子孙胜，字国辅，担任秦国将领。据记载，三国时期的东吴孙氏家族就是孙武、孙膑的后代。

纪念

孙膑墓
　　孙膑墓位于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箕山镇孙花园村东北500米的向阳河东岸。1990年，在此地出土了明嘉靖三十七年重修亿城寺的墓碑一块，上刻有“膑墓址深邃”，经考证确定孙膑墓址在此。经孙氏族人重建，孙膑墓占地600平方米，其中墓丘直径4米，封土高3米，立有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

孙膑拳
　　孙膑拳是广布于山东省境内的一种外家拳术，始创于晚清时期，由于习练者多穿长袖衣服，人称“长袖拳”；又因打拳时动作开合张显，又称之为“大架拳”。但孙膑拳是否为孙膑所创所传，已无从考证。2011年，孙膑拳被列为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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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县，一说山东省曹县东北）人。吴起一生历侍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仕鲁时曾击退齐国的入侵；仕魏时屡次破秦，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成就魏文侯的霸业；仕楚时主持改革，史称“吴起变法”，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攻杀吴起。后世把他和孙武并称为“孙吴”，《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生平

早年经历

吴起出生于家有千金的富足家庭，早年在外求官不成，耗尽全部家产。同乡邻里的人笑话他，他就杀掉三十多个讥笑自己的人，从东门逃出卫国。吴起和母亲诀别时，咬着自己的胳膊狠狠地说：“我吴起如果做不了卿相，就绝不再回卫国。”后来吴起拜曾参之子曾申为师，学习儒术。吴起的母亲病逝，他没有回家奔丧，曾申恼怒吴起不孝，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于是弃儒学兵，侍奉于鲁国季孙氏门下。

侍奉鲁君

公元前412年，齐宣公发兵攻打鲁国的莒县和安阳。鲁穆公想任用吴起为将，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穆公对他有所怀疑。吴起渴望成就功名，于是杀掉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偏向齐国。鲁穆公任命吴起为将，率军大败齐军。取胜后的吴起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有人在鲁穆公面前中伤吴起说：“吴起是个猜疑残忍的人，早年杀死乡人，又因为不孝被曾申逐出师门，君上对他有所怀疑的时候他就杀死自己的妻子。况且鲁国是个小国，一旦有了战胜国的名声，就会招致各国的攻打。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君上重用吴起，就等于抛弃了卫国。”鲁穆公于是对吴起产生了怀疑，免去了吴起的官职。而吴起的主公季孙氏也因懈怠宾客被杀，经人劝说，吴起离开鲁国投奔魏国。

投奔魏国

吴起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要前去投奔。魏文侯向大臣李悝询问吴起为人如何，李悝说：“吴起贪慕功名而且好色，但是用兵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魏文侯于是任命吴起为将军，辅佐乐羊攻打中山国。

吴起担任将领期间，跟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亲自背负捆扎好的粮食和士兵们同甘共苦。有个士兵生了恶性毒疮，吴起替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放声大哭。有人说：“你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将军亲自替他吸吮脓液，你怎么还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当年吴将军替我丈夫吸吮毒疮，他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死在敌人手里。如今吴将军又替我儿子吸吮毒疮，我不知道他会死在什么地方，因此我才哭啊。”

大破秦军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元里并筑城。次年，吴起再次率军攻打秦国，一直打到郑县，攻克洛阴、郃阳并筑城。4-1而秦国只能退守至洛水，沿河修建防御工事，并筑重泉城加以防守。在与秦军作战期间，吴起从不自视比普通士卒高人一等，夜晚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埂上，用树叶遮盖身体来躲避霜露的侵袭。这样加上前412年被公子击占领的繁庞，魏国全部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并在此设立西河郡。经翟璜推荐，由吴起担任首任郡守。

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向子夏学习儒家思想，并改革魏国兵制，创立武卒制。吴起规定凡是能够身着全副甲胄，执12石之弩，背负箭矢50个，荷戈带剑，携三日口粮，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可入选为武卒，免除其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租税。武卒经过吴起的严格训练，成为魏国的精锐之师。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为抵御秦国的进攻，修筑了吴城。据《吴子兵法》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率兵南征北战，为魏国夺取土地千里。期间共与诸侯军队大战76次，大胜64次，其余不分胜负。

谈论政事

魏文侯死后，吴起侍奉他的儿子魏武侯。有一次魏武侯和大臣们乘船在西河郡巡视，魏武侯感叹道：“河山这样的险峻，边防难道不是很坚固吗？”大臣王错 在旁边附和道：“这就是魏国强大的原因。如果您再修明政治，那么我们魏国称霸天下的条件就具备了。”吴起回答说：“我们君侯的话，是亡国的论调，你又来附和，这就更加危险了。”魏武侯气愤地说：“你这话是什么道理？”吴起回答说：“河山的险固是不能依靠的，霸业也从来不因为山河的险固而产生。过去三苗居住的地方，左有彭蠡湖，右有洞庭湖，岐山居北面，衡山处南面。虽然有这些天险倚仗，可是政事治理不好，结果大禹流放了他们。夏桀的国家，左面是天门山的北麓，右边是天溪山的南边，庐山和峄山在二山北部，伊水、洛水流经它的南面。有这样的天险，但是没有治理好国政，结果被商汤击败了。殷纣王的国家，左边有孟门山，右边有漳水和滏水，面对着黄河，背靠着山。虽有这样的天险，然而国家治理不好，遭到周武王的讨伐。再说您曾经亲自率领我们占领、攻陷了多少城邑，那些城的城墙不是不高，敌兵不是不多，然而能够攻破它们，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政治腐败的缘故吗？由此看来，依靠河山险固，怎么能够成就霸业呢？”魏武侯十分赞同吴起的观点，说：“我今天才听到圣人的言论啊，河西政事都委托给你了。”

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威信很高。魏武侯继位后，魏国国相一职空缺，许多人都认为吴起能够顺利当选，但最终魏武侯任命田文为国相。吴起很不高兴，对田文说：“我与您比一下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率三军，让士兵乐意为国死战，敌国不敢图谋侵犯魏国，您能和我比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管理文武百官，让百姓亲附，充实国库的储备，您能和我比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拒守西河郡让秦国的军队不敢向东侵犯，让韩国、赵国都服从归顺，您能和我比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这几方面您都不如我，可是您的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什么道理呢？”田文说：“国君还年轻，国人疑虑不安，大臣不亲附，百姓不信任，在这个时候，是把政事托付给您呢，还是应当托付给我？”吴起沉默了许久，然后说：“应该托付给您啊。”田文说：“这就是我的官位比您高的原因啊。”

阴晋之战

魏武侯曾按照吴起的建议在庙堂设宴宴请士大夫，席间设三排座位，立上等功者坐前排，用上等酒席和贵重餐具；次等功者坐中排，酒席、餐具比上等功差些；无功者坐后排，只有酒席，没有贵重餐具。宴会后又在庙堂门外按功劳大小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对于死难将士的家属，则每年派使者慰问，抚恤他们的父母。

此措施实行三年后，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阴晋。魏国的士卒得知这一消息，不等待官吏的命令自动穿戴盔甲准备抗敌的达数以万计。吴起亲自率领其中没有立过军功的五万人，外加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大败秦军。

公元前387年，魏武侯以吴起为将，率军讨伐齐国至灵丘。

投奔楚国

田文死后，公叔出任国相。公叔非常畏惧吴起的才能，他的仆人向他建议说：“吴起为人有骨气又重视名誉声望。您可以对魏武侯说您的国土太小，容纳不了吴起这样的人才。当魏武侯问您怎么办时，您就建议魏武侯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吴起，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就一定会迎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下来的打算，就一定会推辞。然后您找个机会请吴起到家里来做客，在宴会中故意惹公主发怒，当她当面羞辱您，吴起看到公主这样羞辱您，就肯定不会娶公主了。”公叔采纳了他的建议，吴起见到公主如此羞辱国相，婉言谢绝了魏武侯联姻的邀请。魏武侯从此不再信任吴起。

王错不断在魏武侯面前进谗言，魏武侯于是派人召唤吴起。吴起行进至岸门时，停下车回头遥望西河郡，眼泪一行行流了下来。他的车夫对他说：“我私下观察您的心志，把舍弃天下看得就像扔掉鞋子一样。如今您离开西河郡，却流下了眼泪，这是什么缘故啊？”吴起擦去眼泪回答说：“你不知道，如果君侯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那么我就可以帮助君侯成就王业。如今君侯却听信小人的馋言不信任我，西河郡被秦国攻取的日子不会久了，魏国从此要削弱了。”吴起于是离开魏国投奔楚国。

吴起变法

吴起投奔楚国后，楚悼王一向仰慕吴起的才能，任命吴起为宛城太守，一年后升任令尹。期间他曾两次巡视至息县，向屈宜臼询问在楚国的为臣之道，但屈宜臼对吴起将要在楚国进行的变法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担任令尹后的吴起在楚国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有：

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民都明白知晓。

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

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

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

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

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

经过吴起变法后的楚国国力强大，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公元前381年，楚国出兵援助赵国，与魏军大战于州西。楚军穿越梁门，驻军林中，饮马于黄河，切断魏国河内郡与首都安邑的联系。赵国借助楚国的攻势，火攻棘蒲，攻克黄城，楚、赵两国大败魏军。0-4诸侯都畏惧楚国的强大，但吴起的变法招致了楚国贵族的怨恨，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惨遭杀害

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攻打吴起。贵族们用箭射伤吴起，吴起拔出箭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将箭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大喊：“群臣叛乱，谋害我王。”贵族们在射杀吴起的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楚国的法律规定伤害国王的尸体属于重罪，将被诛灭三族。楚肃王继位后，命令尹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受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4-4阳城君因参与此事逃奔出国，其封地被没收。吴起的尸身也被处以车裂肢解之刑。7-4吴起死后，他在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

吴起在魏、楚两国军事、内政方面的成就在战国时期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后任魏国国相的公叔痤在浍北之战获胜后主动将战功让给吴起的后人，并称获胜的原因是受“吴起的余教”。与吴起同为卫国人的商鞅，受吴起的影响也很大，如在商鞅变法中的徙木立信和什伍连坐法都是仿效吴起的措施。

军事思想

吴起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吴子兵法》。在《吴子兵法》中，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起更重视政治教化，用道、义、礼、仁治理军队和民众。吴起还从战争起因上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吴起主张兵不在多，要建立一支平时守礼法，战时有威势，前进时锐不可挡，后退时速不可追的军队。建立这样的军队，要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为他们加官进爵，厚待他们的家人，让他们作为军队的骨干。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其发挥各自的特长。要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相互联保，对部众严格管理。采取一人教十人，十人教百人…万人教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让士兵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以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前进有重赏，后退有重罚，赏罚必信。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要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安抚士众、威慑敌军、决断疑难的武将作为军队的主将。

吴起主张要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的地理条件、政治状况、人民习俗、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阵阵法等特点，制定不同的军事策略，为此他针对六国不同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吴起还强调要摸清敌人的部署情况，选择其薄弱环节进行打击，为此他列出了八种不需要占卜吉凶就可出击、六种不需占卜不要与敌作战的情况。吴起还主张用兵要随机应变，为此他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此外，吴起还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评价

吴起是一名文武全才的将领，军事上他拥有卓越统帅能力、先进军事思想，他料敌合变、爱兵如子，吴起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在历朝历代都享有极高的赞誉。此外，吴起作为一名政治家、改革家，通过改革使魏、楚两国富国强兵，他在政治上的贡献也得到广泛赞誉。但是吴起贪恋功名，为取得成功不择手段。他杀妻求将、为子不孝和好色的人格缺陷为这位文武全才的将领增加了人生污点，也成为文人墨客诟病的对象：此外，对于吴起执法严格、不近人情，用兵杀伐无度，造成横尸遍野、生灵涂炭的行为也多有非议。

著述

《汉书·艺文志》兵家权谋论著中记载吴起著有《吴起》48篇。现存《吴子兵法》仅有六篇，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这些篇目。《吴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将《吴子兵法》与《孙子兵法》合称为《孙吴兵法》，北宋时期将《吴子兵法》列入《武经七书》中。

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的成书与吴起有关。最早把吴起同《左传》联系起来的是清代的姚鼐，他认为《左传》并非一人所写，左丘明有草创之功，但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人所为，近代学者童书业赞同这种观点。而钱穆和郭沫若则认为《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这两种观点都尚存争议。

后世纪念

吴起县

吴起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西北邻定边县，东南接志丹县，东北邻靖边县，西南邻甘肃省华池县。1819年，清朝在靖边县首次设立吴起镇。相传战国名将吴起曾在此驻兵戍边，为纪念吴起而命名。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此会师，结束长征。1942年，设立吴起县，后改名吴旗县。2005年10月19日，正式更名为吴起县，属延安市管辖。

吴起县境内建有吴起广场，广场中心树立有吴起雕像。

起台镇

起台镇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境内，相传吴起率兵东征讨伐齐国，曾在此地安营扎寨，筑起高台点将练兵。两军交战在即时吴起忽闻老母病故，悲痛万分。但吴起以国家为重，率兵出战大获全胜。后人为纪念吴起在此筑寺祭祀，名为“吴起台寺”，简称“起台寺”，起台镇由此得名。因历史的原因，起台寺未能完整保留。1773年，起台寺被重建，并在此立碑，现该碑仍树立在起台镇。

后世地位

唐朝开元十九年，唐玄宗为表彰并祭祀历代名将所设置武庙，它以周朝开国丞相、军师吕尚为主祭，以汉朝留侯张良为配享，并以历代名将十人从之，“燕王昌国君乐毅”便是其中之一，同时代被列入“武庙十哲”的只有乐毅、白起而已。及至宋代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吴起。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吴起亦位列其中。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吴起于第八十五回《乐羊子怒餟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中登场。在第八十六回《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中，吴起在鲁穆公手下任职，娶田氏之女为妻。齐国国相田和与田忌、段朋率军攻打鲁国，吴起杀妻取得将位后到达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得到手下的信任。两军对峙时，田和派部下张丑前往吴起营中打探情报，吴起隐藏军中精兵，故意向张丑展示军中老弱病残，并款待张丑说无意与齐国作战，只想求和，让他麻痹大意。张丑回营时，吴起暗中调兵遣将尾随其后，偷袭齐军主营，齐军大败。田和随后命张丑带美女二人、黄金千镒贿赂吴起，又暗地散布吴起受贿通齐的事情。鲁穆公得知后罢免吴起的官职准备治他的罪，吴起逃奔魏国，居住于翟璜的家里，经翟璜推荐后担任西河郡守。秦惠公死后，吴起趁秦国君位动荡之机夺取河西五城。其余描述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基本相同。

此外，还有现代作家孙开泰、孙东以吴起为生平的长篇历史小说《吴起传》。

影视形象

1999年上映的长篇电视剧《东周列国战国篇》中，吴起由张山饰演。此外，吴起还出现在京剧名段《湘江会》、《战春秋》中。

轶事典故

谏魏武侯

魏武侯曾向吴起询问国君继位后第一年称作“元年”的含义，吴起回答说：“元年就是国君必须要行事谨慎。”魏武侯问：“如何行事谨慎？”吴起说：“君主必须端正自身。”魏武侯又问：“君主应当怎样端正自身？”吴起回答说：“君主要明智，心智不明的话有什么办法能端正自身呢？那应当广开言路并从中选择，使自己的心智聪明。古代的君主一开始处理国政时，士大夫如有进言、士人如有请见、百姓如有请求，君主一定会满足他们，公族如果有人来请安问候一定接见他们，四方有人来投奔都不拒绝，这算是君主言路不受堵塞、双眼不受蒙蔽的方法；君主分赏俸禄必须要周到，使用刑罚必须要恰当，一定要宅心仁厚，时常惦记着百姓的利益，消除百姓的祸患，这样就不会失去民心；君主自身的作风要正派，亲信的大臣必须亲自挑选任用，大夫不能兼任其他的职务，管理百姓的权力不能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这样君主就不会失去权力，这都是《春秋》中的嘱托，也是君主继位后第一年必须要做的大事。”

魏武侯处理政事得当，大臣中没有谁能比得上他。魏武侯退朝后面带喜色，吴起上前对他说：“有人曾把楚庄王的话告诉过您吗？”魏武侯问：“楚庄王是怎么说的？”吴起回答说：“楚庄王处理政事得当，大臣中没有谁能比得上他，退朝后他面带忧色。申公巫臣上前询问其原因，楚庄王说：‘我处理政事得当，大臣中没有谁能比得上我，我深感忧虑。忧虑的原因就在仲虺的话中，他说过：“诸侯中能得到师傅的可称王得天下，得到朋友的可称霸诸侯，得到提出疑问的人的能够保全国家，自行谋划而没有谁能比得上的会灭亡。”现在凭我这样的本事，大臣中没有谁能比得上我，我的国家将要灭亡了！因此我深感忧虑。’楚庄王因此而忧虑，而您却因此而高兴。”魏武侯后退了几步，拱手向吴起拜了两次说：“是上天派先生来挽救我的过错啊。”

吴起攻亭

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岗亭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岗亭会对魏国的种田人造成很大危害，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然后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争抢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岗亭，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岗亭攻占了。

吴起守信

吴起出门遇见一位老朋友，便邀请他来家里用餐。这位老朋友让吴起先回家等他，说他过一会就去。吴起说：“那我等您来了再吃。”这人到黄昏都没有来，吴起也不吃饭，就等着他。第二天早上，吴起派人去请这位老朋友。直到这位老朋友来了，吴起才和他一起吃饭。

吴起休妻

吴起让他妻子织一条丝带，结果长度比他要求的短了一些。吴起让她去改一下，他妻子答应了。等到织好了又量了量，还是不符合吴起的要求。吴起非常生气，他妻子回答说：“我开始织的时候就把线定好了，不能再改了。”吴起于是休掉了妻子。吴起的妻子向她哥哥求助，她哥哥说：“吴起是制定法令的人，他制定法令，是想为大国建立功业。他的法令必须先要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兑现，然后才能推行下去，你不要指望再回去了。”吴起妻子的弟弟后来被卫国国君重用，想凭着自己的身份去求吴起与其姐复婚。吴起没有答应，反而离开了卫国。

另一种说法：吴起把织好的丝带拿给他妻子看后让她织条一模一样的，等到丝带织成后一经比较，新织的那条特别好。吴起说：“让你织条丝带，要求像那条一样。这条织得特别好，是什么原因？”他妻子说；“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只是我多下了些工夫，所以织的更好。”吴起说：“这不是我的吩咐。”于是让妻子穿好衣服，把她休回了娘家。她的父亲前去求情，吴起说：“我在家从来不说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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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代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纪念建筑

商鞅墓

商鞅墓，又名商君墓。商鞅被车裂后，法家的后学者收殓商鞅的遗骨准备偷运回商鞅故里卫国安葬，在黄河德丰渡口被秦国守军截获，当地百姓与守军便将商鞅遗骨草草埋葬于附近的秦驿山之下，后来法家的后学者寻访至此为商鞅立了墓碑。上书“商君之墓”。商君墓位于今陕西省合阳县城东23公里处的洽川镇风景名胜区秦驿山脚下，墓高三米多，直径十余米。1970年解放军某部在此修建营房时将商君墓夷为平地。

商鞅广场

商洛市（因出土有带有“商”字的瓦当，确认系公元前340年秦封给商鞅的封邑）最大的广场——商鞅广场，坐落于广场中心的大型主题性城市雕塑“商鞅”也成为该市的标志性雕塑。

广场中心的商鞅雕塑高9米，“商鞅”左手持简，身佩宝剑，刚毅果决，庄严威峻，雕塑背后是一堵总长33.8米的浮雕文化墙，主要讲述商鞅变法前后的历史风云。

生平

早年生活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他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投奔秦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当时黄河和崤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酝酿变法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施展变法

颁布垦草令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现代解释错误，应该解释为鼓励商）、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变法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

第二次变法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方略。

河西之战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继位后，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秦孝公则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歼灭守军七千人并占领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此战为秦孝公时期收复失地的序幕，商鞅作为收复河西失地的主将，在战争中显示了他的军事及外交才能。而秦国也在经过了两次变法后国力逐渐强大。

安邑固阳之战

公元前353年，赵成侯派使者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派兵分两路救援赵国，一路齐军与宋国景㪨、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同年，魏军主力攻破赵国首都邯郸，但在桂陵之战被另一路由田忌、孙膑所率领的齐国军队击败。楚宣王也派大将景舍率兵救援赵国，夺取了魏国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秦孝公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于公元前352年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兵长驱直入，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魏惠王急忙派军队在上郡要地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以东修建崤山长城（东南起崤山，西北至黄河）来阻止秦军的进攻。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

西鄙之战

公元前341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同年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赴会时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时魏惠王说：“寡人真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商鞅因战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诬告被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惠文君派兵攻打，结果商鞅失败战亡。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君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族。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

影响

法家思想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

独立思想

商鞅独立的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商鞅于第八十七回《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登场， 前期经历与《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差别不大。在第八十九回《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中，秦孝公以商鞅为主将、公子少官为副将带兵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在吴城（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吴城镇）对峙。商鞅派使者送信，欺骗公子卬前来赴会。公子卬在宴会中被商鞅埋伏的猛士乌获所俘。商鞅命军士押解公子卬回秦国，又命任鄙、乌获带领公子卬的部下赚开城门，占领吴城。魏惠王被迫献河西之地求和，公子卬最后投降秦国。秦孝公死后，商鞅自认为是前朝重臣，居功自傲。公子虔、公孙贾及甘龙、杜挚因旧怨诬陷商鞅谋反，秦惠文君大怒，命公孙贾率兵三千捉拿商鞅，百姓因商鞅执法严酷而记恨商鞅，都随之追赶。商鞅逃亡途中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而不能投宿旅店，转而逃至魏国。魏惠王怨恨商鞅用欺骗的手段俘虏公子卬、击败魏军，将其驱逐回秦国。商鞅回到秦国后被公孙贾捉住，秦惠文君历数其罪后将商鞅五牛分尸，百姓争吃其肉。

此外还有多部以商鞅为主人公，以他的生平为原型的长篇历史小说，如现代作家江来、肖芬的《商鞅》以及孙皓晖的《大秦帝国 第一部 黑色裂变》。

影视形象

商鞅作为影视形象多次出现在电视剧、京剧、话剧等影视作品中。1999年上映的长篇电视剧《东周列国战国篇》中，商鞅由温海波饰演。2009年首播的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中，商鞅作为本剧的主人公，由王志飞饰演。此外，商鞅还出现在京剧剧目《兴秦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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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况即荀子（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汉族，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县）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说”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后世评论

思想家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是说，不应该由自然主宰人，而应该由人来主宰自然，同时也应顺应自然规律；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文学家兼教育家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思想观点

与孔孟比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荀子思想虽然与孔子、孟子思想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有其独特见解，自成一说。荀子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主要观点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明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

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殷商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价值化。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

1.天道自然的思想

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见于他的《天论》一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做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

2.“天行有常”的思想

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

3.“天人相分”的思想

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

4.“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

1.“人之性恶”——一自然资质为性的性恶论

荀子最主要的努力是确认人在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在道德修养方面，作为前提与起点的，是荀子主张的性恶论。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而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6]。其实质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

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2.“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荀子认为，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是不会为善的。对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命题。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其则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善的，而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3.“化性起伪”的性恶论的意义与目的

性恶论的价值在于：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从人的实然层面来看待人性；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进而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

性恶论的限制在于：从性恶出发，固然可说明礼乐教化之“伪”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否认了人的道德先验性，圣人治礼作乐的“化性起伪”的教化行为就失去了坚实的存有论根据。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会道德之恶，没有真实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恶性”之间具有人的意识的造作性。如此将使社会性的“恶行”具有自然存有论根基，以至于“恶”成为了价值的合理性行为。性恶论使人性的超越幅度丧失殆尽，人完全成为社会宗法等级的奴隶。

性恶论的目的：性恶，或性善，对儒家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价值仅仅在于如此的人性论奠基可以为现实社会的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

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

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末年贵族和平民依血缘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还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荀子学说有浓重的知识化、工具化的倾向，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荀子讲成圣，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

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天下皆出于治”，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不过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识论重组了这种外王学。

1.“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

以往的儒家学者都曾建筑过自己的外王学，而且大都把这种外王学的正当性诉诸于天道、天命，很少有人能够从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证明自己的外王学。荀子的经验知识的立场使他得以面对现实，回到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

荀子注意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且得以优异于动物的地方，是人能群，即人能组织社会。而人所以能“群”者，在于“分”。 “分”即是建立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将社会协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面对自然、战胜自然。“分”是组织社会的根本法则。而“分莫大于礼”。通过圣人的治礼作乐，将社会分为上下有序的等级，以解决基于物欲的争斗。“分”的标准就在于“礼义”，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关于分靠什么维系，荀子有两个说法：一是“分何以能行？曰：义”。一是“分莫大于礼”。显然前一种说法侧重于道德教化；后一种说法则侧重于礼法制度。

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论出发，荀子提出了“名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以论证礼乐教化之必要性。

2.“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隆礼重法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其含义两点：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成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未爆杂用的先河。

3.厚古薄今的“法后王”说

荀子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古薄今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法后王，一制度”即是把一切都纳入新兴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制度与范围上来。

“虚壹而静”的认识论

1.“天官薄类”和“心有征知”：立足于经验的认识发展阶段

依据其自然主义思想，建立自己的认识论。在他看来所谓“知”就是主观与客观有所合。“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认识就在于以“人之治”和“物之理”。他将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缘天官”、或“天官意物”：“天官”就是人的感觉器官。在这一阶段人首先依靠感觉器官来把握事物。第二阶段，“心有征知”：荀子把思维器官称为“天君”或“心”，其功能为“征知”。“征知”就是对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析和验证，形成概念和判断。

2.“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

荀子认为人在认识上的最大隐患在于“蔽于一曲而訚于大理”，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需要“解蔽”。而“解蔽”的方法就是靠“心”的“虚壹而静”。所谓“虚”就是不让以有的知识妨碍即将接受的新知。心能同时兼知两物，如果能做到使两物不互相妨碍以影响认识，谓之“壹”。不以混乱的胡思乱想淆乱正常的认识就是“静”。即要在认识中排除干扰、精力专一、发挥思维的能动性。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叫“大清明”，这是认识的最高状态。

3.“学至于行之而止”的知行观

在知行观上，荀子提出“学至于行之而止”的命题。他认为认知的落脚点在于“行”，“行”不仅是知的来源，也是知的目的。但荀子的所谓行，不可作社会实践理解，而是指人的道德行为。因而所谓“学至于行”，也就是“学至于礼”，让主观的道德行为符合现实的社会道德规范，最终达到“德之极”的地步。

4.“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

对名实关系，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的思想，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所以有名”，即制名的必要性：“明贵贱”、“辨同异”、统一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秩序。“明贵贱”是指伦理和政治上的正名，使贵贱有等，亲疏有别。“辨同异”，是由伦理的正名发展到逻辑和法律的正名，要区别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野和各种等级称谓。“所缘以同异”，即名称同异的根据：“缘天官”，使同类同情者，共约其名以相期。“制名之枢要”，即制名的原则：“同实同名”、“异实异名”、二者一致则用“共名”的原则，以及“约定俗成”、“稽实定数”的原则。

儒学地位

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

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生平

荀子，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赵国猗氏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且“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改称孙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荀子于五十年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在此期间，他曾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

游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 子于五十岁，因为荀子受历代学者的抨击，其注者不多。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

帝术

《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籍贯考证

关于荀况的出生地，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荀况是赵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战国末期，赵国的疆域纵横两千里，荀子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致于荀子成为历史名人中极少见的只有“国籍”，没有“故籍”、“户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山西新绛说

荀子祖籍古苟国。现今新绛县北之席村，原称荀城，即古荀国之都城。春秋时期荀国被晋国所灭。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绛州一带本属魏国。但因秦、赵、魏之间的战争，国境线犬牙交错，时有变化。绛州一带曾属赵国。临近的稷山县廉城，相传即赵国大将廉颇屯兵之地。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与孟子合写列传时，称荀子为赵国人。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于荀子的传说。

山西安泽说

学者研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郡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政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因此荀子故里，只可能是弃韩归赵后的位于山西南部的安泽。

荀子名况，相传战国时期出生在绛州。

河北邯郸说

这种意见认为以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信。《史记》把荀子称“赵人”，而没有称“赵国人”。赵国在战国时期的疆域很大，包括河北、山西大部，还有内蒙、山东、河南的一部分。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史学家，他既然不称荀子为“赵国人”，只称荀子为“赵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解释，“赵人”只可以解释为邯郸人。因为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只有邯郸才可以称“赵”，其它的地方是不能够称“赵”的。

详情请参阅著名荀子研究专家刘志轩先生的《荀子籍贯考辨》。

墓园

荀子墓位于临沂市苍山县兰陵镇东南一公里处，黄土堆积的坟丘。东西长10米，南北宽8米，东西两端高7米，中间高3米，上面遍布刺槐，墓前有石碑两块：一是清道光二十一年立，碑额篆书为“补建荀子墓碑”，碑文及署名已不清；另一块是光绪三十年山东巡抚周馥立的，上刻“楚兰陵令荀卿之墓”。1976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如今，当地政府投入巨资，墓地已建成为大型仿古式陵园。

相关雕像

如今在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修建有纪念一代儒学家荀子的荀子文化园，山顶矗立着大儒的雕像，俯瞰着这片赋予了他生命的热土和汲取了甘甜乳汁的沁河。

荀子雕像底座8米，象征全县8万人民之深情，像高19.67米，寓县域面积1967平方公里之广义，托起荀子这位令故里人永世引以为骄的时代超人。园林专家提供的信息说，如此高大的花岗岩雕像当数全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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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戚，春秋卫惠公（公元前686年-前669年在位）时人，姬姓，甯氏，名戚，是现代甯姓始祖，春秋莱棠邑（今青岛平度）人，卫国（今河南境内）人，早年怀经世济民之才而不得志。齐桓公二十八年（前685）拜为大夫。后长期任齐国大司田，为齐桓公主要辅佐者之一。甯戚出生于卫国乡下的贫困家庭，后来齐国齐桓公的大臣，与管仲、隰朋、宾胥无、鲍叔五人皆为齐桓公功臣，在齐桓公称霸中起到重要作用。"生平

甯戚，春秋时齐国大夫。其籍贯说法不一，道光《平度州志》认为：“甯戚，莱之棠邑人”。《管子》《吕氏春秋》《史记》则认为：“甯戚，卫人”。

甯戚出身微贱，早年怀才不遇，曾为人挽车喂牛。直到有一天得遇慧眼识英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齐桓公和管仲，才被齐桓公举火授爵，拜为大夫，后又官授大司田，分管齐国农业，成为齐桓公的股肱之臣，与管仲、鲍叔牙等一起辅佐齐桓公建立了“九和诸侯，一匡天下”的赫赫霸业，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甯戚：生卒年不详，卫国人，早年怀经世济民之才而不得志。齐桓公二十八年拜为大夫。后长期任齐国大司田，为齐桓公主要辅佐者之一。

公元前685年起，在40多年间，齐桓公推行招贤纳士，锐意求治的建国方略，任用管仲为相，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赏识并重用甯戚，是齐桓公高明的人才政策的典型例子。

甯戚获悉齐桓公重人才，有抱负，便决心投靠齐国，以便有一番作为。他不畏艰难，来到临淄，自我推荐，击牛角高歌，令齐桓公和管仲都注意到这是一个气度不凡、抱负不凡的人物。

齐桓公求贤若渴，慧眼识才，一经交谈便认定甯戚是难得的人才，他不重出身，不论资历，不计较小节，注重大节，力排众议，擢用甯戚。

杰出的政治家管仲也十分推重甯戚，帮助齐桓公用好甯戚之长。他建议立甯戚为大司田主管农业的官员，他认为甯戚是有才能的农业专家，自己不如甯戚。甯戚由此负责齐国的农业生产，主持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并兴渔盐之利。奖励垦荒，薄取租赋，齐国很快富裕强盛起来。

甯戚仕齐期间，经常到齐国东部活动，组织民众发展农耕，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辞世后他被人们安葬在胶水东岸。

甯戚著有《相牛经》1卷，为中国最早畜牧专著，对促进齐国农牧业发展产生一定作用。

甯戚，仁途屡遭磨难，能由一个放牛青年走向参与国政的高位，得益于自作的《甯戚饭牛歌》：

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尺半。

生不逢尧与舜禅，短褐单衣才至骭。

从昏饭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这首著名的《甯戚饭牛歌》真实地表现出了怀才不遇之士自求用世的复杂心态。甯戚放牛的史实，至今在李园街道办事处柳行头村存有“甯戚大夫饭牛处”的石碑的佐证。据《东周列国志》载，周厘王二年春，齐王国攻打宋国，齐桓公先派管仲率一部分军队出发。一天，军队到峱山，管仲见一放牛青年冲他疾击牛角高歌，气质非凡，即派侍从把他招来，管仲问其姓名，答曰：“卫国百姓，姓甯名戚”。管仲叩其所学，甯戚对答如流。管仲叹道：“豪杰辱于泥涂，不遇汲引，何以自显？我国国君大部队在后，不过几日到此，我写封信你去拜见国君，必当重用。”数日后，齐桓公大军到此，甯戚又唱起《甯戚饭牛歌》。齐桓公闻听此歌甚感惊奇，派人将甯戚叫至跟前，问其姓名后，桓公说：“寡人率领诸侯征战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草木沾春，舜日尧天不过如此，你说不逢尧舜，又说‘长夜不旦’，你是放牛的为何要讽刺朝政？”甯戚据理争辩，有些言辞冒犯齐桓公。桓公大怒，命令斩首。甯戚面不改色，仰天叹道：“桀杀龙逢，纣杀比干，今甯戚为第三个！”这时身边大臣隰朋上奏说：“此人见势不趋，见威不惕，非寻常放牛的。”桓公转念一想，怒气顿消，对甯戚说：“寡人聊以试子，子诚佳士”。这时，甯戚从怀里拿出管仲的亲笔信，桓公阅后说：“既有管仲的书信，为何不早呈上？”甯戚说：“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君如恶直好谀，以怒气加臣，臣宁死也不自荐”。桓公听后非常高兴，即拜甯戚为大夫，与管仲同参国政。甯戚不负厚望，屡建战功。后又长期任大司田。他管理农事，奖励垦种，薄取租赋，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并著有《相牛经》一卷。他仕途四十余年，对齐桓公完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起了重要作用。

“甯戚饭牛”

春秋时，卫人甯戚欲求见齐桓公；惜因家贫，缺少盘缠，只得为商贾趋赶牛车。数经辗转，终得抵达齐国。当他夜宿于城门外之际，正逢桓公出迎宾客。甯戚站在车旁喂牛，远远望见桓公，登时百感交集，于是乎，便敲击牛角，高歌抒怀。桓公听见歌曲的内容，明白甯戚并非寻常百姓，遂延请他入城，聘为丞相。亦作“宁戚饭牛”。

《吕氏春秋·离俗览》载：甯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於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於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甯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甯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听必有以矣，今听而不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桓公得之矣。[3]

历史影响

栋梁，楷模

甯戚仕齐四十年，官至大司田，工作可谓是兢兢业业、政绩突出，从而被齐桓公誉为“齐国之栋梁，君臣之楷模”。就连管仲也对其极为器重和佩服。现举几例佐之。一是他凭借一身胆魄和浩然正气，只身入宋国，凭三寸不烂之舌和雄辩之才，说服宋公，不战而胜宋国，使宋国归于齐国麾下，初次使齐国朝野对其刮目相看。二是他利用齐国冶铁业发达的优势，推广使用铁铧犁，结束了齐国木犁人耕时代，进入铁犁牛耕时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三是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管仲制定的相地衰征大计，使齐国农业连年大丰收。他上任大司田不到一个月，就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管仲的相地衰征政策进行补充修正，在荣辱柱上重新颁布；另一件是严惩大奴隶主伯氏抗税不交，使相地衰征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四是他心系百姓，生活简朴。身为大司田，他上求乞于天地风雨诸神，下体察于黎民百姓之间，齐国的庄稼地里，到处是他的身影。他谢绝了齐桓公和管仲为他建造的豪华府第，甘愿栖身简陋的茅屋，和周围百姓的茅舍一模一样。五是齐桓公和管仲带兵外出伐山戎，讨蛮楚，镇西狄，威东夷的时候，总是将国政委于宁戚，而甯戚总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解除了齐桓公和管仲在前方带兵打仗的后顾之忧。无怪乎甯戚死后，管仲就像是塌了半边天，痛惜得整日恍惚，不停地让爱妾婧为他弹奏甯戚的《浩浩白水》。

齐桓公重用甯戚

公元前685年起，在40多年间，齐桓公推行招贤纳士，锐意求治的建国方略，任用管仲为相，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赏识并重用甯戚，是齐桓公高明的人才政策的典型例子。

齐桓公求贤若渴，慧眼识才，一经交谈便认定宁戚是难得的人才，他不重出身，不论资历，不计较小节，注重大节，力排众议，擢用甯戚。
杰出的政治家管仲也十分推重甯戚，帮助齐桓公用好宁戚之长。他建议立甯戚为大司田主管农业的官员，他认为甯戚是有才能的农业专家，自己不如甯戚。甯戚由此负责齐国的农业生产，主持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并兴渔盐之利。奖励垦荒，薄取租赋，齐国很快富裕强盛起来。

促进农牧业发展

甯戚仕齐期间，经常到齐国东部活动，组织民众发展农耕，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辞世后他被人们安葬在胶水东岸。

后世影响

著作

甯戚著有《相牛经》1卷，为中国最早畜牧专著，对促进齐国农牧业发展产生一定作用。

宁戚相牛

古有伯乐相马，也有甯戚相牛。人们往往对伯乐相马的故事津津乐道，而对甯戚相牛的故事知之甚少。实际上，由于长期管理农事，甯戚著有《相牛经》一卷，后传给了百里奚，而使穷百里秦国饲牛拜相。应该说，甯戚对牛是情有独钟的，他喂过牛，仕齐后又大力推行牛耕代替人耕技术，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发展。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就有“从昏饭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甯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齐国丰富的养牛经验，带动了养牛业的发展。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打破燕军，足见当时平度养牛业的发达。

后人评价

甯戚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历代文人墨客对其称颂颇多。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以该辅。”把他辅佐齐桓公和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相提并论。屈原的弟子宋玉在《九辩》中写道：“甯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无伯乐之善相兮，今使乎誉之。”赞扬了齐桓公对甯戚的识才用才。唐代诗人李白在《秋浦歌》第七首中写道：“醉上山公马，寒歌甯戚牛。空吟白石烂，泪满黑貂裘。”“白石烂”就是甯戚在不得志时，抓住齐桓公出行的机会，叩牛角而歌时的歌词。《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对甯戚饭牛叩角而歌更是作了生动的记述。

甯冢双松

据《管子》记载，甯戚在齐国的活动多在齐国的东部。如齐桓公和管仲为解决商贾放债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曾委派四位重臣分赴各地调查研究，派到东方的就是甯戚，他当时很可能是分管齐国东部地区政务的。他长期在胶水一带组织开垦土地，发展农耕，使得莱国百姓纷纷来降，并得到了妥善安置。甯戚因此深受胶水以东百姓的爱戴，所以甯戚死后葬在胶水东岸而不归葬临淄，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甯戚的墓称为甯冢，冢体很大，位于一小山顶上，高15米，直径70米，当地百姓称其为“冢顶”，冢的周围形成了三个自然村，分别为冢东、冢前和冢西。清代时，冢上有两株大蟠松，为平度旧八景之一——宁冢双松。1984年，甯戚冢被列为青岛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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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忌(约前188-前105）西汉辞赋家。会稽吴（今苏州吴县）人。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名严忌，与邹阳、枚乘等唱和，是梁孝王门下著名辞赋家。作品仅存哀时命一篇。 此赋感叹屈原生不逢时，空怀壮志而不得伸。是咏屈赋中的佳品。此赋纯属骚体，保持了由贾谊开创的西汉早期骚赋所具有的特点。感情真挚，篇幅短小精悍，是咏屈赋中的佳品。

公羊高，旧题《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战国时齐国人。相传是子夏（卜商）的弟子，治《春秋》，传于公羊平。《春秋公羊传》最初仅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及齐人胡母生，才“著于竹帛”，流传于世。《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着重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史事记载较简略。

谷梁赤，战国经学家。名或作喜、寘、俶，字子始，山东省菏泽定陶人。相传为子夏弟子。治《春秋》，初仅口说流传，至谷梁赤，为《春秋》残亡，多所遗失，乃为经作传，称《春秋谷梁传》。"概述

谷梁赤是子夏的学生，子夏晚年居家著书授业，离谷庄颇近。后谷梁学成，封鲁为吏，著书立说。 其直系后人当在曲阜一带。到汉初刘邦祭孔时，申请回原曹国故里棠林坡一带，子孙以衍数万。其说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至西汉时才写成《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亦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为今文经学派著作，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近，以问答形式解经，侧重传《春秋》之“义理”，持论比《公羊传》平正，是研究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评析

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云：“谷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传，故曰《谷梁传》。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 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公羊传》、《谷梁传》用隶书写成，都是今文学派的。但《经学概论》却云：“近人崔适《春秋复始》认为《谷梁传》是古文学，且为刘歆之伪作。我认为《谷梁传》决非刘歆所能伪造，此书原为古文，后改成今文。 有人认为《谷梁传》成书于景帝时写定的《公羊传》之后。谓《谷梁传》成于《公羊传》之后，无可争辩；但《谷梁传》并非成书于景帝之后的武帝之时。”

“有些学者认为无论公羊高或者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只借以自重罢了。这一论断，我们认为是比较可信的。”“盖自孔子传授《春秋经》之后，其弟子凭自己所接受到的一些知识并掺和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各自口说流传，弟子再传弟子，辗转口传，至于若干年后才著于竹帛，沿传至今。至于公、谷二传中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之处，我们认为这也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历代传授《春秋》的经师，他们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二传在成书过程中必然会兼收各自在传授中的一些见解和主张。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其中就有一些对《春秋经》文解释的不同之处，甚至有些还利用解释《经》文而相互攻击。” 《经学概论》云：“《谷梁传》汉宣帝时立与学官，但东汉以来《谷梁》学不及《左传》与《公羊》二传盛行。汉魏以来治《谷梁》学的有尹更始、唐固、廉信、徐邈等十余家。东晋时，范宁辑汉、魏、晋十余家旧说，撰《谷梁集解》，诸家旧说皆废。唐代杨士勋以范宁《集解》为主，撰《谷梁义疏》。清代以钟文烝《谷梁补注》较为详明。”

影响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 “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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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1-3] 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书成之日，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此为“一字千金”。后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担心被诛杀，于是饮鸩自尽。"生平

奇货可居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公元前267年，悼太子死在魏国，运回国葬在芷阳。到了公元前265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子楚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对子楚也不以礼相待。

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孙子，在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子楚后非常喜欢，说：“子楚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

于是他就前去拜访子楚，对他游说道：“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子楚心知吕不韦所言之意，就拉他坐在一起深谈。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一个。现在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行中间，不受秦王宠幸，长期被留在赵国当人质，即使是秦王死去，安国君继位为王，你也不要指望同你长兄和早晚都在秦王身边的其他兄弟们争太子之位啦。”子楚说：“是这样，但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你很贫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么来献给亲长，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但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太子。”子楚于是叩头拜谢道：“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协助子楚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西去秦国游说，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和姐姐，把带来的东西统统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子楚把夫人看成亲母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

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假使等到容貌衰竭，宠爱失去后，虽然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子楚贤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自己就会主动依附于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啦。”

华阳夫人听了认为是这样，就趁安国君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非常有才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答应了，就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都送好多礼物给子楚，而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因此子楚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吕不韦选取了一姿色非常漂亮而又善于跳舞的邯郸女子一起同居，直到她怀了孕。子楚有一次和吕不韦一起饮酒，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大量家产，为的借以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后来此女生下儿子名政。子楚就立此姬为夫人。

出任秦相

公元前257年，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子楚。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这才得以顺利回国。赵国又想杀子楚的妻子和儿子，以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人家的女儿，才得以隐藏起来，因此母子二人竟得活命。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赵政回到秦国。

安国君继秦王位，守孝一年后，加冕才三天就突发疾病去世了，谥号为孝文王。子楚继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
公元前249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赵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邦，称他为“仲父”。秦王年纪还小，太后常常和吕不韦私通。吕不韦家有奴仆万人。

一字千金

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被称为“四公子”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名扬四海。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而自己也是堂堂秦国丞相、秦王的仲父，不应该被他们比下去，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吕不韦就命他的食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他还把书的内容写在布匹上，并将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但是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祸乱宫闱

秦王政越来越大了，但赵太后一直淫乱不止。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就暗地寻求了一个阴茎特别大的人嫪毐作为门客，不时让演员歌舞取乐，命嫪毐用他的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使之转动而行，并想法让赵太后知道此事，以此事引诱她。太后听说之后，真的想在暗中占有他。吕不韦就进献嫪毐，假装让人告发他犯下了该受宫刑的罪。吕不韦又暗中对赵太后说：“你可以让嫪毐假装受了宫刑，就可以在供职宫中的人员中得到他。”赵太后就偷偷地送给主持宫刑的官吏许多东西，假装处罚嫪毐，拔掉了他的胡须假充宦官，这就得以侍奉赵太后。赵太后暗和他通奸，特别喜爱他。后来赵太后怀孕在身，恐怕别人知道，假称算卦不吉，需要换一个环境来躲避一下，就迁移到雍地的宫殿中居住。嫪毐一直跟着赵太后，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而太后凡事也都由嫪毐决定。嫪毐的仆人有数千人，希望做官而自愿成为嫪毐门客的，也有上千人。

公元前240年，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去世。孝文王后叫华阳太后，和孝文王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另外单独埋葬在杜原之东，称“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在百年之后，旁边定会有个万户的城邑”。

公元前238年，有人告发嫪毐实际并不是宦官，常常和赵太后淫乱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隐藏起来，还和赵太后密谋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这儿子继位”。于是秦王命法官严查此事，把事情真相全部弄清，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这年九月，把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死，又杀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赵太后迁到雍地居住。

忧惧自尽

秦王想杀掉相国吕不韦，但因他侍奉先王有很大功劳，还有很多宾客辩士为他说情，所以秦王不忍心处罚吕不韦。

公元前237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韦的相邦职务。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赵太后，使她又回归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

又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问候吕不韦。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被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秦王所痛恨的吕不韦、嫪毐都已死去，就让迁徙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京城。

生平

先秦风气，名士所养门客人数越众越说明名士声誉高。比如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魏有信陵君，都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政治名人，在列国间享有极高声望。吕不韦认为，自己身为强秦相国，比上述诸人自愧不如，因此也招贤纳士，对前来跟随的门客礼遇有加，给予厚待，欲与上述名士的门客相竞。当时各国名士又常以所养宾客能著书立说为荣，所以吕不韦也命门客编纂其所知见闻，一部辉煌的集体创作横空出世，后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是《吕氏春秋》。这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所做的一件大事。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其实，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用自己的主导思想将其贯穿。这部书以黄老思想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非常有利。

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国纲领，又给即将亲政的秦始皇提供了执政的借鉴。可惜，由于吕不韦个人的过失，使秦始皇对这部书弃而不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吕氏春秋》的价值逐渐为后人领悟，成为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人物墓冢

吕不韦墓，位于洛阳市东约20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大冢头村东。

吕不韦死后，他的门客害怕秦王，当时叫吕母墓，所以当时秦王派人寻找吕不韦坟墓而一无所获。

河南省偃师市首阳山镇有一大冢头村，因秦相国吕不韦的墓冢在村边而得名。冢顶过去有房屋数十间，驻扎过镇公所、区干队，可知封土之高大。如今墓冢圈进偃师第一高中院内，虽已残损，仍存其岿然气势。1994年12月，首阳山镇为其立纪念碑一座，原西北大学校长、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所长张岂之教授来偃讲学，参观了吕不韦墓冢并为吕不韦纪念碑奠基，并应偃师古都学会之请，撰写了《秦相国吕不韦墓碑记》，成为一处名人故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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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公，约前292年-前195年，秦汉时人，后得道成仙，被道教纳入神谱。据传黄石公是秦末汉初的五大隐士之一，排名第五。《史记·留侯世家》称其避秦世之乱，隐居东海下邳。其时张良因谋刺秦始皇不果，亡匿下邳。于下邳桥上遇到黄石公。黄石公三试张良后，授与《素书》，临别时有言：“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公即我矣。”张良后来以黄石公所授兵书助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并于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下找到了黄石，取而葆祠之。后世流传有黄石公《素书》和《黄石公三略》。"与天书

张良得“天书”，“天书”是黄石公所赠。这段故事在邳县流传最广，大人、小孩都会讲，可是要问起黄石公的姓名和身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据传，黄石公是秦始皇父亲的重臣，姓魏名辙。始皇父亲庄襄王死后，轮到秦始皇坐朝当政，他独断专行，推行暴政，忠言逆耳，听不进忠臣元老的意见；魏辙便挂冠归隐，策马离开朝廷。秦始皇听说魏辙走了，想想一来自己还年轻，虽已登基，但立足未稳，身边需要人辅佐；二来魏辙是先皇老臣，如若走了会让天下人笑话自己无容人之量。于是就带亲信人马追魏辙到骊山脚下，用好言好语千方百计挽留，魏辙决心已定，一个劲不愿回去。后来，他就隐居在邳州西北黄山北麓的黄华洞中，因人们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称他为黄石公。

书写好后，他就四处寻找合适人物，目的是委托重任，以实现他为国效力的意愿。

一日，黄石公在圯上与张良相遇，便以拾鞋方式试张良，看到张良能屈人所不能屈，忍人所不能忍，知道他胸怀开阔，将来必有一番抱负，绝非是人下之小人，遂以《素书》相赠。此书共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分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道、宗道、遵义、安礼六篇。书中语言明贵，字字精当，张良爱不释手，秉烛细读，大悟大彻，心领神会，要不多天，便把一本《素书》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

后来，张良做了刘邦的谋士，佐高祖定天下、兴汉邦，大部分运用《素书》中的知识。久而久之，这段故事越传越神，《素书》也就被后来人说成了“天书”。

著述

案黄石公事见《史记》，《三略》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艺文志》所载并同。

嘉锡案：《困学纪闻》卷十云：“魏李萧远《运命论》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言三略者，始见于此。”自注云：“汉光武诏引《黄石公记》，未有《三略》之名。”是则《三略》名之源起，《困学纪闻》已明言之，其名初不始于《隋经籍志》；《纪闻》非僻书，《提要》乃略不一考，何也？

相传其源出于太公，圯上老人以一编书授张良者，即此。盖自汉以来言兵法者，往往以黄石公为名。史志所载，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黄石公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黄石公神光辅星秘诀》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鉴图》一卷、《兵书统要》一卷。今虽多亡佚，然大抵出于附会。是书文义不古，当亦后人所依托。郑瑗《井观琐言》称其剽窃老氏遗意，迂缓支离，不适于用，其知足戒贪等语。盖因子房之明哲而为之辞，非子房反有得于此。其非圯桥授受之书，明甚。然后汉光武帝诏书引黄石公“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之语，实出书中所载军谶之文，其为汉诏援据此书，或为此书剽窃汉诏，虽均无可考，疑以传疑，亦姑过而存之焉。

案史志所载之书以黄石公为名者，《隋书·经籍志·兵家》有《黄石公内记敌法》一卷、《黄石公三略》三卷、〔原注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黄石公三奇法》一卷、〔原注云梁有《兵书》一卷。《张良经》与《三略》，往往同，亡。〕《黄石公五垒图》一卷、《黄石公阴谋行军秘法》一卷、〔原注云梁有《黄石公秘经》二卷。〕《黄石公兵书》三卷。《五行家》有《黄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旧》《新·唐志·兵家》除《黄石公三略》、《成氏三略训》〔《旧志》无成氏二字〕各三卷外，有《黄石公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疑即《隋志》之《阴谋行军秘法》，而名不同。〕《宋史·艺文志·兵家》除《成氏注三略》三卷外，有《黄石公神光辅星秘诀》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鉴图》一卷、《兵书统要》三卷、《三略秘要》三卷。《五行家》有《黄石公备气三元经》一卷、《黄石公地镜诀》一卷、《黄石公公宅》一卷。《提要》随手拾掇，不完不备，观其去取，漫无义例，不知其何说也。至于其书之真伪，则《史记·留侯世家》明云：“父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旦日，观其书，乃《太公兵法》也。”使张良果有受书之事，则其书当即在《太公兵法》八十五篇之中。盖良既亲受之于老父，知其为太公书，则其后与韩信序次兵法，定著为三十五家，〔事见《汉志·兵书略》〕自当次入太公一家之内，不应别有所谓《黄石公记》与《三略》也。使良并无其事也，则即因《太公兵法》而附会，盖流俗人震于留侯之筹策如神，因转相传言，以为是尝受太公之书于下邳神人云尔，尤不当别有此书也。此其出于伪作，可据《史记》一言而决，何必更较量其文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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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秦朝丞相，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千古一相。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秦统一之后，李斯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提出并且主持了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的统一。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李斯贡献巨大，但是害死了韩非和被赵高所逼把胡亥推上了皇位，后被赵高所害。"生平争议

妒杀韩非
　　正当李斯步步高升的时候，秦王却十分喜爱韩非的才华。韩非和李斯是同学，他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学问比李斯大得多。韩非因说话口吃，不善辩说，但善于著述。韩非回到韩国以后，看到韩国太弱，多次上书献策，但都未能被采纳。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他的书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不久，因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李斯知道韩非的本事比自己大，害怕秦王重用他，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就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他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轻信李斯的话，把韩非抓起来。根据秦国法令的规定，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韩非到秦国以后，又得罪了姚贾。姚贾为秦国立过功，深得秦王的重用，被任命为上卿。韩非却向秦王说，姚贾出身不高贵，当过大盗，在赵国做官时被赶跑了，认为用这样的人是很不应该的，使得秦王很扫兴。事后秦王又向姚贾问起韩非，姚贾当然不会讲韩非的好话。在李斯和姚贾的串通下，韩非没有办法，只好吃了李斯送来的毒药，自杀而死。从此以后，李斯没有对手，更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为秦王统一六国出谋划策了。郡县制与焚书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王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东到大海，南达岭南，西至甘青高原，北至今内蒙古、辽东的空前的大一统国家。秦王，这时已称为秦始皇了。为了巩固这个统一的国家，李斯也是做了一定贡献的。
　　，嫁祸于李斯，从而不背骂名。李斯无奈，只得从命而下毒于韩非饮食，使韩非暴毙而亡。）
　　这一说法出自曹升的《流血的仕途》一说，但争议颇大。
　　历史上对于《初见秦》一书的作者多有歧义，有范雎作，荀子作，吕不韦作，张仪作等多种说法。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韩非本人亲笔。（理由有四：1.《初见秦》文中十次称秦昭襄王为“大王”，但韩非在秦昭襄王时期并未到秦，此其一也。2.文中曾提到“举赵而韩亡”，这种“亡韩”的观点与韩非向来“存韩”的观点并不相符，此其二也。3.文中曾提到“逾羊肠，降代、上党”“上党六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公元前261年，韩割上党郡以向秦求和。而韩非入秦应为公元前234年左右，作为《说难》一文的作者，相信他不会劝说秦王占领已经属于秦国的土地。4.《初见秦》一文与《战国策 张仪说秦王》相似度极高）。

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群臣聚集在咸阳宫称颂秦始皇时，博士淳于越很不知趣，向秦始皇说：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为它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和百姓一样，万一发生了齐国陈恒、晋国六卿之变，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天下能长久的，没有听说过。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把淳于越交给丞相李斯处理。李斯不赞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五帝三代的治国办法也不同。三代时期的做法，也并不值得效法。那时候诸侯并列，互相争夺，天下统一，情况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以古非今，搅乱民心。对于造谣惑众，不利于统一天下的言行必须禁止，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最后，他又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按照李斯制定的法令，那是相当残苛的。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敢再谈论诗书者“弃市”（指在闹市区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称为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指一人有罪，父母兄弟妻子皆受刑，称为族）”；官吏如果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后三十日仍不烧者，黥再潦上墨为“城旦”（一种刑罚，输边筑长城四年）。有想学习法令的，要以吏为师。
　　这次焚书的原因，是由于讨论是否分封的问题而引起的，无论是主张分封还是反对分封的大臣，都是为了秦始皇长久统治打算，他们并无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李斯借题发挥，最后竟造成焚书的结局，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是以法家理论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也是以法家治国的。在他当皇帝的九年中，主要精力是用在建立中央专制政权，划定全国疆域，统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长城等，对文化思想方面很少注意。淳于越以儒家思想为秦始皇出谋划策，是不利于秦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因此，善于领会秦始皇意图的李斯，为了打击儒家势力，巩固统一政权，提出了上述焚书的主张，得到了秦始皇的同意和批准。于是，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秦许多文献古籍都被烧掉了，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然而，另一方面秦始皇也曾将一些禁书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使得部分珍贵书籍得以保存了下来。

人物经历

施才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厕所来，它们都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没有人或狗带来的威胁和惊恐。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认为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的，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得到荣华富贵呢？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它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

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国去。”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贡献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一次，他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李斯的见解是正确的，秦王还听取了他离间各国君臣之计“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 ”对于六国，他还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于是他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史。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国大梁人尉缭也来到了秦国。当时的形势是，秦王已经除掉内部的反对派吕不韦等，大权进一步集中，积极向外扩张，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尉缭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只用三十万金，就可以达到兼并各个诸侯国的目的。秦王采纳了尉缭的计谋，在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当然，秦国的反间计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正如李斯所讲：“不肯者，利剑刺之”。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客卿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秦始皇时代的客卿就有：茅焦、尉缭、李斯等。李斯的《谏逐客书》，对秦网罗天下人才是有功绩的。

评价

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指导的。李斯在他生平的后期，虽然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端化，但是他仅仅是一个提出者，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执行者。并且，此时的李斯，已经彻底蜕变，他写《督责书》，很大的原因是为“阿二世意，欲求容”，此时的李斯，已经没有了“以法治国”的志向。他已经不再代表法家了。因此，李斯后期的思想是否应该归入法家的体系，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李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法家的最完全的执行者。

人生转折

师于荀子
　　李斯在楚国做过“郡小吏”，但郁郁不得志。后拜先秦的最后一位儒家——荀子。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且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李斯与韩非皆崇尚法家正是得到了老师的亲传。与周游列国的先辈理论家不同，李斯更愿意直接参与政治。正是李斯在这里学到的精髓为他指引了将来的发展道路——去秦国。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楚国不足事，而六国皆弱”，唯有秦国具备统一天下，创立帝业的条件，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佐于赢政
　　李斯入秦后，先在吕不韦手下做门客，逐渐的取得吕不韦的信任后。吕不韦推荐其作了秦王政的侍卫。李斯有了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自此不断的将自己的思想兜售给赢政。此时胸怀雄心壮志的赢政尚还年轻，但其实现天下一统、秦一统六国的思想却与李斯不谋而合，慢慢的赢政开始信任李斯，其思想也与赢政的思想逐渐融合。很快李斯成为秦王嬴政的一名心腹。
　　好运一直跟着李斯，秦王政十年，秦国发生了韩国水工郑国事件，秦宗室贵族建议驱逐客卿，这极有可能让李斯这名客卿终止他与赢政的合作，但他上《谏逐客书》一书谏阻。这说明了李斯政治眼光独到，他看准赢政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的国君。不管这次是不是李斯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还是赢政想借此事打压国内的保守势力，李斯不久升为廷尉。李斯这次因祸得福为其以后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的发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斯重新受到赢政的重用后，制定了蚕食，[24]各个击破六国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结果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一统六国有秦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功劳，但最高统帅的赢政采用作为谋士李斯的政策更是功不可没。建立了一统天下的秦帝国之后，李斯坐上丞相的位置，同时也走向了事业的顶峰。
　　秦帝国建立以后，随即而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从管理一个诸侯国到管理一个一统地帝国的体制问题。是否沿用分封制？李斯建议赢政废除了造成诸侯分裂割据、长期混战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后增加到41郡），郡下设县、乡，归中央直接统辖，宫吏由中央任免。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分职国家大事。这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秦帝国统一后，由于过去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利。李斯积极地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他简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了笔画比较简单、形体较为规范，而且便于书写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推行全国。李斯还在统一律法、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积极地向始皇帝赢政献计献策（车同轨，书同文）。相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获得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非和氏璧），将其琢为传国玉玺，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后为历代王朝正统的象征。
　　李斯为巩固刚刚建立的秦帝国的威严；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倒行逆施。李斯这位推崇法家思想的丞相书写下了“焚书坑儒”这篇“大作”。

改革措施
　　废分封
　　秦统一以后，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要求像周代那样，封秦始皇诸子为王。秦始皇召开群臣会议讨论，群臣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源自高中历史教材：秦始皇确立的郡县制的内容中还包括设“道”。“道”是设置于少数名族聚居地的同级地方行政机构。

统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成长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只有一种写法的字，到了这时，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因此，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统一度量衡
　　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这种原始状态复杂多样的度量衡只适应于政治割据社会的需要。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于是，在李斯的亲自指挥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惊世之作。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甚至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修驰道车同轨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一年有余的秦始皇渐感隐忧，庞大的中央集权要想在辽阔的疆域上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交通条件。此时，深谙皇上心思的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统一货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这一行动被司马迁的《史记》称作“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当初，秦统一中国后虽大部改头换面，天下一统，但惟独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包括布币、刀币、贝钱和圆钱等形式，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统一货币铸造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言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至此，李斯在他辅佐秦始皇匡扶天下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他最后一个使命。纵观李斯这些作为，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过功在当朝，时过则境迁。而李斯几乎每干一件大事都能产生影响千年的效果，并荫及后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斯时说：李斯作为一个普通平民事秦，利用机遇和能力辅佐秦始皇终成霸业。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无法让人容忍的恶行（杀韩非、焚书、篡改圣旨）毁坏了他的声誉，那么他的功绩可与周公、召公媲美了。

被杀灭族
　　由于秦始皇的赏识，李斯不仅官运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其他子女也都与帝室结了婚姻关系。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在这种热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师荀卿告诫他的“物忌太盛”这句话，感慨地说：“我是个平民百姓，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是，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由此可见，李斯并没有完全陶醉于高官厚禄之中，他对现实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行。
　　这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等一同前往。巡行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在北归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今河北钜鹿县东南）。
　　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不让外人知道死讯，按照惯例，应由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面提过意见，惹得秦始皇生气，把他派到西北大将蒙恬那里。这时，中车府令赵高也正在进行阴谋活动，他曾是胡亥的老师，极力想让胡亥称帝，他就可以大权在握了。唯一需要注意拉拢的是李斯，所以他就想方设法争取李斯也同意胡亥上台。赵高口才极好，善于雄辩，与李斯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赵高说：“皇帝临死前，曾召扶苏参加葬礼的这封信，没等送出去，皇帝就死了，这封信没有人知道，现在胡亥手里。决定由谁来继位；全由胡亥和我来决定了，你认为如何？”这是探听的口气。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反映出李斯对赵高的不满。但赵高早就对李斯的为人了如指掌，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李斯自觉不如蒙恬。于是，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而勇敢善战，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这话很能抓住李斯当时的心情。赵高接着又威胁说，天下实际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里，扶苏、蒙恬、李斯的命运也全都攥在他们的手里。李斯见形势不妙，就只好听从赵高的调遣了。胡亥、赵高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送葬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还是服毒而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残忍的统治。李斯与胡亥、赵高的结合，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后来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比昏庸无能的胡亥，当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机，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规劝胡亥。一次，胡亥责问李斯说：过去韩非曾经说过，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难道君王管理天下是为了受苦受累吗？这是因为他们无能。贤人有天下，就要让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随心所欲，而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李斯有什么办法吗？这时，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压农民起义进军不利，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并讥讽李斯的无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惧，为得到秦二世胡亥的信任，提出一套“督责之术”。
　　李斯在上书中说：贤主若能厉行“督责之术”，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为君王服务；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王，如尧、舜等比百姓还辛劳，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实际上就是严刑酷法和君王的独断专行。李斯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对臣下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不敢轻举妄动。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李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
　　李斯关于“督责之术”的主张，既有取宠于秦二世的一面，也有他继承法家思想的一面。在上书中，他也是一再引申不害、韩非的话，来证实自己的看法。不过，李斯讲得更加露骨而已。秦二世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采纳了李斯的“督责之术”。此后，杀人多者为“忠臣”，残忍者为“明吏”，弄得天下怨声载道。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为。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不断地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全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作品集述

文学作品
　　李斯散文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其中作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的《谏逐客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当时韩国为阻滞秦国的进攻，谋求耗蚀秦国的国力，故而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修灌渠。后被察觉，秦王嬴政遂在宗室大臣的怂恿下并不明智地颁布了逐客令。李斯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作此文，意欲谏止逐客。文章站在跨海内、制诸侯，成帝业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秦国利弊得失这一要害立论，起首即开门见山：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言词委婉而意旨鲜明；接着就援引自春秋前期 缪公求士 至战国后期 昭王得范雎 ，四百余年间秦国发展壮大的史实，从正反两方面极论 以客之功 ；再以当前喜好非秦所产的四方享乐之物，而与取人则 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作对比，指出 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的错误，然后经过分析，顺势极警醒地强调这种错误的严重性： 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 求国无危，不可得矣.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不尚空谈，笔锋犀利，说理透辟，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在语言上也极富文采，例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文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时而排比，时而对偶，时而设问，既严密整饬，又灵动多变；既词采富丽，具观赏美，又抑扬铿锵，具音节美，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此谏书呈上后，立即打动了雄才大略同时也刚戾自专的秦王嬴政，遂取消逐客令，对以后顺利实现秦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谏逐客书》可以说是语言运用艺术的直接实用性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力作，历来为人们所宝重。 《谏逐客书》作于秦统一之前，故而表现为文采斐然的战国纵横家风韵；但秦统一之后，李斯以丞相身份，作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的法家刑名之学 文化专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其文风也一改富丽华美而为简质峭刻。这从秦二世时所作《论督责书》、《言赵高书》中即可看出。然而当他受赵高陷害，自觉面临生命之危时，为自己辩诬之作的《狱中上书》，虽不为富赡华美，但全篇皆用反语宣泄受诬陷获罪的满腔怨愤，感情激荡，表现出了很强的感染力。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还有碑铭。秦始皇先后曾五次巡行天下郡县，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记功，计有《邹峄山刻　石》、《泰山刻石》、《碣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通。这些刻石铭文从内容上看，全为歌功颂德。
　　全文以当时始皇帝亲巡天下至会稽群臣诵功写起，继而追颂因六国诸侯暴虐恣行、数动甲兵，奋而以义威 ， 殄熄暴悖，使 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的丰功，以及统一之后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建立法度，扭转陋俗，推行共同伦理， 嘉保太平的伟绩，最后以随从臣僚请刻此石来光垂休铭作结。全文虽然充满了溢美之辞，但言简意赅，褒扬充分。从写法上看，除《琅邪台刻石》前为每句四言，两句一韵的韵文，后为散体，韵散相续之外，其余六篇皆为每句四言，三句一韵的韵文，具有明显的承衔《诗经》中雅、颂体式的特点，虽然形式上不免板滞之嫌，缺乏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但是体貌庄重，气度雄壮，也颇显朴质廉劲之风。这些铭文作为现传最早的功德碑铭，为后世历代相沿的此类文章的撰著提供了范本，影响所及还是相当深远的，故而历来颇受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止一处予以评论，其中《封禅》篇云：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 《箴铭》篇云： 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书法作品
　　李斯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敬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稽刻石”。
　　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峄山刻石碑文】清文学家王昶《金石萃编》录其全文如下：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 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绎山①，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注：①绎山：指峄山。②此碑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

谏逐客书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韩国派水工郑国游说秦王政，倡言凿渠溉田，以实施“疲秦计划”。事被发觉，秦王政听信宗室大臣的进言，认为来秦的客卿大抵都想游间于秦，就下令驱逐客卿。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尽管惶恐不安，但主动上书，写下千古流传的《谏逐客书》。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其立意高深，始终围绕“大一统”的目标，正反论证，利害并举，说明用客卿强国的重要性。

行督责书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符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李斯劝秦二世《行督责书》，正是法家学说自然的产物。
　　通读李斯此书，虽难逃阿胡亥意之讥，但另一方面，却也还是很好地体现了李斯的政治思想。
　　所谓督责，督者，察也。察其罪，然后责之以刑罚也。督责二字，虽不是李斯所发明，但作为一个重要理论被提出，并加以全帝国范围的实践，却无法不归功（或者归过）于李斯。
　　在这里，李斯无疑是受到了他师兄韩非的启发。按，督责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八经篇：“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言必有报，说必责用。”可以看到，韩非是将督责二字分开使用，李斯则是将督责二字并为一体。这一区别，并非只是玩了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李斯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在韩非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韩非曾提出一个“形名参同”的理论，督责乃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形名参同，见于《韩非子》主道篇：“故（明君）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墓地

秦丞相李斯，战国时上蔡人。初为上蔡郡小吏，后入秦辅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 六国的大业，官拜丞相，被世人尊称为“千古一相”。

李斯的故居有两处：一是故城东门里东西大道路北，在今上蔡一中一带，面积约5000平方米。二是上蔡县城西南5公里处的李斯楼。李斯出身平民，虽然当上了楚国管仓库的小吏，得空时仍在自己院中种些蔬菜。参加劳动。其故居处至今尚有一口李斯浇菜的水井，后人尊称为“李斯井”。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被斩于咸阳，赵高带人来上蔡抄了李斯的家，在整个李斯的故居处进行了残酷的“挖地三尺”，最深处竟达丈余。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一片芦苇丛生的坑塘。后人为纪念李斯，称此处为“李斯坑”。李斯故居的东门外是一片水草丛生沼泽，树林茂密，荒草没人，成群的肥兔在那里出没，李斯公事之余，经常与其子到那里打猎。李斯直至被杀之前仍念念不忘。他们自秦至今，留下一个习俗：即在清明节扫墓时不在坟顶上放置祭物（即圆形土块）。理由是李斯被杀没头。这是让李斯楼的人们永远记着李斯被赵高杀害的冤案。

李斯墓在蔡国故城的西南部，位于李斯楼东南角，是一个高大的土冢。墓的四周砌有石阶，墓前树有墓碑，上刻“秦丞相李斯之墓”。墓的四念不忘此地。在去刑场的路上，李斯含着热泪对他的儿子感叹说：“我再想和你出上蔡东门牵黄犬逐狡兔还能得到吗？”李斯楼，是李斯的乡下故居，李斯被害后，其幼子在亲朋的掩护下得以幸免，藏匿在李斯楼。直到现在，李斯楼村的居民都姓李，自说是李斯的后代，四周松柏掩映，花木丛生，墓西不远处有李斯跑马岗和李斯饮马涧。据传，李斯青年时期经常在此处纵马驰骋，马渴了就在此涧沟中饮马，后人便称此处为跑马岗和饮马涧。整个墓区岗岭高耸，涧水澄清，云浮碧野，鸟语花香，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

唐朝诗人胡曾专为李斯墓题了诗，其诗曰：“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

宋朝大诗人刘敞也为李斯墓题了诗。诗为：“二事三公何足论，忆牵黄犬出东门。天人忌满由来事，枉持沙丘有旧恩。”

介绍

李斯（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李氏，名斯，字通右 （先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 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司马迁著《史记》，设有《李斯列传》，是现今研究李斯事迹的主要史料来源。

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年）由于郑国间谍入秦，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等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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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赵国猗氏（今山西运城临猗县）人，时人尊而号为“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说’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生平

荀子，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赵国猗氏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且“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改称孙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荀子于五十年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在此期间，他曾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

游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子于五十岁，因为荀子受历代学者的抨击，其注者不多。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

帝术
　　《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思想观点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贡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荀子思想虽然与孔子、孟子思想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有其独特见解，自成一说。荀子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求其放心”，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儒学地位

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

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后世评论

思想家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是说，不应该由自然主宰人，而应该由人来主宰自然，同时也应顺应自然规律[6]；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文学家兼教育家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籍贯考证

关于荀况的出生地，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荀况是赵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战国末期，赵国的疆域纵横两千里，荀子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致于荀子现在成为历史名人中极少见的只有“国籍”，没有“故籍”、“户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山西新绛说
　　荀子祖籍古苟国。现今新绛县北之席村，原称荀城，即古荀国之都城。春秋时期荀国被晋国所灭。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绛州一带本属魏国。但因秦、赵、魏之间的战争，国境线犬牙交错，时有变化。绛州一带曾属赵国。临近的稷山县廉城，相传即赵国大将廉颇屯兵之地。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与孟子合写列传时，称荀子为赵国人。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于荀子的传说。

山西安泽说
　　学者研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郡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政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因此荀子故里，只可能是弃韩归赵后的位于山西南部的安泽。荀子名况，相传战国时期出生在绛州。

河北邯郸说
　　这种意见认为以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信。《史记》把荀子称“赵人”，而没有称“赵国人”。赵国在战国时期的疆域很大，包括河北、山西大部，还有内蒙、山东、河南的一部分。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史学家，他既然不称荀子为“赵国人”，只称荀子为“赵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解释，“赵人”只可以解释为邯郸人。因为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只有邯郸才可以称“赵”，其它的地方是不能够称“赵”的。
　　详情请参阅著名荀子研究专家刘志轩先生的《荀子籍贯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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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名周，汉族，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梁园区蒙墙寺村）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庄子祖上系出楚国公族，后因吴起变法楚国发生内乱，先人避夷宗之罪迁至宋国蒙地。庄子生平只做过地方漆园吏，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代表作品为《庄子》以及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轶事典故

庄周梦蝶
　　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荡荡，十分轻松惬意。他这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庄周。过一会儿，他醒来了，对自己还是庄周感到十分惊奇疑惑。他认真的想了又想，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庄周与蝴蝶一定是有分别的。这便称之为物我合一吧。

视权贵如腐鼠
　　《庄子·秋水》载：惠施在梁国作了宰相，庄子去见见这位好朋友。有人报告惠子，道：“庄子来，是想取代您的相位。”惠子很慌恐，派人在国都中搜了三日三夜。庄子来见他,道：“南方有只鸟，其名为鹓鶵，您可听说过？这鹓雏展翅而起。从南海飞向北海，不是梧桐不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甜美如醴的泉水不喝。这时，有只猫头鹰刚抓到一只腐鼠，恰好鹓雏从头顶飞过。猫头鹰急忙护住腐鼠，发出‘吓’的怒斥声。现在您也想因为您的梁国来吓我吗？”

宁做自由之龟
　　《 庄子·秋水》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

知鱼之乐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庄子和惠子在桥上游玩，庄子说：“鲦鱼游得从容自在，这是鱼的快乐呀。”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本来就不知道你快乐。而你也不是鱼，那你肯定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从最初的话题说起。你说‘你在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呢’，既然你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还问我？我是在桥上知道的。”

是贫穷，不是潦倒
　　《庄子·山木》载：一次，庄子身穿粗布补丁衣服，脚着草绳系住的破鞋，去拜访魏王。魏王见了他，说：“先生怎如此潦倒啊？”庄子纠正道：“是贫穷，不是潦倒。士有道德而不能体现，才是潦倒；衣破鞋烂，是贫穷，不是潦倒，此所谓生不逢时也。大王您难道没见过那腾跃的猿猴吗？如在高大的楠木、樟树上，它们则攀缘其枝而往来其上，逍遥自在，即使善射的后羿、蓬蒙再世，也无可奈何。可要是在荆棘丛中，它们则只能危行侧视，怵惧而过了，这并非其筋骨变得僵硬不柔灵了，乃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现在我处在昏君乱相之间而欲不潦倒，怎么可能呢？’”

巧论三剑，一言兴邦
　　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文王特别喜欢剑术。投其所好的剑士们纷纷前来献技，以至宫门左右的剑士达三千人之多。他们日夜在赵文王面前相互拚杀。每年为此而死伤的人数以百计，但赵文王仍兴趣不减、好之不厌。于是，民间尚剑之风大盛，侠客蜂起，游手好闲之徒日众，耕田之人日益减少，田园荒芜，国力渐衰。其他诸侯国意欲乘此机会攻打赵国。
　　太子赵悝为此忧虑不已，召集左右大臣商量道：“如此下去，必将国破家亡，为别国所制。诸位大臣中，如有既能悦大王之意，又能止剑士相斗者？吾将赏赐千金。”左右异口同声说：”庄子可担此任。”太子问：“庄子是什么人？”一大臣答：“庄子是个隐士。其才足可经邦，其能足可纬国，其辩可以起死回生，其说可以惊天动地。如能请他前来，定能顺大王之意，又能救民于水火。”于是，太子便派使者带上千金去请庄子。
　　庄子见了使者，听明来意，说道：“此事何难，竟值千金之赏？”坚辞不收千金，而偕使者一道去见太子，问太子道：“太子赐我庄周千金大礼，不知有何指教？”太子道：“闻先生神明，特奉上千金作为您的学生们一路上来的开销。先生不收下，我赵悝还敢说什么呢？”庄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庄子的地方，是欲绝弃大王的癖好。倘若臣上劝大王而逆大王之意。则下有负太子，我也会受刑而死，要千金何用？假使臣既能上讨大王之欢心，下又使太子称心，我在赵国何求而不得呢？”
　　三天后，庄子身穿儒服来见太子。太子便带他去见赵文王。文王长剑出鞘，白刃相待。庄子气宇轩昂，神色萧然。入殿门不趋，见大王不拜。大王道：“太子介绍您来，欲以什么教给寡人？”庄子道：“臣闻大王好剑，故特以剑术拜见大王。”王说：“您的剑术有何特长？”庄子说：“臣之利剑锋利无比，臣之剑技天下无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文王听了，大为欣赏，赞道：“天下无敌矣！”道：“夫善舞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愿大王给机会，让我得以一试。”文王道：“先生且休息几天，在馆舍待命，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技比剑。”于是，赵文王以比剑选择高手，连赛七天，死伤者六十余人，得五、六位佼佼者。便让他们持剑恭候于殿下，请庄子来一决雌雄。庄子欣然前来，赵文王下令：“此六人都是高手，望您大显身手，一试锋芒。”庄子答道：“盼望好久了！”
　　赵文王问：“不知先生要持什么样的剑？长短何如？”庄子答：“臣持什么剑都可以。不过臣有三剑，专为大王所用。请允许我先言后试。”大王点头，道：“愿闻三剑究竟何样？”庄子道：“此三剑分别是：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大王好奇相问：“天子之剑何样？”庄子道：“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国、泰山为愕，以晋、卫两国为背,以周、宋两国为首，以韩、魏两国为把，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勃海，系以恒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按之无下，挥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维。此剑一出，匡正诸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此即我所谓天子剑也。”
　　文王听后，茫然若失。又问：“诸侯之剑何如？”庄子道：“诸侯之剑，以智勇之士为锋，以清廉之士为愕，以贤良之士为背，以忠圣之士为首，以豪杰之士为把。此剑直之亦不见前，举之亦不见上，按之亦不见下，挥之亦不见旁。上效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效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动，四海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此乃诸侯剑也。”文王听了，频频点头。
　　文王接着问：“庶人之剑又如何？”庄子道：“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浓眉长须者所持也。他们衣服前长后短，双目怒光闪闪，出语粗俗不堪，相击于大王之前，上斩脖颈，下刺肝肺。此庶人之比剑，无异于斗鸡，─旦不慎，命丧黄泉，于国事无补。今大王坐天子之位却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深感遗憾！”赵文王听了，马上起身牵庄子双手上殿。命厨师杀鸡宰羊，好酒好菜款待庄子。赵文王绕桌三圈。庄子见了，道：“大王且请安坐定气，臣剑事已奏完毕了。”文王坐下，沉思良久。
　　赵文王自听庄子畅论三剑后，三月未出宫门。自此戒绝好剑之痛，一心治理国家。那些剑士自觉再无出头之日，个个心怀忧惧，不久都纷纷逃散或自杀了。

人生本如是迷茫吗
　　《庄子·齐物论》一天，南郭子綦靠椅而坐，仰天而叹，沮丧得如失魂落魄一样。弟子侍立在旁，说：“先生为何嘘叹？人之形体真可以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吗？今之靠椅而坐者，不是昔之靠椅而坐者吗？”南郭子綦道：“问得好。而今我丧失了自我，你可明白？”弟子道：“自我是什么？弟子愚钝，实不明白。”南郭子綦道：“天下万物，都是彼此相对。故没有彼就没有此，没有你就没有我，这就是相反相成，可不知是谁使成这样的？是冥冥之中的道吗？道又是什么样子？骨骼、五腑六脏，遍存于一身，自我究是什么？我与谁亲近些呢？都喜欢它们，还是有所偏爱？如此，则百骨九窍、五腑六脏彼此有臣妾关系吗？如果皆是臣妾，这些臣妾之间到底是相互制约呢？或是轮流为君臣呢？难道其中真有主宰者吗？唉，人生一旦接受精气，成就形体，不知不觉中精力就耗尽了。天天与外物争斗摩擦，精神耗尽象马飞奔一样，而自己却不能制止，不亦太可悲了？终身忙碌而不见成功，颓然疲役而不知归宿，可不哀邪！虽说身体不死，有何益处？心神也随身体消亡，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时，本来就这样茫然吗？亦或只我独觉迷茫而别人都不迷茫吗？”

齐一万物，莫强分别
　　弟子问：“人与天地相比，谁大谁小，谁贵谁贱？”庄子道：“人成形于天地，受气于阴阳，立于天地之间，犹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一般，实在太渺小了，又凭什么自尊自大？计四海之位于天地之间，不似蚁穴之在大漠中乎？计中国之在海里，不似小米粒之在大仓库中吗？天地万物无数，人不过是其中之一；人与万物相比，不似毫毛之在马体乎？”
　　弟子似有所悟，道：“先生的意思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吧？”庄子说：“有这方面的意思。”弟子问：“那么我以天地为大、以毫末为小，可以吗？”
　　庄子道：“不可！任何物体，从度量上讲无法穷尽，从存在的时间上讲又无休无止；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来无始，去无终。因此，大智大慧的人对待远近的看法是：小而不以为少，大而不以为多,知量上各无穷也。他博通古今：远古虽遥不可及，但不感困惑；近虽伸手可及，亦不踮脚去取，知时间上各无起止也。他知天道有盈虚消长、得失存亡，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他明白天道坦荡，故生而不悦，死而无憾，知终始之变化也。计人之所知的东西，远不如其所不知的东西多；其生之时，不如其未生之时长久。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如此则迷乱而无所获世。由此观之，又怎能知道毫末就足以定为至小至细的界限呢？又怎能知道天地就足以穷尽至大之域呢？”
　　弟子道：“我明白了。先生您是说：大中有小，不要以大为大；小中有大，不要以小为小。”庄子道：“似不确切。不如说：大上有大，小下有小。大无穷，小亦无穷。”
　　弟子问：“那物里物外，怎样来分别贵贱，怎样去区别小大？”庄子道：“站在道的立场去看，万物无贵无贱；站在物的立场来看，自贵而相贱；以世俗的观点来看，贵贱不在自己本身，都以外在的荣辱毁誉作标准。以外在的差别去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如果懂得天地如同株米，毫末如同丘山，则无所谓大小之别也。古时候诊尧、舜相禅让而称帝，但子之与燕王哈相禅让而亡国；商汤王、周武王相争而称帝，但白公争夺王位却自取灭亡。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梁之行，贵贱有时，不一定常贵常贱。大柱可以撞破城门却不能塞住洞口，用途不同也；骐骥一日奔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猫，技能有别也；猫头鹰夜能抓蚤，明察毫末，但白天即使双目圆睁却不见丘山，性能有限也。帝王禅接有不同的方式，或同姓相传，或传给他姓；三代间继承的方式也不同，或父子相继，或兴兵讨伐。但如不合时宜，有背世俗。则称之为篡夫。如合其时，顺其俗，则称之为义士。可见贵贱有时，不由自主也。我说弟子，你怎能了解贵贱之门、小大之家？”

入火不热，沉水不溺
　　弟子问：“怎样才算了解大道的人呢？”庄子道：“了解道的人必定通达于理，通达于理的人必定明白权变，‘明白权变的人才不会因外物而害累自己。有至德的人，入火不觉热，沉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兽不能伤。这是因为他能明察安危，安于祸福，谨于去就，故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害他。”
　　弟子问：“世士真有至德之人吗？”庄子说：“孔子即是。”弟子问：“何以见得？”庄子道：“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义，虽到处碰壁，仍坚持不懈。其忧国忧民之心，可敬可佩、可歌可泣也。一次，孔子游说到匡地，被卫国人层层包围时，仍弹琴高歌，满不在乎。路人见孔子，问道：‘老师您有什么可乐的呢？'孔子说：‘过来！我告诉你吧：我早就忌讳贫穷。仍难免潦倒，命运所制也；我也早就向往腾达，仍未得富贵，时运所限也。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继纣之时而天下无通达者，亦非智失也。时势使然也。行于水中不避蚊龙，此是渔夫之勇；行于陆上不避狮虎，此乃猎人之勇；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此乃烈士之勇；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仲由，你且坐下。我的命运自有老天安排！’不一会儿，有身披销甲的人走过来，向孔子道歉：‘很对不起先生！我们以为是阳虎，故包围起来。现在才明白误认先生了，我们马上撤退！’孔子可谓通达权变的至德之人啊！”

利害唯己，谁贵谁贱
　　齧缺问王倪：“你知道各种事物相互间总有共同的地方吗？” 王倪说：“我怎么知道呢！” 齧缺又问：“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吗？” 王倪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呢！” 齧缺接着又问：“那么各种事物便都无法知道了吗？”
　　王倪回答：“我怎么知道呢！虽然这样，我还是试着来回答你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你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不知道不是知道呢？我还是先问一问你：人们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部患病甚至酿成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们住在高高的树木上就会心惊胆战、惶恐不安，猿猴也会这样吗？人、泥鳅、猿猴三者究竟谁最懂得居处的标准呢？人以牲畜的肉为食物，麋鹿食草芥，蜈蚣嗜吃小蛇，猫头鹰和乌鸦则爱吃老鼠，人、麋鹿、蜈蚣、猫头鹰和乌鸦这四类动物究竟谁才懂得真正的美味？猿猴把狙当作配偶，麋喜欢与鹿交配，泥鳅则与鱼交尾。毛嫱和丽姬，是人们称道的美人了，可是鱼儿见了她们深深潜入水底，鸟儿见了她们高高飞向天空，麋鹿见了她们撤开四蹄飞快地逃离。人、鱼、鸟和麋鹿四者究竟谁才懂得天下真正的美色呢？以我来看，仁与义的端绪，是与非的途径，都纷杂错乱，我怎么能知晓它们之间的分别！”
　　齧缺说：“你不了解利与害，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难道也不知晓利与害吗？”
　　王倪说：“进入物我两忘境界的至人实在是神妙不测啊！林泽焚烧不能使他感到热，黄河、汉水封冻了不能使他感到冷，迅疾的雷霆劈山破岩、狂风翻江倒海不能使他感到震惊。假如这样，便可驾驭云气，骑乘日月，在四海之外遨游，死和生对于他自身都没有变化，何况利与害这些微不足道的端绪呢！”

逞能辩论，终于徒劳
　　弟子问：“辩论可否确定是非？”庄子答道：“假使我与你辩论，你胜了我，你就果真是，我就一定非吗？我胜了你，我就一定是，你就一定非吗？我俩有一个是，有一个非吗？亦或都是，亦或都非吗？我与你无法判断，则人各执己见，有所不明也。那我们请谁来订正呢？请意见与你相同的人来裁判，既与你相同了，怎能判定呢？请意见与我相同的人来裁决，既与我相同了，怎能判决呢？请意见与我你都不同的人来裁决，既与你我都不同，又怎能断定你我究竟谁是谁非呢？请意见与你我都相同的人来裁决，既与你我都相同了，又怎能裁定？那么我与你与人都不能确定谁是谁非，再又靠谁来判定呢？”
　　弟子深感困惑苦恼，问：“那怎么对待是非问题呢？”庄子道：“事物皆有两面。从彼方面看，无不是彼，从此方面看，无不是此。自彼方看问题看不清楚，自此方看问题则很明白。故彼出于此，因彼而有此，彼此并生也。既然这样，那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因此圣人不拘泥于是非之途，而明照于天道。此亦彼也，彼亦此也。彼亦有一是非，此亦有一是非，果真有彼此吗？果真无彼此吗？如彼此俱空，是非两幻，彼此不对立而互为偶，则道存于其中了。这就叫道枢。执道枢而立于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以道言之，是无定是，非无定非。照之以自然之明，而不固执我见，则无是非之说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路，物称之而有名。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因此，粗与细，丑与美，正与斜，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有旷达者知通为一！”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一天，庄子偕弟子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时值秋冬之际，万木凋零，枯草遍野，黄叶漫卷，乌鸦哀号。庄子破帽遮头，旧衣裹身，脚穿烂麻草鞋，踩着崎岖的山路，迎着萧瑟的秋风，望着惨淡的夕阳，不禁仰天长啸、放声高歌道：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
　　天下无道；圣人生焉！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福轻干羽，莫之知载；
　　祸重于地，莫之知避。
　　已乎，已乎！临人以德。
　　殆乎，殆乎！画地而趋。
　　迷阳迷阳，无伤吾行。
　　吾行却曲、无伤吾足。
　　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弟子不解，问道：“先生一向乐观大度，今日为何悲歌哀叹？”庄子道：“天下有至乐的国土吗？有可以养生全身的诀窍没有？身处当今乱世，干什么正当，不干什么无凶？住在哪儿为安，逃向哪儿无险？依就什么可靠，舍弃什么无忧？喜欢什么合理，厌恶什么无祸？”。弟子道：“天下人所尊崇的，是富贵、长寿、美丽；所喜好的，是身安、厚味、美色、美服、音乐；所鄙弃的，是贫贱、病夭、丑陋；所苦恼的，是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昧、身不得美服、眼不得好色，耳不得好音乐。以上不就是常人的好恶避就、养生全身的道理吗？先生还有何高见？”
　　庄子道：“倘若不能如愿，则大忧而惧，其对待生命的态度，岂不是很愚蠢？想那贪富者，辛苦劳作，积财很多而不能用尽，其养身之法是知外而不知内；想那求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好坏，其养身之法是知疏而不知密。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昏昏，久忧不死，何苦呢？其养生之法是知远而不知近。”弟子道：“先生之意，是说富贵、长寿等都是外在的东西，都不足以真正地养生。对吧？”
　　庄子点点头，又道：“烈士是为天下所称赞的人，未足以保全己身。你说烈士是该称善还是不该称善？若以为善，不能保全自己；若不以为善，却能保全他人。古人道：忠谏不听，则闭口莫争。伍子胥忠谏强争，结果被吴王害了性命；如不争，伍子胥又难成忠臣之名。你说怎样作才算善行？”
　　弟子似有所悟：“先生是说：名可害生，追求美名并非养生之道？”
　　庄子未置可否，继续说：“今世俗之所作与所乐者，我也不知其乐果真是乐，果真不乐？我看世俗之所乐，不过是举世群起追赶时髦，蜂涌向前如被鞭之羊，洋洋自得而不知何求，都自以为乐，我也不知是否真乐。不过，我视无为恬淡方是真乐，而世俗却不以为然，以为是大苦。”
　　弟子道：“我明白了。先生认为：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庄子道：“对，对！无乐方为至乐，无为方可保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不过，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有无为可以保命。为何这么说呢？你想：天无为而自清，地无为而自运。此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恍恍炮炮，不知所由；恍恍惚惚，不知所出；万物纷纭，皆从无为而生。因此，天地无为而无不为，人谁能体会到无为的益处呢？”

无用之用，方是大用
　　庄子与弟子，走到一座山脚下，见一株大树，枝繁叶茂，耸立在大溪旁，特别显眼。但见这树：其粗百尺，其高数千丈，直指云霄；其树冠宽如巨伞，能遮蔽十几亩地。庄子忍不住问伐木者：“请问师傅，如此好大木材，怎一直无人砍伐？以至独独长了几千年？”伐木者似对此树不屑一顾，道：“这何足为奇？此树是一种不中用的木材。用来作舟船，则沉于水；用来作棺材，则很快腐烂；用来作器具，则容易毁坏；用来作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作柱子，则易受虫蚀，此乃不成材之木。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寿。”
　　听了此话，庄子对弟子说：“此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岂不是无用之用，无为而于己有为？”弟子恍然大悟，点头不已。庄子又说：“树无用，不求有为而免遭斤斧；白额之牛，亢曼之猪，痔疮之人，巫师认为是不祥之物，故祭河神才不会把它们投进河里；残废之人，征兵不会征到他，故能终其天年。形体残废，尚且可以养身保命，何况德才残废者呢？树不成材，方可免祸；人不成才，亦可保身也。”庄子愈说愈兴奋，总结性地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

一龙一蛇，与时俱化
　　师徒二人出了山，留宿于庄子故友之家。主人很高兴，命儿子杀鴈款待。儿子问：“一鴈能鸣，一鴈不能鸣，请问杀哪只？”主人道：“当然杀不能鸣的。”第二天，出了朋友之家，没走多远，弟子便忍不住问道：“昨日山中之木，因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鴈，因不材被杀。弟子糊涂，请问：先生将何处？”庄子笑道：“我庄子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仍难免于累……”庄子欲言又止，弟子急待下文：“那又怎处世呢？有材不行，无材也不行，材与不材也不行，究竟如何是好？”
　　庄子沉思片刻，仰头道：“如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毁，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不肯专为。一下一上，以和为量，浮游于万物之初，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还有什么可累的呢？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至于物之性、人伦之情则不然：成则毁，锐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厚，不肖则欺。怎能免累呢？弟子记住，唯道德之乡才逍遥啊！”
　　弟子道：“道德之乡，人只能神游其中；当今乱世，人究竟怎样安息？”庄子道：“你知道鹌鹑、鸟是怎样饮食起居的吗？”
　　弟子道：“先生的意思是说：人应象鹌鹤一样起居、以四海为家，居无常居，随遇而安；象鸟一样饮食：不择精粗，不挑肥瘦，随吃而饱；象飞鸟一样行走：自在逍遥，不留痕迹？”庄子微笑着点点头。

死亦可乐
　　庄子骑着一匹瘦马，慢慢行走在通向楚国的古道上。凛冽的西风扑打着庄子瘦削的面孔，掀起他萧瑟的鬓发。庄子顾目四野，但见哀鸿遍野，骷髅遍地，一片兵荒马乱后的悲惨景象。夕阳西下，暮野四合。庄子走到一颗枯藤缠绕的老树下，惊起树上几只昏鸦盘旋而起，聒噪不休。庄子把马系好后，想找块石头坐下休息，忽见树下草丛中有一个骷髅。庄子走近去，用马鞭敲了敲，问它道：“先生是贪生患病而落到此地步的吗？还是国破家亡、刀斧所诛而落到此地步的呢？先生是因有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而自杀才到这地步的吗？还是因冻馁之患而落到此地步的呢？亦或是寿终正寝所致？”说完，拿过一骷髅，枕之而卧。不一会儿，便呼呼入睡。
　　半夜时，骷髅出现在庄子梦中，说道：“先生，刚才所问，好像辩士的口气。你所谈的那些情况，皆是生人之累，死后则无此烦累了。您想听听死之乐趣吗？”庄子答：“当然。”骷髅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容游佚，以天地为春秋。即使南面称王之乐，亦不能相比也。”庄子不信，问：“如果让阎王爷使你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乡亲、朋友，您愿意吗？”骷髅现出愁苦的样子，道：“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鼓盆而歌，送妻升遐
　　回家不到一年，庄子的妻子就病死了。好朋友惠子前来吊唁，见庄子正盘腿坐地，鼓盆而歌。惠子责问道：“人家与你夫妻一场，为你生子、养老、持家。如今去世了，你不哭亦足矣，还鼓盆而歌，岂不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吗？”庄子说：“不是这意思。她刚死时，我怎会独独不感悲伤呢？思前想后，我才发现自己仍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如此想来，也就不感悲伤了。”
　　惠子仍愤愤不平，质问道：“生死之理又如何？”庄子说道：“察其生命之始，而本无生；不仅无生也，而本无形；不仅无形也，而本无气。阴阳交杂在冥茫之间，变而有气，气又变而有形，形又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故人之生死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交替也。她虽死了，人仍安然睡在天地巨室之中，而我竟还悲哀地随而哭之，自以为是不通达命运的安排，故止哀而歌了。”
　　惠子说：“理虽如此，情何以堪？”庄子道：“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生者，假借也；假借它而成为生命的东西，不过是尘垢。死生犹如昼夜交替，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死生都是一气所化，人情不了解此理，故有悲乐之心生。既明其中道理，以理化情，有什么不堪忍受的呢？况且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

安时处顺，穷通自乐
　　转眼又去数年，也到了庄子大限之日。弟子侍立床前，泣语道：“伟哉造化！又将把您变成什么呢？将送您到何处去呢？化您成鼠肝吗？化您成虫臂吗？”庄子道：“父母于子，令去东西南北，子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啻于父母。它要我死而我不听，我则是忤逆不顺之人也，有什么可责怪它的呢？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待吾生者，亦同样善待我死也。弟子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弟子听了，竟呜咽有声，情不自禁。庄子笑道：“你不是不明白：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死生为伴，通天一气，你又何必悲伤？”
　　弟子道：“生死之理，我何尚不明。只是我跟随您至今，受益匪浅，弟子却无以为报。想先生贫困一世，死后竟没什么陪葬。弟子所悲者，即为此也！”庄子坦然微笑，说道：“我以天地作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宝，以万物作陪葬。我的葬具岂不很完备吗？还有比这更好更多的陪葬吗？”弟子道：“没有棺椁、我担心乌鸦、老鹰啄食先生。”庄子平静笑道：“在地上被乌鸦、老鹰吃掉，在地下被蝼蚁、老鼠吃掉，二者有什么两样？夺乌鸦、老鹰之食而给蝼蚁、老鼠，何必这样偏心呢？”
　　庄子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淡然独与神明居。庄子者，古之博大真人哉！

生平

生平
　　庄子，名周，字子休。最早有确切记载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宋国蒙地人，即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梁园区蒙墙寺村人。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孟子、惠子等大体同时期，死时享年83岁。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战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祖上系出楚国贵族，后因楚国动乱，迁至宋国，并在宋国与老乡惠子结识。庄子只做过地方漆园吏，几乎一生退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庄子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代表作品为《庄子》。
　　庄子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是前369年—前286年。庄子逝世的那年，宋国灭亡。《庄子》中有“旧国旧都，望之畅然”，显然宋亡以后才称呼“旧国旧都”。
　　庄子属于道家，从《庄子》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万余言，而今本《庄子》仅33篇6万5千多字，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可能是在晋代郭象注《庄子》删去了。以前一般认为《庄子》全部为庄子所著。从宋代起，竟成问题，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是后人托名。总的来说，《庄子》一书除了《杂篇·说剑》类似纵横家所著以外，其思想还是统一的。庄子写书风格独特，自己称以不拘一格的寓言写作。
　　庄子除做过漆园吏以外，没有做过其他的官。据《杂篇·秋水》记载，楚威王曾派人邀请庄周为楚国宰相。庄子以宁为泥里嬉戏的活乌龟，也不愿意为庙堂用以卜卦之死龟为由，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顺应自然，追求精神逍遥无待。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和惠施交好。
　　对于庄子的行为，有些人认为这是真正的逍遥，也有人认为是愤世嫉俗的表现，清代胡文英在《庄子独见》持此观点，他说：“人只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

思想
　　庄子的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精神生活却异常丰富，读书、漫游、观察、遐想，追求“至人无己”的自由境界。庄子的思想较为复杂：在政治上，他激烈而深刻地抨击统治阶级，赞同老子的“无为而治”，主张摈弃一切社会制度和文化知识；在生活态度上，他顺应自然，追求绝对的自由。庄子一生隐默无闻，却著述甚丰，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影响。老、庄与孔、孟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庄学说成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庄子其人并被神化，奉为神灵。唐玄宗天宝元年二月封“南华真人”。所著书《庄子》，诏称《南华真经》。宋徽宗时封“微妙元通真君”。

精神
　　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精神还是皈依于老子的哲学。庄子曾做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对于庄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在唐开元二十五年庄子被诏号为“南华真人”，后人即称之为“南华真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为开宗祖师，视其为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庄子》一书也被称为《南华真经》。其文章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后世文学有深远影响。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风格，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想象奇特，形象生动。此外，还善于运用各种譬喻，活泼风趣，睿智深刻。文章随意流出，汪洋恣肆，奇趣横生。总体来说，庄子散文极具浪漫主义风格，在古代散文中罕有其比，赢得无数文人学士的仰慕。

历程
　　庄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隐士型思想家，著述甚丰，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影响，与老子、孔子、孟子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而且在世界哲学史、文学史上也有极大的影响，为中国和世界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生于商丘，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商丘生活，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他在家乡商丘的许多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商丘世代流传。
　　庄周甘于清贫，隐居田园，讲学传道，不知不觉到了晚年。他至亲至爱的妻子病了，他精心照料，但妻子还是去世了，他嚎啕大哭。而妻子出葬那天，他却唱起歌来。他的好友惠施来凭吊，见他两腿中间放着一个瓦盆，两手用木棍有节奏地敲着瓦盆，闭着眼睛在唱：“吁嗟吾妻，已归天真。吁嗟庄周，犹然为人……”惠施行过祭礼后便走向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庄周缓缓睁开眼睛，凝视着妻子的棺材对惠施说：“兄弟呀，我并不是无情无义啊！我们几十年的夫妻，她死了我岂能不悲痛？但我想了又想，人本来没有生命，也没有形体，人的生命与形体来源于混沌之气，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回去，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找到了自己的家。你嫂子安详地熟睡于天地之间，没有忧愁，没有烦恼，没有操劳，我应该为她庆贺。对亲人的死，与其洒下使生者伤心的泪水，不如唱一曲使亡者欣慰的歌曲。生化为死，死化为生，都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应当以此为悲。”

贡献

文学贡献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哲学贡献
　　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从“道未始有封”，庄子主要认为自然的比人为的要好，提倡无用，认为大无用就是有用。就像“ 一棵难看的树被认为无用，有一个木匠要找一棵树作房梁 ，但这棵树太弯了，没法做房梁；第二个木匠找树做磨的握柄，要弯的，但这棵树太难看了，又没办法；第三个木匠要做车轱辘，但这棵树长得不行，从某方面讲是无用的。但从庄子的角度看，无用就是有用，大无用就是大有作为，所以庄子提倡无用精神，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即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认识境界。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庄子的哲学主要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它生于天地万物之间，而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然而它又是自然无为的，在本质上是虚无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庄子认为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到处充满危险。羿指君主，彀指君主的刑罚和统治手段。对于君主的残暴，庄子是一再强调的，“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所以庄子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是追求自由。
　　与佛教相类似的，庄子也认为人生有悲的一面。《齐物论》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这是个体精神解放的境界，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用“无为”来解释这一术语，与老子不同，这里“无为”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抛弃了功名利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句被普遍认为《逍遥游》一篇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一般人很虚伪，“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撄人之心”，这样会导致 “天下脊脊大乱。而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只会使人心更加败坏，“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
　　流沙河认为，庄子的为人主要有四点，“一曰立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泽稚。四曰修养，紧守心斋。”
　　所谓环中，就是不持有任何立场。《内篇·齐物论》中有“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杂篇·则阳》中有“得其环中以随成”。无为在《庄子》中经常出现，庄子认为无论治国还是做人，都要无为。但无为颇难解释，流沙河认为是“伪”或是“人为”的意思。“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是追求自由。“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所谓心斋就是要排除心中的种种杂念。

纪念建筑

蒙墙寺遗址
　　蒙墙寺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市北梁园区境内，为战国时期宋国蒙遗址、庄子出生地。《帝王世纪●殷商》“…殷有三亳…谷熟为南亳，即汤所都也；蒙为北亳，…汤所盟也；偃师为西亳，汤所徙也…”北亳即古蒙县，今蒙墙寺。蒙墙寺遗址位于商丘市梁园区北12公里左右的一段黄河故道上，古寺原名蒙城寺，是蒙城的一个最大的寺院。古寺的遗址在堤南侧的蒙墙寺村中。遗址上有1982年12月商丘市人民政府为古迹立的标牌，上书：“该文化遗址为战国时宋国蒙县和汉代梁国的蒙县遗址。经考证也是古代大哲学家、思想家庄子的出生地，此遗址曾先后出土过不少文物，但大多数失散民间。可幸存的还有：汉代古城墙遗址、汉代古井、汉代砖雕、古代大殿明柱礅、古建筑龙纹琉璃大脊等……”。现为商丘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庄周墓
　　庄周墓位于河南省民权县庄子镇唐庄村，墓地方圆四十余亩，现有清朝乾隆五十四年立“庄周之墓”石碑一座在六角凉亭之中，在凉亭的两侧有泰国庄氏和日本及法国学者、民权县政府、庄子镇政府、庄子协会立的石碑数座。陵墓高9.5米，墓的后面是刻有全国各地名人书法的石碑一百余座，称为碑林。

著述

庄子的代表作品《庄子》，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

书目
　　《内篇·逍遥游》、《内篇·齐物论》、《内篇·养生主》、《内篇·人间世》、《内篇·德充符》、《内篇·大宗师》、《内篇·应帝王》、《外篇·骈拇》、《外篇·马蹄》、《外篇·脍箧》、《外篇·在宥》、《外篇·天地》、《外篇·天道》、《外篇·天运》、《外篇·刻意》、《外篇·缮性》、《外篇·秋水》、《外篇·至乐》、《外篇·达生》、《外篇·山木》、《外篇·田子方》、《外篇·知北游》、《杂篇·庚桑楚》、《杂篇·徐无鬼》、《杂篇·则阳》、《杂篇·外物》、《杂篇·寓言》、《杂篇·让王》、《杂篇·盗跖》、《杂篇·说剑》、《杂篇·渔父》、《杂篇·列御寇》、《杂篇·天下》

精讲
　　《庄子》亦称《南华经》，道家经典著作之一。书分内、外、杂篇，原有五十二篇，乃由战国中晚期逐步流传、揉杂、附益，至西汉大致成形，然而当时所流传的，今已失传。如今所传三十三篇，已经郭象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亦有不同。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做。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而外、杂篇发展则纵横百余年，参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复杂的体系。司马迁认为庄子思想“其要归本于老子”。然而就庄子书中寓言、义理及《天下篇》对老子思想所评述，老子与庄子思想架构有别，关怀亦不相同，所谓“道家”思想体系与《庄子》书，实经过长期交融激荡，经汉代学者整理相关材料，方才编定。
　　庄子的文章，想象奇特，文笔变化多端，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其超常的想象和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构成了庄子特有的奇特的想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者著有《庄子》，道家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分为：外篇、内篇、杂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定为庄子著；外篇杂篇可能掺杂有他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它和《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鲁迅先生说过：“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
　　司马迁在《史记》用精炼的一二百字介绍了庄子的生平，并未提起庄子的字，字子休是由唐人提出的。说他著书十余万言，大抵都是寓言，如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都是用来辨明老子的主张的。《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内篇最集中表现庄子哲学的是《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等。
　　庄子的文章结构，比较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
　　庄子文字的汪洋恣肆，意象的雄浑飞越，想象的奇特丰富，情致的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文章体制已脱离语录体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可以说，《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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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御寇，名寇，又名御寇（又称“圄寇”“国寇”），相传是战国前期的道家人，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后汉班固《艺文志》“道家”部分有《列子》八卷，早已散失。"生平

列御寇，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先后著书二十篇，十万多字，今存《天瑞》、《仲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王》、《力命》等八篇，共成《列子》一书，均已失传。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等，篇篇珠玉，读来妙趣横生，都选自此书隽永味长，发人深思。后被道教尊奉为“冲虚真人”。

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现在流传有的《列子》一书，其作品在汉代以后已有所散失，现存八篇《天瑞》《皇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其中《愚公移山》、《杞人忧天》、《两小儿辩日》、《纪昌学射》、《汤问》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文为流传。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这样解释某些人认为列子是后人假托的也不过分。

列子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是非标准、生活准则也十分明确，其人品道德修养更是高尚。一次，一位列国使者入郑拜访列子时，发现这位自己仰慕的有道之士，竟然经常在饿肚皮的情况下，埋头搞学问。郑国宰相子阳听说此事，随即派遣官吏给列御寇送粮食。列子不为所动，拜谢说：无功不受禄。使者只得带上粮食返回复命。列子之妻对此困惑不解，列子解释到：子阳并不了解我的“道”的伟大，只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后事实正如列子所料，不久人民作乱杀了这个叫子阳的高官。列子如果当时接受了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会不免于祸。

他的学说主张贵虚。成名于《列子》一书，有章以其名为章名，主旨在于宣扬不可炫智于外而应养神于心，达到“天而不入”的顺其自然，达到“无用之用”的境界。

列子青年时代求道十分执着认真，起初从师壶丘子，后又问道于老子亲传弟子关尹子，还曾拜商氏为师。他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又加以发扬光大。传说当他潜心修道时，能够“御风而行”。他常在立春之日“乘风游八荒”；在立秋之日返回住所“风穴”。这些记载虽然夸张，但也间接反映了列子道家学问的精深和列子超然物外的道家风范。

典故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执政子阳资助列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现在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这样的列子遗事至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熙三十二年《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唐玄宗天宝元年李隆基封其为冲虚真人，其书名为《冲虚真经》。

著作

《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属于诸家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

《列子》是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列子后学著作的汇编。全书八篇，一百四十章，由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组成。而基本上则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共有神话、寓言故事一百零二个。如《黄帝篇》有十九个，《周穆王篇》有十一个，《说符篇》有三十个。这些神话、寓言故事和哲理散文，篇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列子》的每篇文字，不论长短，都自成系统，各有主题，反映睿智和哲理，浅显易懂，饶有趣味，只要我们逐篇阅读，细细体会，就能获得教益。它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相媲美，但在意境上远远超越《伊索寓言》

思想

列子的学说，刘向认为：“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说：“子列子贵虚”。《战国策.韩策》有：“史疾为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张湛《列子.序》认为：“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列子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因为穷而常常面有饥色，却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讳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列子还主张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里面的先秦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中不乏有教益的作品。如《列子学射》、《纪昌学射》和《薛谭学讴》三个故事分别告诉我们：在学习上，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本领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知识技能是没有尽头的，不能只学到一点就满足了。又如《承蜩犹掇》告诉我们，曲背老人捕蝉的如神技艺源于他的勤学苦练；还有情节更离奇的《妻不识夫》说明一个人是可以移心易性的。

写书经历

列子成书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1、列子稍后，门人据其活动与言论编撰而成，不止八篇。

2、汉人在此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八篇之数。

3、张湛据其先人藏书，及在战乱后收集到残卷，“参校有无，始得完备”。并依照《汉书.艺文志》所记八篇，编撰成今本《列子》。由于在编撰过程中，为疏通文字，连缀篇章，必然加进张湛本人的一些思想与他编的一些内容，所以，今本《列子》杂进一些魏晋人的思想内容、语言文字是可以理解的。历三时而成书的《列子》，杂就难免了，说见张清华先生《道经精华.列子.前言》。

列子之学，本于黄帝、老子为宗。相传他曾向关尹子问道，拜壶丘子为师，后来又先后师事老商氏和支伯高子，得到他们的真传，而友伯昏无人。修道九年之后，他就能御风而行。《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吕氏春秋》说：“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列子穷而面有饥色，但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恢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 ”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亡！”他认为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著作为《列子》，有旧本二十篇，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去其重复，存者八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有“刘向说列子八篇。名御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句，应该是刘向、刘歆父子，或同时代其他人整理的八篇。但不知何时已佚失。

今本《列子》版本不下几十种，书前大多存有刘向所撰的《序》或张湛所作的《序》，各版本内容相差不远，有大量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书中旨意大致归同于老、庄。今人杨伯竣先生的《列子集释》，征引了历代主要注疏，又附录了《张湛事迹辑略》及刘向、张湛卢重玄、陈景元等的序文，和柳宗元、朱熹、高似孙、叶大庆、陈三立、梁启超、马叙伦、武义内雄、杨伯峻等的考校辨伪文字。

后世纪念

墓
　　列子死后，葬在了家乡郑州。在郑州市东30里的圃田村，村东南有一座小型墓冢及墓碑，传为列子墓。

祠堂
　　列子墓前有潮河，后有丘陵，四周枣林丛丛，附近有列子祠。创建年代无考，据碑文记载，祠曾一度被改为佛寺，明万历八年监察御使苏民望巡视河南过圃田时，得知此事，因命奉直大夫知郑州事许汝升重建祠堂，并立《重修列子祠记》碑石。

祠堂原有硬山房大殿、卷棚、左右厢、过厅、门楼15间，呈长方形院落，庭前屋后，点缀有几株青绿刺槐。大殿顶镶鸱吻、宝瓶，望瓦有圆形图饰，楣木、雀替有“天马奔日”、“狮滚绣球”及花卉浮刻。厅前立有明碑一座和清碑三座。大殿1966年被毁，石碑推倒埋入地下。现仅存山门、廊房等硬山式建筑，为学生教室。

八卦御风台
　　列子生前御风而行逍遥游，终得成仙升天，给后人留下了八卦御风台。八卦御风台在郑州东二十里铺南高岗上，为一八角形高台，上绘八卦图，旁有列子塑像。那里山高林密，云缠雾绕，风吹树响，站在御风台前，望着列子爷像，真能感觉到几分神风仙气。故郑州人将此景色谓之“卦台仙景”，列入郑州八景。后人来瞻列子祠，游御风台，佩服先贤的高风亮节，羡慕列子的御风而行，不由慷慨赞叹，吟诗题咏。

宋皇佑年间郑州知州宋痒的《过列子观》：“两作朱墦守，重登羽客宫。故墟墙舍坏，尘案酎杯空。款户殊无屦，乘衣尚有风。轩游曾驻跸，高意掩崆峒。”歌颂了列子的高贵品质：清代郑州人侯尔梅的《登御风台》：“昔读泠然句，今登列子台。阆风春草绿，姑射野花开。仙子何时返，牧童去复来。乘风素有志，恨朱徒崔嵬。”张钺《卦台仙景》：庄老堪同调，萧寥托远游。 当年人不识，此地迹偏留。夜月涵浮世，闲云拥古丘。沧桑经几易，笙鹤响高秋。清光绪二十年郑州学正朱炎昭的《卦台仙景》：“矫矫仙才总自豪，御风一去其徒劳。先天卦向龟文衍，拔地台因鹤驾高。粤想羲陵云黯黯，远临汴水影滔滔。著书艳说虚荒事，应与漆园史共褒。”写景言情，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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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又名子渊，战国时鄢（今襄樊宜城）人， 楚国辞赋作家。生于屈原之后，或曰是屈原弟子。曾事楚顷襄王。好辞赋，为屈原之后辞赋家，与唐勒、景差齐名。相传所作辞赋甚多，《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录有赋16篇，今多亡佚。流传作品有《九辨》、《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但后3篇有人怀疑不是他所作。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皆他而来。"生平

关于宋玉的生平，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记述极为简略。《韩诗外传》有”“宋玉因其友而见楚相”“之言。刘向《新序》则作”“宋玉因其友以见楚襄王””，““事楚襄王而不见察””，同时又有"“楚威王问于宋玉”“的话。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则说他是屈原的弟子。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又说：”“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总之，关于宋玉的生平，众说纷纭，至难分晓。大体上说，宋玉当生在屈原之后，且出身寒微，在仕途上颇不得志。

关于宋玉师承，普遍认为他师承屈原。但也有学者认为王逸晚于屈原200年后才说宋玉是屈原弟子是没有依据的，是其把“祖屈原”理解为“师从屈原”了。

最早据《汉书·艺文志》载，有16篇。现今相传为他所作的，《九辩》、《招魂》两篇，见于王逸《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 5篇，见于萧统《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 6篇，见于章樵《古文苑》；《高唐对》、《微咏赋》、《郢中对》 3篇，见于明代刘节《广文选》。但这些作品，真伪相杂，可信而无异议的只有《九辩》一篇。《招魂》颇多争议，一般认为是屈原所作。

其他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篇，也有人认为不是宋玉所作，不过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

宋玉的成就虽然难与屈原相比，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 在楚辞与汉赋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人多以屈宋并称，可见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年表

公元前298年，生于今宜城南郊腊树村。
公元前291年，宋玉十岁时随屈原入鄢郢。
公元前284年，五国灭齐，楚将淖齿救齐时杀了齐王。当年屈原逐放，宋玉17岁。
公元前282年春。景差为楚襄王推荐了宋玉，被襄王任文学侍臣，后为大夫。做《高唐赋》、《大言赋》、《小言赋》。宋玉得云梦之田。
公元前281年秋，宋玉作《讽赋》。
公元前280年夏。宋玉作《风赋》。
公元前280年秋。宋玉作《对楚王问》。
公元前279年夏。宋玉作《钓赋》。
公元前278年2月，楚大夫昭奇叛乱。宋玉与庄辛联手平乱。宋玉为议政大夫，时年22岁。
公元前278年春，写《神女赋》。
公元前278年4月，秦将白起引蛮河水，用长渠攻陷楚都。楚襄王迁都陈。
公元前263年襄王卒考烈王20岁继位。宋玉38岁。
公元前258年，宋玉劝考烈王联赵。毛遂自荐，宋玉再为议政大夫，时年43岁。
公元前253年，宋玉48岁。黄歇得宠，考烈王冷遇宋玉。
公元前249年，楚灭鲁，黄歇架空考烈王。宋玉被免一切职务，宋玉52岁。这年写《九辩》。
公元前241年，楚迁都寿春。宋玉写《招魂》60岁。
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宋玉写《笛赋》
公元前222年，楚亡，玉卒。约享年七十六岁

墓冢

墓冢碑铭可以作为考察人之生平的力证。然而，光凭墓冢是不能断故里的。如钟祥原有屈原墓，唐代女诗人鱼玄机过郢州诗中有“折碑岭下三闾墓”句，但这不能否定屈原故里为秭归人的事实。况且，墓冢有葬身墓和衣冠冢之分，据史料载，全国有宋玉墓五处，究竟哪一处为宋玉葬身墓？再说碑铭，即如鄢郢之宋玉墓，清嘉庆二十一年的重修墓碑，碑文的关键内容“阳春白雪千人废，暮雨朝云万古疑”等句，却分明说的郢中故事和宋玉侍楚襄王的事迹，今钟祥还有“阳春白雪”巨碑和嘉靖皇帝之父兴献王亲制的“阳春台赋”汉白玉石巨碑。若以此而定，则宋玉确实是故楚郊郢—郢中人，即今钟祥人无疑了。"

韩非子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约公元前281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师从荀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说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死之争议

韩非之死争议
　　韩非之死，史籍有两种说法。
　　一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也是迄今为止韩非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另种说法，较少为人提及，见于《战国策 秦五 四国为一》，原文较长，兹概述其意。四国联兵进攻秦国，姚贾毛遂自荐，出使四国，消除了这次兵灾。“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说了一通，意思是姚贾这人怎么有问题。秦王责问姚贾，姚贾对答如流，一番说话，比韩非说的漂亮多了。结果，“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没事，韩非被杀。
　　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是韩非之死，跟姚贾有关，也跟秦王有关。不同处，是司马迁笔下的韩非，是个无辜受害者，而《战国策》里的韩非，则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道。
　　但这两种说法，都有让人无法释疑的地方。
　　《战国策》的那篇文字，除了事由，只有三段对话，然后，秦王就把韩非给杀了，——假如那个诛字，真的是杀死的意思——生硬，突兀，一点说明没有。
　　况且，此事的背景也让人生疑。韩非、姚贾、秦王的同时之间，有没有过一次所谓“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的事件？还造成“‘寡人屈于内，…为之奈何？’群臣莫对”的局面？众所周知，韩非、秦王见面后的第三年，秦国就正式灭了韩国，之后九年，陆续扫来其余五国。在此前夕的大秦王朝，竟然还有过一次难以想象、匪夷所思的“群臣莫对”的场面？再说，此事的注释，——历史上《战国策》注屡经人手，此注未标明何人所作，——也让人费神迷惑，“四国，燕、赵、吴、楚也”——吴国早于春秋末年灭于勾践的越国，怎么到了战国末期，又联兵燕赵楚进攻秦国？辞世的前复旦大学教授扬宽，在其所著《战国史》中，采用这段史料，但把吴国改成魏国，却未加以任何说明
　　再说《史记》。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写得简练、生动、传奇，前后相连，看上去有理有据，然若仔细推究，同样让人疑心难释。
　　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按司马迁的说法，是“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死不恨矣”、“因急攻韩”八个字，惊心动魄、排山倒海，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被千古一帝秦始皇引为知己，以这种方式引为知己，不是空前绝后，也是绝无仅有了。——然而，费尽如此心机，为着李斯一句话，秦王就把韩非杀了？
　　杀韩非，具体操作者是李斯。按某种流行的理解看法，李斯是杀害韩非祸起萧墙的煽风点火者。李斯为何要杀韩非？照理说，韩非是李斯向秦王介绍的，韩、李二人还有同窗之谊，——但有人说，正因为俩人是同窗，李斯嫉妒韩非，所以杀了韩非。何以证明李斯嫉妒韩非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斯自以为不如非”，就一定是嫉妒？嫉妒就一定要杀人？当然，说李斯嫉妒韩非，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李斯、姚贾害之”的“害”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语，其中的“害”字，通常都作嫉妒解，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话是“李斯、姚贾害之”，看来不仅是李斯一人，因同学关系而嫉妒。那姚贾为何也嫉妒韩非？假如“害”字真作嫉妒解，那姚贾嫉妒韩非，就至少缺乏背景交待。
　　总不能笼统来一句，因为韩非有才，所以，但凡一殿为臣的，都嫉妒他，都想弄死他。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还留了个“尾巴”，即“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这是个极富戏剧性的“尾巴”。短短两句话，蕴含却相当丰富。一，它说明韩非不想死，但不得不死；二，它从侧面强化了李斯谋害韩非的说法；三，韩非之死，具有偶尔性。假如韩非能见上秦王一面又假如秦王后悔得早一点，韩非不就不会死了么？
　　——韩非是不是死于偶然？
　　《史记》之中，另有几篇，也写到过韩非之死，如《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和《韩世家》，但都是蜻蜓点水，片言只语，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最多只能说明，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
　　韩非的死因，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究竟是无辜受害，还是咎由自取，抑或，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自杀，或确实是一不小心杀错了。韩非的自杀倾向，下文将予以略述；而一不小心杀错，也不是没有可能。兵荒马乱的年代，杀人，从来不须严密的逻辑，也不必件件都太在意，就算曾经真的喜欢，那又怎样？喜欢你，不代表不会杀你，而且，正因为喜欢你，才越有可能杀你。杀了你，再后悔，装作后悔，或根本就不后悔，那都是另一回事了。——不管怎么说，韩非之死，司马迁和《战国策》太过简略的笔触，给人留下了难以释然的空白。
　　这中间，一定发生过别的事。
　　发生过不说不明，一挑即亮，足以廓清事件原委的事。
　　只是，我们也许，——或者应该说肯定，——再也无从知道，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又有谁愿意追究，——能怎么追究，——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从《战国策》和司马迁那两段仅有的叙述看，韩非之死，至少跟三个人直接有关：李斯、秦王、姚贾。
　　先说姚贾。
　　韩非之死，姚贾是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名人效应”。如果说李斯在中国历史上称得是赫赫有名，那姚贾就只能说是汲汲无名。所以，韩非之死的追光灯，都打到了李斯的身上，而让姚贾从人群的包围目光中，悄悄溜走了。尽管如此，有一点，应该为大家注意到了，即《战国策》和《史记》对韩非之死的叙述，不约而同，写到了姚贾，《战国策》更是直指韩非死于姚贾。要知道，《战》、《史》在韩非之死的叙述上，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从史料互证的角度说，正因为这差异的存在，也就更强化了其相同点的可信性在这种情形下，韩非之死，李斯只出现一次，而姚贾二度在场，就无论如何不应成为可以轻易忽略、弃置不顾的细节。姚贾在韩非之死过程中的二度在场，固然不是说这里有什么春秋笔法，但事出有因，应该没有疑义。
　　因此，必须追问一句：
　　姚贾何许人也？他与韩非之死的真正关联何在？
　　翻查相关典籍，姚贾的名字，总共见到四处。除上述《史记》、《战国策》外，另两处，也在《战国策》中。一是《赵四赵使姚贾约韩魏》“赵使姚贾约韩魏，韩魏以友之。举茅为姚贾谓赵王惠曰：‘贾也，王之忠臣也。韩、魏欲得之，故友之，将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韩、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贤，而折韩、魏招之。’”；另一处是《魏四周最入齐》“周最入齐，秦王怒，令姚贾让魏王。”
　　其实即使不知道这两条，单从《秦五四国为一》也能看出，姚贾的职业与身份：姚贾是个标标准准，专以外交为务的游说之士，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
　　至此，韩非与姚贾冲突的起因与实质，已清楚显现，呼之欲出。
　　在后人关于韩非与诸家学派关系的论述文字中，韩非对儒、墨两家的苛责、冲击，往往名列首位，而对于纵横家的言语、态度，倒较少见于提及。这是围绕在韩非身上众多误解的其中一项，也是中国文人懒惰思维的又一处“经典废墟”。事实上，韩非平生两大仇敌，在内，是“重人”、“擅臣”；在外，即是纵横家。如果说韩非对于儒、墨两家的指责，主要在于“无用”，那对于纵横家的攻击，则直指“有害”。《韩非，他被谁抛弃》写到韩国正是毁于纵横运动。其实毁于纵横的又何止是韩国。这场发生在先秦结束前夕、席卷当时天下、持续百年的“国际化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在那个阶段的必然发作，反过来，又以风卷残云的气势，强力推动、改变了当时，乃至今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与面貌。如果说在当时，在“学术与研究”领域，是所谓儒、墨、道的地盘，那在现实的天空下，在红尘滚滚的大地上，真正风光无比的，却是纵横家。虽然纵横家在争鸣诸子中的排名是边缘化的，但他们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人，最大利益获取者。纵横家忙于天下兴亡，但他们从不把谁兴谁亡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从这兴兴亡亡中，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和利润。因此，纵横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成功、最无道德价值感的“国家股票经纪人”。韩非痛恨纵横家，韩国的毁亡是主要和直接原因，但在思想上，至少，这三点，也是冲突的要害所在。其一，纵横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理念与道义，只讲成败，不论是非。他们行走江湖，靠的是看山说山，见水说水，逢人说人，遇鬼说鬼，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怎么有利怎么玩。而韩非，却是一个顽固、顽强的原则主义者。韩非在不同文中，多次强调，投机取巧、侥幸图存的“恃外”，是最凶险、最不可靠的败亡之道，只有“强法”、“守法”、“以法治国”，即内部自强，才是长治久安的大道。韩非在肯定外交重要性的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靠外援，是靠不住的，针对的，都是纵横而言。这是韩非与纵横家的根本冲突和矛盾所在。二，韩非是坚定不移的国家至上主义者，而纵横家则是“国家股票经纪人”，因此，在纵横家与国家之间，就存在着尖锐、分明的韩非所谓“君臣不两利”，也就是公利与私利的对立状况。照韩非的看法，纵横游戏的最终结果，必定是国家被掏空，从而败亡，而纵横家却赚得盆满钵满。三，韩非是极端规矩主义者和安定主义者，纵横家的本质，却是商人。商人的一个特点，是流动性，纵横家更是流动的专家。商人、经纪人还有个特点，就是炒作，又名煽乎，没事都能给你忽悠出两道彩虹，何况时代到了，正是翻江倒海的好年头，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但在韩非眼里，这中间，隐藏着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在韩非眼里，纵横家的问题，是整体流民问题的一部分。而流民问题，是中国社会自古及今，最为严峻的问题。但凡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没有人没关注、思考过流民问题。
　　由于历史书写的选择性倾向，纵横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被巧妙得刻意淡化了，边缘化了。这一做法，客观上，间接、无意识地掩盖了韩非的部分意义，从而影响了对于韩非的整体评价。
　　回到《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的具体叙述来看，韩非对姚贾的指控，冒昧而草率，不实而怪诞，很是站不住脚，结果弄得自己一个趔趄，正好作了姚贾脚下漂亮的“上马镫”。其实，如果对照《韩非子》，人们也许会觉得，《战国策》里的韩非，跟《韩非子》的思想、说法，颇不相合，反倒是姚贾的说辞，更像韩非的出言吐语。但撇开这些表面现象，韩非与纵横家的矛盾，是一致未变的。
　　以上所言，当然是从大处着眼。
　　如若时光得以倒转，我们也许会看到，韩非与姚贾的矛盾、冲突，原来另有原因，比如，同时爱上了一只鼻烟壶，或一个超女，诸如此类，但这充其量只是韩、姚冲突的导火索。不管韩、姚冲突的直接原因和表面原因是什么，韩非与身为纵横家姚贾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并无可回避。
　　最后补充两句，韩非将自己的一生，至少半生，献给了反对纵横家的殊死事业，但韩非自己，却正是一个，至少半个，纵横家。韩非拥有纵横家必备的最精锐的言说能力和思想意识，只不过没到过一个纵横家起码应到过的国家数。韩非的纵横化，是那个时代的整体投影。韩非在公元前140年陪张仪、苏秦一道，被汉武帝清除出局，说来不是没有半点缘由的。
　　再说说李斯。
　　很久以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李斯一直被认定为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这已成为一种既固定又流行的看法。杀人动机被确定为因同学关系而嫉妒，证据则是司马迁的那段话。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反向看法，即不认为李斯是杀害韩非的凶手，证据是《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引用过韩非的话。李斯引用了韩非的话，就证明李斯不会杀韩非，跟李斯与韩非同过学，就会嫉妒，嫉妒就会杀人，是同一条思维理路，一条看似言之凿凿，实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思维理路。其实说起来，李斯杀了韩非，还是没杀韩非，或者谁杀了韩非，谁没杀韩非，如果没有新的、有足够说服力的资料从地下出土，韩非之死，只能是千古之谜。也许事实就是司马迁所写也许，——假如有人说，说了你别惊讶，——原因是韩非、李斯同学期间，埋下一段情愫，咸阳重逢，旧情重炽，孰料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被雄霸天下的秦始皇横插一杠，上演了一出惊天动地、旷世奇闻的“断袖大战”，结果，文弱秀气的韩非殒命其中。——你不也没折，只好干瞪眼么？谁叫你的“腰杆”不够硬呢。
　　因此，在韩非之死，及与李斯，或某某人的关系上，过分粘滞、拘泥本身严重短缺，疑影难去、孤立无征的史料，辅以轻率的联想，期以得出必然的结论，无异于胶柱鼓瑟，易沦为无意义的举动。若稍稍后退些许，拓展视野，重调焦距，也许，反而能看到些别的内容。
　　李斯辞别荀子，奔咸阳，十数年间，从吕不韦门人，一路攀爬，长史、客卿、廷尉，直至官居宰相，位极人臣，显示出极为成功的政治素质与才能：有想法，敢想敢干，判断准确，当机立断，勇于承担，雄才大略，能言能行，尤其是谏逐客一事，不仅是李斯个人仕途的枢纽转折点，同时，为秦国，也为李斯自己，保留了大批关键、重要的人力资源。其实，且不论政治实践能力，单就“实用理性”而言，李斯决不输给韩非，说李斯嫉妒韩非，我不知道，这是哪个山洞，吹出的风。
　　但李斯的政治才干，在韩非眼里，却可能是朵不祥的云。
　　这里又触碰到那道无法绕道、回避的铁栅，即韩非来到秦国，究竟是种什么情况？是单纯地奉诏出使，最后命丧他乡？还是借机摆脱了他的“第一次政治婚姻”，——对于祖国的“政治婚姻”，——决意在异国他乡，一展平生报负如果是前一种，那韩非就是单纯的国家利益牺牲者，而且，还真有点为国捐躯的意味而如果是后一种，那就得另当别论。
　　如果说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是已下定决心，要投身秦帝国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加入到历史的洪流铁蹄，那韩非与李斯的矛盾，就顺理成章。
　　如果说一个人生下来，天生注定要做一件最符合自己的事，那最符合韩非的事就是：官场监工。韩非是天生的“官场猫头鹰”。那大大小小的官员小吏，就是“官场森林”里的“虫子”。终其一身，韩非都是以一种警惕、紧张、锐利、仇视的目光，紧盯官场。韩非似乎天生与官有仇，官位越高，仇意越浓。
　　李斯能不成为他的目标？
　　前面说过，韩非平生两大仇敌，一是“重人”、“擅臣”，二是纵横家。李斯的一生，就是走向“重人”的一生。如果韩非真把秦国视为“新祖国”，铁心为秦王尽忠效力，以他狐疑、尖锐、敏感的思想性格，跟李斯产生矛盾，就决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何况，李斯的身上，还背负着纵横家的影子。还记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那句：“李斯、姚贾害之”，从上下文的语气看，这句话是李斯、姚贾置韩非于死地的起因。“害之”，既可直接解释为：陷害他，谋害他，也可能包含着“以之为害”的意思，——这家伙实在太碍事了。——官场冲撞，利益往往是真正的触动因。以韩非的国家君主思想，以李斯、姚贾的身份背景与处境，以韩非的偏激、极端思想、心理、性格，矛盾、冲突，不在今天爆发，就在明天爆发；不在上午爆发，就在下午爆发。只不过是爆发的时间问题，方式问题。
　　秦王与韩非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有点暧昧的味道。爱得奇特而凶猛，死得蹊跷而遗憾。但若拨开浮云，其实一切也都符合逻辑。这一点，可以从韩非之后，中国社会数次重演的同构版本中，悟出此道。韩非与秦王，无疑是韩非之死的重头戏，有兴趣者参阅拙作《韩非死于秦王的第三种猜想》。
　　最后，说说韩非的自杀倾向。
　　韩非的自杀倾向，用一句话说，就是：明知是个死，偏向死中行。
　　《韩非子》全书，若按涉及人群划分，可分为五类：君主、官员、民人、知识分子、法术之士。五类之中，除君主外，其余四类，互有交叉、交融，但分类的界限，是存在的。韩非属不属于法术之士，韩非自己，没有像“我是共产党员”那样，明确说过；但韩非在《问田》中，正面回答堂溪公，“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透过此言，假如说韩非对于法术之士，正像鲁迅晚年在那封《答托洛斯基》信中所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一样，视己为其中一员，应当不是什么牵强、穿凿之论
　　因此，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的议论，也就可视为韩非自己的某种心声吐露，尤其是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生死处境的动情描述。
　　“是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
　　十分肯定，毫不含糊。
　　《和氏》一文，更明确指出，法术之士，必死的原因，即法术之士所得罪的三个对象：
　　“则法术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
　　“群臣士民之所祸也”，“大臣苦法”、“细民恶治”，这说法不管客观属实，臣与民，已是对头；再加上“明法术而逆主上者”、“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
　　对立一面，官、民、君三者，尽在其中。
　　一个社会，除了官、民、君，还有谁？
　　这么一种“全民公敌”、“无党孤特”的濒危处境，韩非在《奸劫弑臣》中，将其概述为“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已算好的结局，真正的要害，在“求安，几不欲难哉！”。逆世而行，千夫所指，唾沫星儿如百八十条消防水柱，还得加上一个动辄翻脸、一怒即杀的“严天子”，可不是“求安，几不欲难哉！”么？
　　韩非们即使不死，也早已断绝了活路，——终将走向死路。
　　所以，当堂溪公言之谆谆地告诫韩非：“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非的回答，却显得义正词严，直率而不够礼貌：“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乡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认为，堂溪公虽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误解了自己，甚至，伤害了自己。同时，“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之句表明，韩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决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准备。

影响

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奠定了基础。后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 法、术、势” 相结合的理论。

中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也制订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子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子的“术”是指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拿到今天来看，可以变为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如对被管理者要进行业务考核，要让其名符其实；对工作有成绩的给予褒奖，对工作不称职的给予责罚；在干部任免上要从基层选拔。韩非子说“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对于保证管理者的质量至关重要。

“势”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无论在专制时代还是民主时代，国家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权威都是必须肯定的，否则政出多门，言出多家会导致混乱。我们国家正在深化改革，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搞活我们的经济，这就有可能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某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对于统一的政令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致使中央的许多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法律、政策贯彻不下去，最终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使老百姓对国家的权威性提出疑问。所以我们必须要树立国家的威信，以便使法律得以贯彻实施。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价值观并存、多种道德观念碰撞的今天，重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非常有必要。虽然我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同属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更替之时，我们也必须把“法”放在首要位置，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辅之以权威和手段，即：“抱法、处势、行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具竞争力，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

主要主张

政治

●封建专制
　　韩非在国家政体方面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虽然我们可以说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都不如韩非讲的明确。《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政治主张，便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中央集权
　　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名实相符
　　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2、言谈者；3、带剑者；4、患御者；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改革

●改革图强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

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改革变法
　　中国人惯于尊重过去经验，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神农，据说他们比尧舜还要早几百年。而法家的主张与他们完全不同，法家坚持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这在诸子百家中难能可贵。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变法图强。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律

●以法为本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依法治国
　　韩非子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韩非子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子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论点。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法不阿贵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以法为教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的法家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是秦始皇，秦国的教育制度，便为法家思想。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法教是与礼教相对立的。在秦未统一六国时，秦孝公就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 正法之本，商鞅掌握秦国政权后，便强调以法制取代礼治。所谓 知者作法 而 贤者更礼。他还写了奏书，陈述 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

哲学

●法家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以老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韩非子》一书中，无论是《解老》、《喻老》，还是《主道》、《扬权》、《外储说右下》、《八经·主道》、《南面》等，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使道家的“无为”内涵从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关注政治与人生。韩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扬权》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韩非思想的根源来自于老子以及《郑长者》。

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大相反，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慎到、申不害、商鞅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见韩非著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韩非子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从思想上说，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从政治上说，商鞅是法家最杰出的人物。商鞅以其思想和行动，创造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天下统一的基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法家这两个巅峰人物，都从老子那里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道是变化的，天地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是变化的。但道也有相应的稳定性，这个稳定，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就是法。法就是依着道而建立的。法必须随时代变化，法必须人人遵守。因为认识到万事万物的变化，韩非子、商鞅同老子一样，也是反传统的。韩非子取《老子》‘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处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与方式，只要顺着大道即可。韩非认为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该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测与掌握，此观点还包括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应该阴晴不定，难以掌握。如此才不会反被臣下驾驭，这也就是申不害的“术”。

韩非子之学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唯物主义
　　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子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就是实践。韩非认为，不经过实践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辩证法
　　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论”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对立统一的矛盾论问题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道生法
　　“无为，而无不为”“道生法”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法家三治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评价

司马迁指韩非好‘刑名法术’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见韩非著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封建

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战国时代，封建诸侯已经建立了政权，并进行了改革。处于战国中期的孟子虽有"“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但那时诸侯割据，战争频繁，旗鼓相当，谁也吞并不了谁，还没有具备统一的条件，因此，不能提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来。只有到战国晚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统一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客观上有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迫切需要，因此，才有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产生。

韩非所说的君臣关系与孔、孟所讲的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④孟子还认为，国君若不行“仁政”就可以流放，甚至还认为杀昏暴之君不叫杀君，而叫“诛一夫”。⑤这里，不存在臣对君绝对服从的问题。《韩非子·备内》认为，君臣之间，国君与其家庭成员和左右亲近之间，都充满着尖锐的矛盾。他说，群臣服从国君，并不是有骨肉之亲，而是受到国君权威的束缚，不得不如此。事实上，朝廷里如《韩非子·杨权》所说：是“上下一日百战”。“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一旦臣下羽毛丰满，条件成熟，就可能对国君取而代之。因此，要巩固国君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韩非·杨权》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全国各地都对国君负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韩非这种思想，在君臣关系上，是站在维护国君的绝对统治权的立场上说话的，它直接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还提出，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①他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甚至他反对知识文化，反对藏书，主张焚书。《韩非子·喻老》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种实行思想统治的愚民政策，直接影响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采用了韩非的思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这可以说是韩非思想在历史上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主张严刑峻罚、横征暴敛毕竟太残酷，秦王朝只传了三代，并且期间发生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最终秦二世被赵高杀死，继立的子婴贬去帝号，称秦王，向刘邦投降。刘邦攻占咸阳，秦亡，也就宣告了韩非思想的破产。

虽然如此，我们对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也不能一概否定。他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②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否定，打击了旧贵族的特权。这种主张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作用。同时，韩非的思想在战国的末期适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步伐，也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权术思想，却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袭，影响极为深远。韩非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思想，也为封建统治者沿用。明清两代更盛，康、雍、乾时期达到极点，大兴文字狱，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因此，批判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仍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介绍

韩非子，又称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韩王室宗族，韩王歇的儿子。《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认为是阴谋学家，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关于阴谋。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

韩非被韩王派遣出使秦国，于是文采斐然的韩非为秦王嬴政所赏识而倍受重用。由于李斯提出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通天大计，而首要目标就是韩国，但作为韩国公子的韩非与李斯政见相左，妨碍秦国统一大计，廷尉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

韩非据史料可考，故土在西平县出山棠溪北岸的韩堂村。韩堂村建有韩家祠堂，而后迁至出山镇西南，韩堂村留名至今。韩祠为韩家宗祠，何代修筑无考，但每年春节韩姓子孙敬奉韩家宗祖一直延续，韩祠历代修复，破损于解放初，1958年在此建出山礼堂，有“思辨”碑石一块，村人说曾盖在西街井口，后无下落。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

韩非著书之余时常登临的孤愤台尤存，位临棠溪岸边，原是一处高地，松柏银杏苍苍。之后，孤愤台渐渐之低小，乡民们平素叫“孤坟摊儿”，考古和被盗均未发现萌基，专家考证应为“孤愤”台，正好符合韩非“驱车劝谏韩王不用”而闭门著书的历史事实。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从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韩非死于秦国，终年47岁，有记载说，韩非尸体运回韩国，葬在故土，即孤坟摊处，另说葬九女山古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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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典故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 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三桓怎么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静地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影响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公元1~6年，《左传》初立学宫。公元25~56年，《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公元637年，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1008年，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王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1111年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宋宰相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1371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1530年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1642年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左传精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1741年增 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与六十九代孙丘玉洁捐资七千余两重修县学宫、痒门，咸丰皇帝书赠“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袭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孙孔广启题赠“承先卫道”匾。

1725年，为避孔丘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加“邑”部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写为“邱”。民初，丘氏后人闽杭清举人丘荷、台湾清进士丘逢甲认为雍正所为不公，呼吁去“邑”复“丘”，还祖先本来姓字。丘氏族人闻者纷纷响应，恢复了“丘”姓，而未闻者则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与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1751年，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生平

左丘明，姓丘，名明， 刚。”富城遗址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园、石横、湖屯等乡镇。《汉书人表考》也载：左丘明“葬泰安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载：“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之西。”宋王去非诗《题左丘明墓》也准确说明了其位置。诗中说：“寺压古坟阙已摧，坟前古树已凋衰。未能迁寺还封树，每到都君一泪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东平、峄、曹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评价

简述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
　　647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
　　1530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
　　1642年朱由检封左丘明为“先贤”。

详述
　　为人品格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情操高尚　君子之风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春秋时代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例如，齐国大臣崔杼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制造机会，诱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幽会，然后借机杀掉了齐庄公。事后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又因如实记录而被崔杼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上如实书写，崔杼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上留不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就手持竹简前往临淄，要继续完成记录，后来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齐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良史，他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作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说《论语·公冶长》所引孔子的话是在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论语·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了。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生卒年推断

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家族历史

家世渊源　学识渊博
　　相传，左丘明是齐开国之君姜太公的后代。西周建立后，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于营丘。姜太公死后，嫡长子丁公继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丁公死后三世，哀公即位。这时，纪国的国君与他不和，遂向周王进谗，挑拨哀公和周王的关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静被立为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组织同党率领营丘的人马杀死胡公，自立为国君，是为献公。当时，印的后人娄嘉被迫随山参与了此次宫廷之争。斗争虽取得胜利，但骨肉相残，又背着弑君的罪名，娄嘉担心祸及己身，于是离开齐国投奔到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个时代的官职，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倚相生儿子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楚公子比弑杀其君，随后又被公子弃疾杀死。为躲避内乱，成投奔到鲁国，做了鲁国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袭父亲官职为鲁国的太史。[6]
　　从姜太公封齐、庶子印以丘为姓，到娄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乱迁鲁，左丘明的先人经过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转换，同时也经历了齐、楚、鲁三地的坎坷迁移，可以说是家世遥远、演变曲折。
　　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做鲁国的大夫。四代孙诚是位超凡脱俗的隐士，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
　　1725年，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讳，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为“邱”。辛亥革命后，闽杭举人邱荷公及台湾进士丘逢甲倡议恢复原来的丘姓。这一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东等地丘氏族人的响应，“邱”恢复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没有得知此倡议而沿用原来的“邱”姓。这样，左丘明的后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个不同的姓氏，而且这三个不同姓氏的后裔中人才辈出。

渊源
　　血统关系
　　《精舍志 》卷二《本传志》云：“先贤左邱明，授经图曰：鲁人，楚左史倚相之后。”“授经图”现本作“受经图”，没有文字说明，上述文字当出于现本《精舍志》所依据的更早本。《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公封于营邱，嫡子丁公伋立为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嘉因杀胡公，恐后及难，遂奔楚，世为楚左史官……倚相。周景王十有五年，楚子伐徐，次于乾溪，右尹子革夕，楚子见之，与之语，左史倚相趋过，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十有六年，楚公子比弑其君，处于乾溪，相之子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官。生邱明，世为鲁左史官。”据《精舍志》所载，左丘明乃楚左史倚相之孙。旧方志所谓左丘明为“楚左史倚相之后”③ 当本于《精舍志》。
　　如果左丘明确系楚左史倚相之孙，则左丘明的家世或许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献证明两人根本没有血统关系。
　　首先，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而左丘明年龄应当略长。孔子生卒年代明确，无须考证。倚相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前530年，上文《精舍志》所云倚相事即本《左传》。当时倚相随军出征，能读《三坟》等书，年龄不会少于20岁。《韩非子·说林下》云：“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句践已平吴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楚世家》云：“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所谓“已平吴”、“已灭吴”皆指越国灭吴，前473，越灭吴后，左史倚相仍然健在，并给楚王出谋划策。所以有人推断：“按左史倚相于西元前530年在楚，楚灵王说他是良史，至西元前482年还存在，是倚相以寿八十岁计，当是550年以前生的，奔楚时约20余岁，至480年左右卒的”④其中表达有误：“550”当为“前550”，“奔楚”当为“首见楚”或“在楚”，“前482”指越灭吴当为“前473”，“480”当为“前470”，如此方能计以八十。按纠误后的推测，倚相生卒年约为前550至前470左右，生年大致同于孔子，卒年比孔子至少要晚六年。至于左丘明，生卒年虽无可考，但可从孔子与其关系推测大概。
　　《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以尊重口吻将左丘明视为自己的人格楷模。《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说《公冶长》是在赞扬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元初翰林学士李谦《肇建肥城庙学记》曰：“匾其讲授之堂曰‘君子’，取乐正子春所谓‘肥有君子’之义。”⑤因为“昔乐正子春日：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⑤ “肥有君子焉”乃孔子感叹语，意为肥邑这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孔子如此尊重左丘明，可见他是孔子心目中的长者，当年长于孔子。《精舍志》卷一《遗像志》有一“荐圣图”，文字曰：“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邱明。左邱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邱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邱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孔子曾任司寇，司徒乃司寇之讹。赵师圣者不知何人，然从其文学古朴，内容合乎孔子打击三桓，左丘明荐孔与上文孔子长者身份相合三点观之，该节文字似有所本，当为比较可信的文献资料。荐孔一事明确排除了左丘明乃孔子前人或孔子后人的各种经今文学说，进一步佐证了左丘明是年龄稍长孔子并深受孔子敬重的鲁太史和鲁君子。倚相大体与孔子同龄，左丘明既年长孔子，亦必年长倚相，焉得成为倚相之孙？即使倚相40岁生孙左丘明，则丘明在孔子任司寇时才十来岁，到孔子死时也不过30岁左右的孙辈人物，又何以推荐孔子，何以令孔子敬重如斯？另据《汉书·古今人表》倚相在时序上居于丘明之后。
　　其次，《左传》没有丝毫痕迹。前529年楚国确实发生内乱，《左传》对是年楚国内乱的记载颇为详细。《左传》往往记载各国大夫、官员出奔，倘若作者生父果在这场内乱中逃来鲁国，详细记载中何以毫无蛛丝马迹？况且，楚国内乱这年倚相至多20余岁，他本人没有离楚，襁褓中的其子何以奔鲁？
　　再次，有人研究以为，“左史应是倚相与左史老的氏称”，“晋楚左史皆系氏称，氏称源于官名”，“楚左史当来自于晋左史”，是鲁襄公二十一年“与栾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国”⑥。其说并非毫无根据，倘若成立，则倚相不出于齐。
　　最后，《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分“姓谱”“世系”两部分，前者追述左丘明以前的邱姓世系，从太公支子印到左丘明之父共19代，后者从左丘明开始逐代谱列以后的世系，正如序言所谓“世次详明”。但其中存有两个疑点：第一，“姓谱”19代中前18代的名字都很清楚，惟有最近的第19代左丘明之父没有名字；第二，既是邱氏谱系，当以邱氏开祖印为“一代”，若以居鲁而计也当以左丘明之父为“一代”，而邱氏谱氏的代次却是将左丘明列为“一代”。左丘明之父是左丘明之前邱氏来源的关键环节，如此避而不言，反映了左丘明之前邱氏谱系的依托痕迹。
　　以上四点，可知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精舍志》的“姓谱”部分当多属依托，正如嘉庆八年礼部驳议：“此固太公少子以邱为氏，故牵合附会。”⑦ 旧方志所谓肥城邱氏出于太公、倚相本自“姓谱”，皆不足为训。

后人姓氏
　　《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云：“生邱明，世为鲁左史官。故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孙名起者工文学，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祸，又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记载了从“一代左邱明”到“六十九代玉洁”的69代世系，其中“十五代起工文学？ ，生子五： 、堂、懿、寿、考”；“十六代 汉光武建武五年授湖阳主薄”；“四十七代芳世居于鲁古肥子国地，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如曲阜，以太牢祀孔子，追封左邱明为瑕丘伯，授芳衣巾”；“五十七代奠，元末大乱，举族流于枣强，寄居二世”，“五十九代江，明永乐二年自枣强抱姓谱及亲族还肥邑”；“六十四代云街？明天启元年本邑知县王惟精重修左氏祠墓，访求邱明后裔，得云街”。按《精舍志》记载，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这支后裔世系清楚，两千多年来一直居守故邑祖墓。
　　此就左丘明姓氏、都君邱氏姓氏及其世系真伪等问题略作讨论。
　　左丘明姓氏历来存在争议，或云姓左，或曰姓丘，或谓复姓左丘。姓氏不清，遂影响到名字不明。三姓中首先应该排除复姓左丘，因为先秦两汉有不少以“丘”字居尾的复姓，却单单没有左丘，而且后代文献中也从无一个复姓左丘的人证。尽管司马迁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犹如“晋重”“史迁”，不过别称而己，不足说明问题。其次应该排除邱姓，邱姓也没任何根据。或以为尊称不单呼名，汉人多呼丘明，故必姓邱。按第二人称尊称不单呼名容或有之，第三人称则不尽然，单呼名者普遍见诸文献，未必皆非尊称，第二人称的习惯用法不可用来证明第三人称尤其是后人对古人的第三人称。左姓最有可能。《汉书·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太史。”孔颖达《礼记正义·玉藻》曰：“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春秋是个造姓时代，由左职生出左姓合乎造姓规律。不论左丘明原来姓左还是另有其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代人是把他作为左姓看待的。所谓《左氏春秋》《春秋左氏》或《左氏传》等就是明证。汉代经家流派多以姓氏命名，只有《诗》齐、鲁两家以地命名，以职命名者一家没有，《春秋》五家皆用姓氏命名，可见汉人认左丘明姓左。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左丘明后人亦应姓左。此与《精舍志》的资料恰好吻合。《精舍志》云：“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所谓“迁楚”固属附会，但十五代孙起以前“以左为姓氏”却记得十分明确。另外，《精舍志》各卷图谱文字多称“左子”，此称颇似先人所传，置于先秦时代去看，定乃姓氏而非职称。由此看来，说左丘明及其后人姓左当无大误。
　　都君邱氏姓氏出于左丘明。《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曰：“丘氏，鲁左丘明之后。”⑧是左丘明后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东汉文献有证。丘、邱通用，耳旁为后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后裔姓左，与都君邱氏在两汉之际改左为邱相连贯。《精舍志》所谓“去左袭邱”实乃“改左为邱”，即去掉左姓而袭用丘明的丘字为姓。其中“袭”字在作《志》者本意是要说明原来就姓邱，因为“姓谱”是追述到营邱的，而实际上却是“袭”的“丘明”之“丘”，从上文可知根本与营邱无关。且不说按“姓谱”邱氏的左姓从嘉逃楚开始至起改姓已经34代千有余年，即使从左丘明开始而至起也己有500多年，500多年把邱姓放在一边不用而一直姓左，500多年后又忽然继续使用它，如何可能？如果是复姓左丘，倒是有可能去左留邱，可实际又证明历来没有复姓左丘，邱氏谱系本身也不存在复姓问题。看来只有一个解释：作为左丘明后裔的都君邱氏本来姓左，他们尊左丘明为第一代先祖，所以在“世系”中首列“一代左邱明”，明确列出一个“左”字为其姓氏，邱明之后当然概不列姓，到十五代起改姓时，因邱明为一代始祖，且功德显赫，便袭取其名的“邱”字以为新姓氏，又附会太公支子营邱的古说以托邱氏渊源悠远。应该说，都君邱氏的邱姓出于左丘明的“丘”字，与营邱没有任何关系。
　　肥城都君庄义为君子邑聚，相传是左丘明故里。左丘明后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谱《左传精舍志》所记左丘明以来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后可靠资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志、碑记、诗文等作证，可以不用怀疑。这里主要讨论宋代以前。宋代以前从东汉初年开始渐有零星的佐证资料。上引汉人《风俗通义》谓邱氏出于左丘明。北齐《魏书·地形志》、唐《元和郡县志》都记载了左丘明墓，地址与都君吻合。清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礼仪志》云：“左邱子祠，在县署东南，邱氏奉祀生奉祀。嘉庆八年邱明善所上汉建武六年十七世孙邱堂《左传精舍志序》称‘左传精舍’，此即故址。”清志虽然较晚，但其中资料信息却较早，且绝对不是邱明善伪造。《精舍志》卷三《祠墓志》曰：“先贤左子祠在肥城县城内文庙东南，旧名‘左传精舍’，相传即左邱明传《春秋》处也。”《精舍志》卷四《艺文志》收有“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其中说：“县之东古肥子国地，即左子故里，古庙犹存，访其遗迹，知此即为传《春秋》之处，故名曰‘左传精舍’。洁奠，下询其居守子孙，则后裔邱芳携其旧谱而至间其家世，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观其庙貌渐颓，因为之重新焉。”按上引邱氏“世系”，邱堂乃十六世孙，排行居二，根据上述资料，建武五年嫡兄邱 授湖阳主簿，次年邱堂写出所谓《左传精舍志序》，是邱堂建起“左传精舍”，并就精舍建成重修家谱。嘉庆八年邱廷煜为邱明善请立博士所上呈文佐证了这一点：“十六代孙邱堂纂续旧谱，重修祠宇，子孙世守，依墓而居，递及六十九代孙即生胞伯祖邱玉洁，祠墓宗谱凡经五修。”⑨而实际重修次数恐怕更多。经千余年50多代展转重修相传，建武六年邱堂的所谓《左传精舍志序》原貌肯定已经难于说清，所以当时礼部驳议也就振振有辞：“既称‘志序’，当别有《左传精舍志》一书，乃谱中所称即是此序，序中所言又全是家谱，末提‘建武六年十七世孙邱堂薰沐敬书’，汉代无此款式” ⑦；“三图既称旧谱所传，则衣冠器具必作古制，乃孔子、左邱明皆著束发道冠，又有高几坐墩，及纸本书籍笔墨砚水中丞之类，全同时式” ⑦；“《前汉书·鲍宣传》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并无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筑左传精舍，使欲盖弥彰？” ⑦礼部驳议看似不无道理，但毕竟有些不顾历史变迁而过于苛求古本。又王莽征召人才甚滥，《鲍宣传》焉能包罗“具列”不出者名单，而建左传精舍时已时过境迁，岂得谓其欲盖弥彰呢？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待左传精舍与邱氏家谱的出现。东汉初年它们出现之前，左丘明后裔在文献中没有任何踪迹，原因何在？这与《左氏春秋》原为独立编年史、尚未向《春秋》学演变相一致，如果当时有其踪迹才是怪事。西汉经学的兴盛和刘歆对《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开始向传演变，嗜好经古文学的王莽寻求左丘明后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后裔却不知是福是祸，不敢轻易登上王莽的险船。东汉初年江山易手，经学统治地位依然，尽管经今古文学家对《左氏》是否传《春秋》还在进行争论，时代却给邱氏提供了借经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条件，于是邱氏宗族便开始有所活跃。对于古代重视宗统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记忆并非难事，所以“邱堂纂续旧谱”当有所据，尽管这段时期文献无征，但结合历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
　　可以说，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他们世居祖地，战国、西汉默默无闻，到新莽时改左为邱，东汉初年随着《左氏》传经而大修祠堂家谱，其后便在文献中逐渐露出了清晰面貌。

左、邱两姓
　　《精舍志》 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太公封于营邱？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又云：“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对改姓记载同于“姓谱”。卷四《艺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亦谓“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这些资料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丘明当有左、邱两姓后裔，二是邱姓并非皆出丘明。
　　按“世系”所录，左丘明及其后人为左姓时共15代，15代中第4、8 、9 、1 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余各代都是单传。“世系”专记嫡长子，嫡长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许有所忽略，因此所谓单传未必就是实际上的单传，旁支当比“世系”所录更多。即以“世系”所录计算，嫡长子一支始终为一，旁支在不同时间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会继续分杈，是两者比例至少为1：6。邱起改姓时，第4、6两代的半数旁支与嫡长子的血缘关系己隔10代左右，8、 9代两个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们或许已经迁离故土，或许继续守居祖墓，前者应当继续姓左，后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随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据《大明一统志》《山东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献录》等方志记载，定陶一带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据地方调查，今汉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为远祖。邱起“隐居陶阳”当与彼两地相关，很可能正是投靠那里的旁支同宗隐居。旁支后裔迁离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坟墓供奉并不奇怪。上述两地左姓或许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后裔，不可轻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规模应该大于改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后嫡支改为邱姓，是左丘明当有左、邱二裔。
　　《姓谱》所谓太公支子以邱为姓，在《风俗通义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献中查之有据，是邱姓有出于周初姜太公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于春秋邱弱者；《风俗通义佚文·姓氏》云“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是邱姓有出于西汉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后裔。又据《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汉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谢丘等复姓，多为后世不见，或许去复为单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于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于左职，左职并非仅有左史，左史并非仅有左丘明，《淮南子·览冥训》《史记·龟策列传》有商末左强，是左姓亦为多源格局。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左传精舍志》的主体资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不过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姓谱”部分多属伪托。从现有资料看，左丘明后人当有左、邱二姓，其中作为嫡系后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较可信，其余各地左、邱两姓中的旁支后裔尚有待探讨。
　　1725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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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汉族，出生于楚国丹阳，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长沙附近汩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文学成就

著作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
　　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理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作品风格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介绍

屈原，湖北秭归人，芈[mǐ]姓屈氏，名平，字原。生卒年未见正史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论。据推测生于公元前342年3月6日，卒于公元前278年4月26日。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公元前342年屈原诞生于楚都丹阳，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定于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对于屈原的忠而见疏，后世诗人阵志岁遥为郁结，其诗《屈原》云：“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 此不仅对爱国者屈原，也是对历代“王之荩臣”的由衷忾惜；不只对当时楚王，也是对其他昏暗君王的一深刻批判。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4月26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就是因此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会议中的历史上的该年“当年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

流放背景

战国时代，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名士苏秦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苏秦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因此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而，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疏远，因为齐楚连盟，秦国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秦王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第一次流放
　　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楚怀王十六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贿赂楚国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楚怀王听信张仪的，就把相印授予 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以为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广袤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 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汉中郡沦陷。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2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

第二次流放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遥望龙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最后到了陵阳。

自尽
　　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周显王二十九年，一说周显王三十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次年，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屈原居乐平里。屈原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的时间。

周显王四十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初露才华
　　周显王四十八年，秦军犯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

周慎靓王元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

周慎靓王二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齐。

周慎靓王三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

任职高位
　　三闾大夫屈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1、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

2、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3、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4、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5、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6、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8、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变法改革
　　周慎靓王四年，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周慎靓王五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周慎靓王六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谗而见疏
　　周赧王元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了打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贿赂楚国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屈原极力劝谏，但是楚王不听，楚怀王听信张仪的，就把相印授予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以为张仪怪他和齐国断绝关系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广袤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回来报告楚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于汉北楚古都丹阳，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

周赧王三年，楚国发兵反击，在蓝田大败。韩、魏趁机偷袭楚国至邓，楚国军队兵畏惧，从秦国回归。韩宣王死，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仓立。孟轲议定在周赧王三年离开齐国。孟轲主张“性善”，劝齐宣王行仁政，劝滕文公行“井田”，均因为迂阔难行，不受两国采纳。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

周赧王四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骗，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

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

周郝王十七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5万，取析及左右15城而去。

初次流放
　　周赧王十一年，屈原流浪汉北。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流放背景：战国时代，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名士公孙衍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公孙衍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因此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此，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疏远，因为齐楚连盟，秦国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秦王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周赧王十三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周赧王十六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

二次流放
　　周赧王十九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年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

周郝王二十二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遥望龙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最后到了陵阳。时间长达16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

自投汨罗
　　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

习俗

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敬仰和崇拜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因为怕祭屈原之米被鱼虾所窃，因此创造了粽子这种形色。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把粽子系上五彩丝线，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中国端午节习俗后来传到了朝鲜、日本、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 明、清时期政府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但端午和中秋也变得重要，后来最重要的节日是新年、端午和中秋。这三个主要的节庆称为三大节，各阶层都是一样的。

墓园

屈原墓位于湖南汨罗市城北玉笥山东5公里处的汨罗山顶。因在2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或“楚三闾大夫墓”石碑，相传为屈原的“十二疑冢”。屈原墓园附近有3座规模颇大的寺庙，分别是保缘寺、普济寺和普德大庙。

故里

关于屈原出生地，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发表文章称屈原生活的战国正值剧烈动荡的时代，楚国由于受到秦国的压迫，疆土不断东移，导致楚国的都城和楚国贵族的食邑也一再变化，而屈原一生，更是处于不断的颠沛流离中。

河南西峡县一带流传的屈原故事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当地还有与屈原传说相关的碑刻资料。西峡县有回车镇，“回车”得名于屈原代表作《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的诗句。回车镇有村名“屈原岗”，其地处于秦楚之间的大道上。“相传战国时张仪使楚，离间楚、齐关系，许诺将秦商一带地方送给楚国。后来秦背割地之盟，楚怀王一怒之下，不顾三闾大夫屈原的再三谏阻，亲自率兵伐秦，结果败北，行至一土岗想起屈原，仰天哀叹，悔不听他之劝阻，后人即称此岗为屈原岗”。在现存屈原岗碑，“青石质，碑阳横刻‘地以人传’四个小字，下竖刻‘屈原岗’三个大字，碑阴为清人邱铭勋撰写的序文，时为清宣统三年。”屈原岗上有屈原庙，每逢端午，香火不绝，体现了当地人民对屈原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秭归县位于长江北岸的卧牛山麓，形似一个倾斜的葫芦，故有“葫芦城”之称。因城墙石头叠砌而成，又叫“石头城”。秭归县城东门外，牌坊“屈原故里”系郭沫若手书。旁两块石碑，刻“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从唐宋以来，经数次迁址修葺，后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兴建，水位升高，于1976年修建此祠。现位于秭归城东向家坪。改名为“屈原纪念馆”。三峡工程的兴建，屈原祠将再次迁建。在乐平里，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甚多，如香炉坪、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

评价

《荀子.不苟篇第三》：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虽然”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但，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以贬为主班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话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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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延年 （公元前220～？年待考），著名秦汉诗人。 作品存《羽林琅》一首，为汉诗中优秀之作。始见于《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将它归入《杂曲歌辞》，与《陌上桑》相提并论，誉为“诗家之正则，学者所当揣摩”。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生卒年不详，约汉光武建武初年，至和帝永元末年间在世[1] 。少孤，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学毕，牧豕上林苑，误遗火延及他舍。鸿悉以豕偿舍主，不足，复为佣以偿。归乡里，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妻以女，鸿尽谢绝。娶同县孟女光，貌丑而贤，共入霸陵山中，荆钗布裙，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 。章帝（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改复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间。终于吴。

刘熊渠，是汉朝宗室，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孙子。父亲是舂陵节侯刘买，他承袭舂陵侯的爵位。他死后，谥号戴，舂陵侯的爵位由长子刘仁继承。他的庶子苍梧太守刘利是更始帝刘玄的祖父。他的弟弟郁林太守刘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曾祖父。

朱穆（100～163）字公叔，一字文元，东汉南阳郡宛（今河南南阳市）人，丞相朱晖之孙。初举孝廉。顺帝末，大将军梁冀使典兵事。桓帝时任侍御史。感时俗浇薄，作《崇厚论》、《绝交论》。永兴初，出任冀州刺史，镇压起事灾民。后触犯宦官，罚作刑徒，因千人上书为之鸣不平，赦归。居乡数年，复拜尚书。上书请除宦官未成，忧愤死。"生平

朱穆东汉学者。字公叔。南阳宛人。家世衣冠，初举孝廉，后为侍御史。出为冀州刺史，因弹劾权贵、抑制豪强而受到诽谤，下狱治罪。后征拜为尚书，为人刚正不阿，居宫数十年，“死守善道”，蔬食布衣，家无余财，其思想节操为人所推重。时人有“兼资文武，海内奇士”之评。蔡邕在《朱公叔谥议》、《鼎铭》、《朱穆坟前方石碑》等文中对朱穆的操守多有赞扬。朱穆对当时的朝政多有批评，指出“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棰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榜掠割肃，强令充足”。主张改革弊政，清除宦官，选用贤能，“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在哲学上，发挥道家重道返朴的观点。否定儒家的礼义而以道与理作为行为的准则。他说：“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重申老子的“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观点，赞扬天的崇大和地的深厚．批评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他说：“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认为社会风尚是～种巨大力量，“故时教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指出当时的社会风尚越来越坏，而且难以挽回。他说：“先进者既往而不反，生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认为在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下，只有道家重道反朴的思想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后汉书》卷四三有传。有集2卷，今佚。《全后汉文》卷二八辑有其部分著作。

朱穆自幼即以沉思好学、用心专一而著名，由于精力专注，或丢失衣冠，或跌落坑中，亦不自知；年50岁时还向同郡隐居武当山教授经传的赵康奉书称弟子，为时人所称服。朱穆为人耿直有韬略，20岁举孝廉，后拜郎中、尚书侍郎，被人称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顺帝末，从大将军梁冀，为典兵事，甚见亲任。桓帝即位，升任侍御史，不久再迁议郎，与边韶、崔寔、曹寿等共入国史馆东观撰修《汉纪》，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补了《外戚传》及《儒林传》。

桓帝崇尚敦厚，朱穆遂作《崇厚论》，呼吁重德教；又著《绝交论》，倡导交往以公。永兴元年，冀州发生严重的水灾饥荒，社会秩序混乱，朱穆奉命出任冀州刺史，因慑于朱穆威名，贪官污吏闻风而逃，冀州百县中仅解印外逃的县官即达四十余人，他一到任，就严惩为非作歹的贪官豪强，终因触怒朝廷宦官权贵，被捕还京师，罚作刑徒。后得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申诉，为朱穆鸣不平，方获释归居乡里。居家数载，复为尚书，仍刚直不阿，屡次上书或面谏罢除宦官，桓帝不从，遂遭排挤诋毁，终日愤懑抑郁，于延熹六年发疽而死。朱穆死后，诏赠益州太守，谥“文忠先生”。善文辞，为蔡邕所重，诗仅存《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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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孟（前228？—前156），西汉初诗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为楚元王傅，历辅其子楚夷王刘郢客及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在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被削王，与吴王刘濞通谋作乱，次年事败自杀。韦孟在刘戊乱前，作诗讽谏，然后辞官迁家至邹（今山东邹城），有诗咏其事。"主要成就

楚元王好《诗》，与某臣僚申公在汉初始传鲁《诗》。韦孟傅楚王三代，亦通《诗》，传为家学。韦孟诗仅存《讽谏诗》、《在邹诗》两首四言长诗。《讽谏诗》108句，先叙韦氏家族历史，次述楚元王三代变化，始责刘戊荒淫，末抒忧愤，期望刘戊觉悟。《在邹诗》52句，写年老辞官迁邹，抒发思恋楚王之情，赞美邹鲁尊孔崇礼的风气。这两首诗典雅古奥。从思想到语言都学习《诗·大雅》，所以刘勰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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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字士会，陇西（治今甘肃通渭）人。东汉诗人。桓帝时，为郡吏，岁终为郡上计簿使赴洛阳，被任为黄门郎。后病死于津乡亭。秦嘉赴洛阳时，妻子徐淑因病还家，未能面别。秦嘉客死他乡后，徐淑兄逼她改嫁。她“毁形不嫁，哀恸伤生”（《史通·人物》），守寡终生。秦嘉、徐淑今存的诗文并收辑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艺术成就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秦嘉、徐淑夫妇经历过缠绵悱恻的生离死别，他们的诗文赠答也成为文学史上流转的佳话。秦嘉的《赠妇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第一首写秦嘉即将赴京之际遣车迎妇，徐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别，使秦嘉伏枕辗转，彻夜难眠。第二首写秦嘉想要前往徐淑处面叙款曲，终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遗徐淑，遥寄款诚。秦嘉在抒发难以排遣的离愁别绪时，把夫妇情爱放到彼此的人生经历中加以审视，点出少与多、早与晚这两对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秦嘉抛别病妻远赴京城，使他们迟到和本来就深感不足的欢乐被生生剥夺，变得欢乐愈少，忧愁更多；艰难再次提前降临，欢会的日子不知推迟到何时。三首诗都有对车驾的描写，用来衬托诗人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传达的是失望之情；“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表现的是临路怅惘、徘徊不定；“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暗示车铃催促启程，流露出无可奈何之情。 秦嘉的《赠妇诗》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之作。

爱情故事

秦嘉与其妻徐淑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对有名的恩爱夫妻。秦嘉、徐淑夫妻的爱情故事，因为他们的诗文赠答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东汉桓帝时，秦嘉为郡上计吏，离开家乡陇西远赴洛阳。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夫妻俩书信往还，诗词酬答，各叙款曲，情辞均悱恻动人，是较早以夫妻日常生活感情纳入文学作品视野并取得相当成就的佳话，秦的赠妇诗三首也是早期成功的五言诗之一。这些往还诗文，被梁代诗论家钟嵘评为“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在流传至今的赠答诗五首中，秦嘉赠诗作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之作，被视为东汉文人五言诗创作进入繁荣期的标志。夫妻往还书四篇，以从容舒缓之笔，叙谈日常生活之事，抒写夫妻离别之情，为此前散文所未见，也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 秦嘉、徐淑夫妻赠答诗，最早见于南朝的陈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卷一。往还书较完整的传本，则见于唐初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卷三十二的征引。南宋的姚宽所著《西溪丛语》卷下收录了全部的赠答诗文，但并未超出《玉台》、《类聚》所载的范围。成书于隋的虞世南所作《北堂书钞》和成书于宋的《太平御览》，对秦嘉、徐淑夫妻往还书都有一些零星引录，其中有数条溢出《类聚》之外，已可见《类聚》所引并非全篇，这与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的采择标准相吻合。《类聚》始创类事居前列文于后的类书编纂方式，改进了此前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及随意摘句而不成片断的不足，但对所录文字也并非不作删节。不能因为《类聚》所录诗文大部分自成段落，而误以为就是全文。

生平

秦嘉、徐淑的生卒年月，历来文献皆曰：“不详”。据陆侃如先生考证，秦嘉生年当在公元130年左右，卒年在公元170年左右。他的《赠妇诗》三首，据其诗文所表现的青春气质来看，应作于30岁左右。李炳海先生考证：秦嘉的生年当在上限公元121年，下限132年之间，写诗的年龄在30岁左右。[7]223这些论断应当是符合秦嘉的实际情况的。由此，可以推断秦嘉出生在130年，到写《赠妇诗》时，正好在30岁左右。据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秦嘉入洛阳具体时间大体可以推断出来。《后汉书·杨震列传》：“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亦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2]1772杨秉上书在延熹五年冬季他代刘矩为太尉之后，由此可知，秦嘉入洛除黄门郎当在延熹五年之前，延熹二年桓帝诛梁冀之后。秦嘉正值而立之年，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策名王府，名动一时，带着“慨然有澄清天下”的理想，进京除任为黄门郎。

秦嘉出生汉阳郡平襄县。关于秦嘉、徐淑的出生地，许多资料泛称陇西，并无详细研考。徐陵《玉台新咏》《秦嘉赠妇诗》序:“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六载：“嘉，字士会，陇西人也，桓帝时任郡上计掾，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通渭县志》多采用其说。然而，文献多有矛盾或不翔实之处，对秦嘉的出生年月、“死因”等多存疑问。古人所谓“陇西”即广义的地理概念，秦嘉的实际籍贯应当是汉阳郡平襄县，即今甘肃省通渭县。《舆地志·沿革表·巩昌府通渭县》下注：“平襄县，元鼎三年兼置天水郡治焉；后汉属汉阳郡；三国、晋均为平襄县；南北朝省；隋、唐均为陇西县地；五代无置；宋熙宁初筑通渭堡，元丰中升为县，属巩州，崇宁五年废；元、明、清均为通渭县。”《后汉书·郡国志五》：“汉阳郡，武帝置，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2]2398据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重修通渭县志》 和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等记载，秦嘉徐淑是今甘肃通渭县人，当无疑问。温虎林《秦嘉徐淑生平著作考》，何钰《东汉诗人秦嘉与徐淑夫妻故里在今通渭县城区考析》等文章通过翔实的史料认为“秦嘉、徐淑的故里在今通渭县毋庸置疑”。

历史成就

东汉王朝在统治上沿用了许多西汉的方针与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之更加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东汉前期，政权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势力的融和，使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的水平。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东汉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又有很大发展。东汉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辞赋和五言诗两种。其中在辞赋方面，东汉时作者很多，但大抵都是模仿之作。流传较广的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东汉人王逸选编屈原、宋玉及部分汉人的辞赋，进行注释，称《楚辞章句》，使楚辞的音义句读，得以流传于后世。五言诗是汉代新兴的文学体裁，西汉时只在民间流行，东汉时，一些文人开始作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创作中的杰作，对以后的诗歌发展有巨大影响。五言诗比四言诗虽只多一个字，但在音律上却多一个音符，在句法上多一个词位，因而能表达更丰富的内容。秦嘉，作为东汉诗人，其诗文语言朴素自然，感情真挚动人。

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有着很高的成就；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至尽仍被广泛使用。另外，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他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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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侯，东汉人，生平事迹不详。

郦炎(150～177）东汉诗人。字文胜。范阳（今河北定兴）人。曾为郡吏，州郡察举孝廉，征召为右北平从事祭酒，都不就，后患疯病。他奉母至孝，因母死而犯病，以致他的正在产儿的妻子被惊死。为妻家诉讼入狱，死于狱中。"生平

郦炎，字文胜，生于汉桓帝和平元年庚寅，郦食其十五世孙，郦平十世孙，在我国郦姓宗族里面排列第八十六世。汉灵帝建宁三年庚戌，迁居涿州，是为涿州始祖。

郦炎对于父母极具孝心，又有高超的逻辑、诗文、音乐才华，思辩敏捷，善于说理，其推断事理多为世人佩服。汉灵帝年间，州郡官府多次征文胜入仕，皆因朝政腐败而拒绝。十七岁而作《郦篇》，二十七岁而作《七平》，《后汉书·郦炎传》收录其《见志诗》二篇，抒发胸怀大志而遭时不遇感慨，传达出他遭受压抑的不平心境。

后来母亲病重，郦炎忧心如焚，导致精神错乱。当时夫人生育孩子，受惊而亡。妻家诉讼于官府，郦炎因而被捕入狱。熹平六年丁巳，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时年二十八岁。

他的作品，除《见志诗》两首外，《古文苑》载其《对事》一篇、《遗令书》四篇。朝廷尚书卢植为其作咏，赞颂其才德，惋惜其不幸的遭遇。遗下一子：止戈。

钟嵘的《诗品》把他和班固、赵壹并列，认为“托咏灵芝，怀寄不浅”，与班、赵一样是“苦言切句”。明代王世贞惋惜他的早逝，叹为“兰摧玉折”。

附郦平至郦炎的世系传承：76、平→ 77、逸 → 78、乘→ 79、黄 → 80、莫→ 81、胜 → 82、舆 → 83、侗 → 84、邕 → 85、晁 → 86、炎→

时代背景

汉初诗坛较为冷落，原因之一是诗体的守旧，缺乏创新。当时文人写诗，主要因袭《诗经》以来的四言体或模仿楚辞体。进入东汉以后，文人诗歌创作出现新的局面，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汉桓帝以前，东汉文人诗歌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但诗歌的基调一直未见太大的变化，保持前后的连续性。班固、张衡、秦嘉的五、七言诗均无过分激烈的言词，更没有惊世骇俗之语，表现的是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

东汉文人五言诗，有的作者明确，也有相当一部分未著录作者姓名，或虽标出作者姓名但存疑颇多，后二者就是文学史上的“古诗”和“苏李诗”。

新颖、完整的五言诗首先在汉代民歌中产生。在民歌影响下，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开始出现。现知最早的五言诗是东汉前期应亨和班固的作品，但是平板呆滞，艺术上尚不成功。

此后文人创作五言诗逐渐增多，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辛延年的《羽林郎》、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皆为名篇。张、秦的作品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东汉末年灵帝时期的著名诗人郦炎、赵壹、蔡邕的诗歌则控诉呐喊、大声疾呼，对现实进行着猛烈的批判，开创了诗坛的的新风气。诗坛新风的出现怀才不遇的感慨对比鲜明的批判全身远害的忧患意识乱世文学，东汉文人诗的最后阶段，是以对现实的猛烈批判而告终。

郦炎生活于东汉后期，他们的诗风较之东汉前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温柔敦厚、蕴藉含蓄为控诉呐喊、锋芒毕露，对现实进行着猛烈的批判。后来建安文学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的特点，在此时的文人五言诗中已显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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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文学家。字文秀，著名文学家王逸之子。曾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叙述汉代建筑及壁画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与他同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也写了此稿，但见到王延寿的《灵光殿赋》后，大为惊奇，自愧弗如，遂焚己稿。王延寿年仅20多岁溺死于湘水。他在辞赋史上留下了《鲁灵光殿赋》、《梦赋》和《王孙赋》三篇杰作。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好古敏求，与其兄班嗣游学不辍，才名渐显。西汉末年，为避战乱至天水，依附于隗嚣，欲劝说隗嚣归依汉室，作《王命论》感化之，结果未能如愿。后至河西（今河西走廊一带 ） ， 为大将军窦融从事 ， 劝窦融支持光武帝。东汉初，举茂才，任徐县令，因病免官。班彪学博才高，专力从事于史学著述。写成《后传》60余篇，斟酌前史，纠正得失，为后世所重。其子班固修成《汉书》，史料多依班彪，实际上是他修史工作的继续。其女班昭等又补充固所未及完成者。"介绍

人物经历
　　班彪，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人。《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家世儒学，造诣颇深。西汉末年，群雄并起，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他避难相随，后至河西，为大将军窦融“画策事汉”。经窦融推荐，被汉光武帝征召，任徐县令。不久因病免官，专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长。

司马迁后，许多人采集时事以接续《史记》，“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班彪博学多才，对于《史记》及续写《史记》的情况作了细心的考察，据《后汉书·班彪传》载,他一方面赞扬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另一方面又批评司马迁不与孔子同是非，背离了“五经之法言”，“大敝伤道”。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这就是后来班固撰写《汉书》的基础。此外，《后汉书》 载其“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今存《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等，《文选》、《艺文类聚》有收录。其中《北征赋》写他在西汉末年避难凉州、从长安行至安定时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动荡的社会面貌有所反映。这篇赋采用楚辞的形式，重在抒情，与铺张扬厉的西汉大赋风格迥异，开了东汉末年抒情小赋的先声。他另有《王命论》一篇，系劝隗嚣兴复汉室之意，见于《汉书·叙传》、《后汉书》本传及《文选》。

家族成员
　　父亲：班稚
　　姑母：班婕妤
　　儿子：班固、班超
　　女儿：班昭

人物评价
　　范晔评价他：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班彪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

学术思想
　　班彪从小接受儒家思想，他的史学观点与司马迁有所不同。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是一个大弊端。然而他也称赞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他的这些观点完全被班固继承，对于《汉书》的编撰影响颇深。

代表作品
对时政建议：《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
史学：《前史略论》、《史记后传》65篇，为班固《前汉书》打定了基础。
文学：《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等。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家世儒学，造诣颇深。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群雄并起，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他避难相随。

投奔隗嚣
　　有一次，隗嚣问班彪道：“从前周朝灭亡，战国纷争，天下四分五裂，经过好几代才得安定。是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呢，还是承受天命，在某一个人身上呢？望先生谈谈看法。”

班彪答道：“周朝的废兴，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分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掌握自己的领地各自为政，正像一棵大树，本根很弱小，枝叶很茂盛，所以到了后来，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是形势促使它那样。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改封建为郡县制，国君有专制的权威，臣下无百年的大柄。到了成帝，假借外戚的势力，哀帝、平帝在位时间很短，三帝无子，所以王莽篡位，窃取国位年号。危险来自上边，伤害不及下面，因此，王莽真正篡位之后，天下人没有不伸着脖子在叹息。十多年间，中外发生搔扰，远近都在行动，各自打着刘氏的旗号，会合响应，众口一词，不谋而同。现在英雄豪杰统治各州县的，都没有像七国传统的资本，可百姓却异口同声，想念汉朝的恩德，发展趋势已经可想而知了。”

隗嚣道：“先生分析周朝与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习惯刘氏姓号的缘故，而说汉家一定复兴，这就不见得了。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好比一只鹿逃走了，刘邦追鹿到了手，当时人又谁知有什么汉朝么？“

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嚣的狂言，一方面又感叹时局艰难，于是著一篇《王命论》，认为汉德是继承唐尧，有灵验的王符作证，王者登上宝座，不是凭欺诈能成功，想用这来感动隗嚣，可是隗嚣始终不觉悟，于是避走河西。

主事窦融
　　河西大将军窦融用他作从事，十分恭敬地待他，用师友之道接待。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敬事汉朝，总领西河一带来抗拒隗嚣。后来窦融奉诏回京师，光武帝问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谁和你参谋？“窦融答道：”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皇帝一向听到班彪很有才干，于是召见班彪，举他作司隶茂才，叫他作徐州令，因病没有就位。后来几次应三公的命令，就去了。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

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不久因病免官，专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长。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

潜心修史
　　班彪既有高才又好写作，于是专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武帝时，司马迁著了《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从太初年间以后，缺了没写，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但是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

班彪于是继续采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写下后传数十篇，参照前面的历史而评论得失。其略论写道：”

唐虞三代，据《诗经》、《书经》的记载，每代均有史官，管理经典著作，到了诸侯各国，每国均有历史，所以《孟子》上说"“楚国的历史叫《木寿杌》，晋国的历史叫“乘”，鲁国的历史叫《春秋》，他们记载历史都是一回事”"。鲁定公、哀公的年代，鲁国君子左丘明收集当时的历史，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根据各种不同的材料，写成《国语》二十一篇，从此《乘》和《木寿杌》的事就不行于时，而《左氏》、《国语》就得到人们的重视传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代帝王公侯卿大夫事迹的书，叫做《世本》，共一十五篇。[14]

春秋之后，七国纷争，秦国吞并诸侯，就有《战国策》三十三篇问世。汉朝兴起，平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情况，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皇帝的年代，太史令司马迁采集《左氏》、《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起，下至太始二年获应，为止，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而有十篇缺了，司马迁所记，从汉朝开国至武帝时绝笔，这是它的功绩。至于采取经传，搜罗分散于百家的材料，很多粗疏简略之处，不如原来的真实详细，它是以多闻广载见长，论议肤浅而不厚实。他论学术就推崇黄帝、老子而轻视《五经》；写货殖传，就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写游侠之士，就轻视那些节烈的人而推崇世俗建功之士。这就是大毛病，有伤正道，所以遭到腐刑的缘故。但是他善于叙述事理，文笔畅达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文质相称，不愧为良史之才。如果让他遵照《五经》的礼法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那就差不多了。“那些百家的历史书籍，都有可取之处。

如《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读了之后，今天的人能够知道古代历史，后世的人可以知道前代的事情，实在是圣人的耳目呀。司马迁替帝王作传就称为本纪，写公侯传国就称为世家，写卿士特起就称为列传。他把项羽、陈涉列入本纪和世家，而淮南王、衡山王降为列传，写得细致委婉,很有条理。司马迁的著作，采自古今的轶闻，贯穿经传的史料，实在广博得很。凭一个人的精力，内容复杂而繁重，所以他的收删削繁芜之处还不太够，有些多余的语言，不够整齐划一。例如写司马相如，举出郡县，写出他的表字，至于写到萧何、曹参、陈平等人，以及董仲舒同时的人，就不记载他们的表字，有些只写了县而不写郡，可能是没有顾及到吧。今后写历史，必须严格核对事实，修饰文字，统一体例，写世家，只要纪、传就够了。古书上说：“杀虫见极平易正直，是《春秋》的本义。’”

班彪又调升到司徒玉况府。当时太子的东宫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辟，而官吏没有配齐，师保齐缺。

班彪又上言道：”

孔子说，人们的天性是差不多的，而习俗的影响就差得很远。“贾谊认为：”经常与善人打交道，不能不做好事，犹如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经常与恶人接触，不能不做坏事。不如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因此圣人严格选择邻居，特别注意环境的影响。从前周成王做孺子时出外就由周公、邵公、太史佚等人辅佐他，在朝内就大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等人辅佐，他的左右前后，没有违背礼节之义，所在成王一登上王位，天下空前的太平。“ 因此《春秋》提出：“爱儿子应该教育他走正路，不走邪门歪道。骄傲奢侈，淫逸懒惰，邪门歪道的根源。”《诗经》上说：“留给孙子的好主意，就是安敬之道。”就是指周武王留给成王的宝贵遗产。”汉朝兴起后，太宗派晁错用法术教育太子，贾谊用《诗经》、《书经》教育梁王，到了中宗，也使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学教育东宫以下的人员，没有不选择合适的人，促成他们的品德和才具。现在皇太子诸王子，虽然年轻时就在学习，修习了礼乐，但是做太傅的尚未遇到贤才，官属很少熟悉旧典。应该广泛挑选有威望、懂政事的名儒，用他们做太子太傅，东宫和诸王国，官属应该配齐。按旧规定，太子有十县作汤沐邑，设保卫人员，五天一朝见，坐在车厢，检查膳食，不是朝见的日子，使仆、中允每天问安罢了，表明举动不随便，处处讲究恭敬哩。”

书奏上后，皇帝采纳了。后来选司徒廉作望都长，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这就是后来班固撰写《汉书》的基础。

此外，《后汉书》 载其“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今存《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等，《文选》、《艺文类聚》有收录。其中《北征赋》写他在西汉末年避难凉州、从长安行至安定时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动荡的社会面貌有所反映。这篇赋采用楚辞的形式，重在抒情，与铺张扬厉的西汉大赋风格迥异，开了东汉末年抒情小赋的先声。他另有《王命论》一篇，系劝隗嚣兴复汉室之意，见于《汉书·叙传》、《后汉书》本传及《文选》。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建武三十年，班彪死在官位上，终年五十二。他所著的赋、论、书、记、奏事共九篇。

人物评价

范晔评价他：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班彪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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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东汉著名文学家，《楚辞章句》作者。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官至豫州刺史，豫章太守。参加编修《东观汉纪》，尤擅长文学，所著赋、诔、书、论及杂文21篇，又做《汉诗》123篇，后人将其整理成集，名为《王逸集》，多已亡佚，唯有《楚辞章句》一种完整地流传下来了。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

刘细君一般指乌孙公主。乌孙公主刘细君（？―前101年），西汉宗室，汉武帝刘彻侄子江都王刘建之女。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乌孙王猎骄靡愿与大汉通婚。汉武帝钦命刘细君和亲乌孙，并令人为之做一乐器，以解遥途思念之情，此乐器便是“阮”，亦称 “秦琵琶”。猎骄靡死后，刘细君随从乌孙国风俗，嫁于猎骄靡之孙军须靡，生一女，名叫少夫。太初四年（前101年），刘细君去世。"墓葬

刘细君墓，坐落在新疆伊犁州昭苏县的乌孙山夏特大峡谷谷口。墓地距夏特古城约8公里，西接哈萨克斯坦，北扼奔腾不息的夏特河，南依巍峨挺拔的汗腾格里峰，东临乌孙山。墓高近10米，底部长近40米，是乌孙草原中规模最大的古墓之一。距墓约五六百米处塑有刘细君的立像。

人物评价

刘细君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其不卑不亢的性格赢得乌孙国上下的敬重。刘细君作为和亲公主嫁到乌孙国，她的付出换来汉朝边疆数十年的稳定和安宁，同时也给当地的游牧民族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

生平

幸免于难

刘细君的曾祖父是汉景帝刘启，祖父是汉武帝刘彻之兄江都易王刘非，父亲是江都王刘建，史称其为“江都公主”。刘建是个荒淫无道的诸侯王，元狩二年，企图谋反未成后自杀，刘细君的母亲以同谋罪被斩首。当时，刘细君因年幼而幸免于难。

和亲乌孙

当时乌孙国分为三部分，都归乌孙国王猎骄靡节制。张骞将汉朝赐给猎骄靡的礼物送交后，对猎骄靡说：“乌孙如能东归故地，汉朝就遣送公主作为昆莫的夫人，两国结为兄弟之国，一同抗拒匈奴，匈奴一定能打败。”但是乌孙远离汉朝，不知汉朝大小，乌孙自己靠近匈奴，服从匈奴已日久，大臣们都不愿东迁。猎骄靡年老，国家分裂，权力不能集中。元封三年，猎骄靡派使者送张骞回长安，同时献马数十匹作为报谢。使者见汉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归国后，乌孙越来越尊重汉朝。[6]
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往来，很是生气，要进攻乌孙。汉朝使者经乌孙之南到大宛、月氏的，不绝于路。乌孙很惶恐，就派使者献马给汉朝，并愿娶汉朝公主，两国结为兄弟。汉武帝问群臣的意见，朝议同意。决定必须先纳聘礼，然后遣送公主。乌孙以一千匹马作为聘礼。元封六年[4]，汉武帝派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作为和亲公主嫁给猎骄靡，汉武帝赐给车马和皇室用的器物，还为她配备官吏、宦官、宫女、役者数百人，赠送礼品极为丰盛。猎骄靡以刘细君为右夫人。匈奴也派女子嫁给猎骄靡，猎骄靡以匈奴女为左夫人。
悲伤作歌

刘细君到乌孙后，自己建造宫室居住，在一年中几次与猎骄靡聚会，喝酒吃饭，还用财物、丝织品等赏给猎骄靡左右的贵人。猎骄靡年老，语言不通，刘细君很是悲伤，自己作歌说：“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王延。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汉武帝听说后很怜悯她，每隔一年就派使者送去帷帐、锦绣等物。

再嫁去世

猎骄靡年老，想使孙子军须靡娶刘细君。刘细君不同意，上书给汉武帝说明此事，汉武帝回信说：“随从乌孙国风俗，汉朝想要与乌孙联合消灭匈奴。”军须靡就娶了刘细君。猎骄靡去世，军须靡代立为王。[9]刘细君与军须靡生有一女，名叫少夫。太初四年，只在乌孙生活五年的刘细君去世。刘细君死后，汉朝又派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嫁给军须靡。

家庭成员

父祖

曾祖父：汉景帝刘启。

祖父：江都易王刘非。

父亲：江都王刘建。

丈夫

第一任：猎骄靡。

第二任：军须靡，猎骄靡之孙。

女儿

少夫，与军须靡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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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淮南王刘安的一部分门客的共称。今仅存辞赋《招隐士》 1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招隐士》当是其中仅存的1篇。此篇始见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题为淮南小山作，然而萧统《文选》则题刘安作。关于文章写作的背景，说法也不一。王逸说是小山之徒“闵伤屈原”之作，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是淮南小山“为淮南王召致山谷潜伏之士”而作，而不少研究者则以为是淮南小山思念淮南王的作品。"生平

关于淮南小山，最早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称： 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 ，或称’ 大山’ ，…… 近世学者多以为类似现在的集体笔名。

关于《招隐士》，《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认为是 小山之徒悯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但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则认为是 义尽于招隐，为淮南招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悯屈子而章之之意。考其文意，王夫之的见解更符合实情。此赋采用铺写手法，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荒山溪谷的凄凉幽险：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层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极其成功地渲染出令人怵目惊心的艺术氛围，显现隐士幽居的寂寥艰危，急切地表达 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的意向，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很高的美学价值，历来为人所宝重，堪称汉代骚体赋的精品，故王夫之评赞道： 其可从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虽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 ， 其辞致磅礴弘肆，而意唯一致，真得骚人之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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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壹（本名懿，因后汉书作于晋朝，避司马懿名讳，故作“壹”），约生于汉顺帝永建年间，卒于汉灵帝中平年间。东汉辞赋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体貌魁伟，美须眉，恃才傲物。桓、灵之世，屡屡得罪，几致于死。友人救之，遂作《穷鸟赋》答谢友人相助。并作《刺世疾邪赋》抒发愤懑之气。一生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等16篇，今存5篇。"文学地位

《后汉书》本传说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上计赵壹集》二卷，录一卷，至隋已佚。而新、旧《唐书》并有著录。今存赋四篇，书三通及论文《非草书》。其中《解摈》不以赋名，实亦赋类。据先人所辑，存残句二十余字。《非草书》一文论草书的产生、特征与在当时的流弊，体现了历史的观点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是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论文。

赵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首先由于他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钟嵘《诗品》说：“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刘熙载《艺概》说：“后汉赵元叔《穷鸟赋》及《刺世疾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馀文外耳。”其实文学作品有多种不同的风格，联系东汉末年黑暗腐败的政治来看，赵壹作品所表现的这种风格，是对“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的一个冲破。清代乾隆年间湖北一位私塾先生读《刺世疾邪赋》深受感动，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月兮，不饱暧于当今之丰年”上面批了“古今同慨”的字样，被人告发，他和他的家人都被外以极刑。可见赵壹赋的影响与反动统治阶级对他痛恨的程度。其次，他的《刺世疾邪赋》是汉赋由铺采摛文的大赋向抒情的小赋转变中的代表作，是赋史上政治抒情之作的篇，其对春秋战国以来历史的批判，对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等有一定影响。祢衡《鹦鹉赋》、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何逊的《穷鸟赋》都受赵壹《穷鸟赋》的影响；刘宋末年，卞彬每忤萧道成之旨，“因此摈弃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再次，赵壹也是汉代五言诗的重要作家。附在《刺世疾邪赋》后的两首五言诗，在《古诗二九首》和佚名的古诗的羁旅愁怀、人生职寄、儿女之情等主题之外，以其对现实的强烈揭露与批判而丰富了汉诗的风格，增加了汉诗思想的亮色。

介绍

赵壹，字元叔，古汉阳西县人，东汉辞赋家。是东汉时期与书法家敦煌人张芝，思想家镇原人王符齐名的陇上三大家之一。他体格魁梧，美须豪眉，相貌超群，性格耿介狂傲，举止独特，铮铮铁骨，顶天立地。

汉灵帝光和元年，汉阳郡举荐赵壹为上郡吏，去京师洛阳汇报情况，接见他的上司是司徒袁逢，小小上郡吏见了这么大的官只能“府拜庭中，莫敢仰视”，惟独赵壹长揖不跪，袁逢属下励声责问“下站者何人，为何不跪？”赵壹跨前一步，理直气壮地说：“想当年郦食其以长揖礼面见汉王刘邦，现我以此礼面见三公，这有什么不可？”声如洪钟，余音回旋，这种独特的秉性赢得了袁逢的敬重，加之仪表不凡，威风凛凛，袁逢暗暗惊叹，特意走下厅堂，邀请赵壹上坐，询问西部事务，赵壹对答如流，袁逢大喜过望曰“小小西县，竟有如此人才，国之大幸”，并向座中人介绍：“这就是汉阳赵元叔，朝臣没有一个能超越他的。”过后，赵壹又拜访了河南尹羊涉，与之攀谈，异常投机，羊涉连叹相见恨晚。数日，羊涉回访赵壹，在赵壹独乘的破车旁席地而坐，开怀畅饮，直至日落西山，才依依相别，极欢而去，尽显名士风范。从此，赵壹名噪京师，上大夫能以和赵壹结识为幸事。“

赵壹不仅仅是狂傲，而且才华横溢超群，所作辞赋语言流畅，朴实典雅，观点显明尖锐，其代表作《刺世疾邪赋》表达了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对封建王朝的腐朽及其统治者的昏庸进行了辛辣的愤怒的批判。辞锋犀利，情绪激烈，痛快淋漓，将他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毫无保留地输入辞赋之中“宁饮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这就未免刺中了统治者的要害，得罪了不少阿谀奉承的小人，加之为人狂放不羁，“屡抵罪，几度死”，得友人相助而幸免。作《群鸟赋》以自识，以述者，以答谢友人。

社会的黑暗肮脏，赵壹连上郡吏也不做了，回乡“滴汗于黄土，涉足于泥道”，凉州和汉阳郡官府十几次致礼命聘他出来做官，均被谢绝。其作品被后人结集为《赵壹集》。赵壹的辞赋在汉赋的发展史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生平

《后汉书·文苑传》说他“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他恃才倨傲，高自抗竦，不肯结交权势，也不喜趋炎附势的小人和庸俗之辈，因而受到地方豪绅的打击与排挤。他不但不屈服，反而写了一篇《解摈》，申述正邪不相容之理，表明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心志。后来又受到豪强势力的迫害，几次抵罪。延熹九年党锢之狱大兴，凡曾抨击宦官、横议朝政及与李膺等人有来往者，均被株连，下狱二百多人。那些素与赵壹不睦的奸邪小人也乘机必欲将赵壹置之死地而后快，幸得友人解救得免。赵壹于是写了一篇《穷鸟赋》，比喻自己当时如同一只被困的鸟，四面受敌，“思飞不得，欲鸣不可”。由赋中“昔济我南，今振我西”两句看，附上《穷鸟赋》寄给这位友人以表谢意。赵壹深感世道黑暗，宦官、外戚、世族争权夺利，轮番把持朝政，法纪颓败，民不聊生，因而慷慨奋笔，又写成千古名篇《刺世疾邪赋》。赋中说当时的社会是“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禹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指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实执政之匪贤”。具体的表现是“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击中了东汉末期政治的要害。

一六七年，汉桓帝崩，汉灵帝继位。此后不久，赵壹受聘为汉阳郡上计吏。建宁元年赴洛阳向朝廷上计簿。他听说度辽将军皇甫规于去年夏天在奏对中言及朝廷“贤愚进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而受到宦官的嫉恨，被迁为弘农太守。故返回时顺道去拜访皇甫规。皇甫规为当时名臣，一贯抨击奸邪，恶绝宦官，而推举贤士，所教生徒皆刚正清廉之士，名显天下。但赵壹到皇甫规门上时，守门者不肯及时通报，赵壹便悄悄离去。守门者向皇甫规报告后，皇甫规一听是赵壹来过，大吃一惊，立即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让主簿骑马去追。赵壹见信后只写一封回信交与主簿，并未返回。信中除表白了对皇甫规的仰慕之心以外，对他的怠于接纳士人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实望仁兄，昭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这种严厉的态度实际上表现了对中良贤俊的极高的期望。从这封信中即可看出赵壹刚正不阿的性格。

灵帝光和元年，赵壹又赴少先队员上计簿。当时是袁滂任司徒，主管此事。袁滂坐于堂上，计吏数百人拜伏在庭院中，没有人敢抬起头来看，只有赵壹深深地作了一个揖，便站在旁边。袁滂见状很惊异，让人去责问：“一个下郡的计吏，为何对三公只行作揖礼？”赵壹回答说：“当年郦食其见到汉王，也只是深深作了一个揖。我对三公行作揖礼，有什么大惊小怪？”袁滂听后下堂来问了姓名，执着他的手，引他坐上座，向他问西方的事情。赵壹一一对答。袁滂十分高兴，回头对在座的人说：“这位是汉阳的赵元叔，朝臣中没有超过他的。其他计吏都以惊异的眼光看着他。出来后，他又去拜访河南尹羊陟。但一般人轻易见不到羊陟。赵壹便天天到羊的门上去。后来羊陟勉强同意让他进来，但自己仍然躺在榻上。赵壹一直走到羊的榻前说：”我蜗居于西州，早就听到您的美名。现在才见到，却没想到已经仙逝。这是我的命不好呀！“于是放声大哭。羊陟知道赵壹不是平常之人，便起身下榻，请他坐下交谈。他对赵壹的谈吐非常惊异。第二天早上领着很多车骑侍从拜访赵壹。当时，其他郡吏都有豪华的车马帷幕，唯赵壹柴车草帘露宿其帝。他请羊陟坐在车下交谈，从容自若，直至黄昏之时，十分投机。临别时羊陟说：“卞氏之玉未被人看出本色。现有人一定要泣血来推举。”不久羊陟与袁滂一同推举赵壹。一时赵壹名动京师，许多士大夫想望其丰采。州郡都争相致礼聘请他，他都未去。数月后，羊陟被牵连入党锢案而遭免官。赵壹也便在此后不久归家闲居，数年后去世。

文学成就

赵壹的著作，原有赋、颂、箴、书论及杂文共—十六篇，总为《赵壹集》二卷，宋以后失传。现存的著作，据清人严可均辑的《全后汉文》载，有《穷鸟赋》、《刺世疾邪赋》、《报皇甫规书》、《非草书》以及《迅风赋》《解摈赋》和《报羊陟书》的残句。

幸存的《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是越壹的代表作，后人得以从中窥见赵壹在文学上的成就。 《穷鸟赋》是一篇借物咏怀的作品。通过对穷鸟险恶环境的描述，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愤懑与对现实的抗争，表达了东汉末年处于无树位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

《刺世疾邪赋》则是一篇讽刺不合理的世事，憎恨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决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以谋取个人荣华富贵的可贵精神。是赵壹代表作品之一。

赵壹还是我国书法史上最早的书法评论家。他的代表作《非草书》一文，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最早评论书法的重要文献。

赵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席之地，一是他的《刺世疾邪赋》批判的尖锐性在文学史上始终放射出不灭的异彩，为历代文士所瞩目，甚至有人评价《刺世疾邪赋》一篇压倒两汉所有的辞赋。二是他的辞赋是两汉铺采雕琢、雍容典雅的体物大赋向汉末流畅疏荡抒情小赋转变时期的代表作，对辞赋的演进作出了贡献。三是他生性耿直，愤世嫉俗，其作品也风格率直，明朗畅达，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为后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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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著名的司法官。字长君，钜鹿人（钜鹿，在今河北南部，路温舒系河北广宗人）。信奉儒家学说。起初学习律令，当过县狱吏、郡决曹史；后来又学习《春秋》经义，举孝廉，当过廷尉奏曹掾、守廷尉史、郡太守等职。宣帝即位，他上疏请求改变重刑罚、重用治狱官吏的政策，主张“尚德缓刑”，“省法制，宽刑罚”。他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法密政苛，重用狱吏。汉承袭秦朝这一弊政，必须改革。他还反对刑讯逼供，认为刑讯迫使罪犯编造假供，给狱吏枉法定罪开了方便之门。他在奏疏中还提出废除诽谤罪，以便广开言路。"生平

巨鹿人，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默默无闻，他只不过是司法部一名低级的总务官，但也正因为身在司法部任职，所以比普通人了解的更为深刻。纪元前六七年，司马迁受腐刑已三十二年，他给当时的皇帝刘病已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

路温舒经此事被迁为广阳私府长，后又以文才受赏识迁为右扶风丞。当时朝廷号召公卿出使匈奴，路温舒表示自己愿意去塞外像仆役一样效劳，但辽将军范明友、太仆杜延年审议后认为他的言论不适当，没有同意而遣返。

后路温舒迁任临淮太守，治理地方有出众表现，最后在任上去世。他的子孙也多做到牧守级大官。

路温舒跟从祖父学习过天文历数，认为汉朝命运以三七计，为二百一十年，为此上书预言过。王莽篡位之际，为了给取代汉朝造势，刊发过这些理论。

轶事典故

司法裁判认识
　　他说：“司法裁判，是国家大事，处死的人不能复生，砍断的手足不能复续。《书经》上说：‘与其杀一个无罪的人，宁可放掉一个有罪的人。’可是，今天的司法裁判，却恰恰相反。法官们上下勾结，刻薄的人，被称赞为廉明。残忍的人，被称赞为公正。主持正义、昭雪冤狱的人，却有被认为不忠贞的后患。所以，法官审讯案件，非致人于重刑不可，他对囚犯并没有私人恩怨，只是用别人的自由和生命，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他必须把别人陷入重刑，他才可以获得安全。”

路温舒又说：“于是，死因所流的血，盈满街市。其他处刑的囚犯，更比肩相连。遇到行刑日子，每次都杀万人以上，诚感可哀。”

冤狱原因
　　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口供主义，他说：
　　“人之常情，安乐时愿意活下去，痛苦时则求早死。苦刑拷打之下，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囚犯不能忍受酷刑的痛苦，只好照着问案人员的暗示，捏造自己的罪状。问案人员利用这种心理，故意把囚犯的口供引导到犯罪的陷阱。罪状既定，唯恐怕还有挑剔之处，就用种种方法，把口供修改增删，使它天衣无缝，每字每句都恰恰嵌入法律条文之中。锻炼完成之后，写成公文书，即令上帝看到，也会觉得这个囚犯死有余辜。因为陷害他的都是法律专家，显示出的罪状是太明显了。”

相关建议
　　路温舒建议改革。皇帝刘病已的反应是，下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仅靠行政命令当然不能改受悠久传统，因为冤狱与酷刑，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此种制度存在一日，冤狱与酷刑存在一日。像司马迁、周亚夫、颜异，事实上任何法官都救不了他们。但路温舒的奏章，使我们发现中国人权所受的蹂躏，自古就没有有效的保护。这份奏章，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虽然很温和，很微弱，而且又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摘自柏杨《中国人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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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阳，散文家，齐人，是西汉时期很有名望的文学家。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后被人诬陷入狱，险被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生平

齐人，西汉散文家。约前206—前129。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后被人诬陷入狱，险被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

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又《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不可信。从《上书吴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

因他是吴王的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于狱中上书自明》，情意恳切，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文中反复征引史实，词采华丽，多用排偶，有战国策士说辞气味。《汉书·艺文志》可能即因此把邹阳列入纵横家。

主要著作

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又《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不可信。从《上书吴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狱中上梁王书》，情意恳切，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文中反复征引史实，词采华丽，多用排偶，有战国策士说辞气味。《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可能即因此把邹阳列入纵横家。

时代背景

汉代立国之后，社会由战乱转为安定，农业获得稳定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再度繁荣。汉代君臣多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诸文学时，便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文坛独具风貌的赋。中国文学发展中一段辉煌的历史便由此展开了。汉王朝立国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刘邦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诗》、《书》。陆贾首先指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出色的政论文启发并引导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同时，陆贾也运用赋抒发情志，为汉代文学创作揭开了序幕。

汉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备陆贾那种精神、气质，他们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他们的修养、素质对汉初文学风貌的形成影响至深。同陆贾最为接近的作家当属贾谊，他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汉初的刘氏宗亲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刘氏子孙以文学见于历史记载者有多人。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它掀开了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时代，而且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主要经历

谏吴王书
　　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著名赋家枚乘、严忌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汉初封于吴地3郡53城，地理位置优越，擅渔、盐、铜山之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尽管如此，在文中他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如若轻举妄动，“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从《谏吴王书》可以看出，邹阳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见微知著地认识到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战国游士的风气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然而吴王刘濞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但很快被汉兵打败，身死国破。
　　邹阳劝谏吴王后不久，即与枚乘、严忌离开吴国，来到待士甚厚的梁国。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同母弟，原为代王，后改封淮阳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为梁王。因仁慈孝顺，被追谥为孝王，后人称之为梁孝王。在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劳显赫，再加之受窦太后的宠爱，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因此故，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贤纳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齐趋梁国，邹阳与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下，梁孝王在谋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不过，这受到汉大臣袁盎等人的强烈反对，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与议大臣十余人。
　　邹阳死后，归葬故里临淄。在清朝咸丰元年正月，临淄知县邹崇孟立汉邹阳故里碑。《临淄县志》有记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丰元年正月，‘汉邹阳故里’，临淄县知县邹崇孟”。后人有诗曰：“招贤纳士汉梁王，善辩邹阳是智囊；总有小人羊胜妒，一腔血泪著华章。”

上书洗冤
　　起初，梁孝王谋议杀袁盎等大臣时，邹阳持反对态度。羊胜、公孙诡本来嫉妒邹阳之才，于是就利用机会向梁王进谗言，导致邹阳下狱论死。邹阳“恐死而负累”，留下恶名，为后人所诟病，就从狱中上书梁孝王，即《狱中上梁孝王书》，以自我表白。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当是时，邹阳“情至窘迫”，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听信谗言将其下狱，若直说自己无罪，则等于直斥梁王昏聩，处境将更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将梁孝王偏信谗言说明，则又无以自白无辜。为此，邹阳采用了高超的表达技巧，首先拈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从“忠、信”二字入手，避开正面指斥，广征史实，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接着，从知人与不知人处落墨，说明要知人就不能听信谗言，而应警惕党人横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为证，劝谏梁孝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为所用。该文比物连类，文采飞扬，词多偶俪，语意层见复出，情意恳恳；又铺张扬厉，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给人以战国纵横家的韵致。虽然文章所论忠信，观念陈旧，但仍不失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
　　梁孝王看到邹阳的上书大受感动，马上释其出狱，并向他深词谢罪。当时，梁孝王派人刺杀袁盎等大臣的阴谋已经败露，招致汉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满。羊胜、公孙诡被迫自杀，梁孝王也胆颤心惊，深恐朝廷追究。在这危急关头，梁孝王觉得邹阳可用，就令其携带千金，设法不让朝廷追究自己的责任。邹阳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计见称的齐人王先生。受其指点，他赶赴长安，见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长君。邹阳虽为梁孝王说项，却处处站在王长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耸听，终于说服了他。然后王长君出面，说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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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是汉文帝刘恒的长子，母亲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即窦太后），出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西汉第六位皇帝，在位16年，谥号孝景皇帝，无庙号。终年48岁。刘启在位期间，削诸侯封地，平定七国之乱，巩固中央集权，勤俭治国，发展生产，他统治时期与其父汉文帝统治时期合称为文景之治。"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启，汉惠帝七年出生于代地代地中都，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文帝刘恒的儿子，母亲是窦氏。

刘启出生时，父亲刘恒在代国为代王。刘启在刘恒几个儿子中排行居中。刘恒为代王时，与代王后生有四子，刘恒未即位之前代王后便已去世。

前180年，刘恒被拥立为皇帝后，代王后所生四子都相继病死。刘恒即位数月，公卿大臣请立太子，而刘恒诸子中刘启最大，于是就被立为太子，母亲窦氏被立为皇后。

刘启为太子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入京，陪伴刘启喝酒下六博棋。刘贤的师傅都是楚人，从而使他养成轻佻、剽悍的个性，平时又很骄矜，与刘启博弈时，为棋路相争，态度不恭敬，刘启就拿起棋盘打刘贤，不料把他打死了，汉文帝就派人将其遗体送回吴国去埋葬。从此刘濞怨恨刘启。

登基为帝
　　汉文帝后元七年农历六月，汉文帝去世。同年六月初九，太子刘启继承帝位，是为汉景帝，尊祖母皇太后薄姬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窦氏为皇太后。

平定藩王
　　刘启即位后，先提拔晁错做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错经过分析，告诉刘启要特别提防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刘濞已经暗中准备了四十来年，他私自铸钱，又煮盐贩卖，为了积蓄力量，他还招纳逃犯，谋反之心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晁错极力主张刘启削夺各王的封地，即削藩。

刘启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决定先削夺吴国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见朝廷开始动手，不愿束手就擒，在汉景帝前元三年联合各地诸侯王打着诛杀晁错、安定国家的旗号反叛作乱。这次叛乱共有七个诸侯王参加，史称为七国之乱。

刘启知道了七国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三十六个将军去攻打吴国、楚国；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国；派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国、赵国的军队。

窦婴向刘启引见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刘启召袁盎进宫相见，趁机劝说刘启杀掉晁错，以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刘启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便杀了晁错。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刘启调派周亚夫等将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用三个月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刘启趁机将各诸侯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诸侯王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立子立后
　　前元四年，刘启姐姐馆陶公主刘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嫁给尚未婚配的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厌恶馆陶屡次给刘启进献美女而拒绝这桩婚事，刘嫖十分恼火，于是为女儿和胶东王刘彻订了婚事。

在此之后，刘嫖不时在刘启面前说栗姬的坏话外加称赞刘彻。刘启也认为刘彻德才兼备，所以对他格外宠爱。

有一次，长公主刘嫖和刘启说，栗姬经常让宫女们在背后用巫术诅咒唾骂皇帝喜爱的妃子。刘启听后，对栗姬生出厌恶之心，但是因为以往和栗姬感情深厚，仍旧存有善念。后来，刘启生病时曾试探栗姬，说：“我百岁之后，你要善待其他妃子和她们的儿子啊。”栗姬当时怀有愤恨之心，不但没有答应刘启，反而口出恶言。刘启对栗姬彻底失望，但是隐忍没有发作。

前元六年农历九月，刘启废黜皇后薄皇后。前元七年）夏四月乙巳日，王娡被立为皇后，同月丁巳日，王娡的儿子刘彻被立为太子。

因病去世
　　刘启很节省，在位时他极少兴建宫殿楼阁。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于是病中为太子刘彻主持加冠（成年礼）典礼。

不久，刘启病死于长安未央宫，享年48岁。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谥号“孝景皇帝”。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

为政举措

汉景帝刘启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政治
　　⑴无为而治
　　对于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⑵七国之乱
　　汉景帝前元三年，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太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立次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汉文帝时，吴世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世子砸死。皇太子因为一盘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而且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这使刘濞大为恼火。当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和好的意思，反而更加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晁错的父亲得知此消息，立即大骂晁错不孝，并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在后文中可以看出老人家的远见。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卖官等各种无理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皇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汉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诛其九族。虽然晁错一片忠心，但削藩的方法毕竟不能使诸侯服气。这样削藩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并且给了七国一个发兵的理由。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率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盟友东瓯国，被东瓯王所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⑶储位之争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4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①对储位的明争
　　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前元三年（前154年）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窃喜。参事窦婴说：“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祖约乎？”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
　　七国之乱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窦太后再度暗示景帝传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
　　②争储位的暗斗
　　暗斗的主角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王夫人全名王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境）人，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信、田蚡、田胜、妹王儿姁，曾嫁金王孙生女金俗。由其母将她与其妹王儿姁送进刘启的太子宫。
　　王夫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4个孩子，一龙三凤，前3个均是女孩，分别是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生于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元年（前156年），《汉武故事》称其出生于七月初七。
　　据传刘彻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史记》记载是其母王夫人“梦日入怀”，当时人视为吉兆。野史《汉武帝内传》载：“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小刘彻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彻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
　　景帝四年，因薄后无子，刘启最初遵照‘立长’的传统立自己的庶长子刘荣为太子，史称“栗太子”。同时立当时四岁的刘彻为胶东王。
　　刘嫖是汉景帝的同母姐姐，即馆陶长公主。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许给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厌恶馆陶屡次给景帝进献美女而拒绝这桩婚事。馆陶十分恼火，转而来讨好景帝的另一位宠妾王娡王夫人，要把女儿许配给刘彻，《汉武故事》认为景帝最初并不认同这门婚事，究其原因，可能与陈氏和刘彻年纪有关。
　　历代正史野史都不曾记载汉武帝第一任皇后陈氏的出生年月，但一般都认为陈氏是刘彻表姐，这是有原因的。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54年，刘彻虚岁三岁的时候，景帝五子江都王刘非十五岁（《史记·五宗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刘非和景帝四子刘馀同母，景帝长子刘荣、次子刘德、三子刘阏于同母，由此推断，此时的刘荣至少也是十八岁了，第二年（公元前153年）刘荣被立为太子，馆陶求亲被拒，此时刘荣至少十九岁，汉代这个年纪早已可以承担延续香火的责任了，陈后此时至少十三四岁方可与刘荣婚配生子。而刘彻此时虚四岁。由此可见，刘彻和陈后年龄相差可能十岁甚至更多。
　　陈氏和刘彻订婚之后，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景帝更加喜爱刘彻。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景帝进谗，诬陷栗姬。
　　王娡王夫人暗中派人催促大臣奏请立栗姬为皇后。前元七年（前150年）十一月，一次朝会上大行官奏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请封太子母亲栗姬为皇后。景帝大怒，案诛大行，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③争储的余波
　　后来，中元二年（前148年），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属湖北）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
　　刘彻被立为太子，梁孝王刘武不肯就此罢手。他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人刺杀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不久就身染恶疾而亡。景帝将梁地一分为五，在不知不觉中就削弱了刘武诸子的势力。
　　景帝另立皇太子后，对权倾朝野的条侯周亚夫最不放心，又寻机处置了他。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一代名将，5天不吃东西，最终呕血冤死。逼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过河拆桥。

经济
　　⑴重农抑商，发展经济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⑵轻徭薄赋，约法省禁
　　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③加强马政建设
　　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文化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汉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民族
　　与匈奴的关系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汉文帝刘恒，西汉第五位皇帝。
母亲：文帝皇后窦氏（窦漪房），即窦太后。

后妃
薄皇后：薄太后侄孙女，无子失宠，被废。
王皇后王娡（原为金王孙之妻，生女金俗，王儿姁的姐姐），生汉武帝刘彻。
栗姬，生临江闵王刘荣、河间献王刘德、临江哀王刘阏于。
程姬，生鲁恭王刘馀、江都易王刘非、胶西于王刘端。
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刘彭祖、中山靖王刘胜。
唐姬（唐儿），生长沙定王刘发。
王夫人王儿姁（王皃姁），生广川惠王刘越、胶东康王刘寄、清河哀王刘乘、常山宪王刘舜。

子女
儿子
1.皇长子临江闵王刘荣，原为太子，后废为临江王，母栗姬。
2.皇二子河间献王刘德，母栗姬。
3.皇三子临江哀王刘阏于，母栗姬。
4.皇四子鲁恭王刘余，母程姬。
5.皇五子江都易王刘非，母程姬。
6.皇六子长沙定王刘发（其五世孙为东汉光武帝刘秀），母唐姬。
7.皇七子赵王刘彭祖，母贾夫人。
8.皇八子胶西王刘端，母程姬。
9.皇九子中山靖王刘胜（蜀汉昭烈帝刘备先祖），母贾夫人。
10.皇十子汉武帝刘彻，原封胶东王，母王娡。
11.皇十一子广川惠王刘越，母王皃姁。
12.皇十二子胶东康王刘寄，母王皃姁。
13.皇十三子清河哀王刘乘，母王皃姁。
14.皇十四子常山宪王刘舜，母王皃姁。

女儿
1.皇长女平阳公主，母王娡，嫁平阳侯曹寿，公主的封地在阳信，所以也称阳信公主。
2.皇次女南宫公主，母王娡，嫁南宫侯张坐。
3.皇三女隆虑公主，母王娡，嫁隆虑侯陈蟜，隆虑也称林虑，所以又称林虑公主。
注：当时的史书对公主记载不全，往往只记载皇后之女和有事迹的公主。因此无法知晓刘启是否有其他女儿，只能期待考古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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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夫人（？－前194年），又称戚姬，戚姓。秦末定陶（今山东定陶）人，随刘邦征战了4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妃。刘邦死后，吕后立即着手残害戚夫人，先暗杀其子赵王如意，然后命人砍去戚夫人手足、灼烂耳朵、挖掉眼珠又灌了哑药再将其丢进厕所里，称之为 人彘，数天之后戚夫人惨死于这种极度暴虐的摧残中。现今的中国北方部分民众奉其为厕神。"人物生平

有宠于上
　　刘邦当了汉王之后遇到了定陶戚姬，戚姬生了赵隐王如意。汉朝建立，吕雉成为汉高祖的正宫皇后，儿子是太子。戚夫人的儿子如意有好几次几乎取代太子地位。

楚歌楚舞
　　汉十二年，刘邦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换立太子的愿望更加强烈，直到太子于一次宴会中请商山四皓出面相随，刘邦受到假象蒙蔽无奈地放弃了废立太子的想法，刘邦召来戚夫人，指着“四皓”背影说：“我本欲改立太子，无奈他已得四皓辅佐，羽翼已丰，势难更动了。”说罢，长叹一声，戚夫人也凄楚不已，因此懊丧、悲愁、恐惧而泣涕。刘邦为了使戚夫人排遣悲愁，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随后，刘邦让戚夫人跳楚舞，自己则借着酒意击筑高歌。

永巷舂歌
　　高祖驾崩后惠帝即位，吕后大权在握，随即把戚夫人囚于永巷，剃其头发，使戴枷锁、穿褚红囚衣，罚其舂米、服劳役。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唱了一首她创作的流传至今的诗歌《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爱子遇害
　　汉惠帝元年，吕后下令召赵王刘如意进京，刘如意这年不过十二三岁，虽然名为封国之王，实际上年幼识浅，凡事都靠国相周昌主张，他自然也是吕雉铲除的对象。只是当年刘邦曾经郑重其事地向周昌托孤，吕雉征召了赵王三次，三次都被知道底细的周昌硬邦邦地拒绝了。吕雉只好先召周昌，再召赵王。刘如意不敢拒绝，果然来到长安。吕雉虽狠毒，刘盈却天性善良，无论如何都要想法子保全弟弟的性命，所以打从刘如意踏进长安地域的那一刻起，他就亲自出城迎接，并从此与弟弟同食同寝，使吕雉无从下手。有一天刘盈外出习射，刘如意因为年幼无法早起，吕雉便趁机派人鸩杀如意。等到刘盈回来，如意已经被毒死。

人彘之酷
　　汉惠帝元年，在赵王刘如意毒杀之后，吕后使人挖去戚夫人的双眼、熏聋其耳、灌药致哑、断其手足，然后丢进茅房里，命名为“人彘”，意思即如猪之人。

后世纪念

定陶戚姬寺
　　戚姬寺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城东北十二华里，相传汉文帝即位后建祠庙纪念戚夫人，后世称之为“戚姬寺”，占地面积五市亩。戚姬寺遗址于2006年12月7日入选“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列表。《定陶县志》记载：“戚姬村，在县北十五里，戚夫人故里。十道志云：汉高略地至定陶获焉。今有戚堌寺。”

睢宁戚姬苑
　　戚姬苑位于江苏省睢宁县梁集镇戚姬村彭庄，西渭河东岸。后人为念戚氏，立庙祭之，曰戚姬苑。戚姬苑建自汉时，何年无可考，相传为汉文帝刘恒即位后所立，仍存三间偏殿和“汉碑”一块。《光绪睢宁县志稿》记载：“戚姬苑，在县东北，相传为戚夫人生处。”

汶上戚姬村
　　戚姬村位于济宁市汶上县军屯乡北部，大汶河南岸，当地流传着“戚姬娘娘”的故事，汶上人民对戚姬的遭遇痛心疾首，为怀念戚夫人修建了戚姬庙，并命村名为“戚姬村”。

泗县戚姬庙
　　戚姬庙位于宿州市泗县长沟镇戚庙村，《虹县志》、《泗虹合志》、《泗州志》均记载虹县西三十五里有戚夫人墓，墓碑和戚姬庙依存。墓碑图片见《泗州游韵》一书。

咸阳戚姬冢
　　戚姬冢位于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柏家咀村，宋代方志地理学家宋敏求所撰的《长安志》咸阳条目下有：“戚夫人冢在县西十五里”之录。据说吕后去世后，诸吕被翦灭，戚夫人也被迁葬于长陵陪葬，长陵东南的一座大汉墓即为戚夫人墓。

洋县戚姬墓
　　戚姬墓位于汉中市洋县城西4公里戚氏村，另有一说，西乡县东南12公里的观音庙原址即汉之戚姬庙。戚姬遭吕后残害后，乡人怀念不已，建庙祠祀，又因惮于吕后淫威，不敢明称戚姬庙，假托为“娘娘庙”。《汉中记》说：“洋川者，汉戚夫人之所生处也。”经考证这是因古洋州之民惋惜戚夫人而产生的附会。

海宁戚姬浜
　　戚姬浜位于浙江省海宁市，沿着戚姬路往南，道路宽敞，绿树成荫，前边就是钱塘江，戚姬浜美景犹如画卷。海宁戚姬村、戚姬港、戚姬弄因“汉戚姬葬碑”而得名，宋代《澉水志》称：“石碑在六里堰西，地名根竹有二石碑夹道而立，高一丈五尺，旧传汉戚姬葬碑，岁久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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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东汉女诗人（约公元一四七年前后在世），陇西（今甘肃通渭）人。秦嘉，生卒年不详。字士会。陇西（今属甘肃）人，徐淑丈夫。桓帝时，为郡吏，岁终为郡上计簿使赴洛阳，被任为黄门郎。后病死于津乡亭。徐淑有诗集传世。（《补续汉书艺文志》）所作今存《答秦嘉诗》一首及答书二篇。"后代评价

说到徐淑的诗歌成就，还是要联系着她老公秦嘉一起说的。夫妻二人都可以诗文，当下存秦嘉诗六首和文二段；徐淑诗一首，文3段；除徐淑《为誓书与兄弟》外，都为夫妇往来叙情之作。从文人五言诗发展过程来看，秦嘉与徐淑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诗歌作品表明文人五言诗的技巧渐趋成熟。诗歌评论家钟嵘更是在《诗品》中将他们列入中品。以为“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并认为徐淑诗仅次于班婕妤《怨歌行》、为汉代难得的女诗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女诗人、徐淑一生为一个情字而活、为情坚守、为情发光。所谓“比目连心游、鸳鸯结伴啼。河枯石已烂、身影不见离”。

相关事件

在甘肃通渭县城西八十华里的榜罗镇附近有个秦家坪，坪上有一座合葬墓，里面安静地睡着甘肃省东汉时期的杰出“夫妻诗人”——秦嘉和徐淑。

据《辞海》释，秦嘉是东汉诗人，字士会，陇西人，为郡上计吏。所作今存《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及《赠妇诗》四首，《述婚》诗一首。徐淑是东汉女诗人，陇西人，桓帝时，其夫秦嘉为郡上计吏，赴洛阳，徐淑病居娘家，未能当面告别，因此相互以诗书赠答，表示怀念之情。她的作品大部分散失，今仅存《答秦嘉诗》一首及答书二篇秦嘉和徐淑感情极好，这种纯真的感情体现在创作上，便是感情真切，凄楚动人，婉转和谐，流畅自然。例如，秦嘉的《述婚》诗是这样写的“纷纷婚姻，福祸之由。卫女兴齐，褒姒灭周。战战兢兢，惧其不俦。神启其吉，果获好逑。适我之愿，受天之休。”翻译成现代文，其大意就是：观察那纷繁的婚姻现象，它可以带来幸福也能产生祸殃。春秋战国时期的卫女使齐国兴旺，而褒姒一笑却使西周灭亡。因此人们选择配偶无不谨慎，唯恐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对象。而我却得到上天的垂顾，所以得到了徐淑这样美好的新娘。她真使我满意极了，感谢天地神灵实现了我的愿望。

秦嘉和徐淑的诗，受到了我国历代诗论家和诗选家的称赞，也得到历代读者的尊敬。如今，她俩的合葬墓和碑刻，已成为通渭县的著名古迹之一。人们怀念这对“夫妻诗人”敬仰他俩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也十分钦慕他俩那种始终不渝的笃诚爱情。

历史资料

秦嘉是东汉桓帝朝陇西郡人。时任郡上计掾一职。在徐淑生病回娘家修养期间，他接到上级命令，去首都洛阳出差。从他的《赠妇》诗中看，临走，他是想见老婆一面的。“遣车迎子还，空往空复返。”他派车接老婆了，没有接到。只是搞不清楚，他派的是私家车，还是公车私用。公事再小都是大事，私事再大都是小事，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敢马虎。他给老婆留了一封信，这就是《重报妻书》。如下：车还空返，甚失所望，兼叙远别恨恨之情，顾有怅然！间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稀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龙虎组履一緉；好香四种，各一斤；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东汉的陇西郡，郡治不在今天的陇西县，而在临洮。临洮到兰州一百多里，兰州到西安一千多里，走渭水河谷这条路的话，难走！宝天间，崇山峻岭，这段铁路大约一半以上是隧道。西安到洛阳又是一千多里。东都西都间开通大道，大约是隋唐以后的事情。

徐淑接到秦嘉的信，回了一封，即《报秦嘉书》。如下：既惠音令，兼赐诸物，厚顾殷勤，出于非望！镜有文彩之丽，钗有殊异之观，芳香既珍，素琴亦好。惠异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赐，非丰厚之恩，孰肯若斯？览镜执钗，情想仿佛；操琴咏诗，思心成结。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镜鉴形，此言过矣，未获我心也。昔诗人有“飞蓬”之感，班婕妤有“谁荣”之叹。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设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

不知是徐淑误会秦嘉的意思了，还是太懂得丈夫的心了，她表示，你不在家，我一不化妆照镜子，二不弹琴焚香，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不在，我容给谁看呢。

秦嘉到洛阳后，被留下来当了黄门郎了。不久，他病死于任，还很年轻。

死者长已矣，生者何以堪。留在老家的徐淑悲痛欲绝。可麻烦还不在这里。她本来一心要忠于自己的爱情誓言的，把弱儿幼女拉扯成人。谁知，她的兄弟却强迫她改嫁。她为了抗争：“毁形不嫁，哀恸伤生”。她还写了封《为誓书与兄弟》，义正辞严，大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之气概。但，不久，徐淑却因悲伤过度而死。

秦嘉与徐淑的来往信件见于《艺文类聚》，徐淑给兄弟的信，见于《太平御览》，而夫妇俩的诗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均有辑录。秦嘉徐淑成为千古恩爱夫妻的榜样。诗文中，戏剧中，民间语文中，少不了拿他俩的故事说事儿。大约是清代吧，一首香艳词中，有这样的句子：“可人夫婿是秦嘉，风也怜他，月也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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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衡（173-198年），字正平，平原郡（今山东临邑）人(《山东通志》载祢衡为今乐陵人）。东汉末年名士，文学家。与孔融等人亲善。后因出言不逊触怒曹操，被遣送至荆州刘表处，后又因出言不逊，被送至江夏太守黄祖处，终为黄祖所杀，终年26岁（《三国演义》中为24岁）。"人物生平

恃才傲物
　　祢衡年少时就有文采和辩才，但是性格刚直高傲，喜欢指摘时事、轻视别人。

兴平时期，在荆州避难。建安初期，到许都来游学。刚到了颍川，就在身上藏着一块刻字的木板，后来没有地方去，以至于板上的刺字的漫漶不清了。当时，许都刚刚建立，贤能的读书人、大臣谋士，都从各地集中到这里。有人问祢衡说：“为什么不去投奔陈长文、司马伯达？”祢衡回答说：“我怎么能和杀猪卖肉的人结交呢！”

有人又问他：“荀文若、赵稚长怎么样？”祢衡说：“荀文若可以借他的脸去吊丧，赵稚长可以让他管理厨房膳食。”

祢衡只和鲁国的孔融以及弘农的杨修交情好。他经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其余的人平平庸庸，不值得提。”孔融也非常喜欢他的才能。

击鼓骂曹
　　当时祢衡才二十岁，孔融已经四十，但两人还是结交为朋友。孔融上疏向汉献帝推荐祢衡。

孔融很深爱他的才华，多次向曹操称赞他。曹操也想见他，但祢衡一向看不起、厌恶曹操，就自称狂病，不肯前往，而且对曹操还多有狂言。

曹操因此怀恨，但因为祢衡的才气和名声，又不想杀他。曹操听说祢衡擅长击鼓，就召他为鼓史，于是就大宴宾客，检阅鼓史们的鼓曲。各位鼓史经过时都让脱掉原来的衣服，换上鼓史的专门服装。轮到祢衡上场，他正演奏《渔阳》鼓曲，容貌姿态与众不同，鼓曲声音节奏悲壮，听到的人无不感慨。祢衡上场径直来到曹操面前停下，下吏呵斥说“鼓史为何不换衣服，就胆敢轻率进见吗？”祢衡说“好！”

于是先脱掉近身的衣服，接着脱掉剩下的衣服，赤身裸体站在那里，又慢慢取过鼓史专门的衣服穿上，完了，又去击鼓之后离开，脸色一点都不惭愧。曹操笑着说：“本想羞辱祢衡，没想祢衡反而羞辱了我。

孔融回来后就数落祢衡，顺便说了曹操对他的诚意。祢衡答应去给曹操赔罪。孔融再次拜见曹操，说祢衡得有狂病，如今祢衡请求亲自来谢罪。曹操大喜，命令守门的有客人来就通报，且等待祢衡很晚。祢衡却穿着普通单衣、缠着普通头巾，手里拿这三尺长的大杖，坐在大营门口，用大杖捶着地大骂曹操。曹操很生气，对孔融说：“祢衡这小子，我杀他就像杀死鸟雀、老鼠罢了。但这个人一向有虚名，远近的人会认为我不能容他，现在把他送给刘表，你认为怎么样。”于是派人马把祢衡送走。

得罪刘表
　　刘表和荆州的士大夫，先前就佩服祢衡的才气、名声，祢衡来后非常尊敬地对他，写的文章、言谈议论，没有祢衡的意见就不能定下来。刘表曾经和几个文人共同草拟奏章，大家都极尽才力。当时祢衡正好外出，回来时看了他们拟的奏章，觉得刘表等对奏章的解释不严密，就撕掉奏章扔在地上。刘表感到奇怪而且害怕。祢衡于是要来笔纸，立刻写成，言辞、语义可观。刘表十分高兴，更加器重他。后来祢衡又侮辱、轻慢刘表，刘表觉得羞耻，不能容忍，认为江夏太守黄祖性情急躁，所以把祢衡又送给黄祖。

羞辱黄祖
　　黄祖也能善待祢衡。祢衡替黄祖做文书方面的事，孰轻孰重、孰疏孰亲，都处理得很恰当。黄祖拉着祢衡的手说：“先生，这正合我的意，和我心中要说的话一样啊。”黄祖的长子黄射，为章陵太守，和祢衡尤其友善。黄射一次宴请宾客，有人送给他一只鹦鹉，黄射举着酒杯对祢衡说：“希望先生作一篇赋，以此来使嘉宾高兴高兴。”祢衡提笔就写，中间没有任何改动，一气呵成，文辞色彩也很华美。后来黄祖在大船上，宴请宾客，但祢衡出言不逊，使黄祖很难堪，就斥责祢衡。祢衡更是仔细地盯着黄祖，说：“死老头！”黄祖非常生气，想要打他。祢衡更是大骂，黄祖气愤到极点，就下令杀祢衡。因为黄祖的主簿一向恨祢衡，即刻就杀了祢衡。黄祖得知消息后光着脚来救，但没赶上。黄祖也后悔，就厚葬了他。祢衡死时年二十六岁。

介绍

青州平原般县[今山东临邑]

官至 江夏太守书记

曾效力过的势力 东汉 刘表 曹操

汉末辞赋家。字正平。平原郡人。少有才辩，性格刚毅傲慢，好侮慢权贵。因拒绝曹操召见，操怀忿，因其有才名，不欲杀之，罚作鼓吏，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反辱曹操。曹操怒，欲借人手杀之，因遣送与荆州牧刘表。仍不合，又被刘表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后因冒犯黄祖，终被杀。

祢衡的代表作《鹦鹉赋》是一篇托物言志之作。赋中描写具有“奇姿”、“殊智”的鹦鹉，却不幸被“闭以雕笼，剪其翅羽”，失去自由。赋中“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的不自由生活,显然是以鹦鹉自况,抒写才智之士生于乱世的愤闷心情，反映出作者对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的强烈不满。此赋寓意深刻,状物维肖,感慨深沉，融咏物、抒情、刺世为一体，是汉末小赋中的优秀之作。另有《吊张衡文》，《文心雕龙·哀吊》称为“缛丽而轻清”。

《隋书·经籍志》有《祢衡集》2卷,久佚。今存文、赋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墓址

祢衡的墓在武汉市汉阳莲花湖畔，是武汉市一九八三年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褒，字子渊，西汉人，文学家，生卒年不详。蜀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人。其生卒年失载，只知他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期。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写有《洞箫赋》等赋十六篇，与扬雄并称“渊云”。"生平

王褒字子渊，汉朝著名文人，生卒年不详。蜀资中人,他的生卒年失载，只知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时期。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 王褒的少年时期就善于写诗，工于作赋，对音乐也有较高修养。当时汉宣帝是一个十分喜爱文学与音乐的皇帝，自己也会创作，因而经常征召各地在这方面有造诣文士到长安。担任皇家的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待诏”。益州刺史王襄得知王褒是位很有才学人，就请他来到成都，让其在成都写诗，并将他写诗配上音乐歌唱。王褒又为王襄作传，故深得王襄赏识，上奏推荐王褒为过人之才。汉宣帝立即下令召见。

王褒进京之后，汉宣帝就出了个题目，要他写一篇《圣主得贤臣颂入这篇文章怎么写。王褒是颇费一番斟酌的。构思时他想到马，所以文中便出现马跑的“情景”，“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王褒是以写马写出善御者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意在用良御御骏马比喻圣主得到贤臣，从一个侧面反映汉宣帝励精图治的景象。这篇文章是王褒散文代表作，描述十分生动、音乐也颇为急促、使人如见其马、如闻其声。这篇文章深得汉宣帝好感，他任命王褒为待诏、不久又升为谏议大夫。

王褒又写有《僮约》，这是他的作品中最有特色文章，记述他在四川时所亲身经历事。神爵三年，王褒到“煎上”就渝上时，遇见寡妇杨舍家发生主奴纠纷，他便为这家奴仆订立一份契券，明确规定奴仆必须从事的若干项劳役，以及若干项奴仆不准得到生活待遇。这是一篇极其珍贵历史资料，其价值远远超过受到汉宣帝赞赏的《圣主得贤臣颂》之类的辞赋。在《僮约》中有这样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地区；武阳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茶叶市场。此外，他所描述当时奴仆们的劳动生活，奴伴关系，是研究汉代四川社会情况的极为重要材料，可以使人从中了解到西汉社会生活一个侧面。

王褒特别善于写咏物小赋，他是汉代写咏物小赋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洞萧赋凡甘泉赋人在当时即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洞萧本是古代一种排萧，发音清晰而幽静，在宫廷与民间都广泛使用。《洞萧赋》既描述萧管之所生，写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又表现萧声之动人，极尽描绘和夸张。全篇用楚辞的凋子，以大量的文字铺叙洞萧的声音、形状、音质和功能。音调和谐，描写细致，形象鲜明，风格清新。这种赋不同于汉代大赋，而属于骄丽可喜、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如其中的一段：“朝露清冷而陨其测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戏翱翔乎其颠。秋绸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油以獭掺。惟详汉宣帝与汉武帝一样，信神仙，好游猎。王褒在京中任职了一段时期后，汉宣帝听信方士之言，要他回益州去祭祀传闻之中的“金马碧鸡之宝”。不料竟在途中染病，未得医治即死于旅途之中。

成就及荣誉

茶为贡品、为祭品，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或者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而茶作为商品，则时下知道要在西汉时才出现。西汉宣帝神爵三年正月里，资中人王褒寓居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杨氏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髯奴，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替他跑腿很不情愿，又怀疑他可能与杨氏有暧昧关系，有一天，他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说：“大夫您当初买便了时，只要我看守家里，并没要我为其他男人去买酒。”

王褒得悉此事后，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以一万五千钱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

便了跟了王褒，极不情愿，可也无可奈何，但他还是在写契约时向王褒提出：“既然事已如此，您也应该向当初杨家买我时那样，将以后凡是要我干的事明明白白写在契约中，要不然我可不干。”

王褒这人擅长辞赋，精通六艺，为了教训便了，使他服服贴贴，便信笔写下了一篇长约六百字题为《僮约》的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和干活时间的安排，使便了从早到晚不得空闲。契约上繁重的活儿使便了难以负荷。他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说，如是照此干活，恐怕马上就会累死进黄土，早知如此，情愿给您天天去买酒。

这篇《僮约》从文辞的语气看来，不过是作者的消遣之作，文中不乏揶揄、幽默之句。但王褒就在这不经意中，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去买回茶叶。

对《华阳国志·蜀志》“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则可知王褒为什么要便了去武阳买茶。

从茶史研究而言，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

在此还有必要赘述一点，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中说：“5世纪时，茶叶渐为商品”，“6世纪末，茶叶由药用转为饮品。”他如果看到王褒的这篇《僮约》，恐怕不会说如此武断的话，因为《僮约》提到“武阳买茶”这件涉及商品茶的事实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59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比《茶叶全书》所谓的5世纪要提前五个世纪。

墓地遗址

王褒墓和王褒墨池位于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王褒墓外形是一个小山丘，上面种植着庄稼与果树。据当地人介绍，墓穴里很宽大，但历年多次被盗后，里面已经没什么东西。山丘旁立着一块石碑，上书：“资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谏议大夫王褒墓资阳市人民政府2001年5月16日公布雁江区人民政府立”。一两百米远处有王褒墨池，大小相连的两个水池，周围杂乱，水面肮脏。水池不远立着石碑，上书：“资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王褒大小墨池资阳市人民政府2002年3月26日公布雁江区人民政府立”。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

文学成就

王褒少年时期就善于写诗，工于作赋，对音乐也有较高的修养。当时的汉宣帝是一个十分喜爱文学与音乐的皇帝，自己也会创作，因而经常征召各地在这方面有造诣的文士到长安。担任皇家的文学、音乐方面的“待诏”。益州刺史王襄得知王褒是位很有才学的人，就请他来到成都，让他在成都写诗，并将他写的诗配上音乐歌唱。王褒又为王襄作传，故深得其赏识，上奏推荐王褒有过人之才。汉宣帝立即下令召见。

王褒进京之后，汉宣帝就出了个题目，要他写一篇《圣主得贤臣颂》。这篇文章怎么写，王褒是颇费了一番斟酌的。构思时他想到了马，所以文中便出现了马跑的“情景”，“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王褒以写马写出善御者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意在用良御御骏马比喻圣主得贤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宣帝励精图治的景象。这篇文章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描述十分生动，音乐也颇为急促，使人如见其马，如闻其声。这篇文章深得汉宣帝的好感，他任命王褒为待诏，不久又升为谏议大夫。

王褒还写有《四子讲德论》，也是歌颂当时朝廷的作品，文采也很富丽，有“夫鸿均之世，何物不乐”等句，意思即指天下太平。他写有《九怀》，这是王褒比较重要的作品，为追思屈原之辞。作者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崇敬的，对其不幸遭遇是同情的，所以《九怀》写得既有情感又有文藻，颇有《离骚》的风格。后来刘向编定《楚辞》、王逸作《楚辞章句》，都收入了此文，《全蜀艺文志》也著录了全文。

王褒又写有《僮约》，这是他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文章，记述他在四川时所亲身经历的事。神爵三年，王褒到“煎上”即渝上时，遇见寡妇杨舍家发生主奴纠纷，他便为这家奴仆订立了一份契券，明确规定了奴仆必须从事的若干项劳役，以及若干项奴仆不准得到的生活待遇。这是一篇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受到汉宣帝赞赏的《圣主得贤臣颂》之类的辞赋。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武阳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此外，他所描述的当时奴仆们的劳动生活，奴伴关系，是研究汉代四川社会情况的极为重要的材料，可以使人从中了解到西汉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王褒特别善于写咏物小赋，他是汉代写咏物小赋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洞箫赋》在当时即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洞萧本是古代的一种排萧，发音清晰而幽静，在宫廷和民间都广泛使用。《洞箫赋》既描述萧管之所生，写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又表现萧声之动人，极尽描绘和夸张。全篇用楚辞的凋子，以大量的文字铺叙洞萧的声音、形状、音质和功能。音调和谐，描写细致，形象鲜明，风格清新。这种赋不同于汉代大赋，而属于骄丽可喜、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如其中的一段：“朝露清冷而陨其测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戏翱翔乎其颠。秋绸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油以獭掺。惟详汉宣帝与汉武帝一样，信神仙，好游猎。王褒在京中任职了一段时期后，汉宣帝听信方士之言，要他回益州去祭祀传闻之中的“金马碧鸡之宝”。不料竟在途中染病，未得医治即死于旅途之中。

王褒和他的作品对后世是有影响的。明代杨慎不仅在他编辑的《全蜀艺文志》里选有王褒的作品，还专门作了《王子渊祠》诗，诗云：“伟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擒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萧。”该诗用比喻的手法，赞誉了王褒的才华：文采秀发，擅长辞赋，谈耀一代；全诗对王褒表示惋惜，对汉主予以讽刺。

评价

王褒早年的经历，我们不大清楚。汉宣帝时，由于宣帝喜爱辞赋，先后征召文学之士刘向、张子侨、华尤、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被召入京，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宣帝令他与张子侨等一起待诏，多次带他们田猎，经过宫馆，便命他们写作辞赋以为歌颂。不久，将他提拔为谏大夫。后来，听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结果病死于途中。由此可见，王褒的仕宦经历比较简单，主要是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未见有何作为。这种经历，使他很难具备司马相如那种独立不羁、超凡脱俗的胸襟和气魄；但他毕竟摆脱了拘守一隅的局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还是比较开阔的。

总之，作为一个著名赋家，王褒没有司马相如那种磅礴的气势和批判精神，无法达到相如“广博宏丽，卓绝汉代”的巨大成就；但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描写那些独具特色的事物。在汉赋的题材开拓、手法创新和语言锤炼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仍然不愧为一代名家。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乃是巴蜀人民乐观开朗性格的外在表现，在巴蜀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文学贡献

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一改西汉前期的黄老无为政治而为尊儒的多欲政治，对外用兵，对内兴作，好大喜功，风气侈靡，固然成就了一代鼎盛辉煌，也为赋体文学的创作繁荣提供了丰饶的土壤，但是毕竟付出了 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经济濒于崩溃的沉重代价，故而昭帝即位后，复行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于是赋坛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到宣帝时，一方面 数审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 ，使国家出现史称 中兴 的景象；一方面又重 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

颇好歌诗，欲兴协律之事，……颇好神仙…… ，因此辞赋创作再次振起。史载：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但是规模、气象毕竟不如从前，而显出自顶峰下滑的势态。像司马相如《子虚赋》所表现的那种声势气魄，已经不见；而且就在王褒为宣帝大猎、宫馆作赋歌颂的时候，甚至遭到舆论非难， 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这实际上预示了汉赋的开始衰微。王褒，字子渊，蜀地资中人。生卒年不可考。宣帝时，因益州刺史王襄奏荐其有逸才，受征有，不久擢为谏大夫。

王褒是这一时期艺术上成就最为突出的赋家。他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六篇，但是流传至今的只有存于《汉书》本传的《圣主得贤臣颂》，存于《艺文类聚》的《甘泉宫颂》，存于《文选》的《洞箫赋》，以及存于《楚辞》的《九怀》等。

王褒是汉代最具有文学情趣的赋家。他的赋往往并不追求政治上的讽谕规诫，而是 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显现出唯美的 辩丽可喜 ， 娱悦耳目 ，有 鸟兽草木多闻之观 的纯文学属性，因此不符合当时儒家言志尚用的标准，但却更具作为语言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价值。这从《汉书》本传所载：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 使得太子 疾平复 ，可见一斑。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精神需求、美感享受也必定趋向更加丰富的多元化。其实早在春秋后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他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的著名论断就是证据。从这一意义上讲，王褒赋所自觉表现出的唯美意识，不仅在当时赋坛独树一帜，而且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洞箫赋》可以说是王褒美赋的代表作。

此赋在艺术形式上采用骚体，但内容却并非贾谊以来抒发忧思悲慨的 缘情 ，而是细致描绘洞箫的 体物 ，完全是大赋的格局，庶几可以标明汉代骚体赋终于完成了由辞到赋的转化。同时这种独特风格的骚韵大赋，又不以 叙客主为首引 ，虚构人物，进行问答，而是开始即对所咏之物直接描绘再现；也不在 卒章显其志 ，着意规诫，劝百讽一，而是意在表现小小洞箫的竹质、制作、声音、功效，从外形到内理，音容体貌无不生动毕见，美轮美奂，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叹爱赏。另外，在语言上也不是散韵分离，堆垛奇字，而是始终用韵，音调和美，而且铺排之中，多用精巧骈偶。例如描写洞箫竹干：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巅。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泊以猭. 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可谓钟天地自然之灵秀，秉性素洁而清静，恰是极佳箫材。用笔精细，颇具诗情画意。凡此种种，都和司马相如所定型的散体大赋区别明显，表现了艺术上难能可贵的创新。咏物赋最早起于荀卿的《云》、《蚕》，但词既简略，又多隐语，只是初具雏形而已。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虽说过景帝时梁孝王曾使枚乘作《柳赋》，路乔如作《鹤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羊胜作《屏风赋》，而且其中《柳赋》、《鹤赋》、《月赋》、《屏风赋》还载在《古文苑》中，但是历来都被怀疑为伪托，不足信。因此，《洞箫赋》实为当下所能见到继荀卿之后完成咏物赋体的第一篇。这不仅丰富了当时已露式微的大赋，而且对后世咏物文学也都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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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恽(？—前45)，西汉家。字子幼，汉族，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曾任左曹，后因告发霍氏（霍光子孙）谋反有功，封平通侯，迁中郎将。神爵元年(前61)升为诸吏光禄勋，位列九卿。其父杨敞曾两任汉宣帝时丞相，其母司马英是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的女儿。其文章《报孙会宗书》被后人认为颇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风格。"生平

杨恽是当时著名的士大夫，他轻财好义，把上千万财物分给别人。从小在朝中就有很大的名气。为官之时也能大公无私，奉公守法，不徇私情。据《汉书·杨恽传》载，杨恽母亲司马英去世后，其父杨敞为之娶一后母，后母无子，杨恽侍之如亲娘，孝敬有加。其后，后母去世，留下财产数百万，临终前，他的后母叮嘱由杨恽继承，但是后母去世后，杨恽没有将这笔财产据为己有，而是将后母留下的大笔财产分给她的几位亲戚。父亲杨敞去世后，杨恽还从父亲那里继承500万的财物，为官清廉，经济状况并不很好的杨恽却将其全部用来救济那些宗亲。

步入仕途的杨恽，目睹朝廷之中贪赃枉法成风。对此朝中大大小小的官吏视而不见，独有杨恽同他外祖父一样，出污泥而不染，铁骨铮铮，一身正气，敢于冒死在皇帝面前直谏，大胆进行揭发。他还告发与父亲杨敞有深交的朝廷元老重臣霍光的儿子谋反之事。因此，杨恽和另外几个与他一同告发此事的人都获取了封侯的赏赐，还加官进爵。封平通侯。他出身名门，全家担任公卿、两千石以上的十人。任职时候廉洁、公正，整顿吏治，杜绝行贿。

因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戴长乐检举：“以主上为戏，语近悖逆”，汉宣帝就把杨恽下狱，后予释放，免为庶人。

其后，杨恽家居治产，以财自慰。“安定”郡太守孙会宗，是杨恽的老朋友，写信给杨恽，劝他应当闭门思过，不应宾客满堂，饮酒作乐，杨恽给孙会宗写了回信，这就是《报孙会宗书》。

此信中，有对皇帝的怨恨，有对孙会宗的挖苦，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整封信写得锋芒毕露，与其外祖司马迁《报任安书》桀骜不驯的风格如出一辙。后逢日食，有人上书归咎于杨恽骄奢不悔过所致。他再次被捕入狱。廷尉按验时，在他家中搜出《报孙会宗书》，汉宣帝看后大怒，判以大逆不道罪，就把杨恽腰斩。这是中国历史上以文字罪人之始！孙会宗也因此被罢官。

杨恽被害是汉宣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结果，是皇族、外戚集团打击、迫害士大夫集团，也是汉朝开始衰败的转折。杨恽被害，与他同样耿直的好友韩延寿、盖宽饶等也被害。而张敞、韦玄成、杨谭、孙会宗等被免职。

对《史记》传播的贡献

由于司马迁生前就一直防着《史记》被汉武帝焚毁。他在《报任安书》里说，《史记》写完之后，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司马迁充分考虑到《史记》的内容有批判性，很有可能被武帝焚毁，就安排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藏在深山里，你想烧也找不到，就可以流传后世；或者让自己的后人，在一些大都邑里传播，把《史记》流入民间，这样一来，想禁书也不可能禁得彻底———够小心谨慎的！

《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足见《史记》是在司马迁身后，才稍微流传于世。

《史记》才得以广泛流传。却是由于杨恽入仕后的不懈努力。

据《汉书杨敞传》载:“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侏儒。”

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一部《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司马英家中。司马迁有两个外孙，大的名叫杨忠，小的名叫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这部《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而且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个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这部巨著尘封了二十年，也该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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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昭甄皇后（183年1月26日－221年8月4日），名不明，又称甄夫人。中山无极（今河北省无极县）人，上蔡令甄逸之女。魏文帝曹丕的正室，魏明帝曹叡之生母。曹叡即位后追尊甄氏为文昭皇后。"生平

童年经历
　　文昭甄皇后是汉太保甄邯的后代，家中世袭二千石俸禄的官职。父亲甄逸曾任上蔡令。
　　甄氏于183年1月26日出生。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家里好象有看见有人把玉衣盖在她身上的人，大家对此都很奇怪。甄氏三岁的时候，甄逸去世，甄氏哭的非常伤心，内外周围的人更加看重她了。之后相士刘良为甄氏以及甄逸其他子女看相，刘良指着甄氏说：“这个女孩贵不可言。”因此，甄氏从小到大，都没人敢戏弄她。八岁时，院子外有耍杂技的人，甄氏的家人及几个姐姐都上阁楼观看，只有她没去。几个姐姐奇怪的问她，甄氏回答：“此难道是女人该观看的吗？”
　　很喜欢读书，九岁时，看过的字文都立刻就知道，多次用她哥哥的笔砚写字，她哥哥就对她说：“你应该学习女工。读书学习，想当女博士吗？”甄氏答道：“听说古时候贤惠女子，都学习前人的经验，用来借鉴。不读书，拿什么借鉴呢？”

救济乡里
　　汉末天下大乱，灾荒连年，百姓们为糊口活命纷纷卖掉家中值钱的东西。当时甄家有大量的谷物储备，趁机收购了很多金银宝物。甄氏当时才十几岁，看到这种情形便对母亲说：“乱世求宝，可不是善策啊！一个人本来没有罪，但因拥有一件珍宝便可能被定为有罪，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因财丧身。再说眼下众多百姓都在饥饿之中，不如将我家谷物开仓赈济四方乡邻，这才算是一种惠及众人的德行。”全家人都认为她说得有理，是个好主意，于是将家中的粮食全部无偿分发给邻里乡亲。
　　甄氏十四岁时，二哥甄俨去世，二嫂很悲伤的同时还要做些琐事，照顾孩子却非常慈爱。甄氏母亲性格严厉，对几个儿媳妇不是很好，甄氏几次劝母亲：“二哥不幸早死，二嫂年纪轻轻就守寡，照顾唯一的孩子，道理上讲，您对待她要当成是儿媳妇，爱护她像自己的女儿。”母亲听了甄氏的话惭愧的流泪，之后对待二嫂的生活起居就像对待甄氏一样，平时也多有走动，关系密切。
　　建安年间，袁绍为他的次子袁熙聘娶了甄氏。公元199年，袁熙出任幽州刺史，甄氏留在冀州侍奉袁绍的妻子刘夫人。

再嫁曹丕
　　公元204年，冀州邺城被曹操攻破，刘夫人和甄氏共坐皇堂上。曹丕进入袁府中，见到刘夫人和甄氏，甄氏害怕，把头伏在刘夫人膝上，刘夫人让人把自己手绑起来。曹丕问：“刘夫人为什么要这样？让你儿媳妇把头抬起来！”刘夫人捧起甄氏，让她抬起头来，曹丕看了一眼，见她美貌非凡，惊为天人。曹操知道了曹丕的心思，就为他迎娶了甄氏。当时还有一说法：曹操攻下邺，曹丕先进袁府，看到有个少妇披头散发，脸上也很脏，躲在刘夫人身后哭泣，曹丕问她是谁，刘夫人回答：“是袁熙妻子。”然后曹丕帮她把发髻挽起，用手巾擦拭面庞，发现她姿貌绝伦。之后，刘氏跟甄氏说：”现在不用担心被杀了！“曹丕于是纳甄氏为妻室，很是宠爱。
　　甄氏初有宠于曹丕，生下儿子曹叡和女儿曹氏。甄氏对曹丕妾室中有宠的劝勉她们努力上进，对无宠的安慰开导，并常常建议曹丕说：”古时黄帝子孙繁盛，是因为妻妾多的缘故。所以夫君也应该多逑淑媛，让子嗣旺盛。“曹丕听了心里很高兴。曹丕要驱逐一位姬妾任氏时，甄氏问曹丕说：“任氏是乡党名族，不论德、色，我都比不上，为什么要休她？”曹丕说：”太任性，性子急，不温柔，心里对我的怨恨很久了，所以休了她。“甄氏哭道：“我受你的宠爱，所有人都知道，肯定会说你休任氏，是因为我的缘故。往上我怕公婆说我自私，往下其他妻妾会数落我受专宠之罪，希望你能重新考虑！”曹丕不听，就休了任氏。

孝顺婆婆
　　公元211年七月，曹操西征，随行的卞夫人途中生病留在孟津，曹丕留守邺城。当时卞夫人身体虚弱，又担心曹操的安危，睡觉也不塌实，经常流泪。甄氏要去孟津照顾婆婆，曹丕不想让她去，就让下人骗她说卞夫人病好了，甄氏不信，说：“夫人在家，老毛病常犯，现在怎么好的这么快？你一定是安慰我！”所以更加担心。之后得卞夫人回信，说身体已经恢复，甄氏才开心起来。
　　公元212年正月，大军回邺，甄氏去迎接，看到卞夫人悲喜交加，感动了周围的人。卞夫人见甄氏这么关心自己，也忍不住流泪，还说：“新媳妇怕我上次生病也会象以前那样反复难愈吗？我只是有点不舒服，小病而已，十几天就好了。你看看我的气色很好呢。”然后叹道：“真是孝顺的媳妇啊。”
　　公元216年，曹操东征孙权，卞夫人、曹丕及曹叡、东乡公主都跟随，当时甄氏生病所以留在邺。
　　公元217年九月，大军还，卞夫人看见甄氏脸色很好，奇怪的问她：“你跟两个孩子分别那么久，难道不想念他们，怎么脸色这么好，什么原因？”甄氏笑着回答：“曹叡他们跟随夫人，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失宠被杀
　　公元220年，曹操逝世，其子曹丕继任为魏王。六月，曹丕南征，甄氏被留在邺城。同年，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退位而成为皇帝，即魏文帝。退位为山阳公的刘协将两个女儿献与魏室为嫔。除献帝二女外，曹丕在洛阳，后宫爱幸者有三：贵嫔郭女王，位次皇后；李贵人，生有皇子曹协；阴贵人，东汉大族南阳阴氏女。早在曹丕初即王位时，便进郭女王为夫人，封号等同甄氏。到曹丕称帝，携郭女王到洛阳，进封贵嫔，地位仅次于皇后；甄氏则被留在邺城，仍为夫人，不立为皇后。甄氏愈发失意，有怨言。
　　公元221年六月，曹丕遂遣使者至邺城将甄氏赐死，葬在邺城，据传殡葬时披发覆面，以糠塞口。 当时，曹丕曾请术士周宣解梦，周宣答：“天下将有贵族女子冤死。”曹丕闻言后悔，派人追回赐死甄氏的使者但已不及。
　　公元222年，曹丕册立郭女王为皇后，令甄氏之子曹叡奉郭皇后为母。
　　公元226年，曹丕驾崩，曹叡即位，朝中掌管礼乐祭祀的官员奏请为甄后追加谥号。于是明帝派司空王朗持节以三牲之礼到甄后陵墓祭祀，又专门为她修建寝庙。
　　公元227年三月，曹叡以中山国魏昌县之安城乡一千户追封甄后的父亲甄逸，谥号安城乡敬侯，其孙甄像承袭爵位。四月，曹叡下诏在洛阳营建祖庙，施工中从地下挖出一块玉玺。此玉玺一寸九分见方，上面刻有“天子羡思慈亲”六个字。曹叡持玺而动情，因而备下牲礼到宗庙祭告。此后曹叡又多次梦见母亲，益发增加了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于是对诸舅氏按亲疏排出顺序，分别予以任用，赏赐累计达到万两之巨，又擢升甄像为虎贲中郎将。是月，甄后母亲病故，曹叡披麻戴孝亲自参加了葬礼，朝中文武百官陪同致祭。
　　公元230十一月，曹叡感到母亲甄氏的陵墓过于低矮简陋，便委派甄像以兼职太尉的身份，持皇帝节杖到邺城，祭告土神，改葬甄氏于朝阳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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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史学家班彪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gū）。善赋颂，作《东征赋》、《女诫》。班昭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班昭出身儒学世家，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在父辈的影响熏陶下，班昭学问广博，很有才干。十四岁时，班昭嫁于同郡人曹世叔。丈夫早年去世后，班昭清守妇规，举止合乎礼仪，气节品行非常好。

为兄请命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班超久居偏远的异地，年迈思念故土，上书朝廷请求回国。班昭为求把班超召回国，上疏和帝：”班超刚出塞时，就立志捐躯为国，时逢陈睦被害，班超以一己之力，辗转异域，幸亏有陛下的福德庇佑，得以全活，至今已有三十年了。当初跟随他一起出塞的人，都已作古。班超年满七十，衰弱多病，即使想竭尽报国，已力不从心。如有突发事件，势必损害国家累世的功业。

我听说古人十五从军，六十还乡，中间还有休息、不服役的时候。因此我冒死请求陛下让班超归国。班超在壮年时候竭尽忠孝于沙漠之中，衰老的时候则被遗弃而死于荒凉空旷的原野，这真够悲伤可怜啊！如果班超逝命丧异域，边境有变，希望班超一家能免于牵连之罪。”

奏章送上，和帝看后非常感动，就派遣戊己校尉任尚出任西域都护，接替班超，班超得以告老返乡。

朝中大家
　　班昭的哥哥班固著写《汉书》，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就谢世了。汉和帝下诏让班昭到东观藏书阁，将《汉书》续写完成。汉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宫，并让皇后和贵人们视班昭为老师，称为“大家”。每逢各地贡献珍贵稀奇物品，就叫班昭作赋赞扬。

邓太后临朝听政后，特许班昭参与政事。班昭为政勤奋，邓太后非常满意，破格加封班昭之子曹成为关内侯，官至齐国的国相。

《汉书》刚面世时，许多人读不懂，同郡马融便拜伏在藏书阁下，跟随班昭学习《汉书》；后来皇帝又下诏书叫马融的哥哥马续接替班昭，完成《汉书》。

谏言太后
　　永初年间，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以母丧为由，上书朝廷，请求退职。太后不打算批准，征问班昭。

班昭于是上疏说：“皇太后陛下美德盛行，秉承尧舜之政，广开言路，兼听狂夫、村民之见。臣下愚昧，得遇明主，敢不披肝沥胆，以报皇恩。

臣听闻最高尚的品德莫过于谦让，所以历代盛赞，神灵赐福。先贤伯夷、叔齐互让国君，天下佩服他们的高风亮节；太伯让位给季历，孔子再三称赞。因此他们美德盛传，扬名于世。《论语》说：‘能用礼让治国，从政还有什么可为难呢？’由此可见，推让的美德，影响深远。

如今四位国舅坚守忠孝，主动辞官归隐，如果以边关未宁而拒绝，日后国舅或有微小过失，只怕谦让之名不可复得，尽妾之愚见，陈言于此。妾自知言不足取，聊表虫蚁之心，以报皇太后之恩。”

太后听从了班昭的建议，同意邓骘等人的请求，于是邓骘等人得以辞官还乡。

著书女诫
　　班昭晚年，身患疾病，家中女子们又正当出嫁的年龄，班昭担心她们不懂妇女礼仪，令未来的夫家失面子，辱没了宗族，于闲暇时作《女诫》七章，以做勉励，书成后，对宫内妇女的教育很有帮助。

马融读后认为很好，让自己的妻子、女儿学习。

班昭丈夫曹世叔之妹曹丰生，也有才惠，对《七诫》不同意，写书反驳，文辞也很可观。

晚年经历
　　永初七年正月，班昭之子曹成出任陈留郡长垣长，班昭随其子到长垣就职。进入长垣以后，班昭追忆先贤，触景生情，仿班彪《北征赋》写成《东征赋》。

班昭年逾古稀而逝，享年七十多岁，邓太后身穿素服表示哀悼，并派使者监办班昭的丧事。

主要成就

续成汉书
　　班昭在完成汉书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点：整理《汉书》、完成八表、传播汉书。

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被牵连，死于狱中。《汉书》未成，稿本散乱。班昭继父兄遗志，在藏书阁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史籍，整理、核校父兄遗留下来的散乱篇章，并在原稿基础上补写了八表：《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除整理、续写《汉书》外，班昭在传播和普及《汉书》方面，也颇有贡献，曾教授大儒马融等诵读《汉书》。

主要作品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著作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谕、上疏、遗令等，共十六篇，其儿媳丁氏曾编撰成集，今佚。班昭作品存世有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六》收录的《东征赋》 、《女诫》等七篇 ，班昭曾为班固《幽通赋》作注，见于《文选》李善注中。

作品名称
　　散文 《汉书》八表、《女诫》、《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
　　赋 《大雀赋》、《 针缕赋》、《蝉赋》 、《东征赋》、《欹器颂》

班昭女性观
　　班昭提倡妇女要有“三从之道”和“四德之仪”，其女性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强调男尊女卑思想和强调顺从。

班昭认为女人首先应该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处于卑微的地位，清醒自己的性别角色，由此出发，主张妇女应承担在家辛勤劳作，操持家务，侍奉丈夫等由性别角色而决定的社会责任。并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作了具体解释。班昭强调男尊女卑的思想，由此认为女人的天地在于家庭，不必有才，如有也是“治内之才”，把妇女纳入儒家设计的有助于维系家庭人伦关系的体系。班昭又由男尊女卑思想衍生出女子对于男子绝对顺从的思想，并强调妻子除了要对丈夫顺从外，还要对婆婆顺从。

班昭倡导的女性观念，成为了中国古代妇女的行为准则，《女诫》作为“女四书”之一，极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影响了中国历史一千多年。

人物评价

范晔：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
赵傅：东观续史，赋颂并娴。
徐钧：有妇谁能似尔贤，文章操行美俱全。一编汉史何须续，女戒人间自可传。
萧良有：班昭汉史，蔡琰胡笳。 凤凰律吕，鹦鹉琵琶。
刘克庄：为孟坚补史，班昭才学，中郎传业，蔡琰词章。
刘体信：班昭续成《汉书》，马融在当时，亦博学者，请伏阁从班昭受句读，其识见过后人远矣伟矣。
清溪徐曼仙畹兰：倾倒班昭续史才，十年别梦绕苏台。
康有为：以敬姜之德、班昭之学、秦良玉之勇毅、辛宪英之清识、李易安之词章、宋若宪之经术，列于须眉男子中，亦属凤毛鳞角。"

刘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3月29日），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公元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登基称帝，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刘秀的先世，因遵行“推恩令”的原则而从列侯递降。到他父亲刘钦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员了。

西汉建平元年，刘秀出生于陈留郡济阳县，他出生的时候，有赤光照耀整个房间，当年稻禾一茎九穗，因此得名秀。

元始三年，刘钦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和兄妹成了孤儿，生活无依，只好回到祖籍枣阳舂陵白水村，依靠叔父刘良抚养，成了普通的平民。

由于刘秀勤于农事，而其兄刘縯好侠养士，经常取笑刘秀，将他比做刘邦的兄弟刘喜。新朝天凤年间，刘秀到长安，学习《尚书》，略通大义。

舂陵起兵
　　西汉自汉元帝以来，朝政日益衰败。到了汉成帝之时，成帝昏聩堪，委政母族。致使以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外戚集团独揽了朝政大权；又专宠赵氏姐妹，从而形成了“赵氏乱于内，外家擅于朝”的局面。

汉哀帝死后，王政君之侄王莽连立汉平帝、孺子婴两幼主，其地位历经“安汉公”、“摄皇帝”，表面上几乎就是昔日周公摄政的再次重演。初始元年，王莽废孺子婴为定安公，正式代汉登基称帝，建立了新朝，建元“始建国”，西汉在历经214年的统治后终于灭亡。

新莽末年，因其推行的改革盲目崇古，不切实际，又触动了上至豪强、下及平民的利益；加之水、旱等天灾不断，广袤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大批豪强地主也乘势开始倒莽。顿时，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于远支旁庶一脉。刘秀为人、与其长兄刘縯不同，刘縯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欲图大事；而刘秀则为人“多权略”，处事极为谨慎。刘秀经过了深思熟虑，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

地皇三年十一月，刘秀从宛城来到舂陵，会同大哥刘演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于舂陵正式起兵反莽。

昆阳之战
　　因为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起兵，故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舂陵军的主力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兵少将寡，装备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骑牛上阵的，这也成为了后世演义中的一段佳话，即所谓的“牛背上的开国皇帝”。后经过激战杀死了新野尉，刘秀才有了战马。为了壮大声势，加强反莽力量，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这三支绿林军中的最大的主力进行了联合，从而扩大了相互的力量，并先后于沘水、育阳等地与新莽的征讨大军激战，大破莽军，并击杀了新莽大将甄阜、梁丘疵等人。

更始元年，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建元“更始”，是为更始帝。对此，刘縯及南阳刘姓宗室极为不满，只是迫于在联军之中，绿林军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只得暂且作罢。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

更始政权建立，复用汉朝旗号，此举大大震动了新朝，王莽即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发各州郡精兵共四十二万扑向昆阳和宛城一线，力图一举扑灭新生的更始政权。

同年五月，王邑、王寻率军西出洛阳，南下颍川，与严尤、陈茂两部会合，迫使刘秀的部队从阳关撤回昆阳。昆阳汉军仅九千人，众恐不敌，欲弃城退守荆州故地。刘秀以“合兵尚能取胜、分散势难保全”为由，说服诸将固守昆阳。此时王莽军已逼近城北，刘秀率13名骑兵乘夜出城，赴定陵县、郾县调集援兵，后有步兵、骑兵一万七千精兵赴援昆阳。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强大，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王邑军向昆阳城发起进攻，并挖掘地道，制造云车。昆阳守军别无退路，坚守危城。此时王莽军久战疲惫，锐气大减。刘秀于六月一日率领步骑万余人驰援昆阳。刘秀亲率千余精锐为前锋，反复猛冲，斩杀王莽军千余人，汉军士气大振。随后又以勇士三千人，迂回到敌军的侧后，偷渡昆水，向王邑大本营发起猛烈的攻击。王邑依旧轻敌，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得擅自出兵，自行和王寻率及万人迎战，王邑兵马陷入困境，王寻战死，诸将未敢出援。昆阳守军见城外汉军取胜，乘势出击。王莽军大乱，纷纷夺路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此时突然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滍水暴涨，王莽军万余人涉水被淹死，滍水为之不流。

新朝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覆灭于昆阳城下，三辅震动，新莽政权土崩瓦解。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

出抚河北
　　在昆阳之战中立下首功的刘秀则马不停蹄的南下攻城略地，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刘秀的长兄大司马刘縯被更始帝所杀。哥哥无故被杀，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刘秀能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正是彰显出了刘秀的韬光养晦、隐忍负重。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他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縯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更始帝本因刘縯一向不服皇威，故而杀之，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毕竟刘秀两兄弟立有大功，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刘秀回到宛城并受封武信侯后不久，在宛城即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是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縯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再说，能不能摆平河北，决定更始政权的命运。当时南方流行一个童谣：“得不得，在河北。”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绿林军出身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縯，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刘玄很为难，朱鲔这边的反对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让他去，刘秀势力壮大，太危险，不让他去，河北的招抚工作做不好，更危险。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冯异劝刘秀，一定要 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

登基称帝
　　更始元年十月，更始帝刘玄遣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路上，刘秀的挚交邓禹杖策北渡，追赶上刘秀，对刘秀言刘玄必败，天下之乱方起，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邓禹的话，正合刘秀的心意。刘秀到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即拥戴一个叫做王郎的人在邯郸称帝，而前西汉在河北的另一王室、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相应刘林。一时间，刘秀的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幸得上谷、渔阳两郡的支持，尤其是上谷太守耿况之子、少年英雄耿弇，一身豪气，对刘秀言道：“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刘秀高兴的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不久刘秀率军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攻破了邯郸，击杀了王郎等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成和真定王刘杨的联盟，刘秀亲赴真定王府，以隆重的礼仪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此时距刘秀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见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自己的心腹谢躬做幽州牧，接管了幽州的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谢躬击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自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刘秀发幽州十郡突骑与占据河北州郡的铜马、尤来等农民军激战，经过激战，迫降了数十万铜马农民军，并将其中的精壮之人编入军中，实力大增，当时关中的人都称河北的刘秀为“铜马帝”。

25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统一天下

●击灭赤眉，扫平关东
　　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此时的长安，极度混乱，赤眉军拥立傀儡小皇帝刘盆子建立了建世政权，拥兵三十万众，进逼关中，更始遣诸将与赤眉大军交战，均大败而归，死伤甚重，三辅震动！不久，更始向赤眉请降，获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缢杀。刘秀闻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发生了火并，也派邓禹西入关中，以观时变。此间，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数十万大军拥在长安，不日粮草即告匮乏，只得撤出长安西走陇右以补充粮草，结果为割据陇右的隗嚣所败，恰是严冬，“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赤眉数十万大军只得东归再次折回长安，并击败了进驻那里的邓禹军，迫使其退出长安，但此时的赤眉军也遭受了极大的消耗。见邓禹的西征军不利，刘秀遣冯异前往关中，代替邓禹指挥西征大军。冯异到后，邓禹联合冯异部与赤眉再战，结果再次大败，冯异只率少数人弃马步行才得脱身归营，而邓禹则败走宜阳。冯异收拢归散的部下，坚壁清野，待机再战。不久，冯异军与赤眉再次大战于崤底，双方均倾众而出，一直大战到太阳偏西。在此之前，冯异提前选精壮之士换上与赤眉军一样的装束，伏于道路两侧，此时见双方皆已力衰，伏兵杀出，赤眉大军惊溃大败，被冯异迫降者八万余人。崤底之战，使得赤眉军再遭重创，加之粮草已尽，不得已再次转向东南方，力图补充粮草和人马，摆脱困境。早在崤底之战前，刘秀鉴于关中大饥，人相食而隗嚣的重兵又陈于西方的局面，料赤眉必向东或南方向运动，遂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屯宜阳，在东、南两个方向堵截赤眉东归或南下之路。不久，刘秀得知冯异在崤底大破赤眉，而赤眉军主力十多万众南下走宜阳，刘秀乃亲自引大军驰援宜阳一线，与耿弇等人会合，共同阻击赤眉南下。刘秀亲率六军，于宜阳前线将大军摆开阵势，大司马吴汉精兵于最前，中军在其后，骁骑兵和带甲武士分陈于左右两侧。赤眉大军兵士疲敝，粮草缺乏，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自崤底失败后一路从关中折向南，至宜阳，正迎面撞上刘秀布下的重兵，兵困粮乏的赤眉军根本无力再战，而后面又有冯异的大军，再回关中已无可能。在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尚有十几万兵马的赤眉大军无奈在宜阳被迫请降，并向刘秀呈上了得自更始帝之处传国玉玺和更始的七尺宝剑。赤眉降后，上缴的兵器和甲胄堆放在宜阳的城西，与旁边的熊耳山一样高。至此，起自新莽天凤五年，纵横山东十余年的赤眉军被刘秀扼杀在了血泊之中在与赤眉军在关中激战的同时，刘秀在关东一线亦派遣以虎牙将军盖延为首的诸将对梁王刘永进行了东征。刘永，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其家世代为梁王，据梁地，故在梁地素有威名，声望极大。王莽摄政之时，其父梁王刘立因结连平帝外家卫氏，被王莽所杀。更始帝立，刘永复被册封为梁王，据旧地。后更始政乱，刘永遂据国起兵，以其弟刘防为辅国大将军，招揽沛人周建等豪杰为其将帅，攻下齐阴、山阴、沛、楚、淮阳、汝南等二十八城，并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张歩辅汉大将军，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更始败亡之后，刘永自称天子，在睢阳登基。对于刘秀来说，近在东方睢阳的刘永是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集团，刘永所在的睢阳距洛阳近在咫尺，时刻威胁着京师洛阳的安全。自建武二年始，刘秀先后派虎牙将军盖延和建威大将军耿弇分别平定了割据睢阳的刘永和青州的张歩，特别是耿弇与齐王张歩的战斗，极为惨烈，“城中沟堑皆满，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此间，刘秀还亲征海西王董宪，大获全胜。到建武六年初，关东基本上为刘秀所定。

●得陇望蜀，一统天下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六年初，经过近六年的东征西讨，刘秀已经基本上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广大中原之地，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东方，与西北陇右的隗嚣、西南巴蜀的公孙述形成了鼎足之势。

建武五年四月，光武帝至长安，告隗嚣将派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从陇西攻蜀。隗嚣反对，并派大将王元率兵据陇坻，伐市塞道阻止汉军进攻。四月，汉军沿渭北平原翻陇山仰攻陇坻，结果大败。王元跟踪追击，幸马武率精骑断后，使汉军得以撤回。刘秀留耿弇守漆县，冯异守栒邑，祭遵守沂县，另调吴汉由洛阳西进，在长安集结兵力。隗嚣乘胜派行巡攻栒邑，王元取肝县，均被击败。时割据河西的窦融已归附刘秀，进攻金城，击破助隗嚣的羌族豪强何封等部，隗嚣腹背受敌。隗嚣大将马援也在隗嚣反汉时归附于汉。光武帝给其精骑五千，招降隗嚣部属和羌族豪长，从内部分化瓦解隗嚣。隗嚣上书刘秀表示亲善，企图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未遂。即派使向公孙述称臣。

建武六年春，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出兵援陇。秋，隗亲率步骑三万进攻安定郡，进至阴架。另派部队进攻肝县，企图夺取关中，冯异、祭遵分别击败。次年春，来歙率军二千，秘密从番须、回中，袭占略阳，威胁嚣所据冀县。隗嚣集中精锐反攻略阳数月未克。闰四月，刘秀利用隗嚣顿兵坚城、士卒疲惫之机，进兵高平第一城，窦融也率河西步骑数万前来会师。汉军分路挺进陇山，招降瓦亭守将牛邯等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军队十余万皆降，略阳围解。隗嚣率残部逃奔西城。汉军占领天水郡。适值农民军余部复起，京师骚动，刘秀赶回洛阳。同年十一月，岑彭水灌西城时，隗嚣部将王元、行巡、周宗率蜀援军五千人赶到，从高地反击，汉军措手不及，王元等突入西城，迎隗嚣入冀。时汉军补给困难，粮食已尽，各部被迫出陇西。隗嚣收拾残部，一时又夺占陇西数郡。九年正月，隗嚣死。部众拥立其少子隗纯为王。建武七年八月，耿弇、寇恂攻破高平第一城。十月，来歙、盖延攻破落门，王元只身逃奔公孙述，隗纯等投降。此战，历时4年，陇西始平定。

平陇战后，刘秀即从南、北两个方向，对益州的公孙述展开攻势。

建武十一年三月，大司马吴汉率荆州兵六万，马五千匹，于荆门与岑彭会合，沿长江西上入蜀；来歙、盖延率诸军自陇西南下攻河池入蜀。南线岑彭军溯江西上，攻克荆门，俘程讯，斩任满，田戎退守江州，彭遂由三峡，长驱直入江关。沿途郡县降附，大军直迫江州。东汉大军伐蜀示意图 同年六月，北路来歙军大败王元、环安军，攻破下辨、河池，挺进蜀中。公孙述派人刺杀来歙，刘秀乃派将军刘尚继续率军南下。江州城固粮多，不易攻破，岑彭遂留兵围困，自率主力直指垫江，攻破平曲。公孙述令其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率军拒守广汉、资中，另派侯丹率二万人拒守黄石。岑彭留臧宫于平曲拒蜀兵主力延岑，而自率军折回江州，溯江西上，袭破黄石，倍道兼程二千余里，迂回岷江中游，占领武阳，进击广都。公孙述派人刺杀岑彭。刘秀命吴汉率兵三万赶到前线，接替岑彭指挥。

建武十二年一月，吴汉败蜀军于鱼腹津，进围武阳，歼灭蜀援军五千余人。西上再破广都，逼近成都。吴汉求胜心切，率二万步骑进攻成都，兵败。吴汉随即改变战术，乘夜秘撤到锦江南岸与副将刘尚合兵，并力对敌，转败为胜。此后，吴汉根据刘秀敌疲再攻的战术，与蜀军战于成都、广都之间，歼灭公孙述大量有生力量，兵临成都城下。十一月，臧宫攻克繁、郫与吴汉会师，合围成都。公孙述招募五千敢死士交延岑指挥，准备决战。延岑在市桥大败吴汉。吴汉隐蔽精锐，示弱诱敌。公孙述贸然出击，蜀军大败，公孙述重伤死。延岑见大势已去，率成都守军降。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刘秀登基后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终于克定天下，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四分五裂、战火连年的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光武中兴
　　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

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是“十有二存”。

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

建武二十七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刘秀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刘秀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书，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实行轻徭薄税，为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罢免贪官污吏，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光武帝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其间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易后改储
　　时南阳阴丽华美貌庄重，刘秀早年就有“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愿望。昆阳战后次年，刘秀乃如愿娶阴氏为正室。婚后次年，刘秀为巩固与真定王刘扬的联盟，再娶刘扬甥郭圣通并以之为正室，亦宠之。郭氏与阴氏并为刘秀生下五子，及刘秀即位之初，并为贵人。建武二年因阴氏族小辞后，郭氏因得立为皇后，其长子疆遂立为皇太子。刘秀因此甚感有愧于阴氏，益加宠遇。至建武十七年，光武乃废郭氏，立阴氏为后。

初建武十九年，刘秀又以阴氏长子东海王阳聪敏有君人之度，皇太子疆又上表辞位。乃废疆为东海王而以阳为皇太子。阳改名庄，即日后之汉明帝。

因病去世
　　建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日，刘秀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遗诏说：“我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不要派官员或通过驿传邮寄唁函吊唁。”

刘秀死后不久，其子刘庄继位，于同年三月丁卯日，葬刘秀于原陵，上庙号世祖 、谥曰光武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中央官职改革
　　刘秀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刘秀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精简地方机构
　　建武六年，刘秀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刘秀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整顿官场风气
　　刘秀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善待开国功臣
　　刘秀善待功臣，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并且招揽大批文吏入朝。

军事

军制改革
　　刘秀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边防政策
　　刘秀以“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刘秀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经济

与民休息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薄赋敛。建武六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刘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不会轻易发动边功。

释放奴婢、刑徒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刘秀在重建汉朝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试行度田制度
　　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抑制豪强
　　东汉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刘秀于建武十五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刘秀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予东汉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
崇尚儒术
　　建国后，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刘秀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收集图书
　　刘秀重用文人贤士，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祭祀变革
　　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民族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建武二十一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刘秀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外交
　　早在汉朝时期，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奉贡朝贺了。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

刘秀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见日本使者的帝王。建武中元二年，也是刘秀在位的最后一年，刘秀接见倭国使者，使者表示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并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使者又求汉皇赐封，刘秀又赐其为“倭奴王”。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1784年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刘秀所赐印章。

该金印被认为是刘秀授予当时日本倭奴国主作为藩属国的认证。而刘秀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墓地

汉光武帝陵，古谓原陵，原陵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陵墓，位于河南省孟津县白鹤乡铁榭村。当地亦称“汉陵”，俗称“刘秀坟”。

汉光武帝陵位于洛阳市北20公里处的孟津白鹤乡。汉光武帝陵古谓原陵，俗称汉陵，又称原陵、汉陵。为东汉开国皇帝――世祖光武帝刘秀的陵园，始建于公元50年，由神道、陵园和祠院组成。光武帝陵南倚邙山，北临黄河，近山傍水，蓊蔚肃穆。阙门巍峨，气势壮观，神道宽阔，直达陵前，两侧石刻林立、碑碣参差。陵园呈长方形，占地6.6万平方米，墓冢位于陵园正中，为夯土丘状，高17.83米，周长487米。

家族成员

家世
六世祖：西汉景帝刘启
五世祖：长沙定王刘发
高祖父：舂陵节侯刘买
曾祖父：郁林太守刘外
祖父：巨鹿都尉刘回
父亲：南顿县令刘钦
母亲：樊娴都

兄弟姐妹
兄弟
长兄 刘縯
次兄 刘仲

姐妹
大姐 湖阳长公主刘黄
二姐 新野长公主刘元
妹妹 宁平长公主刘伯姬

后妃
光武郭皇后郭圣通，真定王刘扬甥。刘秀为进一步拉拢刘杨，纳之，为正室。及即位，立为后，后废为中山王太后，又改沛王太后。
光烈皇后阴丽华，元配，因郭后故，初为贵人，郭后废，始立为皇后。汉明帝即位，尊为皇太后。
许美人，生楚厉王刘英

子女
儿子

1. 东海恭王刘疆，母郭皇后
2. 沛献王刘辅，母郭皇后
3. 济南安王刘康，母郭皇后
4. 阜陵质王刘延，母郭皇后
5. 中山简王刘焉，母郭皇后
6. 楚厉王刘英，母许美人
7. 汉明帝刘庄，初名刘阳，母光烈皇后
8. 东平宪王刘苍，母光烈皇后
9. 广陵思王刘荆，母光烈皇后
10. 临淮怀公刘衡，母光烈皇后
11. 琅邪孝王刘京，母光烈皇后

女儿

1. 刘义王，建武十五年被封为舞阴长公主，嫁陵乡侯太仆梁松。
2. 刘中礼，建武十五年被封为涅阳公主，嫁大鸿胪窦固，汉章帝时尊为长公主。
3. 刘红夫，建武十五年被封为馆陶公主，嫁驸马都尉韩光。
4. 刘礼刘，建武十七年被封为淯阳公主，嫁阳安侯长乐少府郭璜。
5. 刘绶，建武二十一年被封为郦邑公主，嫁新阳侯世子阴丰。

轶事典故

名字由来
　　据《东观记载》，公元前5年1月15日的夜里，光武帝刘秀出生在洛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兰考县境的座行宫里。这时候，刘秀的父亲刘钦是洛阳县令。这座行宫原是接待皇帝用的，自从汉武帝位过后就封闭着，因为妻子临产没有合适的地方，刘钦也就顾不得许多，让妻子信进了行宫。据说，刘秀降生之时，红光照彻行宫。而在洛得县内，当年又有嘉禾生长，一茎生出九穗。刘钦为此给孩子起名“秀”，因他是第三个儿子，所以字“文叔”。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刘秀年少时，只是个没落皇族、一介布衣，刘秀曾经去长安求学，在街上看到执金吾走过，场面甚是壮观、阔气，大为感叹，于是做了一篇关于理想的作文：“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句话广为流传，日后成了千古名言，引发了许多“乱世枭雄”的共鸣。刘秀与阴丽华的爱情故事也千古传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东汉刘秀登基为皇帝后，派大将冯异率军西征，敉平赤眉军。赤眉佯败，在回溪之地大破冯军。冯异败回营寨后，重召散兵，复使人混入赤眉，然后内外夹攻，在崤底之地大破赤眉。事后，刘秀下诏奖之，谓冯异初虽在回溪失利，但终能在渑池获胜。可谓在此先有所失，后在彼终有所得，当论功行赏，以表战功。

安知非仆
　　光武帝还是一个普通百姓时，与姐夫邓晨到别人家去做客，当时大家看到谶书中说：“刘秀当为天子”。旁边的有些人说：谶书所说的刘秀肯定是国师公刘秀。可当时在场的刘秀却说：“怎么就知道这谶书中所说的要当天子的刘秀不是指的我呢？”，结果引起了众人的哄笑！刘秀登基后的第三年，与邓晨一起谈及往事，邓晨从容的对光武帝说：“仆竟然做到了”，光武帝听后大笑！
　　西汉末年，谶书极为流行，王莽代汉就是用谶书中的话语作为其理论依据，实际上谶书乃是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天下百姓的一个工具而已，其荒诞不经，毫无依据可言。新朝末年，天灾不断，人心思乱。而新朝的国师公、古文经大师刘歆精通谶纬，刚刚改名叫做刘秀，故大家猜测谶书中所说的“刘秀”乃是国师公刘歆。刘歆乃是西汉末年的大儒，才学渊博，德高望重，为王莽代汉立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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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乘（？～前140)，字叔，西汉辞赋家。汉族，秦建治时古淮阴人。枚乘因再七国叛乱前后两次上谏吴王而显名。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生平

枚乘以游谈之士而为文学家，所作之赋才充分显现了 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的散体汉赋的特点，使之成为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的全新的文学体裁，脱离楚辞余绪， 与诗画境 而成熟。

文帝时，吴王刘濞招四方游士，枚乘遂仕吴，为郎中；曾上书谏吴王，不听，于是离吴至梁，从游于梁孝王刘武。景帝即位后，召为弘农都尉；因不乐郡职，称病而辞，复游梁。待梁孝王病薨，遂退归淮阴。武帝为太子时就闻枚乘之名，及即位，就以安车蒲轮征之，然枚乘已年老，未至长安而卒于道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有九篇，然现在枚乘名下仅存三篇，为载于《文选》的《七发》、载于《古文苑》的《梁王菟园赋》及《忘忧馆柳赋》。

其中《梁王菟园赋》曾被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为 举要以会新.但文字已错脱不可理，近世虽经黄侃校释，勉强可通，但为《古文苑》作注的宋代章樵早已疑曰： 乘有二书谏吴王濞，通亮正直，非词人比。是时梁王宫室逾制，出入警跸，使乘果为此赋，必有以规警之。详观其辞，始言苑囿之广，中言林木禽鸟之富，继以士女游观之乐，而终之以郊上采桑之妇人，略无一语及王，气象萧索。盖王薨、乘死后，其子，字叔，西汉辞赋家。古淮阴人。曾做过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七国之乱前，曾上书谏阻吴王起兵；七国叛乱中，又上书劝谏吴王罢兵。吴王均不听。七国之乱平定后，枚乘因此而显名。景帝时，拜为弘农都尉，因非其所好，以病去官。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之，因年老，死于途中。枚乘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辞赋。

枚乘曾做过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七国之乱前，曾上书谏阻吴王起兵；七国叛乱中，又上书劝谏吴王罢兵。吴王均不听。七国之乱平定后，枚乘因此而显名。景帝时，拜为弘农都尉，因非其所好，以病去官。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之，因年老，死于途中。枚乘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七发》、《柳赋》、《菟园赋》三篇。后两篇疑为伪托之作。

《七发》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是一篇讽谕性作品。赋中假托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以互相问答的形式构成八段文字。首段为序，借吴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的缘由：贪逸享乐、荒淫奢侈的宫廷生活所造成，指出这种病非药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第二至八段，即写吴客以七种办法启发太子，为他去 病。前六种是为他描述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 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舒心，结果都不管用。最后吴客向太子推荐文学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作品的主旨在于揭示贵族腐朽生活的戕害人身，提出了应进用文学方术之士的主张。《七发》辞采华美，气势壮观。其中“观涛”一节写得繁音促节，气壮神旺，令人怵目惊心，如临其境。《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并影响到后人的创作，在赋中形成了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七体”。近人辑有《枚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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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思想主张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2.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3.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4.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成就

王充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他擅长辩论，开始的话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得出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其中《订鬼》已是中学课文。订正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鬼的认识。

刺史董勤征聘他为从事，改任治中，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特地下诏派遣公车去征聘他，因为得病没有去。当时年近七十，体力和脑力都衰弱了，于是写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节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年间，病死在家中。生平著述有《讥俗》、《政务》、《养性》、《论衡》。其中《讥俗》、《政务》、《养性》现已失传。

生平

家族显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 “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养、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结果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意思是，别人都可以记，就是你王充不能记！，但王充偏偏这样做了！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时王家已十分穷困，“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王充十岁左右时候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

孤门细族
　　王充一生业儒业道，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
　　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报主隆思。

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值钱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惭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评价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论衡》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就物理学来说，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都有观察，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是17世纪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黄侃在《汉唐玄学论》一文中说：“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由此可见王充与《论衡》在近现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近年笔者有《论衡词典》编撰之役，在选择底本、搜集资料中发现：第一，近现代学者眼中如此重要之书，在整个有清一代，竟无像样的版本。第二，校注成果寥寥，竟无有一部完整的校注本。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史、子、集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大都经过了清代学者的校注整理，不少重要典籍甚至有多个校注本问世，《论衡》一书却几乎无人问津，没有一部新的校注本出现。笔者心中遂生一疑团：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论衡》和今人一样吗？如果一样，那么他们为何对《论衡》如此冷漠，既不刊刻又不整理？是偶尔疏忽还是另有原因？

原来，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论衡》，和现代学者大不相同。在清代学者眼里，王充实在是一个不孝之人。

王充的不孝，首先表现在自述父祖的劣迹。王充介绍自己的家世时说：“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故举家徙处上虞。”通过王充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充的祖上，连续数辈，横行乡里，仗势欺人，时常犯有命案，结怨甚多，因担心仇家报复，不得不数度迁徙，可谓是违法乱纪的恶霸。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王充的作法可以说是不避家丑、实事求是。但在“臣为君讳、子为父讳”的封建社会里，被视为是一种不孝之举，便不足为奇了。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跋〈论衡〉》中批评王充的罪过之一，便是“《自纪》之作，訾毁先人。”其实早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序传》中就已指出：“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王充之所以毫不忌讳地言其父祖的劣迹并不奇怪，因为从王充的思想深处来看，孝的意识十分淡薄。人们之所以会形成孝的观念，主要是出于对父母生育之恩的感激。在王充看来，父母生儿育女，完全是性欲冲动的结果。他在《论衡·物势篇》中说：“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王充所言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把父母生子完全看作是为了满足性欲的要求而非有意识的行为，便很难产生出孝的观念，因而其有诋毁父祖的言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充的不孝，最被人所诟病者在于扬己抑祖。他在《自纪篇》中一方面贬毁祖辈，另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说自己自小便与众不同，仁义听话，恭敬有礼，“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喜欢学习，成绩突出。成年之后，更是品德高尚，淡薄名利，“常言人长，希言人短”，“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为人清重，”“性恬澹，不贪富贵”，简直完美无瑕，无可挑剔，与其劣迹斑斑的祖上，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王充卑微的出身，祖上不光彩的形象，始终是他一块难以消除的心病。于是他便从历史上寻找证据，来说明父祖不好，并不影响后人成才，以此洗刷自己。他《自纪篇》中说：“母骊犊騂，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清代著名学者惠栋，在“母骊犊騂，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奇人”之后加批语云：“自誉而毁其先，非人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条针对这段文字说：“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四库全书总目》亦云：“至于述其祖父顽很，以自表所长，傎亦甚焉。”可见，无论是官方，还是清代学者个人，都认为王充是一个毁祖誉己的小人和破坏名教的千古罪人。在“天下之事孝为上”、孝“为万事之纲纪”的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谁愿意整理、刻印一个不孝之子的著作呢？知道了这一点，清代学者不刊刻、不校注《论衡》，便很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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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公元133年-公元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权臣董卓当政时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后汉三国时期著名才女·蔡琰（蔡文姬）之父。"人物成就

文学
　　蔡邕是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其所作赋绝大多数为小赋，取材多样，切近生活，语言清新，往往直抒胸臆，富于世态人情，很有艺术的感染力。其中代表作品为《述行赋》。全赋短小精悍，感情沉痛，批判深刻，情辞俱佳，是汉末抒情小赋的力作。他小赋的题材多样，他甚至用以表现男女情爱，风格大胆而直率。《青衣赋》就是相当感人的作品。在这篇言情小赋中，他真实地坦露了对一位出身微贱的美女的爱情，以真挚的感情，表现了人情与封建礼法的矛盾撞击。蔡邕的散文长于碑记，工整黄雅，多用排偶，旧时颇受推重。

蔡邕收集汉朝历史，没有看见写下来作后史。只有所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作乱散失，大多没有保存下来。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执》，祝文、章表、书记，共104篇传于世。

蔡邕生平喜藏书，多至万余卷，晚年将所藏之书载数车悉数赠给王粲，家存藏书还有四千多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其文集20卷，早佚。明人张溥辑有《蔡中郎集》二卷。丁绍仪《全汉诗·卷七》亦载其作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69~卷80对其奏疏词赋等作品多有收录。

蔡邕诗歌现流传有400多首。但由于当时战乱连年，没有保存原稿流传下来，均由其女蔡琰，在曹操的救助下，凭借惊人的记忆力默写而来。

书法
艺术创造
　　蔡邕工篆书、隶书，尤以隶书著称，其字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多变。灵帝命工修理鸿部门，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作品行情
　　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

经学
　　熹平四年，蔡邕有感于经籍距圣人著述的时间久远，文字错误多，被俗儒牵强附会，贻误学子。于是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任，奏请正定《六经》的文字。灵帝予以批准，蔡邕于是用红笔亲自写在碑上，让工人刻好立在太学的门外，这就是中国第一部石经“熹平石经”。后来的儒者学生，都以此为标准经文。碑新立时，来观看及摹写的，一天之内，车子就有一千多辆，街道也因此堵塞。

藏书故事

生平喜藏书，多至万余卷，晚年因喜王粲的才学，遂将所藏之书载数车悉数赠给王粲，家里所存藏书还有4 000卷。女儿蔡琰曾被曹操接见，曹操问及“闻夫人家先多坟籍”时，蔡琰回答称“昔亡父赐书4 000余卷”。精于书法，尤长于隶书，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20卷，早佚，后人辑有《蔡中郎集》。

后世纪念

柯亭
　　柯亭一名千秋亭，又名高迁亭。原为驿亭，地处一块形若半岛的平地上，三面临水，风景秀丽。两层楼建筑，飞檐翘角，古朴典雅。南面正对古纤道，登楼远眺，心旷神怡。近旁建有“汉蔡中郎祠”，为后人纪念蔡邕所设。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在故乡绍兴执教时，曾和周建人等一起到过“柯桥的柯亭”，凭吊古迹和游览观光。古柯亭遗址在今柯桥镇中学内。 在镇南，有一四面环水的“绝倭涂”。在明嘉靖三十四年，柯桥独山村出现了一位抗倭英雄姚长子。为了纪念这位抗倭义士，人们立祠于其献身之地，易其地名“化人坛”为“绝倭涂”，并把前后两座桥命名为“得胜桥”和“万安桥”。后祠倒塌，在桥头建立“姚先烈抗倭纪念碑”。该碑高6．5米，碑座呈正方形，碑身正面刻有姚长子像，背面镌刻着他的英勇事迹，称赞其“效死乡梓，名垂千古”。纪念碑现为县文物保护单位。纪念碑之南即为著名的柯岩风景区。

蔡邕蔡邕墓
主词条：蔡邕墓
　　蔡邕墓位于河南省禹州，箕山入禹境之第一峰为逍遥岭，其阴有汉中郎将蔡邕墓。岭上有摩崖石碑一通，上刻汉隶体字，字大二寸，为蔡邕亲书。此碑曾坠入颍河，现为白沙杨氏获之。蔡邕，东汉书法家，以隶书著称。结构严整，体法多变，长于碑记。

熹平四年，灵帝诏蔡邕写六经文字，部分由邕书丹于石，立太学门外，曰石经。蔡邕死葬于此。其东为白沙镇，其北为白沙水库，湖光潋滟，景色一新，为旅游胜地。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东安社区西安村夏庄自然村村北又有一蔡邕墓。

人物生平

生性至孝
　　蔡邕的六世祖蔡勋，喜好黄老之术，汉平帝时曾任郿县令。父亲蔡棱，也有清白的操行，死后称贞定公。

蔡邕对长辈非常孝顺，他的母亲曾经卧病三年，蔡邕不论盛夏严冬、气候变化，都没有解过衣带，七十天没有睡过觉。母亲去世后，就在墓旁盖一间房子住下守着，一动一静，都遵守礼制。一只兔子很驯顺地在他的住宅旁边跳跃，又有木生连理枝，远近的人都觉得奇怪，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他与叔父、叔伯兄弟同居，三代没有分家，乡里的人都称赞他品行好。

师从胡广
　　蔡邕少年时即博学多闻，师从太傅胡广。喜欢文学、数术、天文，还擅长音乐。汉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权不法，听说蔡邕的琴鼓得好，于是告诉桓帝，命令陈留太守督促他启程。蔡邕不得已，走到偃师，假称生病，返回家中。

蔡邕在家里无所事事，品玩古董，不与时人来往。受东方朔《客难》及扬雄、班固、崔骃设疑自通的启发，于是汲取百家之言，肯定其中正确的而纠正不对的，创作了《释诲》来警惕和自勉。

蔡邕校书东观
　　建宁三年，蔡邕被司徒桥玄征召为掾属，受到桥玄的厚待。出任河平县长，又被召拜为郎中，在东观校书，升任议郎。

初，朝廷认为州郡会相互勾结结伙营私，于是下令互为婚姻的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互相担任监察官吏。后来又有三互法，规定互为婚姻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禁忌更加严密。选用官吏，非常不容易。天下十三州，有十一州的人都不能担任幽、冀两州的官职，致使二州的官职缺职很久都无人接任。蔡邕上疏建议灵帝废除近禁，不要拘于时间与三互法，只要合适的就可以任用。但灵帝没有理会。

密言七事
　　灵帝喜爱辞赋，又创作了《皇羲篇》，因此许多人是因为会作文章才得到任用。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引来很多无操行趋炎附势的人，都在鸿都门学任职，喜欢讲一些地方风俗、乡里小事，灵帝非常高兴，不按常理来提拔他们。而几十个市井小民，谎称自己是宣陵孝子，都被授予郎中、太子舍人的官职。当时常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冰雹、蝗虫为害。而鲜卑又侵犯边境，百姓为劳役赋税所苦。

熹平六年，灵帝下诏自责，并下令群臣各自陈说可行的治理国家大事的措施。蔡邕上密奏陈说应该施行的七件事：

1. 明堂月令。天子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及季夏之节，居明堂迎祭五帝于郊。为了导引神气，求福丰收。清庙祭祀，孝敬祖先，养老设教，告诉人守礼化俗，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祖宗恪守奉行的。而有关部门常因藩国有丧，宫内生育，以及吏卒病死，经常发生禁忌，缺而不行。只看到南郊斋戒祭祀，没有废缺，至于它祀，每有不同的说法，难道南郊卑而它祀尊贵吗？孝元皇帝的诏令说：‘礼仪所敬，莫重于祭祀，所以全心全意亲自奉行，是为了表达其肃敬之情。’而孝章皇帝元和年间的旧事，再次申明议修群祀，以祈丰年，前后诏书，用心诚恳。而如今以来，更换太史，忘了礼敬的大事，听任禁忌的书流行，拘信小故，亏废大典。按《礼》，妻妾生子，斋戒，不入侧室之门，没有废掉祭祀的规定。至于说宫中有死丧的发生，三月不祭，是说普通百姓只有几间房子，不少人住在一起，不便举行祭祀。难道说宫廷广大，臣妾众多也可以不祭祀吗？从如今起，斋戒祭祀的制度，应该按照以前典章执行，才可以说对灾异的发生，作出了回答。

2. 臣听说国家即将兴盛，常常听到好的建议。往内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治理情况，往外也可以了解百姓的情绪。所以先帝虽然聪明圣哲，还是广泛征求意见，询问政治之所以得及其之所以失的原因。又因发生灾异，寻访那些隐居不仕的高士，重视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的察举。直言敢谏，不绝于朝廷。陛下主政以来，连年发生灾异，没有听说下诏征召贤能，真正应当遵循过去一些好的措施，让忠心耿耿的大臣发挥敢想敢说的精神，让《易传》所说‘政悖德隐’的话不得流行。

3. 访求贤能的方法，不只一种。有的人因道德修养好而著名，有的人因直言敢谏而被人称道。如今，朝廷里面的人，没有因忠信受到赏赐的，反而常常因诽谤诬蔑而被杀害。因此群臣闭口，不敢说话。郎中张文，以前一人敢于直谏，陛下采纳他的意见，斥责了三司，群臣心悦诚服，平民百姓也高兴。臣认为应该提拔张文担任要职，用以劝勉忠贞之士，向海内宣扬，广开贤明政治之路。

4. 司隶校尉、各州刺史的职责是督察不法，检举坏人，分清是非。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守法、痛恶坏人坏事之心，杨熹等检举劾办的，效果最好。其余有的不理不申，有的枉法曲断，都不称职。有的本人就有罪过或错误，与下面所应检举的相同。而法纪败坏，无人揭发，公府台阁也默不作声。五年诏令，议遣八使，又令三公采长史臧否考察人民疾苦，上奏陛下。这时奉公守法的人，欣然得志，为非作歹的人忧恐失色，怕得要死。但是，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忽然停止了。从前刘向上奏说：‘决策犹豫不决的人，为一般小人大开方便之门；养成了优柔寡断习惯的人，招来谄媚诽谤的坏家伙。’刚刚听到一点善政，转眼之间就变了卦。枉使天下百姓猜测朝政，莫衷一是。应当追定八使，揭发不法的人和事，另选忠诚清白的人任职，赏罚严明。到了年终，要对三公评定好坏。让百官知道奉公守法就是福，营私舞弊就是祸。这样，灾害的来源，也行就可以堵塞了。

5. 臣听说古时铨选官吏，一定要诸侯三年推举一人，叫做岁贡。孝武皇帝时，郡里除选举孝廉外，还要选拔贤良、文学之士。因此名臣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文事武功盛极一时。大汉的得人，只此数路而已。至于书画辞赋，只算得小才，治理国家，就不见得有能力。陛下刚刚即位时，最先讲求经术，处理政事的余暇，看看文学作品，用以休息。如今走棋的游戏，不是推行教化，挑选人才之本。而诸生唯利是图，作文章的人很多。稍为高明一点的，也引用一些经训劝喻的话；下等的凑合一些俗话俚语，与倡优调笑取乐差不多；有的剽窃他人的作品，假冒名姓。臣每每在盛化门奉诏，录取比较好的，没有被录取的，也跟着安排工作。已经给了恩惠，不好回收，让他们保住俸禄，已经够意思了。不可再使他们治人和在州郡做官，从前孝宣皇帝在石渠阁会集诸儒生，孝章皇帝在白虎观召集众学士，通经释义，这是伟大的事业文武之道，应该遵守奉行。至于一般的小能小善，虽说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认为如果以之办大事就会滞碍不通。所以君子应当立志办大事。

6. 县长的职务是治理百姓，都应当勤谨工作。给百姓办了好事，这才算有功绩。赏罚应该分明，而如今在位没有什么才能退下来的，大多被授以议郎、郎中的职务。如果才华好，不应让其列入冗散人员，如果有罪过，自然应当判罪。难道认罪怕审讯，反要求调离，互相仿效，好歹没有个标准之理？先帝典章制度，没有这个规定。应该查验真伪废除干净。

7. 臣看见许多人以宣陵孝子为名被任命为太子舍人。臣听说孝文皇帝下诏丧服三十六日，虽说是继承皇位的君王，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至重都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服从诏令，不敢逾越。如今虚伪小人，本不是骨肉之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情，又没有真正的禄仕，却表现哀痛思念，这种哀情根据什么产生的呢？他们聚集陵墓之旁，假称奉孝，行为既掩饰不了他们的心迹，在义上又没有根据。甚至还有不法分子藏在里面。桓思皇后庭祭和升柩的时候，东郡有盗人妻的逃在孝中，原籍追捕，才服了罪。虚伪杂乱污秽，说也说不完。而且，先到的可以授官了，后来则被遣归；有的常年在陵地，因暂时回去漏掉了；有的用人代理，也得到宠荣。纷争怨恨，在大路上吵吵嚷嚷，不成体统。太子的官员，应挑选有德行的人，难道只用一些坟墓丑恶的人？没有比这还不吉祥的事。应该把他们送归田里，揭发他们虚伪诈骗。”

奏书送上后，灵帝于是亲自在北郊迎祥气，举行辟雍礼仪。又下诏把那些以宣陵孝子为名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的，统统改任丞尉。[20]

同年七月，护乌桓校尉夏育上疏请求讨伐鲜卑，而犯罪被处罚的护羌校尉田晏则通过中常侍王甫请求灵帝命自己为将讨伐鲜卑，以此来赎罪，王甫也同意出兵。蔡邕上疏劝阻，但灵帝不听。八月，灵帝派夏育、田晏、臧旻及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等各率一万多骑兵出击，被鲜卑首领檀石槐下属三部的大人打得大败，损失惨重。

光和元年，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在其中画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像。下诏州郡三公推举征召诸生。有的出任刺史、太守，有的入朝任尚书、侍中，有的竟封侯赐爵，士人们都认为与他们在一起是可耻的。当时，妖异的现象常有发生，人人惊恐。七月，灵帝下诏召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至金商门，入崇德殿，让中常侍曹节、王甫问他们关于灾异及消除变故所应当采取的办法，蔡邕用心答复。

灵帝又特诏询问蔡邕：“近来灾异变故的发生，不知是什么罪咎引起的。朝廷焦急，朕心里也害怕。访问群公卿士，想听到一些忠言，他们都守口如瓶，不肯尽心。因为你经学功底深厚，所以朕特地问你，你应该阐明得失，指出为政的要点，不要唯唯否否，或者怀疑恐惧。全按经述对答，为了保密，要用皂囊封上。”

蔡邕于是上奏认为妇人、宦官干预政事，是怪异发生的原因之一，并弹劾太尉劾张颢、光禄勋玮璋、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等人贪赃枉法，又举荐廷尉郭禧、光禄大夫桥玄、前任太尉刘宠，认为可以向他们咨议朝政。灵帝在看了奏章后很是叹息，在起身如厕时，奏章被曹节在后面偷看了，就向左右的人泄露了全部内容，致使事情泄漏。蔡邕奏章上认为应该废黜的人，都非常恨他，企图打击报复。

远避江海
　　之前，蔡邕与司徒刘郃不和，蔡邕的叔父卫尉蔡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关系不好，阳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让人写匿名诬告蔡邕、蔡质几次因私事请托于刘郃，刘郃没有答应，蔡邕于是怀恨在心。决心要陷害蔡邕，灵帝因此下诏给尚书，召蔡邕质问。蔡邕上疏为自己辩白，但他与蔡质还是被送入洛阳狱，有关部门认为应该将二人弃市。中常侍吕强怜悯蔡邕无辜，于是替他向灵帝求情，灵帝也想起了蔡邕之前奏章的话，于是下诏将他免死，与家属被流放至朔方，不得因赦令而免罪。阳球打发刺客刺杀蔡邕，刺客被蔡邕的正义感动了，不为阳球所用。阳球又贿赂有关官员毒害蔡邕，受赂的人反而把消息告诉了蔡邕，要他提高警惕。蔡邕因此平安无事，居住在五原安阳县。

蔡邕之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修撰《东观汉记》，正遭流放，所以没有来得及写成。他因此上书所著的十意，分别首目，附在书尾。灵帝爱怜蔡邕的才高，正好在第二年大赦，于是赦免蔡邕，准许他返回原籍，蔡邕自从放逐到被赦免，历时九个月。

蔡邕正准备启程回郡的时候，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送行。酒喝足后，王智起舞劝蔡邕，蔡邕不理他。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本来很骄贵，丢了面子为宾客所嘲笑，就破口骂蔡邕说：“罪犯也敢轻侮我！”蔡邕振衣而去。王智非常恨他，于是密告蔡邕心放怀怨，诽谤朝廷。灵帝宠幸的人也都诬陷他，蔡邕害怕无法幸免，于是逃命江海，远走吴会之地，往来依靠泰山羊氏，在吴地共待了十二年。

受卓所敬
　　中平六年，灵帝去世，董卓任司空，专擅朝政，听说蔡邕的名气，于是征召他，蔡邕推说有病不能去。董卓大怒，骂道：“我有灭人三族的权力，蔡邕就算骄傲，也是不过转足之间的事而已。”又急令州郡征召蔡邕到府。蔡邕不得已只好应命，被任命为代理祭酒，很受董卓敬重。又被举为高第，历任侍御史、治书御史、尚书，三天之内，遍历三台。又升任巴郡太守，被留任侍中。

初平元年，蔡邕被拜为左中郎将，跟随献帝迁都长安，被封为高阳乡侯。董卓的宾客部属想让朝廷尊崇董卓与太公相比，称尚父。董卓询问蔡邕的意见，蔡邕说：“太公辅周，奉命灭商，所以特号为太公。现在您的威德虽高，但相比尚父，我以为还不行。等到关东平定，陛下返还旧京，然后再讨论此事。”董卓听了他的话。

初平二年六月，发生地震，董卓为此询问蔡邕。蔡邕对他说：“地动，是阴盛侵阳，臣下不遵守国家制度引起的。前春天郊祀，公奉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箱，远近都认为不合适。”董卓于是改乘皂盖车。董卓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非常客气，一遇举行宴会，往往令蔡邕鼓琴助兴，蔡邕也有心出力。但董卓性格刚愎自用，蔡邕恨自己的话很少为董卓采纳，对堂弟蔡谷说：“董公性格刚烈而容易作恶，终究不能成事。我想东奔兖州，但是道路太远，不易达到，打算暂时逃到山东地区看看，怎么样？”蔡谷说：“您的容貌与普通人不同，在路上走，看的人云集，这样，想躲起来，难啊！”蔡邕才打消了这个主意。

无辜遇害
　　初平三年，董卓被诛杀，蔡邕在司徒王允坐上，不知不觉说起董卓来，并为之叹息，脸色都变了。王允勃然大怒，呵斥他说：“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差点倾覆了汉室。你作为臣子，应该一同愤恨，但你却想着自己受到的礼遇，忘记了操守！现在上天诛杀了有罪的人，你却反而为他感到伤痛，这难道不是和他一同作为逆贼吗？”并随之将蔡邕收押交给廷尉治罪。蔡邕递上辞表道歉，请求受到刻额染墨、截断双脚的刑罚，以求继续完成汉史。士大夫大多同情并想要救他，没有成功。太尉马日磾听说后，急忙前往对王允说：“伯喈是旷世的奇才，清楚很多汉朝的事，应当让他续写解决后边的历史，让它成为一代重要的典籍。而且他忠诚孝顺的名声一向显著，获罪也没有缘由，杀了他岂不是会丧失威望吗？”王允说：“过去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出毁谤的书，流传于后世。现今国家中途衰落，政权不稳固，不能让奸邪谄媚的臣子在幼主旁边写文章。这既不能增益圣上的仁德，又令我们蒙受毁谤议论。”马日磾离去后告诉别人说：“王允大概不能长久于世吧。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写作，是国家的典籍。废弃了纲纪与典籍，难道还能长久吗！”蔡邕于是死在了监狱里。王允后悔了，想阻止杀他却来不及了。当时蔡邕六十岁。群臣和士人没有不为他哭泣的。著名经学家郑玄听闻蔡邕的死讯后，叹息说：“汉朝的事，谁来考定啊！”兖州、陈留郡间都画蔡邕的像来纪念他。

艺术成就

灵帝命工修理鸿部门，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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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主要成就

政治贡献

重农贵粟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汉文帝十二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帝接受了。

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利民欲，即满足人民的欲望，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移民实边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 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

汉文帝前十一年，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

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即《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被文帝所采纳。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募民实塞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坚定削藩
　　继承子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打击“父兄大臣”的思想，赞扬“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的政策，坚决主张“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态度坚决。同时，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削吴会稽、豫章郡。

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并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学成就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被后世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正因如此，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不发空论。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立论犀利，措施亦切实可行，所以被文帝所采纳。

内容上更为正大，意境上更为壮阔。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

艺术特色上，晁错的政论散文，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此外，与贾谊等人的政论散文不同，晁错之论多峭直而深刻，如《削藩策》，以简洁短促语句来突出犀利而刚硬的力度：“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人物生平

太子智囊
　　汉高祖七年，晁错出生于颍川，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 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

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献策御边
　　汉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文帝发兵征讨，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精通军事，君主要选择良将。文帝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于是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汉廷策问
　　汉文帝前十五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此后，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未采纳，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持反对态度。

景帝宠信
　　汉文帝后元七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报请景帝处死晁错，晁错提前得到消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谢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

进言削藩
　　景帝二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奏章送上去，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因景帝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

景帝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服毒自尽。

七国之乱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腰斩东市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后世评价

学问大家
　　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所以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智慧之人
　　晁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他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时常研究国家大事，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论贵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汉景帝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汉景帝还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兴了。

能言善辩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
　　第一个被惹毛的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个岔子就要杀晁错，找了个什么岔子呢？晁错不是当内史吗？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长，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就南边开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南边开一个门就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错得到消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就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这个事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儿朕知道了，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那是外墙。那我们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宫、太庙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墙，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没戳到里面去，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没有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错一上台就气死一个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定晁错，还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这个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叫“门不受私谒”，什么叫“门不受私谒”？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有事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袁公有什么事吗？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嘛，所以这件事情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就是他拿了这个判决来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发现如果这个案子有疑点，比方说证据不足，程序不对，发回去重审，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确实是证据确凿，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能赦免他，他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流着眼泪，一边哭，一边读，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这么一个人，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你说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想而知了。

性情耿直
　　从政的晁错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然而他的性格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性格不好，性情耿直，比较认死理。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颍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必须这样做呀!不这样做，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为自己一点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你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不二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会以自己来划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那么你要兼听的话，你就不能说我是一心为公的，你们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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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窦马村）人。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一。马援是最著名的伏波将军，被人尊称为“马伏波”。"生平

家庭出身
　　马援的先祖有两种说法，一说其先祖为战国时期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后子孙以马为姓；一说为归化的匈奴人。-
　　马援的曾祖父马通，汉武帝时大臣。马通与兄莽何罗与江充善，因此参与巫蛊之乱。后武帝反思巫蛊之祸，开始对参与制造巫蛊之乱者的惩处。莽何罗见此，非常害怕。于是他铤而走险，与其弟马通、莽安成合谋要刺杀武帝。但是阴谋被金日磾发现并阻止，于是莽何罗兄弟宗族俱被杀。
　　马通虽死，马通之子马实却没有被处死。马实于宣帝时以郎持节号使君。马实生马仲，官至玄武司马。马仲生四子，第四子就是马援。

早年生活
　　马援十二岁时，父亲去世。马援年少而有大志，几个哥哥感到奇怪，曾教他学《齐诗》，但马援却不愿拘守于章句之间，就辞别兄长马况，想到边郡去耕作放牧。谁知没等马援起身，马况便去世了。马援只得留在家中，为哥哥守孝一年。在此期间，他没有离开过马况的墓地，对守寡的嫂嫂非常敬重，不整肃衣冠，从不踏进家门。
　　后来马援当了郡督邮。一次，他奉命押送囚犯到司命府。囚犯身有重罪，马援可怜他，私自将他放掉，自己则逃往北地郡。后天下大赦，马援就在当地畜养起牛羊来。时日一久，不断有人从四方赶来依附他，于是他手下就有了几百户人家，供他指挥役使，他带着这些人游牧于陇汉之间，但胸中之志并未稍减。他常对宾客们说：“大丈夫的志气，应当在穷困时更加坚定，年老时更加壮烈。”
　　马援种田放牧，能够因地制宜，多有良法，因而收获颇丰。当时，共有马、牛、羊几千头，谷物数万斛。对着这田牧所得，马援慨然长叹，说：“凡是从农牧商业中所获得的财产，贵在能施救济于人，否则就不过是守财奴罢了！”于是，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兄弟朋友，自己则只穿着羊裘皮裤，过着清简的生活。

羁留西州
　　初仕隗嚣
　　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王莽的堂弟王林任卫将军，广招天下豪杰，选拔马援为掾，并把他推荐给王莽。王莽于是任命马援为新城大尹。
　　公元24年，新朝灭亡，马援和哥哥增山连率马员一起离开了各自的任所，跑到凉州避难。
　　公元25年，刘秀即位后，马员到洛阳投奔光武帝。马援则羁留在西州，受到陇右割据势力隗嚣的器重，被任命为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定计。

出使蜀地
　　同年，公孙述在蜀地称帝，隗嚣派马援去探听虚实。马援跟公孙述本为老乡，而且交情很好，本以为这次见面定会握手言欢，没想到公孙述却摆起皇帝架子。公孙述先陈列卫士，然后才请马援进见，待刚见过礼，又马上让马援出宫，住进宾馆；接着命人给马援制作都布单衣、交让冠。然后才在宗庙中聚集百官，设宴招待他。席间，公孙述表示要封马援为侯爵，并授予他大将军的官位。
　　马援的随从宾客以为受到了礼遇，都愿意留下来。马援则认为公孙述只是是装腔作势，不能久留天下士，于是毅然返回陇右，并对隗嚣道：“公孙述井底之蛙，妄自尊大，您不如专意经营东方。”

盛赞光武
　　公元28年，马援携带隗嚣的书信到洛阳，在宣德殿面见刘秀。刘秀道：“你周旋于二帝之间，现在见到你，使人大感惭愧。”马援道：“当今世道，不只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选择君主。我今远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奸人？”刘秀笑道：“你不是刺客，不过是个说客。”马援道：“天下反反复复，窃取名字的人多如牛毛，现在见到陛下，宽宏大量，与高祖一样，就知道帝王自然有真的了。”刘秀佩服他的胆识，认为他与众不同。不久，马援随刘秀南巡，先到黎丘，后转到东海。南巡归来，刘秀又任命马援为待诏，日备顾问。马援要回西州时，光武帝派太中大夫来歙持节相送。
　　马援回来后，隗嚣询问东方的传言和在京师的得失。马援道：“前次到朝廷，陛下多次接见我，每次与其在宴间谈话，从夜谈到清晨，陛下的才能勇略，不是别人所能匹敌的，且坦白诚恳，无所隐瞒。胸怀阔达而有大节，大抵与高帝相同，而其经学之渊博，处理政事和文章辞辩，在前世无人可比。”隗嚣又问：“他比高祖怎样？”马援回答：“不如。高帝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为；而今上喜爱政事，处理政务能恰如其份，又不喜欢饮酒。”隗嚣心里不高兴，说：“像你这样说，他倒胜过高祖了。”话虽如此说，隗嚣到底还是相信马援。他同意归汉，派长子隗恂到洛阳去做人质。

平定陇西
　　归顺光武
　　马援携家属随隗恂到洛阳，数月都没有被任命职务。他发现三辅地区土地肥沃，原野宽广，而自己带来的宾客又不少，于是便上书刘秀，请求率领宾客到上林苑去屯田。光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此时，隗嚣听信了部将王元的挑拨，想占据陇西，称王称霸，因而对汉朝存有二心，处事狐疑。马援见状，多次写信，好意相劝。隗嚣怨恨马援，认为他背离自己，见到信后愈发恼火，后来竟起兵抗拒汉朝。马援上书刘秀，陈述消灭隗嚣之策。

堆米成山
　　刘秀采纳马援的计策，令他率突骑五千，游说隗嚣的将领高峻、任禹等人以及羌豪，陈述利害祸福，分化瓦解隗嚣集团。
　　马援又写信给隗嚣部将杨广，陈说利害，希望他能归附汉朝并劝谏隗嚣悬崖勒马。杨广没有答复。
　　公元32年，刘秀亲征隗嚣。军队到了漆县，不少将领认为前途情况不明，胜负难卜，不宜深入险阻，刘秀也犹豫不定，难下决心，正好马援奉命赶来。刘秀连夜接见，并将将领们的意见告诉马援，征询他的意见。于是，马援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隗嚣的将领已有分崩离析之势，如果乘机进攻，定获全胜。说着，他命人取些米来，当下在光武帝面前用米堆成山谷沟壑等地形地物，然后指点山川形势，标示各路部队进退往来的道路，其中曲折深隐，无不毕现，对战局的分析也透彻明白。刘秀大喜道：“敌虏已在我眼中了。”遂决意进军。第二天，光武帝挥军直进，抵达高平第一城。当时凉州牧窦融率河西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车5000辆与刘秀会合，分数路攻陇。隗嚣大将十三人及部众十万余人不战而降，隗嚣逃至西城，援陇蜀军李育、田弇逃至上邽。汉军占领了天水的16座属县，刘秀派吴汉、岑彭围西城，派耿彝围上邽。至此，隗嚣军主力基本上被汉军消灭。9-2
　　此战，马援“堆米为山”是此战取胜的重要原因，这在战争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抚平羌乱
　　公元33年，马援被任命为太中大夫，作为来歙的副手，统领诸军驻守长安。从新朝末年开始，塞外羌族不断侵扰边境，不少羌族更趁中原混乱之际入居塞内。金城一带属县多为羌人所占据。来歙就此事上书，说陇西屡有侵扰祸害，除马援外，无人能平。
　　公元35年，刘秀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派步骑三千在临洮击败先零羌，斩首数百人，获马牛羊一万多头。守塞羌人八千多，望风归降。当时，羌族各个部落还有几万人在浩亹占据要隘进行抵抗，马援和扬武将军马成率兵进击，羌人将其家小和粮草辎重聚集起来在允吾谷阻挡汉军。马援率部暗中抄小路袭击羌人营地，羌人见汉军突如其来，大惊，远远地逃入唐翼谷中。马援挥师追击，羌人率精兵聚集北山坚守。马援对山摆开阵势佯攻，吸引敌人，另派几百名骑兵绕到羌人背后，乘夜放火，并击鼓呐喊。羌人不知有多少汉军袭来，纷纷溃逃。马援大获全胜，斩首千余级。但因为兵少，没有穷追敌人，只把羌人的粮谷和牲畜等财物收为汉军所有。此战，马援身先士卒，飞箭将其腿肚子都射穿了。刘秀得知后，派人前往慰问，并赐牛羊数千头。马援像往常一样，又把这些都分给了部下。
　　当时，金城破羌以西，离汉廷道途遥远，又经常发生变乱，不好治理。朝廷大臣商议，要把该地区舍弃。马援持不同意见，他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破羌以西的城堡都还完整牢固，适于固守；第二，那地方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第三，假如舍弃不管，任羌人占据湟中，那么，以后将有无穷的祸患。
　　刘秀听从了他的意见，命武威太守把从金城迁来的三千多客民全都放回原籍。马援又奏明朝廷，为他们安排官吏，修治城郭．建造工事，开导水利。鼓励人们发展农牧业生产，郡中百姓从此安居乐业。马援还派羌族豪强杨封说服塞外羌人，让他们与塞内羌族结好，共同开发边疆。另外，对武都地方背叛公孙述前来归附的氐人，马援以礼相待，奏明朝廷，恢复他们的侯王君长之位，赐给他们印缓，并撤回马成的军队。
　　公元37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各部联合，杀死官吏，发动叛乱。马援率四千人前去征剿，行至氐道县境时，发现羌人占据了山头。马援命令部队选择适宜地方驻扎，断绝羌人的水源，控制草地，并以逸待劳。羌人水草乏绝，陷入困境，首领们带领几十万户逃往塞外，剩下的一万多人也全部投降。从此，陇右安定。
　　马援在陇西太守任上六年，恩威并施，使得陇西兵戈渐稀，人们也逐渐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一次，在靠近县城的地方，乡民们结伙械斗仇杀。人们误认为羌人要造反，惊慌失措，争先恐后涌人城来。狄道县县长闻变，赶到马援府门，请示关闭城门，整兵戒备。马援当时正与宾客饮酒，得此消息，大笑道：“烧羌怎敢再来进犯我。晓谕狄道长回去守舍，胆小怕死的，可躲到床下去。”不久，城中安定下来，才知是虚惊一场，大家愈发佩服马援。
　　公元41年，马援被征为虎贲中郎将。

见重汉室
　　马援关心国事。遇到该说的话，从不隐饰回避。他在陇西时，发现币制混乱，使用不便，就上书给朝廷，提出应该像过去一样铸造五铢钱。朝廷把他的建议提交三府审议。三府奏明刘秀，认为马援的建议不可行，这事就搁置起来了。
　　后来，马援回朝，马上就去找回了自己的奏章。见奏章上批有十几条非难意见，便依据情理加以驳正解释，重新写成表章上奏。刘秀见他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天下从此得益很多。

一平岭南
　　同年，维汜的弟子李广纠集徒党，攻下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朝廷派谒者张宗率兵数千人讨伐，又被李广打败，于是派出马援。马援组织诸郡兵马一万余，击斩李广等人。
　　不久，交阯女子征侧、征贰举兵造反，占领交阯郡，九真、日南、合浦等地纷纷响应。征侧便在麊泠趁机自立为王，公开与东汉朝廷决裂。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部队到合浦时，段志去世，刘秀命马援兼领其军。于是，马援统军沿海开进，随山开路，长驱直入千余里。
　　公元42年，马援率军到达浪泊，大破反军，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乘胜进击，在禁溪一带数败征侧，敌众四散奔逃。43年正月，马援斩杀征侧、征贰，传首洛阳。朝廷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马援犒赏三军，大发感慨，三军将士齐呼万岁。
　　接着，马援率大小楼船两千多艘，战士两万多人，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从无功一直打到巨风，斩俘五千多人，平定了岭南。马援见西于县辖地辽阔，有三万二千多户，边远地方离治所一千多里，管理不便，就上书刘秀，请求将西于分成封溪、望海二县。马援每到一处，都组织人力，为郡县修治城郭，并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便利百姓。马援还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了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相互矛盾的地方，并向当地人申明，以便约束。从此之后，当地始终遵行马援所申法律，所谓“奉行马将军故事。”
　　公元44年，马援率部凯旋回京。刘秀赐马援兵车，朝见时位次九卿。

北击乌桓
　　马援回到京城一个多月，正值匈奴、乌桓进犯扶风，马援见三辅地区受到侵掠、皇家陵园不能保全，就自愿请求率兵出征，朝廷同意了。还月余，会匈奴、乌桓寇扶风，援以三辅侵扰，园陵危逼，因请行，许之。
　　公元45年，马援率领三千骑兵出高柳，先后巡行雁门、代郡、上谷等地。乌桓哨兵发现汉军到来，部众纷纷散去，马援无所得而还师。

二平岭南
　　马援曾经患病，而梁松前往看望，在床边向马援行礼，马援没有回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说：“梁松是陛下的女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害怕，大人为何独不答礼他？”马援说：“我是梁松父亲的朋友，就算他显贵，怎能失掉长幼的辈份呢？”梁松因此记恨马援。
　　公元48年，南方武陵五溪蛮暴动，武威将军刘尚前去征剿，冒进深入，结果全军覆没。马援时年六十二岁，请命南征。刘秀考虑他年事已高，而出征在外，亲冒矢石，军务烦剧，实非易事，没有答应他的请求。马援当面向刘秀请战，说：“臣还能披甲上马。”刘秀让他试试，马援披甲持兵，飞身上马，手扶马鞍，四方顾盼，一时须发飘飘，神采飞扬，真可谓烈士暮年，老当益壮。刘秀见马援豪气不除，雄心未已，很受感动，笑道：“这个老头好健康啊！”于是派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人率四万人远征武陵。
　　出征前，亲友来给马援送行。马援对老友谒者杜愔说：“我受国家厚恩，年龄紧迫余日已经不多，时常以不能死于国事而恐惧，现在获得出征机会，死了也心甘瞑目，害怕的是一些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参与后事，特别难以调遣，我独为此耿耿于心啊。”
　　公元49年，马援率部到达临乡，蛮兵来攻，马援迎击，大败蛮兵，斩俘两千余人，蛮兵逃入竹林中。此前，当部队到下隽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壶头山，一是经充县。经壶头山，路近，但山高水险，经充县，路远，粮运不便，但道途平坦。究竟该从哪儿进发，刘秀开始也拿不定主意。耿舒，就是马援在出发时说的那些权贵子弟中的一个，想从充县出发，而马援则认为，进军充县，耗日费粮，不如直进壶头，扼其咽喉，充县的蛮兵定会不攻自破。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便上表说明情况，请皇帝裁决，皇帝同意马援的意见。
　　三月，马援率军进驻壶头。蛮兵据高凭险，紧守关隘。水势湍急，汉军船只难以前进。加上天气酷热难当，好多士兵得了暑疫等传染病而死。马援也身患重病，部队陷入困境。马援命令靠河岸山边凿成窟室，以避炎热的暑气。虽困难重重，但马援意气自如，壮心不减。每当敌人登上高山、鼓噪示威，马援都拖着重病之躯出来观察瞭望敌情。手下将士深为其精神所感动，不少人热泪横流。

身死蒙冤
　　但耿舒却在此时写信给其兄好畤侯耿弇，告了马援一状：“前次我上书建议当先进攻充县，粮虽难运而兵马得以展开使用，军人数万争先奋进。今困在壶头不得进，大众忧郁将死，实可痛惜。前次到临乡，贼无故自己到来，当时如果乘夜攻击，就可消灭掉。伏波用兵像西域的贾胡，到一处后就止步不前，因此失利。今果然困于疾疫，都如我所预言的一样。”耿弇收到此信，当即奏知刘秀。刘秀就派虎贲中郎将梁松去责问马援，并命他代监马援的部队。梁松到时，马援已死。梁松旧恨难消，乘机诬陷马援。刘秀大怒，追收马援新息侯印绶。
　　梁松对马援素有怨恨，原因比较复杂。一是马援写信告诫晚辈，梁松曾受到牵累。
　　马援当年南征交趾，在前线听说侄儿马严、马敦到处乱发议论，讥刺别人，而且跟一些轻狂不羁的人物结交往来，便立即写信劝诫他们。信中举杜季良之例。杜季良当时正任越骑司马，他的仇人以马援此信为据，上奏章控告他，说他：“行为轻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从万里外写信回来以他训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与之交往，将煽动轻佻虚伪，败乱我中华。”刘秀览此奏章，把窦固、梁松召来严加责备，并且把奏章和马援的信给他们看。二人叩头流血，才免去罪过。结果杜季良被罢官，龙伯高则被升任零陵太守。
　　当初南征交趾时，马援常吃一种叫薏苡的植物果实。这薏苡能治疗筋骨风湿，避除邪风瘴气。由于当地的薏苡果实硕大，马援班师回京时，就拉了满满一车，准备用来做种子。当时人见马援拉了一车东西，以为肯定是南方出产的珍贵稀有之物。于是权贵们都希望能分一点，分不到便纷纷议论，说马援的坏话。但马援那时正受刘秀宠信，所以没人敢跟皇帝说。马援死后，有人上书说马援曾搜刮了一车珍珠文犀运回。马武、侯昱等人也上表章，说马援确曾运回过一车珍稀之物。刘秀更加愤怒。
　　马援的家人不知皇帝为何如此震怒，不知马援究竟身犯何罪，惶惧不安。马援的尸体运回，不敢埋和原来的坟地，只买了城西几亩地，草草埋葬在那里。马援的宾朋故旧，也不敢到马家去吊唁，景况十分凄凉。葬完马援后，马援的侄儿马严和马援的妻子儿女们到朝廷请罪。刘秀拿出梁松的奏章给他们看，马援夫人知道事情原委后，先后六次向皇帝上书，申诉冤情，言辞凄切。刘秀这才命令安葬马援。
　　前任云阳令朱勃也上书为马援鸣不平。
　　公元60年，马援的女儿被立为皇后。汉明帝在云台图画建武年间的名臣列将，为了避椒房之嫌，单单没画马援。东平王刘苍观看图像时，问明帝道：“为什么不画伏波将军的像呢？”明帝笑而未答。
　　公元74年，马援夫人去世，朝廷方才为马援聚土为坟，植树为标记，建筑祠堂。78年，汉章帝派五官中郎将持节追加策封，谥马援为忠成侯。

后世地位

公元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
　　公元1083年，宋神宗追封马援为忠显王。
　　公元1120年，宋徽宗封马援为忠显佑顺王。
　　公元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马援。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马援亦位列其中。

轶事典故

虮虱无依
　　有一次，马援在寻阳平定山林乱者，曾上表给皇帝，其中有这样的话：“破贼须灭巢，除掉山林竹木，敌人就没有藏身之地了。好比小孩头上生了虮虱，剃一个光头，虮虱也就无所依附了。”据说，光武帝览书后，觉得马援这办法、这比喻，都堪称绝妙，赞叹之余，来了个当场运用，下令把宫中小黄门头上有虱子的，一律剃成了光头。

善鉴名马
　　马援好骑马，也善于鉴别名马。他在交趾时，获得了骆越地方的铜鼓，便把它铸成骏马的模型，回朝后献给皇帝。他在表章中说：“在天上走莫如龙，在地上走莫如马。马是兵甲战争的根本，国家的大用。国家太平时可用以识别尊卑顺序，国家有变乱时可以克服远近的患难。过去有麒麟，一日可行千里，伯乐见了，明白不疑。近代有西河子舆，也明相法。子舆传给了西河仪长孺，长孺传给了茂陵丁君都，君都传给了成纪杨子阿，我曾经拜子阿为师，接受了相马骨法。在事实上考验，时见功效。我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今想以活马为形，则骨法难备于一马之身，又不可传于后世。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上，皇帝下诏把此马立于鲁班门外，并把鲁班门改名为金马门。我现在严谨地依据仪氏的马络头，中帛氏的口齿，谢氏的嘴唇马鬣，丁氏的身中，把这数家骨相集中在一个模型上以为法度。”马高三尺四寸，围四尺五寸。皇帝下诏，命将此马放在宣德殿下，以作为名马的标准。

马革裹尸
　　起初，马援的大军凯旋归来，快到的时候，朋友们都来迎接，犒劳。平陵人孟冀，是出了名有计谋的人，和在座的朋友一起祝贺马援，马援说：“我希望你有好话教导我，怎么反而同众人一样呢？我立了小功就接受了一个大县，功劳浅薄而赏赐厚重，像这样怎么能够长久呢？先生有什么来帮助我呢？”孟冀说：“我智力低下，不知如何回答。”
　　马援说：“如今匈奴和乌桓仍然在北边侵扰，我想攻击他们。男子汉应该死在边疆战场，用马皮包着尸体下葬，怎么能安心享受儿女侍奉而老死在家里呢！孟冀：“你确实是烈士啊，确实是应当那样啊”。

马援铜柱
　　马援在平定“二征起义”后，立铜柱以为汉南边疆界的标志，其柱铭文为：“铜柱折，交趾灭”。越人每过其下，以瓦石掷之，遂成丘。

画虎不成反类犬
　　马援在劝诫侄儿马严、马敦的信中说：“我想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可以听到，口不可说啊。喜欢议论人的长短，乱讥刺时政，这是我最厌恶的，我是宁肯死也不愿听到子孙们有这种行为的。你们知道我非常厌恶此事，我之所以要再次讲到此事要像男女婚嫁时施衿结褵一样，申明父母的训诫，要使你们牢记不忘。龙伯高敦厚周到谨慎，口无异言，谦约节俭，清廉公正有威望，我很爱他敬重他，愿你们向他学习。杜季良豪侠好讲义气，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爱他敬重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学习龙伯高不到家，还是一个谨慎勤勉的人，所谓雕刻鸿鹄不成可以像一只鹜哩。学习杜季良不到家，就堕落成为天下的轻薄儿，所谓画虎不成反像犬了。到现在为止杜季良还不可知，郡里的将领们一下车就切齿恨他，州郡都说他，我常为他寒心，所以我不愿子孙们学他。”

马伏波射潮
　　据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廉州的海中经常有海浪三波连珠而起，声响如打雷一般，名为三口浪。相传旧时有九口，马援将其中六口射灭。

评价

马援与其他开国功臣不同，大半生都在“安边”战事中度过。马援为国尽忠，殒命疆场，实现了马革裹尸、不死床箦的志愿。他忠勤国事，马革裹尸，令人钦佩。马援进身朝廷，没有一个人推举荐拔，全靠自己公忠为国。后来居于高位，也不结势树党。

纪念建筑

马援祠
　　马援祠遗址建于清代，它位于杨陵区五泉镇毕公村。来到马援祠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马氏后裔缅怀先祖所立下的石碑。而中国杨凌马援故里海内外联谊总会也设立在这里。
　　马援祠里供奉着马援、马融、马超三位著名历史人物。马援，字文渊，兴平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因战功被封为扶波将军，封新昔候。马援的祖先据说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赵奢曾打败秦军，功勋卓著，被赵惠文王赐号为马扶君，自此，赵奢的后人便以马为姓。汉武帝时，马家从邯郸移居茂陵。在马援祠内，立着一块马援故里碑，为康熙三十六年所立功德碑。碑高1.86米，碑首浮雕二龙戏珠图案，碑额印刻篆书“皇清”二字，碑文记述了马融、马援、马超的生平概况。如今海外马姓族人把杨凌马援祠当成了宗族圣地，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华人多次来到杨凌祭祖。在马援祠前，就立着两块祭祖纪念碑，马援祠已经成立杨凌和海外华人联系的一个纽带。

马援墓
　　马援墓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西3.5公里的伏波村旁，是一座圆形夯土堆墓，高约10米，直径约10米，墓前有“汉伏波将军马公墓”和“始祖伏波将军马公援墓”、“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马援墓”石碑各一通，精美石雕一块。

伏波庙
　　在湖南省渌口镇湘江分流渌江边，有一处为马援建造的公园，名伏波公园，本地人视马援为心中的“守护神”，毛主席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伏坡公园寄宿一晚。
　　后唐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尊马援为先祖，奏请唐王恩准伏波将军马援为昭陵英烈王。
　　唐明宗天成二年，马殷踞湖南时，在伏波岭立神祠，名曰 “伏波祠”，又称 “大王庙” 。
　　另在广西横县也有一座伏波庙，位于横县云表镇站圩东南3公里的郁江乌蛮滩北岸，距县城28公里，是为纪念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平定叛乱、定疆界、在乌蛮滩疏河通航而建的一座祭祀性建筑。始建年代不详。

伏波祠
　　雷州伏波祠又名伏波庙，位于雷城南亭街，始创于东汉，是岭南古老祠庙之一，属雷州市文物保持单位。祠内敬奉西汉邳离侯路博德及东汉新息侯马援两位伏波将军。

作品集述

马援有诗《武溪深行》，据崔豹《今古注》记载，《武溪深行》是马援南征交趾时所作的。其门生爰寄生擅长吹笛，马援于是作歌，令爰寄生吹笛来应和，取名曰《武溪深》。

马援能文，著有《诫兄子严敦书》、《上铜马式表》、《铜马相法》、《上疏言隗嚣》、《上疏言破羌以西不可弃》、《上书请复铸五铢钱》、《击寻阳山贼上书》、《上书请正印文》、《至荔浦见冬笋名曰苞笋上言》、《征交趾上言》、《将入九真上言》、《平交趾上言》、《奏请分西于县》、《与隗嚣将杨广书》、《铜柱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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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琰，字文姬，又字昭姬。生卒年不详。东汉陈留郡圉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去而回到自己家里，后值因匈奴入侵，蔡琰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嫁给匈奴人，并生育了两个儿子。十二年后，曹操统一北方，用重金将蔡琰赎回，并将其嫁给董祀。蔡琰同时擅长文学、音乐、书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蔡文姬集》一卷，但已经失传。现在能看到的蔡文姬作品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历史上记载蔡琰的事迹并不多，但“文姬归汉”的故事却在历朝历代被广为流传。"轶事典故

默写古籍

蔡琰为丈夫董祀求情时，天气非常寒冷，曹操见蔡琰没有穿鞋又披散着头发，于是赠给蔡琰头巾鞋子袜子。蔡琰的父亲蔡邕家里曾经收藏了什么多古书，曹操问蔡琰：“听说你家原来有很多古籍，现在还能想起来吗？”蔡琰说：“当初父亲留给我的书籍有四千余卷，但因为战乱流离失所，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我能记下的，只有四百余篇。”曹操说：“我派十个人陪夫人写下来，可以吗？”蔡琰说：“男女授受不亲，给我纸笔，我一个人写给你就是。”于是蔡琰将自己所记下的古籍内容写下来送给曹操，没有一点错误。

文姬归汉

文姬归汉是以曹操赎回蔡琰为故事背景改编的艺术故事，京剧以及其他戏曲都有文姬归汉的曲目，历朝历代也有画家画有文姬归汉图等连环画作品。

环形山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979年正式颁布了这310座水星环形山的专有名称。它们的命名借用了世界历代著名文学艺术家的名字。中国有15位杰出文学艺术家名字登上了水星环形山，蔡琰环形山就是其中之一。

辨琴

蔡琰九岁时，父亲蔡邕夜间弹琴，突然断了一根弦，蔡琰说：“是第二根弦断了。”蔡邕说：“你这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于是故意弄断一根问她，蔡琰说是第四根。蔡文姬辨琴的故事在三字经中也有出现。

人物成就

文学

蔡琰归汉后作有《悲愤诗》两首，一首为五言体，一首为骚体。其中五言的那首侧重于“感伤乱离”，是一首以情纬事的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清代诗论家张玉谷曾作诗称赞蔡琰的五言诗：“文姬才欲压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办香可也及钗裙。”大意是说蔡琰的才华压倒了汉代才女卓文君，曹植和杜甫的五言叙事诗也是受到了蔡琰的影响。

骚体《悲愤诗》由于旨在抒情，首尾两节对被俘入胡和别子归汉的经历都比较简略，中间大篇幅自然风景用以渲染蔡琰离乡背井的悲痛心情，在这些对景物和人情的描述中，蔡琰极言它们与她故乡中土的差异，以此形容自己在这与中土迥异的环境下心情之沉痛悲愤。

音乐

《胡笳十八拍》是中国古乐府琴曲歌辞，长达一千二百九十七字，是一首由十八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原载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九以及朱熹《楚辞后语》卷三，两本文字小有出入。

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书法

蔡琰的父亲蔡邕是一位大书法家，创造了八分字体。蔡琰本人对书法也很擅长，韩愈曾说：“中郎有女能传业。”蔡琰曾在曹操的要求下默写古籍，说自己不管是真书还是草书都可以写。

相关争议

丈夫争议

关于蔡琰在北方是否嫁于左贤王历来有不一样的看法：据《后汉书》记载，蔡琰是“没于”左贤王，而不是“嫁于”左贤王，而且一般匈奴王的妻子都被称为“阏氏”，但是蔡琰在北方二十年，没有这个称号，所以认为蔡琰与左贤王并不是夫妻关系；但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赎回蔡琰花费了非常大的价钱，远远超过了普通奴隶的价格，可以看出蔡琰在匈奴那边的地位也不低。一些文艺作品像京剧等就将蔡文姬写成左贤王的王妃。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仍存在争议。

作品争议

郭沫若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发表论文质疑蔡琰的作品是不是出自蔡琰之手。郭沫若等人认为《后汉书》所著录的《悲愤诗》不是出自蔡琰之手，主要理由有三点：1．据《后汉书·董祀妻传》，文姬是“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诗中不应说是为董卓部众所驱虏。2．文姬之父蔡邕受董卓重视，在董卓控制的中央政权里爵位很高，董卓死后他才被王允所杀，文姬的流落必定在蔡邕死后，而诗中说为董卓所驱虏入胡。3．骚体一章中有“历险阻兮之羌蛮”一句，与文姬为南匈奴所掠获事实不合。又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二句，与当时南匈奴所处地域河东平阳一带地理环境不合。

但谭其骧认为这三项中，没有一项是站得住的。因为：1．董卓的部众中正多的是羌人和胡人，《悲愤》中说“卓众来东下”，“来兵皆胡羌”，这些胡兵不正是“胡骑”？2．南匈奴自中平五年以来已分裂为二部分，一部分内徙河东，另一部分仍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如果“南匈奴”是指留居在那里的一部分，地理环境与所描叙的就正相符合。3．董卓的部众纪律很差，当时蔡文姬在关东原籍被掳，蔡邕远在长安，而她被掳后三个月蔡邕即被杀，无从获得消息，更谈不上营救。董卓部队中的羌胡都是关中人，蔡文姬被掳后被西驱入关，入关后到过羌蛮之地，也就毫不足怪。所以可以肯定《悲愤》二章确是蔡文姬的作品。

生年争议

蔡琰的生年一说是174年，一说是177年，但都是猜测，没有史料依据。

生平

蔡琰，陈留郡圉人，博学多才而又精通音律，早期嫁给河东卫仲道，卫仲道早亡，二人又没有子嗣，于是蔡琰回到自己家里。

兴平二年，中原先后有董卓、李傕等作乱关中，匈奴趁机劫掠，蔡琰被匈奴左贤王掳走。蔡琰在北方生活了有十二年之久，并生下两个儿子。

建安十一年，曹操向来喜爱文学、书法，常与蔡琰的父亲蔡邕有文学、书法上的交流。曹操见蔡邕没有子嗣，用金璧从匈奴那里将蔡琰赎回来，并将蔡琰嫁给董祀。

而后董祀犯了死罪，蔡琰去找曹操给董祀求情。当时曹操正在宴请公卿名士，对满堂宾客说：“蔡邕的女儿在外面，今天让大家见一见。”蔡琰披散着头发光着脚，叩头请罪，说话条理清晰，情感酸楚哀痛，满堂宾客都为之动容。但曹操却说：“可是降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怎么办？”蔡琰说：“你马厩里的好马成千上万，勇猛的士卒不可胜数，还吝惜一匹快马来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吗？”曹操终于被蔡文姬感动，赦免了董祀。

蔡琰回家后伤感悲愤之余作《悲愤诗》二首。此后再无蔡琰相关记载，卒年不详。

后世纪念

纪念墓冢

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蔡王庄村西北约100米处，有一处名叫蔡文姬墓的墓冢，墓冢高约8米，林木葱郁，属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90年代，蓝田县又在此建文姬展览馆一座，将文姬轶事及境内出土文物陈列展出，用四体书法镌刻《胡笳十八拍》于18块青色大理石上，墓前有蔡文姬雕像。[22] 在史书中，至今未曾发现关于蔡琰归宿的记载。此墓很可能是后人根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的情节建造的假冢。小说的这一回显然是罗贯中托蔡琰、曹操之名虚构的，其中把蔡琰两个丈夫的名字改为“卫道玠”和“董纪”。对此不能信以为真。

纪念馆

蔡文姬纪念馆，是依蔡文姬的墓冢而建立的。1957年8月被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有《蔡文姬生平展》详细介绍了蔡文姬的生平事迹和东汉末年社会的风土人情。还有《蓝田文物精品展》及现代著名书法家书丹的《胡笳十八拍》石刻。[24]

蔡文姬纪念馆收藏了有关蔡文姬文物130多件，其中拥有国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5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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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前202年—前157年），汉高祖第四子，母薄姬，汉惠帝之庶弟。前196年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刘恒为代王，其为人宽容平和，在政治上保持低调。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前180年，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轶事典故

寻找亲人
　　窦漪房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找到已经失散多年的兄弟，其次就是对已故双亲尽一些孝道。虽然窦漪房已经贵为皇后，但她依然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时候薄太后正忙于尊礼薄氏祖先。她不敢和老太太攀比。
　　但窦漪房一个好心的决定帮了她大忙，就在她被册封的那一天，她向刘恒提议，宴请天下所有鳏寡孤独之人，并赐给生活穷困之人布匹、米面、肉食，对于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九岁以下的孤儿，分别赐给每人一石米、二十斤肉、五斗酒、两匹帛、三斤棉絮。
　　以善闻名的刘恒对皇后的建议大加赞赏，并很快实施。于是，天下老百姓都对窦漪房皇后的善心口口相传，窦漪房的家世也逐渐流传开来。 一个叫窦少君的年轻人听到了窦漪房的家世。
　　他就是窦漪房的亲弟弟，当年分别的时候，窦少君才五六岁，已经成人。
　　姐姐离开没多久，厄运就降临窦少君身上，由于哥哥在外面劳作，家里没有人看管，窦少君被拐走了。他先后被拐卖多次，最后在河南阳宜一户财主家当了奴仆。
　　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就和工人睡在悬崖下边的窝棚里。一天，主人派窦少君到山上烧炭。不料，这天夜里，风雨大作，山崖暴发泥石流，一百名工人大都丧生，由于窦少君睡在窝棚边可轻易逃跑，才逃过这一劫。
　　死者的家属跑到主人家哭闹不休，主人不得已只好逃到长安，窦少君也跟着主人逃到了长安。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逃到长安的窦少君第一件事就是算了一卦，想看一下自己的命运如何，不料抽到一上上签。算卦的老头说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大富大贵。
　　窦少君打死也不信自己会大富大贵，对算卦老头说的话并没有放在心上，不料没走多远，他就听到了皇后窦漪房的故事。
　　窦漪房？当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怔了一下。自己的姐姐，当年被送进宫的那个姐姐不也叫窦漪房吗？再联系刚才算卦老头说的话，他有点将信将疑了。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于是他豁出去了，向皇帝上书，说自己是皇后失散多年的亲弟弟窦少君。
　　刘恒看了这封信，问窦漪房怎么回事。窦漪房只好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地向刘恒说了。
　　刘恒听了，捶胸顿足，说自己有愧于皇后，只顾自己的亲人，却把妻子的亲人忘记了。
　　于是，他和窦漪房一起召见窦少君。
　　窦漪房的相貌虽然改变了不少，但是窦少君还是认得出来。但是窦漪房已经认不得弟弟了，因为当初离开的时候弟弟才五六岁，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窦漪房怕误认，那样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于是她问窦少君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就是自己的弟弟。
　　窦少君不仅把父母怎么死的说了出来，还回忆了当年姐姐离开他的情景，最后一次给他洗头发，最后一次做饭给他吃……
　　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流下泪来。这时候，窦漪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跑下去和弟弟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一幕被史官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书上说，当时不仅大汉的皇帝感动得落泪了，连旁边的宫女也跟着哭泣。
　　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情，赏赐窦少君大量的财产和田地。但窦漪房深知刘恒勤俭节约的品性，不可因为自己而破例，只让弟弟接受了足够养活他的部分财产和田地。不久又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弥补文帝赏赐弟弟所造成的亏空。有这样一位贤明的皇后，刘恒这一辈子也就满足了。
　　不久窦漪房的哥哥也找到了，三兄妹终于团聚。
　　今日不同往昔，三兄妹谁也不会想到会有今天。
　　刘恒照例又要赏赐窦漪房的哥哥，又被窦漪房阻止。她的哥哥跑到她那里问原因，为什么不要皇帝的赏赐？不要白不要！窦漪房耐心地给哥哥如是这般地分析了一番，哥哥才不情愿地撅着嘴巴，答应了妹妹和弟弟一起住。
　　如此谨慎，不给大臣们一点把柄的窦漪房仍然遇到了麻烦。照理说，这是窦漪房的家事，与别人无关，可是她是皇后，皇后没有家事，皇后的一切事都是国家大事。杯弓蛇影的大臣们见窦漪房突然冒出来两个年轻力壮的兄弟，有点吃不消了。他们担心窦漪房会成为第二个吕雉，他们要把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其实连萌芽都没有，一切只是大臣们的假想敌。
　　一次早朝，绛侯、灌将军等一干串通好的大臣联合起来对文帝进谏，大意是说窦氏兄弟都是鲁莽之徒，没有任何文化素养，不应该依靠皇后的裙带关系而加官晋爵，让他们做富贵闲人，并且还要挑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臣与他们比邻而居，教导监督他们，以防止他们滋事扰民。
　　正所谓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也只有窦漪房做皇后，这些大臣们才敢这么说，要是换作吕雉，估计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了，保准是千篇一律的对吕雉的亲戚们这封赏那封赏的提议。
　　文帝没有立即答复大臣们的进谏，尽管他相信窦漪房绝对不会成为吕雉，但吕雉的祸国殃民仍然使他如芒在背。当天晚上，他把大臣的进谏对皇后说了，面露为难之色。善解人意的窦漪房马上解除了文帝的忧虑，她说大臣们的进谏是对的，哥哥弟弟没有读多少书，正需要教导呢。最后又强调一句，无论刘恒做怎样的决定，她都支持。

宠信邓通
　　邓通是深受刘恒宠信和喜爱的佞臣。一天，文帝叫一个看相的术士给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地对文帝说：“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文帝听后大不高兴，愤愤地对邓通说：“朕要想让你富，有何难哉？”说完即下了一道诏书，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允许他铸钱。邓通从此富可敌国。邓通既蒙文帝宠爱，感激涕零，更加想要有所报答才行了。
　　一天，文帝的毒疮突然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文帝痛得钻心，整天伏卧床上，哀号不已。一帮御医药开了不少，文帝吃了却不见疼痛稍减分毫，最后竟痛得晕了过去。邓通在旁急得抓耳挠腮，一见文帝竞昏死过去，于是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竟一下子扑到文帝身上，也不管那脓血有多污秽腥臭，就张开嘴巴，对着文帝背部的烂疮就吸。说来也奇怪，邓通才吸了几口，文帝的疼通便减了几分，竟悠悠地醒了过来。邓通又吸了几口，然后伸出舌头，往疮口里舔了几舔，文帝竟觉得一下子疼痛全消了。等他舔完，文帝扭过头一看，见是邓通，大受感动，心想关键时刻又是邓通对自己最忠心，总算不负对他的一番提拔和宠爱。以后几天里，邓通又给他吸了几次，文帝的疮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文帝问邓通：“你说天下谁最爱我？”邓通说；“那自然是太子。”这时正好太子进来问安，文帝便叫太子来给他吮疮。太子无奈，跪在榻前，对着文帝溃烂的背，勉强把嘴巴凑上去，还没碰到疮口，竟一个恶心，呕吐起来。文帝见了大不高兴，太子只好怏怏退出。
　　后来太子听说邓通曾为文帝吮疮，大为愧恨，从此记恨在心。几年后文帝死，太子即位，这就是景帝。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竟应了那个相士的话，饿死街头。

传统节日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夜、灯节。相传，汉文帝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刘恒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刘恒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三月，立窦氏为皇后。

③镇压叛乱
　　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直到文帝十六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的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去世
　　刘恒个人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治世“文景之治”，公元前157年6月，汉文帝刘恒驾崩，在位23年，享年47岁。葬于霸陵。其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

遗诏
　　原文：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 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讬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皇帝之有成文的遗诏，自汉文帝开始。
　　本文节选自《史记·孝文本纪》，这篇遗诏和汉文帝平时行事相符，比较可信。遗诏的主要内容，是文帝训告臣下在他死后务必免除繁文缛节，省除靡费，节丧薄葬，并遣散后宫女侍等。诏文谨慎谦抑的语气，显示了汉文帝淳朴宽厚的性格。

为政举措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文景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政治
　　①司法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文帝元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②改革刑制
　　文帝废除的首先是连坐法，当时叫做首孥连坐法。当时的大臣陈平和周勃开始不同意，但在文帝的坚持下，只好按照文帝的意思起草了诏书，终于将连坐法废除了。其次是对肉刑的废除，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因为次数太多，有的三百，有的五百，还是太重，经常把人打死，于是又减轻次数，最终达到了减轻刑罚的目的。
　　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是缇萦救父。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汉代的肉刑主要由黥刑、劓刑和斩左右趾。淳于公因为做过官，所以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公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臣妾愿意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罪。”文帝怜悯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废除肉刑，改革刑制。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后世有许多评说，大多是认为出于“悲怜”缇萦，体现了文帝的“德政”。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③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三月，文帝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用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④令列侯归国
　　文帝即位之初，列侯多居长安，远离所属食邑，造成“吏卒给输费苦”，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新的转输负担。文帝二年，即诏令列侯回归封邑，做官吏的及有诏令特许的，要将太子送归封邑，其他任何人不许留居长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重民思想
　　①安民为本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②减省租赋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帝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③减轻徭役
　　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④弛山泽之禁
　　文帝后六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⑤入粟拜爵
　　文帝十二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文帝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文帝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而晁错的《论贵粟疏》也被后世广为传诵！

躬修节俭
　　文帝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帝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政绩表现
　　由于文帝采取了上述的方针和措施，就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帝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源于文帝时期的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原因是多方面的：
　　1、统治者认识的改变：汉初统治者从秦亡的教训中，第一次看到了“民”的力量，认识到这个力量虽在平时不显现，然而绝不能忽视它。如果过分侵犯了“民”维持生存的起码权利，“民”就不是原来的被动状态，而要以暴力的行动显示出它不仅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力量。所以统治者就要对“民”让步，就要顺“民”心。
　　2、统治者大力推行黄老政治：汉初统治者，尤其是文帝和景帝，坚持“清静无为”“躬修节俭”[21]，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结果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浪费，解决了秦过分剥削农民、破坏合理的权利和界限的根本问题，这样，就造成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3、文帝个人的励精图治：刘恒即位不久，就废止了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异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谦让宽容，以礼相待，便自然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正因为如此，汉文帝的政绩不但得到了后人的赞誉，也得到了西汉末年赤眉军的尊崇，他们攻占长安后，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

军事
　　汉高后八年，吕后死。文帝即位，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匈奴右贤王背弃 和亲 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并进袭上郡，杀略汉民，威胁长安。文帝急令丞相灌婴将车骑8万迎击匈奴，自率诸将诣甘泉宫，作为应援。匈奴右贤王见汉军大队来攻，遂退出塞外。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 和亲 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
　　老上单于初即位，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派宦者燕人中行说为护送使者。中行说不愿去匈奴，被强令出使。中行说忿恨上路，到匈奴即投降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对他亲信倍至。中行说在匈奴千方百计破坏汉匈的 和亲 关系，鼓动老上单于伺机南下攻汉。
　　文帝前元十四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萧关、彭阳，烧毁中宫，前锋直抵雍县、甘泉，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 发车千乘，骑十万 ，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 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从此， 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 。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 和亲.文帝后元四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军臣单于绝 和亲 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文帝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第二年，文帝死。
　　景帝时，继续执行高祖刘邦以来的和亲政策，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注意改善与匈奴的关系。因此，匈奴对汉只有一些小规模的边境袭扰，不再有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民族
　　汉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匈奴
　　自白登之围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文帝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此外，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南越
　　在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秦始皇三十三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尉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文帝即位，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汉高祖刘邦
母亲：薄太后薄姬

兄弟姐妹
哥哥
齐悼惠王刘肥
汉惠帝刘盈
赵隐王刘如意

弟弟
赵幽王刘友
赵共王刘恢
淮南厉王刘长
燕灵王刘建

姐姐
鲁元公主

后妃
代王王后，名讳不详，刘恒结发妻子，与刘恒育有四子，于刘恒即位前薨逝，无追封。
孝文皇后窦漪房
慎夫人
尹姬

子女
儿子
刘恒与代王王后育有嫡子四名，但皆于刘恒即位前后陆续病逝。
嫡长子汉景帝刘启
嫡次子梁孝王刘武
三子代孝王刘参
四子梁怀王刘揖

女儿
嫡长女馆陶公主刘嫖，嫁堂邑侯陈午，所以又称堂邑公主，汉武帝时称窦太主。
次女绛邑公主，史书未留其名讳，嫁周勃之子绛侯周胜之，按西汉惯例，称为：绛邑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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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公元前134—前74年），字少卿，汉族，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人。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长孙，李当户的遗腹子。善骑射，爱士卒，颇得美名。天汉二年（前99年）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率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兵战于浚稽山，最后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其一生充满国仇家恨的矛盾，他本人也因此引起争议。他的传奇经历使得他成为后世文艺作品的对象及原型。"历史误读

如果将李陵投降的原因尽归于其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让人信服。作为从小熟谙“虽忠不烈，视死如归”之道理的名将李广之后，作为临十余倍于己之敌苦战近十日而毫无惧色的一代名将，生死似乎不应当是特别重大的问题。《答苏武书》所道：“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更何况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言：“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言是属实的。而况李陵在最后关头，确实是想一死了之的。之所以不死而要受降，或许这是因为他毕竟还年轻气盛，要是因为“兵不利，战不善”而兵败的话，恐怕他早就跟匈奴拼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计，而功业不成，如此赴死于国事无补，自己也死难瞑目。况且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战死，对皇帝没法交代，也愧对他祖父李广的在天之灵，更对不住那些跟着他拼死血战的五千将士。投降也是让兵士们尽可能杀出重围向汉武报信，似乎别有考虑。李陵欲“有所为也”，自己且暂留此有用之身，待来日寻的时机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杀单于，至少也可以向他祖父李广学习，想办法逃脱，这在苏武返回汉朝后是得到证实的. 其后，汉遣使者出使匈奴，李陵对使者说：“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说：“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李陵说：“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为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后降匈奴。李陵痛其家因李绪而被诛，便叫人刺杀了李绪。匈奴大阏氏要杀陵，单于将其藏于北方，大阏氏死才回来。

不难看出李陵终究是心系故国，李陵如果“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则实在有千万条理由可以带上匈奴兵马，杀回汉地。然而李陵却没有这么作，反而先是冒着生命危险刺杀了李绪，为自己复仇、也为汉家清除了一大隐患；此后更带着被单于要求而娶之的其之女儿，住到偏远的地方，基本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只有在遇到单于要决大事时，才“入与决”。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拓跋氏生养了几个儿女，余则基本无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中间曾被单于指派当说客去劝降老朋友苏武，两人见了几面，喝了点酒，大概相互还赠送了几首诗。苏武当然没有被说动，但两个人仍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以致于后来苏武还朝，还颇为他讲了几句话。

李陵的真正为匈奴“效劳”，是在征和三年，在匈奴和汉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单于安排协从一匈奴大将军围攻汉军。而他将和汉军会战的初战地点，竟正是最终导致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与匈奴最后一战的战地：浚稽山。这是否是暝暝之中的一种安排？

征和三年，李陵作为汉朝的降将，大抵第一次参加了匈奴和汉之间大规模会战。由于后世有不少汉奸或试图当汉奸者，总绞尽脑汁试图从李陵的这一次参战中，提取出自己也可安然地替新主子卖命的心灵解脱的泻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次会战，多作一些了解。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於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叁万馀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馀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3]。

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军至追斜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所载本乎此，惟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与汉书异，不赘述。上述所引之文清楚明了，亦不再加解释。　李陵所带的匈奴军，和汉御史大夫商丘成所领之汉兵，会战于浚稽山。浚稽山正是数年前李陵最后一次与匈奴决战之地点。那时，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叁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因此，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无疑是十分熟悉的。李陵自幼“有广之风”，乃一代名将，精通兵法；同时，熟悉地形要略，对于带兵打仗之将而言，极为重要；因此，李陵可谓占尽地利。

反观商丘成，“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之职责，不是来带兵打仗的。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同时，商丘成带兵迎击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换言之，从他新官上任当御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后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要想熟悉兵权军事、上下沟通，是相当困难的。又，汉军之与匈奴兵会于浚稽山，乃是被其骑兵穷追而至的，而非如当初李陵先在彼处安营扎寨，勘探地形。对此处之地形，商丘成纵是绝代军事天才，恐怕慌乱之中也断难熟悉。如此，汉军之地利有大亏之处。

又，以兵力计，即本《汉书》，商丘成所带兵不过三万余，与李陵所带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锐骑兵，战斗力十分强劲。同时，汉兵乃以远兵来袭，疲惫已极。面对的是以逸待劳之匈奴军，并被穷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战斗力实在大可值得商榷。于此点上看，则汉军实力上又有大亏之处。

再，当年李陵“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那五千兵马还个个效命，以一当十。面对匈奴八万之兵，相持亦不过十日左右，最终是以大部战死，自己被俘，“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馀人”作为收场。商丘成之兵虽众，大概很难和李陵之兵相提并论，在中人包围仓皇逃奔进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后，却反能“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一个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穷卒，最终反能把由名将所带的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之精锐骑兵打败、最终无获而归，这难道不要让人奇怪的么？

如果李陵真为了报一己之仇，全心全意为匈奴服务，卖起命来不遗余，那商丘纵使霍去病灵魂附体恐怕都要身首异处了。历史就是历史，更多的诠释已全然无益。虽然说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并非难事，然而这大抵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无论怎么论道，都难免有以今人之胸释先人之怀之意在。短短的“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这数十字，更也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李陵年轻时担任侍中、建章监。善于骑马射箭，对人有仁爱之心，谦让下士，名声很好。汉武帝认为他具有李广的风范，命他率领八百骑兵。

李陵曾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越过居延侦察地形，未遇到匈奴顺利返还。后升为骑都尉，带领精兵五千，驻在酒泉、张掖等地教习箭术以防卫匈奴。几年后，汉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命李陵带其五千兵马随后。行至边塞，武帝又诏令李陵，要他留下手下将士，只率五百轻骑出敦煌，至盐水，迎接李广利回师，然后仍驻屯在张掖。

孤军深入
　　天汉二年，李广利统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攻击在天山一带活动的右贤王，武帝召见李陵，想要他为大军运送粮草。

李陵来到武台殿，向武帝叩头请求说：“臣所率领的屯边将士，都是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力可缚虎，射必中的，望能自成一军独当一面，到兰干山南边以分单于兵力，请不要让我们只做贰师将军的运输队。”武帝说“：你是耻于做下属吧！我发军这么多，没有马匹拨给你。”李陵答道：“不须给马匹，臣愿以少击多，只用五千步兵直捣单于王庭。”汉武帝为他的勇气所感便同意了，并诏令强驽都尉路博德领兵在中途迎候李陵的部队。

路博德以前任过伏波将军，也羞于做李陵的后备，便上奏：“现在刚进秋季正值匈奴马肥之时，不可与之开战，臣希望留李陵等到春天，与他各率酒泉、张掖五千骑兵分别攻打东西浚稽山，必将获胜。”武帝见奏大怒，怀疑是李陵后悔不想出兵而指使路博德上书，于是传诏路博德：“我想给李陵马匹，他却说什么‘要以少击众’，现在匈奴侵入西河，速带你部赶往西河，守住钩营之道。”又传诏李陵：“应在九月发兵，应从险要的庶虏鄣出塞，到东浚稽山南面龙勒水一带，徘徊以观敌情，如无所见，则沿着浞野侯赵破奴走过的路线抵受降城休整，将情况用快马回朝报告。你与路博德说了些什么？一并上书说清楚。”

于是，李陵率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行进三十天，到浚稽山扎营。将所经过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图，派手下骑兵陈步乐回朝禀报。陈步乐被召见，陈说李陵带兵有方得到将士死力效命，武帝非常高兴，任陈步乐为郎官。

血战匈奴
　　李陵在浚稽山遭遇到单于主力，被匈奴三万多骑兵包围。李陵军驻扎在两山之间，以大车作为营垒，李陵领兵冲出营垒摆开队伍，前排持戟和盾，后排用弓和弩，下令：“听到击鼓就进攻，听到鸣金就收兵。”匈奴见汉军人少，径直扑向汉军营垒。

李陵挥师搏击，千驽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匈奴军败退上山，汉军追击，杀匈奴兵数千。单于大惊，召集左贤王、右贤王部八万多骑兵一起围攻李陵。李陵向南且战且走，几天后被困在一个山谷中。连日苦战，很多士卒中箭受伤，三处受伤者便用车载，二处受伤者驾车，一创者坚持战斗。

李陵说：“我军士气不如前，又鼓不起来，是何原因？莫非是军中有女人么？”原来，军队出发时，有些被流放到边塞的关东盗贼的妻女随军作了士兵们的妻子，大多藏匿在车中。李陵把她们搜出来用剑杀掉了。第二天再战，果然斩匈奴首三千多。他们向东南方突围，沿着故龙城道撤退，走了四五天，被大片沼泽芦苇挡住。

匈奴军在上风头纵火，李陵也令将士放火烧出一块空地才得以自救。又退到一座山下，单于已在南面山头上，命他儿子率骑兵向李陵发起攻击。

李陵的步兵在树林间与匈奴骑兵拼杀，又杀匈奴兵数千，并发连驽射单于，单于下山退走。这天李陵捕得俘虏，俘虏供出：“单于说：‘这是汉朝的精兵，久攻不能拿下，却日夜向南退走把我们引到塞边，会不会有伏兵呢？’而许多当户和君长都说：‘以单于亲率数万骑兵攻打汉朝几千人，却不能把他们消灭，那以后将无法再调兵遣将，也使汉朝越发轻视匈奴。务必在山谷间再度猛攻，还有四五十里才到平地，即使不能破敌，返回也来得及。’”这时，李陵军处境更加险恶，匈奴骑兵多，战斗一整天不下几十回合，匈奴兵又死伤二千余人。匈奴军不能取胜，准备撤走。

恰逢李陵军中有一个叫管敢的军侯，因被校尉凌辱而逃出投降了匈奴。对单于说：“李陵军无后援，并且箭矢已尽，只有李陵将军麾下和成安侯韩延年手下各八百人排在阵式前列，分别以黄白二色作旗帜，派精兵射杀旗手即可破阵了。”单于得到管敢，大喜，命骑兵合力攻打汉军，边打边喊：“李陵、韩延年快降！”接着挡住去路猛烈攻打李陵。李陵处在山谷底，匈奴军在山坡上从四面射箭，矢如雨下。汉军坚持南行，未等冲到鞮汗山，一天之中五十万支箭已全部射光，便丢弃战车而去。

当时，还剩士兵三千多，赤手空拳的就斩断车轮辐条当武器，军吏们也只有短刀。又被一座大山所阻折入狭谷，单于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在险要处放下垒石，很多士卒被砸死，不能前进。

黄昏后，李陵换上便衣独步出营，拦住左右说“：不要跟着我，让我一个人去干掉单于！”过了很久，李陵才回来，叹息说：“兵败如此，惟求一死！”军吏说：“将军威震匈奴，陛下不会让您死，以后可想别的办法回去，像浞野侯虽被匈奴俘获，但后来逃回去，陛下仍以礼相待，何况对将军您呢！”李陵说“：你别说了，我不战死，不为壮士。”于是他要部下把旌旗都砍断，把珍宝埋藏在地下。又扼腕道：“再有几十支箭，我们足以逃跑了，可现在无武器再战，天一亮就只有束手待擒了。不如各作鸟兽散，还可能有逃回去报告陛下的人。”他令将士们每人拿上二升干粮，一大块冰，约定在边塞遮虏鄣会合。准备夜半时分击鼓突围，但鼓未响。

力竭被俘
　　李陵与韩延年一同上马，十多名壮士和他们一道冲出。匈奴数千骑兵紧追，韩延年战死，李陵长叹：“我无脸面去见陛下呀！”于是下马投降了。他的部下四散逃命，逃回塞内的仅四百余人。李陵兵败之处离边塞只有百余里，边塞把情况报告了朝廷，武帝想必李陵已战死，就把他母亲和妻子召来，要相面的人来看，却说他们脸无死丧之色。后来得知李陵已降匈奴，武帝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自杀了。

文武百官都骂李陵，武帝以李陵之事问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则说：“李陵服侍母亲孝顺，对士卒讲信义，常奋不顾身以赴国家危难。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国士之风。今天他一次战败，那些为保全身家性命的臣下便攻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提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搏杀数万之师，敌人被打死打伤无数而自救不暇，又召集能射箭的百姓来一起围攻。他转战千里，矢尽道穷，战士们赤手空拳，顶着敌人的箭雨仍殊死搏斗奋勇杀敌，得到部下以死效命，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身陷重围而战败，但他杀死杀伤敌人的战绩也足以传扬天下。他之所以不死，是想立功赎罪以报效朝廷。”起初，武帝派李广利率领大军出征，只令李陵协助运输，后来李陵与单于主力战斗，李广利却少有战功。武帝认为司马迁诬罔，是想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说情，于是把他下狱施以腐刑。

很久以后，武帝悔悟到李陵是无救援所致，说：“李陵出塞之时，本来诏令强弩都尉接应，只因受了这奸诈老将奏书的影响又改变了诏令，才使得李陵全军覆没。”于是派使者慰问赏赐了李陵的残部。李陵在匈奴一年后，武帝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境内接李陵。

公孙敖无功而返，对武帝说：“听俘虏讲，李陵在帮单于练兵以对付汉军，所以我们接不到他。”武帝听到后，便将李陵家处以族刑，他母亲、兄弟和妻子都被诛杀。陇西一带士人都以李陵不能死节而累及家室为耻。

诈降成真
　　此后，有汉使到匈奴，李陵对使者说：“我为汉朝领步卒五千横扫匈奴，因无救援而败，有什么对不起汉朝而要杀我全家？”使者说：“陛下听说李少卿在为匈奴练兵。”李陵说；“那是李绪，不是我。”李绪本来是汉朝的塞外都尉，驻守奚侯城，匈奴来攻便投降了。单于对他优礼有加，坐次在李陵之上。李陵恨他为匈奴练兵而使自己全家被诛，便派人刺杀了李绪。大阏氏要杀掉李陵，单于把他藏到北方去了，大阏氏死后才回来。

单于很看重李陵，把女儿嫁给他，立他为右校王，立卫律为丁灵王，他们都成了掌权的贵族。卫律的父亲本是长水胡人，但他却在汉朝出生长大。他同协律都尉李延年很好，李延年推荐他出使匈奴。出使回来，恰逢李延年家被抄斩。卫律害怕株连，就出逃投降了匈奴。他很受单于宠爱，经常侍于左右。而李陵则住外边，遇到大事才召入计议。[12] 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他们一向与李陵很好，就派李陵过去的好友陇西人任立政等三人去匈奴招李陵归汉。任立政等到匈奴后，单于置酒款待，李陵、卫律都在座。

他们虽见到了李陵，但不能私下讲话，便用目光向李陵示意，又几次把佩刀上的环弄掉，趁捡环时握住李陵的脚，暗示他可以回汉朝去。此后李陵、卫律备牛酒慰问汉使，一起博戏畅饮，他们都穿着匈奴的服装蓄着匈奴发式。

任立政大声说：“汉朝已宣布大赦，国内安乐，陛下年少，由霍子孟、上官少叔辅政。”想用这些话使李陵动心，李陵沉默不语，又不经意地摸着头发说：“我已成匈奴人啦！”过了一会儿，卫律起身更衣，任立政说：“少卿，你受苦了，霍子孟、上官少叔向你问好。”李陵说“：霍公与上官大人可好！”立政说“：他们请少卿回故乡去，富贵不用担心。”李陵小声对任立政说：“少公，我回去容易，只怕再次蒙受耻辱，无可奈何！”话未说完，卫律回来了，好像听到了他们最后的话，说：“李少卿贤能之人，大可不必只在一国居住，从前范蠡遍游天下，由余从西戎到秦国，今天还谈什么故国之类。”说罢告辞了。

任立政接着对李陵说：“你也有这个意思么？”李陵说“：大丈夫不能反复无常，再次蒙羞。”李陵在匈奴二十多年，元平元年病死。

年表

BC．99年　年少被选任为建章监，侍中。箭法很好，有其祖父的风范，因而被称誉。汉武帝派他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腹地考察地形，没有遇到匈奴军队。回来后拜为骑都尉，率领五千楚人，屯兵张掖，酒泉训练骑射。

BC．99年　太初四年春，李陵原本受命带领五校兵，增援李广利攻打大宛。刚走到塞上，李广利的军队已经回来了。汉武帝更改诏命，令李陵率领五百人出敦煌迎接李广利凯旋。

BC．98年　天汉二年九月，与韩延年领五千步兵进攻匈奴，牵制匈奴军力，以协助李广利的西路作战。在浚稽山遭遇单于主力三万骑兵，转斗杀伤敌人甚众。于是调遣左右王庭八万人，李陵军且战且退，至长城百里处。最终因为箭矢用尽，叛徒出卖，没有援军而战败，被敌人包围后突围失败。李陵称“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投降匈奴。

BC．96年　天汉四年汉武帝北征时，遣公孙敖迎还李陵。结果公孙敖没有完成任务，并禀告：从俘虏口中得到消息，李陵帮匈奴训练军队来防卫汉军进攻，所以无功而返。这件事直接导致李陵家被族灭。

据之后李陵与汉朝使者的对话证明，当时帮匈奴训练军队的人名叫李绪，不是李陵。为此李陵派人刺杀李绪，大阏氏因此要杀李陵，单于把他藏到了北方，直到大阏氏死了以后才把他请回来。同时因为这次事件又间接的导致了李陵与苏武的见面。

BC．89年　征和三年三月，李陵率领匈奴军三万骑在浚稽山追击汉朝军队，被御史大夫商丘成帅两万人击败。

BC．86～BC．82年　始元年间，霍光与上官桀遣陇西任立政等三人出使匈奴，迎李陵还汉，被李陵拒绝了。

BC．82年　始元五年，苏武返回汉朝，李陵送别，并作《别歌》。六年二月，苏武抵达汉朝。

BC．74年　元平元年，李陵病逝于匈奴。

轶事典故

当初，苏武与李陵都为侍中。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不敢访求苏武。时间一久，单于派遣李陵去北海，为苏武安排了酒宴和歌舞。李陵趁机劝降苏武说：“即使在这里守节也不会有人知晓。你的两位兄弟已死，母亲也去世了，妻子已经改嫁，十几年过去了，妹妹和子女也不知是死是活。人生就如同早上的露珠一样短促，何必在这里长时间的折磨自己！况且陛下年事已高恩威无常，大臣无罪被杀的已有十几家。”苏武不为所动，表示自家历代受国家恩养，必当不辱使命效忠国家，自己对于汉武帝的忠诚就如同儿子对父亲的忠诚一样不需要回报。

李陵与苏武共饮了几天，又说：“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话。”苏武说：“我料定自己已经是死去的人了！单于一定要逼迫我投降，那么就请结束今天的欢乐，让我死在你的面前！”李陵见苏武对朝廷如此真诚，慨然长叹道：“啊，义士！我李陵与卫律的罪恶，上能达天！”说着眼泪直流，浸湿了衣襟，告别苏武而去。李陵不好意思亲自送礼物给苏武，让他的妻子赐给苏武几十头牛羊。后来李陵又到北海，对苏武说：“边界上抓住了云中郡的一个俘虏，说太守以下的官吏百姓都穿白的丧服，说是陛下驾崩了。”苏武听到这个消息，面向南放声大哭，吐血，每天早晚哭吊达几月之久。

汉昭帝即位几年后，汉朝派使者到匈奴迎接苏武，李陵安排酒筵向苏武祝贺，说：“今天你还归，在匈奴中扬名，在汉皇族中功绩显赫。即使古代史书所记载的事迹，图画所绘的人物，怎能超过你！我李陵虽然无能和胆怯，假如汉廷姑且宽恕我的罪过，不杀我的老母，使我能实现在奇耻大辱下积蓄已久的志愿，这就同曹沫在柯邑订盟可能差不多，这是以前所一直不能忘记的！逮捕杀戮我的全家，成为当世的奇耻大辱，我还再顾念什么呢？算了吧，让你了解我的心罢了！我已成异国之人，这一别就永远隔绝了！”李陵起舞，唱道：“走过万里行程啊穿过了沙漠，为君王带兵啊奋战匈奴。归路断绝啊刀箭毁坏，兵士们全部死亡啊我的名声已败坏。老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李陵泪下纵横，于是同苏武永别。

此外苏李泣别的故事作为一种艺术题材，不断被后人用各种艺术手法演绎。从南朝起就一直有假托苏李离别情景的“拟苏李诗”创作。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变文中有《李陵变文》《苏武李陵执别词》。明朝画家陈洪绶两次创作《苏李泣别图》。2007年上海淮剧团创作了改编自苏李故事的新编历史剧《汉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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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琰，字文姬，又字昭姬。生卒年不详。东汉陈留郡圉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去而回到自己家里，后值因匈奴入侵，蔡琰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嫁给匈奴人，并生育了两个儿子。十二年后，曹操统一北方，用重金将蔡琰赎回，并将其嫁给董祀。蔡琰同时擅长文学、音乐、书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蔡文姬集》一卷，但已经失传。现在能看到的蔡文姬作品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历史上记载蔡琰的事迹并不多，但“文姬归汉”的故事却在历朝历代被广为流传。"人物成就

文学

蔡琰归汉后作有《悲愤诗》两首，一首为五言体，一首为骚体。其中五言的那首侧重于“感伤乱离”，是一首以情纬事的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清代诗论家张玉谷曾作诗称赞蔡琰的五言诗：“文姬才欲压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办香可也及钗裙。”大意是说蔡琰的才华压倒了汉代才女卓文君，曹植和杜甫的五言叙事诗也是受到了蔡琰的影响。

骚体《悲愤诗》由于旨在抒情，首尾两节对被俘入胡和别子归汉的经历都比较简略，中间大篇幅自然风景用以渲染蔡琰离乡背井的悲痛心情，在这些对景物和人情的描述中，蔡琰极言它们与她故乡中土的差异，以此形容自己在这与中土迥异的环境下心情之沉痛悲愤。

音乐

《胡笳十八拍》是中国古乐府琴曲歌辞，长达一千二百九十七字，是一首由十八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原载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九以及朱熹《楚辞后语》卷三，两本文字小有出入。
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书法

蔡琰的父亲蔡邕是一位大书法家，创造了八分字体。蔡琰本人对书法也很擅长，韩愈曾说：“中郎有女能传业。”蔡琰曾在曹操的要求下默写古籍，说自己不管是真书还是草书都可以写。

相关争议

丈夫争议

关于蔡琰在北方是否嫁于左贤王历来有不一样的看法：据《后汉书》记载，蔡琰是“没于”左贤王，而不是“嫁于”左贤王，而且一般匈奴王的妻子都被称为“阏氏”，但是蔡琰在北方二十年，没有这个称号，所以认为蔡琰与左贤王并不是夫妻关系；但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赎回蔡琰花费了非常大的价钱，远远超过了普通奴隶的价格，可以看出蔡琰在匈奴那边的地位也不低。一些文艺作品像京剧等就将蔡文姬写成左贤王的王妃。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仍存在争议。

作品争议

郭沫若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发表论文质疑蔡琰的作品是不是出自蔡琰之手。郭沫若等人认为《后汉书》所著录的《悲愤诗》不是出自蔡琰之手，主要理由有三点：1．据《后汉书·董祀妻传》，文姬是“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诗中不应说是为董卓部众所驱虏。2．文姬之父蔡邕受董卓重视，在董卓控制的中央政权里爵位很高，董卓死后他才被王允所杀，文姬的流落必定在蔡邕死后，而诗中说为董卓所驱虏入胡。3．骚体一章中有“历险阻兮之羌蛮”一句，与文姬为南匈奴所掠获事实不合。又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二句，与当时南匈奴所处地域河东平阳一带地理环境不合。

但谭其骧认为这三项中，没有一项是站得住的。因为：1．董卓的部众中正多的是羌人和胡人，《悲愤》中说“卓众来东下”，“来兵皆胡羌”，这些胡兵不正是“胡骑”？2．南匈奴自中平五年以来已分裂为二部分，一部分内徙河东，另一部分仍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如果“南匈奴”是指留居在那里的一部分，地理环境与所描叙的就正相符合。3．董卓的部众纪律很差，当时蔡文姬在关东原籍被掳，蔡邕远在长安，而她被掳后三个月蔡邕即被杀，无从获得消息，更谈不上营救。董卓部队中的羌胡都是关中人，蔡文姬被掳后被西驱入关，入关后到过羌蛮之地，也就毫不足怪。所以可以肯定《悲愤》二章确是蔡文姬的作品。

生年争议

蔡琰的生年一说是174年，一说是177年，但都是猜测，没有史料依据。

轶事典故

默写古籍

蔡琰为丈夫董祀求情时，天气非常寒冷，曹操见蔡琰没有穿鞋又披散着头发，于是赠给蔡琰头巾鞋子袜子。蔡琰的父亲蔡邕家里曾经收藏了什么多古书，曹操问蔡琰：“听说你家原来有很多古籍，现在还能想起来吗？”蔡琰说：“当初父亲留给我的书籍有四千余卷，但因为战乱流离失所，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我能记下的，只有四百余篇。”曹操说：“我派十个人陪夫人写下来，可以吗？”蔡琰说：“男女授受不亲，给我纸笔，我一个人写给你就是。”于是蔡琰将自己所记下的古籍内容写下来送给曹操，没有一点错误。

文姬归汉

文姬归汉是以曹操赎回蔡琰为故事背景改编的艺术故事，京剧以及其他戏曲都有文姬归汉的曲目，历朝历代也有画家画有文姬归汉图等连环画作品。

环形山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979年正式颁布了这310座水星环形山的专有名称。它们的命名借用了世界历代著名文学艺术家的名字。中国有15位杰出文学艺术家名字登上了水星环形山，蔡琰环形山就是其中之一。

辨琴

蔡琰九岁时，父亲蔡邕夜间弹琴，突然断了一根弦，蔡琰说：“是第二根弦断了。”蔡邕说：“你这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于是故意弄断一根问她，蔡琰说是第四根。蔡文姬辨琴的故事在三字经中也有出现。

后世纪念

纪念墓冢

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蔡王庄村西北约100米处，有一处名叫蔡文姬墓的墓冢，墓冢高约8米，林木葱郁，属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90年代，蓝田县又在此建文姬展览馆一座，将文姬轶事及境内出土文物陈列展出，用四体书法镌刻《胡笳十八拍》于18块青色大理石上，墓前有蔡文姬雕像。在史书中，至今未曾发现关于蔡琰归宿的记载。此墓很可能是后人根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的情节建造的假冢。小说的这一回显然是罗贯中托蔡琰、曹操之名虚构的，其中把蔡琰两个丈夫的名字改为“卫道玠”和“董纪”。对此不能信以为真。

纪念馆

蔡文姬纪念馆，是依蔡文姬的墓冢而建立的。1957年8月被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有《蔡文姬生平展》详细介绍了蔡文姬的生平事迹和东汉末年社会的风土人情。还有《蓝田文物精品展》及现代著名书法家书丹的《胡笳十八拍》石刻。

蔡文姬纪念馆收藏了有关蔡文姬文物130多件，其中拥有国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50件。

人物生平

蔡为人博学多才而又精通音律，早期嫁给河东卫仲道，卫仲道早亡，二人又没有子嗣，于是蔡琰回到自己家里。

兴平二年，中原先后有董卓、李傕等作乱关中，匈奴趁机劫掠，蔡琰被匈奴左贤王掳走。蔡琰在北方生活了有十二年之久，并生下两个儿子。

建安十一年，曹操向来喜爱文学、书法，常与蔡琰的父亲蔡邕有文学、书法上的交流。曹操见蔡邕没有子嗣，用金璧从匈奴那里将蔡琰赎回来，并将蔡琰嫁给董祀。

而后董祀犯了死罪，蔡琰去找曹操给董祀求情。当时曹操正在宴请公卿名士，对满堂宾客说：“蔡邕的女儿在外面，今天让大家见一见。”蔡琰披散着头发光着脚，叩头请罪，说话条理清晰，情感酸楚哀痛，满堂宾客都为之动容。但曹操却说：“可是降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怎么办？”蔡琰说：“你马厩里的好马成千上万，勇猛的士卒不可胜数，还吝惜一匹快马来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吗？”曹操终于被蔡文姬感动，赦免了董祀。

蔡琰回家后伤感悲愤之余作《悲愤诗》二首。此后再无蔡琰相关记载，卒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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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汉族，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市）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南阳五圣之一。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著述

1、《伤寒杂病论》

2、《伤寒论》，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

3、《金匮要略》，宋代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典故

张仲景是东汉时候的一位名医。他不仅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医德高尚,一生为民医病，深受老百姓爱戴。人们尊称他为医圣，在南阳城东关修座“医圣祠”来纪念他。民间还流传许多他的故事。

襄阳访医

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在医学上就有了名望。但他仍勤奋好学，四处查访名医，登门求教。 这一年，张仲景的弟弟，要出外做生意，临行时说：“哥哥，我这次要出远门，你给我看看，日后有没有大症候！”

哥哥给弟弟抚了抚脉，说：“明年只怕你要长个搭背疮！”

弟弟惊讶道：“哎呀！常听你说，疮怕有名，病怕无名，长个搭背疮，我眼看不见，手摸不着，怎么治呀？”

张仲景说：“不要怕！我给你开个药单，到时候，服了这付药，把疮挪到屁股的软肉上好了。日后谁识得搭背疮，就叫谁医治。谁治好了，要给我来个信。”弟弟放心地走了。

张仲景的弟弟到湖北做了一年生意。第二年在襄阳，一天突然觉得脊背上疼痛，忙照哥哥开的药单取付药吃了。不几日，疮真的从屁股上发了。他求遍襄阳的郎中，这个说是疖子，那个说是毒疮，都不识得，后来，同济药堂有个名医“王神仙”，他看后笑了笑，说：

“这原是个搭背疮嘛！是谁把它挪到屁股上啦？”

回答：“是我哥哥挪的”。

王神仙说：“他既然能挪，一定能治啦！”

张仲景的弟弟说：“他远在南阳，远水不解近渴。还望先生劳神治治吧！”

王神仙当下开了药方。张仲景的弟弟吃了药，又贴了几张膏药，不多久，疮就好了，他随即给哥哥写了封信。张仲景接到书信，十分高兴，立即准备盘费，打点好行装，步行奔襄阳而来。

这天一清早，襄阳同济药堂的大门前，站着一位身背行李、手拿雨伞的年轻后生，他向管家的央求说：“我从河南来，生活没有着落，请贵店收留我当伙计吧！”

王神仙闻声从药店走出来。他见后生年轻利落，就说：“好吧！我这里缺人，就收你当个炮制药材的伙计吧！”这个后生，就是张仲景。

从此，张仲景就在同济药堂住下来。他聪明好学，药理纯熟，不但熟悉各种中草药的性能，而且炮制药材，干得又快又好，没几天，就被王神仙替换至药铺当司药。他管司药，又管看病，店里的人有个头疼发热，也来找他诊治，大伙都称赞他是二先生！

王神仙看二先生确有两手哩，就让他做自己的帮手。王神仙抚脉看病，他抄药单；王神仙遇着疑难病症，抚了脉再叫他摸摸，好叫他明了病在哪里，怎样医治。张仲景把这些医理深深地记在心上，写在本子上，就这样度过了一年。

这天，一个骑驴的老者，匆匆来到药店，说他儿子得了急症候，请上王神仙去了。

约摸半个时辰，老者拿回个药方，来到药店取药。张仲景见药方内有毒药藤黄，知道病人肚内有虫，这味药是治虫的。但又见藤黄只开了五钱，就迟疑了一下，随后抓了药叫带走了。不一会，王神仙回来了。他下了驴，就要到后院歇息。张仲景忙走上前道：“先生慢走！病人很快还要来请的！”

王神仙惊奇道：“病人好啦，还来做什么？”

张仲景说“恕学生直言。藤黄能毒死人体内的虫，便要一两的量才行。先生只开五钱，只能把虫毒昏，等它返醒过来，会更凶恶。再用药也不灵了，只怕病人还有性命危险哩！”

王神仙听了，正在半信半疑，忽然那老者跟头流水地跑来，呼叫道：“王先生！不得了啦！我儿疼得死去活来，你快去看看吧！”

王神仙顿时慌了手脚，急得额上直冒冷汗，在店里左转右转不敢去。张仲景看了，笑着上前道：“先生，不管是吉是凶，学生冒昧，情愿替先生去一趟！”当下骑着毛驴走了。

这时候，病人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张仲景一看就知道是虫在作怪。只见他不慌不忙，掏出三寸银针，叫病人脱掉衣服，看准穴位，捻动手指，照着虫的头部刺了进去。

虫头被刺中，死命的挣扎。只听病人疼得哎哟一声，昏了过去。老者一看大惊失色。

张仲景却呵呵笑着说：“别害怕，虫已经被刺死了！”说罢病人呻吟两声，醒了过来。

张仲景又开付泻药，让病人吃下。顷刻，一根尺把长的大虫被排泄出来，病人完全好了。

王神仙知道后，又惊又喜，问道：“二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张仲景说：“我姓张名机字仲景，到这里拜师学医来啦！”

王神仙说：“哎哟哟，可不敢当！”立刻摆宴款待。

后来张仲景回到老家，两人还相互交往，成了医学上的好朋友。

对病下药

张仲景在医学上出了名，还虚心地为同行医病，不失时机地向别的郎中学习。

从前，一些郎中们，只把医术传给自己的子孙，一般都不外传。那时南阳有个名医叫沈槐，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有子女。他整天惆怅后继无人，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慢慢忧虑成病了。

当地的郎中们，来给沈槐看病，都缩一头。老先生的病谁也看不好。越来越重了。张仲景知道后，就奔沈槐家来。

张仲景察看了病情，确诊是忧虑成疾，马上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面各一斤，卵成蛋蛋，外边涂上珠砂，叫病人一顿食用。

沈槐知道了，心里不觉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谷杂粮面做成的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这药丸把张仲景奚落一番。

亲戚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见过五谷杂粮能医病？笑话！笑话！”

朋友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一顿能吃五斤面，真滑稽！滑稽！”

同行的郎中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我看几十年病，听就没听说过，嘻嘻！嘻嘻！”他一心只想这件事可笑，忧心多虑的事全抛脑后了，不知不觉地病就好了。

这时，张仲景来拜访他，说：“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学生斗胆在鲁班门前耍锛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接着又说：“先生，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了给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无子女，我们这些年青人不都是你的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

沈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十分感动。从此，就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的郎中。

巧“治”府台

东汉年间，南阳有个府台，他干了很多坏事，人们气恨他，巴不得找个出气的机会。

这年，府台的女儿有病了，一连几个月，遍求名医，也治不好病。这天，府台派家人去请张仲景，来给女儿看病。那阵子，伤寒病正游行，张仲景每天早出晚归，到乡下给老百姓医病，只有儿子在家。他们就把张仲景的儿子请了去。

张仲景的儿子常年随他学医，也是个知名的郎中。他来到府衙，询问了小姐的病情，府台夫人没张嘴，泪就先落下来：“唉呀！她面黄肌瘦，茶饭不进，还不住歇地呕吐呢！”说着说叫女儿诊脉。

那时候，年轻郎中给女子看病是不能见面的。所以只好从帘帏中牵出一根红线，一头拴在小姐的中指上，一头让张仲景的儿子拉着，放在耳朵边静听。他仔细听了好久，心里不觉好笑：哈哈！就这病竟没人看得出吗？

原来府台的女儿是怀孕啦！可他并不知道“病人”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就高声朝着府台说：“恭喜大人！小姐没有啥病呀，他是喜脉！你快要当外爷了！”

府台一听气得浑身乱颤，嚎叫道：“混帐东西！纯是一派胡言，快把他赶出去！”家人一拥而上，把他痛打一顿，赶出了府门。

晚上，张仲景回来听了，心里十分气愤，他问儿子：“你果是看得真？”

儿子说：“确确实实是怀孕，已经六、七个月啦！”

张仲景沉吟了一下，说“这个府台，干尽了坏事，明天找他出气去！”

第二天，张仲景吆喝着邻居，带着礼品，来到府衙，正赶上全城绅士和名流在那里议事。张仲景见府台施一礼，说：“不肖之子医理不明，口出不逊之言，望大人海函！今天，一来赔礼道歉，二来我要亲自给令爱诊脉医病！”

府台一听大喜，忙说：“贱女区区小痒，何劳先生大驾呀！”说着就要设宴款待。

张仲景说：“还是先给令爱诊病要紧。”府台忙叫佣人把女儿请出来。

张仲景观那女子气色，早已明白了几分。暗用右的小姆指甲剜了一点药，藏在宽大的袖中，然后端坐给小组抚脉。

张仲景一抚脉，果然此妇向孕六七个月啦！就对病人说：“张开嘴巴，看看舌苔！”小姐刚张开嘴，他就弹动右手小姆指，把药弹进小姐嘴中，又叫端来开水，小姐喝了。张仲景这才笑呵呵地对府台说：“药到病除，送令爱到耳房观察，一会儿说会好的。”

府台十分感激，摆上酒宴招待。他刚端起要敬张仲景酒，耳房边传来了小姐的呻吟声，府台有诧异，张仲景说：“这是药力到了，你放心，令爱顷刻就会痊愈的！”

话音未落，只听哇哇的婴儿哭声从耳房传来。府台和夫人猛地惊呆了，一时羞得面红耳赤，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那些绅士名流也惊奇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暗暗发笑。

张仲景拍案而起，哈哈大笑，指着府台说：“现已真相大白你们口口声礼义廉耻，干的却是男盗女娼呵！”府台和夫人听了，气得晕了过去。张仲景为百姓们出了气，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张仲景与饺子

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的时候，正赶上那年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

回到家后，由于张仲景的名声早已经闻名天下，所以很多人上门求医。张仲景有求必应，整天都很忙碌，可虽然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可张仲景依然挂念那些冻烂耳朵的人。

经过研究，他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汤”。

他叫徒弟在南阳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是冬至，舍的药就是“祛寒娇耳汤”。

祛寒娇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

面皮包好后，样子象耳朵，又因为功效是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叫“娇耳”。

张仲景让徒弟给每个穷人一碗汤，2个“娇耳”，人们吃了“娇耳”，喝了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人把耳朵冻伤了。

当初张仲景在长沙任职的时候，就在平时经常为老百姓看病，很受群众的爱戴。退休以后，长沙的百姓每年都派代表到家乡去看望。

俗话说，医生难治自己的病。张仲景也是人，不是神。

有一年，张仲景病了，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灯油就要烧干了。

长沙来看望他的人说，长沙有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想让张仲景百年之后在那里安身，可南阳的人不干了，双方就争吵起来。

张仲景说：吃过长沙水，不忘长沙父老情；生于南阳地，不忘家乡养育恩。我死以后，你们就抬着我的棺材从南阳往长沙走，灵绳在什么地方断了，就把我埋葬在哪里好了。

在那一年的冬天，张仲景驾鹤西去了。寿终的那天正好是冬至。

当送葬的队伍走到当年张仲景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地方的时候，棺绳忽然断了。

大家按照张仲景的嘱托，就地打墓、下棺、填坟。两地的百姓你一挑、我一担，川流不息，把张仲景的坟垒得大大的，还在坟前为他修了一座庙，这就是现在的医圣祠。

张仲景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

“祛寒娇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改进，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了阖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张仲景的名字却很少有人提到了。

“堂”的来历

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正值疫疠流行，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他一反封建宫吏的官老爷作风，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细心诊治，从不拒绝。开始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在后堂或自己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前来治病者越来越多，使他接应不暇，于是他干脆把诊所搬到了长沙大堂，公开坐堂应诊，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他的这一举动，被传为千古佳话。

后来，人民为了怀念张仲景，便把坐在药店内治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这些医生也把自己开设的药店取名为“××堂药店”，这就是中医药店称“堂”的来历。

生平

乱世立志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人心涣散，朝政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府衙自顾不暇，为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撰写医书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

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

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为人医风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

贡献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公元二零五年写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伤寒杂病论》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凤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证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瓜蒌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故里

故里简介

张仲景故里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东南现立高3米，宽0.65米的“医圣张仲景故里”碑一通，1993年，穰东镇政府划该镇仲景路东端6600平方米，作为张仲景纪念地。外围筑1.5米高透景护拦墙，纪念地内建张仲景纪念塔及医圣宫。塔为齿形四柱，自下而上，逐渐收敛交合为顶。塔顶有转盘彩灯两层，共计塔高30米。塔内耸立10米高的医圣汉白玉塑金雕像，医圣右手握《伤寒杂病论》，左手持中药灵芝。像前设敬拜医圣台。医圣纪念塔下，建医圣宫两层。一层为地宫，占地300平方米，内设医圣：从小立志、茅山求教、研究中草药、针炙八卦传统治疗、发明人工灌肠术、发明人工呼吸术等20尊学习、创作、发明塑像，宫壁皆绘汉画图。医圣宫第二层，建筑面积80平方米。内设医圣长沙大堂行医塑像五尊，晚年著《伤寒杂病论》塑像两尊。一宫壁记载医圣故里简介及医圣宫简介。宫外围，三面建仿古式单层仲景医院。医圣雕像正面一侧，设左右石梯，可拾梯而上至宫顶纪念塔，石梯有石柱、石狮、石栏板构成。两梯下端正中立“医圣故里碑”一通。碑高2.5米、碑后筑有香台。

故居位置

张仲景故里张寨村位于邓州市穰东镇西1.5公里。紧靠豫53线，进出交通便利。东距南阳卧龙岗30公里，西距邓州花洲书院、雷锋展览馆等景区30公里，距内乡县衙70公里，距襄樊隆中100公里。

保护建设

张仲景纪念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正筹建凉亭、拱桥、假山、药葫芦塘等建筑设施。

影响

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和医生的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医学上的贡献， 使他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 汉代以后, 研讨伤寒杂病论的论著超过五百家， 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 特别是在日本，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 影响很大. 今天日本的汉方处方和成药制剂中, 大部分仍是张仲景

以后的中医医学院校的学生都以张仲景为楷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的探索。

介绍

张仲景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人，中国东汉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经典，而仲景因而被后世尊为“医圣”，有庙供奉香火。

张仲景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于是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蔡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他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他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他是处在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

据《伤寒杂病论》的序文记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起，张仲景家族中人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去世，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占百分之七十。他“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后世有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其著作从魏晋及今，一千六百多年来，一直是学习中医必读的经典著作。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尽得其传。《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他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至今，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这在世界医学史上实属罕见。张仲景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之一，他的学说哺育了世代名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依然是“道经千载更光辉”。

张仲景故里位于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民众自发地前来南阳医圣祠纪念、拜谒。“瞻仰医圣”、“叠纸求医”、“摸羊头”、“接圣水”等是群众主要祭祀活动内容，这一民俗活动一般持续3天。医圣张仲景祭祀活动已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张仲景的墓位于南阳，仲景墓现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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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征匈奴为中护军，兵败受牵连，死狱中，善辞赋，有《两都赋》等。"一生之敌

作为东汉最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引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在史学界，他与司马迁一起被称为“班马”或“马班”；在文学界，他又与扬雄、张衡一起被称为“班扬”、“班张”，也有人将他与马融并称“班马”。可这些人虽与班固齐名，却不与之同时。难道班固的学问在当时真是独步天下，没有对手吗？

其实不然。与班固同期也有些与之齐名的文人，傅毅就是其一。两人本是太学同学，经历也极为相似，却在文学创作中互不服气，一生中在文学和史学领域有过数次“交锋”。因此，把两人称作“一生之敌”，并不为过。

据陈其泰先生考证，班固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即16岁时到洛阳太学求学，与傅毅成为同学。从《后汉书·崔骃传》中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不无依据。当时，班、傅两人已与崔骃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了。

后来，由于要为父守丧，班固不得不离开太学，回老家居忧。直到汉明帝永平五年，班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被逮至洛阳，后被汉明帝赦免，除兰台令史，作《世祖本纪》。之后，班固[3]迁为郎，典校秘书，“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这样，曾经的太学同学又在洛阳相遇。不过，这时的班固，地位已在傅毅之上。据《后汉书·刘复传》记载，刘复“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傅毅可能无法接受曾与自己齐名的同学位居自己之上，于是写了篇文章发牢骚。对此，《后汉书·傅毅传》作了如实的记载：“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看来，当时傅毅对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满是众人皆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和班固的较量自然不少，而汉明帝也给他们创造了不少比试的机会。

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召班固、傅毅、贾逵等人诣云龙门，问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所下的赞语有无不对的地方。因编纂《汉书》而对《史记》了如指掌，班固自然大胜。他率先回答，说赞语中引用贾谊《过秦篇》的“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一句是不对的，赢得了汉明帝的认可。

又据《论衡》记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汉明帝时神雀群集只见于永平十七年。班固、傅毅献赋也当在此时。这次，二人的创作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平分秋色。

汉明帝时班固曾作《两都赋》，傅毅也作了《洛都赋》、《反都赋》，反对迁都长安，无形中也构成一次“较量”。但史书并没有记载这次“较量”的确切时间，只是班固在《两都赋》中说到，当时东都洛阳修建宫室园林“以备制度”而西土耆老却倡议迁都。不过，当时有一次同样主题、同样背景的创作，为确定这次“较量”的时间提供了线索。

《后汉书·王景传》记载：“建初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明年，迁庐江太守……卒于官。”

王景历仕汉明帝、汉章帝两朝。而据《后汉书》记载，神雀诸瑞除见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外，也见于汉章帝元和二年，当时汉章帝正好“改庐江为六安国”。但王景在建初七年任徐州刺史，第二年改任庐江太守并死于任上。所以，《金人论》只能作于永平十七年，与之创作主题和创作背景完全相同的《两都赋》、《洛都赋》、《反都赋》亦然。

从后世评价来看，《两都赋》被选为《文选》首篇，成为京都大赋的代表，而《洛都赋》和《反都赋》则少有人知，当逊色不少。这样，三次“较量”中班固两胜一平，占尽上风。

汉章帝即位后，召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二人又成了同事。这时，傅毅“作《显宗颂》十篇，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傅毅名声大振，让班固心中颇有不平。于是，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千古话题。

实际上，傅毅作为当时的文史学家，却是世人交口称誉，与班固不相上下。《论衡》记载了当时人们的评价：“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所以，曹丕说：“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斯不自见之患也。”

班固与傅毅同为言语文学之臣侍奉汉章帝，为了“通讽谕”、“尽忠孝”，奉命进行文学创作自是常事，自然也不乏比试机会。傅玄在《连珠序》中就记载了“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的事，可惜傅毅的连珠诗今已不存，无法比较。

汉章帝建初三年，马防拜车骑将军，请傅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直到建初八年，马防被免，傅毅才免官归家。在这期间，班固则和与马氏有隙的窦宪交往甚密。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任车骑将军，请傅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不久，窦宪升大将军，又以傅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至此，三个太学同学又成为同僚，均作《北征颂》歌颂窦宪北伐的功绩。而在现存作品中，班固还有《竹扇赋》、《白绮扇赋》，傅毅也有《扇赋》，或为同时之作。

在幕府中，班固和傅毅受到了窦宪的重用，希望有朝一日成就功名。他们的同学崔骃则因屡次劝谏窦宪无效而离开了。不久，傅毅去世，班固也在永元四年，因窦宪谋反案受株连，死在狱中。

主要事迹

洛阳求学
　　班固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加之班固聪明好学，9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了。当时，父亲班彪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后来，父亲有意续写《史记后传》，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在父亲的影响下，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这时，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也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扬雄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建武二十年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23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私撰《汉书》
　　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竞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永平五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被拒绝之事，即可证明。
　　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很低的郎官都不是，却如此大胆，敢于私修国史，岂不是触犯了朝廷大禁!前不久，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雪除冤枉。
　　班固被告“私修国史”，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更是为了宣扬“汉德”。西汉一代210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其中治乱兴衰，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已40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所以他才拿起笔来，立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为此，班固忧愤交加，心痛欲裂。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加以劝慰。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

受诏修史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最初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班固的职务是校书，故称“校书郎”。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28篇。这样，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被召到京师以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贫”，班超“常为官慵书以供养”。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时间一长，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便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说：“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立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奉旨撰书
　　班固48岁那年十一月，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议郎杨终上奏说：“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杨终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出席会议的有班固，博士赵博、李育，议郎杨终，郎官贾逵，鲁阳侯丁鸿，广平王刘羡，还有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等，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杨终在会议前因事入狱，由班固和赵博、贾逵等人上书，提出：杨终深晓《春秋》，学问渊博，请求章帝赦他出席参加会议。杨终自己又上书申冤，即日被允许交上一笔赎金，出狱与会。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一书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对西汉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书》卷40《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书。”则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白虎通德论》，再经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后来亡佚。又，《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记载说：“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由臣，薯为诵叟”和哀、平以降的谶纬之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论、先验情性论等进行了修补和总结，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国家制度、军队刑罚、礼仪规章、人伦关系以及耕桑商贾等进行了系统规定，具有国家宪章和神学法典的意义”，被视为宣扬谶纬神学的典型著作。

北征匈奴
　　班固“潜精研思”25年，撰成《汉书》，但由于《汉书》长期未能脱稿，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班固主要是在默默无一闻中生活，如果说有一些影响的话，就是曾得到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他看到那些才能不如自己的人，纷纷从政，获得进身之阶，风光一时，真有些不甘心。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在当时，建立军功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途径，而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
　　和帝永元元年，班固年届58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去北攻匈奴。
　　光武帝时，窦融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成为显赫的功臣权贵之家。又历明、章二世，窦氏势力更加兴盛。班固求进心切，利用班、窦两家同乡、世交的关系，决定投附窦氏家族。但他未能觉察，这时的窦氏专横跋扈，已成了朝廷的危险势力。
　　章帝初年，窦融的曾孙女被立为皇后，窦宪依靠身为皇后之兄的关系，很快升为虎贲中郎将，随着权力的增长，他更加不可一世，随便霸占别人的财产，无恶不作。
　　窦宪不但欺负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敢于欺负皇帝的姑母。皇帝姑母叫沁水公主，在洛阳拥有一座好园田，窦宪利用权势贱价夺取过来，公主迫于他的气焰，不敢同他计较。有一天，章帝乘车出行，经过沁水公主园田，高兴地告诉窦宪这是沁水公主的园田。窦宪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事后章帝终于发觉沁水公主园田被窦宪侵占，怒不可遏，召来窦宪斥责道：你的手段骇人听闻，竟敢欺负到皇姑头上来了，明明是你已经霸占了公主的园田，还学赵高的样子，“指鹿为马!”“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正告窦宪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要他“深思前过”，痛改前非。窦宪自知闯了大祸，求窦皇后说情，最后退出公主园田，暂时了事。
　　，章帝卒，和帝即位，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窦宪成了国舅老爷，很快即被起用为侍中，控制大权。他的弟弟窦笃被任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壤被任为中常侍，兄弟叔侄“皆在亲要之地”。凡窦宪本人的意旨，在外授意早有名望的旧臣写奏书，在内由他向太后陈述，“事无不从”。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随意杀人。齐殇王的儿子刘畅，因章帝丧事来朝吊问，乘机讨好了窦太后，得到一个宫内职位。窦宪怕刘畅受宠，妨碍他专擅朝政，竞派人将他刺杀。后来，事情暴露，窦宪被关在宫内，等候治罪。这下窦宪着了慌，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正逢南匈奴请兵攻伐北匈奴，朝廷便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大军出塞。窦宪北征匈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班固不知其中内情，随军出发，任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大军从朔方三路北袭，窦宪遣各部将及匈奴左谷蠡王等，率精骑万余，在稽落山大破北匈奴军队。窦宪与副将等登上远离边塞三千余里的燕然山，由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班固还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窦宪班师后出镇凉州。第二年，北匈奴单于因大败之后势力衰弱，派亲王向窦宪通报希望觐见东汉皇帝，请求派使者前来迎接。窦宪上奏，派遣班固以中护军兼代中郎将职务，与司马梁讽一起，带领数百人骑马出居延塞迎接，正遇上南匈奴出兵打败北匈奴，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获知北匈奴已遁走而折回。永元三年，窦宪派部将出兵北击，此后北匈奴向西远徙，东汉最后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含冤被害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窦宪的三个弟弟又把持着卫尉、执金吾、光禄勋的要职，窦氏家族还有十几人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少府等。他们在京城无法无天，奴仆肆意强夺民财，侵害百姓，抢夺民女。街市上的店铺害怕窦氏，看到他们，都像逃避强盗一样，紧锁店门，躲避起来。他们大权在握，仍不满足，又想杀死皇帝，夺取最高权力。永元四年，窦宪的爪牙邓叠、女婿郭举等阴谋在宫中杀死和帝。和帝觉察到他们的阴谋，事先与中常侍郑众定计，把邓叠、郭举等收捕斩首，并将窦宪等人革职，送回封地，窦宪等被迫自杀。班固本来与窦宪案件毫无关系，但在封建时代，一人有罪，株连甚广，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而被免职，以后又被冤枉逮入监狱。当时的洛阳令种兢对班固一家怀有私仇。因为班固平常对子弟管教不严，有的子弟不守法纪，地方官吏感到头痛。曾有一次，种兢出行，班固的家奴因喝醉酒冲撞了他的车骑，种兢手下官吏对他推搡训斥，家奴迷迷糊糊，口出恶言，种兢大怒，可是畏惧窦宪威势，不敢发作，从此怀恨在心。窦宪案发后，以前窦家的宾客一一被逮捕拷问，种兢借机报复，将班固关进监狱。在狱吏的拷打折磨下，这位对中国文化史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竟冤死狱中，卒年61岁。事后，和帝曾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

文学贡献

《汉书》
　　他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为后世封建王朝官修正史的楷模。作为赋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班固有浓厚的忠于皇室的正统思想。

《两都赋》
　　根据明帝批评司马迁《史记》 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表彰司马相如颂述功德，……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的诏令，他不仅在《离骚序》中，一反自西汉刘安《离骚传》以来对屈原的高度评价，指责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对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 ，而且在《两都赋序》中，与扬雄论赋截然相反，对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西汉大赋从为封建王朝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的角度，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全面肯定，将其与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诗经》相提并论，赞其 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炳焉与三代同风 ，认为 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支配下，他在明帝永平年间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体与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马相如《子虚赋》。《子虚赋》分《子虚》、《上林》两部分，《两都赋》则分《西都》、《东都》；《子虚赋》虚拟 亡是公 针对楚之 子虚 、齐之 乌有先生 互相炫耀，而明天子之义 ，《两都赋》由虚拟 东都主人 针对 西都宾 赞扬长安， 望朝廷西顾 ，而 盛称洛邑制度，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子虚赋》前后两部分转接用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 ，《两都赋》则用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两相比较，如出一辙，在总体风格上缺乏艺术创新，未能越出西汉藩篱，不过是以超过《子虚赋》近一千二百字的篇幅，更加典丽宏大而已。
　　至于相如《子虚赋》针对当时诸侯曾割据谋叛，而维护皇朝统一，且就帝王淫侈，尽管委婉，毕竟有所讽谏，而扬雄《长扬赋》，讽谕之旨则更为自觉；但班固《两都赋》选材不过是涉及都长安、洛阳，哪个更有利王朝统治，中心思想则只在 宣上德而尽忠孝 ，从内涵意义而言，又似不如了。
　　然而班固毕竟天资聪颖， 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学识渊深，有精湛的艺术修养，写作文章，独具风范。《后汉书·班固传赞》评道： 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这种特色在《两都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首先，《两都赋》所描述的具体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帝王宫苑、游猎，而是借鉴扬雄《蜀都赋》，创造性地发展为京都山河形势、表里布局和雄伟气象，虽然不能全免大赋夸张渲染失实之病，但由于采用了不少实际的历史地理资料，而不显过分虚浮，有真切的现实感。如对长安城内及郊野的介绍：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
　　无论是都城形胜、街市繁华，还是郊野气象、农桑丰硕，都有具体而生动的艺术表现，确实 文赡而事详 ，引人遐想。另外，在语言的运用上，排偶之中，音调和谐，极少奇僻的异体字，明畅顺达，无汉赋常见的臃肿涩滞之弊，又确实 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正因如此，班固赢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不仅蜚声文坛，而且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刘勰也称其明绚以雅赡.尽管《两都赋》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历来为士大夫所重，但是总体来看，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革除早已被扬雄针砭的散体大赋自身具有的通弊，从而扭转其衰竭之势。就赋体文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当大赋已经定型为以 穷泰极侈 的笔墨达颂圣之旨，即便有讽谕，也不过 劝百讽一 ，而以骚体为代表的抒发内心情怀之赋，正越来越成熟，在显示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之时，仍要恪守老路，企图重新振兴，毕竟是违反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断不会成功。
　　其实在对待赋体文学的正常发展走向上，班固实际也是自相矛盾的。这不仅表现在其于明帝永平初给辅政的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中，曾高度评价屈原： 屈子之篇，万世归善。 与以后希明帝诏旨诽毁屈原 露才扬己 大相径庭，并效《离骚》之体，作《幽通赋》述志明意，而且当章帝继位后，因官职未能高升而有怨思时，又效东方朔托古慰志，疏而有辨 的《答客难》体，作《答宾戏》，尽管表面上堂皇地表示自己 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 ，但通过 宾 之口 戏主人 所说的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冕之服，浮英华，湛道德，龙虎之文，旧矣。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振拔洿涂，跨腾风云，使见之者景骇、闻之者响震 ，仍能味出其内心不平衡的情绪。正如范晔《后汉书》本传所道破的： 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作《宾戏》以自通焉。 所以虽然成就不能与东方朔独辟蹊径相比，然而还是发泄了隐秘的真情。

墓地

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领兵征匈奴，他以中护军职随军参赞，获大胜，于燕然山刻石记功。后窦宪被劾自杀，他受株连被免官。时洛阳令种兢以私怨乘机报复，将他下狱，摧残致死，时年六十一岁。

班固墓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境内沿西宝北线公路傍边的太白乡浪店村，被评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代表作品

《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 《白雉诗》、 《论功歌诗》、《咏史》、《幽通赋》

作品风格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仍希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说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宫苑之大、物产之盛。东都之人则责备他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汉开国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于是宣扬光武帝修文德、来远人的教化之盛，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杨厉，完全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之作，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在宫室游猎之外,又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后来张衡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他的影响。《两都赋》虽也铺采□文，但未过分堆砌辞藻，风格比较疏宕。《幽通赋》为述志之作，表示他守身弘道的志向。写法仿《楚辞》，先述自己家世,后写遇神人预卜吉凶，再写他誓从圣贤的决心。所谓幽通，即因卜筮谋鬼神以通古今之幽微的意思。另有《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自己“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此外，他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班固在《汉书》和《两都赋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汉赋源于古诗，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他不仅肯定汉赋“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一面，而县肯定它“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一面，实际上也肯定了汉赋的歌功颂德的内容。在《离骚序》中，班固对屈原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虽有”妙才“、”非明智之器“。都表现了他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班固另有《咏史诗》，□缇萦故事，为完整五言体，虽质木无文，却是最早文人五言诗之一。《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班兰台集》。

目录学家

父班彪撰《史记后传》未成而卒，他继父遗业续写而被人告发，以 私改国史罪下狱，班超上书辩解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主管国家藏书和档案之事，后转迁为郎，专门点校、管理兰台所藏秘书图籍。自永平中奉诏修史，历时20余年，修成《汉书》。《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极高的价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其体列仿刘歆《七略》，著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图书共596家，13 269卷。每略有总序，每家之后有小序，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有简明的叙述。保存了书名、篇数、作者和说明。增加了《七略》所没有著录的如刘向、扬雄、杜林等学者在西汉末年所写的著作。它继承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体系，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体列，后世修史，必设“艺文”、“经籍”类，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后经唐秘书监颜师古作注，清目录学家姚振宗作《汉书艺文志条理》、《汉书艺文志拾补》,增加书目317部，自先秦至汉中叶的古代书目，大致已包括在内。后因窦宪等人专权被牵连而死于狱中。著有《白虎通义》等，明人辑有《班兰台集》，清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生平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父亲班彪，曾在光武帝时徐县令，后来专心于史籍研究，编写《史记·后传》数十篇，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

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诗赋，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永平元年班固向当时辅政的东平王上书，受到东平王的重视。

永平五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抓，书籍也被查抄。幸得其弟班超上书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图书。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秩俸为二千石，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章帝后期，班固辞官回乡为母亲服丧。

汉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固之遗作，然尚未毕便卒。同郡马续，乃昭之门人，博览古今，帝乃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东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成就

开创正史地理志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开创政区地理志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
　　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县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
　　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记录大量资料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记载边疆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著作汇为一篇。著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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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前140—前60年），字子卿，汉族，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中国西汉大臣。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前81年），方获释回汉。苏武去世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武年轻时凭着父亲苏建的庇荫，与兄长苏嘉、弟弟苏贤皆官拜郎中，后升任栘中厩监。

出使匈奴
　　汉武帝时期汉朝不断讨伐匈奴，双方多次派使节互相侦察。匈奴扣留了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批人，汉朝也扣留匈奴使节以相抵。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即位，害怕受到汉朝攻击，于是说：“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送还了之前扣押的汉使路充国等。武帝为了赞许之，于是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持节护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并赠送单于礼物，以答谢单于。苏武同副中郎将张胜及临时委派的使臣常惠等，并临时招募士卒、斥候百余人一同前往。到了匈奴，赠送财物给单于。单于越发傲慢，这不是汉所期望的。

单于正派使者护送苏武等，适逢缑王与虞常等在匈奴谋反,暗中策划绑架单于的母阏氏投奔汉朝。正好苏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朝的时候，与张胜有旧，私下拜访张胜，说：“听说汉朝皇帝很恨卫律，我能替汉朝用暗箭射杀他。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希望他们能得到汉朝的赏赐。”张胜答应了他，并送给虞常许多财物。

一个多月后，单于出外打猎，只有阏氏和单于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起事前，一人趁夜逃跑，揭发了他们的计划。单于子弟与他们交战，缑王等战死；虞常被活捉。单于派卫律审理此案。张胜听到消息，担心和虞常所说的话被揭发，便把事情告诉了苏武。苏武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一定会牵连到我。如果我受到了侵害，就更加对不起国家了。”于是想自杀。张胜、常惠制止了他。虞常果然供出张胜。单于大怒，召集贵族商议，想杀汉使。左伊秩訾说：“如果有人谋害单于，那要怎么加刑？应该全部招降。”单于派卫律召唤苏武来受审讯。苏武对常惠说：“屈节辱命，即使活着，有什么面目归汉！”说著拔刀自刺，卫律大惊，抱住苏武，派人骑快马找医生。医生在地挖一个坑，在坑中点火，把苏武放在坑上，敲他的背让淤血流出。苏武本已断气，过了半天才有气息。常惠等人哭泣，用车把苏武载回营帐。单于钦佩苏武的节操，早晚派人探望询问，把张胜监禁起来。 苏武的伤势逐渐好转。单于派使者劝降苏武，并同时审判虞常，想借此使苏武投降。卫律亲手用剑斩杀虞常后，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亲近的大臣，应当是死罪，但是单于招募愿意投降的人，赦免其罪。”举剑要砍张胜，张胜请降。卫律对苏武说：“副官有罪，主管也应当连坐。”苏武说：“我本来就没参与计划，又不是他的亲属，凭什么连坐？”卫律又举剑对着苏武，苏武不动。卫律说：“苏君，我之前备齐汉朝归顺匈奴，有幸受到了单于的恩宠，赐予了爵位和财富，管理数万民众，牛马牲口堆满山，才有像今天这样富贵。苏君今日投降，明日也会跟我一样。否则是白白拿身体去做野草的肥料，谁会知道啊！”苏武毫无反应。卫律说：“你要是顺着我投降了，我就能和你做兄弟。今天不听吾的我的建议，以后就算想再见我也没们这么容易了。” 苏武骂卫律说：“你为人臣子，不顾恩义，背叛君主和父母，投降蛮夷去做俘虏，我见你做什么？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决定他人的死生，你公平执法，反而想挑起两个君主的矛盾，自己坐观成败。南越国曾经杀汉朝使者，最后被汉朝消灭南越国也成了汉朝的九个郡；宛王曾经杀汉使者，最后被汉朝消灭，他的人头也被悬在北门示众；朝鲜杀汉使者，立即就被灭国了。只有匈奴还没遭到这样的下场罢了。你明知我不降，就是要杀我，令两国开战，匈奴的覆灭就从我开始吧。”

卫律知道苏武不可胁迫，报告了单于。单于越发想使他投降，就囚禁苏武，置于大地窖内，不给他吃喝。天下雪，苏武卧著嚼雪，同毡毛一起吞下，几日不死。匈奴以为他是神人，就将苏武迁至北海，让他放公羊，说等公羊生小羊才可归汉。同时把他的部下常惠等人安置到别的地方。

牧羊北海
　　苏武到了北海，没有供应粮食，只能掘野鼠所储藏的果实吃。苏武拄著汉节牧羊，起居都拿着，以致节上毛全部脱落。过了五、六年，单于的弟弟于靬王到北海打猎。苏武会编打猎的网，矫正弓弩，于靬王器重他，供给他衣服、食物。三年多过后，于靬王大病，赐苏武马匹、牲畜、服匿、穹庐。于靬王死后，他的部下也都迁离。冬天，丁灵人盗走了苏武的牛羊，苏武又再度穷困。

苏武在汉朝时，与李陵都担任侍中的官职。武帝天汉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不敢访求苏武。后单于派李陵去北海，为苏武设酒宴和歌舞。李陵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和子卿你交情深厚，所以让我来劝说你，他真心你能成为匈奴的臣子。你到死也不能归汉，白白在没有人的地方让自己受苦，即使坚守信义又有谁能看见呢？先前长君做奉车都尉，随从圣驾至雍的棫阳宫，皇帝扶辇下除，撞到柱子折断车辕，被指控为大不敬，伏剑自刎，皇帝赐钱二百万作为丧葬费。孺卿随从圣驾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把驸马推到河里淹死了。宦骑逃亡，皇帝下诏让孺卿追捕，没抓到，孺卿惶恐服毒自杀。我来的时候，你的母亲已不幸去世，我送葬至阳陵。你的妻子年少，听说已经改嫁了。只有两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重你离家至今已经十几年了，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人生如朝露一般短，为什么要让自己受这么久的苦呢！我刚投降的时候，也痛苦的像发疯一样，恨自己背叛了汉朝，加上老母被收留在保宫里。你不想投降的心情，难道比得过我当初？况且陛下年龄大了，法令无常，大臣们没有犯罪就被灭族的有数十家，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你还顾得上别人么？请听从我的建议，不要再说别的了。”苏武说：“我们苏家父子没有什么功劳，都是因为陛下才能位列将帅，获爵封侯，兄弟为近臣，我一直都想肝脑涂地来报答他的恩情。现在能够杀身报恩，即使是上刀山下油锅，也觉得快乐。臣子事奉君主，就如同儿子事奉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遗憾的。希望你不要再说了。” 李陵与苏武共饮了几天，又说：“你就听从我的话吧！”苏武说：“我早就已经死了！右校王如果一定要让我投降，就请请停下今日的欢宴，我直接死在你面前！”李陵见苏武如此真诚，喟然长叹道：“真是义士啊！我和卫律的罪过上通于天！”说著流下眼泪浸湿了衣襟，决别苏武而去。

后李陵又到北海，对苏武说：“区脱地区捕得云中的活口，说太守以下的吏民都穿着白衣，说皇帝驾崩了。”苏武听了向南大哭，吐血，每天早晚哭吊数月之久。

归汉封官
　　武帝后元二年，昭帝即位。几年后，匈奴和汉朝达成和议。汉朝寻求苏武等，匈奴谎称苏武已死。后汉使又到匈奴，常惠请求看守他的人员同他前往，夜晚见了汉使，原本地述说了这几年在匈奴的情况。告诉汉使要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射得一只大雁，脚上系著帛书，上说苏武等人在北海。汉使万分高兴，照常惠所说的话去责问单于。单于看身边的人非常惊讶，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等人的确还活着。” 于是李陵设酒筵向苏武祝贺，说：“今天你还归，在匈奴中扬名，在汉皇族中功绩显赫。即使古代史书所记载的事迹，图画所绘的人物，怎能超过你！我李陵虽然无能和胆怯，假如汉廷姑且宽恕我的罪过，不杀我的老母，使我能实现在奇耻大辱下积蓄已久的志愿，这就同曹沫在柯邑订盟可能差不多，这是以前所一直不能忘记的！逮捕杀戮我的全家，成为当世的奇耻大辱，我还再顾念什么呢？算了吧，让你了解我的心罢了！我已成异国之人，这一别就永远隔绝了！”李陵起舞，唱道：“走过万里行程啊穿过了沙漠，为君王带兵啊奋战匈奴。归路断绝啊刀箭毁坏，兵士们全部死亡啊我的名声已败坏。老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李陵泪下纵横，于是同苏武永别。单于召集苏武的部下，除了以前已经投降和死亡的，总共跟随苏武回来的有九人。

昭帝始元六年春，苏武回到长安。昭帝下令苏武带一份祭品拜谒武帝园庙。官拜典属国，俸禄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官田二顷，住宅一处。常惠、徐圣、赵终根都官拜中郎，赐丝绸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因年老而返乡，各赐钱十万，终身免徭役。

上官谋反
　　昭帝始元七年，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父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燕王刘旦、鄂邑公主谋反，苏武之子苏元因参与阴谋，而被处死。

起初，上官桀、上官安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争权。上官桀父子屡次记下霍光的过失交给燕王刘旦，使刘旦上书昭帝，告发霍光。又说苏武出使匈奴二十年不肯降。但回到汉朝后，只为典属国。然而霍光属下长史并无功劳，却被升为搜粟都尉，霍光专权放肆。直到刘旦等人被处死，追查同谋者。苏武与上官桀、桑弘羊有旧，燕王又因苏武功高而官小数次上书，其子又参与谋反。廷尉上书请求逮捕苏武。霍光把奏章搁置，只将苏武免官。

宣帝时期
　　昭帝元平元年，宣帝即位。宣帝赐爵苏武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后卫将军张安世推荐苏武通悉典章制度、出使持节不降。于是宣帝召苏武在宦者署听候宣召，多次进见。拜右曹典属国。因苏武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只令他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入朝，尊称为“祭酒”。苏武把所得赏赐，全部施送给弟弟和过去的邻里朋友，家中不留一点财物。恭哀皇后父平恩侯许广汉、宣帝舅平昌侯王无故和乐昌侯王武、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都很敬重苏武。

此时苏武年事已高，宣帝问左右：“苏武在匈奴那么久了，难道还有子嗣吗？”苏武透过平恩侯许广汉向宣帝陈述：“以前在匈奴发配时，娶的匈奴妇人正好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通国，有消息传来，想通过汉使者送去金银、丝绸，把男孩赎回来。”宣帝同意了。后苏通国随汉使回汉朝，宣帝命其为郎。又让苏贤之子做了右曹。

苏武活到八十余岁，宣帝神爵二年去世。

故事

苏武，字子卿，年轻时凭着父亲的职位，兄弟三人都做了皇帝的侍从，并逐渐被提升为掌管皇帝鞍马鹰犬射猎工具的官。当时汉朝廷不断讨伐匈奴，多次互派使节彼此暗中侦察。匈奴扣留了汉使节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批人。匈奴使节前来，汉朝廷也扣留他们以相抵。

公元前100年，且鞮单于刚刚即位，唯恐受到汉的袭击，于是说：“汉皇帝，是我的长辈。”全部送还了汉廷使节路充国等人。汉武帝赞许他这种通晓情理的做法，于是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持旄节护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顺便送给单于很丰厚的礼物，以答谢他的好意。苏武同副中郎将张胜以及临时委派的使臣属官常惠等，加上招募来的士卒、侦察人员百多人一同前往。到了匈奴那里，摆列财物赠给单于。单于越发傲慢，不是汉所期望的那样。

单于正要派使者护送苏武等人归汉，适逢缑王与长水人虞常等人在匈奴内部谋反。缑王是昆邪王姐姐的儿子，与昆邪王一起降汉，后来又跟随浞野侯赵破奴重新陷胡地，在卫律统率的那些投降者中，暗中共同策划绑架单于的母亲和阏氏归汉。正好碰上苏武等人到匈奴。虞常在汉的时候，一向与副使张胜有交往，私下拜访张胜，说：“听说汉天子很怨恨卫律，我虞常能为汉廷埋伏弩弓将他射死。我的母亲与弟弟都在汉，希望受到汉廷的照顾。”张胜许诺了他，把财物送给了虞常。

一个多月后，单于外出打猎，只有阏氏和单于的子弟在家。虞常等七十余人将要起事，其中一人夜晚逃走，把他们的计划报告了阏氏及其子弟。单于子弟发兵与他们交战，缑王等都战死；虞常被活捉。单于派卫律审处这一案件。张胜听到这个消息，担心他和虞常私下所说的那些话被揭发，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苏武。苏武说：“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这样一定会牵连到我们。受到侮辱才去死，更对不起国家！”因此想自杀。张胜、常惠一起制止了他。虞常果然供出了张胜。单于大怒，召集许多贵族前来商议，想杀掉汉使者。左伊秩訾说：“假如是谋杀单于，又用什么更严的刑法呢？应当都叫他们投降。”单于派卫律召唤苏武来受审讯。苏武对常惠说：“丧失气节、玷辱使命，即使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汉廷去呢！”说着拔出佩带的刀自刎，卫律大吃一惊，自己抱住、扶好苏武，派人骑快马去找医生。医生在地上挖一个坑，在坑中点燃微火，然后把苏武脸朝下放在坑上，轻轻地敲打他的背部，让淤血流出来。苏武本来已经断了气，这样过了好半天才重新呼吸。常惠等人哭泣着，用车子把苏武拉回营帐。单于钦佩苏武的节操，早晚派人探望、询问苏武，而把张胜逮捕监禁起来。

苏武的伤势逐渐好了。单于派使者通知苏武，一起来审处虞常，想借这个机会使苏武投降。剑斩虞常后，卫律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亲近的大臣，应当处死。单于招降的人，赦免他们的罪。”举剑要击杀张胜，张胜请求投降。卫律对苏武说：“副使有罪，应该连坐到你。”苏武说：“我本来就没有参予谋划，又不是他的亲属，怎么谈得上连坐？”卫律又举剑对准苏武，苏武岿然不动。卫律说：“苏君！我卫律以前背弃朝廷，归顺匈奴，幸运地受到单于的大恩，赐我爵号，让我称王；拥有奴隶数万、马和其他牲畜满山，如此富贵！苏君你今日投降，明日也是这样。白白地用身体给草地做肥料，又有谁知道你呢！”苏武毫无反应。卫律说：“你顺着我而投降，我与你结为兄弟；今天不听我的安排，以后再想见我，还能得到机会吗？”

苏武痛骂卫律说：“你做人家的臣下和儿子，不顾及恩德义理，背叛皇上、抛弃亲人，在异族那里做投降的奴隶，我为什么要见你！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决定别人的死活，而你却居心不平，不主持公道，反而想要使汉皇帝和匈奴单于二主相斗，旁观两国的灾祸和损失！南越王杀汉使者，结果九郡被平定。宛王杀汉使者，自己头颅被悬挂在宫殿的北门。朝鲜王杀汉使者，随即被讨平。唯独匈奴未受惩罚。你明知道我决不会投降，想要使汉和匈奴互相攻打。匈奴灭亡的灾祸，将从我开始了！”卫律知道苏武终究不可胁迫投降，报告了单于。单于越发想要使他投降，就把苏武囚禁起来，放在大地窖里面，不给他喝的吃的。天下雪，苏武卧着嚼雪，同毡毛一起吞下充饥，几日不死。匈奴以为他是神仙，就把苏武迁移到北海边没有人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说等到公羊生了小羊才得归汉。同时把他的部下及其随从人员常惠等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

苏武迁移到北海后，粮食运不到，只能掘取野鼠所储藏的野生果实来吃。他拄着汉廷的符节牧羊，睡觉、起来都拿着，以致系在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部脱尽。一共过了五、六年，单于的弟弟於靬王到北海上打猎。苏武会编结打猎的网，矫正弓弩，於靬王颇器重他，供给他衣服、食品。三年多过后，於靬王得病，赐给苏武马匹和牲畜、盛酒酪的瓦器、圆顶的毡帐篷。王死后，他的部下也都迁离。这年冬天，丁令人盗去了苏武的牛羊，苏武又陷入了穷困。

当初，苏武与李陵都为侍中。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不敢访求苏武。时间一久，单于派遣李陵去北海，为苏武安排了酒宴和歌舞。李陵趁机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与你交情一向深厚，所以派我来劝说足下，愿谦诚地相待你。你终究不能回归本朝了，白白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你对汉廷的信义又怎能有所表现呢？以前你的大哥苏嘉做奉车都尉，跟随皇上到雍的棫宫，扶着皇帝的车驾下殿阶，碰到柱子，折断了车辕，被定为大不敬的罪，用剑自杀了，只不过赐钱二百万用以下葬。你弟弟孺卿跟随皇上去祭祀河东土神，骑着马的宦官与驸马争船，把驸马推下去掉到河中淹死了。骑着马的宦官逃走了。皇上命令孺卿去追捕，他抓不到，因害怕而服毒自杀。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母亲已去世，我送葬到阳陵。你的夫人年纪还轻，听说已改嫁了，家中只有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如今又过了十多年，生死不知。人生像早晨的露水，何必长久地像这样折磨自己！我刚投降时，终日若有所失，几乎要发狂，自己痛心对不起汉廷，加上老母拘禁在保宫，你不想投降的心情，怎能超过当时我李陵呢！并且皇上年纪大了，法令随时变更，大臣无罪而全家被杀的有十几家，安危不可预料。你还打算为谁守节呢？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再说什么了！”

苏武说：“我苏武父子无功劳和恩德，都是皇帝栽培提拔起来的，官职升到列将，爵位封为通侯，兄弟三人都是皇帝的亲近之臣，常常愿意为朝廷牺牲一切。现在得到牺牲自己以效忠国家的机会，即使受到斧钺和汤镬这样的极刑，我也心甘情愿。大臣效忠君王，就像儿子效忠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可恨，希望你不要再说了！”

李陵与苏武共饮了几天，又说：“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话。”苏武说：“我料定自己已经是死去的人了！单于一定要逼迫我投降，那么就请结束今天的欢乐，让我死在你的面前！”李陵见苏武对朝廷如此真诚，慨然长叹道：“啊，义士！我李陵与卫律的罪恶，上能达天！”说着眼泪直流，浸湿了衣襟，告别苏武而去。李陵不好意思亲自送礼物给苏武，让他的妻子赐给苏武几十头牛羊。

后来李陵又到北海，对苏武说：“边界上抓住了云中郡的一个俘虏，说太守以下的官吏百姓都穿白的丧服，说是皇上死了。”苏武听到这个消息，面向南放声大哭，吐血，每天早晚哭吊达几月之久。

汉昭帝登位，几年后，匈奴和汉达成和议。汉廷寻求苏武等人，匈奴撒谎说苏武已死。后来汉使者又到匈奴，常惠请求看守他的人同他一起去，在夜晚见到了汉使，原原本本地述说了几年来在匈奴的情况。告诉汉使者要他对单于说：“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射得一只大雁，脚上系着帛书，上面说苏武等人在北海。”汉使者万分高兴，按照常惠所教的话去责问单于。单于看着身边的人十分惊讶，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等人的确还活着。”于是李陵安排酒筵向苏武祝贺，说：“今天你还归，在匈奴中扬名，在汉皇族中功绩显赫。即使古代史书所记载的事迹，图画所绘的人物，怎能超过你！我李陵虽然无能和胆怯，假如汉廷姑且宽恕我的罪过，不杀我的老母，使我能实现在奇耻大辱下积蓄已久的志愿，这就同曹沫在柯邑订盟可能差不多，这是以前所一直不能忘记的！逮捕杀戮我的全家，成为当世的奇耻大辱，我还再顾念什么呢？算了吧，让你了解我的心罢了！我已成异国之人，这一别就永远隔绝了！”李陵起舞，唱道：“走过万里行程啊穿过了沙漠，为君王带兵啊奋战匈奴。归路断绝啊刀箭毁坏，兵士们全部死亡啊我的名声已败坏。老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李陵泪下纵横，于是同苏武永别。单于召集苏武的部下，除了以前已经投降和死亡的，总共跟随苏武回来的有九人。

苏武于汉昭帝始元六年春回到长安。昭帝下令叫苏武带一份祭品去拜谒武帝的陵墓和祠庙。任命苏武做典属国，俸禄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官田二顷，住宅一处。常惠、徐圣、赵终根都任命为皇帝的侍卫官，赐给丝绸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年纪大了，回家，赐钱每人十万，终身免除徭役。常惠后来做到右将军，封为列侯，他自己也有传记。苏武被扣在匈奴共十九年，当初壮年出使，等到回来，胡须头发全都白了。

苏武归汉第二年，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苏武的儿子苏元因参与上官安的阴谋，而被处死。起初，上官桀、上官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上官桀父子屡次把霍光的过失记下交给燕王，使燕王上书给皇帝，告发霍光。又说苏武出使匈奴二十年，不投降，回到汉廷后，只做典属国。而大将军属下的长史官并无功劳，却被提升为搜粟都尉，霍光专权放肆。等到燕王等人谋反，被杀，追查处治同谋的人，苏武一向与上官桀、桑弘羊有旧交，燕王又因苏武功高而官小数次上书，替他抱不平，他的儿子又参与了谋反，主管刑狱的官员上书请求逮捕苏武。霍光把刑狱官的奏章搁置起来，只免去了苏武的官职。

过了几年，昭帝死了。苏武以从前任二千石官的身份，参与了谋立汉宣帝的计划，赐封爵位关内侯，食邑三百户。过了很久，卫将军张安世推荐说苏武通达熟悉朝章典故，出使不辱君命，昭帝遗言曾讲到苏武的这两点长处。宣帝召来苏武在宦者令的衙门听候宣召。多次进见，又做了右曹典属国。因苏武是节操显著的老臣，只令他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入朝，尊称他为德高望重的“祭酒”，非常优宠他。苏武把所得的赏赐，全部施送给弟弟苏贤和过去的邻里朋友，自己家中不留一点财物。皇后的父亲平恩侯、宣帝的舅舅平昌侯和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邴吉，都很敬重苏武。

苏武年老了，他的儿子以前被处死，皇帝怜悯他。问左右的人：“苏武在匈奴很久，有儿子吗？”苏武通过平恩侯向宣帝陈述：“以前在匈奴发配时，娶的匈奴妇人正好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苏通国，有消息传来，想通过汉使者送去金银、丝绸，把男孩赎回来。”皇帝答应了。后来通过随汉使者回到了汉朝，皇帝让他做了郎官。又让苏武弟弟的儿子做了右曹。

苏武活到八十多岁，汉宣帝神爵二年病亡

艺术风格

甘露三年，汉宣帝因匈奴归降，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乃令人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后世往往将他们和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并提，有“功成画麟阁”“谁家麟阁上”等诗句流传，以为人臣荣耀之最。十一人中霍光为第一，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共十一人。

抄本《苏武牧羊记》，全剧25出。《牧羊记》是一出历史故事剧。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押，拒不投降，被放逐到北海牧羊。19年的牧羊生活，苏武吞毡啮雪、历尽艰辛。匈奴单于曾令苏武的好友、降将李陵前去探望，动之以情；又派“姑娘”诱之以色。但苏武正气凛然，李陵羞愧而回，“姑娘”自刎身亡。后来，汉皇见到大雁带回苏武的血书，派兵击败匈奴，苏武得以荣归。戏剧情节较历史记载有所增删。《汉书·苏武传》所载，汉朝使者为了要求匈奴单于释放苏武，才编造了汉武帝在上林射雁得见帛书的故事。

作品歌颂苏武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劝降》、《逼降》表现他拒绝敌人的威逼利诱，义正辞严，不可侵犯。《吃雪》、《牧羊》描写他在冰天雪地中茹苦含辛、不屈不挠的意志。《望乡》、《告雁》抒发他思君念母的深情。剧中写了卫律、李陵两个降臣，其思想、品格却不一样。卫律贪图富贵、降顺匈奴，他的贪婪无耻、阴险狡诈受到嘲讽和鞭挞。李陵由于孤军无援，兵败被俘。作者对他的投降有所批判，又较细致地描写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剧中有些场次写得简练生动；曲词古朴可喜，并能通过景物描写烘托气氛，抒发人物感情。

牧羊

匈奴自从给卫青、霍去病打败以后，双方有好几年没打仗。他们口头上表示要跟汉朝和好，实际上还是随时想进犯中原。匈奴的单于一次次派使者来求和，可是汉朝的使者到匈奴去回访，有的却被他们扣留了。汉朝也扣留了一些匈奴使者。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正想出兵打匈奴，匈奴派使者来求和了，还把汉朝的使者都放回来。汉武帝为了答复匈奴的善意表示，派中郎将苏武拿着旌节，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苏武到了匈奴，送回扣留的使者，送上礼物。苏武正等单于写个回信让他回去，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倒霉的事儿。苏武没到匈奴之前，有个汉人叫卫律，在出使匈奴后投降了匈奴。单于特别重用他，封他为王。卫律有一个部下叫做虞常，对卫律很不满意。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原来是朋友，就暗地跟张胜商量，想杀了卫律，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原去。张胜很表示同情，没想到虞常的计划没成功，反而被匈奴人逮住了。单于大怒，叫卫律审问虞常，还要查问出同谋的人来。苏武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到了这时候，张胜怕受到牵连，才告诉苏武。苏武说：“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一定会牵连到我。如果让人家审问以后再死，不是更给朝廷丢脸吗？”说罢，就拔出刀来要自杀。张胜和随员常惠眼快，夺去他手里的刀，把他劝住了。虞常受尽种种刑罚，只承认跟张胜是朋友，说过话，拼死也不承认跟他同谋。卫律向单于报告。单于大怒，想杀死苏武，被大臣劝阻了，单于又叫卫律去逼迫苏武投降。苏武一听卫律叫他投降，就说：“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违背了使命，丧失了气节，活下去还有什么脸见人。”又拔出刀来向脖子抹去。卫律慌忙把他抱住，苏武的脖子已受了重伤，昏了过去。卫律赶快叫人抢救，苏武才慢慢苏醒过来。单于觉得苏武是个有气节的好汉，十分钦佩他。等苏武伤痊愈了，单于又想逼苏武投降。单于派卫律审问虞常，让苏武在旁边听着。卫律先把虞常定了死罪，杀了；接着，又举剑威胁张胜，张胜贪生怕死，投降了。卫律对苏武说：“你的副手有罪，你也得连坐。” 苏武说：“我既没有跟他同谋，又不是他的亲属，为什么要连坐？” 卫律又举起剑威胁苏武，苏武不动声色。卫律没法，只好把举起的剑放下来，劝苏武说：“我也是不得已才投降匈奴的，单于待我好，封我为王，给我几万名的部下和满山的牛羊，享尽富贵荣华。先生如果能够投降匈奴，明天也跟我一样，何必白白送掉性命呢？” 苏武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卫律！你是汉人的儿子，做了汉朝的臣下。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背叛了朝廷，厚颜无耻地做了汉奸，还有什么脸来和我说话。我决不会投降，怎么逼我也没有用。” 卫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向单于报告。单于把苏武关在地窖里，不给他吃的喝的，想用长期折磨的办法，逼他屈服。这时候正是入冬天气，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苏武忍饥挨饿，渴了，就捧了一把雪止渴；饿了，扯了一些皮带、羊皮片啃着充饥。过了几天，居然没有饿死。单于见折磨他没用，把他送到北海边去放羊，跟他的部下常惠分隔开来，不许他们通消息，还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不过是说要长期监禁他罢了。苏武到了北海，旁边什么人都没有，唯一和他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朝廷的旌节。匈奴不给口粮，他就掘野鼠洞里的草根充饥。日子一久，旌节上的穗子全掉了。一直到了公元前85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来求和。那时候，汉武帝已死去，他的儿子汉昭帝即位。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经死了。使者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第二次，汉使者又到匈奴去，苏武的随从常惠还在匈奴。他买通匈奴人，私下和汉使者见面，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情况告诉了使者。使者见了单于，严厉责备他说：“匈奴既然存心同汉朝和好，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拴着一条绸子，上面写着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 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他还以为真的是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连大雁也替他送消息呢。他向使者道歉说：“苏武确实是活着，我们把他放回去就是了。”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四十岁。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

墓

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咸阳城西49公里处武功县武功镇龙门村。具体在武功镇北1.5公里龙门村，代有封修，题书、碑、碣殊多。清乾隆巡抚毕沅题碑，同治间知县陈尔茀等题碣。40年代末尚有围墙、院落、门楣，后被陈，仅存墓冢，高约1.5米。1979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遂立标识，确定保护范围，划定墓面积330平方米，设门楣建围墙。1938年，菲律宾华侨成立有“南洋武功苏氏宗亲会”，1993年更名“世界苏氏宗亲会”，1997年，“宗亲会”追本溯源，寻根谒祖，组团回武功拜谒苏氏墓。整修以新的苏武故里苏武纪念馆，一期工程已向游人开放。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

另有苏武庙，位于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民武公路6公里处，向东约五公里的苏武山上，于2000年以后修建。该区有座山叫苏武山，如今的苏武山，已经告别了原来的荒漠景象，尤其是夏天！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变成了：苏武山万亩葡萄大庄园，临近修建了苏武酒厂。还修建了苏武公墓，苏武庙。

在武威市民勤县苏武乡羊路中学向东大概走1个小时。就可以看见一个很高大的土墩子，叫野鸽子墩。传说是苏武为了遥看自己的国家而修筑的。附近还有九节芨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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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汉族。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 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即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著述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 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介绍

扬雄，一作“杨雄”。公元前53年生于成都。其本姓杨，扬雄好奇，特自标新，易姓为扬。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

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遂。后召为大夫。《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墓址

扬雄墓位于成都市郫县友爱镇子云村南一公里处，又名子云坟。墓为汉代砖室墓，呈圆形，封土堆高出地面约6米，墓周长81米。该墓葬早期曾被扰乱破坏，后历代多次维修。据清同治本《郫县志》载：“扬雄墓，在县西二十里。”，“清道光中，邑令黄初，为植柏树，杨得志立石表墓”。墓南侧有小河一条，据载咸丰末，河水冲坍墓足，乡人周子升伐石培护，并将河道改向，扬雄墓始得完整。墓地原存古柏，墓周围原有石栏、石凳、石碑等。石栏上镌联“文高西汉唯玄草，学继东山是法言”。“文革”时古柏、石栏、石凳、石碑、石柱均被毁，现已不存。

墓现为圆形，高数米，直径10米，封土若小丘。墓地开旷，东西有农舍竹林环抱。1985年被列为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扬雄墓附近，还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陋室铭》中盛赞的“西蜀子云亭”遗迹。

辞赋特色

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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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名嫱，字昭君，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晋朝时为避司马昭讳，又称“明妃”，汉元帝时期宫女，汉族，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匈奴呼韩邪单于阏氏。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流传。"生平

入宫
　　王昭君出生于长江三峡中，一个叫秭归的地方普通的民家。汉元帝建昭元年，征集天下美女进后宫，王昭君就被选入宫。当时的皇帝汉元帝已经40多岁了，由于纵欲身体衰弱不堪。王昭君虽然是锦衣玉食，住的是绮窗朱户，但不过是笼中之鸟，池中之鱼而已。皇帝后宫佳丽三千，按理要轮到王昭君不知什么时候，而且即使轮到了又能怎样？王昭君可能也就这样湮没于后宫之中。但是一件外交上的事情改变了王昭君的一生。这事要先从汉朝时最大的敌人——匈奴说起。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分立，相互攻打不休。其中有一个呼韩邪单于，被别的单于打败，逃到汉朝来，亲自朝见汉宣帝。呼韩邪单于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单于，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去迎接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等到他回去的时候，汉宣帝派了两个将军带领一万人护送他到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粮食，汉宣帝送去了三万四千石粮食。呼韩邪单于非常感激。西域各国看见汉朝对呼韩邪单于这么好，也都争先恐后的同汉朝打交道。

出塞
　　汉宣帝驾崩后，他的儿子刘奭即位，也就是召王昭君入宫的汉元帝。此时呼韩邪单于跟汉朝的关系已经很好 了。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长安，这次他提出了和亲的要求。“和亲”的建议原本是汉高祖时娄敬德提出的，当时的形势是匈奴强汉弱，吕后只有一女，不忍心将她远嫁番邦，因此和亲一直都是挑一个宗室的女儿假做公主嫁出去的。不过这回，汉元帝决定挑一个宫女给他。原因可能是汉元帝时已经汉强匈奴弱，没必要一定挑皇亲国戚的女儿，皇亲国戚的女儿们毕竟不多，宫女则多的是；再者，呼韩邪单于此时就在长安，让宗亲的女儿冒充公主，这么的大事情怎么可能瞒得过他。
　　话说，汉元帝派人到后宫传话，宫女们在皇宫犹如鸟儿在樊笼，都争着想出去，但一听是去荒漠遥远的匈奴，一个个起劲的劲头顿时就没了，不甘心做白头宫女的王昭君毅然请命，自愿去匈奴。传说中这里还发生了许多故事，比如画师毛延寿的事情等，但大多数都是后人加上去的，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件和亲事件的重要性。
　　昭君出塞和亲时望着漫天黄沙，孤雁南飞，不觉幽思自叹，无限感伤，便弹起琵琶，一首《出塞曲》寄托了浓厚的乡愁和一丝憧憬，声声催人泪下，而南飞大雁望着惊艳的女子，听着凄婉的琴声而扑落于平沙之上，遂成“平沙落雁”的千古绝唱。
　　“昭君出塞”是汉匈交往上的大事，《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都记载了这件事，尤以《后汉书》中的记载绘声绘色：“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然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文中昭君自动求行和元帝为昭君的美丽所动“意欲留之”等故事性情节非常传神，昭君之美跃然纸上。

婚后
　　王昭君抵达匈奴后，与呼韩邪单于非常恩爱，被封为“宁胡阏氏”，并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取名伊督智牙师，封为右日逐王。婚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逝世。
　　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继承了单于的职位，依照匈奴的礼俗，王昭君成了雕陶莫皋的妻子。年轻的单于对王昭君更加怜爱，夫妻生活十分恩爱甜蜜，接连生下两个女儿，长女叫云，次女叫当，后来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雕陶莫皋与王昭君过了十一年的夫妻生活而去世，这时是汉成帝鸿嘉元年，王昭君已经三十三岁，正是绚烂的盛年，不必再有婚姻的绊系，好整以暇地参予匈奴的政治活动，对于匈奴与汉廷的友好关系，着实产生了不少沟通与调和的作用！
　　王昭君的兄弟被朝廷封为侯爵，多次奉命出使匈奴，与妹妹见面，王昭君的两个女儿曾到长安皇宫侍候过太皇太后，这位太皇太后即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她有个著名的侄子王莽，先谦躬下士博取虚名，后玩了一套所谓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夺取西汉政权，建立“新朝”。但匈奴单于认为“非刘氏子孙，何以可为中国皇帝？”于是边疆迭起，祸乱无穷。
　　眼看自己创造的和平岁月毁于一旦，王昭君在幽怨凄清绝望中死去，葬在大黑河南岸，墓地至今尚在，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南9公里处的大黑河畔，据说入秋以后塞外草色枯黄，惟王昭君墓上草色青葱一片，所以叫“青冢”。
　　关于“青冢”也另有解释：《筠廓偶笔》：“王昭君墓无草木，远而望之，冥蒙作青色，故云青冢。”《塞北纪游》上也说：“塞外多白沙，空气映之，凡山林村阜，无不黛色横空，若泼浓墨，昭君墓烟垓朦胧，远见数十里外，故曰青冢。”
　　历来提到“青冢”的诗句很多。如白居易的“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浇酒。”杜牧的“青冢前头陇水流，燕支山下暮云秋。”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功绩

王昭君的历史功绩，不仅仅是她主动出塞和亲，更主要的是她出塞之后，使汉朝与匈奴和好，边塞的烽烟熄灭了50年，增强了汉族与匈奴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是符合汉族和匈奴族人民的利益的。她与她的子女后孙以及姻亲们对胡汉两族人民和睦亲善与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她得到历史的好评。

元代诗人赵介认为王昭君的功劳，不亚于汉朝名将霍去病。昭君的故事，成为我国历史上流传不衰的民族团结的佳话。

详细介绍

王昭君与西施、杨玉环、貂蝉并称中国四大美女，生于湖北秭归。王昭君先后被迫嫁给匈奴王父子，她嫁匈奴后迫不及待地上了一道请回归汉朝的表章，汉成帝冷淡地拒绝了昭君的回归请求，王昭君年轻时在匈奴去世。

王昭君先嫁呼韩邪单于，生一子，为右日逐王。昭君嫁三年，呼韩邪单于去世，依习俗昭君应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单于。昭君向汉廷上书求归，汉成帝敕令“从胡俗”，由是昭君嫁复株累单于，两人共同生活十一年，复株累单于去世。王昭君卒年不详，据匈奴史专家林干推测其可能于公元前六至一年间于漠北的匈奴庭去世。

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留下一子，名伊屠智伢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时，王昭君以大局为重，忍受极大委屈，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嫁给呼韩邪单于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又生二女，长女名须卜居次，次女名当于居次。王昭君去世后，厚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后人称之为“青冢”；到了晋朝，为避晋太祖司马昭的讳，改称明君，史称“明妃”。

墓地

内蒙青冢
　　“青冢”一词，出自对杜诗的一条注解：北地草皆白，惟独昭君墓上草青，故名青冢。
　　冢指高大陵墓，这青冢便是个别致的专用词。昭君墓，一说在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墓前雕有联辔而行的双骑塑像，马背上塑的自然是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一说在晋西北与内蒙接壤的朔州朔城区南榆林乡青钟村。
　　红粉成灰绿意外延而成一青冢，“独留青冢向黄昏”，笼罩四野的黄昏和风尘漫漫的大漠合为穹庐，什么都可以无情地吞噬，惟独消化不了这一座墓草茸碧的青冢，这青冢在苍茫天地间便格外引人思忖。
　　塑像底座上是蒙汉两种文字镌刻的“和亲”二字。当年打不过匈奴，就从女性群落中选取最美丽的女子作为珍品去进贡，且美其名曰“和亲”，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上，只有统治者能拿出这等“高招”来缓和矛盾，救国安邦。

塞外青冢
　　却说昭君出塞翻过雁门关，西走二关驿道， 经旧广武、南榆林村往西过辛寨村、南磨、徐村转北向现朔州市朔城区青钟村，准备进朔州往右玉从杀虎口北行。到达青钟村时，眼见这里无垠平原，流水哗哗，土肥草旺，绿茵一片。到处花开蝶舞，牛羊遍野。回首莲花山，起伏连绵，主峰紫荆山层林葱笼，紫气升腾，彩云缭绕，气象万千。当下喜形颜开道：从来塞外荒无烟，此地美景胜关南。真天造百世福地也。于是在这里小歇几日，四处转玩，方才北上。
　　漫漫长途，历时一年有余，方到呼市，一路胡歌茄声，深受胡民欢迎。呼韩邪单于举行盛大国庆，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即胡汉友好皇后。
　　昭君出塞和亲，化干戈为玉帛。消除了战事，为两国开创了稳定和平的政治局面，深得人心。遗憾的是，两年后呼韩邪单于暴病身亡，昭君陷入一派悲痛之中。
　　依据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 昭君需改嫁呼韩邪单于第一个妻子所生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为了顾全大局，昭君只好委屈求全。婚后，为其生有二女，大女儿叫须卜公主，二女儿叫当于公主。雕陶莫皋倾爱昭君言听话从，为维护胡汉两国关系，发展农牧业生产做出了极大贡献。偏偏好景难长，公元前二十年，雕陶莫皋又染疾病而亡，王昭君再一次精神重创。这时王莽推行新朝篡汉，天下大乱。胡人以外姓为啥可夺刘汉江山为由？唇枪舌剑，刀光剑影，危机四伏。眼看自已为之献身的和平之局，即刻变为乌有，昭君整日以泪洗面，仰天长叹，悲愤成疾。三十四岁的她，终于香消玉损，一命黄泉。哀哉！王昭君。临逝，子女们请命遗嘱，昭君命葬山西朔州紫荆山下青钟村，故史载有青钟变为青冢之说。昭君墓藏青钟，既顾其风水之好，且不失归汉之嫌，又可亲临汉室之关，风闻汉民之欢。子女应命尊办。厚葬该村村北一平滩之地，堆土成丘，柳荫遮被，绿草鲜花相伴。胡民思念万般，在呼市，大青山一带遍造王昭君衣棺墓几十座，以表记念。其情可嘉，实为此尔。清朔州志载名青冢村原有阔四、五亩，高丈余之冢，居民旧传为汉王昭君墓得名，即此。

故里

王昭君故里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宝坪村。昭君纪念馆造型庄严，结构流畅，镂雕古朴，图案雅致，墙堵翘角、龙飞凤舞。馆内正中立着一尊高2.8米的王昭君汉白玉雕像，她冰清玉洁、倾国倾城、端庄淑静、飘逸秀慧，充分再现了昭君的丰仪和美丽，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考证

王昭君卒于何年，不得而知了。昭君死后，葬于青冢，而专家考证说，这只是她的衣冠冢，王昭君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迷了。现代史学界对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的历史功过意见分化严重，赞之毁之皆有。

而骚人墨客几乎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受苦受难，所以跟着也伤心同情。学者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固然繁华，但与王昭君何干？她只能困在宫廷的小小天地。而宫廷的小小天地，在匈奴汗国也是一样，拥有顶尖的享受。并且，就在王昭君辞行后当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刘奭就死了。如果把她留下，最好的结局不过一个被汉元帝偶尔玩过的普通小宫女而已。她将守着灵枢，老死坟园。事实上，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她的幸福才真正开始，她成为匈奴汗国单于最宠爱的妃妾，因她的花容美貌和她的来自中国的强大背景，在匈奴汗国宫廷中有极为尊贵的地位。相形之下，她留在长安，只能囚在坟园。塞外却有广阔的苍穹，使她拥有丰富的爱情和人生温暖。

柏杨先生的认为只是一个假设，以后来发生过的事去推断之前的发展，有点不妥。因为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未知的。而且柏杨先生说的如果也不过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是你想不到的，事情的发展不会按照我们能想到的已知的结果去发展。在古代那种外交政策下，昭君出塞肯定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且是利大于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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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之争时期“西楚霸王”项羽的爱姬，名虞（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有美人名虞”的记载)。一说姓虞（在《汉书·项籍传》中有“有美人姓虞”的记载）。生卒年不详，出生地不详（一说今江苏省沭阳县颜集镇虞溪村，一说今常熟虞山脚下虞溪村，一说今绍兴县漓渚镇塔石村）。相传容颜倾城，才艺并重，舞姿美艳，并有“虞美人”之称。逝世年龄正史并无记载，据野史记载，虞姬“{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02年}年仅28岁。"轶事典故

女儿拔剑
　　公元前202年，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项羽被刘邦困在了垓下，刘邦手下有不少人会唱楚歌，项羽几番突围失败，兵孤粮尽，夜晚听到四面楚歌，以为楚地尽失，楚营里的将士们听见家乡的歌声，军心涣散，都纷纷逃跑了。楚霸王看见大势已去，心如刀绞，他什么也不留恋，只惦记着爱妾虞姬。两人饮酒帐中，不由悲伤地唱起了《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凄然起舞，忍泪唱起《和垓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的这一首《垓下歌》，既是历史上少见的绝命悲歌，也是爱情的悲歌，虞姬为了让项羽不再有牵挂，唱完《垓下歌》，拔剑自刎。
　　项羽悲恸万分，在仓促间只好草草掩埋了虞姬，随即项羽带著八百骑兵连夜突围而出，被汉军追至乌江边，乌江亭长说江东还是霸王的地方，汉军没有船，让霸王渡江东山再起。项王说，自己当年与江东8000子弟出征，已全部战死，自己不愿苟且偷生，并无颜面再见江东父老，谢绝了乌江亭长的好意，将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引渡，然后率领28个子弟兵执短兵器和杀来的汉军再次拼杀，最后项王见到自己的旧部下吕马童，说：不是我项羽不能打，今天天要亡我，我又奈何，既然老朋友都来了，那就让老朋友得万户侯，于是慷慨地自刎在乌江边，将头送给了吕马童。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翦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霸王别姬
　　清朝诗人何溥的《虞美人》诗云：“遗恨江东应未消，芳魂零乱任风飘，八千子弟同归汉，不负君恩是楚腰。” 认为八千楚军被迫投降刘邦，没有一人像虞姬那样的坚贞。“霸王别姬”是秦汉时期最为动人的故事之一。虞姬忠于爱情，为让项羽尽早逃生，拔剑自刎，其情，惊天地！其义，泣鬼神！作者在画中运用动感很强的涡轮线、夸张的衣袖以及视觉冲击力很强的桔红色来表现虞姬刚烈的性格。这里的霸王用大家都很熟悉的京剧霸王脸谱，为了不夺虞姬的形象,只把霸王隐在虞姬舞动的袍子中，霸王细密的胡须直线和虞姬身上的涡轮曲线形成静与动的对比，更衬托出虞姬舞剑时旋转的动感。 画内题诗用的是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再看《虞姬》：
　　肠断乌骓夜啸风，
　　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饮剑何如楚帐中。
　　诗的大意是：夜闻乌骓马的嘶鸣，叫人肝肠寸断。虞姬在幽恨中直直地对着眼中有两个瞳子的项羽大将军。项羽部将黥布和彭越居然甘心后来被剁为肉酱而投降了刘邦，何如虞姬那样自刎于楚帐中而芳华百代？关于虞姬，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简略的交待。
　　项王被汉军围于垓下，夜闻四面楚歌。”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虞姬对项羽的和歌，据《楚汉春秋》记载是：“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另据《情史·情贞类》记载：“姬遂自刎。姬葬处，生草能舞，人呼为虞美人草。” 《吴中先贤谱》 苏 文 编绘
　　“虞美人草”，多么动听的名字！
　　虞姬死于四面楚歌声中，张爱玲在读中学时所写的《霸王别姬》里，却感叹：“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将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庄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就算楚霸王当了皇帝，她也不过是成千上万的贵妃中的一个而已。
　　虞姬究竟是什么人？她的绝世容貌如何？早已消失在历史帷幕的深处。在现代，梅兰芳等艺术家，一直借题发挥，扮演《霸王别姬》，让她到台前且歌且舞，亦悲亦泣，把“幽恨”二字张扬到了美学的境界。虞姬形象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她至少拥有美貌、才艺与风情三大优势，这就让“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王像《金瓶梅》开篇里说的：“只因撞着虞姬……豪杰都休。”从历史和政治上来说，项羽是败军之将，刘邦是开国之勋。但从人格力量和美学角度看过去，项羽因了虞姬，因了在最后一搏的生死关头竟然对虞姬“泣数行下”，让后人，至少是让我觉得，这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大将军更有人情味，更具个性光彩，比起刘邦来也就显得更真更善更美。 有趣的是，项羽与虞姬，貂蝉与吕布，西施与勾践、夫差，王昭君与汉元帝、匈奴单于呼韩邪，红拂女与李靖，甚至绿珠与石崇，这五组男女关系中，当作为历史叙事的时候，人们注重的是它的男主角，但一旦当作人生际遇去解读、吟诵、传唱、演绎时，女性形象大都光彩照人，甚至使刻板、枯燥、冰冷的历史教科书也因此有了人性的光彩和生活的温情。

千古绝响
　　有人说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这项家和虞家原都是楚国贵族，秦始皇灭楚后，迁移到今江苏省宿迁县过隐居生活。项羽和虞姬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这两家于是结为秦晋之好。
　　虞姬嫁给项羽之后不久，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开始了。项羽和叔叔项梁带着八千子弟兵也树起了义旗，项羽从此戎马倥偬，开始了紧张的军旅生活，南征北战，昼夜厮杀。作为妻子的虞姬，随军行动，项羽战到哪里，她就跟到那里。就这样，在项羽领兵出战时，她给他鼓励，寄予深情厚望，保佑平安归来；在项羽凯旋归营时，她以翩跹舞姿，千般柔情，万般妩媚，欢歌娱曲给他祝贺；在项羽遇到挫折的时候，她便以“胜败乃兵家之常事”的话给他抚慰；甚至她还会穿了战靴，披上绣甲，骑马跟着项羽在阵上冲锋，作他坚强的后盾。有了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柱，项羽越战越勇，所向披靡。
　　项羽是一个性格暴躁的男子，却也是个用情专一的人。他始终爱着虞美人，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刘邦进入咸阳后，项羽跟着进来，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收集秦朝宫殿中的金银财宝，全部运到他的根据地彭城，却将阿房宫内成百上千的美女尽数遣散，纯粹就是为了讨好虞美人。
　　在楚汉相争的第4年，项羽和刘邦的大将韩信在垓下展开激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垓下之战”。虞美人在帐篷中心惊肉跳，惴惴不安，苦苦地等着项羽的归来。项羽回来了，这一回他中了韩信的十面埋伏计，他虽然靠着一支画戟，有钟离昧、季布在左右奋力相帮，杀散一层又一层的汉兵，杀出一条血路，逃了出来，但自己的人马，已丢了八成。他自起兵以来，像这样的失败，尚是破题儿第一回。汉军把项羽的营地围得水泄不通，而且汉营中的韩信，还编出一曲楚歌，教军士在楚营外四面唱和。其歌词无句不哀，无字不惨，使那些残败的楚兵，无不怀念起遥远的家乡，一时间斗志全无，一个个在夜色掩护下陆续逃散。楚霸王夜不能寐，心情烦闷地坐在军帐中饮酒。当时，面对他宠幸的美人虞姬，面对多年伴他驰骋战场的骏马，楚霸王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心潮难平。他禁不住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知道自己的灭亡已经无法避免，他的事业就要烟消云散，他没有留恋，没有悔恨，没有叹息。他惟一忧虑的是他所挚爱的、经常陪伴他东征西讨的虞美人的命运和前途。毫无疑问，在他死后，虞美人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于是无限哀伤地唱出了“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千古悲歌。
　　虞美人在旁听了，泣不成声，对项羽说：“贱妾生随大王，死亦随大王，愿大王前途保重！”她一转身，突然从项羽腰间拔出佩剑，向自己项上一横，就这样香消玉殒。项羽抚尸大哭一声，命人就地掘坑掩埋了虞姬，跨上战马，杀出重围。但终究没有逃出汉兵的追击，到了乌江边无处可逃，自刎于江边，这年项羽才31岁。
　　刘邦后来以礼埋葬了虞美人。后来，在虞姬血染的地方就长出了一种罕见的艳美花草，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美丽多情又柔骨侠肠的虞姬，就把这种不知名的花叫做“虞美人”。这名称就一直流传到今天。
　　虞姬，是项羽毕生钟爱的一个女人。

生平

史书中对虞姬的记载的较少，甚至连本名都没有记载。在西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道：“有美人名虞。”因此后来就出现了两种说法：一是有人推测“虞”是美人的名；二则“虞”是美人的姓，《辞源》备有此说。而“虞姬”则是后人对其的称呼，关于“姬”这个字，也有一定的说法，体上有两个含义：一是“姬”就是她的姓；二则是“姬”是古代妇女的美称。虞姬的姬可以归为第二义，即美称。总而言之，人们只能得知虞姬的姓名与“虞”字有关，而她的真实姓名，却成为了一个谜团。

相传，项梁杀人避祸携项羽由下相奔吴中，即今日苏州地。虞氏为会稽郡吴中望族。项梁叔侄在此结交江东子弟。虞姬，慕项羽英名，嫁与项羽为妻，陪伴左右。抑或可以说是项羽有幸得识虞姬，得此佳人，共谱华章。

虞姬常随项羽出征，楚汉相争后期，项羽趋于败局，于公元前202年，被汉军围困垓下，兵少粮尽，夜闻四面楚歌，哀大势已去，面对虞姬，在营帐中酌酒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词苍凉悲壮，情思缱绻悱恻，史称《垓下歌》。

此际，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竟也流露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哀叹。随侍在侧的虞姬，怆然拔剑起舞，并以歌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自刎，以断项羽后顾之私情，激项羽奋战之斗志，希冀胜利突围。死后葬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城东15华里、303省道南侧有虞姬坟。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 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后来清朝有位诗人以虞姬的口吻作诗一首：“君王意气尽江东，贱妾何堪入汉宫；碧血化为江边草，花开更比杜鹃红。”虞姬如此大义凛然、忠于爱情，人民至今传颂不已。

更也有近代词人喋血赞扬虞姬的诗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英雄末路美人怨。也持吴越薄钢刃，香魂血溅乌江岸。”表现了虞姬忠烈的性格。

得宠：秦灭亡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分封各路有功的人，或为王，或为侯，虞姬也被封为美人。当时皇帝的内宫分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八等，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名位上自然是低于皇帝，以“美人”封虞姬已经是比较高的名号了，由此见得虞姬深得项羽宠爱。自此“虞美人”的名字传扬开来。

墓地

灵璧墓
　　到灵璧县城东、宿泗公路南侧，有一片终年常绿的树林，树林中有一座古墓。墓基隆起，碑石林立，静穆凝重。这就是安徽省重点保护文物——虞姬墓。园内有陈列室，陈列室采用砖木结构，粉墙小窗，青灰色小瓦，内进雕梁画栋，结构巧妙。

定远墓
　　位于安徽定远二龙乡。

庙宇

明朝崇祯年间，虞姬故乡人民在颜集镇西首建立虞姬庙，以祭祀这位巾帼英烈。

清乾隆三十年，乡人吴九龄重建中殿、大殿，四十年重建后楼。光绪初，宿迁叶祥麟重修。庙貌巍峨，正殿供奉虞姬戎装塑像，显示家乡人民对虞姬的高度崇敬之情。

叶祥麟为悦来镇叶上庄人，候选光禄寺正。叶上庄与颜集隔沂河而相望，今属沭阳县。

出生地

今江苏省沭阳县颜集镇
　　沭阳县颜集镇为虞姬故乡 ，境内有虞姬沟蜿蜒半境，此沟因人得名，沟畔有胭脂井、霸王桥、九龙口、点将台、项宅等史迹。沭阳，隶属江苏省宿迁市，因位于沭河之阳而得名。据《江西吉安庐陵项氏家谱》记载：虞后生时五凤鸣于宅，异香闻于庭，生于丁丑卒己亥，葬彭城。
　　沭阳民间关于虞姬的传说佳话也是颇多。据介绍，清代著名文学家、诗人袁枚曾任沭阳知县，离任43年后重游沭阳时，特地再到颜集乡凭吊虞姬，作有《过虞沟游虞姬庙》诗，并自注“相传，虞故沭人也”。民国期间沭阳当地曾对虞姬庙进行修建，后该庙在抗战期间毁于战火。

一说今江苏苏州常熟人
　　楚国灭亡后，项羽自幼便随叔父逃亡至会稽郡吴县，并后来在苏州一带率领江东子弟起义。项羽结识虞姬，虞姬为今江苏苏州常熟人，常熟有虞山，今是著名的虞山风景区，虞姬即出生于常熟虞山脚下一个村舍——虞溪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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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本姓张，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神头镇）人，西汉著名词赋家，幽默风趣且才华横溢，在政治方面也颇具天赋，他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汉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以重用。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后人汇为《东方太中集》。"轶事典故

割肉遗妻
　　东方朔做常侍郎的时候，汉武帝有一次在伏天赏赐肉给侍从。然而负责分肉的官丞却迟迟未来。东方朔便独自拔剑割肉，并对他的同僚们说：“伏天应当早点回家，请允许我接受天子的赏赐。”随即把肉包好怀揣着离去。后来太官丞将此事上奏汉武帝。武帝便问东方朔：“昨天赐肉，你不等诏令下达，就用剑割肉走了，是为什么？”于是东方朔脱帽跪谢请罪。汉武帝说：“先生站起来自责吧！”东方朔再拜说：“东方朔呀！东方朔呀！接受赏赐却不等诏令下达，这是多么无礼呀！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呀！割肉不多，又是多么廉洁呀！回家送肉给妻子吃，又是多么仁爱呀！”汉武帝听罢笑着说：“让先生自责，没想到你竟反过来称赞自己！”于是又赐给他一石酒、一百斤肉，让他回家送给妻子。

岁更其妇
　　东方朔任郎官时，汉武帝时常给他赐食。东方朔每次吃完后便把剩下的肉揣在怀里打包带走，衣服脏了之后汉武帝又赏赐他绸绢。东方朔便将汉武帝赏赐的财物全部用于娶长安城年轻漂亮的女子。然而每位女子都是娶回来一年就被抛弃，再重新迎娶。

大隐于朝
　　汉武帝身边的郎官大多数人认为东方朔是疯子，武帝则认为东方朔若是不行荒唐之事，身边的郎官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而东方朔自己则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隐居在朝廷中的人。古时候的人皆隐居深山之中。东方朔时常在酒席中饮酒畅快之时便唱：“隐居在世俗中，避世在金马门。宫殿里可以隐居起来，保全自身，何必隐居在深山之中，茅舍里面。”

驺牙归义
　　有一次建章宫出现了一只长的像麋鹿的动物，但是没有人认识这只动物。汉武帝便命令东方朔来看。东方朔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请赐给我美酒好饭让我饱餐一顿，我才说。”武帝应允。吃过酒饭，东方朔又说：“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陛下赏赐给我，我才说。”武帝再次答应。于是东方朔说道：“这只动物叫驺牙。当远方有前来投诚的事情，驺牙便会先出现。它的牙齿前后一样，大小一致而没有大牙，所以它叫驺牙。”后来过了一年左右，匈奴混邪王果然带领十万人来归降汉朝。武帝于是又赏赐东方朔很多钱财。

善哉瞿所
　　汉武帝游上林苑时看见一棵好树，问东方朔树名，东方朔说 ：“此树名叫善哉。”汉武帝暗中让人标记这棵树。过了数年之后，再次问东方朔此树之名，东方朔回答说：“此树名叫瞿所。”武帝于是说：“东方朔欺骗我很近了啊，此树的名字为何与之前说的不一样呢？”东方朔回答道：“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昨日的善哉今日已长成瞿所。生老病死，万物成败，哪里有定数？汉武帝于是大笑。”

怪哉怪哉
　　汉武帝游幸甘泉宫，看到驰道中有一只红色的小虫，头部的牙齿耳鼻都有，但是没人认识。汉武帝于是让东方朔来观看，东方朔看完之后回答说：“此虫名叫怪哉。曾经此地关押了很多无辜的人，众人哀愁怨恨，都仰首叹息：“怪哉怪哉！”藉此而感动了上天，因愤而生，所以名叫怪哉。此处必定是当年秦朝的狱所。“汉武帝当即翻阅地图，果然如东方朔所说。汉武帝又问：“如何驱赶这种虫子呢？”东方朔回答：“但凡有忧愁的人，以酒则解愁，陛下用酒灌它自然就消失了。”于是武帝使人将虫子放置在酒中，过了一会儿果真消散。

上林鹿死
　　汉武帝时有人因为擅自杀了上林苑的鹿，被有司判为死罪。东方朔对武帝说：“这个人确实该死，理由有三：一是使陛下因为一头鹿而杀人，这是第一个该死的理由；让天下人知道陛下看重鹿而轻人命，这是第二个该死的理由；匈奴有犯边的急情，需要鹿的角撞死匈奴兵，这是第三个该死的理由。”汉武帝听了之后不说话，然后赦免了杀鹿的人。

不死之酒
　　汉武帝斋戒七天，遣峦大带来数十名男女去君山寻不死药。峦大得不死酒而归。汉武帝想要喝时，东方朔说：“我能识别这酒的真假，陛下请看。”说罢便饮了一口。汉武帝烦怒想要杀了东方朔，东方朔说：“陛下如果杀了臣，就证明这酒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喝了能够不死，那么陛下就杀不死臣。”于是汉武帝赦免了东方朔。

劫后余灰
　　汉武帝凿昆明池，挖了非常深，挖出来的都是灰黑色的灰，没有土。举朝官员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此汉武帝召来东方朔问。东方朔说：“臣愚昧不知道这个原因，陛下可以尝试去询问西域的胡人。”汉武帝认为东方朔不知道，又难以找到西域胡人询问。待到汉明帝时期，外国的胡人来到洛阳，当时有人记起东方朔所说的话，便试着问武帝时期灰黑色的东西。胡人说：“天地的大劫快要来临时，就会有劫烧，那灰黑色的东西便是大劫燃烧后余下的灰烬。”世人才知东方朔所言是真。

后世纪念

东方朔庙会
　　因史书载东方朔为“射覆”高手，每猜必中。故民间多有关东方朔相术占卜方面的传说，而占卜的盲人对其更是备加推崇，占卜技艺代代相传，每年三月三对其供奉跪拜，尊称占卜鼻祖。每到农历三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东方朔崇拜者自四面八方赶到东方朔祠和东方朔墓，供奉跪拜，年复一年，延续不断。后来又逐渐增加了秧歌、高跷、舞狮子、民乐表演、物资交流等内容，时间也由曾经的一天延长为三月初三至初五共三天。这就是名闻遐迩的神头三月三庙会，即以纪念东方朔为主题的经济文化活动。自汉朝兴起，晋朝时盛极一时，且历经千余年延续不衰。虽然文革期间一度中断，但后来又得以恢复。

东方朔公园
　　东方朔公园原名东方公园，是取东方朔之复姓“东方”。2014年10月，正式更名东方公园为东方朔公园。东方朔公园位于山东德州市陵城区城区中心地段，东邻政府北大街，南接陵州东路，西靠青年街，北倚文庙路，占地220亩，是2008年县委、县政府投资1.6亿元建设的重点民心工程。该公园由青岛理工大学建筑设计专家徐飞鹏教授设计，处处讲究布局对称，自北端的文化艺术中心向南依次为中国结广场、东方朔塑像、历史广场、文化长廊、泰山石、玉带桥，组成一条主轴线；武术广场、滑冰场，舞蹈广场、戏曲广场，休闲林地、小游园等东西对称排列。公园原以“东方”命名，是取东方朔之复姓“东方”。2014年10月，正式更名东方公园为东方朔公园。[7]

东方朔牌楼
　　在湖北黄石市铁山区龙衢湾入口处，有座始建于明代成化年初的古牌楼，当地人称据东方朔牌楼。据当地的《陆氏家谱索引》记载，东方朔牌楼古时只有石坊，石坊有三门，正中门楣正面额书“上古仙踪”，背书“岁星瑞桃”，两边门楣正背面各额书一至今尚少人认识的古楚文字。宋真宗时这青石坊曾维修过一次，元末红巾军与元军激战时被毁，那四个古楚文字，明代重修时被描存在陆氏宗祠之中。

明永乐末年，龙衢居士岁贡士陆凤翥首倡重修并亲笔临摹陆柬之手迹，重书“上古仙踪”和“岁星瑞桃”。明代成化年间，村民在此基础上，重修建了一座两丈高的青石牌坊，名曰“上古仙踪”，以纪念西汉大学士东方朔。

青石坊耸立在东方山西麓、走马寨的登山古道上，石坊四周古木参天，溪流清澈，水流悠悠。遗憾的是，这珍贵的石坊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寇做了碉堡，陆凤翥临摹的陆柬手迹，被几个陆姓农民收藏，在“文革”“破四旧” 时被砸碎铺了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铁山区人民政府重新修缮了这座东方朔牌楼。

评价

他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自己的观点，“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但因性格诙谐，滑稽多智，常在武帝面前谈笑，被汉武帝视为倡优之类人物，始终不得重用。于是东方朔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抒发不满。其中赋体散文《答客难》是其代表作，开了赋体文学的新领域。杨雄的《解嘲》和班固有《答客戏》，都是由《答客难》的形式发展来的。

东方朔亦著有《神异经》。在后来的各种记载中，东方朔的事迹常被神化，将其描绘成暂居人间的神仙之类的人物。李白也有诗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东方朔同时因其滑稽多智被尊为相声业的祖师爷。

东方朔是一个协助汉武帝巩固政权，打败匈奴、扩展疆土的智慧文人 他报读史书 精通兵法 由于过于狂妄自大 一直没得到武帝的重用 既不重用 也不流放 就这样 到后来汉武帝野心膨胀 到处征战 东方朔规劝不了 使得民不聊生 他知道这也有他的责任 因此悄然离开他过去一直向往的宫殿，归隐田间。

人物生平

公车署上书
　　汉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更是写了三千片竹简的内容上书，这些竹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而武帝则花了二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在自荐书中，东方朔说：“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开始读书，经过三年的刻苦，读的书籍已经够用；在十五岁时学习击剑；十六岁学《诗》、《书》；阅读量达到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又开始学习兵法和做战常识，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这样的人，应该能够做天子的大臣吧！”。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

待诏金马门
　　由于公车令奉禄微薄，又始终未得汉武帝召见，东方朔很是不满。为了尽快得到汉武帝的召见，东方朔故意吓唬给汉武帝养马的几个侏儒：“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紧去向皇帝求情！”侏儒们听后大为惶恐，哭着向汉武帝求饶。汉武帝问明原委，即召来东方朔责问。东方朔终于有了一个直接面对皇帝的机会。他风趣地说：“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侏儒身高三尺，我身高九尺，然而我与侏儒所赚奉禄却一样多，总不能撑死他们而饿死小臣吧！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粮食。”汉武帝听后捧腹大笑，于是命令他在金马门待诏，至此东方朔稍得些微亲近。

初升常侍郎
　　汉武帝有一次玩射覆的游戏时把壁虎藏在盂中，却没有人猜中。东方朔向武帝自请说：“臣曾学《易》，请允许我猜猜是什么。”于是他将蓍草排成各种卦象，回答道：“我认为说它是龙却无角，说它是蛇又有足，肢肢而行脉脉而视，善于爬墙，这东西不是壁虎就是蜥蜴。”于是汉武帝赐给东方朔十匹帛。后来武帝又让东方朔猜其它的东西，而东方朔每猜必中，皆有赏赐。东方朔也因此被汉武帝宠幸的伶人郭舍人嫉妒。郭舍人对汉武帝说东方朔狂妄自大，其实并没有真本领，猜中只是偶然。并向汉武帝请求与东方朔一决高下。郭舍人用树上的寄生出题，不料东方朔竟也猜中。败后的郭舍人依然不甘心，又向东方朔出谜语，然而东方朔应声就答，没有谜语能够难住他，在场的所有人亦非常惊讶。此后，汉武帝便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东方朔也终于受到了汉武帝的喜爱和宠幸。

拜太中大夫
　　建元三年，汉武帝常常以平阳侯的身份出游狩猎，出游的时间也从一天到五天。后来，这样的游玩已经不能为汉武帝所满足。加之路途遥远又被当地的百姓厌烦，于是汉武帝萌生了修建上林苑的想法。在估算完修苑囿所占农田的价值之后，又派人划出占地所属县的荒地以抵偿农民。做此决策之时东方朔恰好在场，便向武帝谏言上林苑所处之地的物产富饶及地势险要，若修以林苑则是不恤农时、非富国强民之计。并列出不可修建上林苑的三个原因。又举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大兴土木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最后献上《泰阶六符》希望汉武帝能够观察天象的变异而自省自己所做的事情。汉武帝因此拜东方朔为一千石太中大夫之官职，加给事中之衔，并赏赐黄金百斤。

免职复中郎
　　东方朔有一次喝醉了酒，进入殿中后在殿上小便，而此举被其他官员弹劾 。因犯下大不敬之罪，汉武帝下诏免其官职，将东方朔贬为庶人。让东方朔在宦者署待诏。后来，汉武帝的姐姐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因杀人被捕入狱，汉武帝在隆虑公主死前曾答应其姐用黄金千斤、钱一千万预先赎昭平君一死。然而当昭平君真的犯下杀人死罪之时，汉武帝又不想违逆法律的准则，让查处此案的法官依法判决。因违背了对姐姐的诺言而难受。东方朔这时却举杯向武帝祝寿，汉武帝认为东方朔的话说的不是时候就现行离开了。傍晚的时候才诏见东方朔问其原因。东方朔便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讲述悲伤的情绪对身体寿命的影响，酒是最好的消愁之物，故以酒祝寿显明陛下的刚正不阿，又可以为陛下解哀愁。于是汉武帝又任命东方朔为中郎之职，并赏赐布帛百匹。

将死多善言
　　东方朔又举荐他的儿子做郎官，其子后升为谒者，经常奉汉武帝之命持节出使。及东方朔老，临终前规劝武帝说：“《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武帝说：“如今东方朔说话竟如此正经。”并对此感到惊奇。过了不久，东方朔便生病去世了。古书上说：“鸟到临死时，它的叫声特别悲哀；人到临终时，它的言语非常善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主要成就

政治贡献
　　东方朔终其一身最高职务为一千石的太中大夫，在“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朝，东方朔未能立下青史书名的政治功绩，然其以近侍的身份与汉武帝君臣相伴多年，亦对汉武帝的行为举措做出了一定影响。

东方朔利用其接近汉武帝的机会，察言观色，一有机会便直言切谏。在修上林苑之事上谏武帝戒奢恤民，在昭平君杀人之事上谏武帝公正执法，在主人翁事件上谏武帝矫枉风化。诸如此等，不一而足。

文学成就
　　东方朔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据史书记载其与枚皋多有辞赋，然而存世的却很少。

个人作品
　　《答客难》、《屏风》、《非有先生论》、《皇太子生禖》、《封泰山》、《殿上柏柱》、《神异经》、《平乐观赋猎》、《责和氏璧》、《从公孙弘借车》、《试子诗》、《七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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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婕妤（公元前48年—2年），西汉女辞赋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以辞赋见长的女作家之一。祖籍楼烦（今山西朔县宁武附近）人，是汉成帝的妃子，善诗赋，有美德。初为少使，立为婕妤。《汉书·外戚传》中有她的传记。她的作品很多，但大部分已佚失。现存作品仅三篇，即《自伤赋》、《捣素赋》和一首五言诗《怨歌行》（亦称《团扇歌》）。"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班婕妤是楚令尹子文的后人，左曹越骑校尉班况的女儿。班婕妤出身功勋之家，其父班况在汉武帝时抗击匈奴，驰骋疆场，立下汗马功劳。而她自幼聪明伶俐，秀色聪慧，工于诗赋，文才出众，读书甚多。

选入后宫
　　汉建始元年，汉成帝刘骜即位，班氏被选入皇宫，刚开始为少使，不久得宠，赐封“婕妤”。成帝让班婕妤居于后宫第三区增成舍宫，婕妤也为皇帝生下一皇子，但是数月即夭折，之后班婕妤再也没有生育。班婕妤经常诵读《诗经》、《窃窕》、《德象》、《女师》等，而且每次觐见皇帝，都依照古代礼节。

皇帝专宠
　　汉成帝为班婕妤的美貌及文才所吸引，很喜爱班婕妤。为了能够时刻与班婕妤形影不离，他特别命人制作了一辆较大的辇车，以便同车出游，但却遭到班婕妤的拒绝，她说：“看古代留下的图画，圣贤之君，都有名臣在侧。夏、商、周三代的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才有嬖幸的妃子在坐，最后竟然落到国亡毁身的境地，我如果和你同车出进，那就跟他们很相似了，能不令人凛然而惊吗？”汉成帝认为她言之成理，同辇出游的意念只好暂时作罢。

当时王太后听到班婕妤以理制情，不与皇帝同车出游，非常欣赏，对左右亲近的人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在这里，王太后把班婕妤与春秋时代楚庄公的夫人樊姬相提并论，给了她很大的嘉勉与鼓励。樊姬很贤惠，曾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王太后把班婕妤比作樊姬，使班婕妤的地位在后宫更加突出。班婕妤当时加强在妇德、妇容、妇才、妇工等各方面的修养，希望对汉成帝产生更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有道的明君。但是汉成帝不是楚庄王，自赵飞燕姐妹入宫后，声色犬马，班婕妤受到冷落。

赵氏诬陷
　　赵氏姐妹入宫后，飞扬跋扈，许皇后十分痛恨，无可奈何之余，想出一条下策，在寝宫中设置神坛，晨昏诵经礼拜，祈求皇帝多福多寿，也诅咒赵氏姐妹灾祸临门。事情败露以后，赵氏姐妹故意讲，许皇后不仅咒骂自己，也咒骂皇帝，汉成帝一怒之下，把许皇后废居昭台宫。赵氏姐妹还想利用这一机会对她们的主要情敌班婕妤加以打击，诬陷班婕妤参与“ 巫盎” 案。汉成帝听信谗言。然而班婕妤却从容不迫地对称：“我知道人的寿命长短是命中注定的，人的贫富也是上天注定的，非人力所能改变。修正尚且未能得福，为邪还有什么希望？若是鬼神有知，岂肯听信没信念的祈祷？万一神明无知，诅咒有何益处！我非但不敢做，并且不屑做！”汉成帝觉得她说的有理，又念在不久之前的恩爱之情，特加怜惜，不予追究，并且厚加赏赐，以弥补心中的愧疚。

班婕妤是一个有德操的贤淑妇女，经不起互相谗构、嫉妒、排挤、陷害的折腾，为免今后的是是非非，她认为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因而缮就一篇奏章，自请前往长信宫侍奉王太后，把自己置于王太后的羽翼之下，就也不怕赵飞燕姐妹的陷害了，汉成帝允其所请。

请居深宫
　　班婕妤前往长信宫侍奉王太后，从此呆在深宫。班婕妤怜悯年华老去，借秋扇自伤，作《团扇诗》，又称《怨歌行》，班婕妤自知，自己如秋后的团扇，再也得不到汉成帝的怜爱了。不久，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赵合德也成了昭仪，然而这些都与班婕妤无关了，她除了陪侍王太后烧香礼拜之外，长昼无俚，弄筝调笔之余，间以涂涂写写，以抒发心中的感慨，从而为文坛留下了许多诗篇。

落寞晚年
　　汉成帝在绥和二年三月，崩于未央宫。汉成帝崩逝后，班婕妤要求到成帝陵守墓以终其生。于是王太后让班婕妤担任守护陵园的职务，从此班婕妤每天陪着石人石马，冷冷清清地度过了她孤单落寞的晚年。大概一年后班婕妤就病逝了，时年约四十余岁。死后，葬于汉成帝陵中。

人物评价

总评
　　班婕妤相貌秀美，文才颇高，尤其熟悉史事，常常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她经常开导汉成帝；班婕妤还擅长音律，既写词又谱曲，她的词曲有感而发，使汉成帝在丝竹声中受益匪浅。对汉成帝而言，班婕妤不只是她的侍妾，也是他的良师益友。班婕妤的贤德在后宫中也是有口皆碑。因她不干预朝政，谨守礼教，深受时人敬慕，有“古有樊姬，今有婕妤”之称。

班婕妤算得上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女，但宫廷女子的作用本来就是讨皇帝的欢心，是否有才倒不重要。会做诗的班婕妤，终是敌不过会飞舞的赵飞燕。班婕妤堪称古代妇德的楷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又未尝不是为此所害。

班婕妤的一生可以看作是古代后宫嫔妃生命历程的一个标本。她的人生从繁华到萧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后宫嫔妃们的普遍人生境遇。她们或许凭借才华美貌，能赢得帝王的一时喜爱或宠信，但终会因人老色衰或其它种种原因而被无情地抛在一边，渐渐被忘却。更言之，班婕妤的生命历程，也是男权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

钟嵘《诗品》将班婕妤列入上品诗人十八位之列。西晋博玄诗赞她：“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进辞同辇，以礼臣君。纳侍显得，谠对解份。退身避害，云邈浮云。”

历史评价
　　曹植：“有德有言，实惟班婕。盈冲其骄，穷悦其厌。在夷贞坚，在晋正接。临飒端干，冲霜振叶。”

傅玄：“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进辞同辇，以礼匡君，纳侍显德，谠对解纷，退身避害，志邈浮云。”

左芬：“恂恂班女，恭让谦虚，辞辇进贤，辩祝理诬，形图丹青，名侔樊虞。”

轶事典故

团扇出现在西汉时期，又称绢宫扇、合欢扇，是当时妃嫔仕女的饰品。班婕妤由于赵飞燕姐妹诬陷迫害，为自保请求居住深宫，作《团扇歌》。之后历代，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势的象征。而团扇与凄楚的人生境况的关联，就是源于汉代的班婕妤。

班婕妤移居长信宫后，悄然隐退在深宫之中。每天长信宫门打开，她便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扫地，生活刻板而单调。她感到自己仿佛秋天被弃的扇子，孤独寂寞。便作诗赋以自伤悼，借以度过光阴，常常触景伤情。她在《团扇歌》中自比秋扇，感叹道：“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用洁白的细绢剪裁的团扇，天热时与主人形影相随。凉秋时节，则被弃置箱中。后世便以“秋凉团扇”作为女子失宠的典故，又称“班女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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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西汉的第7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刘彻开拓汉朝最大版图，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汉武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之一。晚年穷兵黩武，又造成了巫蛊之祸，征和四年刘彻下罪己诏。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轶事典故

名字轶事
　　汉武帝幼年曾以彘为名的说法出于志怪小说《汉武故事》：“景帝亦梦高祖谓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
　　而《史记·孝景本纪》和《汉书·孝景纪第五》已经明确写明刘彻被立为胶东王前，名字已经是彻了，根本没有使过彘字。即使是后世的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卷第十六·汉纪八》，也没有采信《汉武故事》的说法，由此，幼名彘是以讹传讹。其实，汉代彘彻同音，说汉武帝本名刘彘是同音致讹。

求仙
　　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元封元年，汉武帝到泰山行封禅大礼，听信一些方士“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的鼓惑，“乃复东至海”，以“望冀遇蓬莱”。所希望见到的“蓬莱”仙山在山东海边没有“遇”到，其“并海”而“北至碣石”，沿着海边一直来到有“神岳”盛名的碣石山祭神求仙。汉武帝此行碣石，使碣石山一带沿海地区的求仙活动在时隔百年之后死灰复燃。而他搞的求仙活动，比秦始皇要热闹许多，如召鬼神、炼丹沙、候神等，各种名堂数不胜数，而且动辄就入海求“蓬莱”，指山说封禅。当时，为了迎合他祀神求仙，“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为此，碣石山一带又留下不少祀神求仙的各种各样的建筑。在碣石山南麓，迄今存有汉武帝行宫的遗迹，1958年在修建位于昌黎县城的西山东坡原二中校园操场时，曾出土了大量“千秋万岁”瓦当和大型汉瓦，其地当为汉武帝来碣石山时驻跸的行宫所在地。
　　在碣石山，刘彻也像秦始皇一样，进行了刻石纪功活动。对此，郦道元的《水经注·濡水》有明确记述：“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絫县为昌黎在西汉时的县名，坐落在昌黎县城之北的碣石山主峰仙台顶之所以又名“汉武台”，当以“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得称。“汉武台”，极可能为碣石山主峰最古的专有名称。

金屋藏娇
　　“金屋藏娇”典故来自志怪小说《汉武故事》，正史中无此记载。《汉武故事》中写道：后长主还宫，胶东王数岁，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陈皇后，小名阿娇，原为汉景帝刘启的外甥女，生得甜美妩媚、楚楚动人。某日，其母带她入宫，汉景帝的儿子刘彻也在一边玩耍，便将刘彻抱起问道：“我把阿娇姐姐嫁给你为妻好吗？”
　　阿娇年岁虽比刘彻大，但刘彻长居深宫，经常与阿娇嬉戏，见大姐姐皓齿明眸，又擅童玩，于是毫不考虑地回答：“好啊！如果阿娇姐姐嫁给我，我就盖一栋黄金屋，把她藏之于内！”景帝听到，随口道来：“彻儿小小年纪，已懂得‘金屋藏娇’！”

评价

总评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的治理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汉书》评叙刘彻“雄才大略”，《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他的功业，对中国历史进程和后来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

历代评价
班固：“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汲黯：“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
曹丕：“孝武帝承累世之遗业，遇中国之殷阜，府库余金钱，仓廪畜腐粟，因此有意乎灭匈奴而廓清边境矣。故即位之初，从王恢之画，设马邑之谋，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载之间，征匈奴四十馀：举盛馀，逾广汉，绝梓岭，封狼居胥，禅姑幕，梁北河，观兵瀚海，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纳休屠昆邪之附，获祭天金人之宝。斩名王以千数，馘酋虏以万计。既穷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积聚，虏不暇于救死扶伤，疲困于孕重堕殒。元封初，躬秉武节，告以天子自将，惧以两越之诛，彼时号为威震匈奴矣。”
曹植：“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蛮，恢拓土疆。简定律历，辨修旧章。封天禅土，功越百王。”
李世民：“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
虞世南：“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於始皇，则为优矣。至於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馀而德不足。”
马周：“孝武皇帝虽然穷奢极侈，但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则天下必不能全。”
司马贞：“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司马光：“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李纲：“茂陵仙客，算真是，天与雄才宏略。猎取天骄驰卫霍，如使鹰鹯驱雀。战皋兰，犁庭龙碛，饮至行勋爵。中华疆盛，坐令夷狄衰弱。追想当日巡行，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亲总貔貅谈笑看，黠虏心惊胆落。寄语单于，两君相见，何苦逃沙漠。英风如在，卓然千古高著。”
朱熹：“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
吴裕垂：“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赵翼：“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孙中山：“秦皇汉武、元世祖、拿破仑，或数百年，数十年而斩，亦可谓有志之士矣。拿破仑兴法典，汉武帝纪赞，不言武功，又有千年之志者。”
毛泽东：“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翦伯赞：“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

历史首创
汉武帝是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
汉武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这一点，一直沿用至今。
汉武帝时期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秦统一后中国见于史籍记载的《舆地图》，元狩四年四月丙申，“太仆臣公孙贺行御史大夫事……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武帝亲自策问，选拔人材做官。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
元朔五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郡国可按一定条件选送一些人，可受业如弟子。经考试，能通一艺以上，可用作官吏。
汉武帝在独尊儒术时，又“悉延百端之学”，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的格局。
元封二年，汉武帝亲临现场督察堵塞黄河瓠子决口。
汉武帝时推广耧车下种，此后这一方法在中国用了两千多年。
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史上属首次。
汉武帝元封六年令细君公主嫁乌孙和亲。
在轮台、渠犁屯田，并置使者校尉。
汉武帝时用井渠法作龙首渠，后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并进而入波斯等地。
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种植，从大宛引进了良种马———天马，西域的乐曲、魔术传至中国，中国的铸铁技术、丝织品、丼渠法、漆器传至大宛等地。
汉武帝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
元封五年，为加强对诸侯王和地方高官的监察，置十三州部刺史，令六百石级别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级别的郡国守相。
为加强皇权，改革丞相制度，设立中朝。
元鼎二年禁郡国铸钱，专令国家所属上林三官铸钱，非三官钱不得流通，郡国以前所铸钱皆废销。
汉武帝通过大量移民在西北边郡屯田，这对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经营西域起了重大作用。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的皇帝。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要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皇帝，为此又在今内蒙筑受降城。
李广利伐大宛后，西域南道诸国多臣服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不敢争西域，罢僮仆都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督护，管理西域南、北道诸国，西域诸国臣服于汉。至此，西边直达里海，都成为了汉朝的疆域。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首次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统治了今天的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的地区。

陵寝墓地

在西汉的11座帝陵中，最大的当数汉武帝茂陵。茂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下辖的兴平市东北原上，西距兴平市12公里，东距咸阳市15公里。其北面远依九嵕山，南面遥屏终南山。东西为横亘百里的“五陵原”。此地原属汉时槐里县之茂乡，故称“茂陵”。它高46.5米，顶端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40.60米。据《关中记》载：“汉诸陵皆高12丈，方120丈，惟茂陵高14丈，方140丈。”上述与今测量数字基本相符。总占地面积计为56878.25平方米，封土体积848592.92立方米。陵园四周呈方形，平顶，上小下大，形如覆斗，显得庄严稳重。至今东、西、北三面的土阙犹存，陵周陪葬墓尚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等人的墓葬。它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生平

早期经历
　　汉武帝生于汉景帝前元年；据《史记》、《汉书》的后妃传记载，汉武帝生于汉文帝后七年六月。母王氏，汉景帝中子。其母王氏在怀孕时，汉景帝尚为太子。王氏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告诉景帝后，景帝说：“此贵征也。”刘彻还未出生，他的祖父汉文帝就逝世了。汉景帝即位后，刘彻出生，他亦是王氏唯一的儿子。
　　前元四年，刘彻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东王。同年，景帝的长子、他的异母长兄刘荣获封为太子。前元六年秋九月，无子无宠的薄皇后被废。第二年春正月，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夏四月乙巳，其母王氏被立为皇后，丁巳，刘彻被立为太子。他成为太子与其母孝景王皇后和其姑母馆陶公主刘嫖有很大关系。刘嫖许诺将她的女儿陈氏嫁给当时四岁的胶东王刘彻。刘彻后娶陈氏为妃，两人成婚的时间无考。
　　后元三年正月，景帝逝世。甲子，太子刘彻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皇后王氏曰皇太后。

君临天下
　　登基之初，汉朝建立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安定，朝廷大臣们都希望天子举行祭祀泰山和梁父山的封禅大典，改换确定各种制度。而皇上也崇尚儒家的学说，就通过贤良方正的科目招纳贤士。赵绾、王臧等人靠文章博学而做官，达到公卿的高位。他们想要建议天子按古制在城南建立宣明政教的明堂，作为朝会诸侯的地方。他们所草拟的天子出巡、封禅和改换历法服色制度的计划尚未完成，正赶上窦太后还在推崇信奉黄帝、老子的道家学说，不喜欢儒术，于是派人私下里察访赵绾等人所干的非法谋利之类的事情，传讯审查赵绾、王臧，赵绾、王臧自杀，他们所建议兴办的那些事情也就废止了。
　　直至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得以掌握大权。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王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王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思想上，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儒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长安创立专门的儒学教育——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汉武帝时期，汉朝亦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西汉王朝的国力已蒸蒸日上。汉武帝在承袭这些政策同时，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的发展。
　　在军事上，汉武帝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后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征服西域，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采取和平手段和军事手段使西域诸国臣服。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由此而始。
　　在天文历法上一直是汉承秦制，汉初一直推行秦历——颛顼历，以10月为岁首。直至汉武帝太初改历，施行新历法。而春节正是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

巫蛊之祸
　　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末年皇室内部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当时人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汉武帝也不例外。有一天中午，他正躺在床上睡觉，忽然梦见几千个手持棍棒的木头人朝他打来，把他给吓醒了。他以为有人在诅咒他，立即派江充去追查。
　　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擅自动用军费1900万钱，事败后被捕下狱。时值汉武帝下诏通缉阳陵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将朱安世捕获移送朝廷。孰料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声称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汉武帝大怒，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满门抄斩。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相继被牵连入内，被杀。
　　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江充一直搜查到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住室，把事先准备好的木头人拿出来陷害太子。此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不在长安。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把江充杀了。苏文逃到汉武帝处，向汉武帝控诉太子，汉武帝开始并不相信此说，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汉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太子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市民约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髦率领的军队，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长安城有流言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敢依附皇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却不断加强，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
　　汉武帝愤怒异常，唯有壶关三老令孤茂敢上书汉武帝为太子申冤。
　　太子向东逃到湖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经常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太子有一位以前相识的人住在湖县，听说很富有，太子派人去叫他，于是消息泄露；八月辛亥，地方官围捕太子；太子知道自己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自缢而死；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
　　太子有三子一女，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太子之子、史皇孙刘进有一子刘病已幸存，尚在襁褓中，后改名刘询，为汉宣帝。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有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高寝郎田千秋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于是汉武帝霍然醒悟，立即就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并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曾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也陆续被杀。汉武帝怜太子无辜，就派人在湖县修建了一座宫殿，叫作“思子宫”，又造了一座高台，叫作“归来望思之台”，借以寄托他对太子刘据和那两个孙子的思念，天下闻而悲之。

轮台罪己
　　汉武帝晚年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冷，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下《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天下也因此又逐渐归于和谐，为昭宣中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托孤霍光
　　公元前88年，汉武帝叫画工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子刘弗陵作皇帝。在这段时间里，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因过”受到斥责，忧死于云阳宫。一般认为是子幼母壮，为了防止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找借口处死了她。
　　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于弥留之际立刘弗陵为太子，四天后的丁卯日，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七十岁。三月甲申葬于茂陵。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朝政。其后继者昭帝和宣帝坚持执行武帝晚年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因而在西汉中期出现了被后世称颂的昭宣中兴局面。
　　刘彻去世后，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
　　魏晋南北朝之前，去世的皇帝能否追尊庙号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西汉十四帝，历经211年，仅有四位皇帝拥有庙号，即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孝文帝刘恒、世宗孝武帝刘彻、中宗孝宣帝刘询。

著述

刘彻不但是政治家，也是一位爱好文学、提倡辞赋的诗人。明人王世贞以为，其成就在“长卿下、子云上”其他存留的诗作，《瓠子歌》、《天马歌》、《悼李夫人赋》也“壮丽鸿奇”，为诗论家所推崇。

他的这首清丽隽永，笔调流畅的《秋风辞》，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此诗虽是即兴之作，一波三折，抒写得曲折缠绵。沈德潜《古诗源》卷二：“《离骚》遗响。文中子谓乐极哀来，其悔心之萌乎？”以“《离骚》遗响”观之，乃就文辞而言，沈德潜的评价非常切实。鲁迅称此诗“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为政举措

政治
　　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边境匈奴袭扰不断，而封建统治思想尚待确立。

加强中央集权
　　为加强中央集权，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即允许诸王将自自己的土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内容主要是：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武帝还找借口，一次就削去当时一半的侯国。汉武帝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设立中朝
　　在惠帝、文帝、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汉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经常会借口打压杀死丞相，导致朝中大臣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他便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汉武帝削弱丞相的权力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原来做丞相的都是开国的功臣，他们已经年老，或者去世。汉武帝便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来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在公元前年，汉武帝便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来做丞相，这样就改变了以前总是由贵族来做丞相的惯例。

建立年号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年汉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但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来看，上面都标有建元、元光等年号，证明建元、元光等年号并非后来追命。

设立刺史
　　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汉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公元前年，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十二个州都叫刺史。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种特点。”“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

五用人方针
　　汉武帝时任用官吏是多元化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可通过任子制度使子孙当官；有钱人可通过“赀选”当官；先贤的后裔可以受照顾，如贾谊的两个儿子就被关照当了郡守。然而，尤为突出的是武帝用人惟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磾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
　　汉武帝用人标准是惟才是举，“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意思是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
　　正因如此，汉武帝时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罪己诏
　　征和四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军事
　　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开始，国力强盛，击败强大的匈奴帝国，远征西域大宛，臣服西域，收服两越，通西南夷，东灭朝鲜，设立西域“都护校尉”，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正是从西汉开始，奠定了今天中华的版图疆域；西汉是汉朝疆域最大的时期，北极漠北、西愈葱岭、东到朝鲜、南到大海；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第一次把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世界，汉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犁轩及诸旁国。开拓了链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其中最远到达的犁轩位于埃及亚利山大港，这是汉朝使节到达的最远国家。欧亚非的丝绸贸易就此成型。

击溃匈奴
　　从公元前年至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公元前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万骑出云中，西至陇西，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在那里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万屯垦，又重新修了秦代的旧长城，派兵驻守。卫青升为长平侯。
　　公元前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余人，凯旋而归。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一次，他一马当先，率领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据此封他为冠军侯，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公元前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同年，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公元前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郡和代郡出发，共击匈奴单于于漠北。 卫青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直抵阗颜山，歼敌.万余人。霍去病深入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俘敌.万余人，饮马瀚海，到达今天的贝加尔湖。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并西迁。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以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匈奴帝国开始走向衰落。-

开拓西域
　　远征大宛：大宛，地处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为了得到汗血马于是命使者，带黄金二十万两及一匹黄金铸成的金马去大宛国都，求换汗血马。但大宛国王毋寡以汗血马为大宛国宝而拒绝，汉朝使节就在毋寡面前，破口大骂，并把金马击碎，掉头而去，毋寡因而大怒并杀死使团，夺走金银财宝。汉武帝闻使者被杀，财物被劫，不禁大怒，立命李广利任贰师将军，发兵数万远征大宛。太初四年，汉武帝命李广利远征大宛。汉军人多势众，声势浩大，沿途小国不敢对抗，纷纷开城出迎，供给食粮和饮水。只有轮台抗拒汉军，闭城紧守。汉军攻数日，破城，屠轮台，此后无人敢挡。直袭大宛都城贵山城，首先切断其水源，然后将贵山城团团包围，日夜攻打，破其外城，杀大宛勇将煎靡。大宛统治集团内部终于发生内讧，其贵人多怨大宛王毋寡，于是共同杀死毋寡，遣使持毋寡首级赴汉营求和，表示愿将良马驱出供汉军挑选，从此大宛服属西汉。李广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攻打郁成城。经过激战，郁成城守军终于抵敌不住，战败投降，郁成王逃往康居。上官桀率军追至康居，向康居要人。康居见大宛已破，遂将郁成王交与上官桀。上官桀手下上邽骑士赵弟在途中杀郁成王。汉军击败大宛，威震西域。西域诸国纷纷遣子弟入汉贡献，并作为人质。西域臣服。
　　车师之战：元封三年，汉武帝令从票侯赵破奴击破姑师，威震乌孙、大宛等西域诸国。征和四年，汉武帝令重合侯莽通率万骑兵击匈奴，途经车师北。莽通令成娩率军中楼兰、尉犁、危须等西域国兵，进攻车师，以扫除大军前进的障碍。国兵将车师团团包围，车师投降，臣属于汉。
　　楼兰之战：元封三年，汉武帝命从票侯赵破奴率兵数万击姑师及楼兰。姑师也多次袭杀汉使。赵破奴令数受楼兰追杀、拦截之苦的王恢为先锋，率人，攻破楼兰，俘楼兰王。楼兰降服于西汉。
　　龟兹之战：汉武帝通西域后，李广利破大宛回军途经扞弥，恰逢赖丹要去龟兹为质。李广利派人责问龟兹王，龟兹王听从姑翼之议，派兵攻杀赖丹，后又害怕，遂上书谢罪。宣帝本始三年，长罗侯常惠，监护乌孙发兵万大破匈奴后，回朝途中，上书请击龟兹，以偿杀赖丹之罪，常惠调集龟兹以西诸兵万人，又遣副使调集龟兹东面诸国兵万人，令乌孙发兵千，从三面进击龟兹。龟兹王极为惊恐，急忙相告，杀赖丹是前王听信贵人姑翼所干，于己无关，并执姑翼来见常惠。常惠斩姑翼，罢兵。
　　莎车之战：汉武帝通西域后，莎车与西汉建立了友好关系，不断遣子入汉为质。汉宣帝元康元年，卫候冯奉世护送大宛等国使臣回国，途经鄯善国伊脩城，驻守于此的汉都尉宋将向他报告了莎车的不轨行为。此时，西域都护郑吉在北道诸国间。冯奉世与副使严昌商议，认为如不立即攻莎车，待其势力强大将难以制服，那样必然危及汉在西域的统治。于是冯奉世下令调集诸国之兵，进击莎车，破莎车城，呼屠征自杀。冯奉世另立莎车王其他昆弟为王。其余诸国叛乱也被平息，恢复了西汉在这里的统治。

征服朝鲜
　　公元前年，汉武帝派兵由水、陆两路进攻，灭亡盘踞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卫氏朝鲜。公元前年，汉武帝统一其旧域后，在那里划分地方行政区域，设置了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史称“汉四郡”。四郡其下各辖若干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很显然，“汉四郡”的设置，说明汉武帝已经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纳入了汉帝国的统治范围。

开拓闽越
　　汉武帝元鼎五年春，杀南越王、王太后及汉使，歼灭韩千秋军。是年秋，武帝遣路博德、杨仆等兵分五路沿水道征讨南越。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克南越国都番禺，生擒南越王相吕嘉。南越亡。汉在南越设立南海，儋耳、珠奎、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郡。元鼎六年秋，武帝下令分兵征讨东越。至元封元年，各路汉军进至东越国境，原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杀余善降汉。武帝鉴于闽越地势险恶，其人又多次图谋反汉，诏命各路将领将当地民众迁徙到江、淮地区。闽越遂亡。至此，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东越、南越地区，均归属汉朝，南边的疆域到达今天越南的南部。

开拓西南
　　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武帝乃拜唐蒙为郎中将，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于是汉朝于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经济
　　改革币制
　　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六次改革后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盐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这项制度实施，使国家独占国计民生意义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

文化
　　思想
　　思想上，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济上采纳桑弘羊的主张，由政府直接经营运输和贸易；军事上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大将，解除了匈奴的威胁，统一今两广一带，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他能诗善赋，重用四方文人贤士、重视文化建设。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广开献书之路。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各类图书，皆在数十年间广充秘府，史称“书积如丘山”。当时政府藏书处所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皇宫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藏书达卷。皇室和政府藏书空前丰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

独尊儒术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一，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均受排斥，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学说。“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但是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只是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比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太初历》的制订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一次历法大改革，是中国文明在世界天文学上的不朽贡献。《太初历》的科学成就，首先在于历法计算上的精密准确。中国汉初以前，主要采用“古六历”中的《颛顼历》。

创立太学
　　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

乐府
　　乐府一名本指管理音乐的官府。汉武帝在掌管雅乐的太乐官署之外，另创立乐府官署，掌管俗乐，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后人把乐府机关配乐演唱的诗歌，也称乐府。-

外交
　　沟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传入胡瓜、胡豆、胡麻、石榴、胡萝卜、葡萄、汗血马、核桃、天马等。中原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向西输送，铸铁技术，井渠法也传到西域，历史意义重大。

开辟丝绸之路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到公元前 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三十六国，互不统属。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有乌孙、且弥等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区，又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
　　北道诸国有龟兹、疏勒、焉耆、车师等较大的国家。南道诸国有莎车、于阗、楼兰等国。
　　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大批金币丝帛以及牛羊向西域进发。张骞到达乌孙后，原定目的虽未达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 元鼎二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武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身毒、奄蔡、条支、犁轩，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自此，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开辟了链接东到长安，西到罗马帝国，最远至埃及亚历山大的贸易通道。
　　元封三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 ，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太初元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大宛，击败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顺。西汉又在楼兰、渠犁、轮台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实际上西域已经正式纳入中华版图。

生日争议

《史记》王太后传云“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而索隐《汉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汉书》王太后传云“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史记》与《汉书》皆以武帝生于景帝即位后而孕于文帝去世前，汉文帝崩于后七年六月己亥时武帝在孕期内，六月丁未景帝即位，如以七月七日算武帝当生于汉文帝后七年七月七日而当年为甲申年；若据《汉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则武帝生于景帝元年乙酉年七月七日，与《史记》、《汉书》所记“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相差一年，且孕期超过十三个月非一般正常孕期，所以应以《史记》、《汉书》所记“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为武帝生年依据。

《史记》汉武帝本纪云“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汉书》汉武帝纪云“年四岁立为胶东王。七岁为皇太子，母为皇后。十六岁，后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以《史记》和《汉书》所记武帝当生于景帝元年而为周岁，至孝景四年四岁立为胶东王，至孝景七年七岁立为皇太子，孝景十六年十六岁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武帝当生于汉景帝元年而当在三月份或三月前应不出十个月的孕期，《汉武故事》所记日期“乙酉年七月七日”当不可信。根据《史记》、《汉书》王太后传“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武帝应生于汉文帝后七年六月丁未景帝即位之日。

如果以汉景帝元年出生当在三月份或三月之前的春季，如果以汉文帝后七年出生当在六月份景帝即位之后或六月之后后半年。

家族成员

家世
曾祖父：太祖高皇帝刘邦、曾祖母：高皇后薄氏
祖父：太宗孝文皇帝刘恒、祖母：孝文皇后窦氏
外祖父：王仲、外祖母：臧儿，故燕王臧荼孙。
父亲：孝景皇帝刘启、母亲：孝景皇后王氏

后妃

皇后
陈皇后，生卒年不详，无子，西汉武帝刘彻的第一任皇后，正史未留其名，终被废，居长门宫。
卫子夫：孝武卫思后，也称卫皇后，名不详，字子夫。中国汉代平阳人，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原是平阳侯曹寿和平阳公主的讴者，建元二年，被到访平阳公主家的汉武帝临幸并带入宫中。
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称赞卫皇后：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可见卫皇后具有母仪天下的品格，因此才能够得到这位大史学家的称赞。【注《汉书新注》“夫”，卫子夫。】

妃嫔
李夫人，后由霍光追封为孝武李皇后，李延年的妹妹，生昌邑王刘髆。
王夫人，生齐怀王刘闳。史记里王夫人去世后刘彻命齐少翁招其魂，汉书将这段故事移到了李夫人身上。
赵婕妤，生汉昭帝刘弗陵。后来被追封为赵太后。
尹夫人
邢夫人
李姬，生刘旦、刘胥。
某氏，生夷安公主。
某氏，生盖长公主。

子女

儿子

1. 长子 戾太子刘据，母皇后卫子夫，其孙刘询后为汉宣帝。
2. 次子 齐怀王刘闳，母王夫人，元狩六年立，18岁驾薨。
3. 三子 燕剌王刘旦， 母李姬。
4. 四子 广陵厉王刘胥。
5. 五子 昌邑哀王刘髆， 母李夫人，天汉四年立。
6. 六子 汉昭帝刘弗，母钩弋夫人赵婕妤，在位十三年，21岁驾崩。

女儿
由于历史记载不详，刘彻之女未有明确排序，而且很可能部分帝女未曾史书留名。

1. 长女 卫长公主，是汉武帝和卫皇后的长女，也是汉武帝最喜欢的女儿。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派人到处寻访方士。最著名的方士栾大，被封为五利将军、天道将军、地道将军、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汉武帝还将卫长公主嫁给了他，后来武帝发现栾大是个骗子，怒火中烧，派人把栾大活活烧死，以泻心头之恨。从此卫长公主再无事迹见于史料。只知道她的儿子曹宗可能在“巫蛊之祸”中遇害身亡，汉宣帝时她的孙子曹喜恢复了列侯爵位，这个爵位一直延续到东汉。
2. 鄂邑长公主，生母不详，刘彻去世后因抚养汉昭帝被封长公主，与燕王刘旦、上官桀、上官安及桑弘羊等合谋诛除霍光，事发后自杀。
3. 诸邑公主，史记索隐称其母为卫子夫，死于巫蛊之祸。
4. 石邑公主，史记索隐称其母为卫子夫，生卒年不详。
5. 阳石公主，生母不详，死于巫蛊之祸。
6. 夷安公主，生母不详，嫁汉武帝姊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后昭平君因杀人犯法而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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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年，西汉音乐家，生年不详。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原本因犯法而受到腐刑，负责饲养宫中的狗，后因擅长音律，故颇得武帝喜爱。一日为武帝献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的妹妹由此入宫，称李夫人。后因李夫人生下了昌邑王刘髆，李延年也得以被封“协律都尉”，负责管理皇宫的乐器，极得武帝宠幸，“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李夫人去世后，爱弛，太初年间，因弟弟李季奸乱后宫，汉武帝下诏灭李延年和李季兄弟宗族。"生平

李延年，男，生年不详，汉武帝太初年间去世。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中山人，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妹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代表作《佳人曲》。

李延年年轻时因犯法而被处腐刑，在宫里主管皇帝的猎犬的地方做事，其“性知音，善歌舞”，按《汉书》说法，在李夫人得宠前，他的歌声便颇受武帝喜爱，而按《史记》的说法，李延年是李夫人得宠后才引起汉武帝的注意。但可以明确的是，李延年的妹妹受封为夫人后，李延年荣宠一时，被封为乐府协律督尉，“佩两千石印授，而与上卧起”。后其妹病去，逐渐爱驰，因其弟李季奸乱后宫所连，被族。征和三年，李广利投降匈奴后，李家又一次被族诛，尽灭。

一时荣宠

李夫人由平阳公主引荐给武帝。李延年的歌唱得很好，“每为新声变曲，围者莫不感动”， 《汉书》记载，元封年间，李延年在武帝前演唱《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完后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说：“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平阳公主说这位佳人就是延年的妹妹，于是武帝便召见延年的妹妹，果真“妙丽善舞”，其妹因此歌得幸，后来被武帝立为夫人，李夫人所生之子便是昌邑哀王。因其妹受宠，李延年被封做协律都尉，负责乐府的管理工作，每年二千石的俸禄，与上卧起。荣宠一时。

家族尽灭

《史记》记载“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

太初年间，李夫人早卒，李家渐渐失宠，李延年的弟弟李季奸乱后宫，汉武帝下诏族李延年和李季兄弟宗族。

当时其兄李广利正在攻打大宛未归，未受李季牵连。但李广利第一次出征没有粮草无功而返，汉武帝令其不得入玉门关，第二年重整装备攻下大宛，太初四年归来后被武帝封为海西侯。征和三年，李广利出征匈奴前与丞相刘屈髦密谋推立刘髆为太子被人告发，汉武帝勃然大怒，腰斩刘屈髦，刘妻枭首于市，族尽李广利家族。李广利投降匈奴，后被杀。

就这样，李家被族两次，尽灭。

音乐贡献

李延年不但善歌，且长于音乐创作，他的作曲水平很高，技法新颖高超，且思维活跃，他曾为司马相如等文人所写的诗词配曲，又善于将旧曲翻新，他利用张骞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编为28首“鼓吹新声”，用来作为乐府仪仗之乐，是我国历史文献上最早明确标有作者姓名及乐曲曲名，用外来音乐进行加工创作的音乐家。他为汉武帝作《郊祀歌》19首，用于皇家祭祀乐舞。

李延年把乐府所搜集的大量民间乐歌进行加工整理，并编配新曲，广为流传，对当时民间乐舞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李延年对汉代音乐风格的形成及我国后来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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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前179－前122），西汉皇族，淮南王。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他是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他曾招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鸿烈》亦称《淮南子》。刘安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他将鸡蛋去汁，以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同时，刘安也是我国豆腐的创始人。"主要成就

编写《鸿烈》
　　刘安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近代学者梁启超称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的巨著《淮南子》。

《淮南子》又被称为《淮南鸿烈》或《鸿烈》，是刘安在做淮南王时，“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撰写而成的。刘安作为主编，《淮南子》也反映出了他本人的思想。

《淮南子》原有“内书”21篇、“外书”33篇和“中书”8卷，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轴，内容涉及到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是汉代道家学说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不过流传至今的《淮南子》只剩下“内书”21篇。

《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成为集黄老学说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同时又在继承春秋时的“气”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淮南子》蕴含丰富的史学研究价值和精神智慧。

热气球升空
　　刘安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他将鸡蛋去汁，以艾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

发明豆腐
　　刘安是中国豆腐和豆浆的创始人。明朝罗颀在《物原》中提到前汉书刘安做豆腐的记载。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

人物生平

流誉天下
　　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孝文帝八年，封为阜陵侯。孝文帝十六年，封为淮南王。

孝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举兵反叛，吴国使者到淮南联络，刘安意欲发兵响应。淮南国相说：“大王如果非要发兵响应吴王，臣愿为统军将领。”淮南王就把军队交给了他。淮南国相得到兵权后，指挥军队据城防守叛军，不听刘安的命令而为朝廷效劳；朝廷也派出曲城侯蛊捷率军援救淮南：淮南国因此得以保全。

刘安好读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不喜欢嬉游打猎，很注意抚慰百姓，流誉天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有苏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编写《鸿烈》。

当时汉武帝喜好文学，对父辈刘安较为尊重。每次给予书信，常召司马相如等文士看过草稿才发出。刘安入朝献上新作，往往为汉武帝喜爱而秘藏。曾受命写《离骚传》，早上受诏，日食时就献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次宴见，谈说政治及方技赋颂，直到黄昏才罢休。

心怀异志
　　建元二年，刘安入京朝见汉武帝。当时身任太尉的田蚡，因与刘安原有交情，亲自到霸上迎接。还对刘安说：“现今陛下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施行仁义，天下无人不知。假如有一天宫车晏驾皇上过世，不是您又该谁继位呢！”刘安大喜，厚赠田蚡金银钱财物品。刘安暗中结交宾客，安抚百姓，谋划叛逆之事。

建元六年，汉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刘安上书劝谏，说用兵有害无益，得到汉武帝的称赞。可是，他自己却在谋兵。这一年，彗星出现，刘安感到怪异。有人劝说刘安道：“先前吴国起兵时，彗星出现仅长数尺，而兵战仍然血流千里。现在彗星长至满天，天下兵战应当大兴。”刘安心想汉武帝没有太子，若天下发生变故，诸侯王将一齐争夺皇位，便更加加紧整治兵器和攻战器械，积聚黄金钱财贿赠郡守、诸侯王、说客和有奇才的人。各位能言巧辩的人为刘安出谋划策，都胡乱编造荒诞的邪说，阿谀逢迎淮刘安。刘安心中十分欢喜，赏他们很多钱财，而谋反之心更甚。

刘安有个女儿名刘陵。刘安让她在长安刺探朝中内情，结交汉武帝亲近的人。

元朔三年，汉武帝赏赐刘安几案手杖，恩准他不必入京朝见。刘安与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刘迁，封淮南王世子，娶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之女为妃。刘安策划制造谋反的器具，害怕太子妃知道后向朝中泄露机密，就和刘迁策划，让他假装不爱妃子，三个月不和她同席共寝。于是刘安佯装恼怒刘迁，把他关起来，让他和太子妃同居一室三月，而刘迁始终不亲近她。太子妃请求离去，刘安便上奏朝廷致歉，把她送回娘家。王后荼、太子刘迁和女儿刘陵受刘安宠爱，专擅国权，侵夺百姓田地房宅，任意加罪拘捕无辜之人。

密谋败露
　　元朔五年，刘迁学用剑，自以为剑术高超，无人可比。听说郎中雷被剑艺精湛，便召他前来较量。雷被一让再让，后来剑误中刘迁。刘迁发怒，从此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雷被害怕，表示愿意去奋击匈奴，实际上是想借此离开淮南王国而到长安去。刘安听信儿子之言，罢了雷被的官。

元朔五年，雷被私自跑到长安，向汉武帝上书表白。汉武帝将他的告章交给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刘迁，刘安与王后荼想不让刘迁去受审，打算发兵对抗，犹豫未决，十多天没有定下来。适值汉武帝有诏就淮南审讯刘迁，不必逮往河南郡了。这时，淮南相对寿春县丞顺从刘安之意而不及时逮送刘迁非常生气，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刘安向淮南相说情，淮南相不听。刘安派人上书告淮南相，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查究。追查到刘安，刘安派人到朝廷侦探，公卿要求将刘安逮捕查办。刘安担心事情暴露，打算发兵对抗。

刘迁建议不要操之过急，献策说：“如果朝廷使臣来逮捕父王，父王可叫人身穿卫士衣裳，持戟站立庭院之中，父王身边一有不测发生，就刺杀他，我也派人刺死淮南国中尉，就此举兵起事，尚不为迟。”这时汉武帝不批准公卿大臣的奏请，而改派朝中中尉殷宏赴淮南国就地向淮南王询问查证案情。刘安闻讯朝中使臣前来，立即按刘迁的计谋做了准备。朝廷中尉到达后，刘安看他态度温和，只询问自己罢免雷被的因由，揣度不会定什么罪，就没有发作。中尉还朝，把查询的情况上奏。公卿大臣中负责办案的人说：“淮南王刘安阻挠雷被从军奋击匈奴等行径，破坏了执行天子明确下达的诏令，应判处弃市死罪。”汉武帝诏令不许。公卿大臣请求废其王位，汉武帝诏令不许。公卿大臣请求削夺其五县封地，汉武帝诏令削夺二县。

朝廷派中尉殷宏去宣布赦免刘安的罪过，用削地以示惩罚。中尉进入淮南国境，宣布赦免刘安。刘安起初听说朝中公卿大臣请求杀死自己，并不知道获得宽赦削地，他听说朝廷使臣已动身前来，害怕自己被捕，就和刘迁按先前的计谋准备刺杀他。待到中尉已至，立即祝贺刘迁获赦，刘迁因此没有起事。事后他哀伤自己说：“我行仁义之事却被削地，此事太耻辱了。”然而刘迁削地之后，策划反叛的阴谋更为加剧。诸位使者从长安来，制造荒诞骗人的邪说，凡声称汉武帝无儿，汉家天下不太平的，淮南王闻之即喜；如果说汉王朝太平，汉武帝有男儿，淮南王就恼怒，认为是胡言乱语，不可信。

伍被劝谏
　　刘安日夜和伍被、左吴等察看地图，部署进军的路线。刘安说：“陛下没有太子，一旦过世，官中大臣必定征召胶东王，要不就是常山王，诸侯王一齐争夺皇位，我可以没有准备吗？况且我是高祖的亲孙，亲行仁义之道，陛下待我恩厚，我能忍受他的统治；陛下万世之后，我岂能事奉小儿北向称臣呢！”

刘安坐在东宫，召见伍被一起议事，招呼他说：“将军上殿。”伍被不高兴地说：“陛下刚刚宽恕赦免了大王，您怎能又说这亡国之话呢！臣听说伍子胥劝谏吴王，吴王不用其言，于是伍子胥说‘臣即将看见麋鹿在姑苏台上出入游荡了’。现在臣也将看到宫中遍生荆棘，露水沾湿衣裳了。”

刘安大怒，囚禁起伍被的父母，关押了三个月。然后淮南王又把伍被召来问道：“将军答应寡人吗？”伍被回答：“不，我只是来为大王筹划而已。臣听说听力好的人能在无声时听出动静，视力好的人能在未成形前看出征兆，所以最智慧、最有道德的圣人做事总是万无一失。从前周文王为灭商纣率周族东进，一行动就功显千代，使周朝继夏、商之后，列入‘三代’，这就是所谓顺从天意而行动的结果，因此四海之内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追随响应他。这是千年前可以看见的史实。至于百年前的秦王朝，近代的吴楚两国，也足以说明国家存亡的道理。臣不敢逃避伍子胥被杀害的厄运，希望大王不要重蹈吴王不听忠谏的覆辙。过去秦朝弃绝圣人之道，坑杀儒生，焚烧《诗》《书》，抛弃礼义，崇尚伪诈和暴力，凭借刑罚，强迫百姓把海滨的谷子运送到西河。在那个时候，男子奋力耕作却吃不饱糟糠，女子织布绩麻却衣不蔽体。秦始皇派蒙恬修筑长城，东西绵延数千里，长年戍边、风餐露宿的士兵常常有数十万人，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暴野千里，流血遍及百亩，百姓气力耗尽，想造反的十家有五。秦皇帝又派徐福入东海访求神仙和珍奇异物，徐福归来编造假话说：‘臣见到海中大神，他问道：“你是西土皇帝的使臣吗？”臣答道：“是的。”“你来寻求何物？”臣答：“希望求得延年益寿的仙药。”海神说：“你们秦王礼品菲薄，仙药可以观赏却不能拿取。”当即海神随臣向东南行至蓬莱山，看到了用灵芝草筑成的宫殿，有使者肤色如铜身形似龙，光辉上射映照天宇。于是臣两拜而问，说：“应该拿什么礼物来奉献？”海神说：“献上良家男童和女童以及百工的技艺，就可以得到仙药了。”’秦始皇大喜，遣发童男童女三千人，并供给海神五谷种籽和各种工匠前往东海。途中徐福觅得一片辽阔的原野和湖泽，便留居那里自立为王不再回朝。于是百姓悲痛思念亲人，想造反的十家有六。秦始皇又派南海郡尉赵佗越过五岭攻打百越。赵佗知道中原疲敝已极，就留居南越称王不归，并派人上书，要求朝廷征集无婆家的妇女三万人，来替士兵缝补衣裳。秦始皇同意给他一万五千人。于是百姓人心离散犹如土崩瓦解，想造反的十家有七。宾客对高皇帝说：‘时机到了。’高皇帝说：‘等等看，当有圣人起事于东南方。’不到一年，陈胜吴广揭竿造反了。高皇帝自丰邑沛县起事，一发倡议全天下不约而同的响应者便不可胜数。这就是所谓踏到了缝隙窥伺到时机，借秦朝的危亡而举事。百姓期望他，犹如干旱盼雨水，所以他能起于军伍而被拥立为天子，功业高于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恩德流被后世无穷无尽。

如今大王看到了高皇帝得天下的容易，却偏偏看不到近代吴楚的覆亡么？那吴王被赐号为刘氏祭酒，颇受尊宠，又被恩准不必依例入京朝见，他掌管着四郡的民众，地域广至方圆数千里，在国内可自行冶铜铸造钱币，在东方可烧煮海水贩卖食盐，溯江而上能采江陵木材建造大船，一船所载抵得上中原数十辆车的容量，国家殷富百姓众多。吴王拿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宗室贵族和朝中大臣，唯独不给皇戚窦氏。反叛之计谋划已成，吴王便发兵西进。但吴军在大梁被攻克，在狐父被击败，吴王逃奔东归，行至丹徒，让越人俘获，身死绝国，令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吴楚有那样众多的军队都不能成就功业？实在是违背了天道而不识时势的缘故。如今大王兵力不及吴楚的十分之一，天下安宁却比秦始皇时代好万倍，希望大王听从臣下的意见。若大王不听臣的劝告，势必眼见大事不成言语却已先自泄露天机。臣听说箕子路过殷朝故都时心中很悲伤，于是作“麦秀之歌”，这首歌就是哀痛纣王不听从王子比干的劝谏而亡国。所以《孟子》说‘纣王贵为天子，死时竟不及平民’。这是因为纣王生前早已自绝于天下人，而不是死到临头天下人才背弃他。现在臣也暗自悲哀大王若抛弃了诸侯国君的尊贵，朝廷必将赐给绝命之书，令大王身先群臣，死于东宫。”

于是，伍被怨哀之气郁结胸中而神色黯然，泪水盈眶而满面流淌，即刻站起身，一级级走下台阶离去了。

祸起萧墙
　　刘安有个庶子刘不害，年龄最大，因不受刘安喜欢，故王后荼不以其为子，刘迁不以其为兄。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才高负气，常怨望太子轻视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怀不满，阴结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刘迁，以其父代之。刘迁得知，将刘建逮捕拷打。刘建心里越加怨恨。他了解到刘迁曾想谋杀汉中尉的情况之后，于元朔六年，派其友人严正向汉武帝上书，说才能出众的刘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阴谋之事。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河南郡处治。这时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插了一手。审卿怨恨淮南厉王刘长杀了其祖父审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孙弘添油加醋地告发淮南之事。

河南郡府审问刘建，他供出了刘迁及其朋党。刘安担忧事态严重，意欲举兵反叛，就向伍被问道：“汉朝的天下太平不太平？”伍被回答：“天下太平。”淮南王心中不悦，对伍被说：“您根据什么说天下太平？”伍被回答：“臣私下观察朝政，君臣间的礼义，父子间的亲爱，夫妻间的区别，长幼间的秩序，都合乎应有的原则，陛下施政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风俗和法度都没有缺失。满载货物的富商周行天下，道路无处不畅通，因此贸易之事盛行。南越称臣归服，羌僰进献物产，东瓯内迁降汉，朝廷拓广长榆塞，开辟朔方郡，使匈奴折翅伤翼，失去援助而萎靡不振。这虽然还不赶不上古代的太平岁月，但也算是天下安定了。”

刘安大怒，伍被连忙告谢死罪。刘迁又对伍被说：“崤山之东若发生兵战，朝廷必使大将军卫青来统兵镇压，您认为大将军人怎样？”伍被说：“我的好朋友黄义，曾跟随大将军攻打匈奴，归来告诉我说：‘大将军对待士大夫有礼貌，对士卒有恩德，众人都乐意为他效劳。大将军骑马上下山冈疾驶如飞，才能出众过人。’我认为他武艺这般高强，屡次率兵征战通晓军事，不易抵挡。又谒者曹梁出使长安归来，说大将军号令严明，对敌作战勇敢，时常身先士卒。安营扎寨休息，井未凿通时，必须士兵人人喝上水，他才肯饮。军队出征归来，士兵渡河已毕，他才过河。皇太后赏给的钱财丝帛，他都转赐手下的军官。即使古代名将也无人比得过他。”刘安听罢沉默无语。

商议起兵
　　刘安眼看刘建被召受审，害怕国中密谋造反之事败露，想抢先起兵，但是伍被认为难以成事，于是刘安再问他道：“您以为当年吴王兴兵造反是对还是错？”伍被说：“我认为错了。吴王富贵已极，却做错了事，身死丹徒，头足分家，殃及子孙无人幸存。臣听说吴王后悔异常。希望大王三思熟虑，勿做吴王所悔恨的蠢事。”

刘安说：“男子汉甘愿赴死，只是为了自己说出的一句话罢了。况且吴王哪里懂得造反，竟让汉将一日之内有四十多人闯过了成皋关隘。现在我令楼缓首先扼住成皋关口，令周被攻下颍川郡率兵堵住轘辕关、伊阙关的道路，令陈定率南阳郡的军队把守武关。河南郡太守只剩有洛阳罢了，何足担忧。不过，这北面还有临晋关、河东郡、上党郡和河内郡、赵国。人们说‘扼断成皋关口，天下就不能通行了’。我们凭借雄踞三川之地的成皋险关，招集崤山之东各郡国的军队响应，这样起事，您以为如何？”伍被答道：“臣看得见它失败的灾祸，看不见它成功的福运。”淮南王说：“左吴、赵贤、朱骄如都认为有福运，十之有九会成功。您偏偏认为有祸无福，是为什么？”伍被说：“受大王宠信的群臣中平素能号令众人的，都在前次陛下诏办的罪案中被拘囚了，余下的已没有可以倚重的人。”

刘安说：“陈胜、吴广身无立锥之地，聚集起一千人，在大泽乡起事，奋臂大呼造反，天下就群起响应，他们西行到达戏水时已有一百二十万人相随。现今我国虽小，可是会用兵器打仗者十几万，他们绝非被迫戍边的乌合之众，所持也不是木弩和戟柄，您根据什么说起事有祸无福？”

伍被说：“从前秦王朝暴虐无道，残害天下百姓。朝廷征发民间万辆车驾，营建阿房宫，收取百姓大半的收入作为赋税，还征调家居闾左在贫民去远戌边疆，弄得父亲无法保护儿子平安，哥哥不能让弟弟过上安逸生活，政令苛严刑法峻急，天下人忍受百般熬煎几近枯焦。百姓都廷颈盼望，侧耳倾听，仰首向天悲呼，捶胸怨恨皇上，因而陈胜大呼造反，天下人立刻响应。如今陛下临朝治理天下，统一海内四方，泛爱普天黎民，广施德政恩惠。他即使不开口讲话，声音传播也如雷霆般迅疾；诏令即使不颁布，而教化的飞速推广也似有神力；他心有所想，便威动万里，下民响应主上，就好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般。而且大将军卫青的才能不是秦将章邯、杨熊可比的。因此，大王您以陈胜、吴广反秦来自喻，我认为不当。”

刘安说：“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不可以侥幸成功吗？”伍被说：“我倒有一条愚蠢的计策。”刘安说：“怎么办呢？”伍被答道：“当今诸侯对朝廷没有二心，百姓对朝廷没有怨气。但朔方郡田地广阔，水草丰美，已迁徙的百姓还不足以充实开发那个地区。臣的愚计是，可以伪造丞相、御史写给陛下的奏章，请求再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义士和处以耏罪以上的刑徒充边，下诏赦免犯人的刑罪，凡家产在五十万钱以上的人，都携同家属迁往朔方郡，而且更多调发一些士兵监督，催迫他们如期到达。再伪造宗正府左右都司空、上林苑和京师各官府下达的皇上亲发的办案文书，去逮捕诸侯的太子和宠幸之臣。如此一来就会民怨四起，诸侯恐惧，紧接着让摇唇鼓舌的说客去鼓动说服他们造反，或许可以侥幸得到十分之一的成功把握吧！”

刘安说：“此计可行。虽然你的多虑有道理，但我以为成就此事并不至于难到如此程度。”于是刘安命令官奴入宫，伪造皇帝印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史、中二千石、京师各官府令和县丞的官印，邻近郡国的太守和都尉的官印，以及朝廷使臣和法官所戴的官帽，打算一切按伍被的计策行事。刘安还派人假装获罪后逃出淮南国而西入长安，给大将军和丞相供事，意欲一旦发兵起事，就让他们立即刺杀大将军卫青，然后再说服丞相屈从臣服，便如同揭去一块盖布那么轻而易举了。

事败自尽
　　刘安想要发动国中的军队，又恐怕自己的国相和大臣们不听命。他就和伍被密谋先杀死国相与二千石大臣，为此假装宫中失火，国相、二千石大臣必来救火，人一到就杀死他们。谋议未定，又计划派人身穿抓捕盗贼的兵卒的衣服，手持羽檄，从南方驰来，大呼“南越兵入界了”，以借机发兵进军。于是他们派人到庐江郡、会稽郡实施冒充追捕盗贼的计策，没有立即发兵。刘安问伍被说：“我率兵向西挺进，诸侯一定该有响应的人；要是没人响应怎么办？”伍被回答说：“可向南夺取衡山国来攻打庐江郡，占有寻阳的战船，守住下雉的城池，扼住九江江口，阻断豫章河水北入长江的彭蠡湖口这条通道，以强弓劲弩临江设防，来禁止南郡军队沿江而下；再东进攻占江都国、会稽郡，和南方强有力的越国结交，这样在长江淮水之间屈伸自如，犹可拖延一些时日。”刘安说：“很好，没有更好的计策了。要是事态危急就奔往越国吧。”

于是廷尉把淮南王孙刘建供词中牵连出刘迁的事呈报了汉武帝。汉武帝派廷尉临趁前去拜见淮南国中尉的机会，逮捕太子。廷尉临来到淮南国，刘安得知，和刘迁谋划，打算召国相和二千石大臣前来，杀死他们就发兵。召国相入宫，国相来了；内史因外出得以脱身。中尉则说：“臣在迎接陛下派来的使臣，不能前来见王。”

刘安心想只杀死国相一人而内史、中尉不肯前来，没有什么益处，就罢手放走了国相。他再三犹豫，定不下行动的计策。刘迁想到自己所犯的是阴谋刺杀朝廷中尉的罪，而参与密谋的人已死，便以为活口都堵住断绝，就对父王说：“群臣中可依靠的先前都拘捕了，现今已没有可以倚重举事的人。您在时机不成熟时发兵，恐怕不会成功，臣甘愿前往廷尉处受捕。”刘安心中也暗想罢手，就答应了刘迁的请求。于是刘迁刎颈自杀，却未能丧命。伍被独自往见执法官吏，告发了自己参与淮南王谋反的事情，将谋反的详情全盘供了出来。

法吏因而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围了王宫，将国中参与谋反的刘安的宾客全部搜查抓捕起来，还搜出了谋反的器具，然后书奏向上呈报。汉武帝将此案交给公卿大臣审理，案中牵连出与刘安一同谋反的列侯、二千石、地方豪强有几千人，一律按罪刑轻重处以死刑。衡山王刘赐是刘安的弟弟，被判同罪应予收捕，负责办案的官员请求逮捕刘赐。

汉武帝说：“侯王各以自己的封国为立身之本，不应彼此牵连。你们与诸侯王、列侯一道去跟丞相会集商议吧。”赵王彭祖、列侯曹襄等四十三人商议后，都说：“淮南王刘安极其大逆无道，谋反之罪明白无疑，应当诛杀不赦。”胶西王刘端发表意见说：“淮南王刘安无视王法肆行邪恶之事，心怀欺诈，扰乱天下，迷惑百姓，背叛祖宗，妄生邪说。《春秋》曾说‘臣子不可率众作乱，率众作乱就应诛杀’。刘安的罪行比率众作乱更严重，其谋反态势已成定局。臣所见他伪造的文书、符节、印墨、地图以及其他大逆无道的事实都有明白的证据，其罪极其大逆无道，理应依法处死。至于淮南国中官秩二百石以上和比二百石少的官吏，宗室的宠幸之臣中未触犯法律的人，他们不能尽责匡正阻止淮南王的谋反，也都应当免官削夺爵位贬为士兵，今后不许再当官为吏。那些并非官吏的其他罪犯，可用二斤八两黄金抵偿死罪。朝廷应公开揭露刘安的罪恶，好让天下人都清楚地懂得为臣之道，不敢再有邪恶的背叛皇上的野心。”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等把大家的议论上奏，汉武帝便派宗正手持符节去审判刘安。宗正还未行至淮南国，刘安已提前自刎而死。王后荼、太子刘迁和所有共同谋反的人都被满门杀尽。汉武帝因为伍被劝阻淮南王刘安谋反时言词雅正，说了很多称美朝政的话，想不杀他。廷尉张汤说：“伍被最先为淮南王策划反叛的计谋，他的罪不可赦免。”于是杀了伍被。淮南国被废为九江郡。

重要作品

《淮南子》是刘安的思想的集大成者，研究刘安必须研究该著作。《淮南子》又被称为《淮南鸿烈》或《鸿烈》，是刘安在做淮南王时，“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撰写而成的。《淮南子》原为鸿篇巨制，共有“内书”21篇、“外书”33篇和“中书”8卷，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轴，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是汉代道家学说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淮南子》仅仅只剩下“内书”21篇了。

淮南王刘安带着满腹的怨恨和遗憾，匆匆走上了不归之路，但这位博学之士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近代学人梁启超称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的划时代巨著《淮南子》。

《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成为集黄老学说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同时又在继承春秋时的“气”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作为西汉时期一部影响巨大的社会百科全书，《淮南子》所蕴含的史学研究价值和丰富的精神智慧，仍有待我们后人去进一步挖掘。

另外很有趣的是，明朝罗颀在《物原》中提到前汉书刘安做豆腐的记载。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市火车站广场前还有刘安的骑马雕像，每年九月有豆腐节。

注：语文课本七年级下册课文出自「淮南子」这本书。

八公山介绍

八公山位于淮河南岸，现属于淮南市八公山区管辖，为著名的文化胜地，是汉代淮南王刘安的主要活动地，这儿曾集中了大量当时国内的一流知识分子，博大精深的《淮南子》也是在这里诞生的。也是绿色健康食品——豆腐的发源地，公认淮南王刘安及八公为豆腐发明人。

八公山 八公山是由大小四十余座山峰叠嶂而成，方圆达二百余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41.2米,八公山是连接淮南市八公山区与寿县八公山的一段山脉,也是一片风景区，寿县古时叫寿春，与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如淝水之战等连在一起。八公山历史上有淮山、楚山、淝陵、北山、寿春山之称。其山势绵延，一脉四十峰，处处景致迷人。被誉为“八公仙境”、“峻极之山”。古人赞道：“八公草木晚离离，仿佛成人似设奇。老气逼云含雾雨，空青拔地镇淮夷”。八公山因西汉淮南王刘安与八公在此学道成仙的神话和秦晋淝水之战而闻名遐迩，并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等一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八公山“蓄圣表仙”，瑰丽神奇，不愧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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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78－139），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学者，在汉朝官至尚书，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学术成就

张衡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著《灵宪》，作浑天仪。此外，在历法方面也有所研究。

《灵宪》是张衡有关天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发展。原文被《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所征引而传世。文中介绍的天文学要点如下：

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蚀起因于地遮日光，月绕地行且有升降。他认识到太阳运行的某些规律，正确解释了冬季夜长、夏季夜短和春分、秋分昼夜等时的起因。他指出在中原可以见到的星有2500个，与今人所知略近。他经过对某些天体运转情况的观测，得出一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的结论，与近世所测地球绕日一周历时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值相差无几。

人物生平

博通经籍
　　张衡的家族世代为当地的大姓。他的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光武帝刘秀登基后张堪被任命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立有大功。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被拜为渔阳太守。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一万骑兵。此后在他的任期内匈奴再也没有敢来侵扰。他又教人民耕种，开稻田八千顷，人民由此致富。所以，有民谣歌颂他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官清廉。伐蜀时他是首先攻入成都的，但他对公孙述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珍宝毫无所取。蜀郡号称天府，但张堪在奉调离蜀郡太守任时乘的是一辆破车，携带的只有一卷布被囊。

张衡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刻苦向学，少年时便会做文章。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辅地区。这一地区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都城洛阳。在那儿，他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结识了后来著名的学者崔瑗，与他结为挚友。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喜欢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诗歌、辞赋、散文上，尽管他才高于世，却没有骄傲之情。平常从容淡泊，不喜欢与俗人相交。

步入仕途
　　汉和帝永元年间，张衡被推举为孝廉，但他没有接受，公府几次征召也不到。当时，国家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没有不奢侈过度的。张衡于是仿照班固的《两都赋》，殚精竭思十年，才作成《二京赋》，用以讽谏朝廷。大将军邓骘欣赏张衡的才华，多次征召他，张衡都不应命。

公元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作了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八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

职掌太史
　　张衡擅长机械，特别用心于天文、阴阳、历算。平常喜爱扬雄的《太玄经》，对崔瑗说：“我看《太玄》，才知道子云妙极道数，可与《五经》相比，不仅仅是传记一类，使人论辩阴阳之事，汉朝得天下二百年来的书啊。再二百年，《太玄经》就会衰微吗？因为作者的命运必显一世，这是当然之符验。汉朝四百年之际，《玄》学还要兴起来的呢。”汉安帝早就听说张衡善术学，公元111年，张衡被朝廷公车特征进京，被拜为郎中，再升任太史令。于是研究阴阳，精通天文历法，制作浑天仪，著有《灵宪》、《算罔论》，写得较为详细明白。虽然在汉顺帝即位初年再调动它职，但后来又任太史令，张衡任此职前后达14年之久。他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一阶段里完成的。

张衡不慕当世的功名富贵，担任官职，往往多年都不得迁升。自从离开史官的职务五年后，又回到原职。于是设客问体，作《应问》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政事渐衰，宦官干政。张衡于是上疏陈事，劝谏顺帝。

外出国相
　　公元133年，张衡升任侍中，顺帝任用他在自己身边对国家的政事提出意见。顺帝曾询问张衡天下所痛恨的人。宦官们害怕他说自己的坏话，都用眼睛瞪着他，张衡便用一些不易捉摸的话回答后出来了。但宦官还是担心张衡以后会成为他们的祸害，于是群起毁谤张衡。张衡常想着如何立身行事。认为吉凶祸福，幽暗深微，不易明白，于是作《思玄赋》，以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志。

公元136年，张衡被外调任河间王刘政的国相。刘政骄奢淫逸，不遵法纪；又有不少豪强之徒，纠集在一起做乱。张衡到任后，严整法纪，打击豪强，暗中探得奸党名姓，一时收捕，上下肃然，他为政以清廉著称。任职三年后，张衡上书请求辞职归家，被征召拜为尚书。

公元139年，张衡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公元1009年，张衡因算学方面的成就被北宋追封为西鄂伯。

后世称张衡为“木圣”科圣）。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联合国天文组织于1970年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又于1977年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星”，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为纪念张衡及其诞生地河南南阳，将小行星9092命名为“南阳星”。

详细介绍

张衡，东汉人，章帝建初三年，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

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

张衡观测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

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

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星”

20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张衡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祖父张堪是地方官吏，任蜀郡太守和渔阳太守。张衡幼年时候，家境已经衰落，有时还要靠亲友的接济。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使他能够接触到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和一些生产、生活实际，从而给他后来的科学创造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后世称张衡为“科圣”。

发明创造

多级刻漏
　　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仪器。目前传世的三件西汉时代的刻漏，都是所谓“泄水型沉箭式单漏”。这种刻漏只有一只圆柱形盛水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容器内水面不断降低。浮在水面的箭舟所托着的刻箭也逐渐下降。刻箭穿过容器盖上的孔，向外伸出，从孔沿即可读得时刻读数。这种刻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滴出的速度是否均匀。而滴水速度则与管口的水压成正比变化。即随着水的滴失，容器内水面越来越降低，水的滴出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为了提高刻漏运行的均匀性和准确性，古人想了两步对策。第一步是把泄水型沉箭式改为蓄水型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收到另一个圆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都放在这个蓄水容器内，积水逐渐增多，箭舟托着刻箭渐逐上升，由此来求得时刻读数。第二步则是在滴水器之上再加一具滴水器。上面的滴水器滴出的水补充下面滴失的水，这样，可使下面的滴水器水面的下降大大延缓，从而使下面的滴水器出水速度的稳定性得到提高。这样的刻漏称为二级刻漏。如果按这思路类推，可以在二级刻漏之上再加一级，则刻漏运行的稳定性又可提高。这就成了三级刻漏，如此等等。大概在隋唐以后，中国发展出了四级和四级以上的刻漏。不过，关键的从单漏到二级漏这一步发生在什么时代？在张衡以前的文献和考古实物中都没有提供明显的资料。
　　不过在一篇题为《张衡漏水转浑天仪制》的文章中描述了张衡所用的刻漏是一组二级刻漏。这篇文章当是张衡或其同时代人的作品，原文已佚，现只在唐初的《初学记》卷二十五中留有几段残文。文如下：“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金胥徒，居右壶”。“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其中所谓叠置当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所谓差置是指上下二具容器放置得不相重而有所错开。所谓再叠差置当是指有三层容器错开叠放。至于下面的蓄水壶又分左、右两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刻制度夜间和白天有所不同，所以张衡干脆就用二把。同时，这样也便于刻漏的连续运行。

浑天仪
　　张衡在创作了浑天仪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此文全文已佚。只是在梁代刘昭注《后汉书·律历志》时作了大段引述而使之传世。刘昭注中把这段文字标题为《张衡浑仪》。称之为“浑仪”可能是刘昭所作的一种简化。在古代，仪器的定名并不严格。虽然后世将“浑仪”一词规范为专指观测仪器，但在隋、唐以前，“浑仪”也可用于表演仪器。刘昭所引此文与前面提到的《张衡漏水转浑天仪制》是否原属一篇文章，此事也已无可考。不过从二者标题文字相差甚大这一点来说，说是二篇文章也是有理由的。不管这事究竟如何，单说刘昭所引，近人已有证明，它应是张衡原作。
　　我们考察刘昭所引的这一段文字大约有三个内容。第一部分讲浑天学说和浑天仪中天极、赤道和黄道三者相互关系及彼此相去度数。第二部分讲所谓黄赤道差的求法和这种差数的变化规律。这是这一残文中的最多篇幅部分。第三部分讲黄道二十八宿距度以及冬、夏至点的黄道位置。仔细研究这篇残文可以得到两点重要信息。
　　其一，文中介绍了在天球仪上直接比量以求取黄道度数的办法：用一根竹篾，穿在天球两极。篾的长度正与天球半圆周相等。将竹篾从冬至点开始，沿赤道一度一度移动过去，读取竹篾中线所截的黄道度数，将此数与相应的赤道度数相减，即得该赤道度数下的黄赤道差。从这种比量方法可以悟得，中国古代并无像古希腊那样的黄经圈概念。中国古代的黄道度数实际是以赤经圈为标准，截取黄道上的弧段而得。这种以赤极为基本点所求得的黄经度数，今人名之为“伪黄经”、“极黄经”等等。对于像太阳这样在黄道上运动的天体，其伪黄经度数和真正的黄经度数是相等的。而对黄道之外的天体，则二者是有区别的，距黄道越远，差别越大。
　　其二，文中给出了所谓黄赤道差的变化规律。将赤道均分为24等分。用上述方法求取每一分段相当的黄道度数。此度数与相应赤道度数的差即所谓黄赤道差。这是中国古代所求得的第一个黄赤道差规律。黄赤道差后来在中国历法计算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作为首创者的张衡其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除了刘昭所引的这段文字之外，在晋、隋两《书》的“天文志”里所引述的葛洪的话中转引了一段题为《浑天仪注》的文字；在唐代《开元占经》第一卷里编有一段题为《张衡浑仪注》和一段题为《张衡浑仪图注》的文字。把这3段文字和刘昭所引的《浑仪》一文相比较后可以知道，葛洪所引的《浑天仪注》这段文字不见于刘昭所引，而见于《张衡浑仪注》中。《张衡浑仪注》的剩余部分和《张衡浑仪图注》即是刘昭所引文字的分割，但又有所增删。除此之外，在《开元占经》卷二十六“填星占”中还有3小段题为《浑仪》的文字；卷六十五的“天市垣占”下小注中有题为《张衡浑仪》的文字一句。这4段文字也不见于刘昭所引。总括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刘昭所引只是张衡《浑仪》一文的节选。张衡原文的内容更为丰富一些。但丰富到何种程度，现已无可考。且自《隋书· 经籍志》以来的目录著作中，对《浑仪》一文从来只标注为“一卷”。因此，想来不会有惊人的数量出入。其二，张衡《浑仪》一文确曾被人作过注，还补过图注。注和图注大概不是一人所注，且大概不是张衡本人所加，否则就不会有单独的《浑仪》一文的存在了。
　　这几段与《浑仪》有关的文字中当代研究家最关心的是葛洪所引的《浑天仪注》是否是张衡原作的问题。因为这一段文字素来被现代研究家视作中国古代浑天说的代表作，甚至视其地位犹在《灵宪》之上。过去人们当然把它看作是张衡的作品。但到70年代末，有人对此提出了全盘的否定。认为所有冠以或不冠以张衡之名的《浑仪》、《浑仪注》、《浑仪图注》、《浑天仪注》等等都是后人的作品。嗣后，又有人对之作了全面的辩驳，维护了传统的观点。这一段争论前后历时长达12年。现在看来，全面否定张衡有《浑天仪》一文传世的论点已基本失败，即至少可以肯定，刘昭所引的《浑仪》一文是张衡原作。但否定者仍有其历史贡献，他启发人们去注意古代文献流传中的复杂情况。例如，过去人们并未认识到《浑仪》一文还有行星和恒星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仍然还有理由可以怀疑葛洪所引《浑天仪注》一段是否是张衡原注。因为第一，这一段名之为“注”，而在古代文献中，加不加“注”字是有本质差别的。不加“注”字的是指原文，加“注”字的就有注文。既然有不加注字的《浑天仪》，则加“注”字的《浑天仪注》就不只是《浑天仪》原文，而且还有注文。第二，《浑天仪注》的思想就其正确面而言，并不超出《灵宪》。如果我们把《灵宪》中的地看作是浮于水面，孤居天中央，远较天为小的陆地的话，那么这与《浑天仪注》所说的“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等这段纲领性的话并无矛盾。反之，《浑天仪注》中认为“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这段话当不可能是注重实际观测的张衡的结论。张衡的诞生地南阳，长期当太史令的地点洛阳，都不会有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的现象。根据他曾到过全国很多地方的经历来看，张衡也似乎不应有北极出地为固定值的概念。这大概也正是他在《灵宪》一文中未提北极出地数值的原因。有鉴于此，宁可把《浑天仪注》的作者问题作为存疑，而期待今后的研究与发现。

瑞轮
　　荚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机械装置。所谓荚是一种神话中的植物。据说长在尧帝的居室阶下。随着新月的出现，1天长1个荚，到满月时长到15个荚。过了月圆之后，就一天掉1个荚。这样，数一数荚的荚数就可以知道今天是在一个朔望月中的哪一天和这天的月相了。这个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尧帝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的机械装置就是在这个神话的启发下发明的。听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期显示。
　　遗憾的是关于张衡浑天仪中的动力和传动装置的具体情况史书没有留下记载。张衡写的有关浑天仪的文章也只留存片断。这片断中也没有提及动力和传动装置问题。近几十年来，人们曾运用现代机械科技知识对这个装置作了一些探讨。最初，人们曾认为是由一个水轮带动一组齿轮系统构成。但因有记载明言浑天仪是“以漏水转之”，而又有记载明言这漏水又是流入一把承水壶中以计量时间的。因此，就不能把这漏水再用来推动原动水轮。所以，原动水轮加齿轮传动系统的方案近年来受到了怀疑。最近有人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设计。他们把漏壶中的浮子用绳索绕过天球极轴，和一个平衡重锤相连。当漏壶受水时壶中水量增加，浮子上升，绳索另一头的平衡锤下降。这时绳索牵动天球极轴，产生转动。此种结构比水轮带动齿轮系的结构较为合理。因为张衡时代的齿轮构造尚相当粗糙，难以满足张衡浑天仪的精度要求。这个齿轮系必含有相当数量的齿轮，而齿轮越多，带动齿轮旋转的动力就必须越大。漏壶细小缓慢的水流量就越难以驱动这个系统。更关键的是前面已提到的漏壶流水无法既推动仪器，又用于显示时刻。而浮子控制的绳索传动就可避开上述三大困难。人们已就此设想做过小型的模拟实验。用一个直径为6.5厘米，高3.5厘米的圆柱形浮子和一块27克重的平衡重锤，就可通过绳索带动质量为1040克的旋转轴体作比较均匀的转动。其不均匀的跃动在一昼夜中不过数次，且跃动范围多在2°以下，这种误差在古代的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因此，看来浮子- 平衡重锤- 绳索系统比原动水轮- 齿轮系统的合理性要大一些。不过，张衡的仪器是个直径达1米以上的铜制大物。目前的小型实验尚不足以保证在张衡的仪器情况下也能成功，还有待更进一步的条件极相近的模拟实验才能作出更可信的结论。
　　不管张衡的动力和传动系统的实情究竟如何，总之，他是用一个机械系统来实现一种与自然界的天球旋转相同步的机械运动。这种作法本身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开始，我们诞生了一个制造水运仪象的传统，它力图用机械运动来精确地反映天球的周日转动。而直到20世纪下半叶原子钟发明和采用之前，一切机械钟表都是以地球自转，亦即天球的周日转动为基础的。所以，中国的水运仪象传统乃是后世机械钟表的肇始。诚然，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化时代，西方也出现过一种浮子升降钟，它的结构和最近人们所设想的浮子- 平衡锤- 绳索系统浑天仪相仿，不过其中所带动的不是一架天球仪，而是一块平面星图。可是在随后的罗马时代和黑暗的中世纪，浮子升降钟的传统完全中断而消失。所以，中国的水运仪象传统对后世机械钟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个传统的创始者张衡的功绩自然也是不可磨灭的。
　　从当时人的描述来看，张衡浑天仪能和自然界的天球的转动配合得丝丝入扣，“皆如合符”，可见浑天仪的转动速度的稳定性相当高。而浑天仪是以刻漏的运行为基础的。由此可以知道，张衡的刻漏技术也很高明。

地动仪
　　公元132年，我国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了最早的地震仪，称为候风地动仪。它有八个方位，每个方位上均有一条口含铜珠的龙，在每条龙的下方都有一只蟾蜍与其对应。任何一方如有地震发生，该方向龙口所含铜珠即落人蟾蜍口中，由此便可测出发生地震的方向。当时利用这架仪器成功地测报了西部地区发生的一次地震，引起全国的重视。这比起西方国家用仪器记录地震的历史早一千多年。
　　张衡的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科学领域是地震学。他的代表作就是震烁古今的候风地动仪的发明。不过，要声明的是，现在中国所见到的地动仪，并不是张衡发明的地动仪，而是后人复原的。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早就毁于战火了，地动仪发明于阳嘉元年。这是他在太史令任上的最后一件大工作。在《后汉书·张衡传》中对这件事有较详细的记载。自19世纪以来即有人力图运用现代科技知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来复原张衡的这项伟大的发明。到了20世纪50年代，王振铎先生“复原”了张衡地动仪（见右图），并且被认为是科学的，甚至广泛的被纳入小学生课本。不过，王振铎复原的地动仪多次在公开场合大出洋像，它要么不能动，要么就是跺脚也会被当成地震，可是人们却误信王振铎的复原就是张衡原本的发明， 国内外学者也因此早就开始不停的否定它。其中不乏言辞激烈者，这给张衡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科技的名誉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现今证明，不是张衡的地动仪有错，而是王振铎先生的复原有原理性错误。不过，王振铎在地动仪外型上的复原，还是卓有建树的，这点应该肯定。
　　关于地动仪的结构，目前流行的有两个版本：王振铎模型，即“都柱”是一个类似倒置酒瓶状的圆柱体，控制龙口的机关在“都柱”周围。这一种模型最近已被基本否定。 另一种模型由地震局冯锐提出，即“都柱”是悬垂摆（见于袁宏的《后汉纪》）,摆下方有一个小球，球位于“米”字形滑道交汇处（即《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说的“关”），地震时，“都柱”拨动小球，小球击发控制龙口的机关，使龙口张开。另外，冯锐模型还把蟾蜍由面向樽体改为背向樽体并充当仪器的脚（见左图）。该模型经模拟测试，结果与历史记载吻合。
　　张衡这台仪器性能良好，曾成功测到过陇西的一次地震，据当时记载：“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甚至可以测到发生在数千里外而在洛阳并无人有震感的地震。这台仪器不仅博得当时人的叹服，就是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也无不赞叹。世界上地震频繁，但真正能用仪器来观测地震，在国外，那是19世纪以后的事。候风地动仪乃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虽然它的功能尚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却超越了世界科技的发展约1800年之久！

历法讨论
　　张衡曾参加过一次东汉王朝的历法大讨论，这件事发生在汉安帝延光二年。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张衡当时任尚书郎之职。这次大讨论的起因是，有人从图谶和灾异等迷信观念出发，非难当时行用的较科学的东汉《四分历》，提出应改用合于图谶的《甲寅元历》。又有人从汉武帝“攘夷扩境，享国久长”出发，认为应该倒退回去采用《太初历》。张衡和另一位尚书郎周兴对上述两种意见提出了批驳和诘难，使这二宗错误意见的提出者或者无言以对，或者所答失误，从而为阻止历法倒退做出了贡献。张衡、周兴两人在讨论中还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把它们和各种历法的理论推算进行比较，提出了鉴定，认为《九道法》最精密，建议采用。的确，《九道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长度数值比《太初历》和东汉《四分历》都精密。
　　而且，《九道法》承认月亮运行的速度是不均匀的，而当时其他的历法都还只按月亮速度均匀来计算。所以，《九道法》所推算的合朔比当时的其他历法更符合天文实际。只是如果按照《九道法》推算，将有可能出现连着3个月是30天的大月，或连着两个29天的小月等的现象。而按千百年来人们所习惯的历法安排，从来都是大、小月相连，最多过17个月左右有一次两个大月相连，绝无3个大月相连，更无2个小月相连的现象。所以，《九道法》所带来的3大月或2小月相连的现象对习惯守旧的人是难以接受的。这样，张衡、周兴建议采用《九道法》本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但却未能在这场大讨论中获得通过。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损失。月行不均匀性的被采入历法又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刘洪的《乾象历》中才第一次得以正式采用。

汉赋贡献
　　张衡是汉赋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划时代巨大贡献的重要作家。在他一生作赋的生涯中，首先是虚心学习，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近取班固《两都》而有《二京赋》；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踪班固《幽通》作《思玄赋》；七体则步枚乘《七发》、傅毅《七激》作《七辩》；文赋则依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作《应间》。其他还有受扬雄《蜀都赋》启发作《南都赋》；效傅毅《舞赋》而再作《舞赋》等等。以上所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如《应间》，固然踪迹东方朔的《答客难》和班固的《答宾戏》，但是又不似东方朔反话正说，辛辣尖刻地发泄遭时不遇的愤诽，也不似班固隐微地抒发内心 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 的不平衡的怨思，而是通过有人对自己自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为太史令，六年未迁升，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转官接近皇帝、较有权势的公车司马令后，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又复任太史令，认是 失志 ， 非进取之势也 ，故说非难闲话的回答，重在表明自己坚持高尚修洁的操守： 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胁）肩。 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美），不获不吝（耻）.并且尽管不被世俗理解也不愁闷， 居下位而不忧 ，一心 与世殊技，固孤是求 ，在太史令的位置上笃志于天文、科技的潜心研究，根本不以官职势禄为意的人生志向。考察张衡一生正直不阿，淡泊宁静地投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而且做出了享誉世界的伟大成就，推动了人类文明进展的事实，此赋自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经如此广收博取的学习继承，张衡更突出的还在于能融汇贯通，极富创造性地以《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张衡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是《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

其他贡献
　　从上面所介绍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构造即可得知，张衡掌握了很高明的机械技术。他的朋友崔瑗在为他写的墓碑中赞道：“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前一句是道他数学天文学知识之渊博，后一句则是赞他制造的各种器物之神奇。其实，神奇是由于他巧妙地运用各种机械技术的结果。
　　传说他当时还制做过两件神奇的器物。一件是有三个轮子的机械，可以自转；一件是一只木雕，能在天上飞翔。
　　关于木雕，《墨子· 鲁问》就有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列子·汤问》和《韩非子·外储说》都记载说，墨子本人也造过能飞的木鸢。这些木鹊或木鸢大概是一种鸟状的风筝。不可能是其他装有动力机的、如今日飞机之类的飞行器。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连续运行一日乃至三日之久的动力机。张衡的木雕，大概也是一种风筝。不过，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工艺部九》引《文士传》中一段记载说：“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这里说到“腹中施机”，而且“能飞数里”，因此，过去有的作者认为是一种飞机类的飞行器。但装在飞行器上的动力机必须重量足够轻而马力足够大，并且还要求飞行器本身具有一定的适宜起飞上升的形状等等，这些条件在张衡时代没有一条是能做得到的。所以，张衡的木雕即使真的“腹中施机”，那么，这种机也不会是动力机，而是一种装在风筝上用线控制飞行的操纵机构。
　　关于三个轮子可以自转的机械，古来就有不同意见。南宋学者王应麟认为是一种记里鼓车。这种车利用一组齿轮系把大车转动时车轴的运动传递到一个木人的手臂上，使它过一里路时敲一下鼓。这个设想看来不大符合“三轮可使自转”的意思。敲鼓的动作一般是不当作转动看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一种指南车。清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张衡传》中引《宋书 ·礼志》：“指南车，其始周公作，张衡始复创造”。看来，指南车的形象更符合于“自转”的用词，因为不管下面轮子怎么转，车上的人只见到指南车木人的手指在自动地转向南方。
　　总之，张衡在机械技术方面是非常高明的。《太平御览· 工艺部九》引晋代葛洪《抱朴子》曰：“木圣：张衡、马钧是也。”现在的中国科技史家都公认马钧是我国三国时代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而在葛洪看来，张衡、马钧都是一代木圣。
　　《后汉书·张衡传》中提到，张衡写过一部书叫《算罔论》。此书至迟到唐代已经失传，以至唐代的章怀太子李贤怀疑张衡没写过这部书，而是因为《灵宪》是网络天地而算之，故称《灵宪算罔论》。从《九章算术·少广》章第二十四题的刘徽注文中得知有所谓“张衡算”，因此，张衡写过一部数学著作是应该肯定的。从刘徽的这篇注文中可以知道，张衡给立方体定名为质，给球体定名为浑。他研究过球的外切立方体积和内接立方体积，研究过球的体积，其中还定圆周率值为10的开方，这个值比较粗略，但却是我国第一个理论求得π的值。另外，如果按照钱宝琮先生对《灵宪》的校勘：“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则当时π值等于730/232=3.1466，较10的开方有精密了。
　　不过，从刘徽注中也可以看到，这位100多年之后的大数学家对张衡的数学有较严厉的批评，认为张衡：“欲协其阴阳奇耦之说而不顾疏密矣！虽有文辞，斯乱道破义，病也！”如按此批评来看，则钱宝琮先生所作的校勘似乎未必都符合张衡的原来数字。

其他方面的成就
　　张衡曾被唐代人看作是东汉时代的大画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有：“张衡作《地形图》，至唐犹存。”这幅《地形图》中是否还有地理科学上的意义，现已无可考了。当时还流传有他用脚画一只神兽的故事。故事虽然神化了，但也反映出张衡有很高的画技。
　　他当过太史令，因而对史学也有许多研究。他曾对《史记》、《汉书》提出过批评，并上书朝廷，请求修订。他又对东汉皇朝的历史档案作过研究，曾上表请求专门从事档案整理工作，补缀汉皇朝的史书。这些上书均无下文。
　　他还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著有《周官训诂》一书。当时崔瑗评价说：广大学者都对它提不出异议来。
　　他又是个大文学家，他的《二京赋》曾花了10年的创作功夫，可见其创作态度的严肃。这篇赋不但文辞优美，脍炙人口，而且其中讽刺批评了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其思想性也是比较高的。他在河间相任期时创作的《四愁诗》受到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不易得见的杰作”。他的《思玄赋》中有大段文字描述自己升上了天空，遨游于众星之间，可说是一篇优雅的科学幻想诗。除了上述诸文外，遗留至今的还有《温泉赋》、《归田赋》等20多篇，都是辞、义俱佳的力作。
　　张衡虽然在年轻时就已才闻于世，但他却从无骄傲之心，他的性格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也不追求名利。大将军邓骘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多次召他，他都不去。后来他当了官，显然因为这种性格，使他很长时间不得升迁。他对此毫不在意，而是孜孜于钻研科学技术。大概是为了回答好心人的劝慰，他写了《应闲》一文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文中说到，有的人劝他不要去钻研那些难而无用的技术，应该“卑体屈己，美言”以求多福。他回答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厚，而耻知之不博。”这二句掷地有声的话，表明了他不慕势利而追求德智的高尚情操。他认为能不能得到高位是由命运决定的。这种想法现代人当然会目之为唯心主义。但张衡的落脚点却是在于认为对高位“求之无益”，智者是不去追求它的。反之，叫他去“卑体屈己”以求升官，他说这是“贪夫之所为”，自己是羞于为此的。他特别还回答了学技术的问题，说是你们认为这些技术无用，我却唯恐高明的人不教我。这里充分表达出张衡作为一个科学家渴求知识、敢于和鄙弃知识的社会愚昧思想作斗争的崇高精神。
　　张衡虽然淡于名利，却不是一味清高，不问政治，不讲原则的人。恰恰相反，他一生中有许多事迹表明了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更坚持作为一个科学家的鲜明品格的实事求是原则。
　　张衡的政治抱负也很简单，就是8个字：佐国理民，立德立功。而佐国理民的具体目标和方法则是改革时弊，加强礼制，剔除奸佞，巩固中央。
　　在张衡的时代正是政治日渐腐败，宦官逐渐在和外戚的斗争中权力越来越大，而地方豪强也趁中央衰落之际猖獗起来，他们一起对人民的剥削压榨越加残酷。对这些腐败黑暗现象张衡都有过抗争。他曾向顺帝上书，讽示近世宦官为祸，要皇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从上下，事依礼制”。对选拔人才的方法他也提出建议加以改革。在河间相任期时他还积极进行了抑制豪强的斗争。当时朝廷腐败，像张衡那样个人的斗争已无济于事。就在他上书要皇帝警惕宦官为祸不久，顺帝却又下诏特许受封为列侯的宦官可以收养义子，继承爵位，使宦官获得了和贵族世家同样的世袭特权！张衡明白了，他的反宦官斗争已没有意义。所以，后来顺帝问他：当今天下所憎恨的是什么人？这时，在宦官们环视之下，他已无话可说，只好“诡对而出”。由此，他思想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他晚年的诗赋里大量反映了这种情绪。后人把他的《四愁诗》和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相比，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由于黑暗势力的强大，张衡晚年有消极避世的思想，因而有《归田赋》之作。这是封建制度下的时代悲剧，不足以减损张衡这位伟大科学家为人民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在诗中开始指摘“天道之微昧”，表露出对统治者的失望；他仍然讽刺热衷利禄的人，说他们是“贪饵吞钩”。这些都说明，张衡的是非观念仍然是十分清晰的。
　　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为张衡墓碑题词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这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附：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相关论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9年8月1日出版有今人张震泽注有《张衡诗文集校注》。

宇宙的起源

《灵宪》认为，宇宙最初是一派无形无色的阴的精气，幽清寂寞。这是一个很长的阶段，称为“溟滓”。这一阶段乃是道之根。从道根产生道干，气也有了颜色。但是，“浑沌不分”，看不出任何形状，也量不出它的运动速度。这种气叫做“太素”。这又是个很长的阶段，称为“庞鸿”。有了道干以后，开始产生物体。这时，“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地配合，产生万物。这一阶段叫做“太玄”，也就是道之实。《灵宪》把宇宙演化三阶段称之为道根、道干、道实。在解释有浑沌不分的太素气时引了《道德经》里的话：“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些都说明了《灵宪》的宇宙起源思想，其渊源是老子的道家哲学。《灵宪》的宇宙起源学说和《淮南子·天文训》的思想十分相像，不过《淮南子》认为在气分清浊之后“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上地下，这是盖天说。而《灵宪》主张清气所成的天在外，浊气所成的地在内，这是浑天说。

总之，张衡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认为宇宙并非生来就是如此，而是有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张衡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古代认为宇宙结构亘古不变的思想传统大异其趣，却和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有所相通。

关于宇宙的无限性

战国时代的《尸子》定义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把空间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也和西方古代把二者看成是两个互相割裂的概念大不相同。但是，中国和西方一样，在二者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上历来也有争论。《庄子》一书中就有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说法。而西汉末年的扬雄却认为“阖天为宇，辟宇为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是有起点的。张衡虽然长期研究扬雄的《太玄经》，并受到扬雄较深的影响，但在宇宙的无限性上却不愿遵循扬雄。《灵宪》认为人目所见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宇宙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扬雄的思想和目前天文学界最负盛名的大爆炸宇宙学说在终极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张衡的结论却和当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合。看来，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还得长期争论下去。

关于天地的结构

《灵宪》把天描述成是恒星所在的地方，它是一个偏心率极小的椭球：“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增广千里。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天上有一个北极，枢星正好在这个位置上。日、月、五星都绕它旋转。天还有个南极，是在地底下，人不可见。人目所见的地表面是平的，正在天的中央，“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可见，张衡心目中的地是个半球。在地面上来说，如以8尺高的表在同一天正午测量日影长度，则南北相距千里的两个地点所量得的表影长度相差1寸。

为什么把天地要设想成是个椭球结构？我们已无法了解，或许，一种可能是囿于传统。早在《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就提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东西比南北长了二千里。《淮南子·坠形训》中也引了这两个数值。可见古人大概相当相信天、地的东西要比南北来得长。

地平说和“表影千里差1寸”的理论，过去人们曾以为是盖天说的内容。但若据此即认为《灵宪》的天地结构模形是盖天说，那就不当了。浑天模型和盖天模型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浑天的天是球状的，天可以转到地下去。天不仅有出于地上的北极，还有隐于地下的南极。盖天的天则或像一个盖子笼罩着平地，或者和地构成二片平行的曲面。总之，天永远在地之上。天只有北极而不可能有南极。因此，从对天的结构认识来看，《灵宪》只能划入浑天说而不能视之为盖天说。关于地的问题，必须指出，历史上的浑盖之争，主要在于天而不在于地。直到唐代一行彻底否定了日影千里差1寸的旧说之前，水平大地的观念还一直存在于浑天说中。就是在一行之后，直到西方天文学传入之前，我国仍然未能建立起明确的球形大地的数理模型。反倒是《灵宪》中的那种“天圆地平”说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日、月的角直径

《灵宪》记载，日、月角直径为整个天周的“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化成现代通用角度单位即为29′21″，[根据钱宝琮的研究，认为《灵宪》的“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一”当校改为“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如此则日、月的角直径当为 29′35.3″]。这和近代天文测量所得的日和月的平均角直径值31′59″和31′5″相比，误差都只有2′左右。以二千年前的观测条件而论，张衡测值可谓精确。

在张衡之前的《周髀算经》中也介绍过一个观测：用一根8尺高的竿子垂直立于地面，每当太阳过子午线时量竿影长度。当影长正为6尺时，用一根8尺长、孔径1寸的竹管观看太阳。《周髀算经》认为此时太阳视圆面正好充满竹管。由此，《周髀算经》按照“千里差1寸”的比例关系，求得此时太阳距人目为10万里，进而求得太阳的线直径为1250里。由于“千里差1寸”等基本出发点都是错误的，因而《周髀算经》所得极为荒谬。就观测本身而论，《周髀算经》的结果也是相当粗疏的。按竹管长8尺，孔径1寸计算，太阳角直径为42′58″。误差比《灵宪》所载大多了。

关于月食原因

在张衡之前，人们已对日食的原因有所认识。西汉的刘向就说过：“日蚀者，月往蔽之”。东汉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引述过别人的一种更明确的说法：“或说，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于日之形也。”而对于月食原因，则在张衡之前尚无明晰的解释。大概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张衡在《灵宪》中就未及日食原因，而是专门论述了月食的原因：“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 这段话中说到，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产生光月。月亮之所以出现有亏缺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照不到日光。所以，当月和日正相对时，就出现满月。当月向日靠近时，月亮亏缺就越来越大，终至完全不见。这样一种月相理论，在《周髀算经》中已有大概：“日兆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京房说得更为明确：“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张衡的月相理论和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所突出的是张衡强调了月相与日、月相对位置的关系。但这样一来人们自然要问，既然“当日则光盈”，那么何以有时候当日时会有月食呢？对此，张衡回答说：“蔽于地也”，即大地挡住了日光，使日光照不到月亮上去了。张衡把这块大地所产生的影子起个名字叫“虚”。月亮进入虚时就发生月食。《灵宪》对月食原因的阐述是很科学的。

不过，再仔细思考一下虚，人们又会提出问题。按照《灵宪》所说的天地结构，地是其下部与天球相密合的半椭球。那么：要使日、月能没入地平且能在地下运动，日、月就只能是两个无厚的圆面，这就和上面说的月相理论相矛盾。太阳没入地平后光线就会被地半球完全挡住，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投射上月亮。这样，晚上的月亮应该总是看不见的，这也就根本谈不上月食的问题了。要解释这两个矛盾，只能认为《灵宪》中的地有二层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相对天来说的地，那是个半椭球。第二层含义是相对日、月来说的，那是孤悬在天球中央的一个较小的固体物。或者，可以把这二层含义统一起来说：孤悬在天内的是一片陆地，此外的地则全是水，故能与天球下半相密合。这样理解之下，则日、月仍可是个圆球；而日到水下之后日光仍能穿透水而照射到月亮上，只有那块相对较小的陆地才能产生一块虚。当然，在这样推测的时候还得再补充一点，即应该认为在张衡看来，水是一种透明度较高的物质，所以深入地下之后的日光仍能穿透厚厚的水层而射到月亮，产生皓然明月。

关于五星的运动

《灵宪》中提出了4点极有价值的见解。第一，日、月、五星并非是在天球球壳上，它们是在天地之间运行，距地的远近各有不同。第二，这7个天体的运动速度也不同，离地近的速度快，离地远的速度就慢。第三，《灵宪》用天的力量来说明行星之所以有留、逆、迟、速等运动变化现象。第四，按照五星离地远近及其运行的快慢，可以将它们分成两类。一类附于月，属阴，包括水星和金星。另一类附于日，属阳，包括火星、木星和土星。

《灵宪》上述这4点都很有意思。其中第一点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实际情况要比这种概括复杂得多。第二点则与古希腊人的思想完全相合。而在中国，则在张衡之前还没有人提起过，并且在他之后也未对此点给予重视，这就使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三点虽然说得非常含混难解，而且完全不正确，但它却显然是在寻求说明行星运动之所以有顺逆迟速的力学原因。这种努力的本身值得在整个天文学史上大书一笔。1500多年之后，王锡阐在《五星行度解》里提到了类似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天对日、月、五星有一种类似磁石吸针的力量。王锡阐的思想的力学性就更明确了。虽然张衡、王锡阐的思想都并不正确，但是行星和它们的卫星的运动，的确都是受到万有引力定律所支配的。因此，追究这些天体运动中的力学原因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西方，对于这种力学原因的探讨在张衡之后的1000多年里仍然是没有的。许多伟大的希腊天文学家都只有对日、月、五星的运动作精细的运动学描述，而从未想到过解释其力学原因。力学原因的探讨要直到16世纪科学革命开始之后才被提出来。第四点也很有意思。《灵宪》的行星分类正好是太阳系中内行星与外行星的分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是绕太阳转的，而月亮则是绕地球转的。所以，“附于月”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张衡和其他古人一样，把月亮作为阴的代表。不过，从金、水两内行星的运动来说，人目所见的鲜有和外行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外行星只能从晨出于东方开始一个会合周期。而内行星则在一个会合周期不但可以晨出于东方，而且还可以像月亮一样，昏出于西方。正是由于这种昏出于西方的相似性，《灵宪》才提出“附于月”的说法。

关于星官

满天繁星，古人将它们组合成一个个星组，以便于对它们进行辨认和观测。这些星组少则一星，多则数十星。这样的星组古人称之为星官。由于各个天文学家的取舍、组合方法并不都相同，因此形成了许多家不同的星官体系。直到张衡时代，流传于世的星官体系有以《史记·天官书》为代表的体系，有石氏、甘氏、黄帝以及“海人之占”等等的体系。对这些各有特色的体系，张衡作了一番比较、整理和汇总的工作，发展出了一整套收罗恒星最多的新体系。《灵宪》记载，其中“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张衡的这一星官体系整理工作比天文学家陈卓总结甘、石、巫咸三家星官的时代要早100多年，而且所包括的星官、星数比陈卓要多得多，成就当然要比陈卓大。可惜张衡星官体系已经失传，这是我国恒星观测史上的重大损失。

与恒星星官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灵宪》中提出了星空里还存在一种“微星”即很暗弱的星，其数有11520颗。这个数字并非严格得自实测，而是来自《易经》中神秘的“万物之数”。数字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张衡认为有微星存在，且星数比亮星多得多，这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流星和陨星

天空中除了日、月、星这些常见成员外，还不时见到流星之类的天体。《灵宪》认为“及其衰也，神歇精■，于是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这里，张衡继承了前人“星坠至地则石也”的思想，对陨石的来源予以较正确的解释。同时，张衡还探讨了陨星产生的原因，认为是与日、月、星的衰败有关。虽然这个想法不正确，但是，每个天体都有发展到“衰”败死亡的阶段，这却是非常科学的结论。张衡的这个思想非常合乎辩证法，而且也正是西方古代天文学中所缺乏的。

与陨石相联系，《灵宪》中对恒星的产生也有一种解释：“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种星生于地的见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几百年的天地相应的思想的反映。《灵宪》说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些所谓天地之间的对应，纯粹出于人的主观附会，毫无内涵上的科学联系。例如，所谓天的九位和地的九域全都是中国古人的人为划分。所以，这种相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张衡之所以会有山岳之精气上升为星的想法，原因即在于他见到的陨星至地都是石头，而山岳则正是最多石头的地方。石头又怎能上天？所以必然会想到这是山岳的精气，这就可以上升到天上成为星。这些反映了陨石来自天外的思想。而在西方，直到17世纪，还有天文学家认为陨石并非来自地外的说法。

《灵宪》作为一篇杰出的古代天文学著作，当然仍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点外，比如文中还把嫦娥奔月的神话当作事实记载在内，甚至说嫦娥入月后化成了蟾蜍。至于文中流露的种种星占术思想，那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倒也不必去苛求张衡。总之，尽管《灵宪》有一些缺点，但是它在天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梁代刘昭赞颂张衡是“天文之妙，冠绝一代”，其评价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灵宪》这篇杰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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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字太傅。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人物生平

少年得志
　　汉高祖七年，贾谊出生于洛阳，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汉高后五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针砭时弊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亦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谪居长沙
　　文帝四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文帝时，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汉文帝五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鸟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

再入宫廷
　　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入京，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变化，灌婴已死，周勃遭冤狱被赦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事。但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政论天下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文帝前元七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上疏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英年早逝
　　汉文帝十一年，贾谊32岁，随梁怀王入朝，梁王刘胜坠马而死，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

汉文帝十二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思想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便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因当时 尚有干戈 、四海未平，高祖刘邦并未来得及把他们的设想付诸政治实践便去世了①。实际上，在西汉初期真正将儒家学说推到政治前台的是汉文帝时的著名儒者——贾谊。他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敏锐的现实眼光，冲破文帝时甚嚣尘上的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不顾当朝元老旧臣的诽谤与排挤，接过陆贾与叔孙通等人的行仁义、法先圣 、制礼仪 、别尊卑的儒家主张，为汉家王朝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引起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评价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著有《新书》十卷。赋的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主要成就

人物思想

儒家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法家
　　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醇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也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道家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

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政治贡献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儒法结合、瓦解匈奴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 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文学成就

散文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

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赋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

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辞清而理哀”，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受庄子寓言影响，以人鸟对话展开，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同时此赋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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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沛县丰邑中阳里 人，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伟大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挥家。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和强大有突出贡献。"成功原因

刘邦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而取得天下建立大汉基业，这是因为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刘邦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其成功在于“能斗智时决不斗力”且情商高的刘邦知人善任具有高超的用人、驭人的领导能力即帝王权术。汉皇千古一英雄，休笑当年马上功。试问后来为帝者，谁人曾出范围中。楚强汉弱，可是战争的结局是楚败汉胜。究其原因，历代的学者各有评述，意见不尽一致。学者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有四：
　　一、对待生命认识不同。
　　二、政治天分与政治主张不同。
　　三、战略、策略不同。
　　四用人态度不同。

生平

早期经历
　　不事生产
　　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刘邦 出生于沛丰邑中阳里，和卢绾同年同月同日生，两家非常要好。幼时和卢绾交好。高祖长的额头高高隆起，鬓角和胡须很漂亮，左边大腿有七十二颗黑痣。年龄稍长后，也不喜欢下地劳动，所以常被父亲训斥，说他不如自己的哥哥会经营，日后在统一天下之后，刘邦还拿此事和刘太公开玩笑：“您看我和刘仲到底谁创下的基业大？”
　　大人们都认为刘邦没有大志，不能治理商业，也不能干活，没有收入。但刘邦依然我行我素。刘邦少慕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为，很想投入信陵君门下。于是西行至大梁，但信陵君已死，而故信陵君门客张耳亦召纳门客，于是至外黄投入到张耳门下，两人结成知己。及魏国灭亡，张耳成为秦廷通缉犯，门客皆散去。刘邦回到家乡沛县。
　　后来，刘邦后做了沛县泗水的亭长，时间长了，和沛县的官吏们混得很熟，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刘邦的心胸很大，在一次送服役的人去咸阳的路上，碰到秦始皇大队人马出巡，远远看去，秦始皇坐在装饰精美华丽的车上威风八面，羡慕得他脱口而出“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啊！”

娶妻吕雉
　　刘邦的妻子是吕公的女儿吕氏，名叫吕雉。吕公和家乡的人结下冤仇后来到了沛县定居，因为沛令和他是好友。在刚刚到沛时，很多人便听说了他和县令的关系，于是，人们便来上门拜访，拉拉关系，套套近乎。刘邦听说了也去凑热闹，当时主持接待客人的是在沛县担任主簿的萧何，他宣布了一条规定：凡是贺礼钱不到一千钱的人，一律到堂下就坐。
　　刘邦根本不管这些，虽然他没有带一个钱去，他却对负责传信的人说：“我出贺钱一万！”吕公听说了，赶忙出来亲自迎接他。一见刘邦器宇轩昂，与众不同，就非常喜欢，请入上席就坐。
　　吕公这个人，喜欢给人相面，看见高祖的相貌，就非常敬重他。萧何说：“刘季一向满口说大话，很少做成什么事。”高祖就趁机戏弄那些宾客，干脆就坐到上座去，一点儿也不谦让。酒喝得尽兴了，吕公于是向高祖递眼色，让他一定留下来，高祖喝完了酒，就留在后面。吕公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人相面，经我给相面的人多了，没有谁能比得上你刘季的面相，希望你好自珍爱。我有一个亲生女儿，愿意许给你做你的洒扫妻妾。”酒宴散了，吕媪对吕公大为恼火，说：“你起初总是想让这个女儿出人头地，把她许配给个贵人。沛令跟你要好，想娶这个女儿你不同意，今天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地就把她许给刘季了呢？”吕公说：“这不是女人家所懂得的。”终于把女儿嫁给刘季了。吕公的女儿就是吕后，生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汉惠帝刘盈就是她和刘邦的儿子，还有一个孩子就是鲁元公主，她嫁给了软弱却孝顺的张敖。

落草芒砀
　　刘邦以亭长的身份为泗水郡押送徒役去骊山，徒役们有很多在半路逃走了。刘邦估计等到了骊山也就会都逃光了，所以走到芒砀山时，就停下来饮酒，趁着夜晚把所有的役徒都放了。刘邦说：“你们都逃命去吧，从此我也要远远地走了！”徒役中有十多个壮士愿意跟随他一块走。
　　刘邦乘着酒意，夜里抄小路通过沼泽地，让一个在前边先走。走在前边的人回来报告说：“前边有条大蛇挡在路上，还是回去吧。”
　　刘邦已醉，说：“大丈夫走路，有什么可怕的！”于是赶到前面，拔剑去斩大蛇。大蛇被斩成两截，道路打开了，继续往前走了几里，醉得厉害了，就躺倒在地上。
　　后边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看见有一老妇在暗夜中哭泣。有人问她为什么哭，老妇人说：“有人杀了我的孩子，我在哭他。”有人问：“你的孩子为什么被杀呢？”老妇说：“我的孩子是白帝之子，变化成蛇，挡在道路中间，如今被赤帝之子杀了，我就是为这个哭啊。”众人以为老妇人是在说谎，正要打她，老妇人却忽然不见了。
　　后面的人赶上了刘邦，刘邦醒了。那些人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刘邦，刘邦心中暗暗高兴，更加自负。那些追随他的人也渐渐地畏惧他了。

沛县起兵
　　在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陈胜、吴广率领起义军攻占了陈州以后，陈胜建立了“张楚”政权，和秦朝公开对立。
　　这时，沛的县令也想响应来继续掌握沛郡政权，萧何和曹参当时都是县令手下的主要官吏，他们劝县令将本县流亡在外的人召集回来，一来可以增加力量，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县令觉得有理，便让刘邦的挚友樊哙把刘邦找回来，刘邦便带人往回赶。这边的县令却又后悔了，害怕刘邦回来不好控制，弄不好还会被刘邦所杀，等于是引狼入室。所以，他命令将城门关闭，还准备捉拿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闻讯赶忙逃到了城外，刘邦将信射进城中，鼓动城中的百姓起来杀掉出尔反尔的县令，大家一起保卫家乡。
　　百姓对平时就不太体恤他们的县令很不满，杀了县令后开城门迎进刘邦，又推举他为沛公，领导大家起事。刘邦便顺从民意，设祭坛，立赤旗，自称赤帝的儿子，领导民众举起了反秦大旗。
　　这一年已经是前209年10月，刘邦已经有48岁了。秦末农民战争中还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就是原来楚国贵族的后代项籍和叔父项梁，在吴中起兵，兵力很快达到了近万人。

雍齿叛丰
　　刘邦起事后，立即开始攻略周边郡县，先是攻胡陵、下方与，与泗水监平大战于丰，破之。[52]这时泗水卒史周苛、周昌兄弟加入到刘邦阵营。接着令雍齿守丰，自己率领军队进入薛，与秦军大战。郡守壮战败，逃至戚，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追斩壮。
　　接着刘邦率军再至亢父、方与，以曹参守方与。这时魏相周市来攻方与，曹参率军迎之。但是雍齿却据丰降魏。刘邦大怒，进攻丰。雍齿据城以守，沛公军不能下丰，恰在此时，刘邦生病，于是还军至沛。

张良初从
　　这时，刘邦闻东阳宁君与秦嘉立景驹为楚假王，在留，于是投奔景驹，欲借军攻丰。在去投奔景驹的路上，遇见了也要投奔景驹的张良。两人于是兵合一处。[58-59]
　　张良与刘邦二人见面后，一交谈，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张良放弃投奔景名驹的念头，直接投奔到刘邦这边。刘邦以张良为厩将。

再夺丰邑
　　这时秦将章邯派别将司马尼攻略楚地，屠相，至砀。于是沛公与东阳宁率军向西，迎击司马尼，在萧县西与秦军展开战斗，结果不利，刘邦与东阳宁君退至留。补充军队和粮草后，再次进攻秦军，三日取砀，得到军卒五六千人。接着乘胜攻取了下邑。
　　这次，刘邦认为自己军队差不多，从下邑出发，再次攻丰，结果仍然没攻下。这时听说项梁在薛，于是留下军队围丰，自己率领百余骑至薛见项梁。项梁益沛公军五千、五大夫将十人，三攻丰邑。雍齿不敌，逃奔魏国。

与立怀王
　　这样，沛公刘邦成为项梁手下一员大将。而不久项羽攻下襄邑也还至薛。当陈胜死亡的消息确实之后，项梁尽召诸将还薛，采纳居巢人范增之议，立战国时楚怀王的后裔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都盱眙。楚怀王以陈婴为上柱国，项梁号武信君。

刘项合兵
　　立楚怀王后，项梁率军北上救齐赵，在亢父、东阿大破秦军。这时齐军因田间、田都、田角之故，引兵还齐。只有楚军追击秦军。于是项梁下令楚军分军，以刘邦、项羽为帅，率楚军一部攻城阳。刘项二人率军攻下城阳，屠之。然后追击秦军至濮阳东，再次大破秦军。秦军这时得到补充，军势复振，守濮阳、环水。刘项二人不与之战，绕过进攻定陶。定陶未下，放弃，西攻雍丘。沛公将曹参大破秦兵，斩杀三川守李由，并俘虏秦侯一人。
　　之后，刘项二人还攻陈留，未下。这时秦将章邯大破项梁于定陶，项梁本人亦战死。刘项二人大惊，两人商量后决定放弃陈留，还军东归。刘项二人分兵，项羽军驻彭城西、吕臣军驻彭城东，而沛公军驻砀。

怀王迁都
　　项梁之死，使诸侯震怖。而秦军更是挟战胜余威常追亡逐北。章邯经过一连番胜利，认为楚国已不足虑，于是北上进攻赵国。攻下邯郸后迁其民于河内。而赵军退守巨鹿，章邯率军进围赵王歇与赵相张耳于巨鹿。
　　这时楚怀王把都城由盱眙迁至彭城，并项羽军与吕臣军自将。封项羽为长安侯，任鲁公；封沛公刘邦为武安侯，任砀郡长，将本部兵驻砀。以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经过一番调整之后，楚国局势稳定下来。

入关灭秦
　　沛公西征
　　赵王与张耳困于巨鹿，遣使至楚向楚国求救。楚怀王经过商议后答应救赵。但为了分散秦军力量，决定派一支部队西向直接攻秦。北路楚军以宋义为主将，西路军以刘邦为主将。约定谁先入关中，谁就是关中王。
　　当时由于秦军军势正壮，楚国上下皆不看好西征，都不愿意领军西征。于是他们以沛公为西征军统帅西征，借口是刘邦为人宽厚，可以减少西进阻力。而项羽则因为叔父之死，积极要求随沛公西征。但楚诸老将皆以项羽为人“僄悍滑贼”及“所过皆残灭”不利于西征为由拒绝了项羽的要求，让他担任北路军的次将北上救赵。

两攻昌邑
　　沛公军由砀出兵，北上先行收集陈胜、项梁的散卒。至成阳，与秦军夹壁杠里。沛公军出击秦军，大破秦军，秦将王离逃走。接着，沛公引兵西进，遇彭越于昌邑。两人合力攻昌邑，未下，沛公还军至栗。在栗，遇刚武侯，夺其军，沛公军队增加了四千多人。接着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军合攻昌邑，又没攻下。沛公刘邦决定舍弃昌邑不打，率军西行。

高阳酒徒
　　刘邦行军至高阳，并访求贤士。正好沛公军队中有一骑士家在高阳，于是回家探亲。这时高阳人郦食其为其同乡，于是就请他代为向刘邦引荐自己。他对骑士说：“我听说沛公傲慢而看不起人，但他有许多远大的谋略，这才是我真正想要追随的人，只是苦于没人替我介绍。你见到沛公，可以这样对他说，‘我的家乡有位郦先生，年纪已有六十多岁，身高八尺，人们都称他是狂生，但是他自己说并非狂生。”骑士说：“沛公并不喜欢儒生，许多人头戴儒生的帽子来见他，他就立刻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在里边撒尿。在和人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所以您最好不要以儒生的身份去向他游说。”郦食其对他说：“你只管像我教你的这样说。”骑士回去之后，就按郦生嘱咐的话从容地告诉了沛公。
　　于是通过骑士引荐，郦食其见到了沛公。但刘邦在召见他时，正踞坐在床，令两女子给其洗脚。郦食大为满，长揖不拜，直接斥责道：“您是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灭掉秦国？”刘邦骂道：“你个奴才相儒生！天下的人同受秦朝的苦已经很久了，所以诸侯们才陆续起兵反抗暴秦，你怎么说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郦生曰：“如果您下决心聚合民众，召集义兵来推翻暴虐无道的秦王朝，那就不应该用这种倨慢不礼的态度来接见长者。”于是刘邦起身道歉，整理好后以礼接待了郦食其。
　　当时，郦食其有个弟弟名叫郦商，陈胜起兵时，他亦聚数千人响应。郦食其归汉，郦商率其部下约四千多人加入沛公队伍。

再遇张良
　　郦食其劝刘邦进攻陈留，刘邦从其计，夺下陈留，得到大量补给。接着令郦商为将，进攻开封，未下。绕过西进，与秦将杨熊所率秦军大战于白马、曲遇，大败秦军。秦将杨熊败走。沛公军紧追其至白马，再次大破秦军，杨熊逃至荥阳，秦二世派使者斩杀杨熊。
　　消灭杨熊所部秦军后，沛公率军南下攻颖阳，屠之。而此时张良再次与刘邦相遇。之前，张良劝项梁立韩成为韩王，并随韩王成西至韩地略地。但是一年多来，所略之地每占辄失，始终没打开局面，因此游兵于颖川一带。
　　刘邦率军进至此，与张良的韩军合兵，攻轩辕略定韩地。赵别将司马卬欲渡河入关，刘邦率军北上，攻平阴，破坏渡口。南下与秦军再战洛阳东，不利，南下阳城，收取城中军马。与南阳守齮战于犨东，大破南阳秦军。
　　楚军追至南阳，想绕过直接西进。张良劝道：“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刘邦还攻南阳。南阳守见楚军去而复返，并包围宛城。于是想自杀。于是他的门客陈恢劝他不要先死，并出使楚营。双方约定后，南阳守投降。

夺取关中
　　刘邦率军继续西行，夺取了丹水。而高武侯戚鳃、穰侯王陵这时也加入刘邦所率领的楚军，攻下西陵、胡阳。并且番君吴芮的部将梅鋗也至此，与沛公军联合，攻下析、郦等地。
　　刘邦所部楚军进至武关东。于是派魏人宁昌使秦，而这时章邯也投降了项羽。赵高杀秦二世，令使者还报刘邦，欲约分关中。
　　刘邦以为赵高为诈计，于是从张良之计，使郦食其、陆贾游说武关秦将降，然后袭击武关秦将，夺取武关。之后，刘邦一面率军西进，一面令郦商别将攻取了秦的汉中、巴、蜀等地。
　　接着汉军再在嶢下击败秦军，这样刘邦所部楚军进至秦都咸阳附近的蓝田。秦廷在组织了最后的力量与刘邦军队大战于蓝田，刘邦军队没有象当年周文那样一败涂地，而是大破秦军。这样秦朝失去了所有的抵抗力量。
　　汉元年十月，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降轵道旁，向刘邦献上了传国玉玺。秦朝至此灭亡，共立国15年零47天。

约法三章
　　刘邦很得意地进入了咸阳城，以“关中王”自居。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刘邦有些留恋起来，准备就此住下，享受享受。樊哙劝他注意天下还没有平定，别忘了秦的前车之鉴。刘邦根本听不进去，直到张良亲自来劝，他这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刘邦将军队撤退到了灞上。
　　刘邦到达灞上之后，便召集当地的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这使他得到了民心支持。

鸿门宴
　　项羽在打败章邯，迫使他投降之后，也领兵直奔关中而来。范增劝他趁机除掉刘邦这个对手，项羽就下令准备，要在第二天进攻。这时的刘邦在兵力上无法和强大的项羽相抗衡，他只有十万军队，不可能战胜项羽的四十万精兵。最后是项羽的叔叔项伯“救”了刘邦：项伯和刘邦的谋士张良很要好，见项羽要进攻了，便连夜潜入营中找到张良，让他赶紧走，以免被杀。张良却说不能丢下刘邦，就将消息透露给了刘邦。惊慌之下，刘邦赶忙向张良要计策，张良让刘邦赶紧去见项伯，说明自己没有野心和项羽争夺王位。
　　刘邦依计约到项伯，说明自己并无称王野心，并于项伯约成儿女亲家。项伯当天夜里就返回了军营，他对项羽说：“因为沛公先行进入关中，为我们扫除了入关的障碍，我们这才能顺利地通过函谷关，沛公是有功劳的人，我们不应该猜疑他，应该真诚相待。”项羽听了，便决定不再进攻刘邦。
　　第二天，刘邦来到了项羽的军营，只带了樊哙、张良和一百名精锐亲兵。到了项羽的大帐鸿门，当面向迎接他的项羽赔礼道歉。项羽请刘邦入内赴宴，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了刘邦，没有成功。这就是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由来。后来刘邦借故离开，回到了大营。
　　在鸿门宴上，刘邦表现出了极高的沉着与冷静。能够全身而退，除了张良、项伯、樊哙的力保之外，关键是刘邦的冷静与沉着。

分封汉王
　　鸿门宴之后，项羽便领兵西进，项籍入咸阳，烧阿房宫、杀秦王子婴。又分封各路将军为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地是巴、蜀和汉中共四十一县，国都为南郑。并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翟王，领关中地，以扼制刘邦。同时削减刘邦军队至三万人。项羽自己称为西楚霸王，掌握军队最高统帅权。楚怀王熊心被尊为义帝。后来把义帝迁到别的地方给杀了。
　　项羽分封，表面上看去论功行赏，但是实际上却是对原诸侯势力进行重新组合，对服从自己的予以分封行赏，并没有照顾原诸侯在本国的实力与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埋下乱源。而且他又拒绝了谋士自王关中的建议，坚决衣锦还乡。
　　汉元年二月，诸侯罢戏下，各回国。刘邦只好忍气吞声接受封号，于四月领兵入汉中、并烧毁栈道，表示再也无意出兵，以麻痹项籍。11月，刘邦挥军东出，拜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名为义帝发丧，派人联络诸侯，公开声讨项籍，拉开了4年楚汉战争的序幕。
　　很快，在汉元年五、六月份，齐国贵族后裔田荣不满分封，赶走齐王，杀胶东王，自立为齐王。刘邦乘乱重返关中，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并用计欺骗项籍，使其相信自己取得关中后已心满意足，再也不会东进了。项籍放心去攻打田荣，对西边没有加强防范。项羽则最终陷入齐地泥潭无法抽身。这样给了刘邦绝佳的机会。

楚汉之争
　　彭城之战
　　公元前205年5月，刘邦乘项籍在齐国停留的机会，率领诸侯联军56万一举攻占彭城。短暂的胜利是刘邦失去理智，天天与诸侯们喝酒庆祝。项羽闻之，急率轻骑兵3万奔袭，联军被杀十万，溺水淹死十万，刘邦仅率数十骑逃脱，反楚联盟瓦解。

荥成对峙
　　同年6月，刘邦到达荥阳，一路收集败兵，并派韩信于萧索之间击败了楚追兵，得以喘息，稳住了阵脚，遂重整军队，依托关中基地和有利地势与项羽长期抗争。7月，一直负隅顽抗的章邯终于兵败自杀，刘邦解除了后顾之忧；且在逃往荥阳前便派人说服英布反楚，联络彭越扰楚后方；派韩信开辟北方战场，攻魏俘魏王豹，破代，灭赵杀陈余。公元前205年冬，项羽发动反攻，围困荥阳，形势十分危急。刘邦用陈平反间计，使项羽怀疑范增，不用其谋，迫使范增怒而归乡。刘邦又派纪信装扮成自己去楚军诈降，乘机逃出荥阳。项籍加紧围攻荥阳，并夺取成皋。
　　为了减轻楚军对荥阳的压力，刘邦率军经武关、宛、叶，想引诱项籍南下。为配合汉军行动，此时韩信也率军到达黄河北岸，声援荥阳。彭越正在进攻下邳 。项籍被迫率军回救，刘邦乘机收复成皋。公元前204年7月，项籍以凌厉攻势拔荥阳，再夺成皋。

鸿沟为界
　　刘邦一面命汉军在巩县一带坚守，阻击楚军前进，一面命韩信组建新军击齐，派人入楚腹地协助彭越进攻雎阳、外黄等地，再次迫使项羽回救。公元前204年11月，刘邦用计再次收复成皋，斩杀了项羽大将曹咎。
　　项籍在击败彭越后，寻汉军主力决战不成，屯兵广武与刘邦形成对峙。不久，韩信在潍水之战中歼灭齐楚联军，完成对楚侧翼的战略迂回，又派灌婴率军一部直奔彭城。项籍腹背受敌，兵疲粮尽，遂与汉订盟，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归汉。公元前203年10月，项籍引兵东归。

垓下之战
　　楚、汉订盟后，刘邦本想退兵，在张良、陈平提醒下，下令全力追击楚军。公元前203年11月，两军战于固陵，项羽小胜。公元前202年1月，刘邦以封赏笼络韩信、彭越、黥布等[154]，垓下一战重创楚军。
　　公元前202年1月，刘邦、韩信、刘贾、彭越、英布等各路汉军约计70万人与10万久战疲劳的楚军于垓下展开决战。汉军以韩信率军居中，将军孔熙为左翼、陈贺为右翼，刘邦率部跟进，将军周勃断后。
　　韩信挥军进攻，采用诱敌深入战术，前军先诈败，信引兵后退，命左、右翼军包抄攻击楚军后部步军。楚军久战疲劳后军迎战不利，汉军将楚后军与项羽前军骑士分割两半，韩信再指挥全军反击，楚军大败，阵亡四万余，被俘两万，被打散两万，仅剩不到两万伤兵随项羽退回阵中。
　　后楚军退入壁垒坚守，被汉军重重包围。楚军兵疲食尽。韩信命汉军士卒夜唱楚歌，歌云：“人心都向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
　　致使楚军士卒思乡厌战，军心瓦解，项羽只有率800人突围至乌江，这时项羽身边只剩下28骑了，一亭长愿带项羽逃至江东重振霸业，遭项羽拒绝。项羽带着28骑大战汉军，最后全军覆没，项羽不愿被俘受辱，于是在乌江自刭而死。
　　刘邦于是还至定陶，驰入韩信军中，收夺了他的兵权，后改封韩信为楚王，都下邳。

登基称帝
　　在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兑现了先前的诺言，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越王。受封的韩信和彭越联合原来的燕王臧荼、赵王张敖以及长沙王吴芮共同上书刘邦，请他即位称帝。刘邦开始假意推辞，韩信他们说：“大王虽然出身贫寒，但能率领众人扫灭暴秦，诛杀不义，安定天下，功劳超过诸王，您称帝是众望所归。”刘邦顺水推舟地说：“既然你们大家都这样看，觉得有利于天下吏民，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刘邦即皇帝位后，初都洛阳，一个月后迁栎阳，不久正式定都长安，开基肇始，史称西汉。

逝世
　　病榻问相
　　刘邦晚年宠爱戚姬及其子赵王如意，疏远吕后，几次想废黜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而立刘如意。但因大臣反对，只好作罢。为了皇权的巩固，刘邦费尽心机。本来他年龄就大，在平定英布叛乱时又中了箭伤，到了长安病情加重。吕后找来名医，刘邦问他病情，医生说能治，刘邦一听口气，就知道不会好了，气得大骂医生：“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说完赏赐给医生五十金打发他走了。
　　吕后看着弥留中的刘邦，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 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刘邦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是谁，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肯定是他，用他做太尉吧。”吕后又追问以后怎么办，刘邦有气无力地说：“以后的事你不会知道了。”

去世
　　刘邦驾崩于公元前195年，即高祖十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二岁，葬于长陵，谥号为高皇帝，庙号是太祖。葬于长陵。长陵，位于西安市中心以北约20公里、咸阳市以东约20公里的窑店镇三义村北。1988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陵又名“长山”，是汉高祖刘邦与皇后吕雉的陵墓。
　　他开创的汉朝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文化，即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制度。在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对儒家文化又产生了影响，了解汉朝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

庙号与谥号
　　刘邦死后，群臣议定的庙号是”太祖”，谥号是“高皇帝”，正式的全称为“汉太祖高皇帝”，简称庙号应该是“汉太祖”，简称谥号则是“汉高帝”，而不是人们习惯称呼的“汉高祖”。《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曰：“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汉书·卷一下 高帝纪第一下》文字相同，只是恐引起歧义，将《史记》中的“高祖”换为“帝”。
　　司马迁《史记》作“高祖本纪”，首称刘邦为“高祖”。盖司马氏为汉世宗孝武皇帝时人，孝武皇帝之皇考为孝景皇帝，孝景皇帝皇考为太宗孝文皇帝，孝文皇帝皇考即是太祖高皇帝，对武帝而言，高皇帝是自己的曾祖父。
　　按《尔雅》：“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照理讲，汉武帝要称呼太上皇为高祖，但是《尔雅》上文郭注曰：“高者，言在最上。”《释名》云：“高祖，高，皋也，最在上皋，韬诸下也。”《潜邱札记》云：“曾祖之父为高祖，然自是以上，亦通谓之高祖。”
　　《周书·康王之诰》：“无坏我高祖寡命”，高祖指文王、武王，这是以曾祖父、祖父称“高祖”。因为周文王、武王是肇基建国之王，功高至伟，所以称高祖，是最上之尊称。同样，汉武帝称曾祖父高帝为“高祖”亦是此意，是后世子孙对于先祖的至高称呼，司马氏应该是使用当时汉朝对高皇帝的尊称，以刘邦为“高祖”。

评价

诸项第一
1．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平民登上帝位的皇帝。
2．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御驾亲征而统一天下的皇帝。
3．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发明“招降纳叛”和“统一战线”军事战略战术的皇帝。
4．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休养生息”为国策从而在全国大力发展经济的皇帝。
5．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释放奴婢”从而一定程度上打击奴隶制度、解放生产力的皇帝。
6．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实行“十五税一”低税率的皇帝。
7．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推行“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财政支出紧缩政策而提倡节俭的皇帝。
8．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制定礼仪从而巩固皇权的皇帝。
9．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下“求贤诏”在全天下广招贤士人才的皇帝。
10．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写诗的皇帝，其诗作——大风歌被誉为“千古人主第一词”。
11．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祭祀孔子并重用儒士的皇帝，从而为汉朝及后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思想治国奠定了基础。
12、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孝治理天下的皇帝。

历代评价
郦食其：“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
魏豹：“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髃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
高起、王陵：“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
陆贾：“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皇帝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司马迁：“然王迹之兴，起於闾巷，合从讨伐，轶於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
班固：“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荀悦：“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王，龙行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极。上古已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
曹植：“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自身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座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鸩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祸乱？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又其枭将尽荩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勋而遗元功也。不然斯不免当世之妄。”
曹冏：“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五年之中，遂成帝业。自开关以来，其兴立功勋，未有若汉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
刘邵：“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刘渊：“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石勒：“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
司马贞：“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氾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
苏轼：“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
苏辙：“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何去非：“汉太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
范浚：“夫以高祖权略智数，揽英豪而驱御之，盖真王霸才，虽羽百辈不敌也。”
朱元璋：“惟汉太祖皇帝除嬴平项，宽仁大度，威加海内，年开四百。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毛泽东：“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汉太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约瑟.汤恩比：“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太祖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为政举措

政治
　　⑴善用人才
　　统一中国建立汉朝之后，刘邦以文治理天下，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即位的同年6月，刘邦在洛阳的南宫开庆功宴，宴席上，他总结了自己取胜的原因：“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刘邦的总结确实说对了，战争的胜败，人的因素总是最重要的。

⑵定都关中
　　后来，刘邦定都长安是因为一个叫娄敬的士卒的提醒，娄敬从山东赶来见刘邦，说刘邦得天下和先前的东周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像东周那样以洛阳为都城，应该到关中定都，这样便可以在秦地固守险地，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张良同意娄敬的建议，他说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退可守，攻可出。刘邦听了表示同意，于是很快将都城迁到了长安。

⑶地方区划
　　刘邦接承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同时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律刑法。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便立即废除秦朝的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封存府库，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

⑷法律思想
　　在平定天下后，刘邦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
　　刘邦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这是在战国时期李悝所制订的《法经》六篇基础上补充了户律、兴律和厩律，一般所说的汉律就是指《九章律》。刘邦重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叔孙通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⑸分封异姓王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也没有敢对自己的皇位掉以轻心。他在设盛宴招待英布等大臣时，曾经对在场的父亲刘太公夸耀说：“原先您老经常说我是无赖，没有赖以生存的赚钱之道，没有二哥能理家治业。如今我做了皇帝，您看在是二哥的财富多，还是我的财富多呢？”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也采取措施对皇权进行了巩固。
　　第一个让他不放心的就是在各地的异姓王。他们都有兵将，有的还有三心二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其他将领，为功劳大小和赏赐的多少争斗不止，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那些异姓王作乱。还有原先六国的后代也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央，丞相的权力对他这个皇帝也构成了威胁。刘邦从做了皇帝，到最后病死，中间有八年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了解决这些让他不放心的问题。
　　他先收拾的是韩信。在公元前201年，即高祖六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问怎么办，大家说发兵讨伐。但陈平却反对，他说楚国兵精粮足，韩信又善于用兵，发兵很难取胜。他建议刘邦以巡游云梦为借口，让各诸侯王都到陈县，到那时韩信一定会来，然后再抓他问罪。刘邦依计行事，果然将韩信抓住了。韩信听到对他的指控，大声喊冤：“古人说的果然不错：‘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平定，我这样的人也早就该烹杀了。”刘邦将韩信押到了洛阳，但又没有明确的证据，便释放了他，但降成了淮阴侯。这使韩信怀恨在心。
　　第二年，韩信谋划让陈豨在外地反叛，使刘邦亲自前去平叛，然后自己袭击留守都城的太子和吕后。但还是事情败露。吕后采用了萧何的主意，将韩信诱骗入宫抓捕，最后被斩于长乐宫钟室，留下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
　　除了韩信，其他诸侯王如彭越等人也被消灭，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
　　对于其他将领，刘邦也颇费心机。开始，刘邦先是分封了萧何等二十余人官职，但众将领因为互不服气，争功不止，刘邦就没有封官。一次，在洛阳南宫，刘邦看见众将坐在沙地上不知在说什么，问身边的张良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刘邦问为什么，张良说怕他以后不会封他们高官。刘邦又问怎么办，张良就问他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是雍齿，因为他虽然功劳多，但太张狂，自己曾经想将他杀掉。张良听了就让他封雍齿为侯，这样，大家就觉得被刘邦记恨的雍齿都能受封，他们就更不用着急了。于是，刘邦大摆庆功宴，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当场命丞相和御史抓紧时间草拟论功行赏分封的名单。张良的计策果然奏效，众将的心都安定了。
　　对于六国的后裔，刘邦则将他们和地方的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消除了后顾之忧。

⑹强化皇权
　　关于丞相的过大权力，刘邦通过把萧何下狱来打击削弱相权。在刘邦平定了黥布叛乱回到长安后，萧何提议把上林苑开放，让百姓去耕种，因为上林苑基本上已经荒芜，并不是养兽供皇帝狩猎的地方。刘邦一听就恼了，硬说萧何拿了商人的贿赂，所以才替他们说话，借百姓之名为商人牟利。刘邦将萧何关进了监狱，几天后，有大臣问丞相犯了什么罪，刘邦却为自己狡辩说：“原先李斯做秦国的丞相，凡是功劳都归始皇，不好的事都由自己承担。但丞相萧何却接受了商人的贿赂，替他们求我开放上林苑，刁买人心。因此要治他的罪。”通过打击元老功臣萧何，刘邦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将皇帝的权力提高了。
　　在巩固强化皇权方面，刘邦也是想尽了办法，一是通过尊父亲太公为太上皇，二是通过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这两件事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经历了春秋和战国长期的混乱之后，又经历了短期的秦朝统治，再加上秦末战争，这使得人们心中没有忠君的观念，还保持着战国以来就形成的“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思想，这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刘邦通过尊重父亲来教育大臣和百姓遵循礼法，尊重长辈，效忠君主。
　　刘邦和父亲刘太公在一起住，每五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觉得没什么，也习惯了。但太公的属官却觉得不合适，就劝他说：“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当今皇帝是您的儿子，但他也是人主。您虽是他的父亲，但也是他的大臣。让他这个主人拜见您这个大臣，不合礼仪。况且这样也显不出皇帝的威严。”
　　等刘邦再拜见父亲时，太公就提前拿着扫帚出门相迎，然后倒退着进屋，不给刘邦行礼机会。刘邦很吃惊，跳下车去搀扶父亲，太公赶忙说：“皇帝贵为人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国家的礼法。”刘邦便下诏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这样一举两得，不但明示了皇帝的尊严，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拜见父亲了。刘邦很崇尚孝道，称帝后将父亲刘太公接到皇宫居住，封父亲为太上皇。太上皇在皇宫生活日久了就终日闷闷不乐，刘邦忐忑不安，私下问太上皇侍从，侍从回答说：“太上皇以前在家乡丰邑城生活时每天都和邻居亲朋在一起以踢球、斗鸡、喝酒为乐，没有人能陪太上皇，因此才闷闷不乐。”于是刘邦在皇宫附近为父亲盖起一座新丰城，又将丰县部分亲朋邻居迁来居住。新丰城街巷布局跟家乡丰邑城一模一样，连迁来的相邻老幼和鸡犬都能认得各自的居所。
　　第二件事是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在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他们两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将刘邦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最后放过了他。刘邦做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就把他抓了起来。但想到自己也需要他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为郎中。丁公是季布的舅舅，他听说了，就觉得连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释放做官，他这个曾对刘邦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想到，他却被刘邦抓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籍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刘邦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在军中示众，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

经济
　　刘邦废除秦朝苛法、豁免其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 ，释放奴婢，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解放生产力，让士兵复员，以功劳行田宅”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迅速恢复提高国民经济。继续推行秦代按军功授田宅的制度，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加重租税等，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同时鼓励生育，扩大劳动力。同时大力发展农业，抑制打击唯利是图的商人及残余的奴隶主阶级。刘邦还接受娄敬的强干弱枝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10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刘邦使百姓得以生息，民心得以凝聚，国家得以巩固。

文化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称帝以后，他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处。陆贾说：“马上得到天下，能马上治天下吗？”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原因，以资借鉴。
　　刘邦建立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198]“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刘邦采取的宽松无为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的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他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
　　到高祖刘邦末年时，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刘邦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是真正统一中国的人，可以说他是汉始皇，创造汉民族的人。他在汉初制订的英明国政，不仅使饱受战乱的中国得以休养生息，还开创了以后“文景之治”的富裕与奠定了汉武反击匈奴的坚实基础。
　　刘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的政治制度和对后世的安排使大汉延续了长达四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他的一套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刘邦开创的大汉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令后世国人景仰与怀念，他本身也另后世众多的人所怀念歌颂。

尊习孔教
　　汉二年刘邦的《重祠诏》云：“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刘邦认为“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
　　《礼记·祭法》指出：“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深刻揭示了祭祀活动的本质。祭祀活动本身体现了对逝者的追思和生者的希冀。具体来讲，祭祀的目的主要是弭灾、求福、报谢。祭祀就是按着一定的仪式，向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请它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
　　刘邦被父老乡亲立为沛公后，就知道“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涂山是夏兴之地，祭祀活动自古有之。汉高祖刘邦过涂山，“命立禹庙以镇涂山”，从此，历代官府和黎民百姓便有了祭祀大禹之所——涂山禹王庙。有庙而发展为有祭祀大禹诞辰的农历六月六涂山禹王庙会。由一年一祭的庙会又发展为一年三祭大禹的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的三次庙会。
　　汉太祖刘邦于十二年十二月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刘邦在回京师长安的路上，专程到曲阜以隆重的“太牢”礼仪祭孔，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临孔庙祭孔的君主，开了帝王祭孔的先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统治者掌握政权后，儒学的价值在社会的变革中得以充分体现。
　　据《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相传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纪信假扮成汉王，解救刘邦出围，致被项羽烧死。刘邦得天下后，厚赏、追封纪信，并赐黄袍加身，择长安上林苑修建大型庙堂并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汉代纪信救刘邦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及地方相关资料上均有叙述。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

民族
　　秦亡以后，漠北的匈奴乘机南下，重新占据了河南地。汉初，匈奴不断侵扰汉的边郡，高祖六年，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率兵前往征讨，在白登被匈奴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脱险。此后，刘邦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家族成员

家世
刘氏起源于三皇五帝之尧帝，尧帝长子监明受封于“刘”邑，监明早亡，其子式继封，遂以邑为氏也，传至夏朝有刘累，下传至士会适秦，归晋，有子留于秦，恢复刘氏，之后在战国时获于魏，遂为魏大夫，魏国从安邑迁都大梁，刘清出生，清生仁，刘仁迁丰邑，刘家即在此期间迁丰邑。
曾祖父：刘清，战国末期魏国大夫，出生并活动于魏都大梁，之后其子刘仁迁丰邑中阳里，现丰县汉皇祖陵保存刘清之墓。
祖父：刘仁，迁丰邑，丰邑本属宋国，宋灭后入齐国，前284年五国伐齐后，原宋国国土尽入魏国，为魏国东陲，刘仁迁丰，当在此年之后。
父亲：刘煓，字执嘉，即刘太公，刘邦登基后尊为太上皇，崩于公元前197年。
生母：温氏，一说王含始，被追谥为昭灵夫人。
庶母：李氏，太上皇庶妻，封太上皇后，逝于公元前197年；生楚元王刘交。

兄弟姐妹
刘伯，刘邦大哥，汉五年正月，追尊为武哀侯，高后时，追尊为武哀王。长嫂封阴安侯。
刘仲，名喜，刘邦二哥，被刘邦封为代王，统辖今河北、山西一带，后因抵抗匈奴战败被革为合阳侯，死后 追谥为代顷王。二嫂为顷王后。
刘交，刘邦弟弟，排行第四，被刘邦封为楚王，死后谥元王。
从父兄：荆王刘贾。
从祖弟：燕王刘泽。
姊：宣夫人 昭哀后。

后妃
曹夫人、吕皇后、戚夫人、薄姬、赵姬、管夫人、赵子儿、石美人。

儿子
1.刘肥。
2.刘盈。
3.刘如意。
4.刘恒。
5.刘恢。
6.刘友。
7.刘长。
8.刘建。

女儿
鲁元公主，嫁赵王张敖为妻，生子张偃。

轶事典故

民间传说
父子情深
　　刘邦做了皇帝，在设盛宴招待大臣时，对父亲刘太公夸耀说：“原先您老经常说我是无赖，没有赖以生存的赚钱之道，没有二哥能理家治业。如今我做了皇帝，您看在是二哥的财富多，还是我的财富多呢？”

刘邦和父亲刘太公在一起住，每五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觉得没什么，也习惯了。但太公的属官却觉得不合适，就劝他说：“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当今皇帝是您的儿子，但他也是人主。您虽是他的父亲，但也是他的大臣。让他这个主人拜见您这个大臣，不合礼仪。况且这样也显不出皇帝的威严。”等刘邦再拜见父亲时，太公就提前拿着扫帚出门相迎，然后倒退着进屋，不给刘邦行礼机会。刘邦很吃惊，跳下车去搀扶父亲，太公赶忙说：“皇帝贵为人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国家的礼法。”刘邦便下诏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这样一举两得，不但明示了皇帝的尊严，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拜见父亲了。刘邦很崇尚孝道，称帝后将父亲刘太公接到皇宫居住，封父亲为太上皇。太上皇在皇宫生活日久了就终日闷闷不乐，刘邦忐忑不安，私下问太上皇侍从，侍从回答说：“太上皇以前在家乡丰邑城生活时每天都和邻居亲朋在一起以踢球、斗鸡、喝酒为乐，没有人能陪太上皇，因此才闷闷不乐。”于是刘邦在皇宫附近为父亲盖起一座新丰城，又将丰县部分亲朋邻居迁来居住。新丰城街巷布局跟家乡丰邑城一模一样，连迁来的相邻老幼和鸡犬都能认得各自的居所。

蹴鞠
　　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汉朝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道，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展开，而且在宫廷贵族中普遍流行。《西京杂记》上就记载：刘邦“斗鸡、蹴鞠为欢”。桓宽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蹴鞠”，古人居家旅行必备娱乐物。

城隍神
　　《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纪信假扮成汉王刘邦，解救刘邦出围，致被项羽烧死。[刘邦得天下后，厚赏、追封纪信，并赐黄袍加身，择长安上林苑修建大型庙堂并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纪信救刘邦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及地方相关资料上均有叙述。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

感孕而生
　　《汉书·高帝纪》记载：其母有一次在水塘堤坝上闭目小憩，梦与天神不期而遇。逢上雷电交加，天色阴暗，其父太公到塘坝接应其母，只见一条蛟龙蟠于母身。随之就怀孕了，生下了汉高祖。

贵不可言
　　刘邦曾辞去亭长在家务农，吕后和两个孩子住在田间小棚里，有一位过路老丈向其讨水喝，吕后还留他吃了饭。老丈看了吕后的相赞道“：夫人是天下贵人。”吕后请他给两个孩子看相，他看了孝惠帝，说：“夫人之所以能成为贵人，是因为有这个儿子。”他又看了鲁元公主，也说将来是位贵人。老丈走后，高祖从另一间田舍归来，吕后向他备言前事，说那位老丈相我母子三人都是大贵之相。高祖问老丈何在，吕后说：“其走未远。”高祖追及老丈，求问自己的生相。老丈说“：刚才说夫人及令郎等生相大贵，都是由于您的洪福。您的生相是贵不可言。”高祖连忙称谢道“：果真如老先生所说，我永远会记住您的指点之恩。”到高祖登基后，这位老丈的去向却不得而知了。

成语典故
　　1.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意思是越多越好。

2.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出处：《史记.项羽本纪》：“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3.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出处：《史记.项羽本纪》：“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

4.约法三章。出处：《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书刑法志》：“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

5.一决雌雄。出处：《史记.项羽本纪》：“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

6.分我杯羹。出处：《史记.项羽本纪》：“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7.筑坛拜将。出处：《汉书.高帝纪上》：“汉王齐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计将安在？小生当筑坛拜将。”　冯梦龙《喻世明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书中记载：一遇汉祖，筑坛拜将，捧毂推轮，后封王爵以酬其功。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出处：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8.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出处：《史记.高祖本纪》

9.犬牙交错。出处：《汉书.中山靖王传》：“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也。”

10.一败涂地。出处：《史记.高祖本纪》：“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

11.高阳酒徒。出处：《史记.郦食其列传》沛公引兵过陈留，高阳儒生郦食其求见。使者入通，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以告。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遂延入。终受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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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约前77—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今属江苏徐州）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生平

刘向，祖籍沛丰邑人。
元延二年任辇郎
建平四年任谏大夫
甘露三年任郎中给事黄门
甘露三年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初元元年任宗正，受命典校古籍
初元二年任中郎
建始元年任中郎
建始元年任光禄大夫
阳朔二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主要著作

新序
　　刘向编撰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采集舜、禹以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说苑
　　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列女传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刘向所做，因此，现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处会标注佚名。也有人为认为，现代流传的版本是后人在刘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来的。

别录
　　书目名。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的分类目录书。二十卷。西汉刘向撰。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书后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著录图书六百零三家，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部序之前、类目之后皆有统计，全书最后还有总计。其子刘歆据此序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别录》唐代已佚，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

主要成就

刘向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汉成帝河平三年秋八月，鉴于秘府之书颇有散亡，诏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领导校勘、整理采访来的书籍。他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术数；李柱国校方技。在三阁校书19年，把数十年间堆积如山的宫廷藏书重加整理。每校完一书，乃条贯篇目，撮其旨意，编成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别录》，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目录工作的先例。方法为：广罗遗本，较之异同，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然后再写定正本，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有：叙撰人之生平，辨书籍之真伪，剖学术之源流。《别录》记录了上古至西汉的文化典籍，为古代文化史之精华，对后世目录学、分类学有极深远的影响。该书已佚，今从《七略》可窥一斑。

学术观点

提倡诸子学说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刘向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例如，刘向说： 《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 ① 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 ， 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 ②。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 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 ③。除此之外，刘向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 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不仅如此，刘歆还特别强调从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兼采各家之长，方能 通万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说：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如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既然诸子各家皆为 六经之支与流裔 ，那么在当时 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 的情况下， 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①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恢复诸子学的思想传统，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神学观点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介绍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历经宣帝、元帝、成帝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后因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因反对恭、显下狱，被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治《春秋谷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楚辞》是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汉族，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一说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轶事典故：文君夜奔

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为景帝时武骑常侍，因不得志，称病辞职，回到家乡四川临邛。有一次，他赴临邛大富豪卓王孙家宴饮。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久仰相如文采，遂从屏风外窥视相如，司马相如佯作不知，而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因司马相如亦早闻卓文君芳名。司马相如、卓文君倾心相恋，当夜即携手私奔。司马相如一贫如洗，文君亦因卓王孙怒其败坏门风而不分给她一文钱。两人只好变卖所有东西后回到临邛开了家小酒铺。每日，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打杂。后来，卓王孙心疼女儿，又为他俩的真情所感动，就送了百万银钱和百名仆人给他们。《西京杂记》上记载：司马相如得势后，准备娶茂陵的一个女子为妾，卓文君得知就写了一首《白头吟》给他，表达自己的哀怨之情，相如因此打消了娶妾的念头。[3]诗中写到：“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轶事典故：“犬子”的由来

“犬子”本是司马相如的小名，后来竟巍巍然成了对自己儿子的谦称。怎么回事呢？

据太史公《史记》的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

最开始，“犬子”之称，其实并无小名之意，只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

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自此而后，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历史以及文化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便纷纷用上了“犬子”一词，争相仿效，附庸风雅，竟一时蔚然成风，堂堂皇传至于今日，成为中国人日常用语之不自觉习惯。

轶事典故：名琴绿绮

梁王慕名请司马相如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

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成语红拂绿绮中的绿绮指司马相如以绿绮琴挑文君的典故，成语指能于流俗中识名士、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古代奇女子。

历史评价

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同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生平

司马相如原名司马长卿，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据考证，司马相如出生于巴郡安汉；另一说据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为蜀郡。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以訾为郎，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景帝不好辞赋，待梁孝王刘武来朝时，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后来他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他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并因此被武帝赏识。

琴挑文君
　　刘武去世后，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四川临邛，生活清贫。临邛令王吉与相如交好，对他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可以来我这里看看。”于是相如在临邛都亭住下，王吉天天拜访相如，相如托病不见，王吉更显恭敬。
　　临邛富人卓王孙得知“令有贵客”，便设宴请客结交，相如故意称病不能前往，王吉亲自相迎，相如只得前去赴宴。“一坐尽倾”。酒酣耳热之际，相如一曲《凤求凰》 ， 表达了对仰慕已久的卓王孙新寡的女儿卓文君的爱慕之情。文君听出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也产生了敬慕之情。宴毕，相如又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心意。于是文君深夜逃出家门，与相如私奔到了成都。卓王孙大怒，声称女儿违反礼教，自己却不忍心伤害她，但连一个铜板都不会给女儿。
　　司马相如的家境穷困不堪，除了四面墙壁之外，简直一无所有。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对司马相如说：“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向我的同族兄弟们借些钱，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
　　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觉得没脸见人，就整天大门不出。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材；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购买田地住宅，过着富足的生活。

武帝赏识
　　过了很久以后，景帝去世，汉武帝刘彻在位。刘彻有一次看到《子虚赋》非常喜欢，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自己不能和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杨得意是蜀人，便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文字辞藻也都更华美壮丽。此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刘彻封为郎。
　　建元六年，相如担任郎官数年，正逢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征发巴、蜀二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西郡又多为他征调陆路及水上的运输人员一万多人。他又用战时法规杀了大帅，巴、蜀百姓大为震惊恐惧。皇上听到这种情况，就派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的本意。他在那儿发布了一张《谕巴蜀檄》的公告，并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相如出使完毕，回京向汉武帝汇报。唐蒙已掠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修路二年，没有修成，士卒多死亡，耗费的钱财要用亿来计算。蜀地民众和汉朝当权者多有反对者。这时，邛、笮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得到很多赏赐，因而多半都想做汉朝的臣仆，希望比照南夷的待遇，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皇上向相如询问此事，相如说：“邛笮、冉、駹等都离蜀很近，道路容易开通。秦朝时就已设置郡县，到汉朝建国时才废除。如今真要重新开通，设置为郡县，其价值超过南夷。”皇上以为相如说得对，就任命相如为中郎将，令持节出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乘坐四匹马驾驭的传车向前奔驰，凭借巴、蜀的官吏和财物去拢络西南夷。相如等到达蜀郡，蜀郡太守及其属官都到郊界上迎接相如，县令背负着弓箭在前面开路，蜀人都以此为荣。于是卓王孙、临邛诸位父老都凭借关系来到相如门下，献上牛和酒，与相如畅叙欢乐之情。卓王孙喟然感叹，自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的时间太晚，便把一份丰厚的财物给了文君，使与儿子所分均等。司马相如就便平定了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边关扩大，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南边到达牂柯，以此为边界，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相如还京报告皇上，皇上特别高兴。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阐明了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其文苍劲优美，说理透彻，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可惜好景不长，有人告发他接受贿赂，遂遭免官。岁余，被重新启用，仍为郎官。 相如口吃，但却善于写文章。他同卓文君结婚后，很有钱。他担任官职，不太愿意同公卿们一起商讨国家大事，由于身患糖尿病，常借病在家闲呆着，不追慕官爵。他曾经跟随皇上到长杨宫去打猎。这时，天子正喜欢亲自击杀熊和猪，驰马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加以劝谏，刘彻认为他说的对。相如还曾经向刘彻献赋，哀悼秦二世行事的过失，以劝诫刘彻。
　　相如被授官为汉文帝的陵园令。武帝既赞美子虚之事，相如又看出皇上喜爱仙道，趁机说：“上林之事算不得最美好，还有更美丽的。臣曾经写过《大人赋》，未完稿，请允许我写完后献给皇上。”相如认为传说中的众仙人居住在山林沼泽间，形体容貌特别清瘦，这不是帝王心意中的仙人，于是就写成《大人赋》。
　　元狩五年，相如已因病免官，家住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可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所忠前往茂陵，而相如已经死去，家中没有书。询问相如之妻，她回答说：“长卿本来不曾有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长卿还没死的时候，写过一卷书，他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就把它献上。再没有别的书了。”他留下来的书上写的是有关封禅的事，进献给所忠。所忠把书再进献给天子，天子惊异其书。
　　相如其他著作，如《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没有收录，收录了他在公卿中尤其著名的作品。

文学成就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 《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 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 司马相如赋才天纵，文思萧散，控引天地，错综古今，旷世莫比。

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鲁迅说：“不思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司马相如还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成都遗迹

琴台故径
　　琴台故径位于成都市通惠门，相传为司马相如弹琴处，并在此处与卓文君相遇。其时司马相如弹琴，卓文君卖酒。诗圣杜甫曾有《琴台》一诗记载。此后成都市将琴台故径延伸成为琴台路。

驷马桥
　　位于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横卧着一座小桥，它就是古今闻名的驷马桥。往北过桥是个三岔路口，直行便是驷马桥街，右拐则叫驷马桥路。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因桥下的河水名升仙水，即今日之沙河。《华阳国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桥，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意思是不乘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官车，就不再从此桥过，表示一定要功成名就、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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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名籍，字羽，秦下相（今江苏宿迁）人，他是中国军事思想“勇战派”代表人物，与“谋战派”孙武、韩信等人齐名。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从叔父项梁在吴中（今江苏苏州）起义，项梁阵亡后他率军渡河救赵王歇，巨鹿之战摧毁章邯的秦军主力。秦亡后称西楚霸王。后与刘邦争夺天下，进行了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兵败垓下（今安徽灵壁南），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长江段西）边自刎。项羽至今为止一直被评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勇猛的著名武将，称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评价

综合评述
　　项羽在战场上的无往不利相对的却是政治上的幼稚，坑杀战俘，放弃关中，怀念楚国，放逐义帝，自立为王却失尽人心。更为突出的表现是在用人方面。刘邦手下萧何、张良、韩信、彭越、英布出身各不相同却可以尽发挥其所长，而项羽却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项羽与刘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三国时代的东吴被灭也从侧面说明当天下大定只剩江东的时候，江东是无法抵挡的。按河南大学王立群先生的话讲“项羽是一个非常可用之人，却坐在了用人之人的位置上”这就是项羽的悲哀。兵上天才，政治蠢材。但政治上的失败，无法遮掩项羽在军事上的才华。22岁起兵反秦，27岁成为分封十八路诸侯的西楚霸王，三十岁自刎乌江。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英雄人物。但如项羽这样铁血柔情的汉子却很少。万军包围，四面楚歌也打不倒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战场上的纵横吟啸，面对伊人却柔情刻骨，像项羽这样的英雄，当之无愧的受后人敬仰。
　　事实上，““项羽与刘邦不同，是名门之后，知书达理。项羽比常人热血十倍，愤怒时会狂暴如虎，憎恨时会大肆屠杀敌方军民，还有他流放并杀死奉为主公的怀王的行为都给人残暴的印象。同时，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厚待同伴，礼遇长者。这表现了项羽绅士的一面。””
　　确实，““项羽能使人感到他伟岸的灵魂。但是，这伟岸的灵魂中，也隐藏了比常人更多的孩子气。这种孩子气，使他有时勇敢，有时表露出异常澄澈的感情。但是，孩子所具有的功利性和残酷性.他却无法控制。”“项羽是这样一个不能用常理衡量的人。
　　而且，”“项羽好勇””，““以勇为衡量人的第一标准””，因此，““项羽认为有功的都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勇将，对在后方做坚强后盾者的功劳不屑一顾””。所以"“他的论功行赏，常常招致混乱和反叛，或是使人对他灰心失望”"。
　　项羽的性格也是失败的主要，他性格最大优点自信，最大缺点也是自信乃至于是自负，目中无人，骄横跋扈，自恃勇猛盖世把天下群雄都不放在眼里，同时他残暴，多疑，也使他最后兵败垓下兵败，自刎于乌江
　　项羽虽然有种种不是但他身上英雄气概，魄力，出色的军事才华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是不得磨灭的，也最值得我们学习敬仰的，他是个英雄，一个有着浓重个人英雄主义的盖世英雄。

暴行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的六次大屠杀：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20万。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好不容易放弃。
　　而项羽的社会政治作为，大体也是六方面：其一，一举恢复诸侯分封制，使当时中国重新陷入战火纷争。其二，恢复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酷刑，对说真话者当即一锅煮。其三，杀害郡守，杀害宋义，杀害楚怀王，杀害子婴，杀害全部嬴氏皇族。其四，火烧大咸阳与整个关中，大火三月不灭。其五，大掘秦始皇陵，地面建筑破坏殆尽，地下墓室严重摧残。其六，对关中财货大劫掠，对齐地财货人口大劫掠。

历代评价
　　司马迁：“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 ’，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岂不谬哉！”
　　楚国诸老将：“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
　　陈平：“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
　　郦食其：“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於人之功无所记，於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於汉王，可坐而策也。”
　　高起、王陵：“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刘邦：“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韩信：“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郭嘉：“昔项籍七十馀战，未尝败北，一朝失势而身死国亡者，恃勇无谋故也。”
　　诸葛亮：“昔项籍总一强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於东城，宗族如焚，为笑千载，皆不以义，陵上虐下故也。”
　　刘邵：“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
　　房彦谦：“故蚩尤、项籍之骁勇，伊尹、霍光之权势，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孙武之兵术，吴、楚连盘石之据，产、禄承母弟之基，不应历运之兆，终无帝主之位。”
　　司马贞：“秦鹿走，伪楚狐鸣。云郁沛谷，剑挺吴城。勋开鲁甸，势合砀兵。卿子无罪，亚父推诚。始救赵歇，终诛子婴。违约王汉，背关怀楚。常迁上游，臣迫故主。灵壁大振，成皋久拒。战非无功，天实不与。嗟彼盖代，卒为凶竖。”
　　苏洵：“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
　　范浚：“若籍则无能有是，得范增不能用，得陈平不能用，得韩信不能用，皆使之怨偾弃去，徒以匹夫小勇，欲决雄雌于挑战间，至力蹙势穷，犹将驰杀一二汉将，以见枝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然则籍之亡也，又胡望乎天哉？”
　　何去非：“项羽之于力尝强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项羽以百战百胜气盖于一时，手袭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捽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惟其知夺而不知其有，此所以亡耳。”
　　李晚芳：“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嗯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
　　蔡东藩：“惟观于项王之坑降卒，杀子婴，弑义帝，种种不道，死有余辜，彼自以为非战之罪，罪固不在战，而在残暴也。彼杀人多矣，能无及此乎！天亡天亡，夫复谁尤！”
　　周恩来：“时势之英雄，固若是其众也，然非吾之所论于项羽、拿破仑也。夫二氏，世界之怪杰也。具并吞八荒之心，叱咤风云之气；勇冠万夫，智超凡俗；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敌邦闻之而震魄，妇孺思之而寒胆；百世之下，犹懔懔有生气，岂仅一世之雄哉！是犹其勇之著于外也。若其关系于世界之进退，人类之盛衰，又非一时豪俊、二三学者所可同日而语。虽以帝王之尊、宗教之力、金钱之势，莫以易之。故二氏者，吾之所谓造时势之英雄也。”
　　毛泽东指出项羽战败的三个错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走刘邦；机械遵守鸿沟协定；以及建都徐州。

生平

少年英雄
　　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大破楚军。次年，秦军攻到蕲南，项羽的祖父项燕兵败被杀。楚国灭亡之后，项羽与弟弟项庄随叔父项梁流亡到吴县。羽年少时，项梁曾教他读书，项羽学了没多久便厌倦了；后梁又教他武艺，没多久又不学了；梁大怒！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便教授他兵法。但其学了一段时间后又不愿意学了，梁只好顺着他不再管他。项羽身高八尺有余，力能扛鼎，气压万夫，年青时志向便极为远大。一次秦始皇出巡在渡浙江时，项羽见其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对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揭竿而起，项羽随叔父项梁在吴中刺杀太守殷通举兵响应，此役项羽独自斩杀殷通的卫兵近百人，第一次展现了他无双的武艺！二十四岁的项羽，就这样带领八千吴中男儿反秦起义军，登上了历史舞台。

雍丘之战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采纳范增之计，立楚怀王之孙芈心，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之后，项梁率义军大破秦军于东阿、定陶。项羽和刘邦也率军攻占城阳，略地至雍丘，与秦三川郡守李由激战，项羽大败秦军后，擒斩李由。

巨鹿之战
　　定陶之战后，秦军北渡黄河，攻打起义抗秦的赵王歇和张耳，被秦军围困于巨鹿。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项羽为副将，率兵救援。宋义率军到达安阳，便畏缩不前，屯兵四十六天。当时，阴雨连绵，楚军缺衣少粮，处于困境之中。项羽当机立断，一剑杀了宋义，迫使楚怀王任命他为上将军，并命他立即挥师北上救赵，后渡过一条通往赵国的漳河，但由于寡不敌众，士气低落，项羽遂命令军士凿沉渡江用的船只，打破吃饭用的铁锅，身上只带三天干粮，军士们个个以命相抵，士气大振，大破秦军。说起秦朝，人们总是先想到大秦雄师，其气吞如虎，横扫六合的气概让千年来无数风流志士遐想、讴歌。秦之兴起，无疑其内在战争机器的疯狂开动，外在百万铁军的征讨四方，拓开前所未有的疆域。然而短短十五年间，泱泱大秦，毁于一旦，真是应了“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秦朝大厦倒塌之快，其内在外在有各种问题，但是给予大秦最沉重一击，使强悍的大秦再无能力开动其战争机器，无疑是项羽的天才之作——巨鹿之战。出身于文官的章邯，在名将如云的大秦帝国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黑暗的天空。在陈胜发难于野，诸侯并起，几十万大军函谷关时，承担起大秦最后的命运！靠临时组织起骊山囚徒，一败周文之数十万大军，再破齐楚之联军，三胜楚军统帅项梁，杀之定陶。可谓是战绩累累，似乎再建大秦之军威，重铸大秦之军魂！此时关外之地：黄河之南布满秦军势力，只有少部分魏的残余势力。王离带领着边防军进攻河北之地赵国，更北边盘踞着势力弱小的燕国。田荣因为刚为秦军所败，又怨恨楚赵不杀田假田角，所以龟缩齐地，拥兵自保。当时的秦朝廷正为权利斗争而生死相搏，灭诸侯义军的大任自然就落在统帅章邯的身上，章邯再击败楚军杀掉项梁作了一个大的战略决定，北上汇合王离军，拿下整个赵国。这个战略计划却遭到后世的唾弃，多数学者认为他应该趁机进攻彭城。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却是个可圈可点的战略计划。王离军进攻赵国，一直未果！彭城远离关中，而北方西边并不安定！章邯攻彭城短时间如未攻下，粮食必然吃紧，孤军深入，粮道必为所扰！而王离军继续攻赵，分兵不如合，分则容易被各个击破。而王离放弃赵国一起来攻彭城，后方则为赵国断。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势必全军覆没！而此时有个偶然的事件更是促使章邯全力北上。王离军对赵国实行拉拢政策，诈为二世书以招赵将李良。李良因为赵王的姐姐对其无礼，杀掉赵王的姐姐，投靠秦军，击杀赵王。后来为张耳陈余击败，又投靠了章邯。章邯抓住这个机会出兵，击败赵军，王离军趁机包围赵王于巨鹿。章邯军扎住其南部，边为王离军护送粮草，边虎视眈眈的守护王离军侧翼，形成夹击之势。
　　赵王被困于巨鹿时，赵相张耳充分发挥其外交特长，游说其各地诸侯前来救赵，并申明天下之势在此一举！诸侯纷纷带大军而来。首先赶到的是赵大将军陈余，将其数万兵力扎住巨鹿之北。张耳的儿子张敖也收代兵万余人而来。南方的楚派其北征集团，北方的燕派将军臧荼南下。田荣因为个人恩怨不愿意救赵，但是齐将田都背田荣带兵前来。史记载：“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张耳千盼万盼等来的救军，见了秦军阵容后各个都成了江湖街头艺人，光摆花架子，就是不拿真工夫。精神上绝对支持赵军，行动上就是不敢和秦军动真格的。张耳急得没有办法，派使者张黡、陈泽质问陈余。陈余逼得没办法，给张黡、陈泽五千兵力让他们找秦军练练去。秦军哪把这五千人放在眼里，片刻就把五千人杀个精光。张耳由于毫不知情，以致后来误会陈余杀其使者。看到这种情况，诸侯哪敢再行动，大家全都作起壁上观来了。
　　楚国派的北征集团，在最危机的时刻终于到达。章邯在9月围巨鹿，楚军10月至11月之间就派出北征集团。为何到12月才达到？原来楚国中间发生了权利斗争，本来为傀儡的楚怀王趁项梁战死之机，夺项羽军权。派自己亲信宋义为统帅，项羽范增为次，率领大军救赵。但因畏惧秦军强大和想解除项氏政治威胁，欲在半路杀项羽与结盟齐国。史记载“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在权利斗争中项羽获得胜利，成功杀掉主将宋义。怀王无奈，只好“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不过其他的军队将不属于北征军，而且也将在没有任何的援军支援。考证当时在彭城汇集的人马，刘邦军本是北征军的一只，因为怀王和项家的权利斗争则没有随项羽参加巨鹿大战。番君吴芮军、共敖军一个是进关才随项羽，一个是攻南郡未随项羽，都没有参与巨鹿大战。龙且本是项梁先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前后的地位应该龙且军没有参与巨鹿之战。唯一有疑问的是吕臣军，是合并和被项羽全部带到巨鹿还是部分或则全部留在彭城不清楚，估计是部分被项羽带走参与巨鹿战。获得怀王的授权后，项羽立刻带领大军渡河救赵，渡河后齐王建孙田安带着一支小军队，投靠项羽。
　　项羽到巨鹿后开始谋划对秦军来一场世纪豪赌，赌注就是自己的性命加上几万楚军，输则全军尽墨，身死当场；而赢则大秦的天下……面临在自己面前的是种种不利，似乎是一场有败无胜毫无悬念的赌局。天才不愧是天才，项羽立刻就发现秦军的弱点——秦军布局是王离军围巨鹿，章邯军扎住其南边，一边筑甬道输之粟一边随时对救助巨鹿的援军打击，这只军队像两只虎钳，牢牢的盯死猎物。而弱点就在两钳之间的心脏。项羽要直接实施黑虎掏心战略，只有切断两只虎钳的联系，集中力量攻其一只才可以有希望获胜。为了得到更多的情报，让秦军露出破绽。项羽先派英布，蒲将军带上自己的两万人马渡河进攻秦军甬道。英布，蒲将军不负所望，战斗击败看守甬道的秦军。从这场小胜利，项羽看到秦军的问题所在——甬道虚弱，而章邯军疲惫不堪，决定抓住时机全军进攻秦军，这个时候陈余又派人向项羽请战，项羽同意了。正好让陈余做出救赵的姿态吸引王离军的注意。
　　项羽带着剩余的主力部队，全部渡河。在渡河之后，项羽发表即兴煽动演讲鼓舞士气，随后破釜沉舟，只带三天的干粮，以示“不战胜毋宁死”的大无畏精神。这里充分体现了项羽的战略眼光和权谋手段以及大无畏的决断力，首先项羽带着一只杂牌军，军队派系多，战斗力参差不齐，而项羽又是第一次指挥他们，很难指挥的得心应手。这样的情况下项羽充分运用了“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把一只向心力不足的军队栓成一根绳，只有一起向前冲打败秦军才有活路。在项羽的手段下，楚兵的求战欲望高涨！后世研究者仅仅看到破釜沉舟后者的精神作用，而忽视了前者的重大意义。项羽还命人打破作饭的锅，每人只带三天干粮。项羽不但要以劣势兵力击败秦军，还要用三天时间击败秦军！如果三天之内不能灭掉秦军夺取粮草，就算击败秦军还是一个死字！项羽莫非疯了？项羽主力开始进攻，项羽把主力汇合在一起，直接进攻甬道，断王离军的粮草。章邯听到消息后，立刻带军援救甬道，正中项羽之计，项羽以逸待劳，大攻章邯。章邯没有料到项羽孤注一掷，把所有筹码都压了上去，由于英布军前期的骚扰战的迷惑，章邯还以为项羽又在玩断粮游戏，搞搞破坏然后跑人，连阵型都没有布置好就带军救援。这次项羽玩真格的，有心算无心，决战对救援，胜负可想而知！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王离正是当年覆灭六国、横扫华夏的秦朝神将王翦的孙子，项羽的祖父项燕便是死于王翦之手，不知是否上天注定，多年之后项羽击败王离，也算是为自己的祖父报仇。
　　灭掉王离军，救赵成功后，战争并没有结束，章邯军还有20多万人退居棘原，此时怀王命项羽回师。但是项羽另有大志！项羽要摆脱怀王灭秦称霸天下，此时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项羽开始使用政治手段，首先要收服诸侯联军，再要收服章邯！做好这些项羽煞费心机，项羽先把章邯军牢牢压制在自己手中却不强攻，利用章邯的威胁一面统帅整合诸侯，一面用裂土分封收买诸侯，恩威并用，双管齐下，把诸侯联军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章邯在王离兵败后，受到极大的压力，一直求战，希望用胜利来回应秦庭。但是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项羽的手中，项羽此时表现耐性十足，屡屡击败章邯却不决战，只是一点点磨，而章邯此时战不胜退不得。这样对峙6个月，已经是秦二世三年6月了，秦二世屡屡派人责问章邯，章邯派亲信司马欣到咸阳打探消息。赵高派人捉拿司马欣，司马欣从小路逃回。此时陈余给章邯写信讲明利害，让章邯投降项羽！章邯有些意动，却不甘心，一面派人谈约，一面准备在战。但是章邯的小动作都被项羽看在眼中，为了彻底收服章邯，项羽决定打怕他！项羽命蒲将军迅速到漳南击破章邯军，自己带大军再败章邯军。章邯无计可使，只好投降。秦朝的最后一只军队宣告覆灭。项羽虽然痛恨秦朝的暴政但他自己的杀戮之心同样太重，章邯投降于他的几十万大军，最后竟被他全部杀死。

鸿门摆宴
　　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后，即率诸侯军向关中挺进。不料，刘邦军已经捷足先登，进入咸阳了。原来，当项羽在巨鹿与秦军主力鏖战时，刘邦率领另一路义军利用秦军主力胶着于巨鹿之机，过高阳，克宛城，入武关，顺利地进军霸上，迫秦王子婴投降，抢先占领了咸阳。刘邦占据关中后，派兵闭关据守，阻止项羽入关。项羽见状，一气之下，破关而入，进驻鸿门，。刘、项两军剑拔弩张，矛盾迅速激化。
　　当时，项羽拥军四十余万，刘邦则不足十万。项羽有心以优势兵力，消灭刘邦军队，以独占关中。谋士范增也劝他“急击勿失。”就在项羽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他的叔父却把行动企图泄露给刘邦。刘邦自知不敌，便一面拉拢项伯，请为调解，一面亲赴鸿门表示诚意。项羽是个缺乏战略头脑的人，经不住刘邦几句好话，便改变了灭刘的打算。在招待刘邦的宴会上，不管范增怎样暗示，项羽始终下不了擒杀刘邦的决心。范增深知放虎归山，后果严重，便又召来项庄，让他借舞剑助兴，刺杀刘邦。刘邦发觉后借故逃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鸿门宴上放走刘邦，无疑是项羽的失策，至于有人说 “无心杀季真仁度，并力诛秦是本谋”，不过是迂阔之见。
　　项羽进入咸阳后，自恃功高，不可一世。在咸阳纵兵烧杀，掠取财宝; 大搞割地封王，自封西楚霸王，建都彭城。项羽的这种作法，违背了当时人民要求安定统一的愿望，失去了民心。各诸侯也因分封不均而对项羽不满。当然，对项羽恨之入骨的是刘邦。项羽封刘邦为汉王，胁迫他离开关中，迁驻汉中，并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王，三分关中，目的是困锁刘邦，使其不能东进。这一养虎遗患的错误，导致了刘邦后来的崛起。

分封诸侯
熊心：楚王，义帝，郴县
项羽：鲁公，西楚霸王，彭城
刘邦：沛公，汉中王，南郑
章邯：秦降将，雍王，废丘
司马欣：秦降将，塞王，栎阳
董翳：秦降将，翟王，高奴
魏豹：魏王，西魏王，平阳
申阳：张耳部将，河南王，雒阳
韩成：韩王，韩王 ，阳翟
司马昂：赵将，殷王，朝歌
赵歇：赵王，代王，代县
张耳：赵相，常山王，襄国
英布，项羽部将，九江王，六县
吴芮：楚将，衡山王，邾县
共敖，楚柱国，临江王，江陵
韩广，燕王，辽东王，无终
臧荼，燕将，燕王，蓟县
田巿，齐王，胶东王，即墨
田安，项羽部将，济北王，博阳
田都，齐将，齐王，临淄

彭城之战
　　秦朝末年，纲绝维弛，群雄并起，其间项羽凭借灭秦巨功分封天下，称霸诸侯！而灭秦的另一主角刘邦却被封在偏远的汉中巴蜀之地。汉二年，刘邦因不满汉中之地毅然出兵定三秦，东向伐楚，而此时，项羽大军正在东边平定齐国之乱，后方空虚。刘邦抓住这个机会大举东进，一路上所向披靡，兵锋直指项羽的都城彭城。史记载：“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很多人质疑56万人这个数字，其实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刘邦当年在关中的时候统兵10万，经过汉中整顿，收其巴人等当地民族为军，后定三秦亦收其兵，完全可以做到翻一倍。而此时刘邦“劫持”五个诸侯一起进攻项羽，而此时东进刘邦倾巢而出，手下重要将领和谋士几乎全到，彭城兵败后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可见损失之惨重。关于刘邦进攻彭城的部署，后世有很多误解，这里简要说明刘邦东进的部署，汉元八月，刘邦出汉中定三秦。“汉二年三月汉王从临晋渡”东进。大概刘邦分三路行军，中路军由刘邦亲自统帅，部将为张良、陈平、韩信，吕泽，张耳，卢绾，夏侯婴以及五诸侯军，是从洛阳直接向东，直取彭城。北路军由曹参、灌婴率领汇合陈余军从粱鲁，与中路军会攻彭城。南路军由薛欧、王吸自关中出武关走南阳，攻阳夏，向东进攻彭城。此时关中并不安稳，章邯等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刘邦留下萧何守关中，周勃围废丘，樊哙郦商转战关中各地，而立韩王信为韩王平定韩地。
　　这里有疑问的是关于韩信的行踪。很多人认为韩信此时在关中围章邯，没有参与彭城之战，甚至认为是把韩王信当成韩信。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首先韩王信为韩王平定韩地，行踪确定。韩信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淮阴侯列传》叙述此段时，只说汉王而未提韩信，但是有一点要知道，在韩信的列传中叙述本身就暗含其人行踪。考证韩信生平我们知道韩信虽然在汉中被刘邦拜为大将，但是一直到彭城之战都无兵权，其地位只相当于参谋，这个期间他并没有什么举动，太史公自然忽略过去。而后来彭城之败后，韩信收残兵败将在荥阳和刘邦会合更有利的证明其人当时亦在彭城！汉二年四月，北路军破龙且于定陶，南下砀和刘邦中路军会师，接着攻下项羽都城彭城，刘邦似乎已经完胜。
　　早在刘邦定三秦的时候，项羽就预感刘邦会东进，不过此时他带兵进攻自己后翼的齐国。而对刘邦的攻势，项羽一面派郑昌为韩王，前往韩地抵抗刘邦东进。派陈平平殷王在此又布一层防御线。派龙且抵挡北路军，又派兵距阳夏阻拦南路军。除了南路军史书未明外，其余各路均告失败。而项羽寄以厚望的英布却趁此坐山观虎斗。刘邦军浩浩荡荡，56万大军数月就尽占楚地。此时，项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1、面临两线作战。齐国尚未平定，回师救楚，则腹背受敌。2、兵力的极大悬殊。刘邦诸侯联军56万人，规模空前宏大。项羽此时全部兵力不详，但是必然远少于56万。3、后方沦陷，孤军深入。此时项羽楚地尽失，没有根基的孤军只能速战速决。4、远离战场，长途奔波。敌人则以逸待劳，利用防御工事抵抗回师楚军。5、盟友背叛，政治大环境陷入极度孤立的状况。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项羽一个大胆的战略计划出笼：以诸将率领大军继续平定齐国，作为迷惑刘邦的手段。而自己亲自带领3万精兵绕道彭城后方，以彭城为钓饵引刘邦上钩，然后偷袭刘邦后方，尽灭刘邦军。 项羽的作战计划出来，所有人都楞住了！此人傻了，他不但要以3万尽歼对方56万，还要长途奔波，设局偷袭！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疯狂计划！彭城之战，关于项羽的行踪由于历代很少研究者涉足，以致人人认为是刘邦攻下彭城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轻敌而致。实际上刘邦虽然得意忘形却是并未放松警惕，谋臣大将皆在左右，未见有其疑义。关键是项羽在刘邦未下彭城之际，已经回师彭城西边，断其后路，忽然出现在刘邦诸侯联军的后方。关于这一点甚少有人注意，但是这确是彭城之战胜利之关键。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现在项羽只剩下耐心等待最佳时机给予致命一刀了，不过项羽已经准备好秘密武器了。
　　骑兵是冷兵器时期世界战争史的最大革命，但是却是个逐渐发展的时期。在马镫没有出现的前骑兵时代，骑兵的发展和应用是缓慢的。我国中原地区早在春秋之际已经有骑兵，但是此时骑兵是小规模的，主要用于载人，并没有史料证明有骑兵作战的记录。中原地区真正大规模把骑兵用于军事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从此骑兵作为辅助性兵种走向战场。战国时期由于秦赵临近北方胡人，所以多有骑兵。但是此时不论是秦还是赵，骑兵都是作为辅助兵种，骑兵放在两翼后方，配备弓弩。用于侦察，骚扰，偷袭，断后，追击等。真正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把骑兵当成主力并用于冲锋大多以为是在西汉时期的反击匈奴。这个论述实际上忽略了项羽在中国骑兵史上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彭城之战是中国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歼灭步兵的典范。但是史料却没有清楚记载，史记仅记载项羽自以精兵三万人，是不是都是骑兵而无史载。这里我们要从头来分析，项羽在彭城战前舍弃大军千里奔波，最大限度的运用了机动能力，用骑兵合情合理。彭城之战后，项羽偷袭刘邦运用骑兵的冲击力冲散大军又采用驱赶的方式使其落水，以及骑兵追逐包围刘邦，这里都可以看到战术上运用骑兵的影子。彭城之战后，史记灌婴列传记载：“楚骑来众，”而后刘邦招揽旧秦骑兵组成独立骑兵军团，任命灌婴指挥。从这里我们看出项羽骑兵的威胁促使刘邦大力发展骑兵。 刘邦曾在灭秦时多次和秦军作战，却一直没有发展骑兵，一个侧面可以证明项羽之骑兵有和秦骑兵不同的用途和编制。战国时期，骑兵用于辅助没有独立作战及用骑兵冲锋的战例。到了彭城之战，由于是偷袭战，主要用于骑兵踏营，冲散，驱赶造成敌人混乱而使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独立冲锋作战。显然战果是辉煌的，给中国骑兵史大大写下一笔。关于项羽的骑兵，应该是在巨鹿之战后收编秦与赵的骑兵组成了骑兵军团。项羽自杀时说得到自己的坐骑乌骓马有5年，按此推断得乌骓正是在巨鹿大战左右。
　　项羽把大部队留在齐国迷惑刘邦，自己运用骑兵的机动性，绕道彭城西南的萧县。等待刘邦诸军全部进入彭城，混乱不堪，而且大将忙着部署北边建立防御，刘邦等主帅松懈的最佳时机。开始西出萧，向东进攻彭城。项羽选择的是早晨发动偷袭。选择早晨看得出项羽对时机把握的老辣，早晨敌人尚在睡梦中，正处于最疲惫的时候，突然遭遇大规模偷袭，其慌乱可想而知！而自己可以利用早晨天亮明了敌方情况，选择合适有效的战术最大消灭敌人。很多偷袭喜欢放在夜里，这样有利掩藏行踪。但是项羽此次不光要造成敌方混乱，更要全歼敌军。
　　项羽在战术的选择上直接攻击刘邦指挥中枢，造成刘邦联军指挥系统瘫痪！这样联军就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然后项羽死死咬住刘邦的主力进行攻击，不给刘邦喘气的机会。而且利用驱赶的方法把他们逼到河流边上，使他们因为拥挤掉进河中淹死或自相残杀！而刘邦联军犹如从云雾端落入无底的深渊，昨天还意兴盎然，大胜在握；今天就兵从天降，不知其然！不明白实情的联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此时正中项羽之计。由于兵力上的极大悬殊，如果硬拼无论如何都是要被消耗怠尽。这里项羽用骑兵驱赶引诱把联军引向南方的谷、泗水，再此项羽展开攻击，杀联军十余万人。联军为了活命拼命南逃，逃到更南的灵壁东睢水上，这样联军自相残杀，被挤落水10多万。彭城之战终成了一面倒的局势，剩下就是追击残兵败将，扩大战果，收拾残局的事了。可惜由于项羽的兵力单薄，追击战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刘邦诸将收拾残兵汇聚荥阳，顶住了楚兵的追击。

垓下之战
　　楚霸王四年八月，与汉军对陟于广武的楚军粮尽；而刘邦也没能调来韩信、彭越等人的军队，无法对楚军进行最后的合围。于是，双方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和议”，以战国时魏国所修建的运河：鸿沟为界，划分天下。随后，九月，西楚霸王项羽率十万楚军绕南路、向固陵方向的迂回线路向楚地撤军。刘邦也欲西返。但是，正当刘邦打算率军西返之时，张良、陈平却建议撕毁鸿沟和议，趁楚军疲师东返之机自其背后发动偷袭。张、陈二人认为：“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建议“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刘邦于是采纳二人建议，遂背约，向楚军突然发起战略追击作战。大军追至夏南时，刘邦约集韩信、彭越南下，共同合围楚军。五年十月，刘邦亲率二十余万大军追击十万楚军至固陵。但此时，韩、彭二人没有一个出兵配合刘邦。项羽知道后大怒，于清晨在此地发动突然反击，斩杀汉军近两万余人，再次将汉军击败。刘邦慌忙率军退入陈下，并筑起堡垒坚守不出，而楚军又一次合围了刘邦。坚守壁垒的刘邦向张良询问：“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回答：“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于是，刘邦采纳张良的意见，将陈以东直到大海的大片领土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就这样，刘邦以加封土地为报酬，终于搬动了韩、彭二人，使他们尽数挥军南下，同时命令刘贾率军联合英布自淮地北上，五路大军共同发动对项羽的最后合围。垓下之战随之开始。齐王韩信亲率齐军从齐地南下，占领楚都彭城和今天苏北、皖北、豫东等广大地区，兵锋直指楚军侧背，自东向西夹击项羽；梁王彭越率军数万从梁地出发，先南下后西进，于刘邦本部军共同逼楚军后退；汉将刘贾率军数万会同九江王英布、合兵十万，自淮北出发，从西南方发动对楚地的进攻，先克寿春，再攻下城父并将此城军民全部屠尽；而镇守南线的楚将大司马周殷却在此时叛楚，先屠灭六县，再与英布、刘贾会师，随后北上合击项羽；同时，得到关中兵丁补充的刘邦则率本部军二十万出固陵东进；汉军五路大军、合计近六十万之众，形成从西、北、西南、东北四面合围楚军之势，项羽被迫率十万楚军向垓下后撤。楚霸王四年十二月，刘邦、韩信、刘贾、彭越、英布等五路大军于垓下基本完成了对10万楚军的合围。刘邦立刻任命韩信为联军统帅，指挥大军作战。韩信命刘贾、英布军自南将楚军外围出路全部封闭，命彭越军自北封闭通路，韩信军三十万于刘邦本部军主力则合成一股，向困守垓下的十万楚军发起进攻，展开决战！韩信率主力大军四十余万，排出了这样一个阵形：韩信亲率三十万大军居中，为前锋主力；将军孔熙率军数万为左翼；陈贺率军数万为右翼；刘邦率本部主力尾随韩信军跟进，将军周勃率军断后。而项羽方面，对于楚军而言，如今的情况即不能守、也不能退。后勤断绝、无粮而守，无异于坐以待毙，等死！
　　就这样，战斗打响了。首先，韩信率五阵大军先行向楚军发动挑衅性进攻。项羽立刻率十万楚军发动中央突破作战，矛头直指韩信本部。项羽亲自率军出击，冲锋在前，楚军以骑兵在前、步兵在后随其冲锋。汉军接战，汉军出于下风。韩信立刻命令大军后撤，以三十万大军为屏障掩护指挥部和刘邦的十万人马向后退去。汉军且战且退，楚军则是继续孤注一掷的疯狂突击，项羽本人更加是一马当先，冲锋速度之快甚至将十万楚军将士统统甩在了后面，连楚军骑兵都没有一人能赶上。一路上，汉军如乌云一般层层叠叠，一眼望去，满山遍野。项羽率十万将士猛打猛攻，连破汉军数道防线，直杀向韩信本人。另一方面，当韩信以前阵为屏障掩护刘邦军回撤退避的同时，孔熙、陈贺所率的左右两军也自楚军左右两侧进行着夹击，其意思便是为了节制楚军进攻侧翼、分离楚军骑兵步兵之间的配合、迁制楚军进攻。
　　经过半日厮杀，项羽依然没能突入汉军指挥部，韩信始终不断的向后退却，始终没有出现在项羽面前。而项羽过于猛烈的冲锋，却明显拉开了军队前后的距离。当时的楚军，项羽本人脱离全军冲锋在前、冲开敌军一道道兵列线；后面是速度较快的主力骑兵急赶项羽、并将被项羽本人打开缺口的汉军散兵一一冲散踏过；而最后面的是速度最慢的步兵部队，他们与未被骑兵踩死的汉兵一边厮杀一边继续追赶骑兵。楚军队形越来越散、越拉越长，已经渐渐失去了紧密的队形和互相之间的配合。战至下午，汉军中军一退再退，左右两军迂回急进，终于完成了前后夹击之势。汉军左右军随之投入了对楚军后方侧翼的进攻，以紧密的阵形两面压来，迅速合围了落在后面的楚军步兵。楚军将士殊死抵抗，两军官兵绞斗在一起，立刻陷入交战状态，将楚军步兵、骑兵一分两半，楚军攻势随之被迁制。项羽不得已，只好率残存骑兵回师而去、救援步兵。当得知左右军完成迂回并发动了对楚军后方步兵的进攻之时，韩信随即组织反击，并将刘邦主力以及所剩的全部中军投入反冲击。汉军向项羽和楚军前锋骑兵反扑而来。数十万汉军向楚军发起了前后夹击。项羽见势不妙，立刻率全军向反方向突围，冲开汉左右军的包围，退回营中。此战，楚军伤亡4万余。随后，韩信率领全军收拢此前被楚军冲散的部队全数压上，彻底包围了楚军大营至此垓下决战到此结束。

霸王别姬
　　项羽战败回营，汉军围困数重，到了晚上，闻汉军四面大营皆有楚歌声，项羽大惊：“难道汉军已占了楚地么？为何楚人这么多呢？”满怀愁绪之下，他起身在帐中饮酒。项羽有位很宠爱的妃子，叫虞姬，经常跟着他；有一匹骏马，名字叫乌骓，经常骑乘。酒过三巡，项羽感慨良多，作歌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唱了数阕。虞姬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虞姬凄然自刎，项羽也流下热泪，左右都不敢抬头看他，这就是历史上的“霸王别姬”。

东城快战
　　项羽骑上马，选了八百精锐，趁着夜晚突围向南，天亮后，汉军发觉项羽离去，于是灌婴率五千精锐骑兵追击，等他渡过淮河，随从的骑兵只有一百多人了，来到阴陵时，项羽迷路了，他去问一个老农，老农回答：“左”往左去，陷入了一片沼泽，耽误了时间，汉军追了上来，经过一场激战，项羽又往东去，到达东城的一座山上，只剩下了28骑。项羽自忖不能脱身了，就对骑兵们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经七十余战，抵挡我的人都被我攻破，我打击的人都表示臣服，未尝败北，遂称霸天下，现在困于此，不是我不会打仗，而是天要亡我！今日是要决死战了，我要为诸君痛快地一战，必定要胜利三次，为诸君击溃包围、斩将、砍旗，让诸君知道，是天要亡我，非我不会打仗。”于是他分骑兵为四队，此时，汉军围困数重，项羽对他的骑兵们说：“我为你们杀掉对方一将！”于是他命令骑兵们分四面向山下冲，约在山东面会合。项羽大呼驰下，斩杀一汉将。赤泉侯杨喜追项羽，项羽大喝一声，杨喜的人马俱惊，退后数里！项羽与骑兵分为三队，汉军不知项羽在哪队，就也分三队包围。项羽飞驰而出，又斩杀一汉将，同时杀近百人，再会合骑兵，仅损失两骑，项羽问：“怎么样？”骑兵们钦佩地回答：“和大王说的一样” 。

乌江自刎
　　项羽在东城的战斗，重新鼓起他生存的希望，于是他想东渡乌江，乌江的亭长停船岸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方圆也有千里，百姓数十万，也足以称王。现在仅臣有船，愿大王尽快渡江，若汉军追来，则无法走脱。”项羽听到这话，才知道西楚并没有失陷，巨大的内疚和对过去杀戮的忏悔之心，还有为了捍卫“霸王”的荣誉，同时也为了江东之地免受战火，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战死沙场，而非过江，于是他说：“苍天要亡我，我为什么要渡江呢？想当年我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向西，今无一人生还，纵然江东父老可怜我而尊我为王，难道我就不觉得愧疚么？”想到此，他对亭长说：“我知道您是长者，我骑这马五年了，所当无敌，曾一日行千里，我不忍杀它，现在赐给您”。于是他命令骑兵全部下马以短兵迎敌，最后仅项羽一人就斩杀了数百汉骑，自己也负伤十余处。这时，他看到汉军中有他过去的部下吕马童，就对他说：“你不是我的故人么？”吕马童一看，马上对汉将王翳说：“这是项王！”项羽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于是项羽自刎而死，时年30岁。项羽死后，王翳取了他的首级，其余汉军为了争夺项羽的遗体，自相残杀，死数十人，最后五个汉将分了项羽的遗体，都被封侯。至此，汉王刘邦统一天下的脚步再也无人能够阻挡，而一代西楚霸王，也在此结束了他辉煌壮烈的一生！

轶事典故

破釜沉舟
　　巨鹿之战时，项羽率军渡过漳水后，下令把船全部凿沉，把做饭的器具全部毁坏，只带着三日粮草与秦军作战，项羽士卒因此以必死之心奋勇向前，项羽军因此战斗力得到大的提升，个个以一挡十，杀的诸侯军人人胆寒，最终取得巨鹿之战的胜利。

鸿门宴
　　即范增劝项羽杀刘邦所摆的一场宴会，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此而来。

四面楚歌
　　项羽兵败垓下后被刘邦军四面围定，刘邦军在晚上高声唱起了楚地的歌，项羽军听到歌后都非常的伤心，以为刘邦已经平定楚地，项羽军的军心也因此被瓦解。

霸王别姬
　　项羽有一美人叫虞姬，常常陪伴项羽左右，但项羽要率领精骑准备突围，不得已作歌与虞姬诀别，虞姬也作歌附和，表必死之心，与项羽泪别。霸王别姬后又被改编为戏曲、影视、小说、歌曲等文艺作品。

作壁上观
　　由章邯带领的秦军主力部队在围攻赵国于巨鹿时，赵王派人向各地诸侯求救，虽然各地诸侯都有引兵前来，但是都惧怕秦军的强大，而躲在自军修筑的壁垒里不敢出来，与秦军长久相持，但不能解巨鹿之围。项羽率领英布、蒲将军等几万楚军主动向秦军发起进攻时，诸侯还是只敢躲在壁垒里观看，直到项羽杀败秦军之后，诸侯才敢从壁垒里出来。作壁上观现指让自己置身事外，不协助任何一方。

锦衣夜行
　　项羽率军破咸阳之后，看到秦朝宫室都被火烧得残破不堪，又思念家乡想回去，就说：“富贵不回故乡，就像是穿着锦绣衣裳在黑夜中行走，有谁能知道呢？”

沐猴而冠
　　项羽攻占并烧毁咸阳之后，想要东归彭城。韩生听到后说：“人说楚国人像是猕猴戴了人的帽子，果真是这样。”项羽听见这话，便把韩生扔进锅里煮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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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品影响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成就

作品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
　　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天文成就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没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历史评价

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 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 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 《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近现代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1940年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西汉景、武年间，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学游天下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回朝为官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驰义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覆命。

父授遗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贤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讨论改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并于同年，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 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史记得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介绍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人，一说龙门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他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名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青少年时期的司马迁是在家乡度过的，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曾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

公元前99年，李陵进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司马迁含垢忍辱忍受“宫刑”。

公元前96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大事年表

幼年
公元前145年 司马迁出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青年
公元前127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帝。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中年
公元前113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到河东。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笮、昆明，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经涿鹿，从代地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公元前100年 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后被释放。
公元前98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 55岁，为中书令。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公元前90年 56岁。
司马迁约于公元前90年前后去世。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

争议

出生时间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后世研究者一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相差十岁。
　　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注。《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1年，则是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公元前13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二十八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27年，即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建元六年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的《正义》是错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其价值远超过一般史书。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说，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二亲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公元前145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遨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只有晚生10年，即公元前135年，才符合其说。

景帝中元五年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年“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元年”，司马迁“年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当时年仅9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年龄为19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公元前127年为博士，当年司马迁年方9岁，一个9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公元前145年，此年19岁，似较合理。司马迁生平经历的争议很多，出生年代是争论最多的。

西南夷记
　　司马迁与西南夷：蜀地以南的西南夷地区包括今天的四川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区，这里在秦朝时设立郡县，司马错攻占的黔中郡就是今天的贵州地区。汉朝建立后，西南夷地区自立，其中黔中是夜郎国，在云南西部有滇国，滇国北部是邛都国，东部是昆明等地。汉朝建立近七十年，与西南夷没有建立联系，《史记》的太史公自序记载派司马迁出征西南夷，攻占昆明、邛、笮等地应该是汉与西南夷最早的交往。西南夷传也记载直到建元六年时才与夜郎国通使，攻占昆明的时间应该是在此之前，以后的记载中没有关于攻占昆明的记载，而元狩元年开始派使臣通身毒时被滇国阻挡，使臣都滞留昆明，可见当时司马迁攻占的昆明是汉朝的边境。前135年唐蒙出使夜郎，留下了著名的夜郎自大的典故，滇国也对汉使提出过同样的问题，这是两国长期与汉朝没有交往、封闭的原因。司马迁攻打昆明和邛的时间应该是在建元元年以前，因为他从西南回到中原时他的父亲被封为太史公参与封禅准备，在洛阳病重，临终让他从事历史写作。建元元年进行建明堂、封禅、改服色活动的失败，固然有窦太后反对儒术，也和太史公司马谈在洛阳病逝有重要关系。司马迁此后就再也没去西南地区，在唐蒙使夜郎后，汉武帝让他修建通夜郎的道路，耗费大，蜀人都反对，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安抚蜀地。司马相如回报后，汉武帝询问他对西南夷内附的政策，司马相如建议招抚，因此被派往蜀地出使，担任中郎将，率领副使王然于、壶冲国、吕越人等前往招抚西南夷，司马相如这次招抚、开拓不费兵卒就取得重要成功，西南夷传记载总共设立了十余县，当时一郡也就数县，司马相如开拓的地区被设立都尉治理。由于班固对《史记》的删改，造成了后世误解历史，就像班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照搬到《汉书》中，只是把“太史公”窜改为“太史令司马谈”那样，其实司马谈没参加元封元年的封泰山，是司马迁参加了元封元年的封禅。司马谈在建元去世，他在对司马迁的遗嘱中也说了自己没能参加封禅是命运，怎么可能像班固写的参加元封元年的封禅。在司马迁平定昆明、邛回中原后，直到平定南越，汉朝才对西南夷用兵。派八校尉攻打，灭亡了头兰，设立牂牁郡，迫使夜郎朝见，元封二年派兵攻滇国，最终使滇国臣服，但是没有直接攻占夜郎和滇国，只是设郡封两国为王，也没能打通去身毒的道路。

出生地点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市，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同时，韩城市嵬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为避祸，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韩城民间传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获罪后，其族人多改姓避祸。或将“司”加一撇改姓“同”；或将“马”加两点改姓“冯”。所以，芝川镇西塬上徐村同姓、冯姓的人，都是他的同族后裔。
　　持“山西河津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那里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故里陕西韩城有两座司马迁祠，一处名“汉太史司马迁祠”，另一处名“汉太史遗祠”。两祠相隔3.5公里，均坐落在韩城历史名镇芝川镇附近。素有“文史之乡”美誉的韩城徐村，居住着许多姓同或姓冯的大家。两千年来他们遵奉“冯同一家”，“冯同不分”，“冯同不婚” 的遗训。每逢清明时节，他们便怀着虔诚敬佩之情，成群结队地来到“汉太史遗祠”，为司马迁祭祀扫墓。据说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其中缘故，得从“李陵事件”说起。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惨受宫刑。为了完成先父的遗愿，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他忍辱负重，在困厄潦倒之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因《史记》对史实据实实录，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据说武帝取《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看，多见讥刺之语，“怒而削之”。后来宣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注《史记》，取《封禅书》的内容补《今上本纪》，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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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段爱情佳话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她也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以“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为著名。"与司马相如

相识
　　司马相如，字长卿，是蜀郡成都人，好读书，善弹琴，风流洒脱，文章写得很漂亮，特别擅长写赋。他与王吉是好朋友，王吉曾对他说：“你在外面游学，如果官运不好，日子不好过，就到临邛找我。”有一天，司马相如真的来投奔了王吉。
　　两人携手来到客厅，司马相如向王吉谈了近几年的行踪，王吉知道了相如尚未成家，便向他说起，临邛首富卓王孙有个女儿卓文君，生得聪明无比，美貌无双，如今在娘家守寡。与相如是天生的一双。司马相如听了，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王吉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事在人为。
　　卓王孙知道司马相如是有名的文人，便宴请了他，并顺便发了一百多张请帖，邀请了很多县中的官员与有名望的人。
　　宴会开始，卓王孙带领众宾客向司马相如敬酒，少不了说了许多奉承话。正在大家喝得高兴的时候，王吉向大家介绍说：“相如先生是当今第一名流，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琴也弹得很好。今天有佳宾美酒，何不请相如先生弹奏一曲呢？”众人听了，齐声叫好。
　　司马相如推辞了一番，便弹奏起来，先弹了一支短曲，后来偷看到竹帘后面有一个影影绰绰穿白衣服的女子在听琴，知道是卓文君，就施展自己高超的琴技，弹起了一曲凤求凰，通过琴声，向卓文君表达了自己求爱的心情。原来，卓文君听说司马相如来做客，早就想见识一下这位大才子。她本来就喜爱音乐，听到琴声，就偷偷地躲在帘子后面看。卓文君深懂琴理，听出了琴声中的意思。而宴席上的宾客，当然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为了恭维司马相如，一味地拍手叫好。
　　司马相如回去以后，就用钱买通了卓文君的仆人，通过仆人送给卓文君一封求爱信。卓文君接到求爱信激动不已，但她知道父亲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便在一天晚上，偷偷地跑出来，投奔了司马相如。俩人连夜乘车回到司马相如的家乡成都。　卓文君同司马相如来到成都，开始时，倒安于清贫生活，可是日子长了，就忍耐不住了，便劝相如到临邛去。司马相如也没有别的办法两人就一同来到了临邛。
　　卓王孙对卓文君私奔十分恼火，不肯周济他们。为了出卓王孙的丑，他们便开起了一个夫妻酒店，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故意当众洗涤碗筷杯盘，提壶送酒，像个酒保。
　　果然，卓王孙认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这样做太丢面子，羞得连大门也不敢出。后来在亲戚朋友和县令的劝说下，送给了司马相如他们一笔财物。司马相如同卓文君又回到了成都，开始过起了富裕的生活。

相恋
　　卓文君：事见《孤本元明杂剧·私奔相如》，清袁于令《肃霜裘》传奇。汉时，司马相如不得志时，在临邛富户卓王孙家操琴。才貌双全的卓女文君17岁新寡，司马相如仰慕文君，借琴音倾诉心曲，二人订盟，因卓王孙不允，文君遂偕相如私逃，返回家乡当垆卖酒。后来相如献《子虚赋》，汉武帝拜为中郎将，卓王孙献金相认。
　　卓文君生在汉代这种大而化之的年代，又生在一个四川临邛巨贾之家，金山银山地养着。她长得眉如远山，面若芙蓉，通晓琴棋书画，十七岁出嫁，半年后便因丈夫去世返回娘家。这时候，一个贫穷的小子做客卓家，用那把著名的“绿绮琴”弹唱那首著名的《凤求凰》，把这个十七岁的小寡妇内心撩拨起来，半夜三更就夜奔他去了，第二天索性双双跑到这个穷小子的成都老家。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穷小子就是西汉有名的才子司马相如。可是那时的卓文君还不知道啊，她只顾得上收拾司马相如那个家徒四壁的烂摊子了。
　　司马相如豪情不减地典衣沽酒，今朝有酒今朝醉；卓文君也荆钗布裙，风风火火开始新生活。几个月后，他们干脆卖掉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间小酒家，卓文君淡妆素抹，当垆沽酒，司马相如更是穿上犊盘鼻裤，与酒保佣人一起洗盘子，忙里忙外地跑堂。
　　卓文君是一个罕见的女人，居然不慕虚荣，司马相如也是一个罕见的文人，居然一点都不自卑一点都不羞愧。这对才子佳人开的小酒店远近闻名，门庭若市，逼得卓王孙不得不分给他们童仆百人，钱百万缗，并厚备妆奁，接纳了这位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女婿。从此这对小夫妻又过上了整天饮酒作赋，鼓琴弹筝的悠闲生活。
　　这时，司马相如写下的《子虚赋》、《上林赋》，才华四溅，好大喜功的皇帝惊为天人，拜司马相如为郎官，后来又再拜为中郎将。司马相如衣锦荣归，着实让岳父卓王孙风光了一把。
　　中国的古典文学永远都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看来这个恶俗的传统是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为蓝本的。说着“慧眼识英才”的爱情佳话，其实一看就知道是涎着脸的政治投资。看看诸多戏文，女人舍身割肉地供养着男人读书，哪里是追求爱情，倒像是伯乐当了裤子去赌马。既然是赌，肯定有输有赢，《琵琶记》、《西厢记》里赵五娘、崔莺莺赢了，终于赢得她们的丈夫，秦香莲输了，让天谴劈死了她那负心的状元郎……但，不管结果如何，被动地承受了许多无中生有的苦难，总是有点怆然的吧？
　　中国传统道德向来有一种“目标正确论”，常常为了名分而放弃现实生活。所以对古代历史上的苦女人我一般很难同情。以前的人就是活得太认真太累了，不知道好玩才是生活的要义。
　　从来未见记载卓文君对丈夫功名的渴求，倒是看出她非常会享受和司马相如在一起的不同生活形态。在司马相如年逾知命的时候，这个凡人想娶妾了，卓文君忍无可忍，作了一首《白头吟》，说道：“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止，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徒徒。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让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了，两人白首偕老，安居林泉。

夫君得赏识
　　窦太后崇尚“黄老”学说，罢免了支持儒家学说的窦婴和田羛的官职，陆续任命了几个浑浑噩噩的人当了丞相、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武帝不愿与他们议事，呆在宫里实在无趣，就经常换上便装，外出游玩打猎，有时跑得很远，一连四五天不回来。后来，他觉得跑得太远，不仅危险，也实在辛苦，就命光禄大夫吾丘寿王拓造大型苑囿上林苑。年轻的武帝便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上林苑中。
　　汉武帝雅好文学喜欢辞赋，东方朔、吾丘寿王等著名的文人，便经常陪伴在他的身旁，吟诗作赋，倒也十分快活。
　　一天，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被赋中华美的文辞与磅礴的气势所吸引，不由拍手叫好。他一口气读完《子虚赋》，以为作者是前朝人，便连声叹息说：“写这篇赋的人，真是个才子，可惜我没有和这个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这时，在汉武帝身边服侍的狗监杨得意谄笑着说：“陛下，写这篇赋的人小臣知道，他是小臣的同乡司马相如，现在成都闲居。”
　　汉武帝听了又惊又喜，问道：“你说的可是真实情况吗？""杨得意回答说：“是的，司马相如曾经对我说过，是他写的《子虚赋》。”
　　“太好了!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竟没有人对我说过。”汉武帝有点惋惜地说，于是，他马上派人召司马相如来京。
　　且说司马相如被召到朝廷，汉武帝接见了他，问他道：“《子虚赋》是你写的吗？”
　　司马相如非常自负地回答说：“是的，陛下，《子虚赋》正是臣写的。不过，那是写诸侯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若准臣陪陛下游猎，臣可写出天子游猎赋献给陛下。”
　　汉武帝听了非常高兴。为司马相如安排了豪华的住处，给以优厚的待遇。第二天就带了司马相如等人去上林游猎。没过几天，司马相如就挥洒大笔，写出了一篇《上林赋》，呈献给汉武帝。汉武帝读了《上林赋》，感到十分满意，心中高兴，就封了司马相如一个郎官。
　　后来，司马相如曾经作为汉武帝的专使招抚了夜郎归顺汉朝，很得武帝的赏识。邛、鮈、冉、鮉一带地区各族首领见夜郎归顺了汉朝，也表示愿意归顺汉朝。于是汉武帝就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手持皇帝的旄节，去招抚这些地区的部族。司马相如顺利地完成了使命，汉武帝十分满意，重赏了他。不久，有人上书给汉武帝，说司马相如出使时曾接受了很多金钱贿赂，武帝信以为真，就罢免了司马相如的官职。
　　司马相如家中富有，也乐得清闲自在，就把家搬到茂陵，与卓文君过着悠闲舒服的生活。

婚姻破裂
　　自古至今，大多数男人总是令人失望。司马相如自然也不例外。 当他在事业上略显锋芒，终于被举荐做官后，久居京城，赏尽风尘美女，加上官场得意，竟然产生了弃妻纳妾之意。曾经患难与共，情深意笃的日子此刻早已忘却。哪里还记得千里之外还有一位日夜倍思丈夫的妻子。文君独守空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寂寞的生活。一首《白头吟》，“……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表达了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向往以及一个女子独特的坚定和坚韧。也为她们的故事增添了几分美丽的哀伤。
　　终于某日，司马相如给妻子送出了一封十三字的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聪明的卓文君读后，泪流满面。一行数字中唯独少了一个“亿”，无亿？岂不是夫君在暗示自己已没有以往过去的回忆了。她，心凉如水。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回了一封《怨郎诗》。
　　其诗曰：一别之后，二地相思，只道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曲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君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倚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秉烛烧香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似火红，偏遭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恨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
　　司马相如看完妻子的信，不禁惊叹妻子之才华横溢。遥想昔日夫妻恩爱之情，羞愧万分，从此不再提遗妻纳妾之事。这首诗也便成了卓文君一生的代表作数字诗。细细品读，其爱恨交织之情跃然纸上。
　　卓文君是聪明的。她用自己的智慧挽回了丈夫的背弃。她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终于苦尽甘来。他们之间最终没有背弃最初的爱恋和最后的坚守。这也使得他们的故事千转百回，成为世俗之上的爱情佳话。
　　卓文君，一个有思想，有勇气，敢爱敢恨的才女。她的一生，应该是值得的。比如充满浪漫色彩的夜奔，比如可遇而不可求的一见钟情，比如与爱的人携手终老等等。女人一生如此，夫复何求？后来人们根据这个事还有一首诗：《望江亭》
　　当垆卓女艳如花，不记琴心未有涯。
　　负却今宵花底约，卿须怜我尚无家。
　　句首四字连起来为：“当不负卿”

凤求凰

当年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打动了才女卓文君的心，“文君夜奔相如”演出了一幕传唱千古的私奔佳话。这两首琴歌据说就是司马相如弹琴歌唱的《凤求凰》歌词。因《史记》未载此词，到南朝《玉台新咏》始见收录，并加序说明，唐代《艺文类聚》、宋代《乐府诗集》等书亦收载，故近人或疑乃两汉琴人假托司马相如所作。第一首琴歌表达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司马相如自喻为凤，比卓文君为凰，在这首琴歌的特定背景中有多重含义。其一，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雄曰凤，雌曰凰。凤凰为鸟中之王，故此处比为凤凰，正有浩气凌云、自命非凡之意。其二，古人常以“凤凰于飞”、“鸾凤和鸣”喻夫妻和谐美好。此处则以凤求凰喻司马相如向卓文君求爱，而“遨游四海”，则意味着佳偶之难得。其三，凤凰又与音乐相关。卓文君雅好音乐，司马相如以琴声“求其皇”，正喻以琴心求知音之意，使人想起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的音乐交往，从而发出芸芸人海，知音难觅之叹。第二首琴歌写得更为大胆炽烈，暗约卓文君半夜幽会，并一起私奔。前两句呼唤卓文君前来幽会，三四句暗示彼此情投意合连夜私奔，不会有人知道；五六句表明远走高飞，叮咛对方不要使我失望，徒然为你感念相思而悲伤。这两首琴歌之所以赢得后人津津乐道，首先在于“凤求凰”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

司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绿绮”琴，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盛赞其才情高华，赐给他一把名叫 “绿绮”的琴，上面刻有“桐梓合精”的铭文，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名贵乐器。司马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 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还成了古琴的别称。这把琴就是司马相如用来弹奏《凤求凰》、卓文君听后夜奔的那把琴，所谓“绿绮传情”使这把琴更富传奇色彩。

司马相如因为仰慕以“完璧归赵”、“将相和”而大名鼎鼎的赵国名相蔺相如，所以就更名相如。司马相如精通楚辞，善于写辞作赋，汉景帝年间任武骑常侍，但因为景帝不喜欢词赋，所以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常常称病，被景帝免职。以后他和枚乘一起游于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作了著名的《子虚赋》，梁孝王的短命去世，宾客星散，司马相如回到老家成都，而家里已是父母双亡，家徒四壁，再无以自立。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他入京师、梁国宦游归蜀，应好友临邛令王吉之邀，前往做客。当地头号富翁卓王孙之女卓文君，眉如远山，面如芙蓉，才貌双全，通晓琴棋书画。卓文君十七岁时曾许婚窦家，未聘夫死，成了望门新寡。卓文君青年寡居，自然是面对春花秋月，感物伤人，倍感凄凉。

一次，卓王孙举行数百人的盛大宴会，卓王孙慕司马相如之名声，王吉与相如均以贵宾身份应邀参加。席间，王吉介绍相如精通琴艺，请司马相如抚琴助兴。司马相如早已听说卓王孙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就趁做客卓家的机会，当众弹了两首琴曲《凤求凰》，意欲借琴音倾诉心曲，以此挑动文君，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举动，自然使得美丽多才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卓文君在屏风后面倾听到司马相如的琴声，一曲《凤求凰》拨动了她不甘遵循封建礼教而终生寡居的心扉。当时卓文君颇为相如才情所动，“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卓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后司马相如又通过侍女向卓文君大献殷勤，卓文君便夜奔相如住所，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一同私奔回到了成都，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话。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大胆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罗网和封建家长制的樊篱，一切封建神圣礼法，统统被他们的大胆私奔行动踩在脚下，成为后代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一面旗帜。

对此事，卓王孙自然是盛怒难消，认为司马相如有辱衣冠，自己的宝贝女儿也太不争气，夤夜私奔，败坏门风，使他丢尽脸面。司马相如是一个穷光蛋，回到成都，因生活窘迫，卓文君便把自己的头饰当了。司马相如豪情不减地典衣沽酒，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逍遥生活；卓文君也脱钏换粮，根本不把今后的生计放在心上。几个月后，他们索性卖掉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间小酒家，卓文君淡装素抹，当垆沽酒，不卑不亢，神态自如。而为了爱情永驻，司马相如亦不抚琴，更是穿上犊盘鼻裤，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忙里忙外担任跑堂工作，提壶洗碗干杂活，谈笑风生。如此这般，虽然生活清苦了点，但两人却是幸福美满，丝毫不为世俗所累。为此，历史上临邛也成了酝酒之乡，文君酒成为了历史名酒，唐人罗隐《桃花》诗云：“数枝艳拂文君酒。”传说中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酝酒开酒店还留下了“文君井”和弹琴的琴台，南宋陆游《文君井》诗云：“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沽酒，这是临邛市上的一件天大新闻，顿时远近轰动，小酒店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消息传到卓王孙耳中，他感有女若此，实在是对自己脸面上的大过不去，加之经不起亲朋好友的疏通劝解，于是妥协，承认了他们的爱情，迫不得已分给他们童仆百人，钱百万缗，并厚备妆奁，接纳了这位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女婿。夫妻双双回到成都，置田买房，成了富人，又过上了整天饮酒作赋、鼓琴吟诗的悠闲生活。后来汉武帝即位，读了《子虚赋》相当赞赏，遂将司马相如召回长安。

后人则根据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云：“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灌羽弱水鸣高翔。”尽管后世的道学家们称他们的私奔为“淫奔”，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日后无数情侣们的榜样。榜样的力量在后代文学中的影响极大，《西厢记》中张生亦隔墙弹唱《凤求凰》说：“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在公公面前更以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为自己私奔辩护；《玉簪记》中潘必正亦以琴心挑动陈妙常私下结合；《琴心记》更是直接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搬上舞台……足见《凤求凰》反封建影响之深远。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汉代文景之治时期，蜀郡临邛县的卓家传到了卓王孙这一代。由于社会安定，经营得法，卓家已成巨富，拥有良田千顷；华堂绮院，高车驷马；至于金银珠宝，古董珍玩，更是不可胜数。卓文君为四川临卭巨商卓王孙之女，姿色娇美，精通音律，善弹琴，有文名。十六岁时嫁人，几年后，丈夫过世，返回娘家住。

文君听琴
　　时逢梁孝王去世，司马相如返回成都，然而家境贫寒，没有可以用来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业。相如一向同临邛县令王吉相处得很好，王吉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就来我这里看看吧。”于是，相如前往临邛，住在城内的一座亭子里。临邛县令佯装恭敬，天天都来拜访相如。最初，相如还是以礼相见。后来，他就谎称有病，让随从去拒绝王吉的拜访。然而，王吉却更加谨慎恭敬。

临邛县里的富人很多，如卓王孙家就有家奴八百人，程郑家也有数百人。二人相互商量说：“县令有贵客，我们备办酒席，请请他。”一并把县令也请来。当县令到了卓家后，卓家的客人已经上百了。到了中午，去请司马长卿，长卿却推辞有病，不肯前来。临邛令见相如没来，不敢进食，还亲自前去迎接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强来到卓家，满座的客人无不惊羡他的风采。酒兴正浓时，临邛县令走上前去，把琴放到相如面前，说：“我听说长卿特别喜欢弹琴，希望聆听一曲，以助欢乐。”相如辞谢一番，便弹奏了《凤求凰》等一两支曲子。

这时，卓王孙有个女儿叫卓文君，刚守寡不久，很喜欢音乐，所以相如佯装与县令相互敬重，而用琴声暗自诱发她的爱慕之情。相如来临邛时，车马跟随其后，仪表堂堂，文静典雅，甚为大方。待到卓王孙家喝酒、弹奏琴曲时，卓文君从门缝里偷偷看他，心中高兴，特别喜欢他，又怕配不上他。

文君夜奔
　　宴会完毕，相如就派人以重金赏赐文君的侍者，以此向她转达倾慕之情。于是，卓文君乘夜逃出家门，私奔相如，相如便同文君急忙赶回成都。

当垆卖酒
　　进到司马相如家所见，空无一物，只有四面墙壁立在那里。卓王孙得知女儿私奔之事，大怒道：“女儿极不成材，我不忍心伤害她，但也不分给她一文钱。”有的人劝说卓王孙，但他始终不肯听。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天，文君对相如说：“长卿，只要你同我一起去临邛，向兄弟们借贷也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何至于让自己困苦到这个样子！”相如就同文君来到临邛，把自己的车马全部卖掉，买下一家酒店，做卖酒生意。并且让文君站在垆前卖酒，而自己穿起犊鼻裤，与雇工们一起操作忙活，在闹市中洗涤酒器。

归隐田园
　　卓王孙听到女儿的事情之后，感到很耻辱，因此闭门不出。一些兄弟和长辈交相劝说卓王孙，说：“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所缺少的不是钱财。如今，文君已经成了司马长卿的妻子，长卿本来也已厌倦了离家奔波的生涯，虽然贫穷，但他确实是个人才，完全可以依靠。况且他又是县令的贵客，为什么偏偏让他们受这样的委屈！”卓王孙不得已，只好分给文君家奴一百人，钱一百万，以及她出嫁时的衣服被褥和各种财物。文君就同相如回到成都，买了田地房屋，成为富有的人家。后来司马相如所写《子虚赋》得到汉武帝赏识，又以《上林赋》被封为郎。司马相如衣锦荣归，着实让岳父卓王孙风光了一把，卓王孙献金相认。

轶事典故

卓文君，西汉蜀郡临邛人，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容貌秀丽，喜欢音乐；十七岁而寡。辞赋家司马相如落魄归蜀时，文君毅然冲决封建罗网，与之自由结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载有她的事迹。
　　司马相如原是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的门客。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老家成都，可是家境贫困，无以为生。他一向跟临邛县令王吉很有交情，便到临邛县去作客，受到王吉的礼遇。
　　这天，王吉到卓王孙家赴宴，宾客来了上百人。到了午时，司马相如也应邀而至。在座的人均为他那潇洒的神采所倾倒。而当酒酣耳热之际，王吉捧琴至司马相如跟前：“闻君擅长琴技，请弹一曲，如何？”司马相如推辞了一番，便弹了两支曲子。这就是著名的琴曲《凤求凰》。众宾客只晓得弹得铮铮动听，又谁能解曲中深意！曲辞①是：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
　　有艳淑女在此房，何缘交接为鸳鸯？
　　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孽尾永为妃。
　　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知者谁？知者是卓王孙之女文君！文君新寡，又素爱音乐。因而司马相如就借琴曲来倾述自己的爱慕之意。席间，文君听到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产生了敬慕之情。宴毕，相如又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心意。当夜，卓文君私自跑到司马相如的旅舍，决心跟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快马加鞭，赶回成都。然而他的家境穷困不堪，除了四面墙壁之外，简直一无所有。卓王孙得知文君跟司马相如私奔后，大为恼怒，说道：“文君太不成器，我不忍心杀死她，可是也别想得到我的一文钱！”
　　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对司马相如说：“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向我的同族兄弟们借些钱，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挡路买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
　　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觉得没脸见人，就整天杜门不出。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材；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过着富足的生活。
　　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后世小说、戏曲也曾取作题材。比如，《古今杂剧》中有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一卷；清人舒位《瓶笙馆修箫谱》中有《卓女当垆》一剧。卓文君的“越礼”行为，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她的胆识，诚然是值得讴歌赞颂的。同时，卓王孙为了顾全自己富家的体面，最终不得不对女儿作出让步和妥协，这也显示出封建礼教的脆弱性和虚伪性。
　　另据《西京杂记》卷三记载：“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此说似不足信。
　　《白头吟》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另有《宋书·乐志》载晋乐所奏歌辞。两篇内容大致相同，后者篇幅较长。《乐府诗集》一并载入《相和歌·楚调曲》。《白头吟》本辞是一首凄丽的绝妙好辞：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蓰蓰。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诗的内容确是写男有二心，女方表示决绝。因为诗中有“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句子，所以便以《白头吟》作为诗的题目。但《白头吟》究竟是否文君所作，后人多疑出于附会。据《宋书·乐志》看来，它与《江南可采莲》一类乐府古辞，都同属汉代的“街陌谣讴”，带有浓厚的民歌色彩。《乐府诗集》和《太平御览》也都把它作为“古辞”。《玉台新咏》题作《皑如山上雪》，非但不作为文君的诗篇，就连题目也不叫《白头吟》。惟有《西京杂记》有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之说，然而却不著录歌辞。清人冯舒在《诗纪匡谬》中也力辩其伪。因而这或许是一首来自民间的作品，或许文君自有别篇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这是在我国古代歌谣中也有一定价值的作品。诗的语气决绝而又不舍，怨恨而又抱有期望，思想感情复杂而深沉，尤其是“凄凄复凄凄”四句，艺术手法很是巧妙。正如张玉谷《古诗赏析》所说：“妙在从人家嫁娶时凄凄啼哭，凭空指点一妇人同有之愿，不着己身说，而己身已在里许。”《白头吟》的思想艺术价值还是不可忽视的。
　　据传说，文君还写了两次信给相如，现抄录于此：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西京杂记》又传司马相如死后，“文君为诔”，亦不可信。《司马相如诔》原载明人梅鼎祚《历代文纪》，然而出处不详；《西京杂记》虽说“文君为诔，传于世’”，可又不载其辞。据前人考证看来，《司马相如诔》②一文当是后人伪托。
　　尽管《西京杂记》之说值得怀疑，但是有一点，卓文君是个能诗善画的女才子，恐怕是可以推断的③。
　　①此据《艺文类聚》，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所记稍异。
　　②参见清人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五十七。
　　③明人胡应麟论及汉魏间夫妇俱有文词而最名显者，首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参见《诗薮》外编卷一。
　　△「南朝·梁」徐陵编选：《玉台新咏》卷一△「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九、卷二十一△「唐」欧阳询等辑：《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四十一△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余冠英选注：《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路侃如：《乐府古辞考》七△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第二章
　　司马相如初出道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司马相如喜爱的是写赋，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爱赋。所以，景帝朝司马相如才华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闷。
　　后来，梁孝王进京，随同他一块来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和这几位辞赋高手，志趣相投，非常谈得来。于是，他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景帝朝的“郎”，随梁孝王到了梁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和邹阳、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在此期间，司马相如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声名鹊起。
　　但是，不久，梁孝王病卒，门客各奔东西。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家乡成都。《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传》：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两本重要史书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贫无以自业，家中穷困，没有谋生的手段。
　　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邛县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王县长与司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马相如来到后，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宾馆里。
　　一场“琴挑”的浪漫剧正式拉开序幕。
　　临邛县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马相如之后，故意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天天到宾馆来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县令来访，司马相如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照样天天来访。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传中写下的“缪为恭敬”四个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缪为恭敬”，就是故意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王县长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司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来，临邛县有两位钢铁大王，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是临邛两位著名民营企业家，按照时下的说法，一位是卓总，一位是程总。卓王孙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郑家中的奴仆也有数百人，略逊一筹。这两位老总听说王县长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思来想去，便想出一计。既然是县长的贵客，作为民企老总，我们理应表示一下。不如备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顺便也宴请一下县长。
　　到了宴请这一天，王县长先来到卓总家中。此时，上百位宾客已经入席，等到中午，卓文孙才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前来赴宴；但是，司马长卿推说有病不能赴宴。本来，等陪客们都到了才去请主宾，这是对客人非常尊敬的一种做法。但是，主宾不来，卓王孙别提多难堪了。王县长一听司马相如不来，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门去请。司马相如见王县长如此盛情，没有办法，只好免强成行。司马相如一到，他的风采立刻震撼了酒宴中的整个临邛上流社会之人。
　　有趣的是，《汉书》和《史记》记载王县长亲请司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比起《史记》，《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的确是策划了一个大阴谋。那么，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究竟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通过《汉书》这个“为”字，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探亲访友，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王县长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去朝拜，就是在造势，制造新闻热点，吸引卓王孙的眼球；果然，这出戏引得王孙总上钩了：亲摆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了卓王孙的胃口，哄抬了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县长把一张琴恭恭敬敬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听说长卿的琴弹得极好，希望能弹一曲以助酒兴。司马相如一再推辞，王县长一再相邀，最后，拗不过去的司马相如便顺手弹了两支曲子。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一个生理缺陷，就是口吃，但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之好。王县长之所以让司马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回避了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发挥了自己的强项——弹琴。
　　既然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司马相如弹这两支曲子，到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卓总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卓文君，这位文君小姐刚刚守寡，回到娘家暂住。她非常喜欢音乐，又特别精通琴瑟。所以，司马相如与其说是为王县长弹两支曲子，不如说是司马相如想用琴音挑动卓文君的芳心。大家特别注意司马迁“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这句话中的“缪”字，司马相如有意装出来为王县长抚琴一曲，但是，实际上此曲绝非为县长大人所奏，而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了爱好，就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音乐，这恰恰成了卓文君的软肋。司马相如其实早就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琴瑟，这就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曲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一把万能钥匙。原来司马相如故弄玄虚、排兵布阵多时，要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卓文君。
　　司马相如应临邛县长王吉的邀请来临邛之时，跟随他来的车马非常多，来到之后处处表现得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上他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无人不知。寡居在家的卓文君早就听闻，只是无缘相会。等到司马相如到自己家中饮酒，弹琴，文君从门缝里看见司马相如风流倜傥的样子，内心十二万分仰慕，还生恐自己配不上他。而两支求婚曲让文君小姐听得如醉如痴，心动不已。
　　这就是所谓司马相如的“琴挑”，即用琴声挑动文君的春心。"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宝鸡、汉中、南阳等地有武侯祠，杜甫作《蜀相》赞诸葛亮。"后代子嗣

诸葛亮46岁的时候，他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的时候，诸葛瞻才八岁。但他从小就聪慧可爱，擅长书画，记忆力很强。长大后从低级军官做起，一直升到他父亲曾担任过的军师将军。

后来，诸葛瞻官至卫将军，一度执掌蜀国朝政。魏国大将邓艾讨伐蜀国时，诸葛瞻率领军队前去抵抗，拒绝魏军诱降，战死在绵竹。当时他的儿子诸葛尚年仅十七岁，同样战死沙场；诸葛瞻殉国之时，他的次子诸葛京还很小，不到参军打仗的年龄，所以幸存了下来。

晋朝统一三国之后，诸葛京被新的朝廷迁居到中原一带，征召为官吏。诸葛京出任过关中地区眉县令，并治理得很好。想当年，他的祖父诸葛亮多次想攻打眉县，都未能如愿。没想到历史与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让他从未谋面的孙子成为这里的县令。

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早年投效东吴，深得孙权的器重。后来官至大将军等最高军职。他的长子诸葛恪更是青出于蓝，在吴国权倾朝野，后来死于一场政变，东吴的诸葛家族被满门抄斩。

诸葛亮的堂弟诸葛诞很早就追随曹操，在魏国担任一流高官。后遭司马家族的打击，其家族也被全部杀光。如此一来，诸葛家族除了在老家山东琅琊一带的族人之外，史书上有记载的幸存者就只剩下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和诸葛诞之子诸葛靓，诸葛京在担任眉县县令之后，继续升迁，最后官至江州刺史……从此，史书上就不再有诸葛京后人的记载。

当前，在山东临沂和浙江兰溪各有一批姓诸葛的人士，他们都有各自的家谱记载着与诸葛亮的渊源关系。在浙江，诸葛后人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但据说，他们都发源于浙江兰溪市的诸葛村。

从明代起，兰溪一带的诸葛族人主要以经营中医药业为主。据说这是秉承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祖训。后来，他们在此行业中逐渐发展壮大。清代中后期，诸葛族人把他们的中医药店开到了浙江各地，乃至于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兰溪药帮”这一商业帮派，盛极一时。同时也造就了诸葛村今天众多华丽精巧的民居建筑。

轶事典故

吃瓜留子
　　诸葛亮不仅能种出好庄稼，而且还有一手种西瓜的好手艺。襄阳一带曾有这么一个规矩：进了西瓜园，瓜可吃饱，瓜子不能带走。传说这条“规矩”也是当年诸葛亮留下来的。诸葛亮种的西瓜，个大、沙甜、无尾酸。凡来隆中作客和路过的人都要到瓜园饱饱口福。周围的老农来向他学种瓜的经验，他毫不保留地告诉他们瓜要种在沙土地上，上麻饼或香油脚子。好多人都来问他要西瓜种子，因为以前没有注意留瓜子，许多人只好扫兴而归。第二年，西瓜又开园了，他在地头上插了个牌子，上面写道：“瓜管吃好，瓜子留下。” 诸葛亮把瓜子冼净、晒干，再分给附近的瓜农。如今，汉水两岸沙地上的贾家湖、长丰洲、小樊洲的西瓜仍有名气，个大、皮薄、味沙甜。有些地方还遵守那条“吃瓜留子”的老规矩。

神机妙算
　　这件事情的真否无法考证，从记载来看，可能性还是有的。相传，诸葛亮在临死前对后代说：“我死后，你们中的一个将来会遇到杀身大祸。到那时，你们把房拆了，在墙里面有一个纸包，有补救的办法。” 诸葛亮死后，司马炎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他得知：朝廷中的一员将军是诸葛亮的后代，便想治治他。有一天，司马炎找了个借口，把这个将军定了死罪。在金殿上，司马炎问：“你祖父临死前说了些什么？”这个将军就一五一十地把诸葛亮的话说给他听。司马炎听后，使命令上兵们把房子拆了，取出纸包。只见纸包里面有封信，上面写着“遇皇而开”。土兵们把信递给炎，炎打开信，只见里面写道：“访问后返三步。”炎立即站起身退后三步。他刚站稳，只听“咔嚓嚓”一声响，炎龙案上面正对的房顶上，一根玉掉下来。把桌椅砸得粉碎。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反过来再看信后面写道，“我救你一命，请你留我后代一命。”看完这封信，暗暗佩服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后来．他把那个将军官复原职。

八卦衣
　　在戏剧和图面中，诸葛亮都是身披八卦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姿态。据民间传说诸葛亮的八卦衣是他勤奋好学，师母所赏赐。诸葛亮少年时代，从学于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学习刻苦，勤于用脑，不但司马德操赏识，连司马的妻子对他也很器重，都喜欢这个勤奋好学，善于用脑子的少年。那时，还没有钟表，记时用日晷，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时间就不好掌握了。为了记时，司马徽训练公鸡按时鸣叫，办法就是定时喂食。诸葛亮天资聪颖，司马先生讲的东西，他一听便会，不解求知饥渴。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想让先生把讲课的时间延长一些，但先生总是以鸡鸣叫为准，于是诸葛亮想：若把公鸡鸣叫的时间延长，先生讲课的时间也就延长了。于是他上学时就带些粮食装在口袋里，估计鸡快叫的时候，就喂它一点粮食，鸡一吃饱就不叫了。过了一些时候，司马先生感到奇怪，为什么鸡不按时叫了呢？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诸葛亮在鸡快叫时给鸡喂食。司马先生在上课时，就问学生，鸡为什么不按时叫鸣？其他学生都摸不着头脑。诸葛亮心里明白，可他是个诚实的人，就如实地把鸡快叫的时候喂食来延长老师授课时间的事如实报告了司马先生。司马先生很生气，当场就把他的书烧了，不让他继续读书了。诸葛亮求学心切，不能读书怎么得了，可又不能硬来，便去求司马夫人。司马夫听了请葛亮喂鸡求学遭罚之事深表同情，就向司马先生说情。司马先生说：“小小年纪．不在功课上用功夫，倒使心术欺蒙老师。这是心术不正，此人不可大就。”司马夫人反复替诸葛亮说情，说他小小年纪，虽使了点心眼，但总是为了多学点东西，并没有他图。司马先生听后觉得有理，便同意诸葛亮继续读书。司马先生盛怒之下烧了诸葛亮的书，后经夫人劝解，又同意诸葛亮来继续读书。可没有书怎么读呢？夫人对司马先生说：“你有一千年神龟背壳，传说披在身上，能使人上知千年往事，下晓五百年未来．不妨让诸葛亮一试．如果灵验，要书作甚？！！”司马先生想到把书已烧了，也只好按夫人说的办。诸葛亮将师母送的神龟背壳往身上一披，即成了他的终身服饰——八卦衣，昔日所学，历历在目，先生未讲之道，也能明白几分。

鹅毛扇
　　诸葛亮的鹅毛扇代表着智慧和才干，所以在有关诸葛亮的戏曲中，孔明总是手拿鹅毛扇。关于鹅毛扇，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黄承彦的千金小姐黄月英并非丑陋，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美丽、才华出众的姑娘。黄承彦怕有为的青年有眼不识荆山玉，故称千金为“阿丑”。阿丑黄月英不仅笔下滔滔，而且武艺超群，她曾就学于名师。艺成下山时，师傅赠送她鹅毛扇一把，上书“明”、“亮”二字。二字中还密密麻麻地藏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计策。并嘱咐她，姓名中有明亮二字者，即是你的如意郎君。后来黄承彦的乘龙快婿，就是吟啸待时、未出隆中便知天下三分的名字中有“明”、“亮”二字的未来蜀国丞相诸葛亮。结婚时，黄月英便将鹅毛扇作为礼物赠给诸葛亮。孔明对鹅毛扇爱如掌上明珠，形影不离。他这样作不仅表达了他们夫妻间真挚不渝的爱情，更主要的是熟练并运用扇上的谋略。所以不管春夏秋冬，总是手不离扇。清朝康熙年间，襄阳观察使赵宏恩在《诸葛草庐诗》中写道：“扇摇战月三分鼎，石黯阴云八阵图”，就足以证明诸葛亮手执鹅毛扇的功用以及他手不离扇的原因。

馒头故事
　　相传在三国时候，蜀国南边的南蛮洞主孟获总是不断来袭击骚扰，诸葛亮亲自带兵去征伐孟获。泸水一带人烟极少，瘴气很重而且泸水有毒。诸葛亮手下提出了一个迷信的主意：杀死一些“南蛮”的俘虏，用他们的头去祭泸水的河神。诸葛亮当然不能答应杀“南蛮”俘虏，但为了鼓舞士气，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军中带的面粉和成面泥，捏成人头的模样儿蒸熟，当作祭品来代替“蛮”头去祭祀河神。从那以后，这种面食就流传了下来，并且传到了北方。但是称为“蛮头”实在太吓人了，人们就用“馒”字换下了“蛮”字，写作“馒头”，久而久之，馒头就成了北方人的主食品。

大头菜故事
　　据说大头菜的渊源也与诸葛亮有关。诸葛亮居住隆中时，有一次小染疾病，他到山上去采药，发现一种象箩卜的东西，挖起来一看又不是箩卜。只见这东西拳头大小，上大、下小，咬一口一尝，不苦不涩，细品一下，还有点辣甜。他想，地上百草能养人，这种东西若没毒，不也是好菜吗？！！于是，他就挖了几个带回家，叫妻子炒了一盘，想尝尝味道咋样。谁知，菜一上桌，全家人一尝，都称好吃。问叫啥菜，诸葛亮想了想说，就叫“大头菜”吧。从此，诸葛亮一家经常吃大头菜。有一年风调雨顺，诸葛亮种的大头菜长得又肥又大，秋后收了一大堆。襄阳人储存剩菜的办法就是腌制，诸葛亮将大头菜洗净晾干腌了一缸，第二年拿出来一尝，竟比新鲜还美味，后来，诸葛亮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因士兵没菜吃，常使刘备发愁。诸葛亮就派一支木牛流马到襄阳买大头菜。大头菜带起来方便，吃着有味，刘备非常喜欢。从那以后，每逢大战之前，刘备就派人到襄阳买大头菜，他的士兵一直没有缺过菜吃。此后，襄阳的大头菜越来越有名气，人们自然想到诸葛亮，为了不忘他的功劳，大家就把大头菜叫做“诸葛亮菜”。

发明创造

木牛流马
　　【解释】木制的带有幌动货箱的人力步行式运输器具。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三国演义》中关于“木牛流马”的记载：忽一日，长史杨仪入告曰：“即今粮米皆在剑阁，人夫牛马，搬运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运谋多时也。前者所积木料，并西川收买下的大木，教人制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昼夜转运不绝也。”众皆惊曰：“自古及今，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制造，尚未完备。吾今先将造木牛流马之法，尺寸方圆，长短阔狭，开写明白，汝等视之。”众大喜。

馒头
　　话说诸葛亮平定孟获班师回朝，过泸水而不得，按习俗需要拿49个人头祭祀，次日诸葛亮用面粉合面裹以肉做成人头状顶替人头用以祭祀；自此以后也就有了很多祭祀时除了猪，牛，羊外多了馒头；另表：馒头原来是指顶替用来祭祀的俘虏蛮夷的头，所以是称为蛮头，后改用曼头用以避讳，再后加了食旁成为如今的馒头。

孔明灯
　　孔明灯又叫天灯，相传是由三国时的诸葛孔明所发明。当年，诸葛孔明被司马懿围困于阳平，无法派兵出城求救。孔明算准风向，制成会飘浮的纸灯笼，系上求救的讯息，其后果然脱险，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笼为孔明灯。另一种说法则是这种灯笼的外形像诸葛孔明戴的帽子，因而得名。

诸葛连弩
　　三国时期蜀国的诸葛亮制作了一种连弩，称作元戎弩，在较短时间内能发射十支箭，杀伤力很强，但是体积、重量偏大，单兵无法使用，主要用来防守城池和营塞。

八阵图
　　八阵图分别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命名，加上中军共是九个大阵。 中军由十六个小阵组成，周围八阵则各以六个小阵组成，共计六十四个小阵。八阵中，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另外，尚有二十四阵布于后方，以为机动之用。相传有周天365种变化。
　　此外传为诸葛亮发明的尚有孔明锁、木兽、地雷等。

生平

躬耕陇亩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出生在琅邪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父亲诸葛圭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母亲章氏病逝，诸葛亮8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荆州刘表，诸葛亮的躬耕地尚有争议，一说在南阳卧龙岗，另说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
　　建安二年，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病逝；汉献帝已从长安李傕手中逃出，迁到了曹操的许县。诸葛亮此时已16岁，平日好念《梁父吟》，又常以管仲、乐毅比拟自己，当时的人对他都是不屑一顾，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等好友相信他的才干。人称“卧龙”。他与当时的襄阳名士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有结交。黄承彦曾对诸葛亮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诸葛亮应许这头亲事，立即迎娶她。当时的人都以此作笑话取乐，乡里甚至作了句谚语：“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隆中对策
　　《隆中对》原名《草庐对》，是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初次会面的谈话内容，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207年冬至208年春，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的建议下，三次到隆中草庐拜访诸葛亮。前两次都没见到诸葛亮，第三次终于得见。《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出山成为刘备的军师，刘备集团之后的种种攻略皆基于此。

赤壁大战
　　当时，刘表之妻刘琦后母蔡氏屡进谗言，刘表对刘琦渐渐不悦。刘琦数次向诸葛亮请教自安之术，但诸葛亮每每推辞，刘琦便在一次饮宴时用上屋抽梯之计令诸葛亮说出解决办法，诸葛亮便反问刘琦：“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在外却可得安吗？）”当时黄祖被东吴杀害，刘琦便上荐为江夏太守外求自保。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刘表病逝，其二子刘琮继位，听到曹操南下的消息，遣使投降。刘备在樊城知道后，率军队和百姓南逃，曹军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军。
　　刘备到达夏口，而孙权之前又派鲁肃到来观察情况，并向刘备建议向孙权求救，诸葛亮便自荐到柴桑作说客，与鲁肃结为朋友；到达柴桑后，诸葛亮面见孙权，先用二分法给孙权两个选择“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如果能以吴、越的军力与中原之国抗衡，不如早和曹操断交）”；另一个选择则是激将法，“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如果认为不能抵挡，为何不停止军事行动，向北方称臣呢！“北面”在这里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曹操当时在北方；其二是君臣见面时，臣子通常面向北方。）”孙权却反问诸葛亮，刘备又何解不投降。诸葛亮便提高刘备身价，说刘备有气节，绝不投降，以向孙权显示刘备的决心。孙权大怒，誓言不会向曹操投降，但却有所担心，刘备还有多少兵力战斗。诸葛亮最后才分析两军的情况，先说出自军散兵归还和关羽水军有万人，加上刘琦凡江夏士兵亦不下万人，再说出曹军远来疲弊，追刘备时，又用轻骑一日一夜行了三百多里，正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且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百姓又是被逼服从曹操，不是心服；最后肯定地说曹操必定可打败。孙权十分高兴，后又受到鲁肃、周瑜的游说，决定联刘抗曹，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率三万水军，与曹操开战。
　　诸葛亮随军回到刘备处；十一月，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孙刘联军火攻，军中又发生瘟疫，故大败，回师北还。

足食足兵
　　赤壁之战后，刘备于十二月平定荆南四郡，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住于临烝，督令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负责调整赋税，充实军资。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派法正、孟达请刘备助攻张鲁。诸葛亮便与关羽、张飞、赵云等镇守荆州。至次年十二月，刘备与刘璋决裂，还攻成都。诸葛亮便与张飞、赵云等入蜀助阵，留关羽负责荆州防务，分兵平定各郡县，与刘备一起围成都。至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投降，刘备入主益州。
　　诸葛亮受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并受任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
　　每当刘备出兵征伐，诸葛亮便负责镇守成都，为刘备足食足兵，如汉中之战就替刘备提供资援。
　　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丕篡汉自立。魏黄初二年（221年），群臣听到汉献帝被害的消息，劝已成为汉中王的刘备登基为帝，刘备不答应，诸葛亮用耿纯游说刘秀登基的故事劝刘备。于是刘备才答应，任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同年张飞被害，诸葛亮领司隶校尉一职。

白帝城托孤
　　章武二年（222年）八月，刘备在东征夺回荆州的途中被打败，撤退至永安，诸葛亮大叹：“可惜法正故去，否则必能阻止刘备东征之举。”
　　至章武三年（223年）二月，刘备病重，召诸葛亮到永安，与李严一起托付后事，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定能够安顿国家，终可成就大事。如果嗣子（刘禅）可以辅助，便辅助他；如果他没有才干，你可以自行取度。]”诸葛亮涕泣地说：“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刘备又要刘禅视诸葛亮为父。
　　延至四月，刘备逝世，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设官府办公。不久，再领益州牧，政事上的大小事务，刘禅都依赖于诸葛亮，由诸葛亮决定。本来南中地区因刘备逝世而乘机叛乱，诸葛亮因国家刚逝去君主，先不发兵，而派邓芝及陈震赴东吴修好。

南征北战
　　南征
　　建兴三年（225年）春天，诸葛亮率军南征，临行前刘禅赐诸葛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个，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后诸葛亮深入不毛之地（成语：不毛为今天缅甸北境八莫）讨伐雍闿、孟获，诸葛亮采取参军马谡的建议，以攻心为主，先打败雍闿军，再七擒七纵孟获，至秋天平定所有乱事。蜀汉在南中安定并获得大量的资源，并且组建了无当飞军这支劲旅。经过长期积累，有了北伐的基础。

北伐
　　⒈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事先扬声走斜谷道取郿，让赵云、邓芝设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军攻祁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反魏附蜀，关中震响。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率领步骑五万人前往，大破马谡于街亭。而同时赵云寡不敌众，失利于箕谷。诸葛亮乃拔西县千余家返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失败。
　　2、同年冬，诸葛亮趁魏兵东下，关中虚弱，趁机北伐，出兵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围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为魏将郝昭所拒，诸葛亮劝降不成，而又粮草不继，不得已退还汉中。魏将王双来追，被斩。
　　⒊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省成县周边）、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周边）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今甘肃省西和县西），郭淮退，遂得二郡。
　　⒋建兴八年（230年）秋，魏军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走西城（今陕西省安康市西北），张郃走子午谷，曹真走斜谷。诸葛亮驻军于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赤坂（今陕西省洋县东二十里）。时大雨三十余天，魏军撤退。同年，诸葛亮使魏延、吴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后将军费曜（瑶）、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南安郡内，当在今甘肃省武山西南一带）。
　　⒌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率大军攻祁山，始以木牛运。时曹真病重，司马懿都督关中诸将出拒。诸葛亮割麦于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县）。司马懿追亮至卤城（今甘肃省天水市与甘谷之间），掘营自守，有“畏蜀如畏虎”之讥。五月，诸葛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司马懿，汉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于是宣王司马懿退还保营。六月，李严因运粮不济呼亮还。张郃追亮退兵至木门，中箭身亡——此为二出祁山。
　　⒍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道，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省岐山南），屯田于渭滨，与司马懿对於渭南，并约吴国共同发兵。期间诸葛亮既屡屡遣使者下战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宣王司马懿，但司马懿忍辱据守不出，并以“千里请战”的妙计平息将怒。诸葛亮乃分兵屯田，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但诸葛亮却因过于操劳而病逝。

病逝五丈原
　　八月，诸葛亮病故于五丈原（宝鸡境内）。杨仪等率军还，姜维等遵照诸葛亮遗嘱，秘不发丧，缓缓退军。魏军主帅司马懿（字仲达）率军追击，见蜀军帅旗飘扬，孔明羽扇纶巾坐在车里。司马懿怀疑是孔明用计诱敌，赶紧策马收兵，于是便有“死诸葛吓走活仲达”一事。
　　这六次用兵，出祁山只有两次；第四次是魏军主动进攻，蜀军防守，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冲毁栈道，蜀魏并未交战。

艺术造诣

书法篇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 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

绘画篇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为希代之珍”。张彦远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音乐篇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高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治国成就

《三国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 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 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 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 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 而爱之，刑政虽峻 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 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 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三国志》：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

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纪念建筑

武侯祠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和武侯祠，1991，经政府批准，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正式成立，区名取自辖区内的武侯祠（原为汉昭烈庙，昭烈为刘备死后的谥号）。武侯祠因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而得名，明初与昭烈庙合并，为蜀中著名的历史旅游名胜之一。
　　南阳武侯祠，又名“诸葛亮庵”，位于河南南阳市卧龙区卧龙岗，始建于魏晋时期，是投魏之蜀国故将黄权在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岗上修建而成的是纪念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大型祠堂群。
　　陕西省汉中市武侯祠，位于勉县（沔县），始建于公元263年，为最早的武侯祠（早成都武侯祠约50年），故而被称为“天下第一武侯祠”。

隆中
　　隆中风景区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襄阳市襄城区，距襄阳市区13公里，总面积209平方公里，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中国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青年时期在这里隐居长达十年之久。脍炙人口的《隆中对》和刘备“三顾茅庐”的史事都发生在这里。
　　隆中风景区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明代就形成了"“隆中十景”"，即草庐亭、躬耕田、三顾堂、小虹桥、六角井、武侯祠、半月溪、老龙洞、梁父岩、抱膝石，建国后又先后修建或新建了隆中书院、诸葛草庐、吟啸山庄、铜鼓台、长廊、观星台、棋盘石、琴台、孔雀寨、猴山等众多景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生前给隆中题词：“诸葛大名垂宇宙，隆中胜迹永清幽”。1994年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6年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部分学者称，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自叙“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是指的南阳郡邓县隆中（今襄阳市襄城区境内）。著名史书《汉晋春秋》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也有学者不认同这种说法，依据《大明一统志》记载：“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表明南阳卧龙岗才是诸葛亮躬耕地。

诸葛亮墓
　　诸葛亮之墓武侯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诸葛亮墓，在陕西省勉县（沔县）定军山脚下，每年，勉县的人在清明节的那天都要去拜谒诸葛亮游览定军山；2008年10月，在勉县还举行了三国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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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代表人物。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轶事典故

七步成诗
　　曹植“七步成诗”的广为流传：“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然而这首诗不见于陈寿的《三国志》，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世说新语》记载着魏文帝曹丕妒忌曹植的才学，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否则将被处死，而且对诗有严格要求：诗的主题必须为兄弟之情，但是全诗又不可包含兄弟二字，曹植在不到七步之内便吟出：“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此诗是否为曹植所著作，至现今仍有争议。

洛神悲歌
　　对于《文选》中的谬注，清人朱乾在《乐府正义》中鞭挞说，这篇原是曹植借“宓牺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的传说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心境的《感鄄赋》。鄄者，实为封地也。好事者利用“鄄”与“甄”通，附会出《洛神赋》隐寓曹植与魏文帝曹丕之妻甄氏的叔嫂恋事，不独污前人之行，亦且污后人之口。近有学者考证出《洛神赋》的主旨是曹植悼念怀恋其亡妻崔氏女，洛神形象是崔氏女的化身。然而两者说法皆有不妥之处，故此隐喻君臣大义说较为流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云：“本篇或系假托洛神寄寓对君主的思慕，反映衷情不能相通的苦闷。”

梵呗泰斗
　　中国本土赞呗之起源，相传为曹魏陈思王曹植游鱼山时，闻空中天乐梵呗之声，美妙绝伦，意境深远，感悟甚深，于是将其音节纪录下来，结合《太子瑞应本起经》，撰文制音，作成了《太子颂》和《菩萨子颂》，遂成合汉曲梵音而制作梵呗之始。

梁《高僧传》卷十三：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音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 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

《法华玄赞》卷四：陈思王登鱼山，闻岩岫诵经，清婉道亮，远俗流响，遂拟其声，而制梵呗。

《法苑珠林·呗赞篇》卷三十六：魏时陈思王曹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人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寤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纂文制音，传为后式。 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

由于曹植创制梵呗，意义深远，贡献巨大，所以近人释永悟有词赞其功德：东阿王植公，降生曹魏王宫，云高天籁连竺中，鱼山接长空。瑞应本起得删治，七步诗八斗雄，和平妙音世界同，梵呗源真宗。

家庭成员

妻子
崔氏，曹植之妻，清河东武城人，崔琰兄长之女。《魏晋世语》记载，崔氏的衣装过于华美，曹操登台看到后，认为她违反了穿着华丽的禁令，回家后崔氏就被赐死了。
谢氏，曹植继妻，召陵县人，太和年间被封为“陈思王妃”，曹植后期软禁生活的伴侣。据史书记载，她一直活到晋代，享年八十余岁。参见曹植 的《谢妻改封陈妃表》。

子女
曹苗，曹植长子，封高阳乡公，早夭。其生平事迹史书缺载，因此少有人知道，其名字出现在曹植的作品《封二子为公谢恩章》。
曹志，曹植次子，初封穆乡公，后迁封为济北王。入晋改封鄄城公，后出任乐平太守，迁散骑常侍、国子博士，转祭酒。太康九年卒，谥曰定公。
曹金瓠，曹植长女，不过出生约190天就夭折，因此少有人知道，其名字出现在曹植的作品《金瓠哀辞》。
曹行女，曹植幼女，比金瓠晚两年出生，约7、8个月就夭折，因此少有人知道，其名字出现在曹植的作品《行女哀辞》。

后裔
曹臣，曹植之孙，曹志之子，元康中为中郎，封关中侯。
曹永洛，曹植十一世孙，奏请北齐孝昭帝在鱼山“兴复灵庙”，“雕镂真容”。

政治思想

三曹非常中重视网罗民间隐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隐士人才都聚集起来。三曹一方面批评动摇隐士所信仰的荒诞无稽，让众人退出山林入世治国。另一方面又歌颂其情操，把隐士视为同道中人，意在招隐求贤、让众人入世治国辅君济世。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开头即以人生短暂发问：”今我隐约欲何为？”接着以入世的物质享受诱发隐士们出山，为其建功立业。此诗受到曹植《七启》劝隐士出山，建功立业的影响。 这一方面说明三曹欲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存在着大量的隐士不为朝廷所用。

曹植的《七启》中假托一个“镜机子”对另一个“玄微子”论述饮食、容饰、羽猎、宫馆、声色、友朋、王道等七个方面的妙处。此赋以招隐求贤、辅君济世为 主旨，大约作于建安十五年发布《求贤令》后。令文有“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作者即据此兴感抒论。规摹汉代枚乘《七发》大赋体制，假设镜机子与隐者玄微子问答联级成文，批评“耽虚好静”、“飞遁离俗”、“隐居大荒”的行为， 借镜机子分类铺叙肴馔、容饰、羽猎、宫馆、声色之妙及游侠、俊 公子之奇节异行，最后以赞颂“圣宰”之“翼帝霸世”、 “举不遗才”、“国富民康”、建“霸道之至隆”的功绩，说服玄微子 “从子而归”，表达了”君子不遁俗而遗名，智士不背世而灭勋”的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政治态度和理想抱负。篇制宏大，铺陈夸饰，辞采瑰丽，气势慷慨，变《七发》散体笔势为骈俪整饬的精描细绘，而流畅生动过之。

人物生平

才气逼人
　　初平三年，曹植出生于东武阳。曹植是曹操与卞夫人所生第三子。当时曹操在北方尚未站稳脚跟，缺乏固定的根据地，家属常随军行止，因此幼年的曹植同众多兄弟们一样，是在戎马倥偬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戎伍生活一直到建安九年，曹操击败了劲敌袁绍集团，攻克了其经营多年的邺城，方才有所改变。

曹植自小非常聪慧，才十岁出头，就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诸子百家也曾广泛涉猎。他思路快捷，谈锋健锐，进见曹操时每被提问常常应声而对，脱口成章。曹操曾经看了曹植写的文章，惊喜的问他：“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答道：“话说出口就是论，下笔就成文章，只要当面考试就知道了，何必请人代作呢！”

再加之性情坦率自然，不讲究庄重的仪容，车马服饰，不追求华艳、富丽，这自然很合曹操的口味。渐渐地，曹操开始把爱心转移到曹植身上。

建安十一年八月，15岁的曹植第一次随父东征海贼管承到达淳于。

建安十二年一月回师邺城，他在《求自试表》中所说“东临沧海”即指此事。九月，16岁的曹植随父北征柳城，他在《求自试表》中说“北出玄塞”即指此行，《白马篇》就是曹植对此期间随父征战的写照。

建安十三年七月，17岁的曹植随父南征刘表至新野，后又随父与孙权战于赤壁。

建安十四年，曹植随父征战第一次回到家乡亳州。

太子之争
　　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邺城所建的铜雀台落成，召集了一批文士“登台为赋”，曹植也在其中。在众人之中，独有曹植提笔略加思索，一挥而就，而且第一个交卷，其文曰《登台赋》。从此曹操对曹植寄予厚望，以为他是最能成就大事的人。

建安十六年秋，刚行冠礼的曹植暂时告别了在邺城宴饮游乐、吟诗作赋的优游生活，慨然请缨，随父西征。一路上跋山涉水，晓行夜宿。当西征大军辗转到帝都洛阳时，曹植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饱受战火的洗劫，洛阳城往日的繁华消逝得无影无踪，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荆棘丛生，昔日气势雄浑的皇宫已成一片废墟，湮没在杂草间，片片黄叶满城乱舞。满腔热血的曹植怀着一颗立功垂名的心，随西征军离开洛阳，继续向西进发。经过一年多的兼并战争，西部最终结束了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迎来了它的稳定与安宁。凯旋的曹植不久即被封为临淄侯。

在邺城时期，有一件对曹植来说是至关重要、并影响到他一生的事，这就是世子之争。

建安十九年，曹植改封临淄侯。这一年，曹操东征孙权，令曹植留守邺城，告诫他：“当年我担任顿邱令的时候二十三岁，回想起那时候的所作所为，至今都不曾后悔。如今你也是二十三岁，怎能不发奋图强呢！”曹植既因为有才而受宠，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便都来辅佐他。曹操有些犹疑，好几次几乎要立曹植为太子。然而，曹植文人气、才子气太浓，常常任性而行，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毫无节制，做出几件让曹操很是失望的事。

尤其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他在曹操外出期间，借着酒兴私自坐着王室的车马，擅开王宫大门司马门，在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纵情驰骋，一直游乐到金门，他早把曹操的法令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曹操大怒，处死了掌管王室车马的公车令。从此加重对诸侯的法规禁令，曹植也因此事而日渐失去曹操的信任和宠爱。十月，曹操召令曹丕为世子。从此，曹植告别了昂扬奋发的人生阶段，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和浓浓的悲愁中。

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困，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带兵解救曹仁。命令发布后，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后悔，不再重用他。

洛水感怀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逝洛阳，曹丕继王位，曹植时年29岁，作《上庆文帝受禅表》、《魏德论》。曹丕称帝之后，对曹植严加防范。后来，曹丕碍于母后卞氏的压力，只好将曹植数次徙封。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

黄初二年，30岁的曹植被徙封安乡侯，邑八百户；当年七月又改封鄄城侯，是年作《野田黄雀行》，这次改封成为曹植一生重要的转折点。

黄初三年四月，31岁的曹植被封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也就是在这次被封王之后回鄄城的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洛神赋》。在《洛神赋》中，诗人描摹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女神形象，把她作为自己美好理想的象征，寄托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倾心仰慕和热爱；又虚构了向洛神求爱的故事，象征了自己对美好理想梦寐不辍的热烈追求；最后通过恋爱失败的描写，以此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归于破灭。

忧生之嗟
　　黄初四年，32岁的曹植徙封雍丘王。

黄初六年，曹丕南征归来，路过雍丘，与曹植见面，增其户五百。

黄初七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明帝。壮心不已的曹植急切地渴望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他曾多次慷慨激昂地上书曹叡，要求给予政治上的任用，拳拳之心可以使铁石心肠之人动容。但过于冷静理智的曹叡却心如古井，不起微澜，对于曹植的种种表白和要求，只是口头上给予嘉许而已。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

太和三年，38岁的曹植徙封东阿，其间潜心著作，研究儒典。

太和六年，曹植改封陈王，11月曹植在忧郁中病逝，时年41岁，遵照遗愿，将其葬于东阿鱼山。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文艺著作

文艺著作
　　曹植的创作以220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作品收录在《曹子建集》中。《曹子建集》共10卷，收录了曹植的诗文辞赋。其中收录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一半以上为乐府诗体。其代表作有《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门有万里客》等。其中《洛神赋》写洛川女神的仙姿美态，是文苑奇葩。

赋
洛神赋 幽思赋 迷迭香赋 释愁文
髑髅说 归思赋 九愁赋 闲居赋
登台赋 神龟赋 酒赋 芙蓉赋

诗
七哀诗 杂诗 公宴诗 侍太子坐
送应氏 闺情 赠徐干 应诏
赠白马王彪 情诗 朔风 矫志

乐府
箜篌引 升天行 仙人篇 妾薄命
白马篇 薤露行 丹霞蔽日行 种葛篇
名都篇 美女篇 飞龙篇 惟汉行

书法
　　据《书断》记载，“曹植亦工书。”《宣和书谱》上亦记载曹植少年聪慧，记忆力惊人，万言不忘，其胸中磊落之气发于笔墨闲。曹植以章草书写的《鹞雀赋》乃书法中一极品。

画论
　　曹植著有《画赞序》，是中国画论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篇专题论画的文章。它可以同汉代的《毛诗序》相提并论。《毛诗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谈诗歌的文章，阐述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画赞序》则主张绘画在"“教化”"方面应具有的功用。这当然是儒家思想。但曹植在这里明确了绘画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肯定了绘画艺术的地位，则是很重要的。

曹植明确提出画能“存乎鉴戒”。而且这种“鉴戒”还不是图解式的进行，而是通过绘画艺术形象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共鸣产生的。他谈到绘画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反应，有“仰载”、“悲惋”、“切齿”、“忘食”、“抗首”、“叹息”、“侧目”、“嘉贵”等等。这是不同的人物画像所引起的不同的如此丰富多样的感情反应，这就接触到了绘画艺术的特征。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接触这一问题。它与曹丕《典论·论文》第一次讲文章要有作者的性情是一致的。两者在理论上可说都是开启以后那个文艺自觉时代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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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5年－220年正月庚子），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为“妙品”。"轶事典故

谯水击蛟
　　曹操十岁那年，有一次在龙潭中游泳，突然遇到一条凶猛的鳄鱼。鳄鱼张牙舞爪地向曹操攻击，但曹操毫不畏惧，沉着地与鳄鱼周旋。鳄鱼无法下口，于是逃掉了。曹操回家后，没有向家人提起鳄鱼的事。后来，有个大人看见一条蛇而恐惧畏缩，曹操大笑，天真地说：“我在龙潭碰到鳄鱼都不怕，你却怕一条蛇，真是可笑！”众人询问，曹操以实相告，无不惊叹少年曹操的胆略。

行刺张让
　　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张让的府邸试图行刺，张让发觉，派人追捕，他挥舞着手戟，从庭堂一路打将出来，张让的卫士无法接近他，他且战且退，退到垣墙边时，纵身一跳，逾墙而出。

望梅止渴
　　有次曹操带兵出征，途中找不到有水的地方，士兵们都很口渴。于是曹操叫手下传话给士兵们说：“ 前面就有一大片梅林，结了许多梅子，又甜又酸，可以解渴。”士兵们听后，嘴里都流口水。他们凭借着这个，得以到达前方有水源的地方。

割发代首
　　有一次，曹操率军经过麦田，下令说：“士卒不要弄坏了麦子，有违反的处死！”军中凡是骑马的人都下马，用手相互扶着麦子走，未想曹操的马竟然窜进了麦地，招来手下的主簿来论罪，主簿用春秋的典故应对说：自古刑法是不对尊贵的人使用的。曹操说：“自己制定的法律而自己违反，如何能统帅属下呢？然而我身为一军之帅，是不能够死的，请求对自己施予刑法。”于是拿起剑来割断头发投掷在地上。

迎回文姬
　　曹操在平定北方后，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痛其无嗣”，于是派遣使者用金璧将蔡文姬从匈奴赎回国中，重嫁给陈留人董祀，并让她整理蔡邕所遗书籍四百余篇，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横槊赋诗
　　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率大军饮马长江，与孙权、刘备联军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曹操操取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称其“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绝妙好辞
　　曹操曾经途经曹娥碑下，杨修跟随着。石碑的背面题写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回答说：“知道。”曹操说：“你先别说，等我想一想。”走出三十里远的时候，曹操才说：“我已经知道了。”命令杨修单独写出他所知道的。杨修写：“黄绢，有色的丝织品，写成字是‘绝’；幼妇，少女的意思，写成字是‘妙’；外孙，是女儿的孩子，写成字是‘好’；齑臼，受辛之器，盛纳五辛的器具。五辛的另外一种解释是葱、蒜、椒、姜、芥；注：这不是受尽艰辛的器具，而是受五辛的器具）。这说的是‘绝妙好辞’的意思。”曹操也写下了自己的想法，和杨修是一样的，于是赞叹道：“我的才能比不上你，走了三十里路才明白（碑文的意思）。”

分香卖履
　　曹操临终前，留下《遗令》说：“我的婢妾和歌舞艺人都很辛苦，让他们住在铜雀台（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二十公里邺城遗址内），好好安置他们，在台正堂上放六尺床，挂上灵帐，早晚上食物供祭，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从早至午，要向帐中歌舞奏乐。你们要时时登上铜雀台，看望我西陵的墓地。余下的香可分给诸夫人，不用它祭祀。各房的人无事做，可以学着制作带子、鞋子卖。”
　　后以“分香卖履”喻临死不忘妻妾，唐朝诗人罗隐在《邺城》中写到：“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宋朝才女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曾言：“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为政举措

政治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曹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曹所败。曹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司马光说曹“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曹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曹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总的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曹操在汉朝的名义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积极作用。
　　在选拔人才方面：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曹操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

经济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二项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屯田制的实行，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政策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
　　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
　　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叡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军事
　　汉末三国的军事家首推曹操。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著作，在习诸家兵法的基础上，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
　　在带兵方面，他治军严整，法令严明，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也反映了他严明的军令。
　　在用兵方面，史称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在对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斗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战术，谲敌致胜，转弱为强。他确实是一个极为杰出的军事家。李靖的《李卫公问对》、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等著作都赞誉曹操的行军用兵。
　　在御将方面，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曹操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文化
　　曹操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求。建安五年（200年）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公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还请蔡邕之女蔡文姬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

评价

史书评论
　　陈寿《三国志》：“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魏书》：“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古今评说
孙权：“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孙楚：“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
陆机：“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釐三才之缺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辉。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
潘安：“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
刘渊：“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王导：“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
裴松之：“魏太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
垣荣祖：“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矣！”
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李世民：“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王勃：“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故能东禽狡布，北走强袁，破黄巾于寿张，斩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顿悬颅；拥旆南临，刘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信超然之雄杰矣。”
魏元忠：“魏武之纲神冠绝，犹依法孙、吴，假有项籍之气，袁绍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终以破灭，何况复出其下哉！”
朱敬则：“观曹公明锐权略，神变不穷，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听不惑，临事决机，举无遗悔，近古以来，未之有也。”“昔魏太祖兵锋无敌，神机独行，大战五十六，九州静七八，百姓与能，天下慕德，犹且翼戴弱主，尊奖汉室。”
赵蕤：“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北破袁绍，南虏刘琮，东举公孙康，西夷张鲁，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绩未究，中世而殒。”
张说：“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傍高冢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张鼎：“君不见汉家失统三灵变，魏武争雄六龙战。荡海吞江制中国，回天运斗应南面。隐隐都城紫陌开，迢迢分野黄星见。流年不驻漳河水，明月俄终邺国宴。文章犹入管弦新，帷座空销狐兔尘。可惜望陵歌舞处，松风四面暮愁人。”
司马光：“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何去非：“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
苏洵：“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
王安石：“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驎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洪皓：“长笑袁本初，妄意清君侧。垂头返官渡，奇祸怜幕客。曹公走熙尚，气欲陵韩白。欺取计已成，军容漫辉赫。跨漳筑大城，劳民屈群策，北虽破乌丸，南亦困赤壁。八荒思并吞，二国尽勍敌。四陵寄遗恨，讲武存陈迹。雉堞逐尘飞，浊流深莫测。回首铜雀台，鼓吹喧黾蝈。”
钟惺：“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张溥：“孟德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
《三国志通俗演义》：”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动静皆存智，高低善用贤。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
陈祚明：“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
黄摩西：“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鲁迅：“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毛泽东：“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后又在词作《浪淘沙·北戴河》称及曹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范文澜：“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剑桥中国秦汉史》：“给予汉王朝的致命一击却留给了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的曹操。曹操出身微贱，是大诗人、大战略家，也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对儒家的礼仪和道德束缚。”

生平

早年经历
　　曹操，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州），出生在官宦世家，为汉相曹参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汉灵帝时官至太尉，历侍四代皇帝，有一定名望，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三国志·武帝纪》中说曹嵩“莫能审其本末”，而在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间接引用三国吴人所著《曹瞒传》中称曹嵩本姓夏侯，但此说可信度不高。曹嵩继承了曹腾的侯爵。
　　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而且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当时的人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颙对他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南阳的许劭以知人著称，他也曾对曹操说过：“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此据《后汉书·许劭传》，《三国志》中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孙盛《异同杂语》及《三国演义》小说中作“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曹操早年就表现出对武艺的爱好与才能，曾经潜入张让家，被张让发觉后，手舞著戟越墙逃出，全身而退。又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兵法，曾抄录古代诸家兵法韬略，还有注释《孙子兵法》的《魏武注孙子》著作传世。这些活动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稳健的基础。

崭露头角
　　公元174年【甲寅年】（熹平三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京都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戚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但是曹操也因此得罪了蹇硕等一些当朝权贵，碍于其父曹嵩的关系，明升暗降，曹操被调至远离洛阳的顿丘（今河南清丰）。任顿丘令。这一年，曹操二十三岁。多年后曹操给其子曹植的一封书信《戒子植》写道：“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公元178年（光和元年），曹操因堂妹夫滁强侯宋奇被宦官诛杀，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其后，在洛阳无事可做，回到家乡谯县闲居。
　　公元180年（光和三年），曹操又被朝廷征召，任命为议郎。此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不料其事未济反为宦官所害。曹操上书陈述窦武等人为官正直而遭陷害，致使奸邪之徒满朝，而忠良之人却得不到重用的情形，言辞恳切，但没有被汉灵帝采纳。尔后，曹操又多次上书进谏，虽偶有成效，但东汉朝政日益腐败，曹操知道无法匡正。
　　公元184年【甲子年】（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皇甫嵩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十分之八的长吏，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甚至有了买官制度。朝廷徵还其为东郡太守，拜为议郎，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当时天下纷乱，先是发生了冀州刺史王芬联合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地方豪强，谋划废黜灵帝立合肥侯的事件。王芬等人曾希望曹操加入他们，但被曹操拒绝，后来王芬事败自杀。接着，又有西北金城郡（今兰州）的边章、韩遂杀死刺史和太守，率兵十余万反叛朝廷。
　　公元188年（中平五年），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陈留起兵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太子刘辩登基，何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想趁灵帝逝世、宦官失侍之机诛灭阉党，但没有取得太后的支持。于是何进便召时任并州刺史的董卓进京，胁迫太后同意。然而此举打草惊蛇，董卓尚未抵达京城，何进已被宦官下手谋杀。同年九月，董卓入京，执掌朝政，把汉少帝废为弘农王，而改立其弟陈留王为汉献帝，又派人把弘农王母子毒死，自称太师，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且首倡义兵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
　　公元190年（初平元年）正月，袁术等人共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曹操任代理奋武将军，参加讨董军。二月，被联军击败的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则焚毁宫室，挖开王陵，劫掠人民，致使洛阳方圆200里荒芜凋敝无复人烟。而关东联军惧怕董卓精锐的凉州军的战力，无人敢向关西推进，全都屯兵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而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大将徐荣交锋，因为士兵数量悬殊，曹操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幸得堂弟曹洪所救，幸免于难。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拼。联合军至此解散。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曹操在东郡大败于毒、白绕、眭固、於扶罗等，袁绍表其为东郡太守。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曹操出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当年冬天，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又助袁绍打败刘备、单经及陶谦诸军。
　　公元193年（初平四年）春天，曹操在匡亭六百里大追击大败袁术、黑山军、南匈奴。徐州牧陶谦率军攻入兖州南部的任城，曹操率军征讨陶谦攻克徐州十余城。

逐鹿中原
　　公元193年（初平四年）秋，曹操的父亲曹嵩来曹操处路上，被陶谦派兵杀害，曹操遂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
　　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东郡守备陈宫对曹操不满，于是与陈留太守张邈、张邈之弟张超、从事中郎许汜及王楷等同谋叛乱，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后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
　　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此时，曹操失去了兖州，军粮已尽，袁绍派人来劝说想让曹操投靠他，让曹操举家迁到邺县当人质。曹操本打算答应袁绍，多亏程昱劝阻，曹操才打消这个念头。
　　公元195年（兴平二年），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三败之，破定陶、庸丘等，平定兖州。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七月，因李傕、郭汜的火拼，汉献帝从长安东归，下诏让各路诸侯勤王。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迎汉献帝。辛亥，汉献帝封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庚申，迁都许昌。冬十一月丙戌，汉献帝封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春正月，曹操讨伐张绣，军队驻扎在淯水，张绣举众投降，旋即复叛，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将典韦战死。此后，曹操又两度攻击张绣，都没有彻底击破。秋九月，曹操东征袁术，袁术弃军而逃至淮河，枭袁术留守四将。
　　公元198年（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遣谒者裴茂率中郎将段煨讨李傕，夷三族。九月，曹操东征徐州，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在曹军攻势之下，吕布军上下离心，十二月，吕布部将魏续、宋宪等生擒陈宫归降曹操。吕布见大势已去，下城投降。曹操将吕布、陈宫、高顺等人处死，收降吕布部将张辽以及泰山豪杰臧霸、孙观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公元199年（建安四年），曹操派史涣、曹仁击破张杨旧部眭固，取得河内郡，把势力范围扩张到黄河以北。

官渡之战
　　消灭睦固后，为了应对之后与袁绍的战争，曹操预作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治今山东临淄）、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不久，张绣听从谋士贾诩之计，投降曹操，曹操大喜，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公元199年（建安四年）十二月，曹操自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刘备在陶谦死后，曾一度出任徐州牧，后徐州被吕布攻占，刘备投奔曹操。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曹操攻占徐州不久，淮南袁术准备逃往青州往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去截击，袁术北上不得，呕血而死。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曹操杀掉。刘备遂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
　　曹操为了免于将来同袁绍作战时前后受敌，决定先消灭在徐州立足未稳的刘备。当时诸将皆怕袁绍乘机来攻许都，曹操对此胸有成竹，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有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
　　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力本就很大，后袁绍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以其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今河南安阳滑县），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弱得多（《三国志》中说不足一万），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是四战之地，残破不堪，还没有完全恢复，物资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兵力也远不及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曹操的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曹操兵力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疑问的。
　　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曹操安慰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
　　二月，袁绍大将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迅速赶往白马。曹操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关羽斩首[23]，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命文丑、刘备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文丑。袁军大震。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设投石机、挖掘沟壑之法破解。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二个月。久战之下，曹操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这时袁绍谋士许攸因向袁绍献偷袭许都之计不成，且在河北的家眷犯法被抓，心生悔恨，而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跣足出迎，之后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军队人衔枚，马勒口，换袁军军装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授，曹操左右见“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曹操大怒说：“贼在背后，乃白！”士卒都拼死力战，因此大破袁军，斩淳于琼等，尽燔其粮草。而当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认为这正是攻破曹操大营的好机会，因此派去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围攻曹操大营。由于曹操预留兵力精且多，曹营未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大将张郃、高览等人率部投降曹操，袁军溃散。袁绍弃军逃回黄河以北。曹军大获全胜，斩首七万余级，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曹操清点袁绍书信，得到自己部下勾结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客观条件上，曹操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经过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官渡之战，曹操击溃了最大的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官渡之战也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远征乌桓
　　公元202年（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不和，发生火拼。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乞降。
　　公元204年（建安九年）二月，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进军围攻邺城（今河北临漳西，河南安阳北）。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曹操命人拿着缴获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斗志崩溃。邺城遂被曹操攻破。从这一年起，曹操把自己的据点北迁到了冀州邺城，政令军队此后皆从此出，而汉献帝的都城许县则只留些许官吏。
　　公元205年（建安十年）正月，曹操又以负约为名，攻灭袁谭，冀、青二州平定。于是，曹操上表让还兖州牧，改任冀州牧。袁尚兵败后，逃奔幽州刺史袁熙。不久，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
　　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曹操攻灭高干，平定并州。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
　　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蓟县）。时正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
　　八月，二军相遇，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乌桓军军势甚盛。曹操登高瞭望，见乌桓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乘敌阵稍动之机，向敌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十一月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同年郭嘉因水土不服、气候恶劣、日夜急行操劳过度，在曹操北归前病逝。归程途中，据《曹瞒传》记载：“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赤壁之战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开辟玄武池训练水军。六月，曹操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汉朝丞相。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南向。
　　七月，进军南征荆州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荆州牧。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今属河南），刘琮以为无法抵挡，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
　　这时，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的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骑兵从襄阳（今湖北襄樊）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将刘备追上，大破其军，随后进占江陵。
　　曹操在击溃刘备后，乘势想一举鲸吞江东，孙权、刘备两家在鲁肃和诸葛亮等人的努力下，组成联盟，孙权命都督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的两万人马组成联军抵抗曹操。曹操自江陵东下，至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接战不利，暂驻军于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与对方隔江对峙。
　　周瑜用诈降之计，命大将黄盖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船头钉上大钉，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率军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陆路撤回江陵。撤军北还。

平定凉州
　　赤壁战败后，曹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才收罗到自己身边。
　　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
　　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大败关中联军，马超等因之欲割地求和，曹操不允。九月，马、韩等再次请求割地，并送任子以求和，曹操采纳贾诩的建议，伪许之，并再次大败韩、马军。韩遂、马超败走凉州，杨秋则逃回安定，曹军阵斩成宜和李堪等叛将，关中自此平定[28]。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29]。曹操率军撤回，命夏侯渊督众将继续西征，在两年内，逐马超、破韩遂、灭宋建、横扫羌、氐，虎步关右，凉州地区基本平定。

创建曹魏
　　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曹操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操见孙权军容严整，自己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
　　同年五月，复《禹贡》九州。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献帝还准许其“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丞相萧何故事。
　　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夏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国都邺城。王子皆为列侯。他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七月，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来朝贺，被扣留在邺城，曹操借机将南匈奴分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加以监督[30]。冬十月，汉献帝又赐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操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

相争汉中
　　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五月，攻克河池，斩氐王窦茂；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春，曹操再次南征，率军猛攻濡须口，击败孙权，孙权派都尉徐详求降，曹操同意，并允诺重新结为姻亲。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向汉中发动进攻。
　　公元218年（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曹军多次击退刘备军猛烈攻势。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同时，边塞硝烟再起，曹操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乌桓鲜卑联军。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黄忠斩杀，曹军大败。之后，曹操亲率大军来夺汉中，但是刘备坚壁不出，曹军与刘备军相距数月，无利，遂放弃汉中。

襄樊会战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操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擒于禁，斩庞德，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且他早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到书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经过恶战，关羽大败而走。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往益州，路上被孙权军擒杀，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到许昌，曹操以诸侯之礼安葬。襄樊战役结束。

壮士暮年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逝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谥曰武王。他临死前留下《遗令》。 根据曹操的遗嘱，他于二月廿一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
　　这年十月，魏王曹丕取代汉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艺术成就

诗歌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此外，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书法
　　后人称曹操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文武双全、文艺兼亥之人。而曹操是一代书法家却鲜为人知，这主要是曹操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少的缘故。历史上见过曹操书法作品的人，无不赞其书作有“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笔墨雄浑，雄逸绝论。”之大美。
　　西晋文学家张华在《博物志》中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
　　南朝的书法评论家梁瘐肩在其《书品》中，把古代名人的书法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作上、中、下，共九品；他把曹操的书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唐代书法家兼评论家张玉灌，按历代书法家的艺术成就，把它们划分为神、妙、能三类：杰立特出者为神，运用精美者为妙，离俗不谬者为能；他在书法评论专著《书 断》中称曹操的书法作品为妙品。由此看来，曹操的书法作品虽不能列为神品、上品，但在全国名书法家中是数得着的。
　　有史料记载，他除常与当时出名的书法家：钟繇、梁鹄、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人切磋书艺外，还特把喜爱的秘书令梁鹄的字挂在帐中，细细揣摩、欣赏；有时夜间睡不着，便起来慢慢品位、琢磨钉满墙的梁鹄的字。不仅如此，魏宫的牌匾他都让梁鹄写，可以说仰俯皆是。他与梁鹄之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梁鹄倾其一生至力于书法事业，当曹操得知梁为借读大书法家蔡邕留给韦诞的一部论笔法的专著遭拒后，便又气又恨，呕血不止时，他遂将自己专用的五灵丹拿给梁鹄服用。
　　曹操虽善书，大概因忙于战事、政事，没有机会写，所以他流传于世的墨迹很少。
　　宋郑樵在所著《通志·金石略》中，仅收录曹操书写的一篇《大飨碑》；明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只是说到元朝时还有曹操书写的《贺捷表》；清叶奕苞在《金石录》中说，曹操在武昌“黄鹤楼”侧曾写有特大、凛凛有生气、正书的“涌月台”三字。现留存于世的只有两个字了，即曹操在征汉中时，写在石门南褒河一块大石上的“衮雪”二字，现已迁入汉中博物馆内。亳州《曹操地下运兵道》处所见到的“衮雪”二字，系依拓本刻写；上边两个隶书小字落款“魏王”，因系直题，又模糊不清，乃后人仿题的。

家族成员

长辈
养祖父：曹腾
养祖母：吴氏（曹腾之“对食”妻子）
父：曹嵩
母：丁氏

曹操妻妾
丁夫人，曹操原配夫人，无子女。
卞夫人，曹操继配夫人，武宣卞皇后。生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子。
刘夫人，曹操之妾，生曹昂、曹铄二子。
环夫人，曹操之妾，生曹冲、曹据、曹宇三子。
杜夫人，曹操之妾，生曹林、曹衮二子。
秦夫人，曹操之妾，生曹玹、曹峻二子。
尹夫人，曹操之妾，生曹矩。
王昭仪，曹操之妾，曹干养母。
陈姬，曹操之妾，生曹干。
孙姬，曹操之妾，生曹上、曹彪、曹勤三子。
李姬，曹操之妾，生曹乘、曹整、曹京三子。
周姬，曹操之妾，生曹均。
刘姬，曹操之妾，生曹棘。
宋姬，曹操之妾，生曹徽。
赵姬，曹操之妾，生曹茂。
某氏，张济遗孀，《三国演义》中为邹夫人

曹操子女
儿子
据《魏志·文帝纪》《任城陈萧王传》《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曹操的儿子有25位。曹操儿子次序不可考，下以生母地位高低为序。
1.曹丕，魏文帝
2.曹彰，任城威王
3.曹植，陈思王
4.曹熊，萧怀王
5.曹昂，丰愍王，长子
6.曹铄，相殇王
7.曹冲，邓哀王
8.曹据，彭城王
9.曹宇，燕王
10.曹林，沛穆王
11.曹衮，中山恭王
12.曹玹，济阳怀王
13.曹峻，陈留恭王
14.曹矩，范阳闵王
15.曹干，赵王，末子
16.曹上，临邑殇公子
17.曹彪，楚王
18.曹勤，刚殇公子
19.曹乘，谷城殇公子
20.曹整，郿戴公
21.曹京，灵殇公子
22.曹均，樊安公
23.曹棘，广宗殇公子
24.曹徽，东平灵王
25.曹茂，乐陵王

女儿
可考证者6位。
1.清河长公主，名不详，夏侯楙之妻
2.曹宪，汉献帝贵人
3.曹节，汉献帝皇后
4.曹华，汉献帝贵人
5.安阳公主，名不详，荀恽之妻
6.金乡公主，名不详，何晏之妻

养子
可考证者3位。
1.何晏，大将军何进之孙，貌美而无行，娶曹操之女金乡公主
2.秦朗
3.曹真。

曹操旁系
《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记载曹氏和夏侯氏之曹操宗亲、姻亲，这些人均为曹操所重用。
曹仁，字子孝，曹操从弟，祖父曹褒，父曹炽；
曹洪，字子廉，曹操从弟，
曹纯，字子和，曹仁之弟。
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祖父曹鼎曾为吴郡太守。曹操赞其为“吾家千里驹”。
夏侯惇，字元让。
夏侯渊，字妙才，夏侯惇从弟，曹操连襟，娶丁夫人之妹。
夏侯尚，字伯仁，夏侯渊从子。
曹操后裔
曹霸，曹髦后人，唐玄宗时期画家，能文善画，官至左武卫将军，杜甫作有《丹青引》及《观曹将军画马图》二诗，表达对其画艺的赞叹。渡来人高向玄理与僧旻也自称曹操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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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廙yì（180年—221年），字恭嗣，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汉末魏初名士。西汉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安众康侯刘丹之后。初从荆州牧刘表，后投奔曹操，甚受器重，为黄门侍郎。曹丕继位，擢为侍中，并赐爵关内侯。为政主张先刑后礼，且通天文历数之术，与司马徽、丁仪等名流相齐。黄初二年（221）卒。著书数十篇，皆失传。"生平

几经辗转

刘廙，字恭嗣，南阳郡安众县人。十岁时，在课堂上游戏，颍川的名士司马德操抚摸着他的头说：“小孩子，小孩子，‘有道德就懂义理’，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刘廙的兄长刘望之，当时很有名气，荆州牧刘表征召他为从事。他的两个好朋友，均因谗毁的罪名，被刘表杀害。他就以政见不合为理由，弃官回家了。刘廙对他说：“从前赵简子杀犊准、铎鸣，孔子物伤其类，回车而返。如今兄长既然不能仿效柳下惠同声相应，就应该学习范蠡迁移到偏远的地方。坐在这儿白白地等死就危险了，实在不行！”刘望之不听从他的劝告，不久就被刘表杀害了。刘廙很恐惧，急忙逃奔扬州，归附了曹操。曹操聘任他为丞相府的属官，后转任五官将文学。

曹丕器重

曹丕很器重他，让他交接、起草文书。刘廙上书回答说：“臣当初以为尊卑有序，是礼仪所定。因此固守着一般的礼节，不敢轻易下笔。接到您的任命，深深懂得了辛劳谦和的本意，而不看重其出身高贵与否，倚重的是清廉的有识之士。假如能像郭隗不为燕昭王所轻视，献九九小术的人不被齐桓公忽略，霸业因此也就会成就。损失一个普通人的节操，建立壮伟的业绩，臣下虽然愚钝，又岂敢推诿呢？”

上书劝谏

建安十八年，曹操获封魏公，建魏国，刘廙任黄门侍郎。

曹操在长安时，打算亲自带兵征蜀，刘廙上疏说：“圣人不以己之睿智而轻视普通人。王者不因身份的高低决定是否采纳其意见。因此，能够建功立业者，必能以近察远，比专横之人考虑周详。又必能不耻下问，博采众长。皮带、弓弦虽是不说话的物品，但古代的圣贤却能用以警醒、纠正自己。臣下虽然认为不才，但愿意以己比作皮带和弓弦。从前乐毅能够以弱小的燕国打败强大的齐国，却不能以轻兵平定即墨，原因在于自强者虽弱小却坚不可摧，自溃者虽貌似强大却必然一败涂地。自从您起兵以来，三十余年，没有打不败的对手，没有制服不了的强敌，如今，以精锐的兵马，常胜的军威，面对着倚仗天险的吴国孙权和拒不服从的蜀国刘备。想那偏远之地的大臣，比不上冀州的一个小卒，孙刘的家当，也比不上袁绍当时的基业，但是袁绍到底灭亡，而孙、刘却依旧存在。并非是我们力量不如从前，只是因为自强者和自溃者的形势地位转换了。故此，当年周文王伐崇侯虎，三次没攻下来，于是就退归原地，修生养性，最后终于把崇侯虎制服了。当初秦国作为诸侯之一，战无不胜，征无不服，待统一天下，秦王当上了皇帝，秦国却让百姓们的一阵疾呼声给摧毁了。这就是对外施用强力，对内不爱护体恤百姓的结果。臣下担心吴、蜀边寇的力量虽比不上先前六国，但却不乏出类拔萃之才。征伐他们会不会重蹈秦国的覆辙，这是不能不认真思考的。天下却有得失：形势对我有利而我又能认真考虑，就可有重大收获，形势对不利而我还要一意孤行，这就会有重大的失败。当今之计，不如研究周围的险阻，选择要害之地据而守之，再挑选天下甲士，而不断更换驻守。这样，您就可以高枕在大厦之内，潜心谋划安邦治国之大计。鼓励农桑，励行节约，这样整治十年之后，就一定会国泰民安。”曹操听罢走到刘廙面前说：“不但当君主的应了解臣子，作臣子的也应了解君主。如今你想要让我坐在这儿空行周文王的德政，恐怕是看错人了！”

后期经历

建安二十四年，魏讽谋反，刘廙之弟刘伟受牵连，按律应连刘廙一起杀掉。曹操下令说：“叔向不因其弟羊舌虎犯罪而受牵连，这是古时的制度。”于是赦免了刘廙，而且提拔他为丞相仓曹属。刘廙上疏道谢：“臣所犯之罪理应祸灭宗族，幸遇天地之英灵，碰上时气带来的好运，承蒙殿下使我全家幸免于祸，又将我升职，正如寒灰之上复燃烟火，已枯之木重长鲜花。万物不知如何才能感谢生养它的天地，儿子不知如何才能报答生养他的父母。臣可以以死为您效力，却实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您的谢意。”刘廙共撰写了几十篇文章，此外还和丁仪共同论述过刑礼，这些著作都流传于世。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逝世，曹丕继任魏王，刘廙迁任侍中，赐爵关内侯。

黄初二年，刘廙逝世，享年四十二岁。因无子而由弟弟之子刘阜继嗣。

家庭成员

兄弟

刘望之，刘廙兄，曾仕刘表，后被杀害

刘伟，刘廙弟，东汉官员，因参与魏讽叛乱而被诛

养子

刘阜，曹魏陈留太守。继嗣

孙

刘乔，刘阜子，西晋豫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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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生卒年不详），字萧远，三国魏中山（今河北定县）人。性耿介，不合流俗。曾作《游山九吟》（今佚），魏明帝十分欣赏，起用为寻阳长，后封陧阳侯。原有集二卷，已佚。今存《运命论》，载《文选》。文中竭力宣扬天命论，但文笔流丽，其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等句，颇著名。事见《文选》李善注引《集林》。

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别称支硎，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或说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他初隐余杭山，25岁出家，曾居支硎山，后于剡县（今浙江省嵊县）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晋哀帝时应诏进京，居东安寺讲道，三年后回剡而卒。他精通佛理，有诗文传世。据文献记载，《神骏图》画的是支遁爱马的故事。

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著名医药学家.汉族，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葛稚川移居图轴》元王蒙绘，故宫博物院藏。《人物图·葛仙吐火图》明郭诩绘，上海博物馆藏。"临床应用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犬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

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免疫”就是免于得传染病。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所以不一定就发病，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使人免于发病。注射预防针，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 。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撒斯要早500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已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后世影响

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炼丹和医学，既是一位儒道合一的宗教理论家，又是一位从事炼丹和医疗活动的医学家。葛洪敢于「疑古」，反对「贵远贱今」，强调创新，认为「古书虽多，未必尽善」，并在实际的行医、炼丹活动中，坚持贯彻重视实验的思想，这对于他在医学上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葛洪阅读大量医书，并注重分析与研究，在行医实践中，总结治疗心得并搜集民间医疗经验，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百卷著作《玉函方》。由于卷帙浩繁，难于携带检索，便将其中有关临床常见疾病、急病及其治疗等摘要简编而成《肘后救卒方》3卷，使医者便于携带，以应临床急救检索之需，故此书堪称中医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

他对以前的神仙思想进行了总结，证明神仙长生的实存性，在道教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他发现了汞的氧化还原反应。他是第一个将狂犬的脑子敷在狂犬病人伤口上来医治狂犬病的人。

宁波灵峰寺有一座葛仙殿，葛仙殿供奉的是葛洪的塑像。东晋咸和二年，葛洪来到这里炼丹。在他隐居灵峰山的时候，瘟疫流行，葛洪广采草药，制药布施，使众多百姓起死回生。每年阴历正月初一到初十是灵峰寺香火最旺的日子，因为传说中初十是葛仙翁的生日，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纪念这位悬壶济世的仙人。

人物评价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

生平

葛洪出身江南士族。13岁时丧父，家境渐贫。他以砍柴所得，换回纸笔，在劳作之余抄书学习，常至深夜。乡人因而称其为抱朴之士，他遂以“抱朴子”为号。他性格内向，不善交游，只闭门读书，涉猎甚广。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葛洪伯祖父葛玄曾师从炼丹家左慈学道，号葛仙公，以炼丹秘术传于弟子郑隐。葛洪约16岁时拜郑为师，因潜心向学，深得郑隐器重。郑隐的神仙、遁世思想对葛洪一生影响很大，自此有意归隐山林炼丹修道、著书立说。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 ，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晋永兴元年葛洪加入吴兴太守顾秘的军队，任将兵都尉，与石冰的农民起义军作战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次年石冰事件平息，葛洪不愿争功邀赏，辞官往洛阳搜寻炼丹制药之书。又因陈敏盘据江东作乱，归途断绝，遂流落在徐、豫、荆、襄、江、广诸州之间。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以女儿鲍姑许配。建兴二年，返回家乡，隐居深山继续从事《抱朴子》的创作。

建兴四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太宁三年，友人干宝力荐他任散骑常侍领国史，坚持不去上任。后因生活所迫，再出任咨议参军等职。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

咸和二年，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自行请求出任勾漏令。经皇帝允准后，遂南行赴任，途经广州，会晤刺史邓岳。邓告诉葛：其辖地的罗浮山有神仙洞府之称，相传秦代安期生在此山服食九节菖蒲，羽化升天。邓岳表示愿供他原料在此炼丹，葛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其间，邓岳拟任葛洪为东莞太守，葛辞不就。他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修行炼丹，著书讲学。因从学者日众，又增建东西北三庵。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享年81岁。

相传葛洪夫妇还曾在南海西樵山和广州越岗院研究炼丹术和医学，并常行医于百姓之间。葛洪一生著述颇丰，《抱朴子》是其代表作。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20卷，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总结晋代前的神仙方术，包含守一、行气、导引等，为医药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外篇50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阐明其社会政治观点。全书将神仙道教理论与儒家纲常名教相联系，开融合儒、道两家哲学思想体系之先河。《抱朴子》的问世，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内容

道教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金城山有99座山峰、36处泉水、48个山洞。金城山又名金粟山、金山、金峰、金子岭，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倘若紧贴石壁，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金库童谣：石马对石鼓，黄金亿万五。谁能识得破，能买重庆府。进山门100余米处是“小西天”；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山上有“神仙洞”，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著有《抱扑子》等经书，每逢阳光灿烂之风，便将经书一一摊开，放在洞顶巨石上晒，以求得到真经，故名“晒经石”。

医药学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化学

他是早期的化学家。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三仙丹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和雄黄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轶事典故

葛洪，丹阳人，家中贫穷请不起仆人，家里的篱笆坏得不像样也不修理，常常需要拨开杂乱的草木出门，又推开杂草进屋。家中数次失火，收藏的典籍都被焚毁了，他就背起书篓步行，到别人家抄书，他卖木柴买纸，借火光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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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224年—287年），字令伯，一名虔，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幼年丧父，母何氏改嫁，由祖母抚养成人。后李密以对祖母孝敬甚笃而名扬于乡里。师事著名学者谯周，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传》。初仕蜀汉为尚书郎。蜀汉亡，晋武帝召为太子洗马，李密以祖母年老多病、无人供养而力辞。历任温县令、汉中太守。后免官，卒于家中。著有《述理论》十篇，不传世。其生平见载《华阳国志》、《晋书》。代表作为《陈情表》。"人物生平

李密的祖父李光，曾任朱提太守。李密从小境遇不佳，出生六个月就死了父亲，四岁时母亲改嫁。他是在祖母刘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李密以孝敬祖母而闻名。据《晋书·李密传》说：祖母有疾，他痛哭流涕，夜不解衣，侍其基右。膳食、汤药、必亲自口尝然后进献。

李密幼时体弱多病，甚好学，师事谯周，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以文学见长。年轻时，曾任蜀汉尚书郎。

李密几次出使吴国，吴大帝孙权问蜀汉兵马多少，回答道：“官用有余，人间自足。”后来吴大帝和群臣一起讨论道义问题，都说愿意做弟弟。李密说：“我愿意做兄长。”被问道为什么，李密说：“做哥哥的有更多时间侍奉父母。”吴国君臣都认为他说的对。

魏灭蜀后，征西将军邓艾敬慕他的才能，请他担任主簿。李密以奉养年迈祖母为由，谢绝了邓艾的聘请。

泰始三年晋武帝司马炎立太子，慕李密之名，下诏征密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不断催促，这时，李密的祖母已九十六岁，年老多病。于是他向晋武帝上表，陈述家里情况，说明自己无法应诏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陈情事表》，或称《陈情表》或《陈事表》，此《表》写于西晋武帝泰始三年。

《陈情表》辞语恳切，委婉动人。表到朝廷，晋武帝看了，为李密对祖母刘氏的一片孝心所感动，赞叹李密“不空有名也”。不仅同意暂不赴诏，还嘉奖他孝敬长辈的诚心，赏赐奴婢二人，并指令所在郡县，发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

李密在祖母去世服期满后出仕。在任温县县令时，政令严明，政绩显著，刚正见称。过去，中山诸王每过温县，必苛求供给，当地人民以此为患。李密到任后，中山诸王进过境仍苛求如故。李密以理力争，使诸王过境不敢苛求，为百姓办了件好事。

李密本望到朝廷任职，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于朝中权贵畏惧他的刚正，故朝中无人推荐。最后只做了汉中太守，一年后罢官归田。后病卒，终年六十四岁。

轶事典故

魏灭蜀后，征西将军邓艾招降纳叛，急于稳定人心，他聘李密为主簿，李密力辞不受。邓艾集团的骄横已经让他胆寒。邓艾初入成都时是“蜀人称焉”，结果却是蜀人“有识者笑之”。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征李密为“太子洗马”，诏书连下，郡县不断催促。当年李密祖母已96岁，风烛残年，他上表叙述自己无法应命的原因。这就是《陈情表》，475字。《陈情表》以侍亲孝顺之心感人肺腑，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影响深远。文中的一些词句如“急于星火”、“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等，直至今天人们还经常引用。

《陈情表》全文用了29个臣字，除了“前太守臣逵”和“后刺史臣荣”中两处指朝臣外，其余27个“臣”字均是李密自称。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普适逻辑之下，这让晋武帝颇感顺眼。更关键还在于，区区一份“陈情”，不但可以免去抗旨死罪，还感动了君王铁石心肠。

祖母魂归道山之后，李密已经没有借口了，他履行了在《陈情表》的承诺。先后任温县县令、尚书郎、汉中太守等职。任期内，他在汉中勉县倡建武侯祠。某天他酒后赋诗：“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激怒晋武帝，免官回乡。其实在此之前在温县时，他曾与人书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就差一点被人举报。

公元287年李密卒于保胜龙安，好友安东将军胡熊与皇甫士安主持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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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mì）（215年—282年），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省灵台县）人，后徙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1-2] 。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东汉名将皇甫嵩曾孙。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后得风痹疾，犹手不释卷。晋武帝时累征不就，自表借书，武帝赐书一车。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其实，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 、《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并被誉为“针灸鼻祖”。挚虞、张轨等都为其门生。"人物生平

出身名门

坐落于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的皇甫谧雕像 皇甫谧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六世祖皇甫棱为度辽将军，五世祖皇甫旗为扶凤都尉，四世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节之弟皇甫规是个文武全才，时为安羌名将，官至度辽将军、尚书，封寿成亭侯，为凉州三明之一。曾祖皇甫嵩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官拜征西将军，太尉。后来，皇甫氏族渐趋没落，但朝中大仍不乏做官之人，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当过霸陵令，父亲皇甫叔侯，仅举孝廉。

家道衰落

皇甫谧生后遂丧生母，家道更加衰落，过继给叔父，十五岁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在战乱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自幼贪玩不习上进，跟村童编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嬉游习兵。年二十（公元234年）。仍游荡无度，犹不好学，人以为痴。一次，谧将所得瓜果进献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从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纯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与我何有。”（《晋书·皇甫谧传》）因对之流涕，谧甚感痛，遂拜乡人席坦受书。

发奋著述

皇甫谧从此改弦易辙，矢志发奋读书；二十六岁时（公元241年），以汉前纪年残缺，遂博案经传，旁采百家，著《帝王世纪》《年历》等；四十岁（公元254年），叔父有子既冠，丧所生后母，遂还故乡；四十二岁（即公元256年）前后得风痹症，悉心攻读医学，开始撰集《针灸甲乙经》；四十六岁（公元260年）时已为名声鹤起的著名学者，魏相司马昭下诏征聘做官，不仕，作《释劝论》，仍耽玩典籍，忘其寝食，时人谓之书淫；五十一岁时（公元267年）晋武帝续诏不仕，相传曾到陕西陇县龙门洞、平凉崆峒山避诏；五十三岁时（公元269年)，武帝频下诏敦逼，上疏自称草莽臣，乃不仕；五十四岁时(公元270年)，又举贤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书，武帝送书—车；六十—岁时(公元277年)，帝又诏封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皆不应，著惊世骇俗的《笃终论》；六十八岁时(公元282年)，《皇帝针灸甲乙经》刊发经世，皇甫谧在张鳌坡去世，其子童灵、方回，尊父笃终遗训，择不毛之地，将其俭礼薄葬于塬边。世人称之为“皇甫冢子”。

明朝嘉靖年间，皇甫谧得以从祀景惠殿三皇庙。

历史评价

司马炎：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

房玄龄等《晋书》：①皇甫谧素履幽贞，闲居养疾，留情笔削，敦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确乎不拔，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欤！洎乎《笃终》立论，薄葬昭俭，既戒奢于季氏，亦无取于王孙，可谓达存亡之机矣。[1] ②士安好逸，栖心蓬荜。属意文雅，忘怀荣秩。遗制可称，养生乖术。

李巨来《书古文尚书冤词后》：“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

人物影响

意志品德

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铸就了皇甫谧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影响并激励着后人。当他发奋读书，名声渐起时，周围的人就劝他修名广交，他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提出了“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的观点，表达了他不与世俗流趣，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晋书·皇甫谧传》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皇甫谧姑母的儿子梁柳当了城阳太守，将赴任，人们劝皇甫谧为其饯行。他回答说：梁柳未当官时到我家里来，我迎送他时门都不出，吃饭时只不过上一点咸菜，穷人都不认为酒肉是好朋友。今天他当上了郡守，我若为他饯行，那就是看重城阳太守而轻视梁柳，不符合古人之道，我心中不安！

医学贡献

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含河南新安县）。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象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

人们不禁会问，皇甫谧面对血腥风雨、贫病交加的社会生活环境，为什么会不被高官所动，不为富贵而移，迎风而立，以超常的毅力，耽玩典籍，著书立说，成为千古学者?也许我们从他的宇宙观即哲学思想中能找到答案。他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没有系统地探讨过自然界的本源、本质，也没有留下专门的论述和专著，但从他传世的大量著作中，仍然可以窥视他的哲学观点。

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和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父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于参考书奇缺，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

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十二卷的《皇帝针灸甲乙经》在总结、吸收《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纪穴针灸治要》等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在医学领域矗起丰碑。该书共收录穴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出了18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统一了穴位名称，区分了正名与别名。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宫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病有标本、虚实补泻、天人相应、脏腑阴阳配合、望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对针灸学以至整个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今的针灸医学不但在国内得到飞速发展，并且已经风靡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批准，把针灸列为治疗专项，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

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与孔子齐名于世界文化史的历史名人。

《针灸甲乙经》，共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六百五十四个（包括单穴四十八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此书问世后，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到如今，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七O一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足见，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影响之深远。

文学贡献

皇甫谧与流俗异趣，不趋炎附势，累官不仕，专一著述为务，仅是一名平民学者，而著书之丰，确是魏晋首富。《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郡国志》、《国都城记》等文史著作广采百纳，博据考稽，建树史学，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整理，在史前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并对“三皇五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三皇”有两种说法：一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另—种说法是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是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把中国历史起源的时间提前到上古时代；对前人以及《史记》中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三皇五帝”的世系纪年及重大活动进行了补充和考证；对历史上地方名称的前后变更及一个民族或王朝迁徙地名的变化作了较详尽的考证；第一次对历代土地、人口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和分析，整理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将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因此，清代历史学家钱熙祚曾评价“皇甫谧博采经传杂书以补史迁缺，所引《世本》诸子，今皆亡逸，断璧残圭，弥堪宝重”。(清钱熙祚·《帝王世纪序》)

《皇甫谧集》、《玄晏春秋》、《鬼谷之注》，玄守、释劝、笃终三论，高士、列女等传，《三都赋序》，并诗诔赋颂，藏珍纳萃，字字珠玑，在文学领域独树—帜。提出了文章的思想性及社会教育作用，要比“美”和“丽”更重要，反对言过其实，浮夸竞兴，博言空类。且许多文章中还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文章风格犀利，对仗工整，音语铿锵，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人物形象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哲学观点

他继承了先秦以来一元论的哲学观点，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他在《针灸甲乙经》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之德，地之气，阴阳交合，生成万物，也就是说，天所赋予的是生生之机，气所赋予的是物质基础，两相结合，万物才有生化之机。自然界万物万象正是由于所受气不同而致。

从四时气候来说，有春、夏、秋、冬四气，从自然来说有风、雨、雷、电等气，气是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廪气而成。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中说“两精相搏谓之神”，两性之精气结合，产生新的生命，而新生命随着形体的完备，也相应的具备了精神。“人有五脏化五气，所生喜、怒、悲、忧、恐”。可见人的精神状态完全是随着物质器官的形成而出现。人死后，形体消亡，精神就不存在了，“精歇形散”(《晋书·皇甫谧传·笃终论》)正是这个道理。

皇甫谧还特别阐述了梦幻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精神能脱离形体而独立活动，只是或因为某些因素的刺激，或是有些情绪变化没有消除，或出于生理器官有病等才“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针灸甲乙经》卷六），至于梦有所不同，则是由于刺激的原因不同，或者有病的器官不同，如肝脏有病者，就常梦到忿怒，睡前吃得过饱，就会梦到给别人食物等。准确的表达了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存在决定意识等唯物主义观点。

皇甫谧不仅认识到自然界是物质的，而且看到了一切事物都在阴阳两气的矛盾中发展变化，促进了万事万物的盛衰荣枯和社会历史的演化和进步。他在《甲乙经五脏变腧》中说：“故阴阳者，万物之始终，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因此，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皇甫谧·释劝论》)。还认为事物矛盾双方不停地转变，促成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在《释劝论》中，他进一步阐述阴阳转化的观点“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阴阳不断转化，同时又互相制约。表达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因此，皇甫谧累诏不仕的原因，主要是他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用辩证法的观点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看到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旋涡的险恶，正如《晋书·阮籍传》中所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因此，不愿意跻身权贵，踏入仕途，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他认为王朝的更迭和代替，表明社会的进步，而这些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腐朽和黑暗只是社会进步中逆转的浪花，终究会被冲刷的一干二净。人的活动必须顺时而动，尊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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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文学家。字孟阳。安平（今河北安平）人。生卒年不详。性格闲雅，博学多闻。曾任佐著作郎、著作郎、记室督、中书侍郎等职。西晋末年世乱，托病告归。张载与其弟张协、张亢，都以文学著称，时称“三张”。其中，载、协相近，亢则略逊一筹。《文心雕龙》说：“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一说，“三张”指张华与张载、张协二人，张亢不在其内。"文学成就

张载今存诗10余首。较可取的有《七哀诗》2首。其一“北芒何垒垒”描写汉代帝王陵寝被毁后的景象，慨叹世道乱离和沧桑变化。其三“秋风吐商气”写秋风扫林，满目凄凉的景色：“阳乌收和响，寒蝉无余音”，“肃肃高桐枝，翩翩栖孤禽。仰听离鸿鸣，俯闻蜻蛚吟。”通过景物的描绘，寓情于景，表现了作者在黑暗现实中的孤独苦闷心情。

此外，张载还有几篇赋、颂和铭文。其中《蒙汜赋》当时曾受到傅玄的推崇，是张载的成名之作。明人张溥把张载和张协的作品辑为《张孟阳景阳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生平

西晋文学家。字孟阳。安平人。生卒年不详。性格闲雅，博学多闻。曾任佐著作郎、著作郎、记室督、中书侍郎等职。西晋末年世乱，托病告归。张载与其弟张协、张亢，都以文学著称，时称“三张”。其中，载、协相近，亢则略逊一筹。《文心雕龙》说：“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一说，“三张”指张华与张载、张协二人，张亢不在其内。

传说张载貌丑，外出时顽童常以石掷之，以致“投石满载”。在《幼学琼林》中亦有“投石满载，张孟阳丑态堪憎”之语。可见古人有时也会以貌取人。

太康初，张载至蜀省父，道经剑阁，因著《剑阁铭》。铭文先写剑阁形势的险要，次引古史指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道理，被后人誉为“文章典则”，晋武帝曾派人镌之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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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钦(?-218)字休伯，东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主簿，以善写诗、赋、文章知名于世。

吴隐之（？—414），字处默，东晋濮阳鄄城人，生当东晋后期。曾任中书侍郎，左卫将军，广州刺史等职，官至度支尚书，著名廉吏。

石崇（249年—300年），字季伦，小名齐奴。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人。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第六子，西晋时期文学家、大臣、富豪，“金谷二十四友”之一。"生平

白手起家
　　石崇是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第六子，因生于青州，所以小名齐奴。他少年时便敏捷聪明，有勇有谋。
　　公元273年，石苞临终时将财物分给几个儿子，只不给石崇。石崇的母亲向石苞请求，石苞说：“这孩子尽管年纪小，以后他自己是能得到财富的。”

好学不倦
　　石崇二十多岁就担任修武县令，以有才能著名。后入洛阳任散骑侍郎，又迁任城阳太守。公元280年，石崇因参与伐吴有功，被封为安阳乡侯。他在郡任职时虽有职务，仍好学不倦，后因疾病自求解职。不久，又被拜为黄门郎。
　　石崇的兄长石统因事触犯了扶风王司马骏，有关部门受司马骏指使，上奏弹劾石统，武帝打算严惩石统，后又赦免他。因石崇没有上朝谢恩，有关部门想把罪名再加到石统身上。石崇便向武帝上表辩白，得以解脱。经屡次升迁任散骑常侍、侍中。武帝因为石崇是功臣之子，又有才干，非常器重他。

谏开封赏
　　公元290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由太傅杨骏辅政，杨骏心里明白他平时就没有好名声，便想效仿魏明帝即位时的先例，普遍给大臣们进封爵位，以便讨好众人，收买人心。石崇与散骑侍郎蜀郡人何攀一起上奏认为：“陛下被正式立为太子有二十多年，现在继承了大业，但是遍施奖赏，赐予爵位，比泰始之初及各位将领平吴的功绩得到的奖赏还要丰厚，这就使轻重不相称了。况且占卜得知，大晋传国世代无穷，现在开创的制度，是要传于后世的，如果有爵位就必得进升，那么几代以后，就没有人不是公侯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劫商至富
　　不久，石崇被外调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兼领南蛮校尉，加职鹰扬将军。石崇在南方得到一个鸩鸟雏，把它送给后军将军王恺。按当时制度规定，鸩鸟不能到长江以北，此事被司隶校尉傅祗所纠察荐举。惠帝下诏宽恕石崇，将鸩雏烧死于街市。
　　石崇聪明有才气，但任侠而行为不检点。任荆州刺史时竟抢劫远行商客，取得巨额财物，以此致富。后来被征召为大司农，因征召的诏书未到他就擅离职守而被免职。不久，被拜为太仆。公元297年，出任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石崇有别馆建在河阳的金谷，又名梓泽。他前往徐州时几乎倾城出动来，在金谷为他设帐饯行。石崇到下邳后，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互相侮辱，军司上奏弹，被免职。

绿珠坠楼
　　石崇后来担任卫尉，与潘岳共同巴结奉承权臣贾谧，贾谧与他们很亲善，号称“二十四友”。贾谧的外祖母广城君郭槐每次出来，石崇遇到时总先下车站在路左，望尘而拜。他就是如此卑鄙奸佞。
　　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诛杀贾后等人，贾谧也被杀，石崇因是贾谧同党而被免官。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之前因弹劾司马伦而与其有仇。石崇的爱妾绿珠，相貌美艳，善吹笛。司马伦的党羽孙秀派人去索要绿珠，石崇当时在金谷别馆，正登上凉台，面临清澈的河水，婢女在旁伺候。孙秀的使者将要人的事告诉石崇，石崇将自己的数十个婢妾都引出来让使者看，婢妾们都是满身兰麝的芳香，披戴绫罗细纱。石崇对使者们说：“从中挑选吧！”使者说：“君侯这些婢妾美丽倒是美丽，然而我本是受命来要绿珠，不知哪个是？”石崇勃然发怒说：“绿珠是我的爱妾，你们是得不到的。”使者说：“君侯博古通今，明察远近，希望三思。”石崇说：“不需要三思了。”使者出去后又转回来劝石崇，但他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孙秀恼怒之下，劝司马伦杀石崇和欧阳建。
　　石崇、欧阳建也暗地得知他们的计谋，便与黄门侍郎潘岳暗地劝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谋划诛杀司马伦与孙秀。孙秀觉察了这些事，就假称惠帝诏命逮捕石崇与潘岳、欧阳建等人。当时石崇正在楼上宴饮，甲士到了门前。石崇对绿珠说：“今天我为了你而惹祸。”绿珠哭着说：“我应该在你面前死去来报答你。”便自投于楼下而死。石崇说：“我不过是流放到交趾、广州罢了。”直到被装在囚车上拉到东市，这才叹息道：“这些奴才是想图我的家产啊！”押他的人答道：“知道是家财害了你，为何不早点把它散发掉！”石崇无法回答。他的母亲、兄长、妻妾、儿女不论老少共十五人都被杀害，石崇遇害时五十二岁。
　　当初，石崇家的稻米饭撒在地上，过了一夜，都变成了螺，时人认为这是石崇全家被杀的征兆。有关部门查阅石崇的财产簿籍，有水碓三十多处，奴仆八百余人，其他珍宝财货田宅也有这样大的规模。
　　公元301年，司马伦被杀，惠帝复位后，以九卿礼仪重新安葬了石崇，并封石崇的从孙石演为乐陵公。

轶事典故

巨富痣
　　石崇巨富痣，这个痣的位置比较难找，是在右肩胛骨最下端靠近脊椎的位置。石崇本来是古代的巨富，而这颗痣以他的名字命名意味着，有此痣的人无论男女都是以富得名的，动产和不动产经营都收入颇丰。

金谷园
　　西晋石崇的别墅也叫金谷园。石崇是有名的大富翁。他因与王恺争富，修筑了金谷别墅，即称“金谷园”。石崇因山形水势，筑园建馆，挖湖开塘，园内清溪萦回，水声潺潺。周围几十里内，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穿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石崇用绢绸茶叶、铜铁器等派人去南洋群岛换回珍珠、玛瑙、琥珀、犀角、象牙等贵重物品，把园内的屋宇装饰的金碧辉煌，宛如宫殿。

金谷园的景色一直被人们传诵。每当阳春三月，风和日暖的时候，桃花灼灼，柳丝袅袅，楼阁亭树交辉掩映，蝴蝶翩跃飞舞于花间；小鸟啁啾，对语枝头。所以人们把“金谷春晴”誉为洛阳八大景之一。

明代诗人张美谷诗曰：“金谷当年景，山青碧水长，楼台悬万状，珠翠列千行。”此诗描绘出了金谷园当年的华丽景象。除了石崇斗富的故事，还有石崇爱姬绿珠，为石崇徇情勇而坠楼的历史典故一样美丽动人，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只可惜历史战乱，沧桑巨变，昔日的名园已荡然无存，无可寻觅。 古时的金谷园究竟在哪里，就像李白的故乡在哪里一样，历来众说不一。一说在洛阳火车站附近的金谷园村一带，一说在白马寺附近，一说在孟津县送庄乡凤凰台村附近，还有一说就是在孟津县白鹤镇北部的黄河岸边。

生活奢侈
　　据《世说新语》等书载，石崇的厕所修建得华美绝伦，准备了各种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经常得有十多个女仆恭立侍候，一律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列队侍候客人上厕所。客人上过了厕所，这些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脱下，侍候他们换上了新衣才让他们出去。凡上过厕所，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厕。官员刘寔年轻时很贫穷，无论是骑马还是徒步外出，每到一处歇息，从不劳累主人，砍柴挑水都亲自动手。后来官当大了，仍是保持勤俭朴素的美德。有一次，他去石崇家拜访，上厕所时，见厕所里有绛色蚊帐、垫子、褥子等极讲究的陈设，还有婢女捧着香袋侍候，忙退出来，笑对石崇说：“我错进了你的内室。”石崇说：“那是厕所！”刘寔说：“我享受不了这个。”遂改进了别处的厕所。

石崇的财产山海之大不可比拟，宏丽室宇彼此相连，后房的几百个姬妾，都穿着刺绣精美无双的锦缎，身上装饰着璀璨夺目的珍珠美玉宝石。凡天下美妙的丝竹音乐都进了他的耳朵，凡水陆上的珍禽异兽都进了他的厨房。

据《耕桑偶记》载，外国进贡火浣布，晋武帝制成衣衫，穿着去了石崇那里。石崇故意穿着平常的衣服，却让从奴五十人都穿火浣衫迎接武帝。石崇的姬妾美艳者千余人，他选择数十人，妆饰打扮完全一样，乍然一看，甚至分辨不出来。石崇刻玉龙佩，又制作金凤凰钗，昼夜声色相接，称为“恒舞”。每次欲有所召幸，不呼姓名，只听佩声看钗色。佩声轻的居前，钗色艳的在后，次第而进。

侍女各含异香，笑语则口气从风而飏。石崇又洒沉香屑于象牙床，让所宠爱的姬妾踏在上面，没有留下脚印的赐真珠一百粒；若留下了脚印，就让她们节制饮食，以使体质轻弱。因此闺中相戏说：“你不是细骨轻躯，哪里能得到百粒珍珠呢？”

王石斗富
　　石崇曾与贵戚晋武帝的舅父王恺以奢靡相比。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

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晋武帝暗中帮助王恺，赐了他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枝条繁茂，树干四处延伸，世上很少有与他相当的。王恺把这棵珊瑚树拿来给石崇看，石崇看后，用铁制的如意击打珊瑚树，随手敲下去，珊瑚树立刻碎了。王恺之后感到很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宝物，石崇说：“这不值得发怒，我现在就赔给你。”于是命令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这些珊瑚树的高度有三尺四尺，树干枝条举世无双而且光耀夺目，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看了，露出失意的样子。

豆粥是较难煮熟的，可石崇想让客人喝豆粥时，只要吩咐一声，须臾间就热腾腾地端来了；每到了寒冷的冬季，石家却还能吃到绿莹莹的韭菜碎末儿，这在没有暖房生产的当时可是件怪事。石家的牛从形体、力气上看，似乎不如王恺家的，可说来也怪，石崇与王恺一块出游，抢着进洛阳城，石崇的牛总是疾行若飞，超过王恺的牛车。这三件事，让王恺恨恨不已，于是他以金钱贿赂石崇的下人，问其所以。下人回答说：“豆是非常难煮的，先预备下加工成的熟豆粉末，客人一到，先煮好白粥，再将豆末投放进去就成豆粥了。韭菜是将韭菜根捣碎后掺在麦苗里。牛车总是跑得快，是因为驾牛者的技术好，对牛不加控制，让它撒开欢儿跑。”于是，王恺仿效着做，遂与石崇势均力敌。石崇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便杀了告密者。

解救二刘
　　刘舆兄弟年少时与王恺有隔阂，王恺假意让他们在王家留宿，实际打算把他们活埋了石崇一向与刘舆交情非浅，听说了王恺的阴谋，便星夜骑马驰入王恺家里，问二刘的所在。王恺在石崇的迫问下哑口无言，石崇直接到后斋将刘舆兄弟救出，一同坐车回去。在车上石崇对刘舆说：“年轻人，怎么就轻易在别人家里留宿？”刘舆对此十分感激。

劝酒斩美人
　　石崇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导向来不能喝酒，但怕石崇杀人，当美女行酒时只好勉强饮下。王敦却不买账，他原本倒是能喝酒，却硬拗着偏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家族成员

父亲
石苞，字仲容，西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乐陵公，卒谥号武。

兄长
石统，字弘绪。石崇长兄，西晋射声校尉、大鸿胪，儿子为石顺。
石越，字弘伦，石崇二兄，早死。
石乔，字弘祖，石崇三兄，曾任尚书郎、散骑常侍。后因不应晋武帝召命而令晋武帝怀疑石苞叛变，事后被废，终身不获仕官。后与石崇同被诛杀。儿子有石超、石熙。
石浚，字景伦，石崇四兄，西晋时名士，官至黄门侍郎，早死。石俊，字彦伦，石崇五兄，官至阳平太守，早死。

姐妹
石氏，石崇姊，嫁苏绍。

侄子
石超，石乔之子，在八王之乱中后期是较有影响的人物。

从孙
石演，石崇从孙，封乐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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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缭。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军事思想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　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　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　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以静固，以专胜””。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

"“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

"“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

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　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　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第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辅佐秦国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夫差、闵王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相传尉缭懂得面相占卜，在被秦王赏识之初曾经认定秦王的面相刚烈，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一但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之残暴，对敌人也毫不手软。尉缭认为这样的秦王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尝试逃离秦王为他安排的住处，，相传“曾与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尉缭刚入秦时，与后来的秦国将军蒙恬偶遇，蒙恬为之亲自牵马，请回府中。蒙恬曾请尉缭继续著书，尉缭断然回绝，并打算离开蒙府，在蒙恬的苦苦央求下才留下。秦始皇嬴政多次求教，尉缭多次拒绝，后来出走。秦王大怒，本欲杀之，但在当时的廷尉李斯的苦求下同意让李斯将其追回，并在李斯的建议下授以国尉之职。最后终于得到尉缭的肯首，愿意扶助秦国，入朝为臣。

时代背景

关于尉缭的真实生活年代如同其他历史名人一样无从查考，只能从历史文献的残篇断语中推断，但是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比如人们推断在公元前334年见过魏惠王，但《史记》中明确记载了他最终在秦王政时担任了秦国的高级职务。这个时间跨度近百年，显然有违常识。因此，就像对其他历史人物一样，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他是秦王政十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以免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

评价

据明代太原崞县人刘寅对照《史记》的记载推测，魏国在前334年招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这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尉缭子》一书即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但由于庞涓当权，尉缭等人都未见用。从《尉缭子》的谈话内容看，尉缭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另外尉缭对军事家吴起曾表示了无限钦佩之意。他赞赏吴起执法严明，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具有其重民及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意义，他希望魏国能有象吴起这样的军事首领。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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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府。袁绍失败后，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 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轶事典故

袁绍当时势力很大，一心想夺取天下，自己当皇帝。为了号召天下的州郡一同起兵攻打曹操，袁绍让陈琳写了一篇著名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陈琳在檄文中列举了曹操很多罪状，还痛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

后来，曹操火烧袁绍的粮草仓库，打败了袁绍，陈琳没办法，只好投靠了曹操。曹操生气地指责陈琳说：“你还敢来见我！当初你为袁绍写檄文，数落我的过错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骂我的祖宗三代？”陈琳愁眉苦脸地回答：“我那时候是被形势所迫，必须那样做，没办法啊！就好像一支已经被搭在弓弦上的箭，不得不发射出去一样。”曹操很爱惜陈琳的才华，也就不再追究那件事了。

文学成就

代表作品
　　诗歌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颇具现实意义。全篇以对话方式写成，乐府 民歌的影响较浓厚，是最早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散文除《为袁绍檄豫州文》外，尚有《为曹洪与世子书》等。他的散文风格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所以曹丕有“孔璋章表殊健”的评论。辞赋代表作有《武军赋》，颂扬袁绍克灭公孙瓒的功业，写得颇为壮伟，当时亦称名篇。又《神武 赋》是赞美曹操北征乌桓时军容之盛的，风格与《武军赋》相类。陈琳在汉魏间动乱时世中三易其主，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功名的热衷。这种热衷也反映在他的作 品中。与“七子”其他人相比，他的诗、赋在表现“立德垂功名”一类内容上是较突出的。

作品特点
　　陈琳擅长撰写章表书檄，风格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在当时与阮禹齐名。陈琳写出了不少公文名篇，代表作有《为袁绍檄豫州文》。对陈琳在章表书檄写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刘勰也不吝给予肯定：《文心雕龙·才略》篇说陈琳“符檄擅声”；《文心雕龙·檄移》篇又说“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文心雕龙·章表》篇再说“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

陈琳亦长于写诗，其诗仅存四首，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颇具现实意义。全篇以对话形式写成，乐府民歌的影响较浓厚，是最早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诗风朴实、生动，富有民歌特色，不仅为后世诗评家所称道，而且对魏晋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物生平

力谏何进
　　陈琳在汉灵帝时，为国舅、大将军何进的主簿。当时，宦官擅权，何进欲诛宦官，太后坚决反对，何进欲召集地方豪强，引兵来京城咸阳，以此恫吓、劫持太后。陈琳力谏反对。可是，何进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坚持从地方引兵入京胁逼，结果董卓率兵进京，自立为太师，废少帝，立献帝，社会动乱四起，加快了东汉王朝的覆灭。何进也在乱中被杀。

依附袁绍
　　何进死后，陈琳避难依附于袁绍。建安元年，曹操派兵围攻臧洪的盟友张超于雍邱。

此时，任袁绍东郡守的臧洪“徒跣号泣、求救于袁绍”，袁多与曹操新和，不予救兵，雍邱被攻破，张超自刎于城上。于是臧洪义愤填膺，与袁绍对抗。袁绍派兵攻打，可“历年不下”，而臧洪以弱兵敌强，抱必死打算，誓守穷城，战斗到底。见此情景，此时，也在袁绍帐下效力的陈琳，感到事态严重，连忙写信劝说，臧洪特意回信。

建安五年，官渡之战爆发，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文》，痛斥了曹操。曹操当时正苦于头风，病发在床，因卧读陈琳檄文，竟惊出一身冷汗，翕然而起，头风顿愈。

归附曹操
　　袁绍败后，陈琳归附曹操。曹操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为陈琳和阮瑀所作。

曹操深爱其才，对于陈琳的作品，有时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大疫爆发，陈琳染疾逝世。

墓葬

陈琳的墓葬地点有多种说法：

一说墓在下邳。下邳即今邳州，汉魏时属徐州，为古战场之一。曹操曾联合刘备攻下邳，擒杀吕布，后曹刘反目，刘备占领下邳。此后曹操复得下邳，俘获关羽。陈琳被曹操俘获后，受到礼遇，一直从军。有人认为，陈琳既然不是自然老死，而是染疫死于军中，故可能葬于下邳。

一说墓在邯郸。邯郸临漳县城西有铜雀台遗址，当年曹家父子和竹林七贤在此直抒胸襟，慷慨任气，后世称为建安文学。曹操的去世和瘟疫的流行使得邺下文人风流云散，死者大部分葬于铜雀台西的曹操墓周围。唐人温庭筠拜谒陈琳墓时有“铜雀荒凉对暮云”之句，有人据此认为陈琳葬于铜雀台下。

一说墓在盐城。盐城有大纵湖，位于盐都区大纵湖镇。当地人说，二十四孝之一的王祥卧冰处、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之墓、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教书馆等，均在湖畔。还说陈琳祖籍即在大纵湖镇，葬处为古射阳堤畔射阳村，在今流均沟西四里，并说发现过陈琳的墓穴。

一说墓在宝应。明清两代的《宝应县志》都记载，陈琳墓在县治东六十里射阳庄。《宝应图经》记载，《大明一统志》、《嘉靖惟扬志》、《乾隆江南志》等书均认为陈琳墓在宝应射阳村。只有蔡方炳《广舆记》说，江南宝应、湖广应城俱有陈琳墓。但是，陈琳作何进主簿时在洛阳，归袁绍时在冀州，归曹操时在邺下，应城不当有陈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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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文学家、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以诗、辞赋、政论著称。其著作《中论》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文化学者影响深远。"成就

诗
　　徐干一生，以“清玄体道”著称。在创作方面，则以诗、赋、散文见长。诗歌今存3篇，都是五言诗。今存徐干作品，没有《公宴》、《斗鸡》之类酬应之作，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建安作家之处。徐干诗歌成就不高，钟嵘《诗品》把他列入下品。虽钟嵘贬抑过甚，而从干今存之诗看，较王粲、刘桢亦稍逊。干诗大部散佚，今存10首，而以《室思》6首和《答刘桢》较为出色。《室思》设为思妇之词，共六章，写一位妇女对远行不归的丈夫的怀念：“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以至“展转不能寐”，幻想乘鸿鸾之羽飞到丈夫身边，与之相会。有时又担心丈夫“重新而忘故”，在外另有新欢。全诗情致缱绻，心理刻画细腻，十分委婉动人。《答刘桢》则语言浑朴，感情真挚，亦为佳作。

赋
　　徐干在辞赋方面的名声颇高，他的《玄猿赋》、《漏卮赋》、《橘赋》、《圆扇赋》等，曾被曹丕评为“虽张、蔡不过也”；刘勰也曾把他与王粲一起作为魏之“赋首”而加标举。今存作品不足10篇，而且多有残缺。其中《齐都赋》，从残文来看，原先的规模可能相当宏大。

散文
　　徐干本人擅长辞赋，能作诗，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徐干的存世之作，今只有散文集《中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及其文章风貌。当时的人们评价他写《中论》是“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当时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中论》的写作主旨是：“常欲损世之有□、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今存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10篇，多论述处事原则和品德修养，下卷10篇，大部分论述君臣关系和政治机微，因此，它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论集。其思想倾向，大体上遵奉儒家旨趣，多祖述先王、孔、孟之言，同时，也受道家、法家的某些影响。《中论》对时弊有所针砭，不过作者持论比较中庸谨慎，一般不指斥时事，所以显得辞旨邈远，较少锋芒。与同时的仲长统《昌言》相比，其揭露现实矛盾的深刻性和批判的尖锐性，都有所逊色。《中论》的语言比较平实，论证讲求逻辑、条理贯通，还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论说文专著。它是“建安七子”中今存唯一的专著。
　　他的著作，除《中论》外已散佚，《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5卷，已佚。明代杨德周辑、清代陈朝辅增《徐伟长集》 6卷，收入《汇刻建安七子集》中。《中论》2卷，《四部丛刊》有影印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旧《寿光县志》载有他的诗8首、《齐都赋》1篇。

生平

徐干：北海郡剧县人，东汉末年杰出文学家。

其少年时，正值汉灵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而徐干却专志于学。当时的州郡牧慕徐干才名“礼命蹊躇，连武欲致之”。他“轻官忽禄，不耽世荣”。曹操曾任他为司空军谋祭酒参军、五官将文学，他以病辞官；“潜身穷巷，颐志保真”，虽“并日而食”，过着极贫寒清苦的生活，却从不悲愁。曹操又任命他为上艾长，他仍称疾不就。建安中，看到曹操平定北方，中国统一有望，即应召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转五官将文学，历五、六年，以疾辞归。“身穷穷巷，颐志保真”，虽“并日而食”，亦“不以为戚”。后授上艾长，也因病未就。建安二十二年春，瘟疫流行，干亦染疾而卒。后来曹丕论及徐干时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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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271年—318年6月22日），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后裔，晋朝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和军事家。年轻时曾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后累迁至并州刺史。永嘉之乱后，刘琨据守晋阳近十年，抵御前赵。315年，刘琨任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不久并州失陷，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磾，并与之结为兄弟，后驻军征北小城。318年，刘琨及其子侄四人被段匹磾杀害。刘琨善文学，通音律，其诗多描写边塞生活。《隋书·经籍志》有《刘琨集》9卷，又有《别集》12卷。明人张溥辑为《刘中山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轶事：一曲胡笳救孤城

刘琨善吹胡笳。公元307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进驻晋阳城。有一年，数万匈奴士兵将晋阳围困住。刘琨见势不妙，如与敌军硬拼，必然兵败城破，于是一面严密防守，一面修书请求援军。过了七天援军还未到，城内粮草不济、兵士恐慌万状。刘琨登上城楼，俯眺城外敌营，发出一声长啸，冥思苦想对策。忽然他想起“四面楚歌”的故事，于是下令会吹卷叶胡笳的军士全部到帐下报到，很快组成了一个胡笳乐队，朝着敌营那边吹起了《胡笳五弄》。他们吹得既哀伤、又凄婉，匈奴兵听了军心骚动。半夜时分，再次吹起这支乐曲，匈奴兵怀念家乡，皆泣泪而回。

铁闻：闻鸡起舞

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同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成为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别人都认为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 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祖逖被 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都督，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人物生平

早期生活
　　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他的祖父刘迈，曾任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亲刘蕃，官至光禄大夫。刘琨工于诗赋，颇有文名。贾后之侄贾谧权过人主，身旁聚集了一批豪族贵戚出身的文人，互相唱和，号为“二十四友”，而刘琨兄弟也厕身其间。

西晋元康五年，二十六岁的刘琨出任司隶从事。后又被高密王司马泰辟为掾属，迁任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

八王之乱
　　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执政，以刘琨为记室督，又改任从事中郎。永宁元年，司马伦称帝，刘琨任太子詹事，辅佐司马荂。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诸王共同讨伐司马伦，刘琨被司马伦任命为为冠军将军、假节，与孙会领兵三万抵抗司马颖，结果在黄桥大败而回。司马冏辅政后，刘琨因出身名门，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司徒左长史。302年，司马冏兵败，范阳王司马虓镇守许昌，并推荐刘琨为司马。

永兴元年，晋惠帝被张方胁迫迁都长安。次年，刘乔攻击司马虓，刘琨援救不及，其父母皆被俘获。306年，刘琨从幽州王浚处求得八百骑兵，击破东平王司马懋，战败刘乔，救出父母，又斩杀司马颖麾下大将石超，收降荥阳守将吕朗。同年，司马越将晋惠帝救回洛阳，刘琨因功被封为广武侯，邑二千户。

出镇并州
　　光熙元年九月，司马越为了扩张势力，派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刘琨带领一千余人辗转离开首都洛阳，于307年春到达晋阳。当时的晋阳经历战乱，已成一座空城。刘琨在左右强敌环俟的环境下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加强防御。不到一年晋阳就恢复了生气，成了晋在中原的少数几个存留抵抗势力之一。

当时的晋阳南面是强大的匈奴前赵，北面是正在崛起的鲜卑代国，东面是和段部鲜卑结盟的幽州刺史王浚。刘琨和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猗卢结为兄弟，和前赵石勒等大将的战斗互有胜负。

河南人徐润因通晓音律得到刘琨的重用，但是此人无能而跋扈。奋威将军令狐盛进言要刘琨除去徐润，反被徐润诬杀，造成其子令狐泥等人的反叛。刘琨吸引了许多志愿抗击匈奴、羯人的志士，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也使不少人离去。

建兴元年，晋愍帝继位，封刘琨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建兴三年，刘琨被晋愍帝封为司空、都督并冀幽诸军事。刘琨辞去司空，接受都督之职。不久，代王拓跋猗卢被其儿子拓跋六修杀死，拓跋普根平定叛乱也因病而死，刘琨在拓跋部作为人质的儿子刘遵同箕澹等率3万余人投奔刘琨。

依附段部
　　建兴四年，石勒出兵进攻并州，刘琨不听姬澹劝阻全军尽出，中伏大败，丢失并州，只身投奔幽州刺史、辽西鲜卑左贤王、假抚军大将军段匹磾，并与其结为兄弟。同年，刘曜攻破长安，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刘琨令长史温峤向司马睿劝进。司马睿称帝后，加封刘琨为侍中、太尉，其余官衔不变，并赐他名刀一把。

建武元年，段匹磾以刘琨为大都督，率军讨伐石勒。结果段匹磾堂弟段末杯接受石勒贿赂，不肯进军，刘琨因势弱只得退兵。

含冤而死
　　太兴元年，段部鲜卑内斗，段末杯击败段匹磾自任单于，并俘虏了刘琨的儿子刘群。刘群得到段末杯的厚待，便给刘琨写密信邀请他共击段匹磾，谁料密信被段匹磾截获。段匹磾虽相信刘琨，但最终还是将刘琨下狱。

刘琨素有名望，拘押期间，远近之人尽皆愤叹。代郡太守辟闾嵩与刘琨部下将领企图反叛段匹磾救出刘琨，因泄密而失败。东晋权臣王敦派人密告段匹磾，让他杀掉刘琨。刘琨听说王敦来使，便对儿子刘遵说：“处仲使来而不我告，是杀我也。死生有命，但恨仇耻不雪，无以下见二亲耳”。

同年五月初八，段匹磾自称奉皇帝诏旨将刘琨缢杀，子侄四人同时遇害。刘琨时年四十八岁。东晋因段匹磾势力强大，还要依靠他讨伐石勒，因此没有吊祭刘琨。刘琨死后，世子刘群、姨甥卢谌、内侄崔悦等投奔辽西段末杯，而部下将佐大都投靠石勒。

太兴三年，刘琨的从事中郎卢谌、崔悦等上表朝廷为刘琨鸣冤，太子中庶子温峤也上表附议。晋元帝于是追赠刘琨为侍中、太尉，谥曰愍。

事迹

宗亲
祖：刘迈，曾任相国参军、散骑常侍。
父：刘蕃，前赵攻陷并州时被令狐泥所杀。
母：郭氏，郭镇之女，郭槐的堂姐妹，贾南风的堂姨。与刘蕃一同被害。
兄长：刘舆
妻子：崔氏，清河人，温峤、卢谌的姨母。
儿子
　　1、刘遵，庶长子，曾在代王拓跋猗卢处为质子。
　　2、刘群，世子，后依附段末波，后赵官至中书令。
兄子
　　1、刘演，刘舆之子，晋元帝时为都督、后将军，假节。
　　2、刘胤
　　3、刘挹，曾任东海王司马越的掾属。
　　4、刘启，曾任后赵尚书仆射，归国后任前将军，加给事中。
　　5、刘述，曾任后赵侍中，归国后任骁骑将军。

姻亲
外曾祖：郭缊，雁门太守。
外祖：郭镇，字季南，郭淮之弟，谒者仆射。
舅舅：郭奕，字泰业，官至尚书。
姐夫：司马荂，赵王司马伦之子。
连襟：1、卢志，卢谌之父。2、温襜，温峤之父。
姨甥：1、卢谌，曾为刘琨主薄。2、温峤，曾为刘琨参军。
内侄：崔悦，曾在刘琨的司空府任从事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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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232年－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西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藏书家。西汉留侯张良的十六世孙，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十四世祖。张华工于诗赋，词藻华丽。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隋书·经籍志》有《张华集》十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张茂先集》。张华雅爱书籍，精通目录学，曾与荀勖等人依照刘向《别录》整理典籍。《宣和书谱》载有其草书《得书帖》及行书《闻时帖》。"生平

博闻强记
　　张华字茂先，是范阳郡方城县人。父亲张平，曾任渔阳郡太守。张华少年时孤苦贫寒，靠帮别人牧羊来养活自己。与他同郡的卢钦见到张华后非常器重他。张华的同乡人刘放也对张华的才能感到奇异，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张华的学识渊博，辞藻和顺而华丽，他聪敏而多才，图卦谶纬方技之类的书没有不详细阅览过的。少年时即注意修养身心，言行谨慎，举止一定要合乎礼度。见义勇为，周济危难。器量宽阔，胆识弘大，当时的人大多都不能测出他的学识程度。
　　他开始并不为人所熟识，于是创作了《鹪鹩赋》，通过对鸟禽的褒贬，抒发自己的政治观点。名士阮籍在看到这篇赋后，感叹道：“这个人是王佐之才啊！”张华的声名从此开始显著。被渔阳太守鲜于嗣推荐任太常博士，卢钦又把他推荐给司马昭，转任河南尹丞，还未上任，就被授职佐著作郎。不久，迁为长史，兼任中书郎。张华对于朝政所发表的意见以及所上的奏章，大多都被采纳施行，因此得以正式担任中书郎。
　　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受禅即位，建立西晋。拜张华为黄门侍郎，封爵关内侯。
　　张华的记忆力极强，而且学识渊博，对天下古今的事物都了如指掌。武帝曾向张华询问汉朝宫室制度及建章宫千门万户的情况，张华都应对如流，让旁听的人都忘了疲倦，他又在地上画出图样，武帝身旁的人都注视着他。武帝自己也感到很奇异，时人把张华比作是春秋时郑国的良相子产。数年后，被拜为中书令，后来又加官散骑常侍。张华在母亲去世时非常悲哀，武帝下诏劝勉，并强令他管理政事。

力主伐吴
　　当初，武帝与羊祜秘密谋划伐吴，群臣大多不赞同，只有张华赞成这一计划。
　　公元278年，羊祜病重，武帝派张华到羊祜那里询问伐吴之计。羊祜对张华说：“现在主上有受禅让的美名，但功德还未被世人所称颂，孙皓的暴政已到极点，此时伐吴可以不战而胜。统一天下而兴办文教，那陛下可比尧舜，而臣下就好像稷契，这是百代难逢的盛事。如果放过这个机会，孙皓不幸死去，吴人另立明主，那么就算有百万大军，长江是难以越过的，这不是留下后患吗？”张华很赞赏羊祜的主张。羊祜又对张华说：“能实现我这个愿望的是你啊！”
　　公元279年，西晋大举伐吴，武帝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策划及运输粮草，又与武帝一起制定作战计划。当时众军已经进发，但还未获成果，贾充等便奏请武帝腰斩张华。武帝说：“伐吴是朕的主意，张华只是与朕的意见相同罢了。”当时众人都认为不可以贸然轻进，只有张华坚持己见，认为伐吴必胜。
　　公元280年，吴国灭亡，武帝下诏晋封张华爵为广武县侯，增加食邑一万户，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还赐绢一万匹。

受忌外放
　　张华在此后声名显赫，为众人所推崇信服，把撰订晋史及修改礼仪规章的任务，都托付给他，有许多增减与修改。当时的武帝诏书诰文，都是张华起草的，他的声望名誉更加显赫，有任宰相的威望。而荀勖认为自己出身大族，凭着武帝对他的宠信，憎恨张华，常想伺机将张华调到外镇任职。适逢武帝问张华：“国家大事以后可以寄托给谁？”张华回答说：“才德兼备而又与陛下是至亲的，不如齐王司马攸。”此话与武帝的本意不符，荀勖离间张华的阴谋得逞，外调他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又兼任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张华在任内招抚接纳新归附的人，各族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马韩、新弥等依山傍海，远离幽州、历代都不曾归附的二十多个国家，都遣使朝贡。当时幽州遥远的少数民族臣服，边疆安宁，粮食连年丰收，兵马强壮。
　　朝中议论想要让武帝召张华回京任宰相之职，又想要为他进号仪同三司，却遇到了冯紞的阻挠。张华曾在武帝面前说过冯紞之兄冯恢的坏话，而冯紞深得武帝宠信，常陪侍在身旁。一次，冯紞与武帝闲谈魏晋的轶事，借机向武帝说：“臣私下认为钟会的谋反是太祖造成的。”武帝脸色一变说：“你这是什么话！”冯紞脱冠谢罪说：“臣愚钝瞎说，罪该万死！但臣微不足道的意思，还可以再申述。”武帝说：“你还要说什么？”冯紞说：“臣认为善于驾车的人一定熟习马力的盛衰，善于为政的人必懂对官吏控制适度，所以子路因好胜被抑制，冉求因退让被任用，汉高祖子弟八个诸侯王都因过于宠信被夷灭，汉光武帝的诸将由于受抑而善终。这并非为君的有仁有暴，也不是为臣的有智有愚，而是压低与抬高，给予与夺取的不同造成的。钟会才能见识有限，而太祖夸奖太过，赞美他的谋略，宣扬他的名声才略，授以大权，委以重兵，所以让钟会自认为算无遗策，功勋无比，飞扬跋扈，所以造成他谋反叛国的罪。如果太祖善用他的能力，从大的方面控制他，抑制他的权势，用各种规则约束他，那他就无法有叛乱的心思，叛乱的事也不会出现。”武帝说：“是这样的。”冯紞叩头说：“陛下既然肯定臣的意见，应该防微杜渐，不要让像钟会之类的人再造成灾祸。”武帝说：“当今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说：“东方朔有句话：‘谈何容易’。《易经》上说‘臣不密则失身’。”武帝让身旁的人退出去，说：“你尽情说吧！”冯紞说：“为陛下谋划的人，大功著于天下，海内的人没有不闻知的，据方镇统辖军马的人，都在陛下该忧虑的行列。”武帝沉默不语。
　　不久，武帝征召张华为太常，因为太庙屋梁折被免官。从此，张华在武帝在位期间，一直以列侯的身份朝见。

尽忠匡辅
　　公元290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任命张华为太子少傅，与王戎、裴楷、和峤都因有德望被杨骏猜忌，不得参与朝政。
　　公元291年，杨骏被杀后，皇后贾南风将要废黜杨太后，当时群臣在朝堂商议此事，众人大多都顺承旨意，认为太后应该被废黜。只有张华认为应该仿效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的例子，贬太后称号，仍然称武皇后，居于别宫。意见不被采纳，于是废太后为庶人。
　　同年，楚王司马玮受密诏杀害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等人，当时内外兵乱繁起，朝臣都感到恐惧，手足无所措。张华告诉惠帝说：“司马玮矫诏擅自杀害二公，将士仓促行事，认为是国家旨意，所以才听司马玮的。现在陛下可以派特使持幡让外军解除戒严，事件就可平息。”惠帝采纳了张华的意见，司马玮果然兵败。等到司马玮被杀后，张华因首先献谋有功，被拜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佩戴金印紫绶。张华辞去开府仪同三司之职。
　　贾谧与贾后共同商量，认为张华出身庶族，儒雅有谋略，往上没有威逼君主的疑虑，往下又是众望所归，打算依靠他总摄朝政，大事咨询于他。但还是犹豫未决，于是询问裴頠的意见，裴頠平时很尊重张华，非常赞成此事。张华于是受到重用，他尽忠国事，辅佐朝政，弥补缺漏，尽管在惠帝昏弱贾后残暴肆虐的时候，但天下仍然安定，这都是张华的功劳。张华怕贾后亲族势力强盛酿成灾祸，于是创作了《女史箴》来讽劝。贾皇后尽管性格凶暴嫉妒，但还是敬重张华。几年后，朝廷追论张华前后的功勋，晋封他的爵位为壮武郡公。张华推让十几次，惠帝下诏敦促开导，张华这才接受。
　　公元296年，张华接替已去世的下邳王司马晃为司空，兼管修史之事。

谏废太子
　　公元299年，贾后想要废太子司马遹，太子左卫率刘卞很受太子信任和优待，每次宴会，刘卞也一定参加。太子多次看到贾谧骄傲无礼，很憎恨他，并表露在言语神情中，贾谧对太子也愤怨不平。刘卞向张华询问贾后想要废太子的事情，张华回答说：“没有听说。”刘卞说：“我刘卞本是贫寒憔悴之士，在须昌县任小吏，受到您的提拔成就，才有今日。士感恩于知己，因此才无所不言，而您对我还有怀疑吧！”张华说：“假令有这回事，君准备如何应付呢？”刘卞说：“东宫才高德重的人如林，四个卫率有精兵万人，您居宰辅重位，如果能得到您的命令，朝见陛下，总领尚书事，将贾后废黜至金墉城，那只需要两个宦官就行了。”张华说：“现在陛下在位，太子是陛下的儿子，我又没有接受废立的诏命，唐突做这种事，是眼中没有一国之君，人子之父，而且是以不孝昭示天下。即使能成功，也不免获罪，何况外戚权臣满朝，权威不在一人，怎么能安然无事呢！”
　　不久，贾后让人作祈祷神灵的文章，文章含有叛逆的意思，让太子在酒醉时抄写，上呈惠帝。惠帝在式乾殿会集群臣，把太子的抄本遍示群臣，大家都不敢说话。只有张华进谏说：“这是国家的大祸患。自汉武帝以来，每每废黜正嫡，总要引起动乱，况且大晋拥有天下的时间不长，希望陛下慎重考虑此事。”裴頠认为先要审讯传书的人，又请求检验字体真假，认为如果不这样，恐怕其中有诈。贾后便拿出太子平时写的启事十几张，众人比照，也没人敢说不是太子亲笔所写，议论一直到太阳偏西仍不能决断，贾后明白张华等人保护太子的意志坚定，因而上表请求将太子免为庶人，惠帝同意了贾后的意见。

被捕遇害
　　当初赵王司马伦任镇西将军时，扰乱关中地区，使得氐羌反叛，惠帝让梁王司马肜代替他。有人劝张华说：“赵王贪婪昏庸，信用孙秀，到哪里哪就乱，而孙秀狡诈多端，是奸人之雄。现在可以让梁王杀掉孙秀，这样就削去了赵王的一半力量，以此来给关右的人一个交代，这样不是很好吗？”张华赞同他的意见，司马肜也答应了。但孙秀的友人辛冉又对司马肜说：“氐羌自己造反，不是孙秀造成的。”孙秀因而得以免死。司马伦回京后谄媚贾后，希望能录尚书事，后来又请求任尚书令。张华与裴頠都坚持认为不可以，因此司马伦、孙秀把张华看作自己的仇人。
　　当初，张华所封的壮武郡有棵桑树变成了柏树，精通占卜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的住宅及官署多次出现妖怪。张华的小儿子张韪因为中台星散裂，劝张华逊位引退。张华不听，说：“天道玄奥莫测，只能修养德行来应天变罢了。不如静观以待，听天由命。”
　　公元300年四月，司马伦、孙秀准备废黜贾后，孙秀让司马雅连夜前往见张华，告诉他说：“赵王想要与您共同匡扶朝廷，为天下除害，派我来通知您。”张华拒绝。司马雅生气地说：“刀都要架在脖子上了，还说这样的话吗！”头也不回就走了。
　　不久，张华正白天卧床休息时，梦见房屋忽然倒塌，醒后心中厌恶，当天夜里便发生政变，司马伦诈称惠帝有诏召张华入宫，张华于是与裴頠一起被捕。张华将死时对张林说：“你要谋害忠臣吗？”张林称自己有诏书，指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担负天下的重任，太子被废黜，却不能为气节而死，这是为什么呢？”张华说：“式乾殿议论此事时，我竭力劝阻，这是众所周知的，并不是我不谏啊！”张林说：“劝谏不被听从，为何不逊位？”张华无话可答。片刻，使者来到说：“有诏令杀您。”张华说：“我是先帝老臣，赤心如丹。我不怕死，只怕王室将有大难，祸不可测啊！”便在前殿马道南处被杀，又夷灭其三族，终年六十九岁。朝野群臣没有不悲痛的。
　　西戎校尉司马阎缵听闻张华遇害的消息后，独自前往抚摸张华的尸体痛哭说：“早劝您逊位而您不肯，现在果然不能幸免，这就是命啊！” 吏部尚书刘颂在知道张华遇害后，也哭得很伤心。后来听说张华的儿子得以逃脱，高兴地说：“茂先，你还有后代呀！”
　　张华爱惜人才，劝勉荐拔他们从不厌倦，即使他们身份穷贱，从事杂役之类的工作，但只要有一技之长、些许之善，张华便赞叹称道他，使他们的声誉得以传播。
　　公元301年，司马伦、孙秀被诛杀，由齐王司马冏辅政，秘书监挚虞向司马冏写信说：“张华死后不久，我进入中书省，得到张华在先帝时答诏书的草稿。先帝问张华可以肩负重任辅佐国家托以后事的人，张华回答：‘才德兼备而又与陛下是至亲的，不如齐王司马攸，应该让他留在京师镇抚国家。’他这种忠良的谋划，坦诚的言语，在他死后才被发现，令人信服，与那些随波逐流苟且偷安的人是不可同世而论的。议论他的人指责张华在愍怀太子被废时不能直言廷争。在那时，直谏的人会加上违命之罪而死。先圣教导我们，死而无益的人，不能责他人不死。所以晏婴作为齐国的正卿，在崔杼之难中不为国君而死；季札是吴国的宗臣，不争论逆命顺命的道之理。循理竭力而仍无所成，是不被圣人的教化所责备的。”司马冏因而向惠帝上奏请求为张华等人平反并追赠官爵。群臣议论时意见不一，而多数人认为张华被杀是冤案。壮武国臣竺道又请求长沙王司马乂，请求恢复张华的爵位，众人意见不一，很久都没有定论。
　　公元303年，惠帝下诏为张华平反，恢复张华侍中、中书监、司空、壮武郡公、广武侯县的官爵以被没收的财产、印绶、符策，派使者专门吊祭。
　　当初，陆机兄弟志气高昂，自认为是东吴的名族，刚到洛阳时，不重视中原人士，见到张华感到一面如故，钦佩张华的德望风范，以师长的礼仪对待。张华被杀后，陆机为他作了诔文，又创作《咏德赋》来悼念他。

轶事典故

围棋定策
　　咸宁五年，杜预上表请求伐吴。据《晋书·杜预传》记载，杜预捧讨吴奏折入宫时，武帝正与张华下棋。杜预递奏折，陈利害，而晋武帝仍埋头于棋局，不做定论。张华便推开棋盘拱手说：“陛下圣明英武，国富兵强；吴主邪恶凶残，诛杀贤良有才能的人。现在就去讨伐他，可以不受劳累而平定，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武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定下伐吴的计划，使分裂的中国再次得以统一。

穿屋而飞
　　元康五年时，武库起火，张华怕有人乘机作乱，先派兵把守周围，然后才安排人员救火，所以历代珍藏的宝物以及汉高祖刘邦的斩蛇剑、王莽的头、孔子穿的屐等全被烧毁。当时张华看到斩蛇剑穿透屋顶飞出，不知去向。

共游洛水
　　一次，众名士一起到洛水边游玩，回来的时候，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论名理，滔滔不绝，志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季子、张子房，也议论高超而玄妙。”

我所不解
　　刘讷刚到洛阳，见到众名士而感慨他说：“王夷甫过于精明，乐彦辅是我所崇敬的人，张茂先是我所不理解的人，周弘武能巧妙地使用自己的短处，杜方叔则不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

博学多识
　　惠帝在位时，有人得到一只鸟，毛长有三丈，那人便拿给张华看，张华见了很凄惨地说：“这叫海凫毛，这东西出现，那天下就要大乱了。”陆机曾经请张华吃饭，席上有一盘腌鱼块，当时宾客满座，张华打开盘子便说：“这是龙肉。”众人不信，张华说：“可以试着用苦酒浇上，一定有异常的变化。”结果鱼块在浇上苦酒以后，发出五色光芒。陆机回头问送腌鱼的人，那人说：“在园中茅草堆下得到一条白鱼，样子长得非常奇怪，腌制以后，味道特别鲜美，所以才献上。”
　　武库的封闭很严，但有人忽然发现库中有只小鸡。张华说：“这必然是蛇变成的。”打开武库一看，小鸡旁边果然有块蛇皮。吴郡临平县的一处堤岸崩塌，出现一个石鼓，用槌敲击没有声音。惠帝询问张华原因，张华说：“可以取蜀地的桐木，刻成鱼形，就可以敲响。”惠帝吩咐按照张华的办法去做，果然在数里之外都可以听到鼓声。

双剑化龙
　　当初吴国还未灭亡时，斗星与牛星之间常有紫气，相信道术的人都认为这是象征吴国正强大，不可征伐，只有张华不以为然。吴国平定之后，紫气更加明显。张华听说豫章人雷焕精通谶纬天象，就邀请雷焕与他同住，避开旁人对他说：“我们一起去寻察天象，可以知道未来的吉凶。”二人登楼仰观天象，雷焕说：“我观察很久了，斗星牛星之间，有非常不一般的气息。”张华说：“这是什么吉祥的征兆呢？”雷焕说：“是宝剑的精气，上贯于天。”张华说：“你说得对。我少年时，有个相面的说，我年过六十，会位登三公，并当得到宝剑佩带。这话大概是会应验的。”因而又问道：“剑在哪个郡？”雷焕说：“在豫章的丰城。”张华说：“想委屈您到丰城做官，一起暗地寻找这把剑，可以吗？”雷焕答应了。张华大喜，立即补任雷焕为丰城县令。雷焕到丰城后，挖掘监狱屋基，下挖四丈多时，发现一个石匣，发出不一般的光彩，匣中有两把剑，剑上都刻有字，一把名龙泉，一名太阿。这天晚上，斗牛之间的消逝了。雷焕用南昌西山北岩下的土擦拭这两把剑，发出的光芒艳丽四射。用大盆装水，把剑放在上面，看上去光芒炫目。雷焕派任送其中的一把剑和北岩土给张华，留一把剑自己佩用。有人对雷焕说：“得到两把却只送一把，瞒得过张公吗？”雷焕说：“本朝将要大乱，张公也要在祸乱中遇害。此剑应当悬于徐君墓树之上。这是灵异之物，终究会化为他物而去，不会永远为人所佩带。”张华认为南昌的土不如华阴赤土，于是给雷焕写信说：“详观剑文，这把剑就是干将，与它相配的莫邪，怎么没有送来？尽管二剑分离，天生神物，但终究会会合的。”因而送给雷焕一斤华阴土。雷焕用华银土擦拭剑，剑更加光亮。张华被杀后，宝剑不知去向。雷焕去世后，其子雷华任州从事，一次带剑经过延平津时，剑忽从腰间跳出落入水中，雷华让人进入水中找剑，一直找不到剑，只见到两条龙各长数丈，盘绕在水中，身上有花纹，寻剑的人惊惧之下离开。一会儿水中光彩照人，波浪大作，这把剑也就消逝了。雷华叹息道：“先父化为他物的说法，张公终将会合的议论，今日算是验证了。”

擒获狐魅
　　据《搜神记》记载：张华任司空时，在当时燕昭王墓前有一只毛色斑驳的狐狸，活了很久，能够变化，它于是变成一名书生，想去拜见张华。它问墓前的华表说：“凭我的才貌，能不能去会见张司空呢？”华表说：“你能言善辩，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但张公明智而博学，恐怕你难以掌握，你去必定遭到侮辱，大概就回不来了。不但要丧失你千年修炼的本体，还会连累我深受灾祸。”狐狸不听它的话，于是拿着名帖拜见张华。张华看他年轻才俊，肤色洁白如玉，举止神情优雅动人，十分看重他。于是与他谈及文辞篇章，辩论考察名实关系，张华从未听过那样的言论。接着评论前朝历史，探寻诸子百家的精义，谈论老庄学说深奥的地方，揭示风雅绝妙的义旨，总结古代圣贤之道，贯通天文地理人事，规诫各派儒学，指责各种礼法，张华总是无法应答，张口结舌。张华于是长叹道：“天下哪有这样的少年！如果不是鬼魅，就一定是狐狸精。”于是打扫坐榻请他留下，安排人加以防守。狐狸说：“您应该尊重贤士，包容众人，嘉奖人才而同情弱者，怎么能忌恨别人有学问呢？墨子主张的兼爱，难道是这样的吗？”说完，便要求告辞，张华已经派人守门，不能出去。狐狸过一会又对张华说：“您在门口设置兵士，定是对我起疑了。我担心天下的人将卷起舌头不说话，有智谋的人望着您的门不敢走进。我深感惋惜。”张华不回答，却让人受得更严密了。这时张华的好友丰城县令雷焕来拜访张华，张华把此事告诉他。雷焕说：“如果怀疑他，为什么不让猎狗去试试他呢？”张华于是叫人唤猎狗来试，狐狸见到猎狗竟没有一点害怕的神色。狐狸说：“我天生才智，你反正认为我是妖怪，用狗来试我。任凭你千试万试，难道能够伤害我吗？”张华听后更生气，说：“这一定是真妖怪，听说鬼怪忌惮狗，但狗只能识别几百年的妖怪，千年的老精怪，狗是不能识别的。只有用那千年的枯木照它，就会立刻现形。”雷焕说：“千年的神木，到哪里才能得到呢？”张华说：“世人传言燕昭王墓前的华表木已经千年了。”于是派人去砍华表。被派去的人到华表墓那里，忽然从空中降下一个穿青衣的小孩，问使者说：“您来做什么？”使者说：“张司空那里有一个少年来拜访，多才善辩，张司空怀疑他是妖怪，派我来砍取华表木照他。”青衣小孩说：“老狐狸不明智，不听我的话，现在连累到我，怎么能够逃掉呢？”于是放声大哭，一下子不见了。使者于是砍那颗华表木，木里留出血来；使者于是把华表木拿回去，点燃它用来照狐狸，竟是一只斑狐。张华说：“这两个怪物不遇上我，千年之内都不能擒获。”于是烹杀了狐狸。

墓葬纪念

张华墓
　　张华墓位于河北徐水县城西的张华村东，地处平原，西距太行山脉十公里，北临瀑河，原墓周围地势略高。 据1977年的调查记录，张华墓原有直径4米、高1.5米的封土，墓前有乾隆年间重修墓碑一通，现不存。1982年，村民在墓地部位取士建房，使张华墓的封土遭到毁坏，现地表已无痕迹。据《安肃县志》记载：“旧志曰：士人挖之，见墓中四壁绘书，宛有生气，盖茂先之精灵耿耿所致。”据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知县谢昌言重修刘伯伦墓后，探求张华墓旧址，并植树立碑。相传张华村为张华故里村，张华墓于1982年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名贤坊
　　名贤坊在河北省廊坊市的爱民东道与东安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实际上是一个街头公园。园内有从古至今以来包括张华在内的廊坊籍或对廊坊有直接影响的名贤达人雕像共十七尊。

成就

文学
　　张华工于诗赋，词藻华丽，钟嵘《诗品》评其作品多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实际上其作品多有“侠骨柔肠”，可谓诗如其人。《晋诗》收录有《门有车马客行》、《轻薄篇》、《游侠篇》、《博陵王宫侠曲二首》、《游猎篇》、《壮士篇》、《萧史曲》、《纵横篇》、《苦寒行》、《真人篇》、《励志诗》、《祖道征西应诏诗》、《祖道赵王应诏诗》、《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後园会诗》、《诗》、《上巳篇》、《答何劭诗三首》、《情诗五首》、《感婚诗》、《杂诗三首》、《拟古诗》、《游仙诗四首》、《赠挚仲治诗》、《招隐诗二首》、《荷诗》及七篇《诗》。《全晋文·卷五十八》辑录有张华的辞赋奏疏。
　　张华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博物志》共十卷，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神仙方术等。为继《山海经》后，中国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填补了中国自古无博物类书籍的空白。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此书原四百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十卷，《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即为十卷。 《隋书·经籍志》录《张华集》十卷，已佚。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有《张茂先集》。

藏书
　　张华雅爱书籍。精通目录学，曾与荀勖等人依照刘向《别录》整理典籍。家中藏书甚多，曾经搬家，光书就拉了三十车。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只有文史书籍满架盈箱，且多珍善之本。他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当世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秘书监挚虞撰写官史时，都要借阅张华家藏图籍，以资取正勘对和参考。《册府元龟·聚书》称其“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对汉代典章制度，知其源流，武帝和群臣无不感到叹服。

书法
　　《宣和书谱》载有张华的草书作品《得书帖》及行书作品《闻时帖》。称他“作字尤工草书，不在模仿，其规矩气度似其人物。见索靖，遂雅相厚善，深与结纳。”《淳化阁帖》有其《得书帖》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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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217~278年），字休奕，北地郡泥阳（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东南）人，西晋初年的文学家、思想家。 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傅燮，东汉汉阳太守。父亲傅干，魏扶风太守。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少有异才，勤奋好学，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称俊秀。献帝即位后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在郡六年，修城邑，立学校，举贤才，表儒术。建安元年（196），征还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又任大中大夫。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为曹操所杀。能诗善文。散文锋利简洁，代表作是《荐祢衡表》。六言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孔北海集》。"死亡之谜

孔融是怎么死的？是被曹操授意诬陷他“欲规不轨”，又与祢衡“跌荡放言”。罪状是孔融发表的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言论。这还不算冤杀？如果说他与曹操作对都是错的，曹操干吗不以那些罪名处决了他。

孔融与曹操到底作什么对了？他嘲讽曹操戒酒，讽刺曹丕娶甄妃，揭过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说曹操戒酒不是什么亡国之戒，只是不想粮食用来酿酒。劝过曹操不要杀杨彪，因为杨彪是袁术的亲戚，甚至拿自己官职来做威胁。所以曹操一直很嫉恨他，至于劝阻曹操不要与袁绍对决，这种观点当时曹营不止他一个人，这算不上什么作对吧。

孔融与曹操做对，并不表示这些能够成为曹操将他杀掉的理由，而只能作为曹操杀他的动机。通过一些解释能证明孔融没有与曹操做对？没有得罪曹操？不是不识时务？而敢在曹操面前这么做，不是自取灭亡是什么？而他为什么这样？原因无非是他是名士，而且是影响巨大的大名士，以为曹操不能将他怎么样，而事实上曹操也“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这就加剧了这位孔子二十世孙的膨胀，总是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大事小事，处处做对。而这也就罢了，甚至在一些军国要事上，他也与曹操做对，比如官渡之战前夕，就他发表的那一席悲观言论，会对曹操集团造成多么大的打击？按他的说法，曹操该怎么办？投降呗！孔融之所以处于曹操集团，实际上是自以追随汉献帝，而袁绍又是世家大族的代表——这就是说，孔融这位大名士，实际上是希望袁绍获胜的，以便恢复世家大族和名士的统治阶级地位。而曹操的出身，自然是身为大名士的孔融所不耻的，这也成为了孔融敢与曹操处处做对的原因之一！而曹操，居然能让这么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虽然说有出于对其地位、声望的顾虑，也不得不佩服其忍耐力和孔融的愚蠢！

《后汉书.孔融传》记载：“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可见，当时是饥年，却不得不用兵，而兵以什么为主？粮食！曹操出于对军国大计的考虑，以为应禁酒，使粮食用来补充兵用。而孔融呢？果然显示了他“华交会之徒”的特性，说什么“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觽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摆明的强词夺理，曹操的确是“惜谷”，只怕像孔融这么不惜谷，国不亡才怪，看过他的表现便知道了。又如曹丕纳甄夫人，这根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在古代，这很正常，孔融倒好，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不懂，又以为孔融学识渊博，便“问出何经典”，孔融则捉弄似的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不是没事找事、找曹操不痛快吗？再如杨彪一案，居然公然威胁曹操“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而他完全可以采取更温和的方法。

孔融的确没有什么内政军事才能，但他很会看人，推荐了不少人才。而且是孔子后代，名满天下。他是个书生气很浓的人，不会当官，不会察言观色，而且脾气耿直，眼里装不进沙子。但他只是发表言论，按现代观点来说，是言论自由，他又没做什么值得杀头的大罪。曹操杀了他，后来曹丕却下令千金收购他的文章。如果孔融真是欲规不轨，那么曹丕还能这样做吗？

孔融若只是“脾气耿直”，曹操还至于将他杀掉吗？孔融的性格如同绝大部分的名士，骄傲狂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想边让、祢衡、许攸之徒，无一不是名士，无一不是性格骄傲狂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而结果呢？有一个得到了善终？程昱性格不好，而曹操又是如何对待他的？所以，可想而知，为什么历来也都有一种声音流传着：孔融之死，纯属活该，与其替他喊冤，不如从他的性格中找出他的悲剧发生的根源。

轶事典故

小时了了
　　孔融十岁那年随父亲到达京城洛阳。当时，名士李膺在洛阳任职，如果不是名士或者他的亲戚，门人一般不通报。孔融想看看李膺是个什么样的人，就登门拜访。他对门人说：“我是李君的亲戚。” 守门人通报后，李膺接见了他。李膺问他说：“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孔融回答道：“从前我的祖先孔子和你家的祖先老子有师资之尊，因此，我和你也是世交呀！”当时很多宾客都在场，对孔融的回答十分惊奇。后来太中大夫陈韪来到李膺府第，宾客把这件事告诉他，陈韪却不以为然地说：“小时候聪明长大后就不一定聪明。”孔融立即反驳道：“那么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陈韪无话可说。李膺大笑，说：“你这么聪明将来肯定能成大器。”

孔融让梨
　　孔融让梨的故事最早应见《世说新语笺疏》注引《续汉书》。说的是孔融四岁时候，与兄弟一起吃梨，但他一直拿最小的梨吃，父亲奇怪地询问他，他回答说：“我是小孩子，按理应该拿小的。”孔融的宗族因而对他感到惊奇。《三字经》中就有“融四岁，能让梨”之语。

忘年之交
　　“忘年之交”出自《后汉书·祢衡传》：“衡始弱冠，而融年不惑，遂与为交友。”指年辈不相当而结交为友。

哭坟不悴
　　据《御览》二百六十二引《秦子》记载说：孔融任北海相时，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在坟墓边哭泣自己的亡父，脸色却一点都不憔悴。孔融于是将此人杀了。

杀宥之三
　　北宋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梅尧臣赏识，其中有一句的内容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主考官欧阳修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道：“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才恍然大悟。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孔融被害时，他的女儿七岁，男孩九岁，因年幼得以保全。寄在别人家中。二子下棋，孔融被捕，不为之动。左右的人说：“父亲被逮捕，不起，为什么？”答说：“哪里有巢毁坏了卵不破的呢？”主人有给肉汁的，男孩口渴喝了。女孩说：“今天这样的祸，难道能够久活，还要知道肉味吗？”哥哥号哭而止饮。有人对曹操说了，于是决定都杀掉。等到捉拿的人到，女的对哥哥说：“如果死者有知，得见父母，难道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于是引颈就刑，颜色不变，没有人不为之悲伤的。

人物生平

孔子之后
　　孔融是孔子的十九世孙。他的七世祖孔霸是汉元帝的老师，官至侍中。父亲孔宙，曾任太山都尉。他少年时便有突出的才能，受到名士李膺的赞许。

一门争义
　　孔融十三岁时，孔宙去世，孔融悲痛过度，需要人扶才能站起来，州里因而称赞他的孝行。他天性好学，博览群书。名士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记恨，密令要州郡捉拿张俭。张俭与孔融兄长孔褒是好友，于是逃到孔褒家中，孔褒却不在。当时孔融年仅十六岁，张俭认为孔融年轻，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处境。孔融看见张俭窘迫的样子，对张俭说：“哥哥虽然在外未归，我难道不能为您的东道主吗？”因此留张俭住在自己家。

后来事情泄漏，自国相以下的人，都秘密的压下此事，张俭得以逃脱，孔褒、孔融则被逮捕入狱。但不知他们二人是谁获罪。孔融说：“收容匿藏张俭的是我，有罪归我。”孔褒说：“张俭来找我，不是弟弟的罪过，罪在我，我心甘情愿。”官吏问他们的母亲，母亲说：“年长的人承担家事，罪责在我。”一门都争着赴死，郡县迟疑不能决断，于是向朝廷请示。诏书最后定了孔褒的罪。孔融因而闻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名，州郡以礼策命，都不到。

刚直不阿
　　后受司徒杨赐征召，当时暗暗察访官僚中的贪污之人，准备予以贬谪罢免，孔融检举的多为宦官的亲族。尚书害怕得罪宦官，于是召孔融等司徒属官诘问斥责，孔融陈述宦官子弟的罪恶，毫不隐讳。

光和七年，河南尹何进即将升任大将军，杨赐派孔融拿着名片去祝贺何进，因门人未及时通报，孔融就把名片夺回，引罪自责而去。河南尹官属认为丢了面子，想要派剑客追杀孔融，有宾客对何进说：“孔文举有盛名，将军如果与他结怨，四方之士就会相随而去了。不如以礼对待他，使天下人都知道将军的胸怀广大。”何进同意，于是在受任大将军之后，征辟孔融，举其为高第，迁任侍御史。孔融又因为与上司御史中丞赵舍不和，托病归家。

北海为相
　　后来，孔融被征为司空掾属，授任北中军候。在职三天，转任虎贲中郎将。正逢董卓总揽朝政，想要废掉汉少帝刘辩，孔融与董卓争辩，言辞激辩，常有匡正之言。董卓怀恨在心，将孔融转任议郎，随后又暗示三府举荐孔融到黄巾军最为猖獗的北海国为相。

孔融到北海后召集士民，聚兵讲武，下发檄文，又亲写书札，与各州郡通声气，共同谋划。因讨伐黄巾军张饶战败，而转保朱虚县。慢慢集结官吏百姓被黄巾所蛊惑的男女四万多人，再设置城邑，设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对待国人，就算只有一点微小的善行，也都以礼对待。国人没有后代及四方游士有去世的，都帮助安葬他们。因颇有政声，被时人称为“孔北海”。

后来，孔融被黄巾管亥所围，情势紧急。于是派太史慈向平原国相刘备求救。刘备惊奇地说：“孔北海竟知道天下还有个刘备呢。”于是立即发兵解围。当时袁绍、曹操势力逐渐强大，而孔融知道二人终究是要篡夺汉室的，所以不愿意投靠他们。其幕僚左承祖劝孔融要结纳袁绍或者曹操，孔融怒而及其杀害。孔融自负于才气秉性，立志平定国家的危难，因为才器粗略，思想空乏，所以没有成功。

兵败奔逃
　　孔融在任六年后，被刘备上表推荐兼领青州刺史。

建安元年，袁谭攻北海，双方战斗自春至夏，战士仅剩数百人，流矢像雨一样射来，城内已经短兵相接。孔融仍然凭几读书，谈笑自若。晚上城陷，才逃奔山东，妻儿都被袁谭所掳。

参议朝政
　　同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后，征召孔融为将作大匠，又升任少府。每逢朝会访问召对之时，孔融常引证定议，公卿大夫都不过挂名而已。

之前，太傅马日磾奉命出使山东，到了淮南时，多次有求于袁术，袁术于是轻视侮辱他，夺走他的符节，又不准他离开，还要强迫他任军师。马日磾忧愤自己至极，于是呕血而死。等到马日磾遗体送回京师，朝廷想加以礼葬，孔融于是独自陈说：“马日磾凭上公的尊贵身份，持天子的髦节，奉命处理地方事务，安宁东夏，竟然取媚奸臣，被他所指使，所上章表署名补用，马日磾都是第一个。依附下级，欺骗朝廷，奸诈事君。从前国佐敌晋军，不为其折服，宜僚当着白晃晃的刀而面不改色。朝廷大臣难道可以受威胁为借口吗？而且袁术越级叛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与日磾随从，周旋历年。《汉律》规定：与罪人往来三天以上，都应该知道他的情况。《春秋》说：鲁叔孙得臣死了，为了不张扬襄仲的罪贬，不写日子。郑讨伐幽公，砍薄子家的棺材，因为他杀君的缘故。陛下可怜旧臣，不忍追究定罪，已经很宽大了，不应该再加礼。”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当时舆论大都想恢复肉刑，孔融建议说：“古时候的人浑厚朴实，善恶不别，官吏正直，刑法清明，政治没有错误。百姓有罪，都是自己的责任。末世衰微，风气教化坏乱，政治搅乱风俗，国家的法律害了人民。所以说君主没有为君之道，百姓就涣散不服，而想用古时候的刑法残废他们的肢体，这不是除恶长善的办法。纣砍断早晨涉水者的小腿，天下的人都说纣暴虐无道。从前，周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天下百姓，要养一千八百个君主，如果各砍掉一人的脚，下面就有一千八百个纣呢。想风俗纯美，是绝对做不到的。并且受了刑罚的人，有不想活的意念，有求死的决心。大多铤而走险，不再回归正道。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当世大患。不但不能禁止人做坏事，正好断绝了人为善的途径。就算忠诚如鬻拳，坚持如卞和，多智如孙膑，蒙冤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子政，一遭到刀锯，死了也为人耻笑。所以太甲的思念常道，秦穆公使秦国称霸西戎，南睢之骨立，卫武公《初筵》饮酒悔过，陈汤矫诏发兵，斩郅支单于于都赖水上，魏尚的守边等等，不用再举了。大汉广开改恶之路，大都是这样。所以聪明有德的君王，深思远虑，弃短取长，政治上的措施是不随便进行改革的。”朝廷认为他的建议很好，最终没有恢复肉刑。

当时，荆州牧刘表不向朝廷进贡，做了不少逾越法度不安本分的事情，还郊祀天地，礼仪拟指君主。朝廷下诏把他的行为宣示天下，孔融上疏认为应当隐瞒郊祀这件事，来维护朝廷的脸面。

建安五年，南阳王刘冯、东海王刘祗相继逝世，献帝哀痛他们早逝，想为他们规定四时祭祀，为此先询问孔融意见。孔融回答说：“陛下仁厚，感慨变化而增加思念，哀悼二王的魂灵发布哀怜的诏章，考查审度从前的典章制度，订正礼制。臣看前代梁怀王、临江愍王、齐哀王、临淮怀王都死而无后代，同胞兄弟，就是景帝、武帝、昭帝、明帝四帝，没有听说前朝为他们修祭祀。如果是临时的，就不要列入传纪。臣不懂事，认为他们都在幼小的年龄死去，陛下哀痛，以成人礼加以谥号，这应遵照您的意思办理，祭祀结束，以后就不要再行。至于一年一期祭祀，不合礼意，又违背了先帝既定的法制，这是不合适的。”

侮慢权臣
　　之前，曹操进攻邺城屠杀邺城居民，袁绍家的妇人女子多被掳掠。曹操的儿子曹丕私自娶了袁熙的妻子甄氏。孔融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赏赐给周公。”曹操不明白，后来问孔融这出于何经何典。孔融答说：“按现在的事情量一量，想当然而已。”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讨乌桓，孔融又讥笑他说：“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从前肃慎不进贡木苦矢，丁零偷盗苏武的牛羊，可以一并讨伐啊！”当时，饥荒战乱，曹操上表请禁酒，孔融多次写信给曹操，认为不要禁酒，而且言词之中多为傲慢无礼。

孔融已经看到曹操奸雄诡诈，已渐渐显露，愈发不能忍受，所以说话偏激，常常触犯了曹操。又曾经上奏认为应当遵照古时京师的体制，千里以内，不得封建诸侯。曹操怀疑他所谈论的越来越广，更加害怕他。然而，因为孔融名重天下，表面上装着容忍，暗中却嫉忌他正确的议论，怕阻抗自己的大业。山阳人郗虑揣摩曹操的心事，以蔑视国法为由奏免孔融。曹操又写信故意挑拨二人，孔融也回信相对。

进贤好士
　　建安十三年，孔融再任为太中大夫。孔融本性宽容不猜忌别人，重视人才，喜欢诱导提拔年轻人。等到退任闲职后，宾客天天满门。孔融常叹说：“座位上经常满人，木尊中酒不空，我就无忧了。”孔融与蔡邕交好，蔡邕死后，有个虎贲士相貌有点像蔡邕，孔融每次喝足了酒，招他与同坐，说：“虽然没有了老成人，而让我高兴的是还有典型。”孔融听说人家有善行，好像是自己做的一样，言语有可采取的，一定扩展完成，当面告诉人家所不足的地方，称赞他的长处。推荐贤士，奖励进取。如果他知道的，没有说，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所以海内的英才，都信服他。

惨遭杀害
　　《三国演义连环画》孔融之死 曹操既积满了一肚子的猜疑忌妒，加上郗虑的诬陷，曹操于是指使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奏孔融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于建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将孔融处死，并株连全家，孔融时年五十六岁。

之前，京兆人脂习，与孔融相好，曾劝诫孔融性格太过刚直。等到孔融被害时，许昌没有人敢为其收尸，脂习前往抚尸说：“文举丢下我死了，我也不再活了。”曹操听说大怒，准备收捕脂习杀害，后来逢赦免才被释放出来。

文学成就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继蔡邕为文章宗师，亦擅诗歌。魏文帝曹丕十分欣赏孔融文辞，在他死后曾悬赏征募他的文章，把孔融与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六位文学家相提并论，列为“建安七子”。说道“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据《后汉书》载，孔融有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共二十五篇。但这为数有限的遗文，后世又有所散佚，大多只是片断流传，其中诗歌仅存八首。

孔融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内容大抵为伸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评论人物，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个性鲜明。在艺术上，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富赡，引古论今，比喻精妙，气势充沛。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孔融散文的特色是以文笔的犀利诙谐见长。

总体来看，他的散文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这是孔融有别于同时其他作家的地方。同时人们指出他的文章“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这又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共同风尚。 与散文相比较，孔融的诗歌显得逊色。

孔融的品格与言论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影响，孔融反对肉刑等的作品甚至到隋唐时期仍然被用作朝廷政策讨论的论据。

曾作《郡国姓名离合诗》分扣“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在灯谜界被尊为文人诗谜的开山作。

地位与影响

孔融不但是孔子世孙、天下名士，家世出身、政治背景与立场都与宦官之后的曹操有明显差异，而且他非常坚定的效忠于日趋式微的汉朝天子，成为当权的曹操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大障碍之一，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而且由于曹操杀孔融的罪名极重，甚至直到西晋时陈寿著写《三国志》时，都不敢为孔融立传，成为该史书中缺少的最著名人物之一。

由于全家被杀和曹操所加的严重罪名，孔融的作品大部分流失，后世整理的《孔北海集》残缺不全。但是孔融的品格与言论仍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影响。杀孔融被视为曹操执政的污点之一，而孔融反对肉刑等的作品甚至到隋唐时期仍然被用作朝廷政策讨论的论据。

但是从此后，孔融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一千七百多年来，孔融的文学才能和品格一直被广泛流传着颂扬，这也可能与曹操很长时期在中国历史上都反而被妖魔化了有关。

家族成员

祖先
孔子：孔融的二十世祖。
孔霸：孔融的七世祖，为汉元帝之师，官至侍中。

祖父
孔贤

父亲
孔宙：字季将，官至泰山都尉。

叔伯
孔彪、孔立、孔麟

兄弟
孔融兄弟共有七人：孔褒、孔晨、孔谦、孔昱，其余二人名不详。

子女
孔氏：嫁给羊衜
另有二子：名不详。

文章特点

孔融不仅是个名士，也是个文学家，被曹丕列为“建安七子”之一。他死后，曹丕曾为他募集遗文共二十五篇。但这为数有限的遗文，后世又有所散佚，大多只是片断流传，其中诗歌仅存八首。就其传世的作品来看，他的散文胜于诗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对他作出较高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孔融散文的特色是以文笔的犀利诙谐见长的，前面提到过的孔融嘲讽曹操父子的书信可以略见一斑。他的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也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前篇历数古代哲王圣贤、文臣武将因酒成事，建立功业，得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的结论。第二篇更是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曹操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唇相讥道：也有因妇人失天下的，何以不禁婚姻？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孔融在文中强词夺理，反对禁酒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借以显示他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这或许就是曹丕批评他“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的原因吧。

孔融的散文除了以上特色之外，也不乏深沉委婉的风致，如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名的《论盛孝章书》。总起来看，他的散文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这是孔融有别于同时其他作家的地方。同时人们指出他的文章“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这又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共同风尚。 与散文相比较，孔融的诗歌显得逊色。其《杂诗》第二首抒写幼子夭折的悲痛，哀婉动人，不失为当时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孔融诗歌中较有认识价值的是他的《临终诗》，诗中悲愤地揭露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社会现实，因为他被杀的罪名多半出于郗虑、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纳。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刚傲、不阿权贵的人士大约总免不了蒙冤遭害的不幸命运。“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这声调固然是悲观绝望的，但它毕竟是孔融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最后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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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约227-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历史思想

相对于“竹林七贤”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气不够响亮，南 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也不很多，但是，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向秀少年时即为同郡山涛所知。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在当时他却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经历了嵇、吕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向秀本传或言，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但遗憾的是其中《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那时候向秀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光扬天下，被郭象将文稿窃取，“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了。此事见于《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因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这大概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著名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例了。

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难养生论》为向秀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并非其真实意识表示。

向秀与嵇康关系最密，同时又通过嵇康结识了东平人吕安。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据《晋书·向秀传》中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司马昭在杀了嵇康以后，还要威逼向秀吞下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隐居吗，怎么不学人去采薇了呢？向秀为保命计，只得顺其意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但他内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在强权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尘一样轻忽。

向秀曾经主张无为政治，然而他所主张的无为政治，是“任自然而不加巧”。但当他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就变成消极无为了。做官并非他的本意，因此他的内心更加痛苦。陈寅恪先生说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是细读他的《思旧赋》，那种刻骨的痛却在昭示着他的不甘与愤懑。所谓的“改节自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仕途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这一点很像东汉末的徐庶——徐庶之母为曹操所拘，不得已进入曹营，但他不发一言，不献一策，以沉默来对抗强权，向秀也是这样。

介绍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 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在山涛的接引之下，认识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向秀性格平和，习惯于低调处世，走向朝廷之路，实属不得已；景元四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他只好到洛阳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没注完就过世了，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著有《思旧赋》、《难养生论》。

评价

向秀名列“竹林七贤”，七贤中既有山涛、王戎这样的现世功业卓著者；也有阮籍、嵇康这样超凡脱俗，行为潇洒的道家超越派；还有刘伶这样的千古醉人。相对于“竹林七贤”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气不够响亮，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也不很多，但是，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里所阐述的儒道精神兼容的观点，虽经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哲学思想

1、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主张本体论玄学。

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于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向秀既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不苟。

2、向秀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义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

成就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但他却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据记载，向秀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其好友吕安见此注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今佚。又有《难养生论》一篇，存《嵇康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关于向秀注《庄子》，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来向秀注基本写就，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 向秀在经历了嵇、吕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他到洛阳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庄子思想的研究之中。于是闭门谢客，潜心作注，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但遗憾的是其中《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所作《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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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宝，生卒年不详，东晋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人，字令升。著述颇丰，主要有《周易注》、《五气变化论》、《论妖怪》 、《论山徙》、《司徒仪》、《周官礼注》、《晋记》、《干子》、《春秋序论》、《百志诗》、《搜神记》等。其祖父干统，三国时为东吴奋武将军都亭（今湖北恩施）侯，父干莹，曾仕吴，任立节都尉，迁居海盐。干宝自小博览群书，晋元帝时担任佐著作郎的史官职务，奉命领修国史。后经王导提拔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除精通史学，干宝还好易学，为撰写《搜神记》奠定基础。"学术成就

干宝于易学造诣极深，《晋书》明言注《周易》。《隋书·经籍志》载有：《周易》十卷，晋散骑常待干宝注，又《周易爻义》一卷，干宝撰，梁有《周易宗涂》四卷，干宝撰。其中《周易宗涂》《隋志》言已佚，两唐志皆不录。而《周易注》、《周易爻义》二书，两唐志皆收录之。另《经典释文·序录》、《宋史·艺文略·经类》及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等也录《周易注》十卷。又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周易问难》二卷、《周易玄品》二卷，也为干宝撰。项皋谟、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信从。然《隋书·经籍志》明言《周易问难》二卷王氏撰，《周易元品》二卷不着撰人，故今人台湾学者黄庆萱等人关于《周易问难》《周易玄品》二书不为干宝所撰的考证属实。干宝的易学著作今皆散佚，其《易》注主要散见于唐人李 鼎祚的《周易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后人有辑本，“元时有屠曾者，始辑其佚。明下德间，其孙勋重订，其书刻在《盐邑志林》，即今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所据而补订，武进张惠言梓入《易义别录》，历城马国翰、甘泉黄又据而参校习刊之，载《玉函山房辑佚书》、《汉堂丛书》中。孙、马、黄三家辑本，互有详略，然马、黄多者二事，孙多者七事，较其得失，孙本为优”。 另外，根据其它典籍记载：干宝还撰有：《易音》、《毛诗音》、《周官礼注》、《答周官驳难》、《周官音》、《后养议》、《春秋左氏函传义》、《春秋序论》、《正音》、《立言》等。

生平

祖父干统，三国时为东吴奋武将军都亭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他的《搜神记》志怪小说集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据史料记载，自西晋永嘉元年，干宝初仕盐官州别驾，后因刘聪、石勒之乱，西晋亡，东晋立，南北对峙，干宝举家迁至灵泉乡。永嘉四年，父卒，葬澉浦青山之阳，干宝为父守孝。至三世时，迁至梅园。

干宝学识渊博，遍览群书，曾由华谭推荐任著作郎。建武元年，经中书监王导推荐，领修国史。时因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东晋大兴元年二月封关内侯。太宁元年，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咸和元年，母桓氏卒，葬灵泉里西南隅，干宝辞官为母守孝。咸和四年服阕回朝。永和元年致仕，永和七年秋卒，葬灵泉里后花园。朝廷特加尚书令，从祀学宫。

历史评价

干宝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更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他的《搜神记》志怪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干宝学识渊博，著述宏丰，横跨经、史、子、集四部，堪称魏晋间之通人。至今有关专家已收集到的干宝书目达26种，近200卷。"

邯郸淳（约132—221）【一作邯郸浮】，又名竺，字子叔（一作子淑），又字子礼（或作正礼），东汉时颍川阳翟（今禹州市）人，因著有《笑林》三卷、《艺经》一卷而著名，被称为“笑林始祖，与丁仪、丁廙、杨修为曹植的“四友”。"生平

邯郸淳颍川郡人。汉末文学家、书法家，邺下文人之一。

邯郸淳青年时期就具有超人的才华。其书法艺术精湛有力，尤其擅长虫篆。曹操久闻其名因而召见之。当时，曹丕、曹植兄弟争宠，两人都想招揽邯郸淳做自己的僚属。应操命他去见曹植，两人促膝纵谈至暮，相互表达了敬慕之情。曹丕即位后，邯郸淳官封博士、给事中，邯郸淳为报知遇作《投壶赋》，洋洋千余言，曹丕认为写得很好，赏赐帛千匹以嘉奖， 邯郸淳有文集二卷、《艺经》一卷，今仅存《投壶赋》、《孝女曹娥碑》等文。邯郸淳文字成就除散文外，还撰有《笑林》三卷。《笑林》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关于笑话方面的专书。内容大都是一些短小精炼的讽刺性笑话。如《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故事写出了执竿人的蠢态，更讽刺那个自以为年纪大，阅历广，而自以为聪明的老者。寥寥几笔，引人哑然失笑。总的说《笑林》幽默生动，讽刺辛辣，所以流传甚广。原书到宋代散失，今有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辑本。

介绍

邯郸淳【一作邯郸浮】，又名竺，字子叔，又字子礼，东汉时颍川阳翟人，因著有《笑林》三卷、《艺经》一卷而著名，被称为“笑林始祖，与丁仪、丁廙、杨修为曹植的“四友”。”淳自小有才名，博学多艺，善写文章，又懂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方圆遐迩许多人都知其名。魏文帝时，邯郸淳为博士给事中，曾作《投壶赋》上奏文帝，讲述仁义礼仪和恩威相兼的君臣之道。邯郸淳还为教曹娥写过一篇碑文，陈留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蔡邕避难路过会稽，赞碑文为“绝妙好辞”也！邯郸淳留名后世并非因其政绩不夸，也不是因为他的文章特好，而在于他不经意的闲逸文作——《笑林》和《艺经》，讲述了当时的许多笑话、噱头、善喻、讥讽、幽默趣事以及当时流行的投壶、米夹、掷砖、马射、弹棋、棋局、食籁等诸般游艺项目，成为中国最早的笑话和杂耍专著。

作品介绍

笑话是随着人类的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出现的，在我国的古代载籍中，有许多幽默、可笑、滑稽的事情，譬如我们一直当作寓言的的《守株待兔》、《拔苗助长》、《刻舟求剑》等等，其实完全可以划入笑话的范畴。但是它们只是零星地散布在浩瀚的书林中，其余的大概就基本上在口头流传，没有人加以归并整理。
　　大约到汉末魏初的时候，我国才有了第一部笑话的结集，那就是《笑林》。它的作者邯郸淳，史书上没有专门的传记，但是从《后汉书·曹娥传》、《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以及后世关于书法的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不少有关他的事情。邯郸淳，字子淑，一名竺，颍川阳翟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说他：“弱冠有异才，元嘉元年，上虞长度尚为曹娥立碑，淳者尚之弟子，于席间作碑文，操笔而成，无所点定，遂知名。黄初初为魏博士、给事中。”
　　我们按汉桓帝元嘉元年他二十岁来计算，那么他当生于汉顺帝阳嘉元年。到曹魏文帝黄初二年的时候，他就已经九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在那个时候，能活九十岁的人，真应该是凤毛麟角。这不但需要一个好的体魄，大约也需要一个非常良好的心头态。那么，当我们知道他曾撰有《笑林》三卷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笑林》，三卷，《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世》子部小说家类均著录。宋初编纂《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的时候，曾采录部分文字，大约当时尚存。后来给佚失了。鲁迅先生曾从各书中把它辑集为一卷，共二十九则，收入《古小说钩沉》。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论及，说：“遗文存二十余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也。”这部书的出现，对我国后来笑话书的编纂影响很大。 现存二十九则笑话，基本上都挺经典，如《胶柱鼓瑟》、《一叶障目》等等就都出自这里，有的笑话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让我摘录一部分，与朋友们共享：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齐人就赵人学瑟，因之先调，胶柱而归，三年不成一曲。齐人怪之。有从赵来者，问其意，乃知向人之愚。
　　楚人居贫，读《淮南》，方得“螳螂伺蝉，自障叶要以隐形。”遂于树下仰取叶。螳螂执叶伺蝉，以摘之，叶落树下。树下先有落叶，不能复分别，扫取数斗归。一一以叶自障，问其妻曰：“汝见我不？”妻始时恒答言“见”，经日乃厌倦不堪，绐云：“不见。”嘿然大喜，赍叶入市，对面取人物，吏遂缚诣县。县受辞，自说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啬，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取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曰：“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饿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
　　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复相敬。已生一男而归，母丁氏，年老，进见女婿。女婿既归而遣妇。妇临去请罪，夫曰：“曩见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妇老后，必复如此，是以遣，实无他故。”
　　平原人有善汉伛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货求治。曰：“君且囗。”欲上背踏之。伛者曰：“将杀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
　　甲与乙争斗，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而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
　　东家丧妻母，往祭，托馆师撰文，乃按古本误抄祭妻父者与之。识者看出，主人大怪馆师，馆师曰：“古本上是刊定的，如何会错？只怕是他家错死了人！”

书法造诣
　　工书，诸体皆能，尤善篆籀。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卫恒《四体书势》载其篆书师法曹喜，楷书取法王次仲，善作小字。并认为蔡邕善书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袁昂《书评》称其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已不传。
　　他博学多才，精通训诂，所编《笑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笑话集，被后世尊称为笑林祖师。该书以嘲讽愚庸的笑话故事见长，其中一些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原书三卷，被宋代人增添至10卷，今已亡佚，仅存29则。

故事

邯郸淳是三国时代魏国书法家，字子淑，颖川昆阳人。《书小史》称其“志行清洁，才学通敏，书则八体悉工，学尤善古文大篆。”邯郸淳青年时代离家出走，游学长安、洛阳，拜大书法家扶风、曹喜为师，刻苦磨炼，终于名震书坛。汉献帝初平年间年，邯郸淳从长安避乱荆州，为刘表门下客。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刘表之子刘琮举州投降。曹操颇知书法，早闻邯郸淳大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

赤壁战后，邯郸淳随曹操来到邺城，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争与邯郸淳结交。曹丕请父亲让邯郸淳作自己的文字侍从。曹植也求邯郸淳甚急。此时曹操正偏爱曹植，命邯郸淳往见曹植；曹植大喜过望，热情隆重地接待了邯郸淳。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取得继承权，代汉而立，开创魏王朝，最终把邯郸淳拉到自己身边任博士给事中。邯郸淳作《投壶赋》千余言，上奏曹丕。曹丕很欣赏，赐帛千匹。正始年间邯郸淳以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刻儒家经典《正始三体石经》，立于洛阳太学故汉碑之西。其书法焕然，成为传世珍品。

邯郸淳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书小史》称：淳篆书师曹喜，略究其妙。蔡邕善篆，然精密间理，不如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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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由于其文才出众，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初仕刘表，后归曹操。"人物生平

出身名门
　　王粲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王龚，在汉顺帝时任太尉；祖父王畅，在汉灵帝时任司空，是当时的名士。二人都曾位列三公。王粲的父亲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

初平二年，汉献帝被董卓控制，西迁至长安，王粲也随同前往。当时的著名学者、左中郎将蔡邕一见到王粲，就觉得他是个奇才。当时蔡邕的才学天下闻名，受到满朝官员的敬重，蔡邕府第前经常是车马填巷，他家的客厅也常宾客满坐。一天，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外求见，便急忙出迎，连鞋子穿倒了也顾不上。王粲一进门，因为他年纪小，身材又矮，满屋的人都感到很吃惊。蔡邕说：“这位是司空王公的孙子王粲，他确实是奇才，让我自愧不如。我家里收藏的书籍文章，应该全部送给他。”

怀才不遇
　　初平四年，十七岁的王粲受司徒征辟，又被召为黄门侍郎。王粲因为长安局势混乱，没有赴任。不久，他到荆州去投靠自己的同乡、荆州牧刘表。刘表见他状貌不扬，身体孱弱，又不拘小节，所以不太看重他。

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听从桓阶建议，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兵背叛刘表，刘表发兵讨伐。为了宣传这次出征，就由王粲执笔写了一篇《三辅论》，以示师出有名。其中写道：“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申明用兵乃是为了“去暴举顺”。

建安七年，在官渡之战后两年，袁绍病死，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兄弟阋墙。刘表为了劝和，让王粲起草了《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书中劝解袁氏兄弟毋作阋墙之斗，应当联合御侮，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甚有文彩，张溥在《王侍中集题辞》评价两文“词章纵横”。

归附曹操
　　建安十三年，刘表病死后，王粲力劝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曹操。荆州平定后，曹操任命他为丞相掾，赐王粲爵关内侯。一次，曹操在汉水边设宴款待百官，王粲给曹操敬酒说：“当今袁绍崛起河北，倚仗兵多将广，志在夺取天下，但虽爱惜贤才却不能重用，因此那些奇士终归离他而去。刘表盘踞荆楚，从容不迫，坐观时变，自以为可以仿效周文王。那些避难到荆州来的贤士，都是海内的俊杰，可刘表却不善于任用他们，结果当国家危难之际却无人辅佐他。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时候，下车伊始就忙着整顿冀州的军队，收录当地的豪杰各尽其用，因此能称雄天下。等到平定了江、汉，又征召这一带的贤才各居其位，使天下归心，望风归附，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国君才能做到的事情啊！”后来，王粲又被调任军谋祭酒。

魏王侍中
　　建安十八年，魏王国建立以后，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一同被任命为侍中，王粲因博学多识，总能做到对答如流。当时旧礼仪制度废弛殆尽，需要重新制定，王粲与卫觊等负责除旧布新，制定新的典章。据《决疑要注》记载：汉末丧乱时，玉佩断绝消失。而王粲认得旧佩，才重新作之。西晋时的玉佩，都是受法于王粲。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们之间经常有诗赋往还。

据《典略》记载；王粲才高，擅应机辩论。当时，钟繇、王朗等尽管都在魏王国任卿相之职，但一到朝廷奏议，都停笔措手不及。

建安二十一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

驴鸣悼亡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二十四日，王粲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一岁。当时的曹丕还是世子，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为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一片驴鸣之声响起。这就是著名的驴鸣送葬。葬礼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诔》，可见二人其交情确实非同寻常。

轶事典故

过目不忘
　　王典故粲少时即有才名，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之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他生性善于计算。作算术，很简捷地就能得出正确答案。并且擅长写文章，总是一挥而就，从来不用修改，时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他们尽管反复精心构思，写出的文章也没法超过王粲。《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

一天，王粲和友人同行，看见路边有座古碑，就站在那儿朗读起来。友人问他：“你能背诵吗？”王粲回答：“能。”友人当即叫他转过身去背诵碑文，结果一字不差。

有一次，王粲看别人下围棋，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他说能帮着人家按原来的局势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人不信，拿出块手帕盖在棋盘上，让他换个棋盘重摆，结果，连一道的误差也没有。王粲就是这样博识强记。

昼侍可矣
　　王粲记忆力强，见闻广博，所以曹操出外游览观赏，王粲多次同车随行，至于受到的尊敬却不如和洽、杜袭。杜袭曾经单独被曹操召见，一直到半夜。王粲生性急躁好胜，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不知曹公对杜袭说了些什么？”和洽笑着回答说：“天下的事难道能全都知道吗？您白天侍奉曹公就可以了，为这郁郁不乐，您想一个人都兼顾起来吗？”

眉毛脱落
　　王粲二十多岁时，曾遇“医圣”张机，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另王粲还有见无草之墓识礜石的逸闻，但此事据载发生在曹操北征蹋顿之时，当时王粲应该还在荆州，但据史籍记载另一名荆州人士周不疑此时也在曹操军中，如此巧合，则当时或有隐情使得此二人在曹操军中也说不定。

主要成就

文学
　　在文学上，王粲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不仅名列七子，而且是其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中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赋今存20多篇，篇帙短小，大多为骚体。最为人传诵的是作于客居荆州时期的《登楼赋》。它摒弃了汉赋铺张扬厉的传统写法，以简洁明快的语句，忧愍世道，怀念故乡，热烈冀望太平盛世的到来；对自己的坎坷遭遇，也发出了强烈的感慨。赋中写景与抒情紧密结合，是其一大艺术特色。在抒情小赋的发展过程中，这篇作品具有重要地位。王粲散文以他为刘表拟的《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比较成功。

王粲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归顺曹操后，主要是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这些诗再现了汉末战乱的田园荒芜和满目疮痍，也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过效力的意愿。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学活动，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划分的界线就是建安十三年的归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荆州过着流寓生活，亲历过战乱灾祸，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纠结在一道，使他的文学作品笼罩着一层悲凄愤悱的情调。

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广大地区已经实现统一的形势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担任重要官职而激发起建功立业的信心，所以他的创作基调又转变为激奋昂扬。如分别写于曹操西征关右和东征孙权的《从军诗》五首，便对曹军的征伐作了热烈歌颂，同时也表达了作者从军征战、建功立业的激昂情绪。

据《三国志》记载，王粲有诗、赋、论、议近六十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粲集》11卷，《去伐论集》3卷、《汉末英雄记》10卷，皆佚。明代张溥辑有《王侍中集》1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90—91辑录有其辞赋奏疏。中华书局出版有俞绍初校点的《王粲集》。现世存诗23首。

藏书
　　王粲的藏书主要得自于蔡邕所赠，相传他登门拜谒蔡邕，蔡邕“倒履迎之”，并言“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予之”。蔡邕故后，即履行了他的诺言，将其藏书数车六千余卷赠与王粲。年老时，其藏书已达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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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桢（？-217），三国时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山东东平宁阳人。博学有才，与魏文帝友善。后以不敬罪被刑，刑后署吏。所作五言诗，风格遒劲，语言质朴，重名于世，今有《刘公干集》。"人物成就

文学
　　刘桢的作品气势激宕，意境峭拔，不假雕琢而格调颇高。他与王粲合称刘王。清代刘熙载说公斡气胜，仲宣情胜""，这是从对比中揭示了二人各自的长处。

世人把他同曹植合称曹刘，也是从气格方面着眼的。集中体现其风格的是《赠从弟》三首，抒写诗人的胸怀志节，具有悲凉慷慨、高风跨俗的气概。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尤为人所称道。

而刘桢创作的弱点是辞藻不够丰富，所以锺嵘在《诗品》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他与王粲各有一篇《大暑赋》，在文采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同样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

不过刘桢的文学造诣不凡，五言诗尤为诸子之尊，今存的诗歌只有15首。《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中评价他的诗为：“思健功圆，以特有的清新刚劲，为人们所激赏。不仅称美于当世，并且光景常新，能楷模身后。” 他的诗作多以壮美山川为背景，借景抒情，少数为酬答之作。《赠徐干》诗被钟嵘评作“五言之警策也”。《赠从弟》三首为其众诗之著，第二首又为三首之最，诗为：“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钟嵘的《诗品序》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可见，刘桢文学创作的贡献之大。

他最著名的赋作有《鲁都赋》《黎山阳赋》《遂志赋》《瓜赋》《大暑赋》《清虑赋》等。他的赋文风格独特，“积极于宣时，校阅于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文心雕龙·注释》。他一改粉饰太平的世俗，以清新的笔调，娴熟的技巧，朴实准确的语言，纵古合今的大气，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讥讽时事，咏物抒情，实现了汉赋内容由宫廷转向社会，由帝王转向平民的转变。篇幅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为以后的文学发展开创了先河。

辩才
　　刘桢不仅文才出众，机敏雄辩之才也称道当世。曹丕在任五官中郎将时赠给刘桢一条廓洛带，后欲索回，便寄书一纸，调侃说：“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三国志》

刘桢见之，明白文帝是笑他地位低下，不佩带象征尊贵的廓洛带，要收回原赐。但刘桢并未折腰，执意不交，在一次同文堂相会之时，他旧事重提道：“桢闻荆山之下，王卜光夭之后宝；隋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凤貉之尾，缀待臣之帻。此回宝者，伏朽石之下，皆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苦实珍异，尚可纳也。而未尚听至尊赐而反索者也。”

曹丕听刘桢这番妙论，对之十分欣赏，既叹他的博学善喻，更佩服他口若悬河，不卑不亢，恭中有贬，贬中隐褒之辩才，从而放弃索带念头。

刘桢雄辩之例很多，他的辩才象常胜利器，有时化险为夷，有时遇逆成畅，有时逢暗则明。

有一次刘桢因“不敬”被罚作苦力，在京洛之西石料厂磨石料。魏王曹操到石料厂察看，众官吏与苦力者均匍匐在地劳作，不敢仰视。唯有刘桢未跪，照常劳作。曹操大怒走到刘桢面前，刘桢放下锤子，正言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尊王。但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尽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桢现为苦力，专研石料，研石是对魏王的敬忠，所以桢不敢辍手中活。”魏王听后，又问：“石若何? ”刘桢朗然答：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曹操知刘桢借石自喻，就赦免了他，但却永不再起用。

刘桢从小就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教育，深知做人要耿性忠直，最恨不轨之为，最厌无信之人。一天晚上魏公子曹丕设宴招待众士，酒酣耳热，曹丕命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刘桢愤然，一是因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二是因甄氏有夫再嫁不忠不贞。独有刘桢立而不跪，且满面讥意，不屑一顾。曹丕见状勃然大怒，欲问刘桢死罪，由于众人求情和曹操干预，才免于死，投入狱中，又被罚作苦力。他在劳作中托物自喻，写成《遂志赋》。赦后充署吏。

刘桢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雄辩的技巧及忠友敬业精神，赢得了后人赞颂。

诗词
　　其成就主要在诗，可分两类，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为喻，抒写坚贞高洁的性格。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

人物生平

成长经历
　　刘桢五岁能读诗，八岁能诵《论语》、《诗经》，赋文数万字。因其记忆超群，辩论应答敏捷，而被众人称为神童。后受曹操征辟，曾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

公元197年，因避兵乱，十一岁的刘桢随母兄躲至许昌，在驿馆中结识曹子建。曹植被刘桢的饱学所折服，为进一步深层密交，将其领到丞相府，日夜解文作赋，志同道合，关系日笃。后来他又结识孔融等其他五学子，他们常聚论学问，“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

待其成年之后，刘桢希望际遇明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汉末政治极为腐败黑暗，社会危机深重，统治者镇压黄巾军起义后，各地军阀据地称雄，中国陷入分裂、动乱之中。据有中国北方的曹操，政治较为开明，任人唯才，广揽文学之士。

这使得当时渴望中国统一、怀有济世抱负的有志之士，如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以及刘桢等，纷纷从四面八方奔赴曹操治下的邺城，一时人才荟萃，形成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学集团，并由于他们的诗文大多描写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统一、治国的豪情壮志，慷慨多气，悲凉豪壮，从而形成了“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桢是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与曹氏关系密切。在诗文中，他把曹操比做起于丰沛、统一中国的汉高祖刘邦，把曹氏的知遇，比做礼贤下士的信陵君，见《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他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投曹之初，他被任命为丞相掾属，追随曹操南征北讨，参谋军机。

辅佐曹丕
　　建安十六年后，出任平原侯曹植庶子，不久即改任五官中郎将文学，随侍曹丕。

从现存诗文看，他与曹丕关系至为密切，而曹丕兄弟亦视为亲故，诗酒唱酬，交往常不拘形迹。曹丕曾特赠廓落带，以示亲宠，并由此而留下一篇妙文。然而，刘桢性傲，不拘礼法。一次曹丕宴请诸文学，酒酣忘情，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诸人都匍伏于地，不敢仰视，独刘桢平视不避。曹丕对此并未介意，而曹操听说后，要治以不敬之罪。经过援救，才“减死输作”，罚为苦役，终身未再受到重用。这对刘桢自然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在《赠徐干》一诗中流露出他的痛苦心情。

建安二十二年，北方瘟疫流行，刘桢染病去世。曹丕为此极为悲惋，为他整理遗文，作出评价，并追思往日“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亲密交往，不胜痛悼。

他一生中的的著述包括《毛诗义词》十卷，文集四卷。后人集有《刘公干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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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翰，西晋文学家，字季鹰，父亲是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吴郡吴县（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葬于芦墟二十九都南役圩。张翰性格放纵不拘，时人比之为阮籍，号“江东步兵”。齐王执政，辟为大司马东曹掾，见祸乱方兴，以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为由辞官而归。"生平

张翰字季鹰，西晋著名文学家，吴江莘塔人氏，晋惠帝太安元年 官至大司马东曹掾，父亲是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张俨死后不久，东吴就被西晋所灭，作为亡国之人的张翰虽然有才华，善于写文章，但是身受亡国之痛，佯狂避世，不愿意受礼法约束，恃才放旷，很像曹魏时放荡不羁的阮籍，因为阮籍曾经担任过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所以当时人就称张翰为“江东步兵”。

据《世说新语》记载，东吴灭亡之后，有一次张翰在阊门附近的金阊亭听到有琴声清越，循声找去，原来是会稽名士贺循泊船于阊门下，在船中弹琴，张翰和他从不相识，但是一见如故，顿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两人依依不舍，当张翰问到贺循是去洛阳后，就临时决定也和贺循一起去洛阳，登船就走，连家人也没有告诉。由此事可以看出张翰为人处世确实随心所欲，颇不负“江东步兵”的雅称。

后人评价

后人对张翰评价颇高，宋代苏东坡有诗赞美张翰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几早，直为鲈鱼也自贤。”明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对张翰身后名和当世名的看法也颇表赞同。清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卷五对张翰、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有比较中肯的分析。

张翰也世代受到家乡人的纪念，据乾隆《吴江县志》卷七载，宋元祐年间，吴江知县王辟筑三高祠，将张翰、范蠡、陆龟蒙并称三高，入祠其中，后经历代兴修，规模大备，祠内有塑像等物，每逢春秋都有祭奠。

墓址

其墓葬何处，曾有争议。

清康熙屈运隆编纂的《吴江县志》 说：“晋东曹掾张翰墓在二十九都南役圩”。乾隆十二年沈彤等人编纂的《吴江县志》 说：“按《吴地记》云：张翰葬横山东五里。《吴郡图经续纪》云：张翰葬横山东五里，坟亡。《姑苏志》《吴县志》皆因之。则翰墓有确证，不可假托。”后出的乾隆县志不同意康熙县志的说法。

《吴地记》虽然是最早的地情书。但此书“非一人一时之作，为后世重辑之残本”，“有他人之作窜入”。张心澄《伪书通考》称其书“伪窜”。因此该书仅几个字的含糊记述令人生疑。至于后面三本志书是“皆因之”，更难以使后人信服。

清初长洲学者张大纯实地调查后，在《三吴采风类记》中明确记载张翰墓在二十九都二图南役圩，并作《过季鹰墓感赋》：

弭节江干日已晡，季鹰高节冠东吴。宦情落落空千载，墓草青青傍五湖。

杯酒生前轻将相，秋风身后重莼鲈。只今势利滔滔是，过此还应愧汗无？

与沈彤同时代的北芦墟人沈刚中在其《分湖志》 中记述：“南役圩有古墓，无封植树。民指为翰墓”。以后，嘉庆年间 ，该地曾有张翰墓碑出土，惜字迹模糊。同治九年 吴江知县黎庶昌重修张翰墓并立石。

1958 年 11 月 11 日 ，吴江县文教局派员查明：位于莘塔公社东联大队南役圩南端的张翰墓占地 50 平方米，封土高 1.5 米 ，墓西约 40 米 处的敬信庵曾供奉张翰的神位。墓碑和木神位已于去冬今春毁掉。当时建立三人保管小组，插牌明示。

2000 年秋调查：张翰墓已于 60 年代中期毁掉，遗址在今莘塔镇枫西与荡东两村 之间的东枫小学内，前排平房教室西半部即墓址所在；敬信庵原址上早已改建成村办公所和小工厂。张氏后代仍在东弥陀村，有东张、西张两支系。枫里桥、南役圩、莼鲈港又名二图港等都是当地地名；在明清朝均属二十九都二图。方言“二”念成“尼”，“二图港”转音成了“弥陀港”。此地在元荡东北滩。志书上元荡名“莼菜荡”，鼋荡、元荡均是后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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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约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其《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造成“洛阳纸贵”。左思自幼其貌不扬却才华出众。晋武帝时，因妹左棻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任秘书郎。晋惠帝时，依附权贵贾谧，为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永康元年（300年），因贾谧被诛，遂退居宜春里，专心著述。后齐王司马冏召为记室督，不就。太安二年（303年），因张方进攻洛阳而移居冀州，不久病逝。"典故：洛阳纸贵

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曾做一部《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抄写这篇千古名赋。

然而，左思写成《三都赋》却是历经很多曲折才得到重视的；没有伯乐识才，也许这篇《三都赋》便成为一堆废纸，不得流传。

在左思小时候，他父亲就一直看不起他。父亲左雍从一个小官吏慢慢做到御史，他见儿子身材矮小，貌不惊人，说话结巴，倒显出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常常对外人说后悔生了这个儿子。及至左思成年，左雍还对朋友们说：“左思虽然成年了，可是他掌握的知识和道理，还不如我小时呢。”

左思不甘心受到这种鄙视，开始发愤学习。当他读过东汉班固写的《两都赋》和张衡写的《两京赋》，虽然很佩服文中的宏大气魄，华丽的文辞，写出了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的京城气派，可是也看出了其中虚而不实、大而无当的弊病。从此，他决心依据事实和历史的发展，写一篇《三都赋》，把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写入赋中。

为写《三都赋》，使得笔笔有着落有根据，左思开始收集大量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人情的资料。收集好后，他闭门谢客，开始苦写。他在一个书纸铺天盖地的屋子里昼夜冥思苦想，常常是好久才推敲出一个满意的句子。经过十年，这篇凝结着左思甘苦心血的《三都赋》终于写成了！

可是，当左思把自己的文章交给别人看时，他却受到了讥讽。当时一位著名文学家陆机也曾起过写《三都赋》的念头，他听说名不见经传的左思写《三都赋》，就挖苦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竟想超过班固、张衡，太自不量力了！”他还给弟弟陆云写信说：“京城里有位狂妄的家伙写《三都赋》，我看他写成的东西只配给我用来盖酒坛子！”

左思的《三都赋》在文学界品评时，那些文人们一见作者是位无名小卒，就根本不予细看，摇头摆手，把一篇《三都赋》说得一无是处。左思不甘心自己的心血遭到埋没，找到了著名文学家张华。

张华先是逐句阅读了《三都赋》，然后细问了左思的创作动机和经过，当他再回头来体察句子中的含义和韵味时，不由得为文中的句子深深感动了。他越读越爱，到后来竟不忍释手了。他称赞道：“文章非常好！那些世俗文人只重名气不重文章，他们的话是不值一提的。皇甫谧先生很有名气，而且为人正直，让我和他一起把你的文章推荐给世人！”

皇甫谧看过《三都赋》以后也是感慨万千，他对文章予以高度评价，并且欣然提笔为这篇文章写了序言。他还请来著作郎张载为《三都赋》中人魏都赋做注，请朱中书郎刘逵为蜀都赋和吴都赋做注。刘逵在说明中说道：“世人常常重视古代人东西，而轻视新事物、新成就，这就是《三都赋》开始不传于世人原因啊！”

在名人作序推荐下，《三都赋》很快风靡了京都，懂得文学之人无一不对它称赞不已。甚至以前讥笑左思之人－－陆机听说后，也细细阅读一番，他点头称是，连声说；“写得太好了，真想不到。”他断定若自己再写《三都赋》决不会超过左思，便停笔不写了。

同是一篇文章，有人将它贬得一钱不值，有人使之名噪一时。这其中当然有鉴别力高低人区别，可是更重要人是反映了人们是否重视新生力量，能不能慧眼识英才的问题。

晋代左思作《齐都赋》一年始成。复以十年之久，作《三都赋》。在其舍中院内，以及茅厕皆置纸笔，偶得佳句，当即录之。自认所学不多，便求为宫禁藏书郎。其赋成后，仍未获士人青睐。左思自认其作不逊于汉时班固与张衡，恐一人之褒贬而遭埋没。便请文学家张华过目，张华阅后，咸认为佳作，可媲美班张之文。复请教当时名士皇甫谧，谧观后欣然为之作序，自此名声大噪。由于都城洛阳权贵之家，皆争相传抄《三都赋》，遂使纸价上扬，为此而贵。

左思的《三都赋》更是造成了令政府相当头痛的“洛阳纸贵”的局面。这篇赋，耗费了左思近十年的心血，为此他专门拜访专家，又到蜀都、吴都、魏都去实地调查，继续在家里挂满纸笔，以备有灵感来时随时写下，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像一则外国小寓言说的一样：花十年时间画一幅，一天就可以卖出去，而花一天时间画一幅画，可能十年也卖不出去。左思深谙此道理，难怪此赋一经发行，风靡全国，从此，丑男作家终于一鸣惊人，扬眉吐气了!

生平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西晋诗人。左思家世儒学，出生寒微。其父左熹，字彦雍，起于小吏，曾任武帝朝殿中侍御史、太原相、弋阳太守等。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泰始八年前后，因其妹左棻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部将张方进攻洛阳，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有《左太冲集》。

文学成就

作品概述
　　左思出身寒门，虽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却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屡不得志，只好在诗中表述自己的抱负和对权贵的蔑视，歌颂隐士的清高。左思所作琴曲有《招隐》，收入《神奇秘谱》之中，并在解题中引录了他的两首同名诗，此外，《秋月照茅亭》、《山中思友人》也有人认为是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中都贯穿着隐逸思想。左思作品旧传有集5卷，今存者仅赋两篇，诗14首。《三都赋》与《咏史》诗是其代表作。左思的作品收录于清人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赋
　　《晋书·左思传》载，他曾以10年时间写出《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三都赋》的写作时间，《晋书·左思传》和《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左思别传》的说法很不一致。据今人傅璇琮考证，《三都赋》成于太康元年灭吴之前。此外，今人姜亮夫认为作于291年，刘文忠认为作年“难以确定”。左思在序中批评前人作赋“侈言无验，虽丽非经”，提出作赋应“贵依其本”、“宜本其实”。在写作此赋过程中，他曾向到过蜀地的张载请教岷邛之事；又求为秘书郎，以便博览方志群书。因此《三都赋》体制宏大，事类广博。他那种强调征信求实的文学主张虽不免偏激，但也使《三都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三都赋》问世后，张华赞叹不已，叹道：“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皇甫谧为之作序，张载、刘逵作注；卫权作略解。一时间豪富人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纸贵”。这除了《三都赋》本身的富丽文采及当时文坛重赋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包含了当时朝野上下关心瞩目的内容：进军东吴、统一全国。此赋的写作手法及风格虽与班固的《两都赋》及张衡的《二京赋》相似，但它的思想主题则不是传统的“劝百讽一”。因此《三都赋》在后期大赋中具有重要地位。左思另有一篇抒情小赋《白发赋》，语言朴实、行文幽默、感情含蓄，与《三都赋》完全不同。它采用头发与人对话的寓言体，尖锐地抨击“靡不追荣，贵华贱枯”的社会现实。

诗
　　左思诗歌代表作品是《咏史》诗8首，见于《文选》。《咏史》自班固以来大抵是一诗咏一事，在客观事实的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而左思的《咏史》错综史实，融会古今，连类引喻，“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左思早年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自认才高志雄，“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希望有所作为。但是在门阀制度的压抑下，他始终怀才不遇。在《咏史》诗第2首中，他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现象；在第7首中他借咏古代贤士的坎坷遭遇，沉痛地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对扼杀人才的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笔锋之尖锐，在两晋南北朝是不多见的。《咏史》诗还借咏古人，阐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志向，声称：“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所以梁代评论家钟嵘说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
　　明清之际王夫之曾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左思《咏史》诗的这种风格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左思风力”曾对陶渊明产生过影响。左思所创造的“涧底松”这一艺术形象也被南朝范云、初唐王勃借用来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
　　左思另有《招隐》诗两首，文笔流丽，其中“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很受后人赞赏。《娇女诗》一首，语言朴素，感情真挚，对小女儿的疼爱之情跃然纸上。陶渊明的《责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隐《骄儿诗》等，都受到它的一定影响。此外他还有《杂诗》一首，《悼离赠妹》诗二首。前者风格与《咏史》相近，后者是四言诗，典雅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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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之子，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孙吴灭亡后出仕晋朝司马氏政权，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与弟陆云俱为中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被誉为“太康之英”。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中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轶事典故

陆机辍笔
　　西晋初年，陆机曾撰写《三都赋》，当时出身寒门的左思也在写，陆机对此很不以为然。但当左思历时十年，完成了《三都赋》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陆机看完左思写的《三都赋》之后赞叹不已，将自己的《三都赋》手稿烧掉，以示辍笔。后便有“陆机辍笔”的典故。

巧对王济
　　陆机曾到侍中王济那儿，王济指着羊奶酪对陆机说：“你们吴中有什么与此匹敌？”陆机回答说：“千里的莼菜羹，未下的盐豆豉。”当时称为有名的对答。

二陆优劣
　　卢志曾当着众人问陆机道：“陆逊、陆抗跟你谁近谁远？”陆机道：“正如同你跟卢毓、卢珽一样。”卢志沉默不语。起身后陆云对陆机说：“远邦异域，理当不熟悉我们的祖辈，何至如此计较？”陆机说：“我们的父亲、祖父名扬四海，哪有不知道的呢？”评论者以此评定二陆的优劣。

骏犬传信
　　当初陆机有一只名犬，名叫黄耳，他喜爱它。后来寄寓在京城，很久没有过问家事，便笑着对狗说：“我家久无书信，你能否送信取回消息呢？”狗摇着尾巴叫出声。陆机便写信用竹筒装着系在狗脖子上，狗沿路向南走，便到了家中，得到回信返回洛阳。此后便习以为常。

兄弟异同
　　蔡谟在洛阳的时候，看见陆机、陆云兄弟住在僚属办公处里，有三间瓦屋，陆云住在东头，陆机住在西头。陆云为人，文雅纤弱得可爱；陆机身高七尺多，声音像钟声般洪亮，言谈大多慷慨激昂。

戴渊投剑
　　戴渊年轻时，很侠义，不注意品行，曾在长江、淮河间袭击、抢劫商人和旅客。陆机度假后回洛阳，行李很多，戴渊便指使一班年轻人去抢劫。他在岸上，坐在折叠椅上指挥手下的人，安排得头头是道。戴渊原本风度仪态挺拔不凡，虽然是处理抢劫这种卑劣的事，神彩仍旧与众不同。陆机在船舱里远远地对他说：“你有这样的才能，还要做强盗吗？”戴渊感悟流泪，便扔掉剑投靠了陆机。他的谈吐非同一般，陆机更加看重他，和他确定交友，并写信推荐他。后来，戴渊在东晋官至征西将军。

人物生平

荆衡杞梓
　　陆机出身名门士族，为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其父陆抗亦为孙吴大司马，陆机为陆抗第四子。他身长七尺，声如洪钟。年少时有奇才，文章盖世，倾心儒家学术，非礼不动。

凤凰三年，陆抗逝世，陆机与其兄陆晏、陆景、陆玄及弟陆云分领陆抗部曲，担任牙门将。

太康元年，陆机二十岁时孙吴灭亡，他于是退居家乡，闭门勤学，累积十余年。由于陆机父祖宗亲在孙吴都位居将相，功勋卓著，他深深感慨吴末帝孙皓抛弃祖业，投降西晋。便评论孙权得天下、孙皓亡天下的原因，又追述自己祖父、父亲的功业，于太康九年创作了《辨亡论》。

二陆入洛
　　太康十年，陆机与弟弟陆云一同来到京师洛阳，初入洛阳时，二人志气高昂，自认为是江南名族，不重视中原人士，只拜访当时的名士、太常张华。张华一向重视陆机的名声，陆机与张华相见便感到一面如故，他钦佩张华的德望风范，以师长的礼仪对待他。张华说：“伐吴之战，获得了两个俊士。”并把他们推荐给诸公，使得二陆名气大振。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

志匡世难
　　太熙元年，太傅杨骏征召陆机任祭酒。元康元年，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诛杀杨骏。

元康二年，陆机接连担任太子洗马、著作郎。他喜欢交游权贵门第，与外戚贾谧亲善，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因而遭到讥讽。

元康四年，吴王司马晏出京镇守淮南，任命陆机为吴国郎中令。

元康六年，随吴王游梁、陈之地，其冬，转任尚书中兵郎。元康七年，转为殿中郎。

元康八年，陆机出补著作郎。

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诛杀贾后并辅政后，陆机被请为相国参军。因参与诛讨贾谧有功，赐爵关中侯，不久，司马伦将要篡位，任命他为中书郎。

永宁元年，三王举义，诛杀篡位的司马伦，齐王司马冏认为陆机任中书之职，怀疑加司马伦九锡以及惠帝禅诏之文陆机有参与，于是收捕陆机等九人交付廷尉治罪。仰赖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一齐救援疏理，陆机才得以减免死刑，被流放边地，遇到大赦才没去。当时中原多难，与陆机交好的江南名士顾荣、戴渊等都劝陆机回到江南，陆机仗着才能声望，志在匡正世难，所以不从。司马冏主政后，恃功自夸，受爵位不礼让，陆机厌恶他，便作了《豪士赋》来讽刺司马冏。司马冏仍未觉悟，而最终失败被杀。

当时，成都王司马颖推让功劳而不自居，慰劳下士。陆机既感谢他救过自己的恩德，又见朝廷屡有变异祸难，认为司马颖必定能使晋室兴隆，于是委身于他。司马颖让陆机参大将军军事，任平原内史，后世遂称其为“陆平原”。

河桥鼓哀
　　太安二年，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让陆机代理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率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等各军共二十多万人。陆机因家中三代为将，是道家所忌讳的，外加客居他乡做官，位居群士之上，王粹、牵秀等都有怨恨之心，所以陆机坚决请求辞去都督之职。司马颖不同意。陆机同乡人孙惠也劝陆机把都督之职让给王粹，陆机说：“你是说我要踌躇躲避贼子，正好会招致灾祸。”于是就任。司马颖对陆机说：“如果事情成功，封你为郡公，任台司之职，将军你要努力啊！”陆机说：“从前齐桓公因信任管夷吾而建立九合诸侯之功，燕惠王因怀疑乐毅而失去将要成功之业，今天的事，在您不在我啊！”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内心嫉恨陆机得宠，对司马颖进言道：“陆机自比于管子、乐毅，把您比作昏君，自古以来命将派兵，没有臣子欺凌国君而可以成事的。”司马颖沉默不语。

陆机开始治军时，军旗折断，他内心很是厌恶。军队列阵出发，从朝歌至河桥，鼓声传数百里，自从汉魏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盛大的出兵场面，长沙王司马乂挟持惠帝与陆机在鹿苑交战，陆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的士兵如同积薪，涧水为此不流，将军贾棱也战死。

华亭鹤唳
　　当初，宦官孟玖及其弟孟超一并被司马颖宠幸。孟超率领一万人任小都督，还未交战，就放纵士兵掳掠，陆机逮捕了主凶。孟超带铁骑百余人，径直到陆机麾下抢人，回头对陆机说：“貉奴能作都督吗？”陆机的司马孙拯劝陆机杀了他，陆机不同意。孟超公开对众人说：“陆机将要谋反。”又给孟玖写信，说陆机怀有二心，不赶快决战。作战时，孟超又不受陆机管辖，轻易率兵独自进军而覆没。孟玖却怀疑是陆机杀了他，便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有异志。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都被孟玖利用，与牵秀等共同证明。司马颖大怒，让牵秀秘密逮捕陆机。当晚，陆机梦见黑车帷缠住车子，手撕扯不开，天亮后牵秀的部队就到了。陆机脱下戎装，穿上白帢，与牵秀相见，神态自若，对牵秀说：“自从吴国覆灭，我兄弟宗族蒙受大晋重恩，入朝陪侍帷幄，剖符带兵。成都王把重任交给我，我推辞却没有获准。今日被杀，难道不是命吗！”便给司马颖写了一封信，言辞非常凄恻。临刑时，陆机感叹道：“华亭的鹤鸣声，哪能再听到呢？”于是在军中遇害，时年四十三岁。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也一同被害，弟陆云、陆耽也随后遇害。陆机既不当死罪，士卒都因此感到痛惜，没有谁不为此流泪。这一天白天大雾弥合，大风折树，平地积雪一尺厚，议论的人认为是陆机冤死的象征。他死后，好友纪瞻赡养接济陆家，无微不至。

陆机遇害后，还葬云间，今其墓周河套尚存遗址，仍可辨认。

墓地

据旧县志载：福泉山头丞相坟，通波曲曲绕墓门，日落青枫不知路，寻春来吊墓中魂。陆机墓又称丞相坟，将军墓。旁有庵，在福泉LLI脚下，通波塘西畔，系县古迹，常有文人学士来竭墓凭吊。

主要成就

文学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达佳丽，被誉为“太康之英”。

陆机作文音律谐美，讲求对偶，典故很多，开创了骈文的先河。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 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是必然的趋势。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陆机流传下来的诗，共105首，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代表作有《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赴洛道中作》等。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

陆机赋今存27篇，较出色的有《文赋》、《叹逝赋》、《漏刻赋》等。散文中，除《辨亡论》外，代表作还有《吊魏武帝文》。陆机还仿扬雄“连珠体”，作《演连珠》五十首，《文心雕龙·杂文》篇将扬雄以下众多模仿之作称为“欲穿明珠，多贯鱼目”，独推许陆机之作：“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张华曾对陆机说：“别人作文，常遗憾才气少，而你更担心才气太多。”其弟陆云曾在给他的信中说：“君苗见到兄长的文章，便要烧掉他的笔砚。”后来葛洪著书，称赞陆机的文章“犹如玄圃的积玉，没有什么不是夜晚发光的，五条河喷吐流波，源泉却一样。他的文辞弘达美丽典雅周全，英锐飘逸而出，也是一代的绝笔啊！”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其诗文云：“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明朝张溥赞之：“北海以后，一人而已”。

思想
　　陆机创作时恪守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并深受黄老思想内修之学的影响。理论见解在许多方面都跟道家思想密切相关，或直接引用，或是对其加以发挥，很有老庄思想的风范。

陆机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分封制，曾著《五等论》以说明。

书法
　　陆机善书法，其章草作品《平复帖》是中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

宋陈绎曾云：“士衡《平复帖》，章草奇古”。《大观录》里说《平复帖》为“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平复帖》对后世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清人顾复称“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乃知怀素《千字文》、《苦笋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草圣咸从此得笔。”这些评论或许有牵强附会之感，但若是怀素、杨凝式当真见到，也确会为之动情。董其昌赞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宣和书谱》还曾收录有其行书《望想帖》。

家族成员

祖父
陆逊，字伯言，三国孙吴时官至丞相，封江陵侯，卒追谥昭。
陆机父亲
陆抗，字幼节，官至大司马、荆州牧，卒谥号武。
陆机兄弟

兄长
陆晏，官至裨将军、夷道监。
陆景，字士仁，官至偏将军、中夏督，封毗陵侯。
陆玄，陆抗死后领其部曲。
陆亭，早夭。

弟弟
陆云，字士龙，西晋文学家，官至清河内史。
陆化，早夭。
陆逸，早夭。
陆耽，官至平东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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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224－263，一说223－262），字叔夜，汉族，三国时期魏国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西）人。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曾娶曹操曾孙女，官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人物生平

家族出身
　　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其祖先本姓奚，住在会稽上虞，其曾祖父后为躲避仇家，迁徙到谯国的铚县，并改姓为嵇。嵇康的父亲嵇昭，字子远，官至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嵇康有兄长，名嵇喜，早年即以秀才身份从军，有为官的志向，后官至太仆、宗正。

恬静无欲
　　嵇康年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幼年聪颖，博览群书，学习各种技艺。成年后喜读道家著作，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然不注重打扮。后迎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为妻，因而获拜郎中，后任中散大夫。嵇康与长乐亭主育有一儿一女。他常修炼养性服食内丹之事，弹琴吟诗，自我满足。

嵇康崇尚老庄，曾说：“老庄，吾之师也！”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著《养生论》来阐明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赞美古代隐者达士的事迹，向往出世的生活，不愿做官。

嵇康曾经游于山泽采药，得意之时，恍惚之间忘了回家。当时有砍柴的人遇到他，都认为是神仙。到汲郡山中见到隐士孙登，嵇康便跟他遨游。孙登沉默自守，不说什么话。嵇康临离开时，孙登说：“你性情刚烈而才气俊杰，怎么能免除灾祸啊？”嵇康又遇到隐士王烈，一道入山中，王烈曾得到石头的精髓饴糖，便自己吃了一半，余下一半给嵇康，都凝结为石头。又在石室中见到一卷白绢写的书，立即喊嵇康去取，而书就再也不见了。王烈于是感叹道：“嵇康志趣不同寻常却总是怀才不遇，这是命啊！”

坚拒出仕
　　掌权的大将军司马昭欲礼聘他为幕府属官，他跑到河东郡躲避征辟。司隶校尉钟会盛礼前去拜访，遭到他的冷遇。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离开选官之职时，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坚决拒绝出仕。

广陵绝响
　　吕安之妻徐氏貌美，被吕安的兄长吕巽迷奸。吕安愤恨之下，欲状告吕巽。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均有交往，故劝吕安不要揭发家丑，以全门第清誉。但吕巽害怕报复，于是先发制人，反过来诬告吕安不孝，使得吕安被官府收捕。嵇康非常愤怒，出面为吕安作证，因而触怒了司马昭。此时，与嵇康素有恩怨的钟会，趁机向司马昭陷害嵇康，下令处死吕安、嵇康。

嵇康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他，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任教，他们的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嵇喜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从前袁孝尼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广陵散》现在要失传了。”说完后，从容就戮，时年三十九岁。海内的士人没有不痛惜的，司马昭不久后便意识到错误，但追悔莫及。东晋名士谢万将其列为“八贤”之一。袁宏在《名士传》中也称嵇康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轶事典故

狂放任性
　　嵇康旷达狂放，自由懒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再加上他幼年丧父，故而经常放纵自己，“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成年的他接受老庄之后，“重增其放，使荣进之心日颓”。在懒散与自由里孕育着嵇康的狂放和旷达。

嵇康年轻时傲世，对礼法之士不屑一顾。向秀曾叙述其与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钟会陷害嵇康时，给其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

鄙视权贵
　　钟会身出名门，是钟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年少得志，十九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二十九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但是嵇康拒绝与其交往。但钟会对年长其两岁的嵇康，却敬佩有加。《世说新语》记载：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显赫后的钟会再次造访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觉得无趣，于是悻悻地离开。嵇康在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他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对此记恨在心。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倾向曹氏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

隐于竹林
　　嵇康回归自然，超然物外得自在，不为世俗所拘，而又重情谊。《文士传》里说嵇康“性绝巧，能锻铁”。嵇康爱好打铁，铁铺子在后园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树下，他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个小小的游泳池，打铁累了，就跳进池子里泡一会儿。见到的人不是赞叹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就是夸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晋书·嵇康传》写道：“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他在以打铁来表示自己的“远迈不群”和藐视世俗，这是其的精神特质的体现。

仗义执言
　　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吕巽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挝母亲之面。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拍案而起。嵇康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痛骂吕巽一顿。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证朋友的含义。吕安入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入监狱。

嵇绍不孤
　　嵇康临死之前，没有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也没有交给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并且对自己的儿子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这才叫真正的朋友，这才叫真正的知己。

在嵇康死后，山涛对待嵇康的儿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重托，一直把嵇康的儿子养大成才。山涛和王戎，在嵇康被杀害之后，对嵇绍一直都特别的照顾。他们尽到了朋友应尽的道义与责任，使得这个孤弱的孩子，即使失去了父亲，却还拥有他们慈父般的关怀与教导，不再那么无依无靠，这是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

十八年后，嵇康的儿子嵇绍也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被晋武帝“发诏征之”，后来还成为晋朝的忠臣。朋友之间感人至深的信义与友情，也成为了千古传扬的佳话。

介绍

相貌风度
　　嵇康风度非凡，为一世之标，《晋书》上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世说新语.容止》中写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好友山涛称其“站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时就似玉山将崩”。 哥哥嵇喜在《嵇康别传》里，夸耀他是“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然而，嵇康却有“土木形骸，不自藻饰”的个性倾向，据同时代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记载，当时上层男士，崇尚阴柔之美，非常重视个人修饰，出门前不但要敷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于此方能“从容出入，飘飘若仙”。与那些脂粉扑面， 轻移莲步的矫柔做作者相比，嵇康的“不自藻饰”是非常独立特行的。

狂放任性
　　嵇康旷达狂放，自由懒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再加上他幼年丧父,故而经常放纵自己,“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成年的他接受老庄之后,“重增其放,使荣进之心日颓”。在懒散与自由里孕育着嵇康的狂放和旷达。
　　嵇康轻时傲世,对礼法之士不屑一顾。向秀曾叙述其与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钟会陷害吕安时，给其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

鄙视权贵
　　钟会身出名门，是曹魏大臣，书法家钟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年少得志，十九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二十九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但是嵇康拒绝与其交往。但钟会对年长其两岁的嵇康，却敬佩有加。世说新语中说：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显赫后的钟会再次造访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觉得无趣，于是悻悻地离开。嵇康在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他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对此记恨在心。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

隐于竹林
　　嵇康回归自然，超然物外得自在，不为世俗所拘，而又重情谊。《文士传》里说嵇康“性绝巧，能锻铁”。嵇康爱好打铁，铁铺子在后园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树下，他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个小小的游泳池，打铁累了，就跳进池子里泡一会儿。见到的人不是赞叹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就是夸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晋书·嵇康传》写道：“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他在以打铁来表示自己的“远迈不群”和藐视世俗，这是其的精神特质的体现。

服食养生
　　嵇康身处乱世，但崇尚老庄，讲求服食养生之道，有自己的养生诀窍。他认为，人之所以能长寿，在于注意平时在细微之处保养自己。这就好比“为稼于汤之世，偏一溉之功者，必一溉而后枯，而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养生之道与此相仿，关键在于平日一点一滴的修养，不使自身为七情所伤、六淫所中，如此才能身体强健，得以长寿。但世人恰与此相反，“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这可真是“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于旱苗者也。”所以，世间多闻早夭之人，难见皓首之翁。
　　嵇康认为人是可以长寿的。他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但世皆莫精故莫能得之。”嵇康认为，正确的养生应该是：“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出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主要成就

音乐书法
　　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他主张声音的 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嵇康作有《风入松》，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
　　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品为草书第二。又善丹青，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时有嵇康《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俱已失佚。

文学创作
　　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诗歌和散文。其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律诗为多，占一半以上。 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又别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明代诸本卷数与宋本同，但篇数减少。明本常见的有汪士贤刻《嵇中散集》，张溥刻《嵇中散集》，等等。1924年，鲁迅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 卷中。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除校、注外，还收集了有关嵇康的事迹、评论材料。

养生之道
　　嵇康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
　　《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看法。
　　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但当时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
　　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举例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
　　二、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
　　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
　　嵇康自己也身体力行，其友人言：“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最终受人诬陷而遇害。

卒年考疑

《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云：“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按魏元帝景元凡四年，又《晋书·嵇康传》记康被诛时年四十，故《资治通鉴》将时间系于景元三年,即262年，文学史界订嵇康生卒年为223——262年，当是依此而定。关于嵇康被诛的时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还见到不同的记载，如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皆云康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被诛，裴氏认为他们的记载有误，故专门作了考辨。又，《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徐震先生《世说新语校笺》云：“按《晋书·阮籍传》，籍以魏陈留王奂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则其生当在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山涛传》言卒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年七十九，则当生于建安十年，长阮籍四岁。《嵇康传》但云死时年四十，不言死于何年，《通鉴》系其事于景元三年，则其生当在魏文帝黄初四年，盖小山涛十八岁，小阮籍十四岁，故云“少亚之”。按《通鉴》记嵇康事迹，主要依据《晋书》，但也利用了《三国志》，故抄录了其中“谯郡嵇康”至“尚奇任侠”一段，而《三国志》云康景元中坐事诛，故《通鉴》将其事系于景元三年，审矣。但《晋书》记嵇康事迹以及徐先生考嵇康生卒年，皆未利用《三国志》的材料，故有所失。

庄万寿先生则认为嵇康的卒年应为景元四年。即景元三年冬钟会虽任镇西将军，但仍有可能兼领司隶校尉，而伐蜀真正开始在景元四年，故嵇康被害的事件下限完全可能在景元四年。根据《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线索，山涛于景元二年除吏部郎，《绝交书》言“前年自河东还，闻……”，则绝交书当作于景元三年。《绝交书》言嵇绍“年八岁”，《晋书》载嵇绍“十岁而孤”，若持景元四年论，自作《绝交书》至嵇康被害间有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满足这个时间差，若持景元三年则嵇绍的年龄误差较大。

中散墓

嵇康墓又称嵇中散墓,位于安徽省涡阳县石弓镇嵇山南麓。嵇康墓为涡阳县级文保单位。《元和郡县志》记载:临涣县有嵇山，在县西二十里。晋嵇康家于銍嵇山，因姓嵇氏。涡阳古属宿州，清嘉庆适十年，宿州知州李清玉《重修嵇康墓》碑文中说：“宿州西百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叔夜墓载在州乘”。其墓依山凿石而建，巨石封门，上覆山土，墓在山腹中，外表与山一体。现墓洞已被发现，但墓内被盗一空，只存空墓。嵇康墓为涡阳县级文保单位。"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阮籍的父亲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籍的族父阮武，也是阮籍的族兄，是位学问渊博，通达之士，是阮籍的知己兼老师。阮籍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哥哥名叫阮熙，做过武都太守，他的儿子就是与阮籍同入竹林的阮咸，阮籍的妹妹史书上少有记载，故不知其名。阮籍有一子一女，子名浑，字长成，女不知其名。

少年时期
　　阮籍，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其《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阮籍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正始时期
　　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正始三年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证辟阮籍做自己的椽属。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正始八年前后，阮籍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军，阮籍婉言拒绝之。这是阮籍第二次出仕。

正始十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竹林时期
　　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阮籍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嘉平三年是司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阮籍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也即正元三年，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阮籍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所以后世通常称之为“阮步兵”。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纪念地址

阮籍啸台
　　一陂春水一荒台，魏晋风流杳难追。欲觅阮踪成一恸，啸声孤起我徘徊。
　　这是一位游客在阮籍啸台前写下的诗句。穿过尉氏县县城东部的一条小巷，可以看到一汪清水陪伴着那个孤傲灵魂身影的土台，那汪清水是尉氏人所称的东湖。这的确有些符合阮籍的性格，也符合尉氏“啸台清风”之景的记载。
　　据记载，阮籍啸台原“高15丈，阔2丈，有层3楹”，在明嘉靖十四年、清乾隆十四年和民国四年曾多次重修，可惜在日寇进犯尉氏时被毁。而今，阮籍啸台看来更像一座土堆，或者是遗落在闹市中的土岗，其上杂树丛生，有游人经常攀登的小径。登上去，放目远眺，阳光灿烂，东湖之上波光粼粼，令人不禁浮想联翩，回想起阮籍的那个年代。
　　众所周知，曹魏、司马两个政权推行的都是血腥味十足的极权统治。统治者用强硬的手段御下，制造党锢之祸来对付士人，士人们只好以柔制刚，用喝酒、佯狂等手段与当权者作顽强而坚定的斗争，于是便有了风韵脱俗、才情过人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洒脱不羁的风度让后人景仰，而其代表人物——阮籍，更是令人为之折服。有人甚至这样评价：魏晋时代失去了阮籍，整个时代将会黯然失色；有了阮籍，魏晋时代才能让人神思遐往，不停追逐。
　　阮籍嗜烈酒、善弹琴，喝酒弹琴往往复长啸，得意时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可谓“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所谓的啸，就是撮着嘴吹口哨。在古时候，啸是一种音乐，有专门的乐章，可惜早已失传。据《世说新语·栖逸》记载：阮籍吹的口哨可以传几百步远。一次，阮籍去拜访隐居在苏门山中的孙登。他向孙登提出了很多问题，可孙登冷漠如冰，连眼珠子都不动一下。阮籍无奈，就干脆对着孙登吹起了口哨，这下孙登开了尊口：“请再来一次。”阮籍再次长啸，然后就下山了。到了半山腰，山谷中忽然回荡起优美的啸声，原来是孙登在长啸不已，以示与阮籍志同。受到孙登啸声的感染，阮籍写出了著名的《大人先生传》。
　　据了解，后人十分尊重阮籍，苏轼等名人曾经登啸台赋诗。如今，阮籍啸台已成为尉氏县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深圳建锦绣中华景观时曾来函索要阮籍啸台的照片，该古迹现已载入《中华历代名人名胜典》。福建阮姓人士已建议在尉氏召开世界阮姓联谊会，百余名各界知名人士已联合倡议举民力重修阮籍啸台。可见，阮籍啸台的开发不仅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尉氏乃至开封的开放和经济发展。

阮籍墓
　　阮籍墓共有两处，一为阮籍墓遗址，在河南开封市尉氏县县城东南15公里的小陈乡阮庄村。清朝乾隆年间，大学士阮元曾书墓碑，碑高2．3米，宽0．65米，厚0．26米，正中镌刻“魏关人候散骑常侍嗣宗阮君之墓”14个隶书大字，左边镌刻“大清嘉庆十二年钦差兵部侍郎兼河南巡抚”，右边镌刻“提督军门实授浙江巡抚古尉氏阮元敬书”，下体38个字。其笔法矜持庄重，波磔分明，是尉氏县所存隶书碑刻中最好的。墓地原来有祠宇，可惜被黄水淹没，祠毁墓淤。1986年，阮氏族人集资建了新坟茔。
　　一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内西南角花盝北岗21号四十三中学内，此为衣冠冢。明万历年间建。现有墓冢，墓碑。碑为清光绪二十四年立。1981年经整修，下以青灰色砖砌成，上覆封土堆，通高约1.85米，呈圆锥形，底径约5.3米。1982年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金陵琐志九种·凤麓小志》：“山旁有阮步兵籍墓。明万历间，李昭掘得石碣，有‘晋贤阮’三字已。又得半段曰‘籍之墓’，因以为步兵葬于此。籍生长中原而埋骨江左，意者南渡之际举族东迁，舆榇以至与。”顾文瑗《瓦官古迹考》名其地为阮生里。如今在四十三中学的校园内。

广武山
　　广武山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山上有城，是为广武城，城分东西，中隔一涧。为当年刘邦、项羽对峙处。
　　据《荥泽县志》载，广武山“山势自河边陡起，由北而南，绵亘不断……峰峦尖秀，峭拔数十丈，朝霞暮烟，变态万状”。广武山历来为古代的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
　　广武山上有一条由南向东北的巨壑，历史上称为“广武涧”，这里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公元前203年，汉军趁项羽东击各地之机，出兵夺取成皋，后屯兵广武，阻楚西进。楚王项羽急忙率兵西来，亦屯兵广武，和汉军隔涧对垒，两军在此连番争夺，相持数月，最终因楚军缺粮，军心涣散，加上韩信也出兵击楚，项羽被迫与汉约和，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
　　阮籍登广武山观楚汉战场时，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实为登胜迹而怀古，借古讽今！

后世影响

五言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李白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是当之无愧的新形式，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的先河。

对曹雪芹
　　研究阮籍其人、其诗，难免让人想到《红楼梦》——阮籍的狷狂痴态、朦胧的诗篇、如履薄冰的处境以及对心理平衡的艰难追求等，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影子。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现象吗其实，若论阮籍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毫无缘由。
　　首先，曹雪芹倾慕阮籍。曹雪芹字“梦阮”，这“阮”应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梦阮’之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是并非泛泛的。”这里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步兵白眼向人斜”的诗句，用阮籍青白眼的轶事来称赞曹雪芹不肯随波逐流的傲世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赠诗揭示了曹雪芹与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与阮氏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孙，敦诚曾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诗中“奇气”的评价颇为传神，建安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到了《红楼梦》，的确体现出“文采风流今尚存”了。汉魏之际，曹氏与阮氏关系密切，阮籍之父阮瑀是曹氏父子身边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关怀。当然，曹雪芹“梦阮”不仅因为某种亲缘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阮籍是他心灵的知者、行为的楷模。

红楼梦的影响
　　此外，《红楼梦》的朦胧意境与阮籍的《咏怀》诗很相似。阮籍的诗朦胧曲折，仅“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两句，就有三种以上的解释,至今难以定论。《红楼梦》书中也曾提到阮诗，黛玉教导香菱学诗时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这里谈到了“阮”，足见作者对阮籍的重视。不过，这段话还隐含了一个问题：中国诗史上，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从诗佛、诗圣、诗仙、陶、谢、庾、鲍、阮籍、嵇康，再上溯到建安时代，便数三曹七子了。而《红楼梦》中只提了一个在当时年辈较小、存诗较少的应玚来代表建安作家，对才高八斗的子建、开一代文风的曹操和首倡“诗赋欲丽”的曹丕都故意避讳，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句中可见，曹雪芹不仅世袭了建安曹氏的风骨，也承继了正始诗人含蓄曲折的风格。书中象这样闪烁其辞者不计其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与其说《红楼梦》在写作上颇具匠心，不如说它象阮籍扑朔迷离的《咏怀》诗一样煞费苦心。
　　阮籍与曹雪芹之间的诸多联系，增强了笔者比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将通过四个相似点具体分析阮籍对《红楼梦》的影响。

时人多谓痴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都有“痴”的特征。《晋书·阮籍传》：“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时人多谓之痴。”《红楼梦》的篇头诗即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描绘宝玉的《西江月》词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曹雪芹“痴”的自述以及对宝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与阮籍的“时人多谓痴”酷似，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点是他们的“痴”都由于和“时人”不同。
　　阮籍和《红楼梦》中的宝玉都曾经被统治者所重视——阮籍受过当时持掌朝廷大权的司马昭的关心和庇护,司马氏甚至用联姻来拉拢他。宝玉也深得贾府至尊贾母的宠爱，其实，贾政对他的严厉也是一种望子成龙的爱。然而，得到当权者关爱的前提是他们必须顺服。正因为他们不安于头上那片庇荫，他们才成了“多余人”。不是现实社会要抛弃他们，是他们在摒弃黑暗社会。他们都很孤独，但那是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大凡历史先行者每每以痴狂的反常形态为当时世俗所不容，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即是两个典例。
　　阮籍的放达形象常被视为魏晋风度的化身，他曾创造过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记录，然而他的神志却始终是清醒的。正始时期，由于阮籍的影响，阮氏家族以清谈闻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达也被列入竹林七贤，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效仿，却遭到了阮籍的反对。他之所以阻止儿子放浪纵恣，“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了。”他担心儿子只知其表不解其里，自己的狷狂中蕴含着老庄玄学的思想积淀，埋藏着愁肠百转的世事忧苦，其精神实质是难以效仿的。险恶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将灵与肉分开，形醉而神不醉。《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从行为到精神几乎也构成了魏晋风度，透过他与阮籍的相似点，我们不难体会出宝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蕴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进一步从同中求异，相比之下，贾宝玉对“古今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比阮籍单纯的对曹魏政权的失望、对司马氏统治的反抗，意义更为深刻。阮籍否定的是个别的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红楼梦》是对所有封建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所以后者的痴、狂在阮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富有精神价值了。

谁云玉石同?
　　阮籍《咏怀》第五十四首：“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楚辞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逸注曰：‘贤愚杂厕。’”阮籍在此倾诉了对贤、愚不分的现实的不满。也可曲折地理解为玉石纵殊，同于灰烬的无奈。
　　阮诗此句可以引发对《红楼梦》中玉、石意蕴的思考。关于《红楼梦》的主旨从玉还是从石的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而认为舍玉从石者较多，笔者曾撰文论及。现在看来，对玉、石之争的问题应该采取立体的视点：第一，在表层上，是弃玉从石，返朴归真的。第二，在深层中，《红楼梦》的作者在维护主人公外石内玉的品质。这“玉”的象征意义不是金子般的贵重，而是清水一样的高洁。《红楼梦》中三个品性高洁的人物都以“玉”字为名，即宝玉、黛玉和妙玉。足见作者对玉并非持厌弃的态度，而是苦于不被理解，被与金银铜臭归为一族。作者真正厌弃的是“金玉良缘”。正因为宝玉的怀玉之质不被世人认识，世人真、假不辨，宝玉才名“假”实真，这是《红楼梦》的辩证内蕴所在。

终身履薄冰阮籍
　　《咏怀》第三十三首中描述的情景与《红楼梦》中黛玉的处境相似。
　　阮籍和黛玉都是富于含蓄美的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受难负有责任。”阮籍和黛玉的悲剧除客观环境外，也是他们自身的性格悲剧。内向的性格和隐曲的处世方式导致了其悲剧的加剧。黄节评阮籍这首诗时说：“‘终身履薄冰’，所以昭其慎与！”阮籍处世之“慎”也体现在他《咏怀》诗的创作上，其朦胧曲折的风格，造成“百代之下，难以情测”的艺术效果。林黛玉虽然才思敏捷、伶牙俐齿，但在与宝玉的爱情婚姻问题上，却从不直吐心曲。她只在诗中悲叹：“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识秋心?”与阮籍的“谁知我心焦?”、“辛酸谁语哉！”等诗句如出一辙。“古未有儿女之情日以泪洗面者，古亦未有儿女之情而终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儿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与私者。”的确，黛玉熟读《西厢记》,却不曾借红娘牵线。阮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黛玉更甚之，她追求那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
　　在阮籍与黛玉的人生悲剧中，性格是重要因素，但环境的污浊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言行都表现为不合流俗。阮籍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为他不肯随波逐流。试想，司马氏给他许多次高就的机会，他都消极反抗，所以艰难地保全他的名节。黛玉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不逢迎权势，以致于把贾母喜爱她这一良好的机会都渐渐丧失了。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都反映在黛玉形象上，“她不仅对贾宝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自由的表现默然相契，而且从不劝他去投身举业，走‘仕途经济’的封建道路。”黛玉与阮籍相似，也反映出曹雪芹对阮籍人格、诗境的倾慕。

求仁自得仁
　　阮籍《咏怀》第十三首的诗尾写道：“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红楼梦》戚序本存一条脂评云：“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论语·述而》：“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圣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阮籍诗和脂评都典出《论语》，意蕴也很相似。
　　阮籍此诗结尾的前两句是“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整体诗意是说，无论是李斯、苏秦，还是伯夷、叔齐都死得其所。李斯辅秦、苏秦辅六国，后有东门之悔、车裂之殃，都杀身而死；伯夷、叔齐，身为商臣,不食周粟，守节而死。他们或出为显宦，或隐遁深山，都遂其心愿，故死而无憾。这是阮籍所向往的。魏晋之际，司马氏为篡夺魏政权，一方面杀人如麻，一方面拉拢名士；前者使国人“道路以目”，后者企图树立几个投降归顺的样板以警世人。所以，摆在魏晋人士面前的两条路——仕与隐都充满鲜血。唯一能让人心理平衡的途径就是遂其心志。这一点，嵇康在拒绝山涛推举他做官时谈得更清楚：“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
　　《红楼梦》从言情的角度而论，就是在追求一种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的理想境界。脂评为《红楼梦》一书补充了这一意旨：“而绛珠之泪，偏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的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这是一种以“惜”为基础的“通灵”的情感现象。《红楼梦》打破了它以前的作品中“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以身相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等以婚姻为最终归宿的传统模式，对“情”进行了新的诠释。
　　“现实中的爱情多半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无奈，就是败于终成眷属的厌倦。然而，无奈留下了永久的怀恋,厌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这又未尝不是爱情本身的成功。说到底，爱情是超越于成败的。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你能说你做了一个成功的梦或失败的梦吗?”《红楼梦》也是一个梦，宝黛爱情是梦中之梦，这个梦的结局是超越成败、超越离合的。脂砚斋这段评语是对曹雪芹小说的补充和点化，是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升华，道出了黛玉泪尽而逝的美学价值。
　　从阮籍“求仁而得仁”的诗句抽绎出的魏晋士人“遂其志”的理想追求，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宝玉和黛玉彼此在精神上“求仁而得仁”、各“遂其志”，的确再没有什么值得嗟叹和悲怨的了。这应该属于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大团圆”。

轶事典故

醉酒避亲
　　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就想和阮籍结为亲家，阮籍为了躲避这门亲事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青白眼
　　阮籍不经常说话，却常常用眼睛当道具，用“白眼”、“青眼”看人。对待讨厌的人，用白眼；对待喜欢的人，用青眼。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但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嵇喜一个大白眼；后来嵇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

蔑视礼法
　　阮籍好酒，他家旁边就是酒店，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阮籍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那家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阮籍遭丧母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文王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文学特点

咏怀诗
　　阮籍的《咏怀诗》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比兴和形象塑造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法。

《咏怀诗》注重炼字，看似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其实意境旨远，用词贴切。

阮籍《咏怀诗》的意旨，如同钟峡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

论说文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同时阮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式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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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史学家，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他小时候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并《三国志》。历经10年艰辛，陈寿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历史巨著《三国志》。《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三国史，书中有440名三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的开国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他在位期间，平定边患。击退鲜卑，和匈奴、氐、羌等外夷修好，恢复汉朝在西域的设置。除军政以外，曹丕自幼好文学，于诗、赋、文学皆有成就，尤擅长于五言诗，与其父曹操和弟曹植，并称三曹，今存《魏文帝集》二卷。另外，曹丕著有《典论》，当中的《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作品。去世后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谥为文皇帝，葬于首阳陵。"为政举措

政治
　　●政治体制
　　在即位魏王之初，曹丕便出台两项新政：

第一项新政是废除中常侍和小黄门，改设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两种官职，定员各四人，同时又宣布：严禁宦人干政、宦人为官，最高只能充任”诸署令“，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根源。为了传之久远，他还依照”国有大事则镂于金版“的古训，命人把上述政令镌刻在金属的简策上，然后珍藏于石室之中。

第二项新政是采纳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成功缓和了曹氏与士族的关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为称帝奠定基础。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了中央，但也导致魏国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垄断。

曹丕于黄初元年果断称帝，结束汉朝四百年统治，开创士族政治之先河。登基之后，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削夺藩王权利，曹魏藩王的封地时常变更，没有治权和兵权，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囹圄。这个政策虽然吸取了汉朝诸侯国作乱的教训，却留下隐患，导致宗亲势单力薄，日后无力阻止外臣夺权。

同时，曹丕整肃朝纲，于黄初二年颁布《日食勿劾太尉诏》，以革除无辜归咎股肱大臣的弊端；次年颁发《禁诽谤诏》和《百官不得干预郡县诏》，以改变相互诬告与朝臣颐指的世风。

●消除割据
　　此外，曹丕在位时，还假借征吴之名，平定了青州、徐州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汉末以来，青、徐一带存在着以臧霸、孙观等为首的割据势力，他们虽归顺曹操，却拥有独立的地盘和兵力，曹操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曹操刚死，在洛阳的青、徐兵就发生骚动，曹丕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稳住了他们，控制了局面；黄初三年，曹丕以孙权不纳质子为由，三路伐吴，借机剥夺了臧霸的兵权；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两次亲自督师伐吴，均止步于广陵，未与吴军交锋，却平息了利城兵变，彻底解决了青、徐的隐患。因此后世推测，曹丕亲征的真实目的不是伐吴，而是以此为幌子不声不响地平定青、徐割据势力，充分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小心谨慎又不失坚决果断的素质。史学家田余庆评价说：“曹丕在广陵之役中最终解决了青徐豪霸割据一方的问题，增进了魏国的稳定，巩固了北方的统一，可以说是他在位七年中的一件可以称说而又被人们忽略了的政治大事……广陵之役解决了青徐问题，使东方归于一统，魏国国势更加强大起来”。

经济
　　在经济方面，曹丕继续发展屯田制，施行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黄初末，魏国国库充实，累积巨万，基本解决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同时，采取战略防守，恢复生产。除禁令，轻关税，禁止私仇，广议轻刑，与民休养，使北方地区重现安定繁荣局面。

曹丕提倡节俭、薄葬，下诏禁止厚葬、淫祀。预作《终制》。

文化
　　●重视文教、礼乐
　　黄初二年，下令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户口限制。

黄初三年，又颁布《取士勿限年诏》，以打破年龄界线，提出 无论老幼只要“儒通经术，吏达文法”都可试用的用 人之法。

黄初四年，在原来汉室乐舞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朝堂之上宗庙之中演奏起正世乐、迎灵乐、武颂乐、昭业乐、凤翔舞、灵应舞、武颂舞、大昭舞、大武舞。

黄初五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享食邑百户，重修孔庙，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

曹丕的这些举措，在短期内使封建正统文化复兴。

军事
　　曹丕在位六年，统治期间，曹魏国力进一步增加，版图得以扩大。

●与诸胡
　　曹丕在担任魏王时，令苏则平定武威三种胡、酒泉和张掖的叛乱； 称帝之后，命曹真督军大破羌胡联军，平定河西，遣使复通西域，恢复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并设置了西域长史府。

因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于是曹丕任命田豫为持节、护乌丸校尉，牵招、解俊同为护鲜卑校尉，田豫、牵招、梁习等将领在北疆表现出彩，多次击败鲜卑。

●与蜀汉
　　曹丕在延康元年命夏侯尚、徐晃招降蜀汉宜都太守孟达，大破刘备义子刘封，收复上庸三郡。

●与孙吴
　　孙权曾向魏称臣，接受吴王封号。经过多次斡旋，魏吴最终走向敌对，曹丕三次亲征东吴，均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文学成就

曹丕是中国三国时代第一位杰出的伟大诗人。其《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他的五言和乐府清绮动人，现存诗约四十首。

诗歌
　　曹丕诗歌形式多样，而以五、七言为长，语言通俗，具有民歌精神；手法则委婉细致，回环往复，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个中能手。
　　代表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曹丕的一些为后人称道的作品都在担任五官中郎将至魏太子期间所作，他的诗歌细腻清越，缠绵悱恻。
　　学者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里，列举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和王夫之《姜斋诗话》对曹丕的评价。《诗品》将曹丕排在中品，认为他的诗不及弟弟曹植，原因是曹丕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反观曹植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文心雕龙》说曹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与曹植“思捷而才俊”不同，又谓“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世人都同情曹植的处境，曹丕是兄弟争位的胜方，人们也因此忽略他文章的美妙。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直言：“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可谓为曹丕文学成就“平反”的宣言。叶嘉莹说，曹丕是一位“理性诗人”，有节制有反省，“以感与韵胜”。

理论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写于曹丕为魏太子时，文中要点有： ①评价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文风和得失，“建安七子”的说法来源于此； ②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 ③肯定文学的历史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影响
　　曹丕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关键作用，由此形成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曹丕命令刘劭、王象、缪袭等人编纂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开官方组织编纂类书的先河。 ②《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风气，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祖。 ③其《燕歌行》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此对后世七言诗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历史评价

三国
诸葛亮：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
孙权：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
曹植：祥惟圣贤，歧嶷幼龄。研几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妄，抗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莹。
卞兰：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睿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於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

两晋南北朝
陈寿：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刘渊：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
葛洪：自建安之后，魏之武文， 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 有可行矣。
刘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援，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选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垣荣祖：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矣！

隋唐五代
《陈思王庙碑》：魏高祖文皇帝，绍即四海，光泽五都，负彰魈茫朝宗万国，允文允武，庶绩咸熙，正践升平，时称宁晏。
王勃：文帝富裕春秋，光应禅让，临朝恭俭，博览坟典，文质彬彬，庶几君子者矣。
郝处俊：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
刘知几：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
张说：周文王之为太子也，崇礼不倦；魏文帝之在青宫也，好古无怠，博览史籍，激扬令闻，取高前代，垂名不朽。
王锴：文帝八岁能属文，博览古今，贯穿经史。及居帝位，益尚谦和。坐不废书，手不释卷。

宋明
陈亮：至于欲使当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未尝不为之三复也，于是时吴蜀争帝，中国庶几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谥曰文也。
郝经：丕特负赃胠箧之盗。操死丕直取，自以为可也，乃从容禅让，自以为舜、禹复出，其自欺也甚矣！且轻薄佻靡，未除贵骄公子之习，不矜细行，隳败礼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乱亡基兆，已在于是。孔明谓为土龙刍狗，宜哉！
张溥：霸朝初创，力更旧辄，至待山阳公以不死，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
胡应麟：诗未有三世传者，既传而且煊赫，仅曹氏操、丕、睿耳。然白马名存钟《品》，则彪当亦能诗。又任城武力绝人，仓舒智慧出众。阿瞒何徳，挺育多才？生子如此，孙仲谋辈讵足道哉
王世贞：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

近现代
毛泽东：曹丕也是他儿子，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
郭沫若：曹丕在政治见解上也比乃弟高明得多，而在政治家的风度上有时还可以说是胜过他的父亲。如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禁母后预政，取士不限年资但纠其实，轻刑罚，薄赋税，禁复仇，禁淫祀，罢墓祭，诏营寿陵力求俭朴等等，处处都表示着他是一位旧式的明君典型。
马植杰：从曹丕的政治设施来看，也有些不错的。拿曹丕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属中等偏上者。
叶嘉莹：魏文帝在即位后，曾下了息兵诏，下了薄税诏，下了轻刑诏。他实在是一个很有理想的皇帝，希望能够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但是很可惜，他只做了七年的皇帝就死了，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汉中平四年冬，曹丕生于谯县。他自幼天资聪颖，后天良好的教育成长环境，给予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年少成长的阶段，他广学博览，“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平三年，曹操认为时下兵荒马乱，教曹丕学射箭，六岁时，曹丕学会了射箭。八岁时，曹丕学会了骑马。从十岁起，曹丕就随父亲征战南北，长时间的军旅生活锻炼了他强健的体魄，而且还丰富了他的见闻，为其诗篇创作积淀了大量的素材。随着他年龄与阅历的不断成长，艰苦生活环境带来的精神冲击，逐渐形成了他特有的沉郁性格气质。

建安二年，曹丕随曹操南征张绣，张绣先降后反，曹操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遇害，年仅十岁的曹丕乘马逃脱。

建安十五年，曹丕被司徒赵温举荐，曹操认为赵温举荐他的儿子，并不是因为他真实的才能，因此使侍中守光禄勋郗虑持节奉策免去赵温官职。次年，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

建安十八年，曹操带着曹丕等人，回到亳州老家上拜坟墓。事毕，曹丕等乘马游观，经过东园，循着涡河，穿过高林，驻马书鞭，写下《临涡赋》。

夺嫡之争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曹昂死后，曹操还曾打算传位其庶弟曹冲。曹冲是个神童，五六岁时智力已经“有若成人”。且天性仁厚爱人，常常为不慎犯了过失的设法解免，“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为此，曹冲深得曹操的宠爱，但曹冲十三岁患病夭折。在他死后，曹操曾对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曹丕后来也常对人说：“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不久，曹丕同母弟曹植，随后以风流文采而展露头角，深受曹操喜爱。于是就发生了曹丕、曹植兄弟间的夺嫡之争。

曹操长期在立嗣上狐疑不决，难免不影响下属。时间一长，下属间渐渐形成了拥护曹丕和拥护曹植的两个集团。拥护曹丕的有桓阶、邢颐、吴质、贾诩等人，拥护曹植的有丁廙、丁仪、杨修、孔桂、杨俊等人。他们各自结为党羽，设计谋、造舆论，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拥护曹植的杨修出身东汉名门“弘农杨氏”，是个智谋过人的奇士，又身为曹操的主簿，消息特别灵通，对曹植十分有利，在他出谋画策之下，曹植在这场争夺战中渐占优势，“几为太子者数矣”。但因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终为曹操所不悦。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建安二十四年，曹丕作为储君驻守邺城，魏讽密谋攻邺，与之同谋的陈祎自首，曹丕率众平定变乱，诛杀魏讽。

登基为帝
　　延康元年正月，曹操逝世于洛阳，曹丕从邺城至洛阳继承丞相位，称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初登高位手掌大权的曹丕，面对突而其来的权力交接，心理上不免有些激动和志满意得。面对从乃父手中接管下来的国家，深感完成乃父复兴国力和实现统一之遗志，将是他人生今后任重而道远的责任。

曹丕从东汉末年，纲纪紊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迅速将权力集中在手，稳定政权局势。他深知只有加强巩固自己的集权，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利宝座的重要性。他一开始就从内部权利制衡中着手，迅速做出反应。他笼络和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重新分配在权利蛋糕上的占有份额，同时打击排除异己势力。二月，任命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已卯，任命夏侯惇为大将军。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五月，册封投降的山贼郑甘、王照为列侯，又命苏则督军平定武威、酒泉和张掖的叛乱。七月，孙权遣使奉献，同月，命夏侯尚、徐晃与蜀将孟达里应外合，收复上庸三郡。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甲午，带着军队驻扎在谯，在邑东以酒食慰劳六军和谯郡父老。

十一月癸卯，下诏收敛、祭奠阵亡将士。乙卯，汉献帝禅让，曹丕三次上书辞让。 辛未，曹丕登受禅台称帝，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大赦天下。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郡山阳邑万户奉汉献帝为山阳公。

平胡征吴
　　曹丕对外一向主张征伐，渴望早日实现统一山河的志向。他积极折冲疆场，曾两次兴师伐吴。

黄初二年，吴国孙权攻击刘备，关羽败走麦城被杀，遂收荆襄之地。孙权害怕刘备报复首尾难顾，假意与魏曹丕修好“孙权遣使者奉章，并遣于禁等还。”曹丕遣“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孙权假意称臣。刘备愤孙权之袭关羽，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刘备盛怒不许。是年，攻破吴军巫口和姊归两处。

黄初三年正月，孙权给曹丕上书言说出兵迎敌，曹丕作《报吴王孙权书》鼓励其杀敌。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复通，置戊己校尉。三月，封曹叡为平原王，弟弟曹彰等十一人皆为王。四月，封曹植为鄄城王。闰月，孙权破刘备于夷陵。当初曹丕听说刘备率军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对群臣说：“刘备不懂兵法，哪有连营七百里抵抗敌人的！‘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这是用兵的忌讳，孙权打败刘备的上书快到了。”过了七天，孙权击破刘备的文书送到。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九月庚子，立郭女王为皇后。随后孙权因解除了蜀国的威胁，孙权遣长子孙登入魏为质一事拖延再三，魏吴两国的联合也逐渐出现貌合神离的状况。同年十月，“孙权复叛。复郭州为荆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对于孙权的欺骗与背叛，曹丕十分恼怒，又下《伐吴诏》鼓励将士们曰：“南征进军，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 表示坚决要南征孙权之意。

曹丕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曹真、张郃、曹休等诸路大捷，击败孙盛、大破吕范、火烧诸葛瑾，几乎攻下江陵，孙权临江拒守，几条战线或溃或败，仅朱然获胜，曹丕胜利在望，却不料遇到疫疾，孙权乘机重新遣使纳贡，双方言和，曹丕退兵。十一月辛未，命镇西将军曹真率诸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封赏等，平定河西。过了十天，破胡告檄传到洛阳，曹丕非常高兴，大笑说：“我在帷幕之内运筹帷幄，诸将在万里之外奋勇作战，其相应若合符节。前后战克获虏，没有如此之多的。”

黄初四年，曹仁、曹彰、贾诩先后去世。

黄初五年四月，曹丕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临江观兵
　　黄初六年二月，派遣使者从许昌到沛郡询问民间疾苦，救济贫困者。同年，并州刺史梁习大破鲜卑轲比能。

十月，曹丕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当年大寒，水道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期间，经过雍丘，到曹植处所，与曹植见面，增其户五百。十二月，曹丕一行从谯经过梁，派遣使者用太牢礼祭祀东汉太尉乔玄。

去世
　　黄初七年正月壬子，曹丕回到洛阳的宫殿。

五月丙辰日，曹丕病重，命镇军大将军陈群、中军大将军曹真、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受领遗诏，共同辅佐嗣主曹叡。让后宫淑媛、昭仪已下的都各归其家。同月十七日，曹丕去世，时年四十岁。谥号文皇帝，庙号高祖。按其生前的文告，不树不坟，葬于首阳陵。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曹操，字孟德，官至丞相、魏王、冀州牧，曹丕登基后追封为武皇帝。
母亲：卞氏，曹操之妻，曹丕登基后尊为太后，谥号武宣皇后。

后妃
皇后郭女王，曹叡继位尊为皇太后，谥号文德皇后。
皇后甄氏，生明帝曹叡，东乡公主。追谥文昭皇后。
李贵人，生曹协。
阴贵人
柴贵人
潘淑媛，生曹蕤。
朱淑媛，生曹鉴。
仇昭仪，生曹霖。
徐姬，生曹礼。
苏姬，生曹邕。
张姬，生曹贡。
宋姬，生曹俨。
刘氏，汉献帝二女之一。
刘氏，汉献帝二女之一。
任氏，建安中废黜。

子女
儿子
魏明帝曹叡。
赞哀王曹协，子殇王曹寻。
北海悼王曹蕤。
东武阳怀王曹鉴。
东海定王曹霖，子东海王曹启、高贵乡公曹髦。
元城哀王曹礼。
邯郸怀王曹邕。
清河悼王曹贡。
广平哀王曹俨。
曹喈，早夭。

女儿
东乡公主，母甄氏。

后裔
曹霸，曹髦后人，唐玄宗时期画家，能文善画，官至左武卫将军。

轶事典故

喜爱葡萄
　　曹丕在世时甚喜爱葡萄一物，并对古作蒲桃。

此于《与吴监书》、《诏群医》中有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曹丕在其诏书中也曾记：“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乎？”

由此可见，曹丕的确对葡萄钟爱有佳。

允文允武
　　曹丕善击剑骑射，好博弈弹棋，在《典论》的自叙中更自诩其非凡箭艺，能“左右射”，可谓文武兼备。

有一次，曹丕和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共同饮宴。曹丕一向听说邓展精研武术，擅于运用各种兵器，而且还能空手入白刃，因此，曹丕就和邓展谈论起剑术，谈着谈着，曹丕直率地说：“我过去对剑术曾经有过研究，而且也得到高明的传授，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某处是不对的。”邓展听了曹丕的话，很不服气，要求和曹丕在实战中较量一下。此时，正是酒酣耳热之后，大家正在吃甘蔗，于是就以甘蔗为剑，下殿后对打起来，几个回合下来，曹丕连续三次都击中邓展的手臂，左右皆大笑起来。邓展不觉脸红，更不服气，要求再来一次。曹丕就故意说：“我的剑快而集中，很难击中对方的面部，因此只是打中了你的手臂。”邓展说：“别说了，我们再来一次吧。”曹丕知道这次邓展一定会突然间向中路猛攻，就装假不经意地向邓展进击，邓展果然如曹丕所料，猛地冲杀过来，曹丕却迅速退步闪过。出手如风，从上方截击，一下打中邓展的额角，这一下使得一同喝酒的人都禁不住惊叫起来。

这一幕比剑结束后，曹丕和邓展二人还座继续畅饮，曹丕笑着对邓展说：“从前有一个名医叫杨庆的，他曾叫淳于意将自己的旧秘方全部抛弃，另外教授他的秘术，我看邓将军还是把旧技抛弃，接受新的重要的击剑方法吧。”话音刚落，满座都不禁欢笑起来。

临台立誓
　　永始台是汉魏故都丞府建筑群的一部分，曹丕年轻时在此修文习武。曹丕娶郭女王之后，将她迁居此处，时刻伴于身边。二人情义相投，恩爱异常。但时间一长，郭女王愁容渐生。曹丕不知何故，便向她询问，郭女娲答道：“妾出身寒微，自知不配伴君，今虽乐，恐难长久。”曹丕听闻，便向郭女娲立誓：”吾爱卿出自诚心，今生生死与共，永远如初，此台以为证。”这座殿台遂被人称作永始台。

哭吊王粲
　　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去世，当时还是魏王世子的曹丕与其交情非常深厚，亲临哭吊。在灵堂上，曹丕建议道：“仲宣生前喜欢驴叫，我们就各学一声驴叫来送走他吧！”于是吊客纷纷学驴叫，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煮豆燃萁
　　主词条：煮豆燃萁
　　曹丕曾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否则就要把他处死，曹植在七步之内便吟出：“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这首诗，感到非常惭愧。
　　注：此事件不见于正史《三国志》，此诗亦不见于《曹植集》，其真伪历来争论不休。亦有人认为确有兄弟阋墙之事，但现存的《七步诗》为后人伪托。

预言成真
　　汉灵帝熹平五年，谯县上空出现了黄龙，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说：“这是何吉兆？”单飏回答：“以后必有称王的人在这里诞生，不到五十年，还会有黄龙出现，天象经常和人事相应，这就是天人感应。”内黄人殷登把这话默默记下来。四十五年后，殷登还健在。延康元年三月，黄龙又在谯县再现，殷登听到这个消息时说：“单飏的话，现在果然应验了。”

相士算命
　　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曾在一次宴请中向相士朱建平询问自己的寿命，朱建平说：“您的寿命是八十岁，四十岁时会有小灾难，希望您多加小心。”曹丕果然四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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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字逸少，汉族，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后迁无锡，晚年隐居剡县金庭（今属浙江）。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轶事典故

竹扇题字
　　据说有一次，王羲之到一个村子去。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 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

书成换鹅
　　书圣王羲之很喜欢鹅，他认为养鹅不仅能陶冶情操，还能从观察鹅的动作形态中悟到一些书法理论。有一次王羲之出外游玩，看到一群很漂亮的白鹅，便想买下，一问之下知道这些鹅是附近一个道士养的，便找到那个道士想与他商量买下那群鹅，那个道士听说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要买，便说：只要王右军能为我抄一部《黄庭经》，便将拿些鹅送给他，王羲之欣然答应，这便成就了书成换白鹅的佳话。

巧补春联
　　大书法家王羲之每逢除夕都要亲手写春联贴之于门。因为他的字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很多人都想得其字而又难得。所以每年除夕他的春联一贴出，不到半夜，就被人偷偷揭走。这一年，除夕又至，王羲之照旧写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八个字的春联，留下了下半截。想偷对联的人一看此八个字太不吉利，便扫兴而归。到了寅时，王羲之补了后半截，变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第二天一大早，想偷春联的人见春联变了样，皆赞叹不已，拍手叫绝。

不避之字
　　斐松之、刘牢之、寇谦之、司马孚之、司马亮之、司马景之、司马昙之……王羲之的儿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孙子桢之、静之。上述人为什么不避家讳？这里藏着个大秘密，与西汉张良有关的秘密。王羲之一辈人名有“之”字的12个，子侄辈有“之”22个，孙辈12个，曾孙13个，玄孙9个，五世孙4个……陈寅恪说这些人所以不避讳是因为都是天师道成员，这个“之”是暗号、徽章。而天师道老大张天师，是张良的八世孙。

道教情缘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高度。究其成因，与王羲之信奉道教，书籍、道合一有很大的关系。土生土长的道教，很早就产生道教符。在抄写经书时，必须由精于书艺的经生抄写，而在书写经本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历史上诸多道家学者多是有名的书画家，他们修身养性，既精通道法，又能挥毫泼墨，落笔成体。王羲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将修道和书法艺术相互契合，相得益彰，因而产生了具大的艺术魅力。
　　王羲之的道教信仰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王氏家族是东晋时最有代表的文化士族。从上到下，奉信黄老学说。《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记载，王氏家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又精通书道。”《道经》中记载了王羲之始祖王子晋向往神仙之灵虚，迈行放达于天台北门金庭桐柏山第二十七洞天的故事。《潜夫论》记载：“因氏王氏，其后子孙，世喜养性、神仙之术。”

墓址

王羲之后因与骠骑将军王述不和，称病辞官，迁来金庭，晚年即在金庭养老，直至去世，也安葬在此。现有王氏后嗣于清代所建之家庙——金庭观，观右有一座古朴的石坊，横额上镌“王右军墓道”六字。穿石坊上行山谷，是一条依稀可辨的鹅卵石铺成的古墓道。尽头处便是王羲之墓。

王羲之墓本身并不大，墓的制式与谢安墓相仿，也是青石条围沿一土堆，类似杭州岳飞墓。墓前有大碑，镌刻《兰庭序》全文，碑体有些风化斑驳，许多地方字迹洇漫，只能依稀辨识。倒是相关的墓园规模相当大，大得叫人惊讶。

生平

入木三分
　　晋代王羲之，字逸少，是世上难得的才子。七岁就擅长书法，十二岁时在父”晋帝当时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把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一直印到木板里面去了。他削进三分深度，才见底，木工惊叹王羲之的笔力雄劲，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笔锋力度竟能入木三分。

袒腹东床
　　16岁时，王羲之被郗鉴选为东床快婿。郗鉴有个女儿，年长二八，貌有貌相，尚未婚配，郗鉴爱女故要为女择婿，与丞相王导与情谊深厚，又同朝为官，听说其家子弟甚多，个个都才貌俱佳。一天早朝后，郗鉴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丞相。王丞相郗鉴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郗府管家回到府中，对郗太尉说：“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若无其事。”郗鉴说：“我要选的就是这样的人，走，快领我去看。”郗鉴来到王府，见此人既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择为快婿。“东床快婿”一说就是这样来的。

相聚兰亭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褉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天时地利人效果发挥极致，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称病弃官
　　永和十一年三月王羲之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他和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山水。 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

会稽安逝
　　东晋升平五年，王羲之卒于会稽金庭，葬于金庭瀑布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嗣孙建豆腐干豆腐右军祠于墓前。

后世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家族背景

王羲之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无论是王羲之的祖上，还是其子孙、亲戚朋友，都是虔诚的道教信仰者。同时，王氏家族还是名门望族，素来重视对家族成员文化素养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不外其例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更是名闻于世，是东晋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炽盛隆贵。晋室南渡北民南迁，在江南大融合。山东琅琊国王氏望族，经王览、王正到王旷时，两晋，发生“八王之乱”，历16年，死30万人。王旷善于审时度势，效法先祖王览，于东汉末年避乱南居30年。在五胡侵鲁，琅琊危急，299年开始，两晋大分裂，北方大混战。

成就

书法风格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有关于他的成语有入木三分、东床快婿等，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因而他享有“书圣”美誉。

作品
　　王羲之真迹早于不存于世，唐代的精摹本历来已被当作真迹看待。由于年代久远，且本帖享盛名久，和王羲之其它墨迹一样，对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断。有称为宋摹的，也有疑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则定为唐摹。它著录极多，并一再被刻入各种丛帖中，元以后的公私藏印及流传历历可考与可靠，其珍贵性不言而喻。

造诣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当代留美书法新秀刘铎曾赞叹：“好字唯之”。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 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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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汉族，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

中国古代有不少因维护人格，保持气节而不食的故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为了生存，陶渊明最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便辞职回家了。后来，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一代文风并流传百世的诗文。在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身世

陶渊明，中国是中国文学史上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比肩的伟大诗人。陶渊明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是哪里人，甚至也不说生于何时何地。于是，在陶渊明的出生年份上，就出现了公元365年、公元369年、公元372年等等多个版本。陶渊明的身世也成了难解之谜。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宜丰学者凌诚沛主持组建了“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小组。前后经过近20年的调研考证，他们确认陶渊明于公元365年出生在今天的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新安村的安成自然村。公元393年陶渊明时年29岁，与妻及子离开南山陶家坪。此后陶渊明一家在浔阳居住了24年。其间，陶渊明因王氏妻亡，继娶浔阳翟氏。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与妻翟氏带幼子佟回到宜丰故里，修葺南山旧宅而居之，11年后，陶渊明卒于星子栗里，后归葬康乐县义钧乡之七里山即今宜丰澄塘镇的七里山。上述考证的结果，第一次给了陶渊明生平事迹一个清晰完整的印象。

生平

青少年时期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早，渊明少年时，家运已衰落，“少而贫苦。”他自述：“自余为人，逢运之贪。箪瓢屡罄，絺綌冬陈。”但物质生活虽然贫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他学习儒家《六经》，学习《老子》、《庄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远翥”，颇有“佐君立业”的政治抱负。而另一方面，匡庐山水和田园风景，也使他爱好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学仕时期
　　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那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由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

归田时期
　　陶渊明归田之后，即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并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亲自撰写《五柳先生传》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这使他改变了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交往中，对他们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贫困，“老至更长饥”，但他不受“嗟来之食”，拒绝权贵的馈赠，表现出君子固穷的志气。

归隐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文学成就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六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 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散文辞赋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采用正史纪传体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首创。文章用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也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其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若狂的情状呈现在读者面前。欧阳修曾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其中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独特之处：在桃花源生活的是一群普通的人，一群躲避战乱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纯。陶渊明在归隐之初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能够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生活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一个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历史评价

东晋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士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萧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
　　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隋唐
　　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

唐朝
　　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士传》，
　　最佳陶征君，
　　目耽田园趣，
　　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视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
　　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
　　鼎石分门户，词场继国风。
　　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
　　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
　　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
　　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
　　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
　　盘错神明惧，讴歌德义丰。
　　尸乡馀土室，谁话祝鸡翁？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唐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膻”，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
　　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
　　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
　　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
　　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
　　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
　　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
　　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
　　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
　　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
　　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
　　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
　　慕君遗容利，老死此丘园。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中写道：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两宋时期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
　　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晚年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至今
　　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无适俗韵》，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却未必志同道合。仔细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的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的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道、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渊明诗文的精华所在。

介绍

陶渊明，晚年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我国第一位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晋世名渊明，入刘宋后改名潜。唐人避唐高祖讳，称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约生于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自做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少年生活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儿，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远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退隐生活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传》中也有写道：“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失火，迁至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已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语文书30课《诗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纪念馆

陶渊明纪念馆是为纪念东晋诗人陶渊明而建立。陶渊明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庐山西麓九江县城沙河街东北隅，占地1600平方米，为纪念东晋诗人陶渊明而建立。1985年7月30日开馆。馆址原是陶靖节祠。该祠原座落在县南25公 里面阳山靖节墓左前麓，明嘉靖十二至十七年重修，江南民居风格，面积约250平方米，1982年按原貌迁建于今址。祠的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砖木结构，明清祠堂式建筑风格，又像古 书院的建筑形式，分正堂和前厅两重，中隔天井，两侧配有厢房，简朴大方.正堂塑立了2米多高陶渊明身像，相貌庄重，头部扎漉酒巾，手握着一卷《山海经》。 两壁镌刻陶渊明四十一代孙、明邑庠生陶享所撰《陶靖节祠祀文》，又清翰林刘延琛所题书的匾额：“羲皇上人”、“望古遥集”。大门首有明嘉靖年间进士薛应旗 为题书的“陶靖节祠”石匾，两耳门分别通向菊圃和柳巷。

纪念馆建筑外观与陶祠风韵相仿。馆内辟有《陶渊明生平事略陈列》，收藏和展出有关陶渊明行 踪的图表、照片、家谱和历代陶学专著、名人书画300多件。线装《陶渊明集》30多部，最早为清康熙十一年 蒋薰本。该馆附有《九江县历史文物陈列》，展出陶渊明生活年代及其居地柴桑、寻阳城址出土的文物。

主要成就

田园诗
　　两晋时盛行玄言诗，思想内容空虚狭隘，浮浅乏味。而陶诗异军突起，平淡自然，为当时沉闷的文坛吹进清新的春风，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诗表现了淳朴的农村生活情趣，描写了恬静优美的农村风光，既表现出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又表现出坚决与污浊政治决裂的情操。他的诗描写乡居生活，讴歌劳动和躬耕自给，这些都是以前的封建文学中所没有的，如《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

咏怀诗
　　以及叙写时事的诗，如《饮酒》、《杂诗》《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表现了陶渊明归隐后对政治的关心。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其它诗作
　　部分诗作有“乐天知命”，“委任自然”，消极避世的消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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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公元247年～公元300年）即潘安，西晋著名文学家。字安仁，汉族，河南荥阳中牟（今河南郑州中牟大潘庄）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郑州巩义）。潘安之名始于杜甫《花底》诗“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后世遂以潘安称焉。"相貌

《世说新语·容止篇》三十九则中两则描绘潘安的相貌：

《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篇·七则》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篇·九则》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虽然说现有的正史并没有详细地去记载潘安的五官长相如何、身高具体几尺，但是他的花样俊美外形却是件不可置疑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成了焦点人物，“粉丝”众多。“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刘孝标注引的《语林》

潘安是个多情的美男子、文人，所以后代骚人墨客吟诗作对总会把自己的满腹牢骚发泄，而潘安的那些典故成了他们最常用的，比如潘安三十余岁因为仕途不顺、妻子早逝白了头发，文人就吟道“多于贾谊长沙苦，小校潘安白发生。“潘郎何用悲秋色，只此伤春发已华。”潘安被贬为洛阳郊区的河阳县令，他命全县种桃花，浇花息讼，他走后老百姓都怀念他，文人就吟道“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潘令在河阳，无人死芳色。”“颍阳春色似河阳，一望繁花一县香。”“河阳看花过，曾不问潘安。”潘安的妻子杨蓉姬早逝，潘安伤悲的不再娶妻，每天都会想到她，文人吟道“为结潘杨好，言过鄢郢城。”当然文人最常提及的还是潘安掷果盈车的风流和金谷园里的二十四位文人美男俊游，“遥知向前路，掷果定盈车。”“潘郎车欲满。无奈掷花何。”“若非金谷满园树，便是河阳一县花”“嗣世衰微谁肯忧，二十四友日日空追游。追游讵可足，共惜年华促。”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兰亭已矣，梓泽丘墟”“梓泽风流地，凄凉迹尚存。残芳迷妓女，衰草忆王孙。”“兰亭修禊事，梓泽醉名园。”“梓泽春草菲，河阳乱华飞。绿珠不可夺，白首同所归。”“叹金谷楼危，避风台浅，消瘦飞琼。”“非非是是总成空。金谷兰亭同梦。”“甚天荒地老，铜台歌舞，水流云在，金谷豪奢。”“已迷金谷路，频驻玉人车。”“还被凌波呼唤，相将金谷同游，想见逢迎处，揶揄羞面，妆脸泪盈盈。”“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洛阳天子县，金谷石崇乡。”“虽无金谷花能笑，也有铜驼柳解眠。”“叶落上阳树，草衰金谷园。”

潘安的小名为“檀郎”、“檀奴”。因潘安既是美男子，又对结发妻子一往情深，忠贞不渝，既便后来妻子很早就去逝了，他也没再娶。是女性心目中完美的情人、夫君形象，“檀郎”、“檀奴”遂成为夫君或心上人、情郎的代名词。这一称谓寄托着女性对情人、夫君用情专一的热切希望。

典故

典故总概
　　潘安即西晋文学家潘岳，有“河阳一县花”之称，是为数不多的用花来比喻其样貌的美男子之一。是中国古代十大美男子之首。虽说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潘安到底五官如何、身高几尺，他的美貌却是件毋庸置疑的事情，因为在那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一批死忠的“粉丝”了。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相关的成语与典故有“掷果盈车”、“河阳一县花”、“金谷俊游”、“辞官奉母”、“潘杨之好”、“连壁接茵”等。潘安，君生颀长而白晳，如花一般俊美精致的五官对于中国人对于男子的审美影响之大，已经变成一种千年形成的标准。潘安成为花样美男的代称，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语林详解》

成语典故
　　掷果盈车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潘安人长得很美，驾车走在街上，连老妇人为之着迷，用水果往潘安的车里丢，都将车丢满了。

白发悲秋
　　潘安三十二岁仕途不顺、妻女病亡使他那密云般乌黑的秀发添了几缕银丝，当时正值秋天他借古人宋玉、贾谊悲秋的典故写下了《秋兴赋》，后因以“潘鬓”谓中年鬓发初白。 唐李德裕《秋日登郡楼望赞皇山感而成咏》：“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秋悲。” 明·无名氏 《石榴花·题情》套曲：“我为他只落得心焦无聊，这离情怎消，谩赢得潘鬓沈腰。”

花县令
　　潘安做河阳县令时,，结合当地地理环境令满县栽桃花，浇花息讼甚得百姓遗爱。后遂用“河阳一县花、花县”等代称潘安，或喻地方之美或地方官善于治理。而这也是中国最早“花样美男”的出处。庾信《枯书赋》：“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李白《赠崔秋浦三首》之三：“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村。”《桃花扇》“家近洛阳之县，不愿栽花”，该典故常用来形用为人潇洒、风流。

金谷俊游
　　当时西晋开国第一开国功臣贾充的外孙贾谧权势滔天，贾谧喜好文学，开阁延宾。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齐国左思、中山刘舆刘琨等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他人不得参与。这二十四个人占了当时文坛的十分之七。他们经常在巨富石崇的金谷园里饮宴作诗，故称之为“金谷二十四友”。
　　西晋惠帝元康六年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要前往长安，石崇与众人在洛阳之河阳县金谷别墅设宴相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聚会，后人称之为“金谷宴集”，这次聚会和石崇所作的《金谷诗序》，后人王羲之效仿于是有了“兰亭雅集”和《兰亭集序》。“金谷宴集”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是酒宴上罚酒的鼻祖。

拙政园
　　被誉为“中国园林之母”苏州拙政园借用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句取园名。

望尘而拜
　　《晋书·潘岳传》中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翻译过来就是，潘岳性格浮躁，趋于势力，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总是等到贾谧出门，看到飞起的尘土就开始下拜。

潘杨之好
　　潘岳在政治和为官方面也颇有建树，而其对妻子杨氏的忠一和深情，他和妻子杨氏12岁订婚,相爱终身.杨氏在潘岳32岁时逝世,他为她写的悼亡词情谊真挚,缠绵无尽，并未再娶。更成为千古佳话，有“潘杨之好”的评价。

轶事典故
　　李熠霖《潘安》借古喻今，探寻潘安的故乡
　　潘岳，字安仁，俗称潘安，西晋文学家。少年时就显露出文学天赋，被乡里称为“奇童”。多少年来，提起我国古代美男子潘安，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成为中国花样美男的符号，顽强地活在成语典故、诗词曲赋、古今小说中。
　　掷果盈车图。少年潘安风流顽皮，喜欢挟牛皮弹弓到洛阳城外游玩，妇人们见着，竟手拉手围将起来，争相丢水果，这便是成语“掷果盈车”的由来。
　　“才比宋玉，貌似潘安”，这样的夸赞对每一个男人来说，都是莫大的称赞。西晋时，号称“中国第一美男子”的潘安是河南人，虽然他的容貌现在尚无法复原，但据史书记载，他的容貌即使不算倾国，也算是倾城，由于他出众的美更是演绎出了很多故事、典故。
　　令人艳羡的是，这名美男子不仅有貌，而且有才。在历史上，他是与陆机齐名的文豪。在感情上，他更是一生只爱老婆杨氏，而这也正是他成为众多女子梦中情人的重要原因。
　　掷果盈车，潘安之美倾动全城
　　“他有非凡人气，一生爱美成癖，不折不扣的才子；他出世又入世，眉目如画的美男子，春风得意，时代的万人迷。”这是一首歌的歌词，由好男儿李熠霖演唱，歌名就叫《潘安》，也就是西晋时期著名的美男子。
　　虽然被称为“中国第一美男子”，但在史书中，潘安的美虽然是天生的，但他本人是否“爱美成癖”，并无从考证。而“非凡人气”、“时代的万人迷”来形容潘安，倒也不算失实。
　　那么，潘安究竟有多美？
　　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写了一本《世说新语》，其中有一篇《容止》，专门写美男子的仪容。其中，潘安就占了极大篇幅：“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
　　潘安之美在正史上亦有多处记载，如《晋书?潘岳传》：“岳，美姿仪”；《文心雕龙》中写道“潘岳，少有容止”。
　　这些话从不同侧面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潘岳长得太俊美了。他年轻时，拿着弹弓，坐车到洛阳城外游玩，女孩子们见了他，都不由得围着他。而老女人们见了他，就用水果投掷他，这样，当潘岳回家时，总是满载而归，这就是著名的“掷果盈车”的来历。
　　这里的潘岳，就是人所周知的潘安，他表字安仁，全名应是“潘安仁”。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利锁说，古代文章比如骈体文和诗歌，为了对仗押韵、省字，把仁字给省略了。而民间说法则是，因潘安曾侍奉中国历史上最丑最荒淫最无耻的皇后贾南风，德行操守愧对“仁”字，因此后人省略一字，称为“潘安”。
　　中牟县史志办的王曜卿曾考证，历代诗词中，首次使用“潘安”者是唐代杜甫的《花底》诗：“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卫玠是和潘岳同时代的另一个美男子，因此，可以断定这里的“潘安”就是潘岳；在说唱文学里，首次出现“潘安”之名的则是唐代的《敦煌变文》；戏剧中使用“潘安”更晚。
　　潘安小名檀奴，因为他长得美，在后世文学中，“檀奴”、“檀郎”、“潘郎”等都成了俊美情郎的代名词。韦庄写了一首《江城子》词：“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潘郎。”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也提到“看你个离魂倩女，怎发付掷果潘安” 。李后主的词《一斛珠》中言道：“嚼烂红苹，笑向檀郎唾。”
　　让人喷饭的是，在《晋书》中还记载了两个丑才子的小故事。一个叫张载，也是名重一时的文学家。他“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另一个人叫左思，“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一个被人扔砖头瓦块，一个被人吐唾沫，结果这两人都“萎顿而返”。看来，爱美之心，从古皆有。
　　用情专一，潘安写《悼亡诗》，演绎夫妻情深
　　虽然长得帅，但潘安并没有以此为资本拈花问柳，他对妻子杨氏用情专一，十分难得。
　　潘安12岁时，便与10岁的杨氏定亲，杨氏是晋代名儒杨肇的女儿。婚后，俩人共同生活20多年，夫妻情深。妻子不幸早亡后，潘安对她念念不忘，作了三首有名的《悼亡诗》来怀念妻子。因为他的诗，导致后世把悼亡诗也限制在了悼念妻子的范畴里。
　　潘安的悼亡诗中，名句也很多，像用比目鱼比喻夫妻情深，《悼亡诗一》中有一句“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是说夫妻一人先去，像比目鱼的分离。安仁的三首悼亡诗都写得情真意切，李商隐说过“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赞扬的就是他的这三首诗。
　　不过，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三首悼亡诗辞藻过于华丽，倒掩盖了不少真情实感。除了有“帏屏无芳菲，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这样尚算朴素的诗句之外，还有很多大而无当的废话。如“抚衿长叹息，不觉泪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这后四句是说，我抚摸着你的衣服长长地叹息，不知不觉，泪就流到了胸口上。但流到了胸口上也抑制不住，我的悲伤又从中而生啊。
　　唐朝诗人元稹对潘安的悼亡诗有个评价“潘安悼亡犹费词”，这评价相当确切，与苏轼的《江城子》相比，潘安的情没有那么刻骨铭心。不过，也不能全怨潘安，魏晋时期文风本就是铺垫、堆砌成风。
　　潘安之死，陷害太子迷雾重重
　　和一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帅哥不同，潘安不仅长得美，而且还颇有文采。《晋书》中说潘安“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总角辨惠，文藻清艳”。他一生写过许多好诗赋，其《西征赋》、《秋兴赋》、《寡妇赋》、《闲居赋》、《悼亡诗》等都是诗赋中的名篇，至今仍为文学史家所重视。流传后世的有《潘黄门集》。
　　潘安早年得到司空太尉赏识，荐举为秀才。在潘安20来岁时，晋武帝司马炎一天来了兴趣，下乡耕田作秀。这场作秀引得当时文人纷纷作诗拍马屁，结果潘岳作了一首《藉田赋》，辞藻清艳，声震朝野，遭人嫉恨，于是被排挤出朝廷。
　　赋闲十年后，潘岳终于被重新录用。当了河阳县令，颇有政绩。在当县令期间，他不失文人的风雅，在河阳县遍种桃树，时人号称“一县花”。不过，记者采访时，潘安故里的老人称，潘岳最爱的当是棠棣花。
　　公元296年，潘安回到京城做官，经常参与依附贾谧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活动，贾谧是史上著名的丑皇后贾南风的侄子。虽然这二十四人中鱼目混杂，后来将其归之为“政治集团”，但在当时实际上是文化人自发形成的小圈子，陆机、陆云以及大名鼎鼎的富翁石崇都位列其中。
　　贾谧很欣赏潘安的才华，上朝的文辞多出自潘安之手。后来，因为贾南风不会生子，为达到长期左右朝政大权的目的，准备谋害太子。不幸，潘安被牵连其中。
　　具体过程大致如此：某天晚上，贾后派人将太子灌醉，哄他抄写一篇草书。太子醉得一塌糊涂，就照着笔画乱抄一遍。然后，太子的墨宝被改头换面，进行技术处理，最后竟成了一篇有谋反之意的文章。而潘安充当的角色，正是对太子文章进行处理。
　　文化人潘安可能从未想到这有什么后果，或许就算想到了，也不得不为之。结果是，贾后很快败亡，司马伦发动兵变入宫，尽诛贾后党羽，潘安当然势在难免。
　　晋惠帝永康元年，潘安在洛阳被杀，并“夷三族”，时年53岁。
　　不过，对此解释，很多史学家认为是迷雾重重，很多人认为潘安的死是个冤案。因为如果直接参与陷害太子，这么重要的事，在东晋南北朝人写的史书中却没有记载，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300年后，房玄龄才写出了这件事。

生平

潘安出身儒学世家。少年时，随父宦游河南、山东、河北，青年时期就读洛阳太学，二十余岁入仕，供职权臣贾充幕府，后历任京官，因作赋颂扬晋武帝躬耕藉田显露才华被当权者左迁河阳县令，潘岳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受宠，潘岳很憎恨他们，于是在宫殿大门柱子上写下歌谣：“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 又被左迁离洛阳更远的怀县做县令。潘岳做得有声有色、政绩斐然，朝廷提拔他到京城做财政部官员，后来因为犯事被免职，不久被太傅杨骏引入门下做了太傅主簿。后来太傅杨骏被害夷三族，潘安作为幕僚也在被诛之列，幸亏当时他公事在外又有当权者、楚王的心腹、他的好友公孙弘替他说话，他被调往长安做县令，因为母亲生病辞官奉养，在此期间与好友石崇附会贾充外孙贾谧，之后升迁做了黄门侍郎，贾谧开阁延宾，召集天下文士潘安、石崇、陆机、左思、刘琨等二十四人，因文采盖世被称为“鲁王二十四友”。他们经常活跃在巨富石崇的金谷园里，因此也被称为“金谷二十四友”。贾谧“晋书断限”的功劳是潘安出的主意，潘安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附不已，他虽然口头受教，实际上却愈发不知足，始终改不掉。之后赵王司马伦囚禁晋惠帝自立为帝，他的亲信孙秀当上了宰相。原来当初孙秀不过是个下人小吏，潘岳的父亲曾经做过他的上司，当时潘岳因为看不惯孙秀为人狡黠经常鞭挞他，如今孙秀得势遂罗织罪名说他和石崇要和某王爷一起造反，于是他和石崇等人被诛灭三族，当初孙秀当上宰相，潘岳在朝堂上遇见他，问道：“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孙秀回答：“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潘岳于是自知不免。当初被收押，石崇和他都不知道对方也在其中，石崇已经送往菜市场，潘岳后至，石崇对他说：“安仁，怎么你也来了！”潘岳回答道：“可谓白首同所归。”潘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本意是说两人关系很铁，老了还在一起玩，谁知到竟然成了他们死亡的预言。潘岳的母亲及兄侍御史潘释、弟燕令潘豹、司徒掾潘据、潘诜，兄弟之子，已经出门的闺女，无长幼一时被害，唯潘释的儿子潘伯武逃难得免。而潘豹的闺女与其母相抱号呼不可解，于是被赦免。

墓冢

素有中华第一美男子之称的潘安生于中牟县城关镇大潘庄村，潘氏子孙尽管也给这位家族名人修建了墓冢，可那只是一座衣冠冢。潘安究竟葬在哪里一直是个谜。近日，在距潘安老家120公里的巩义却发现了这位美男子的葬身之地。

潘安是帅哥美男的代称，人们常用“才如子建，貌比潘安”来形容才貌俱佳的青年男士。潘安又名潘岳，字安仁，生于曹魏正始八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活了53岁，是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太康文学”的主要代表，诗赋都很有名。

据清乾隆五十四年本《巩县志》卷十六、十七中记载：“晋潘茈墓《水经注》：罗水又西北经袁公坞北，又西北迳潘岳父子墓，有碑。岳父茈，琅琊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败。”

近日，巩义市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该市西南芝田镇北石村村委南2公里处发现潘岳墓，地处坞罗河北岸台地上，北距310国道200余米。墓冢坐落在大片农田中，无地面建筑，仅存潘岳墓冢和墓碑，墓冢高6米 ，周长38米，分布面积1000平方米。

据《巩县志》记载，在距潘安墓西北方向310国道附近，原有其父潘茈墓冢，现已无存。萧瑟寒风吹起一径荒草，是对那段过往历史的无言诉说。郑州晚报

才华

文学作品中常用“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来形容潘安与陆机，是魏晋第一流的文学家。潘安诗歌名列钟嵘《二十四诗品》上品，潘安亦是西晋著名文学、政治团体“金谷园二十四友”之首，作为西晋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悼亡诗》更成为中国文学史悼亡题材的开先河之作，历代被推为第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闲居赋》、《秋兴赋》、也很知名在小说中常以“貌若潘安”来形容一个人文采风流并且容貌出众。特指男性。在汉魏晋那个时代，赋写得好是文人最高的成就，潘安的《秋兴赋》、《闲居赋》、《藉田赋》文字优美，富有感情，是那个时代顶峰。潘安、陆机是西晋作品流传下来最多的文学家，可见后世对他们的推崇。潘岳作品的最大特色是情，读者句句能体味到他内心所想，潘岳的感情细腻，多愁善感这也融入到他的作品中，一般男性文学家的作品这样的风格不多。

至情至孝

至情：潘安的《怀旧赋》中这样写道;”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始见知名，遂申之以婚姻。“潘安十二岁与父亲的朋友、大儒、扬州刺史杨肇相见，被杨肇赏识，许以婚姻。后来杨氏早亡，潘安对杨氏感情至深，自此不再娶，并作《悼亡诗》怀念杨氏，开悼亡诗之先河，这之后悼亡诗的范畴仅限于悼亡妻子。《悼亡诗·一》中有一句“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是说夫妻一人先去，像比目鱼的分崩离析。潘安的三首悼亡诗都写得情真意切，李商隐曾讲“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表扬的就是他的这三首诗。　唐朝诗人元稹对潘安的悼亡诗有个评价“潘安悼亡犹费词”，这当然是妒忌潘安的才华，要知道魏晋时期文风是铺垫、堆砌成风的诗体还属于古体诗。

至孝：北宋之前《二十四孝》里记载有潘安辞官奉母的故事：”荥阳中牟人潘岳，字安仁，晋武帝时任河阳县令。他事亲至孝，当时父亲已去世，就接母亲到任所侍奉。他喜植花木，天长日久，他植的桃李竟成林。每年花开时节，他总是拣风和日丽的好天，亲自搀扶母亲来林中赏花游乐。一年，母亲染病思归故里。潘岳得知母意，随即辞官奉母回乡。上官再三挽留。他说：“我若是贪恋荣华富贵，不肯听从母意，那算什么儿子呢？”上官被他孝感动，便允他辞官。回到家乡后，他母竟病愈了。家中贫穷，他就耕田种菜卖菜，之后再买回母亲爱吃的食物。他还喂了一群羊，每天挤奶给母亲喝。在他精心护理下，母亲安度晚年。 诗曰： 弃官从母孝诚虔，归里牧羊兼种田；藉以承欢滋养母，复元欢乐事天年。“《二十四孝》是唐宋在民间流传的文本记录了二十四个远自虞舜近至魏晋的二十四个孝子故事，虽然版本众多但都记录了潘安的弃官奉母，后来宋人郭居敬重新校订《二十四孝》因为潘安在政治上的趋附不已最终导致夷三族，潘安的母亲以七十余岁的高龄也未能幸免被杀，正因为此虽然潘安至孝但已不足以列入，故把他从《二十四孝》中删去，用宋代的孝子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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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威（？～548）南朝梁诗人、骈文家。名不详，字孝威。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出生官宦之家，齐大司马从事中郎刘绘之子、刘孝绰第六弟。生年不详，卒于梁武帝太清二年。孝威以诗胜，三兄孝仪以文胜，故孝绰有“三笔六诗”之誉，气调爽逸，风仪俊举。初为安北晋安王法曹，转主簿。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孝威集》十卷，今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辑有《刘孝仪孝威集》。今存诗约六十首。"诗作特色

刘孝威与庾肩吾、徐摛等十人并为太子萧纲“高斋学士”，诗作主要也是“宫体”一流，《玉台新咏》选入其《和定襄侯初笄》等八首。但也有较为清新流利者，如“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唐元稹《会真记》中《明月三五夜》一诗意境即与此相仿。

刘孝绰曾称其诸弟有“三笔六诗”之说。“三”为刘孝仪，“六”即六弟孝威。刘孝威和庾肩吾、徐摛等并为萧纲的“高斋学士”,诗作主要也是宫体一流,《玉台新咏》选入《和定襄侯初笄》等 8首。但他的诗作也有比较清新流利的,如“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唐元稹《会真记》中《明月三五夜》一诗的意境即与此相仿。其他如《望雨》中的“交枝含晓润，杂叶带新光”，《登覆舟山望湖北》中的“荇蒲浮新叶，渔舟绕落花”，都体物入微，自然细致。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乐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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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肩吾(487-551)，字子慎，一作慎之。南阳新野(今属河南省)人。世居江陵。初为晋安王国常侍，同刘孝威、徐摛诸人号称“高斋学士”。简文即位，进度支尚书，有集十卷。历仕太子中庶子、进度支尚书、江州剌史等职，封武康县侯。工诗，其诗雕琢辞采，讲究声律。胡　应麟称其诗“风神秀相，洞合唐规”。《书品》为其重要的书法论著，文中挑选了以东汉张芝居首的草、隶书家共128人，按品位分高、中、低三等，每等再分上、中、下三级。此书的特点在于不是就每件作品加以品评，而是就每一级集中综合品评，区分优劣。"生平

梁简文帝萧纲初封晋安王，庾肩吾为晋安国常侍。萧纲迁镇，庾肩吾也随同迁转，历任云麾参军，并兼记室参军。萧纲喜好文学，招纳文士，庾肩吾和徐□、刘孝威等同被赏接，又受命抄撰书籍，当时号为高斋学士。简文帝萧纲继位后，以庾肩吾为度支尚书。后侯景至建康，矫诏遣庾肩吾使江州招降萧大心，他乘机逃至会稽，转赴江陵，投奔萧绎，封武康县侯，《梁书》及《南史》庾肩吾传都未明记其生卒年和年岁。

梁元帝27岁时所作《法宝联璧序》，记庾肩吾为48岁，可以推知其生年。庾信于承圣二年封武康县侯，袭父爵，则庾肩吾当卒于此年。元帝萧绎为作墓志。

庾肩吾历任萧纲府中属官，当时盛行的宫体诗，他是推波助澜者之一。现存的诗文，多为应制、奉和、侍宴、谢启这一类酬应之作，但象“路高村反出，林长鸟更稀。寒云间石起，秋叶下山飞”，“泉飞疑度雨，云积似重楼”等句写景还很生动。他的《乱后行经吴邮亭》一诗，对侯景之乱也颇有悲愤之情。由于他讲求声律，有一些五言诗已经具备了五言律诗的雏形。

庾肩吾还是一位书法家，著有《书品》，叙述书法的源流演变，评论历代书法家的特色，颇受后人的重视。

背景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刘卲的《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

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

成就

庾肩吾，南朝梁文学家。字子慎，一作慎之。原籍南阳新野。八岁能赋诗。初为晋安王萧纲国常侍，历任云麾参军、兼记室参军。王好文学，为太子，开文德省，招纳文士，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昉、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同被赏接，又受命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为“高斋学士”。

萧纲即帝位，任度支尚书。侯景至建康，矫诏遣肩吾使江州招降萧大心，他乘机逃至会稽，间道奔江陵投萧绎，任江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封武康县侯。卒赠散骑常侍、中书令。工诗赋。诗与徐摛齐名，早期多为奉和应制、侍宴、谢启一类酬应之作，风格靡丽，为“宫体诗”创始人之一。但某些诗句如“路高村反出，林长鸟更稀。寒云间石起，秋叶下山飞”，“泉飞疑度雨，云积似重楼”等，写景较生动。诗歌形式上讲求对仗，注重声律，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所贡献。

明胡应麟《诗薮》称其“风神秀相，洞合唐规”，王夫之《古诗品选》推为“近体之宗祊”。晚年经乱，诗风有所转变，如《乱后行经吴邮亭》等诗，抒发对时代动乱的感慨，情辞慷慨，笔力较为雄健。又善书法，著有《书品》传世，叙述书法源流演变，评论历代书法家之特色，颇受后人重视。《隋书·经籍志》载其有集十卷，但唐李贺已经感叹不得见其遗文。明张溥辑有《庾度支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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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悫，（约公元561年前后在世）字仁祖，兰陵人。生卒年不详，约北齐武成帝太宁元年前后在世。工于诗咏。天保中，公元554年（左右）入齐。武平中，公元572年（左右）为太子洗马。陈后主时，为齐州录事参军，待诏文林馆。卒于隋。悫曾于秋夜赋诗，其两句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颇为知音所赏。有集九卷，（《隋书志》及《两唐书志》）行于世。"生平

萧悫，北齐诗人。南兰陵人。出生王室，始兴王萧憺孙，梁朝宗室上黄侯萧晔之子。梁末入北齐，曾任太子洗马等职，历周入隋，官至记室参军。

所以邢劭在《萧仁祖集序》中称：“萧仁祖之文,可谓雕章间出。”他的诗最受由南入北的颜之推、荀仲举等人称赏,而出身北方的卢思道则持有异议。邢劭在《萧仁祖集序》中还说：“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似意在说明南北诗风不应强求一致，对卢思道的指责有所批评。

邢劭虽是北人，但爱慕沈约，所以对南朝诗颇为欣赏，自然对学习南朝的萧悫评价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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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约513~576年），字子渊，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北朝文学家。东晋宰相王导之后（第三子王洽一脉），曾祖王俭、祖王骞、父王规，俱有重名。妻子为梁武帝之弟鄱阳王萧恢之女。梁元帝时任吏部尚书、左仆射。明帝宇文毓笃好文学，王褒与庾信才名最高，二人特被亲待。加开府仪同三司。武帝宇文邕时为太子少保，迁小司空，后出为宜州刺史。建德年间去世，卒年六十四 。子王鼒嗣。"文学成就

在梁时曾写过《燕歌行》等诗歌，描写征战艰辛，塞北苦寒，曾被广泛传诵和摹仿 。

到北方之后，他的诗风虽和齐梁诗人仍有相近之处，但由于受到北方生活风俗的影响，诗歌内容比过去充实了许多，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写了不少关于边塞和征战等方面的乐府诗。

王褒的诗歌现存40余首，多是到北方后所作，抒发羁旅之情、故国之思和边塞风情，风格雄健。如五言诗《渡河北》、《关山月》等。

王褒是北朝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和庾信进入北朝，对北周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北周与庾信才名相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21卷已佚。明人辑有《王司空集》收录其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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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迈远（?-474）南朝宋诗人。曾被宋明帝刘召见，但未获赏识。宋末，桂阳王刘休范背叛朝廷。他曾为休范起草檄文，宋元徽二年。坐桂阳之乱诛死。代表作品有《长相思》、《长别离》等。所做乐府诗作男女赠答之辞，往往辞巧意新，宛转华丽。诗风质朴。吴迈远是南朝宋诗人，属于元嘉体到永明体过渡时期的作家。刘宋一代，虽然未能形成像后来齐、梁时代那样大规模的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但向后者过渡的痕迹已较为明显。宋武帝刘裕就经常诏命并亲自主持文士宴集赋诗，《宋书》及《南史》多有记载。

褚沄，字士洋，褚炫子，河南阳翟人。仕梁为曲阿令。历晋安王中录事，正员郎，乌程令。兄游亡，弃县还，为太尉属，延陵令，中书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东王府谘议参军。卒。

孔稚圭(447～501)，南朝齐骈文家。一作孔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刘宋时，曾任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任御史中丞。齐明帝建武初年，上书建议北征。东昏侯永元元年(499)，迁太子詹事。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孔稚圭文享盛名，曾和江淹同在萧道成幕中“对掌辞笔”。豫章王萧嶷死后，他的儿子请沈约和孔稚圭写作碑文，可见他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史称他“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但他对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也从不稍假宽容，其弹章劾表，著称一时。"轶事典故

稚圭风韵清疏，爱好文咏，性嗜酒，能饮七八斗。居处构筑山水，往往凭几独酌，不问杂事。门庭草莱不除，中有蛙鸣，说以此当两部鼓吹。曾入剡，向褚伯玉学道。伯玉死，为之立碑于太平观。

所著有文集10卷，已散佚，明人辑其佚文为《孔詹事集》。所作《北山移文》，假借“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口吻，对表面隐居山林，实则心怀官禄之士，口诛笔伐，使山岳草木充满嬉笑怒骂之声，文辞工丽恢奇，为骈文中少见之佳作，至今为人传诵。《南齐书》、《南史》有传。

《后汉书》里孔稚圭的一句话：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孔稚圭文享盛名，曾和江淹同在萧道成幕中“对掌辞笔”。豫章王萧嶷死后，他的儿子请沈约和孔稚圭写作碑文，可见他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

史称他“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但他对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也从不稍假宽容，其弹章劾表，著称一时。

生平

齐代宋，武帝永明七年，为廷尉。

武帝以《晋律》旧注量刑轻重缺乏标准，命加以删定。九年，稚圭奏上《律文》20卷、《录序》1卷，并建议依照《五经》之例，国学置律学助教。虽得武帝同意，但未施行。

明帝建武初年，为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

鉴于北魏连年南侵，征役不息，于是上表提出通和之策，明帝不纳。

东昏侯永元元年，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

和帝中兴元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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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507年—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文学家。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之子。与温子升、邢邵并称“北地三才子”。魏收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魏史，魏收与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后官至尚书右仆射，天保八年（557年）迁太子少傅。武平三年（572年）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文贞。"轶事典故

吾为魏公藏拙

魏收的文学在北朝颇为出众，魏收便把自己的文集托南朝使臣徐陵带往南朝，期望能够在江东得以流传。结果徐陵渡过长江时，把魏收的文集扔进江水里。随从问起原因，徐陵回答道：“我这是在为魏公藏拙”。

生平

年少成名

魏收的先祖是汉朝初年的高良侯魏无知。祖父魏悦是魏无知的六世孙，他性情深沉厚重，胸怀宽阔，宣城公李孝伯对他深为器重，把女儿嫁给了他。魏悦担任济阴太守，政绩斐然。魏收的父亲魏子建历任左光禄大夫，加封为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去世后，追赠为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号文静。

魏收从小机警敏捷，不拘小节。十五岁时，已经熟悉了文章的写法。他曾随父亲奔赴边疆，喜欢骑马射箭，并想靠武艺建功立业。荥阳人郑伯调侃他说：“魏郎，你使用过的兵器有多少？”他很惭愧，便下苦功夫读书，积年累月磨平了床板，因此以文采扬名。

魏收最初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当时，尔朱荣在河阴大肆捕杀朝臣，他凭借智慧逃脱，侥幸免于一死。吏部尚书李神隽很器重他的才学，奏请朝廷授他为司徒记室参军。节闵帝即位后，下诏测试群臣，让魏收起草封禅书，他提笔一挥而就，连草稿都没要。文章近千言，改动的地方寥寥无几。这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在天子旁边，他十分激赏魏收的才学，对节闵帝说：“即便有七步成诗的才华，也不能超过魏收。”又升任散骑侍郎，不久，受命掌管天子的起居注的记录，并参与国史的编纂。很快，又兼任中书侍郎，时年26岁。

文辞讽谏

北魏孝武帝初年，朝廷又下诏命魏收担任原来的官职。朝廷堆积了许多文书诰命，魏收一一处理，事事都能让孝武帝满意。孝武帝曾调集大批士卒到嵩山南麓狩猎，前后共十六天。当时，天气寒冷，朝野一片埋怨哀叹的声音。孝武帝与近臣们以及各位嫔妃都奇装异服，行为轻薄癫狂，大多不合礼度。魏收想劝谏但心里又害怕，想沉默不发却又不能自抑，便呈上自己写的《南狩赋》以作讽喻，文章虽然辞采过分华丽，而终属高雅宏正之作。孝武帝亲手写诏，对魏收的文章大加褒奖和赞美。

居高思退

起初，高欢坚持辞让天柱大将军的职务，孝武帝命魏收起草诏书，以顺从他的请求，想再加封他为相国，问魏收相国的品秩有多高，魏收据实回答，孝武帝便作罢了。魏收没有揣测出主子和丞相的心思，心里很不安稳，请求解去自己的官职，朝廷下诏同意。过了很久，朝廷命他任孝武帝哥哥的儿子广平王高赞的开府从事中郎，魏收不敢拒绝，便作《庭竹赋》以抒发自己的心情。不久，他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与济阳的温子升、河间的邢子才齐名驰誉，世人称他们为“三才子”。这时，孝武帝对魏收已有猜疑，他便以有病为由坚决辞去官职。

受命修史

后来，魏收被召至晋阳，任中外府主簿，不断受到嫌弃和斥责，并遭到鞭打，很久都不能施展抱负。适逢司马子如奉命来到高欢的朝堂，利用宴会的机会同高欢开玩笑说：“魏收，是天子的中书郎，国之俊杰，希望大王您给他点好的脸色。”他因此转为府属的官员，然而，高欢对他并不优待。魏收因为不得重用，又请求撰修国史。同僚崔暹在高澄面前推荐他说：“国家的历史事关重大，你们父子二人建立的霸王的丰功伟业，都需要记载下来，这件事非魏收不能胜任。”高澄便启奏朝廷，命魏收为兼散骑常侍，修撰国史。武定二年，他担任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旧负责修撰国史。

才情横溢

后来，高欢回到朝廷，东魏孝静帝命他为相国，高欢坚决推辞，让魏收代他写奏章。奏章写好后送给他，这时高澄在旁边，高欢指着魏收说：“这个人应当又是一个崔光。”武定四年，高欢在西门豹祠宴集群臣，对司马子如说：“魏收任史官，写我的善与恶。听说北伐的时候，权贵们常常送给史官吃的东西，司马仆射你是否也曾宴请过史官呢？”因而两人一起大笑。高欢对魏收说：“你不要见元康这些人在我面前奔走，我就认为他们很勤劳。我今后的名誉地位在你手里，不要认为我不知道。”不久，加封魏收为兼著作郎。

侯景背叛了北魏，攻击南部边境。高澄当时在晋阳，命魏收写下五十余页纸的一篇檄文，他不到一天就写完。朝廷又要送给南梁檄书，让南梁朝廷送给侯景。魏收刚入夜执笔起草，三更就已写完，文章写满了七张纸。高澄很赞赏他。魏孝静帝曾在秋季举行射箭，让群臣赋诗。魏收诗的末一句是：“尺书征建业，折简召长安。”高澄非常欣赏诗的雄壮豪迈，对周围的人说：“我朝现在有魏收，便是国家的光彩。雅俗共赏的文章，析理通达，气势纵横。我也让邢子才、温子升不断写作，才情词气都赶不上他。我有时心有所思，忘了而没有说出，说出来了词语又不详备，不能完全把意思表达出来。魏收呈上他起草的文章，都把我的想法说得完完全全。这种人才真难得。”又命魏收兼任主客令，接待梁朝的使者谢珽、徐陵。侯景投降南梁，梁朝的鄱阳王萧范当时任合州刺史。高澄命魏收写信劝谕萧范。萧范得到书信后，便率领所部西上，州刺史崔圣念占据了这座城池。高澄对魏收说：“今天平定一州，你出了很大力，但遗憾的是‘尺书征建业’还没有实现啊！”

撰写《魏书》

高澄遇害身死后，文宣帝高洋到晋阳，命魏收与黄门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在北边的相王府参与机密大事。魏收又转任秘书监，兼著作郎，又担任定州大中正。这时，北齐即将建国，杨愔奏请把魏收置于别的馆舍，命他撰写受禅的诏书典册。
北齐天保元年，他任中书令，仍然兼任著作郎，封为富平县子。二年，朝廷命他撰写《魏史》。四年，任他为魏尹，所以给予他优厚的俸禄，让他专门在史馆著述，不参与其他事务。当初，高洋让群臣各自陈述自己的志向，魏收说：“我愿在东观秉笔直书，早日写出《魏书》。”所以，高洋命他专任其职。又下诏命平原王高隆之负责监修史书，但只是挂名而已。文宣帝对魏收说：“好好地直笔写史，我始终不会像拓跋焘那样诛杀史官。”

魏收在前人搜集的史料的基础上，与通直常侍房延、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博览总括，认真斟酌，写成《魏书》。辨析酌定名称，逐条甄别选择。又搜集博采亡佚的史料，连缀补续缺漏未写的史实，完成一代史书，上表奏闻朝廷。修撰成的这一代重要的典籍。其规模是：共有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共一百一十卷。天保五年三月，呈送天子。这年秋天，魏收被任命为梁州刺史。魏收因为全书并未修完，上表请求继续完成这项事业，朝廷同意。十一月，又送上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三卷、《礼乐》四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征》二卷、《官氏》二卷、《释老》一卷、共二十卷，加上续写的纪传，共一百三十卷。全书共分十二帙，其中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还有二表一启，都是由魏收独创的体例。

横遭非难

魏收性格急躁，不能公平待人。过去同他有冤仇的，大多隐去人家的善政美德，不载入史册。他写史时常洋洋自得地说：“你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敢同我魏收作对！我的史笔要抬举你能让你上天，要贬低你能让你入地。”

因为贵族子弟议论认为魏收撰述史书不公平，文宣帝便命他在尚书省与贵家的子弟儿孙们一起共同讨论。前后投诉史书问题的有一百多人，有人说遗漏了他们家的世系职位；有的说他的家人没有被记载入史；有的说书中有随便诋毁的地方。魏收都根据情况一一解答。范阳卢斐的父亲卢同的传略附在他的族祖卢玄的传后；顿丘的李庶家的事传，称他本来是梁国蒙地人。卢斐、李庶对他颇有讥讽，说他写的史书不真实。魏收性情急躁，非常气愤，启奏朝廷说他们诬告，想对自己加以迫害。文宣帝早先就看中了魏收的才学，不想加罪于他。这时，太原的王松年也批评魏收，和卢斐、李庶一起获罪，各被鞭打，流配在街巷市坊，卢思道也被罪罚。然而，终因众口铄金，议论纷纷，朝廷下令命《魏书》停止传播发行，让群臣们共同商议。允许史书中牵涉到家事的人进入史局，不真实的地方可以陈述吁请。于是，贵族子弟众口传扬，称《魏书》为“秽史”，投递诉状的人一个接一个，魏收应接不暇，无法抗拒。这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权倾朝野，与魏收关系密切。魏收也为他们家里的人作过传，这两个人不愿说《魏书》不真实，便堵塞言路，终文宣帝一世，不再议论这件事。

孝昭帝认为《魏书》没有刊行，命魏收进一步研讨审改，他奉诏后对《魏书》作了很多修改。朝廷下诏允许《魏书》传行，魏收认为书稿藏之秘阁，外人无法看见。于是，朝廷命送一本交付并省，一本放在邺城，任凭人们翻阅改易。

最后岁月

太宁元年，朝廷加封魏收为开府。河清二年，他兼任右仆射。这时，武成帝终日沉湎酒乡，朝中大事委付侍中高元海。高元海凡俗平庸，不堪大任。因魏收的才名震动世俗，都官尚书毕义云善于处理繁琐的事务，元海便虚心依赖他们。魏收畏祸保身，不能匡救时弊，被人们所讥讽。武成帝在华林另外建造玄洲苑，极尽山水台阁的壮丽，下诏命在台阁中画上魏收的像。

武平三年，魏收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有文集七十卷。魏收因为写史书得罪了一些人，北齐灭亡之后，魏收的坟墓被仇家挖掘，遗骨被丢出坟墓外面。

史学成就

魏书

《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共一百二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其二十卷志尤有价值，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六百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官氏志》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一百三十馀次之多。《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历来为人所诟病处在于其矫饰之过，但作为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著作，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魏澹《后魏书》、李延寿《北史》、《高氏小史》等补足。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有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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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羲，南朝齐梁间诗人。生卒年不详。字子阳（李善《文选注》引《虞羲集序》），一说字士光（《南史·江淹任昉传》）。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虞羲的诗以《文选》所录《咏霍将军北伐》最为有名。这首诗写沙场烽火，如“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飞狐白日晚，瀚海愁云生。羽书时断绝，刁斗昼夜惊”，颇有气势。"介绍

少有才学，南齐时，以太学生游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历始安王侍郎、建安征虏府主簿功曹，兼记室参军。诗为谢脁所称赏。入梁，官至为晋安王侍郎。事迹附见《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后。史称其“盛有才藻，卒于晋安王侍郎”。

虞羲的诗以《文选》所录《咏霍将军北伐》最为有名。这首诗写沙场烽火，如“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飞狐白日晚，瀚海愁云生。羽书时断绝，刁斗昼夜惊”，颇有气势。诗中歌颂霍去病伐匈奴的战功，并对他的早死感到惋惜，反映了齐梁间一些人希望北伐、平定中原的意愿。虞羲还有一首抒情诗《送友人上湘》写离别之情：“共盈一樽酒，对之愁日暮；汉广虽容，风悲未可渡。”用典贴切，感情真挚。其他如《见江边竹》、《春郊》、《咏秋月》等，也有一些清丽之句。

虞羲原有集11卷，《隋书·经籍志》录有《虞羲集》9卷，已佚。今仅存文1篇，诗12首，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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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显（487年–537年），字景阳，梁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南朝梁朝史学家，文学家。"主要著作

史学是萧子显所酷爱的事业，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历史上，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他撰《齐书》，是向梁武帝请示并得到梁武帝的批准的。萧子显撰写和完成《齐书》的时间，按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说法，是在梁武帝天监年间，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他又是一个“颇负才气”的人，做吏部尚书时，“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只是举起手中的扇子一挥而已，所以有些士族地主内心里对他很不满。但梁武帝倒是自始至终都把他看作是一位“才子”。事实上，他的文才的确是有社会影响的。萧子显的同时代人、《宋书》的作者沈约甚至称赞他的文章是属于东汉名家班固一流的佳品。这个评价当然是过分高了，但也可以看出沈约对他的文才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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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绘，字士章，彭城人。聪警有文义，善隶书。齐高帝以为录事典笔翰，为大司马从事中郎。中兴二年，卒。年四十五。绘撰《能书人名》，自云善飞白，言论之际，颇好矜诩。

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人（今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长城镇人 ），南朝宋著名的思想家和天文学家和音乐家。南朝任尚书载丞。何承天曾奏改《元嘉历》，订正旧历所订的冬至时刻和冬至时日所在位置，一直通行于宋、齐及梁天监中叶，在我国天文律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论周天度数和两极距离相当于给出圆周率的近似值约为3.1429，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兼通音律，发明一种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能弹筝，复擅弈棋，著作有《达性论》、《与宗居士书》、《答颜光禄》、《报应问》等。曾奉命撰修《宋书》，书未成而卒。"著述

何承天曾上表指出沿用的景初乾象历法疏漏不当。奏请改历，称《元嘉历》，订正旧历所订的冬至时刻和冬至时日所在位置，一直通行于宋、齐及梁天监中叶，在我国天文律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论周天度数和两极距离相当于给出圆周率的近似值约为3.1429，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兼通音律，发明一种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能弹筝，复擅弈棋，著作有《达性论》、《与宗居士书》、《答颜光禄》、《报应问》等。他运用当时所能达到的自然科学水平，进行反佛的理论斗争，在形神问题上批判“神不灭”的唯心主义理论，反对因果报应说。《报应问》、《达性论》等这些著作记录了他和佛教徒宗炳、颜延之等的辩论，见于《弘明集》与《广弘明集》。《宋书》、《南史》均有传。 宣扬无神论。他还熟知历代朝典，曾奉命撰修《宋书》，书未成而卒。

人物生平

何承天，东海郯城人，叔伯祖父何伦，是西晋时右尉将军，何承天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徐氏，是徐广的姐姐，生性聪慧学识广博，所以何承天小时候便开始接受教义，经史百家，没有不详尽通习的。其叔父何月兮是益阳县令，他跟随何月兮一起去任所。

晋隆安四年，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何承天为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举兵反抗朝廷，何承天惧怕祸乱不息，遂弃职还于益阳。起义之初，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何承天为他的辅国府参军，派人通报以尊奉宋高祖，于是任命何承天为浏阳县令，不久他便离职还于京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城，授官何承天为兼代参军。刘毅曾经外出行走，鄢陵信史陈满用弓箭射鸟，箭误中了值勤的将领，虽然没有射死人，但是处以弃市之刑。何承天提议轻微处罚一下就行了。何承天被补任为宛陵县令，赵惔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拜请何承天为司马。不久何承天离职。

宋高祖刘裕以何承天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伐刘毅，留下诸葛长民为监军，随后，何承天被任命为太学博士，

义熙十一年，何承天为世子征虏参军，随后迁职为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塘县令。宋高祖刘裕在寿阳，宋台建立，召何承天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一起共同撰修朝仪。永初末年委任何承天为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守江陵，拜请何承天为南蛮长史，当时有一个叫尹嘉的人，家境贫寒，其母亲熊氏以自己为典质替尹嘉偿还债务。尹嘉因不孝获罪当处死刑，何承天提议认为免除尹嘉的死刑，尹嘉之事没有判决，恰逢大赦，得以释免。

谢晦荐举何承天为卫将军，后迁职咨议参军，兼做记室。宋元嘉三年，谢晦将被讨伐，他的弟弟黄门郎谢嚼用密信通报于他，命令何承天拟造征讨檄文，谢晦认为湘州刺史张邵与自己不是同道之人，准备派遣一千人马去偷袭他。何承天认为不知道张邵的意图趋向，不宜随便征讨。当时张邵的哥张茂度为益州县令，与谢晦一向友好，所以谢晦受何承天的劝阻中止了派兵。是时益州前任刺史萧摹之，巴西前任太守刘道产离官还于江陵，谢晦想杀掉他们，何承天竭力营救，所有的人得以幸免。谢晦被攻克，何承天留在城府中不随行，等到到彦之到马头时，何承天戴罪晋见，到彦之因为他有诚意，宽恕了他，命他兼作南蛮府事。

元嘉七年，到彦之出师北伐，拜请何承天为右军录事，等到到彦之战败溃退，何承天因才能不适于军旅，得以免除刑罚，而任命为尚书殿中郎，并兼左丞。吴兴余杭人薄道举有补兵之祸，依照法律须是同籍的其月亲补充军队，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都是大功亲，不应在补充的条例之内，法律以薄代公的母亲活着为期亲，那么儿子应跟随母亲补充军队。何承天提议将薄代公母子一起宽恕了。已故司徒孔邈有奏说没被进用，孙邈已下葬。议论的人说不应该仍用孔邈的名字，而应用现任官的名义去启奏，何承天又提议盛明的世道，凡事应该从简。

何承天本性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上司，常以自己所长轻慢同行，为仆射殷景仁所不满，出任为衡阳内史，以前在西部与官员大多不融洽，在郡里又不太公正清廉，被州司举发，拘禁于牢狱，遇到大赦得免。

元嘉十六年，任命为著作佐郎，编撰国史，何承天年事已高，而其他佐郎都出自名门且年轻有为，颍川荀伯子讥讽何承天，常把他称作乳母，何承天说：“你应当说凤凰生了九个儿子，乳母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迁职，为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不变。

当时丹阳丁况等人死了很久却还没安葬，何承天提议认为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不再过问。

元嘉十九年，设立了国子学，何承天以本职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授《孝经》，何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一起为他手执书经，从师授业。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当时北魏侵扰边境，宋太祖向群臣征求威慑戎敌抵御入侵的策略，何承天上书说了自己意见。

何承天向来喜欢下棋，对正事常有损害，宋太祖以弈具赏赐给他，何承天上表陈述谢意说：“赏赐弈具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像张武那样赏金呢？”何承天还善于弹筝，皇上又赏赐他用银装饰的筝一面，何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一向关系不好，二人互相窥伺对方辖台的过失，几次互相上书弹劾。太尉江夏王义恭一年给何承天资产：钱币三千万，布帛五万匹，粮米七万斛。义恭一向铺张，用度经常不够。

元嘉二十一年转向尚书要求索取第二年资费。旧制度规定支出钱币二十万，布帛五百匹以上，应向朝廷启奏。谢元则提出以钱币二百万给太尉，事情败露后，谢元于是命令杀了仆射孟靑。后谢元新任太尉咨议参军，还没正式授命，被何承天揭发了，皇上大怒，贬谪谢元归乡，且禁锢终身，谢元这时又揭发何承天卖绫茭四百七十束给官属，索取高价。何承天被贬为布衣。谢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谢灵运族祖的弟弟，以学识才智闻名，死于禁锢。

元嘉二十四年，何承天迁职为廷尉，还没有授命，皇上准备任他为吏部，已下达了密令，何承天泄密，因此被免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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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超（生卒年不详）仕梁为中书舍人。原有集，已散佚，今存诗十余首。

谢燮，生卒年。里居均不详，太建十二年（580年）所司荐为吏部侍郎。南朝陈文学家，代表作品《早梅》。

释宝月，南朝萧齐时期诗僧。生卒时间及生平不详。俗姓康，一说姓庾，胡人后裔，善解音律，颇有文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得其诗五首。

刘昶（435－498），刘昶，字休道，宋文帝子。

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丘灵鞠之子。南朝梁文学家。初仕南齐，官至殿中郎、车骑录事参军。后投入萧衍幕中，为其所重。梁天监三年，丘迟由中书侍郎出为永嘉太守。 丘迟诗文传世者不多，所作《与陈伯之书》，使陈伯之拥众八千归降， 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更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劝伯之自魏归梁，是当时骈文中的优秀之作。"生平

丘迟一生横跨宋、齐、梁三朝，出生成长于刘宋后期。 其父丘灵鞠，也是当时著名文人。

丘迟8岁能文。早年仕于南朝齐，任太学博士、大司马参军。因父丧，两次去职。服丧期满，任西中郎参军。母亡，又去职服丧。以秀才后仟殿中郎、车骑录事参军。入萧衍幕为骠骑主簿。梁武帝时，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领吴兴邑中正，侍诏文德殿。坐事免职。

梁天监三年，出任永嘉太守，在任4年。提倡农桑，重视教化，崇尚俭约富民。虽然他的政绩史书记载较少，却是万历《温州府志》中南梁五十五年内入志的两位郡守之一。 任永嘉太守期间所作《永嘉郡教》一文中说“贵郡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

梁天监四年，临川王萧宏伐魏，丘迟为谘议参军兼记室，时陈伯之率军抗梁，丘迟以一篇《与陈伯之书》打动陈伯之率部归降，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描写温州等江南景色，脍炙人口。

回朝后升中书郎、司空从事中郎。

梁天监七年，卒于任所，年仅44岁。

集著

丘迟是南朝齐梁时期重要作家，能诗、工骄文， 辞采逸丽，文学成就颇高。他的诗赋作品在齐梁时己为世人所接受，南朝著名文学选本《文选》、《玉台新咏》均录有其诗文，钟嵘在《诗品》中将其列入中品，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丘迟文集却未能流存于世，至迟于元代已散佚。丘迟原有集十一卷，已散佚。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其赋2、表5、启2、教1、书1、铭1、诛1、诗11，计24篇，题为《丘司空集》。由于存世的作品数量有限，丘迟在学界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今人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其代表作《与陈伯之书》的解读，而其生平及其它传世作品则甚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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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惠连（407～433年），南朝宋文学家。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他10岁能作文，深得谢灵运的赏识，见其新文，常感慨“张华重生，不能易也。”本州辟主簿，不就。谢惠连行止轻薄不检，原先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居父丧期间还向杜德灵赠诗，大为时论所非，因此不得仕进。仕宦失意，为谢灵运“四友”之一。"家庭成员

曾祖父

谢铁，永嘉太守。

祖父

谢翀，字秀度，黄门侍郎、中书侍郎，赠散骑常侍。

父亲

谢方明，东晋官员，家在会稽，谢方明病归，除黄门侍郎，不就。为孙恩所杀，追赠散骑常侍。著作佐郎，担任司徒王谧府主簿、从事中郎、左将军刘道怜长史、中军将军长史、晋陵太守、骠骑将军长史、南郡相、宋台尚书吏部郎、侍中、丹阳尹、会稽太守。

弟弟

谢惠宣，南朝宋竟陵王司徒刘诞府从事中郎、临川内史。

生平

谢惠连是谢安幼弟谢铁之曾孙，谢灵运之族弟，父谢方明历任竟陵太守、丹阳尹、会稽太守等职。惠连“幼而聪敏，年十岁即能属文”，“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深得谢灵运的赏识，谢灵运“见其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

“本州辟主簿，不就。”元嘉七年，方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参军。

元嘉十年卒，时年二十七岁。官位不显，配刘氏，无子。

文学成就

小赋

东汉以后，大赋开始衰微，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兴起。谢惠连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并称为六朝这一类小赋的代表作。这篇赋沿用了汉赋中假设主客的形式，从酝酿降雪写到雪霁天晴，展现了素净而奇丽的画面。他的《祭古冢文》，写得也很有感情，前半关于古冢形制的描写，可看作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发掘简报。他的诗作，虽不如谢灵运精警，但遣词构句颇似灵运不过。他也有一些诗笔[3] 调轻灵，用词清艳，如《秋怀》的“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烂。萧瑟含风蝉，寥唳度云雁，寒商动清闺，孤灯暖幽幔”；《捣衣》的“栏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微芳起两袖，轻汗染双题”等句，都是着意构想的好句。《诗品》评他这两首诗说：“《捣衣》、《秋怀》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他的一些乐府诗，则颇有牢骚不平之气。《诗品》将其诗定为中品。后人把他和谢灵运、谢脁合称“三谢”。

文学作品

《隋书·经籍志》载有《谢惠连集》6卷，今已亡佚。明代以后有大量的辑本。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34辑录其文有17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四录其诗33篇。

钟嵘《诗品》评语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

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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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高帝萧道成（427年―482年），字绍伯，小名斗将，汉族，齐朝开国皇帝，在位四年。《南齐书·高帝纪》载，齐高帝萧道成乃“汉相萧何二十四世孙”。先世居东海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南齐书·武帝本纪》载：高祖萧整于东晋初过江，寓晋陵武进（今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万绥村），晋于此地侨置兰陵郡，称南兰陵，故萧氏遂为南兰陵（今常州）人。少从名儒雷次宗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仕宋，初为左军中兵参军，后领偏军征仇池，进军距长安八十里，以兵少，又闻宋文帝崩，乃还。"生平

宋明帝时为右军将军，先后镇会稽、淮阴，以军功累官至南兖州刺史。明帝卒，他与尚书令袁粲等共掌朝政，并领石头戍军事。元徽二年平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的反叛，进爵为公，迁中领军将军，掌握了禁卫军，督五州军事。与袁粲、褚渊、刘秉号称“四贵”。宋皇室成员争权，自相残杀，朝廷实权渐集于道成。升明元年七月，道成杀后废帝刘昱，立刘准。萧道成封齐王，兼总军国，次第诛灭忠于宋室的袁粲、荆州刺史沈攸之、黄回等。三年四月受宋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元，史称南齐。道成惩宋之亡，务从俭约，减免百姓逋租宿债，宽简刑罚，但对宋之宗室王侯，无少长皆幽死。次年下令扩大清理户籍，按虞玩之的建议，设立校籍官，以宋元嘉二十七年版籍为准整理户籍。但校籍工作弊端百出，贫苦人民常被巫为户籍诈伪而“却籍”，同时也侵犯了庶族地主的利益。因而，在其死后不久，即因反对校籍而引发了唐寓之暴动。

随父出征
　　《南齐书·高帝纪》载，齐高帝萧道成乃“汉相萧何二十四世孙”。西晋末年，一支萧氏自东海兰陵南迁至晋陵武进县定居下来。此后萧姓人不断繁衍生息，逐渐形成庞大的萧氏家族。东晋帝王因萧氏家族的庞大在此侨置兰陵郡，人们便将萧氏称为南兰陵人。至公元440年，萧氏后人萧承之官至汉中太守。一天，宋文帝刘义隆与彭城大将军刘义康兄弟二人因朝务发生激烈冲突，宋文帝一怒之下将刘义康贬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派萧承之率军前去防范监护刘义康。
　　此时，正在朝中跟随著名儒士雷士宗先生研习《礼》及《左氏春秋》的十四岁的萧道成被人唤出。萧道成大步流星回到家中，看到正在门厅里背着双手跺着步父亲，朗声问道：“不知父亲唤孩儿回来何事？”
　　父亲转过脸来轻拍了一下着萧道成的肩膀：“成儿，你且坐下，听父亲说。”
　　于是萧承之便把皇帝发配刘义康让他举家前去监护的事说了。萧道成看着父亲，说道：“敢问父亲，听说这刘义康是个大人物，皇帝为何派父亲前去监护？”
　　萧承之笑道：“成儿还小，长大就知道了。”
　　萧道成说：“父亲，孩儿不小了，一直在读史书，孩儿想知道当朝大事，将来做个有用之人。”
　　萧承之沉吟片刻，说到：“好吧，父亲就告诉你这内里的原因。我们萧姓先祖为汉开国相萧何，你乃萧何的二十四代孙，高祖武皇帝的继母为我萧家人氏，父亲我也算我大宋的外亲疏属，现在皇帝派老父我前去监护刘义康，是对我们的信任……”
　　萧道成目光明亮地望着父亲，不住地点头：“原来如此。”
　　从此，萧道成跟随父亲南征北战，以其机智勇敢屡立战功，成长为将帅之才。

平叛建功
　　公元465年，宋明帝继前废帝刘子业被弑后登基，朝廷内部发生了权力争斗。一支是以晋安王刘子勋等孝武帝系诸王为首，另一支则以明帝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四方州郡大多举兵响应晋安王刘子勋，可谓天下同叛。
　　官至右将军的萧道成审时度势，他说：“陛下虽势单力薄，形势危机，乃为一国之君，亦有诸王鼎力相助。若我为皇上效力，可助陛下平定天下，定能功成名就；若追随叛军，虽有成功之可能，但将来各路反将之间难免倾轧，刘子勋未必重用我们。”他的手下都赞成他不随波逐流，站在宋明帝一边。当日，萧道成上朝向明帝表明自己的看法，得到明帝嘉许。不日，他便被提升为辅国大将军，随即宋明帝派遣他和张永等将领带大军前去讨伐东境叛军。
　　萧道成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东境而来，至晋陵安营扎寨，次日率大军与叛军展开厮杀。但由于敌方人多势众，且蓄兵以待，双方恶战多日，一直相持不下。正在萧道成苦于无破敌良计之时，忽然从义兴传来将领吴喜等率部打败叛军正北上的消息。萧道成异常兴奋，将士们也磨拳擦掌，齐声高呼：“打败叛军，战之必胜！”
　　次日一早，萧道成率领众将士，一马当先，杀向敌营。他身先士卒，叛军死伤无数。他们一日攻破敌军十二个营垒，占领了晋陵。随后萧道成率领大军攻克了义兴。晋陵、义兴两大战役胜利，为东境战场胜利奠定基础。不日，萧道成率大军进军浙东，生俘会稽太守刘子房。至此，东境战事全面胜利。
　　回到军营，萧道成刚刚休息片刻，便有人报：“徐州刺史薛安都受叛军蛊惑，在彭城起兵造反。薛安都派其从子薛索儿带人马南下，并已渡过了淮河，正在向朝廷逼近。”
　　于是，萧道成率大军即刻起程，萧道成深知薛索儿骁勇善战，且来势汹汹，绝不可仓促应敌，他一路思索着御敌之策。
　　萧道成很快来到了薛索儿进攻京师的必经之道，他号令三军安营扎寨并对手下将领说：“敌来之甚猛，我等不可莽撞，需先稳住阵脚，再与之搏斗。”
　　叛军很快到来。萧道成率领人马先与其迂回厮杀，以避其锋芒。相持几日后，萧道成决定出一路骑兵攻敌西部，然后又派另一路从敌后合击。这一战术果然奏效，薛索儿大队人马仓皇之下大败而退。
　　一天夜里，萧道成与众将士商议完御敌之策，刚刚躺下休息，忽听得军营中喊杀声震天，他立刻意识到敌人来偷袭了。手下很快来报：“薛索儿手下千余骑兵前来偷营。”此时，军中将士有些慌乱。萧道成不慌不忙，传令：“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得轻举妄动。”众将士见萧道成镇定自若，便稳定下来。扰营骑兵见萧道成营地秩序井然，安之若泰，觉得无隙可乘，急忙退兵。
　　几次交锋之后，薛索儿无法突破萧道成的防线，且损兵折将，只得兵败北退。
　　不久，叛军全部被平定，宋明帝大喜，自是对平定叛军的功臣悉数提拔重用。公元467年，萧道成被委任南兖州刺史，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

留守边境
　　此后三年间，宋明帝强化暴政统治，在铲除诸多异己势力的同时，还大肆杀戮他认为不放心的大臣。
　　一日，萧道成率一帮将士在林中打猎，忽然接到手下来报，说圣旨到。萧道成急忙赶回营地。原来是皇上宣他进京任黄门侍郎、越骑校尉之职。惊讶之下，萧道成心中惶惑，朝中局势他心知肚明，当初征讨有功的一些重臣相继被明帝杀害。以明帝多疑的性格，知他萧道成久在军中掌握重权，如有人在明帝面前散布一些谣言，明帝岂有不担心他谋反之理？
　　当晚，萧道成寝食难安，不由思忖：如若遵命返朝，可能会大祸临头，若不返，明帝更加猜忌，进退两难的萧道成焦虑不安。次日一早，参军荀伯玉走进来，他看到萧道成愁眉不展，便问道：“萧将军为何事发愁？”
　　萧道成叹了口气，欲言又止。荀伯玉说：“是不是为了皇上的圣旨？”萧道成点头。荀伯玉说：“你我共事多年，皇上的作为不能不防啊！倒不知萧将军可想好了去留？”萧道成便把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荀伯玉说：“我倒有一法，可让将军留在军中。”萧道成立刻说道：“荀参军，不妨说说。”荀伯玉说：“将军可以与魏国边境战事吃紧为由留在军中。”萧道成抬起头来，看着他。荀伯玉继续说：“将军可派几十坐骑进入北魏境内游动，引起魏国注意。这样魏帝就会派兵进驻边境……”
　　萧道成觉得此计可行，便立刻派了一队人马在边境游动，没过一日，魏国在边境果然增援兵力，并派遣了大批的骑兵在边境巡逻。萧道成立刻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明帝。明帝闻听边境不稳，就恢复了萧道成的职务，命他继续留任军中。
　　公元471年，过了一年安稳日子的萧道成接到手下来报，说皇帝派当年征讨叛军的近臣吴喜率军前来。萧道成听后心中一惊，想这回非上回可比，看来是在劫难逃了。
　　萧道成已知悉明帝病情加重，他害怕几个在世的皇兄对皇太子的继位构成威胁，就找借口将他们杀了，而朝中的几个重臣他也放心不下……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际，手下来报：“吴喜到！”萧道成忙问：“吴喜可曾带来将士？”手下说：“未曾带。”萧道成轻轻地“啊”了一声，正惊疑不定，吴喜闯了进来。萧道成看到吴喜双手捧着锃亮的银壶，只觉眼前一阵发黑。吴喜说道：“萧将军，此乃皇帝御赐的好酒。”此时，萧道成的身体发抖，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吴喜和萧道成都是征讨叛军的重臣，他不忍心再看萧道成受此惊吓，便说：“萧将军莫怕，此乃皇帝试探之意。”
　　听完吴喜的叙说，萧道成长出一口气，遂安下心来。萧道成设宴款待吴喜。席间二人推杯换盏，萧道成端起酒杯意味深长地说道：“吴将军此来，萧某也了却了一块心病，还望将军回京后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
　　吴喜也很豪爽，端起一碗水酒咕咚咕咚饮了下去，把碗放到桌上说道：“萧将军尽管放心，我一定奏明皇上，说你是衷心辅佐朝政的。”
　　过了不久，从朝中忽然传来吴喜被杀的消息，而恰在此时，皇上又给萧道成下了一道圣旨：命他速速进京！部下闻言聚集大帐，力劝萧道成不要进京，以免被皇帝杀害。
　　此时，萧道成却冷静下来。对于朝中的局势他自有看法，他说：“诸位尚不明白这内里的奥妙，皇上杀其诸位兄弟保护太子的目的已经完成，而与我们这些外姓他族没有关系，我应速速出发进京，事缓必被怀疑。——现在皇上实行暴政，天下将乱，我萧某还请诸位多多努力，以备将来。”
　　萧道成不带一兵一卒，独自一人进京了。明帝见萧道成孤身一人来京城，就打消了对他的顾虑。
　　萧道成一直安然无恙，直至明帝去世。公元473年太子即位，萧道成受遗诏参与朝内机要事务。

新亭大战
　　公元474年5月12日，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谋反，并率大军两万、轻骑五百自浔阳出发，昼夜兼程，向京师逼近。
　　萧道成应召来到朝廷议事。满朝大臣个个愁眉不展。萧道成沉思一会，说：“昔日于长江上游谋反的，皆因为其行动迟缓导致失败。刘休范把持重兵多年，理应深知这个道理。他必定趁我不备，轻兵直下。我认为现在最好的退敌之策应是大军集新亭、白下，以有利地势拒敌，而不急于与其应战。刘休范长途跋涉，必定粮草供给不上，等其求战不能，自然瓦解。因此，我请求囤兵新亭，挡住其进攻锋芒；征北将军张永守白下，如是，就请诸位安坐大殿之内等待我军击破叛军的佳音吧。”
　　这时，中书舍人孙千龄提出异议，说：“我看此战事应该依照过去惯例，派遣大军据守梁山。”
　　萧道成闻言，立刻正色道：“现今叛军离京都已近，我军去梁山干什么？新亭乃兵家犯冲之地，我愿意在新亭以死报国。平日对你等可以迁就，但此刻关系朝廷生死存亡，决不可听从你的建议！”
　　原来这中书舍人和叛军首领刘休范有同谋之犯，才有此说。
　　所议战术报于皇帝，萧道成当即被加为平南将军，即刻率领大军向新亭进发。时间紧迫，来不及授甲，朝廷就命令打开南北的两个武器仓库，任由将士自己去拿兵器。
　　萧道成率大军来到新亭，立即下令全体将士修筑工事城垒。还没修好，刘休范的先头人马已经赶到。为安定军心，萧道成在大帐榻上解衣高卧，仅派二千人马前去与敌兵交战。敌先头队伍不支，遂败退。不几日，刘休范率叛军赶到，并立刻向官兵发起进攻。萧道成号令将士全力搏杀，但是敌军人多势众，攻击非常猛烈，许多将士面露恐慌之色。萧道成见状，立刻大声呼吁：“众将士莫担心，敌兵虽多，但他们阵脚很乱，士气不高，我们一定可以击败他们！”
　　此时，张敬儿策马来到萧道成身边，说道：“萧将军，我有一计可破敌。”
　　萧道成说道：“快请讲。”
　　张敬儿说：“敌兵势头甚猛，我等处于劣势，若我与黄回前去敌军诈降，必会让其信服。若诈降成功，可伺机斩下刘休范首级，那样敌兵会即刻溃败。”
　　萧道成远远看到刘休范其时正率几十个手下在城南的临仓观战，不由点头称赞：“此计甚好！”
　　当下，萧道成和张敬儿密谋了一番，张敬儿、黄回就率一队人马出了城南，做仓皇状向刘休范处逃奔，并谎称受到官军排挤，前来投降。
　　刘休范大喜，将二人召到所乘的肩舆旁边，黄回向刘休范说了一些官军中的所谓秘密，然后说道：“刘将军，驻守新亭的萧道成将军也有归降之意，不知刘将军是否允许？”
　　刘休范闻言道：“甚好！”
　　接着，对此深信不疑的刘休范又对张敬儿、黄回说：“此事还请萧道成将军放心，我刘休范一定会器重萧将军，决不食言。”
　　张敬儿说：“刘将军与萧将军交往不深，只是如何让萧将军相信呢？”
　　刘休范说道：“这个好办，为表我诚心，可派我的两个儿子到萧将军处作为人质。”说毕，即派人将两个儿子刘德宣、刘德嗣送到了萧道成的大帐之中。刚一送到，即被萧道成下令斩首。
　　当晚刘休范便让人备了酒宴招待张敬儿、黄回。酒过三巡，刘休范就醉了。张敬儿借着倒酒之机，从刘休范腰间快速抽出战刀，闪电般将其斩首，取下头颅，疾驰而去。
　　两个人带着刘休范的首级赶回了大营，萧道成大喜。立刻派首领张灵宝将刘休范的首级送往台城。张灵宝马上起程，行至半道，突然杀出刘休范的大队人马，张灵宝慌乱之下将刘休范的首级扔进了路边的水沟，仓皇逃向台城。
　　到达台城的张灵宝向众人报告，说刘休范已被斩首，但无凭无据无人相信，而刘休范的大军也不清楚主帅已经身亡，仍在城外作殊死的搏杀。
　　而叛军又到处散布其首领刘休范在新亭，许多士民惶惑，一时间约有千人制了名刺前来新亭求见刘休范。
　　萧道成把手下收到的所有名刺，当众烧毁，登上城墙对下面的士民大声说：“叛军首领刘休范已于昨日被我将士诛杀！尸体现在南岗，那个活着的人是我萧平南，请大家仔细辨认，万勿上当！现在那些求见刘休范的名刺已全部被烧毁，我大军必定将叛军打败，请大家放心，切勿惊慌害怕！”
　　闻言，城内外的士民安定下来。
　　随后萧道成派陈显达、张敬儿率领将士向敌营发起进攻。
　　陈显达随即引领大军出战，一鼓作气攻破叛军杜黑骡营垒，张敬儿率部随后攻破杜黑骡把持的宣阳门，大败敌军，并将叛军首领杜黑骡和丁文豪团团包围捉拿后斩首。他们乘胜追击又攻克了东府，平定了所有叛军余党。
　　萧道成率领大军凯旋而归，百姓沿道聚观欢呼，他们指着端坐战马上的萧道成，赞不绝口地说：“平定叛军，保全国家，全仰仗这位萧大将军！”

入朝执政
　　回朝后的萧道成因立下战功威望大增，被皇帝委任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京戍卫建康。皇帝又将萧道成与同样具有威望的袁粲、褚渊、刘秉四人同时授以辅政高官，轮留入值，商议决定朝中重要事务。他们被人称为朝中的“四贵”。自此，萧道成以中军领的身份逐渐掌握了朝政。
　　这年夏季的一天，萧道成正躺在床上熟睡，袒胸露腹，废帝刘昱闲来无事带人闯入领军府，他看到赤裸上身的萧道成肚脐孔很大，不由赞叹道：“好一个箭靶子!”
　　说毕叫人把萧道成唤醒，并要他直立着，说道：“朕想用你的肚腹当箭靶，脐孔当靶心，练习箭法。”
　　萧道成惊慌失色，急忙护住腹部连叫：“老臣无罪！老臣无罪啊！”
　　这时与萧道成有交情的卫护队长王天恩在一旁劝说道：“萧将军腹部硕大，实在是一个好靶子，但是，今天一箭将他射死，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靶子了。不如用假箭练习，免得损伤靶子。”
　　刘昱这才改用假箭射了萧道成一番。萧道成知道小皇帝刘昱生性残忍，一天不杀人就不自在，自己在朝中功高权重，遭其忌恨，有好几次差点被他杀害。萧道成忧心忡忡，思谋道：我若不除掉这个乱杀无辜的小皇帝，自己不知哪一天就会遭枉而死。
　　一天，萧道成因事和袁粲、褚渊单独相聚，谈完正事，萧道成道出了小皇帝刘昱欲杀害自己的担心，然后说道：“皇上现今才十几岁，年幼无知，且杀性贪婪，不足以担当我朝大任，我等可将其废黜另立皇子。”
　　袁粲听后反对说：“主上年幼，微过易改；废立之事不易轻举。纵使成功，身为人臣亦终无全地。”
　　褚渊见袁粲反对后默不作声。
　　此后一日，萧道成的心腹部下纪僧真说：“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岂能坐受夷灭！存亡之机，敬望熟思。”
　　萧道成听了，不住点头。暗中抓紧独自运作此事的准备。
　　又一日，萧道成在自己的府邸和心腹密谋此事时，心腹说：“我等可以到广陵兴兵举义，然后使萧将军之子萧赜将郢州兵东下于京口会合，最后合力直捣京师。”
　　萧道成倒背双手走来走去，过了良久，说道：“这样倒是可以试一试。”过了一会又摇摇头，说：“如此，并无把握。”
　　随后萧道成派密使前去告知心腹部下行青、冀二州刺史的刘善明和东海太守垣荣祖，要他们在初秋时惊动北魏，若边境有事，吸引朝廷注意，他这里便好下手。
　　刘、垣二人商议后回复说：“大宋江山现在看来行将败亡，以皇上的所作所为及朝中人人惶恐的局势，宋朝灭亡不久即来，此乃人人共知，应当静以待之，不宜远离京师。至于惊动魏人，不但无助于事，反会招致祸患。”
　　萧道成的族弟萧顺之、次子萧嶷也认为乘刘昱离宫出游之机举事易于成功。经反复考虑，萧道成最后决定稳居京师，待机行事。
　　当其时，对刘昱残暴统治不满的人逐渐投靠到萧道成的门下，忠心于萧道成的越骑校尉王敬则来到萧道成府邸，说：“为萧将军成其大业，我愿去打探小皇帝刘昱的行踪，每日向萧公禀报。”
　　随后王敬则不畏辛劳，每晚出行，身穿黑衣伏于皇帝出行的路边查看刘昱的举动，探听他的言行。凡有重要情况必详细说给萧道成听。萧道成对王敬则赞赏有加，特命他暗中拉拢刘昱左右，王敬则依计行事，很快将刘昱身边的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十五人串通，保持与其联络，对皇帝伺机行事。
　　公元477年7月6日这天晚上，员外郎桓康前来萧道成在领军府内，神色紧张，坐下后对萧道成说：“萧将军，臣刚才见皇上微服带领左右随从从领军门前路过，听得他身边的人说‘满府皆已眠，何不从墙而入’。皇帝说‘朕今晚有一去处，这儿等明晚吧’。”
　　萧道成顿时紧张起来，说道：“明晚！陛下莫非对我下手吗？”
　　次日晚上，萧道成不敢入睡，心中惶惑不安，盘算着如何应对小皇帝的偷袭，忽听得大门被人撞得砰砰作响，府内顿时显得有些惊慌，萧道成不敢让人开门。门外有一个声音压低了嗓子喊：“我是敬则！”
　　身边的人听出了是王敬则的声音，忙问：“何事？”
　　王敬则说：“皇帝刘昱刚才已被他的左右杀死，快请萧将军入宫主事。”
　　此时萧道成仍然惊疑不定，忽而担心莫不是皇帝设计骗他开门，而后杀死他。萧道成迟疑着并不开门，此时，从外面抛进来一个东西，重重地落到地上。众人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萧道成急忙叫人用清水冲洗干净。看到正是小皇帝刘昱的人头！
　　时年15岁的小皇帝刘昱就这样死于非命。
　　萧道成立刻让人开了大门，自己换上了一身戎装，众人也装束齐整携带武器，便骑马直奔皇宫。来到承明门，萧道成让人急呼开门，并喊：“皇上回宫。”
　　城门打开，众人蜂涌而入。因平时回宫，守门卫士担心不知哪儿不对惹了皇帝刘昱，横遭个杀身之祸，均不敢抬头，不敢仰视，个个垂手低头，立在一旁。萧道成因此顺利进宫，无人怀疑。
　　全副武装的众人闯入大殿，殿内人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个个惶惑。萧道成站在大殿之内大声地说：皇帝刘昱已被杀死！看惯了小皇帝杀人如捻死一只蚂蚁的宫内各色人等，顿时欢呼雀跃，高呼万岁。
　　次日天明，萧道成即以太后的口谕下令召袁粲、褚渊、刘秉入宫。大殿内萧道成向众人通报皇帝刘昱已被杀，三人不及发话，萧道成把目光转向生性懦弱无能的刘秉，问：“君是国家重臣，今日之事，将如何处理？”
　　刘秉侧目萧道成，见他须髯尽张，目光如电，不由移开目光，嗫嚅着说：尚书众事宜交我处理，军旅处分，一委领军。
　　萧道成转过目光面对袁粲说道：“请将军拿个主意。”
　　袁粲不以为然地说：“不敢当。”
　　一旁的王敬则立刻站了起来，从腰间拔出一把战刀，舞动着，寒光闪过众人的脸，并大声吼叫：“今天主事皆应给萧公，敢有异议者，血染敬则的刀！”
　　王敬则说着取来一顶白色的纱帽戴在萧道成的头上，嚷道：“任何人不得反对……做事须趁热打铁！今日定要立萧公为天子！”袁粲张嘴刚要说话，王敬则立刻呵斥：“住口！”萧道成一听要立他为帝，自知尚有异己，需暂缓行事，便假装恼怒地对王敬则呵斥道：“天子岂是我辈所当做的？你懂什么！”王敬则随即闭口不言。
　　褚渊看了一眼萧道成，说道：“非萧公无以了此事。”并走向前来，躬身将所领事权的印绶交给萧道成。
　　萧道成立刻发话：“按法入东府迎安成王入宫即位！”
　　袁粲、刘秉面露不悦，未及表示，只听“喀嚓”一声，几把长刀架在了脖子上，二人面色苍白，仓皇出门而去。
　　当日，萧道成又以太后的名义，历数刘昱种种罪行，将其追废为苍梧王，诏立安成王、10岁的刘准即位。随后萧道成出镇东府，任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至此，萧道成军国大事一手包揽，随之在朝内安插亲信，控制大小军政要职，而刘秉、袁粲则被放置虚位，不得预政。朝野内外人人皆知刘宋政权大势已去，萧道成有不臣之志。一场新的矛盾已在酝酿之中。

铲除异己
　　公元477年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向众人宣称：太后手谕，“社稷之事，一以委公”，随后勒马派兵东下。后又书信给萧道成：萧公不与诸公商议，不向太后请示，结交少帝左右，亲行逆弑；且在朝内移易旧臣，布置亲党，专擅朝政，有亡宋之心。
　　萧道成看完信大怒：想当初我与你沈攸之一向关系甚密，我长女嫁于你三子为妻，交往颇好，此等亲家关系，你居然不念旧好，不服我所为？！
　　萧道成有意问信使：你可知道沈刺史为何如此？要如实讲来！
　　那信使胆怯地说道：沈刺史自认当年名望比萧将军高，现今萧将军专理朝政，沈刺史不服……
　　不日，萧道成闻说沈攸之已举兵谋反，随之便调兵遣将，布置讨伐事宜。后一日，亲自来到石头城，面见袁粲，意在商讨出兵之事。
　　当下，袁粲的手下回复说：“袁将军身体欠安，不能见客。”
　　萧道成无奈只好回了朝廷，心想：袁粲真乃不识时务。随即又召褚渊进入台城，授予防范事务，褚渊凡事皆听从萧道成安排。
　　袁粲知悉萧道成有谋反篡位之心，已与刘秉秘密结交湘州刺史王蕴和将帅黄回、任候伯、王宜兴、卜伯兴等，欲共同除掉萧道成。通直朗原达闻知袁粲不肯见萧道成，便说：袁公，如此表示，怕是萧道成生疑。
　　袁粲说：“我见了萧道成，若他以主上年幼要我协助料理为由劫我入台城，我如何拒绝？若一朝和他共事，岂不受他挟制。”
　　不久，袁粲听说入台城后的褚渊唯萧道成的命令是听，从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而谋划铲除萧道成的事准备停当好，袁粲欲考虑将此事告诉褚渊，众人听了都表示：“褚渊与萧道成关系甚密，不可。”
　　袁粲说：“褚渊受制萧道成，虽表面服从，其内心未必不响应我等。”袁粲于是择日将此事告知了褚渊。
　　褚渊闻听此事，内心颇为惊惧，不敢怠慢，当下就告知了萧道成。一脸惶恐的褚渊看到萧道成并无惊慌之色，颇有些不解。萧道成沉吟了一会，说道：“我已有耳闻，褚公的言辞，更证实了此种说法已可信。”
　　萧道成当下便派一心腹大将以协助袁粲为名驻守石头城，又派遣王敬则与卜伯兴共同执掌禁卫兵，意为监督防守袁粲与卜伯兴。
　　一日早晨，袁粲召集众人在其府内密谋：“假以太后令，遣领军将军褚渊与卜伯兴领宿卫兵于朝堂攻杀萧道成，黄回率军从新亭接应，刘秉、任候伯等援助石头城。诸事安排妥当，等夜间行动。”
　　当日密谋完走出堂外的刘秉，一直惶惧不安，刚至午后三点，便忙着打点行装。将要行走，觉得口渴，便叫人端来汤碗喝下，谁知两手不停发抖，汤水洒了一前襟。天色已暗，刘秉急命人用车载着家眷妻小上路，后面跟着几百名部下，招招摇摇从大街上走过，奔石头城而来。
　　袁粲见刘秉如此这般，惊问道：“为何这么早便匆忙而来？！”当下又疑虑重重地说：“怕是今日必败了！”
　　刘秉擦拭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得见公，万死何恨！”
　　袁粲见事已至此，只得引刘秉到府内。
　　而此时，萧道成安插的眼线已飞速赶到他的驻处，得知这一消息的萧道成派人秘密给王敬则送信。王敬则带兵火速赶到刘秉和卜伯兴的住处，杀了两人一个措手不及。
　　萧道成带大兵赶到石头城和袁粲的大军展开厮杀，萧军兵强将勇，袁兵不敌，大败，萧道成很快攻占城池，刘秉携带两个儿子出城逃跑，后面杀声阵阵，追兵冲向前来，手起刀落，刘秉父子脑袋落地。
　　袁粲走下城墙，进屋内燃着蜡烛，满面悲伤声音哽咽地对儿子说：“我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将倾，但为顾全大义理应如此啊。”
　　萧将戴僧静越墙进入房间，持刀逼向袁粲，刀起的刹那袁粲之子袁最闪身护住父亲，被刀砍伤，鲜血喷溅，袁粲急忙抱住儿子，自豪而悲壮地说：“我不失为忠臣，汝不失为孝子！”说毕，父子均被杀死。
　　在场的士兵皆为此情此景流下了眼泪。事后建康城传诵着这样一首民谣：“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
　　黄回此时正在大帐中整军待发，按预定计谋从御道直攻台城，忽然手下来报，起事泄密，只得按兵不动。萧道成已知其原委，故不露声色，后继续对黄回安抚使用。
　　一个叫莫嗣祖的人曾为袁粲、刘秉的手下，一起参与过密谋造反，萧道成听说后派人把他带到面前，故意质问：“袁粲谋反，为何知情不报？”
　　莫嗣祖答道：“小人没有见识，只知知恩图报，怎敢泄露其大事。现在袁公已死，为忠义，只求一死。”
　　萧道成哈哈一笑：“知你对主忠心，我不怪罪，你且去吧。”
　　除主要谋反者外，萧道成对其余胁从者也皆不问罪。
　　此前，西线谋反的沈攸之率大军从江陵出发，朝廷将领柳世隆率领所部与其厮杀。而此时萧道成带兵移屯阅武堂，全力对付西线，派黄回为平西将军，并将心腹随之前往。沈攸之大队人马和朝廷大军恶战三十多日没分胜负，渐渐地，许多士兵丧失斗志，纷纷逃跑。沈攸之只得丢弃了江陵城，率领一部人马过江，进至鲁山，部下将士人心涣散，争相逃走。随后，他率残部退回江陵，发现江陵已被萧道成手下的人马占领，手下人探得：此乃雍州刺史张敬儿的人马。士兵见状，立刻四下逃散，沈攸之见已无路可走，与儿子一同来到栎林中，自缢身亡。
　　平定叛乱后的一日，萧道成在府邸内静坐，想到黄回，觉得有一块阴影挥之不去，来回走动，思忖道：黄回终是不宜信任的，不除此人，将会给我带来祸乱。倘若派人前去杀他，其手下有数千人兵士，一但不成功，会有更大的麻烦。此事放在了心里，等日后处置。
　　公元478年四月，萧道成以为时机成熟，黄回放松了对他的警惕，便找了一个借口，派人召回黄回说商量军务。黄回赶来入了东府。萧道成不去见他，派了手下桓康带数十人，列数黄回的罪状，进入府内，当下将黄回抓了，向其控诉完罪行，将黄回杀死。
　　至此，萧道成已完全排除了主要异己。无人能动摇他的地位，高高在上的权利，刺激了他内心更强烈的欲望，那就是——代宋称帝。

谋划称帝
　　这年九月，秋夜微凉，萧道成心情格外舒畅，他缓步走出堂皇的府邸，在花园里转了一圈，听不远传来女子的说话的声音，像是宫女，抬头向外望去，见是小皇帝在那游玩，左右尽心地伺候着，萧道成不觉有些莫明的伤感，想这朝廷上下，只要他跺跺脚，就会让人有地动山摇之感，虽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仍然感到有些空落。
　　此刻，他潜在内心的火苗突突外冒：而今万事俱备，只待我做些工作，笼络一批朝臣将来为我所用，这名存实亡的大宋朝江山就是我萧氏的了。
　　他喊了随从，说道：“即刻唤朝臣谢东之子谢胐来府中议事。”不多久，萧道成在府邸召见了骠骑长史谢胐。此时已是晚上，房间内金碧辉煌，萧道成和谢胐相对而坐对，两个小童秉烛侍立，其余人被屏退出去。
　　萧道成谈兴甚浓，从自己的戎马生涯谈到政权的变迁，从历经的战役，谈自己的出生入死，到赫赫战功，又从朝内的大臣的沉浮谈到朝外将士的忠心与谋反。
　　这谢胐只凝神倾听，一言不发。萧道成这才忽然觉得谢胐虽然诗歌写得好，但不是治国之才。面对这谢庄之子、名门之后，他有点摸不准这个颇有才干的人，到底想些什么。
　　萧道成显得颇有耐心，他清楚代宋称帝，成就大业，必须广泛网罗有识之士和社会上影响重大的人。前时，他曾将大臣王僧绰之子王俭联络到身边。这王俭虽只有二十多岁，却好学博闻，神采渊旷，少有宰相之志，颇被时论所推崇，萧道成便委任他为太尉右长史，太尉府中大小诸事均由他办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和智囊。还有出身名门望族的王僧虔、王延之等。江南举足轻重的人物，除了琅琊王就是这世族高门的谢氏。但这谢胐，他如此攻心诱导，他怎么一句话不说。萧道成忽然思谋到：是不是身边有两个小童的原因？
　　想到此，萧道成屏退二人，亲自掌烛，可是谢胐还是一言不发。萧道成无奈，只好又叫来周围侍者，要送客。
　　起身站起来了，王俭这时突然说话了：“以萧公今日之地位，怎么能终生北面称臣呢？”
　　萧道成立刻感到王俭早已洞悉他的内心，脸上立刻正色起来，“卿怎能如此说！”　
　　王俭从萧道成的脸上发现了真实的想法，仍然继续说道：“我承蒙萧公特殊待遇，所以才敢吐露这难吐之言。宋氏失德，非萧公无以济世。但现今人情较薄，要永保现状恐不能长久，萧公若稍有推迁，则众望就会离去。不光是大业永远沦丧，就是七尺之躯也难以保全啊！”
　　萧道成点头说道：“卿所言不无道理。”
　　王俭继续说：“按萧公今日的名位，是立有大功的首辅宰相，自应高出群臣，应先表示一点变革。这事应先让诸公知道，请让我前去告知。”
　　萧道成说：“我自会前去的。”
　　几日之后，萧道成首先去了褚渊府上拜访，二人寒暄过后，萧道成坐下来便谈起朝中的一些近况，聊了一些闲事，后来转入正题，便委婉地说道：“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要升官……”
　　褚渊却说道：“萧公刚刚升了太尉、都督，恐怕一二年间不容移官，况且，吉梦也未必应在旦夕。”
　　萧道成无以言对，话不投机，只得告辞。
　　回到府内，萧道成有些闷闷不乐，便叫人召来王俭，说了事情的经过。王俭沉吟了一会，微笑着说：“这褚渊还是未明白其中的道理。”
　　萧道成抬头看着王俭，王俭又说：“我有一个想法，萧公可以加升太傅，假黄钺，让人作诏。”
　　萧道成随即找来亲信任暇，说了此事。任暇说：“按事理，此事应报告给朝中诸公。”
　　萧道成说：“若诸公不从，又该如何？”
　　任暇拍拍胸脯，说到：“那几个老臣，只知道护全身家性命，保佑妻儿老小，没有什么奇才异节，我来办成此事。”
　　任暇去了不久，没过几天来萧道成府邸，说道：“萧公，此事已经办妥。”
　　公元479年3月，名存实亡的大宋江山，由萧道成独揽大权，他说服几个重臣，胁迫小皇帝进其为相国，又封为齐公，加九锡。萧道成随后又立为齐王。
　　公元479年4月辛卯日萧道成准备逼小皇帝刘准退位。这一天，萧道成要宋顺帝刘准到殿堂举行禅位仪式。刘准害怕遇害，躲到佛盖下面不去。萧道成的部下王敬则带兵抬着板舆进殿，左寻右找才找到了他，把他抬走。萧道成降封刘准为汝阴王，迁居丹阳，派兵监管。5月己末日，监视刘准的兵土忽听得门外马蹄声杂乱，以为发生了变乱，就一刀将刘准砍死。
　　此时，司空兼太保的褚渊等人奉皇帝玺绶，率领百官来到萧道成的齐宫，而萧道成辞让不受。百官又再三恳请，还有人进符命，说：东汉历经196年禅让于魏，魏历经46年禅让于晋，晋历156年而禅让于宋，宋自永初元年到声明三年，共60年。“六”是亢位。历代都是六终六受，这就是天命。因此，他们请萧道成顺应天时，膺符瑞称帝。群臣一再恳求，萧道成做勉强状答应。

建立齐朝
　　经朝臣们商议，选定黄道吉日，萧道成举行了隆重的即位大典。回到宫中，萧道成宣布改元为建元 大赦天下。至此，齐正式建立。
　　萧道成在群臣的拥戴下，登上皇帝的宝座。群臣三呼万岁，一片俯拜之景，耳边尽是歌功颂德之音。萧道成可谓心满意足，踌躇满志。
　　一日，萧道成端坐在朝堂之上，打开一张上表，展开观看，不觉吃了一惊，越往下看，不由怒气上升。
　　此为一叫裴颀的下官在上奏的表中悉数列举了他废宋称帝的一系列罪状。于是萧道成怒火中烧地问道：“这个大胆的裴颀现在何处？！”
　　他的左右说：“他摘下乌纱帽离开了。”
　　萧道成更加生气，思忖道：这个裴颀竟敢如此放肆，根本没把我萧道成放在眼里，居然公开向我示威，不杀他我怎能服众。而我新朝又怎能树起威望！于是传令下去：“立杀裴颀！”
　　没过两天，太子上朝奏说：“陛下，孩儿启奏，谢胐连日来藐视新朝，影响甚坏，是否将其斩首示众？”
　　萧道成沉吟片刻，说：“不可，此事再议。”
　　萧道成回到寝宫之后，忆起前事，对太子说：“我称帝前数次邀请谢胐为自己服务，他拒不听我言，冥顽不化，后来虽有些松动，但其内心始终不服我。我曾置酒款待他，席间谈到魏晋故事，说起魏朝末年，司马昭执掌政权，一个叫石苞大臣并未劝他称帝，司马昭死后，石苞却从扬州赶来奔丧，还恸哭说：基业如此昌盛，而你却已人臣而终！但是与此相反的是，到了西汉末，一个叫冯异的大臣却竭力劝刘秀称帝，结果他成就了刘秀的一番大事业。”
　　太子问道：“他如何反应？”
　　萧道成摇摇头，继续说：“我已经明说了，我说石苞不早劝司马昭，待到死后再哭，为时已晚。与西汉的冯异相比，他是不了解时机啊。可是谢胐不但不为所动，却说：司马昭以臣事魏朝江山，也必将终身北面称臣。假使魏朝皇室要依唐、虞的故事，也应当三让天下，如此方显出司马昭节行之高了。我听了之后很不受用。”
　　太子说：“现在宋朝皇帝禅位于我齐朝，谢胐身为侍中，本应解玺绶以受我大齐，可他却不理不睬，最后竟然当着众人，身着朝服登车归家，这让我皇尽失颜面啊。”
　　萧道成说：“是啊，我早已想除掉他，可是，我大齐大业刚起，基础不稳，暗中反对我们的人还很多，谢胐名重望高，杀了他，一是影响不好，二是谢胐反因此成名；而我们不处置他，倒正应了容之于度外的说法。”
　　过了一段时间，萧道成找了一个借口，捏了谢胐的一个错处，免了他的官职，流放他回了老家。
　　为了稳固大齐基业，萧道成广开言路，请群臣上朝广泛商议朝政，许多大臣纷纷进言，有说废除宋朝时的苛政细制的，有说停止讨伐交州的，有说减免宋朝时的苛捐杂税，限制贵族富民封略山湖侵渔百姓的……百官热烈进言。
　　萧道成对进言的官吏予以奖赏，随后下诏：二宫诸王，都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又下令减免百姓逋租宿债，减免市税。
　　针对宋朝流传下来的奢侈浪费之风，萧道成特别强调节俭。一天，他去主衣库发现库中有玉导，便叫手下人予以击碎。又全面翻捡主衣库，查看是否有其它异物，并将那些能助长豪华奢侈之风的东西全部销毁。后来萧道成又要求后宫器物栏杆不得用铜来装饰而改用铁，内殿设黄纱帐，宫人穿紫色的皮履，华盖除掉金花爪，用铁回钉……
　　他经常对群臣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公元480年，萧道成下令扩大清理户籍，按大臣虞玩之的建议，设立校籍官，以宋元嘉二十七年版籍为准整理户籍。规范了当时的人口管理混乱的局面。
　　萧道成戎马生涯，却饱读经书，对于书法也勤学苦练，且水平颇高。他经常写一些字赐给臣下，一些人看了夸他写得好，都说：“陛下的字天下无双。”因热爱书法，萧道成倡导经常举行书法比赛。
　　一天，他听说有个叫王僧虔的人是个大书法家，于是下诏让其到宫里来进行了一场书法比赛。王僧虔，官至侍中，为“书圣”王羲之的四世族孙，既继承了祖法，又有创新，在当时被誉为“天下第一”。
　　王僧虔满口答应。这下急坏了他的夫人，夫人说：“你好糊涂，怎好答应与陛下比赛？若你要赢了，就会大祸临头——倒不如寻个借口不去了吧。”王僧虔摇摇头：“既已领旨了，一定得去。夫人想了想说：“那就故意写得差些，认输算了。”王僧虔又摇摇头：“既是比赛，就应该全力投入，若是弄虚作假巴结主上，不是有丧人格了吗？夫人忧心忡忡，他自己反倒很轻松：“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应对。”
　　皇宫里，文臣武将都到齐了，金銮殿正中的案上，已摆好了文房四宝。比赛开始，萧道成先出场，他趋步案前，右手提笔，左手挽起袍袖，屏息凝神挥洒起来。刚搁下笔，群臣叩拜于地，山呼万岁，齐声叫好。
　　萧道成面露得意之色，目视王僧虔：“王爱卿，请吧。”
　　“臣领旨。”王僧虔说完，饱蘸浓墨，欣然落笔，龙飞蛇走，一气呵成。围观的大臣，又发出阵阵赞叹，碍着萧道成的面子，声音低了许多。
　　萧道成端坐龙椅，向群臣发问：“众卿来评一评，是朕写得好，还是王爱卿写得好？”有人附和说：“陛下写得好，陛下第一。”萧道成看了王僧虔一眼：“王爱卿，你说说谁第一？”?
　　王僧虔却回答说：“臣书第一。”
　　此言一出，许多大臣有些担心，暗自嘀咕：王僧虔，你怕是要惹恼皇上了。
　　萧道成脸色有些挂不住，面露温怒，正待质问，王僧虔又说：“不过陛下也是第一。”
　　萧道成疑惑地问：“此话怎讲，怎么会两个第一？”
　　王僧虔答道:“自古君有君纪，臣有臣纲，君臣怎可相提并论。臣的书法，在文武大臣中可称第一。陛下写的字，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帝王可以胜过，所以陛下的书法，是皇帝中的第一。”
　　萧道成呵呵笑道：“历代帝王怕是没有一个比朕写得好的，朕就当仁不让了。 ”
　　不过萧道成自己心里明白，他的书法是不如王僧虔的好。
　　性格深沉为人宽厚的萧道成，常与手下大臣下围棋，直阁将军周覆、给事中褚思庄都曾和萧道成下过棋，而且一下就是很多局，并不觉得疲倦。一天，萧道成与周覆下棋，下到中途，忽然发觉不妙，想撤回走了棋子，这时周覆却用手按住了萧道成的手。萧道成笑笑，作罢。
　　棋桌两面坐着的人，地位虽然差别很大。但因为两人的中间是一个棋盘，地位就变得平等了，这是围棋的奇迹，“无贵无贱，无长无幼”，棋之所在，平等之所在也。围棋的性质是需要平等的，如果不平等，就不能下好一盘棋，棋盘两面的力量如果不平等，就要想办法让它平等。萧道成通过这种方式联络了和大臣之间的感情，凝聚了朝臣团结他的力量。
　　萧道成有一布衣之交，此人叫虞景豫，萧道成刚踏仕宦，家中并不富有，虞景豫常送东西给他。萧道成心中感激，二人遂成至交。
　　一日，萧道成去豫章见到时任为豫章内史的虞景豫。虞景豫很喜欢饮食美味，精通众多美馔佳肴的制作。萧道成说：朕想品尝你近制作的菜肴。
　　当下虞景豫便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萧道成拿起筷子一边品尝，一边赞叹说：“这些菜肴真是美妙！那御厨制作的菜肴太没味了。”
　　萧道成知道虞景豫有许多烹饪妙方，却从不传授给别人，故意说：“卿可否将烹饪妙方授予御厨？”
　　虞景豫仲摇头说：“陛下，这些美味你都品尝过了后，我可以请你品尝新的菜肴，不必让御厨做那些尝过了的菜。”
　　萧道成心中不悦，便喝起闷酒来，当晚喝醉了。虞仲便召来御厨讲授了醒酒的烹制方法。御厨依法而烹，献给萧道成。萧道成食后神清气爽，问明是吃了虞景豫献的醒酒方，没有责怪虞景豫，很是感激，后来更为器重他。
　　公元483年，萧道成上过早朝，众臣退下，唯有一名叫荀伯玉不肯走。见状，萧道成问道：“爱卿，可有事？”
　　荀伯玉叩拜道：“老臣有一事……”
　　萧道成见他犹疑，说道：“但讲无妨。”
　　荀伯玉道：“是关于太子殿下的，不知圣上可曾知晓东宫所为？”
　　萧道成说：“朕不知，请爱卿明说。”
　　荀伯玉说：“太子殿下以为随皇上同创大业，平日里甚是骄傲，诸多事专行，太子左右张景真等人骄横跋扈，私自用刑，伤及他人，亦有很多不法之事，下人敢怒不敢言，且东宫了很多用物违反圣上的定制。朝臣中多人知道，且都不敢言，今老臣斗胆畏死而言，况且，此事我不说，只怕没人敢说，今日太子出行永安、泰安，老臣才有机会秉报，请皇上明查。”
　　萧道成闻言，一脸怒气：“爱卿只管放心，朕定会处理好此事。”
　　萧道成走下殿来，扶起荀伯玉，赐座，和荀伯玉对面做下，语重心长地说道：“朕有十九个儿子，早夭六个，余下十三个，确有几个勇猛过人，几个年长的为我创下了大业，太子即是其中之一。我为他们骄傲，但我不能因为他们为我成就了大业就任由他们的胡作非为！”
　　随后，萧道成派人校检东宫。查证属实。
　　当日，萧道成次子豫章王萧嶷乘快马赶往泰安，见到太子萧赜，说了萧道成校检东宫并发怒的事。萧赜见天色已晚本欲停靠了船只住一日，听说此事立刻乘快马，当夜直奔建康而来。
　　次日，萧道成派两个孙子萧长懋、萧子良宣敕责备太子萧赜，并拿出张景真的种种证据，并嘲讽地让他以太子令去杀张景真。
　　太子知道，父皇已非常盛怒，又惊又怕，开始装病不上朝。
　　过了一个多月，萧道成余怒未消，这天他在府邸内筹划废黜太子另立他子的事，想了一阵有些烦躁，便闷闷不乐来到太阳殿，躺着休息。
　　这时，看见王敬则一个人走了进来，来到跟前叩头，说道：“圣上，臣虑天下日浅，太子无事被责，人情恐惧。臣愿奉陛下去东宫把事情说明白。”
　　萧道成听了，心下不由一动，但仍不动声色。王敬则见萧道成不语，立刻大声向左右宣布：“速伺侯圣上往东宫！太官备酒馔，左右伺侯车舆！”
　　萧道成卧着，仍然不肯动弹。王敬则拿了他了衣帽，给他穿戴整齐，又拉着萧道成上了车。
　　来到东宫，太子见了急忙下跪，萧道成也不理会。王敬则又召来诸位王子，命人设宴席。
　　席上，萧道成的诸子长沙王萧晃手执华盖；临川王萧映手执雉尾扇，次孙萧子良持酒壶，长孙萧长懋行酒，太子萧赜、豫章王萧嶷则自捧酒馔，众人众星捧月一样，侍奉萧道成，此刻萧道成脸上的表情温和了许多，他开始发话，请大家饮酒吃菜，眼看儿孙其乐融融，太子和次子低声交谈，萧嶷向他投来期许的一瞥。萧道成看到次子萧嶷并无取代太子的意思，他欲将其立为太子的想法也顷刻间被打消。
　　这一次酒宴，众人都非常尽兴，一直持续到天黑，大家酒醉而归。
　　回府邸的路上，萧道成想起了当政之初，他曾问谋士刘献：“我该如何治政？”
　　刘献说：“政在《孝经》。同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出于此。陛下如能鉴前车之矢，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亦必危。”
　　萧道成不由感慨地说道：“儒者之言，可为万世之宝！”

高帝去世
　　公元482年初，萧道成重病，他命人召来太子，病榻前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汝不日即位，当铭记骨肉不可相残；宋氏亲族如不是骨肉相图，岂能被他族乘其衰弊而取代之，汝深戒之！”太子深感父皇所言，深深叩头。
　　同年三月壬戌日，萧道成在临光殿驾崩，时年五十六岁。死后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葬于武进县泰安陵。

"

［公元四七七年至五二三年］字思晦，琅邪临沂人。生于宋顺帝升明元年，卒于梁武帝普通四年，年四十七岁。年数岁，风神警拔，有成人之度。弱冠，选尚淮南长公主，拜驸马都尉，除员外散骑侍郎。天监中，历位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家世显贵，与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众谓为刻薄。以左仆射致仕。暴疾卒，谥靖。暕著有文集二十卷，（《隋书志》作二十一卷。此从《两唐书志》）传于世。

孔稚珪（447～501）南朝齐骈文家。一作孔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刘宋时，曾任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任御史中丞。齐明帝建武初年，上书建议北征。东昏侯永元元年（499），迁太子詹事。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生平

孔稚珪，自幼好学，有美誉，为太守王僧虔所器重，聘为主簿，迁尚书殿中郎。萧道成为骠骑将军，慕其文名，引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共掌文笔。后历任尚书左丞、州治中、别驾、从事史等职，又为本郡中正。齐代宋，武帝永明七年，为廷尉。明帝建武初年，为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鉴于北魏连年南侵，征役不息，于是上表提出通和之策，明帝不纳。东昏侯永元元年，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卒，赠金紫光禄大夫。

文学成就

孔稚珪文享盛名，曾和江淹同在萧道成幕中“对掌辞笔”。豫章王萧嶷死后，他的儿子请沈约和孔稚珪写作碑文，可见他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史称他”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但他对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也从不稍假宽容，其弹章劾表，著称一时。

孔稚珪最著名的作品是骈文《北山移文》。文章借北山山灵的口吻，嘲讽了当时的名士周颙故作高蹈而又醉心利禄。类似周颙的情况，自两晋以来比较普遍，因此此文笔锋所指，并不限于周颙个人。文章写得尖刻泼辣，通过对山川草木拟人化的描写，嘻笑调侃，因而历来为人传诵。

诗作特点

他的诗作平庸，钟嵘将其诗列入下品。《乐府诗集》所收《白马篇》中“白马金具装”一首还值得一读。但《文苑英华》收录此篇，署为隋炀帝作。从诗篇声律的和谐和写作技巧的成熟来看，恐以作隋炀帝为是。据《隋书·经籍志》，孔稚圭有集10卷，现仅存文10多篇，诗三、四首，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辑有《孔詹事集》1卷。"

邹浩（1060—1111）字志完，遇赦归里后于周线巷住处辟一园名“道乡”，故自号道乡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生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卒於徽宗政和元年，年五十二岁。元丰五年（1082）进士，调扬州颍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纯仁为郡守，皆礼遇之。哲宗朝，为右正言，累上疏言事。章惇独相用事，浩露章数其不忠，因削官，羁管新州。徽宗立，复为右正言，累迁兵部侍郎两谪岭表，复直龙图阁。卒谥忠，学者称道乡先生。浩著《道乡集》四十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谢庄（421－466），字希逸，南朝宋文学家。陈郡阳夏人（今河南太康县），出生于建康。他是谢弘微的儿子，大谢（谢灵运）的族侄。七岁能作文，二十岁左右入仕，在东宫任过洗马、中舍人。稍后，在江州任庐陵王刘绍南中郎咨议参军。元嘉二十六年（449），又随雍州刺史随王刘诞去襄阳，领记室。次年，北魏使者在彭城和刘宋谈判，曾经问起谢庄的情况，可见其声名远布。以《月赋》闻名。由于历仕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三朝，官至中书令，加金紫光禄大夫，故世称“谢光禄”。

江总（519～594）著名南朝陈大臣、文学家。字总持，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出身高门，幼聪敏，有文才。年十八，为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参军，迁尚书殿中郎。所作诗篇深受梁武帝赏识，官至太常卿。张缵、王筠、刘之遴，乃一时高才学士，皆对江总雅相推重，与之为忘年友。侯景之乱后，避难会稽，流寓岭南，至陈文帝天嘉四年（563）才被征召回建康，任中书侍郎。陈后主时，官至尚书令，故世称“江令”。任上“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陈书·江总传》）。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江总入隋为上开府，后放回江南，去世于江都（今江苏扬州）。"文学创作

江总是陈代亡国宰相，后宫“狎客”，宫体艳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其诗意浮艳靡丽，内容贫弱，多是一些为统治者淫乐助兴之作，因此在历史上声名不佳。但随着国家兴亡和个人际遇的变化，他的诗也渐渐洗去浮艳之色，而时有悲凉之音。今存诗百首，少量赠答诗及陈亡后凭吊故土之作，有一定价值；《闺怨篇》开唐人七言排律之体。《陈书·江总传》载有集30卷。但今存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所辑《江令君集》仅1卷。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是晋朝散骑常侍江统的十世孙。

江总七岁丧父，寄依外祖家。年少时聪明敏捷，性情纯厚。其舅舅吴平光侯萧劢，在当时名望很高，特别钟爱他，曾对江总说：“你节操品行与众不同，神态举止超群出众，将来出名，必当超过我。”江总长大后，勤奋笃学才思敏捷，他家世代相传的书数千卷，江总日夜探究研读，未曾离手。

十八岁时，江总初任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参军。中权将军、丹阳尹何敬容建府置僚属，设置佐吏，都以显贵的后代担任，江总又授职为何敬容府主簿。不久调任尚书殿中郎。

才华横溢
　　梁武帝萧衍撰写《正言》才毕，又写《述怀诗》，江总参与写此诗，萧衍读完江总的诗后，大为叹赏。又调任侍郎。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度支尚书琅邪王筠，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都才学渊博，因江总年少时出名，张缵等人很是推重，结为忘年之交。刘之遴曾以诗文相赠江总。后调任太子洗马，又出京任临安县令，再回京任中军宣城王府内录事参军，调任太子舍人。

梁朝和西魏友好往来，萧衍诏命江总和徐陵出使西魏，江总生病没有前去。侯景寇掠京城，萧衍诏命江总暂兼太常卿，坚守小庙。台城陷落后，江总在外境维艰中逃难，费了几年时间才到会稽郡，住到龙华寺，便写了《修心赋》，大略评品时事。

江总的第九个舅舅萧勃首先占领广州，他又从会稽去投依萧勃。

梁元帝萧绎平定侯景之乱后，诏命江总任明威将军、始兴内史，给江总八百斛太守薪俸让他出行。恰逢江陵陷落，江总遂不成行，从此寄居岭南多年。

效力陈朝
　　天嘉四年，因任中书侍郎回朝廷，管辖侍中省。江总历任司徒右长史，掌东宫管记，给事黄门侍郎，兼南徐州大中正。又授职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东宫、中正职务不变。不久调任左民尚书，后转任太子詹事，中正职务不变。江总因与太子彻夜畅饮，收养良家女子陈氏为女，太子便装去江总住所，皇上怒而免除其职。不久复任侍中，兼左骁骑将军。再任左民尚书，兼左军将军，未授职，又因公事免职。不久任散骑常侍、明烈将军、司徒左长史，调任太常卿。

陈后主陈叔宝继位后，授职江总任祠部尚书，又领左骁骑将军、参掌选事。又转任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再调任尚书仆射，参掌选事职务不变。

至德四年，江总加任宣惠将军，量置佐史。不久授官尚书令，赐给鼓吹一部，加扶，其他官职未变。

昏庸亡国
　　祯明二年晋号中权将军。后任宰相，他不理政务，只是每天和后主在后宫饮酒作乐，还加上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当时称他们为狎玩之客。因此国家日益衰败，典章制度不健全，有上言者，就以犯罪论处，君臣昏庸腐败，以至于国家灭亡。

祯明三年建康陷落后，江总入隋朝，任上开府。

开皇十四年死于江都，时年七十六岁。

家族成员

十世祖：江统
五世祖：江湛
祖父：江蒨
父亲：江紑
长子：江溢
第七子：江漼"

鲍令晖，南朝女文学家，东海（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南桥镇）人，是著名文学家鲍照之妹，出身贫寒，但能诗文。鲍令晖是南朝宋、齐两代唯一留下著作的女文学家。曾有《香茗赋集》传世，今已散佚。另有留传下来：《拟青青河畔草》、《客从远方来》、《古意赠今人》、《代葛沙门妻郭小玉诗》等。"历史评价

梁代诗歌理论批评家钟嵘认为，南北朝宋齐两代能诗文的女子，只有鲍令晖、韩兰英两人。钟嵘说：“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兰英绮密，甚有名篇”。鲍令晖曾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仅存诗六题七首；韩兰英的诗文，则全部佚失，因此，鲍令晖就成了宋、齐两代唯一留有著作的女文学家了。

鲍令晖是“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的妹妹。鲍令晖的诗才虽不如鲍照，可是，鲍照却对宋孝武帝这样说过：“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左思。”左思，是晋太康文坛上重要作家，曾以他的《三都赋》而使“洛阳纸贵”。左芬是左思的妹妹，晋武帝的贵嫔，写有《离思赋》、《啄木鸟》等诗文。鲍照在这里是自谦，然而却把鲍令晖与左芬相提并论，并为有似左芬一样才华的妹妹而自豪。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家父子、兄弟、夫妻为文学家的多有，似左思兄妹一样同为文学家的则罕见。因此，鲍照以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妹妹而自豪，也并不奇怪。

《小名录》记载说：“鲍照，字明远。妹字令晖，有才思，亚于明远。著《香茗赋集》，行于世。”

鲍令晖，鲍照之妹，南朝宋女文学家。东海人。钟嵘《诗品》称她是齐人，但从鲍照《请假启》中所语来看，她似在孝武帝时即已去世。诗文俱佳，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才女。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即写于她。鲍照自以为己才不及晋左思，而妹才亚于思妹左棻。有《香茗赋集》，作品留存不多，《玉台新咏》录其诗七首。其中为人传诵的是拟古之作，如《题书后寄行人》、《拟客从远方来》等，多凄婉之辞，真挚感人，如“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终身执此调，岁寒不改心”等。钟嵘《诗品》评令晖诗：“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又批评她“百愿淫矣”，大约是指她那些诗主要写相思之情。清钱振伦注《鲍参军集》，附注其诗。

鲍令晖由于生活的视野所限，她的诗作除写离思别恨之外，没有多少深厚的社会内容。可是她的诗作，拟古而创新，结思巧妙而又纯厚的手法，还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既然封建时代的钟嵘能在他简约的文学专著中，给于这样一位有才思的女文学家留有一席之地，我们则有更多的理由来予以评说。

鲍令晖以鲍照之妹为人所知，其作品虽数量有限，但有其独特之处，拟古诗注重雕琢词句，对仗工稳，大量使用对偶句，在格律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五言小诗有唐诗风味，这些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文学史尤其是妇女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生平

鲍令晖，生卒年不详，东海人，南朝宋女诗人。鲍照之妹，家境清贫，善作情。钟嵘《诗品》说她是南齐人，但从鲍照的《请假启》中讲到仅有的一个妹妹死去等语看来，她大约在宋孝武帝时就已去世。

据钟嵘《诗品》载，鲍照有一次曾对孝武帝刘骏说：“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可见鲍令晖诗才出众。钟嵘说她的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但又批评她“百愿淫矣”，这大约是指她那些诗主要写相思之情。

令晖诗留传不多，《玉台新咏》录其诗七首，其中为人所传诵的是拟古之作，如《题书后寄行人》、《拟客从远方来》等。清代钱振伦注《鲍参军集》附注其诗。今人钱仲联《鲍参军集注》附有鲍令晖诗。

关于鲍令晖的生平绝少史料记载。关于她及鲍照的籍贯，也大有分歧。有说涟水人，有说是灌云人，其实他们是山东郯城人，而后徙居建康的。这个问题，张志岳同志在《鲍照及其诗新探》一文中已经论明，在此不必赘述。鲍令晖生活在一个贫寒的士族家庭。鲍照谈及他们一家的情况说：“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又说：“束菜负薪，期与相毕。”鲍照说他们一家要靠自己挑柴、捆菜维持生活，是有夸张成分的。然而在南北朝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讲求门第的时代，鲍照说“身地孤贱”，相比之下，并非为过。鲍照一家，生丁孤单，只有妹妹鲍令晖与鲍照朝夕相伴，所以兄妹之间亲爱异常。鲍照曾写有抒发自己离家羁旅惆怅情怀的《代东门行》，兄妹深情溢于言表。

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涕零心断绝，将去复还诀。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遥遥征驾远，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闺卧，行子夜中饭。野风吹草木，行子心肠断。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丝竹徒满座，忧人不解颜。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

这首诗写自己离家时的伤感情景，而送行的人之中当然是以鲍令晖为主角。一路上鲍照脑海里萦绕着的就是满脸泪痕的鲍令晖，当他“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来到大雷池边，思乡之情更为浓重沉郁，对鲍令晖的怀念更为急迫，于是挥毫写成了“超绝笔墨蹊径”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详细地向鲍令晖诉说了自己旅途的所见所闻，并谆谆告诫妹妹：“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勿为我念。”

这些情意深长的诗文，传到鲍令晖的手中，使她如睹鲍照的艰难旅程，于是写下了：

自君之出矣，临轩不解颜。

砧杵夜不发，高门昼常关。

帐中流熠耀，庭前华紫兰。

物枯识节异，鸿来知客寒。

游用暮冬尽，除春待君还。

在此鲍令晖向鲍照诉说：自从鲍照离家之后，自己从来没有欢畅过的时候。坐在窗前，望着鲍照离家的路，忧思则为更甚。夜晚不敢启动砧杵，一使用砧杵，就会勾起思念，只好早早闭上大门。帐中，流萤作伴；庭中，紫兰为友。从草木的枯落，知道时序的变化；信使带来的信，知道客行者的寒冷。只盼着暮冬一过，游客将随着春天一起到来。

鲍照赶到任所，可能没有立即回家省亲，从而使鲍令晖叮咛的“除春待君归”的意愿落空。于是鲍令晖又写了．一首《示行人》：

桂吐两三枝，兰开四五叶。

是时君不归，春风徒笑妾。

桂谢兰开，经秋至春，行人未归，鲍令晖站在和煦的春天里，看到花落花开，经春复始，而自己的愿望尚不及春风来的及时，好像势必会招来春风的嘲讪，所以使自己很不好意思。这首小诗，时序的转换，由桂及兰，写得自然，毫无牵强转折的痕迹。情感的寄寓，借东风催绽春花，表达得蕴藉深厚有致，绮丽而又庄重，蕴藉而又明快，淡雅而又浑朴。诚如王夫之所称道的那样：“小诗本色，不嫌迫促，‘松下问童子’篇，盖从此出。”

鲍令晖比鲍照先死。当时鲍照患病，有着悲观的下世之想。当他得知鲍令晖去世的噩耗，回顾平生“孤苦风雨”，只有鲍令晖与自己“天伦同气”，现在失去患难与共的同胞，又“存没永诀，不获计见”，“私怀感恨，情痛兼深”。先时，上司只批准鲍照在家休假三十天。妹妹的死，及老母的孤苦，这些情景使鲍照再次要求请假一百天，以期抚问自己的凄苦之心。可是鲍照失去爱妹的沉痛的心，又怎能在短期内慰平呢？特别是居家，睹怀旧物，更增添了自己的沉重心情。他在早晨登上南山，睹视埋在垅土中的胞妹，时又值清秋，“露团秋槿，风卷寒萝”，更助情怀，因此“凄枪伤心，悲如之何”。于是写下了《伤逝赋》。《伤逝赋》抒写鲍照悼念鲍令晖郁结愁苦的心肠，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从中可见鲍氏兄妹的深挚感情。

鲍氏兄妹之间的情谊，促使他们诗文往还，表达各自的怀念和相互的关切。这些不仅形成了鲍照诗文的一个主题，铸成为传世名篇，而且也构成鲍令晖诗作的一大主题。令晖诗文，情意深厚，蔚为可观，终成蜚声文坛的重要作家。

鲍令晖的诗作，尚有另外四题六首。其一为《拟青青河畔草》，其二为《客从远方来》，其三为《古意赠今人》，其四为《代葛沙门妻郭小玉诗》二首。这些诗，均属拟古乐府诗题之作。因此钟嵘说鲍令晖“拟古尤胜”。尤胜之处，就在于构思结句“往往崭绝清巧”。仅以《拟青青河畔草》为例，可见鲍令晖诗歌创作的这一基本特色。

袅袅临窗竹，蔼蔼垂门桐。

灼灼青轩女，泠泠高台中。

明志逸秋霜，玉颜艳春红。

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

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

这首诗是拟《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而成的。两首相较，二者虽然有某些手法的相似之处，然而由于两首所抒写的人物的身份不同，情感也就不同，因而也就给人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感。前者是写的荡子之妇，后者则是征夫之妇；前者是青楼倡女，后者则是端庄淑女；前者是怨诽浪荡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远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份的不同，所表达的情意不仅在方式上显著有别，而且在抒发感情的内涵上也有厚薄之差。前者是一个出身倡家的女子，难耐寂寞而对荡夫直泻怨谤，不仅直而显，而且浅而薄。后者则是运用比兴手法，向征夫诉说自己的情怀以明志：“明志逸秋霜，玉颜艳春红。”这就把思妇的坚贞之志、高洁之趣自然托出。“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含情脉脉地道出了自己的企望及这一企望得不到实现的哀苦。鲍令晖借旧题而发新意，是颇有创造性的。

鲍令晖的这四题五首，皆属思妇思念征夫之属。鲍令晖是否有北戍的丈夫，难以考订。可能有，也可能是纯系拟古。但是不论那种情况，鲍令晖的拟古之作，皆得心应手，且多有创格。钟嵘对此，曾有微词，批评说：“唯《百愿》淫矣”，也就是指责她感情过于外溢而不够含蓄。其实，这些诗作，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助之以充盈的才思，使其表现的情感丰满深厚，应当说是一个长处，而不应该把它当作瑕疵看待的。至于陈胤倩说鲍令晖的诗作“亦是子夜之流”，完全视鲍令晖的诗作为绮丽的南朝情歌，那是不无偏颇的。

人物生平

人物简介
　　鲍令晖，生卒年不详，东海人，南朝宋女诗人。鲍照之妹，家境清贫，善作情。钟嵘《诗品》说她是南齐人，但从鲍照的《请假启》中讲到仅有的一个妹妹死去等语看来，她大约在宋孝武帝时就已去世。

据钟嵘《诗品》载，鲍照有一次曾对孝武帝刘骏说：“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可见鲍令晖诗才出众。钟嵘说她的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但又批评她“百愿淫矣”，这大约是指她那些诗主要写相思之情。

令晖诗留传不多，《玉台新咏》录其诗七首，其中为人所传诵的是拟古之作，如《题书后寄行人》、《拟客从远方来》等。清代钱振伦注《鲍参军集》附注其诗。今人钱仲联《鲍参军集注》附有鲍令晖诗。

人物评价
　　梁代诗歌理论批评家钟嵘认为，南北朝宋齐两代能诗文的女子，只有鲍令晖、韩兰英两人。钟嵘说：“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兰英绮密，甚有名篇”。鲍令晖曾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仅存诗六题七首；韩兰英的诗文，则全部佚失，因此，鲍令晖就成了宋、齐两代唯一留有著作的女文学家了。

鲍令晖是“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的妹妹。鲍令晖的诗才虽不如鲍照，可是，鲍照却对宋孝武帝这样说过：“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左思。”左思，是晋太康文坛上重要作家，曾以他的《三都赋》而使“洛阳纸贵”。左芬是左思的妹妹，晋武帝的贵嫔，写有《离思赋》、《啄木鸟》等诗文。鲍照在这里是自谦，然而却把鲍令晖与左芬相提并论，并为有似左芬一样才华的妹妹而自豪。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家父子、兄弟、夫妻为文学家的多有，似左思兄妹一样同为文学家的则罕见。因此，鲍照以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妹妹而自豪，也并不奇怪。

《小名录》记载说：“鲍照，字明远。妹字令晖，有才思，亚于明远。著《香茗赋集》，行于世。”

鲍令晖，鲍照之妹，南朝宋女文学家。东海人。钟嵘《诗品》称她是齐人，但从鲍照《请假启》中所语来看，她似在孝武帝时即已去世。诗文俱佳，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才女。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即写于她。鲍照自以为己才不及晋左思，而妹才亚于思妹左棻。有《香茗赋集》，作品留存不多，《玉台新咏》录其诗七首。其中为人传诵的是拟古之作，如《题书后寄行人》、《拟客从远方来》等，多凄婉之辞，真挚感人，如“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终身执此调，岁寒不改心”等。钟嵘《诗品》评令晖诗：“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又批评她“百愿淫矣”，大约是指她那些诗主要写相思之情。清钱振伦注《鲍参军集》，附注其诗。

鲍令晖由于生活的视野所限，她的诗作除写离思别恨之外，没有多少深厚的社会内容。可是她的诗作，拟古而创新，结思巧妙而又纯厚的手法，还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既然封建时代的钟嵘能在他简约的文学专著中，给于这样一位有才思的女文学家留有一席之地，我们则有更多的理由来予以评说。

鲍令晖以鲍照之妹为人所知，其作品虽数量有限，但有其独特之处，拟古诗注重雕琢词句，对仗工稳，大量使用对偶句，在格律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五言小诗有唐诗风味，这些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文学史尤其是妇女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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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少孤贫，居陋室，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嗜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娶。"生平

东晋末，官江州刺史刘柳后军功曹，转主簿，历豫章公刘裕世子参军。刘裕代晋建宋，官太子舍人。宋少帝时，以正员郎兼中书郎，出为始安太守。宋文帝时，征为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后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刘劭弑立，以之为光禄大夫。宋孝武帝即位，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后世称其“颜光禄”。长子颜竣从孝武帝讨灭刘劭，权倾一朝。凡是颜竣所资供之物，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曾经对颜竣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孝建三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谥曰宪子。延之性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回隐，世人呼之“颜彪”。

颜延之和陶渊明私交甚笃。在颜延之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二人过从甚密；其后延之出任始安太守，路经浔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陶渊明死后，他还写了《陶徵士诔》。

颜延之在当时的诗坛上声望很高，和谢灵运齐名，并称“颜谢”。但实际上，他的成就似乎不如谢灵运。他的诗凝炼规整，喜用典故，堆砌辞藻，往往缺乏生动的情致。汤惠休说他的诗“如错采镂金”，钟嵘也说他“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其诗存世者不少而可观者不多，较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五君咏》五首，是他在被出为永嘉太守时所作。称述竹林七贤中的“五君”，“五君”即嵇康、向秀、刘伶、阮籍、阮咸，而山涛、王戎因为贵显而不咏，借五位古人抒发自己的不平，体现了他性格中正直放达的一面，比别的作品要显得清朗。《北使洛》、《还至梁城作》，感慨中原残破，象“阴风振凉野，飞云瞀穷天。临涂未及引，置酒惨无言”；“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丘垄填郛郭，铭灭无文；木石扃幽闼，黍苗延高坟”等句，感情也比较真实。他的《赭白马赋》，虽属奉诏而作，但如“旦刷幽燕，昼秣荆越”之句，描写骏马奔驰之速，对后来许多咏马诗都曾产生过影响。

《隋书》称有文集二十五卷，两《唐书》作三十卷，佚。明代张溥辑有《颜光禄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评述

在南朝宋时代，颜延之和谢灵运并称“颜谢”。“爰及宋氏，颜谢腾声”，“颜谢重叶以文章”，“爰及江左，称彼颜谢”，从这些南朝人的评论都可以看出颜延之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事实上，颜与谢不能敌体，后来的评论家几乎没有异辞。不过，无论如何，颜延之总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本文试图探讨有关他生平和作品的几个问题。

生平
　　颜氏属于随晋室南渡的门阀之一，不过在高门大姓中地位较低，比不上王、谢、郗、庾这样的甲族。颜延之的曾祖颜含，是渡江颜氏的“始祖”，《晋书》有传。《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出自颜含这一支，晚于颜延之五世。颜之推《观我生赋》中提到，“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可见颜家一直住在建康。赋中又说侯景之乱以后，“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自注：“长干，旧颜家巷。靖侯以下七世坟茔，皆在白下。”《宋书》及《南史》本传并记其“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长干邻近秦淮河，在今天南京市中华门外，正好是“负郭”的地段。颜延之的少年时代可能是在颜家巷的老宅中度过的，其时颜氏已无显宦，所以就成了陋室陋巷。元嘉十年后罢官家居，据其《重释何衡阳达性论》“薄岁从事，躬敛山田。田家节隙，野老为俦，言止谷稼，务尽耕牧”这些话来看，大约在做官以后在郊区钟山一带又有别业。《宋书》本传说是“屏居里巷”，当然不如颜延之自己的话可靠。关于颜延之的出仕，《宋书》本传这样记载：
　　年三十，犹未婚。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先欲相见，延之不往也。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因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
　　《南史》所记大略相同，但略去为刘柳行参军、主薄一句。其实这一段记载是有问题的。刘柳在晋未曾为尚书仆射，《晋书》附其事迹于《刘乔传》，颇为简略，不过他做吴国内史的时间大体还是可以考定的。据《晋书。王凝之妻传》，那位著名的才女谢道韫，丈夫王凝之为孙恩所杀，寡居会稽，太守刘柳曾和她“谈议”。按，孙恩破会稽，王凝之被杀，事在晋安帝隆安三年，孙恩兵败被杀，事在安帝元兴元年。所以刘柳在会稽任太守当在元兴年间。据《本书。谢瞻传》，谢瞻幼年父母双亡，为叔母刘氏所抚养。刘氏是刘柳的姐姐，“柳为吴郡，将姐俱行”。谢瞻跟随叔母到吴郡，为刘柳建威长史，不久转入刘裕幕中为镇军参军。刘裕为镇军参军的时间在元兴三年至义熙二年，所以刘柳为吴国内史而兼太守的时间应当在元兴、义熙之间，而不能晚于义熙三年，因为《宋书．沈演之传》说沈十一岁为“尚书仆射刘柳”所赏识，据沈演之的年岁推算，当时正是义熙三年。综合以上几条证据可以推定，颜延之入仕为刘柳的行参军时在义熙初，时年二十三岁左右。从《宋书》本传行文看，似乎颜延之三十以后才出仕，这和刘柳的仕历相矛盾。
　　与庐陵王刘义真的交往是颜延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情串涉到谢灵运，其原委和经过我已在《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述。永初三年，刘裕病故，少帝刘义符继位，谢灵运于此年外放永嘉太守，成为徐羡之、傅亮的主要打击对象。颜延之当时被从宽发落，留在建康，但终于未能幸免。两年之后，即少帝景平二年，徐、傅又把颜延之外放为始安太守。缪钺先生《颜延之年谱》系此事于永初三年，他认为：
　　《文选》六十颜延年《祭屈原文》云：“维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屿旧楚。”据此，则延之《祭屈原文》乃有宋五年所作；有宋五年，应为少帝景平二年，即文帝元嘉元年，延之贬始安太守亦应在景平二年矣。但细按之，则“有宋五年”之“五”乃“三”字之误，延之贬始安太守，道经湘中，为张邵作《祭屈原文》，皆永初三年事。
　　其理由是：一、谢灵运被贬在永初三年，颜延之被贬，“似不应迟至两年之后”；二、“建屿旧楚”，应当是张邵刚抵湘州的口气，张邵任刺史在永初三年。按，缪先生的疑问是有理由的，但不能由此就成为结论。颜、谢被贬时间不同，是因为谢的门第、身世、名望皆过于颜，所以作为“主犯”，对颜延之则是“以观后效”；而“建屿”一词相当于出守，不一定非是标志莅任之初。而更有力的反证则是颜延之自己的文章。《文选》卷五七录颜延之《阳给事诔》，序云“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宋书。索虏传》载，阳瓒战死，少帝下诏追赠为给事中，“文士颜延之为诔焉”。从文气上看，颜延之看到了少帝的抚恤诏令，“侧闻”，当是在朝的口气，从道理上说，建康文士很多，这篇诔文并没有必要让远在两千多里之外的颜延之去撰写。所以，景平元年颜延之尚在建康，这样，“有宋五年”之“五”也就不必怀疑了。
　　同谢灵运一样，颜延之的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所不同的是，颜延之门第较低，政治上并不热衷躁进，立身处世则以佯狂掩盖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在当权者心目中，他不是一个带有很大危险性的人物，所以虽然屡经蹉跌，却仍然得保天年，富贵以终。
　　颜延之被贬始安，一则因为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波及，二则也因为恃才傲物，引起了傅亮的嫉忌。《宋书》本传载：“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傅亮，其为人也小有才，《诗品》列入下品，称其“平美”，而且还是由于沈约在选本中选了他的诗才引起钟嵘的注意。他的创作成绩不能和颜延之相比，但官高权重，他就有条件把颜延之挤走。颜延之本人则并未因之改容折节。宋文帝元嘉三年，徐羡之、傅亮被杀，颜、谢先后回到建康，颜延之和谢灵运依然有来往，而且“好酒疎诞”，因而又不为新的当权派彭城王刘义康和刘湛、殷景仁所喜欢。元嘉十一年罢官家居，他的生活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在《庭诰》里反映得比较清楚。其后复出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则显然是思想上的转变见之于行动。到他的晚年，刘劭杀宋文帝自立，刘骏讨伐刘劭，檄文出自颜延之儿子颜竣的手笔。刘劭见到檄文，质问颜延之“言辞何至乃尔”，他回答“竣尚不顾老臣，何能为陛下”，后来又看到颜竣居功骄盈而斥其“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傲不可长，其能久乎”，这已经是在人生道路上屡遭颠顿之后的“见道之言”了。不过即使如此，颜延之耿介不合流俗的一面始终没有泯灭，还是“肆意直言，曾无遏隐”，“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如果用前人作比，谢灵运的性格近于嵇康，而颜延之则近于阮籍。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颜光禄集》的题辞中说：“颜延之饮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玩世如阮籍，善对如乐广。”《南史》本传记：“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得臣义，跃得巨酒。’何尚之嘲之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这种生活态度确乎十分近似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阮籍饮酒佯狂。
　　颜延之主要接受的是儒家传统。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他也信奉佛教，和一些著名的僧人来往。元嘉十二年，颜延之和何承天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达性论》的争辩。何承天精于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观点，以为天地人“三才同体，相须而成”，“人”不能等同于“众生”，在形神生死的问题上，则“有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颜延之不同意何承天的论点，两次致函何承天，反复辩论。当时与颜延之结成同盟的有著名的艺术家宗炳。这件事曾惊动了宋文帝，曾向何尚之、羊玄保表示他自己对佛经读得不多，“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接着他又提到范泰、谢灵运、颜延之、宗炳都能出入儒佛，颜延之驳斥《达性论》，宗炳非难《白黑论》，尤足给人以启发。“若使率土之滨，皆敦化此，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这段话，足以说明当时君主和某些上层人士提倡宗教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信仰。使人意外的是，当年曾和谢灵运、颜延之一起出入于庐陵王门下的僧人慧琳，却反戈一击，成为佛门的异端。他的《均善论》，指责佛教徒“大其言矣”，“所务之乖”，却同样得到宋文帝的信任。看来慧琳是一个“政治和尚”，宋文帝欣赏他的才学，听取他对朝政的意见。佛理上意见的分歧加上政治上的不满，颜延之与慧琳变友为敌，而且借酒批评了宋文帝，骂慧琳为“刑馀”之人，致使宋文帝为之变色。

作品
　　前面说过，颜、谢并称而实际上不能比肩齐足，这并不完全需要等待历史的检验，在同时代有见识的批评中已经透露了消息。《南史》本传：
　　延之尝问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公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延之终身病之。
　　《诗品》“颜延之”条引此作汤惠休的评论，文字小有出入。凑巧的是的照和汤惠休也被人合称“休鲍”，所以对颜、谢诗风所使用的同一形象的比喻，究竟是二人所见略同，还是一人引用了另一人的创见，已难于确定。附带说一下，刘宋时代几位大诗人陶、谢、鲍、颜，颜延之是惟一的和其他三位都有交往的人，而其他三位相互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颜延之和休、鲍的作品风格有很大差别，在“诗运转关”之际，颜偏于保守，休、鲍意在创新。《诗品》“齐惠休上人”条还记载颜延之“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意思是颜延之以牙还牙，鄙薄汤惠休的“委巷中歌谣”，也鄙薄了鲍照。
　　谢灵运和颜延之都重视雕琢刻镂，但谢灵运致力于自然形象的捕捉，景中融情，情中寓理，突破了玄言诗的束缚，使人眼目一新；颜延之则主要着意于用事和谋篇琢句，长处在于谨严厚重，短处则是缺乏生动自然的韵致，甚至流于艰涩。《诗品》“颜延之”条：
　　其源出于陆机。尚巧议，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
　　《诗品》中论诗人的源流，有的不易理解，但是说颜延之源出于陆机，却是深中窍隙的议论。钟嵘认为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尚规矩”，五言诗中的排偶雕琢，到陆机而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晋崇尚清峻，不求华缛，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颜延之直接继承了太康诗风。颜延之和陆机同样具有规矩、典雅、华而不靡的特色，和永明以后的轻艳之风相比较，颜延之的诗“虽乖秀逸”而能古拙劲健，这就是钟嵘所以赞赏的原因。
　　颜延之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好用古事，所谓“铺锦列绣”或“错金镂采”都是指这一点而言的。作为汉语文学中修辞技巧的特征之一，属辞比事，本来是比兴的一个旁支，意在为作品增添色泽，但流弊所及，往往被用来掩盖内容的空虚和情趣的贫乏。张戒《罗寒堂诗话》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由于刘宋初期诗文中属辞比事的技巧还不像后来那么成熟，颜延之本人也并不完全像钟嵘说的具有那么多的“风流文雅才”，相反，却是才不胜学，所以颜诗中用典往往显得拘束，滞塞。比如《赠王太常》：
　　玉水记方流，璇源载圆折。蓄室每希声，虽秘犹彰彻。聆龙睬九泉，闻风窥丹穴。历听岂多工，唯然觏世哲。舒文广国华，敷言远朝列。德辉灼邦懋，芳风被乡耋。侧同幽人居，郊扉常昼闭。林间时晏开，亟回长者辙。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静惟浃群化，徂生入穷节。豫往诚欢歇，悲来非乐阕。属美谢繁翰，遥怀具短札。
　　全篇几乎“无一字无来历”，但除了“幽人”以下六句还有一些诗味而外，正是何焯《义门读书记》所讥评的“拉杂而至，亦复何趣”。颜诗多庙堂应制之作，这些诗更需要典重的词语装点。像《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辞藻华丽，颇能反映“元嘉之治”的气象，以“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领起全诗，用典尚能贴切，所以李白在《春日陪王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中就写到了“延年献佳作，邈与佳人俱”；而《侍游蒜山》开头所写的“玄天高北列，日观临东冥。人河起阳峡，践华因削成。”则和低矮的蒜山丁不相涉，纯属敷衍成文了。
　　颜诗中历来为人所称的是《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五君咏》和《秋胡诗》。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取得胜利，十月，克复洛阳，这是东晋一代中对北方用兵最成功的一次。颜延之奉命到前线祝贺，《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两诗即作于此年冬天。
　　阴凤振凉野，飞云瞀穷天。临涂未及引，置酒惨无言。隐悯徒御悲，威迟良马烦。游役去芳时，归来屡徂愆。蓬心既已矣，飞薄殊已然。
　　洛阳在东晋时期屡次失陷，朝廷已把它置之度外。现在一战而捷，得以收复，然而颜延之在奉使赴洛途中却没有欣喜之情，即目所见，中原残破，故国之思结合行役的艰辛，形成了悲凉沉重的气氛。全诗一气呵成，有异于其他一些诗篇的艰涩，在手法和情调上都近于陆机的《赴洛道中作》，甚至可以认为是有意的模仿。《还至梁城作》是此诗的姐妹篇，在以“故国多乔木”等六句抒发了黍离之感以后，诗人又以怀古伤时作结：
　　惟彼雍门事，吁嗟孟尝君。愚贱同堙灭，尊贵谁独闻。曷为久游客，忧念坐自殷!
　　忧伤而终归于譬解，本来是诗文中的常套，但由于感情真挚强烈。所以读来并没有虚矫自饰、为文造情的感觉。《宋书》本传称这两首诗“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这两首诗情调悲凉而被时人誉为“藻丽”，可见这一概念和“锦绣”、“金玉”的比喻一样，含有工致、繁富的意思，不同于齐、梁以后的华靡。
　　《五君咏》突出反映了颜延之人格中的耿介和性格中的傲岸一面。元嘉十一年，刘湛、殷景仁不能容忍颜延之的耿直放诞，通过彭城王刘义康再次外放他为永嘉太守。这里正是十二年前谢灵运第一次被贬的地方，谢灵运在前一年刚刚被杀于广州，分明是以谢灵运的下场来暗示颜延之。颜延之极为愤慨，写作了《五君咏》，五首分咏阮步兵、嵇中散、刘参军、阮始平、向常侍，在“竹林七贤”中取五人而遗落贵显的山涛、王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宋书》本传说其中咏阮咸和咏刘伶的“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是作者自序，其实通观五篇，莫不是颜延之思想境界的自我写照，而尤以咏阮籍、嵇康的两首写得更加鲜明：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起句矫健，结句悲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六评此诗说“五篇别为新裁，其声坚苍，其旨超越，每于结句凄婉壮激，馀音诎然，千秋乃有此体。”语虽夸大，尚能近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五首诗都是五言八句，中间四句，排偶相对。这一现象也许出于偶然，不过它出现在永明新体诗之前五六十年，说明了已经有人在作这种格律规整的探索。这五首诗在后世被视为颜延之的代表作，有相当的影响。李白《酬王补阙》“鸾翮我先铩，龙性君莫驯”，显然是套用颜诗中的两句警句。
　　《秋胡诗》是一首叙事诗，叙鲁国人秋胡娶妻后几天就到陈国做官，五年后归家，见路旁有美妇人采桑，赠之以金，不受。回家，才发现美妇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妻子责以大义，然后投河自尽。这个故事与《陌上桑》有一致之处，从齐、梁开始，就有人把它们合二而一，例如王筠《陌上桑》：“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筐。”李白《陌上桑》：“使君且不顾，况复论秋胡!”稍后于颜延之的丘巨源也作有《秋胡诗》，讥刺齐明帝萧鸾为吴兴太守时事，见《南齐书。文学传》。丘诗已佚，但既然语含讥刺，应当和调戏或霸占妇女有关。
　　诗分九章。第一章写秋胡娶妻的欢愉；第二章写夫妇别离；第三、四章写妻子对秋胡的思念，继承《诗．周南．卷耳》的手法，作设身处地之语；第五章写秋胡返家途中遇妇于桑下；第六章写赠金不受；第七章写返家见母见妻；第八章写妻子申言离居之苦；第九章写妻子责以大义。全诗章法谨严，布置稳贴，风格在严肃中显出婉转，足以体现《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延年之体裁明密”这一特色。作为大型的叙事诗，《秋胡诗》当然赶不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但在唐以前为数不多的叙事诗中，它也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颜诗中也有一些诗句轻快流丽，如“春江壮风涛，兰野茂荑英”，“流云蔼青阙，皓月鉴丹宫”，“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也有一些诗句悲凉壮阔，如“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遗憾的是这些佳句数量并不多，而全篇的其他部分也往往不能相称。
　　颜诗典雅庄重的风格，对同时代和稍后的诗人有一定的影响。《诗品》下论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等七人，说他们“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这些诗人中有人已无作品存世，从现存的作品来看，确有学习颜延之的痕迹。
　　颜延之在散文和骈文上也有相当成就，是刘宋前期的大手笔。据现存史料，他是最早提出“文…‘笔”对举的作家。作品录入《文选》的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征士诔》、《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册文》、《祭屈原文》。颜和陶前后有两次晤面，交谊甚笃。这篇诔文是史料中第一篇有关陶渊明的文字，诔中“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熙秋阴”等语，都可以和陶诗印证。不过影响更大而写法．上又有特色的却是没有人《文选》的《庭诰》和《赭白马赋》。
　　《庭诰》意即家戒、家训。从刘邦《手敕太子文》、马援《戒兄子书》、郑玄《戒子益恩书》、诸葛亮《戒子》一直到明、清之际朱用纯《治家格言》，两千年来，形成了一种文体。这一类文章的目的都在于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子弟，通常都平易坦率，于朴素中见出作者的真性情。颜延之在《庭诰》中谆谆告诫子弟，必须收敛锋芒甚至谨小慎微。他说，“言高一世，处之逾默”、“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的，是“士之上也”；“敬慕谦通，畏避矜踞”、“文理精出，而言未称达”的，“此其亚也”；如果“言不出于户牖，自以为道义久立；才未信于仆妾而曰我有以过人”，这就是“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之流，最不足取。他甚至连生活中的小节都设想到了。这些都很容易使人想起嵇康的《家戒》。两位诗人同样放诞任达，龙性难驯，不甘与浊世合污，然而又深知在世道上随处潜伏杀机，因此不希望子弟学样模仿，成为狂狷。这正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此外，《庭诰》中还提出了对诗歌的某些看法，认为古诗中不见九言，是“声度阐诞，不协金石”，即不符合语言音节的自然规律；传为李陵的五言诗出于伪作，今天已成定论，最早提出怀疑的就是《庭诰》：“李陵众作，声杂不类，原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可见这些诗在晋、宋之际已经流传，尽管出于后人假托，但并非出于“齐、梁间小儿”之手。
　　《赭白马赋》作于元嘉十八年。赋中对马的形体、神态、速度有形象的描写：
　　附筋树骨，垂梢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超摅绝夫尘辙，驱骛疾于灭没。简伟塞门，献状绛阙。旦刷幽燕，昼秣荆越。……睨影高鸣，将超中折，分驰回场，角壮永埒。别辈越群，绚练夐绝。“旦刷”两句，通过早晚在不同地点刷马、喂马，以显示这匹骏马一日之间的行程。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按前人写马之迅疾，辄揣称其驰骤之状，追风绝尘。卷三四谢庄《舞马赋》：“朝送曰于西版，夕归风于北都”，亦仍旧贯，增“朝”、“夕”为衬托。颜氏之“旦”、“昼”，犹“朝”、“夕”也，而一破窠臼，不写马之行路，祇写马之在厩，顾其历块过都，万里一息，不言可喻。文思新巧，宜李白、杜甫见而心喜。李《天马歌》：“鸡鸣刷燕晡秣越”，直取颜语；杜《骢马行》“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稍加点缀，而道出“趋”字，便落迹着相。
　　宋朝人王得臣在《尘史》中虽已注意到了《天马歌》、《骢马行》用《赭白马赋》的手法，但远不如钱说精博。除了《骢马行》以外，杜甫在《高都护骢马行》、《魏将军歌》、《瘦马行》等诗篇中也屡屡化用这篇赋中的词语，可见其影响之深。
　　若干年来，很少看到关于颜延之的研究文章，而这位作家确有其值得研究之处，因而写了如上不成熟的意见，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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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恽，字文畅，生于宋泰始元年(465年)，卒于梁天监十六年(517年)。祖籍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南朝梁著名诗人、音乐家、棋手。梁天监元年(502午)萧衍建立梁朝，柳恽为侍中，与仆射，著名史学家沈约等共同定新律。以后在朝中，历任散骑常侍、左民尚书，持节、都督、仁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今广东广州）刺史。又“征为秘书监、领左军将军”。曾两次出任吴兴（今浙江吴兴县)太守，“为政清静，人吏怀之。梁天监十六年 (517年）卒，享年53岁。赠侍中，中护军。"生平

柳恽父柳世隆，南齐尚书令，左光禄大夫、侍中。兄柳惔，梁尚书左仆射。柳恽从小深受父、兄影响，勤奋好学，少有志向，才华出众，远近闻名。齐竟陵王萧子良闻其名识，请他在朝中当法曹行参军，并极赏识之。齐武帝时，官至太子洗马，后因父丧辞官回乡。

从齐武帝开始，萧齐宗室内部不断相互倾轧、残杀。齐和帝中兴元年，雍州，柳恽“候谒石头”，主动投诚，封为冠军将军、征东府司马。当时齐东昏侯还未投降，士兵还在苦战。柳恽陈书请求攻下石头时，先收图籍，宽大为怀，怃恤百姓。萧衍点头同意，让柳恽西上荆州迎接齐和帝萧宝融，并任命他为相国右司马。柳恽开端效忠萧梁王朝。

梁天监元年萧衍建立梁朝，柳恽为侍中，与仆射，著名史学家沈约等共同定新律。以后在朝中，历任散骑常侍、左民尚书，持节、都督、仁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又“征为秘书监、领左军将军”。曾两次出任吴兴 太守，“为政清静，人吏怀之。梁天监十六年 卒，享年53岁。赠侍中，中护军。

成就

柳恽是齐梁时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年轻时以擅长赋诗闻名，晚年在吴兴任官也作许多诗篇。名篇《江南曲》是作者在汉乐府诗的影响下，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五言诗。诗描绘妻子见到久别的丈夫，半喜半忧的复杂心理。
　　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
　　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
　　故人久不返，春华复应晚。
　　不道新知乐，空言行路远。
　　诗中刻画人物心理细致，景情交融，特别是起句为后人赋诗中奉为典故引用。《江南曲》一直和吴筠的《小垂手》及梁简文帝的《夜曲》一起，被视为五言律诗的滥觞。
　　柳恽的其他诗句如《捣衣诗》中的“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从武帝登景阳楼》中“太液沧波起，长扬高树秋。”诗以素物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颇有影响，并为论诗者鉴赏。又如《独不见》风格别具，写失意惆怅之情。柳恽的诗句是梁五言宫体诗的代表作。风格自然朴素，深挚含蓄，毫不雕饰。
　　柳恽的大半生是在宫廷和贵族周围度过的，他的诗句不免附合君主贵族的兴趣。诗中描绘宫廷花草、树木、服饰等，来满足皇帝贵族的娱乐要求。梁武帝每次举行宴会，总要让他赋诗，他们互唱互和，以诗助兴。柳恽的诗句广为流传。著名文学家王融把他的诗句写到书斋的墙壁和执着的白团扇上。柳恽晚年与文学家吴筠关系甚密。吴筠诗文具有清拔之气，人称“吴筠体”。在吴兴柳恽“召补主薄，日引与赋诗。”他们相互赠诗，以表友人之情。柳恽的诗风清新秀美，格调也比较健康，在当时诗坛上有一定影响。柳恽的诗文收在《柳吴兴集》中，共12卷，南宋末尚存1卷，已佚。他的少量诗文散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玉台新咏》中。近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1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18首。
　　柳恽少时学琴，其父是闻名于世的弹琴高手，他深受指点和熏陶，以后他又拜著名的琴手嵇元荣、羊盖为师。他天资聪颖，琴技精湛，天下闻名。一次萧子良在院内摆酒设宴，将晋代宰相谢安曾用过的鸣琴摆在一侧，请柳恽弹奏，他以娴熟的技艺奏出悦耳动听的琴声，使在场的人都陶醉了。萧子良赞叹说：“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岂止当世称奇，足可追踪古烈。”又一次，柳恽赋诗未就，以笔敲琴，附近的客人过来，用筷子一起敲打，琴中发出悲哀的音乐，使柳恽为之一惊，于是制为雅音。从此敲琴演奏便开始了。柳恽弹琴善于推陈出新，他论述琴法，“以今声转弃古法”。著有《清调论》。
　　柳恽善下围棋，是著名的棋手。梁武帝也最好围棋，他命柳恽负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棋品的评定。柳恽品定棋谱，作《棋品》 3卷。他评定棋手名次优劣，登格者共278人。柳恽自己名列第二。这是我国古代围棋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评定棋手等级的盛会。柳恽还是博射高手。博射是古代一种游戏，他“发必命中”。
　　柳恽还精医术，通晓医学精妙之道。还擅长占卜，著有《卜杖龟经》。可惜他的著述均己散佚。
　　柳恽是南朝齐梁时著名诗人、琴手、棋手，以多才多艺著称天下。梁武帝赞赏他说，“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且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

王籍（生卒年不详），字文海，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北）人。南朝梁诗人。因其《入若耶溪》一诗，而享誉王籍诗史。有文才，不得志。齐末为冠军行参军，累迁外兵记室。梁天监末任湘东王萧绎咨议参军，迁中散大夫等。王籍诗歌学谢灵运，《南史·王籍传》称“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庄周”。"生平

王籍：出身世族高门，祖父王远，南朝宋时为光禄勋；父僧祐，为南朝齐骁骑将军，在王氏支庶中，家世不算显赫。

他“七岁能属文，及长好学，博涉有文气。乐安任昉见而称之。尝于沈约座赋得《咏烛》，甚为约赏”。任昉以笔体著称，沈约以诗著称，前后领骚文坛，他们的奖掖当是使王籍名声大振的重要原因。所以，“齐末，为冠军行参军，累迁外兵、记室。”入梁之后，曾于“天监初，除安成王主簿、尚书三公郎，廷尉正”。

由于仕途不尽得意，王籍信游山水以自遣。为此，在余姚、钱塘令任，曾遭贬黜。湘东王萧绎镇守会稽，引为谘议参军。其间，他常游境内的云门、天柱诸山，或累月不返，有王羲之、谢安等避居东山恣情山水的遗风。《入若耶溪》诗就是在其间写成的。“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自谢灵运开山水诗一派，相继描摹追踪者多有，但均不能达到寓玄情于山水浑然交融到一体的境地，而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联颇得谢灵运诗风的神韵，所以“当时以为文外独绝”以至“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可见当时影响之大。

至于后世，追摸王籍而造成新诗的如王维、柳宗元以及诸多画论家，大抵都从该诗得到教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歌奠定自己地位的人不少，王籍即其中突出一例。后湘东王守荆州，仍引为藩府谘议参军，带作塘令。然王籍终因仕途蹭蹬而郁郁寡欢，到职“不理县事，日饮酒，人有讼者，鞭而遣之”。不久，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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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云（451～503年），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南朝文学家。范缜从弟，子范孝才。"文学创作

范云是当时文坛领袖之一，与沈约、王融、谢脁等友善，和何逊也有交往。他八岁时就能写诗，稍长即善属文，文思敏捷，时人多疑为宿构。《文选》录其《赠张徐州稷》、《古意赠王中书》、《效古》等五言诗三首。《诗品》将其列之于中品，评为“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他诗中的一些好句，如“草低金城雾，木下玉门风”，“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等，风格明净，已经可以看到唐音的前奏。《梁书·范云传》记其有集三十卷，至今文章已亡佚几尽，诗尚存三十余篇，收入今人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

生平

范云六岁时随其姑父袁叔明读《诗》，“日诵九纸”。八岁时遇到宋豫州刺史殷琰，殷琰同他攀谈，范云从容对答，即席作诗，挥笔而成。早年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幕中，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武帝永明十年，和萧琛出使北魏，受到魏孝文帝的称赏。从北魏还朝，迁零陵内史，又为始兴内史、广州刺史，皆有政绩。萧衍代齐建梁，任为侍中，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再迁尚书右仆射，霄城县侯。居官能直言劝谏，天监二年病故，享年五十三岁。范云病故后，梁武帝闻讯痛哭流涕，即日御驾临殡。死后追赠侍中、卫将军，赐谥曰文。"

颜之推（531年－约595年），字介，汉族，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生活年代在南北朝至隋朝期间。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在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是北朝后期重要散文作品；《北齐书》本传所载《观我生赋》，亦为赋作名篇。"教育方法

颜之推宣扬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是无须教育的，因为上智是天赋的英才，不学自知、不教自晓。其次，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尽管教他，都是无效果的，因为“下愚”是无法改变的。颜之推强调中庸之人必须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就会无知识，陷于“不知”的愚昧状态。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长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的，颜之推指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行道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即儒家宣扬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内容；“修身以求进”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修已以安人”，善于“为已”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颜之推批判当时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没落，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庸碌无能，知识浅薄，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生平

颜之推原籍琅邪临沂，世居建康，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他早传家业，12岁时听讲老庄之学，因“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生活上“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官至黄门侍郎。公元577年 ，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581年 ，隋代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依他自叙，“予一生而三化，备苶苦而蓼辛”。叹息“三为亡国之人”。传世著作有《颜氏家训》和《还冤志》、《集灵记》等。《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

祖籍邹鲁，东汉关内侯颜盛之后。大通三年辛亥生于江陵，有颜之仪、颜之善两兄。七岁能诵《鲁灵光殿赋》。大同八年壬戌，随湘东王萧绎在江州。十九岁时，为湘东王萧绎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驻江陵。550年为萧方诸中抚军外兵参军。太清二年，侯景之乱爆发，颜之推被俘，因侯景行台郎中王则相救未被杀害，囚送建康。552年，侯景败死，获释还江陵。萧绎在江陵自立，承圣元年王申，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554年，西魏攻陷江陵，再次被俘，迁移长安；后出逃北齐，出逃之日，“值河水暴涨，具船将妻子来奔，经砥柱之险。”。北齐宣帝天保七年，在北齐任官。557年，北周兵陷晋阳，之推出任平原太守，守河津。北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隋朝开皇中，太子杨勇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开皇十一年卒。

他结合自己从小学的家庭教育和切身经历，写了一本《颜氏家训》，主张早教。他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不易学习。袁衷称：“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周作人对颜之推和《颜氏家训》极为佩服，《夜读抄》里写了一篇《颜氏家训》读书笔记。《钦定四库全书》杂家类有《颜氏家训》二卷。

有三子：长子颜思鲁，次子颜愍楚，三子颜游秦。

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行道以利世”的实用人才，颜之推提倡“实学”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德艺同厚”。所谓“德”，即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教育，加强孝悌仁义的教育。所谓“艺”，即恢复儒家的经学教育并兼及“百家之书”，以及社会实际生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

关于“艺”的教育，当然是以五经为主。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通“百家之言”。此外，他还重视学习“杂艺”。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学习“杂艺”可以使人在战乱“无人庇荫”的情况下“得以自资”，保全个体的生存和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颜之推倡导的“杂艺”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文章、书法、弹琴、博弈、绘画、算术、卜筮、医学、习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但这些“杂艺”“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这与孔子轻视农业生产的态度有所不同。

学习态度

颜之推提倡虚心务实的学习态度，他反对妄自尊大，骄傲浮夸的学风。

颜之推指出：“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他认为只有尽可能地扩大获取知识的范围，并把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鉴别，才能更接近客观的真理。他提倡既要博览群书，又要接触世务，籍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所谓“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颜之推强调学习要刻苦钻研，勤勉努力，他罗列了历史上许多动人事例，说明即使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可以达到学识精通和技艺熟练的程度。同时，他认为人的一生都要学习，应珍惜时光，年幼“固须早教”，少年也不可“失机”，晚年如果“失之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他说早年学习“如日出之光”，前途无量；而“老而学者”，虽然如“秉烛夜行”，但总比“瞑目而无见”要好得多。

颜之推赞赏《尚书》中的“好问则裕”和《学记》中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说法，提倡师友之间相互切磋，相互启明，认为只有在学习上好问求教与切磋交流，才能较快地增进知识而避免错误。

教育主张

提倡尽早施教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有条件的还应在儿童未出生时就实行胎教。儿童出生之后，便应以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导习之”。稍长，看他“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就该加意“教诲”，该做的事就引导他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让他做。如此教育下去，到9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根据幼童阶段与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说明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旺盛，能保持长久的记忆。而成年人思想复杂，精神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其二，人在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颜之推认为这个时期，儿童受到的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也难以改变。

提倡严格教育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不能因为儿童细小而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严肃庄重，有一定威信。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他认为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对子女的爱护和教育结合起来，便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如果没有处理好两者关系，“无教而有爱”，让孩子任性放纵，必将铸成大错。

注重环境习染
　　颜之推继承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关于“慎择友”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让儿童置身于比较优良的社会交往的环境之中。他认为家庭教育要注意选邻择友，是因为儿童的心理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定型，而儿童的好奇心和模仿性都很强，总在观看模仿别人的一举一动，无形之中，周围人的为人处世给儿童以“熏渍陶”、“潜移暗化”。因此，邻友对于儿童的影响，有时甚至可能比父母的作用还大。这就是“必慎交游”的道理。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择友确实不是一件易事，贤人是难以找到的，但有优于我者，便很可贵的了。对他就应景仰向慕，与之交游，向他学习。

重视家庭的语言教育
　　他认为语言的学习应该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家庭教育中，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一事一物、不经查考，不敢随便称呼。学习语言应注意规范，不应强调方言，要重视通用语言。

注重道德教育
　　颜之推承袭了孔孟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十分注意对子女道德的教育。他认为士大夫子弟的教育应该“德艺周厚”，以德育为根本。他指出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为道德教育服务。由于德艺二者关系的密切，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阅读记载前人道德范例书籍的途径来进行道德教育。
　　颜之推对子女的道德教育，是以孝悌等人伦道德教育为基础，以树立仁义的信念为主要任务，以实践仁义为最终目的。他教育子女为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应不惜任何代价，以至牺牲生命。他认为立志尤为重要，士大夫子弟只有确立远大的志向、理想，才经得起任何磨难，坚持不懈，成就大业。他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他教育子女以实行尧舜的政治思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重视人之道教育
　　颜之推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与当时的现实，还特别重视为人之道的教育。他所强调的为人之道，首先是“厚重”。他认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历史上许多文人都由“轻薄”而终为败累，残遇杀祸。他认为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就必须养成忠君、孝顺、谦恭、礼让这些“厚重”的道德品质。其次，他主张“少欲知足”。如果“不知其穷”的情性任其发展，不加以限制，就是如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的大人物，也会自取败累，至于一般士庶更不用说了。其三，“无多言”、“无多事”。颜之推欣赏“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的铭言，认为“天道”，原来如此。所以，“论政得失”、“献书言计”等，都属于多言性质。同理，也不应该多做事。如果不是你份内的事，你就不必想它，不必做它。至于主持公道，打抱不平，“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由此可见，颜之推所传授给子女的为人之道，是他历官四朝的经验总结，在政治腐败、朝政多变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不失为一种在丧乱之世明哲保身，以免“杀身之祸”的处世哲学。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做人处世方法是不足为训的，它反映了消极遁世、利己主义的思想情绪，与先秦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也有很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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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徐摛之子。南朝梁陈间的诗人，文学家。早年即以诗文闻名。八岁能文，十二岁通《庄子》、《老子》。长大后，博涉史籍，有口才。梁武帝萧衍时期，任东宫学士，常出入禁闼，为当时宫体诗人，与庾信齐名，并称“徐庾”,与宋朝郭茂倩并称“乐府双壁。”入陈后历任尚书左仆射，中书监等职，继续宫体诗创作，诗文皆以轻靡绮艳见称。至德元年去世，时年七十七，赠镇右将军、特进，其侍中、左光禄、鼓吹、侯如故，谥曰章。 有四子：徐俭，徐份，徐仪，徐僔。"生平

徐陵幼小的时候，就被高人赞誉为“天上石麒麟”、“当世颜回”，他家族成员都非常刚正严肃、又诚恳谦逊。当时朝廷文书制度，多由徐陵写成，徐陵在朝廷上弹劾陈文帝陈蒨的弟弟安成王陈顼手下的权臣鲍僧叡以及侍中、中书监等人，慷慨陈词，正气凛然，连陈世祖自己都整理衣冠、严肃正座，安成王大汗淋漓、惊慌失色，徐陵让人扶着安成王回去。他以一身浩气扳倒了国蠹，从此以后朝廷为之肃然。

公元569年，他参与罢黜了废帝陈伯宗，扶立了陈宣帝，被封为建昌县侯，皇帝让他担任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等，他多次进行推辞，皇帝为之动容。后来朝廷决定北伐军统帅人选，也是他一言九鼎，否定了许多人推举的淳于量，独力推荐更合适的名将吴明彻担纲，事实证明他的正确。皇帝曾多次赞扬他独具慧眼、知人善任。他的诗歌、文集当时被大家争先收藏。

徐陵的太祖父徐凭道、祖父徐超之、父亲徐摛都很有名。他的弟弟徐孝克，以及四个儿子都是优秀的文武全才，尤其是诗文水准很高，他的家族纵横政坛文坛百年，门第显赫。徐陵去世后，他的长子徐俭继承了父亲侯爵。当时徐俭正在鄱阳王手下做官，还兼任了浔阳内史等职位，从这以后就做了建昌侯，直到5年后的祯明二年他去世为止。

今存《徐孝穆集》6卷和《玉台新咏》10卷。

趣闻逸事

梁太清二年，42岁的徐陵以常侍官的身份奉命出使北朝东魏。魏国特地设宴为他洗尘接风。魏国的礼仪官魏收对他颇为轻视，刚巧那天天气很热，便有意对他说：“今天的热，是徐常侍带来的。”

徐陵知道魏收有意取笑自己，便回答道：“从前王肃到了这里，为贵国制定礼仪；现在我来，再使你们知道寒热。”

魏收听了，大为惭愧，从此佩服他的才能，不敢有所轻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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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纲（503―551），梁代文学家。即南朝梁简文帝。字世缵。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梁武帝第三子。由于长兄萧统早死，他在中大通三年（531年）被立为太子。太清三年（549年），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囚饿死，萧纲即位，大宝二年（551年）为侯景所害。"相关著作

精医，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

为诗本自“伤于轻靡”的萧纲，入住东宫后，宫体诗的创作更逾往时。

所谓宫体诗，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可以说，他们对女性的审美关照，同对器物的审美关照的心理是一样的。而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慢。在描写女性的诗歌当中，绝大部分是将目光停留在女性上的生活圈内，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以及器物等方面。这类诗歌的共同艺术特点是：注重辞藻、对偶、声律。

宫体诗中有少数作品表现宫中淫荡的生活，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和徐录事见内人卧》、《率而为咏》、《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萧纲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尽管人们对于“放荡”一词的理解不同，但是表现淫荡生活内容的作品在梁陈宫体诗中是存在的。

咏物之作在宫体诗中占的比重相当大，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

萧纲之外宫体诗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徐擒，今存诗歌仅五首，其中四首皆为咏物诗，其情调与风格，与萧纲完全一致。其他宫体诗人的作品，大抵皆如此，不脱轻艳之风。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隋及初唐。

然而就艺术形式而言，宫体诗仍有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承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至于其语言的风华流丽、对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隶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也同样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文化背景

自东晋南迁以来，汉族政权偏安江左，历代虽间或有奋发有为的君主，但大多数帝王贵族都安于逸乐，纵情声色。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便往往以浮艳的辞句来表现空虚放荡的内容。萧纲在蕃及做太子时期，写作了大量这类题材的诗。当时的属官徐□、庾肩吾等又推波助澜，文学侍从之臣竞相仿作，形成“宫体诗”的流派。今存萧纲作品中，象描写女性声容情态的《咏内人昼眠》、《咏舞》、《美人晨妆》等，都属于这一类。
　　当时文人创作，已有不少以边塞为主题的乐府诗，萧纲也有一些这类作品，如《从军行》、《陇西行》、《雁门太守行》、《度关山》等，在某些写作技巧上，开了唐人边塞诗的先河。他的咏物诗，写得也还轻巧，虽然轻细不足道，但这样的题材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
　　齐梁时代，虽然整个社会更替迭代、动荡不宁，但是南朝偏安江左，有比北朝安定的社会环境，农业、手工业发展，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稠密的商业都市，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基础上，南朝君臣日益荒淫腐朽，耽于酒色。帝王荒淫放荡的生活为宫体诗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生活基础。同时，文笔说和声律论的产生，使文学和诗歌形式趋于独立，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觉更为解放的时期。诗人和诗歌作品大量产生。
　　齐梁时期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大体一致。从现存诗歌来看，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争胜斗艳的色彩较为浓重。由于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他们的视野大多停留在皇宫苑囿、帝王府第或藩镇使府之内，因而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学集团内部的诗歌创作很少有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因而这种创作方式带来的结果，便是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的大体一致，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这也是那个时代难以产生大诗人的一个根本原因。
　　至齐、梁之世，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影响更是深刻。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显著者，主要有三大文学集团：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

史诗背景
　　作为宫体诗的主要倡导者，萧纲的文学观念，是在他的文学生涯中逐步建构完成的。

熏陶下成长
　　萧纲六岁能属文，七岁有“诗癖”，是一位早慧的文学少年。但是，萧纲不同于普通的贵族少年，因为是皇帝之子，他的文学趣味和他的生活一样，从年幼出阁时期开始，就与众多的幕僚联系在一起。七岁的这一年，晋安王萧纲正式出宫，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开王府，选幕僚。晋安王侍读徐摛堪称萧纲诗歌与文学的启蒙老师。《梁书》卷三○《徐摛传》曰：“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徐摛与宫体文学的关系，亦见于本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段故事发生在萧纲初入东宫时。萧纲从七岁开始，文学上接受的就是徐摛的培养；到萧纲二十九岁宫体诗出名时，徐摛仍被认为是宫体诗的老师。由此可见徐摛对萧纲及萧纲文学集团的影响。

大徐庾
　　与徐摛齐名被后代论者称为“大徐庾”的庾肩吾，按照《梁书》的观点，是萧纲文学集团的代表人物。《梁书》对萧纲文学集团文学成就与地位的论述，集中论述于《梁书·文学·庾肩吾传》。《梁书·文学传》本传记载庾肩吾，“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自是每王徙镇，肩吾常随府。”晋安王萧纲初为宣惠将军在天监十二年，庾肩吾于这年迁宣惠府行参军，可知他入萧纲幕府还在天监十二年之前。按照笔者对萧纲、萧绎及其幕府的研究，府僚父子、兄弟同入一幕的现象特别多。庾肩吾兄庾于陵于天监九年出任晋安王长史，疑肩吾随兄同入王府，“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亦在天监九年，萧纲时年八岁。从此，庾肩吾亦跟随萧纲几十年。对萧纲文学趣味的影响可想而知。 萧纲早年的文学侍从之臣当中，张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据《梁书》卷三三本传记载，张率天监八年初入幕府，此后随府迁转，“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张率在府实际上是九年，天监八年至十六年，从萧纲七岁至十五岁，对于一个文学少年的成长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张率工于诗赋创作，有名于史，天监初年，颇受梁武帝赏识。曾经受敕撰集妇人事百余卷，令人缮写，以供给后宫阅读。张率的这一经验，究竟是否对萧纲后来倡导写作宫体诗的行为有影响，也是一个有趣的论题。按照萧纲后来在《与湘东王书》中的评价，他认为张率的赋是第一流的。
　　彭城安上里刘氏是当时一个显赫的文学家族，刘孺、刘遵兄弟，刘孝仪、刘孝威兄弟都曾入萧纲晋安王幕府。《梁书》卷四一本传曰：“遵自随藩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同时莫及。”刘遵至晚在天监十三年即萧纲十二岁这年入幕，至大同元年卒官为止，在府二十多年。无疑也是见证过宫体文学理想孕育成长过程的重要人物。此外，陆罩的事迹别详本文下文。其它出入晋安王幕府的文学侍从之臣，还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总而言之，七岁至十四岁期间，围绕在文学少年萧纲周围的是他的晋安王府的众府僚，萧纲在他们的熏陶与培育下成长；文学史上的一代领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他们塑造出来的。晋安王府的文学侍从之臣的代表人物是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

介绍

梁简文帝萧纲，字世赞，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同母弟。初封晋安王，昭明太子卒，立为皇太子，后嗣位。谥曰简文帝，庙号太宗。萧纲在政治上的成就远没有在文学上的成就大。萧纲自幼爱好文学，因为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为主，围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鲜明的文学集团。随着萧纲于中大通三年被立为皇太子，这一集团的文学影响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宣布并倡导文学史上著名的宫体文学，形成风尚，影响于文学史不止一个时代。

萧纲四岁封晋安王，七岁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此时是萧纲“有诗癖”之始。

而其“诗癖”的养成及其后来“宫体”诗的形成，又与此时如幕的徐擒和张率有直接关系。

徐擒为萧纲侍读，而他“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其新变之体，其实就是宫体诗。

张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与陆、任昉等友善，曾得沈约赞赏。天监初，他曾经被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馀条，勒成百卷……以给后宫”。可见，他早就具备写作宫体诗的基本条件。而且其今存诗中不乏艳情的内容。他“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对于萧纲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萧纲11岁为宣惠将军、丹阳尹时，有庾肩吾等人入幕；18岁为南徐刺史时，又有王规等人入幕，从而使萧纲文学集团初具规模。

从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七年。此间其幕府中又有：

刘孝仪、刘孝威等人入幕。其文学集团已自然形成，并且诗歌创作也日渐繁荣。

至萧纲入主东宫后，文学才士更是济济一堂。

萧纲的文学主张，在当时也具有代表意义。他既反对质直懦钝，又反对浮疏阐缓，正面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和萧绎主张的“情灵摇荡”互为呼应。《南史·梁简文帝纪》记其有文集100卷，其他著作600余卷。存世的作品，经明代张溥辑为《梁简文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萧纲的著述事业，除了文学、玄学外，还精医道，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还对杂艺、阴阳五行两方面的较多兴趣。

成就

文学
　　处于梁代后期的萧纲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其影响亦更深远。开创了划时代的宫体文学，为宫体诗的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对于宫体，这里作一些辨析。所谓宫体，其实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使用与理解。狭义的宫体是“《玉台新咏》体”，即写美人与艳情的那种诗，这也是中大通三年宫体开始出名时的本义。鉴于狭义的宫体并不能概括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广之，用广义的宫体文学的概念，来作萧纲文学集团所倡导的诗歌风格体貌特征的总称名。萧纲时代的广义的宫体文学，是对永明体的整合与发展，形成为律体建构史上的关键阶段。萧纲文学集团的成就，以及萧纲的文学论述所反映的文学理想，总地说属于广义的宫体。并不限于狭义的“《玉台新咏》体”的范围。
　　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萧统去世，萧纲正位东宫，从此成为梁朝中央文坛的领袖人物。晋安王文学集团成为东宫文学集团，这时，湘东王萧绎虽然远在荆州，大略具有萧纲文学集团副领袖的地位。萧纲与萧统同父同母，情义甚笃。萧纲与萧绎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萧纲入为太子之后，当时赋诗作文，常以“曹丕”比萧纲、“曹植”比萧绎。萧纲、萧绎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导建安文坛那样携手领导着当代文坛，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年间，新文学的风气有声有色，流行一时。所以，隋唐之际的论者论宫体诗风的流行，必归罪于“简文、湘东”。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对于萧纲东宫文学集团来说，萧子显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件。萧子显为齐高帝之孙、齐豫章王萧嶷之子，与萧梁皇族同族，辈分与萧纲同，但年长十六岁。子显已于天监年间撰成《南齐书》[13]，《南齐书·文学传论》表明当时子显对文学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见解。将《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萧纲《与湘东王书》对读，不难发现萧子显、萧纲是一对文学知音。所以，萧子显特别受萧纲赏识，就不足为奇了。子显与萧纲的交往，可考者，多在萧纲为太子之后。中大通四年，子显作《春别诗》四首，太子纲作《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诗》，湘东王绎更和太子，作《春别应令诗》。这组诗都见于《玉台新咏》，是典型的宫体诗。子显于当世有才名，颇自负。中大通五年，萧纲曾经赞叹子显为“异人间出”。《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萧纲与子显交好，亦见张缵《中书令萧子显墓志》：“储君毓德少阳，情协陈阮。”中大通六年，萧纲主撰的《法宝联璧》成书，湘东王萧绎为作《序》，与修者，《序》作者湘东王绎以下，萧子显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萧子显于大同元年去世，与萧纲的密切交往虽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这一交往值得重视，不应该被文学史论者忽略。
　　《玉台新咏》十卷是萧纲正位东宫之初开始倡导宫体诗时的一个配合的作品。该书由徐陵于中大通六年编撰成功。

玄学
　　文、义之学并称南朝的显学，义学即玄学。与对待诗歌类似，萧纲在玄学上投注的热情也非常大。历史上的梁大同年间，宫体诗风与玄谈讲学之风之盛，大致并驾齐驱。萧纲、萧绎兄弟与其父梁武帝萧衍一起，充当了大同玄风的重大推手。《梁书·武帝纪》曰：“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颜氏家训·勉学篇》回忆说：“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金楼子·杂记上》记载大同五年萧绎自荆州还京师，“其日赋诗”,“其晚道义”。正是一时风气的写照。京师、郡国其它讲学玄辩的事迹，可以参看本谱的相关内容。这种风气，至太清、承圣国难之中仍在延续，萧纲的太子萧大器临刑之前仍在讲《老子》；西魏大兵压境、江陵势如危卵之际，萧绎亦频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真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或许如前揭《颜氏家训》所说，“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玄谈也有消除紧张恐惧的功能。
　　梁武帝崇佛闻名于史，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学，佛学的理论，而非实践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荣的佛学，梁武帝一再开讲所推动的佛教讲经的风气，某种意义上，亦可以与玄学的发展联结起来。以本谱所述天监十八年昭明太子萧统讲真俗二谛义，以及萧纲等人的谘问为例，其实就是一场玄学辩论。 历史上西晋亡国，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玄学清谈导致的结果。清谈废事，对于梁朝的灭亡，也有史籍记载直接与玄谈的风气联系起来。《梁书》卷三七《何敬容传》载，太清元年，何敬容迁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又有托名陶弘景的诗歌预言玄风再盛终将导致侯景之乱、断送梁朝：“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
　　与文学藉文字以传不同，玄学重在谈论，多是口头之学，保存不多。萧氏兄弟的玄学著述与成就，今大略可考者如下。《梁书·简文帝纪》记载萧纲《老子义》、《庄子义》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录，书名、卷数稍异。

学术
　　萧纲的著述事业，除了前述文学、玄学的成就之外，体现出对杂艺、阴阳五行两方面的较多兴趣。杂艺有《马槊谱》、《投壶经》、《棋品》、《弹棋谱》之作，五行有《光明符》、《易林》、《沐浴经》、《灶经》、《新增白泽图》之作。两部大书《长春义记》、《法宝联璧》都是集合他人共同编著。顾野王《玉篇》系受萧纲之命而作。
　　萧纲的阴阳五行著作，大多今属道教领域。反映了一时风气。唐初贞观年间，鉴于阴阳五行杂书太多，唐太宗就曾经下令太常集合诸术士一起进行大肆刊定。
　　精通医术，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

为官经历

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经发教原减民间资费、又发教革除贪惰。在东宫时，视察京师监狱，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滥，上启论事。从这些事迹来看，他能够体恤民瘼。至于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这里是综合萧纲普通、大通北伐业绩而言的，详细的内容，本谱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证。

萧纲养德东宫十八年，与通常的太子一样，没有特别的政治业绩。在攸关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乱当中，萧纲最初虽然积极投身救亡，但是，从范桃棒事件的处理，可见他个性优柔寡断。台城攻陷之后，先作俘虏，再当傀儡皇帝，最终仍死于敌手。

论萧纲与梁朝政治，萧纲与朱异近二十年的矛盾不应忽视。在梁朝的中后期，朱异是最受梁武帝宠信的权臣。中大通三年萧纲继萧统之后任皇太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初入东宫，萧纲就非常不快乐。他在《与湘东王书》中透露过心中的压抑与郁闷。朱异因为嫉恨自萧纲小时就随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赏识，马上将徐摛排挤出京城。奸臣擅权，对于经历过边镇辛苦的萧纲来说，很看不惯。他答书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叹自身虽居监抚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

“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大同年间，萧纲亲信的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侯景之乱爆发之前，相关事件的处置失当，与朱异颇有关系。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诛杀朱异等奸臣。据《梁书·朱异传》，侯景叛军包围台城时，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为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萧纲作《愍乱诗》也指斥朱异误国。这一现象值得读史者深长思考。萧纲其实也是因为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为皇太子的，贵为王储，仍要身受一位权臣几十年的挤压，直至国家灭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愤怒。可见君主专制政体的严重弊端。

文学意识

生平事迹
　　萧纲七岁出宫，七至十一岁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岁出远藩，先后担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个儿童少年，若说他已经具备系统的文学理想，不免夸大其词，最多只能说具有一定的趣味倾向。经排比萧纲生平事迹，笔者认为，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间，萧纲返回京城的这段时间，对于萧纲文学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十五至十八岁，通常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这段时间内扬州文坛的风气以及一系列事件，对萧纲的影响值得仔细分析。
　　众所周知，萧梁政权是自萧齐政权禅让而来的，梁初的文学也与齐代文学一脉相承。对齐梁时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诗人谢灵运名气极大，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近代文学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谢灵运诗歌的缺点明显，亦人人看在眼里。已故齐代诗人谢朓的成就，当时已得到普遍认可。活到梁初的著名诗人当中，江淹于天监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尽”，江淹的文学成就在他生前已经是昨日黄花，影响力有限。沈约稳坐文坛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齐永明年间，沈约已经在所撰《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将发明诗歌声律的功劳揽到自己的名下，沈约的诗风属于永明体。若就在梁初文坛的影响力而言，任昉或许比沈约还要大。任昉文名盛于齐梁间，与沈约齐名，当时号“任笔沈诗”。但是，当时文、笔有所区分，诗赋是文学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对自己没有诗名引以为恨，晚年倾力作诗。昉因博学，诗歌用事成癖，后进受此影响，文章殆同书抄，竟成一时风气。天监年间刘孝标编《类苑》、梁武帝敕编《华林遍略》，编撰类事之书的竞争，虽然未必是任昉诗风的直接影响使然，但是，属文煊博的需要，一时风会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对于梁初十来年间的文坛风气，任昉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沈约次之。当时京城士子写作诗歌，用典的风气、讲究声律的风气，都比较盛。

三体
　　任昉于天监七年、沈约于天监十二年相继去世之后，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十五至十八岁的萧纲返回并留在京城任职，正赶上文坛对天监初年诗风进行总结与回顾的时期。真正是个历史的巧合。天监十一年表上的萧子显所著《南齐书》的《文学传论》，可以想见萧纲必然是看到的。该论综述“今之文章”分为三体，一则出于谢灵运；二则出于傅咸、应璩；三则出于鲍照。这三派文风，在梁初诗坛均有相应者，一则谢灵运体，二则受任昉影响者，三则受沈约影响者。子显对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评，并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学。从时隔十年之后萧纲对萧子显的激赏，以及《与湘东王书》与《南齐书·文学传论》类似的立论倾向来看，萧子显对梁初诗坛的分析批判，必然曾经打动青年萧纲的心。并且萧纲后来明目张胆倡导宫体诗，与《南齐书·文学传论》所揭发的“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文学史逻辑的启示可能也有关系。

诗品
　　成书在天监十三至十六年前后的论诗名著锺嵘《诗品》对诗歌用事及声律说的猛烈抨击，也是众所周知。天监十七年萧纲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锺嵘曾经任西中郎晋安王记室，是萧纲的幕僚。这时，新撰成的《诗品》以及锺嵘对齐梁文学的分析、品评，萧纲更加不可能不了解。这里录《诗品》中品任昉、沈约二则评语：“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也。”这里，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评说的对象，任昉博学用典，文体渊雅，但是，动辄用事，诗不得奇，末流则文章殆同书抄了。沈约的成就虽为一代之选，但是，效法鲍照，长于清怨，虽为闾里少年所重，然于雅丽有所不足。萧纲在《南齐书·文学传论》、《诗品》之类对近代文学分析与批判的风气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趋向与观念。

藩府文风
　　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时间内，萧纲先后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扬州刺史。其中，雍州七年，为时最久，对于萧纲及其文学集团的活动来说，也最重要。虽然萧纲自幼即是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的中心人物，但是，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核心和领袖人物，大概是从普通二年十九岁的萧纲再度自京城扬州出为外藩时期开始的。普通二至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内，萧纲与陶弘景、何胤这样的在野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他与幕僚之间则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游览唱和的诗歌活动可考。萧纲《往虎窟山寺诗》，治中王冏、记室参军陆罩、前臣刑狱参军孔焘、州民前吏刑狱参军王台卿、西曹书佐鲍至有应和之作。据鲍至和诗“年还节已仲，野绿气方韶”句，可知时令在仲春。则为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自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约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对于萧纲的政治军事文学生涯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历练。《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叙述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及其历史地位，大约即就雍府至东宫时期而言：“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按：《梁书》此节所述诸人名，“陆杲”应为陆罩。陆罩在雍藩，颇得晋安王器重。足与徐、庾、三刘并驾齐驱。《南史》卷四八《陆杲传》附子罩传：“罩字洞元，少笃学，多所该览，善属文。简文居藩，为记室参军，撰帝集序。稍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礼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南史》卷五○《庾肩吾传》：“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萧纲在雍州，有下令幕府赋诗的记载可考。《三日赋诗教》：“二府州纲纪：今气序韶明，风云调谧，岂直洛格嘉宴，金谷可游，景落兴遒，舞雩斯在，咸可赋诗。”教称“二府州纲纪”云云，“二府”指将军府、宁蛮府，自是在雍州时的称呼。因此可知该命令作于雍州。 萧纲的文集，如前揭《南史·陆杲传》所述，由陆罩编撰。该文集八十五卷，编成于大通元年的雍州府。《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类：“《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陆罩撰，并录。”文集编成之际，萧纲将文集示张缵，张缵有书谢示集，萧纲遂又有《答张缵谢示集书》之作。这篇文章的写作原由与行文方式，都有点依仿历史上曹植将所作文章示杨修并作《与杨德祖书》故事。二书分别都是作于曹植、萧纲二十五岁之年。所以，如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一样，萧纲的这篇《答张缵谢示集书》其实是对生平创作的一篇总结性论述。书曰：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着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旦睛，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这篇文章“罪在不赦”之前的部分，认为文章的地位天经地义，批评扬雄、曹植鄙薄文学的观点。“至如春庭落景”以下的一节，自述自己的写作，春风秋雨、浮云明月，是自然季节与物色的感激；宾驾宴集、边塞征戍，则因事抒情。如果要将这段论述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作一立场的定位，从积极的方面可以看到，高度重视文学的价值；从消极的方面看，萧纲的写作与风景、游宴、心情直接相关，所谓“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显然反对为文造情，与文学的“古典主义”最不相干。
　　雍府时期，徐陵、庾信先后加入晋安王幕，对于萧纲文学集团来说，堪称一项重大事件。徐陵入晋安王幕，时在普通四年，徐陵年十七岁。时陵父摛为晋安王咨议参军。大通元年，庾信年十五，随父肩吾入晋安王幕府，释褐为国常侍。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均父子共事晋安王萧纲。作为萧纲文学集团的后进，徐陵、庾信以卓越的文学成就，将宫体文学的理想发扬光大，后来成为彪炳文学史的巨擘。直至唐天宝十二载，论者举文词华丽，仍以“徐庾”为首。《通鉴》记载，唐前进士刘乃上书中书舍人，批评当时以文词取士的制度，曰：“借使周公、孔子今处铨廷，考其辞华，则不及徐、庾。”元胡三省曰：“徐陵、庾信，唐正元、大历以前，皆尚其文。”得其实也。

评价

萧纲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幕僚的文学趣味的熏陶。天监十六至普通元年间，年轻的萧纲正处于形成文学观念的关键时期，又受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锺嵘《诗品》等的影响。晋安王府的文学风气的特色也许早已有之，但是，晋安王萧纲成为文学活动的真正的核心，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因此可以称为名符其实的萧纲文学集团，大约开始于普通二年十九岁的萧纲出为南徐州刺史之时。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时期，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去世，萧纲入主东宫，将雍府以来的文学活动推到一个最高层次，萧纲成为京城也即梁朝文坛的中心人物。令人瞩目的宫体诗风是在这时得到正名的，所谓宫体即“东宫体”。萧纲文学集团从这时开始以湘东王萧绎为副领袖，又得著名文人萧子显的加盟。虽然徐摛、庾肩吾这两位早期健将在东宫初期曾先后离开过东宫，但是，宫体诗风愈演愈烈，终梁之世，又不断有新人加入。 写作宫体诗的主张除了与“新变”的文学观念有关之外，与当时整个的历史氛围、与永明体以来文学史发展的趋势也并不矛盾。宫体诗的倡导、宫体新文学观念，与当时文学史实际是可以衔接得上的。宫体诗的基本观念也大致是清晰的：主张“新变”，所以反对复古；主张修辞，所以反对“阐缓”冗长；主张文娱审美的倾向，所以主张“放荡”，主张美文学。

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其地位。它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对于律体的建设及唐诗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雍府时期成长起来的萧纲文学集团的后起之秀徐陵、庾信，甚至成为梁朝之后二百多年间文学的偶像。直至九世纪初叶，唐元和年间“元和诗变”的推动者们树立杜甫的典范地位时，才逐步被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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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凯（？―约504年），字智君，陆俟之孙，北魏代（今张家口涿鹿县山涧口村）人，鲜卑族。是南北朝人。《魏书》有传。"生平

陆凯出身名门，祖父陆俟官拜征西大将军，父兄也都为朝廷命官。他15岁时就官拜给事黄门侍郎，为皇帝亲近侍从。陆凯忠厚又刚正不阿，身居要职数十年。后来，又出任正平太守七年，被称为良吏。

陆凯与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作者范晔友好，常以书信来往。当时南朝北朝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陆凯与范晔暗地里不断通信，互相诉说对时世的看法和感愤。陆凯于北魏景明二年，把一支梅花装在信袋里，暗暗捎给江南好友范晔。范晔拆开信一看，里面赫然放着一支梅花，并有诗一首：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范晔被陆凯这种一身清白、忠心爱国、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精神所感动，潸然泪下。这件事传出以后，被南北两方文人称赞不已。后人以“一枝春”作为梅花的代称，也常用作咏梅和别后相思的典故，并成为词牌名。

陆凯的哥哥陆琇官拜司部典书，后来因为咸阳王元禧事件受到株连，冤死在狱中。陆凯悲愤至极，不畏强暴势力，到处为哥哥申诉鸣冤。正始元年，朝廷给陆琇昭雪、追复爵位。陆凯宿愿得偿，十分高兴，摆置酒席款待四方好友，席间表诉自己心愿已遂，不再有所牵挂。不久，陆凯病故，谥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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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铿（约511年－约563年），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南北朝时代梁朝、陈朝著名诗人、文学家，其高祖袭迁居南平（在今湖北荆州地区），其父亲子春仕梁，为都督梁、秦二州刺史。铿幼年好学，能诵诗赋，长大后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仕梁官湘东王萧绎法曹参军；入陈为始兴王陈伯茂府中录事参军，以文才为陈文帝所赞赏，累迁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约在陈文帝天嘉末年去世。阴铿的艺术风格同何逊相似，后人并称为“阴何”。"介绍

梁左卫将军子春之子。幼聪慧，五岁能诵诗赋，日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释褐梁湘东王法曹参军。天寒，铿尝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饮，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所擒，或救之获免，铿问其故，乃前所行觞者。天嘉中，为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世祖尝宴群臣赋诗，徐陵言之于世祖，即日召铿预宴，使赋新成安乐宫，铿授笔便就，世祖甚叹赏之。累迁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顷之卒。有集三卷行于世。

阴铿诗歌以写景见长，尤善于描写江上景色，展现了江陵洞庭、武昌一带长江风物。他善于锻炼字句，沈德潜《说诗□语》评其诗“专求佳句，差强人意”，诸如“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山云遥似带，庭叶近成舟”、“夜江雾里阔，新月迥中明”等，都是在修辞上、声律上颇见用心的佳句。在雕琢字句的同时，他也讲究谋篇，注意到通篇的完整，如《晚泊五洲》：“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戍楼因□险，村路入江穷。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遥怜一柱观，欲轻千里风。”中间二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已经接近成熟的五言律诗。此外如《晚出新亭》、《游巴陵空寺》、《秋闺怨》、《经丰城剑池》等篇，均可视为唐代律体的滥觞。阴铿的艺术风格同何逊相似，后人并称为“阴何”。杜甫诗云“颇学阴何苦用心”，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足见他们对唐代诗歌产生了积极影响。

阴铿原有文集3卷。今存《阴常侍集》1卷，有《六朝诗集》本，又名《阴常侍诗集》， 1卷。另有《二酉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逸话

据《陈书》所载，在某个天寒之日，阴铿与宾友共聚饮宴，宴会间留意到一直负责斟酒的仆人没有喝过酒，但似乎有想喝酒的样子，于是命人把酒炙热并赠予那名仆人，在座的宾客都笑阴铿多事，阴铿却说：“我们每天都酣畅地饮酒，而这个满天都手拿酒杯的人却不知道酒的味道，实在没有道理。”后来侯景之乱爆发，阴铿被贼人所擒，却有人将他救走。阴铿询问那个救自己的人，才知道那人正是以前曾被自己赐酒的仆人。

《世说新语》的〈德行篇〉中，有一段记载：“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故事与《陈书》中阴铿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余嘉锡便怀疑阴铿的故事，是由后人根据顾荣的事件附会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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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高祖武皇帝萧衍（464年－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郡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省丹阳市访仙镇）人。南北朝时期梁朝政权的建立者。萧衍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为汉朝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封临湘县侯，官至丹阳尹知事，母张尚柔。他原来是南齐的官员，南齐中兴二年（502年），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萧衍在位时间达四十八年，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在位颇有政绩，在位晚年爆发“侯景之乱”，都城陷落，被侯景囚禁，死于台城，享年八十六岁，葬于修陵，谥为武帝，庙号高祖。"生平

少年英才
　　在血缘上来看，萧衍和南齐皇室关系很密切。他的父亲萧顺之就是齐高帝的族弟，曾经做过侍中、卫尉等高官。他们都是东晋淮阴县令萧整的后代。 萧衍后来之所以能建立功勋，并最终建立梁朝，他的家族背景起了很大作用。
　　萧衍小时候就很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是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当时他和另外七个人一起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被称为“竟陵八友”，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沈约、谢朓、范云等。沈约是知名文学家、史学家，著有《宋书》、《齐纪》等书，而谢朓则是这时期有名的诗人。不过，这八个人当中，萧衍的胆识却是其他七个人无法相比的。 在隋炀帝正式创立科举制度之前，中国的官吏基本上是世袭加推荐两种形式，所以，家族的背景尤其重要。而且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更注重门第观念，不是名家大族的人，如果想做官是非常难的。萧衍因为有先天的家族背景，所以刚做官时就是在卫将军王俭手下。
　　果然，王俭见萧衍很有才华，言谈举止也很出众，于是就提拔他做了户曹属官。因为他办事果断机敏，和同事以及上司关系融洽，不久又提升为随王的参军。后来因为父亲去世，他回去守丧三年，然后复官，升任太子庶子和给事黄门侍郎。

襄助萧鸾
　　永明十一年，齐武帝病重，当时的大臣王融想在武帝去世后拥立竟陵王萧子良，以便控制朝政。后来事情败露，王融下狱被赐死。王融的计划和结局，萧衍原来就已经推算出来了，他的好友范云由此对他异常敬佩。齐武帝去世后，皇太孙萧昭业即位为帝，只知享乐，不理政务，对大臣的劝谏也不接受。掌权的大臣萧鸾决定把他废掉。
　　在和萧衍他们商议时，萧衍表示反对，他说：“废立皇帝是大事，不能轻率从事，现在废立难免会遭到众王的反对。”萧鸾则说：“现在的众王没什么才能，只有随王萧子隆文武兼备，而且占据荆州。如果把他召回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怎么才能让他回来呢？” 萧衍说：“这个随王其实徒有虚名，并无什么真才干。他的属下也没有出色的人，只是依赖武陵太守卞白龙和另外一个，这两个也是无能之辈，贪图金钱富贵，到时候只要一封书信许诺高官厚禄，就可以把他们轻易地召回来。没有了左膀右臂，那个随王到时候也会跟着回来的。” 萧鸾对萧衍的分析很赞同，于是照他们商议的执行。萧鸾废杀萧昭业，拥立萧昭文，自己掌握朝政大权。三个月之后，萧鸾废掉萧昭文，自己做了皇帝，这就是齐明帝。萧鸾做皇帝之后，没有忘记萧衍的谋划之功，把他提拔为中书侍郎，后来又升为黄门侍郎。萧衍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

力退北魏
　　在萧衍辅佐萧鸾做皇帝的第二年，北魏的孝文帝率领三十万军队亲自进攻南朝的齐，沿淮河向东攻打钟离。齐明帝萧鸾先派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领兵迎战。听到北魏军队分兵攻打义阳后，又派遣萧衍和平北将军王广之领兵救援。
　　王广之领兵进到离义阳百里之外时，听说北魏军队人强马壮，于是畏缩不前。萧衍则请求充当先锋，和北魏军队交战。王广之于是派部分军队归萧衍指挥，进兵义阳。
　　萧衍带领军队连夜抄小路赶到了距离北魏军只有几里地的贤首山，然后命令士兵将旗帜插满了山上山下。等到天一亮，义阳城中的齐军看到后，以为重兵已经赶到给他们解围来了，于是士气大增，马上集合军队出城攻击北魏军，同时顺风放火。这边的萧衍也趁机夹攻北魏军，萧衍亲自上阵，摇旗擂鼓助威，齐军士气高昂，个个奋勇杀敌。北魏军在齐军前后夹击下，溃不成军，只好退却。齐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萧衍也因战功而升任太子中庶子。

雍州战败
　　公元487年的秋天，北魏军再次南下，接连攻下了新野和南阳，前锋直逼雍州，即当前的湖北襄樊市。齐明帝萧鸾赶忙派萧衍、左军司马张稷、度支尚书崔慧景领兵增援雍州。第二年的三月，萧衍和崔慧景领兵与北魏军作战，在雍州西北的邓城被北魏的几万铁骑兵包围。萧衍知道城中粮草和枪械缺乏，就对崔慧景说：“我们远道征战，本来就很疲惫，需要休整，现在又遇到强敌围困。如果军中知道粮草缺乏的实情，肯定会发生兵变。为防万一，我们还是趁敌人立足未稳，鼓舞士气杀出重围为上策。”
　　崔慧景虽然心中忧虑胆怯，但表面上却假装镇静：“北方军队都喜欢游动作战，他们不会夜里攻城的，不久自然会退兵的。”没想到魏军越来越多，没有退却的迹象。原来还表现得很镇静的崔慧景这时露出了胆怯的原形，没有和萧衍商议，就私自带着自己的部曲逃走了。其他各部见统帅溜了，也纷纷逃散。萧衍无法控制局面，只好边战边退。过一道沟时，军队自相践踏，再加上北魏军在后边射箭攻击，齐兵死伤惨重。
　　最后，萧衍退到了樊城，才得以站稳脚跟。这次战败后，齐明帝没有责怪萧衍，而是让他主持雍州的防务，任雍州刺史。从此萧衍就有了一块固定的根据地，这为他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他日后争夺齐政权的资本。

谋诛东昏
　　齐明帝萧鸾在位只有五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萧宝卷即位，这就是无能的东昏侯。东昏侯治国无术，却很残忍，做皇帝后杀掉了很多大臣，对于一些功臣也不知道爱护，妄加杀戮。萧衍逐渐和他对立起来。
　　在东昏侯冤杀军功大臣、萧衍的兄长萧懿后，萧衍召集部下商议废掉东昏侯。众人非常赞同，萧衍于是大力招兵，准备和东昏侯决战，很快招募到甲士千人，马上千匹，战船三千艘。
　　为了增加号召力，萧衍联合了南康王萧宝融一起举兵，后来南康王在江陵即位，这就是齐和帝。他们共同和东昏侯争夺齐的政权。最后，萧衍领兵到达了建康城下，和守军激战，攻下了外城，将齐宫城团团围住。
　　在国难之际，齐内部仍有奸臣进谗言，说事到如此完全是文武大臣的过错，怂恿东昏侯大开杀戒。这使征虏将军王珍国异常愤恨，暗中派心腹给萧衍送去一个明镜，表示心迹。王珍国和其他大臣，带兵夜入皇宫，杀死在国难当头还在醉生梦死、歌舞不断的东昏侯。然后将他的头颅送出，献给萧衍。
　　萧衍在攻占首都建康后，派兵四处征讨，各地的官员纷纷投降归顺。这次萧衍拥戴萧宝融，消灭了东昏侯，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也因此升任大司马，掌管中外军国大事，还享有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荣。

代齐建梁
　　萧衍虽然大权在握，也想废和帝自己做皇帝，但他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静待时机。原来的好友沈约知道他的心事，于是委婉地向他提起此事，第一次时萧衍装糊涂，推辞过去了。第二次提起时，萧衍犹豫片刻，说了句“让我想想再说吧”。后来就答应了。
　　沈约又告知了范云，两人都同意拥立萧衍做皇帝，萧衍知道后，很高兴。在他们谋划的过程中，萧衍竟然贪恋起原来宫中的两个美女来，把头等大事忘到了脑后。范云知道后很着急，又找到萧衍，说明利害，这才使萧衍下决心灭掉齐，免得夜长梦多。
　　范云和沈约写信给和帝的中领军夏侯祥，要他逼迫和帝禅让帝位给萧衍。同时，萧衍的弟弟、荆州刺史也让人传播民谣“行中水，为天子”，利用人们的迷信观念为萧衍称帝大造舆论。等和帝的禅让诏书送到后，萧衍又假装谦让。于是，范云带领众臣117人，再次上书称臣，请求萧衍早日登极称帝。太史令也陈述天文符谶，证明他称帝合乎天意，萧衍这才装着勉强接受众人的请求，在公元502年的农历四月，正式在都城的南郊祭告天地，登坛接受百官跪拜朝贺 建立大梁帝国。
　　然后，萧衍派人给和帝送去生金，逼其吞金自尽。和帝死后，萧衍说他暴病而死，谥为和帝。又按照皇帝的规格举行丧礼，将他葬在恭安陵。

显著政绩
　　萧衍做皇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地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萧衍在中国古代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之辈。
　　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梁的统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猜疑心重
　　和封建社会很多的皇帝一样，萧衍也是猜疑心重，忌惮开国元勋。在功臣当中，应该是范云和沈约的功劳最大，谋划、辅佐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但萧衍并没有重用他们。建国开始时范云就病逝了，萧衍也没有重用沈约，而是让其他的人主持朝政，反过来，萧衍还经常斥责沈约，后来，沈约也病死了。
　　萧衍对功臣吝啬，但是对于自己的皇室亲属却是另外照顾，照顾得有些徇私护短。但他的照顾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让他备受刺激，这是他以后当和尚的主要原因。
　　一个是他的六弟萧宏，一个是他的次子萧综。
　　萧宏在窝藏杀人凶手时，萧衍也不加惩罚反而加封官职，妄加纵容。萧宏也不知恩，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最后，竟和自己的侄女，也就是萧衍的大女儿私通，两个人还谋划着要篡夺萧衍的皇位，结果派人刺杀萧衍时，事情败露，刺客被抓，最后处死。萧衍的女儿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也没脸再见父亲，于是自尽。萧衍没有怪罪萧宏。后来萧宏得病而死。
　　萧综是萧衍的次子，但是他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的妃子，跟了萧衍后，仅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可能是东昏侯的儿子。萧综并没有受歧视，萧衍封他为王，还做将军。但吴淑媛自己失宠之后，由于对萧衍的怨恨，就把七个月生萧综的事告诉了萧综。从此，萧综就觉得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和萧衍更为疏远了。
　　后来，梁和北魏在边境发生冲突，萧衍让萧综领兵，督率各军作战。但萧综却投奔了北魏，北魏很高兴，授予高官厚禄。萧综还改名为萧缵，并表示为东昏侯服丧服三年。萧衍听说后，非常生气，不但撤消了给他的封号，还把吴淑媛废成庶人。后来，萧衍听说萧综有回来的意思，就让吴淑媛给他送去小时候的衣服。但萧综却不愿意回来。不久，吴淑媛病逝，萧衍又起了恻隐之心，又下诏恢复萧综的封号，给吴淑媛加了谥号为“敬”。
　　这两次打击对于萧衍来说是很大的。建国开始的时候，萧衍重视儒家思想，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但老年后，特别是以上这两桩事后，萧衍看破红尘，从儒家转向了佛家，还几次入寺庙做了和尚，当住持，讲解经书。

笃信佛教
　　在公元527年，萧衍亲自到了同泰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还下令改年号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总是和年轻时、壮年时不一样。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都反对。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
　　后来，萧衍又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这使得他没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萧衍也是刚愎自用，乱建佛寺，不听劝谏，导致后期的政绩下降。
　　公元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这一年被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展的分水岭。在这年开始，梁武帝多次舍身出家，普通八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大通三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十二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梁武帝晚年笃信佛法，纵容邪恶，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侯景之乱
　　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和高欢关系很好，在怀朔六镇起义失败后，侯景投靠了其他部落，后来又投奔了高欢，高欢很欣赏他，委以重任。
　　侯景为人居心叵测，在高欢死后，他和高欢的儿子高澄不和，高澄想夺他的兵权。侯景就于太清元年正月据河南13州投降了西魏，但西魏宇文泰对他有戒心，于是侯景又请求萧衍接受他归顺。萧衍很高兴，封河南王，封大将军，派军队接应。朝中有的大臣知道侯景为人，一句话成了谶语：“乱事就要来了。”
　　后来，归顺的侯景以诛杀朝中弄权的朱异为借口，发动叛乱，最后，围困都城，本来侯景已经元气大伤，但守城的将领也没了斗志，开城把侯景放了进来。侯景带着五百甲士去见萧衍，发生了很有趣的一段对话：
　　萧衍见侯景来，不慌不忙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这时害怕得汗流满面，竟不知道怎么回答。旁边的部下替他说：“臣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问道：“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十万。”“现在呢？”“率土之内，莫非己有。”最后，萧衍安慰他说：“你有忠心于朝廷，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答应了。
　　见过萧衍后，侯景对身边的亲信王僧贵说：“我多年征战疆场，从没有胆怯过。这次见萧衍竟然有点害怕他，莫非真是天子威严不容侵犯吗？”其实，侯景一是作乱心虚，二是萧衍本来也是战场勇将，侯景肯定早就有敬畏之心，加上当时迷信思想严重，认为天子都是神灵下凡。还有萧衍信佛后，看清权势，他的镇静无疑更让侯景心虚。

台城身亡
　　五月，梁武帝萧衍被活活饿死在台城，享年八十六岁，葬于修陵。谥为武帝，庙号高祖。

文艺成就

梁武帝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史著作
　　在学术上，梁武帝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武帝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有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他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诗文才华
　　梁武帝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眺、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梁武帝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
　　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
　　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梁武帝的七言诗。梁武帝有十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著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此后，宋、齐时鲍照、汤惠林、释宝月等人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梁武帝，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虽然是开山之作，但全诗逐句押韵，未免显得单调，缺乏婉转咏叹的情趣。梁武帝的七言体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萧绎，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梁武帝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梁武帝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信道佞佛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没有什么艺术可言。
　　梁武帝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不乏上乘之作，如“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梁武帝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
　　他的《赠逸民十一》：“如垄生木，木有异心。如林鸣鸟，鸟有殊音。如江游鱼，鱼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见，理相难寻。”此诗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
　　后世文人对齐梁诗总的评价不高，大都以为其“嘲风月，弄花草”，“风云气少，儿女情多”。齐梁诗人缺乏匡世救时的崇高理想，也缺乏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心，因此反映社会现实及言志述怀之作便不多见，充斥当时文坛的是大量的山水、咏物、艳情之诗。梁武帝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梁诗歌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梁，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梁武帝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外，梁武帝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上说：梁武帝“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梁武帝“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梁武帝创制了不少颂扬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音乐绘画
　　梁武帝重视礼乐。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他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大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梁武帝赏识。当时，梁武帝诸子多出镇外州，梁武帝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梁武帝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梁武帝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棋艺超群
　　梁武帝对围棋特别喜爱，棋艺也很高超。在齐朝为官时，每逢闲暇，常彻夜不眠，与人弈棋。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大臣朱异、韦黯、到溉，都是他的棋友，名将陈庆之原先为随从时也常陪武帝下棋。每到兴致高时，便不复君臣之别。一次，梁武帝又约到溉玩了一个通宵。到溉不能熬夜，一局未终，竟低头睡着了。梁武帝见状大笑，就做诗嘲讽他：“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到溉被唤醒，颇为尴尬，及听到梁武帝的诗句，又放声大笑。君臣尽欢而散。
　　梁武帝对围棋如醉如痴，也有因此误事的时候。他晚年佞佛，有一个名叫榼头师的和尚，颇为他敬重。一天，梁武帝下敕召榼头师入宫研讨佛法，当榼头师入宫的时候，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要杀死对方的棋子，便随口说道：“杀掉！”左右侍从将此话理解错了，以为梁武帝要杀掉榼头师，便不由分说，将榼头师推出斩首。下完棋，梁武帝下令召见榼头师，左右侍从回答说：“已奉旨将此人杀掉了。”梁武帝听罢，后悔不迭。

时代风气
　　由于梁武帝雅好诗文，大臣们纷纷效仿，甚至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在徐州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梁武帝在华光殿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在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怕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梁武帝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乘酒兴再三固请。梁武帝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在这种局限之下要按韵赋诗是很困难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会儿，便提笔赋出一首诗：“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梁武帝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在梁武帝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书法造诣
　　梁武帝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在古代善书的帝王中排上前几位。即使抛却他的帝王身份，以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自有其可观之处。梁武帝当时常与陶弘景探讨书法上的话题，陶弘景擅长行草书，师法钟繇、王羲之。二者间的对话被整理为《与梁武帝论书启》流传于后世，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典籍之一。同时梁武帝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而在此之前王羲之的声名往往被其子王献之所掩。也因为他的推崇，从那时的梁朝起，兴起了第一波学习“大王”书法的风潮。同时梁武帝还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著作，都是历代书法理论典籍中的精品。

轶事典故

小名来历
　　萧衍，小名“练儿”。萧衍笃信佛教，练儿出自佛经，是梵语音译，全称“阿练若”或“阿兰若”，译成汉语，就是树林、寂静处、无诤地，指能远离喧噪，安心修习的禅定之所。
　　父亲的名讳要规避，小名也要规避，梁武帝的子孙为亲者讳，把“练”叫做“绢”。《颜氏家训·风操篇》讲到避讳时说：“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梁武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绢；乃谓销炼物为销绢物，恐乖其义。”萧氏子孙为萧衍避讳，绝口不提“练”字。可有一个人却对“练”字恨之入骨，他就是梁武帝的次子萧综。
　　原来，当日南齐的东昏侯萧宝卷临朝时，荒淫无度，百姓叫苦不迭。时任雍州刺史的梁武帝以改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名，举兵攻下金陵，先后杀掉萧宝卷与萧宝融，以梁代齐，自立为帝。有一位东昏侯宠爱的美人吴景晖，已经怀孕三个月，梁武帝见她漂亮，就收入后宫。七个月后，东昏侯的遗腹子出生，梁武帝认为己子，排行老二，起名萧综，小名缘觉，后封豫章王。萧综长大后，吴景晖悄悄地对儿子讲了他的身世，萧综得知真相后，暗下决心，时刻准备为生父东昏侯复仇。后来，梁武帝让他出任徐州刺史，徐州有不少枝繁叶茂的练树，因梁武帝小名叫练儿，萧综对此十分反感，就让人将树统统砍伐了，借以发泄对养父“练儿”的不满。后来，萧综到底离开梁武帝，带着南徐州降了北魏。

梁皇忏法
　　梁皇忏法，度脱郗氏。天监二年，武帝作皇忏度皇后郗氏。郗氏初生时，也是红光照室，神奇异瑞。及长，其性明惠，形貌秀丽，且善于隶书，寻于史传女工之事，靡不闲习。当时，宋、齐诸王皆慕名而来求婚，均被她父亲郗晔所拒，后来嫁给武帝，生了三个女儿；当武帝为雍州剌史时，郗氏就不寿而死，郗氏生前貌虽美丽性却善妒，不信佛法，毁谤三宝，残杀生灵，因此死后堕为巨蟒。一日，托梦给武帝，请求他看在夫妇面上，设法为她超度，以离苦得乐。 因武帝夫妻情深，念于旧情，便参阅佛经而撰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请僧礼忏，超度夫人。郗氏遂仗佛力而脱离蟒身，化为天人，现身空中，谢帝而去。此忏因在武帝时肇始，故称〈梁皇宝忏〉。直到一千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盛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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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嗣 公元四六九年至五二一年字思纂，郡望陈郡项（今河南省沈丘县）。生年不详，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世居姑熟（今安徽当涂），博学善属文。武帝时，拜安成王国侍郎。帝每令兴嗣为文，如铜表铭、栅塘碣、檄魏文，次韵王义之书千字文。每奏，辄称善。官终给事中。兴嗣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又作有文集十卷，（《梁书》及《两唐书志》）传于世。"生平

周兴嗣，祖籍陈郡项，其先人于西晋永嘉南渡时迁徙到江南姑孰。十三岁开始到齐的京师建康游学，十几年后，精通了各种纪事文章的写法。游学时，他曾在姑苏一家旅店住宿，夜里听见有人对他说：“你才学盖世，不久就会结识到尊贵的大臣，最后被圣明的君主重用。”可是一直到声音消失，他也没能听出说话人在哪。

隆昌年中，齐侍中谢朏任吴兴太守。谢朏厌恶与士人交往，却喜欢和周兴嗣在一块谈论文史。任职期满，他在朝廷极力推荐周兴嗣的才学。本州举荐秀才出任公职，周兴嗣于是被推举为桂阳郡丞。郡守王嵘，平时就欣赏周的文才，待他很好。

公元502年，萧衍代齐建梁，周兴嗣上奏《休平赋》，文章非常优美，受到萧衍重视，聘用他任“安成王国”侍郎，就在梁都的华林园①当值。其年，河南献来一匹会随着音乐跳舞的马，萧衍命周兴嗣与待诏张率等人作赋歌颂。赋成，萧衍评定周兴嗣的最好，升周兴嗣为员外散骑侍郎。

梁天监七年，梁武帝用南京城内自己在三桥的旧居，改建为光宅寺，命周兴嗣与陆倕各写一篇寺碑碑文。碑文完成后，梁武帝只使用了周兴嗣的作品。自此以后，著名的《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以及《次韵王羲之书千字》等，梁武帝都只要周兴嗣一人去完成。每成一篇，都会受到梁武帝的称赞和财物赏赐。九年，任新安郡丞，任满后，重任员外散骑侍郎，协助编撰国史。十二年，升任给事中，继续为皇室撰写文稿。

周兴嗣的双手常年患有风疽病，升任“给事中”后，又染上了疬疾，这是一种不好医治的流行疫病，结果左眼失明。梁武帝萧衍抚摸着他的手，感叹地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当场又亲笔抄写了一份专治风疽病的秘方，赐给周兴嗣。可见梁武帝对周兴嗣何等爱惜。 　与萧衍同为“竟陵八友”中人、时任萧衍记室的任昉，也很喜爱周兴嗣的才华，经常对别人说：“周兴嗣如果没病，十天内就能当上御史中丞”。

梁普通二年，周兴嗣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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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后主陈叔宝（553—604年），字元秀，南朝陈最后一位皇帝。公元582年—589年在位，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不理朝政，日夜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隋军南下时，自恃长江天险，不以为然。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入建康，陈叔宝被俘。后在洛阳城病死，终年52岁，追赠大将军、长城县公，谥曰炀。"轶事典故

落井下石

当贺若弼攻入建康宫廷时，陈叔宝带着张、孔二妃以及十来个宫人，逃出后堂景阳殿，就要往井里跳。袁宪苦苦哀求，陈后主不听。后阁舍人夏侯公韵用自己的身子遮挡井口，陈后主极力相争。争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跳进井里。

不久，有隋军士兵向井里窥视，并大声喊叫，井下无人应答。士兵扬言要落井下石，方才听到有人求救，于是抛下绳索往上拉人，觉得非常沉重，本来以为后主体胖。等到把人拉上来，才吃惊地发现，原来一根绳索，“串”着陈后主、张丽华以及孔贵妃人。

绝无心肝

杨坚对陈叔宝极为优待，准许他以三品官员身分上朝。又常邀请他参加宴会，恐他伤心，不奏江南音乐，而后主却从未把亡国之痛放在心上。一次，监守他的人报告文帝说：“陈叔宝表示，身无秩位，入朝不便，愿得到一个官号。”文帝叹息说：“陈叔宝全无心肝。”监守人又奏：“叔宝常酗酒致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隋文帝让后主节酒，过了不久又说：“由着他的性子喝吧，不这样，他怎样打发日子呀！”过了一些时候，隋文帝又问后主有何嗜好，回答说：“好食驴肉。”问饮酒多少，回答说：“每日与子弟饮酒一石。”让隋文帝相当惊讶。

隋文帝东巡邙山，后主奉召前往，他在宴会上赋诗说：“日月光天德，山川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表请封禅，隋文帝不许。杨坚评价说：“陈叔宝的失败皆与饮酒有关，如将作诗饮酒的功夫用在国事上，岂能落此下场！当贺若弼攻京口时，边人告急，叔宝正在饮酒，不予理会；高颎攻克陈朝宫殿，见告急文书还在床下，连封皮都没有拆，真是愚蠢可笑到了极点，陈亡也是天意呀！”

生平

陈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公元553年十一月出生于江陵，是陈宣帝陈顼的长子，母为皇后柳敬言。

公元562年，立为安城王世子。公元566年，授宁远将军。公元567年，为太子中庶子，寻迁侍中。公元569年正月，被立为皇太子。

陈叔宝虽然身为太子，但是其皇位却来得十分不易。陈宣帝的次子——即陈叔宝的弟弟陈叔陵一直有篡位之心，谋划刺杀陈叔宝。宣帝崩后，陈叔宝在宣帝灵柩前大哭，叔陵趁机用磨好的刀砍击叔宝，击中颈部，但没有造成致命伤害，叔宝在左右的护卫下逃出，派大将萧摩诃讨伐叔陵。最后叔陵被杀。

叔宝即皇帝位，就是陈朝末代皇帝——陈后主，册封沈婺华为皇后，张丽华为贵妃，孔氏为贵嫔。当初叔陵做逆时，后主脖颈被砍受伤，在承香殿中养病，摒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后主病愈，对张丽华更加爱幸。

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很简朴。后主嫌其居处简陋，不能作为藏娇之金屋，于是在临光殿的前面，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十丈，袤延数十间，穷土木之奇，极人工之巧。窗牖墙壁栏槛，都是以沉檀木做的，以金玉珠翠装饰。门口垂着珍珠帘，里面设有宝床宝帐。服玩珍奇，器物瑰丽，皆近古未有。阁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名花。每当微风吹过，香闻数十里。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其中有复道连接。又有王、季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都以才色见幸，轮流召幸，得游其上。张丽华曾于阁上梳妆，有时临轩独坐，有时倚栏遥望，看见的人都以为仙子临凡，在缥缈的天上，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陈叔宝在位期间，正值隋文帝开皇年间。隋文帝本有削平四海之志，于是隋之群臣，争劝文帝伐陈。文帝下诏数后主二十大罪，散写诏书二十万纸，遍谕江外。有人劝文帝说兵行宜密，不必如此张扬。文帝说：“若他惧而改过，朕又何求？我将显行天诛，何必守密？”于是修建了许多战舰，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总管韩擒虎、贺若弼等，率兵分道直取江南。隋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无不奋勇争先，尽欲灭了陈朝。

陈叔宝却深居高阁，整日里花天酒地，不闻外事。他下令建大皇寺，内造七级浮图，工尚未竣，为火所焚。沿边州郡将隋兵入侵的消息飞报入朝。朝廷上下却不以为意，只有仆射袁宪，请出兵抵御，后主却不听。及隋军深入，州郡相继告急，后主叔宝依旧奏乐侑酒，赋诗不辍，而且还笑着对侍从说：“齐兵三来，周师再至，无不摧败而去，彼何为者耶？”孔范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断南北，今日隋军，岂能飞渡？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做太尉公矣。”有人妄传北军的马在路上死去很多。孔范说：“可惜，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后主听后大笑，深以为然，君臣上下歌妓纵酒，赋诗如故，似乎亡国的威胁并不存在。

公元589年正月，隋兵自广陵渡过了长江。老谋深算的贺若弼使用了兵不厌诈的策略，他先用战马买陈朝战船隐蔽起来，再买破船五六十艘置放于长江小港汊内，故意给陈朝造成隋朝没有水军的错觉；又让沿江部队在换防之际，大张旗鼓，聚集广陵，陈人以为敌兵要发动进攻，慌忙准备，但隋军并不发一矢一镞，便匆匆而去，日子一久，陈兵知是换防，也就懈怠了。贺若弼又使人故意缘江狩猎，人马喧噪，声震江岸，以迷惑对方，因此隋兵渡江时，陈兵并未发觉。与此同时， 韩擒虎也攻占了采石，杨广帅大军屯驻六合镇之桃叶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后主这才慌了手脚，召集大臣退敌。后主下诏说：“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一方面胆小如鼠，一方面又气壮如牛，这通檄文活画出了后主首鼠两端、惶惧可怜的神色。他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并为都督，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并为大监军，分兵扼守要害；又命大将樊猛率师出白下，皋文奏镇守南豫州，同时大肆扩兵，连僧尼道士也悉数征召入伍。隋兵一鼓作气，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连下京口、故孰，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深得人心。陈军连战皆北，望风溃逃。

其时建康城中尚有兵十万，后主却六神无主，日夜啼泣，将朝政交给施文庆办理。文庆胡说诸将嫌功高赏薄，时有怨言，不可委以重任，因此诸将凡有建议，皆阻而不行。当贺若弼攻京口时，萧摩诃请战，后主不许；贺若弼攻占钟山，萧摩诃又建议说，隋兵孤军深入，立足未稳，如果偷袭，定可奏捷，又为后主所拒。大将任忠上奏说：“兵法有云，客军贵速战速决，主军贵老成持重，如今国家足兵足食，应当固守。北兵若来，不与交战，分兵截断江路，使他们彼此音信不通，然后给我精兵一万，金翅船三百艘，直趋六合，敌人必以为渡江之兵已被我俘获，自然夺气。淮南百姓，与我有旧，知我前往，必然欢迎。我声言去徐州断彼归路，则敌军必不击自去。待来春水涨，上流我兵必沿流赴援，这样，陈朝江山就可保了。”后主也屏而不纳。

隋军攻城甚急，后主慌乱中摆出了一字长蛇阵，令鲁广达居南，任忠、樊毅、孔范次之，萧摩诃居北，南北连亘二十余里，首尾不能相顾。贺若弼挥军迳取孔范，陈军大溃，死者五千人。萧摩诃因后主曾淫其妻，心怀愤懑，拥兵不战，为隋军俘获，只有鲁广达拼死格斗。任忠见陈兵溃败，入告后主说：“陛下请勿再战，臣已无力报国了。”后主给他两袋金子，让他募兵。任忠又说：“为今之计，陛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准备舟楫，到上流去与我军会合，臣当舍死保驾。”后主深信不疑，命他出去部署，又让宫人打点行装，等他归来一起出发。谁知任忠见大势已去，竟觍颜降敌，领着韩擒虎直奔朱雀门。陈兵欲战，任忠大呼说：“老夫尚降，何况尔等！”众军一哄而散，城内文武百官皆遁，朝堂为之一空，只有仆射袁宪、后阁舍人夏侯公韵未去。后主吓得魂不附体，打算逃匿，袁宪阻拦说：“北兵入城，必无所犯，事既如此，陛下还能逃往何处！请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仿照梁武帝见侯景故事。“侯景举兵叛梁，曾将梁武帝围困在建康台城里，终至饿死，后主自然不愿蹈此覆辙，颤声说：“锋刃之下，未可与争，我自有计。”说着，迳率后宫十余人来至后堂景阳殿。

此时隋军已排闼而入，捉住后主张贵妃、孔贵嫔等人，押到韩擒虎帐前来。隋军一面扫荡残敌，令后主手书招降陈朝未降将帅，一面收图籍，封府库，又将张丽华及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暨慧景等奸佞枭首于市。陈朝宣告覆亡，隋文帝终于统一了全国。

陈叔宝投降隋朝的16年后，在洛阳城病死，终年52岁，追赠大将军、长城县公，谥曰炀。

为政举措

荒废朝政
　　张丽华也确是艺貌双佳，她发长七尺，黑亮如漆，光可鉴人。并且脸若朝霞，肤如白雪，目似秋水，眉比远山，顾盼之间光彩夺目，照映左右。更难得的是， 张丽华还很聪明，能言善辩，鉴貌辨色，记忆特别好。当时百官的启奏，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两人初步处理后再送进来，有时连蔡、李两人都忘记了内容，张丽华却能逐条裁答，无一遗漏。起初只执掌内事，后来开始干预外政。“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到了国家大事也“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的地步。后宫家属犯法，只要向张丽华乞求，无不代为开脱。王公大臣如不听从内旨，也只由张丽华一句话，便即疏斥。因此江东小朝廷，不知有陈叔宝，但知有张丽华。

舞文弄墨
　　陈叔宝喜爱诗文，因此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骚客，以官拜尚书令的“好学，能属文，于七言、五言尤善”的江总为首。他们这些朝廷命官，不理政治，天天与陈叔宝一起饮酒做诗听曲。陈叔宝还将十几个才色兼备、通翰墨会诗歌的宫女名为“女学士”。才有余而色不及的，命为“女校书”，供笔墨之职。每次宴会，妃嫔群集，诸妃嫔及女学士、狎客杂坐联吟，互相赠答，飞觞醉月，大多是靡靡的曼词艳语。文思迟缓者则被罚酒，最后选那些写诗写得特别艳丽的，谱上新曲子，令聪慧的宫女们学习新声，按歌度曲。歌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流传最广的有“壁户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十字。陈后主曾做的《玉树后庭花》如下：“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成为有名的亡国之音。君臣酣歌，连夕达旦，并以此为常。所有军国政事，皆置不问。

奸佞当道
　　内外大臣专迎合为事。尚书顾总博学多文，尤工五言七言诗，溺于浮靡。后主对他很宠信，游宴时总会叫上他。顾总好做艳诗。好事者抄传讽玩，争相效尤。山阴人孔范容止温雅，文章瑰丽。后主不喜欢听别人说他的过失，孔范在这方面善于为后主饰非，因此后主对他宠遇优渥，言听计从。孔范曾对后主说：“外间诸将，起自行伍，统不过一匹夫敌，若望他有深见远虑，怎能及此？”从此带兵的将帅微有过失，就夺他们的兵权，刀笔之吏反而得势。边备因此越加松弛。此时文武懈体，士庶离心，覆亡即不远了。当时朝廷有狎客十人，以顾总为首，孔范次之。君臣生活穷奢极欲，国力却逐渐衰弱下来。

家族成员

家世
父亲：陈宣帝陈顼
母亲：柳皇后柳敬言
陈叔宝兄弟姐妹

弟弟
始兴王陈叔陵
豫章王陈叔英
长沙王陈叔坚
建安王陈叔卿
宜都王陈叔明
河东王陈叔献
新蔡王陈叔齐
晋熙王陈叔文
淮南王陈叔彪
始兴王陈叔重
寻阳王陈叔俨
岳阳王陈叔慎
义阳王陈叔达
巴山王陈叔雄
武昌王陈叔虞
湘东王陈叔平
临贺王陈叔敖
阳山王陈叔宣
西阳王陈叔穆
南安王陈叔俭
南郡王陈叔澄
沅陵王陈叔兴
岳山王陈叔韶
新兴王陈叔纯
巴东王陈叔谟
临江王陈叔显
新会王陈叔坦
新宁王陈叔隆
新昌王陈叔荣
太原王陈叔匡
陈叔叡
陈叔忠
陈叔弘
陈叔毅
陈叔训
陈叔武
陈叔处
陈叔封

姐妹
宁远公主，隋文帝嫔妃
陈氏，陈灭亡后，被赐予贺若弼为妾
临川长公主，隋文帝弘政夫人，见于《嘉泰吴兴志》，亦不确定与宁远公主是否为同一人。
武成公主，见于《嘉泰吴兴志》。乐昌公主，正史无载，见于《本事诗》和《两京新记》。下嫁徐德言，破镜重圆故事的主人翁。
陈叔宝后妃
皇后沈婺华
贵妃张丽华
龚贵嫔
孔贵嫔
孔贵人
张淑媛
薛淑媛
吕淑媛
张淑华
徐淑仪
袁昭仪
高昭仪
江修容
何婕妤
王美人
季美人
孙姬
陈叔宝子女
儿子
吴兴王陈胤，字承业，后主长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于东宫。母孙姬。
南平王陈嶷，字承岳，后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数岁，风采举动，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扬州刺史。迁都督、郢州刺史。入隋，卒于长安。
永嘉王陈彦，字承懿，后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州刺史。入隋，大业中，为襄武令。
皇太子陈深，字承源，后主第四子也。至德元年，封始安王。祯明二年，后主立深为皇太子。
南海王陈虔，字承恪，后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刺史。入隋，大业中，为涿令。
信义王陈祗，字承敬，后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业中，为通议郎。
邵陵王陈兢，字承检，后主第七子也。祯明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国子监丞。
会稽王陈庄，字承肃，后主第八子也。容貌蕞陋。性严酷，数岁时，左右有不如意，辄剟刺其面，或加烧爇。性嗜酒，爱博。以母张贵妃宠，后主甚爱之。至德元年立。位扬州刺史。入隋，大业中，为昌隆令。
东阳王陈恮，字承厚，后主第九子也。祯明二年立。入隋，大业中，为通议郎。
吴郡王陈藩，字承广，后主第十子也。祯明二年封。隋大业中，为任城令。
钱唐王陈恬，字承惔，后主第十一子也。祯明二年封。入隋，卒于长安。
陈总，并未及封
陈观，并未及封
陈明，并未及封
陈纲，并未及封
陈统，并未及封
陈冲，并未及封
陈洽，并未及封
陈縚，并未及封
陈绰，并未及封
陈威，并未及封
陈辩，并未及封。

女儿
第四女广德公主，母高昭仪，隋炀帝妃
第五女临成公主，母谢昭仪，秦王杨俊嫔
第六女陈婤，隋炀帝贵人

"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家族社会地位显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虏将军。父亲沈璞，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诛。沈约孤贫流离，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历仕宋、齐、梁三朝。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著有《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并撰《四声谱》。作品除《宋书》外，多已亡佚。"轶事典故

沈约瘦腰
　　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一部晋史。可惜，这部晋史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沈约暮年，身体消瘦。著名词人李煜词中有“沈腰潘鬓消磨”一句，指的便是沈约。后来，明代诗人夏完淳也有“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带三围恨沈郎”之诗句，这个细腰男子指的也即沈约。

沈约孤贫笃志好学
　　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及为郢州，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兴宗常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师之。”
　　孤苦贫寒，志向坚定而且热爱学习，日日夜夜不知疲倦。他的母亲担心他因为太劳累而生出疾病，时常让他少添灯油。而白天所诵读过的文章，晚上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众多典籍，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济阳蔡兴宗听说了他的才能很赏识他。蔡兴宗时为郢州刺史，引荐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任记室。蔡兴宗曾经对他的几个儿子说：“沈约的为人堪称师表，你们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

神不灭论

沈约是“神不灭”论的积极维护者。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现了反佛的斗士。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是一位无神论者，“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确信“天下决无佛鬼”。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精信释教”，而他的属官、无神论思想者范缜则“盛称无佛”。萧子良质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还进一步批评佛教的“因果”论，阐述他的“无佛”思想，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著名的《神灭论》，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此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范缜还表示绝不“卖论取官”。

梁武帝天监六年，范缜的《神灭论》公诸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武帝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他动员王公朝贵六十余人著文围攻范缜，范缜在理论上终不后退，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坚定性。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沈约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论，良用骇惕。”他在《神不灭论》中辩解说：“生既可夭，则寿可无夭，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然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较，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

沈约用寿、夭来说明形神之别是一种诡辩；宣扬“养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谬之论。但他说的“神不灭论”却又带着浓厚的世俗等级色彩，即“圣人”之“神”可以“长存”，而“凡人”之“神”还是要堙灭的。这显然是为了用“神不灭论”来“证明”现实等级社会的“合理”。宗教观念和等级观念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了。沈约所撰的《内典序》、《佛记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复宣扬这些观点。这种观点在《宋书》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灵验的故事出现的，有的是以“天命”所归的说教出现的。

史学成就

在沈约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最早撰写刘宋国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时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后来，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等相继续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废。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徐爰负责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六十五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所有这些，都为沈约撰《宋书》提供了文献资料。沈约接受撰写宋史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书》纪、传七十卷。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记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写《宋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书》八志三十卷的撰成。从《宋书》志避梁武帝父亲和梁武帝本人的讳来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时期。沈约撰《宋书》的经过大致如此。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书》的传，与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创立家传的形式。以前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传主后人之传，而《宋书》则改变此例，开以子、孙之传附父、祖之传的先声。故《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而且把门阀士族所重视的家传也引入正史了。如《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传。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史学上的反映。第二，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正如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以《岛夷传》记南朝史事一样。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一种特殊的反映。第三，在类传中增立《孝义传》，提倡“孝行”、“孝廉”。这是魏晋统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遗风。

《宋书》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述到东汉，表明作者极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也讲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谓“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梁朝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的这句话被后来的史家一再引用，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宋书》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二是《宋书》的《礼志》和《乐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几乎占了整个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十分讲究礼法。《宋书·王弘传》记王弘说：“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书还说；“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真不愧是门阀土族讲究“礼法”的楷模。《宋书》重视礼志、乐志，洽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三是《宋书·州郡志》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四是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过，它也讲到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待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在沈约同时和沈约以后，还有一些人撰写过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但都失传了。因此，《宋书》的价值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除《宋书》外，沈约还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

但是，沈约在南朝的刘宋、萧齐和萧梁都曾任重官，所以在为齐武帝撰《宋书》时，曾经因为武帝曾在宋朝皇帝任官职而避讳了很多从宋孝武帝到宋明帝时期的史实。民国史学家蔡东藩曾认为《宋书》讳莫如深。

藏书故事

南朝梁藏书家、史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少年避难，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书，历仕宋、齐、梁三代。宋时为记室参军，迁度支尚书郎。入齐，为文惠太子管书记，勘校永寿宫所藏四部图书，后为御史中丞，国子祭酒，东阳太守，以文学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与谢脁等人称“竟陵八友”。后与范云等人助萧衍成帝业，功封县侯，官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太子少傅等职。酷嗜典籍，藏书极富，晚年聚书至2万卷，《梁书》称他聚书之富“京师莫比”。学与任昉齐名。时谢脁工诗，任昉工笔，他兼而有之。任昉卒后，武帝遣他与贺纵至任昉家勘对书目，就官府藏书所无者，到任昉家取之。故后，其大部分藏书赠给了王筠。乐于奖掖后进，对刘勰、王筠等极力推荐。著有《宋书》、《晋书》、《齐纪》、《梁武纪》、《文章志》、《迩言》、《谥例》、《四声谱》等数百卷，大部分已佚，今存《宋书》100卷，文集9卷。明人辑有《沈隐侯集》。

介绍

沈约孤贫流离，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在沈约的少年时代，他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

历仕宋、齐、梁三朝。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在齐仕著作郎、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为文惠太子萧长懋太子家令，“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沈约为“竟陵八友”之一，与谢朓交好。齐梁禅代之际，他帮助梁武帝萧衍谋划并夺取南齐，建立梁朝。曾为武帝连夜草就即位诏书。萧衍认为成就自己帝业的，是沈约和范云两个人。萧衍封他建昌县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晚年与梁武帝产生嫌隙。十二年，忧惧而卒，时年七十三。诏赠本官，赐钱五万，布百匹。有司谥请谥沈约为“文”，梁武帝道：“怀情不尽曰隐。”故改谥为“隐”。好学，聚书至二万卷。

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并撰《四声谱》。作品除《宋书》外，多已亡佚。明人由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辑有《沈隐侯集》。

文学成就

诗文
　　沈约诗文兼备。当时的许多重要诏诰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在齐梁间的文坛上负有重望。《南史》称：“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钟嵘《诗品》将沈约的诗作定为中品，评道： “梁左光禄沈约。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於范，意浅於江也。”
　　在“永明体”诗人中，沈约占有重要地位。钟嵘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
　　与同时代的“二谢”等人相比，沈约的山水诗并不算多，但也同样具有清新之气，不过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种哀怨感伤的情调。如《登玄畅楼》诗：“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陵风榭，回望川之阴。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浔。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写景清新而又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景物变化的捕捉与描摹，使得诗歌境界具有一种动态之势。诗人以登高临眺之所见来烘托“离群客”的孤独形象，从而将眼前之景同“归心”融为一处。又如其《秋晨羁怨望海思归》诗：“分空临澥雾，披远望沧流。八桂暖如画，三桑眇若浮。烟极希丹水，月远望青丘。”全诗境界阔大高远，给读者展示出天水一色、烟波浩淼的海天景色。结合诗题来看，海天的空旷辽远，正反衬出“羁怨”之情与“思归”之念。此类诗歌在齐梁山水诗中，亦不失为上乘之作。此外，像“日映青丘岛，尘起邯郸陆。江移林岸微，岩深烟岫复”；“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开襟濯寒水，解带临清风”；“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等描写山水的诗句，皆令人耳目一新。
　　沈约的离别诗也同样有“清怨”的特点，如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别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将少年时的分别同如今暮年时的分别相对比，已经蕴含了深沉浓郁的感伤之情；末二句又用战国时张敏和高惠的典故，更加重了黯然离别的色彩。全诗语言浅显平易，但情感表达得真挚、深沉而又委婉，在艺术技巧上具有独创性。沈德潜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沈约的悼亡怀旧之诗，“清怨” 的色彩更加突出，如《悼亡诗》：“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诗的前半以大自然的永恒来反衬人生易逝、一去不返的悲哀；后半将悲伤的情感同凄凉的环境融为一处，情状交现，悲怆靡加。除离别哀伤之作外，沈约的抒怀之作如《登高望春》、《古意》、《伤春》、《秋夜》以及乐府诗《临高台》、《有所思》、《夜夜曲》等，在沈约集中皆为上乘之作，而且也都具有“清怨” 的风格特征。

四声八病说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沈约与谢朓、王融、范云等人一起，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八病”具体为何，说法不一。“四声八病”说为后来产生近体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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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其中《杨震暮夜却金》已编入小学教材，《强项令》选入中学教材。"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范晔出生于士族家庭，曾祖范汪仕东晋，官至安北将军，撰有《尚书大事》《范东阳方》等，进爵武兴县侯，传至伯父范弘之；祖父范宁历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为东晋经学大家，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后得刘裕信任，屡被升迁，亦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

范晔虽出名门，但由于是妾生的庶子，地位并不高。据传范晔为母亲入厕时所生，因额头被砖磕破，遂得小名“砖”。范晔出生后，因伯父无子，就被过继给范弘之，因而得袭爵位，封武兴县五等侯。

范晔自幼酷爱读书，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文，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义熙十年，州郡征召为主簿，被范晔拒绝。元熙二年，刘裕代晋称帝，范晔应招出仕，任彭城王刘义康门下冠军将军，后迁为秘书丞，因父丧离职。元嘉七年，范晔服丧期满，担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司马、兼新蔡太守。时北魏鲜卑军队围攻青州，檀道济奉命出师解围，范晔随军北伐，升任尚书部郎。

著史立说
　　元嘉九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下葬当晚，刘义康召集同僚旧友料理丧事，聚会于东府。时范晔的弟弟范广渊为司徒府祭酒，范晔就和王深、王广于范广渊处饮酒，开北窗欣赏挽歌为乐。刘义康大怒，降范晔为宣城太守。

范晔因被贬职，郁郁不得志，就在任内整理各家关于后汉的史籍，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痛苦。通过研究史事，范晔打开了眼界，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一腔热情，范晔终于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后汉书》为文简明周详，叙事生动，书成后遂取代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

孤高疏狂
　　元嘉十五年，范晔任满，调任长沙王刘义欣镇军长史，加封宁朔将军。次年，嫡母去世，按礼数范晔应立即赴丧，但范晔以患病为由，过了好久才动身，并携带妓妾同往。御史中丞刘损上表检举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宋文帝欣赏范晔的才华，并未将他治罪。

元嘉十七年，服丧期满，范晔投靠兴王刘浚，任后军长史、南下邳太守；刘浚任扬州刺史后，不问政事，一应事务全部委托范晔。因此范晔仕途畅达，不久升为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曲意逢迎。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故作不知，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一次文帝宴请大臣，对范晔说：“我想唱歌，请你为我弹琴。”范晔只得奉旨弹奏，文帝歌一唱完，范晔马上停止弹奏，不肯多弹一曲。

范晔虽然不曲意逢迎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范晔为人不藏心机，遂作《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根据同僚的特点，范晔把庾炳之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沈演之比作“昏钝”的“枣膏”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范晔更为同僚所不容。

召祸之由
　　元嘉十七年，因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宋文帝猜忌心起，遂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贬为江州刺史。孔熙先因刘义康有恩于其父，便联络朝臣，密谋反叛，更立刘义康为帝。

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孔熙先首先留意的对象。孔熙先首先结交范晔的外甥谢综，谢综为报答孔熙先，就把他引荐给了范晔。孔熙先认识范晔后，倾全力伺候范晔，并拉拢范晔赌博，故意输钱。范晔贪心钱财，又欣赏孔熙先的才干，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好。孔熙先见时机成熟，就尝试怂恿范晔参与谋反，被范晔拒绝。孔熙先又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刘义康也为宣城之贬向范晔频致歉意，范晔终于参加进来，决心反叛朝廷。

叛乱始末
　　孔熙先精通天文，就派尼姑法静南下论道，宣扬江州将出天子；为增加谋反成功率，孔熙先又命僧人法略改名孙景玄，到臧质军中任宁远参军 ，并联络许耀，以为内应。孔熙先又勾结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仲承祖便将谋反计划告诉了丹阳尹徐湛之。

徐湛之告诉范晔，臧质非常赞成他们的行动，必定会邀请萧思话一同举事，不用担心兵力不够，只须坐等良辰到来。于是他们互相设置官职：徐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范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熙先为右卫将军等，凡是他们一贯讨厌或不附从刘义康的，又另抄一本，以便将这些人处死。

孔熙先见事情进展顺利，命其弟孔休先草拟檄文，并要求范晔起草政变宣言。于是，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作书给徐湛之，勉励各部“同心协力，族灭奸党，争为创业元勋，再创宋朝”。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刘义季、右将军南平王刘铄外出边镇就任，范晔等人便约定在这天举事，但由于没有约好，政变未能如期举行。

身死事哀
　　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徐湛之上疏文帝，告密范晔是政变的主谋，并呈报参与政变的名单和相关书信证据，文帝随即诏书“马上逮捕，依法穷诘”。当夜，文帝遣人秘密收捕谢综、孔熙先，又诏朝臣会聚东阁，质问范晔为何谋反。范晔在仓猝之际非常恐惧，慌忙否认。文帝告知其谢综、徐湛之、孔熙先等都已供认，又摆出书信证物，范晔遂承认谋反事实，表示“有负于国、罪行深重，愿被处死。”

第二天，范晔被送入狱，询问徐湛之关押何处，才得知告密者正是徐湛之。于是，范晔称病请求更换狱所，得以和谢综等人成为隔壁。范晔告诉他们告密者是徐湛之，并作诗感叹：“在生已可知，来缘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范晔入狱后，以为自己会被即刻处死，不料因文帝追查案情，二十多天未见结果，范晔以为尚有生存希望。孔熙先讥讽范晔怕死，范晔感喟地说：“可惜！满腹经纶，葬身此地。”

十二月，范晔被押赴刑场，时年四十八岁。其子范蔼、范遥、范叔委等皆被株连，唯有孙子范鲁连幸免于难。

早年经历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东晋安帝义熙十年，范晔十七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当时，范晔同其父范泰一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故不肯应辟就职。六年后即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这一年，二十三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

宋文帝元嘉九年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故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到场了。刘义康的母亲死了，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他的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利害，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这件事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份。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为“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 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这种痛苦。史事的研究，打开了他的眼界。范晔后来讲：“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就是说，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在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后，他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范晔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史学成就

《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

创作主旨
　　范晔在狱中，写了一篇《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述其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

体例创新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又有所创新。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首创的《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

此外，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艺术特色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其《后汉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惯于大量使用对句、整句，而且在句式上出现了四六相间的标准骈体形式，造句明显倾向于整齐化、骈俪化；范晔还致力于追求语言的声韵美，运用音韵的规律来润色序论的创作，其序论赞，文辞精美、音节和谐、铿锵可诵，富有音律美。

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

思想倾向
　　范晔是一个无神论者，反对天命论、图谶说。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表明了赞同的态度。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范晔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他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并未对起义领袖张角等立传。

家族成员

曾祖：范汪 东晋安北将军，历任徐州、兖州刺史。
祖父：范宁 经学家，官至豫章太守。
父亲：范泰 字伯伦，历任天门太守、中书侍郎、御史中丞，著有《古今善言》等。
伯父：范弘之 袭爵，过继范晔为子。

兄弟
长兄：范昂 嫡母所生，年轻时去世。
次兄：范皓 曾任宜都太守。
三兄：范晏 为侍中、光禄大夫。
弟弟：范广渊 历任抚军咨议参军、记室、司徒祭酒。

儿子
范蔼：范晔被处决时，同时遇害。
范遥
范叔蒌

孙子
范鲁连：范蔼之子，因为吴兴昭公主的外孙，被充军，幸免于难。

侄孙
范缜：字子真，仕齐梁两朝，著名思想家、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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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诗人，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省苍山县长城镇)人，何承天曾孙，宋员外郎何翼孙，齐太尉中军参军何询子。八岁能诗，弱冠州举秀才，官至尚书水部郎。诗与阴铿齐名，世号阴何。文与刘孝绰齐名，世称何刘。其诗善於写景，工于炼字。为杜甫所推许，有集八卷，今失传，明人辑有何水部集一卷。后人称"何记室"或"何水部"。"写作特色

何逊的诗作，擅长抒写离情别绪及描绘景物。其特点之一，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衬托出作者的主观感受，往往寓目即书，不大用典故，像历来评论家所称道的"“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等句，都能做到情景交融，在写景中体现惜别和惆怅的心情。看似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但情真意切，读后令人难忘。又如”“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等句，善于用流畅的语言细致贴切地描摹自然景物,对仗工整而不觉其平板,对杜甫有明显的影响。他还有一些写景诗如《下方山》、《还渡五洲》、《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慈姥矶》等，也有许多传诵人口的佳句。这些佳句,意境虽近于谢□,但笔力则稍嫌平弱。钟嵘评谢□诗”“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这个缺点在何逊作品中似更明显。何逊的诗在当时曾与刘孝绰齐名，称为”“何刘”“。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认为何诗虽有”“清巧”“的长处,但多”“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其实何逊的诗之所以多”“苦辛”"之词，乃是他的遭遇坎坷所致，其诗作多不平之鸣，并非无病呻吟。

何逊的诗受"“永明体”"的影响，很讲究声律，某些作品比沈约等人更接近成熟的近体诗。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在论诗的声律时，曾举他的《伤徐主簿》三首为例；宋代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还把他的《送司马长沙》误作唐人五绝选入。

何逊除诗以外,还有少量辞赋和骈文传世。他的《穷乌赋》似是残存的片段，并非全文。他的骈文中辞藻较好的是《为衡山侯与妇书》，但又并无显著的特色，远不如他的诗。

《何逊集》据《梁书·何逊传》说是他死后由同时人王僧孺所编定,共8卷。《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是7 卷。此书最晚到五代时已残缺。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载《何逊集》有后晋天福本2卷,有诗无文。今所见刻本以明代正德张□刊本为早。继有薛应□刊本、张燮刊本和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中华书局有排印本《何逊集》。

生平

何逊，南朝齐、梁文学家。字仲言，东海郯人，侨居丹徒。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曾考定《元嘉历》。逊八岁能诗，二十岁左右举秀才，同时诗人范云览其试策，大加称赞，就此结为忘年交。诗为沈约所赏。逊出身贫寒，仕途很不得意。天监中，为奉朝请，迁中卫建安王萧伟水曹行参军，随任江州。后还建康，一度得武帝赏识，旋为所弃，出为安西安成王萧秀参军、兼尚书水部郎，除仁威庐陵王萧续记室，复随府江州，卒于任所。后人因称“何记室”或“何水部”。其诗文与同时刘孝绰齐名，世称“何刘”。又以诗与阴铿颇相似，世号“阴何”。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认为何诗虽有“清巧”之长，但多“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其实何诗所以多“苦辛”之词，乃是其坎壈遭际所致，诗作多不平之鸣，并非无病呻吟。今存诗一百一十余首，多为赠答及纪行之作，擅长抒写离情别绪及描绘景物，其特点在于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衬托出作者的主观感受，往往寓目即书，不喜用典故，写景抒情极为精妙，格调清新婉转，如向称名句的“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等，情景交融，在写景中体现惜别和惆怅的心情，看似信手拈来，但情真意切，读后令人难忘。又如“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等句，善于用流畅的语言细致贴切地描摹自然景物，对仗工整而不觉其平板，对杜甫有明显影响。他还有一些写景诗如《下方山》、《还渡五洲》、《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慈姥矶》等，亦多脍炙人口的佳句。诗句意境颇近于谢朓，饶有风致，为南朝山水诗派代表之作，惜笔力稍嫌平弱。钟嵘《诗品》评谢朓诗“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这一缺点在何逊作品中似更明显。逊诗受“永明体”影响，其新体诗工于炼字，音韵和谐，已初具唐律规模，是六朝诗与唐律间的过渡体裁。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在论诗歌声律时，曾举其《伤徐主簿》三首为例；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曾将其《送司马长沙》误作唐人五绝选入。唐杜甫为诗曾化用他的一些佳句，并说“颇学阴何苦用心”。清沈德潜称其“情辞宛转，浅语俱深”。何逊尚有少量辞赋和骈文传世。其《穷乌赋》似为残存片段，并非全文。辞藻较好者是《为衡山侯与妇书》，但并无显著特色，成就远不如诗。何逊身后由同时人王僧孺编定集八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七卷。此书最晚至五代时已残缺。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载《何逊集》有后晋天福本二卷，有诗无文。今所见刻本以明正德间刊本为早，继有薛应旂刊本、张燮刊本和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现有中华书局排印本《何逊集》。

介绍

,南朝梁诗人。字仲言。东海郯人。据说他8岁就能作诗，20岁左右被举为秀才,与他同时代诗人范云见到他的试策,大加称赞,就此结为"“忘年之交”“。沈约也很欣赏他的诗。他出身贫寒，仕途很不得志。梁武帝天监中，曾任建安王萧伟的记室，并随萧伟去江州。后来回建康，又任安成王萧秀的幕僚，还兼任过尚书水部郎。晚年在庐陵王萧续幕下任职，再度去江州，病逝后葬于今山东省苍山县长城镇。后人称”“何记室”“或”“何水部”“。”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文学特点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语音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

语汇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篇章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

运用

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评价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生平

南北朝宋泰始初年，刘勰生于京口，字彦和，原籍东莞。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叫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卒年歧说甚多。一说卒于梁普通元年和二年之间，一说卒于梁大同四年和五年之间。

后世纪念

刘勰纪念馆设于南京钟山南麓的定林山庄内，纪念馆分前、中、后三个展厅，以南京“钟山与六朝都城”、“钟山定林寺”、“刘勰与《文心雕龙》”三个展览单元，揭示了刘勰及《文心雕龙》与六朝首都、钟山及与定林寺的密切关系。刘勰在钟山定林寺前后生活了20年左右，他在这里借助定林寺丰富的藏书，潜心学习和研究，最终完成了标志着辉煌成就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钟山定林寺也因刘勰的学术成就而名垂青史。"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兰成，北周时期人。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以聪颖的资质，在梁这个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又来到北方，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创作的内容，并多少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介绍

庾信字子山，小字兰成，北周时期人。南阳新野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文学风格，也被称为“徐庾体”。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所以，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如此至老，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有《庾子山集》。

文学成就

早期
　　庾信早期的赋，现存有《春赋》、《对烛赋》、《荡子赋》等七篇，有些已残缺。这些赋均属宫体文学范畴，内容不外是女子的美貌或相思别离，篇幅短小，语言华艳，注重音节之美。其中《春赋》最具体表性。此篇写春光之美及妇女游春景象，色泽极为艳丽。赋的开头和结尾多用七言诗句，有较强的音乐效果。如结尾一段：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和《舞媚娘》一样，也是歌咏对人生中短暂的欢乐时光的留恋。这种诗赋结合乃至诗赋难分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初唐王勃、骆宾王及稍后的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总的说来，庾信早年的诗赋，在语言技巧上已有相当的成就，但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缺乏壮阔的激情。

后期
　　庾信后期的创作，虽谓“老成”，但早年那一种风格，并没有抛弃。他同北朝显贵唱和的诗，依然是雍容华贵，且多艳情成分。另有《题画屏风》二十五首，也以精巧见长。题画诗在此之前极为少见，故这一组诗在题材的开拓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诗的特点，是善于运用山水诗的手法，把画面的内容同想象结合，既不脱离画面，又富于自然的生趣。这启发了后代常在画上配诗以扩充欣赏内涵的风气。不过，在庾信后期创作中，最受重视的，是与前一种风格很不相同的自抒胸怀与怀念故国之作。庾信的性格，既非果敢决毅，又不善于自我解脱，亡国之哀、羁旅之愁、道德上的自责，时刻纠绕于心，却又不能找到任何出路，往往只是在无可慰解中强自慰解，结果却是愈陷愈深。所谓“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使得诗中的情绪显得沉重无比。《拟咏怀》二十七首，就是这一类诗的代表。俎豆非所习，帷幄复无谋。不言班定远，应为万里侯。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杜甫曾经评价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最能说明庾信晚年的风格。
　　庾信后期的赋，也有很大变化。最著名的作品，是《哀江南赋》。赋前有序，是一篇能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作赋的缘由，概括全篇大意，语言精丽，意绪苍凉，本身就是一篇杰作。
　　庾信只是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却被命运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并且必须承担这种“错位”带来的痛苦。这就是此诗的内涵。

生平

成长经历
　　庾信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人。庾信少负才名，博览群书。十五岁入宫为太子萧统伴读，十九岁任抄撰博士，后任梁湘东国常侍等职，陪同太子萧纲等写作一些绮艳的诗歌。梁武帝末，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御敌，战败。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元帝承圣三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他被留在长安，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庾信被强留于长安，永别江南，内心很是痛苦，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创作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庾信出使西魏以前的作品存者不多，一般没有摆脱“宫体诗”的影响，迄今被传诵的诗赋，大抵是到北方后所作，这些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和早年有所不同。他的诗歌代表作有《拟咏怀》27首，虽属模拟阮籍，实则全是感叹自己的身世。他的乐府歌行，常常使用比兴手法自悲身世，如《怨歌行》、《杨柳歌》等。庾信到北方以后的诗歌苍劲沉郁，和他经历战乱及对北方景物有较深的感受有关，佳作有《郊行值雪》、《望野》、《燕歌行》、《同卢记室从军》。他的一些小诗写得亲切动人，很少用典，如《寄王琳》、《寄徐陵》、《和侃法师三绝》、《重别周尚书二首》等，都很著名。 庾信在辞赋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他的抒情小赋如《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和《伤心赋》等，都是传诵的名作，著名的《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庾信又是南北朝骈文大家，他的文风以讲究对仗和几乎处处用典为特征，其文章多为应用文，但常有抒情性和文学意味。今本《庾子山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代屠隆本为最早。《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讲到明有汪刊本，共十二卷；还有朱曰藩刊本，仅六卷，有诗无文。此外还有明代张溥所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称《庾开府集》。庾信集较早的注释本是清代吴兆宜所注十卷本，稍后有倪璠注本十六卷。

文学创作
　　大体说来，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庾信在梁时所作大多毁于战乱，留存很少，且基本上都是唱和之作。其中《奉和泛江》、《奉和山池》等，多写景之句。后一首中“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观察、描绘都很细致，与萧纲的诗十分相近。具有宫体气息的六言诗《舞媚娘》大概也作于南朝：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诗中写爱美的少女对青春的怜惜，虽包涵着伤感的情绪，却还是活泼而有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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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444—505），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学家、散文家，历仕三朝，宋州济阳考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江淹少时孤贫好学，六岁能诗，十三岁丧父。二十岁左右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开始其政治生涯，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江淹在仕途上早年不甚得志。泰始二年（466年），江淹转入建平王刘景素幕，江淹受广陵令郭彦文案牵连，被诬受贿入狱，在狱中上书陈情获释。刘景素密谋叛乱，江淹曾多次谏劝，刘景素不纳，贬江淹为建安吴兴县令。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年），齐高帝萧道成执政，把江淹自吴兴召回，并任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大受重用。"成语典故

梦笔生花
　　江淹在被权贵贬黜到浦城当县令时，相传有一天，他漫步浦城郊外，歇宿在一小山上。睡梦中，见神人授他一支闪着五彩的神笔，自此文思如涌，成了一代文章魁首，当时人称为“梦笔生花”。

江郎才尽
　　中年以后，江淹官运亨通，官运的高峰却造就了他创作上的低潮，富贵安逸的环境，使他才思减退，到齐武帝永明后期，他就很少有传世之作，故有“江郎才尽”之说。据《诗品》，传说他有一天晚上梦见一个人，自称是郭璞，他对江淹说道：“我有一支五色彩笔留在你处已多年，请归还给我吧！”江淹从怀中取出，还给了那人。其后他写的文章就日见失色。时人谓之才尽，于是便有“江郎才尽”一说。《南史》中除了记载以上故事外，还记载了一个类似的“索锦”的故事，发生在张协与江淹之间。

文通残锦
　　比喻剩下不多的才华。典出《南史·江淹传》。南朝梁江淹，字文通，年轻时就很有才华。传说他晚年梦见晋张协对他说：“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江淹把几尺残锦奉还，张大怒说：“那得割截都尽。”江淹的文才从此大不如前。

文学贡献

江淹突出的文学成就表现在他的辞赋方面，他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发展到“江、鲍”，达到了一个高峰。江淹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可说是南朝辞赋的佳作。

江淹又是南朝骈文大家，是南朝骈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与鲍照、刘峻、徐陵齐名。最为知名的当数他在狱中写给建平王刘景素的《诣建平王书》，文章辞气激扬，不卑不亢，真情实感流注于字里行间。刘景素看了江淹的这篇上书后，深受感动，立即释放了他。另外，江淹的《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均为当时名篇。 江淹的诗作成就虽不及他的辞赋和骈文，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其特点是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尤为突出。善于拟古是江淹诗歌方面的突出特色，面貌酷似，几可乱真。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就说江淹“善于摹拟”。江淹努力学习古人的作品，确使他摆脱了一些绮丽之风，写出了不少在流丽中带有峭拔苍劲之气的诗篇。在江淹诗歌中，有一部分为乐府歌辞。江淹的乐府歌辞在南朝中虽不能技压群雄，也算得是上乘之作。

仕宦轶事

宋顺帝升明初年，萧道成辅政时，荆州刺史沈攸之忠于宋，举兵反对萧道成。萧道成询问江淹，江淹向他陈说萧道成必胜而沈攸之必败的五条原因。第二年沈攸之果然战败自杀身亡，江淹也因此而甚得齐高帝赏识。齐东昏侯永元年间，崔慧景造反，率叛军围困京城建康，城内士族官僚纷纷投身于叛军门下，只有江淹称病不往。崔慧景很快兵败，众皆服江淹有远见。后来萧衍带兵至新林，士族官僚对他并没有看好，人人安之若素，而江淹却脱去官服，投奔萧衍。后萧衍称帝，江淹得到重用。

江淹为官清正，不避权贵，直言敢谏。宋后废帝刘昱即位“多失德”，刘景素又偏听偏信左右之言，政局岌岌可危。江淹从容直谏，刘景素怒而不纳，江淹赠诗十五首以讽谏。江淹任御史中丞时，弹劾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仲远。也曾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有脏物宝货成千上万，并拘捕了他们，交朝廷治罪。其他被检劾论治的违法官员更是不胜枚举。齐明帝曾当面称赞江淹：“从宋代以来，不曾有严明的御史中丞，君今天可说近代独一无二了。”

人物生平

公元444年，江淹出生于宋州济阳考城，故里位于今民权县程庄镇。祖父江耽。父亲江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江淹少时孤贫好学，六岁能诗，十三岁丧父，家境贫寒，曾采薪养母。二十岁左右教宋始安王刘子真读五经，并一度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江淹在仕途上早年不甚得志。泰始二年，江淹转入建平王刘景素幕。江淹受广陵令郭彦文案牵连，被诬受贿入狱，在狱中上书陈情获释。刘景素密谋叛乱，江淹曾多次谏劝，刘景素不纳，贬江淹为建安吴兴县令。江淹的许多代表作品都写于被贬期间。宋顺帝升明元年，齐高帝萧道成执政，把江淹自吴兴召回，并任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大受重用。

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国左常侍。景素为荆州，淹从之镇。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专据上流，咸劝因此举事。淹每从容谏曰：“流言纳祸，二叔所以同亡；抵局衔怨，七国于焉俱毙。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景素不纳。及镇京口，淹又为镇军参军事，领南东海郡丞。景素与腹心日夜谋议，淹知祸机将发，乃赠诗十五首以讽焉。

会南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淹在县三年。升明初，齐帝辅政，闻其才，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乱，高帝谓淹曰：“天下纷纷若是，君谓何如？”淹对曰：“昔项强而刘弱，袁众而曹寡，羽号令诸侯，卒受一剑之辱，绍跨蹑四州，终为奔北之虏。此谓‘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闻此言者多矣，试为虑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胜也；宽容而仁恕，二胜也；贤能毕力，三胜也；民望所归，四胜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也。彼志锐而器小，一败也；有威而无恩，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搢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故虽豺狼十万，而终为我获焉。”帝笑曰：“君谈过矣。”是时军书表记，皆使淹具草。相国建，补记室参军事。建元初，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带东武令，参掌诏册，并典国史。寻迁中书侍郎。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

宋顺帝升明初年，萧道成辅政时，荆州刺史沈攸之忠于宋，举兵反对萧道成。萧道成询问江淹，江淹向他陈说萧道成必胜而沈攸之必败的五条原因。第二年沈攸之果然战败自杀身亡，江淹也因此而甚得齐高帝赏识。齐东昏侯永元年间，崔慧景造反，率叛军围困京城建康，城内士族官僚纷纷投身于叛军门下，只有江淹称病不往。崔慧景很快兵败，众皆服江淹有远见。后来萧衍带兵至新林，士族官僚对他并没有看好，人人安之若素，而江淹却脱去官服，投奔萧衍。后萧衍称帝，江淹得到重用。

江淹为官清正，不避权贵，直言敢谏。宋后废帝刘昱即位“多失德”，刘景素又偏听偏信左右之言，政局岌岌可危。江淹从容直谏，刘景素怒而不纳，江淹赠诗十五首以讽谏。江淹任御史中丞时，弹劾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仲远。也曾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有脏物宝货成千上万，并拘捕了他们，交朝廷治罪。其他被检劾论治的违法官员更是不胜枚举。齐明帝曾当面称赞江淹：“从宋代以来，不曾有严明的御史中丞，君今天可说近代独一无二了。”

萧道成代宋自立，江淹被任为骠骑豫章王记萧嶷室带东武令，迁中书侍郎，齐武帝永明间，任庐陵内史、尚书左丞、国子博士诸职。少帝萧昭业即位，江淹任御史中丞。明帝萧鸾时，又任宣城太守、秘书监诸职。

梁武帝萧衍代齐后，江淹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梁天监四年，江淹去世，时年六十二。葬在故里江集村东北约六公里处，梁武帝为他素服举哀，谥曰宪伯。 《梁书》、《南史》有传。

文学作品

江淹的作品，据《自序传》说有十卷，这是江淹在齐代时的记录。 据《梁书·江淹传》的记载，“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可知他后来又有新的作品，自己辑录为前后两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江淹集》九卷，《江淹后集》十卷。”《旧唐书》记载是“《江淹前集》十卷，《江淹后集》十卷”。唐朝之后，大多记载为十卷。明人胡之骥著有《江文通集汇注》。据《梁书》本传，他还著有《齐史·十志》，今佚。"

鲍照（约415年～466年）南朝宋文学家，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字明远，汉族，祖籍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西南，辖区包括今江苏涟水，久居建康（今南京）。家世贫贱，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时，任前军参军。刘子顼作乱，照为乱兵所杀。他长于乐府诗，其七言诗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鲍参军集》。"文学成就

鲍照创作以诗为主，今存204首。《拟行路难》18首，表现了为国建功立业的愿望、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怀才不遇的痛苦、报国无门的忿懑和理想幻灭的悲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贫寒士人的生活状况。少部分诗描写了边塞战争和征戍生活，为唐代边塞诗的萌芽。

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直接继承了建安传统，对后世李白、岑参、高适、杜甫有较大影响。艺术形式上，大力学习和写作乐府诗，存80余首，有三言、五言、七言和杂言等多种形式。五言诗讲究骈俪，圆稳流利，内容丰富，感情饱满。七言诗变逐句用韵为隔句押韵，并可自由换韵，拓广了七言诗的创作道路。他的乐府诗突破了传统乐府格律而极富创造，思想深沉含蓄，意境清新幽邃，语言容量大，节奏变化多，辞藻华美流畅，抒情淋漓尽致，并具有民歌特色。沈德潜曰：“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后太白往往效之”。《芜城赋》借广陵在汉代的繁荣和今时的荒凉来抒发怀古之幽情，被视为六朝抒情小赋代表作之一。散文基本上属于骈文。《登大雷岸与妹书》，抒情议论融合，文气跌宕，辞藻绚丽，兼有骈散之长。

鲍照的集子有南齐永明年间虞炎奉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命所编10卷。现存鲍照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毛斧季校本《鲍氏集》为较早。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鲍参军集》最为流行。鲍照集的注释，始于清末的钱振伦，他的注本没有来得及刊行。近人黄节在钱注基础上作了补注，称《鲍参军诗注》，今人钱仲联作《鲍参军集注》，附有《鲍照年表》。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和《梦还乡》赞美了家乡的山水。今人丁福林、丛玲玲于2012年4月1号出版了《鲍照集校注》。

生平

鲍照的青少年时代，大约是在京口一带度过的。元嘉期间被宋文帝刘义隆聘为国侍郎。孝武帝即位后，为大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任魏陵令，转永嘉令，后任朐海王刘于顼的前军参军、迁军刑狱参军，人称鲍参军。宋文帝元嘉十六年，鲍照26岁，据史载，曾谒见临川王刘义庆,毛遂自荐，但没有得到重视。他不死心，准备献诗言志。有人劝阻他说：“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照大怒：“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可闻者，岂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之后，他终得赏识，获封临川国侍郎。

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失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做过一个时期始兴王刘浚的侍郎。

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他任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孝武帝大明五年，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为前军参军，刑狱参军等职，掌书记之任。孝武帝死后，太始二年，江州刺史刘子勋称帝，刘子顼响应，后刘于勋败，刘子顼被赐死，鲍照在荆州被乱军杀害。文帝十一子刘彧杀前废帝刘子业自立，是为明帝。子顼响应了晋安王刘子勋反对刘彧的斗争。子勋战败，子顼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害，时为泰始二年。

鲍照有一妹鲍令晖，也善文学。

纪念场所

鲍照墓在黄梅县黄梅镇东禅寺村，黄梅县土肥测试站内。鲍照墓地有封土堆高2米，墓向坐北朝南，墓前有碑，高1.96米，宽0.9米，上刻“南朝宋参军鲍公明远之墓”，字为繁体楷书。碑为清道光二十五年知县俞昌烈重修其墓所立。"

谢朓（464~499年），字玄晖。汉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南朝齐时著名的山水诗人，出身世家大族。谢朓与谢灵运同族，世称“小谢”。初任竟陵王萧子良功曹、文学，为“竟陵八友”之一。后官宣城太守，终尚书吏部郎，又称谢宣城、谢吏部。东昏侯永元初，遭始安王萧遥光诬陷，下狱死。曾与沈约等共创“永明体”。今存诗二百余首，多描写自然景物，间亦直抒怀抱，诗风清新秀丽，圆美流转，善于发端，时有佳句；又平仄协调，对偶工整，开启唐代律绝之先河。"生平

世家传承
　　谢朓家世既贵，少又好学，为南齐藩王所重。初为太尉豫章王萧嶷行参军，迁随王萧子隆东中郎府，转王俭卫军东阁祭酒，后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永明九年，随王为荆州刺史，“亲府州事”，谢朓也跟着到了荆州，“以文才尤被赏爱”。后调还京都，任新安王中军记室，兼尚书殿中郎，又为骠骑谘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建武二年出为宣城太守。建武四年，谢朓被任命为齐明帝萧鸾天生残废的长子萧宝义的镇北谘议、兼南东海太守。

少学成名
　　谢朓青年时代即以文学知名，《南齐书》本传称其“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谢朓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谢朓善草、隶书，长于五言诗，好奖掖人才。

因功升任
　　岳父王敬则被迫谋反，第五子王幼隆派人到南东海治所与谢朓密谈。谢朓扣住来人，径自告发。王敬则被族灭，谢朓因功升任尚书吏部郎。王敬则之女常怀刀想向谢朓报仇，谢朓不敢与她相见。为吏部郎，沈昭略对他说：“卿人地之美，无忝此职。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这时萧鸾已身染沉疴，而北魏军队常渡江骚扰，南北兵刃数次相接。东昏侯永元元年，始安王萧遥光谋夺帝位，谢朓不预其谋，反遭诬陷，下狱而死。谢朓临败叹道：“我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辞官谢世
　　当时，谢朓的岳父王敬则任会稽太守。因为他是齐武帝的心腹猛将，开国大臣，所以萧鸾对他很不放心，加重兵以监视。王敬则怖惧万状，深感大祸临头。他的第五个儿子王幼隆派人到南东海治所与谢朓密谈。谢朓深怕自己被卷入，扣住来人，径自告发。王敬则被族灭后，谢朓因功升任尚书吏部郎。
　　然而谢朓还是没有逃脱政治浊浪的裹挟。同年初秋，萧鸾死去，他的儿子、荒淫无度的东昏侯萧宝卷登位。第二年，在始安王萧遥光，贵戚江祏、江祀、刘沨等合谋的又一起夺位阴谋中，因为谢朓拒绝了他们奉立萧遥光为帝的要求，终于受诬而死，时年三十六岁。
　　对于谢朓的死，前人颇有议论。今天看来，他的死能反映出齐代乱世的时代特点；谢朓的自我矛盾和畏祸心理，也是当时士大夫阶级的通病，我们不宜对他过于苛求。我们不妨假设：以谢朓这样逸兴壮飞的才情，如果他能再活上三十六岁的话，我们将多读到多少“清水出芙蓉”般的诗篇！
　　谢公宅：谢公宅位于当涂青山，为南朝宣城太守谢脁故宅。环宅皆流泉奇石，摩崖石刻。谢脁诗、书、文俱佳，尤擅五言山水诗，有山水诗祖之称，李白对其推崇备至，曾明确表示死后要与谢脁结为“异代芳邻”，留下了文坛千古佳话。
　　马鞍山市博物馆谢朓雕塑，雕塑家唐亚明根据谢朓诗境创作的谢朓像。

相关评价

谢朓的诗当然也不无缺点。譬如它们往往不能做到全篇尽善尽美；与篇首相比，结尾显得比较平踬。因而它们只能是向盛唐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中间”作品。然而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文学史上就愈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吟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可上九天揽明月。”这是对谢朓诗歌的最恰当的评价。李白自己一生追求的便是像谢朓诗歌所体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此外谢朓的诗歌，对盛唐“诗佛”王维、“诗圣”杜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谢朓在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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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著名的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人称“山中宰相”。作品有《本草经集注》、《集金丹黄白方》、《二牛图》等。"生平

陶弘景，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人。

生于江东名门。祖陶隆，于南朝宋时侍从孝武帝征战有功，封晋安侯。父陶贞宝，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官至江夏孝昌相。有《陶隐居集》，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帮助修订《本草集注》。卒谥贞白先生。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因看透了混浊的人世，“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批阅为务。”后隐居句曲山，可是“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自幼聪明异常，十岁读葛洪《神仙传》，便立志养生，十五岁著《寻山志》。二十岁被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三十六岁梁代齐而立，隐居句曲山华阳洞。梁武帝早年便与陶弘景认识，称帝之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陶于是画了一张画，两头牛，一个自在地吃草，一个带着金笼头，被拿着鞭子的人牵着鼻子。梁武帝一见，便知其意，虽不为官，但书信不断，常以朝廷大事与他商讨，人称“山中宰相”。 他的思想结合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

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後百一方》、《陶隐居本草》、《药总诀》、《二牛图》等等。他的文章《答谢中书书》被选入人教版初二上册语文教科书，也被选入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六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中。

成就

总述
　　陶弘景在医药﹑炼丹﹑天文历算﹑地理﹑兵学﹑铸剑﹑经学﹑文学艺术﹑道教仪典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以对于药物学的贡献为最大﹐这又和炼丹有关。

化学方面
　　陶弘景对化学的贡献之一是记载了硝酸钾的火焰分析法:“先时有人得一种物﹐其色理与朴硝大同小异﹐朏朏如握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硝﹐云是真消石也。”所谓“紫青烟起”是钾盐所特有的性质。陶弘景这一记载﹐是世界化学史上钾盐鉴定的最早记录。

炼丹方面
　　陶弘景曾长期从事炼丹实验。梁武帝送给他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原料﹐让他炼丹。他在炼丹过程中掌握了许多化学知识﹐例如﹕汞可与某些金属形成汞齐﹐汞齐可以镀物。指出水银“能消化金﹑银成泥﹐人以镀物是也”。胡粉和黄丹不是天然产物﹐而是由铅制得。指出﹕胡粉是“化铅所作”﹔黄丹是“熬铅所作”。 据《太平府志》载，陶弘景“上表辞归，筑馆句曲，号华阳隐居，营别室于横山，作读书处”。梁武帝萧衍即位后，屡请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往以咨询，人称“山中宰相“。他撰写了大量重要的道教著作，并对天文地理、养生、炼丹等诸方面也有所著述。作品七八十种，尚有《真诰》、《本草集注》、《导引养生图》、《天文星算》、《华阳陶隐居集》等著作及部分诗文存世。
　　道教另外的一个修炼方法是外丹术，外丹术就是用炉鼎烧炼矿物类药物，企图炼制出令人长生不死之仙丹的一种实验活动，属早期道教中影响最大的、用以追求成仙的方法。较早的炼丹活动是企图得到黄金之类的性质稳定、不易朽坏之物，并希望通过服食之而达长生不朽。后来道教认为，“道”生万物有着特定的程序，人们只要能够在丹炉中浓缩地再现这个过程，依“道”之造化规律来运用“火候”烧炼药物，令这些药物逆宇宙生成之程序而返回它们从“道”生来时的状态，然后服食之，便可令人长生不死，是即所谓“夺天地造化之功，盗四时生成之物”。
　　道教在探索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性质不稳而比较容易发生变化的物质，却不能真正认识这些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所呈现的化学反应，而是以为一种物质在特定条件下变化为另一种物质，象征着它从宇宙生化程序的一个阶段返回了另一个阶段，并以为其经过多次“还炼”之后即可回复至“道”的状态，而人若服用了这种经过还炼的丹药之后，即可随之回复至“道”的境界，永存不灭。六朝时期，道教多以为服食外丹乃是成仙的唯一途径，如晋代葛洪说：“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唐末五代以后，外丹术由于所成丹药多具有毒性而常常令服用者中毒身亡，故开始逐渐衰落而终被内丹术取代。

文学方面
　　陶弘景一生著书很多，约二百二十三篇。其中关于医药学的有《本草经集注》七卷，《补阙肘後百一方》三卷，《梦书》一卷，《效验施用药方》五卷，《服食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消除三尺要法》一卷，《服气导引》一卷，《养性延命录》二卷，《人间却灾患法》一卷，《集药诀》一卷等。其中绝大多数均已散失 。《答谢中书书》

人物轶事：辞官归隐

弘景博学多识，读书逾万卷，于六经诸子史传无所不通。17岁时便与江学文、褚炫、刘俊等为宋朝外明四友。齐高祖作相时，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朝仪大事多取决于他。然他虽身在朱门，却独居一室，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昼夜研读缮写符图经集，于养生服食诸道，渐至通幽探微。如此积年累月，渐觉彻悟，遂萌隐居修行之志。于齐永明十年壬申决意出行归隐。起初他并未上表齐武帝辞行，不告而别，挂朝服于神武门鹿市，径出东亭而行。而后告诉随行左右“勿令人知”，乃去和好友王晏话别。王晏深知其志，对他说：“皇上治事甚严，不准许臣属作离奇之事，你这样不辞而别，恐有忤旨，若皇上怪罪下来，反而达不到你的目的。”

弘景默思良久，答曰：“我本意欲遂夙愿而已，非为名利，你所说的确有道理，应向皇上直言为是。”于是弘景上表陈诚，以表自己解官归隐之意。表中大意是，我听说无论尧帝之时，还是汉朝都有养生的风气。我为官已久，哪能留恋荣华富贵，所学也不是为了利禄。因此常想回归大自然，过田园生活，领略自然之美。我这就要离开宫庭了，临行之际，不胜眷恋，只好上表以明我心。齐武帝看了弘景的解官表，深为感动，不但下诏批准了弘景的要求，而且给予赏赐，赐帛十疋，烛二十梃。又别勑：朕月给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饵。对他的养生修道之事给予大力支持。

于是弘景出行入山，临行公卿相送于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克道，人们都说是宋齐以来所未有之盛事，朝野均荣。弘景一行来到勾容的勾曲山停了下来，便于山中建馆。弘景说此山是金坛洞容，周围百五十里，名华阳之天，汉时三茅司命之府，故名茅山。弘景于此山建馆隐居，自号华阳隐居。故人称他为陶隐居。自此，弘景开始了他的长达四十余年的隐居修行生活。弘景归隐之后，有沈约为当时的东阳郡守，因为敬佩他的志向与节操，多次写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婉言谢绝。

梁武帝萧衍早年与弘景交往甚密。及武帝即位，其初国号未定，弘景引诸谶记，皆成“梁”字，上书武帝，告之“梁”是运符。武帝遂立国号为梁。后来武帝欲聘弘景入朝为官，亲手写诏召之，并赐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弘景终是不应，并画双牛图与武帝，其图上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络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见图笑曰：“此人无所求，欲效曳尾龟，岂有可致之理耶！”遂不复提聘官之事。然国家遇有大事，无不前往咨询，帝与弘景之间，书信不绝，月常数信。帝每得其书，烧香虔受，恭敬之状，无以复加。故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后世影响

陶弘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推崇葛洪的著作，其经历也和葛洪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草经集注》在中国医药学发展过程中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诸多创新与发展是勤劳聪敏、博学广识的先贤在中医药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也成了我们学习、借鉴和研究的珍贵资料。陶弘景整理医籍，十分尊重原作，决不乱涂乱改，也不信口雌黄，即使有补充，也把自己的说法和原书的说法区分开来。如把搜集到的三百六十五种药加入《神农本草经》，他就用“黑”字写，有的就用“红”字写。所以，后人有“本草赤字”，

“本草黑字”之称。赤字是本经正文，黑字是后来加入的。他开创的这种做法，后来的注释家就争相学习。陶弘景整理医籍，细心、严谨、周密、实用，是我们今天整理中医古籍的一面镜子，不愧为一代名医，流传千古

陶弘景一生爱松，尤其喜欢听松涛。他闻松涛声如闻仙乐，有时仅一人进深山，专去山野谷壑听松涛，人们因而称他为“仙人”。陶弘景继承老庄哲理和葛洪的仙学思想，揉合进佛教观念，主张道、儒、释三教合流，并进一步整理道教经书，对道教颇有贡献。

陶弘景一生执迷道教的“神仙之术”，固不足取，然而陶弘景知识渊博，精通天文历法、山川地理、医术药物、棋琴书画乃至阴阳五行，在药物、治炼、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等古代科技多个方面都有一定贡献。

陶弘景为寻仙访药，常漫游于名山大川中。行至山幽水静的美景之处，陶弘景便坐卧其间，吟诗作赋，作有许多优美诗文。南朝时，散文有了长足的发展，内容上出现了叙事、言情或寄情山水的文章，形式上则出现追求对偶、排比、用典，讲究辞藻华丽和声律求工的骈文。

评价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就医学而言，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无统一标准，特别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远，内容散乱，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临床运用颇为不便，他担负起“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重任，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并进而把两者合而为一，加上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著成《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种。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开创了使我国本草学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他还创立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发明，例如创立按药物治疗性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在体例上，又开创本草著作分总论、分论叙述的先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又应用朱书、墨书的方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陶弘景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敢于提出新的本草分类法，而不囿于原来那种三品分类法。他本人原来是个道教徒，但他却能从实际出发，打破三品分类法，足以证明他在科学道路上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探索精神，这又是他在科学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动力。如他多次亲验细腰蜂的蜂窠，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诗经》的说法“斯为谬矣，选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也？圣人有缺,多皆类此。”直率地批评古圣人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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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385年－433年），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生在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原为陈郡谢氏士族。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小名“客”，人称谢客。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著名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由谢灵运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最著名的是《山居赋》，也是见诸史册的第一位大旅行家。谢灵运还兼通史学，工于书法，翻译佛经，曾奉诏撰《晋书》。《隋书·经籍志》、《晋书》录有《谢灵运集》等14种。"生平

谢灵运是陈郡阳夏人，出生在会稽始宁， 原名谢公义，字灵运。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文学家、诗人。父谢瑍，不慧，其母刘氏为王羲之外孙女。祖籍陈郡阳夏，但其祖父谢玄已移籍会稽始宁，并葬于该地。因此，谢灵运平生实未至此地。谢灵运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幼年便颖悟非常，《宋书》本传称其谢灵运十五岁时，去京都旧居作乌衣之旅，受其叔器重，赞曰：文章之美，江左莫及。善书，“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他还兼通史学，精通佛教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宋文帝刘义隆曾称赏他的诗和字为“二宝”。东晋时，他8岁袭封康乐公，晋末曾出任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刘宋建立后，按例被降为康乐侯，故又称“谢康乐”，改食邑为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因是名公子孙，才能出众，认为自己应当参与时政机要，但宋文帝对他“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谢灵运已二十岁，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好营园林，游山水，制作出一种“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的木屐，后人称之为“谢公屐”。与族弟谢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元嘉十年因罪徙广州，密谋使人劫救自己，事发，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终年四十九岁。

谢灵运墓位于今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里泉村。子谢凤，同徙岭南，早卒；孙谢超宗，被宋孝武帝认为是“灵运复出”。

文学成就

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其中有不少自然清新的佳句，如写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秋色“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等等。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

谢灵运的诗歌虽不乏名句，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但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谢灵运善于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对唐代的诗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唐朝大诗人李白对谢灵运颇为推崇，曾有"“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之句。

生平

山水诗鼻祖
　　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是山水诗派创始人、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诗与颜延之齐名，并称“颜谢”。其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谢灵运的诗意境新奇，辞章绚丽，影响深远。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
　　谢灵运跟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也有深交，尽管慧远比他大五十来岁，两人还是很投缘。慧远圆寂后，他特地写了一篇祭吊的名文《庐山慧远法师诔》，一时洛阳纸贵。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里的“临川”指的就是谢灵运。

在始宁县的诗歌创作
　　始宁县建置于汉顺帝永建四年，废置于隋开皇九年，其地为今浙江上虞南部，嵊州北部，县治曾在今嵊州三界附近。谢家在始宁有大片庄园，其范围基本上在古剡县境内。
　　谢灵运在始宁实际居住时间甚短，一生中只有六年。他自幼即“送钱塘杜明师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王谢大族多为天师道信徒，灵运亦幼奉道教，后皈佛法。当时风尚“恐儿童不易成长，使拜和尚为师，或送入寺院养育。谢氏送灵运于杜治之事，疑用意相同。”谢灵运生后即寄养于钱塘，“初，钱塘杜师夜梦东南有人来人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父殁。其家以子孙难得，送录运于杜治养之。”
　　十五岁至二十一岁，由钱塘移京都建康乌衣巷，与王谢子弟共乌衣之游，文义相赏，度过他一段世家子弟富贵风流的生活。
　　二十一岁起入仕途，历任晋、宋两代琅琊王司马参军、刘毅记室参军、秘书丞、中书侍郎、黄门侍郎、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等。中间两次还乡隐居。
　　始宁始终是谢灵运真正的故乡，是他一生向往和皈依之地。这里有他引为自豪的功熏卓著的祖旧之业，更有供他啸傲风月、陶然忘机的灵秀山川，还有足资养生的良田美池，丰厚产业。这是一片令他深深眷恋、时时怀念的土地。这里的人民对他也怀有同样深情，千百年来，地方志书记载其行迹和诗文，民间更广泛流传着他那脍炙人口的轶事。
　　谢灵运诞生后即离乡，后来两次回乡。第一次返回故乡已经卅八岁。宋永初三年五月，宋文帝刘裕卒，太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少帝。谢灵运等受到当朝权臣徐羡之、傅亮等排挤，离京出守永嘉。同年七月，离京往永嘉途中曾枉道回始宁小住。七月廿日抵始宁，逗留数天，即折回钱塘，经富春、桐庐、七里濑，再折回南至东阳郡长山，然后陆行抵青田溪，再乘船至永嘉，已是八月十二日。他的行踪有本人诗作可证。这次枉道而行说明当时会稽与临海两郡之间陆路难通。这次回乡，时间很短，不能说是隐居。
　　景平元年秋至元嘉三年秋是第二次回乡隐居，长达三年。谢灵运赴永嘉任太守仅一年，“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哟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去职获准，买舟北上，欣然返回始宁。《归途赋》云：“践寒暑以推换，眷桑梓以缅邈，褫簪带于穷城，返巾褐于空谷。果归期于愿言，获素于思乐。”实际上比他自己所预期的“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是大大提前了。隐居期间，“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纵为娱，有终焉之志，作《山居赋》自注以言其事。“这期间创作诗文颇丰，今存有《会吟行》、《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石壁立招提精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南楼中望所迟客》、《石门新营所住四面迥溪石濑茂林修竹》、《述祖德诗》等诗篇。文章以阐述佛道思想为多，有《与庐陵王义真笺》、《和范先禄祗洹像赞三首》、《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八首，《伤己赋》、《逸民赋》、《昙隆法师徕》等”。从作品中反映，他的隐居生活安闲自适，投入颇深。

入朝被诬
　　刘义隆即位后，政局起了变化，谢灵运的政敌徐羡之、傅亮先后伏诛。元嘉三年三月，太祖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这才离乡北上，经丹徒，谒庐陵王墓，再进京任职，时间为元嘉三年秋。“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元嘉五年春至八年春，灵运第二次回始宁隐居，也是三年。“灵运既东归，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颖川荀雍、泰山羊浚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这时期主要作品有《入东道路》、《登临海峤初发强中》、《酬从弟惠连》，《登石门最高顶》、《石门岩上宿》等。这次回乡，谢与会稽太守孟顗不和直至发生冲突。“孟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日：得道应需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守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坯嶂湖为田，岩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顗遂构仇隙。”于是顗一而上疏文帝，谓灵运有“异志”，一面如临大敌，发兵自防。灵运获知，急驰京都，上表文帝自辩。文帝知其被诬，不加罪，也没让他回始宁。灵运暂住京中，元嘉八年冬被派往临川任内史。从此，灵运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扩建始宁庄园
　　始宁庄园为谢家几代经营所成。今上虞上浦乡东山有谢安故居及墓葬，山顶有国庆院、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二堂。谢玄、谢瑍在始宁有故宅及墅。今嵊州东北江东乡、幸福乡之间有车骑山。“晋车骑将军谢玄为会稽内史，尝于此山立楼居止，后人因以为名。据郦道元《水经注》载：“崤山东北太康湖，晋车骑将军谢玄旧居所在。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远镜，于江曲起楼，楼侧悉是桐梓，森耸可爱，居民号为桐亭楼。楼两而临江，尽升眺之趣。舟人渔子，泛滥满焉。湖中筑路，东出趋山，路甚平直。山有三精舍，高甍凌云，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江有琵琶圻，临江有石床，名钓鱼台。”
　　始宁庄园基本格局早已形成：自北而南沿曹娥江傍山依水而进，占有大片田园山泽。谢灵运在继承祖业基础上又扩大了始宁庄园，增加了不少建筑物。《山居赋》及谢本人的诗篇中对此有具体描述。但由于千年来地貌变迁，江流移动，加上当时地名指称不明确。今天要完全搞清楚庄园范围和建筑布局已很困难。现根据顾绍柏先生研究心得和实地考察作一简介：
　　始宁庄园范围大体上北起今上虞上浦东山，当时又名旧山、北山，南达嵊县崤浦仙岩一带，南北绵延约40里，中有曹娥江剡溪流贯，两岸河谷地带有一片积水沼泽区，中间分布着汀洲小丘。系太康湖堙废后形成，当时又名大小巫湖。嵊山在江东，嚼山在江西，两山相距不远，当时又泛称南山盖与北山相时而言。庄园东西距离宽狭不一，约10～20里。谢灵运归隐期问新增加建筑物主要以下数处：
　　始宁别业：即谢灵运别墅，在谢安故居东山之西一里，即西庄。景平二年，灵运回乡隐居时，修营别业，尽幽居之美，纵山水之乐，屏尘世之忧，即指此。 石壁精舍：在石壁山，为东山之一峰，立精舍接待四方过往僧人，昙隆、法流二法师来东山即居此。谢作有《石壁立招提精舍诗》。
　　田南园林：在东山旧居以南，确址难考，有诗《田南树园激流植援》，写庄园向南发展，其事当在筑石壁精舍后，建南山新居前。南山新居：在今嵊州城区西北崞山，石门山一带，系灵运新增卜居之地。诗中多次提到“石门新居…南楼”应包含在南山新居范围内。
　　经营始宁庄园主要在第一次回乡隐居期问。他确实是想认真做一辈子隐士的。谢经历二十年左右坎坷的仕途生活后，年近四十回乡隐居，前尘影事，颇似噩梦。他是带着失败的伤痕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走出来的，加上他的本性和当时的文化氛围，使他深悟“准丘园是归宿，唯隐中有乐趣15的道理；始宁也确实可算是他理想的安身之命之处。这个时期他踏遍了始宁的山山水水，结交的是隐者、道士、僧人；“见柱下之经，睹濠上之篇”，更坚定他皈依佛道、超脱尘世、远离政治的人生信念。谢的退隐确与“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者不同。他所增加的筑构大都较简陋，”云初经略，躬自履行，备诸苦辛也。罄其浅短，无假于龟筮，贫者既不以丽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谢效郭而殊城傍。然清虚寂寞，实是得道之所也。这与谢玄在车骑山筑桐亭楼气魄就很不一样了。

行踪遗址
　　谢灵运回归会稽东土隐居，寄情于山水，同时在曹娥江上游剡溪一带求田问舍，其行踪大体上由北向南延伸。第二次回故隐居期间有向四明，天姥进发的意向，这期间他的诗文中直接写剡中山水的不多。地方志中却记载了不少他的行踪遗址。
　　《剡录》卷一载嵊县二十七乡。“康乐乡有游谢、宿剡、竹山、康乐、感化里。游谢乡有康乐、明登、宿星、暝投、吹台里。”康乐，游谢二乡相当今三界镇和仙岩镇地域，乡里地名均与谢灵运游踪有关。
　　《剡录》卷四“古奇迹”载：“山下有谢康乐石床，康乐尝垂钓于此。县北十五里有谢岩弹石，灵运游此，四顾放弹丸，落处为祠，有大石如弹丸。”王十朋《 山赋》曰：“灵运弹飞岩嶂，慕此堪栖”又有谢公宿处，李白诗：“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青猿啼。”又有谢岩，亦谢所至。又有强口村，在县北廿里，世传王谢诸人，雪后泛舟至此，徘徊不能去。日：“虽寒，强饮一口。”
　　《成化新昌县志》卷八“坊巷”中载：“康乐坊，在县东三百余步，今名忠信坊。昔灵运尝寓于此，时人重之，为建此坊。郡志云：新昌之康乐，盖古迹犹著云。”
　　《代化新昌县志》卷十六“寓贤”中又载“康乐公爱剡中山水，肆意遨游，尝至新昌，居游最之，时人重之。为建康乐坊。东山寺有谢灵运像……”
　　可见新、嵊二县地志中记述谢行踪甚多，但事实均难稽考，本人诗文可证只有“暝宿剡中”一处。当然谢在剡隐居数年，投宿必非一处；这里系特指游天姥山时途中所宿之处。《登临峤初发强中作》：“……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时登天姥岑……“笔者认为，灵运游天姥所投宿地点以新昌忠信坊为是。《剡录》有游谢、宿剡、暝投等古地名，但实际所指不明确也不统一，且不合游天姥线路距离。今新昌县城有忠信坊这一地名，在城关东西主街中段，今电信大楼和百货公司一带。根据《登临海峤》诗意辨析17“旦发清溪阴”即从今嵊州仙岩镇强口出发，到“暝投剡中宿”约一天路程，系溯剡溪而上。强口到新昌县城约60里，合一天路程。“明登天姥岑”即再有一天路程可达天姥，而新昌县城抵天姥山区也是60里左右。可见投宿于忠信坊是合理的。其时，新昌尚未建县，属剡中地域，地旷人稀，今县城也不过小小村落而已。“康乐…忠信”之类地名当是唐宋以后才有的。清代邑人陈宁燮箸《沃洲古迹》一书说道：“今以三里之城得天时，十室之邑有忠信……本自人居寥寥，有客宿宿者哉?缅夫两火一刀，虽蜚遁之迹箸，千岩万壑，尚幽攀而路穷。谢公……想其步石牛之镇，距木鹤之峰，岩峭岭稠，犹数十里。茅茨槿援得四五家，遇田父之好客，修丈人之古风，因止宿焉。

袭封康乐公
　　行前取《万载县志》一观，内称：“在吴之头楚之尾，山高水清，禾谷丰硕。地势隐然，负山带江。山水清隩，风气厚密……万，岩邑也，其山山聿山卒而嵯峨，其水萦纡而绿波。域内奇观，必曰山水。万载地虽僻处，而层峰叠嶂，锦浪纹波，胜致幽景，亦足供高士名流游览栖隐。且灵气所钟，代有哲人。”可见万载不仅是五谷丰腴之乡，且是环境清幽生态极好的人杰地灵之地。三国东吴大帝黄武年间，万载开始单独设县，当时叫阳乐县，县治设如今该县的罗城镇。西晋武帝太康元年，阳乐县改名为康乐县，由此与谢氏家族发生了紧密的联系。382年，前秦皇帝苻坚统一了中国北方，次年率九十余万军队南下灭东晋。秦军前锋为二十五万人，由苻坚之弟苻融率领，很快攻下寿阳。东晋以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以谢玄为前锋都督，在淝水一役中，以少胜多，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苻融军，立下赫赫战功。谢玄因此而加都督徐、兖、青、冀、幽等州，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谢玄生有两个儿子，长子谢瑍，幼子谢琼。谢瑍天性迟钝，26岁便夭亡了，但却生了四个儿子，依次为谢公仁、谢公孝、谢公信、谢公义。谢公义，字灵运，为谢瑍幼子，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长得灵秀漂亮，聪明好学，谢玄视之若掌上明珠，曾感叹说：“我生了谢瑍，他很笨，但他却生出了灵运这样聪明的儿子！”谢灵运4岁时，祖父病重，临死前谆谆嘱咐家人一定要把灵运带好，培养成才。公元393年，谢灵运八岁时袭承康乐公，世称谢康乐，仍然食邑二千户。由于谢灵运食封康乐，在万载县的影响可谓深远，成为历代妇孺皆知的人物。该县谢姓百姓对他更是有口皆碑，言必谈谢公康乐侯，并以此为荣耀。不仅如此，该县历代文人雅士及至县衙都十分敬重谢灵运，据县志记载，元至正七年，由僧人片云募款，邑人龙王向在该县东北十里名丁田的地方建了一座桥，就以康乐侯灵运名，叫康乐桥。此桥为康乐县最大的一座石桥，四墩五孔，全长98米，是万载到宜丰、铜鼓的必经之桥。如今还稳稳当当地横跨在蜀江之上。另有一条河名为康乐水，在邑东北三十里，《环宇记》云：“谢康乐尝游此，因名。源出谢山，东流出西江桥、黄田桥、锦江桥、万岁桥，至丘江会龙河水绕于上高。”
　　为纪念康乐公谢灵运，该县在明代前就建有三处康乐祠，其一在县东的小水双江桥侧；其二在康乐桥左，元至正年间建，由欧阳元书额：康乐祠。其三在该县东北四里的杉树亭，人称相公庙。清邑副贡何艮曾题《谢康乐庙》五言诗一首：“先生六朝秀，敛迹谢宠禄。发韵寄烟萝，超兴自林麓。凿险搜洞壑，缒幽穷水陆。逸翰纷云委，寻旨交绮属。荒祠托岩阿，遗像祀山足。虚愰暗尘生，古座苍苔伏。容范虽代去，徽猷动心曲。视瞻荐萍藻，高风彻流俗。”为使文事昌盛，激励后人好好读书，求取功名，尤其像康乐公谢灵运那样有文采，清代万载县还建有两座谢灵运读书堂，其一在县北四里，地名叫山峡的地方，台上石砚至今犹存；其二在县东北二里，地名叫厂塘的地方，此遗址后改建为公祠。

弃市广州
　　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所以在郡心情烦闷，不理政务，一味纵情山水。平日写写诗文，以宣泄胸中块垒。一年后，称疾辞官。
　　宋文帝元嘉三年，文帝为巩固其统治，对世家大族采取笼络政策，由于谢灵运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撰修晋史。但时隔不久，谢灵运就看出皇帝对他表面上尊重，实际上“惟以文义接见”，只是要他充当一名文学侍从罢了，并无政治上加以任用的意思。不久，谢灵运再辞官归始宁，与朋友往来吟咏，或率领数百随从出入于深山幽谷，探奇觅胜。
　　元嘉八年，文帝以之为临川内史，赐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与任永嘉太守时同样不理政务，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拘捕之，谢反而将郑扣押，并兴兵叛逸，并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文帝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谓不宜恕，但宜宥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其后，有人犯赵钦，招供有人欲于三江口将谢劫走，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临死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巖上泯。”诗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谢氏族谱现身茭湖
　　古邑万载，已有1700多年的建县历史。从古至今，历史文化名人对万载影响最大的当属康乐公谢灵运。县史志办副主任胡学正在茭湖乡为招商引资印刷的一本摄影画册，看到一幅《灵运公传》的照片，经打听，这些照片均出自县财政局局长卢仕星之手，卢局长告诉他，《灵运公传》拍自茭湖乡谢溪村南源谢家族谱。他们委托县旅游局局长黄成寿请茭湖的易新球乡长把谢氏族谱借来。几经曲折，2004年6月的一天，两册布满虫眼，弥漫着历史烟尘的《万载南源谢氏族谱》终于摆上了的案头。所得两册族谱为卷二和末卷，均为1912年版。卷二计169页，是康乐谢氏分派世系图，记载了康乐谢氏始祖谢裒之长子谢奕支下繁衍生息的情况。世系图表明，谢奕为谢灵运之曾祖父，谢灵运是谢氏康乐堂第四世孙。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康乐堂谢氏已发展绵延至五十世。经细心研读，谢氏族谱并没有强拉硬拽的痕迹。如从始祖谢裒往下代代延续，俱有字、号和生殁日期，归葬地点也记载得相当清楚，一环扣一环，无懈可击。如谢灵运之祖父谢元，是这样记载的：“奕公之子元，字明珠，一字幼度，小字羯。东晋建元元年癸卯十月十六日丑生。自少多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安公所器重。安公常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必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公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正欲其生于庭阶耳！’安公悦。兴宁元年癸亥征为篆。乙亥诏监北军，庚辰为冠军将军。建勋淝水，封康乐公，赠车骑将军。宁康十二年丁亥为会稽内史。戊子十三年钅监书康乐公谢元卒，谥献武。葬乌衣巷屋后凤形。子二瑍、琼。”
　　关于谢灵运的记载是这样的：“瑍公幼子公义，字灵运。少好学，灵心秀质，吐吸山川，与颜延之齐名，文章为江左第一。刘宋乙丑官任秘书监，癸酉为临川内史。袭封康乐侯。东坡云：南台二谢无人继。即指公与朓也。晋宁康甲申六月十八辰生。宋元嘉庚寅四月初三子卒。葬北关外厂塘莲花形卯山酉向。合邑塑像崇祀，丁田建祠，永享香火。配夫人高氏，晋宁康甲申八月初二寅生，宋元嘉辛卯九月初一午殁。葬槽头石马下虎形巽山乾向。子一凤。”其中“厂塘”位于万载县城郊外。“槽头”则在万载茭湖乡境内。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似此等记述详尽，自不容置疑。康乐谢氏族谱历经八修，首修于明嘉靖年间，二修于明崇祯年间，三修于清乾隆乙亥年，四修于清道光癸末年，五修于咸丰辛酉年，六修于民国元年，七修于民国三十二年，八修于1996年。万载康乐堂谢氏族谱结构紧密，述说详备。
　　族谱中已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谢灵运归葬于万载县北关外厂塘莲花形，方位是卯山酉向。且建有祠庙，塑像崇祀。核之以当地的村书记，证实该村确实有莲花形这个地方。我们一行在平坦的万芳公路上急驰，在离县城2公里的地方，向右拐进了一条小道，这里林木葱郁，修竹万竿，环境宜人。在谢氏后裔谢细牙的引导下，我们穿过竹林，有屋舍五六栋，平展展的稻田，齐整整的菜园，三三两两的农人在田地里劳作，清亮的渠水哗哗流淌。走过弯弯曲曲的田埂小道，爬上一个山头，谢细牙不无自豪地说：“瞧，这就是我们谢家的祖先灵运公墓！”果然，在这小山顶上，傲然挺立着一块麻石墓碑，坟堆不高，无衬砌，墓碑亦无缺损，方位与族谱所载吻合。细瞧墓碑，只见上面刻着：“合族嗣孙某某立，始祖谢公讳灵运字公义之墓。光绪七年春月重修。”我们按捺住怦怦直跳的心，左右观览且拍个不停。此地几座山头，山形浑圆，呈莲花状组合。墓旁翠竹掩映，墓前有“谢康乐庙”遗址，当地人称“相公庙”。
　　一代文豪谢灵运虽然竟葬于荒冢之中，但他的名字在中国文学的殿堂之上熠熠生辉，他的诗歌千百年来滋润了多少学子，至今还令万众景仰。谢灵运实墓全国只万载一处。
　　谢灵运一生纵情山水，多在浙东一带游历。其死后葬于何处从无确说，是否就是万载县一处呢？大量史料，均无记载。网上对“谢灵运墓”有三种说法，一说“谢灵运死后，他的次子扶柩回到永嘉，建墓于温州城里。”一说在江西高安，云“当地文物资料显示，南北朝山水诗画的开创者谢灵运曾受贬于建成县为官，一生以创作山水诗画著称于世，后积劳成疾逝于建成县，葬于城南门。谢灵运墓地面的遗物早已被废，不过地下墓葬保存完好。”还有一说是清雍正《浙江通志》标点本上载有“宋临川内史谢灵运墓。” 而浙江省地方志办，以及温州、上虞、绍兴、高安等市、县有关部门认为：该地均无实墓，只是将有关史料记载移于网上而已。至此，可以初步断言，在全国范围内，谢灵运实墓仅万载一处。

墓址

谢灵运墓位于宜春市万载县康乐街道里泉村境内的莲花形山上，距县城约两公里。2004年6月24日发现并找到了谢灵运墓，该墓外形完好，坟墓不高无衬砌，墓碑无损，刻有“嗣孙某某立，始祖谢公讳灵运字公义茔，光绪七年春月重修”，此地几座山头呈莲花状，墓位于东边山头的西向。专家考证后认为，谢灵运袭封康乐公，死后魂归故封，衣冠冢或肉身冢有待考古证实，但发现谢灵运墓，全国仅万载一处。2006年清明前夕，重修此墓为水泥青石造。

目录学家

谢灵运少即好学，博览群书，工诗善文。东晋末任记室参军。入宋，任永嘉太守、待中、临川内史等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移居会稽后，放荡游玩，奴僮数百。宋文帝即位，任命他为秘书监，始不肯就任，经光禄大夫范泰的催促，于元嘉八年就职，开始率人整理秘阁图书、补足旧文。在殷淳等目录学家的协助下，于元嘉八年冬编撰出《秘阁四部目录》，著录秘阁图书14 582卷，另有佛经书籍438卷，分为1 645帙。比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四部书目》著录更为宏富。之后又根据秘阁图书，撰《晋书》未成。

创作风格

谢灵运的诗，大都描写会稽、永嘉、庐山等地的山水名胜，善于刻画自然景物，开创了文学史上的山水诗一派。他写的诗艺术性很强，尤其注意形式美，很受文人雅士的喜爱。诗篇一传出来，人们就竞相抄录，流传很广。宋文帝很赏识他的文学才能，特地将他召回京都任职，并把他的诗作和书法称为“二宝”，常常要他边侍宴，边写诗作文。一直自命不凡的谢灵运受到这种礼遇后，更加狂妄自大。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自夸道：“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其中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一斗。”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除了佩服曹植以外，其他人的才华都不在他眼里，自我评价非常高。

著述

《隋书·经籍志》所录谢灵运著作36卷，已佚，除《晋书》而外，尚有《谢灵运集》等14种。《谢灵运集》19卷，已佚。北宋以后就已散佚。明代李献吉等从《文选》、《乐府诗集》及类书中辑出谢灵运的作品，由焦竑刊刻为《谢康乐集》。

诗歌代表作如《登池上楼》等。

谢灵运除诗歌外还有赋1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比较有名，景物刻划颇具匠心，但成就远不及诗歌。谢灵运早年信奉佛道，曾注释过《金刚槃若经》，润饰过《大般涅经》，有《辩宗论》为其阐释顿悟的哲学名篇。谢灵运还于元嘉间奉诏撰《晋书》，明代张溥辑有《谢康公集》2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近人黄节也作有《谢康乐诗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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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均（469年－520年），字叔庠。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时官吴兴主簿。明人辑有《吴朝清集》。"生平

吴均（469～520年)，字叔庠（xiáng），吴兴故鄣(现在浙江安吉)人。生于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南朝梁时期的文学家。好学有俊才，其诗文深受沈约的称赞[1]。其诗清新，且多为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其文工于写景，诗文自成一家，常描写山水景物，称为“吴均体”，开创一代诗风。梁武帝天监初年，为郡主簿。天监六年（506年），被建安王萧伟引为记室。临川王萧宏将他推荐给武帝，很受欣赏。后又被任为奉朝请（一种闲职文官）。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于是私撰《齐春秋》，称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之臣，触犯武帝，书焚，并被免职。不久奉旨撰写《通史》，未及成书即去世。 卒于普通元年（520年），时年五十二岁。吴均是历史学家，他著有《齐春秋》三十卷、注释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等；他又是著名的文学家，有《吴均集》二十卷，惜皆已亡佚。

文史成就

《梁书·吴均传》说他“文体清拔有古气”，在当时颇有影响，自其文风清拔，而有“古”气，自称“吴均体”。其诗今存140余首，多为友人赠答、赠别之作。音韵和谐，风格清丽，属于典型的齐梁风格；但语言明畅，用典贴切，无堆砌之弊。吴均善于刻画周围景物来渲染离愁别绪。如《送柳吴兴竹亭集》“夕鱼汀下戏，幕雨檐中息。白云时去来，青峰复负侧。踯躅牛羊下，晦昧崦嵫色”，朦胧暮色中的山野景象，更衬出离别时分的凄婉气氛。又如“轻云纫远岫，细雨沐山衣”，“白日辽川暗，黄尘陇坻惊”，写景都很细致。吴均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拟作了不少乐府古诗，如《行路难》五首、《胡无人行》、《从军行》等，虽辞藻华美，但不失刚健清新的气息，有鲍照余绪。他的一些五言诗句，如“君随绿波远，我逐清风归”，“折荷缝作盖，落羽纺成丝”等，民歌风味也比较浓。吴均家世贫贱，终生不得意，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往往表现出寒士的雄心和骨气，如《赠王桂阳》“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借松树来吐露怀才不遇的牢骚，其构思立意很像左思的“郁郁涧底松”和陶渊明的“青松在东园”。再如《梅花落》、《行路难》、《赠别新林》等诗中，也含蓄地抒写了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此外，如《边城将四首》，歌颂将士们“高旗入汉飞，长鞭历地写”的英雄气概；《闺怨》写征人家属相思之苦，都比较有现实内容，在当时诗歌中不多见。

他著有《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二卷、《钱塘先贤传》五卷，注释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等，惜皆已亡失。还著有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一卷。《梁书》本传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均体’。”其“文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梁奉朝请《吴均集》二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皆为二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吴均诗集》三卷。”可见其文集宋时已大部分散失。明代的辑本有：《吴朝请集》三卷，附录一卷，明张燮辑《七十二家集》本；《吴朝请集》一卷，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有《吴朝请集选》一卷，清代吴汝纶评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本。严可均《全梁文》卷六十辑录其文有《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现被收入《人教版语文教科书》八下21课）、《与顾章书》等十三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辑录其诗有《赠王桂阳》、《山中杂诗》、《答柳恽诗》等一百四十七首，较为齐备。

吴均善于写作书信，今存《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三篇，俱以写景见长。如“绝壁干天，孤峰入汉。绿嶂百重，青川万转”，“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等句，皆文笔清丽，韵味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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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庆（403—444）汉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季伯，南北朝文学家。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并广招四方文学之士，聚于门下。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公元444年（元嘉21年）死于建康（今南京）。除《世说新语》外，还著有志怪小说《幽明录》。"与《世说新语》

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明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后世熟悉的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

可惜的是，《世说新语》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评价

刘义庆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的人，称得上是文人政治家。一生虽历任要职，但政绩却乏善可陈，除了本身个性不热衷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卷入刘宋皇室的权力斗争。义庆为人恬淡寡欲，爱好文史，不少文人雅士集其门下，当时名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曾受到他的礼遇。著有《幽明录》、《宣验记》等，但皆已散佚，现只存《世说新语》一书，流传于世。梁代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引书四百多种，与《世说新语》并行。

人物生平

刘义庆，字季伯，汉族，原籍南朝宋彭城人，文学家，世居京口，南朝宋宗室，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著有志怪小说《幽明录》。《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景王刘道怜之次子，其叔临川王刘道规无子，即以刘义庆为嗣，袭封临川王赠任荆州刺史等官职，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刘义庆是刘宋武帝的堂侄，在诸王中颇为出色，十分被看重。

京尹时期。刘义庆15岁一路来平步青云，其中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典籍，对《世说新语》的编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7岁升任尚书左仆射，位极人臣，但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有不测之祸，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仆射一职。

荆州时期。刘义庆担任荆州刺史，颇有功绩。荆州地广兵强，是长江上游的重镇，在此过了8年安定的生活。

江南时期。刘义庆担任江州刺史与南兖州刺史，38岁开始编撰《世说新语》，与当时的文人、僧人往来频繁。后因疾还京，于41岁病逝于建康，谥号“康王”。刘义庆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的人，称得上是文人政治家。一生虽历任要职，但政绩却乏善可陈，除了本身个性不热衷外，最重要的就是不愿意卷入刘宋皇室的权力斗争。不少文人雅士集其门下，当时名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曾受到他的礼遇。

相关事件
　　《世说新语》 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明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后世熟悉的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

可惜的是，《世说新语》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轶事典故

史称刘义庆自幼聪敏过人，受到伯父刘裕的赏识。刘裕曾夸奖他说：“此我家之丰城也。”年轻时曾跟从刘裕攻打长安，回来后被任命为东晋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徙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刘宋建立后，他以临川王身份历任侍中、中书令、荆州刺史等显要职务。当时“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因为刘义庆被认为是宗室中最优秀的人才，所以朝廷才委派他承担如此显要之职。后又改授散骑常侍、卫将军、江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刘义庆生有5个儿子，均有功名：长子刘烨，嗣封为临川王；次子刘衍，官任太子舍人；三子刘镜，官任宣城太守；四子刘颖，任前将军；五子刘倩，官任南新蔡太守。临川哀王刘烨，官至通直郎，后被太子刘邵杀害。刘烨生子刘绰，字子流，承嗣为临川王，官至步兵校尉，顺帝末年因谋反被杀，临川王国也被废除，后裔不明。

家族成员

●父辈
父亲：沙景王刘道怜
养父：临川王刘道规
伯父：宋武帝刘裕

子孙
长子：刘烨，嗣封为临川王，官至通直郎，后被太子刘邵杀害。
次子：刘衍，官任太子舍人；
三子：刘镜，官任宣城太守；
四子：刘颖，任前将军；
五子：刘倩，官任南新蔡太守。
孙子：刘绰，字子流，刘烨之子，承嗣为临川王，官至步兵校尉，顺帝末年因谋反被杀，临川王国也被废除，后裔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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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汉族，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已佚。"人物生平

出身官宦
　　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壬子，郦道元生于涿州郦亭的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郦范年少有为，在北魏太武帝时期，任给事东宫，后来他以优秀的战略眼光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军师，曾经做过平东将军和青州刺史。

郦道元少年时期，因父亲郦范担任青州刺史，便跟随父母居住青州。

为官经历
　　太和初年，郦道元承袭永宁侯爵位，依例降为伯这一等级。太和十七年秋季，北魏迁都洛阳，郦道元担任尚书郎。太和十八年，跟随魏孝文帝出巡北方，因执法清正，被提拔为治书侍御史。御史中尉李彪认为道元执法公正严厉，自太傅掾引进为书侍御史。

李彪被仆射李冲所弹劾，郦道元也被被免职。景明年间，郦道元被下放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刺史于劲，乃是顺皇后的父亲，西征关中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此州。郦道元在那里为官三年，为政严酷，人们非常敬畏他，以至于奸人盗贼纷纷逃往他乡，冀州境内大治。后来郦道元又做了鲁阳郡太守，上表朝廷建立学校，推崇教育，教化乡民。朝廷下诏说：“鲁阳原本是南部边境的地区，没有设立过学校。现在可以在那里设立学校，使鲁阳像西汉文翁办学那样成为有文化教养的地区。”郦道元在鲁阳郡的日子，老百姓佩服他的威名，不敢违法。

延昌年间，郦道元为东荆州刺史，以威猛为政，就像在冀州一样。当地百姓到朝廷向皇帝告状，告他苛刻严峻，请求前任刺史寇祖礼回来复任。等到寇祖礼回来并派遣戍边士兵七十名送郦道元回京时，两人都因为犯事被罢官。

魏孝明帝正光四年，郦道元担任河南尹，治理京城洛阳。其后，奉诏前往北方各镇，整编相关的官吏，筹备军粮，作好防守边关的必要准备。孝明帝把沃野镇、怀朔镇、薄骨律、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御夷镇诸镇都改为州，它们的郡、县、戍的名称，令准古城邑。朝廷诏令道元为持节兼黄门侍郎，急速与大都督李崇筹划应设置，裁减去留。恰逢各镇起义叛乱，裁减之事没有结果就返回了。孝昌初年，梁朝派遣将领攻打扬州刺史元法僧又在彭城反叛。诏令道元为持节、兼侍中、兼行台尚书，调度各军，依照仆射李平的先例。军队到达涡阳，战败撤退。后郦道元追逐讨伐，多有斩杀俘获。后来被授任御史中尉。

郦道元执政平素严厉，颇遭豪强和皇族忌恨。但当地豪强却不能把郦道元怎么样，他们的声望更有损害。[7] 皇亲元微诬陷叔父元渊，郦道元力陈事实真相，元渊得以昭雪。元微因此嫉恨郦道元。

司州牧、汝南王元悦宠幸丘念左右亲近的人，常与他们起居。到选州官的时候，多取决于丘念。丘念经常高兴且偷偷地收下元悦送给他的宅第，有时两人还一起去此宅第，道元秘密查访得知此事，逮捕了丘念并将其关进监狱。元悦上奏灵太后，请保全丘念之身，便诏令赦免丘念。郦道元就把丘念处死，并用此事检举元悦的违法行为。[8] 元悦从此怀恨在心。

不屈而死
　　北魏孝昌三年，孝昌三年丁未十月，南齐皇族、北魏雍州刺史萧宝夤在长安发动叛乱，当时雍州刺史萧宝夤谋反的情况逐渐严重。侍中、城阳王元徽平素忌恨道元。元微、元悦便使出借刀杀人之计，通过暗示朝廷，且竭力怂恿胡太后任命郦道元为关右大使，去监视萧宝夤。宝夤顾虑到道元想要平息自己的叛乱，也认为这是朝廷要算计自己，受汝南王元悦怂恿便派遣他的行台郎中郭子恢在阴盘驿亭围住道元。亭在冈下，人们常吃冈下的井水。但道元已经被包围，掘井十多丈都没有水。水没有了，力气也就少了许多。贼寇于是跳墙而入。郦道元与他的弟弟郦道峻、郦道博，长子郦伯友、次子郦仲友被杀害。道元死前怒目呵斥贼人，大声斥责而死亡。宝夤还是派人殡殓他们父子，埋葬在长安城东。事平，灵柩回到长安城，朝廷追赠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

武泰元年春，魏军收复长安，郦道元还葬洛阳，被朝廷追封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三子郦孝友承袭爵位。

著作历程

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查看了不少精确详细的地图。据统计，郦道元写《水经注》一共参阅了四百三十七种书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完成了他的《水经注》这一名著。《水经注》共四十卷，三十多万字，是当时一部空前的地理学巨著。它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全书记述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比原著增加了近千条，文字增加了二十多倍，内容比《水经》原著要丰富得多。是我国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介绍

北魏的忠良贤臣
　　郦道元，字善长，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壬子生于涿州郦亭，郦范的长子，在我国郦姓宗族里面排列第九十八世。少年时期，因父亲郦范担任青州刺史，跟随父母居住青州。父亲去世后，郦道元继承爵位，被封为永宁伯，担任太傅掾。太和十七年秋季，北魏王朝迁都洛阳，郦道元担任尚书郎。十八年，跟随魏孝文帝出巡北方，因执法清正，被提拔为治书侍御史。
　　魏宣武帝景明二年，郦道元担任冀州镇东府长史，采取严厉手段，打击邪恶势力。为政严酷，奸匪盗贼闻风丧胆，纷纷逃往他乡，冀州境内大治。正始元年，郦道元调任颖川太守。永平元年，又调任鲁阳太守，上表请求在当地建立学府，教化乡民。蛮人服其威名，不敢为寇。延昌二年，升任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其后，蛮人向朝廷诉讼郦道元为官严厉，朝廷召郦道元返回洛阳。
　　魏孝明帝正光四年，郦道元担任河南尹，治理京城洛阳。其后，奉诏前往北方各镇，整编相关的官吏，筹备军粮，作好防守边关的必要准备。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背叛北魏，投降南梁。郦道元奉诏率军征讨，全军在涡阳奋勇拼杀，多有斩获。返回京城后，升任御史中尉。
　　皇亲元微诬陷叔父元渊，郦道元力陈事实真相，元渊得以昭雪；元微因此嫉恨郦道元。皇族元悦之亲信丘念仗势操纵州官选用大权，郦道元密访其行踪，将其捕获入狱。元悦请皇太后胡仙真说情，郦道元坚决依法处死丘念，并以此弹劾元悦。元悦从此怀恨在心。
　　孝昌三年丁未十月，南齐皇族、北魏雍州刺史萧宝夤在长安发动叛乱，元微、元悦使出借刀杀人之计，竭力怂恿胡太后任命郦道元为关右大使，去监视萧宝夤。萧宝夤得知情况，立即发兵包围郦道元。贼兵攻入阴盘驿亭，郦道元怒目骂贼，被叛贼杀害，终年五十六岁；其弟郦道峻、郦道博，长子郦伯友、次子郦仲友，都被叛贼杀害。萧宝夤下令收殓郦道元，殡于长安城东。武泰元年春，魏军收复长安，郦道元还葬洛阳，被朝廷追封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三子郦孝友承袭爵位。
　　郦道元生五子：郦伯友、郦仲友、郦孝友、郦继方、郦绍方。现代全国各地的郦姓族人，都是郦道元的四子郦继方一支延续的后代。
　　附郦绍至郦道元的世系传承：95、绍→ 96、嵩→ 97、范→ 98、道元→ 99、继方

伟大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勤奋好学，广泛阅读各种奇书，立志要为西汉后期桑钦编写的地理书籍《水经》作注。他引用的文献多达480种，其中属于地理类的就有109种。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写成名垂青史的著作《水经注》。
　　作为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的序言中对前代的著名地理著作进行了许多点评。秦朝以前，我国已有许多地理类书籍，但当时国家不统一，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们对地理的概念还比较模糊，这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虚构，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禹贡》等。郦道元坚决反对“虚构地理学”，他在《水经注》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和工作方法，那就是重视野外考察的重要性。
　　《水经注》一书中记载了郦道元在野外考察中取得的大量成果，这表明他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信息，到过许多地方考察，足迹踏遍长城以南、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地理资料。《水经》记录河流137条，而《水经注》则记录河流1252条。《水经》只有1.5万字，而《水经注》竟达30万字！
　　郦道元在实地调查中原地形的同时，又广泛搜求南方的地理著作，进行对比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江南会稽郡的诸暨县，有五泄瀑布，景色壮丽，向来不为世人所知。郦道元在《水经注》里面首次记载了五泄飞瀑壮观的气势：“浙江又东，合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五泄：下泄悬三十余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登他山远望，乃得见之，悬百余丈，水势高急，声震林外；上泄悬二百余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从此，世人方知五泄的山水景观。
　　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世界正处在基督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全欧洲在地理学界都找不出一位杰出的学者。东方的郦道元留下了不朽的地理巨著《水经注》四十卷，不仅开创了我国古代“写实地理学”的历史，而且在世界地理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不愧为中世纪最伟大的世界级地理学家。

作品一览

《水经注》在写作体例上，不同于《禹贡》和《汉书·地理志》。它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各地的地理概况，开创了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水经注》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地域上讲，郦道元虽然生活在南北朝对峙时期，但是他并没有把眼光仅限于北魏所统治的一隅，而是抓住河流水道这一自然现象，对全国地理情况作了详细记载。不仅是这样，书中还谈到了一些外国河流，说明作者对于国外地理也是注意的。从内容上讲，书中不仅详述了每条河流的水文情况，而且把每条河流流域内的其他自然现象如地质、地貌、地壤、气候、物产民俗、城邑兴衰、历史古迹以及神话传说等综合起来，做了全面描述。因此《水经注》是六世纪前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而且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郦道元以饱满的热情，浑厚的文笔，精美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祖国的壮丽山川，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郦道元一生著述很多，除《水经注》外，还有《本志》十三篇以及《七聘》等著作，但是，流传下来只有《水经注》一种。

评价

郦道元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北方为北魏、北齐、北周政权，南方先后为刘宋、南齐、南梁、南陈政权。郦道元虽然只是活动在北魏统治的地区之内，但他的著作并没有受政权和地域的限制，他的视野远远地超出了北魏政权统治的范围，反映了他盼望祖国早日实现统一的心情。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所记述的内容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还记述了一些国外的地理情况，其涉及地域东北至朝鲜的坝水，南到扶南，西南到印度新头河 ，西至安息、西海，北到流沙 。可以说，《水经注》是北魏以前中国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学的总结。

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突破了《水经》只记河流的局限。他以河流为纲，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流经区域的地理情况，包括山脉、土地、物产、城市的位置和沿革、村落的兴衰、水利工程、历史遗迹等古今情况，并且具有明确的地理方位和距离的观念。像这样写作严谨、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在当时的中国，以至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从《水经注》中我们可以看到，郦道元以其饱满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千四百年前中国的地理面貌，使人们读后可以对各地的地理状态及其历史变迁有较清晰的了解。例如从关于北京地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北京城的城址、近郊的历史遗迹、河流以及湖泊的分布等，还可以了解到北京地区人们早期进行的一些大规模改变自然环境的活动，像拦河堰的修筑、天然河流的导引和人工渠道的开凿等。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关于北京地区最早的地理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北京地区历史地理变迁的一个重要地点。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水经注》中的内容，除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到的资料外，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其中引用前人的著作达437种之多，还有不少两汉、曹魏时代的碑刻材料。这些书籍和碑刻，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大都已经散佚了，幸而有郦道元的引用转录，才尚存一斑，使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书籍和碑刻的部分内容。这又是我们研究我国文明发展历史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郦道元对地理学的贡献和历史功绩，是值得人们尊崇的。因此，郦道元被后人尊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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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人称“山中宰相”，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晚号华阳隐居，卒谥贞白先生。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与《神农本草经》

古代中药学的发展，继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者著–《神农本草经》之后的另一部重要文献，是《本草经集注》。它的作者是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他堪称得上是我国医药学史上对本草学进行系统整理，并加以创造性地发挥的第一人。

陶弘景小时候很聪明，也很勤奋。四五岁常以芦荻为笔，在灰沙上学写字。十岁看了葛洪的《神仙传》等著作，““昼夜研寻””，深受影响。长大以后，““神仪明秀，朗目清眉””，曾作诸王侍读的官，深受统治者的赏识。先是东阳郡守沈约，““累书邀之””，他不至；接着，梁武帝"“屡加礼聘”“，他也不出。梁武帝问他：”“山中有什么，为什么不出山呢？”“他先写了一首诗，后画了一幅画作为回答。诗为《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画的内容是：纸上画了两头牛。一头散放水草之间，自由自在；一头锁着金笼头，被人用牛绳牵着，并用牛鞭驱赶。梁武帝看了诗和画，领会他的用意，就不再强迫他出来做官了。但是”“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问”“，故当时人称之”“山中宰相”“。由于王公贵戚，”“参候相续”“，干扰也很大。后来，他索性在山中建了一幢三层的楼房，”“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上”"，关门读书，与世无争。

陶弘景在医药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对《神农本草经》的科学整理。《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汉代以前劳动人民积累的药物知识，共收载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成上、中、下三品。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和主治的病症，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对各种药物如何配伍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但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药物知识农渐丰富起来。到了南北朝时期，汉代的这本《神农本草经》，不仅辗转传抄，““遗误相继，字义残缺””，而且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

因此，陶弘景便对本草学做了一次较全面的总结。他从自己名医别录编中挑选出了三百六十五种新品种附入《神农本草经》，使原书只有三百六十五种的药物增加到七百三十种，并予以一一订正、调整、分类注释，编成《本草经集注》一书。

《本草经集注》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它改进了药物的一般分类法。《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仅仅概括地指出药物有毒或无毒，较为粗糙，既不容易掌握药性，又难于寻检，容易造成治疗上的差错。陶弘景把三品分类发展到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种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被沿用，并加以发展。其次，对于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形态和鉴别诸方面的论述，有显著提高。再次，总结了诸病通用的药物。例如祛风的药物有防风、防己、秦艽、川芎、独活等，就归在同一类，叫做"“诸病通用药”“。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临床参考，对医药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此书问世后，影响很大，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药典-唐代《新修本草》，就是在此书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修订完成的。但《本草经集注》也存在不少问题。李时珍对其采取一分为二的评价，说”“其书颇有裨补，亦多谬误”"。

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原有的三百六十五种药，所作的订正、补充和说明，是有调查研究作为基础的。他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药物的采集和临床用药的经验，并经常深入药材产地，了解药物的形态、采制方法。在对各种药味进行研究时，他发现许多药物，虽被指为药用，其实有名无实，毫无价值。如石下、长卿、屈草、满阴实、扁青等等。他把这类药列为"“有名无用”“类。这种创见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获得的。遇到疑难就去调查研究，这是陶弘景在几十年治学的过程中养成的习惯。这里有个很生动的故事。一天，他读到《诗经·小宛》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几句，就很不以为然。《诗经》的旧注说，蜾蠃有雄无雌。繁殖后代，是由雄的把螟蛉的幼虫衔回窝里，叫那幼虫变成自己的样子，而成为后代。恰好一个朋友也来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就先去查书本，书本说的跟《诗经》旧注的一模一样。他想：这些书尽是我抄你，你抄我的，查书是查不出什么名堂了。我何不亲自到现场看个究竟呢？于是，陶弘景来到庭院里找到一窝蜾蠃。经过几次细心的观察，他终于发现，那螟蛉幼虫并非用来变蜾蠃的。而是蜾羸衔来放在巢里，等自己产下的卵孵出幼虫时，作为它们的”“粮食”"。蜾蠃不但有雌的，而且有自己的后代。蜾蠃衔螟蛉幼虫作子之谜，终于被陶弘景用调查研究的办法揭穿了。从这件事，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治学要重视调查研究，不能因为别人怎么说自己也跟着怎么说。由此可见他治学的严谨性。

陶弘景整理医籍，十分尊重原作，决不乱涂乱改，也不信口雌黄，即使有补充，也把自己的说法和原书的说法区分开来。如把搜集到的三百六十五种药加入《神农本草经》，他就用"“黑”“字写，有的就用”“红”“字写。所以，后人有”“本草赤字”“，”“本草黑字”"之称。赤字是本经正文，黑字是后来加入的。他开创的这种做法，后来的注释家就争相学习。

陶弘景整理医籍，细心、严谨、周密、实用，是我们今天整理中医古籍的一面镜子，不愧为一代名医，流传千古。 至今还被世人所推崇。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与温州

被称为“山中宰相”的南朝陶弘景，曾隐居永嘉楠溪和瑞陶山多年，留下不少遗迹和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一生经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是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家。他出生于书香家庭。祖父陶隆，为王府参军，父亲陶贞，曾任孝昌县令。弘景小时即表现奇特，四五岁就用荻干作笔在灰中学字，十岁开始研读葛洪的<神仙传>。他父亲是被妾害死的，因此他终身不娶妻。读书破万卷，善琴棋，工草隶，通晓历代典章制度，不到20岁，召为南朝宋末诸王侍读。齐武帝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归隐茅山徘徊于山水之间，以听松涛、吟咏为乐，自号华阳陶隐居。沈约为东阳郡太守时，慕名多次寄信相邀，都不赴约。

萧衍平建康，兵至新林，正是齐梁禅代之际，陶弘景派弟子取小道上表迎候，引用图谶，认为天下必归梁。梁武帝萧衍即位后，对他恩宠有加，每逢吉凶未卜或军国大事都要先问陶弘景，书信来往不绝，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

陶弘景笃信老庄哲学和葛洪神仙理论体系，遍游名山大川，到处寻求灵异。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后东行浙越，至会稽大洪山，谒居士类慧明；到余姚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又到始宁*山，谒法师钟义山；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及诸宿旧道士，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对以往的葛洪金丹教，杨义的《上清》经篆道教以及陆修静的南天师道进行总结和改革，开创了有深远影响的道教茅山宗。他主张佛道双修，儒释道三教调和兼容并包，曾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在养生问题上主张形神双修，养性与炼形并重。一生勤于著述，对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方物、医术、本草无不通晓，他也从事金丹烧炼。著作甚多。纂《真浩》、《隐诀》，注《老子》等书二百余卷。

康熙《温州府志》载：“陶弘景栖茅山，一日梦人告曰，欲求还丹，三永之间。知是永嘉，永宁、永康、遂人摘溪青嶂山修道”。乾隆《温州府志》、光绪《永嘉县志》均有述及陶弘景在天下第十二福地大若岩，将广泛搜集到的杨、许三君的遗迹，进行整理，编撰成道教最著名的经典《真诘》7篇20卷，故大若岩又名真诰岩。

陶弘景在《答谢中书书》所描绘的“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耸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过去人们以为这是陶氏写茅山的景色。现经查考，谢灵运的游踪并未涉及茅山，而他在永嘉却写过《登永嘉绿蟑山》、《石室山》、《过白岸亭》等多首诗篇。可见陶氏所云“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实指楠溪江。

传说陶弘景尝在安固福泉山结草为庐，采药种药种甘蔗，为穷人治病，不取分文。群众感其思德，将他住过的地方称“陶山”，种药的地方称“药齐”，山称“药齐项”，甘蔗称“陶蔗”。他练功的地方常有白云缭绕，陶诗有云“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故这一带旧称“白云乡”。如今，陶山寺尚留有清人撰写的楹联：“六朝霸业成誓水，千古名山犹姓陶”。怪不得会有山川之美这一篇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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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余庆（约公元588年前后在世）字不详，隋代平原鬲（今山东平原北）人，明克让之子。生卒年均不详，约陈末隋初间前后在世。善为诗，仕隋官至司门郎。大业十四年（618），越王杨侗称帝，为国子祭酒，今存诗二首。

吕让，生卒不详，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芮城)人，潭州刺史吕渭之(四)子，初为太子右庶子，后迁海州刺史。隋朝诗人，仅一首作品《和入京》传世。

孙万寿（？～608）字仙期，一字遐年，隋信都武强（今河北武强西南）人。生年不详，约卒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前后七年中，年五十二岁。祖宝，魏散骑常侍。父灵晖，齐国子博士。仁寿初，征拜豫章王长史，大业元年（605）转为齐王文学。当时诸王官属多被夷灭，万寿不自安，因谢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时年五十二。万寿著有文集十卷，已散佚，今存诗九首。

王胄（558～613年），字承基，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生于润州建康城（今江苏南京），王导八世孙。隋朝大臣，文学家。少有逸才，初仕陈朝，陈亡入隋，晋王杨广引为学士。大业初年，为著作佐郎。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生性疏率不伦，自恃才高，凌傲时人。杨玄感常与交游，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谋反败亡，潜还江左，被捕坐诛。"生平

王胄，字承基，琅邪临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陈黄门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陈，起家鄱阳王法曹参军，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学士。仁寿末，从刘方击林邑，以功授帅都督。

大业初年，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视。曾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其性疏率不伦，自恃才高，凌傲时人。诸葛颍嫉之，屡谮之于炀帝。炀帝爱其才而不罪。杨玄感常与交游。大业九年，杨反隋败亡，他遂亡匿，潜还江左。被捕坐诛。

工诗能文，与虞绰齐名。所作词赋，颇行于当世。其《奉和赐酺诗》，深受炀帝赞赏。炀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十卷，已佚。今存《别周记室》、《白马篇》等诗近20首，载《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及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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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544年—606年8月31日），字处道。汉族，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隋朝权臣、诗人，杰出的军事家、统帅。 他出身北朝士族，北周时任车骑将军，曾参加平定北齐之役。他与杨坚（隋文帝）深相结纳。杨坚为帝，任杨素为御史大夫，后以行军元帅率水军东下攻陈。灭陈后，进爵为越国公，任内史令。杨广即位，拜司徒，改封楚国公。去世后谥曰景武。"生平

出身贵族

杨素弘农杨氏之后，先祖世代为官，祖父杨暄，官至北魏辅国将军、谏议大夫。父亲杨敷，为北周汾州刺史。杨素小时候穷困失意，不拘小节，有远大的志向。时人都不理解他，只有他的堂叔祖、魏朝的尚书仆射杨宽认为他很不一般，常对子孙说：“处道不是一般的人，他日一定出类拔萃，无与伦比，不是你们赶得上的。”杨素后来和安定人牛弘志同道合，他们勤奋好学，研究探讨精心专诚，从不感到疲倦，因而很多方面都精通或者涉猎。

后与安定人牛弘同窗共读，知识渊博，在文学、书法上均有造诣，史书称其“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属文，工草隶，颇留意于风角。美须髯，有英杰之表”。当时北周大冢宰宇文护把持朝政，引其为中外记室，后转礼曹，加大都督。

公元572年三月，北周武帝宇文邕诛杀宇文护亲掌朝政，杨素因曾受到宇文护的重用，所以遭到株连。此时，杨素以其父杨敷死于北齐，但未受朝廷追封，便上表申诉。周武帝不理。杨素再三上表，周武帝大怒，下令杀杨素。

杨素高声地说：“我给无道的天子做事，死是应该的。”周武帝闻后，对杨素刮目相看，赦其无罪，并追赠其父为大将军，谥忠壮。拜杨素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并逐渐对其有了好感。周武帝又令杨素起草诏书，素下笔成章，文词华丽，周武帝赞扬道：“好好努力，不愁日后没有荣华富贵。”而杨素却回答说：“臣只怕富贵来逼臣，臣却无心谋取富贵。”

破齐立功

公元575年七月，周武帝率军攻北齐，杨素请求率其父旧部为先锋，周武帝应允了他，并且赐给他一条竹鞭，说：“我正要驱使天下，所以把这件东西赐给你。”杨素跟随齐王宇文宪在河阴和齐人交战，因战功被封为清河县子，食邑五百户。同年授司城大夫。

公元576年十月，杨素再次随宇文宪攻北齐，克晋州。宇文宪屯兵栖原，北齐帝高纬率诸军自晋阳向晋州进发。宇文宪闻北齐军主力至，大惧，乘夜而逃，结果为北齐军追上，北周军多被击溃。杨素与骁将十余人尽力苦战，宇文宪方得以解围。此后，杨素更是屡立战功。北齐灭亡后，杨素加上开府，改封成安县公，邑千五百户，赐以粟帛、奴婢、杂畜。

公元577年十月，陈宣帝陈顼闻北周灭北齐，即乘机争夺淮北地区，遂派名将吴明彻率军北伐。吴明彻军至北周吕梁，击败徐州总管梁士彦，进围彭城。

公元578年二月，杨素随上大将军王轨前去救援，最终大破陈军，俘主将吴明彻。杨素遂治东楚州事。其弟杨慎被封为义安侯。陈将樊毅筑城于泗口，杨素将其击走之，并将所筑之城全部毁坏。

公元578年六月，周武帝去世，周宣帝继位。宣帝即位后，杨素袭父爵临贞县公，并以其弟杨约为安成公。

公元579年，杨素随上柱国韦孝宽攻陈淮南，其中杨素率军攻克盱眙、钟离。

投靠杨坚

公元580年五月十一日，北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周静帝宇文衍年幼，左丞相杨坚专政。杨素知杨坚甚得众心，且有称帝之意，遂主动投到杨坚门下，与其深自结纳。杨坚也知杨素之才，对其也非常器重，不久便以杨素为汴州刺史。

杨素在上任途中行至洛阳时，方知相州总管尉迟迥等举兵反杨坚。尉迟迥原为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外甥，位望素重，杨坚恐其有异图，遂以会葬宣帝为名，诏使其子尉迟敦召尉迟迥入朝；并以韦孝宽为相州总管赴邺取代尉迟迥。六月，尉迟迥恐杨坚专权对北周不利，公开起兵反对杨坚。荥州刺史宇文胄据武牢以应尉迟迥，使杨素无法前行。

七月十日，杨坚调发关中兵，令韦孝宽为行军元帅，杨素与郕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陇西公李询等皆为行军总管，率军讨伐尉迟迥。旋拜大将军，领河内兵攻打宇文胄，破斩之。迁徐州总管，进位柱国，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户。其弟杨岳也被封为临贞公。

公元581年二月，大丞相杨坚受禅登基，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并加杨素上柱国。并参与了隋朝法律的修定。

公元584 年，拜御史大夫。由于其妻郑氏是个悍妇，杨素一次与其吵架说了一句：“我如果当了天子，你一定不能作皇后。”。结果被其妻告发，杨素因此获罪，并被免官。此次经历，险些毁了杨素的前途。好在隋文帝一直准备灭亡陈朝，统一中国，杨素曾数次献伐陈之策，此次被免官后，杨素并没有闲著，再次献伐陈之策。

公元585年十月，杨素任信州总管，经略长江上游，并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而遣之。

南下灭陈

公元587年，杨素与尚书左仆射高颎、吴州总管贺若弼、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人献平陈之策。杨素在永安， 建造“五牙”、“黄龙”等战船，加强水师，作灭陈准备。并故意在江中漂下造船废料，以威慑擅长水战的陈军。

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下诏，列举陈后主罪行又送玺书暴其罪恶20条，并将诏书在江南散发30万份，以争取人心。十月，杨坚在寿春设淮南行台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杨素与杨广、秦王杨俊并为行军元帅，高颎为晋王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集中水陆军五十一万八千人，统由杨广统帅，东至大海，西到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隋军自长江上游至下游分为8路攻陈，其中杨素指挥水军主力，出巴东郡，顺流东下，负责消灭长江及沿岸陈水陆军。十一月，杨坚至定城誓师，准备渡江的各路隋军进抵长江北岸，完成进攻准备。

十二月上旬，杨素按隋灭陈作战部署，首先率舟师自巴东郡东下三峡，在长江上游发起攻势作战。军至流头滩，陈将戚昕率青龙战船百余艘、战士数千人坚守前方狼尾滩，以遏隋军。狼尾滩地势险峭，水流湍急，易守难攻，将领们都忧心忡忡。

杨素认为：“成败在此一举。如果我们白天乘船而下，他们就会看见我们，滩险水急，天制不由人力，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有利的条件。”。于是决定采用水陆协同，分进合击的方针，乘夜突袭，将其击败。杨素率黄龙战船数千艘，利用夜暗，令将士衔枚开进，实施正面突破；令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率步兵由长江南岸攻击戚昕别栅；令大将军刘仁恩率甲骑自江陵西进，沿长江北岸进击陈军白沙要点。隋军水陆配合，于次日拂晓，一举击败戚听所部。戚听逃走，部属全部被俘。杨素对俘虏不杀不辱，慰劳后全部释放。秋毫不犯，陈国人非常高兴。此战，杨素恰当选择进攻时机，以水军突袭与两岸步、骑兵协同攻击，速战速决，取得首战胜利，为灭陈战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实行优待俘虏政策，有利于争取更多的陈军将士。

杨素率领水军继续东下，大小战船铺满了整了江面，旌旗盔甲在阳光下鲜艳耀眼。杨素端坐在平乘大船之上，容貌体魄雄健魁伟，陈国人望而生畏，都说：“清河公就是长江之神啊！”

陈荆州刺史陈慧纪派南康内史吕忠肃率军屯守歧亭，在两岸岩石上凿孔，系三条铁索横截江面，阻遏隋军战船。为固守峡口，吕忠肃将自己私产全部捐出充军，所以陈军斗志颇高，防御也很严密。

公元589年正月，杨素分兵一部与大将军刘仁恩军相配合，猛攻陈军岸上栅障营垒，吕忠肃率军据险抵抗，激战四十余次，隋军伤亡惨重，死五千余人。陈军尽割死者之鼻以邀功求赏，激起隋军愤怒，拚死力战，多次获胜。所俘陈军将士，杨素则全部释放。在隋军猛烈攻击下，吕忠肃被迫放弃营栅，连夜逃走。杨素令士卒毁掉栏江铁索，继续沿江而下。

吕忠肃退据荆门之延洲，依恃荆门山险要地形，再次阻遏隋军。杨素派善于驾舟的巴延士卒一千人，乘“五牙”战舰4艘，用舰上拍竿击碎陈战船10余艘，俘二千余人，再次大破吕忠肃军，吕忠肃只身逃走。驻守江南岸安蜀城的陈信州刺史顾觉，也弃城逃走。屯守公安的陈慧纪见形势不利，烧掉储蓄，率军3万、战船千余艘，顺流东撤，企图入援建康，被秦王杨俊军阻于汉口以西。巴陵以东，无敢守者。陈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亦降于杨素。此战，杨素、刘仁恩以水军、步兵相配合，先击破陈军江岸据点，再以水军战船接舷战，大破敌军。隋大型战舰“五牙”及重型拍竿装备在作战中显示了威力。优俘政策对瓦解陈军、配合军事进攻，具有积极作用。至此，长江上游为隋军所控制，阻止了上游陈军的东援，保障了下游主力的渡江作战。

隋军在长江上游作战获胜后，杨素一面率主力沿江东下，与秦王杨俊会师于汉口，一面派兵南下略地，扩大战果。二月初又派薛胄、刘仁恩率军进击湘州。隋军一举击败出城迎战的陈湘州助防遂兴侯陈正理和樊通军，薛胄等乘胜入城，俘陈叔慎。刘仁思军再破邬居业于横桥，擒邬居业等。湘州等地的平定，为隋进军岭南准备了前进基地。

还军，杨素因战功卓著被进爵郢国公，邑三千户，真食长寿县千户。以其子杨玄感为仪同，杨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加以金宝，又赐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杨素又上言：“乡里名叫‘胜母’，孝子曾子就不进去；叛逆之人王谊，以前曾分封于郢地，臣不想和他一样。”于是改封越国公。同年六月，拜纳言之职位；公元590年七月，转内史令。

江南自东晋以来，世家士族一直欺压寒门庶族。隋灭陈统一中国后，南方士族豪强因对隋实行的限制政策不满，便利用民间对隋欲移民关中流言的惊恐心理，乘机煽动叛乱。十年十一月，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侩等均举兵反隋，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蒋山李忮、乐安蔡道人、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等，都自称大都督，起兵攻陷州县，反乱大抵遍及原陈属地。其规模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互相呼应，残杀隋朝官吏。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隋文帝遂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平叛。

杨素率军由杨子津渡江，首先击破叛军朱莫问于京口。继而击败晋陵顾世兴，顾世兴率其都督鲍迁等再战，杨素击破之，俘鲍迁以下三千余人。又进击无锡叶略，平之。时沈玄侩、沈杰等等正围攻苏州，刺史皇甫绩屡战不利，杨素军赶到将其击败，沈玄侩逃至南沙人陆孟孙处，杨素进击陆孟孙于松江，大破之，生擒陆孟孙、沈玄侩。黟、歙叛军沈雪、沈能据栅自守，又攻拔之。

高智慧率部据守浙江东岸营垒，屯据要害，周围百余里，船舰千艘，遮盖江面，鼓噪而进。子总管来护儿建议：“吴人累锐，利于在舟楫作战。必死的贼寇，难与争锋。您暂且严阵以待，切勿与其交锋，请借我奇兵数千，悄悄渡过江，攻破他们的巢穴，让他们退无所归，进不得战，这是韩信破赵的计策。”杨素纳其言，并命其率轻型战船数百艘，偷渡浙江，以奇兵突袭，并焚烧高智慧后方营垒，使其恐惧不安；杨素则乘机率军从正面突击，大败高智慧军。尔后，杨素派行军总管史万岁率军二千人进攻婺州，自率主力由海道追击逃入海中的高智慧，直趋温州。高智慧来战，杨素将其击败，俘数千人。而后又平定蔡道人、汪文进。杨素在温州击败沈孝彻后，便由陆路转向天台、临海，继续追击反隋散兵，前后战斗达一百多次。高智慧退守闽、越。

此时隋文帝考虑到隋军长时间征战，便诏令杨素入朝。同时加其子杨玄感为上开府，赐彩物三千段。而杨素则认为：“贼寇的余部尚未殄灭，恐怕会成为后患。”便上书请求暂缓返京，继续剿匪。隋文帝对杨素此举非常赞赏，便下诏说：“朕忧劳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纳隍。江外狂狡，妄构妖逆，虽经殄除，民未安堵。犹有贼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结，重扰苍生。内史令、上柱国、越国公素，识达古今，经谋长远，比曾推毂，旧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总为元帅，宣布朝风，振扬威武，擒剪叛亡，慰劳黎庶。军民事务，一以委之”。杨素继续率军由会稽走海道向泉州追击。

剿平匪患

当时泉州人王国庆为南安豪族，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各处逃亡的叛军皆附于他。王国庆自以为海路险阻，而隋军多为北方人，不习海战，遂不设防。杨素率水师从海道掩至，王国庆大惊，弃州逃跑，其众或入海岛，或守溪洞。于是杨素分遣诸将，水、陆分进追捕。并派人密劝王国庆：“你的罪状，累计起来处以死刑还不够。只有斩送高智慧，才可以抵塞罪责。”王国庆遂抓获高智慧，送交隋军，杨素将其斩首，余众全部投降，至此，江南全部平定。此战，杨素辞谢回朝休养诏令，坚持除恶务尽，连续追歼彻底平定江南之乱，对巩固隋朝统一，发展生产具有积极作用。隋文帝派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迎至浚仪犒劳隋军，待回京后，问者日至。隋文帝再封杨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实以金钱，缣三千段，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顷，宅一区。

公元592年十二月，杨素代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与尚书左仆射高颎同掌朝政。

杨素性疏而辩，朝臣之中，颇推高颎，尊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蔑视苏威。其余的大臣，只要与他有过节的人，杨素肯定会百般为难。其才艺风调，优于高颎，至于治理国家，则远不及高颎。

公元593年二月，隋文帝在岐州之北建仁寿宫，令杨素监造。杨素奏请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杨素为巩固其政治利益，讨好隋文帝，遂“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又“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屯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

公元595年三月，仁寿宫建成，隋文帝至仁寿宫。时值天热，“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此前隋文帝先派高颎前去视察，高颎据实回报：“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隋文帝心中不悦。待隋文帝至仁寿宫，见宫殿如此奢华，大怒道：“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杨素惶恐无比，担心受责备，一时束手无策，便向封德彝请教。封德彝为人邪辟，多阴谋，便对杨素说：“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杨素即于北门拜见独孤皇后说：“帝王理当有一些行宫、别墅，现在天下太平，我们仅仅修造了这么一座宫殿，哪里就谈得上浪费了呢！” 次日，隋文帝果召杨素问之，独孤皇后则在傍为杨素辨解：“杨公知道我们夫妇年老，没有地方娱乐，盛饰此宫，难道不是忠孝吗？”结果杨素不但没有获罪，反而被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从此，杨素更得隋文帝的信任。而杨素则恃财凌物，对众人多有凌侮，唯独重赏了帮其大忙的封德彝。封德彝从此成为杨素的心腹，杨素常与其议论宰相职务，终日忘倦，还抚其床说：“封郎必当据吾此座。”封德彝在杨素的推荐下，被隋文帝擢升为内史舍人。

大破突厥

自开皇初年起，隋采纳长孙晟之谋，一直对突厥施用离间计，使其内部长期混战不休。公元597年，隋文帝允许都兰可汗之弟突利可汗娶隋安义公主为妻，并故意予以优厚礼遇，借以离间都兰可汗。都兰可汗果被激怒，乃断绝朝贡，多次骚扰隋边。

公元599年二月，突利可汗奏报都兰可汗制造攻城器械，准备攻击大同城。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元帅，以杨素出灵州，尚书左仆射高颎出朔州，上柱国燕荣出幽州，三路进击突厥。
都兰可汗得知隋军来攻，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击突利可汗。四月，杨素军在灵州以北地区与达头可汗部遭遇。在此之前，隋将在与突厥交战时，因担心突厥彪悍的骑兵来往冲杀，都采用战车、骑兵和步兵相互交叉配合的阵法，阵外四周遍设鹿角、蒺藜等物，骑兵留在最里面。杨素认为：“这只是巩固防御的途径，而不是夺取胜利的方法。”于是抛弃这种自我保守的落后阵法，改变战术，下令各军摆开骑兵阵势。

达头可汗闻之大喜道：“这是天助我！”并下马仰天而拜，即率十余万精骑直扑隋军。上仪同三司周罗睺看到突厥求胜心切，阵形不整，乃请令率精骑迎击，杨素指挥大军随后继进，大败突厥，达头可汗带著重伤逃跑，其众死伤不可胜数，号哭而去。另一路隋军在高颎的率领下，也大破突厥，都兰可汗败逃，后被其部下所杀。隋军追过白道，越过秦山700余里，然后还师。十月，隋册封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并令长孙晟率五万人在朔州西北筑大利城给启民可汗驻守，令其招抚突厥其它部落，为分化瓦解突厥，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

杨素在此战中，敢于弃陈旧落后的车、骑、步互相卫护的保守阵法，大胆使用骑兵突击，取得大胜，再一次显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战后，隋文帝下诏褒奖，赐杨素缣二万匹，及万钉宝带。加其子杨玄感位大将军，杨玄奖、杨玄纵、杨积善皆为上仪同。

杨素很有随机应变的谋略，总是把握好时机去同敌人作战，他应对情况的变化并不拘泥于一定的方法，而控制军队严厉有序，如果有谁违犯了军令，他就立即斩首，没有宽容的。同时治军严整，其部如有违犯军令者，立斩不赦，而绝不宽容。每次作战前都寻找士兵的过失，然后杀之。每次多者百余人，少也不下十几人。由于杀人过多，以至“流血盈前”，而杨素却言笑自若。两军对阵时，杨素先令一二百人前去迎敌，若取胜也就罢了，如不胜而败逃者，无论多少，全部斩首。然后再令二三百人迎敌，不胜则照杀不误。所以杨素的部下对他极其敬畏，作战时皆抱必死之心，所以战无不胜，称为名将。杨素当时正受宠幸，隋文帝对他言听计从，所以杨素征战的将士，都微功必录。而其他的将领虽有大功，但都被文官谴却。所以杨素虽严厉凶狠，但由于他能够恩威并施，所以将士皆愿随其征战。

公元600年四月，步迦可汗率兵进犯隋边。隋文帝命杨素隋晋王杨广出灵州，同时又令汉王杨谅、柱国史万岁出朔州，合击步迦可汗。杨广为培植自己的势力，亲自与杨素结交，杨素也知杨广有夺位之心，遂投其门下。

公元601年，杨素取代高颎做了尚书左仆射。隋文帝赏赐给他好马一百匹、母马两百匹、奴婢一百口。这一年，高祖又拜杨素为行军元帅，前往云州攻打突厥，连连破敌。突厥逃跑，杨素率领骑兵紧追不舍，到夜里终于赶上。杨素想再次进攻，又怕敌人分散逃跑，就命令骑兵稍稍跟在后边。他于是亲自带领两名骑兵和两个投降的突厥人潜入敌阵，同敌人一起前行，敌人没有发觉。等到敌人停下来，止宿屯驻的地方还没安排好，杨素命令后边的骑兵突然袭击，大败他们。从此，突厥人逃得远远的，碛南再没有他们的踪迹了。

因为这次的战功，隋文帝让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进位柱国，玄纵为淮南郡公，并赏赐给他织物两万段。

荣宠无比

公元602年，文献皇后去世后，墓葬的规模制度，大多出自杨素之手。隋文帝认为很好，下诏书大大表彰他的功劳，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义康郡公，食邑一万户，世代承袭，并赏赐给他良田三十顷，绢一万段，米一万石，金钵一个，装满了金子，银钵一个，盛满了珠宝，外加绫、锦共五百段。

当时杨素一天比一天显贵荣耀，他的弟弟杨约、叔父杨文思、杨文纪以及族父杨异，都是尚书，位列公卿。诸子虽无汗马之劳，也都官至柱国、刺史。杨素家童几千人，后院披罗挂绮的乐妓小妾就以千计。府第华丽奢侈，规模体制摹仿皇宫。当时有一个叫鲍亨的人，很会写文章，还有一个叫殷胄的，精通草书、隶书，都是江南的读书人，却因为高智慧的缘故埋没为杨素的家奴。杨素的内外亲戚和过去属下的官吏，都位列清静显要之职。杨素的显贵，南北朝以来无人可与他相比。
杨广刚做太子的时候，非常顾忌蜀王杨秀，就和杨素谋划陷害他，最后使杨秀被废黜。朝臣之中如果有违背冒犯他的，即使其非常忠诚地为国事着想，像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述等，杨素也在暗地里中伤他们。如果归附奉迎他或者是他亲戚，即使无才可用，他也一定加以推荐提拔。朝廷内外没有不怕他、不归附他的。只有兵部尚书柳述凭着自己驸马的身份，多次在隋文帝面前说杨素的不是。大理寺卿梁毗上书隋文帝，弹劾杨素作威作福。隋文帝于是逐渐疏远和猜忌杨素，后来下来力令说：“仆射是朝廷的辅政大臣，不可亲自处理那些细小的事务，只须三五天到官署一次，讨论一些国家大事就行了。”表面上显示对他的尊崇、优待，实际上剥夺了他的权力。

直到仁寿末，杨素不再处理事务。隋文帝曾赏赐王公以下的人射箭，杨素名列第一，隋文帝亲将外国进贡来的金精盘，价值万两，赐给了杨素。

助广登基

公元604年，杨素跟随隋文帝驾临仁寿宫，隋文帝又多次赏赐宴席。等到隋文帝病重，杨素和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人入宫侍候。当时皇太子杨广住在宫内的大宝殿，怕隋文帝有什么不好的消息须要预先防备，于是亲自写了一封信，封好送出来问杨素。杨素记下宫外的形势，来报告太子。宫人却将回信误送到了隋文帝的住处，隋文帝见信大怒。这时，隋文帝宠爱的陈贵人又说太子对她无礼。隋文帝于是大发脾气，要召见已废的皇子杨勇。

太子与杨素谋划对策，杨素假传圣旨派东宫的士兵入宫守卫，出入都由宇文述、郭衍决定，又命令张衡守候隋文帝的病情。隋文帝就在这天晚上驾崩了，因此朝廷内外有很多非议。

公元604年，隋文帝驾崩后，杨广登基，派车骑将军屈突通带着隋文帝的诏书，召杨谅回朝。杨谅知有异，不听从遂起兵反叛。杨谅命蠕蠕天保占领蒲州，烧断了河桥，又派王耳冉子率领几万人与他合力防守。杨素率领五千轻骑前去偷袭，他先隐蔽在渭口，夜间悄悄渡河，黎明时发动进攻，蠕蠕天保大败而逃，王耳冉子因害怕而开城投降。杨广下诏书召回杨素。

起初，杨素出发之前就计算过几天可以打败敌人，结果不出所料。杨广又拜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安抚大使，率领几万人讨伐杨谅。当时晋州、绛州、吕州州城都被杨谅守住，杨素各派两千人去牵制他们。杨谅命令赵子开拥十余万之众，占领了所有的道路，盘踞在高壁，摆开五十里的战阵。杨素命令部将带兵正面对敌，自己则率领一支队伍潜入霍山，沿着悬崖深谷前进，直捣叛军老巢，一举击败了他们，杀死杀伤的数以万计。杨谅所任命的介州刺史梁修罗驻守在介休，梁修罗听说杨素来了，非常害怕，弃城而逃。杨素继续前进，到达清源，离并州还有三十里。杨谅率领部将王世宗、赵子开、萧摩诃等将近十万人马，前来迎战，杨素又打败了他们，活捉了萧摩诃。杨谅退守并州，杨素进兵包围了他，杨谅无计可施，非常窘迫，只好投降，其余党羽也都一一铲平。

杨广派遣杨素的弟弟修武公杨约携带亲笔诏书慰劳杨素，杨素见诏后也上表陈述了自己的谢意。这个月杨素回到京城，跟随杨广抵达洛阳。杨广任杨素为营建东京的大监。因杨素平定杨谅有功，炀帝拜他的儿子万石、仁行，侄子玄挺都为仪同三司，并赐给他们织物五万段、绮罗一千匹，赐杨谅妓妾二十人。

去世

公元605年，又升杨素为尚书令，赏赐给他东京上等府第一处，织物两千段，不久又拜为太子太师，其他职务不变，前后赏赐给他的东西不知有多少。

公元606年，杨广拜杨素为司徒，又改封他为楚公，食邑两千五百户。这一年，杨素死在任上。谥曰“景武”，杨广追封他为光禄大夫、太尉公、弘农河东绛郡临汾文城河内汲郡长平上党西河十郡太守，赐给他载丧的鍂车、为他执斑剑的仪仗四十人，以及鍂车前后的仪仗队和乐队，还赐给谷子小麦五千石、织物五千段，派鸿胪卿专门监督办理丧事，并且下诏书表示哀悼。

杨素曾经作了一首共七百字的五言诗送给番州刺史薛道衡，气势非常宏大，风韵出众，堪称一时的上乘之作。写后没几天，杨素就死了。薛道衡叹息说：“人快要死的时候，他的话语也变得很友善了，难道就是像这样的吗？”杨素留有文集十卷。杨素虽然有辅佐隋文帝建国立业的谋略，并且有平定杨谅的功绩，然而却深为杨广所忌。杨广面显出对他特殊的礼遇，实际上恩情却很淡薄。太史官说隋地所属的分野将有重大的丧事发生，杨广因而改封杨素为楚公，因为楚地和隋地属同一分野，杨广想借杨素来拦挡遭丧的运气。

杨素卧病在床的时候，杨广常派一些有名的医生前去诊治侍候，并且赐他许多上好的药品，然而却总在暗地里问医生，总怕他不死去。

杨素知道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已到了极限，不肯吃药，也不想谨小慎微地活下去了，经常对弟弟杨约说：“我难道还要活下去吗？”杨素依仗自己富足的钱财，广求家产，东西二京他的居宅奢侈华丽，早晨拆毁晚上重建，营造修缮从不停止，在各方的大城市，他的旅店、水磨和肥沃的田地、华丽的房子都以千百来计算。当时人们议论纷纷，并且因此而瞧不起他。杨素死后，长子杨玄感继承了他的爵位。后来杨玄感起兵事败，遭到诛杀，杨素的家族也因受杨玄感的牵连都被株夷。

轶事典故

破镜重圆

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的妻子是后主叔宝的妹妹乐昌公主，才貌极为出色。徐德言当太子舍人这个时候，正赶上陈朝衰败，时局很乱的时期，无法保证国家和个人的安全。徐德言对妻子说："“以你的才华和容貌，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一定会流落到有权有势的富豪人家，恐怕我们会永远分离。倘若我们的缘分没断，还能相见，应该有一个信物。”“于是徐德言折断一面铜镜，夫妻两人各拿一半。他又同妻子约定说：”“将来你一定要在正月十五那一天将镜片在街上出售，如果我见到了，就会在当天去找你。”“等到陈朝灭亡了，乐昌公主果然流落到越公杨素的家里，杨素对她非常宠爱。徐德言流离失所，好不容易才来到京城。他于正月十五这天到市场上寻找，果然有一个仆人模样的老头出售一片一半的镜子，而且要价非常高，人们都嘲笑他。徐德言将老人带到自己的住处，给老头吃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拿出自己那一半镜子和老头卖的那半镜子合在一起，并在镜子上题了一首诗：”“镜子和人都离我而去，如今镜子回来人却未归，镜子上已映不出嫦娥的倩影，只能反射出一片月光。”“陈朝的乐昌公主陈氏看到题诗以后，哭哭啼啼地不肯吃饭，杨素了解情况以后也非常伤感，派人将徐德言找来，决定将妻子还给他，并送给他们许多钱物。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赞叹的。杨素设酒宴为徐德言和陈氏饯行，并叫陈氏也作了一首诗：”“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新丈夫面对旧丈夫，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才知道作人的艰难。”"然后陈氏和徐德言回到江南，一直到白头偕老。

成人之美

李德林之子李百药，少年倜傥，看上了杨素的一个宠妾。竟夜入杨宅，与杨素的宠妾幽会私通。结果东窗事发，被杨素逮个正着。杨素恼羞成怒，欲治李百药死罪。当李百药被推上来时，他发现李百药是个“年未二十，仪神隽秀”的英俊少年郎，不禁惜才之情顿起，动了恻隐之心说：“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李百药生死关头，才思忽至，一气呵成，当即成文。杨素看完，表情欣然，当场把爱妾赐给李百药为妻，“并资从数十万”。后来杨素竟又奏请隋文帝，授李百药为尚书礼部员外郎。李百药财色兼收，而且还因此当了官，成为一时佳话。

红拂夜奔

杨素身边有一位年方二八的佳丽乐伎，名叫红拂。生得“肌肤仪状、言词气佳，真天人也”。红拂很有见识，识得英雄。趁李靖再次拜访杨素之机，相约私奔了。杨素非但不追究此事，反而推荐李靖出任马邑的郡丞。杨素就这样又成全造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后来李靖果然成了唐朝的股肱之臣。

后世地位

公元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隋司空尚书令越国公杨素”。时代被列入庙享名单的只有韩擒虎、史万岁、贺若弼而已。及至公元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杨素。[32] 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杨素亦位列其中。

家庭成员

妻

郑祁耶，北魏开府仪同三司、司农卿郑道颖的孙女。

子

长子杨玄感，洛阳起兵失败死。

二子杨玄纵，洛阳起兵失败后被斩首。

三子杨玄挺，洛阳起兵失败战死。

杨玄奖，洛阳起兵失败后被斩首。子杨台，女杨氏为唐太宗嫔妃。

杨万项，洛阳起兵失败后被斩首。

杨民行，洛阳起兵失败后被斩首。

杨积善，洛阳起兵失败后自杀未遂，后被车裂而死。

女

杨氏，后为唐高祖杨嫔，生江王李元祥。

"

尹式（暂且不知～604）隋代河间（现属河北）人。博学能诗，少有令问。仁寿中，任汉王杨谅记室，王甚重之。仁寿四年（604），文帝死，杨谅起兵反对杨广失败，尹式自杀。其族人正卿、彦卿俱有俊才，名显于世。尹式原有文集，已失传，今存诗二首。

杜公瞻，生卒年不详，隋代文学家。中山曲阳（今河北保定一带）人。隋卫尉杜台卿侄子，官安阳令，曾奉敕编纂《编珠》，今存诗一首。杜公瞻为宗懔《荆楚岁时记》作注，并有意识地将《荆楚岁时记》所记南方风俗与北方风俗进行比较。后来，《荆楚岁时记》和杜公瞻的《荆楚岁时记注》一起流传，人们习惯上仍将其称作《荆楚岁时记》，从而使南北朝后期中国南北方的岁时风俗荟萃于一书之中，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薛道衡(540～609) 隋代诗人。字玄卿。汉族，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建立后，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有集30卷已佚。今存《薛司隶集》1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存其诗20余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其文 8篇。事迹见《隋书》、《北史》本传。"生平

薛道衡少孤，好学。13岁时，作《国侨赞》，颇有思致，见者奇之。北齐武平年间，以主客郎接待南朝陈使者傅□。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当时著名文人魏收说：“傅□所谓以蚓投鱼耳。”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其诗虽未摆脱六朝文学浮艳绮靡的余风，有些作品，却具有一种刚健清新的气息。如与杨素唱和的《从军行》，就是较好的边塞诗。代表作《昔昔盐》描写思妇孤独寂寞的心情，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最为脍炙人口，甚至传说是其引起隋炀帝嫉妒而被杀害的原因。小诗《人日思归》含思委婉，也是历来传诵的名作。

有集30卷,已佚。今存《薛司隶集》1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存其诗20余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其文8篇。事迹见《隋书》、《北史》本传。

为官生涯

少年奇才
　　薛道衡，生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字玄卿，隋河东汾阴人。历仕北齐、北周、隋王朝，与李德林、卢思道齐名，为当时文坛领袖。
　　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有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辞藻华美，世时人称为奇才。由此以文才召世。北齐时，薛道衡待诏文林馆，兼主客郎，负责接待、应对北周及陈的使者，与当时文坛才子李德林、卢思道等常相过从。
　　北齐亡，周武帝用薛道衡为御史二命士，薛道衡自以为不受重用，便弃官归乡里。后来又入仕途为州主簿，不久又为司禄上土。

政治才能
　　杨坚作相时，薛道衡效力于大将军梁睿府下，参与平定王谦之乱。后又从征突厥，还朝后，被任命为内史舍人，仕途上开始有起色。当时薛道衡还兼任聘陈主使，多次往还江东，对陈朝的腐败情况了解很深，所以多次上奏隋文帝，要求对陈“责以称藩”，也就是不承认陈朝和隋对等，实有灭陈、统一南方之意。
　　隋文帝开皇八年，薛道衡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吏部郎，随从晋王杨广、宰相高颎出兵伐陈，专掌文翰。隋师临江，高颖问薛道衡：“此番举兵，能否克定江东，请君言之。”道衡回答说：“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南北分裂已久，战争不息，否终斯泰，以运数言之，其必克一世；有德者倡，无德者亡。自古兴亡，皆由此道。我隋主上躬履恭俭，忧势庶政，陈叔宝峻字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为国立体在于用人，陈重用小人，命将非才，其必克三也；陈甲土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高颖听完之后，忻然叹服，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从这里可以看出，薛道衡对当时的局势分析得极有见地，表明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
　　在隋文帝时，薛道衡倍受信任，担任机要职务多年，当时名臣如高颖、杨素等，都很敬重他。因而他的名声大振，一时无双。皇太子及诸王都争相与之结交，引以为荣。这对薛道衡来说本来应该是值得荣耀的事，然而，他却因此得罪晋王杨广而罹祸。

被逼自尽
　　薛道衡曾与晋王杨广一起伐陈，杨广对薛道衡的文才极其爱慕。隋文帝时，有一次，薛道衡被人弹劾在朝中结党，被除名，处以流放岭南。当时晋王杨广正坐镇扬州，听说这件事后，就秘密派人到长安通知薛道衡，让他取道扬州到岭南，等他到了扬州，就上奏皇帝，把他留在扬州幕府中。但薛道衡讨厌杨广的为人。就没有走扬州路，而走了江陵道。
　　杨广即位后，薛道衡从地方上回到京师。当时的隋炀帝对薛道衡尚有一丝爱慕之心，本打算委以秘书监显职，但薛道衡不识时务，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奏上。薛道衡高估了皇帝的心胸，最要命是高估了自己的分量。隋炀帝看了以后，大怒，对大臣苏威说：“道衡至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讲，此诗通过歌颂周武王而讥刺周幽王。薛道衡是否有此意不得而知，但隋炀帝猜忌心很强，他岂能容忍别人把自己和周幽王联系在一起，由此便产生了杀害薛道衡之心。
　　当时，薛道衡的朋友司隶刺史房彦谦，觉察到隋炀帝对薛道衡的歹意，就劝薛道衡杜绝宾客，闭门自守，以求保全，但薛道衡却不以为然。有一次，朝臣们在一起讨论新令，争论不已，薛道衡就说：“向使高颖不死，令决当久行。”薛道衡的文人气太重，出语尖刻，当下有人受不了，就密报了隋炀帝。高颖在杨广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站在杨勇一边。薛道衡公然讲崇敬高颖的话，隋炀帝岂能容忍。当时正是好大臣裴蕴担任御史大夫，他知道炀帝讨厌薛道衡，就上奏弹劾，说：“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悻逆。”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隋炀帝览奏大喜，称赞裴蕴说：“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下令将薛道衡逮捕审讯，最后逼令自尽。
　　薛道衡从少时就是一个用心于文章字句之间的人，他喜欢在沉静中构思，史称：“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踢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尤其长于诗作，比如他的《出塞诗》一首：“绝漠三秋幕，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诗中有一种边地的悲论情调，而又弥漫着一股粗犷壮大之气，体现了北朝文风的特点。同时，薛道衡因多次出使江南陈朝，受南方文风的影响也较深，比如他的《昔昔盐》一诗，辞采绚丽，对仗工整，描写铺排，极为细腻，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为千古吟诵的名句。当时，薛道衡的诗名就极著，《隋书》讲：“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文风极盛的南方都很推崇道衡的诗作，可见其成就之高。
　　薛道衡死后，尚有文集70卷行世，后散失，明人辑有《薛司隶集》，从中还可略窥这位隋代大文豪的风采。

不善谋身
　　出身世家，天资早慧，成人后文名大著，与卢思道、李德林齐名，为一代文章宗师的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和隋三朝，在每一朝都主要从事秘书工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他写文章用心很专，“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每有文章写出，人们“无不呤诵焉”。隋文帝杨坚每次谈到他，总是说：“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
　　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而且善于谋事，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北齐末年，薛道衡多次建议执政者采取对策，以防北周侵犯，遗憾的是这一极具政治远见的意见未被执政者所采纳，后来北齐果然为北周所灭。开皇八年三月隋文帝下令伐陈后，担负指挥重任的高颎特意找到薛道衡，要他分析和预测战争形势，薛道衡纵论天下态势，明确指出隋必胜、陈必亡，从而彻底打消了高颎心头的疑虑。高颎对薛道衡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然而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薛道衡也是如此。薛道衡的“短”，用隋文帝杨坚的话说，就是“迂诞”，也就是为人迂阔，不得“转”。隋文帝曾经多次对他“诫之以迂诞”，然而薛道衡就是改不了，结果由此得祸。隋文帝开皇年间，薛道衡因受株连除名，流放岭南。晋王杨广时任扬州总管，想拉拢他，便派人传话，要他取道扬州去岭南，打算启奏文帝，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然而薛道衡历来看不惯杨广的为人，不乐意去晋王府工作，于是取道江陵而去，不给杨广面子。杨广即位后，仍旧对薛道衡存有一丝爱慕之心，外放他到番州去做刺史。薛道衡又不与杨广合作，只过了一年多，便上表请求致仕。杨广同意他回京，并打算留他做秘书监。薛道衡到京后，却呈上一篇长文《高祖文皇帝颂》，对已仙逝的隋文帝极尽赞颂之词。杨广读了此文，气得要命，对大臣苏威说：“薛道衡极力赞美先朝，和《鱼藻》的用意相同。”《鱼藻》是《诗经》中的作品，据说是借怀念武王来讽刺幽王的。但杨广隐忍未发，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司隶大夫，然后找机会给他安上一个罪名，治他的罪。可是薛道衡一点也没有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司隶刺史房彦谦是薛道衡的朋友，眼看薛道衡大难临头，便劝他“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要他夹紧尾巴做人，他也不听。有一次朝廷议定新的律令，议论了许久也没有结果，薛道衡便对同僚说：“要是高颎不死，新律早就制定并且颁布实行了！”高颎是文帝朝宰相，相当能干，后因得罪杨广被处死。此话传到杨广耳中，他怒不可遏，当即把薛道衡传来责问：“你怀念高颎吗？”于是下令逮捕他，并给他安上一个“悖逆”的罪名，命他自尽。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倒霉，被流放到新疆的且末。
　　薛道衡如此“迂诞”，总不给杨广面子，他由此得祸，虽然让人深感痛惜，却不使人觉得意外。只是给他定一个“悖逆”的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一介书生，手无一兵一卒，怎么可能心怀叛逆和起兵造反！他无非是不愿意讨好人，不知道卖身投靠罢了！他如果处世圆滑，善于阿谀奉承，不用心琢磨事而专心琢磨人，当然不会如此“迂诞”，也不会遭此大祸了。薛道衡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旧时代忠直耿介之士的共同悲剧。
　　说到薛道衡的“迂”，《隋唐嘉话》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咏诗一事，倒是很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隋炀帝杨广爱好文学，才华横溢，他曾对臣下说：“人们都认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的皇帝。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还是天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有一次，朝廷聚会上，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众大臣苦思冥想而不见起色，隋炀帝便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众大臣惊叹不已。薛道衡也作了一首以“泥”字押韵的诗，为所和之诗最佳，其中以“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众大臣惊叹不已，高呼厉害。当然使隋炀帝嫉妒。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后人依据此类记载，把薛道衡之死看做诗祸，虽然完全不符合事实，但由此也可说明薛道衡的个性的确狷介，不善于矫饰，更不愿意扭曲本性投人所好，这当然也是一种“迂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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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思道（公元531年-583年）字子行。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年轻时师事“北朝三才”之一邢劭（字子才），以才学重于当时，仕于北齐。齐宣王卒，朝臣各作挽歌10首，择善者用之，思道十得其八，时称“八米卢郎”。北齐末待诏文林馆。北周灭齐后入长安，官至散骑侍郎。一生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北朝。"从军行诗说

卢思道算是隋朝的大文士。隋朝却是个短命王朝。公元581年隋朝建立，618年灭亡，满打满算历时39载。其间只历经了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隋恭帝杨侑三代君王。而事实上的执政者只是杨坚、杨广两位，杨侑不过是充名而已。以其在位时间则数杨坚最长，在位24年；杨广其次，在位13年。杨侑能做六个月的皇上，完全是后来的唐高祖李渊设的局。杨侑本是杨广的亲孙子，生于公元604年。隋末，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内乱四起，李渊便乘其乱于617年10月兵占长安，巧行“挟天子令诸侯”之计，于11月份将13岁的杨侑扶上帝位，遥尊杨广为太上皇。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死于兵变，同年5月份消息传至长安，李渊便对杨隋王朝没有了丝毫的顾忌，强逼杨侑下诏退位，自行称帝，华夏大地于是换成李唐的王号。说起来，某些为王称帝者也真算狠得可以，那十四岁的杨侑虽被捧上帝位，却也不过是个孩子。便是如此，也难逃那个时期的“天命大劫”。公元619年五月，已正式登基的唐高祖李渊终究还是派人杀了杨侑。这一年的杨侑才仅15岁。 隋朝虽短，但有几件划时代的贡献却是功不可没。一是消除了华夏大地南北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隋王朝。二是实行了有效的官制改革。绵延千载的封建中央官制始于隋所创下的“三省六部”制，用现今话说，也算是一种“干部制度方面的编制改革”吧！三是首创科举制，用考试的办法录用官员，减少了考核任用上的失误，特别是减少了很多人为的腐败。这一项算作是“干部制度方面考核任免上的体制改革”。四是历时五年之久开凿了贯通南北四千余里的大运河，对方便交通、繁荣经济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样一个功过兼之、褒贬兼之的短暂王朝中，卢思道是如何应对世事、展现文才的呢？其实，卢思道虽最后供职于隋朝且逝于隋朝，但这仅是其52岁的一生中的最后三、五年，而他一生的大部时间是相继供职于北齐和北周的。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或许就是为什么要写这首《从军行》的诠释。读史可知，北朝末年是个战乱不断、怨声载道的年代，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僚和文人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大众祈祷和平、期盼安生的凄苦愿望，但他却不能、也不敢讽嘲当时的战事，只能借助勾画和品评汉时的边塞战争抒发期望和平安定的心愿。他期望汉时的民族和解源远流长，希望将军邀功好战的悲剧不再发生。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安定不要动乱，就成了诗人《从军行》的主旨。无怪乎以往的一些诗评直将《从军行》称为反战诗了。

《从军行》古乐府题，全诗28句。该诗立意好、句式新，是七言乐府诗中的佳品，亦被誉为卢思道的代表作。原诗为：“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西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这首诗的白话大意是：北方边塞的战火已照在秦汉离宫故地的甘泉山上，似同李广那样的飞将军兵出长安再出祁连山关隘。执掌犀皮之盾和冰玉利剑的士兵都是征来的良家子弟，跨白马执金缰的都是侠义少年。凌晨起就在边塞之地摆下“偃月”之阵，夜幕临近时便以“鱼丽”之阵战胜驱除匈奴的左贤之官。历战的山谷中都留下了状如李广以石为虎箭入石中的神力无穷的故事，山岭上则是汉将霍去病胜敌后缴械敌方祭天用具的的美传。战事绵绵似天涯般没有穷尽，战场距蓟门迢迢三千里之遥。早上见到的是马岭关上的滚滚黄沙，晚上看见的是匈奴王庭处的兵阵如云。庭院中植下的佳树已长到可以攀人的大小，可塞外作战的亲人仍未回还。心如飘雪随夫远至于新疆中部的天山之外，又若浮云飞悬到内蒙西部的五原城中。而那万里之遥的关隘高山是不可穿越的，如何独自应对百花芬芳下的清明月色呢？别离后的时光飞逝似流水使人有断肠之痛，那塞外的苦战和寒冷连战马之骨都屡屡受伤。塞外的节气与物候与内地大不相同，冬秋长而春季短。萧萧长风尚可伴河而渡，南归之雁也可依时不断的逝向天边。从军而去，直到离皇城万里去远征。想那汉宣帝渭桥见匈奴单于而和好罢战之事，欲战不能的将军们还将何处寻求征战以邀功名呢？ 乐府诗的特点是通俗平直，多富有民歌意味，读起来也是简易上口。显然，全诗主题部分为三层，从句首到第12句“西望龙城阵云起”，描述的是汉时战事；从第13句到第24句“归雁连连映天没”讲述的是家人对征人的思念。最后四句则是诗人借咏汉时战事，对战乱与和平的立场、态度和感情抒发。

读卢思道在隋史中的文学地位以及后人对《从军行》的评价，一定认为卢思道必为与生俱来的天才、德才。其实远不是想象的那般简单。先读这首诗，再读《隋史.卷五七》《北史.卷三十》中的卢思道传，你将有三大感慨。第一，才因于勤非因于天。只要认真的读一读史，琢磨其中的所谓人才，真的是天才寡、勤才多，而勤才加机遇就成了人才。从这个定义上看，卢思道真的不是天才，只能以勤才论。其传载，卢思道16岁那年结识了一位名叫刘松的，如今的少年在这个年龄已是高一的学生了。那个刘松是专做碑铭的，而该是高中生了的卢思道对那些碑铭大多看不懂。正是有了这个刺激和窘迫，他方广罗书籍，发愤而读，数年后终成出众之才。《北史》有两处褒扬思道的才华，其一说得是北齐文宣帝高洋驾崩，朝廷令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善而用。结果是作得好的也才选上一两首，惟有思道被选中八首。由是时人称之为“八米卢郎”。其二说得是思道在北周为官时曾与文友同作《蝉鸣赋》，“思道所为词义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这些品评，应属对他勤而苦学的褒扬。第二，才得于学更成于德。无才学时的卢思道自惭形秽，才名稍显的卢思道却不重修德，隋史对他的评价是“不持操行，好轻侮人”。就是这个原因，他在早年的为官任上常因话无忌、行无轨屡屡犯错，人屡受斥、官屡受贬。《北史》中的第一例，说得是北齐天保中期的时候，朝廷刚将前朝的史籍编撰修成，无顾忌的思道便说了很多攻击轻蔑之言，结果几次受辱、落魄不堪。第二例讲得是他供职北周时，有一年因母病回乡探亲，正值乡人及亲属举兵作乱，他便加盟进去。叛乱被平定后，按当时的律法，思道当被处死。幸而率兵平叛的将领宇文神举知、慕其才名，把他保了下来，才使他再有机会供职于后来的隋朝。史书中说他在朝为官时的保密观念也很差，曾因泄密受处分。只是到了他在隋任官时，操行方面的口碑似乎好了些。这或许是年龄的缘故吧，这时的思道已是五十上下的年纪，用孔老夫子的话说已是“知天命之年”了。据载他逝前还给隋文帝提了一条官制设置方面的建议，当时叫做奏章，令杨坚深为感怀。史书的《卢思道传》开首既言思道“聪爽俊辩，通脱不羁”，那是从积极方面汇总了思道的性情和人格。第三，和因于战亦借于战。思道的一生都目睹着战乱，他的反战意愿源于目、感于身、生于心、溢于情、凝于诗是很自然的事。对治与乱、战与和的品评上，他是赞许汉代的，尽管再早些的周王朝绵延八百年，并不在他称誉之内。为啥？因为他最向往的是汉时边塞的适度用兵后，赢来的各交战方的和解与安定。

戏说故事

卢思道，隋初范阳人，今保定市涿州人，和刘备是老乡。说起来，他恐怕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中最有资格领世界吉 尼斯之“做官最多奖”的了。他最早做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接着担任丞相西阁祭酒，历太子舍人、司徒录事参军；数年后，复为京畿主簿，历主客郎、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在周武帝平定北齐后，又授之仪同三司，后除掌教上士，再迁武阳太守；晚年卢思道辞官后又被征召，奉诏郊劳陈使；最后死在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任上。由此看来，单单凭借卢公官职之多，且调任之频繁的压倒性优势，就实在是该奖得主的不二人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终生不得志，一辈子辗转流离、沉沦下僚呢？主要就是因为他性格上的偏激固执和恃才傲物。 卢思道从小就聪明善辩、洒脱不羁，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却触了他平生的第一个大霉头。某一天，他在一个山涧旁遇到了中山人刘松，刘松这个人，工于镌刻碑铭，一看到卢思道斜着眼背着手瞧着他做事的样子，就决心要奚落奚落他，于是刘松随便指着一块刻好了的碑文对卢思道说：“能看得懂吗，小子？”卢思道捧起来盯着看了半天也看不来个所以然来，接着就一言不发的低着头走了，背后理所当然的传来了刘松的哈哈大笑声。从此卢思道关起门来，发奋读书，并拜当时著名诗人邢劭为师，果然不出几年，学问大进，义理精通。

好，故事讲到这里，各位读者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定鼎汉朝四百年江山的韩信了，韩信当年抱着“大丈夫必有所忍”的态度忍受市井之徒的胯下之辱，不与之计较，后来大展奇才，辅佐高祖刘邦囊括四海，平定天下，自己也拥兵称王，独霸一方，做成大事。衣锦还乡之后，竟亲自找到那个曾经羞辱过他的无赖，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给了他一大笔钱，韩信这种以德报怨的举动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叹服，成为一段充分演绎“知耻而后勇”精神的佳话。但是话说回来，各位读者如果以韩信之心度卢思道之腹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这位老兄下面所做的事情会让大家匪夷所思。

卢思道诗书满腹学成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极尽他全部的才思做了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紧接着下一步就是在第一时间内找到了那个当初伤尽了他的心而现在又满脸无辜的刘松，一把将文章扔到刘松面前，“读读！”现在轮到该这个可怜的刘松倒霉了，刘松颤抖着手从地上捡起文章，大着脑袋将之硬看了一遍，然后摇摇头，“看不懂．．．．．．” “看不懂？”卢思道长叹一口气道，“我这几年的学习嘛，还是有益处的，难道是白白浪费光阴吗？”学习当然不算浪费光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卢思道之所以努力拚命学习这几年的目的，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刘松当年那恶言相辱之仇！

唉，就冲上面这句充满偏狭自负之情的话，卢思道以后的一切就都可以知道了。这还真应了西方一个成功学家说的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最后借用杜牧的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职业生涯

北齐天保中，卢思道20岁，由左仆射杨遵彦推荐给朝廷，入司空府，行参军事，兼员外散骑侍郎。因漏泄机密事，被贬为丞相府西閤祭酒。后历任太子舍人、司徒府录事参军、京畿主簿、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北周建德七年周武帝宇文邕灭齐，将他留任朝中，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四年后，北周隋国公杨坚称帝，以隋代周，卢思道自恃才高，结果反遭欺蔑，于是官途沦滞。虽然一年后复出，奉诏出使陈国，却又遇上母忧，守孝三年。再度复出，仍为散骑侍郎，行内史侍郎事。不久，卒于京师，时年52岁。其卒年一说为隋开皇六年，即公元586年。 他是“北朝三才”之一邢劭的学生。北齐天保年间即有文名。其诗长于七言，善于用典，对仗工整，气势充沛，语言流畅，开初唐七言歌行先声，在北朝后期和隋初地位较高。代表作有《听鸣蝉篇》、《从军行》。文以《劳生论》最有名，被誉为北朝文压卷之作。他还有《北齐兴亡论》、《北周兴亡论》等史论。有集30卷，已佚。今传《卢武阳集》1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27首，《全隋文》存其文10余篇。

评价

卢思道一生，聪爽俊辩，通侻不羁；不持操行，好轻侮人。因而，他的仕途并不通畅，但文章诗词却是非同寻常。其代表作《听鸣蝉篇》抒发了“暂听别人心即断，才闻客子泪先垂”的乡思，也讥讽了长安权贵们“富贵功名本多豫，繁华轻薄尽无忧”的生活，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其《从军行》无疑是古代边塞诗的佳作，“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真切描写了征人思妇的离愁别绪。其文以《劳生论》最负盛名，揭露了北齐、北周官场中趋炎附势之徒的丑态，颇为生动传神：“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艺能，不耻不仁，不畏不义，靡愧友朋，莫惭妻子。外呈厚貌，内蕴百心，繇是则纡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帻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钟，耳倦丝桐，口饫珍旨。虽素论以为非，而时宰之不责，末俗蚩蚩，如此之敝。”——被近代文学家钱钟书赞誉为：北朝文章的压卷之作。

卢思道的诗长于七言，对仗工整，善于用典，气势充沛，语言流畅，已开初唐七言歌行的先声，在北朝后期和隋初有较高地位。代表作《鸣蝉篇》抒发客愁乡思,讥讽长安权贵“繁华轻薄”的生活，词意清切,寄托较深，曾受到庾信的赞赏。《从军行》描写征人思妇的离愁别绪,讽刺武将邀功求赏,是一首较好的边塞诗。卢思道的文以《劳生论》为最著名，文中揭露北齐、北周官场中趋炎附势之徒的丑态,颇为生动传神,被今人钱钟书誉为北朝文压卷之作。他还有《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等史论，通过亲身经历，论二代灭亡之原因，也具识见。

野史逸闻

北齐的卢思道出使南陈。南陈的国君让满朝的达官显贵跟卢思道在一起聚宴饮酒。宴席上，南陈国君提议用联句的方法作诗。有一位南陈的大臣先念出一句，乘机讥讽北方人。这句诗是：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因为北方人用榆钱、榆叶和树皮粉成末放在面里一块吃，而南方的吴池不饲养驴，因此联出这句诗。卢思道听了后，提笔就联上一句诗：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因为南方人无情无义，非常小气，在一个锅灶上做饭，却各吃各的，因此卢思道联上这句诗。在坐的吴人听了这句联诗后，都很不好意思。又有一次卫尉卿京都地区人杜台卿，跟中兵参军清河人崔儦玩掷点的赌博游戏，说好投掷十子只赌一只野鸡。卢思道在一旁说：““遮住成都只需一只野鸡！”“崔儦有一次跟卢思道说：”“昨夜雷声特别大，可是我睡得死，一点也不知道。”“卢思道戏谑地说：”“这样大的雷声，也没有使你这个冬眠的虫豸苏醒！”“太子詹事范阳人卢叔虎有十个儿子，老大字畜生，最有才干。卢思道对人说：”“我堂叔有十个儿子，都赶不上畜生。”“卢叔虎，是北齐王客郎卢中泽的孙子。散骑常侍陇西人辛德源对卢思道说：”“我昨天写一首吟诵羌族老太太的诗，琢磨了一天只写出一句来：”“黑色的陂巾陂在肩窝上。卢思道接过来说：”“何不接下来写黄色的饰物插在脑门上。”“卢思道一次对通直郎渤海人封孝骞说：”“你既然姓封，大概是大猪的后代吧。”“封孝骞回敬道：”“你既然姓卢，一定是黑狗的后裔了。””

介绍

卢思道隋代诗人。字子行。范阳人。北齐时，为给事黄门侍郎。北周间，官至仪同三司，迁武阳太守。入隋后，官终散骑侍郎。终年52岁。其卒年一说为隋开皇六年，即公元586年。

卢思道是“北朝三才”之一邢劭的学生。北齐天保年间，即以文章著名。北齐文宣帝死后，当朝文士各作挽歌10首，择善用之。魏收、祖孝徵等人不过得一二首，唯卢思道得8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

卢思道的诗长于七言，对仗工整，善于用典，气势充沛，语言流畅，已开初唐七言歌行的先声，在北朝后期和隋初有较高地位。代表作《鸣蝉篇》抒发客愁乡思,讥讽长安权贵“繁华轻薄”的生活，词意清切,寄托较深，曾受到庾信的赞赏。《从军行》描写征人思妇的离愁别绪,讽刺武将邀功求赏,是一首较好的边塞诗。卢思道的文以《劳生论》为最著名，文中揭露北齐、北周官场中趋炎附势之徒的丑态,颇为生动传神,被今人钱钟书誉为北朝文压卷之作。他还有《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等史论，通过亲身经历，论二代灭亡之原因，也具识见。

有集30卷,已佚。今传《卢武阳集》1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27首，《全隋文》存其文10余篇。事迹见《北齐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史》本传。

作品风格

卢思道诗可分为古诗、乐府两类，风格也迥然不同。乐府诗大多模仿南朝艳情诗，明显受到南齐诗华艳软媚的影响；但《从军行》变传统的五言短诗为七言长篇，把征人思妇的相思离愁与长年不断的征战生活结合在一起，融柔婉轻倩的情调于刚健俊逸的气势之中，对仗工整，用典贴切，较好地融合了南北文风。古诗多为赠别、应酬、咏物，内容无甚新意，但善于从苍秀清远的景色中寻味一种奇迷的情调；《听咏蝉篇》以蝉声的哀嘶对应游子的悲鸣，用蝉质的高洁反衬尘世的鄙俗，表达作者出世的愿望，开创后世咏物起兴、长篇大论抒发感慨的结撰方式。卢思道的诗歌对初唐歌行有很大影响。今存《卢武阳集》。"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华阴人（今陕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位皇帝，一名英，小字阿麽。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公元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唐朝谥炀皇帝，夏王窦建德谥闵皇帝，其孙杨侗谥为世祖明皇帝。《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文学才华

隋炀帝杨广爱好文学艺术，曾命臣下将禁中秘阁之书，抄录副本，分为三等，藏于洛阳观文殿的东西厢书库中，又在殿后另筑二台，聚藏魏以来的书法名画。

隋炀帝少好学，喜欢诗文。其文初学庾信。为晋王时，召引陈朝旧官、才学之士柳鈇、虞世南等100余人，“以师友处之”，于是爱好梁陈宫体。由于他曾亲历塞上，远征辽东，故诗中描写的自然景物和戎马生活，也有其实践基础。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这是隋炀帝在西巡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郑振铎评：“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像他的《悲秋》，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王夫之评隋炀帝《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隋炀帝《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可谓七律之祖。隋炀帝的诗歌地位不可小视，他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在百年陈梁诗音靡靡之中，恢复汉民族的诗歌的风骨与精神实属难得。可以说他开创了“盛唐之音”的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济苍生” “安社稷” 一直是盛唐诗歌的重要精神他可谓唐诗之祖。《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事迹见《隋书》本纪。

隋炀帝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亡国之君，多被毁誉。他“好学，善属文”，并写得一手好诗。其中较有名的有《春江花月夜》二首。

隋炀帝开汴渠时曾作《水调歌》，流传千古。

凡读过诗文的人，几乎都知晓唐代张若虚写有名篇《春江花月夜》，但少有人知道杨广在张若虚之前早就写有《春江花月夜》。这诗题原为陈后主所创，但原词早已失传。杨广曾以此题作曲。据文献记载，他在宫中制作了许多新声乐府，“辞极淫绮”，“哀音断绝”。但他自己的创作并非像某些文献所载“词无淫荡”，而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其中许多颇有些刚健的佳句，多数诗作都很讲究对仗和声韵和谐。并不浓艳，而是雅味正声。且看他的《春江花月夜》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这是本题现存最早的两首之一。

其后才有唐朝张若虚的同题诗《春江花月夜》。但张若虚是拟题作诗，已非原有曲调。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相比，可清楚地看出其描写春江花月夜景是受到本篇启示的。

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可以看出其诗歌风格是丽而不艳，柔而不淫，有正言之风，雅语之气。从他的现存另一首《夏日临江》亦可看出此风。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隋炀帝集》中云：“陈隋文哀，帝王有作，与众同波”。南朝至隋，帝王诗中不作王霸之语，而与民间诗人同一风格，确是一种良好的风气。杨广诗风功不可没。对杨广的评价将随着人们认识不断提高和对历史背景深入了解，必将还杨广一个公正的评说的！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北周天和四年，杨广生于大兴，史书称：“美姿仪，少聪慧”。在北周时因父杨坚的功勋，被封为雁门郡公。

开皇元年封为晋王，官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岁。后又授任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等。

屡有战功
　　开皇八年冬天，隋朝兴兵平南朝的陈，刚二十岁的杨广是领衔的统帅，真正指挥全军的是高颎，在前线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名将。平陈后，进驻建康，杀掉了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及宠妃张丽华，封存府库，将陈叔宝及其皇后等人带返隋京。班师后，杨广晋封太尉。平陈之后因为隋朝政策有所偏差，江南各地叛乱。

此后，杨广亦屡立战功。开皇十年，他奉命赴江南任扬州总管，与杨素一起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杨素后封越国公。

杨广从并州改镇扬州，在镇守江南期间为稳定叛变局势颇有成效、政绩突出。同时他表现得作风简朴、不好声色、礼贤下士、谦恭谨慎，由此赢得了朝野赞颂和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开皇末年，隋文帝夫妇和皇太子杨勇的矛盾爆发，杨广趁机而入争夺储位，博得了文献皇后和右仆射杨素的支持。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废黜长子杨勇，立次子晋王杨广为皇太子。同年，突厥进犯，杨广率军出灵武，却没有俘获而返回。杨广即帝位后，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对高句丽、吐谷浑和突厥发动了战争。

登基为帝
　　据《资治通鉴》载，在仁寿四年七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于是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和自己登基事宜。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也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意图非礼她，使隋文帝顿悟，拍床大骂：“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后将柳述、元岩抓入狱，并让右庶子张衡入隋文帝寝殿侍疾并将隋文帝周围的侍从打发走。不久隋文帝便驾崩。

唐代人马总在《通历》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血溅屏风”，而赵毅在《大业略记》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毒死。

不过初唐赵毅笔记《大业略记》记载容华夫人蔡氏为仁寿宫变女主角。杨广“因色弑父”这种说法也被诸多近代史学家质疑，仁寿宫变也成为疑案。

杨广继位后，假传隋文帝遗嘱，逼迫杨勇自尽，将杨勇处死。还有亲弟蜀王杨秀被他诬陷使用巫蛊诅咒隋文帝及幼弟汉王杨谅，被剥夺官爵贬为庶民软禁于内侍省，后与诸子一起被软禁，不得与妻子相见。

其弟汉王杨谅以讨杨素为名，在并州起兵，杨广派杨素镇压，杨谅降后被幽禁至死。此后不久，杨广为翦除了对帝位的威胁，听从云定兴建议，于大业三年3月4日，诛杀侄儿长宁王杨俨、又把剩余的侄儿安城王杨筠、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颍川王杨煚、杨孝宝、杨孝范贬到岭南，在路途中全部被处死。又处死了隋朝功臣宇文弼、贺若弼、高颎等人。

大隋盛世
　　大业元年，营建东都，历时十个月，每月征调民夫二百万人。

东都在旧洛阳城之西，规模宏大，周长五十余里，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等三部分。宫城是宫殿所在地，皇城是官衙所在地，外郭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居处所在地。外郭城有居民区一百余坊，另有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等三大市场。

杨广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下令开凿大运河，造龙舟等各种船数万艘，他游江都时所乘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上有四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房一百二十间，下层为内侍居处。隋朝大运河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分为三大段，南抵余杭，北达涿郡，全长2700公里。中段包括通济渠与邗沟。通济渠北起洛阳，东南入淮水。邗沟北起淮水南岸之山阳，南达江都入长江。南段名江南河，北起长江南岸之京口，南通余杭。北段名永济渠，南起洛阳，北通涿郡。

在教育制度上，杨广开创科举制，发展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增置进士科。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才被终止，为古代中国的育才政策有很大的贡献。政治上，他为了打破由关陇集团垄断仕途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

军事上，在即位前曾参与与突厥、契丹之战事，皆有所获。大业五年，他亲征平定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杨广亲征吐谷浑后，又下诏征天下兵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隋军出动一百一十三万人，败于辽东城及平壤城下。次年再发兵围攻辽东城。这时，在黎阳仓督运军粮的杨玄感看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便乘机起兵反隋。杨广被迫从辽东撤军。杨玄感败亡后，杨广下令追究，共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人。大业十年，杨广第三次发兵进攻高句丽，因隋末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隋王朝岌岌可危，最后只好议和收兵。大业十一年，杨广依例北巡长城，始毕可汗率兵将其围困在雁门，杨广派人向始毕之妻、隋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遣使告知始毕“北边有急”，加上隋朝援军相继抵达，始毕在九月撤围而去。

民变四起
　　杨广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仁寿四年十一月，他为了开掘长堑拱卫洛阳，调发今山西、河南几十万农民；次年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两百万人；自大业元年至大业六年，开发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杨广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西苑在洛阳之西，周围二百余里，苑内有人工湖，周围十余里，湖内有山，堂殿楼观，布置奇巧，穷极华丽。隋炀帝常在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令宫女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弦歌达旦。炀帝游江都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大业七年，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起义，隋末民变终于爆发。刘霸道、孙祖安、张金称、窦建德等纷纷率领农民百姓起义，农民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

大业九年，农民起义不仅遍及山东、河北等地，而且发展到全国范围。在大业九年上半年，平原、灵武、济北、济阴、北海等地均爆发农民起义，迅速高涨起来的农民起义给隋朝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同年六月，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抗杨广，隋朝大军从辽东撤回，向杨玄感展开攻击，杨玄感的起兵很快失败了，杨玄感自杀。隋朝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击败卢明月、张金称、高士达、刘元进，坑杀农民起义军。而翟让瓦岗寨、窦建德、杜伏威、林仕弘等农民起义军则屡次击败隋朝大军，发展壮大。杨广想用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恐吓人民，反而使更多的人民参加到农民起义军中去，“所在蜂起”，“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农民起义发展为全国规模。杨广妄图遏止起义力量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他不愿正视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身死国灭
　　大业十二年七月，杨广从洛阳去江都。次年四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逼围东都，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杨广十大罪状。

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在晋阳起兵，同年十一月攻入长安，拥立杨侑为皇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

杨广在江都却越发荒淫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又引镜自照，预感末日将到，锐意尽失的杨广晚年常引镜自照，对萧后和臣下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杨广晚年，既没有像陈后主那样做个长城公，也没有把带在身边的毒药派上用场。大业十四年三月，杨广见天下大乱，已心灰意冷，无心回北方，命修治丹阳宫，准备迁居那里。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元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杨广闻变，仓皇换装，逃入西阁。被叛军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杨广欲饮毒酒自尽，叛军不许，遂命令狐行达将其缢弑，时年五十岁。杨广造成的大乱，是华夏人口锐减到两百余万户。

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陈棱集众缟素，为杨广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

杨广遇弑的消息传到洛阳，洛阳群臣拥立杨广之孙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杨侗追谥杨广为明皇帝，庙号世祖，农民军领袖窦建德追谥杨广为闵皇帝，同年，李渊逼迫傀儡杨侑禅让，建立唐朝，追谥杨广为炀皇帝。不久，洛阳权臣王世充逼迫杨侗禅让，隋朝正式灭亡。

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以帝礼改葬于雷塘。

陵寝墓地

发现
　　2013年4月，扬州市邗江区一处房地产项目施工时发现了两座古墓，其中一座的墓志显示墓主为隋炀帝杨广。另一座的发掘刚刚开始，专家推测墓主很可能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2013年4月12日在扬州召开论证会，认可了这一论断。
　　在已发掘的一座墓中，出土了铜制的衔环铺首，以及金镶玉腰带，而表明墓主身份的铁证则是墓志，铭文清楚写着“隋故炀帝墓志”等字样，表明墓主为隋炀帝杨广。
　　这两座墓的占地面积分别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远远达不到帝陵所应有的规模和气势，更不符合杨广好大喜功的个性，这主要与他的死因有关。公元618年，隋炀帝巡幸扬州期间，禁卫军发动兵变，推举重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并缢死了杨广。墓志铭文记载墓主去世时间为“大业十四年”，即公元618年，与史实相符。
　　2013年11月16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州组织召开扬州曹庄隋唐墓葬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中国考古界权威专家黄景略、徐光翼、王巍、赵辉、刘庆柱、信立祥、焦南峰、付清远、王学荣等10余人参加了论证会，专家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墓，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最后的埋葬之地。

考证
　　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下令将隋炀帝陵迁到雷塘。公元648年，萧皇后病死，唐太宗李世民命将其尸骨送至江都与隋炀帝合葬。正是根据上述史料，专家推测另一座墓的墓主应为萧皇后。
　　此前公布的省级文保单位隋炀帝陵，位于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这种误判之所以出现，在于唐代以后隋炀帝陵渐渐荒芜，不为人知。清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经考证认为，今槐二村的一处大土墩为隋炀帝陵，于是出资修复，并嘱托书法家、扬州知府伊秉绶书写墓碑。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处经过多次整修，成为扬州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此次考古发现，还原了历史真相，确定了隋炀帝陵墓的真正所在。

为政举措

政治

⑴营建东都
　　隋炀帝初继位，便决定营建东都。《隋书卷三十 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河南郡旧置洛州。大业元年移都，改曰豫州。《元和郡县志》：“隋仁寿四年，迁都”，《隋书-宇文恺传》载曰：“炀帝即位，迁都洛阳”，《隋书-地理志》：“大业元年徙入新都”《旧唐书 地理志一》：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仁寿四年载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
　　《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仁寿四年，炀帝诏杨素营东京，大业二年，新都成，遂徙居，今洛阳宫是也。其宫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其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这一系列的证据都表明炀帝迁都洛阳，但是汉魏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于是隋炀帝另选地质，重新营建新都洛阳，《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已末，幸洛阳。癸丑，诏日：…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日：‘吾行天下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不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于创慈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没有分职，以为民极也。”《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三月丁未，诏尙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又是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君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船、凤帽、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次年，东京修建完工。“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城，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船万骑，入于东京。”
　　炀帝营建的洛阳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的布局和整齐的划一里见方的里坊布局建制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⑵修建运河
　　隋炀帝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开凿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两条河水入黄河，又自板渚引黄河水经荥泽入汴水，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直达淮河。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渠宽四十步，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夹种杨柳。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多座。接着，他派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数万艘。而后，杨广又下命开永济渠、江南河，后统名为隋朝大运河。
　　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绍兴，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 。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
　　隋文帝曾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公元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以供辽东之需。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到达会稽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朝大运河以会稽、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永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杭绍，不再绕道洛阳。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会稽，北到涿郡，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七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后经元朝取直疏浚，全长1794公里，成为现今的京杭大运河。京绍大运河利用了隋朝大运河不少河段，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

军事

⑴南北统一
　　西元589年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陈国虽不是什么大国，也绝对不弱。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当时人们认为“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为南北……”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心血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隋炀帝两平江南，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隋书》赞曰：“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

⑵畅通丝路
　　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为夸耀国家富强， 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和外国首领、商人聚集洛阳时，命人在洛阳端门外大街上盛陈百戏散乐，戏场绵亘八里，动用歌伎近三万人，乐声传数十里外。西域商人要到市上交易，炀帝就下令盛饰市容，装璜店肆，房檐一律，珍货充积，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当这些商人从酒店饭馆前经过时，都要请他们就坐用餐。并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还将市上树木缠以丝织品做装饰。有些胡商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唐太宗也感慨的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
　　大业六年，隋政府又置伊吾郡共五郡。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 但隋炀帝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大业六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的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国财赚取虚有的名声，用钱引诱西域各国商人和使者来朝贺，面子赚足了。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我得到高高在上的荣誉，然后给你丰厚的金银珠宝赏赐。
　　大业元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与高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隋朝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
　　大业四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隋书·流求传》载：公元607年、610年，隋炀帝曾两次派人到当时称为“流求”的台湾岛。第二次率兵万余人，从广东潮州起航，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流求时，流求人以为是大型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这是中国军队第二次来到台湾。
　　隋炀帝在大业3年先后派出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等人两次前往当时被称为“流求”的台湾，因语言不通，第一次带回一名台湾人，第二次带回一些布甲。大业6年，隋炀帝又派出武贲郎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人，从广东义安起航，前往台湾，当地人以为这是中原的商船，这说明当时大陆商人经常前往经商，也说明台湾人已经熟悉经商贸易。只是陈棱与当地酋长谈判不顺利，刀枪相向，并带了数千名当地居民返回大陆。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彰化市，有一条街名叫“陈棱街”，它就是为了纪念这位隋朝将领的。
　　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3] 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称辽东，很早即入中国版图，后被高句丽占据。开皇十八年，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隋文帝派大军三十万攻高句丽，后因士卒多病，高丽亦遣使谢罪，遂罢兵。隋炀帝即位后，又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陆军集中于涿郡，水军集中于东莱。另调民夫二百万，以运送衣甲、粮食等。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隋军虽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后却大败而还。大业九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大业十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隋炀帝就此撤军。
　　进攻高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引发了隋末民变。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的。《隋书》记载道：“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⑶征高句丽
　　杨广于大业八年征集三十万军队攻打高句丽，几乎动用了举国之力，募集的军队被集中在涿郡。据《隋书》记载，此次募集耗时数年，规模前所未有。据《三国史记》的记录是此次出动了三十万的作战部队。负责后勤和运输的人员还要多于这个数字。整个军队的总数说法不一，估计在100万上下。大业八年，隋的大军开始出发。由于人数巨大，全部部队用了40天才出发完毕。行进的部队排成的队绵延400公里。
　　598年的战争，高句丽得到一些缓冲地域。由于这些地域不适于和隋这么大规模的军队进行面对面的交锋，高句丽婴阳王将军队撤到辽水一带。天时地利，那年，辽河水比往常提前好久就开始解冻了。当隋炀帝到达的时候，辽河水已全部融化。隋炀帝毫不气馁，下令在辽河上修建了3座桥梁。不过隋炀帝所修的桥还没修到对岸，高句丽就对隋军发动了进攻，并有效地击退了隋炀帝的第一次进攻。不过最终将桥修好，隋军过桥包围了辽东城。
　　开战前，杨广下令隋将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关作战决定，必须先向他报告后再听从命令。这使得隋军在战场上很被动。隋将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派人驰报远在后方的隋炀帝，这就延误了军情。高句丽的军队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整和反击。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杨广没拿下辽东城。于是，杨广感到需要改变策略。
　　隋炀帝的新战略是在同高句丽在辽东周旋的同时，派海陆军攻打高句丽的首都平壤。30多万陆军和20万海军构成的先遣队就这样出发了。
　　隋的海军先于陆军到达了大同江。发现隋的陆军没有到达，婴阳王派出了一小批军队与入侵的隋朝军队交战。简短的交锋后，高句丽的军队假装被击败并向城里撤退。隋朝军队将领以为立功的大好时机已到来，带领10万军队开始攻平壤。
　　当隋朝军队来到平壤的外围城堡时，发现大门敞开，墙上也无人把守。进入城堡后，发现地上放着钱财和武器。为了谨慎起见，隋朝军队将领下令禁止掠夺。当隋朝军队来到一个寺庙后，遭到了高句丽军队的伏击。不过高句丽的军队并没有取胜，然后就撤逃了。这次隋朝军队将领真的以为高句丽不行了，于是开始掠夺外围城堡。
　　正当隋朝军队掠夺之时，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高句丽先遣部队对隋朝军队进行了伏击。毫无防备的隋朝军队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并开始向海边撤退。据说10万隋朝军队仅有几千人成功退出。第一次单独行动失败后，隋朝军队的将领决定还是等隋朝部队的陆军到达后再围攻平壤。
　　然而，隋炀帝派出的陆军在路上也出了问题。在隋国内行军，隋军后勤很有保障。但一旦进入高句丽的国土，隋朝军队的后勤供应就会遭到高句丽的伏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炀帝下令每个士兵都要自己携带食物。不过这大大加重了士兵的负担。许多士兵为了减负，扔下所带的食物。等隋朝军队到达鸭绿江后，物资已严重缺乏。
　　在鸭绿江和平壤之间有一条青川江，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下令在清川江的上游修筑堤坝蓄水。当隋朝军队到达清川江时，江水很浅。于是隋朝军队便涉水过江。正当隋朝军队过江之时，乙支文德下令开闸放水。数千隋朝军队被淹死。乙支文德随后率领高句丽军队向入侵的隋朝军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据说隋炀帝派出的30多万陆军仅有2700人返回。

文化

藏书事业
　　隋炀帝执政期间，藏书事业十分发达。他令秘书省官员，凡秘阁所藏之书，均抄写50副本。皇室藏书楼为“修文殿”，藏有完备而无重复的正御本图书，皆装饰华丽，宝轴锦标。将抄写的副本图书，连同西京“嘉则殿”之藏，共达37万卷。史称“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书屋14间，“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书库内，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有自动开启装置。皇帝入库，有宫人执香炉前行，按动机关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橱扉皆自动开启，离开后则自动关闭。藏书分为三等：上品为红琉璃轴，中品为琉璃轴，下品为漆轴。在东京“观文殿”后另建二台：东为“妙楷台”，藏古法书真迹；西为“宝迹台”，藏名画古物。又将佛、道经卷专藏于内道场。又令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对藏书进行校勘整理，得正御书37 000卷，纳于东都“修文殿”。此间，以柳顾言主修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已佚。

开创科举
　　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 《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隋炀帝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炀帝时的著名地理学家裴世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如果杨广整理编辑收藏的这些书都留存的话，那他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大业二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 。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但这也触动了门阀大族的利益，为日后门阀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祸根，有时候过于超前开明的举措也不是什么好事……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大业三年隋炀帝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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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582年－619年1月20日），字玄邃， 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隋唐时期的群雄之一李密出生于四世三公的贵族家庭，隋末天下大乱时，李密成为瓦岗军首领，称魏公。率瓦岗军屡败隋军，威震天下。在瓦岗军原领袖翟让准备让位给他时，翟让的哥哥却从中阻拦。他不得已杀瓦岗军旧主翟让，引发内部不稳，被隋军屡败。后被越王杨侗招抚，又因与宇文化及的拼杀中损失惨重，不久被王世充击败，率残部投降李唐。没过多久又叛唐自立，被唐将盛彦师斩杀于熊耳山。"人物生平

出身贵族
　　李密的曾祖父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李弼，赐姓徒何氏，北周时为太师、魏国公。祖父李曜，为北周的太保、邢国公。父亲李宽为隋朝的上柱国，封蒲山郡公。李密擅长谋划，文武双全，志向远大，常常以救世济民为己任。

开皇中，袭父爵蒲山公，于是散发家产，救济亲朋好友，收养门客，礼遇贤才，从不吝惜资财。后又折兵读书，尤其喜好兵书，常能背诵。从师国子助教包恺，听他讲授《史记》、《汉书》，精神振奋，忘了疲倦。包恺的其他弟子，都在他之下。

大业初，凭借父荫任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有一次隋炀帝在仪卫中看见他，回宫后问宇文述说：“刚才在左边警卫队里的黑脸小孩是个什么人？”宇文述回答说：“他是已故蒲山公李宽的儿子，叫李密。”隋炀帝说：“这个小孩顾盼的神态很不寻常，别让他在宫里担任宿卫。”后来，宇文述对李密说：“贤弟天资这么好，应该凭才学获得官职，宫廷警卫是个琐碎差事，不是培养贤才的地方。”李密非常高兴，于是借病辞职，专心致志读书，人们很少看到他。他曾经准备去拜访包恺，骑着一头黄牛，牛背上盖着一块蒲草坐垫，还把一套《汉书》挂在牛角上，一只手捏着牛绳，一只手翻书阅读。

起兵反隋
　　越国公杨素途经李密隐居之处，看见李密在勤奋读书，拉紧马缰轻声慢步紧紧跟在后头，赶上他后，问道：“哪里的读书人，这样好学？”李密认识杨素，连忙下牛拜了两拜，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杨素又问他读的什么，李密回答说《项羽传》。杨素对他感到惊异，跟他谈得非常愉快。对自己的儿子杨玄感等人说“：我看李密的学识气度，你们都赶不上。”杨玄感遂与李密倾心相交。

大业九年，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派杨玄感在黎阳监理军需运输。这时天下动乱，杨玄感筹划起兵，暗中派人到长安迎接李密，让他主持谋划工作。李密到了以后，向杨玄感献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袭据涿郡，扼临榆关，使隋军溃散关外；中策是攻占长安，占据关中和隋炀帝对抗；下策是攻打洛阳。

杨玄感听了三策后说：“您说的下策，才是上策。现在朝臣们的家属，都在洛阳，如果不攻取它，怎能影响世人？并且经过城镇却不攻打，用什么显示威力？”李密的谋略就没有执行。

杨玄赶到洛阳后，连打几仗都取得胜利，自以为天下百姓都响应他，一个早晚就可夺取天下。抓获隋朝的内史舍人韦福嗣后，把机要事务交他办理，从此征战大事，不由李密一人主持。韦福嗣本来不是同伙，由于战败被俘，每当商议谋略，都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杨玄感后来要他起草布告文书，韦福嗣坚决推辞。李密推测他的心意，就对杨玄感说：“韦福嗣本来不是同志，实质上抱着观望态度。您刚举义旗，却让奸细留在身边，必然被他误事，请您将他斩首来向人们道歉，人心才会安定。”杨玄感说：“哪会这样？”李密知道说了无用，私下里对关系亲密的人说“：杨楚公喜爱造反却不打算成功，怎么办？我们将会当俘虏了！”后来杨玄感准备向西进军，韦福嗣终究逃回洛阳去了。

隋朝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因事获罪被捕，押送到炀帝的行宫去，他半路上杀掉押送官员，逃亡投奔杨玄感，就劝说杨玄感赶快称帝。杨玄感向李密征求意见，李密说：“秦朝末年陈胜想要称王，张耳劝阻因而被赶走；东汉末年曹操准备要挟献帝赐给衣服、朱户、纳陛、车马、乐则、虎贲、斧钺、弓矢、禾巨鬯等九种器物作为夺取政权的演习，荀彧制止因而被疏远。今天我如果说直话，又怕走上张耳、荀彧的老路；如果阿谀奉承顺着您，又不是我的本意。为什么呢？起兵以来，虽然频频胜利，但到州郡县城，还没有人响应。洛阳的防守力量比较强大，各地的援兵越来越多。您应身先士卒，尽快平定关中，却想急于称帝，为什么要向人们表现器量狭小呢？”杨玄感笑了笑就作罢了。

智脱虎口
　　隋朝将领宇文述、来护儿等人率领军队就要到了，杨玄感问道：“有什么对策？”李密说：“元弘嗣在陇右统帅着强大的军队，如今可以假称他要造反，派遣使者来迎接您，用这个理由率领部队进入潼关，就可以瞒住广大兵众。”于是带着队伍向西撤退。到陕县，杨玄感想围攻弘农宫，李密劝谏说：“您现在哄着广大兵众向潼关撤退，办好这事就得迅速，何况追兵快到，哪能停留！如果前进不能据守潼关，后退又无处可守，广大兵众一旦逃散，用什么保全自己？”杨玄感不听，就去围攻弘农宫，围了三天没能攻克，才带上队伍向西走。到达阌乡县，追兵赶上来了，杨玄感战败。李密秘密地进入潼关，被追捕的人捉住。当时隋炀帝在高阳县，李密和他的同伙要被一起押送到那里去，他对同伙们说：“我们的性命，如同早上的露水，如果被送到高阳，一定会被剁成肉酱。眼下在路上，还可想想办法，怎能送去遭受酷刑，而不设法逃避呢！”大家表示同意。他们中多数人带有金钱，李密叫他们亮在押送官员面前说：“我们死后，请用这作为经费安葬，余下的就全部报答你的恩德。”押送官员被金钱利诱，答应了他们。出潼关后，防备逐渐放松，李密请求买来酒菜，每天晚上吃吃喝喝，吵吵闹闹，通宵达旦，押送官员不把这当回事。走到邯郸县，李密等七个人挖穿墙壁逃掉，去投奔平原县的叛军头目郝孝德，郝孝德对他不大尊重，李密就走了。

到淮阳郡，隐姓埋名，自称刘智远，招收徒弟讲学。这样过了几个月，心里闷闷不乐，写了一首五言诗《淮阳感怀》，诗写成后流下了行行泪水。有个觉得他行动异常的人，把这事报告了淮阳太守赵佗，赵佗派人在本郡及其周围各县搜捕他，李密又逃走了。

壮大瓦岗
　　大业十二年，翟让在东郡发动农民起义，因以韦城瓦岗寨为根据地，故称瓦岗军。李密投奔于翟让军中，有人知道李密是杨玄感的逃亡部将，私下怂恿翟让杀害他，翟让就把李密关押在军营之外。

李密通过王伯当用献谋略的办法靠拢翟让说：“如今皇帝昏庸，百姓怨恨，在辽东用光了精锐部队，和突厥断绝了友好关系，眼下正在巡视扬州、越州，撇下了洛阳长安，这也是像刘邦、项羽那样争夺天下的时机。凭您的雄才大略，精兵强将，夺取洛阳长安，消灭凶残势力，那么灭亡隋朝绰绰有余。”翟让听罢大为敬重仰慕，立即释放了他。派他去游说各小股义军，一说就来归降。

李密又向翟让建议说：“现在人马已经很多，但是没有地方弄到粮草，如果长久耽搁下去，就会人困马乏，大敌一到，要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失败！不如直接夺取荥阳，休整部队筹积粮草，等到兵强马壮，然后去跟别人争夺天下。”翟让认为应当这样。从此攻克金堤关，攻打抢掠荥阳等县城镇，多数被攻克。

荥阳太守杨庆和通守张须陀带兵讨伐翟让，翟让曾被张须陀打败过，听说他来了，极为害怕，准备远远地躲避他。李密说：“张须陀骁勇但没有谋略，他的队伍又打了几次胜仗，既骄狂又狠毒，一仗就能捉住他。您只管摆开阵势等着，我来替您打败他。”翟让迫不得已，统领军队准备战斗，李密分出一千多名士卒埋伏在树林里。翟让开战不利，边打边退，李密派出伏兵到敌后袭击，张须陀兵众逃散，李密和翟让前后夹攻，大败张须陀，当场将他斩首。翟让从此以后让李密单独统率一支队伍。李密的队伍军容整齐严肃，凡是发出命令，即使是在夏天，士卒们都像是身裹霜雪一样冷峻地执行。他本人衣食节俭朴素，得到的金银财宝都分发给部下，因此人人都替他卖力。

不久李密又向翟让建议说：“昏君蒙尘，在吴越一带流亡，各地武装力量竞相起事，全国百姓正闹饥荒。您凭着杰出的才干，统率着骁勇强大的军队，应该平定天下，消灭各处敌兵，怎能躲藏在民间苟且偷生，永远当小小的流寇就了事呢。现在东都洛阳的士民百姓，里里外外离心离德，留守京城的官员，政令不能统一。您亲自统率强大的兵众，直接去袭击兴洛仓，散发粮食救济穷苦百姓，各地群众谁不归附？百万人马，一个早晨就能招集起来，抢先下手制服别人，这个时机不能错失！”翟让说“：我出身于农民，声望还没到这一步，一定要实现您所讲的目标，就请您率先出兵，我带上各支队伍作为后续力量。夺取兴洛仓后，再作商议。”

开仓赈民
　　大业十三年春天，李密和翟让带领七千名精兵从阳城向北出发，跨过方山，从罗口袭击兴洛仓，攻克了。打开仓库听凭百姓拿走粮食，连老人妇女也背着孩童赶来，路上络绎不绝，多达几十万人。

越王杨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五千人讨伐李密，李密一举打败了他，刘长恭仅以身免。翟让于是推举李密当首领，称作魏公。这年二月，在巩县城南郊外设立祭坛，祭天登位，年号称作永平元年，下发的文书落款为行军元帅魏公府。任命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授予翟让司徒官衔，封为东郡公。任命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祖君彦为记室，其余的人各按等级授予官职。于是以洛口为都城，在环绕洛口四十里的区域里驻扎下来。

山东长白山贼寇首领孟让带领人马归附李密，河南巩县长史柴孝和、侍御史郑颐献出县城投降李密。隋朝虎贲郎将裴仁基带着儿子裴行俨献出武牢归附李密，授予上柱国官衔，封为河东郡公。李密就派裴仁基和孟让率领三万多名兵卒袭击回洛仓，攻克了，乘胜打进洛阳，抢掠居民，焚烧天津桥，洛阳隋军乘混乱的机会出兵反攻，裴仁基等人大败，只是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李密又亲自率领三万兵卒进逼洛阳，隋朝的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林等人指挥七万人马抵御，在洛阳老城作战，隋军败逃。李密回头夺取回洛仓据守，大修营垒战壕，威逼洛阳，还撰写檄文到各个郡县公布隋炀帝的罪状。

屡破隋军
　　不久，郑德韬、杨德方都死了，又任命郑颋为左司马，郑虔象为右司马。柴孝和劝说李密道：“关中以高山为屏障，以黄河为天堑，项羽离开这里就灭亡了，刘邦在这里建都就成功了。照我的想法，让裴仁基镇守回洛仓，翟让镇守洛口仓，您亲自挑选一支精锐队伍，向西突袭长安，百姓谁不到郊外来迎接，定会不用打仗就到手了。攻克西京之后，等根基牢固兵马强壮，才回头径直攻打东西崤山和函谷关，攻克东都洛阳，传递文书发令调遣，天下可以平定。只是如今英雄豪杰争先恐后地起兵，实在担心别人抢在我们前头，一旦错失机会，后悔哪里来得及！”李密说：“您这个方略，我也想过很久了，实在是个上策。但是杨广还在，追随他的军队还很多，我的队伍，都是山东人，既然知道还没有攻克洛阳，哪里愿意跟着我向西进关？各位部将都出身于绿林好汉，把他们留下会各自称王称霸。如果这样，就全完了！”

李密倚仗部队气势勇猛，往往进入皇家园林跟隋军连续交战。在李密被乱箭射伤，躺在营帐里的时候，洛阳城里的隋军乘机偷袭，李密的兵众四下逃散，放弃了回洛仓，集中到了洛口仓。隋炀帝派遣王世充率领五万名精兵强将进攻，李密迎战失利，柴孝和掉进洛水淹死，李密哭得极度悲痛。王世充在洛口仓西边扎营，跟李密对峙了一百多天，大小战斗打了六十多次。武阳郡丞元宝藏、黎阳义军寇首领李文相、洹水义军首领张升、清河义军首领赵君德、平原义军首领郝孝德，一同归附了李密，联合袭击，攻克了黎阳仓，占领了它。永安首屈一指的豪富家族周法明献出长江黄河之间的大片封地投靠李密。齐郡的义军首领徐圆朗、任城县的大侠客徐师仁、淮阳郡太守赵佗都归附了他。

在此期间，翟让的部将王儒信鼓动翟让担任大冢宰官职，统领百官，夺取李密的大权。翟让的哥哥翟宽又对翟让说：“皇帝只能由我们自己做，怎能送给别人！你如果做不了，就该我来做。”李密知道了这件事，暗中有除掉翟让的打算。恰逢王世充摆着阵势打来了，翟让出兵抵御，遭到王世充猛攻，翟让稍有不利，李密和单雄信等人率领精兵强将救援，王世充败逃。第二天，翟让自己来到李密的营帐，要求饮酒作乐，李密安排菜肴招待他，他所带领的部下一一安排在各处就餐。李密请翟让入席后，拿出一把好弓给翟让鉴赏，翟让刚刚拉满，李密派一名勇士从背后将他斩首，同时杀掉了他的哥哥翟宽以及部将王儒信。徐世勣被混乱的士卒砍了一刀，受了重伤，李密立即制止了，才免于死亡，单雄信等人跪地叩头请求饶恕，李密都免于处分并安慰他们。于是亲自到翟让的各个兵营，向他的将士们通报了情况，没有人敢闹事。就命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众。

李密经过这事取得了瓦岗军的绝对领导权，然瓦岗军的军事实力也因此受到重创。不久，王世充袭击仓城，李密又打败了他。王世充又把军营迁移到了洛口仓的北边，在洛水上架设浮桥，派出全部人马进攻李密，李密和一千多人抵抗，形势不利向后撤退。王世充乘胜逼近洛口城下，李密挑选几百名精兵阻截，王世充的兵众全线溃逃，抢着拥上浮桥，淹死了几万人。他的虎贲郎将杨威、王辩、霍举、刘长恭、梁德、董智都已阵亡，王世充只是保住了性命。当天夜晚，天降大雪，他的士卒几乎冻死光了。李密乘胜攻克了偃师县，在这里修筑起金墉城驻扎下来，拥有三十多万人马。东都留守韦津又和李密在上春门作战，韦津大败，当场被捉。隋廷掌管土木营建的官员将作大匠宇文恺叛离东都，投降了李密。东到海滨、泰山，南到长江、淮河，没有哪个郡县不派使者归附李密。窦建德、朱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人都顺势地派人向李密上书劝说他登皇帝位，于是李密手下的官吏们全都劝说他立即称帝，李密说：“洛阳没有平定之前，不能谈这件事。”

逐鹿中原
　　大业十四年正月，李密率三十万大军，进占金墉城，加紧修复城门、城墙和其他防御设施，并兵屯邙山，直逼上春门，洛阳城告急。正在这时，政局突变，宇文化及在江都用练巾勒死隋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傀儡皇帝，自率十万大军北上，消息传到东都洛阳，被称为“七贵”的大臣们拥立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即位，改元皇泰。时王世充专横跋扈，杨侗欲借李密之手除之，遂派人册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声称平定宇文化及之后便让李密前来东都辅政。

李密为避免两面作战，腹背受敌，接受了册封，七月出兵东讨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到了黎阳，跟李密相遇，李密知道他的部队缺少军粮，速战速决对他有利，所以不跟他交锋，堵住了他的退路。李密派徐世勣守卫仓城，宇文化及攻打没有成功。李密与宇文化及隔着河水对话，李密谴责他说：“你原来是匈奴的奴隶破野头罢了，父兄子弟都受隋朝厚恩，世代富贵，以至以公主为妻，你得到的光荣，整个朝廷没有第二个。享受国士的待遇，就应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国家，怎么能允许陛下失德，不能以死相谏，反而乘反叛之机，亲手弑君，连其子孙也一并戮杀，扶植皇室庶出子弟，独揽大权，自我尊崇，阴谋篡夺王位，侮辱后妃，残害无辜？你不追效诸葛瞻的忠诚，却做霍禹所干的一类叛逆恶行。真是天地不能宽容你，人神也不会保佑你。威逼良善，你打算向何处去！现在如果迅速来归附我，还可以保全你的后代。”宇文化及默默无语，低头俯视了很久，才怒目圆睁大声喊道：“我同你讲砍杀的事，何须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李密对随行人员说：“宇文化及如此平庸怯懦，忽然想当帝王，这是赵高、圣公一类人物，我只需要折杖驱赶他。”宇文化及大修攻城器具，借以逼近黎阳仓城，李密率领轻骑五百奔赴阵地。仓城兵又出来接应，烧毁了宇文化及的攻城器具，大火彻夜不灭。

李密得知宇文化及粮食快要耗尽，就诈称跟他联合，以便使他的士气松懈。宇文化及不知是计，非常高兴，任凭其士兵无拘无束地吃喝，指望李密送来粮食。后来知道是个计策，宇文化及大怒，跟李密在卫州的童山脚下展开激战，从早晨战到傍晚，李密被乱箭射伤，到汲县休息。宇文化及精疲力尽粮草断绝，士卒多半叛逃，攻了一下汲县之后，迅速向北转移到了魏县。他的部将陈智略、张童仁先后带领自己的队伍归顺了李密。原先，宇文化及在东郡留下了一些军需物资，派遣他设置的刑部尚书王轨看守，到这时王轨献出东郡投降了李密。

正当李密和宇文化及竭力拼杀之时，王世充趁机灭掉了异己，独揽洛阳隋廷朝政。李密得知王世充专权，拒绝入朝朝见，回到了瓦岗军的根据地金墉城。当年九月，王世充趁李密战后疲惫之机发动进攻，率精兵两万、战骑两千，威逼偃师，在通济渠南岸安营扎寨，在洛水上架设浮桥，准备决战。此时的李密骄傲自满，不再体恤将士，府库中没有什么积蓄，甚至打了胜仗李密都不把战利品分给将士们，使得瓦岗军将领离心离德。贾闰甫、徐世勣等人数度相劝，遭到李密的疏远；李密反而对贪财的邴元真言听计从。

唐武德元年，王世充乘势袭击瓦岗军，败瓦岗军数员骁将。李密得知后命王伯当据守金墉城，邴元真守洛口仓城，亲率精兵到偃师迎战。裴仁基建议李密偷袭东都，但李密不听。王世充强渡洛河，双方大战于邙山脚下，王世充大破李密。瓦岗军的裴仁基、祖君彦、程知节等被王世充所擒，邴元真、单雄信等人久不满李密，相继投降王世充。瓦岗军遭到重创，李密东逃武牢关，王伯当退守河阳。

李密对王伯当说：“军队打败了，长时间地劳苦了你们大家，我现在自杀，向大家谢罪。”大伙都哭泣，不能抬头仰视。李密又说：“荣幸的是诸君不肯抛弃我，当一起回关中。我虽惭愧无功，诸君一定能保全富贵。”他的府掾柳燮回答说：“从前刘盆子归附汉朝后，还能享受租赋。明公您与长安的同宗有交情，虽不曾伴随起义，然而阻击东都，截断隋军归路，使唐朝不战而据有京都，这也是您的功劳啊。”大家都说：“是的。”

于是李密西逃长安，投奔李渊。当年瓦岗军的战将秦叔宝、徐世勣、罗士信、程咬金等也都先后降唐。

叛唐被杀
　　李密归唐，李渊大喜，拜李密为光禄卿，封邢国公，还将表妹独孤氏嫁给了李密，称呼李密为弟。但李密不甘居于人下，对自己的处境非常不满。

同年年底，李渊派李密去黎阳安抚昔日的部众，左武卫将军王伯当随同前往。李密率部东行至稠桑驿的时候，李渊突然反悔将其召回，李密大为恐惧，决定叛乱。王伯当试图劝阻，但李密不听。李密率部袭破邻近的桃林县，掠夺畜产向南进入熊耳山，前往襄城投奔旧将张善相。

李密的所作所为被熊州副将盛彦师得知，盛彦师率兵埋伏在的陆浑县南邢公岘，武德二年腊月三十，李密率部经过，被盛彦师全部杀死，时年三十七，传首长安。李渊派人将李密首级送往黎阳招抚其余部。徐世勣献黎阳投降，请求收葬李密的尸首，得到李渊的允许。随后徐世勣将李密葬于黎阳山西南五里处，坟高七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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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朝著名史学家，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耿直敢于犯颜直谏，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史学特色

尚简
　　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直笔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铁事典故

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几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几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编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生平

吴兢，汴州浚仪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居史馆任职30余年，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曾认为粱、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粱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曾从事官府藏书的整理、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开元中，诏马怀素领校图书，马怀素奏用元行冲、齐翰、吴兢、韦述等26人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开元九年共同编成国家图书总目《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奏上。家收藏图书甚富，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 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乂。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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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铉（生卒年不详），字台硕，博州（今山东聊城）人，唐朝宰相，义成军节度使崔元略之子。崔铉出身于博陵崔氏大房，进士及第，早年曾历任荆南掌书记、左拾遗、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等职。大中九年（855年），崔铉罢相改任淮南节度使，兼检校司徒，进爵魏国公，唐宣宗在崔铉赴任时亲自送行并赋诗一首表示对他执政七年成绩的认可，咸通年间，改任荆南节度使，并在就任后平定了庞勋的起义，最后死于任上。"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崔铉早年考中进士，进入藩镇幕府，历任荆南掌书记、西蜀掌书记、左拾遗、司勋员外郎、知制诰、翰林学士、户部侍郎。他曾针对唐武宗喜好蹴踘、角抵的行为，上表劝谏，得到武宗褒奖。

担任宰相
　　会昌三年，唐武宗任命崔铉为宰相，授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又兼任户部尚书。会昌五年，崔铉因与李德裕不和，被免去宰相之职，外放为陕虢观察使。

会昌六年，唐宣宗继位，任命崔铉为检校兵部尚书、河中节度使、河中尹，封博陵县开国子。大中三年，崔铉被召拜为御史大夫，不久再次拜相，担任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大中五年，党项入寇。崔铉欲独掌相权，便趁机排挤右仆射白敏中，建议派大臣前去镇抚。唐宣宗遂将白敏中外放，让他征讨党项。不久，崔铉升任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进封博陵县开国公。

出居淮南
　　大中九年，崔铉被罢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加检校司徒，进封魏国公。唐宣宗亲自在太液亭饯行，并赐诗一首，称他“七载秉钧调四序”，对他执政七年间的政绩表示认可。

大中十二年，宣州都将康全泰发动兵变，驱逐观察使郑薰。唐宣宗命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让他征讨叛军。同年十月，崔铉收复宣州，斩杀康全泰等人。宣宗加封他为检校司空，但却免去其兼任的观察使之职。

移镇江陵
　　咸通元年，崔铉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后改任荆南节度使，出镇江陵。

咸通九年，徐州戍将庞勋在桂林发动叛乱，率戍卒北返中原，沿途大肆劫掠。崔铉召集兵马，扼守江湘要害，想要尽擒叛军。庞勋得知后，不敢进入荆南境内，只得改道江西、淮右。

崔铉最终在江陵去世，但具体时间不详。

家族成员

父亲
　　崔元略，进士出身，历任京兆尹、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东都留守、义成军节度使等职，追赠尚书左仆射。

儿子
　　崔铉有四子：崔沆、崔汀、崔潭、崔沂。崔沆曾在唐僖宗年间拜相，官至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黄巢之乱时遇害。崔沂则历仕唐朝、后梁、后唐三朝，官至尚书左丞、太子少保。

轶事典故

前程万里
　　崔铉幼年时曾随父亲崔元略去拜访韩滉，很得韩滉的喜爱。崔元略道：“这孩子近来在诗道上进步很大。”韩滉便指着架上的鹰，让韩滉赋诗歌咏。崔铉接过纸笔，当即便作诗一首：“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韩滉叹道：“这孩子可以说是前程万里啊！”后来，崔铉果然进士及第，出将入相。

炙手可热
　　崔铉担任宰相时，任用亲信郑鲁、杨绍复、段瑰、薛蒙等人参与议政，权盛一时。京师有谚语流传：“郑杨段薛，炙手可热；欲得命通，鲁绍瑰蒙。”唐宣宗对此也有所耳闻，将这十六个字题在屏风上。郑鲁时任刑部侍郎，崔铉想引荐为宰相，但宣宗却将其外放为河南尹。后来，宣宗对崔铉道：“郑鲁被外放了，朝中事情还是你说了算吗？”崔铉惶恐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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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大出名的诗人，《全唐诗》仅录存其诗二首。据《新唐书·张仁愿传》记载，中宗神龙三年（707），张仁愿任朔方军总管时，曾奏用当时任监察御史的张敬忠分判军事。

弘靖子，彦远父。裴度秉政，引为右补阙。累转吏部员外郎，官终桂管观察使。工书法。少躭墨妙，备尽楷模。《唐书本传、法书要录序》

李延寿，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学家，今河南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 《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史学贡献

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南史》、《北史》。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1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 卷，加上杂史1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180 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他从贞观十七年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人们都熟悉，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不过，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以个人之力完成。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

创作特色

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两史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南史》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北史》以崔、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这种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不应用于国史。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最为谬妄。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南史》、《北史》为数代之通史，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其次，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而且世族牵连附传，便于读者检寻。

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上，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持同样观点：“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比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如阴子春传中，《南史》就比《梁书》增：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

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史共566 卷，而经延寿改作为南、北二史，减至180 卷，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总的看，延寿删《魏书》、《宋书》最多，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宋书》100 卷，《魏书》更达130 卷，延寿欲省减南、北史篇幅，宋、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另外，宋、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延寿所删多为诏诰、符檄、章表，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意图简净。另一删削重点为南、北征战攻伐之事，这是因为延寿深知，原来各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所以多删去。

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延寿并不随意改动，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则或全抄旧文，或离合编排。特别是对《陈书》、《隋书》，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如《北史》中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全录自《隋书》，仅《文帝纪》开头一句“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改为“树基立本，积德累仁”。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辅相成，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互为补充。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为鉴”，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寿的特点在于，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小说短书”的独特眼光和更勘杂史一千余卷的勤奋劳动，史书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对于某人行为不单靠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他人的谈话来显示，也易于给读者新鲜深刻印象。

李延寿赞成国家统一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纠正了南北分裂时期某些史书的种种狭隘偏见，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不带狭隘的地域观念，有力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团结、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两史比较，《北史》比《南史》写得更好，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因此，对北朝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都较熟悉，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另外，李唐起源于北朝，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视，客观上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北史》的记载比《南史》详明。

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在普及历史知识上颇有功绩。由于卷帙不繁，易于抄写，所以得到较广泛流传，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来，原有的八部正史就变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诵习，所以时间愈久，八史阙佚愈严重。这说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会重视，更有效地传播了历史知识。后代史家对延寿曾有较高的评价，后晋人所作《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来补足了，可见，南、北二史在客观上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这个贡献当然是李延寿当年未想到的。

生平

李延寿，字遐龄，唐代相州人，史学家。他的生卒年月史书失载，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三十年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的《太宗政典》，又继承其父李大师遗志，以十六年功夫，独立修成《南史》和《北史》，《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其父李大师是一位有志于编著南北朝史的学者，但著述之事仅仅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即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去世了。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深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学的熏陶。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台史主簿，兼直国史，累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没做过高官，倾其毕生精力从事于官修和私修史书的编撰。

贞观三年，唐太宗命大臣组织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陈，隋六代史。魏征主修其中的《隋书》，年轻的李延寿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该书的修撰。贞观五年，母亲又接着去世，他辞去了修史的职务，回家守丧。服阕，被派往蜀中去做官。公事之余，“以所得者编次之”，对前几年搜集的一些史料进行初步的编排。

贞观十五年，李延寿调回北京长安任太子典膳丞。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他再次进入史馆。当时，五代史早已在贞观十年写成。但这部史书只有纪、传，而无志书，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经过十二三年的时间，《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成书。《五代史志》共十志三十卷，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成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记录了从古代到隋朝的历代著作。《经籍志》亦简称《隋志》，是专指《经籍志》而言的。《经籍志》正式创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书籍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以前，史家所撰晋史多达20种左右，但“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记史事也往往失实，唐太宗对这些晋史都不满意，于是，他于贞观二十年下诏重修《晋书》。参加重修的共有21人，李延寿是其中之一。贞观二十二年，《晋书》即重修告成。李延寿除前后3次参加修撰前朝史外，还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参与撰成当朝国史80卷。

此外，李延寿还独力撰成了3部史书，即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的《南史》80卷和《北史》100卷，以及最后撰成的《太宗政典》30卷。《太宗政典》写成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调露年间，唐高宗读了《太宗政典》，“叹美久之”，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并命人抄写了两部，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李延寿早年即怀有“思欲追终先志”之抱负，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先人的未竟事业。《南史》和《北史》是李延寿以其大半生的时间写成的历史著作，这两部史书的编撰，李延寿说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载”，这里说的16年，是从他贞观十七年参加修撰《五代史志》这一年作为开始时间的。其实，在此很久以前，亦即从贞观三年参加修撰《隋书》时，他就开始了“二史”编撰的准备工作。那时，他利用“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五代旧事所未见”者，为将来编撰“二史”积累资料。如果从搜集史料之时来计算，“二史”的完成则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

李延寿的“二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他并未拘限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1000多卷，正如他自己说的“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对于八代史书，他采取“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原则，“其烦冗者，即削去之”。他删削的“烦冗者”，主要是一些诏书和表文，而史实部分则尽量保留，这就使“二史”比“八书”简约多了。《南史》和《北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

著述

李延寿撰《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北史起魏至隋，《南史》起宋至陈。据《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删繁补缺而成，较旧史为简明。又因李延寿家居北方，对北朝见闻较近，所以《北史》又比《南史》更为详密。清李清有《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周嘉猷有《南北史捃华》八卷。《南史》和《北史》都是纪传体的通史。

《南史》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载从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到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约170年间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兴亡的历史。《北史》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包括北朝魏、齐、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间的史事。两书均有本纪、列传，无志、表。北宋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有所残损，后人用《北史》的相关内容补入。

《南史》、《北史》在思想上的价值，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它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与北方互称“岛夷”与“索虏”的陋习。李延寿认为南朝与北朝占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他反对把北魏以前北方一些少数政权的历史“编之四夷”。也指出东晋、宋、齐梁、陈各朝，虽偏安江南，但前后相承300余年，不承认它们历史地位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不分正闰，给南北朝各政权以同样的地位。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作法，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是历史的进步。在具体撰述中，李延寿也采取了一些适当的作法来宣扬统一意识。他对南北之间的战争采取“两国交兵不详载”的作法，就是有意削减对此的过分纠缠。

《南史》和《北史》在记述人物的历史活动时，通常都把所记述的人物和他的家族兴替得失、荣辱悲欢联系起来，而尤其注重说明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因果同“家声”、“门风”的关系。二史也很注意家族兴替与皇朝盛衰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南史》和《北史》后来均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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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约公元八六七年前后在世），字可之，（《文献通考》作隐之。此从新唐书艺文志注）关东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懿宗咸通中前后在世。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八五五年）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广明初，（公元八八o年）黄巢入长安。樵随僖宗奔赴歧陇，授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樵尝删择所作，得三十五篇，为《经维集》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 所做古文，刻意求新，自称是韩愈的四传弟子。

王仁裕，生于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秦州上邦（天水市秦城区）人的王仁裕（字德荤），正处于唐末这样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公元905年的秦州，处于攻杀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自己做了节度使并且自封为“陇西郡王”、“歧王”的李茂贞的天地，这时王仁裕二十六岁，为李茂贞属下秦州节度使李继祟幕僚——秦州 节度判官。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走上了在前蜀、后唐、后晋、后汉为官，官及翰林学士、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的仕宦生涯，同时也开始了他勤勉治学、赋诗作文的创作历程， “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旧五代史·王仁裕传》)。"生平

王仁裕字德辇。其先祖太原人，祖父王义甫任成州军事判官时，迁居秦州长道县碑楼川。五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历事歧王李茂贞、前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病逝后诏赠太子少师。生于唐僖宗广明元年，后周显德三年病逝开封宝积坊私第。

北宋开宝四年，其孙王永锡护柩归葬故里，又隔13年后，即宋雍熙元年王仁裕门生、宰相李昉撰文《周故太子少师王公神道碑》，张贺书丹并篆额，王永锡立碑于石桥斩龙村祖茔。

介绍

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个乱世，诸侯王称霸，新旧藩镇割据四方，从中原腹地到四川盆地，从哈南两广至渭水流域，战伐之声昼息夜发，民众遭兵燹涂炭，流离失所……

在王仁裕长达四十四年的宦海仕途中，虽历经几代朝兴朝衰，皇权数次更迭，但终因其素有文名于秦陇之间而免遭后代同 乡人胡缵宗被罢黜回乡那样的厄运，于公元956年，以七十七岁高龄，终老于汴梁。

但从他于《全唐诗》中仅存的一卷诗歌和其他史料。可以看 出他在作为诗人的一生中的忧国忧民之心、希冀清明盛世的政治 理想和身处乱世满怀羁旅之苦的人生情怀，这使得他在五代十国史上成为一个颇具实力和影响的诗人和作家。《追寻“诗窖”遗珍——王仁裕文学创作研究》是近年出版的研究著作。

《题麦积山天堂》是王仁裕留存的诗中写作较早的一首，这 也是他当秦州节度判官时的作品，诗曰：

蹑尽悬空万冈梯，等闲身共白云齐。

檐前下祝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

绝顶路危少人到，古岩松健鹤频栖。

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

诗从“万冈梯”、“白云齐”、“群山小”、“落日低”、“人少 到”、“鹤频栖”六个角度在描写麦积山巍峨险峻的自然景观的同 时，也抒发了他登万仍山而小天下，期望大展一番凌云壮志的美 好愿望。而在公元921年，年已四十二岁的王仁裕离开故乡到兴元 任节度使判官时写下的《题斗观山》一诗，表达 的则是一个诗人离乡背井，前途未卜，既想抛却尘世之梦、拨宅 成仙，又眷恋着故土希冀有一个太平盛世的迷茫、痛苦的心境。

诗曰：

霞衣敬举醉陶陶，不觉全家住降霄。

拨宅只知鸡犬在，上天谁信路歧遥。

三清辽廓抛尘梦，八景云烟事早朝。

为有故办松柏健，露华凉叶铍金飘。

“当时若效还而楚，尺寸中华未前侵，”这则是公元928年，他再度南下兴文，瞻仰兴之南山淮阴侯庙时，感古怀念写下的诗句，从中不难看出他面对祖国河山支离破碎、民众深受其苫而痛心疾首的情感。

公元936年，石敬瑭取后唐而代之，建立后晋，王仁裕初为郎中，后升任谏议大夫。这期间，他曾奉命出使十国之一的南平国，途中，遇一书生因恃才傲物而遭全家坑杀之事，悲愤之余，他赋诗凭吊：

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

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

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

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鹅洲。

我们可从感受到其中不仅有物伤其类的哀恸，更有对唐末五代干戈扰攘、武夫悍卒嗜杀成性的强烈不满和愤慨。

除诗歌而外，王仁裕的文章在当世亦堪称出类拔萃，独具特色和魅力。他著有《紫阁集》、《乘招集》、《王氏见闻录》、《玉堂闲话》、《人洛记》、《开元天宝遗事》，并辑有《国风总类》五十卷。其中《开元天宝遗事》以直录和写实笔法，记述了开元、天宝年间问的佚闻琐事，有人物特写，如名臣姚祟、宋璋、张九龄，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名流如大诗人李白等，同时也有写当时风俗时尚的《传书燕》、《鹦鹉告事》、《探春》等篇，对研究当时民风民俗很有资料价值。《玉堂闲话评注》是蒲向明搜集整理《玉堂闲话》的今存单行注本。可惜《王氏见闻录》大多早已散佚，已难见全貌，对于作为王仁裕后人的我们，已很难读到，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

轶事典故

[公元八八o年至九五六年]字德辇，甘肃礼县人。生于唐僖宗广明元年，卒于周世宗显德三年，年七十七岁。少孤，不知书，以狗马弹射为荣。年二十五，始就学。为人俊秀，以文辞知名。唐末，为秦川节度判官。后仕蜀为翰林学士。唐庄宗平蜀，复以为秦川节度判安官。废帝时，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晋高祖时，为谏议大夫。汉高祖时，复为翰林学士承旨，迁户部尚书。罢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仁裕尝梦剖其肠胃，以西江水涤之，由是文思益进，乃集其生平所作诗万余首，号西江集，凡百卷。《五代史本传》宋史艺文志有乘辂集五卷，紫阁集五卷，紫泥集十二卷，紫泥后集四十卷，及开元天宝遗事四卷，并行于世。"

于敖（765—830）[唐]字蹈中。京兆高陵（今陕西高陵）人。擢进士第，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户部侍郎，出为宣歙观察使。工书，尝书唐韦绶碑。《唐书本传、墨池编》

崔信明，生卒年不详。唐初官吏、诗人。青州益都（今山东省益都）人。颇有文采，博览群书，思维敏捷，下笔成章。隋炀帝时，任尧城令。隋末，其族弟参加窦建德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恳劝他投义军，坚不肯从，后再三请让，仍不从，逾城而逃，隐于太行山。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任兴势丞，迁秦川令。"历史评价

为人性情孤傲，自视清高，常纵情吟诵，赋诗属文。自以为高于李百药，文章独步当代。又以门弟自负，颇为世人所讥。"

萧至忠（？－713年），兰陵（今山东兰陵）人，唐朝宰相，秘书少监萧德言曾孙。萧至忠出身兰陵萧氏皇舅房，早年曾任畿尉，后历任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因依附武三思被擢升为御史中丞，改任吏部侍郎。景龙元年（707年），萧至忠拜相，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景龙三年（709年），升任侍中，依附于皇后韦氏。唐隆政变后，萧至忠又依附太平公主，升任刑部尚书、中书令，封酂国公。开元元年（713年），萧至忠与太平公主图谋不轨，意欲作乱，结果事情泄露。唐玄宗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党羽，萧至忠伏诛。"轶事典故

萧至忠担任御史时，御史大夫李承嘉曾为诸御史道：“弹劾大臣不先向大夫请示，这合乎道理吗？”众人都不敢回答，只有萧至忠道：“依据惯例，御史台没有长官。御史，是皇帝的耳目，可以各自独立地弹劾，互相不必请示。如果弹劾要先向御史大夫请示，那么，弹劾御史大夫又该向谁请示呢？”李承嘉大惭，无言以对。

人物生平

早期事迹
　　萧至忠早年曾在伊阙县、洛阳县担任县尉，后改任监察御史。704年，萧至忠因弹劾宰相苏味道赃贪，被越级擢升为吏部员外郎。

705年，萧至忠因依附梁王武三思，升任御史中丞。后来，萧至忠又弹劾祝钦明、窦希玠与李承嘉，改任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

担任宰相
　　707年，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诛杀武三思，但最终兵败被杀。宰相宗楚客趁机诬陷相王李旦也参与兵变，唐中宗便命萧至忠审理。萧至忠哭诉道：“此前，天后欲立相王为太子，相王数日不食，请求让于陛下，其德行天下皆知。如今陛下贵为天子，怎么容不下一个弟弟呢？而要信人谗言。”唐中宗这才作罢。不久，萧至忠担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

709年，萧至忠升任侍中，监修国史，不久又改任中书令。当时，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结党营私，韦巨源、杨再思、李峤只求自保，无所匡正。萧至忠起初坚守本职，受到时人的尊重，后来也依附于韦氏，将女儿嫁给韦皇后的表弟，甚至为死去的女儿与韦后的弟弟结冥婚。

依附太平
　　710年，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不久，相王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萧至忠被贬为晋州刺史。当时，太平公主权倾朝野，萧至忠便主动投靠太平公主。太平公主认为萧至忠的儿子在唐隆政变中遇害，他一定会心存怨望，可以帮助自己，便把他召回京师，任命为刑部尚书、中书令，封酂国公。

对于萧至忠依附太平公主的行为，很多人都进行反对。萧至忠的妹夫华州刺史蒋钦绪曾对他道：“凭您的才学，何必担心日后不能飞黄腾达！最好不要作非分之想，钻营求官。”萧至忠不听。蒋钦绪叹道：“萧家九代卿族，至此一朝族灭，实在是可悲呀！”后来，萧至忠从公主府中出来，恰巧遇到宋璟。宋璟道：“这不是我对您所期望的。”萧至忠讪笑道：“宋生说得很对！”说完便催马离去。

政变伏诛
　　712年，唐睿宗禅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713年，太平公主与萧至忠、窦怀贞、岑羲、崔湜、薛稷等人密谋废立，决定在七月四日发动兵变，由常元楷、李慈率羽林军闯入武德殿，萧至忠则与窦怀贞、岑羲在南衙举兵响应。不料唐玄宗提前得知消息，抢先平息兵变。萧至忠逃入南山，数日后被捕伏诛，家财也被抄没。

萧至忠虽因谋反被杀，唐玄宗对他仍很欣赏。后来，唐玄宗任命源乾曜为宰相，对高力士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提拔源乾曜吗？我觉得他很像萧至忠。”高力士问道：“萧至忠不是辜负了陛下吗？”唐玄宗道：“萧至忠是治国之才，只是晚年做了错事而已，他起初不是非常贤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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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楚老，长庆进士，官拾遗。诗二首。相关作品《祖龙行》《江上蚊子》《句》。

郑合，乾符三年登第。终谏议大夫。诗一首。

裴铏xíng，唐（约公元八六O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懿宗咸通初前后在世。咸通中，（公元八六七年左右）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八七八年）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作题《文翁石室诗》。裴铏著有《传奇》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多记神仙恢谲之事。其中《聂隐娘》一篇，亦见袁郊《甘泽谣》及段成式《剑侠传》。（此书系明人伪作）原书久佚，仅《太平广记》所录四则，得传于今。"著述

裴铏，唐末文学家。唐咸通九年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从事。乾符五年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一生以文学名世，为唐代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唐代小说之所以称为传奇，便是从其名著《传奇》一书命名的。这并非偶然，而是由其书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文学水准所决定的。《裴航》是《传奇》中最为著名的一篇。小说写唐长庆年间，秀才裴航于蓝桥驿遇一织麻老妪的孙女，名云英，欲娶之，妪告以须用玉杵臼为聘。后航果求得玉杵臼，遂娶云英，两人并于婚后入玉峰洞为仙。这个故事据传说虚构而成的。后人诗文中常用此为典故。明杨之炯传奇剧本《玉杵记》即由此故事敷衍而成。

裴铏的作品很多，题材也不拘一格，非常宽广。《聂隐娘》一书深刻地揭露了唐代藩镇割据、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丑恶真相。《昆仑奴》是描写了一位武艺高强的老奴，他帮助少主窃取豪门姬妾，成全了他们的爱情。另外，裴铏还写了一些含有教育意义的神话小说，如《韦自东》，写义烈之士韦自东被道士聘去护丹抗妖。妖魔化作巨蛇、美女，都被他一一识破，最后被一个变幻作“道士之师”的妖魔所欺骗，前功尽弃。作品教育人们要善于识破伪装，不能以貌取人。总之，在晚唐，裴铏是一个多产作家，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推动了中国小说的迅猛发展。

《传奇》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通过人物的高超技艺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新的表现渠道，推动了后世武侠小说向描写技艺的方向发展，《昆仑奴》和《聂隐娘》就是其代表之作；其次，它创造了一种骈散结合的语言表达方式：以骈文、诗赋描写人物和场景，以散文叙述故事，如《裴航》描写云英之姐樊夫人的外貌就是用大量比喻组成韵语，在形象上、音节上皆构成和谐的美感。成为后来古典小说叙事方式的滥觞。最后，《传奇》也和《甘泽谣》一样在叙事结构、视觉转换和叙议结合上均有新的创新。

《传奇》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宋元以后，很多戏剧、话本、拟话本小说皆取材于此：《孙恪》被元人郑廷玉改编为《孙恪遇猿》杂剧；明代戏曲家沈璟根据《郑德璘》创作出传奇《红蕖记》；取材与《薛昭》的有金院本《兰昌宫》，元代戏曲家庾天锡的《薛昭误入兰昌宫》以及市人小说《兰昌幽会》。《昆仑奴》和《聂隐娘》更成为后来武侠小说、戏曲的滥觞：元代杨景言杂剧《磨勒盗红绡》，佚名的南戏《磨勒盗红绡》，明代梅鼎祚的传奇《昆仑奴剑侠成仙》，梁辰鱼的传奇《红绡伎手语传情》，宋人话本小说《西山聂隐娘》，清人尤侗的传奇《黑白卫》等。取材于《裴航》者有：宋人杂剧《裴航相遇乐》，元代戏曲家庾天锡的《裴航遇云英》，明代龙膺的《蓝桥记》，杨之炯的《玉杵记》，清代黄兆森的《裴航遇仙》杂剧，以及《裴航遇云英》、《蓝桥记》等宋人话本小说。《新唐书·艺文志》裴铏著有《传奇》三卷，原书久佚，仅《太平广记》所录四则，得传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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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退之，字遵圣，会昌三年进士第。诗一首。

吴楚间人，与张祜齐名。字若济，号笔山，明代甘棠人。嘉靖八年(1529)登进士，擢任监察御史。为官清正廉明，遇事敢言，纠劾不避权贵。世宗夸称为“真御史”。任上严惩贪官。齐办各类狱案，深得民心。去职后，建书院，讲学术，尊祟程朱理学，著有《笔山文集》10卷行世。其诗风清丽雅秀，语言超逸。诗八首，其中《别妻》、《咏春风》、《杂嘲二首》（其一）等皆是佳作，又尤以《别妻》为最善。"轶事趣闻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其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尝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传于人口曰：“崔张真侠士也。”是此人多设酒馔待之，得以互相推许。后张以诗上盐铁使，授其子漕渠小职，得堰名冬瓜。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此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妆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店否？命酒饮之。”饮讫曰：“去此三四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酧之。是予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啬。即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进士崔涯、张祜落第后，经常在江淮一带游走。经常聚众饮酒，侮辱戏谑当时有名望的人；或者乘着酒兴，自称为江湖上的豪侠。这两个人的喜好崇尚相同，因此相处得特别融洽。崔涯曾经写首赞颂侠士的诗。诗是这样的：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从此，常常可以从人们的口中听到：“崔涯、张祜是真正的豪侠啊！”凡是这样说的人，往往都是经常摆设酒宴款待崔涯、张祜的人。他们之间互相推崇赞许。后来，张祜给管理盐铁的官吏书赠一首赞美诗。这位盐铁使在漕渠上授予他儿子一个小官职，负责冬瓜这一段堤堰的管理工作。有人戏谑张祜说：“你的儿子不应该任这么小的职务啊！”张祜自我解嘲地说：“冬瓜就应该产生张祜的儿子！”戏谑他的人听了这样的回答后，相望着大笑不止。过了一年多，张祜家积攒了一点资产。一天晚上，来了一位身穿夜行衣的人，全身武侠打扮，腰间悬挂一柄宝剑，手中拎着一只行囊。囊里盛着一件东西，有血洇出囊外边。来人进入屋门后问：“这儿不是张侠士的住处吗？”张祜回答说：“是的。”非常恭谨地让这个人进屋落坐。来人说：“我有一个仇家，此仇已结十年了。今夜我将他杀死了，报了这段怨仇。”边说边高兴得不能自已，指着行囊接着说：“这里面装的就是这位仇人的首级啊！”又问张祜：“这儿有酒店吗？请张大侠打些酒，我们一块儿喝一杯好吗？”喝完酒，来人说：“离这儿三四里地有一位义士，我想报答他对我的大恩。如果今晚上能报答了我的这位恩人，那么，我平生恩、仇两件大事就都算处理完了。听说张大侠非常讲义气，能不能借我十万缗钱？我用完之后马上还给你。我的这两件夙愿都完成后，今后张大侠就是让我赴汤蹈火，我决没有什么顾及的了。”张祜听来人这样说，大喜过望，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资财。马上将家中的一切值钱的物品都拿出来摆放在烛光下，将其中中等品级以上的书、画真迹，计算好相当于十万缗的价值，给了这位来客。来人高兴地赞扬说：“真是位痛快人啊！我平生再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啦！”于是将行囊连同里面的人头留下，便离开了张祜家，约定好报完恩后马上返回来。待到这位来人离开张家后，到了约定回来的时间却没有回来。张祜一直等到外面报夜的敲完五鼓了，还是一点踪影也没有。张祜考虑到一旦行囊中的人头让人发现了，会连累自己的。况且这位深夜来客又不按约回来，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啦，只好让家中的仆人将行囊打开看看，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只猪头。从此，张祜的豪侠精神立时没有啦。"

廖融（约936年前后在世）行大九郎，字元素。江西省宁都县黄陂镇黄陂村人。廖凝弟。性高洁，擅诗文。曾任都昌令。后唐末与弟凝由虔化卜隐南岳，自号衡山居士。"生平

与逸士任鹄、凌蟾、王正已、王元共结诗社，互有唱和。湘守杨徽之过访山斋，留诗为别。左司谏张观过衡山，亦访之，并赠诗云： “未向漆圆为傲吏，定应明代作征君。家传奕世无金玉，乐道经年有典坟。带雨小舟横别涧，隔花幽犬吠云深。到头终为苍生起，休恋耕桑楚水滨。”请其出仕，竟不从。有诗集四卷行于世 。。所作《梦仙谣》、《题桧》、《退宫妓》等诗有名于史。《全唐诗》录有其诗6首。著有诗文集四卷，已佚。其名 《梦仙》自况诗曰：“棋木扶疏系僻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银河旌节摇波影，珠阁笙箫吸月华。翠凤引游三岛路，赤虬齐驾五云车。星移犹倚虹桥立，拟就张骞搭汉槎”。卒后归葬本里大墓岭，刺史何承矩为之治丧，具进士郑宏为其撰墓志铭，其名入本州乡贤祠。

廖融之兄廖凝，居虔化，曾任彭泽县令变是当时名士。其上接世系是：父廖克敬，祖廖通，曾祖廖三传，高祖廖銮，曾任武昌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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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彬（Ouyang Bin，894—951）字齐美，五代十国衡州衡山县（今衡阳市衡山县）人。后蜀词人，出身县吏之家，特好学，博学能文，工于辞赋，有名于时，为文词切而理真，闻之虽不读书也能听懂，以此颇为人所称赏。以所著求见楚王马殷，因掌客吏索贿，愤恨而去。歌伎瑞卿于宴会时奏他所撰《九州歌》，马殷亦不问。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前蜀主王建死，子衍继位。衍喜爱诗文，生活奢侈，常派人来楚采购货物及花石之类。"生平

欧阳彬字齐美，五代十国衡州衡山县人。后蜀词人，出身县吏之家，特好学，博学能文，工于辞赋，有名于时，为文词切而理真，闻之虽不读书也能听懂，以此颇为人所称赏。以所著求见楚王马殷，因掌客吏索贿，愤恨而去。歌伎瑞卿于宴会时奏他所撰《九州歌》，马殷亦不问。梁末帝贞明四年，前蜀主王建死，子衍继位。衍喜爱诗文，生活奢侈，常派人来楚采购货物及花石之类。欧阳彬在歌伎瑞卿的资助下来到西蜀，向蜀主献《独鲤朝天赋》，王衍大悦，将其擢居清要，任兵部侍郎、翰林学士。乾德六年，为通好使出后唐，结二国之欢。前蜀亡，复归后蜀孟知祥。后主广政元年，为嘉州刺史，欧阳彬很喜欢嘉州风景，喜曰：“青山绿水中为二千石，作诗饮酒为风月主人，岂不诚嘉！”欧阳彬家夜宴，赋《生查子》曰：“竟入画堂欢，入夜重开宴。剪烛蜡烟香，促席花光颤。待得月华来，满院如铺练。门外簇骅骝，直待更深散。”累官尚书左丞相，出为宁江军节度使、夔州节度使，接瑞卿入蜀偕老。广政十三年。其作品多佚，《全唐诗》录有断句二则，其词今存《生查子》一首，《全唐文》存其《衰帝降表》一篇。事见《五代史补》。"

夏侯孜，字妤学，亳州谯人，累迁婺州剌史、绛州刺史等职。唐宣宗时，自兵部侍郎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唐懿宗登基，进司空，寻罢，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唐代宰相。

柳公绰（763年—830年），字宽，小字起之，唐朝大臣、书法家，唐代京兆华原人。即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稠桑乡柳家塬人。柳公权之兄，长公权十三岁。性格庄重严谨，喜交朋友豪杰，待人彬彬有礼。聪敏好学，政治、军事、文学，样样精通，尤其喜爱兵法。累官州刺史，侍御史，吏部郎中，御史丞。宪宗时为鄂岳观察史，讨吴元济有功，拜京兆尹。后迁河东节度使户部尚书，检校左仆射。公元832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号元。"人物生平

尊礼尽孝
　　柳公绰字起之，他年幼时，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性格严整，品质庄重，举动都依据礼法。

坚守法律
　　柳公绰写的文章文雅不俗，不是圣贤的书不读。最初被推举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担任校书郎。一年后第二次考中这个科，被任命为渭南县尉。当时荒年歉收，柳公绰家虽然丰衣足食，但每餐饭他不超过一碗，到丰年才恢复饭量。有人问他，他回答说：“四方的人都困苦饥饿，我能一个人吃饱吗？”经连续提升，任开州刺史。开州地接蛮族，敌军经常逼近开州城袭扰，他属下的一个官员说：“我们的兵力不能阻止他们，希望暂时任他们的首领担任重要官职。”公绰说：“你与他们同流合污吗？怎能违犯法律？”立即杀了他，敌军也退走。公绰被提升为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当时武元衡任剑南节度使，公绰与裴度都任节度府判官，武元衡特别推重他们。

献箴讽谏
　　后入朝任吏部郎中。当时唐宪宗爱好武功之事，并多次外出游猎，柳公绰献上《太医箴》来讽谏宪宗。宪宗认为柳公绰是高才，派使者对他说：“你说的‘元气运行不闲，裂隙漏洞不在大’，这是对朕的厚爱，应该把它作为座右铭。”过了一个月，任命公绰为御史中丞。

儒生领军
　　柳公绰本来与裴垍交情好，等到与裴垍交恶的李吉甫再次主持朝政时，便让他出任湖南观察使。因湖南潮湿荒僻，不能迎养父母，柳公绰请求在东都洛阳设立办事处，没有批准。后来调任鄂岳观察使。当时朝廷正在征讨淮西叛镇吴元济，宪宗命征调五千鄂岳士兵，隶属于安州刺史李听。柳公绰说：“朝廷说我是儒生，不懂得行军打仗吗？”便请求亲自带兵上前线，朝廷同意。他带兵渡过长江到达安州，李听用军礼迎接并会见他。柳公绰说：“您之所以背弓插箭，难道不是因为战争吗？如果去掉戎装，不过是两个郡守罢了，怎么统一指挥呢？因为您家世代是将帅，懂得兵法，我只想在您的府衙任职，按军队的法规跟随您服务。”李听说：“听从您的吩咐。”就把都知兵马使、中军先锋、行营都虞候三张任命书交给他，挑选六千精兵交他统帅，告诫众校尉说：“行营事务一切由都将决断。”李听因为外表威严，因此众人都很尽力，当时的人都佩服他会运用权力领导部下。军队出发，柳公绰多次到下级官兵家探访慰问，害病、生孩子、死了人，都给很多抚恤金，妻子嬉游放荡的，就把她沉到江里去。官兵都很感激并且服从他，说：“中丞为我们操持家事，还能不拼命作战吗？”所以鄂军每战必胜。

元和十一年，朝廷派李道古接替柳公绰，柳公绰回到长安，被任命为给事中。李师道叛乱平定后，派他到郓州宣读朝廷的文告，回朝复命后，受任为京兆尹。柳公绰正去府衙途中，有一个神策军军校骑马不回避，立即用棍打死。宪宗因为他不经请示杀人而发怒。柳公绰说：“这不只是称量臣的权威，更是轻视陛下的法规。”宪宗说：“已经处死了，不向朕报告，这对吗？”柳公绰说：“这事不应该我报告，在大街上打死了人，向上报告是金吾的职责；在街坊间打死了人，向上报告是左右巡使的职责。”宪宗才不追究。柳公绰后因为母亲去世应守丧而辞职，守丧期满后，任刑部侍郎，兼任盐铁转运使。后又调兵部侍郎兼任御史大夫。

屡议时政
　　长庆元年，柳公绰又任京兆尹。当时朝廷与幽州、镇州叛军在交战，任免诸将的使者骑着驿马在路上接连不断。柳公绰上奏说：“经考查，馆驿邮传缺乏，差很多驿马，穿着红色和紫色服装的宫廷使者，骑的驿马达到三、四十匹，穿黄色和绿色服装的使者，骑的驿马也不下十匹，驿官不能查验证件，宫廷使者随口向馆驿索要供给，驿马用完了，就抢民间的马匹，百姓怨恨他们惊扰，路上行人差不多断绝了。请求朝廷规定使者数额，用来制止弊端。”唐穆宗又命令中书省制定法规，因此驿官解除了处罚。宦官都憎恨他。柳公绰被改任吏部侍郎，升任御史大夫。后改任礼部尚书，因避祖父的讳改任左丞。不久，任命为检校户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

宝历元年，柳公绰就任检校左仆射。牛僧孺罢相后，出任武昌节度使。柳公绰用军中的仪仗和礼节参见他，他的幕僚劝阻他，公绰回答说：“奇章公才离开相位，方镇尊重宰相，就是尊重朝廷呀！”有一个道士进献丹药，柳公绰问是从哪里得到的，道士回答说：“在蓟门。”当时朱克融刚叛乱，柳公绰立即说：“可惜呀！药是从叛贼境内得到的，即使灵验有什么用处？”就倒掉丹药，驱逐了道士。后回朝任刑部尚书，不久又任命为邠宁节度使。之前，神策军驻扎在各镇的部队，不听驻地军政长官的指挥，所以敌军能钻空子袭扰边塞。柳公绰向朝廷论述利害关系，要求采用适当措施，因此朝廷命令神策军行营的部队，在边境危急时，全部接受驻地节度使的指挥。柳公绰又回朝任刑部尚书。

安抚外族
　　大和四年，柳公绰出任河东节度使，碰到荒年，他节约开支，停止宴请，吃穿与士兵一样。北方部族派梅禄将军李畅赶一万匹马来做生意，所经过的地方都热情地招待他，柳公绰命部队防止士兵袭夺马匹。李畅到达太原，柳公绰只派牙将一人一骑去慰劳，用极友好的态度接待他，设立衙门，命令翻译官引导他参见柳公绰，宴席不超过常规，李畅感激他的恩德，流下眼泪，马群在路上慢慢行进，不随便奔驰打猎。陉北有沙陀部族，勇武喜好争斗，九姓、六州等部族都怕它。柳公绰召来沙陀酋长宁邪执宜，修理废弃的十一处塞栅，招募三千兵留驻在塞栅上，他的妻子、母亲到太原，公绰让夫人慰问和招待他们，并赠送礼品，沙陀部族感谢他的恩德，所以全力保护边塞。

病重而逝
　　大和六年，柳公绰因病请求朝廷派人代替他。三月，朝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回到长安，允许不上朝班行参见礼。同年四月，柳公绰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成。

轶事典故

柳公绰任山东节度使，巡行到所属的邓县。县里有两个官员同时被捕，一个是因为接受贿赂，一个是玩弄法令。县令听说柳公绰向来强调法纪，心想他必定杀掉贪污的人。结果柳公绰的判决是：“贪污的官吏虽触犯法令，但法律还在；奸邪的官吏破坏法令，法律就灭亡了。”结果杀的是玩弄法令的人。他马厩里的马咬伤踢伤养马的仆人，公绰就杀掉了那匹马。有人说这是一匹良马，公绰说：“哪有良马而伤害人的呢？”

大将韩弘病重时，从河中郡回京，穆宗命令百官去探望他，他派儿子推辞说病重不能接待。公绰对他说：“陛下派百官来问候你，这是特殊的礼遇，应该支撑病体去会见公卿，怎么能卧病在床派儿辈传达一句话就了事呢？”韩弘害怕，让人扶着出来面谢百官。

京兆府狱中关押的一个婆婆用鞭子打死了媳妇，京兆府要将她判处死刑。公绰说：“尊长打晚辈，不是斗殴，况且她的儿子在，因妻子而杀死他的母亲，在礼法上说不过去。”因此从宽判刑。

柳公绰病重时，忽然命亲随人召来老部下韦长，大家认为公绰要把家事托付给他。到韦长来了，柳公绰竟对他说：“替我告诉宰相，徐州专门杀害李听的亲信部下，除非任用高瑀镇守徐州，否则不能安宁。”接着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两天后就去世了。

柳公绰在服孝守丧因哀伤过度而身体瘦弱，三年不洗澡。奉养后母薛氏很小心孝顺，即使是他的亲家也不知道他不是薛氏亲生的。柳公绰的舅兄薛宫很早就死了，他把薛宫的女儿抚养成人出嫁。他曾说：“我当官不曾因为私事把喜怒强加于人。我的子孙会昌盛吧？”柳公绰性格方正耿介但性情孤僻，与钱徽、蒋乂、杜元颍、薛存诚交情很好，他选拔的人才如许康佐、郑朗、卢简辞、崔玙、夏侯孜、李拭、韦长，都显贵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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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天宝以前人。生平不详。李康成编《玉台后集》曾录其诗。事迹见《盛唐诗纪》卷一〇七。《全唐诗》存诗5首。

韦蟾 [唐]（公元？年至八七三年左右）字隐珪，下杜（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大中七年登进士及第，辟徐商襄阳掌书记。咸通中，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刑部侍郎。乾符初，出为鄂岳观察使。咸通末，终尚书左丞。其在襄阳与徐商等唱和诗编为《汉上题襟集》，已佚。《生平事迹见《翰苑群书》卷上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旧唐书》卷一八九、《唐诗纪事》卷五八。蟾所作诗，《全唐诗》今存十首。

玄宗开元间道士。生平事迹见《唐诗纪事》卷二三。目前有记载的诗词在《全唐诗》中存在一首。

洪州南昌(今江西南昌)人。玄宗开元间任临清尉，干练有才，曾义释被诬系之囚。与岑参为诗友。事迹散见《元和姓纂》卷一、《封氏闻见记》卷九、《岑嘉州集》卷一。《全唐诗》存诗1首。

扈载，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字仲熙。生于五代后 梁龙德二年（922），卒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五代后周 广顺二年（952）状元。授职校书郎，值史馆。后迁监察御史。"生平

扈载自幼好学，擅长于赋颂碑赞。以文显名，才华横溢， 受世人推崇。扈载偶游相国寺，院内绿竹修美可爱，题《碧鲜 赋》于壁上，传闻甚广。世宗命人抄录，阅毕即授扈载水部员 外郎、知制诰。

显德三年，升翰林学士。扈载疾病缠身，不能入朝。 世宗遣太医为其诊治不愈。次年病重，强撑病体入直学士院， 赐告还第。病卒。

扈载有诗“芳草”收入《全唐诗》第十二函第九册第八百八 十七卷：“幽芳无处无；幽处恨何如。倦客伤相思，春风满旧 居。晚烟迷杳霭，朝露健扶疏。省傍灵光看；残阳少皞区。” 扈载以文章驰名一时。王朴曾荐之于宰相，不用。王朴 问，宰相言其命薄。果然三十六岁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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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瑜（1600年11月17日～1682年5月23日），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字楚屿，又作鲁屿，号舜水，汉族，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因在明末和南明曾二次奉诏特征，未就，人称征君。清兵入关后，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南明亡后，东渡定居日本，在长崎（qí）、江户（今东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著有《朱舜水集》。其学特点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的思想在日本有一定影响。朱之瑜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并与王阳明、黄梨洲、严子陵称为余姚四先贤。"生平

绝意仕进

朱之瑜生于大明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卒于明郑永历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未时，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曾祖名诏，号守愚。祖父名孔孟，号惠翁，一生曾三让皇恩不受。父亲朱正，字存之，号定寰，皇明诏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并授总督漕运军门，但未任。母亲金氏，生三子：长兄启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之瑜排行第三。朱之瑜八岁丧父后，家道中落，生活清贫，甚至影响其读书为学。长兄朱启明，天启五年中武进士，后升任至南京神武营总兵，总督漕运军门。朱之瑜就随任长兄寄籍于松江府，为松江府儒学生，拜松江府学者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和武进学者礼部尚书吴钟峦等为师，研究古学，尤擅长《诗》、《书》。

崇祯十一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而朱之瑜见“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就放弃仕途，专注于学问。他曾对妻子说：“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朱舜水不求功名利禄，而热衷於关心社会民生，并经常对人讲：“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厚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愿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

崇祯十七年，朱舜水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不久，福王朱由崧即位於南京，改元弘光。这时江南总兵方国安推荐朱之瑜，并奉了皇帝的诏命特别征召他，他不就任。弘光元年正月，皇帝又下令征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在荆国公方国安再次推荐下，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他还是不就任。一年内三次拒绝征召，遂遭奸臣嫉恨，次年以“不受朝命，无人臣礼”罪追缉。朱之瑜星夜逃到舟山，以行商为掩护。

反清复明

弘光元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弘光帝出走，方国安、阮大铖投降清军。弘光帝败亡後，明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明绍宗隆武帝政权和鲁王监国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杀了隆武帝。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后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之瑜首次赴日本筹饷，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复中原。由于日本实行海禁，不许外人停留，只得返回舟山。永历四年，朱之瑜再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寇白刃合围，逼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誓死不降，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次年，朱之瑜又去日本，后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起程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鲁王走避厦门，之瑜的最好师友王翊、朱永佑、吴钟峦等人，先后为国殉节，尤以王翊死事最惨。之瑜在海外闻知后痛言“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

由于国事日益危急，鲁王在永历八年降诏徵召五十五岁的朱之瑜。但因其东西飘泊，住处不定，玺书辗转两年后才到他手中。鲁王在书中责备他“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希望他尽快回国效力。朱舜水手捧诏书，唏嘘慷慨，想立即转赴思明返回舟山，但苦无交通工具，困于安南。他只得先回复鲁王一封信，陈述他历年海外经营，筹资觅饷的苦心。他在丁酉《谢恩奏疏》中说：“去年委曲求济，方附一舟。意谓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陈衷曲。臣数年海外经营，谓可得当以报朝廷，当与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复收安南，愤结欲绝。”“今谋之十年，方喜得当，意欲恢弘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

急于早日回国尽忠报效的朱舜水，终于在永历十一年正月，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舟渡海归国。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馀日。安南国王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学者，便留住他，拜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礼，朱之瑜直立不肯跪。差官举杖画一“拜”字于沙上，之瑜乃借其杖加一个“不”字于“拜”字之上。安南王便当着朱之瑜的面，杀了许多人威吓他，朱之瑜始终没有屈节，真正做到临危不惧。是年朱之瑜已五十八岁，为铭记这段老年之难，他逐日记有日记，并取“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名所记为《安南供役纪事》。

永历十四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于是即刻动身，于十月十九日返归厦门。永历十五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都亲历行阵。北伐军一度进军顺利，收复四府二州二十四县，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动东南。然而由于郑成功目光短浅，盲目屯兵南京坚城之下，贻误战机，且律兵不严。至七月，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郑成功转而退驻福建沿海，后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数年后被捕遇害。朱之瑜鉴于复明无望，又誓死不剃发，“乃次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不帝秦，再次凄沧渡日，永不回到故国了。这年冬，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未能获准登岸，困守舟中。当时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经已在日定居的陈明德介绍，以手书向朱之瑜问学，执弟子礼。朱之瑜为安东守约“执礼过谦”的恭敬、“见解超卓”的学问所动，复信安东守约。信中，朱氏悲喜交集，悲则国破家亡，故国“学术之不明、师道之废坏亦已久矣”；喜则“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表达了他有意将圣贤践履之学传于这位异国弟子的心情。正如梁启超所说，此“为先生讲学之发轫”。 安东守约等人为其在日定居奔走。最后得日本政府批准，破40年来日本幕府之国禁，让他在长崎租屋定居下来，朱之瑜就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东瀛讲学

朱之瑜定居日本时曾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想倡明儒学于异域，仅是为了蹈海全节。永历十九年，他在长崎正准备购地躬耕之际，日本国副将军、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兴庠序之教，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要朱到江户去讲学。朱之瑜竭力谦让，但是，当他听安东守约等人介绍“上公好贤嗜学，宜勿辜其意”之后，答应了德川光国的要求，表示“至若招仆，仆不论禄而论礼”。翌年六月，朱之瑜抵江户。德川光国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德川光国认为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称名称字，要他取一名号以称呼。朱之瑜就以故乡“舜水”为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舜水先生”之称始于此时。德川光国欲为建新居，以“耻逆虏之末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四次力辞。在德川光国影响下，日本学者、达贵也纷纷诣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从此，朱之瑜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他曾去信远在柳川的安东守约介绍讲学的盛况。

永历二十四年，日本初造学宫，朱之瑜绘画图纸，度量尺寸，亲临施工现场指导，事后撰《学宫图说》。又造古祭器簋、笾、豆、登等，率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永历二十六年，德川光国设置彰考馆，由之瑜门生安积觉任主编，聘请之瑜指导，编纂鼓吹“尊王一统”之说的《大日本史》，其影响直至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德川光国对朱之瑜敬爱有加，就任藩主之际朱舜水也随同前往江户，朱之瑜与同为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安积澹泊、木下道顺、山鹿素行结为好友，并对水户学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归葬异国

永历三十五年朱之瑜因水土不服而致病，全身遍生疥疮，卧床不起。明年四月，即顾炎武辞世三月后，朱之瑜在日本大阪逝世，享年83岁，葬在历代水户藩主的墓地瑞龙山，为了纪念他不忘故国，墓特地建为明朝式样，碑文题“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谥“文恭先生”。德川光国率诸朝士临其葬。朱舜水死前遗言：“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甚。”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死时居然储蓄了三千馀金。这是他希翼恢复国家的经费。

其日本学者今井弘济、安觉济为他们的中国老师写下悼文：“呜呼先生，明之遗民。避难乘槎，来止秋津。寤寐忧国，老泪沾巾。衡门常杜，箪瓢乐贫。韬光晦迹，德必有邻。天下所仰，众星拱辰。既见既觐，真希世人。温然其声，俨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质彬彬。学贯古今，思出风尘。道德循借，家保国珍。函丈师事，恭礼夤宾……” 在他死后周年时，安东守约在祭文中哭道：“呜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学殖云堕。有疑谁问？有过谁督？有事谁计？有怀谁告？”

朱之瑜死后，德川光国派人整理了他的遗稿，清康熙五十四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东京大学农学院内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的石碑。日本汉诗长老小野湖山在青年时代访水户谒朱舜水墓时曾作过一首《朱舜水先生墓》： 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尽腥膻。

学术主张

朱之瑜的学术博采众家所长，常谓“千金之裘，非集于一狐之腋”，博通经史，最喜《资治通鉴》，长于《春秋》；道德上，主张忠君爱国，推崇苏武、文天祥的伟大人格。正是这种不尚虚华的学风、扎实严谨的学问和刚直崇高的人格，他的学术于日本发扬光大，当时的日本学者以师事朱之瑜为荣，比拟为“七十子之事孔子”。他的学生遍布日本，最著名的有历史学家、《大日本史》的作者安东守约，日本儒学古学派的奠基人、江户时代著名哲学家伊藤仁斋，德川家康的孙子、政治家、儒学“水户学派”的始祖德川光国，江户时代著名经学家山鹿素行、木下顺斋等等。朱之瑜一生著述不甚多，但几乎全在日本所撰，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等等。

他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他对明朝的八股取士深恶痛绝，认为“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哗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他还娴习艺事，有巧思，“尝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图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机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舜水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乃毕。光国欲作石桥，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绘图教制者甚多。”他在日本虽受人崇拜，但他敢批评日本人心胸狭隘、“量窄意偏”，日后必为中华之祸，“不佞视贵国人，……尝怪周虓，量窄意偏，……所以此念灰冷。”

育才观点

朱之瑜在教育方面的特点是视中外为一体，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他侨居日本20多年，接受的弟子不断增加，并曾公开讲学。他向日本弟子表示，“不佞于仲夏四国，本来一体为亲，凡遇英才，乐于奖进，”门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所撰《舜水先生行实》，记载了日本的硕儒和学生，时常登门求教，以及朱之瑜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的情景。在讲学中他一方面肯定日本“才贤秀出”，可以为孔、颜，为尧舜；另一方面，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圣教未兴，存在问题。依他看来，日本建国的大本在于敬教劝学，施政方面当务之急在于兴贤育才。他所提倡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日本后来“尊王一统”的事业有一定的影响。

朱之瑜“自幼食贫”，多能“鄙事”。他传艺传道，诲人不倦，又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勉励日本弟子，表达了他的育才观点，关于教人之道，他认为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学问之道，贵在实行”；“立志当如山，求师当如海”；这是一定不易者。因弟子“资性”之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予以不同的启示，这是因人而施者。他重躬行实践，却不废读书，因为书能益人神智。对于读书之法，他则认为读史应先于读经；史书文义较浅，于事情又近，于事理吻合，读之易懂。这些都表现了他着重实功、实用的精神。

学术影响

德川光国 之所以能开创独树一帜、颇有成就的水户历史学派，是和朱之瑜多年的教育、熏陶分不开的。 朱之瑜在日执教，对水户藩和加贺藩影响最大。安积觉、今井弘济、小宅生顺等都是经德川光国介绍对朱之瑜执弟子礼的。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也很敬重朱之瑜，执弟子礼，所以他的属臣均拜朱为师。加贺藩的属臣奥村庸礼 等人还把服部其衷、五十川刚伯、下川三省几个儒生介绍到朱的门下。后来安积觉、今井弘济、五十川刚伯、服部其衷、下川三省五人先后成了朱之瑜的近身弟子，并负起年事已高、不谙日语的老师的起居照料、侍奉，对外应酬、联系之责。

这五位弟子中数安积觉日后成就最大，和德川光国一起成为日本水户学派的领袖人物。他13岁从师朱之瑜，接受蒙学。后因父亲病故回家奔丧而中辍学业。安积觉成年后，回忆起自己之所以能学有成就，是因为当年先生“课程严峻，晨读夕诵，故至今不忘耳”。朱之瑜很喜欢这个体弱多病的学生， 亲自为他题写一本作业簿，督促他“逐日书其功课”。安积觉到了晚年还告诫其孙辈：“片言只字，皆藏而宝护之，凡吾子孙，当敬之如神明，其有沦落丧失者非吾子孙。”

朱之瑜对其他几位近身弟子也尽心尽力，爱抚备至。他见下川三省“温存淳谨”，“抚之如慈母，督之如严父”。学生五十川刚伯学有基础，朱之瑜怕他“读书难入易出”，鼓励他不要虚费韶华，更上一层楼。服部其衷初投朱之瑜门下，因思乡不安心学习，朱之瑜既不急促，也不为他祚病所惑， 严格要求，一个月后服部其衷学业大进，和老师的感情也日厚笃深。朱之瑜在日本从事教育20余年，其间，或执弟子礼，或从其质疑问学的学生远不止上述几位。学有成就的，还有林春信、佐左宗淳、人见传等人。

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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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处玄，唐时人,长安中征为左拾遗。很擅长写作文章，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神龙初，功臣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范最终没有采纳，于是去官还乡里。以病卒。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高适北游蓟门，曾拜访王昌龄、郭密之，留诗去。天宝八年(749)任诸暨令，建义津桥，筑放生湖，溉田2000余顷，便利百姓。事迹见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二。郭诗刻在浙江青田县石门洞磨崖上，其诗“古淡近选体”（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五）。《全唐诗》存诗1首，《全唐诗外编》补收诗1首。

张大安，唐魏州繁水（今河南南乐）人。仪凤二年（667）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受到章怀太子倚重。永隆元年（680）罢相，贬为普州刺史，终于横州司马任上。

刘济（757年－810年），幽州（今北京）人，唐朝藩镇割据时期任卢龙节度使，忠于朝廷。父亲刘怦，原为卢龙节度使朱滔手下的雄武军使，因忠勇义烈，深受军心，颇得朱滔信任，累官至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卢龙节度副大使、管内营田观察、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使。朱滔死后，传位于刘怦，贞元元年九月，刘怦病死，被朝廷追赠为兵部尚书，军中拥立刘济继位，任卢龙节度使。有该人物文献《刘济传》。"生平

早年经历

刘济是刘怦的长子，出生时难产，侍者初见刘济是一大蛇，黑气勃勃，莫不惊走，长大后，聪明异常，也深得父亲刘怦喜爱，累官至御史中丞，卢龙行军司马。当时，卢龙的治所幽州北处边境，常受乌桓、鲜卑等族的侵扰，刘济率军攻击，大败之，深入千余里，虏获不可胜纪，边境遂安。贞元年间，唐朝优容藩镇，节度使大都骄横不法，只有刘济对朝廷最为恭顺，进贡不断，因此唐德宗也很信任他，屡次加官，升迁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顺宗继位后，再迁检校司徒，唐宪宗时，再进位侍中。

元和初年

元和初年，唐宪宗命诸藩镇出兵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诸军大多迟疑不进，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甚至出兵帮助王承宗，刘济命牙将谭忠前往劝说，田季安意有所动，刘济大集诸将讨论是否讨伐王承宗，表示：“天子知我怨赵，今命我伐之，赵亦必大备我。伐与不伐孰利？”谭忠认为：“燕、赵为怨，天下无不知。今天子伐赵，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济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卖恩于赵，败忠于上，两皆售也。是燕贮忠义之心，卒染私赵之口，不见德于赵人，恶声徒嘈嘈于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刘济同意，决定出师讨伐王承宗，给下令军中：“五日毕出，后者醢以徇！”

率军克饶阳

810年，刘济率领大军七万人出发，攻克饶阳、束鹿，生擒三百余人，斩首千余级，献俘于朝廷，唐宪宗特旨褒奖，命他继续进兵。刘济率军攻瀛州，屡攻乐寿、博陆、安平等县，前后多有斩获，但此时刘济忽然生病，朝廷也赦免了王承宗，于是刘济率兵回镇，以功拜兼中书令。刘济镇守卢龙二十余年，深得军心，但诸子不和，祸起萧墙，刘济的长子刘绲任副大使，掌幽州留务，次子刘总为瀛州刺史兼行营都知兵马使，率兵屯驻饶阳。刘济有病后，性情凶暴的刘总便与[1] 判官唐弘实、孔目官成国宝等人密谋，企图篡位，于是派人假装是朝廷使者，在街上大喊：“朝廷以相公逗留无功，已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次日，又派人叫喊：“副大使旌节已至太原。”几天后，又派人叫喊说：“旌节已过代州。”卢龙举军惊骇，病中的刘济愤怒不知所为，于是诛杀主兵大将数十人，又命刘绲立刻返回行营。气愤至极的刘济自早至晚拒绝饮食，后因口渴索饮，刘总暗中投毒以进，刘济死，刘绲行至涿州，被刘总假以父命杖杀之，刘总于是自领军务。

为父发丧

数日之后，刘总才为父亲发丧，刘济死时正好五十四岁，唐宪宗思念他的功劳，特追赠为太师，并废朝三日，以示尊重，加刘济的谥号为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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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宗回，生卒年不详。字望渊，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少时读书废寝忘食，善学不倦，同舍生见其所作，嫉之，假他事殴辱。宗回逊谢，恬不与较，由是为乡党所重。登元和十年（815年）进士第，官终集贤校理。以父疾归，卒。事迹散见《唐诗纪事》卷四八、《广东通志》(《四库全书》本）卷四四。《全唐诗》存诗1首。

李景俭，字宽中，汉中王李瑀之孙。父李褚，官太子中舍。贞元十五年进士，历任谏议大夫， 性俊朗，博闻强记，颇阅前史，详其成败。自负王霸之略，于士大夫间无所屈降。 贞元末，韦执谊、王叔文在太子东宫执事，对他颇重视。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李纯即位，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被贬，李景俭因为守丧未遭波及。

朱景玄，唐朝武宗会昌(841-846)时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元和初应进士举，曾任咨议，历翰林学士，官至太子谕德。诗一卷，今存十五首。编撰有〈唐朝名画录〉。

[唐]字承烈，琅琊（今山东临沂）人，迁江都（今江苏扬州）。修礼子。少贫嗜学，工草隶，客居僧坊，写书取庸自给，凡三十年。庸足给一月，即止不取赢。武后（六八四―七o四）召擢太子文学，累进秘书少监。绍宗雅修饰，当时公卿莫不慕悦其风。中年小真书，体象尤异，行草及章草次于真。自谓：“褚虽已过，陆犹未及。”画师于殷仲容，画迹与仲容相类。 《历代名画记》、《唐书本传》、《图绘宝鉴》、《述书赋注》、《书断》

常达，是陕州陕县人，在隋朝做官任鹰击郎将。曾经跟随高祖（李渊）征战，与宋老生一起在霍邑作战，战败后自己隐藏起来，高祖以为他战死了，过了很久他却回来了。高祖十分高兴，任命他作统军，拜授陇州刺史。等到薛仁杲被平定后，高祖召见他，慰劳他说：”你的忠节，只有在古人中才能找到。接着抓来仵士政并杀了他，赏给常达三百段布帛。又封他为陇州刺史，死了。

卢贞，唐代诗人。字子蒙，生卒年不详。《全唐诗》卷四六三有卢贞小传云：“卢贞，字子蒙。官河南尹。开成中，为大理卿，终福建观察使。诗二首。”所录二首诗为：《和白尚书赋永丰柳》、《和刘梦得岁夜怀友》。《全唐诗》所收二诗及卢贞事迹见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九。

张抃（？－757）孝昌（今孝感）人。唐朝将领。为张巡属下裨将。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叛变，张抃从真源令张巡守雍丘。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安禄山部将尹子奇攻雎阳，张抃又随张巡协守该城。旋奉命突围至彭城，向许叔冀求援，许叔冀不应。转回雎阳途中，路遇突围而出的南霁云等30人，同至临淮，向贺兰进明告急。贺兰进明亦不欲发兵，但想留下南、张等人，特以酒乐招待。南、张抽刀各断一指，不食而去，复冲破重围返回雎阳。及城陷，张抃与张巡、南霁云等均不屈而死。

程弥纶，唐朝人，开宝间进士。

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僖宗中和中前后在世。登进士第。大顺中，（公元八九一年）尝预修国史。昭业著有文集十五卷，《全唐诗》传于世。

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年)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年表

公元661年，刘知几出生。
唐高宗永隆元年，举进士。授怀州获嘉主簿，曾多次上书言事。
圣历二年，任定王府仓曹，并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共同编写《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着作郎、左史、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与李峤等撰修唐史，成《唐书》80卷。曾探究本族历史，撰《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
神龙二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隶》。
景龙二年，辞去史职，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
开元二年，迁左散骑常侍。
开元九年，儿子刘贶做太乐令犯罪，为之申辩，玄宗怒而贬其为安州别驾。同年卒，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

生平

家学渊源
　　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着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颇有文名。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刘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比知几长十二岁。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知几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史学道路。

少年学习
　　有关刘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刘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刘知几《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刘知几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隋书·经籍志》着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
　　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应科举进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
　　《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

步入仕途
　　刘知几二十岁后步入仕途，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知几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入仕起至圣历二年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
　　证圣元年，刘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刘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败现象的批判。
　　就在这个时期，刘知几写了一篇《思慎赋》。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年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史馆遭遇
　　武后圣历二年，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这次调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时的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华。其二，则天诏修《三教珠英》，以为刘知几是个人选。据《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在圣历二年。
　　《三教珠英》于长安元年修成一千三百卷，次年知几出任著作佐郎。时年四十二岁。适如他自己所说：“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
　　。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职任。著作局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从六品上。自刘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回顾自己在史馆修史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嫉。”
　　刘知几自长安二年进入史馆，至中宗景龙四年，九年之中，“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一为史臣，一入东观。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这就是二为史臣。中宗还京不久，“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这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这些年，他参与修过《唐史》，重修《则天实录》等。但是，修史并没有给刘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记载说：“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刘知几辞去史任之后，出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

私撰史通
　　长安二年，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并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长安四年曾作了《刘氏家史》十五卷和《谱考》三卷。神龙二年中宗还京师，知几逗留东都。《史通·忤时》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大驾后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
　　“驿召至京”在景龙二年，自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知几“一为中允，四岁不迁”，但他“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定是集中精力撰写《史通》的三年。有人说他躬为史臣，不书国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写《史通》一事。知几于景龙二年被驿召至京，专领史事，迁秘书监。就在这时提出求退史职的要求。其实，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写着《史通》，至景龙四年二月，全书完工，凡二十卷。

著述传家
　　刘知几在景云元年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是东宫官，东宫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崇文馆也是东宫设置的。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馆。崇文馆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银青光禄大夫的封号在官秩上相当于从三品。这年，李隆基立为东宫太子，因为刘知几的“几”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太子名讳，知几便废名而以字行，因称刘子玄。上述情况可知，知几在玄宗为太子时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积极性。景云二年，刘知几写《释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将亲释奠于国学，主管部门草拟仪注，决定让随从官员都乘马著衣冠，刘知几以为不可，上议驳斥。
　　玄宗先天元年，刘知几奉诏与柳冲等改修《氏族志》。开元二年，刘知几等人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后升任散骑常侍。
　　开元四年十一月，刘知几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则天、中宗三朝实录，奏于执政，请援例恩赏。这是知几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国史、实录修撰。其中《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刘知几与吴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实录凡七十卷，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除上述与吴兢合修三朝实录外，还曾单独撰修过《睿宗实录》及《太上皇实录》。还有同吴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实录》。这样，刘知几实际上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四朝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旧唐书》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包括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撰述的《唐书》和各朝实录。刘知几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仅从这方面的成就而论，刘知几也不愧为一名称职的史官。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开元七年，刘知几论《老子》《孝经》注议》
　　玄宗开元九年，刘知几的长子刘贶任太乐令，触犯法律而判罪流放。为此事，知几“诣执政诉理”，皇帝听到十分震怒，于是贬授他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治在安陆县，就是今湖北安陆县北，已是远离京师。别驾，较之左散骑常侍，降级一品。旅途的辛劳，贬官的苦闷，使刘知几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后其诸子各有著作行于世》。

学术思想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着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

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着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

苏渊曾把刘知几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就刘知几的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

历史观点

求实精神
　　李秋沅的《〈史通〉的求实精神》一文认为，刘知几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曲笔。三是信灾祥，重人事。
　　代继华的《刘知几论实录》，把唐初政治、史馆修史制度与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实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实录史学原则。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用、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都纳入了这一“原则”范畴，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史学家。尤其是刘知几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御撰”《晋书》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馆所编撰的“唐史纪传”，等等，“实录”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史书评论
　　《史》、《汉》二史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尊班抑马”出现争议。刘文英说，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抑通史。抑马扬班，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也有道理。许凌云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刘知几“抑马扬班”辨》、《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三文主要认为刘知几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
　　施丁认为，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因此，全面来看，刘知几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指出长短，而以长为主。贾忠文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书》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

“史才三长论”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许凌云认为，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几对此认识，主要表现在“史学三才论”和“书法直笔记”的理论体系中。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
　　关于“三长论”何时提出，渊源何在，存在不同的看法。郑力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在长安三年。对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从古代的“文、事、义”和“意”演变而来的。“三长论”是对以往史学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高振铎的《刘知几和他的史才“三长论”》对以上两种观点均表异议。他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应在开元初年，具体时间是公元713年。其理由是，郑惟忠任礼部尚书在开元初年。其次，只有修史多年的体会才可能洞察得这样深刻。对于“三长论”的渊源。高文认为，“才、学、识”不是“文、事、义”和“意”等演变而来的，演变而来的讲法似是而非，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文、事、义”和“意”等概念的内容。“文”与“才”并不相配，“事”与“学”也不相类，“义”到象是“史识”，但刘知几在《疑古》、《惑经》中根本反对孔子不直书的史法。“意”和“义”也不能相提并论，范晔讲的“意”不是论史，而是论文学作品，论文章如何表达一个人的心意。

主要作品

作品集
　　刘知几着有《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史通》二十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玄集》三十卷；合着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文馆词林》。
　　有文集三十卷，已散佚，仅有《史通》传世。《全唐文》录其《思慎赋》、《奏记肃至忠》等文。《全唐诗》仅录其诗一首。敦煌残卷《珠英学士诗》中尚存诗三首，收入《全唐诗外编》。

代表作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例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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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皋，唐朝人，元和进士。诗一首。

岑文本（595-645年），字景仁，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人，唐太宗朝宰相，文学家。聪慧敏捷，博通经史。十四岁为父申冤，辞情激切，由是知名。萧铣荆州称帝，聘为中书侍郎。河间郡王李孝恭平定荆州，力劝安民。贞观元年，以为秘书郎，迁中书舍人，官至中书令，封为江陵子，参豫政事。贞观十九年，从征辽东，卒于途中，享年五十一岁，褒赠侍中、广州都督，谥号为宪，陪葬昭陵。"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祖父岑善方，仕西梁萧察，官至吏部尚书。父岑之象，隋末时期邯郸县令，遭人诬陷。岑文本十四岁时到司隶为父诉冤，辞情激昂恳切，召对明辩。其父冤狱得以昭雪，“由是知名”。

大业十四年，萧铣在荆州称帝，聘任岑文本为中书侍郎，负责起草文告。武德四年，唐军包围荆州，规劝萧铣投降。河间郡王李孝恭平定荆州，军中将士都想大肆抢掠，岑文本劝李孝恭说：“自从隋朝无道，群四海延颈盼望好的君主，现在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投降者，实在希望去危就安。王爷一定要纵兵抢掠，诚非鄙州从苦难中获得重生之意，也怕长江、岭南的人，向化之心受到沮丧。”李孝恭认为说得很对，立即下令禁止抢掠。于是江陵城中井然有序，秋毫无犯。南方各州县闻讯，皆望风归顺。文本先后被任用为荆州别驾、行台考功郎中。

贞观元年，岑文本被任命为秘书郎。先后上《藉田颂》、《三元颂》，文辞甚美，才名大震。后由李靖推荐，被提拔为中书舍人。武德中，诏诰及军国大事的文稿皆出于颜师古之手，而岑文本才思敏捷超过他。中书侍郎颜师古被免职后，任命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密文件。公元637年，他参与撰写的《周书》完成，被封为江陵县子。该书的史论多出自岑文本之手。

上书言事

贞观十一年，岑文本上书说：

臣闻创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世，有始有终，所以隆其基。今天虽亿兆人民平安无事，四方安宁，既承篷乱之后，又接凋敝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避犹少。覆盖之恩显奇，而疮痍尚未恢复；德教之风普及，而资产屡空。就以古人种树打比喻，年代久远，则枝叶繁茂；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给它培植厚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动它，必定枯槁。今天的百姓，颇类于此。常加葆养，则日渐繁衍生息；突然征发徭役，则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故帝舜说：“可爱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国解释说：“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孔夫子说：“君犹舟，人犹水，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就是古代贤明君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的道理所在。

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打猎游玩之娱；去奢侈节俭，减工役之费。秀静园内，而不求辟土；把弓箭收藏起来，但不要忘记武备。

当时，魏王李泰宠冠诸王，大修第宅，岑文本以为奢侈之风不可长，便上疏极力说明节俭的重要意义，对魏王泰的奢侈挥霍要有所抑制。太宗称赞他的意见，遂赐帛三百段。贞观十七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谦谨孝悌

岑文本虽然官高禄厚，但他却认为自己仍是一介书生，侍奉老母以孝闻名，抚育弟侄恩义甚诚。唐太宗称赞他“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当时，晋王李治新立为皇太子，许多名士兼任东宫官职，唐太宗也想让岑文本兼任东宫一个官职，但他一再拜谢说：“臣以平庸之才，早已超过了本分，守此一职，犹惧不能胜任，岂能再忝东宫的官职，以速遭时谤。臣请一心侍奉陛下，不愿再希望东宫的恩惠。”唐太宗只好作罢，但要他每隔五日去东宫一次，皇太子以宾友之礼待他。贞观十八年，被任命为中书令。一般人升官则喜，他却面带忧色。他的母亲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 “非勋非旧，过度承受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听说他升了官，都前来庆贺，他却说：“今受吊，不受贺”。有人劝他多置些田产，他叹道：“南方一平民，徒步人关，往日的希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罢了。而无汗马之劳，只因文墨致位中书令，这也到了极点了。承受俸禄之重，使我恐惧已经很多了，怎么还能再谈置买田产呢？”

岑文本在中书令重要岗位上任职，担负重任，赏赐丰饶，凡有财物出入，都让他的弟弟岑文昭管理，他一无所问。文昭当时任秘书郎，多交结轻薄之徒，唐太宗听说了很不高兴，曾从容地对文本说：“卿弟过多交结，恐累卿，朕将出之为外官，如何？”岑文本回答说：“臣弟幼年丧父，老母特别专念，不想让他连宿两夜离开其左右。若今外出，母必忧愁憔悴，倘若没有这个弟弟，也就没有老母了。”他一边说一边流泪抽泣。太宗同情他的爱母之心，没有把他的弟弟调出京都。只召见岑文昭严加诫约，终无过失。

病卒辽东

唐太宗将伐辽东，所有的谋划，都委托岑文本办理。贞观十九年，岑文本从太宗征辽东，因其“受委既深，神情顿竭，言辞举措，颇异于平常”。唐太宗见了十分担心，对左右说：“文本今与我同行，恐不能与我一同返回。”及至幽州，得了暴病，太宗亲自前往探视，流着眼泪安抚他。不久病卒，享年五十一岁，赠侍中、广州都督，谥号为宪，陪葬昭陵。

个人作品

岑文本有文集六十卷，多为诏书诰命之类。诗歌方面成就不大。《全唐诗》卷三三存其诗四首。

《奉述飞白书势》、《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平》、《安德山池宴集》

历史评价

上帝。’所谓忧能伤人，不复永年矣。洎羲而下，登清要者数十人。积善之道，焉可忽诸？”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性沉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平生故人，虽微贱必与之抗礼。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事母以孝闻，抚弟侄恩义甚笃。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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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惟俭，宣城当涂人，大历六年进士第，官和州刺史。诗一首。

柳郴（一作郯），唐大历间进士。集一卷，今存诗二首。

贾棱，长乐（今河北冀县）人。字号及生卒年不详。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壬申科状元及第。本科进士二十三人。其中有韩愈、欧阳詹、崔群、庾承宣等，皆当时才子，人称"龙虎榜"。考官：兵部侍郎陆贽。试题为《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贾稜中状元后入仕，官至大理评事。喜诗文。《全唐文》存其《明水赋》一篇。《全唐诗》存其《御沟新柳诗》一首。"生平

贾棱，长乐人。字号及生卒年不详。

唐德宗贞元八年壬申科状元及第。同榜欧阳詹名列第二、韩愈为第三，还有崔群、庾承宣、王涯、冯宿、李观、李绛等，皆一时才俊，时称龙虎榜。官至大理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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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讷，唐代官吏。字敦止，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人。进士及第。累升为浙东观察使。性急躁，不以礼待士，被属下所逐，贬为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刺史。后征召为河南尹。当时，境内洛水暴涨。他于旅途中不理而去，致使民房被洪水冲毁甚多，受时人批评。曾先后三次任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刺史，又任兵部尚书，卒于太子太傅。

崔邠（754—815），字处仁，清河武城人。祖佶，父陲，官卑。邠少举进士，又登贤良方正科。贞元中授渭南尉。迁拾遗、补阙。常疏论裴延龄，为时所知。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至中书舍人，凡七年。又权知吏部选事。明年，为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赐以金紫。邠温裕沉密，尤敦清俭。上亦器重之。裴垍将引为相，病难于承答，事竟寝。兄弟同时奉朝请者四人，颇以孝敬怡睦闻。后改太常卿，知吏部尚书铨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署，观者纵焉。邠自私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逢者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居母忧，岁余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时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简。"家庭成员

关于崔邠的父祖，崔郸的墓志称"“曾王父综，醴泉县令，赠吏部侍郎。大王父佶，太子中允，赠左仆射。烈考陲，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赠太师。”“与《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记载相同。而《旧唐书·崔邠传》却记载”“祖结，父倕，官卑。”“《新唐书·崔邠传》称”“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校注》卷二据杜牧《崔郾行状》以及刘禹锡《崔陲神道碑》已证明两唐书《崔邠传》其祖、父名之误。墓志记载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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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世次不详。初为会府从事，晚年官至泗州刺史。事迹见《诗话总龟》卷二三引《南部新书》。《全唐诗》存诗2首。

姓名：常雅，朝代：唐末五代，诗人籍贯：福建

唐进士。《全唐诗》存其诗1首，出于《纂异记》(见《太平广记》卷二八〇)。著有作品《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

萧德言，雍州长安人，齐尚书左仆射思话玄孙也。本兰陵人，陈亡，徙关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书。父引，陈吏部侍郎。并有名于时。德言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好属文。武德年间，任东宫属臣太子洗马。贞观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

路洵美出身于山东冠县，是宰相。生卒年不详。其先为魏州冠氏(今山东冠县)人，宰相路岩三世孙。岩贬死岭外，其子避地湘潭间，遂为永州祁阳(今湖南祁阳)人。五代时，楚王马殷子马希杲镇静江，荐之为连州从事。久之，因病辞职，终于家。事迹见《十国春秋》卷七三。《全唐诗》存诗1首。

生卒年、籍贯皆不详。后蜀时人，人称“淘沙子”。行事异常。事迹见《茅亭客话》卷三、《十国春秋》本传。《全唐诗》存诗1首。

舒元舆（791-835）字升远。婺州东阳上卢泉塘北人（又说浙江婺州兰溪垷坦人），其先祖曾任东阳郡守，祖父舒缜，授兰溪医学学训导、学正父敬之，母薛氏，其为长子。唐代大臣、诗人，唐元和八年（813）进士，初仕即以干练知名。曾任刑、兵两部侍郎，唐文宗时期两位宰相之一（兰溪历史上第一位官至宰相的人），另一宰相为李训，擅长写文章，有著作《舒元舆集》等，有作品被收录于《全唐诗》。舒元舆曾作《牡丹赋》，时人认为写得好。后来唐文宗赏牡丹时，吟诵其中词句，为舒元舆落泪哀悼。"生平

宰相裴度荐为兴元书记，所作文檄豪健，一时推许。元舆负才，锐意进取。太和五年上疏自荐，反复八万言，文辞精粹，出入今古，获文宗李昂嘉许。以擅文敢谏著称。宰相李宗闵谓其浮躁诞肆不可用。及李训得宠，召为左司郎中，充知杂事侍御史。九年七月权御史中丞。文宗省察记录囚徒罪状，因元舆奏辨明审，九月升御史中丞，以本官兼刑、兵两部侍郎，同平章事。时宦官仇士良专权。十一月，李训、舒元舆和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协势，铲除宦官势力。以左金吾卫石榴树上夜有甘露为名，诱使仇士良等往观，谋加诛杀。因所伏兵甲暴露，事败。元舆单骑出走，为仇士良神策军生擒，不日遭腰斩。史称"“甘露之变”"。弟元褒、元肱、元迥官同时。元褒早卒，余全被族诛。所著《牡丹赋有序》一篇，时称其工，一日，文宗绕栏微吟，为之泣下。大中八年昭雪。著有《舒元舆集》，以散佚。《全唐文》录存其文16篇。其文《贻诸第励石命》 、《录桃源画记》收入《唐代散文选》，其诗入《全唐诗》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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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良（公元？-632年），字不详，吴人。生年不详，卒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在隋时，任军事统帅杨素的记室（掌章表书记文檄的官员）。入唐，官右卫率府长史。与萧德言、庾抱，同为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学士。子良著有文集十卷，《两唐书志》传于世。

唐代南诏王称号：意为“君主”，南诏王閤劝（808－809年在位）自称。

袁朗，雍州长安人。勤学，好属文。在南朝陈时释褐秘书郎，甚为江总所重。尝制千字诗，当时以为盛作。陈后主召入禁中，使为月赋，染翰立成。迁太子洗马。仕隋，为仪曹郎。唐朝初年，授齐王文学，转给事中。贞观初年逝世。唐太宗称其谨厚，悼惜之。集十四卷，今存诗四首。

[唐]京兆高陵（今陕西高陵）人。中宗时（七0五――七0七）为户部尚书。工正书。王光庭所撰唐延安县幽堂碑，为其所书。《唐书宰相世系表、金石录、唐诗纪事》

于结，生卒年不详。雍州高陵(今陜西高陵)人。约于代宗大历中应进士试。十四年(779)崔宁欲荐为御史，为宰相杨炎所沮。德宗时累迁吏部员外郎，终谏议大夫。事迹散见《元和姓纂》卷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四。《全唐诗》存诗1首。

若虚，南唐僧。隐庐山石室，李主累征不就。

[唐]（约公元八o六午前后在世）字不详，广陵人。有诗三首。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宪宗元和元年前后在世。贞元间，慕孟郊之名，不远千里而访之，故为诗格范相似。与李涉友善，常相酬唱。其余事迹均不详。

张昌宗（？－705年），定州义丰（今河北省安国）人，排行第六。美姿容，人称六郎美如莲花。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张昌宗经太平公主推荐入宫侍奉武则天，张昌宗向武则天推荐了哥哥张易之，兄弟一起入寝宫侍奉。朝内高官、宗室并称易之、昌宗二人为五郎、六郎。张昌宗官至春官侍郎，封为邺国公。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敕张昌宗和李峤、张说等学士编撰《三教珠英》。武周晚年，与其兄张易之把持朝政，败坏朝纲。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十二日，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暐、袁恕己、李多祚等大臣趁武则天病重发动神龙政变，迎李显复辟，诛杀张昌宗、张易之。"生平

成为男宠
　　武则天执政时，张昌宗得到太平公主的推荐，受到武则天的宠幸。张昌宗向武则天介绍说张易之才干超过自己，善于炼制药物。武则天立即召见，很喜欢他。兄弟两人都得到宠爱，出入宫廷，修饰打扮，衣着华丽，极力整治得逗人怜爱。召见当天，武则天就任命张昌宗为云麾将军，行使左千牛中郎将职务，张易之为司卫少卿，赐给住宅一处，绢帛五百段，大量的男仆女婢、骆驼、牛马供他使用。没几天，提升张昌宗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给防阁官员担任警卫，和朝臣们一样每月初一、十五朝见武则天；追认他的父亲张希臧为襄州刺史，母亲韦氏、臧氏一起封为太夫人，宫中女官尚宫每天去看望请安。诏令尚书武迥秀同臧氏秘密往来。张昌宗进宫任职不到十天半月，权势震惊天下。武家的各个兄弟以及宗楚客等人抢着上门，讨好巴结，亲自替他牵马递鞭，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又任命张昌宗为右散骑常侍。[1]

醉生梦死
　　武则天每当宴饮聚会，那么张易之、张昌宗和武家兄弟就一同侍候，用掷骰赌博比本领取乐，有时嘲笑诋毁公侯卿相，公开地干迷乱疯狂的事，不再有什么羞耻畏惧。当时无德轻浮的人又讨好地说张昌宗是周灵王的太子仙人王子晋转胎，武则天让他穿上羽衣、吹着洞箫、乘上假鹤，在庭院来回飞翔，好像是仙人骑鹤升天的样子，侍从的文人抢着以这为题吟诗讨好武则天。武则天得知丑闻传得厉害，想出办法掩盖，便诏令张昌宗就在宫中撰写文章，带着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家谟、徐彦伯等二十六人撰述《三教珠英》。任命张昌宗为司仆卿、张易之为麟台监，权势显赫。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请求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不同意，改任他为春官侍郎，封他为邺国公，张易之为恒国公，各获收纳三百户租税的实封。[2]

把持大权
　　武则天年事已高，张易之兄弟独揽朝政大权，邵王李重润和永泰郡主暗地非议，都被判处绞刑。御史大夫魏元忠曾经弹劾禀奏张易之等人的罪行，张易之向武则天申诉，反而诬告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相约说：“天子年老，应该挟持太子做个能长久保持友谊的朋友。”武则天问：“谁是证人？”张易之说：“凤阁舍人张说。”第二天在朝廷辩论，都无证据，但是魏元忠、张说都被驱逐。此后张易之等人更加放肆，贪赃枉法，御史台弹劾禀奏，诏令宗晋卿、李承嘉、桓彦范、袁恕己审查，但司刑正贾敬言观察武则天心意，禀奏张昌宗强行购买他人货物，罪刑判为赔偿财物，诏令说行。李承嘉、桓彦范进言说：“张昌宗贪占赃款四百万，还应该罢官。”张昌宗张扬说：“我对国家立有功劳，不应该罢官。”武则天向宰相们咨询，内史令杨再思说：“张昌宗主持炼制药物，陛下吞服很有效验，是个功劳最大的人。”立即诏令释放了他，把罪行推到他的哥哥张昌仪、张同休身上，都降了职。[3]

政变被诛
　　后来武则天长久生病，居住在长生院，宰相们都不能进去拜见，只有张昌宗等人在她身边侍候。张昌宗担心武则天死了，灾祸就要到来，就带领同伙日日夜夜一起商议干不法的事。但是小人疏忽邪恶，连与此无关的人们都知道了，甚至有人在交通要道旁边张贴传单张扬这些事。

左台御史中丞宋璟多次请求审查拘捕，武则天表面答应宋璟，很快诏令宋璟离京审查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改令司刑卿崔神庆查问案情。崔神庆胡乱禀奏说：“张昌宗应当宽免。”宋璟坚持禀奏说：“张昌宗依照法律应当斩首。”武则天不同意，左拾遗李邕进言说：“宋璟的话，是为江山社稷着想，希望批准。”武则天始终不同意。[3]

神龙元年，张柬之、崔玄暐等人率领羽林军迎接皇太子李显进宫，到迎仙院处死了张易之、张昌宗，他们的哥哥张昌期、张同休、从弟张景雄都在天津桥斩首示众，万民欢欣雀跃，将他们的尸体一块块地割下来拿走，一个晚上就割光了。获罪流放贬官的几十人。

天宝九年，张昌期的女儿自己呈递奏表申诉，杨国忠替她帮忙，玄宗李隆基诏令恢复张易之兄弟的官职爵号，给张同休的一个儿子赐予官职。

家庭成员

父：张希臧

母：韦氏阿臧

兄弟：张易之、张昌期、张同休

从弟：张景雄

轶事典故

装扮子乔
　　武则天很羡慕传说中的周灵王太子姬晋，即王子乔，这位王子乔传说擅吹笙作凤鸣，后随浮丘公登仙而去，成仙后还乘白鹤现于缑山。于是，其侄儿武三思就想讨其欢心，告诉武则天说：“我以为六郎之美，已非凡世所能有，他一定是王子乔转世。”武则天很喜欢迎这个说法，就下令建造鹤麾并制木鹤，将张昌宗打扮成她心目中的王子乔模样，果然仿若神仙中人。[5-6]

残忍无道
　　张易之任控鹤监，他的弟弟昌宗任秘书书监、昌仪任洛阳县令。他们相互争比奢侈。张易之做了一个大铁笼子，把鹅鸭放在里边，在笼子当中烧炭火，又在一个铜盆内倒入五味汁，鹅鸭绕着炭火行走，烤得渴了就去喝五味汁，火烤的痛了自然会在里面转圈地跑，这样不多久表里都烤熟了，毛也会脱落于尽，直到肉被烤得赤烘烘的才死去。昌宗是把一头活驴拴在一个小屋子里，烘起炭火，再放一盆五味汁，方法与前边所讲的一样。昌仪是在地上钉上四个铁橛子，把狗的四只爪子绑在橛子上，然后放出鹰鹞，把狗按在下面吃它的活肉，把肉都吃尽了狗还没死，那狗的号叫声极为酸楚，让人再也不忍听下去。有一次张易之路过昌仪家，很想吃马肠，昌仪便牵来手下人的乘骑，破开马的肋骨取出肠子，过了很长时间马才死去。后来易之、昌宗等被诛杀，老百姓把他们的肉切成小块，那肉又肥又白就像猪的脂肪，被人们煎烤而吃掉。昌仪是先被打折了两个脚腕，再摘出他的心肝，之后才死去，然后砍下他的头送往京都。当时人们说这是他们残害那些狗和马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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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进士。诗一首。

生卒年不详。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事迹散见《唐诗纪事》卷二〇，《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二、二五，《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全唐诗》存其《嘲赵谦光》诗1首。谦光乃高宗咸亨中进士。

周利用，中宗时，与御史大夫郑惟忠同送金城公主和蕃。诗一首。

杨奇鲲（？—883）鲲一作混、肱。白族，唐时南诏叶榆（今云南大理北）人。南诏宰相、诗人。曾任南诏布燮（清平官名称）。"生平

杨奇鲲鲲一作混、肱。白族，唐时南诏叶榆人。南诏宰相、诗人。曾任南诏布燮。诗人。唐中和三年，曾奉命赴成都，迎唐安化长公主嫁南诏王隆舜，被僖宗鸩死。一生诗作甚多，今仅存《游东洱河》、《岩嵌绿玉》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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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曦，（677－750）[唐]定州鼓城（今河北晋县）人。进士。开元初，累迁中书舍人内供奉，国子祭酒。工正书，景云二年（七一一）褚庆文所撰唐胜业寺双弥勒像碑，为其所书。《唐书本传、金石录》。"生平

赵冬曦，唐定州鼓城人。进士及第，历官左拾遗、监察御史、入集贤院修撰、考功员外郎、直学士、中书舍人内供奉，以国子祭酒卒。从儒家的“礼”和“仁”思想出发，提倡“德主刑辅”。他认为，古律条目千条，隋时奸臣弄法，著律时提出“律无正条，出罪举重以明轻，入罪举轻以明重。”的断狱原则。一辞出而废条目数百。自此轻重依其爱憎，被罚者不知其所以然。法律易知，则下不敢犯；文义深，“则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应该刊定科条，直书其事。犯罪者虽贵也按律以断。律明确则人相信，法律统一则人主尊。他还强调选拔官是治政之本。古时择选牧宰，皆出于台郎御史，以为荣升。亲民之官，人命所录，故贵其位，而重其人。今则不然，京官不称职，派为外任；大邑负累，降为小邑；近官不胜任，迁为远官。此处不行，派往彼处何以能治。这是重近民而贱远民。冬曦久任学士、国子祭酒，推动了唐代儒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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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广平（今安徽宿县）人。志廉子。官至少卿。善正、行、草书，习右军（王羲之）法，唐太宗甚爱其书。自任润州、湖州、筋骨渐备；任申、邵等州，体法又变。上元三年唐高宗撰唐明征君碑，即为正臣行书。金陵（今南京）亦有其书。字画殊有欧、虞遗风。《书断、东观余论、书史会要》个人作品。

尉迟汾，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与韩愈同游洛北惠林寺。时方应进士试，韩愈致书试官，以出群之才荐。"生平

字里不详。德宗贞元十七年与韩愈同游洛北惠林寺。时方应进士试，韩愈致书试官，以出群之才荐。次年登进士第。宪宗元和间，任太常博士。迁祠部员外郎。敬宗宝历元年任国子司业。文宗大和二年任少监。旋官卫尉少卿，曾陪河南尹王璠至嵩山祭岳，并作诗状嵩高灵胜。次年任河南少尹。事迹详《登科记考》卷一五、《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二二。《全唐诗》存诗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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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晙（653年－732年），沧州景城（今河北沧县）人，唐朝宰相、名将。王晙明经出身，授清苑县尉，后任殿中侍御史、渭南县令，在任桂州都督时，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深得百姓爱戴。后来，王晙历任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安北大都护、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此后，王晙历任吏部尚书兼太原尹、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朔方军节度大使、蕲州刺史、户部尚书。开元二十年（732年），王晙去世，追赠尚书左丞相，谥号忠烈。"生平

早期事迹
　　王晙祖籍沧州景城，后迁至河南洛阳，父亲王行果，官至长安县尉。王晙年幼丧父，由祖父王有方抚养长大，生性豪放旷达、勤奋好学。

672年，王晙考中明经科，被授为清苑县尉，后任殿中侍御史。

后来，朔方军元帅魏元忠出征失利，将罪责推给副将韩思忠，奏请将其诛杀。王晙却认为：“韩思忠是副将，兵权不在自己手里，而且他有勇有谋值得爱惜，不该单单处罚他一个人。”于是上表辩解。韩思忠因此得到释放，而王晙也被调任渭南县县令。

709年，王晙出任桂州都督。此前，桂州的驻军一直依靠衡州、永州等地提供粮饷。王晙到任后，修筑城郭，撤去驻军，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数千顷，使百姓丰衣足食。后来，王晙请求调回家乡，结果桂州百姓一起上书朝廷，请求让他留任。朝廷闻讯后，特下诏表彰王晙的功绩，让他留任一年。王晙离任时，桂州百姓又刻石立碑歌颂他的功德。

击破吐蕃
　　714年，王晙以鸿胪寺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之职兼任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统领丰安、定远、三受降城等地军队。他将安北大都护府治所迁到中受降城，并实行屯田之策。不久，王晙又改任太仆寺少卿、陇右群牧使。

同年，吐蕃兴兵十万入侵临洮军，驻军于大来谷口。王晙率所部两千人与临洮军会师，又挑选精兵七百人换穿吐蕃服装，分为前后两队，乘夜偷袭吐蕃军营。在距离敌军五里时，王晙命前队大声呼喊，后队击鼓响应。吐蕃军以为唐军主力赶到，惊恐之中，自相残杀，死伤惨重。

不久，右羽林将军薛讷也率军赶到，在大来谷二十里外的武阶谷，遭遇吐蕃拦截。吐蕃在王晙与薛讷两军之间，摆开战阵，连绵数十里。王晙趁夜命精兵袭击敌军，再次大败吐蕃。与薛讷会师后，王晙乘胜追杀，一直追到洮水，将吐蕃掠走的牧马全部夺回。

战后，王晙被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爵清源县男，兼任原州都督。不久，王晙又改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讨平叛胡
　　716年，突厥默啜可汗被拔曳固部落袭杀，部下大多都投降唐朝，被安置在河曲地区。不久，毗伽可汗继位，突厥降户都逐渐萌生叛意。

王晙得知后，便上奏朝廷，认为突厥是迫于形势方才归顺唐朝，让他们久居边境会引发祸患，建议胁之以威，诱之以利，并将他们迁徙到黄河以南，使其逐渐汉化。同时，王晙还认为，如果不将突厥降户安置在内地，等到黄河封冻，必将发生变故。结果，朝廷尚未答复，突厥降户便已反叛。

同年十月，唐玄宗诏命王晙率并州军队渡河平叛。王晙抄小路进军，轻骑奔袭，不料夜遇暴风雪，难以行进。王晙担心耽误时间，对神灵祷告道：“如果我不应该出兵讨贼，就惩罚我一个人好了，为什么要连累众将士？如果我是忠心为国，就请上天停止下雪，调转风向，助我讨贼成功。”随即，风停雪止，王晙遂率军急驰。这时，叛军分成两路逃跑，王晙沿东路追击，斩首三千。战后，王晙升任左散骑常侍、朔方行军大总管，又改任御史大夫。

720年，散居在受降城附近的□跌部落与仆固都督勺磨暗中勾结突厥，企图攻占受降城。王晙闻讯后，秘奏玄宗，然后将他们引诱入中受降城，全部诛杀。不久，王晙被授为兵部尚书，充任朔方军大总管。

721年，兰池胡人康待宾发动叛乱，攻陷六胡州，进逼夏州，唐玄宗诏命王晙与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一同平叛。王晙认为单凭朔方军便能平叛，因此奏请皇帝，要求让郭知运返回陇右。但是，奏疏未报，郭知运便已赶到，并因此对王晙不满。不久，王晙生擒康待宾，进爵清源县公。

同年九月，郭知运纵兵攻打已经被王晙招降的叛军。投降的叛军以为被王晙出卖，纷纷逃走，再次反叛。唐玄宗认为王晙未能平定胡人叛乱，将他贬为梓州刺史。

晚年生活
　　722年，王晙被起复为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

723年正月，唐玄宗北巡，改并州为北都太原府，任命王晙为吏部尚书兼太原府尹。四月，王晙接替张说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金紫光禄大夫。五月，王晙又兼任朔方军节度大使，统领河西、陇石、河东、河北诸军。

同年十一月，唐玄宗到南郊祭天，让王晙回京参加大典。但王晙恐怕突厥趁机入侵，上表推辞，受到玄宗的嘉勉。这时，许州刺史王乔的家奴状告王乔与王晙暗中勾结，意图谋反，玄宗便命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说进行调查。王晙虽无反意，但玄宗还是以前次违诏为罪名，将他贬为蕲州刺史。

726年，王晙升为户部尚书，再次担任为朔方军节度使。

732年，王晙去世，终年七十余岁，追赠尚书左丞相，谥号忠烈。

轶事典故

感愧宋璟
　　武则天时，魏元忠被张易之兄弟陷害，贬为高要尉。王晙上奏皇帝，为他申辩。凤阁舍人宋璟劝道：“魏公已侥幸免死，现在你又来惹天子发怒，能不倒霉吗！”王晙大义凛然地说：“魏公忠正无二却受到处罚，我激于正义才这样做，即使因此而颠沛流离，也不会后悔。”宋璟惭愧地道：“宋璟不能辨明魏公所受的冤屈，实在是有负于朝廷。”

保护刘幽求
　　刘幽求被发配封州时，广州都督周利贞受宰相崔湜指使，准备加害刘幽求。王晙得知这一阴谋，便将刘幽求扣留在桂州。周利贞闻讯，屡次发公文索要刘幽求，王晙都不予理睬，周利贞便将此事上奏朝廷。崔湜数次向王晙施压，让他遣送刘幽求，但王晙依旧不予理睬。刘幽求担心地道：“您违抗宰相的命令而保护一个被流放的人，势必无法保全，只不过是让您受牵连罢了。”于是请求王晙放他去广州。王晙道：“您所犯的罪过还不至于让朋友与你绝交，我王晙为国家的事而获罪，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最终还是没有将刘幽求遣送到广州。刘幽求因此而得以幸免。

后世地位

779年，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王晙与李孝恭、尉迟敬德等十四位凌烟阁功臣同列第二等二十四人之内。

780年，王晙与裴寂、刘文静等三十四人被定为功臣上等。

782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山公王晙”。

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王晙。

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王晙亦位列其中。

家庭成员

祖父：王有方，曾任岷州刺史。

父亲：王行果，曾任长安尉。

儿子：王班，曾被授为朝散大夫。

孙子：王殷任，曾任太原少尹、易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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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约公元八三一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太和中前后在世。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登进士第。终侍御史。标所作诗，今仅见存于全唐诗者十二首。

陆扆(847—905)，初名允迪，字群文，祥文，陆赞、陆贽族孙。原籍嘉兴，客居于陕西。"生平

唐光启二年从僖宗幸南山，第进士，为巡官。累官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陆扆工属辞，文思敏捷。昭宗曾作赋，诏学士皆和，扆最先就，昭宗赞叹说：“贞元时陆贽、吴通玄兄弟善内廷文书，后无继者，今朕得之。”乾宁初年，历任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尚书左丞，封嘉兴县男，徙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覃王兵犯凤翔，昭宗要派兵镇压，陆扆以为时局刚刚安定，不宜征战，触犯昭宗，贬为峡州刺史。乾宁四年授工部尚书，后转兵部尚书、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兼户部尚书，封吴郡开国公。九月，转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天复元年进阶特进，兼兵部尚书。藩镇朱全忠逼昭宗迁都洛阳，时崔胤执政，贬陆扆为沂王傅、分司东都。昭宗被害后，陆扆贬为濮州司户参军，最后被杀于滑州白马驿。卒年五十九。善作真字，有赠恐光草书歌，笔迹不减古人。著有文集7卷。事迹收录于《唐书本传》、《宣和书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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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奉天人。乾符五年登进士第，释褐凤翔推官，入为监察御史。乾宁三年，从驾幸华州，拜御史中丞，改礼部侍郎。后仕梁，至宰辅，封齐国公。诗八首。"生平

赵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岭南节度使。祖存约，兴元府推官。父隐，右仆射。光逢与弟光裔，皆以文学德行名。光逢幼嗜坟典。昭宗幸石门，光逢不从，昭宗遣内养戴权诏赴行在。改礼部侍郎、贡举。光化中，王道浸衰，南北司为党，光逢素惟慎静，虑祸及己，因挂冠伊洛，屏绝交游，凡五六年。门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入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累转左仆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爱其才，征拜司空、平章事。无几以疾辞，授司徒致仕。《唐摭言》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复征拜上相。

评价

赵光逢年幼时爱读经典书籍，一举一动都很守规矩，人们把他看作像“玉界尺”那样正直温和的人。赵光逢眼见王道衰退，有人结党，他担心灾祸殃及自己，因而辞官到伊洛隐居，前后达五六年之久。 曾经有个女道士寄放了二十两黄金在他家里，后来女道士死了。二十年后，赵光逢便将金子交给官府，金子上的旧封条还在。

同光初年，他的弟弟赵光胤为平章事，时常到家中拜访，曾经谈到政事，有一天，赵光逢在门上题字道：“请不要谈论中书省的事。”他就是这样清净寡欲，端正沉默。曾经有个女道士寄放二十两黄金在他家里，碰上乱世，女道士死在别处。二十年后，金子不好还给谁，便交给河南尹张全义，请转送给道观，金子上的旧封条还在。他在两个朝代任官，四次退休，遵行伦常，不暗中作坏事，官员绅士都敬仰地把他当作名教主。天成初年，迁太保退休，封齐国公，死在洛阳。皇上下诏赠为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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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崇嘏，临邛(今四川邛崃)人，父亲曾在蜀中任使君，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诗善文，琴棋书画，无一不精。12岁父母亡故后，家境清寒，与老保姆相依为生。成年后常女扮男装，四处游历。公元888年，因故被诬为纵火人，写诗向知州周庠辩冤，得其赏识。获释后，经周庠推举，代理司户参军一职。周庠又欲将其女嫁予黄崇嘏为妻。黄无奈修书一封，表明“女身”，并向周庠辞职。归乡后，守贫而终。关于黄崇嘏身世，又有其曾代兄考中状元一说，故其素有“女状元”之美称，为黄梅戏《女驸马》之原型。"生平

记载五代十国历史的《十国春秋》中《前蜀》12则记载了黄崇嘏的生平事迹。

黄崇嘏是临邛人，父亲曾在蜀中任使君，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诗善文，棋琴书画，无一不精。她12岁时父母相继亡故后，家境清寒，与老保姆相依为生。成年后常女扮男装，游历川东、川西，增长阅历见识。公元888年有一次县城发生大火灾，她正以男装偶从乡间来城，路经现场被诬为纵火人，由知县派人押送到州里，知州周庠“令系狱中”。她听说周庠为官清正，就写诗辩冤。

诗云：偶离幽隐住临邛， 行止坚贞比涧松。 何事政清如水镜， 绊他野鹤向深笼。

周庠得诗后，惊其才情，便亲自召见黄崇嘏，查询实情。黄崇嘏自称“乡贡进士”,并说：“学生知文识礼，一向奉公守法，怎会做出纵火犯罪之事，实属被人诬陷，恳请大人明察。”周庠见她举止斯文，态度从容，判定是无辜蒙冤，“随命释放”。

几天后，黄崇嘏“复献长歌”，洋洋洒洒，意新韵美，周庠更为惊奇，就在学院召见她。让她与自己的儿子、侄子一起研讨学问。黄崇嘏多才多艺，“雅善琴弈妙书画”，更得到周庠赞赏，不久，就举荐她代理司户参军。黄崇嘏到任后，办事干练，一些积压多年的疑难案件也很快审理清楚，“胥吏畏服”。上任一年，卓有治绩。

周庠见黄崇嘏英俊多才，三十尚未成家，就主动提出把心爱的女儿嫁给黄崇嘏。正当周庠等候黄崇嘏遣媒送聘的时候，黄崇嘏却送来一封辞职求隐的信，并附了一首诗：

一辞拾翠碧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

自服蓝衫居郡椽，永抛鸾镜画蛾眉。

立身卓尔青松操，挺身铿然白璧姿。

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

黄崇嘏这首诗表明：自己女扮男装，当了州里的小官后，就再未梳妆打扮了，但仍然像“青松”、“白璧”那样保持姑娘的操守，立身清正。如果周庠要让自己作“女婿”的话，只好祈愿老天能马上把自己变成男子。 周庠览诗之后，方知黄崇嘏是个女子，急忙召见，仔细询问，才得知黄崇嘏为黄使君之女，周庠“益嘉其贞节”，就顺从了她的意愿，赠送了一笔生活费，让她辞官归乡里，此后她与一老妪一起生活在蓬舍，守贫而终。

后来，金元杂剧《春桃记》、明代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均记黄崇嘏中状元之事。明代杨慎的笔记《杨升庵外传》亦记此事。这些戏曲、笔记主要内容大体相同，都记黄崇嘏20岁女扮男装赴成都应考，高中头名状元。主考官周庠时为宰相，喜其英俊多才，欲以为婿，黄写诗婉拒，周得知真相后方才作罢。次科周庠之子周凤羽亦中状元，周庠则改以黄为媳。蜀王封黄崇嘏为夫人，并加号清奇君。

邛崃市火井镇银台村有崇嘏山，崇嘏塔、崇嘏墓、状元桥，原山顶的崇嘏庙已毁，遗址有“王蜀女状元黄崇嘏之墓”的石碑。据清光绪十六年所立黄崇嘏墓碑文及黄故里传说，黄崇嘏的身世又有所不同：黄之兄黄彦屡试不中，忧愤而死，为出这口怨气，黄崇嘏毅然决定女扮男装应考而中状元，后任司户参军，后来丞相周庠将她的书信转呈皇上，批准黄崇嘏“状元身乘侍郎之父移归梓里”，她回乡葬父后，依母姓改名杨姑，隐居于铜鼓山中，后贫病而死，终年41岁。后人为弘扬她挑战世俗的精神，将铜鼓山改名崇嘏山。虽然“中状元”之事属后人附会而非史实，但由于黄崇嘏是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才女，确曾女扮男装，当过司户参军，有理政之才，又曾以诗辞婚，富有传奇性，加之文人编成剧本，因而流传后世，影响很大。明人郎瑛在《七类修稿》中以封建卫道者的口吻指责黄崇嘏有“三不洁”：“伪为男子上诗，一不洁也。服役为吏，周旋于男子中，二不洁也。事露而不能告所愿，复以诗戏，三不洁也。何谓青松、白璧之操耶?”而清代女诗人王筠则非常敬佩黄崇嘏，把黄与女扮男装的古代女英雄花木兰并列，在《鹧鸪天》一词中唱道：“闺阁沉埋十数年，不能身贵不能仙。读书每羡班超志，把酒长吟太白篇。怀壮志，欲冲天，木兰崇嘏事无缘。玉堂金马生无分，好把心情付梦诠。”表达了封建社会中女子怀才不遇、难展抱负的悲愤心情，并为此写出了反抗封建礼教的传奇《繁华梦》。现在流行全国的黄梅戏《女驸马》，演冯素卿因继母不贤，被迫离家，女扮男装后考中状元，招为驸马，亦因巧于应付，化险为夷，终于与丈夫李兆廷团聚的故事，大概也是由黄崇嘏女扮男装招为相婿的故事敷衍而成。成都温江作者冯晚榆最近创作了23集电视连续剧《第一女状元黄崇嘏》，还获得了成都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颁发的鼓励奖。作为艺术创作，这自然是可喜的，但不能把它作为史事看待。 在由唐至清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时代，共有592名文科状元和118名武科状元，全是男性。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不会有女状元的，只有太平天国时期的东王杨秀清曾开女试，南京姑娘傅善祥考中状元，她才是中国科举史上唯一的女状元。

总之，黄崇嘏确实是有诗才又有理政之才的才女，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为妇女争光，为川人扬名，这一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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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次不详。与吴叔达同时。《全唐诗》收省试诗《言行相顾》1首，出《文苑英华》卷一八九。

中孚妻张氏，生卒不详，山阳人，工于诗，尤善歌行，诗名甚著。《诗薮外编》称她“可参张籍、王建间”，《唐音癸签》赞誉其诗为“尤彤管之铮铮者”。《全唐诗补编》存其诗一首。

[唐]女。宣州旌德（今安徽旌德）崔氏婢。精刺绣。《妙女传》、《女红传徵略》

吉中孚 [唐]（约公元七八六年前后在世）字、号、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鄱阳人，约唐代宗大历年间前后在世，大历十才子之一。工诗歌，与卢纶、钱起等齐名。初为道士，后还俗。至长安，谒宰相。有人荐于天子，日与王侯高会，名动京师。未几，进士及第，授万年尉，除校书郎。又登宏辞科，为翰林学士。历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判度支事。中孚著有诗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生平

在唐代，一个道士能够入朝出仕，一定要有内外大臣举荐，得到皇上赏识才行。大历初，吉中孚还俗，以道从儒，成为宰相元载府上的嘉宾。由于“元载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元载得以策入高科。李端在《送吉中孚拜官归楚州》中写道：“初戴莓苔帻，来过丞相宅。满堂归道师，众口称诗伯。”在另一首诗中他又说：“毛遂登门虽异赏，韩非入传滥齐名”；“年少奉亲皆愿达，敢将心事向玄成。”中孚受元载的举荐保奏，征拜为校书郎。与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同游于驸马郭暧之门。大历十年或十一年，登博学宏辞科，一说中书判提萃科。大历十二年，元载以罪诛，因中孚与元载仅系道友诗文之交，并未参与其“侈僭无度，排斥忠良”之举，故未受株连坐累。中孚“贞元初，知制诰，与陆贽、韦执谊、吴通元等同视草。”此说始见于《旧唐书·吴通元传》卷190下，是专对吴通元而言。而吉中孚知制诰是在贞元前，先于吴通元。《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载吉中孚于“建中元年为万年尉，迁司封郎中、知制诰。贞元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六月改谏议大夫。”吉、陆、韦、吴都曾充翰林学士，贞元初四人同视草。史载：陆贽长于制诰政论，世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韦执谊亦富词藻，而吴通元以文思敏睿为德宗所重，“凡中旨撰述，非通元之笔，无不慊然。”中孚与陆贽等同视草，足见其不仅以诗闻名，而且也是撰拟诏旨的能手。他于文雅之余，亦善理财。“贞元二年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两税”，即掌管国家的财政收支与夏、秋两税事务。这与上述“贞元中，吉中孚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典邦赋”是一致的。在此期间，他曾权判吏部侍郎，为中书舍人。不久，卒于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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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纬（生卒不详） 唐大中元年（847）前后在世。湘南（今湖南衡阳、衡山等地）人。咸通年间（860～874）进士。善诗，尚苦吟，造语新奇，风格近似贾岛，曾构思十年，成《古镜诗》，中有“篆经千古涩，影泻一堂寒”之句，为世传诵。其名篇《中秋月》、《琴》录入《全唐诗》，余多散失。

李频（818—876），字德新，唐大中元年(847)，唐寿昌长汀源人（今建德李家镇）葬于永乐(今李家)，唐代后期诗人。幼读诗书，博览强记，领悟颇多。寿昌县令 穆君 游灵栖洞，即景吟诗：“一径入双崖，初疑有几家。行穷人不见，坐久日空斜”。得此四句后稍顿未续。时李频从行，续吟：“石上生灵笋，池中落异花。终须结茅屋，到此学餐霞。”穆君大为赞赏。但此诗根据史学家考证是李频本人所作。"轶事

本文所要讲述的，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姚合，因爱才惜才遂把爱女嫁给了青年诗人李频的故事。自身原本就很有才华的姚合，在担任杭州刺史时，因爱惜人才而流播着一桩佳话。

睦州青年李频，长得非常清秀；他从小就非常聪敏，记忆力特强，所以很早便写得一手好诗。李频从诗友方干那里获悉，姚不仅有着不凡的诗才，而且还特为赏识别人的才华。居住在西山的李频觉得自己老住在乡下也不是久长之计，遂不远千里跑到杭州，请姚合给他的诗作出品评；李频心想，姚的评定说不准将会给自己有颗定心丸吃呢。

在杭州太守府里，李频把自己的身世向姚公简单扼要地作了介绍，然后便恭恭敬敬地把随身携带着的诗文稿呈献给他。一翻开诗文集，一首题为《湘中送友人》的七律诗，直跃入了姚公的眼帘。读罢，姚公不禁掀髯大喜道：“君有此诗才，来科考取进士，又有何困难哉！”李频一听，既惶恐又很兴奋地向姚公深表感谢，同时自谦地请姚大人多加指教。姚合点了点头，就莞尔吟起了这诗来：

中流欲暮见湘烟，岸苇无穷接楚天。

去雁远冲云梦雪，离人独上洞庭船。

风波尽日依山转，星汉通宵向水悬。

零落梅花过残腊，故园归去又新年。

“好诗啊，真是好诗！”姚合自言自语道：“首联对起的作法，自从老杜以后，真正能做到如此绾合自然的已属不多见。而且此诗先写湘水连天，正为离人独往凄凉一衬呢！如此幽情寓思，实乃精妙之极！”李频喜上眉梢；心说，人们传说惜才爱才的姚大人果然名不虚传！

此时，姚合手里拿着诗稿，严肃地凝视着李频并询问：“贤契可曾成家？”李频当即恭敬作答道：“回大人，小生由于一直攻读书史，尚且无暇顾及成家之事。”姚合便大喜道：“本官愿以小女为君侍奉箕帚，不知意下何如？”李频更是兴奋不已地向姚大人深施一礼道：“多谢大人垂青！”由于这首绝妙好诗所起的作用，杭州刺史姚合便把爱女嫁给了青年诗人李频。

姚太守之所以把爱女嫁给诗人李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颇为看好李的人品，也许这才是姚出嫁爱女的主要意旨所在。事实上，此前杭州人郑巢因为颇富才华也曾得到过姚的欣赏，姚凡是外出登临游览，就时常把郑携带在身边，但郑并没有成为他的快婿。而李频后来在做官时，果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性情耿介，守正不阿，敢于抑制非法的豪强地主和胡作非为的强盗，连懿宗皇帝也很赞赏他。尤其在荒年时期，李频又敢于顶着上头压力，开仓赈济老百姓；所以在他死后，老百姓就一路扶柩痛哭着送他鹤驾道山。

临了，阿袁在此顺便提说一笔，曾任武功主簿便被世人称为姚武功的姚合，事实上，倒是他的快婿、后来比他这官衔略微大些的曾任武功令的李频却并未被世人称为李武功，这也可算是他们翁婿名头之外的颇有意思的称谓了。

按：① 鹏，一作“鹄”。② 过，平仄两读，此处因谐律关系而读仄声。

纪念馆

唐大中元年，寿昌县令穆君游灵栖洞，即景吟诗：“一径入双崖，初疑有几家。行穷人不见，坐久日空斜”。得此四句后稍顿未续。时李频从行，续吟：“石上生灵笋，池中落异花。终须结茅屋，到此学餐霞。”穆君大为赞赏。但此诗根据史学家考证是李频[1] 本人所作。唐代诗人李频是寿昌长汀源人，他道德高尚、文采出众、政绩显赫，为官期间，他整顿吏治，安定社会，以礼法治下，深受百姓爱戴。他的诗作更是广为流传，清代曾有诗句将李频和李白并举。为更好的纪念李频，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龙桥村村民王有顺、李强、傅浩生等人在该镇党委政府和上级各部门的帮助下，积极筹资捐助，克服困难，于2010年建起纪念馆。庆祝活动上，李家镇党委政府表达了社会各界对李频纪念馆在落成和完善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帮助表示感谢，高度评价该纪念馆对李频精神的传承和为繁荣李家文化所起的作用。并表示，镇党委政府必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李频纪念馆的建设。

生平

李频，唐代诗人。在任武功令时，当地强暴横行，他针对时弊，查明地方恶霸实情，陈报上司，予以严惩。适遇荒年，遂开仓赈济，并进而教育百姓开发水利，引水灌田，使粮食丰收，人民安居乐业。善政传闻唐室，懿宗给予嘉许，后升侍御史，调都官员外郎。乾符年间上表自荐，请任建州刺史。当时正值黄巢起义军从浙江衢州开山700里过建州，又因唐王朝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盗贼四起，县政不治，建州局势相当混乱。李频到任后，首先宣布政教条例，严肃官规，惩办盗贼，礼与法相提并行，使建州社会得以安定，民生安宁。

李频初到建州时，曾有《之任建安渌溪亭偶作二首》诗：“入境当春务，农蚕事正殷。逢溪难饮马，度岭更劳人。想取烝黎泰，无过赋敛均。不知成政后，谁是得为邻”。足见李频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同情民间疾苦。李频死后，建州父老将他卜葬在“县之永乐洲”。又念及李频生前甚爱梨山风景，便在梨山建庙，用庙前大梨木刻成李频象，立在庙殿中，以供拜念。宋人有诗“建安梨岳老梨木，刻作唐朝建州牧”。庙今已荒废。

李频整顿吏治，安定社会，发官仓赈济灾民，雇乡民疏通六门堰，按故道引水灌田。唐懿宗奖以绯衣、银鱼，调京任侍御史，后升任都官员外郎。不久，任建州刺史。频以礼法治下，深受百姓爱戴。后李频病死任内。建州百姓举城致哀，建梨岳庙以祀之。寿昌父老相与扶柩，归葬于永乐，并建都官祠以示纪念。

天复年间，李频的儿子将父母棺柩运回家乡埋葬，途中遇战乱，无法运行，只好葬在昭武光泽的大乌洲。于是李频之后裔也就定居在光泽，今人称之为：“梨山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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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珦，婺州(今浙江金华)人。登进士第。元和七年任太学博士，历茂王傅。大和三年以右庶子致仕，归老婺州。《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滕珦集》，卷亡，今佚。《全唐诗》卷二五三存其诗一首，《唐文拾遗》卷二九存其文一篇。

文鉴，武宗会昌间苏州僧，武宗会昌二年(842)建经幢于吴县洞庭包山。

王邕，天宝进士。

颜荛，唐诗人。吴郡（今苏州）人，颜萱兄。与著名诗人张祜为世交，少时受知于张祜。后登进士第，昭宗景福时，任尚书郎，历任合州刺史，礼部、虞部郎中、知制诰。光化三年(900)，迁中书舍人，又拜给事中。后谪官，卒于湖外。颜荛能诗善文，为文敏捷。任中书舍人时，草制数十，无妨谈笑。与陆龟蒙为诗文之交，陆卒，荛为书碑。又与诗僧尚颜为诗友，尚颜卒，为撰《颜上人集序》。《全唐诗》录存其诗一首、断句一联，《全唐诗续拾》补其诗一首、断句四。

张窈窕，生卒年不详，唐代女诗人，早年身经离乱，漂泊他乡，一度沦落风尘，后寓居于蜀（今四川省），典衣度日。"作诗风格

工诗，其作意境清苦，语言清丽，为时人雅相推重。今存诗六首，多闺思闺怨，情感沉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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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孟阳（？—815），礼部侍郎潘炎之子也。孟阳以父荫进，登博学宏辞科。累迁殿中侍御史，降为司议郎。公卿多父友及外祖宾从，故得荐用，累至兵部郎中。宪宗新即位，乃命孟阳巡江淮省财赋，仍加盐铁转运副使，且察东南镇之政理。时孟阳以气豪权重，领行从三四百人，所历镇府，但务游赏，与妇女为夜饮。至盐铁转运院，广纳财贿，补吏职而已。及归，大失人望，罢为大理卿。气尚豪俊，不拘小节。居第颇极华峻。

[唐]（约公元八三五年前后在世）字希仁，沛（一作曲江）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太和末前后在世。童年嗜学，著书甚多。曾为僧。元和末，（公元八二o年）登进士第。历官史馆。马植称其文为韩愈流亚。累迁侍御史。终洺州刺史。轲著有文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

[唐]肃宗时人，善正书。至德二载（七五七）尝书沈务本撰乌程令韦君德政碑。《金石录》

世次无考。《全唐诗》收其省试诗《早春送郎官出宰》1首。《文苑英华》卷一八九以此诗为张随作。

世次不详。《全唐诗》收省试诗《白圭无玷》1首，出《文苑英华》卷一八六。

蔡文恭，生平无考。《盛唐诗纪》卷一〇八以为盛唐时人。一说为隋唐间人蔡允恭之传误。《全唐诗》收《奉和夏日游山应制》(应从《文苑英华》作“应教”)诗1首，出《文苑英华》卷一七九。

[唐]（约公元六八五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武后垂拱初前后在世。工诗。咸亨中，（公元六七二年左右）登进士第。武后称制，官司封员外郎。季子所作诗，今仅存七首于全唐诗中。

祖伦，贞观中为左卫率，赐爵长山县男。思复少袭祖爵。初为汴州司户参军，为政宽恕，不行杖罚。在任丁忧，家贫，鬻薪终丧制。时姚崇为夏官侍郎，知政事，深嘉叹之。

员半千（621～714），字荣期，唐代齐州全节（今章丘）人。原为彭城（今江苏徐州）刘氏，其十世祖刘凝之，为南朝刘宋起部郎，刘宋灭亡后逃奔北魏，自以忠烈比伍员（即伍子胥），北魏皇帝因此封赐其姓氏为“员”。"生平

半千父早亡，由伯父抚养，自幼熟通经史，客居晋州时，被举为童子。唐咸亨年间初，连中八科制举，授武陟县尉。逢连年旱灾，他建议县令赈济饥民，不从。后趁县令外出之机，开仓放粮，百姓得以稍免饥馁。但此事却惹怒了怀州刺史郭齐宗，将其下狱。后河北道存抚使薛元超巡察至此，被无罪释放。不久，应岳牧科制举，在武成殿应对兵书天阵、地阵、人阵之说，博得高宗李治赞赏，对策擢为上策。后历任华原、武功县尉。垂拱年间，任左卫胄曹参军，充宣慰吐蕃使。辞行时，武后慕其才学，留他在朝中，以备顾问，旋即入?供奉。证圣元年，为左卫长史、弘文馆直学士，与着作佐郎路敬淳分日待制显福门下。撰《明堂新礼》3卷，则天封禅中岳时，又撰《封禅四坛碑》12首，皆献于则天，前后受赐绢帛千余匹。长安年间，累迁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因古无控鹤之职，当时任此职者又皆轻薄少年，半千不屑与之为伍，遂上疏请罢此职，因此违则天旨意，左迁水部郎中，预修《三教珠英》。不久为棣州刺史，复入朝为弘文馆学士。又受宠臣武三思等嫉忌，出为濠、蕲二州刺史。在州不专任胥吏，注重教化。睿宗即位后，征拜太子右谕德，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晚年自请辞官，定居于尧山、沮水间，放情山水，仍励清白之节。开元二年卒，享年94岁。死后吏民哭于野。其诗文多散失，《全唐诗》仅存其诗三首。员半千为武举第一人，我国第一位武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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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迟（约公元八五九年前后在世）字迟之，（全唐诗云：一作升之；文献通考作孟达。字叔之）唐朝平昌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宣宗大中末前后在世。有诗名，尤工绝句。与顾非熊甚相得，于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同举进士第。亦与杜牧友善，迟至池州，牧作诗送之。

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其事见于《史记》和《汉书》贾谊传，吴公与李斯同邑，说明他也是上蔡人，并曾学事李斯，当过李斯的学生。明代李本固《汝南遗事》：“汉河南守吴公墓在邵店东北隅。重兴寺，明嘉靖间土人创立。后佛殿掘得墓砖甚多，次获一碣，上有汉吴公墓字。”邵店在今河南省上蔡县南部，为宋代上蔡三镇之一。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上蔡，州北五十五里，二乡，东岸、苽陂（即今华陂）、邵店三镇。吴公葬于此，其或为邵店人。

李昭象，约生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池州人，卒年不详。懿宗末，以文谒相国路严，问其年，仅十七。时严亦年少，颇器重之，荐于朝。将召试，会严贬，遂还秋浦。移居九华，与张乔、顾云辈为方外友。昭象能诗，今存八首。

唐昭宗朝文章供奉，诗一卷。（出《全唐诗》卷八百二十四）。

唐昭宗李晔（867年－904年），初名李杰，即位后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唐懿宗李漼第七子，唐僖宗李儇之弟，唐朝第十九位皇帝（除去武则天和殇帝以外），888年－904年在位，在位16年，享年38岁。葬于和陵，死后谥号为圣穆景文孝皇帝。"人物背景

起源世系
　　李弇→李昶→西凉武昭王李暠→西凉后主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昞→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懿宗李漼→唐昭宗李晔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李晔，即唐昭宗，既位后改名为敏，后又改为晔，为唐懿宗第七子、唐僖宗之弟。他是唐朝第十九位皇帝，咸通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生于长安宫中，僖宗母弟。6岁封寿王。名杰。乾符四年，授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卢龙等军节度、押奚契丹、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僖宗因母弟之故，尤相亲睦。自艰难播越，尝随侍左右，握兵中要，皆奇而爱之。

幸登帝位
　　文德元年二月，僖宗病危时，群臣因僖宗子幼，拟立皇弟吉王李保为嗣君，只有宦官杨复恭请立母弟寿王杰。杨复恭之所以拥立寿王，仍然是宦官自行废立的惯用旧例。加之寿王自身也能够表现一些军事才能，与杨复恭关系相处也算和谐，比较能为杨复恭等人接受。此时僖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略微点头算是恩准了，于是文德元年三月六日遗诏立寿王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当天就由中尉刘季述，率禁兵迎入寿王，安置在少阳院，由宰相孔纬，杜让能带人去观察。群臣见他“体貌明粹，饶有英气，亦皆私庆得人”。八日，僖宗崩，遗诏命太弟嗣位，改名为敏，即位于柩前，又改名为晔，是为昭宗。

驱除权宦
　　在昭宗即位的第一年，主要政治问题仍然是宦官控制朝政的问题，此时的宦官头目正是力排众议拥立昭宗即位的杨复恭。昭宗这个人从来没有像他哥哥僖宗依赖田令孜那样依赖杨复恭。

表面上，昭宗一再对杨复恭表示尊敬。同时，却尽量回避与杨复恭等人的接触，政事都和宰相们商议。暗地里，昭宗经常与大臣们谈论限制宦官，提高君权的事情。一次，昭宗的舅舅王瓌要求出任节度使，昭宗问杨复恭可否予以任命，杨复恭对昭宗说：“吕产、吕禄败坏了汉朝；武三思败坏了唐朝。外戚一定不能用为封疆大吏，可以封他当个闲职，否则，怕他有了地盘之后，不听朝廷的指挥。”因此，王瓌没能当上节度使。后来，杨复恭担心王瓌同自己争权夺势，先是主动提出让王瓌出任黔南节度使，然后在他赴任的途中，派自己的亲信把王瓌所乘的船弄沉，王瓌一家及仆人全部淹死。事后，他对皇帝说王瓌因船坏而遇难。不久，昭宗得知了王瓌的真正死因，对杨复恭痛恨非常。无论是个人恩怨，还是对权力的争夺，杨复恭都成为了昭宗的最大敌人，因此昭宗决心将其铲除。

杨复恭为了巩固政权，广植党羽，认了不少文武官员为干儿子，派往各地任刺史，把持地方政权，号称“外宅郎君”。他还收了六百个宦官为干儿子，派往各地做监军，牢牢控制军队。为了除掉杨复恭，昭宗对杨复恭的干儿子进行拉拢，挑拨双方的矛盾。杨复恭有个干儿子叫杨守立，本名叫胡弘立，官为天威军使，勇武过人，官兵都很怕他。昭宗用计离间杨复恭和胡弘立的关系，让他两个人相互攻击，以便趁机除掉杨复恭。一次，昭宗对杨复恭说：“你的那个叫守立的儿子，我想叫他到宫里担任守卫，你把他领来吧。”杨复恭不知是计，很快就把胡弘立领进了宫。昭宗当即封他统领六军，并赐姓李，赐名顺节，宠信非常。李顺节果然上了钩，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同“义父”杨复恭争夺大权，李顺节经常向皇帝打小报告，揭发杨复恭的种种不法行为。

唐昭宗笼络住李顺节以后，对杨复恭便不再假以颜色了。一天，昭宗和宰相们正在延英殿商量藩镇叛乱的事情，杨复恭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把自己抬到大殿上，直到皇帝跟前才下轿。宰相孔纬对这种现象十分气愤，便对昭宗说：“陛下身边就有反叛之人，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昭宗听到后假装吃了一惊，忙追问是谁。孔纬指着杨复恭说：“就是杨复恭！”杨复恭连忙对昭宗说：“臣岂是背叛陛下之人！”孔纬说：“杨复恭不过是您的一个奴才，竟然乘着轿子来大殿。而且他还广结党羽，到处认干儿子，这些人不是掌典禁军就是节度使，这不是明显地要造反吗？”杨复恭急忙辩解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广收人心，更好地辅佐皇帝。”这时候，昭宗厉声说：“你说这些都是为了收拢人心，替国家着想，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姓李而姓杨呢？”问得杨复恭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此后，杨复恭和昭宗的矛盾公开化了。杨复恭写信给他在各地的干儿子们，让他们拥兵自立，不给朝廷进贡。他的干儿子龙剑节度使杨守贞和洋州节度使杨守忠，开始不向皇帝进贡，并且还上书攻击朝廷。对此，昭宗也毫不示弱，于大顺二年，夺了杨复恭的兵权，转而派他到凤翔去做监军。杨复恭针锋相对，留在长安拒不上任，同时，上奏要求回家养老，以此对昭宗进行要挟。昭宗趁机同意了他的请求，免去了他的官职，只给他留了一个上将军的空闲职位。杨复恭看到要挟不成，反而失了兵权，恼羞成怒，派人将宣布皇帝旨意的使臣杀死于归途中，然后自己逃到商山隐居。不久，他又回到长安昭化坊的官邸。其官邸距离玉山军营很近，他的干儿子杨守信是玉山军使，经常到他家中探望。杨复恭还给他的侄子兴元节度使杨守亮写信，说昭宗对不起自己，忘记了他的拥立之功，不仅不知恩图报，还对他百般刁难。他还指示杨守亮要“积粟练兵，不要进奉”，公开和昭宗抗衡。

这时候，有人向昭宗密报杨复恭同杨守信合谋造反。昭宗正在等待最有利的时机，他把以往搜集到的杨复恭的罪证连同谋反的消息一同公布，派李顺节等人带兵前去逮捕杨复恭。杨复恭令其家人抗拒官兵，杨守信也带兵前来助战，双方发生大战，从白天一直打到深夜。这时，守卫城门的禁军想趁乱打劫，昭宗对此早有准备，命令宰相刘崇望率领人马守护财物，防止有人抢劫。刘崇望看到禁军要抢劫，斥责道：“皇帝正在亲自督战，你们都是皇帝的宿卫之士，应当前去杀贼立功，而不是趁火打劫。”众军士都表示愿意听命，跟着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复恭看到刘崇望带兵增援，自料难以继续对抗下去，于是带领全家出逃，直奔兴元。杨复恭到兴元后，纠集兵力，向朝廷开战，昭宗也借助各地节度使的力量与之对抗。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杨复恭的军队被节度使李茂贞打败。最终，杨复恭在逃亡的途中被捉，当即被斩首。

杨复恭出逃后，李顺节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被昭宗纳入了铲除的名单之中。昭宗命令两军中尉铲除李顺节。两军中尉以昭宗的名义诏李顺节入宫，李顺节带三百士兵来到宫门，宫门侍卫拦住随行军士，只让李顺节一人进宫。李顺节一进宫，即被埋伏的士兵所杀。

经过一系列斗争，昭宗初步掌握了权力，狠狠打击了多年以来宦官骄横跋扈的状况，使宦官势力多年来第一次遭受重创。但是在打击宦官势力的过程中，另一个令昭宗头痛的难题又出现了，这就是越来越庞大的藩镇势力。

昭宗时，藩镇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面对这种情况，昭宗认识到皇室微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一支足够震慑诸侯的武装力量，所以藩镇才各自拥兵，目无天子。僖宗时，中央禁军已经被彻底摧毁。因此，昭宗即位后不久，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得十万之众，“欲以武功胜天下。”在禁军初建后，昭宗便开始了对藩镇的斗争。

文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昭宗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率兵出征，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助讨，同时新设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二十五日，下诏剥夺陈敬瑄官爵，伐西川之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杨守亮、顾彦朗各自有一方领地，所以抽不出很多兵力，而领兵的韦昭度是个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虽然人数不少，却是新建的，缺乏训练，纯属乌合之众，不堪大战，所以王建成了讨伐的主力军。然而，王建既然得到朝廷的封地和承认，也就不急着和陈敬瑄速战速决了，他一边扩充兵力，一边收拢人心。当时，绵竹地方的土豪各自拥兵自保，多者万人，少的也有千余人，王建四处游说，将这些人收拢在自己的麾下。这些地方土豪在当地都有一些号召力，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无论是兵力还是声势都大大增长。经过几年的征战，除了成都，整个西川已经基本掌握在王建的手中。这时，昭宗因为和李克用的战斗失利，被迫召回征西川的军队。可是，王建却没有跟随韦昭度回长安，而是留在了西川，同时切断了和唐王朝的联系，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在讨伐西川的同时，当时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温、李匡威、赫连铎联军打败，这对昭宗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从个人情感上讲，昭宗对李克用一直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使深受传统民族观念影响的昭宗对他怀有疑虑，而且李克用带领的这支军队对唐朝也是功过参半。李克用曾经帮助唐朝消灭了黄巢起义军，为兴复唐室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曾经兵临长安，逼迫僖宗再度流亡，昭宗自己也饱受颠沛之苦。但最重要的是，当时对朝廷威胁最大的几股势力中，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最强大。李克用兵多将广，势力庞大，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几个强藩之一。昭宗要削弱强藩，首先便将李克用列入打击的对象。但是，当时的中央禁军不仅人数不多，也缺乏训练，根本无法与李克用相抗衡，只能借助其他藩镇的力量。

与此同时，朱温、李匡威、赫连铎三人上书表示李克用不除，终是国患，因此要继续攻打李克用。昭宗接到奏章后，更是喜上加喜，如果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昭宗心头也有一些不安，毕竟李克用在黄巢起义中为唐王室立下了赫赫战功，趁着李克用新败去讨伐，从情理上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朱温、李匡威、赫连铎的军队能否再次打败李克用还是个疑问。如果李克用失败了还好说，万一他胜利了，昭宗自己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昭宗感到事情难以决断，便召开殿前会议，令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官员讨论此事，没想到除了几个大臣同意以外，绝大部分大臣都反对。但最终，昭宗还是决定下诏讨伐李克用。于是，昭宗任命宰相张浚为行营都招讨，又任命几个节度使为招讨使，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联盟，择日向李克用所在的领地出发。

李克用认为张浚所率领的中央禁军是乌合之众，不足为虑；朱温虽然实力强劲，但由于领地四周敌人众多，无法全力进攻，对自己尚不能构成重大威胁；只有李匡威、赫连铎所率领的军队才是自己的真正对手。于是，他派遣少部人马去对付张浚和朱温，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张浚率领中央禁军，一心只想为朝廷多占些土地，生怕被同行的几个节度使抢去，于是不顾实力的弱小，一味向前，正好遇到了号称河东第一猛将的李存孝。李存孝虽然带的军队不多，但是面对十倍于自己的官兵却毫不惊慌，他设计诱使张浚的前锋中了自己的埋伏，轻易地活捉了张浚的前锋官。

张浚军的失利，大大挫伤了联军的士气，朱温的军队也没什么进展，反而吃了几个败仗。李匡威和赫连铎虽然开始时还算顺利，但当李克用率领主力部队赶到后就难以抵挡了，接连吃了败仗，李匡威和赫连铎狼狈逃走，人马损失一万多，连李匡威的儿子和赫连铎的女婿都成了李克用的俘虏。在打败李匡威和赫连铎后，李克用率领大军掉头杀向张浚，轻松地击溃了张浚的军队，河东战役到此告一段落。

昭宗面对这种结局，心中懊恼自己的判断失误；沮丧自己即位后所做的削藩努力通通付之东流；伤心自己组建的禁军在这一战中损失殆尽；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为了平息李克用的怒火，昭宗罢免了当初赞成出兵的官员。

西川之役与河东之役，是昭宗即位后进行的两次削藩战争，但是结果却与当初设想的大相径庭：西川之役虽然最终消灭了田令孜，但是却最终失去了西川，让王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河东之役虽然确实削弱了李克用，但是自己辛辛苦苦创建的中央禁军折损大半。朱温则坐收渔翁之利，助讨本身就提高了他的声望，李克用被削弱也解除了对其领地的威胁，使朱温得以集中精力去消灭四周的势力。从此朱温的实力一天天壮大起来，昭宗间接上帮助朱温成为了中原霸主，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这两次失败使昭宗的威望损失殆尽，逐渐沦落为诸侯们随意侮辱的对象。讨伐李克用的失败使藩镇对朝廷更加藐视，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对手就是李茂贞。此时的李茂贞已经加封为陇西郡王，势力有了大的发展，他开始对朝政关心起来，有了当皇帝的意思。一些大臣认为他指手画脚，眼中没有君主，便对他加以斥责。李茂贞不肯服软，立即修书一封反击。朝中一些大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也和李茂贞联合，对抗其他大臣，这使李茂贞更加骄横，言语当中经常有不恭敬之词。

景福二年七月李茂贞在一封写给昭宗的信中嘲笑朝廷的软弱态度，信的结尾这是那句名言，“未审乘舆播越，自此何之！”，唐昭宗勃然暴怒，与宰相杜让能商议惩罚李茂贞，杜让能却进谏道：“陛下初登大宝，国难未平，茂贞近在国门，不宜与他构怨，万一不克，后悔难追。”昭宗大骂让能：“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这正志士愤痛的时候，朕不能坐视陵夷，卿但为朕调兵输饷，朕自委诸王用兵，成败与卿无干。”战争是打响了，但朝廷的军队还是以失败告终，李茂贞领兵进军长安问罪。忠心的宰相杜让能站出来，用性命为昭宗化解了一难。此后大臣们也和昭宗走的远了。

乾宁二年，李茂贞又指使宦官杀死了另一个宰相崔绍纬，再次移师长安，昭宗被迫逃往河东去寻求李克用的庇护。而走到半路被李茂贞的盟友，华州刺史韩建追上，韩建恐吓昭宗说：“车驾渡河，无复还期。”挟持昭宗于乾宁三年七月十七抵达华州，堂堂一国之君就这样被大臣幽禁了将近三年，期间皇室宗亲覃王嗣周，延王戒丕，通王滋，沂王禋，彭王惕，丹王允，及韶王、陈王、韩王、济王、睦王等十一人被杀，直到乾宁五年。

这一年朱温占据了东都洛阳，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导致李茂贞、韩建和李克用建立暂时的联盟，他们决定宁可让昭宗回到长安，也不能让他落到朱温手里。于是昭宗在乾宁五年的八月回到长安，同时宣布改元“光化”，以资庆祝。

一回到长安，在宦官和官僚们之间的旧有矛盾又引起了另一场危机。以中尉刘季述为首的宦官垂死挣扎，进行最后的抗争，他们策划废黜昭宗，拥立太子。光化三年十一月，宦官们实现了他们的计划，将昭宗关在了他最熟悉的少阳院，为了防止昭宗逃跑，又熔铁浇在锁上，每日的饭食则从墙跟挖的小洞里送进去。

但是宦官们害怕李克用、李茂贞和韩建等人会兴师问罪，将包袱抛给了朱温。而朱温并不想在残酷的宫廷政治中使自己陷得太深，相反他派人将实行政变的宦官们一个个都暗杀了，于光化四年拥立昭宗复位，昭宗改元天复，加封朱温为梁王。

而李茂贞听说昭宗复位，特意从凤翔赶到长安，厚颜无耻的请求加封岐王，无功受禄，显得异常跋扈。此后宰相崔胤想借朱温的力量诛杀宦官，大宦官韩全诲则和李茂贞联合，请来李茂贞的几千兵马驻守京城，保护长安。半年后朱温领兵讨伐韩全诲，韩全诲便迫使昭宗一起逃到了凤翔。朱温紧追不舍，将凤翔城包围起来。一直围困了一年多，李茂贞守得粮草用尽，从冬到春，雨雪又多，城里每天饿死和冻死的就有一千人，唐昭宗在宫中弄个小磨，每天磨豆麦喝粥，喝得他一点力气也没有。宫人们每天也有三四人死亡，百姓更惨，吃人的现象都很普遍了，“人肉每斤值百钱，犬肉值五百钱，每日进奉御膳，就把此肉充当。”直到天复三年正月李茂贞实在没法再守下去了，和昭宗商量了一下，便将韩全诲等二十多名宦官斩杀，将他们的首级送给城外的朱温，同时将昭宗也交给了朱温。朱温带着到手的皇帝撤兵东去。

受制朱温
　　回到长安，朱温命令他的士兵将几百名剩下的宦官赶到内侍省，在那里将他们残酷地杀掉，困惑中晚唐的宦官问题终于被朱温解决了。但是昭宗也完全落入了朱温的监控之下，苟延残喘的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大概是为了报答朱温，昭宗任命朱温为诸道兵马副元帅，相当于军队副总司令。又加封朱温为梁王，并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称号，还有御笔《杨柳词》五首。朱温早就利欲熏心，看重的怎会是这些呢？

天祐元年，当昭宗“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他的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朱温把昭宗左右的小黄门、打毬供奉、内园小儿等200余人全部缢杀而代之以他选来的形貌大小相似的亲信。“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

遇弑而死
　　朱全忠也担心昭宗再次成为自己对手的招牌，就对他下了杀手。天佑元年八月十一日壬寅夜，昭宗正在皇宫安歇，朱温的手下蒋玄晖和史太带领一百多人深夜来到宫殿，言军前有急事相奏，欲面见皇帝。昭宗的妃子见来人众多，正在犹豫，史太挥刀杀死她，闯入宫内。蒋玄晖入宫后见到昭仪李渐荣，问她：“皇帝在哪儿？”李渐荣大声说：“宁可杀了我们也不能伤害皇帝！”昭宗由于内心苦闷，喝了些酒，正在睡觉，听到有人入宫寻他，暗觉不妙，急忙起身，只穿着单衣绕柱躲藏，史太逼近，将昭宗杀害，时年三十七岁。昭仪李渐荣为了保护昭宗，伏在昭宗身上，也被杀害。群臣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二年二月二十日，葬于和陵。

陵墓

和陵是唐昭宗李晔的陵墓，位于偃师市顾县镇曲家寨村村南，占地3500多平方米，现为洛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唐书·地理志》记载：“缑氏有和陵，在太平山。本懊来山，天佑元年更名。”偃师市文物部门介绍，和陵的墓室长约10米、宽约6米。

据村里老人讲，以前的和陵还能看到厚厚的封土，与不远处的恭陵外形很像：底部是四边形，上部是圆形；陵前有神道，两旁有不少石雕。后来墓冢被毁，用作耕地，陵前的石翁仲和其他雕像也不知去向。

如今，站在麦田之中，我们已很难辨识和陵的准确位置，虽然唐昭宗在位十多年，时间并不算短，但其葬身之地如今变得如此破败荒凉，不免让人感叹。

历史评价

昭宗在位的十六年间，一直在为解决困扰朝廷的两大难题——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而努力，当时一位宰相就曾说昭宗“内受制于家奴，外受制于藩镇”。昭宗励精图治，希望能够恢复大唐的盛世局面，无奈主观意愿被无情的客观事实所限制，他面临的局面已经使他的满腔热情无用武之地。由于长安尚在昭宗的掌握之中，对于翦除宦官还算顺手。但对藩镇割据，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改变状况，可这正是昭宗所缺少的，因此昭宗只能实施一种平衡政策，即不允许任何一股势力强大起来。他将杨复恭赶跑到山南西道，但是却不允许李茂贞去攻打山南；自己屡次遭到关中几股势力的欺凌，但是当李克用率大军赶来时，却不许之进攻。尽管这样，朱温还是逐步铲除河南群雄，大败李克用，成为中原霸主。到此，

纵观昭宗的一生，他颇想有番作为，整顿内政，但是事与愿违，大唐事实上早已经支离破碎，任何一个手中有些兵力的藩镇几乎都能随心所欲地置大唐于死地，昭宗所做的，只是勉强使大唐多存在了几年而已。

人物秩事

明经胡”的由来
　　“明经胡”的始祖是大唐昭宗皇帝和何皇后之子。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的叛将朱温降唐后，唐僖宗诏封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并赐名“朱全忠”，后又被制授宣武军节度使，成了握有重兵的军阀。朱温拥兵自重，权倾朝野，对唐室社稷垂涎已久。唐昭宗天祐元年朱温为了取代唐室，进一步控制朝廷的局势，借故岐兵威逼京畿，要唐昭宗迁都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洛阳，并且下令把长安的宫殿、王府、民房拆毁，使长安变成了废墟。当年的正月，唐昭宗在朱全忠的胁持之下，无奈起驾迁往洛阳。一路上，唐昭宗忧心如焚，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当路过华州时，有百姓夹路高呼万岁。唐昭宗想到此时此地自己的处境，不禁涕泪纵横，告诉路边的百姓说：“不要叫我万岁，我不再是你们的主子了。”何皇后也非常害怕朱全忠，曾经绝望地说：“大家夫妇都委身于全忠矣!”二月迁都人马来到陕州，因为东都洛阳的宫殿尚未建成，于是滞留于陕州。三月朔日，何皇后临产，皇幼子呱呱落地，这就是后来的“明经胡”始祖李昌翼。唐昭宗虽沉浸于得子的喜悦之中，但又为皇幼子的命运愁眉不展，寝食不宁。四月，宫阙建造完毕，朱全忠请求发车起驾。昭宗皇帝派遣宫人告诉朱全忠，皇后新产，身体尚未恢复，还不能上路，请等到十月再东行。朱全忠根本无视皇帝的请求，依旧派遣手下部将冠彦卿前来催促发车。昭宗皇帝知道已经不能逃脱朱全忠的虎口，就与何皇后暗中商量说：“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不如悄悄地将皇幼子乔装成襁褓中的普通婴儿，挟带一些宝玩和御衣，隐藏在民间。等到大局已定之后，再重新入宫。”当时昭宗皇帝的心腹宫廷近侍郎婺源人胡三跟随御驾东迁，昭宗临危托孤，将皇幼子托付给胡三。胡三不顾个人的安危，将皇幼子带回婺源考川。同年的仲秋，朱温在洛阳指使属下追杀了38岁的昭宗李晔，立傀儡太子李柷为昭宣帝。天祐二年，朱温又在九曲池畔一一缢死昭宗的诸皇子德王裕等九个亲王，抛尸于池中，接着又在积善宫弑何太后。天祐四年，朱温逼唐昭宣帝李柷禅位而称帝，建立朱氏后梁，结束了289年的李唐朝天下。后梁开平二年，朱温又用毒酒毒死唐昭宣帝，昭宗的宫内诸皇子全部遇害，仅存皇幼子一条血脉。

昭宗的皇幼子与胡三来到考川之后，因胡三姓胡，改姓为胡，融于众胡之中，掩人耳目，取名为昌翼，字宏远，号绎思。后唐庄宗同光三年，胡昌翼22岁时，以《易经》登“明经科”第二名进士。胡三见胡昌翼已经长大成人，就将他的真实身世坦言相告，并且出示当初从宫中带出的御衣和宝玩。一番真情告白之后，胡昌翼失声痛哭。他生不逢时，已经改朝换代，到了宋代，无论如何也不能屈节侍奉他国君主。于是胡昌翼无意仕途，隐居于乡中，开设明经书院，传道授业解惑创明经理学，开拓皖派经学研究。他当时作有一首《遣兴诗》：“投簪搁笔厌文场，拂袖归来创小堂。但向闲中消日月，岂知世上有兴亡。醉乡往往眠芳草，归路时时送夕阳。倘若异时成得志，林泉惟愿莫相忘。”诗中刻画了胡昌翼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散发出阵阵的田园气息。在他的居处还有“绎思斋”和“畅情池”两处胜景。他曾经赋诗一首提及两处：“家住乡庄称僻处，就中幽景胜他人。林园满目犹堪玩，丘亩当门渐觉新。绎思斋中寻古义，畅情池上钓金鳞。人生但得常如此，任是湖边属汉秦。”

胡昌翼在考川生活怡然自得，活到96岁，旁观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历史的结束，又过了宋朝太祖、太宗两代，直到真宗咸平二年十月三日才逝世。他在学术上很有建树，一生倡导明经学，尤精邃《易经》，著有《周易传注》三卷、《周易解微》三卷、《易传摘疑》一卷。胡昌翼隐居于婺源考水，倡明经学，为世儒宗，人称“明经公”，其后裔被称为“明经胡”，又因昌翼本系李唐皇室，而冒胡姓，故又称“李改胡”或“假胡”。“明经胡”尊昌翼为始祖，胡三为义祖。“明经胡”的列祖列宗家训是：“义祖大于始祖，儿孙不得复宗；改姓，不改郡。”义祖胡三唐会昌癸亥年三月初五生，后唐天成丙戌年五月逝世，享年84岁，娶秦氏，继陈氏，均无出。胡三逝世后，胡昌翼知恩图报，厚葬胡三，仍蛰居乡间，潜修砥行，讲学施教，并遗训儿孙，李改胡要代代相传，决不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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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赞(1485-1544)，字尧卿，号瑞山，黄岩城内后巷人。"生平

明嘉靖十一年，47岁中进士，授行人使。嘉靖十五年，任监察御史，上疏弹劾户部尚书“输边失策”，请赈山西，陕西饥荒。朝廷下诏求贵逸，何荐举台州籍3人，受同僚非议，何说：“昔人有荐其弟其侄不避者，我独蔽贤乎”。时游牧民族首领古囊、俺答占据河套，北疆不宁。何赞力陈三策：计破、驱逐、屯兵，但未被采纳。嘉靖十九年，任广西巡按。安南莫登庸叛，兵部尚书毛伯温奉旨征讨，何赞督运军饷，参赞军务。次年功成，帝赐金币，进俸二级。后上疏破格选将保边疆，增科额选俊良，罢黜庸鄙安民心。嘉靖二十三年，任满照例升迁，因拒绝权奸安插亲信，转任福建按察副使。

。到任后即四出巡视吏治民情，不避山高瘴毒，4个月后逝于任上，终年60岁。著有《疏义瑞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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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文圭，字表儒，小字桂郎，池州青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天佑初年前后在世（904年）。初居九华，刻苦于学，所用墨砚，底为之穿。唐末，词场请托公行，仅文圭与游恭独步场屋。乾宁五年，（公元八九八年）及第，为裴枢宣谕判官记室参军。朱全忠、钱铰交辟均不就。田頵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待文圭以上客礼，故颇为尽力。頵败，事杨行密，终左千牛卫将军。文圭作诗甚多，有登龙集、冥搜集、笔耕词、水缕录、从军藁等集，《新唐书志》仅录诗集一卷。此从《唐才子传》传于世。

唐代文学家。河南（河南洛阳）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唐敬宗至唐武宗时期。元稹之侄，饶州刺史元洪之子。宝历元年(825)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会昌初年任桂管观察使,官终散骑常侍。《全唐诗》卷547存诗仅2首。《全唐文》卷721存文2篇,《唐文续拾》卷5存文1篇。

卢群（742—800），字载初，范阳人，唐代诗人。主要作品是《淮西席上醉歌》 《投卢尚书》 《失题》等。"生平

卢群，少好读书，初学于太安山。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闻其名，大历八年辟为从事。建中四年以监察御史领江西行营粮料使。兴元元年为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奏为判官，随府移镇江陵、襄阳。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累转左司、职方、兵部三员外郎中。十三年奉使淮西，谕节度使吴少诚归顺，以奉使称旨，迁义成军节度行军司马。贞元十六年四月拜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十月卒，赠工部尚书。《旧唐书》140、《新唐书》卷147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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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溟夫人：姓名无从考证，道教传送中的女神仙，居住于南海。《墉城集仙录》《仇池笔记》《池北偶谈》《广东新语》《侯鲭录》等书中，多次提到。

唐大臣。字子骏，日用从父兄也。滑州灵昌（今滑县)人。明经及第，初为兵部员外郎，后为判官，有吏干，有“健吏”之称。景云中，任洛州司马。平谯王重福叛乱，因平叛功，授银青光禄大夫。历任殿中少监，荆州（今湖北江陵）长吏，京兆尹，封安平县(今山东临淄)侯。因贪赃为御史李如璧所劾，贬歙县（今属安徽）丞，后封中山郡（今河北定县）公。张说荐为左羽林大将军，迁太常卿，自以历任年久，每朝士参集，常与尚书同列，时人号为尚书里行。诗二首。官终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

王德真，雍州（今陕西西安）人，唐朝宰相，岳州刺史王武宣之子。"生平

王德真，雍州人，唐朝宰相，岳州刺史王武宣之子。

永隆元年，唐高宗任命王德真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与裴炎、崔知温同时为相。同年九月，王德真被罢去宰相，改任相王府长史。

弘道元年，唐高宗去世，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光宅元年，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改立相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王德真被任命为侍中。

685年，王德真被贬为同州刺史，同日流放象州。之后其事迹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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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中九年（八五五）进士，咸通（八六o至八七三）中牧南康郡。

[唐]（约公元八八九年前后在世）生卒年不详。唐信都武强人，字文威，号无为子。屡试不第。后历官侍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棨著有《北里志》一卷，记大中进士游侠平康事。孙光宪以为棨意在讥当时宰相卢携。"生平

[唐]生卒年不详。信都武强人。僖宗时，棨随计吏数入京，屡试不第，时游北里狭邪。广明后，身经世乱，感慨良多，遂于中和四年追忆往事，撰成《北里志》，以记平康里妓女生活及文士风流逸事。此书实为晚唐文学重要之背景资料。昭宗时，擢侍御史，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事迹散见《北里志序》、郑谷《寄台院孙端公棨》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均著录其《北里志》1卷，今存。《全唐诗》存诗6首。《全唐诗续拾》补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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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年不详。湖州(今属浙江)人。性耿介廉洁，好学善文。事吴越钱镠为元帅府典谒，参佐军务。累官左卫上将军。后晋天福五年(940)，自检校太保出任湖州刺史。生平事迹散见《吴兴志》卷一四、《十国春秋》本传。《全唐诗》存残诗1首。

张昔，男，唐朝时期人物，诗人，代表作《小苑春望宫池柳色》。

张叔良，登广德二年进士第。诗一首。

陜州（今河南陜县）人。德宗贞元以前在世。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官至库部郎中。事迹散见《元和姓纂》卷七、《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三。《全唐诗》存诗4首。

李怀远，唐朝中宗时丞相，字广德，邢州柏仁（今河北邢台隆尧）人。生年不详，卒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八月。

萧颖士（717～768年），字茂挺，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人，郡望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唐朝文人、名士。萧高才博学，著有《萧茂挺集》。门人共谥“文元先生”。工于书法，长于古籀文体，时人论其“殷、颜、柳、陆，李、萧、邵、赵，以能全其交也。”工古文辞，语言朴实；诗多清凄之言。家富藏书，玄宗时，家居洛阳，已有书数千卷。安禄山谋反后，他把藏书转移到石洞坚壁，独身走山南。其文多已散佚，有《萧梁史话》《游梁新集》及文集10余卷，明人辑录有《萧茂挺文集》1卷，《全唐诗》收其诗20首，收其文2卷。"生平

萧颖士，字茂挺，颍州汝阴人，郡望南兰陵。

4岁能作文，10岁补太学生。唐开元二十三年，考进士第一。天宝初年补秘书正字。时为裴耀卿、张钧、韦述等名士所器重，名扬天下，从业学生众多，世称“萧夫子”。唐天宝年间，受召任集贤校理。李林甫曾想召见，萧置之不理。他按《春秋》义类编年，写《传》百篇，又作《伐樱桃赋》以刺李林甫。后经史官韦述推荐任史馆待制。因不屈于李林甫而调任河南府参军事。时安禄山得宠，萧颖士托病隐于太室山。禄山反，萧走访几个镇守使，陈述守御之计。永王磷召请他，不应。后客死于汝南。门人共谥“文元先生”。萧高才博学，著有《萧茂挺集》。

南朝梁鄱阳王萧恢的七世孙。自恃才华，傲慢无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奉使到民间搜括遗书，结果久未复命，被劾免官。留客濮阳教授，以推引后进为己任，教诲弟子坚持道德与文章，认为“学也者，所务乎宪章典法，膏腴德义而已”，反对“征辨说，摭文字”，人称萧夫子。后召为集贤校理，不肯依附宰相李林甫，受其排斥，出为广陵参军事，作《伐樱桃树赋》。结果激怒李林甫，被免官。萧颖士与李华齐名，世称“萧李”。

倭国派遣使臣来朝，愿聘请萧夫子为师, 因中书舍人张渐等反对而止。安史之乱时，曾为山南节度使源洧掌书记，谏言坚守南阳。宰相崔圆让他做扬州功曹参军，仅一日便挂冠而去。萧颖士一生仕途多舛，晚年弃官，客死汝南，谥曰文元先生。其作品大多散佚，后人辑有《萧茂挺文集》一卷，收入《四库全书》。有女嫁柳中庸。

萧颖士为南朝梁宗室的后裔，世为官宦之家，因而较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史载，他自幼聪颖好学，过目成诵，四岁能文，10岁补太学生，19岁即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对策第一。天宝初年，补秘书正字，奉使至赵卫间搜求遗书，久未复命，被劾[2] 免官。后召为集贤校理，因不肯谄事宰相李林甫，受其排斥，出为广陵参军事。心有不平，作《伐樱桃树赋》以讥刺，触怒林甫，遂免官。曾依《春秋》体例，撰写编年史百篇。史官韦述荐以自代，召为史馆待制，不肯屈事李林甫，再度免官。后李林甫死，在安史乱中，曾为山南节度使源洧掌书记，终官扬州功曹参军，因称“萧功曹”。颖士一生刚直有节，仕途多舛，最后弃官而去，客死汝南，门人共谥曰文元先生。

萧颖士乐闻人善，以推引后进为己任，名重当时，人称萧夫子。日本使者来朝，曾表示要请萧夫子为师。文学家柳并、诗人刘太真等，皆曾门下受业，李阳、李幼卿、皇甫冉、陆渭等数十人受其奖掖，诗文均有所称，成为一代名士。同时，萧颖士的识见不仅表现在“知人”，而且还表现在明察时势方面。安史乱前，他看到安禄山宠恣骄慢，即感到大乱将至，遂托疾游中岳。安禄山叛乱之后，他往见河南采访使陈守战之策，不被采纳，后为山南节度使源洧掌书记，谏言坚守南阳，为平定安史之乱作出重要贡献。永王璘乘安史之乱起兵谋夺帝位，曾召颖士，未从，并上书宰相崔圆，建议在平叛中应加强江淮的镇守，以防内乱，都表现出远见卓识。

萧颖士一生致力于散文创作，与另一著名散文家李华齐名，世称“萧李”。他们的创作主张和实践，都可以看作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他教诲弟子注意道德和文章两方面的修养，学应“务乎宪章典法，膏腴德义”，反对“征辨说，摭文字”的浮夸学风；为文应“务乎激扬雅驯，彰宣事实”，反对“尚形似，牵比类”的骈俪文风。因此，他推崇先秦两汉的文学家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而于当代则推崇陈子昂“文体最正”。自云：“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来，未尝留意。”“经术之外，略不婴心。”他的文章虽未完全摆脱骈文旧格，大致还是符合其文学主张的。其诗也多为古体，仿《诗经》四言，并作小序。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萧颖士《游梁新集》3卷、文集10卷、《萧梁史谱》20卷，均佚，后人辑有《萧茂挺文集》。《全唐诗》收录其诗2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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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易简（公元？年至六七三年左右）字不详，襄州襄阳人。约卒于唐高宗咸享末年。九岁能属文。长博学，为姨兄岑文本所器。第进士，补渭南尉。咸亨初，历殿中侍御史。尝道遇吏部尚书李敬玄不避，敬玄召为考功员外郎屈之易简上书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阳儿轻薄乃尔”！因奏易简险躁，贬为开州司马。易简著有文集二十卷，《新唐书志及旧唐书本传》及御史台杂注五卷，并传于世。"生平

不让武则天当皇后的杜易简

湖北襄阳人杜易简，大约是唐朝第一个因政治斗争而被贬开州，并死在开州的倒霉人物。杜易简本来也是一位少年才俊。《旧唐书》里说他九岁能文，年龄稍长，便“博学有高名”。他的姨兄岑文本又是当朝中书令，于是顺利考中进士，并担任了殿中侍御史之职。到唐高宗咸亨四年，杜易简已官至考功员外郎。在他担任考官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一共有79人进士及第。倘若杜易简在官场老是这么顺风顺水，想必就和开州无缘了。赶巧的是唐高宗李治身边冒出了那个被骆宾王骂作“狐媚偏能惑主”的武昭仪，在朝廷重臣许敬宗、李敬玄的鼓噪下跃跃欲试，一心想当皇后。而当朝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和吏部侍郎裴行简则坚决反对。杜易简很不幸站在了这些人一边，他不知道武则天当不当皇后原是皇上的家事，只有唐高宗本人说了才算，竟然写了一道奏疏去弹劾李敬玄。唐高宗李治想必是龙颜大怒，不久就找了个“恶其朋党”的借口，下一道圣旨，将杜易简贬为开州司马。一帆风顺的杜易简哪里受过这等委屈，更没想到此事会惹恼了皇上，又急又气又怕，到开州不久就死掉了。

整个襄阳杜氏家族的官运总的来说是不畅的，杜易简遭此厄运原本不足为奇。他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主要还是他与唐朝两大文曲星的关系。一位是杜甫。杜甫的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而杜审言则是杜易简的堂弟。另一位是王勃。《旧唐书》里说王勃六岁写文章便“构思无滞，词情英迈”，而第一个出来给神童戴高帽子的正是杜易简。杜易简是王勃父亲的挚友，他的口头表扬借用了《世说新语》中谢安、谢玄把人才比作宝树的套话：“此王氏三珠树也！”这句话显然给少年王勃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于后来才高八斗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表达谦辞时突然想起了杜易简，就专门在后面加了一句，说自己“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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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伦（？－658年），相州洹水（今河北魏县）人，唐朝宰相。杜正伦出身于洹水杜氏，隋朝时考中秀才，曾授羽骑尉，入唐后担任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并进入秦府文学馆。贞观年间，杜正伦历任兵部员外郎、给事中、中书侍郎、太子左庶子，封南阳县侯。因漏泄禁中语，被贬为谷州刺史，再贬交州都督。后受李承乾谋反案牵连，被流放驩州。唐高宗显庆年间，杜正伦拜相，初授黄门侍郎、同三品，后又升任中书令，进爵襄阳县公。显庆三年（658年），杜正伦因与李义府不和，被诬告结党，贬任横州刺史，不久病逝。"主要成就

贞观年间，杜正伦被唐太宗选为东宫辅臣，教导太子李承乾。他出入于皇帝所在的太极宫与太子所在的东宫，参与机密，以干练著称。担任宰相后，杜正伦又上疏高宗，建议精简入流品官。

生平

早年经历

杜正伦在隋朝仁寿年间与兄长杜正玄、杜正藏一同考中秀才。他善写文章，精通佛典，后被授为羽骑尉。隋代仅有秀才十余人，而杜家却一门三秀才，因此受到时人称道。唐朝武德年间，杜正伦担任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后被秦王李世民招纳，进入秦王府文学馆。

累职升迁

贞观元年，尚书右丞魏徵上表举荐杜正伦，称其才能古今无比。唐太宗遂擢升杜正伦为兵部员外郎，并对他道：“我让大臣推荐行能出众之人，并不是我偏爱这种人，而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益处。而对于宗室勋臣中品行才干不佳的人，我绝对不会任用他们。我现在任用你，是因你忠诚正直，希望你能称职。”

贞观二年，杜正伦又改任给事中，负责记载《起居注》。唐太宗曾道：“我坐朝理政，每讲一句话，都要先思考这句话是否有益于百姓，所以我不敢多说话。”杜正伦答道：“君主言行都要记录在史书中，我的职责便是撰写起居注，所以不敢不尽忠职守。陛下如有片言只语违背道理，不仅会对当今百姓造成损害，即使千年之后都会有损圣德。希望陛下慎重。”太宗大悦，赐其绢帛二百段。

贞观四年，杜正伦进拜中书侍郎。贞观六年，杜正伦与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一同上疏奏事。唐太宗设宴款待，并道：“我发现历代人臣如遇开明之主，就能竭尽忠诚规劝谏诤，至于像龙逢、比干这样的忠贞之臣，竟然免不了被加刑杀戮。为君不易，为臣更难。龙有逆鳞，君主也有逆鳞，你们却敢于去碰触。如果能经常这样，我哪还有什么危亡的忧虑！”又对他们大加赏赐。

不久，杜正伦改任太子左庶子，兼崇贤馆学士，并加散骑常侍。唐太宗嘱咐道：“太子自古便是国家根本，一定要选有道德的人来辅佐。现在太子年纪幼小，志向思想还没确定，我如能早晚都见到他，还能随时随事对他告诫约束。我如今让他监国，又不能把他留在身边。你志向远大，胸怀宽广，能坚持正道，所以我只能让你离开我去辅助太子，你应该知道这个委任的分量。”

连遭贬谪

贞观十年，杜正伦再次出任中书侍郎，仍兼太子左庶子，并赐爵南阳县侯。唐太宗曾嘱咐杜正伦：“我儿患有足疾，只是小事，但却好狎昵小人，以致没有好的名声，你要时时规劝。如果他不听教导，你就来告诉我。”后来，杜正伦数次劝谏太子李承乾，都未被接受，便将太宗的话告知于他。李承乾上表抗辩。唐太宗质问道：“你为何把我的话告诉太子？”杜正伦答道：“我劝导他，他不接受，所以就用陛下的话来吓唬他，希望他有所畏惧，或许可以改恶从善。”唐太宗大怒，将杜正伦外放为谷州刺史，又贬交州都督。

贞观十七年，李承乾意图谋反，被废为庶人。经查证，李承乾曾命侯君集赠送金带给杜正伦。唐太宗于是将杜正伦流放驩州。后来，杜正伦又历任郢州刺史、石州刺史。

担任宰相

显庆元年，杜正伦被授为黄门侍郎，兼崇贤馆学士，后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

显庆二年，杜正伦兼任度支尚书，又升任中书令，兼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进封襄阳县公。他与刘祥道曾上疏唐高宗，认为入流品官过多，乃是为政弊端。高宗便让杜正伦与刘祥道一同负责精简品官，但因阻力过大，最终无果而终。

贬死横州

显庆三年，中书令李义府因与杜正伦不睦，诬告杜正伦与中书侍郎李友益结党营私。唐高宗遂将杜正伦贬为横州刺史，并削去他的封邑。不久，杜正伦病死于贬所。

轶事典故

杜正伦出身洹水杜氏，与京兆杜氏同出一祖，但支系较远。他曾请求与京兆杜氏连宗，却被拒绝，便怀恨在心。京兆杜氏聚居处名为杜固，相传有旺盛发达的地气，因此世代高门。杜正伦拜相后，以疏通水道为名建议朝廷开凿杜固，想借此破坏杜固的风水。杜固被凿后，川流如血，十日方止，从此南杜一蹶不振。

家庭成员

父亲：杜子裕，曾任乐陵县令。

兄长：杜正玄，曾任豫章王记室。

兄长：杜正藏，曾任行军长史。

兄弟：杜正仪。

兄弟：杜正德。

嗣子：杜志静，杜正藏之子，官至安福县令，袭爵襄阳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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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式（803-863），字柯古。晚唐邹平人，唐代著名志怪小说家，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卒于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其父段文昌，曾任宰相，封邹平郡公，工诗，有文名。在诗坛上，他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段成式信佛读经，饮酒赋诗唱和，以解其忧，诗中多流露出超脱世俗的消极情绪。"故里

段成式故里在今明集镇段桥村。清代邹平著名诗人张实居《长白竹枝词·十五》写道：“连年亢旱绿波消，一望平湖种麦苗。旧迹欲寻柯故里，居人遥指段家桥。”王渔洋在该词后注“段太长故里”。《玩湖顶》诗云：“更忆断桥柯古迹，夕阳一片远香红。”晚于张实居而同为张延登之孙的张尔奎，有《柯古堂诗文》四卷行于世。很显然，诗人张实居、张尔奎皆十分仰慕唐代文学家段成式，同时也佐证了段成式故里确实是邹平县明集镇段桥村。

贡献

段成式在当时文名颇著，与著名诗人李商隐、温庭筠号称“三才”，但其诗歌艺术成就远逊于温、李。所著《酉阳杂俎》，分类记载各种异事方物，被《新唐书·艺文志》列入了小说家类。书以内容广博，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学者多所征引。所记古代中外传闻、神话、故事、传奇，丰富多彩，有些篇章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为研究唐传奇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同时，书中还辑录了南北朝和唐代的若干史料，其中记述了唐代统治阶级的秘闻轶事，南北朝交聘使者的应对和仪礼，以及民间婚丧嫁娶、风土习俗，旁及中外文化、物产交流，这些或得之于传闻，或采之于遗文秘籍，为我们研究古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关于陨星、化石、矿藏的记载，动物、植物形态、特性的说明，也极富科学价值。

《酉阳杂俎》在国外，也颇受重视。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所著《中国伊朗编》，英国作家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都曾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李更摘引书中不少材料。当然，书中也有诡怪不经、荒诞无稽之谈，是其糟粕。

另外，段成式的诗文也有一定的成就，与温庭筠、李商隐齐名，时号“三十六”，因段、温、李三人皆排行十六，故有“三十六体”之称。三人皆为晚唐文之高手。研究段成式的诗文，可与其笔记小说相互参照，对全面了解唐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大有裨益。

生平

段成式青年时期为官宦子弟，英俊潇洒，彬彬有礼，活泼好动。他的好友周繇《嘲段成式》诗中写道：“蹴鞠且徒为，宁如目送时。报仇惭选耎，存想恨逶迟。促坐疑辟咡，衔杯强朵颐。恣情窥窈窕，曾恃好风姿。色授应难夺，神交愿莫辞。”此诗写了他年轻时的风貌。段成式自幼即力学苦读，博学强记，少好猎。其禅见洽闻，为时人所叹服，自言：“成立以君子耻一物不知”，故他的博闻在唐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成式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吉州、处州、江洲刺史，直至太长少卿。成式为官期间，曾为故里修七孔拱桥，架通南北之路。乡人为记段氏功德，遂将相邻的段、加、马、乔四村改名为“段桥”，并刊石立碑。

段成式年轻时随父亲段文昌转徙各地，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轶闻趣事，开拓了生活视野，加之他精研苦学，博览了包括官府秘籍在内的大量图书。他以读书为嗜，博学强记，矩识渊博。段成式和当时的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李群玉、周繇结为朋友，往来密切。这对他的诗文创造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段成式曾因父亲段文昌的关系，就任秘书省校书郎，居府第“修行里”。他自己说：“武宗癸亥三年夏，予与张君希复善继，同官秘书。”这是公元843年，他大约40来岁的事情。后来他“累官迁尚书郎”，又出任江州刺史，至“大中中归京，仕至太常少卿”。他居长安时，“以闲放自适”，“尤深于佛书”，这正是他晚年生活的概括。他于懿咸通四年六月卒，享年约六十一岁。

在唐代晚期文学家中，段成式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能诗善文除代表作志怪小说集《酉阳杂俎》传于后世外，在《全唐诗》中还收入他的诗词30多首，《全唐文》中收入他的文章11篇。在诗坛上，他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号称“三十六”。现存段成式的诗，多是绝句和律诗，十分讲究词采的艳丽，风格清丽秀美。晚唐社会“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危”，皇帝仍旧终日宴游，不理朝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段成式信佛读经，饮酒赋诗唱和，以解其忧，诗中多流露出超脱世俗的消极情绪。

评价

《全唐诗》收录其诗词30多首，多华艳之作，也不乏清丽之篇。其文学成就主要不在诗歌，而是体现在所著代表作《酉阳杂俎》之中。这部书内容繁杂，有自然现象、文籍典故、社会民情、地产资源、草木虫鱼、方术医药、佛家故事、中外文化、物产交流等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诸如李白让高力士脱靴、王勃写文章蒙在被里打腹稿等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很广。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这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志怪小说。鲁迅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以为这部书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驾齐驱”。后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对这种文体的继承和发展。应该说这部书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宋明以及清初志怪小说的重要著作。清代纪昀等人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纲要》指出：对于这部书，“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

历史故事

唐宣宗大中九年，五十三岁的段成式从长安来到处州任刺史。诗人方干在《赠处州段刺史》中对他在这段时间里的生活和府城的闲居环境有所反映“幸见诗才镇栝初，郡城孤峭似仙居；山萝色里登台阁，瀑布声中阅簿书。德重自将天地合，情高原与世人生疏。”段成式在处州德政卓著，民望很高，其中是突出的是整治水患，兴修水利。好溪是缙云与丽水之间的交通水路，因为险滩遍布，水势湍急，人称恶溪。

段成式决意治理恶溪。他实地查看了河道，制订方案，一面组织民工疏浚水路，排除险阻，一面筑坝开渠，引水浇灌，完成了兴建好溪堰的工程。好溪堰使丽水人民受益一千多年，至今还是丽水东郊农田浇灌和城中洗涤、消防、排污的主要设施。段成式治理恶溪，变水患为水利的事迹受到人们的赞颂。处州人民为了纪念段成式的功绩，在好溪畔建立了“思贤亭”。南宋状元、龙图阁学士王十朋在丽水时瞻仰了思贤亭，写下了《游洞溪》赞段成式。

利用好溪落差特大的优势，采用长藤结瓜的方法，沿溪建造了不少小电站进行多级发电，使水利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对段成式主持修建的好溪堰，包括贯穿丽水城内的水渠，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在灌溉和改善城市环境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一千多年前的段成式所无法预知和想象的。

好溪风景区位于磐安县南部，好溪又恶溪，左出大盘山，右靠清明尖，两岸连云，高岩壁立，风景迷人。区内风景点有：江南第一瀑–百杖潭风景区、仙风玉柱、黄檀林海、青梅尖、破连山、红挺一纵烈士陵园、竹水涧、潘潭风光、云山八景、大智寺、大炮岩和跌水岩瀑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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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泽，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代宗大历十年（775）乙卯科东都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二十七人。同榜有王建等。考官：东都为留守蒋涣。试题为《日观赋》和《龟负图诗》。 诗云：“天意将垂象，神龟出负图。五方行有配，八卦义宁孤。作瑞旌君德，披文协帝谟。乘流喜得路，逢圣幸存躯，莲叶池通泛，桃花水自浮。还寻九江去，安肯曳泥途。”《全唐文》存其《日观赋》一篇。

陈讽，籍贯、字号、生卒年均不详。唐德宗贞元十年（794）甲戌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二十八人。其中有李逢吉等。考官：户部侍郎顾少连。试题为《风过箫赋》。陈讽取状元当年，又得博学宏词科第一。入仕后先任畿县尉，上表请换他县，德宗允许，后任司勋郎中。陈讽善作赋，今《全唐文》存有《连理枝赋》等三篇。《全唐诗》有诗一首。

生平无考。《全唐诗》存诗2首，其中《咏浮沤为辛明府作》，出《文苑英华》卷一五三、卷一六四；《莺》诗，《唐诗纪事》卷二九作孙处玄诗，明刻本《文苑英华》卷三二八作郑缙诗，中华书局影印本《文苑英华》新编目录作郑愔，未详孰是。

褚遂良（公元596年－公元659年），字登善，唐朝政治家、书法家，杭州钱塘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后在唐朝任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后坚决反对武则天为后，遭贬潭州（长沙）都督，武后即位后，转桂州（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北境清化）刺史，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卒；褚遂良工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轶事典故

太宗死后，传位高宗李治，在李治册封武曌皇后之前，大臣们有很多是坚决反对的，其中就以河南公兼大书法家褚遂良、赵公长孙无忌、英公徐世勣等反应最为强烈。

他们想力谏高宗，长孙无忌想第一个进去劝谏，因为李治决心已下，这个时候谁去阻挡他，无异于去送死。

褚遂良拦住了他道：长孙太尉是国舅，如果事情不顺利，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向舅舅发怒的名声，这不好！

徐世勣说：请让我李勣先进去吧！

褚遂良说：李司空，你是国家的重臣，一旦事情难办，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治罪大臣的坏名声，这样不好。褚遂良我出自布衣，没有立下一点功勋，只不过受太宗宠遇，这才有了今天，况且今天正是我报答太宗的恩情之时，如果我不去，何以面对先帝的在天之灵啊！

于是就第一个冲了进去，结果，褚遂良妙语连珠，竟然把高宗暂时说服了，册封皇后之事，就暂时束之高阁，武后入宫，也就后延了一段时间。

生平

出身名门

隋开皇十六年，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阳翟人。父亲褚亮时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友。

唐武德元年李渊建立了唐王朝。褚遂良父亲褚亮时任仕隋朝东宫学士。因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薛举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城长安，进军途中病死，薛举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唐武德元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投降，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铠曹参军

最初，褚遂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褚遂良耿直，有学术，竭尽所能忠诚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唐武德四年，唐高祖命李世民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同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人们称他作“馆主”。

唐武德九年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唐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褚遂良负责其事。唐太宗立慈云寺，由褚遂良书碑。唐贞观十年，褚遂良出任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唐贞观十二年，虞世南逝世，魏徵将褚遂良推荐给李世民，太宗命他为“侍书”。

黄门侍郎

李世民曾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褚遂良可以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唐贞观十五年，褚遂良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

唐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

唐贞观十八年，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唐贞观二十二年，褚遂良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同年阴历九月，被提升为中书令，成为继魏微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辅佐大臣

唐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

唐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后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唐永徽四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废后之争

唐永徽六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绩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凄凉晚年

武则天在唐永徽六年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唐显庆元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

唐显庆二年春天，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越南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唐显庆四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孤独地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

直到唐神龙元年，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唐天宝六年，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唐贞元五年，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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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若宪（？～835）字不详，清阳贝州人，宋若莘四妹。生年不详，卒于唐文宗太和末。"生平

其父宋廷棻，为初唐诗人宋之问后裔，生一男五女，男独愚不可教，而五女皆警慧，善属文。宋若莘最长，次为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皆禀性贞素，不愿归人，欲以学名家。若莘诲诸妹若严师。

贞元中，李抱真表其才，与诸姊妹并召入宫。常与君臣唱和，每有新作，满朝曰“善”，时称“五宋”。文宗时，代若昭司秘书。时诸姊妹均巳亡故，帝以若宪善属辞，粹议论，尤见推重。太和末，李训、郑注用事，恶宰相李宗闵，谮言因驸马都尉沈生厚赂若宪求执政。帝怒，幽若宪外第，赐死。李训、郑注败，帝悟其谗，追恨不巳。

宋若宪所作诗，今存一首，诗为应制诗，另有《催妆诗》一首，乐府辞五首，包括《宛转歌》二曲、《长相思》、《朝云引》和《采桑》各一曲。这些乐府辞，《全唐诗》和《乐府诗集》中都题“郎大家宋氏”作，不知与若宪是否同一个人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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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彬（886-930），字表文，武肃王王审邽长子，祖籍河南光州固始，生于泉州。唐末五代任泉州刺史，累封至检校太傅开国候，卒赠侍中。长兴元年（930年）王延彬逝世，葬南安县云台山。"生平

他弱冠时，承父之命在南字建招贤院，按纳李贤、韩偓、於崔道融等一大批中原流亡人士，一时人才济济，文事活跃，为“十国之冠”。他前后执掌泉州军政大权十六年，政通人知，并能着力发展农业生产，五谷岁岁丰登；尤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多发蕃舶以资公用，每遇惊涛狂飙，无有失坏，被号为“招宝侍郎”。他一生崇信佛教，好谈佛理，先后延请好多位高僧来泉州开元寺弘法传经，而且大兴土木，建造法云寺、福先招庆寺、教忠寺、福清寺等梵刹兰若，又舍予膏腴良田，促进了泉州佛教的兴盛发展。

修建寺院

王延彬崇信佛教，好谈佛理，礼敬僧人，尊泉州开元寺僧弘则为师。先后延请高僧来开元寺弘法传经。

他舍田施财，大兴土木，在青阳山建法云寺，在州城北山建福先招庆寺，在城南建教忠寺，在南安县为高丽僧人元衲建福清寺，在他妻子徐氏葬地凤凰山建凤凰寺，在开元寺四周建造20余处精舍寺院，迎纳名僧驻锡。他的妹妹出家西禅寺当尼姑，他特地扩建泉州罗城的西北部分，把西禅寺围在城内。他对每座寺院都拨给上好寺田供养僧尼，仅招庆、招福2寺就置田租10万余担。

人物墓地

史料记载，王延彬曾在云台山筑“别墅”，周围“广辟活壤，一望无际，置十里梅村”，建“万梅亭”，“围山筑塘，

引泉为池”，时邀招贤馆中寓贤和泉郡名士来此赋诗酣饮。王延彬死后，妻子在其墓边筑云台寺守候，死后也葬于云台山。

2014年10月11日王氏后人向媒体反映，他们的发现证实了族谱及传说中王延彬葬于丰州云台山的说法。在云台山山坡有众多遗址和石构件，时而可见的夯土墙，直径约1米的别墅柱础，长1米多的旗杆石，保存完好的窑洞。据称，当时王延彬建“别墅”时，就命人在此间取土烧制所需的瓦片、陶瓷等。在《金坑王氏祖谱》里，关于王延彬墓葬、云台寺等的山形图，与走访发现的建筑遗迹等情况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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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字至之，先为同州冯翊人，父遗直始家于苏州。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武宗会昌中前后在世。工于诗。太和四年，（公元八三o年）登进士第。历太常少卿，出为苏州刺史。后为岭南节度，严于治军。军人遂怨起为乱，囚发于邮舍。坐贬婺州刺史，卒于任。发为诗清新浏亮，传世颇多。唐代著名诗人。

席豫，字建侯，襄阳人，后徙河南，唐朝礼部尚书，文学才华横溢，冠冕诗人称号。十六岁考中举人，唐开元年间，官至吏部侍郎。唐玄宗时期，封号席公，太平公主闻其名，拜为阳翟尉。唐天宝六年，出任礼部尚书兼襄阳县令。皇帝曾登朝元阁赋诗，群臣属和，皇帝以席豫之诗最工妙，诏曰：“诗人之冠冕“。席豫，喜周易术数，事李虚中为好友，同磋交流。"生平

[唐]字建侯，襄阳人，徙家河南。进士及第，天宝初官至礼部尚书。谥曰文。性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旧唐书本传》

席豫，字建侯。襄阳人。唐代大臣。系后周昌州刺史席固七世孙。聪颖过人，经学文章为当时长安城中佼佼者。十六岁时，即进士及第，补襄邑尉。当时太子死难，安乐公主请立自己为皇太女。豫上书请立皇太子，以历史上的外戚祸难说服当朝，语深意切，为人所称赞。太平公主闻其名，上奏皇帝荐其为谏官，豫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辩论后离去。在推举贤良时，任阳翟县尉，以后任中书舍人。与韩休、许景先、徐安贞、孙逊名四人齐名。后改任郑州刺史。韩休辅佐朝政时，举荐席豫代替他，拜吏部侍郎。玄宗说：席豫的学识、政绩均有记载，所以授予现在的职务。席豫在任六年，选拔了不少寒士为国效力，被誉为知人，人们称他为席公。天宝中进礼部尚书，累封襄阳县子。先后四次出任江南、江东、淮南、河北按察使。当时南方各地，人死后不葬，暴尸野外，他对百姓进行安埋教育，风俗为之改变。席豫为官清正，无私欲，不为权势所摇撼，性谦厚，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认真负责。给子弟、下属写信不草书。有人说：“此小事，何必如此认真。”他说：“小事、细事不认真，大事、要事将如何?”有一次，皇帝召群臣在朝文阁赋诗，所和众诗，以席豫最工。皇帝下诏说：“诗人之冠冕也。”

席豫病重时，遗令下属：死后三日下敛，敛毕即葬，不因丧葬之事，耽误公私二事；如丧费不足，可卖居住之宅，以终后世。

年六十九而卒，赠江陵大都督。

弟晋，以文名当时。

史载事迹

唐开元初，席豫以监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两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挞主驿吏。

外白“肝至”，见肝在王，王曰：“杀生有道，何故

生取其肝，独能忍乎？”豫云：“初虽求肝，肝至见动，实不敢食。”言讫，见一小佛从云

飞下，王起顶礼。佛言如豫所陈。王谓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寻放豫还也。

译：唐朝开元年初，席豫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去河西按查。到了河西两个驿站，准备吃饭，找

不到羊肝，就鞭打驿吏，外面说肝已到了。席豫看见肝在盘子中摇动不停，皱眉好久，让拿

下去，于是拿来一匹绢，为羊铸佛。半天左右，席豫忽然死去。随从官吏去见王，王问：

“杀生自然有道，为什么要活取它的肝，怎么能忍心呢？”席豫说：“当初虽然要肝，但肝

到了却看见它摇动，实在不敢吃它。”说完，就看见一个小佛从云中飞下来，王起身礼拜，

佛说的和席豫所说的一样。王对羊说：“他不吃你的肝，现在想要怎么办？”不久也就放席

豫还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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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赞华一般指耶律倍。耶律倍（899年―936年），小字图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自幼聪颖好学，深得耶律阿保机的喜爱和器重，916年被立为皇太子。926年，封为东丹国王、称“人皇王”。926年太祖病逝后，耶律德光继位为帝。天显三年（928年）东丹国南迁，升东平为南京。同时耶律德光对耶律倍施以控制和监视。930年耶律倍弃国投奔后唐。936年后唐发生政变，耶律倍遇害，葬显陵。947年，耶律德光去世。耶律倍长子耶律阮最终夺回了皇位，追谥耶律倍为让国皇帝。"生平

耶律倍，辽义宗文献钦义皇帝，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里人，姓耶律，契丹文名图欲，大契丹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和皇后述律平的长子，辽太宗耶律德光和章肃皇帝耶律李胡的长兄，辽世宗耶律阮的父亲，东丹国国王。

早年

899年，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图欲出生，当时阿保机虽未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但他领导的耶律氏部落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支，所以他也是契丹的显赫人物之一。

在扫除了政敌和称帝的障碍后，在担任可汗的第十年春二月初一丙戌日，阿保机自立为皇帝，建大契丹国，改元神册，是为辽太祖。同年三月初二丙辰日，年仅十八岁的耶律倍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契丹国皇位的继承人。

公元919年11月7日，在跟随阿保机向北征讨乌古部时，作为先锋都统的耶律倍，带兵开路，首先进击，大破乌古部，俘获牲口一万四千二百头，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使乌古部全部投降了契丹。

922年1月9日，耶律倍又率王郁等经略燕地，一度打到定州，大大扩张了契丹的领地。

924年春，渤海国杀死了大契丹国的辽州刺史张秀实，并掠夺州民。事发后，阿保机召集群臣，颁布诏书，宣称要御驾西征。众人非常惊讶，不明其意，因为渤海国在契丹东面，阿保机不急于报仇却去攻打西面。其中，只有耶律倍最先明白了父皇声东击西的真实用意，并乘机向父皇献上了攻取渤海国的计策。

公元926年2月17日，契丹在攻克渤海重镇扶余城后，阿保机想先清点城中的户籍和人口，耶律倍却进谏道：“如今刚刚得到扶余城就清点户籍，人民必定不会安分。如果现在乘着我军破竹之势，直接攻向渤海国的首都忽汗城，则一定会攻克它。”阿保机听从了长子的建议，让他和耶律德光担任前锋，于2月23日夜间开始围攻忽汗城。 3日之后，渤海国末代国王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

“让国皇帝”

征服渤海国后，阿保机将其改名为“东丹国”，采用“天、地、人”三才之典故，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并赐予其天子的冠冕。因为阿保机自己的尊号是“天皇帝”，皇后述律平是“地皇后”，这样就确立了耶律倍“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

但是，刚刚在草原上取得了重大战果的契丹人，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很快就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尴尬境地：开国皇帝阿保机没交代自己的身后事，就急病离世了。

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皇太子耶律倍汉化程度很深，尊孔尚儒，主张契丹全盘汉化，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术；而临朝称制、大权在握的述律平则奉行草原本位主义，主张维护契丹奴隶制度。她关注传统的草原经济，更关心契丹贵族的传统利益。对于汉臣和汉人的农业经济、文化，她会借用，但并不愿看到其势力过大而影响到契丹民族自身。

虽然以天、地、人皇的顺序来看，文武双全的皇太子耶律倍很有理由继承皇位，但在文化传统的考量中，耶律德光却更加符合母亲的心意。对皇位继承问题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述律平，果断地走上前台，用断腕指定了她心仪的继承人。

皇太子耶律倍洞悉了母亲的心思，无奈之下，只好率领群臣向述律平请命：“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主动要求将契丹皇位让给母亲喜爱的弟弟。

投奔后唐

926年七月，阿保机在返回契丹的途中不幸病逝，在外的耶律倍接到噩耗后，马上动身返辽，而母亲述律平已奉梓宫西还，弟弟耶律德光也已先到“行在”。兄弟二人的急速奔丧，意味着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皇位争夺的开始。

早在阿保机建立契丹国时耶律倍就被立为皇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若论武功，却比其弟耶律德光稍逊一筹。更为重要的事，母亲述律平在他们兄弟三人中偏爱耶律德光，况且此时她还摄政，掌握辽代军国大权。于是述律平亲自导演了一场众拥耶律德光的把戏：她来到大臣齐集的帐内，对文武百官说：“我的两个儿子都很优秀，也都适合做皇帝，我不能决定由谁做皇帝，现在把选皇帝的权力交给你们，你们认为谁适合做皇帝就执谁的鞍辔。”文武百官都知道述律平的意图，争先恐后抢着执耶律德光的鞍辔，并欢呼“愿事德光皇帝”。耶律倍也知道其母的意图，就对大臣说“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随后，耶律倍“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不得不让皇帝位给耶律德光。

927年底，耶律德光即皇帝位即辽太宗，可是他对哥哥耶律倍并不放心，对其实行了监视。为此，兄弟之间的关系恶化，矛盾进一步加深。

耶律倍的处境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知，出于政治目的，他派人持书密诏耶律倍。930年，耶律倍投奔了后唐。当他在金州即将上船时，面对故国，悲愤满腔，在海边立了一块小木牌，上刻《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他把“大山”比作自己，“小山”比作二弟，寥寥几笔，勾勒出契丹皇室内部矛盾的尖锐。

耶律倍到达后唐受到了热情地接待，后唐皇帝李嗣源以天子仪卫迎接，并赐姓东丹，名慕华，拜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后又赐皇姓李，名赞华，移镇滑州，遥领虔州节度使。

被害

虽身在异国，但耶律倍却常思念故乡和亲人。933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病死，其子李从厚即位不到半年，就被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杀死。耶律倍认为这是攻打后唐的极好时机，派人密报辽太宗，希望利用后唐内乱之际攻打后唐。耶律德光果然亲率大军南下，但他不是应耶律倍之邀，而是应石敬瑭之请。936年,李从珂欲自焚，召耶律倍同焚，耶律倍不从，李从珂派壮士李彦绅害死了耶律倍，年仅38岁，洛阳一僧人把耶律倍的尸体收敛起来，暂时埋在一个荒山坡上。后来，辽太宗把耶律倍改葬在他生前喜爱的医巫闾山。937年，耶律倍长子耶律阮当了皇帝，追谥其父为“让国皇帝”，陵曰显陵。1051年，辽兴宗又增谥号文献钦义皇帝，庙号义宗。

文化修养

史载，耶律倍自幼聪敏好学，是文武全才，不但善于骑射和谋略，而且文化修养很高，尤其推崇中原汉族的儒家文化。他曾经从中原买了万卷书，收藏在他隐居的医巫闾山绝顶之上的望海堂。他通晓阴阳、音律，精于医药、砭焫之术，工于契丹文和汉文的文章，曾经翻译《阴符经》。他还擅长画本国人物，后来都被收入宋朝的秘府。所以说，他集藏书家、阴阳学家、医学家、音乐家、文学家、翻译家、汉学家和画家等于一身，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儒者。

作为北方草原民族的画家，他擅画水草放牧或游骑射猎的情景，特别擅长于画鞍马，其画作被宋代的黄复休评为“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之态”。据《宣和画谱》一书记载，宋朝大内皇宫的秘府中共收藏有耶律倍的15幅画作。其他传世名作还有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射鹿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番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骑射图》等。

耶律倍入后唐前所作的《海上诗》是现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辽代诗歌，耶律倍也善写契丹文诗歌，金代元好问曾经读过他的契丹小字诗，并作《东丹骑射》题画诗云：“意气曾看小字诗，图画今又识雄姿。”据阎凤梧主编的《全辽金诗》统计：耶律倍曾有《乐田园》等诗集，均已散佚。现仅存《海上诗》一首。

受父皇影响，耶律倍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学相当尊崇，是当时汉化程度最高的契丹皇室成员。据史书记载，一次，阿保机就契丹国应该推崇哪种思想与群臣进行了讨论，他问大臣：“受命之君，应该侍奉上天，敬仰神灵。朕想祭祀立了大功、拥有崇高道德的人，谁应该排在第一位？”大家都说应该让佛排在最前面，这时，在一旁的耶律倍说：“孔子是万世所尊崇的大圣人，应该排在最先。”阿保机闻言大喜，立即下诏建孔庙，让耶律倍在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

年幼聪敏好学，热爱中原先进的封建文化，阅读了大量汉文典籍，既善于用契丹文、汉文写作，还善于写诗、绘画，“集中原文化于一身”。

耶律倍酷爱中原先进的封建文化，曾命人购买万卷书籍，在东北名山医巫闾山顶建望海堂珍藏，故有“万卷藏书楼”之称，使之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最早、最大的私人图书馆。据当时人记载，望海堂里的某些医学藏书，后来在中原也很难找到，因此，耶律倍对保存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轶事典故

幼年采薪

有一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阿保机有意命令三个儿子采薪以考察他们的才智。结果，二儿子耶律德光不经选择、无论干湿划拉一捆柴禾，第一个回到阿保机的帐中；长子耶律倍选择干柴并且将其捆绑整齐，第二个回来；三子李胡只拾了很少的柴禾，最后一个回来。

嗜饮人血

耶律倍在后唐虽然官为节度使，但并“不预政事”，多数时间用来绘画，并与后唐的知识分子、臣僚往来频繁，。

耶律倍虽然工文善画，但性格方面却是“刻急好杀”，嗜饮人血，经常在姬妾臂上刺洞吸血。奴婢侍妾稍犯小错，他就用火烫她们，甚至挖出她们的眼睛。他到中原后娶的妻子夏氏，因为恐惧他的这种恶行，曾求削发为尼，这种怪异性格很可能与他在家乡的不幸遭遇有关。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母亲：淳钦皇后述律平

兄弟

二弟：辽太宗耶律德光

三弟：章肃皇帝耶律李胡

妻妾

耶律倍的妻妾众多，知名的有5个，并为他生下了5个儿子。

端顺皇后萧氏：契丹人，耶律倍母述律平娘家人，太子妃。在耶律倍逃往后唐以后为东丹国摄政，病死。

柔贞皇后萧氏：契丹人，耶律倍母述律平娘家人，耶律倍妾，儿子耶律阮即位后尊为皇太后。

夏氏：汉人，后唐明宗所赐，后因耶律倍性情狂暴，请求离婚，为尼姑。

大氏：粟末部靺鞨人，渤海国王族，不知所终。

高氏：汉人，封美人，耶律倍爱妾。与耶律倍一同逃往后唐，不知所终。

儿子

长子：辽世宗耶律阮，母柔贞皇后萧氏。

次子：庶人耶律娄国，曾任南京留守，掌管东丹国国政，辽穆宗时谋反被诛。

三子：吴王耶律稍。

四子：平王耶律隆先，母大氏。

五子：晋王耶律道隐，母高氏。

墓葬

耶律倍死后，一位僧人为他草草收尸。石敬瑭率军进入洛阳后，为了讨好契丹，亲自为耶律倍服丧，在耶律倍灵柩前放声大哭，并以帝王之礼将其厚葬于洛阳郊外。

由于耶律倍喜爱医巫闾山的奇山秀水，耶律德光念及兄弟情分,派侄子耶律阮将耶律倍灵柩运回，归葬在了医巫闾山，并加封谥号为文武元皇王。

人物评价

作为契丹人，耶律倍免不了北方民族的豪爽直率，但由于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已变得外表宽让，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他以太子身份失去国主地位，却不曾兴兵征战，最终投奔国外，很明显是受到了“吴太伯让国”的影响。他让位以后长期受到弟弟的压制与监视却少有怨言，与他通晓阴阳之术，受道家玄学影响有关。可以说，中原文化的侵染，使他在皇位的角逐中，抵制住了最高权力的诱惑，表现出罕见的隐忍与退让，最终做出了“让国”的选择。

在流亡后唐期间，耶律倍突然变得“刻急好杀”起来。据史书记载，耶律倍在后唐时有嗜饮人血的毛病，疯狂时甚至在姬妾臂上刺洞吸血。奴婢侍妾稍微犯了点儿小错，耶律倍就用火烫她们，甚至挖掉她们的眼睛。他的暴躁脾气把嫁给他的汉妻夏氏吓得魂飞魄散，为防丈夫的辣手，以至于她请求削发出家为尼。史家评论耶律倍这种两极分化的性格时认为，这很可能与他在自己祖国的不幸遭遇密切相关。

阿保机对三个儿子的评价是：“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从中可以看出耶律倍的灵巧，也显示出阿保机对耶律倍的喜爱。

《辽史·义宗倍传》最后的“论曰”，高度概括、评价了耶律倍的一生：

“自古新造之国，一传而太子让，岂易得哉？辽之义宗，可谓盛矣！然让而见疑，岂不兆于建元称制之际乎？斯则一时君臣昧于礼制之过也。束书浮海，寄迹他国，思亲不忘，问安不绝，其心甚有足谅者焉。观其始慕泰伯之贤而为远适之谋，终疾陈恒之恶而有请讨之举，志趣之卓，盖已见于早岁先祀孔子之言欤。善不令终，天道难诘，得非性卞嗜杀之所致也！虽然，终辽之代，贤圣继统，皆其子孙。至德之报，昭然在兹矣。”

此论点首先大力赞扬了耶律倍的“让国”行为，以及他的孝心和爱国热情，又说他之所以会有的这种义举，是因为他深谙孔孟之道，懂得“泰伯让国”的至德和儒家的忠孝之礼；然后对他的惨死表示了惋惜，并认为是他“嗜杀”所遭到的报应；最后说，他虽然有缺点，但他 “让国” 的义举感动了上天，使得他的子孙能够享有辽国的帝位。这种说法虽然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但对耶律倍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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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伸，晚唐诗人。生卒年、籍贯皆不详。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登进士第。事迹见《文苑英华》卷一八一、《登科记考》卷一五。《全唐诗》存诗1首：《闰月定四时》。

[唐]（公元七七二年至八三六年）字见之（一作建之），赵州（旧唐书作赵郡）人，李端之子。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卒于文宗开成元年，年六十五岁。工诗，第进士及宏辞。累迁太常博士。宝历初，（公元八二五年）以兵部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出为华州刺史。历吏部侍郎。为人简俭寡欲，时望归重。虞仲著有制集四卷，《新唐书艺文志》及诗，传于世。

王继鹏（？―939年8月29日），后改名王昶，闽太宗王延钧长子，母南汉清远公主刘德秀，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君主。原封福王。宠妾李春燕本为王延钧的宫女，王继鹏与之私通，因此向继母陈金凤求助，说服王延钧将其赐给王继鹏。闽永和元年（935年），与李仿政变，杀王延钧，继位称帝，封李春燕为贤妃。次年（936年），改元通文，再封李春燕为皇后。王继鹏亦如其父，十分宠信道士陈守元，连政事亦与之商量，兴建紫微宫，工程浩大更胜宝皇宫，又因工程繁多而费用不足，因此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后被拱宸、朱文进等禁军将领发动兵变所杀。"趣闻轶事

笃信道教

王继鹏信奉道教，曾赐给道士洞真先生陈守元天师的称号，非常信任和倚重陈守元，甚至更换将相、施行刑罚、选贤举能这样的重大事情，都同他商议；陈守元接受贿赂、请托，有求必应，门庭若市。

王继鹏又采用陈守元的建议，在宫中建造三清殿，用黄金数千斤铸造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告，寻求神丹。政事不论大小，都由卜巫人林兴传达宝皇的神命来决定。

鸳鸯树

据说王继鹏和李春燕死后，他们墓上长出一棵树，树上生出一种少见的花，如同鸳鸯交颈一样，当时人们称为鸳鸯树。

家庭成员

父母

父亲：闽太宗王延钧

母亲：刘德秀，南汉清远公主。

后妃

梁国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李敏之女。

皇后李春燕

生平

杀父篡位

王继鹏初封福王。天成二年，王继鹏的父亲王延钧继位。长兴三年，王延钧听信道士陈守元的话退位，命王继鹏掌管府事。不久王延钧又复位。

王继鹏父亲王延钧的婢女李春燕长得很漂亮，王继鹏就与她私通。王延钧患病后，王继鹏请嫡母皇后陈金凤向王延钧索要李春燕，王延钧不情愿地赐给了他。王延钧的次子、王继鹏的弟弟王继韬恼怒，图谋杀害王继鹏，王继鹏害怕，与皇城使李仿商议计策对付王继韬。

陈金凤的情夫李可殷曾经在王延钧面前说过李仿的坏话，陈金凤的同族陈匡胜对王继鹏没有礼仪，李仿和王继鹏都怨恨这些人。王延钧病情发展严重，王继鹏暗中高兴。李仿认为王延钧的病必定不能康复，清泰二年十月十八日，李仿指使几个身体强壮的人，手持棍棒去袭击李可殷，把他杀了，朝廷内外震惊。十月十九日，王延钧的病稍微见好，陈金凤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延钧。王延钧带病勉强临朝视事，查究李可殷的死因。李仿恐惧而出，与王继鹏率领皇城卫士进入宫中。王延钧见有变故，躲在九龙帐底下，被乱兵刺伤，痛苦呻吟而没有死，宫人看了不忍心让他受这样的痛苦，便将他杀死。李仿与王继鹏杀了陈金凤、陈守恩、陈匡胜、归守明和王继韬。

清泰二年十月二十日，王继鹏声称皇太后令他监国，就在当天即皇帝位，改名为王昶。给其父王延钧上谥号为齐肃明孝皇帝，庙号太宗。接着又自称暂时主持福建节度事，派遣使者向后唐朝廷上表，在其辖境内实行大赦；册立李春燕为贤妃。

铲除李仿

王继鹏继位后，皇城使、判六军诸卫李仿专权把持朝政，暗中培养亡命之徒，王继鹏与拱辰指挥使林延皓等合谋铲除李仿。林延皓等假意亲近依附于李仿，李仿对待这些人不加怀疑。清泰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仿入朝，林延皓等在内殿，埋伏卫士几百人，将李仿捉住杀死，并砍下他的首级在朝门示众。李仿的部兵一千多人拿着白色棍棒进攻应天门，攻不下来，于是焚烧启圣门，夺走李仿的首级投奔吴越国。王继鹏下诏宣布李仿弑君以及杀死王继韬等罪名，告示朝廷内外。王继鹏任用建王王继严暂领判理六军诸卫的事务，任用六军判官叶翘为内宣徽使、参政事。

搜刮民财

天福元年三月，王继鹏改年号为通文，册立贤妃李春燕为皇后，尊祖母皇太后称为太皇太后。

天福二年，王继鹏修建紫微宫，用水晶做装饰，比其父王延钧修建的宝皇宫还要盛大。又派出使者分散到所辖各州，暗中侦查人们所隐匿的事情。

有个方士哄骗王继鹏说，有条白龙夜间出现在螺峰，王继鹏便下令修建白龙寺。当时，各种劳役接连不断，资金用度很不充足，王继鹏对吏部侍郎、判三司蔡守蒙说：“听说有关部门委任官员都接受贿赂，有这样的事吗？”蔡守蒙回答说：“流言蜚语不足为信。”王继鹏说：“朕知道此事已经很久了，现在把授官任职的事情，委托给你办理，要选择授给贤能的人，不称职和假冒顶替的人也不要拒绝，只要让他们纳贿，就立籍造册加以举荐。”蔡守蒙素称廉洁，认为不应该这样做；王继鹏发怒，蔡守蒙因害怕，便依从了王继鹏。从此任用官员就凭纳钱多少来分差等。王继鹏又让医工陈究用空白不填名姓的委任牒文在外面卖官，专门从事搜刮民财。王继鹏贪得无厌，没有满足，又下诏民间如有隐瞒年龄者处以鞭打之刑，隐瞒人口者处死，逃亡者诛杀全族。就连种植水果蔬菜、养殖牲畜都要征收重税。

辞晋册封

天福二年十月，王继鹏命令其弟威武节度使王继恭向后晋朝廷上表报告他继承了闽国的君位，并且请求在闽国都建置府邸。

天福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后晋朝廷册命王继鹏为闽国王，委命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赐予王继鹏天子服用的褚袍。十一月初五日，任命威武节度使王继恭为临海郡王。王继鹏听说后，遣派进奏官林恩向后晋使者告白，认为王继鹏已经承袭闽国帝号，辞却后晋的册封和使者。谏议大夫黄讽认为王继鹏荒淫暴虐，他便和妻子诀别而后入朝进谏，王继鹏要用廷杖责处他，黄讽说：“我若是迷乱国家而不忠，即使死了也没有怨言；若是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杖罚，我不能接受。”王继鹏发怒，将他罢黜为民。

忌杀宗室

天福四年，王继鹏忌妒其叔父前建州刺史王延武、户部尚书王延望的才干和名声，卜巫人林兴与王延武有怨隙，借托鬼神的话，说“王延武、王延望将要叛变。”王继鹏没有查核，就让林兴率领强壮兵卒在他们的府第中把他们杀死，连同他们的五个儿子也一起杀了。

判六军诸卫、建王王继严很得军心，王继鹏嫉妒他。同年六月，罢免他的兵权，把他的名字改为王继裕；任用另一个弟弟王继熔为判六军，删去诸卫二字。

兵变被杀

当初，王延钧把王审知的原来侍从设立为拱宸、控鹤二都。等到王继鹏继位后，又募集壮士二千作为腹心，号称宸卫都，俸禄和赏赐都比拱宸都、控鹤都高；有人传言，拱宸都、控鹤都有怨气，将要作乱，王继鹏想把拱宸都、控鹤都分别隶属于漳、泉二州，拱宸都、控鹤都更加愤怒。王继鹏喜欢作长夜的饮宴，强制群臣喝酒，喝醉了便让左右之人伺机找他的过失；王继鹏的堂弟王继隆醉后失礼，把他斩了。这样，由于多次猜疑、发怒而诛杀宗室。王继鹏的叔父左仆射、同平章事王延羲表面上装作狂呆用来躲避祸端，王继鹏赐给他道士服装，把他放置在武夷山中；不久又把他召回来，幽禁在他自己的私第。

王继鹏几次轻侮拱宸、控鹤军使朱文进、连重遇，二人很怨恨。没过多久，北宫失火，查究放火的人但没有寻获；王继鹏命令连重遇带领内外营兵扫除余烬，每天役使上万人，士兵很劳苦。王继鹏又怀疑连重遇知道纵火的阴谋，想要把他杀了；内廷学士陈郯私下告诉了连重遇。天福四年闰七月十二日晚上，连重遇进宫值勤，率领拱宸都、控鹤都的兵众焚烧长春宫，袭击王继鹏，派人从瓦砾中把王延羲迎接出来，拥立他为皇帝，又召集外营的拱宸都、控鹤都兵众共同攻击王继鹏；只有宸卫都的兵土抗拒进行战斗，王继鹏便和李春燕避往宸卫都。待到天亮，乱兵焚烧宸卫都。宸卫都被打败，剩下的一千多人保护王继鹏和李春燕逃出北关，到达梧桐岭时，剩下的人又逃散了一部分。王延羲派侄子前汀州刺史王继业带兵追赶他们，一直追到村舍；王继鹏平素擅长射术，拉起弓射杀数人。不多时追兵云集，王继鹏自知不能逃脱，便丢下弓箭对王继业说：“你的臣节到哪里去了！”王继业说：“君既然没有君德，臣还有什么臣节！新君，是我的叔父，旧君，是我的兄弟，分得清谁亲谁远吗？”王继鹏不再说话。王继业同他一起回来，到达陀庄，让王继鹏喝酒，醉后把他勒死。连同李春燕及王继鹏的几个儿子、王继鹏的弟弟王继恭都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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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晟，生卒年不详，河南洛阳人。玄宗天宝中师事萧颖士，曾应进士试。十三载(754)在长安，与刘太真等12人同送萧颖士赴河南参军任。后隐居杭州于潜县潜山。事迹散见皇甫冉《送元晟归潜山所居》、《唐诗纪事》卷二七。《全唐诗》存其诗1首。

王季文，字宗素，池阳人。据记载，年少时居住在九华，遇到过异人，授其九仙飞化之术（野史）。咸通中期，考过进士，官授秘书郎，后来因为生病，辞官后回归到九华，每一日在山中龙潭沐浴，不论寒暑，直到死去。

号默希子，钱塘(今浙江杭州)天目山人。道士，通儒学，无意于名利。居天台山云盖峰虎头岩石室中10余年，日以修炼自乐。武宗会昌初，诏浙东观察使召之，乃献诗自陈，终不赴。后绝粒而卒，年82岁。事迹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〇、《三洞群仙录》卷六。著作今存《通玄真经注》12卷，收入《正统道藏》；《天台山记》1卷，有《古逸丛书》本。《全唐诗》存诗3首。

生卒年不详。字信之，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人，一说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宣宗大中十一年(857)登进士第(《北梦琐言》作大中四年)，又登宏词科，授京兆府参军。以时危世乱，隐居商山十年，后为祠部郎中。僖宗中和元年(881)，授眉州刺史，适为兵阻，未至任，遂于成都墨池灌园自给。昭宗景福时，王建辟为西川节度判官，后拜前蜀御史大夫，卒。涓尤工章奏，《鉴诫录》称其颇能“清苦直谏，比讽箴规，章奏合于教化。所荐文章，迥超群品，诸儒称之为大手笔”。

隐峦，唐末匡庐僧，他的作品《蜀中送人游庐山》《牧童》《浮桥》《逢老人》《琴》。

生卒年不详。汲郡(今河南新乡)人。高宗咸亨中，登进士第。自彭城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与户部员外郎贺遂涉作诗互嘲。生平事迹散见《元和姓纂》卷七、《唐诗纪事》卷二〇。《全唐诗》存赵谦光诗1首。

薛瑶，唐代新罗人（今朝鲜南部）。其父薛承冲，高宗时入唐，拜左武卫将军。瑶年十五，父卒，遂出家为尼。六年后还俗，嫁郭元振为妾。"生平

据《郭公姬薛氏墓志铭》记载：姬人性薛氏，东明国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王有爱子，别食于薛，因为姓焉。世不与金氏为姻。其高曾皆金王贵臣大人也，父承冲有唐高宗时与金仁问归国。帝畴厥庸，拜左武卫将军。姬人幼有玉色，发于秾华，若彩云朝升，征月宵英也。故家人美之，少号仙子。闻瀛台孔雀凤凰之事，瑶情悦之。年十五，大将军薨，遂剪发出家，将学金仙之道，而见宝手菩萨。靓心六年，青莲不至。乃作谣，遂返初服而归我郭公。郭公豪荡而好奇者也，杂佩以迎之，宝琴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鸟翡翠之婉娈矣。华繁艳歇，乐极悲来，以长寿二年太岁癸巳二月十七日，遇疾卒于通泉县之官舍。

从碑记来看，薛瑶也是王族后裔，聪明美丽。15岁时因幕佛教传说和遭遇父丧而出家。21岁时还俗嫁于郭元振，夫妻感情甚笃，可惜因病早亡。

今存《谣》一首，为其返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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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年、籍贯俱不详。玄宗开元间登进士第。《全唐诗》存诗1首。

高峤，司门郎中，诗二首。

安鸿渐，北宋初年洛阳（今属河南）人（见《庶斋老学丛谈》卷下）。晚年为教坊判官（见《玉壶清话》卷八）。

赵良器，兵部员外。诗二首。

唐代冠氏人。光化初擢第，天佑中授拾遗。河中节度使朱友谦辟掌书记。诗三首。

裴廷裕，字膺馀，昭宗时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后贬湖南卒。诗二首"生平

唐裴廷裕字庸余，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永。”上曰：“颇闻其人才思甚捷。”洎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

唐朝末年人裴廷裕，字庸余，乾宁年中期在内庭为官，他文思敏捷，绰号“下水船”。梁太祖受禅接替皇位时，当时作为学士的姚洎曾怂恿鼓动过，当太祖问到裴廷裕的近况时，姚洎答道：“近年被降职，如今听说寄住衡阳、永州一带。”太祖又问道：“听说这个人才思非常敏捷？”姚洎道：“他一向在翰林院，绰号叫‘下水船’。”太祖随即对姚洎说道：“这么说来你便是‘上水船’了？”姚洎虽在微笑，实际上深带愧色。后来议论的人都把姚洎称作“急滩头上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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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邺，魏州人也。幼事杨师厚，及庄宗入魏，渐转裨将，历数郡刺史，后迁亳州。为政贪秽，有奴为人持金以赂邺，奴隐其金，邺杀之。其家上诉，因讦其阴事，诏贬郴州司户参军，又贬崖州长流百姓，所在赐自尽。

戴休珽，唐朝著名诗人，作品有《古意》等。

处默，唐末诗僧，生于唐文宗时期前后，公元874年前后去世，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幼出家于兰溪某寺，与安国寺僧贯休为邻，常作诗酬答。曾游历杭州、润州等处，与若虚同居庐山，又入九华山居住。后入长安，住慈恩寺。与罗隐、郑谷等为诗友。约卒于唐末梁初，裴说有诗哭之。《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著录其诗集一卷，今不存。《全唐诗》卷八四九存诗八首。事迹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参昙域《禅月集序》。

李岘（708年-766年），字延鉴，唐太宗李世民玄孙，吴王李恪曾孙，信安郡王李祎第三子。唐朝宗室、宰相，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封梁国公。历经三朝，一生历任多州州牧，两度出任江陵，多次担任京兆尹，五次登上相位，六次官拜尚书，七次担任专门大使。历任要职，在任多有功绩。代宗永泰二年（766年）病逝，时年58岁。任官有为，知人善任，依法理政，正气不阿。宣宗大中初年诏令上临烟阁。"生平

祖荫出仕

李岘乐于结交地位低下的贤士，少年时就十分有政治才干。李岘二十岁的时候，曾经跟大智禅师学习佛法，志向远大、刻苦修行，禅师告诉他：“你应该为国家尽力，缘分不在此处。

李岘父亲李祎军功卓著，因此依靠祖上的功勋，李岘从左骁卫兵曹做起，后改任太子通事舍人、鸿胪丞、河府士曹，直至多次担任高陵令，以处理政务有方而文明，破格提升为万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召入任金吾将军，升任将作监，改任京兆尹，所任各职政绩显著。玄宗每年都去温汤临幸，所过之处都大肆进贡珍玩以向皇帝献媚，只有李岘不献珍玩，皇帝以为他与众不同。杨国忠派人骞昂、何盈揭发安禄山造反的阴谋，让京城的官捕搜查他的府邸，搜到安岱、李方来等与禄山谋反的证据，将他们勒死。安禄山发怒，上书为自己辩解，皇帝害怕发生事变，将李岘贬为零陵太守出京，并兼任御史中，丞荆州等五道副元帅、采访使。天宝十三年，长安阴雨连绵六十几天，宰相杨国忠憎恨他不依附自己，便把雨灾归咎到京兆尹李岘头上，因此出任长沙太守。李岘走后，京城的粮食价格飞涨，百姓们都说：“想使米粟贱，莫过追李岘。”他理政时就是如此深得人心。永王当时任江陵大都督，暂时授予李岘为长史。

贤相决事

至德初年，肃宗朝致力于收求杰出的人才，以肃清祸难，李岘被召见于皇帝在外驻停的地方，肃宗下诏，拜李岘为扶风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不久改为凤翔太守又兼御史中丞，当时皇帝驾临，知侧近兵马粮料，加授尚书左丞，仍然管理凤翔县的事物。等到皇帝回到京城，改授他为礼部尚书，下制说：“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李岘，为军队提供粮饷周到丰厚，开创事业取得成就，可任命为光禄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

李岘有兄长李峘、李峄。李峘跟随太上皇李隆基，李岘在灵武拥戴肃宗，因为爵官一样高，同时都是御史大夫，一起处理御史台的公务，又在一张制文下封国公，而李峄是户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兄弟三人都住在长兴里的府邸，门前列三戟以示尊荣。

乾元二年，朝廷下制说：“李岘在朝中德高望重，在宗室里又是忠诚之臣，可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为宰相，当时的宰相还有吕諲、李揆、第五琦等人，但李岘名望最高，所以军国大事，诸公不敢多言，都由李岘决断，吕諲等人对此都有怨恨。

制衡阉党

起初，宦官李辅国判行军司马，暗中派官员打听民间的是非，称为察事。忠诚善良的人遭到诬陷的接连不断，有事申诉，朝中个官署不敢违抗。御史台、大理寺关押的重要犯人，还未审讯审判结束，讼词就被追到银台，不问罪行轻重，一时全部释放，无人敢于违背。他每天在银台门处理天下政事，需要决定时，就称皇帝颁下制敕，宫中的符印，进出都佩戴在自己身上。即使有敕书，需要李辅国签署，然后才能施行。

等到李岘为相时，在皇帝面前磕头直言李辅国乱政专权，皇帝于是醒悟，赏识李岘的正直，革除了这些弊端。李辅国因此辞去行军司马，请求任原官，察事等被停止；此后诏书不由中书省而发出，李岘必重新审查。

李岘对抗宦官专权，将敕文发制权重新收归中书省，李辅国由此深恨李岘。

直谏罢相

凤翔七马坊的押官，起先行盗贼举动，抢劫平民，州县官衙不能制止，被天兴县令知捕贼谢夷甫擒获处决。他的妻子告状为夫伸冤。李辅国从前曾担任飞龙使，偏私其人，为他上诉，下诏监察御史孙蓥审理这个案子。蓥开始判决谢夷甫无罪。他的妻子又来上诉，下诏令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三司审问，三司审讯的结果与孙蓥相同。

他的妻子申诉不已，下诏令侍御史毛若虚再次审问，若虚判谢夷甫有罪，又说崔伯阳三人徇私，没有依据事实判决。崔伯阳大怒，派人去召见毛若虚，话不投机。崔伯阳想上奏此事，毛若虚已经先骑马觐见，向肃宗告急，皇帝说：“我知道了，卿出去吧。”毛若虚说：“臣出去就要死了。”皇帝因此留他在帘内。过了一会，崔伯阳来到，肃宗询问，崔伯阳极力说毛若虚顺从权幸意旨，附会宦官。皇帝发怒，将他斥责而出。

崔伯阳被贬端州高要尉，权献被贬为郴州桂阳尉，凤翔尹严向及李晔都被贬到岭下做一名县尉，孙蓥被除去名籍长期流放播州。李岘认为几人都没有罪，处罚太重，想为他们说理，于是上奏：“如果毛若虚奉迎权贵意旨滥用刑罚，违犯国家法律，陛下如果相信他的判决，是不相信御史台。”皇帝对李岘的话很生气，贬李岘出京为蜀州刺史，再次出任江陵并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当时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宫应对，皇帝说：“李岘想专权吗？为什么说信任毛若虚就是不信任御史台？已下令贬他做蜀州刺史，朕还觉得处罚太轻了。”韩择木回答：“李岘说话直率，不是想专权。陛下宽恕他，只会增加圣上的德行。”

代宗复相

代宗即位，征招李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又召入为礼部尚书，兼宗正卿。时逢皇帝驾临陕州，李岘从商州山路赶赴皇帝所在。回到京师，拜李岘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按照先例，宰相不在政事堂接见宾客。当时天下多事，宰相元载等见宦官传达诏命至中书省，就领他们进入政事堂，设置榻床接待。李岘为宰相，下令撤去榻床，上奏请常参官分别举荐能够胜任谏官、宪官者的人才，不限人数。

公正执法

刚收复东京时，讨论如何处置接收叛贼官职的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崔器奉迎旨意严峻苛刻，上奏请求全部处死；皇帝也意欲严惩以警戒天下，打算听从崔器的意见。

当时李岘为三司使，坚持说：“凡事有首恶有从犯，情节有轻重，如果一概处死，恐怕有违陛下宽宏大量的深义，又不符合国家允许自新的法典。再说羯胡扰乱纲常，无人不收到凌辱，二京全部陷落，天子流亡南方，人人各故性命，礼教败坏。有的是陛下亲戚，有的是勋旧子孙，如果全部处以极刑，恐怕违背仁爱宽容的本意。古代贤明的君主用刑，只是杀掉首恶，胁从不问。何况河北残余的敌人尚未平定，官吏多被贼人拘限，如果能宽大处理免除死罪，正好开启悔过自新的道路；如果全部处死，是为坚定叛逆党羽的决心，谁还敢改过自新归顺国家？困兽尚且斗争，何况数万人呢！”崔器、吕諲，都是死守条文的官吏，不识大体，不知道变通。朝廷争议了数日，才听从了李岘所奏，全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

因为他能预料政敌动向、决定大事都如此准确，竟被宦官所排挤，免去知政事，为太子詹事，并充任江南西道勾当铸钱使。不久升任吏部尚书，知江淮举选，在洪州设置考场，并担任劝农宣慰使。第二年，改任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永泰二年七月因病逝世，时年五十八岁。

宣宗图阁

大中元年，宣宗诏令李岘等三十七人画像，续图临烟阁。

擢拔人才

李岘慧眼如炬，提携后进，选拔英才，最为著名者，当以李栖筠[17]为首。李栖筠之子是为李吉甫，其孙更是著名的李德裕。李岘为太守时，李栖筠调动为冠氏主簿，两人遂成布衣之交[18]；后来李岘为御史大夫，李栖筠为详理判官，二人位上下级，同心同德，李岘对其爱护有加，两唐书皆有记载[19-20]。

除此之外，李岘擢选的另一位名士是赵郡李华，荐其为检校吏部员外郎[21-22]，两唐书亦多有记载。李岘去世后，以文而名的李华为其生平作传。

家庭成员

夫人

河南独孤峻，独孤思贞之孙，独孤籍之女，唐玄宗信成公主驸马独孤明的姐妹。[23-24]

子女

子：大理司直李孝孙

女：孤女范阳卢浩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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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庠，字博雅，颖川人，唐光启中龙州司仓参军。后事王建，累官成都尹、御史中丞、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衍嗣位，进司徒。卒年六十六。全唐诗存诗一首，《寄禅月大师》。周庠子周凤羽中状元。

王偃（400年—455年），字子游，出身琅琊王氏，政治人物，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皇后王宪嫄的父亲。代表作《明君词》。"生平

王偃，字子游，琅琊临沂人，出身琅琊王氏，政治人物。

父亲王嘏，祖父为王琨，母亲为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女儿鄱阳公主，东晋灭亡后，鄱阳公主被封为永成君，王偃娶了宋武帝刘裕的二女儿吴兴长公主刘荣男，下雪的时候，刘荣男经常把王偃的衣服脱光绑在树上，让他闭着嘴巴不说话，王偃的哥哥王恢便去王偃家中辱骂吴兴长公主，公主于是不打王偃了。王偃为人谦虚恭谨，不关心政事。位列右光禄大夫，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恭”，他和吴兴长公主有一个女儿王宪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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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常侍——唐代诗人，著有《句》、《和人忆鹤》等。

邵偃，男，唐朝时期人物，贞元中进士。

丘上卿，唐朝诗人，字陪之，会昌三年进士第，户部员外郎。贞元十一年（795）曾为为丘丹碑记德焉。

苗发 [唐]（约公元七五六年前后在世）， 唐代诗人。字、号、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唐玄宗天宝末年间前后在世，潞州壶关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工诗。初为乐平令，授兵部员外郎，迁驾部员外郎。仕终都官郎中。发常与当时名士酬答，但诗篇传世颇少。

郑洪业，年里、生平俱不详。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丁亥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三十人，同榜有皮日休、韦昭度等人。考官：礼部侍郎郑愚。

[唐]（约公元八七四年前后在世）字不详，闽中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僖宗乾符初前后在世。尝于大中十二年，（公元八五八年）游长沙，获一女奴，惑之几死。工诗，与周朴齐名。为著有诗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又著诗人主客图，并传于世。

善生，唐朝诗人，贞元时僧。诗四首，都为五律体裁。

刘得仁（约公元八三八年前后在世），唐朝时期作家，字、里、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开成中前后在世。相传他是公主之子。长庆中，（公元八二三年左右）即有诗名。自开成至大中四朝，昆弟以贵戚皆擢显位，独得仁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得仁著有诗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

郑繇，郑州荥阳（今属河南）人，唐代诗人。嗣圣元年登进士第。开元初累转右拾遗，迁监察御史。六至八年，为岐王长史。十七年，自陈州刺史转湖州刺史。十八年前后，迁博州刺史。其间曾任金部郎中。工五言诗，所作诗，当时以为绝唱。《全唐诗》卷一一○录其诗二首。《全唐文》卷三二八录其赋一篇。生平事迹散见《旧唐书》卷九五《惠文太子传》、《唐诗纪事》卷一五、《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五、《嘉泰吴兴志》卷一四。

郡望荥阳（今属河南）。约代宗、德宗时人，成武尉郑昂之子。曾应进士试。历官监察御史、金乡丞。事迹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上》、《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三。《全唐诗》存诗1首。

魏万，尝居王屋山，号王屋山人，后改名魏颢，是盛唐诗人李颀的晚辈朋友。上元初登第。初遇李白于广陵，白曰："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因尽出其文，命集之。其还王屋山也，白为之序，称其爱文好古。

陆翱，唐诗人。字楚臣，吴县（今苏州）人。陆涓之孙，宰相陆希声父，翱少贫素，进士及第后，往游幕府，然终未受辟，无所成而卒。其所作赋鹦鹉、早莺、柳絮、燕子等诗，当时即播于人口。南唐刘崇远谓其诗虽“不甚高，而才调宛丽”，“题品物类亦绮美”(《金华子》)。《全唐诗》录存其诗二首。

房融，生卒年不详，河南洛阳人，唐朝名相房玄龄族孙。博识多闻，成进士业。武周时期，以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革命，因亲附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岭南钦州，死于高州。平生爱好佛法，相传曾翻译《楞严经》。其子房琯，在唐玄宗、唐肃宗时期担任宰相。

崔萱，字伯容。女诗人。生平无考。《全唐诗》存诗3首、断句2，其中《古意》一首出《文苑英华》卷二〇五，其余皆出《吟窗杂录》卷三〇。

自号华阴子，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唐末赤松山道士。能诗，工篆书。僖宗广明乱前，与诗僧贯休结识。乱后，二人又曾相逢。约卒于昭宗时，贯休有诗伤之。事迹见《禅月集》卷一一、卷一六及《金华赤松山志》。《全唐诗》存诗2首。

蔡希周（688年—747年4月15日），字良傅，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唐代诗人。蔡氏原籍陈留济阳人。十九代祖东汉左中郎蔡邕，六世祖南朝陈侍中蔡景历，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记室蔡君知，从叔父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蔡有邻，兄缑氏主簿蔡希逸，弟洛阳尉蔡希寂都是著名的书法家。

邓洵美（？─？ ）， 字号不详。连州（今属广东省）人。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3）癸卯科或五代后汉乾祐元年（948）戊申科王溥榜进士第三人。同榜有李昉、孟宾于等。 及第后邓洵美任湖南节度使周行逢幕府巡官。他只是看重邓洵美的名气，一直都没有重用过他。李昉曾私下南来与洵美相会，同年好友数年不见，感慨万千。两人相谈竟日，以诗唱和。周行逢对邓洵美与李昉的相会疑心重重。就派人假冒山贼，窜入邓洵美的住处，将其杀害。"生平

高中探花无官职

邓洵美其貌不扬,背伛偻,人称邓驮。晋见后汉帝刘知远,因貌丑没有得到礼遇

出生于星子镇的邓洵美天资聪慧,群览百书博学多才。后汉乾祐二年,邓洵美取进士第三名,即为探花。原本以为能以胸中韬略为朝廷效劳,当他信心满怀地晋见后汉帝刘知远,却因为其貌不扬、背伛偻而遭到刘知远的冷遇,未授以职。　抱负难展的邓洵美只好离开后汉都城开封,南归家乡。行至长沙时,被湖南节度使周行逢所知,周行逢听闻过邓洵美的才能和名气,便想聘其为官。可是当邓洵美来到他的官府,周行逢见到邓洵美个矮背驼就心生不满,仅授幕府巡官,此后也一直没有重用过他。

其实邓洵美虽然其貌不扬,却是才高八斗之人。当时湖南有个大学问家叫朱昂,由于读书多,世人都称他为“朱万卷”。就是这个朱万卷在与邓洵美相识之后,自愧不如,对邓洵美的诗文才气大加推崇。

不久,邓洵美的同年好友李昉来湖南看望邓洵美。李昉是与邓洵美是同榜进士,宋代著名学者,主编了《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三部巨著。

两个昔日的同窗好友见面,感慨良多。李昉见邓洵美落落寡欢、意志消沉,不禁为这位同榜高才感到惋惜。两人秉灯夜谈,依依难舍,临别之时李昉写诗一首赠与邓洵美。诗曰:“忆昔词场共着鞭,当时莺谷喜同迁。关山契阔三千里,音讯稀疏二十年。君遇知己依玉帐,我无才藻步花砖。时情人事堪惆怅,天外相逢一泫然。”诗中既有与好友结交的美好追忆,也有对时事的感慨,更表示了对好友大志难展的惋惜。

李昉南来湘南之时已受到宋太祖的重用,被命为屯田郎中和翰林学士,到后来还做了宰相。邓洵美读了李昉的诗感慨不已,即步李韵和了一首诗,诗曰:“词场几度让长鞭,又向清朝贺九迁。品秩虽然殊此日,岁寒终不改当年。驰名早巳超三院,侍直仍忻步八砖。今日相逢翻自愧,闲吟对酒倍潸然。”诗中既有对朋友高迁的祝贺,也充满了对自己境遇的无奈。　千里迢迢南来见邓洵美,除了叙旧情,李昉还有意把邓洵美引见给宋太祖。当李昉临别要邓洵美同车一齐投奔宋朝,却被邓洵美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他宁愿“翻自愧”而守着“岁寒终不改当年”的志向,虽不被重用也甘愿追随不悔。这种事一不贰的节气是封建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也是他们的可悲。

诗文唱和引杀机

《宋史》载,周行逢“使入诈为山贼,突入官署将洵美杀之,”当时湖湘一带的读书人闻此噩耗,无不为之痛惜。

邓洵美的固执,让李昉徒叹奈何。回到宋朝后,他就把邓洵美的境遇与另一位邓洵美的同榜进士、官至太子少保的王傅说了。

王傅也深为邓洵美才高而不遇明主深感惋惜,便也写了一首诗寄给他。诗曰:衡阳归雁别重湖,衔到同人一纸书。忽见姓名双泪落,不知消息十年余。采衣我已登黄阁,白社君犹葺旧居。南望荆门千里外,暮云重叠满晴虚。

邓洵美与宋朝大臣诗文住来唱和,引起了周行逢的猜疑。周行逢本来是个农民,曾因犯事而被黥面———即在脸上刺过字的犯人。但适逢乱世,周行逢在战场上敢于拼命,不久便掌握了兵权,当上了节度使。　周行逢其人疑心最重,常常派出耳目四处打听对自己不利的人,一经发现便立即抓捕杀掉。有一次探子到邵州打探,因无事可报,只好向周行逢报告说,剌史刘光委经常约人饮宴。周行逢听后,竟说刘光委聚众饮酒,一定是想谋反。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把刘光委召来杀了。

如此猜忌无度、滥杀无辜的人,当然不会放过李昉与邓洵美的会晤。而邓洵美“性情迂僻,不为人所喜”,更加不会拍马屁讨上级欢喜,因此周行逢总在心里怀疑邓洵美向李昉泄漏自己滥杀无辜等恶劣行径。

不久,周行逢先是把邓洵美贬为易俗场官,随后派人假扮山贼,窜入邓洵美住的馆驿中将其杀害。可惜一代鸿儒就这样毁于残暴之手,当时湖湘一带的读书人闻此噩耗,无不为之痛惜。

宋朝一统岭南后,李昉被宋太祖封为了衡州太守。李昉在衡山常常想起同榜好友邓洵美,他找到邓洵美的墓地后,写了一首诗凭吊:“侯门寂寞非知己,泽国栖遑似旅人。今日向君坟畔过,不幸怀抱暗酸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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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迥秀，字茂之。李大亮族孙。考中进士科，又考中英才杰出科。几次改任后为考功员外郎。武则天爱惜他的才能，升迁凤阁舍人。因贪赃获罪贬为庐州刺史。张易之被诛后，贬为衡州长史。唐中宗李显继位，召入朝廷任将作少监。几次升任后为鸿胪卿、修文馆学士。出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回朝后拜授兵部尚书。后去世。"生平

李迥秀自幼便有英名，祖父和父亲都担任刺史，是世家出身。然而他的母亲出身贫贱，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却是罕见的美女。当她在李家为婢女时，甚得主人宠爱，生下了李迥秀。可能是源于母亲的血统，李迥秀也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颇有文才，喜欢交友，兴起吟诗，不辞斗酒，但绝不因酒乱性，号称当代第一风雅人物。

武则天时有爱宠张易之。张易之的父亲死得早，母亲阿臧多年守寡。不想，不甘寂寞的阿臧看上了年轻俊秀的凤阁侍郎李迥秀，想要与之成亲，实际上也就是充当臧氏的面首。则天皇帝对才能、人品、容貌都相当杰出的李迥秀非常有好感。因此，偶尔会召他和他的母亲到宫中，给予优厚的待遇。婢女出身的母亲，享受如此待遇使李迥秀心中很感激皇上。当他知道皇上要把阿藏嫁给他时，心中非常苦恼。他早有妻妾，但又怕为此事犯违敕之罪，让宗族及个人蒙受不幸。加上张易之的权力威逼，不得已接受这项敕命。

李迥秀在张易之和女皇的双重压力下被迫答应了这门婚事。可是，成亲当夜，阿臧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还是远远超出李迥秀的心理承受能力。他几近疯狂，却无力反抗，只能日日买醉，荒饮无度，终日沉醉，唤之不醒。阿臧和张易之非常不满，便将李迥秀贬到了衡州担任刺史。

神龙政变后，张易之被杀，阿臧籍没入宫，李迥秀也被株连，由衡州刺史贬为衡州长史。

轶事

坊间传闻说上官婉儿曾经看上了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结果惹恼了武则天。武则天一怒之下对她处以黥刑。上官婉儿为了掩饰疤痕，在额头上贴上了花钿，人们觉得很美丽，一时之间这种装饰竟然成为时尚。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一些影视剧也是这样描述的。

“其实这只是后人的想象，并没有史料支持这个说法。上官婉儿的确曾对某个男性动心，不是张易之，而是另有其人。”于赓哲表示。

寻找上官婉儿初恋的线索来自一本名叫《北户录》的书中，书中记载有一天，一个姓李的宰相奏事，上官婉儿可能是被他的相貌和气质吸引了，禁不住看得愣神了。估计武则天是看出来婉儿的心思了，当时不动声色，退朝之后就开始发飙，用一把小刀子扎在上官婉儿的脸上，还不允许拔下来。上官婉儿忍痛作了一首《乞拔刀子诗》，哀求武则天拔下刀子，武则天这才逐渐息怒。

武则天时期一共有七十多位宰相，其中姓李的就有八个，究竟让上官婉儿春心萌动的是哪一位呢？经过一番考证，于赓哲把目标锁定在李迥秀身上。首先两人年龄相近，其次他是单身，再者是当时的风流之士，还是一个帅哥。

所以于赓哲怀疑上官婉儿当时是看上李迥秀了，然而李迥秀同时也被张易之的母亲看上了。二者结婚，自然和上官婉儿就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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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四三八年前后在世]字不详，吴郡吴人。生卒年不详，约宋文帝元嘉中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亦不详，官至太子中舍人。演著有文集八卷，《隋书经籍志注》传于世。

蔡京，初为僧。令狐楚镇滑台，劝之学。后以进士举上第，官御史，谪澧州刺史，迁抚州。诗三首。

[唐]（约公元七九九年前后在世）字不详，睦州人。（全唐诗云：河南人。此从唐才子传）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前后在世。少与皇甫湜同学。性高疏，词调怪涩。卢仝以为同志，与之订交。兴元元年，（公元七八四年）进士第二人及第。后不知所终。异诗作风与卢仝同，有集《唐才子传》传世。

郑颢，字奉正，唐朝的荥阳（今河南郑州境内）人。后落籍河清（今河南孟津）生年不详，卒于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郑颢在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考中状元。郑颢为唐宪宗宰相郑絪之孙。登第后任右拾遗，诏授银青光禄大夫。宣宗三年（公元849年）充翰林学士。宣宗为万寿公主招婿，白居易的堂弟、当朝宰相白敏中荐举郑颢，其时郑已赴婚楚州（今江苏淮安），将娶卢氏。已行至郑州，为白敏中所发堂帖追回，宣宗为其完婚，拜驸马都尉，又提为中书舍人、礼部侍郎，但郑又怀念卢氏女，深恨白敏中，后常于宣宗前告白的状。宣宗皆不以为然。"生平

郑颢，唐朝的荥阳人。后落籍河清。

字奉正，生年不详，卒于大中十四年考中状元。

郑颢为唐宪宗宰相郑絪之孙。登第后任右拾遗，诏授银青光禄大夫。宣宗大中三年充翰林学士。宣宗为万寿公主招婿，白居易的堂弟、当朝宰相白敏中荐举郑颢，其时郑已赴婚楚州，将娶卢氏。已行至郑州，为白敏中所发堂帖追回，宣宗为其完婚，拜驸马都尉，又提为中书舍人、礼部侍郎，但郑又怀念卢氏女，深恨白敏中，后常于宣宗前告白的状。宣宗皆不以为然。他历官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郑颢为检校礼部尚书，又任河南尹，大中十四年郑颢去世。郑颢的轶事在《资治通鉴》、《新唐书》和《幽闲鼓吹》等书中均能找到。

郑颢善于选拔人才，于礼部任上，曾两主礼试，处事公允。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郑颢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唯一的一个“状元驸马”。

轶事典故

郑颢是唐会昌二年的状元。本来他早有婚约在身，中状元后打算迎娶卢家的千金。可是当时担任宰相的白敏中觉得他生得俊秀，就向皇帝推荐他当皇上的东床快婿，于是这位年轻英俊的状元就被皇上看中了，非要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郑颢偏偏不爱公主，非娶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卢家小姐。唐宣宗便让宰相白敏中说服他，白敏中费尽口舌，又多方威逼利诱，终于迫使他娶了万寿公主，婚后两人生活得并不幸福，后来郑颢多次弹劾白敏中，幸好唐宣宗自知理亏，替白敏中压下了弹劾的奏章。而郑颢因白敏中断了与卢姓婚姻的缘故，把白敏中恨入骨髓，以致白敏中以后几乎死在他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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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士，贞元进士。为西川刘辟幕僚，辟败，应坐，高崇文宥之。

邵楚苌，字待伦，闽县“邵岐”乡（今福州仓山区城门镇“绍岐”村人）。唐宝应元年(762年)生。贞元十五年(799年)，以《信及豚鱼赋》、《行不山径诗》等题成进士。当时的侍中马燧建“木香亭”，极尽奢华。邵楚苌很反感，写诗《题马侍中燧木香亭》讽刺。唐会昌六年(846年)，楚苌病逝，年85岁，葬瑞迹寺旁(在今福州仓山区城门镇林浦下董村)。

[五代·前蜀]僧。前蜀人。贯休弟子，申天师门人。工小篆，学李阳冰。又善草书，得张旭笔意，与僧晓高并称。《十国春秋、书史会要》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集五卷，今存诗四首。贞元进士。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以贤良方正对策，与李宗闵等共同抨击时政，为宰相李吉甫排斥而久不任用。穆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时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牛（僧孺）、李（德裕）之争中牛派首领人物。武宗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相，牛被贬任循州长史。宣宗时召还，不久病卒。"籍贯考证

综述

根据以上史料，牛僧孺的籍贯因其祖上，当是昔之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陇西人”的说法呢？下面试论之。

祖上人士

牛弘死于公元607年，牛僧孺生于公元779年，其间170年。如果都从生年算，那么他们相差达236年。这样，僧孺当是牛弘的数代后孙。牛氏居官在外，接连数代，对其籍贯，世人误以枝为本也是可能的。宋代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在介绍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进士牛峤时说：“峤，字公卿，一字延峰，陇西人。自云僧孺之后。”清张思宕、宗棣所辑《词林纪事》也说牛峤是“唐宰相僧孺之后。”《旧唐书》记载，僧孺有个孙子叫牛峤，官至尚书郎。唐玄宗时代，有个叫牛仙客的，初为县小吏，当过陇西营田使，迁洮州司马、河西节度使，曾驻军过临洮，后来做到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爵，封陇西县公。他父亲叫牛意仁，本没有做什么大官，因其子贵，唐玄宗时代的张九龄曾给他题过墓志铭，说牛意仁族祖是“奇章公隋宗臣”（《灵台县志》），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后牛僧孺的族祖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牛僧孺的祖系还可以追溯到汉代。其族祖牛邯，当过汉护羌校尉，曾在陇西住过；另一族祖牛崇还当过陇西主簿。如此，说牛僧孺是陇西人，是否因牛邯、牛崇、牛仙客、牛峤的官封、居处和记述而错以枝为本呢？

文献记载

但是，牛僧孺的族祖在汉代就住在鹑觚。张九龄说：牛崇他们“因官安定，爰处鹑觚为郡人。”牛意仁在“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随子（仙客）西征，就养终侧伏羌官舍（一说秦州官舍），时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归葬北原……逸人之墓，今同郡邸。”《灵台县志》上说“归葬鹑觚，墓在县南夷平乡。”如果说牛意仁的族祖不是灵台（鹑觚）人，那么，他死在秦州（天水）为何要“归葬北原”（灵台）呢？皇帝为什么要赠其持节泽州诸军事泾州刺史的封号？（时，灵台属泾州）。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牛仙客的祖墓在灵台县城南一里蒲川水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说“牛仙客，泾州人。”《唐纪二十九》说：“仙客本鹑觚小吏。”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祖系也是灵台。《灵台县志》还记载了牛僧孺的墓在县南三十里处与牛弘墓在一起。其墓冢在今灵台县新开乡的牛村，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别墅

除此之外，关于牛僧孺的文物传说，还有一处他的别墅。其故址在县城南里许离山下的南寺洼。据《灵台县志》记载，当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树还是牛僧孺亲手栽的。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灵台县令张齐圣在《至定寺碑记》中说：“去郭里许，有山巍然，曰离山。山之下，水环之，曰达溪夹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创自唐，考之志书，为牛僧别墅。庭有银杏一株，老干虬枝，广阴数丈，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灵台县令苏履吉诗云：“南望离山簇晓烟，牛家别墅仰前贤。庭培老树流芳远，郡袭奇章继绪绵。父子天伦能悟主，诗书世业冀承先。于今梵刹仍居址，栋宇巍峨代几迁。”大概清末银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败失修，所以廪生张明新有诗一首写到：“古刹何年结构成，宫留瓦砾尚纵横。院无银杏风光减，地少俗尘眼界清。绿树阴遮闻磬处，青苔痕杳步虚声。我来先看残碑字，为爰烟霞每独行。”

子嗣

关于牛僧孺的子嗣，史书记载极简，据《唐书》说，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一个叫太蔚，大和九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一个叫丛，开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客死太原。孙，牛徽（蔚子），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病卒于樊川别墅（在今陕西长安）；孙，牛循（蔚子），官给事中；孙，牛峤（丛子），位至尚书郎。重孙牛希济，仕蜀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像牛氏这样的书香世家在封建社会一般是不会寂寞的。但牛僧孺后，灵台地区却再没有什么关于牛家的传说，可见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户、发展了。不过今县内新开乡尚有“牛村”之名，并多牛姓者，且有牛氏家谱，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谱中，这是否也可以做为牛僧孺族系的一个佐证呢？

历史资料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进士第。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与李宗闵、皇甫湜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得高第。三人策文指斥时政，触犯宰相李吉甫。结果，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僧孺授伊阙尉，在元和朝不得志。后来，僧孺、宗闵与李德裕（吉甫子）等纷争数十年，这次科场案是个起因。

穆宗即位，僧孺累迁户部侍郎，因拒绝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822），逢吉排挤翰林学士李德裕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四年，敬宗即位，僧孺出任武昌军（今湖北武汉）节度使。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五年，幽州（今北京）大将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召宰相商议对策，僧孺认为此事无关大局，主张任命杨忘诚继任节度使，为文宗采纳。同年，吐落维州（今四川汉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也知文宗对他不满，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洽）叛藩的罪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滴，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同年卒。

治鄂之功

唐中叶，鄂州成为东南贡赋转运中心，地位日显重要。宝历元年，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其间，他奏请废沔州，并汉阳、汉川于鄂州，开始将汉阳、江夏纳入同一行政区。江夏县原为土城，牛僧孺分期将其建为砖城，使之北临沙湖，南抵紫阳湖，规模空前宏大，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生平

人物生平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 《吴中先贤谱》 苏 文 编绘

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进士第。他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科场案中，所作策文触犯宰相李吉甫，在元和朝不得志。这次科场案是以后纠葛40余年的牛李党争的起因。

穆宗时，牛因拒绝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822），逢吉排挤李德裕（吉甫子）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 ）节度使。

五年，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

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治）叛藩的罪名 ，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谪，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 。僧孺好文学，著有传奇集《玄怪录》10卷，现仅存辑本一卷。

从政生涯

牛僧孺是甘肃灵台的一位历史人物。他既是政界的贵胄。又是文坛的名士。

牛僧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他一生六十九年中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个皇帝。这正是唐中期以后走向衰亡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因此，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朝臣中世家出身的与科举出身的党派斗争，非常尖锐激烈。各派政治集团你上台，他下台，像走马灯似的。朝廷对宰相的更换极为频繁，而一个宰相的更替、贬斥就相应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调换。官宦巨族的斗争，皇帝成为掌权的党派用来打击对方的棍子。其时，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社会动乱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经走向末路了。牛僧孺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25岁的牛僧孺高中进士，步入仕林。这使他看到了腐败政治的一些内幕。公元808年，唐宪宗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牛僧孺正血气方刚，胸怀治国韬略，在策对中毫无顾忌地指陈时政。他的胆略见识深为考官赏识，成绩被列为上等。但是，对朝政的指责却得罪了当时宰相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击，久不得叙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后，牛僧孺才得重用，被提拔做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

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后，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专管弹劾（检举官吏过失）之事。这时，他精神大振，按治冤狱，执法不阿。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枉法，其罪当诛。李直臣贿赂宦官为他说情，穆宗皇帝也当面对牛僧孺言明“欲贷其法”（李容李直臣）。牛僧孺据理雄辩，强调应坚持国家法制。穆宗被牛僧孺的正确论述所动，“嘉其守法，面赐金紫”，加官同平章事。[2]

牛僧孺为官比较正派，他不受贿赂，在当时很有好名。《唐书》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土族韩弘入朝为官时，其子曾厚赂宦官朝贵。韩弘父子死后，皇帝派人帮助其幼孙清理财产时，发现宅簿上“具有纳赂之所”，至僧孺名下，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新唐书》）穆宗看了这批语大受感动，在议论宰相的时候，“首可僧孺之名”。

唐穆宗长庆元年以后，西部民族吐蕃又派使者与唐朝会盟，约定双方各守现管本界，不相侵犯，并把盟约刻石立碑，表示亲善。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吐蕃遣使者论董勃义入朝修好。这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要献城投唐，并建议乘机出兵以图大事。文宗把李德裕的奏章下尚书省讨论。牛僧孺上奏章驳斥李德裕所议，强调“中国御戎，守信为上”，若“一朝失信”，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采纳。

史学家岑仲勉就归还维州对牛僧孺有异议。他评论说，大中三年（849年），正牛党执政时期，离归还维州仅仅18年，而这次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投，急诏令尽力收复。为何此次便不再“守信为上”？李德裕要收复维州时，牛党说“维州缓而关中急”，此时怎么来个180度大转变？！收复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制衡吐蕃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控制的西山八国蕃落，都被割断，藩篱尽失，李德裕数年苦心孤诣，经营剑南边疆，刚有好转，牛僧孺几句话便让他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李德裕怎么能不恨牛僧孺。归还维州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断绝了外族内附之心——来投靠也让你给遣送回去给宰了！谁还敢叛族内附？后来文宗意识到这一点，对牛僧孺相当不满。综上所述，牛让李归还维州纯粹因私怨，以私害公。

文学名士

牛僧孺好学博闻，青年时代就有文名。他和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常往来唱和，这在《唐诗纪事》中见到他的一些轶事和诗作。在文学上，他突出的是写了卷帙浩繁的《玄怪录》传奇十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据学者论，牛僧孺的《玄怪录》已佚，现仅可从《太平广记》之中看到引篇。就此而论，虽然他的传奇多写怪异奇幻，在现实意义和艺术性上不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记》、杨巨源的《红线传》等。但如他的《韦协律兄》《崔书生》等，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牛僧孺，官至宰辅，死赠太尉，谥曰文简，在唐代历史上是个有名人物。但是，对他的祖籍，历来学者说法不一。鲁迅先生说：“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中国小说史略》）张友鹤教授也说是陇西狄道人（见1979年版《唐宋传奇选注》）。还有1979年3月号《甘肃文艺》上穆青同志的《甘肃古代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考略》也是这个观点。（按：“陇西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县。）

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说：“牛僧孺，（唐）鹑觚人。”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鹑觚县城故址在县东南三十里的邵寨镇。传说秦大将蒙恬驻兵于此，太子扶苏监军。筑城时，有鹑鸟立于祭觚之上，以为异，遂号鹑觚，旋设县焉。其城隋大业元年移建于今县治所，秦属北地郡，汉、隋、唐属安定、泾州。

籍贯问题

关于牛僧孺的籍贯，新旧《唐书》都无明言。但是两《唐书》提到了他的祖系，都说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后裔。”考《隋书·牛弘传》：“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从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其年十一月，卒于江都郡，时年六十六。帝伤惜之，赐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隋书》1309页）页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牛弘是灵台人，并葬于安定郡内。《灵台县志》记载，牛弘墓在县城三十里。明代巡按薛刚有诗为证：“史节径行阴密城，城临古墓表牛弘。当年不责醉中过，今日能垂身后名。入土刚肠虽已朽，根天友爱祗如生。纷纷振臂为仇者，过此方知有弟兄。”（注：阴密城，因灵台县境在商代为密须国，故城在今县西五十里的百里乡古城村，周为密国，汉代曾改置阴密县。）

奇闻趣事

牛僧孺与白居易有着深厚的友情，两人经常一起品石作文，其乐融融。

牛僧孺经常同白居易坐石论道。牛僧孺坦言：“尝与公迫观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已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白居易特于会昌三年(843)五月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有关藏石赏石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从而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鉴于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备，独树一帜，牛僧孺因而被白居易视为唐代的藏石大家。白居易为牛僧孺题写的《太湖石记》，更成为千古名文，为世人所传颂。兹将原文抄录于此，以飨读者：

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书，稽中散嗜琴，靖节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众皆怪之，吾独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约有言云，苟适吾意，其用则多。诚哉斯言，适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厘河雒，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精葺宫宇，慎择宾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徙，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聚族，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石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谦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邱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吏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棱锐刿和剑戟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跬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风烈雨晦之夕，洞穴开皑，若欲云□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消影丽之旦，岩壑□□，若拂岚扑黛，蔼蔼然可狎而玩之者。昏晓之交，名状不可。撮而要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会昌三年(843)五月丁丑记。《太湖石记》，是中国赏石文化史上第一篇赏石名作。在为牛僧孺题写的这篇名作中，白居易提出了“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及“古之达人，皆有所嗜……诚哉是言，适意而已”的观点；提出了“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的石种选择标准；这篇名作，还向后人传达了牛僧儒痴迷太湖石“东弟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的藏石盛况和“公于此物，独不谦让……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的爱石情结。更重要的是，文中所提到的“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从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的这种对赏石分等论级的品评方法，并为后来者所效仿。

牛僧孺在洛阳城东和城南分别购置了一所宅邸和别墅，他“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牛僧孺在各地任职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计搜奇献瑰，“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视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牛僧孺所爱蓄藏之奇石，多半是出自苏州太湖的太湖石。一次，他在苏州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辗转搞来几座“奇状绝伦”的太湖石峰，“池塘初展见，金玉身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旺兴添魔力，消烦破宿酲。”牛僧孺激赏之余，写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长诗，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刘禹锡，白、刘二人前往观瞻后，也大为称奇，各自奉和了一首，白居易称赞其“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自叹虽曾为苏州刺史，却无缘得此奇石，“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刘禹锡在诗中也提到：“有获人争贺，欢遥众共听。一州惊阅宝，千里远扬舲。”读来令人想见其风采。牛僧孺在邸墅中罗致了大量的太湖石峰，朝夕相对，如坐春风，“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并把太湖石峰从大到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每类分别品评为上中下三等，刻于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类，这便开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风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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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光先，新野人。官至吏部侍郎。尝陷安禄山，不受伪署。

[唐]（约公元七六六年前后在世）字子初，清河人。（唐才子传云：京口人。此从全唐诗）生卒年均不详，约唐代宗大历元年前后在世。官河南寿安县尉。罢秩乔居云阳。后拜监察御史，为淮甯军从事。（唐才子传云：“隐居不务进取，与皇甫御史友善，……时官亦有徵辟者，守死善道，卒不就”，与此似为截然二人。此从全唐诗）众甫诗多为五言，传世甚少。

令狐挺（991一1058），字宪周，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北宋大臣。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初仕吉州军事推官，迁荆南府节度掌书记，蓝鄂州茶场。擢通判延州，知彭州，改提点两浙路刑狱公事，后又知秀州、单州。嘉祐三年卒，年六十七。事见《西台集》卷一二《令狐公墓志铭》。

（635～713）唐代译经僧。河北涿县人，一说齐州（山东历城）人，俗姓张。字文明。幼年出家，天性颖慧，遍访名德，博览群籍。年十五即仰慕法显、玄奘之西游，二十岁受具足戒。自圣历二年（699）迄景云二年（711），历时十二年，译出五十六部，共二三○卷，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今所传有部毗奈耶等之诸律大多出自其手，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共称四大译经家。师于译述之余，亦常以律范教授后学，盛传京洛。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先天二年正月入寂，世寿七十九。建塔于洛阳龙门。"生平

立意西行

义净七岁时，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学习。善遇法师博学多能，精通佛经，对六艺、天文、地理、阴阳、历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禅师研习《法华经》数十年，造诣极深。在他们的教导下，义净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在佛学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二十年，善遇法师去世，义净就跟慧智禅师学习，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内典的修习，“昼夜勤六时而不倦，旦夕引四辈而忘疲”。贞观二十二年，义净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为僧。数载勤学，义净学业大进。慧智见他天资聪颖，前途无量，遂劝他出外求学。义净辞别土窟寺，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

在东都洛阳，义净修习《对法》、《摄论》诸经，佛学水平又有提高。但其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的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故义净在学习中产生各种疑问。于是他又来到长安，学习了《俱舍》、《唯识》等经，但胸中疑问不减。为祛蔽解疑，义净认为必须赴印度取经求法。咸亨元年，他在长安结识了并州的处一法师、莱州的弘祎法师，众人志同道合，相约赴印度取经。当时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条，陆上的“丝绸之路”因西域动乱而阻隔不通，吐蕃道则不仅道路艰险而且常受唐蕃关系的影响。相对而言，海路较为通畅。唐朝强大富庶，南亚、西亚诸国纷纷前来贸易，海舶云集广州诸地，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经成为义净诸人的一致选择。计议已定，遂相约离京东下，处一因母年高而罢，弘祎至江宁而止。义净等途经丹阳时，又有玄逵加入。咸亨二年，义净坐夏扬州。秋，接受龚州冯孝诠的邀请，同达广州。冯孝诠及其家人皆笃信佛教且家资雄厚，他们敬佩义净西天取经的志向，遂资助西行费用，冯孝诠并与波斯船主商定，许义净等人附船前往印度。其时的广州，万商云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中停舶着婆罗门、波斯、狮子国、大食等国的船只，这些海船一般形体较大，船深往往有六七丈，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义净深知此去印度的艰难，遂在等船期间返回齐州，向慧智禅师等故乡师友告别。再回广州，同行者唯有门人善行，其他人均因故罢退

取经求法

海船出广州后，经二十天左右，义净到达室利佛逝。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通往印

度的海上要道。义净在此地居住半年，习声明。其间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无法前行，被迫回国。净只身继续前行，于咸亨三年五、六月间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国。由末罗瑜再经羯荼国，到达裸人国，西北行半个月后到达耽摩立底。耽摩立底为东天竺的南界，义净在此居住一年有余，从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大乘灯原籍爱州，幼时随父母迁往杜和罗钵底国，后出家，到长安从玄奘受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经耽摩立底时被强盗劫掠，被迫滞留十二年。耽摩立底虽距中天竺的那烂陀寺不很远，但途中常有强人出没，很不安全。他们等到一个机会，随同几百名商人结伴前往中天竺。不幸的是义净途中染病，“身体疲羸”、“孤步险隘”，落在众人后面，又遭强人打劫，受尽凌辱，几乎丧命，但义净还是坚持到底，赶上了大队，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烂陀寺。

到达那烂陀寺后，义净又北行至毗舍离国，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东北的鹿苑鸡岭，此后重回那烂陀寺，向著名僧人宝师子和智月等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前后十一年，兢兢业业，锐意进取。大约在垂拱元年，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垂拱三年，他到达室利佛逝，停留二年有余，专心从事翻译和著作。为了得到纸和笔，曾于永昌元年随商船回到广州，得到贞固律师等人的帮助后，又于当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义净派遣大津将著作及新译的佛经送回国。武周证圣元年，义净与弟子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回国。

译经事业

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不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并赐予他“三藏”之号，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延福坊大福先寺、西京长安延康坊西明寺、东京福先寺、长安荐福寺等寺院翻译佛经。先天二年正月，在长安荐福寺经院圆寂，享年七十九岁。葬于洛阳北原上，建有灵塔。乾元元年，以塔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他试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自主译场之前，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华严经》的翻译。第三阶段，在则天久视元年以后义净自设译场，亲自翻译佛经，先后在洛阳、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义净的翻译活动得朝廷和僧众的大力支持。在福先寺、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等二十部佛经时，印度沙门阿儞真那，中国僧人波仑、复礼、慧表、智枳、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分别为证梵文义、笔受、证义，朝廷的成均和太学助教许观监护，译文经缮写后进呈朝廷。武则天十分高兴，亲制《圣教序》，对义净的功业大加称赞。中宗神龙元年，义净在东都洛阳翻译《孔雀王经》、在大福先寺译《胜光天子》等经时，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景云元年，义净在大荐福寺译《浴象功德经》等二十余部佛经时，吐火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宾沙门达磨难陀、居士东印度伊舍罗、沙门惠积、文纲、惠诏、利贞、胜庄、爱同、思恒、玄伞、智枳等中外僧人为证梵文、证梵本、读梵本、证义、笔受、证译，而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又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环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在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时，太常卿薛崇嗣监护。中外名僧参加助译、朝廷名臣润色，使得翻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义净发挥了关键作用。义净不仅精通汉、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的经历，而且又经过试译、助译的实践锻炼，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尽管如此，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坚持直译的特点，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学术贡献

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

颂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另外如《集量》、《法华》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他认为“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还译出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他很赏识的有崇庆、崇勋、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随身边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远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义净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出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共四十余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书后附《重归南海传》，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这部书在内容和结构上非常有特色。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没有采用传统的僧传模式，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时间的先后总为一传，分别叙述他们的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多叙述简略，有的仅三十余字，比如木叉提婆篇、慧琰大师篇。只有少数的几位僧人着墨较多，比如玄照法师、道琳法师等。着墨多少可能与义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但无论详略，其叙述总是按照籍贯、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的顺序下来，无则缺省。依此看来，该书似乎是一部“行状”的集合。据清人吴曾祺的《文体刍言》解，“行状，汉时只谓之状。自六朝以后则谓之行状。所以述死者之行谊及其爵里、生卒年月，为乞人撰文而作。”这种行状多赞美之词，或者说，有褒无贬。由此观本书，行文上确有行状特色。以着墨最少的两位僧人为例。卷上的《交州木叉提婆师》全文，“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不闲本讳。泛舶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礼圣迹。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矣。”另，卷上的《交州慧琰法师》全文，“惹琰法师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郦。随师到僧诃罗国，遂停彼国，莫辨存亡。”由文中标注的下划线，很清楚地看到叙述对象的籍贯、卒殁生平、出行路线、求法状况等。这是书中最简单的描述，着墨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了详细的出行路线，求法过程及所求经卷，生平成就等。

但该书不仅仅是“行状”的集合，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编排手法与结构。这将在下文中详为论述。义净只是通过这种看似简单的“行状”手法，真实而清晰地反映了唐初求法僧的情况。

陆路的情况中对尼婆罗多有记载，玄会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由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法显的《佛国记》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为各国研究历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如《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七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八医”，并指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颇具科学性。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其实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诸方面，义净正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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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思彦，与贺遂亮同官御史，高宗时，待诏弘文馆。上元中卒。诗一首。

萧旷，明末爱国将领。字逸然，湖北汉阳人。以武举授黎、靖中军都司。当时刘承胤为黎、靖参将，萧旷是其属下。从刘承胤征峒苗有功，历升至副总兵。永历朝升萧旷总兵官都督同知，行黎、靖参将事，守靖州。永历元年秋，武冈陷，刘承胤投降清朝。永历皇帝南奔至靖州，萧旷迎接，非常忠诚恭顺。永历很喜欢他，让他随自己逃往广东，萧旷奏：“臣职在守土，自当以死谢国恩，扈跸非臣职也。臣以死捍靖。清军当杀臣而后能进。”永历走后，萧旷修守具，召士兵，涕泣劝慰，勉以死守。刘承胤率兵至，召旷降。旷大骂，焚其书。俄而清兵大至，兵民惊溃，旷独率内丁十余人登城射之。敌冲郭门入，旷短兵接，巷战。力尽，遂遇害。

岑羲（？－713年），字伯华，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唐朝宰相，中书令岑文本之孙。文昌右相岑长倩之侄。岑羲进士出身，历任太常博士、郴州司法参军、金坛令、汜水令、天官员外郎、中书舍人、秘书少监、吏部侍郎。710年（景云元年），岑羲升任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便被罢相，出任陕州刺史。712年（先天元年），岑羲再次拜相，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后以保护睿宗之功进拜侍中，封南阳郡公。唐玄宗继位后，岑羲依附太平公主，图谋不轨，意欲作乱。713年（开元元年）七月，唐玄宗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党羽，岑羲伏诛。"轶事典故

岑羲拜相后，兄长岑献担任国子监司业，弟弟岑仲翔、岑仲休担任州刺史，岑氏兄弟子侄数十人都官居要职。岑羲感叹道：“物极必反，我得有所戒惧啊。”但却并未因此有所黜退。

生平

早期事迹

岑羲年轻时考中进士，累迁至太常博士。691年，宰相岑长倩被诬谋反，下狱而死。岑羲因是岑长倩的侄子，也受到牵连，贬为郴州司法参军。

在担任金坛县令期间，岑羲因政绩突出，与弟弟长洲县令岑仲翔、溧水县令岑仲休并称江东三岑，受到宰相宗楚客的赞誉，又被江南道巡察御史荐为汜水县令。

回朝任职

704年，武则天命宰相举荐官员。凤阁侍郎韦嗣立便推举岑羲，并道：“只可惜他被伯父岑长倩所连累。”武则天道：“只要他有才干，就不会受到连累。”于是任命岑羲为天官员外郎。此后，刘守悌、裴惓等受到亲属牵连的官员相继获得擢升。

705年，唐中宗复位，岑羲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久，侍中敬晖打算上表朝廷，请求降封武氏诸王，请人起草奏疏。岑羲执笔而书，言辞恳切，因此惹怒武三思，被贬为秘书少监。

707年，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失败被杀。侍御史冉祖雍趁机诬陷相王李旦与太平公主曾与太子同谋，请求中宗审问调查。岑羲与中书侍郎萧至忠上表劝谏皇帝，力保李旦与太平公主。后来，岑羲监修《中宗实录》，将此事记述下来。

708年，岑羲改任吏部侍郎。当时，一同负责选官的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郑愔、大理少卿李元恭都大肆受贿，以贪腐著称。只有岑羲恪守正道，受到舆论的称赞。

担任宰相

710年，唐中宗驾崩，韦皇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殇帝。岑羲被擢升为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不久又持节巡抚河南道。

不久，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杀死韦皇后，废黜唐殇帝，拥立相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岑羲出任陕州刺史，后历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并监修国史。

712年，岑羲再次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因此前保护睿宗的功劳，进拜侍中，封爵南阳郡公。同年八月，唐睿宗禅位于皇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

当时，太平公主权倾朝野，岑羲与窦怀贞、崔湜全都依附于她，日夜谋划作乱。宰相刘幽求和禁军将领张暐计划除掉他们，但是事情泄露，都被流放岭南。

政变伏诛

713年，太平公主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等人密谋，打算废黜唐玄宗，另立皇帝。

同年七月，太平公主定于四日起兵作乱，命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率军闯入武德殿，又命岑羲与窦怀贞、萧至忠在南衙举兵响应。结果尚未行动，消息便已泄露。

唐玄宗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宰相郭元振商议后，命龙武将军王毛仲率军由武德殿进入虔化门，斩杀常元楷、李慈，并闯入朝堂，擒斩岑羲、萧至忠。岑羲死后，家产也被抄没。

家族成员

祖父：岑文本，官至中书令。
父亲：岑曼倩，官至雍州长史。
叔父：岑长情，官至文昌右相。
兄长：岑献，官至国子司业。
兄弟：岑仲翔，官至陕州刺史。
兄弟：岑仲休，官至商州刺史。
儿子：岑敷。"

李敬玄（615年－682年），亳州谯县（今安徽谯城）人，唐朝宰相。李敬玄早年曾为唐高宗的侍读，历任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尚书右丞、太子右庶子、中书侍郎、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后进拜中书令，封赵国公。仪凤三年（678年），李敬玄被任命为洮河道大总管，率军征讨吐蕃，因不通兵事，大败而回。后被贬为衡州刺史，又任扬州长史。永淳元年（682年），李敬玄病逝，追赠兖州都督，赐谥文宪。"生平

早期事迹

李敬玄年轻时博览群书，精通礼制，后在马周的推荐下，进入崇贤馆，成为太子李治的侍读。他虽生性冷峻，但研究学问非常勤勉，受到许敬宗等人的赞誉，历任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

担任宰相

669年，李敬玄升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任检校司列少常伯，成为宰相。他将司列事务委托给员外郎张仁祎，并沿袭张仁祎修正的选官程序，主持选官多年，使得铨选录用有条不紊。

672年，李敬玄担任吏部侍郎，加封银青光禄大夫，仍兼任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又监修国史。

675年，李敬玄升任吏部尚书。他主掌吏部多年，又和赵郡李氏联宗，前后三任妻子都出身山东士族，因此在朝中势力极大。唐高宗对此很不高兴，但未公开批评他的过错。

征蕃兵败

676年，李敬玄升任中书令，封赵国公。当时，刘仁轨每有奏请，李敬玄都持有不同意见，从中阻挠，二人因此交恶。

678年，吐蕃入寇。刘仁轨知道李敬玄没有将帅之才，故意奏请道：“镇守河西，非李敬玄不可。”李敬玄极力推辞。此时，唐高宗已经厌恶李敬玄，便道：“刘仁轨如果需要朕去，朕就会主动前往，卿不得推辞。”任命他为洮河道大总管，兼镇抚大使，检校鄯州都督，率军抵御吐蕃。

同年九月，李敬玄与吐蕃大将论钦陵在青海交战，并命刘审礼为先锋。他逗挠不前，致使刘审礼孤军深入，兵败被俘。刘审礼败后，李敬玄狼狈而逃，退至承风岭，挖壕沟防御。这时，偏将黑齿常之率死士夜袭吐蕃军，吐蕃军退军，李敬玄这才得以返回鄯州。后来，李敬玄又在湟川被吐蕃击败。

贬官而死

680年，李敬玄上表称病，请求回京，得到批准。他回京后，也未引咎请罪，便直接到中书省办公。唐高宗得知他并未生病，将他贬为衡州刺史，后又改任扬州长史。

682年，李敬玄去世，终年六十八岁，追赠兖州都督，赐谥文宪。

轶事典故

永徽年间，候补官员逐渐增多，主持选官的人很少有称职的。李敬玄主持选官后，却得到天下人的称赞。他记忆过人，每年参选官员一万多人，只要在街上遇到，都能叫出名字。官员未被选用前来投诉的，他也能当场口述他们书判中的错误，毫无差错。

杭州参军徐太玄曾因同僚张惠母亲年迈，到府衙自首，称自己与张惠一同贪赃。张惠得以免去死罪，徐太玄也因此被免去官职，十几年不得升迁。李敬玄得知后，非常赞赏，擢升他为郑州司功参军。徐太玄后官至秘书少监、申王师，因德行高尚受到时人推崇。

家庭成员

父亲：李孝节，官至谷州长史。

兄弟：李元素，官至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儿子：李思冲，官至左羽林将军，随李重俊诛杀武三思，失败被杀。

儿子：李守一，官至郫县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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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锜，一作安程锜、程锜，曾任普州从事。有作品《题贾岛墓》传世。

周渭，字兆师，唐代淮阴（今江苏淮安）人，先后于公元779年、780年获进士榜榜眼和武举第一名。周渭是为数不多的涉足文武双科举的进士之一。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己未科王储榜进士第二人(即为榜眼)。该科进士20 人。周渭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又参加“贞师伐谋对有明法”科（即军谋越众科）考试，中武举第一（即为武状元），初授汝州襄城尉。周渭自殿中侍御史迁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十年不变。上皇践阼（即位），他本想托病还乡，有诏授秘书少监，遂任之。

卢渥，字子章，生卒年不详。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大中年间举进士第，历中书舍人、陕府观察使，终检校司徒。唐代诗人。代表作品有《赋得寿星见》、《题嘉祥驿》。据《云溪友议》记述，宣宗时，诗人卢渥到长安应举，偶然来到御沟旁，看见一片红叶，上面题有这首诗，就从水中取去，收藏在巾箱内。后来，他娶了一位被遣出宫的姓韩的宫女。一天，韩氏见到箱中的这片红叶，叹息道：「当时偶然题诗叶上，随水流去，想不到收葳在这里。」这就是有名的「红叶题诗」的故事。从诗的内容看，很像宫人的口吻。它写的是一个失去自由、失去幸福的人对自由、对幸福的向往。

郑巢，[唐]（约公元八六七年前后在世）字不祥，钱塘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懿宗咸通中前后在世。大中间，举进士。姚合为杭州刺史，巢献诗游其门馆。合颇奖重，凡登览燕集，巢常在侧。后不仕而终。巢著有诗一卷，《唐才子传》传于世。

睿宗时官侍御史。姜晦时为中丞，讽劾韦安石，子舆不从。

玄宗天宝前人。生平无考。其诗曾收入李康成《玉台后集》。事迹见《盛唐诗纪》卷一〇七。《全唐诗》存诗1首。作品有：【婕妤怨】

薛馧（yún ），唐代女诗人，生卒年不详。或作蕴，字馥。薛彦辅孙女。今存诗三首。

元友让（767—?），号浯溪山客，汝州鲁山(今河南鲁山)人，郡望河南(今河南洛阳)。元结季子。宪宗元和中任宝鼎尉。十三年(818)摄道州长史，路出永州祁阳浯溪，以资请祁阳令豆卢氏修复其父旧居。敬宗宝历元年(825)闲居浯溪。事迹见韦词《修浯溪记》、《金石萃编》卷一〇八。《全唐诗》存诗1首。

文宗大和间道士。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分司东都时，朝贤各赋一至七字诗送之，尧佐亦预其事。事迹见《唐诗纪事》卷三九。《全唐诗》存诗1首。

彭晓，男，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本姓程，字秀川，号真一子，西蜀永康人。倡导性、命双修。少好修炼，与击竹子何五云善。五代后蜀时，明经登第，迁金堂令。据传遇异人得丹诀，修炼于县内飞鹤山，自称“昌利化（二十四治之一）飞鹤山真一子”。常以篆符为人治病，号铁扇符。能长啸，为鸾凤声。蜀主孟昶屡召，问以长生久视之道，晓曰：“以仁义治国，名如尧舜，万古不死，长生之道也。”昶善其言，以为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主要理论

彭晓倡导性、命双修，在修炼养生、阐发内丹思想方面有引人注目之处。他认为人可以修炼成仙，年寿无限，提出了建立在阴阳理论基础上的“仙道”、“鬼道”学说。认为生成万物的乾坤之气，有阴有阳，有清有浊。清阳者主生，积之者成神仙；浊阴者主死，积之者成散鬼。而人通过修炼还丹，以天地无涯之元气，续个人有限之形躯，使自身成为纯阳真精之形，就可以与天地同寿，长生不死，即身成仙。他要求修炼志士，“又须彻声色，去嗜欲，弃名利，投灵山，绝常交，结仙友，隐密漕溪，昼夜无怠，方可期望”。彭晓的修炼成仙思想，顺应了唐末五代道教方术由外丹转向内丹的历史趋势，而又继续坚持被世人怀疑和诘难的长生不死、即身成仙说，有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发挥《参同契》原理解说内丹修炼思想，对后世道教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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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冀，官御史。

字含灵，江西(今江西省)人。五代时道士。居南岳六、七年。好睡，经旬不饮食，俗呼为吴猱。素不能文，偶作诗，甚奇绝。后唐末帝清泰间卒，传为羽化升仙。或云有人于后汉乾祐间于嵩山见之。事迹见《诗话总龟》卷四六引《郡阁雅谈》。《全唐诗》存诗1首。

唐代诗人。生卒年未详，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南）人。父挺，乃高宗时宰相高智周外孙。等进士第，开元中，历侍御史、司封考功二员外郎。天宝中，历礼、吏、户三部侍郎，尚书左丞。安史乱起，陷贼，受伪职，后不知所终。《全唐诗》存诗七首。

生卒年不详。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宪宗元和初官监察御史。事迹见《元和姓纂》卷六。《全唐诗》存诗2首，其中《龟兹闻莺》一首为梁涉诗误人。

徐彦若（？－901年），祖籍偃师（今河南偃师），唐朝宰相，刑部侍郎徐有功六世孙，吏部尚书徐商之子。徐彦若出身于东海徐氏，进士及第，历任尚书郎、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后以户部侍郎之职拜相，又任中书侍郎。景福二年（893年），徐彦若出镇凤翔，但因李茂贞兵犯京师，又被召回朝中。乾宁元年（894年），徐彦若再次被拜为宰相。后累进司空、太保，兼任门下侍郎，封齐国公。光化三年（900年），徐彦若以使相出镇广州，担任清海节度使、同平章事，次年病逝于广州。"生平

早期事迹

徐彦若是咸通十二年进士，累迁至尚书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文德元年，唐昭宗继位，任命徐彦若为御史中丞，后又改任吏部侍郎。

初任宰辅

大顺二年，宰相张浚因讨伐太原兵败，被罢去相位。徐彦若改任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后又升任中书侍郎，兼任兵部尚书。

景福二年，唐昭宗改任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武定节度使，任命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不肯奉诏，联合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击败护送徐彦若就任的三万禁军，兵逼长安。唐昭宗只得任命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召回徐彦若，改任为御史大夫。

再登相位

乾宁元年，徐彦若再次拜相，担任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后又升任尚书左仆射，并监修国史。

乾宁二年，李茂贞与王行瑜再次兵逼长安，唐昭宗与宰相崔昭纬、徐彦若、王抟逃往石门镇。十二月，唐昭宗返回长安。徐彦若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进封齐国公，并加弘文馆大学士，获赐“扶危匡国致理功臣”勋号。

乾宁三年，唐昭宗在李茂贞的逼迫下，再次离京出逃，前往华州，并任命徐彦若为大明宫留守，兼京畿安抚制置使。唐昭宗回京后，徐彦若进位太保，兼任门下侍郎。

出镇岭南

光化三年，宰相崔胤专权，对官位在自己之上的徐彦若非常憎恶。徐彦若便请求引退，欲接替薛王李知柔出镇广州。朝廷遂任命徐彦若为清海军节度使，并保留同平章事的职务。

天复元年十二月，徐彦若在广州病逝，并推荐行军司马刘隐为清海军留后。

轶事典故

荆南节度使成汭曾向朝廷索要被雷满占据的澧州、朗州，但未获批准，心中非常怨恨。后来，徐彦若路过荆南，成汭设宴款待，并提及此事。徐彦若道：“令公雄踞一方，以齐桓晋文自比，却不能平定区区一个雷满，还要怨恨朝廷吗？”成汭大惭。

家庭成员

六世祖：徐有功，官至秋官侍郎。

曾祖：徐宰，进士出身，官至大理评事。

祖父：徐陶，进士出身。

父亲：徐商，进士出身，官至同平章事。

兄弟：徐仁嗣、徐仁矩、徐仁范、徐仁勖。

儿子：徐绾，官至兵部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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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损，字益之，五代时期南汉朝连州（今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人，官至尚书左仆射（一品）。是最早迁入连阳地区的客家人。少有才，曾在在保安静福山筑一室攻读于期间，书室题额为“天衢吟啸”留有诗集《桂香集》，今存诗四首。"生平

黄损，字益之，五代时期连州人，初隐居，少年时期为人慷慨有大志，有王佐之才，结交郑谷、宋齐邺、桑维翰等名士。在保安静福山筑一室攻读于期间，书室题额为“天衢吟啸”。后梁龙德二年登进士第，仕南汉刘龚为尚书左仆射，黄损与当时的北方名士齐丘、桑维翰友善，经常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二人都“自以为不及”。曾献十策，斥责权贵，为朝臣所忌。又极力反对刘龚建南薰殿。因之失庞，退居永州湖上，诗酒自娱，为骚人所宗。黄损还善于写诗，与郑谷、齐己等共定诗歌用韵为葫芦、辘轳、进退等格。黄损为人耿直、轻利重义，为民作了不少好事，曾捐资修筑高良之邪陂，灌溉甚广。黄损在还是一位极其神奇的历史人物，其与唐僖宗时期扬州第一名妓薛琼琼还有一段动人故事流传于世。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第三十二卷《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也对黄损有生动的描述。著述甚多，兼及道法，诗集有“桂香集”，今存诗四首。有书壁诗：“一别人间岁月多，归来人事已销磨。惟有门前鉴池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人物成就

诗韵术语

【进退格】亦称“进退韵”。诗韵术语。邻韵通押特殊格式的一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辘轳韵者，双出双入。有进退韵者，一进一退。”魏庆之《诗人玉屑》引《缃素杂记》说，唐代郑谷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云：“凡诗用韵有数格：一曰葫芦，一曰辘轳，一曰进退。”进退格是两韵间押，即第二、第六句用甲韵，第四、第八则用与甲韵可通的乙韵，如“寒”、“删”或“鱼”、“虞”等，一进一退，相间押韵，故称。

【辘轳格】亦称“辘轳韵”。诗韵术语。与进退格同为用韵的一格。辘轳韵者，双出双入。即律诗第二、第四句用甲韵，第六、第八句用与甲韵可通的乙韵，如先用“七虞”，后用“六鱼”等，双出双入，此起彼落，有似辘轳，故称。

【葫芦格】亦称“葫芦韵”。诗韵术语。与进退格同为用韵的一格。葫芦韵者，先二后四。如“东”、“冬”通押，先二韵“东”，后四韵“冬”。先小后大，有似葫芦，故称。

传奇故事

黄秀才徼灵玉马坠

到了明代，黄损成了文学家冯梦龙笔下的风流才子，在他编著的《醒世恒言》中，第三十二卷名曰“黄秀才徼灵玉马坠”，用洋洋洒洒万余言演绎了一段关于黄损的“才子佳人”爱情故事。

话说唐乾符年间，连州秀士黄损，年方二十一岁，生得丰资韶秀，一表人才，兼之学富五车，才倾八斗，同辈之中，推为才子。原是名门之后，因家道零落，父辈遗下一件宝贝，是一块羊脂白玉雕成的马儿，唤做玉马坠，色泽温润，镂刻精工。黄损自幼爱惜，佩带在身不曾顷刻之离。

偶日闲游市中，遇一个老叟。那老者看着黄损，微微而笑，见了那玉马坠儿，道：“愿借一观。”黄损即时解下献与老者。老者看了又看，啧啧叹赏，欲奉价相求。黄损答道：“此乃家下祖遗之物，老翁若心爱，便当相赠，何论价乎。”老者甚喜，表示他日亦有所报，遂将此坠悬挂颈上，挥手而别。

不久,黄损游扬州，结识扬州第一名妓薛琼琼。唐时第一筝手是郝善素，薛琼琼独得郝善素指法，名声极大。两人一见如故，相怜相恋，誓生共死。不想权臣吕用之任扬州刺史，他贪财爱色，祸害百姓。吕用之得知薛琼琼艺高色艳，有占用之意，薛琼琼深爱黄损，抵死不从。吕用之衔恨，上表朝廷把薛琼琼选入宫中为乐妓，成为教坊的抚筝供奉。

黄损失去心上人，十分痛苦，潦倒毁形，在扬州几无生路。荆襄节度使刘守道久慕才名，接他到襄阳做幕宾。黄损行到江州，夜听邻船有人抚筝，韵调极近琼琼，他偷看一眼，是个十五六岁的美女。黄损彻夜难眠，写下词云：生平无所愿，愿作乐中筝。得近佳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后寻机将词送给此女子。那女子名叫韩玉娥，见词动心，又见黄郎秀俊，越发动情。后定下终身之策，并相约涪陵相见。

黄损到了襄阳做幕宾，思之约期，与刘守道不告而别，独赶涪陵寻觅玉娥。得到涪陵，不想玉娥船在江心撞翻,再寻遍不见。黄损一想既失佳人，二来愧对刘守道，于是投江轻生，幸被一老者所救。此老者正是乞其玉坠者也，嘱其赶京赴考。

却说玉娥船在江心撞翻，她跌入江中，被京城返蜀的薛小娟所救。薛小娟要带她去扬州为妓。玉娥哭诉已有黄损之约，小娟感动，收为义女，带她返长安调教，使玉娥成了乐中高手。

不久，黄损一举高中，任刑部官职。他为民请命申奏朝廷，控告吕用之镇扬时弄权害民之罪。这时吕用之也调为京官，反告黄损与宫中抚筝供奉有私，冒犯圣驾。僖宗御前亲审，知了来龙去脉，将薛琼琼赐予黄损为妻，削了吕用之官职。

且说吕用之闲居私第，差人四下缉访名姝美色，以为婢妾。有人夸薛小娟的养女，名曰玉娥，天下绝色，只是不肯轻易见人。吕用之道：“只怕求而没有，那怕有而难求。”当下差仆数十人，以五百金为聘，也不通名道姓，竟向薛小娟家中，直入卧房抢出玉娥，不由分说抬上花轿往吕府飞奔而去。玉娥十分害怕，忽见一位白发长者前来，送她一只玉马坠,说急时可护身。

夜里，吕用之欲强行占有玉娥。危急之时，忽然奔出一匹白马把他撞倒，又伤了许多奴仆。吕用之惊惶逃窜，暗地差人四下访求高人禳解。次日有胡僧到门，说玉娥是妖女，乃上帝玉马之精，若成亲必遭其祸。吕用之被他说着玉马之事，连呼为神人，恳请解困。胡僧道，将此女赠予最恨之人，便可逢凶化吉。吕用之被黄损一本劾奏罢官，就着人把她送去害黄损。

黄损与薛琼琼猛然见到玉娥，惊喜不已。玉娥说起玉马坠救她的奇事，黄损感慨万端，心知又是那个老者有心救难。后黄损官至御史中丞，玉娥生三子，并列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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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渐，循之从子也。天宝中，杨国忠辟为幕佐。与窦华、宋昱、郑昂、魏仲犀同列，官至翰林学士。国忠败，坐诛。诗一首。

为王世充御史大夫。太宗围城时，乞为浮屠，世充恶而杀之。诗一首。

字不详，贝州武城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六四〇年）前后在世。好自书写，笔不释手。贞观中，为治书侍御史。永徽初，献文皇帝颂，优制襃美。拜户部侍郎神龙中，累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韦后临朝，诏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出为绛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著有文集二十卷，（新唐书志及旧唐书本传）行于世。

贾驰，唐朝，字里，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开成初前后在世。自负才质，久困名场。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始获第一。

李元纮（？－733年），字大纲，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滑州（今河南滑县），唐朝宰相，殿中监李道广之子。李元纮本姓丙，曾祖时获赐李姓。[1] 早年历任泾州司兵参军、雍州司户参军、好畤县令、润州司马、万年县令、京兆尹、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户部侍郎。开元十四年（726年），李元纮以中书侍郎之职拜相，授同平章事，并封清水县男。他担任宰相三年，因与同僚杜暹不和，被罢为曹州刺史，后又调任蒲州刺史，因病致仕。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李元纮病逝，追赠太子少傅，谥号文忠。"生平

早年经历

李元纮年轻时谨慎笃厚，初授泾州司兵参军，后历任雍州司户参军、好畤县令、润州司马。他政绩突出，颇有声誉。

累职升迁

开元年间，李元纮担任万年县令。他征发赋役，以公允著称，被擢升为京兆尹，并主持疏通三辅境内河渠。当时，王公贵戚都在渠岸建立碾硙，使渠水不能流入下游民田。李元纮命吏卒将其拆毁，使民田得到灌溉，深受百姓称颂。此后，他又历任工部、兵部、吏部三部侍郎。

开元十三年，户部侍郎杨玚、白知慎因失职被贬为刺史，唐玄宗让公卿大臣推荐可以接掌户部的官员。百官大都推举李元纮，唐玄宗便欲任命他为户部尚书，却因他资历浅薄，受到宰相的劝阻，只得授他为中大夫、户部侍郎。他上疏朝廷，陈奏时政得失，受到唐玄宗的表彰。

担任宰相

开元十四年，李元纮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清水县男。当时，京官职田被废置，便有朝臣建议在关中屯田，以充实国库。李元纮奏道：“边关百姓清闲，土地荒芜，以剩余劳动力耕种荒田，能够减少运输，充实军粮，因此设置屯田有益于国。但在关中，百官职田散居各地，百姓的私田都努力自耕，不能占取。如果设置屯田，就要公私相换，调发壮丁。调发劳役则家业荒废，减免租税则国赋欠缺，内地设置屯田，自古未有，恐怕得不偿失。”唐玄宗遂停止此议。

此前，吴兢担任史官，编撰《唐书》、《唐春秋》，尚未完成便因守丧离职。他上疏皇帝，请求继续修史，唐玄宗便让他到集贤院撰书。开元十五年，唐玄宗命张说致仕，并让他在家中修史。李元纮认为不妥，便提议让张说和吴兢同到史馆撰修国史，既可做到保密，又可避免资料丢失。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李元纮与同列宰相的杜暹关系不睦，常在政事上产生分歧，以致纷争不断，引起唐玄宗的不满。开元十七年，唐玄免去李元纮的宰相之职，外放为曹州刺史。

晚年生活

此后，李元纮又调任蒲州刺史，却因病离职，并以户部尚书之职致仕。

开元二十一年，李元纮被起复为太子詹事，但不到十日便因病去世，追赠太子少傅，谥号文忠。

轶事典故

唐中宗年间，太平公主倚仗权势，强夺佛寺碾硙，被告到雍州府衙。李元纮时任雍州司户，将碾硙判还佛寺。雍州长史窦怀贞畏惧太平公主，命李元纮改判。李元纮道：“终南山或许可以移动，但此案判决绝对不能更改。”后以“南山铁案”称已经判定、不可改变的案件。

家庭成员

曾祖：李粲，官至左监门大将军，封应国公。

祖父：李宽，官至太常寺卿，封陇西郡公。

父亲：李道广，官至殿中监、同平章事，封金城县侯。

兄长：李元综，官至屯田郎中、荆州长史。

兄长：李元绎，官至都水使者。

兄弟：李元缄，官至郓州刺史。

儿子：李有季、李有容、李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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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景亮（?—806），字长晦，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少孤，有志义，书无不览。大历六年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授校书郎，十一年为荆南节度使张延赏掌书记、枝江尉，建中元年入为右补阙，贞元四年贬朗州司马，量移为和州别驾，永贞元年召为尚书郎，元和元年迁中书舍人，卒。《新唐书》卷164有传。

刘驾，唐（约公元八六七年前后在世）字司南，江东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懿宗咸通中前后在世。与曹邺友善，俱工古风。邺先及第，不忍先归，待于长安。辛文房称其“诗多比兴含蓄，体无定规，兴尽即止，为时所宗。”（《唐才子传》卷七）其诗较有社会内容，如《反贾客乐》反映农民疾苦，《有感》抨击边将腐化，《弃妇》表现对被遗弃妇女的同情，都是晚唐较好的作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诗集一卷，《全唐诗》录存其诗六十八首，编为一卷。事迹见其《唐乐府十首序)) 、《唐摭言》卷四、《唐才子传》卷七。《全唐诗》录存其诗六十八首，编为一卷。

生卒年均不详，约明太祖洪武中前后在世。出身宦族。工作曲。永乐初，为赵府纪善。

石召，汉，诗人，生平无考。《宋史·艺文志七》著录其集1卷，已逸。《全唐诗》存其诗2首，《早行遇雪》出《万首唐人绝句》卷一〇〇，《送人归山》出处不详。

唐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一月，定京考官，他不避权幸，该升则升，该降则降。并上书言宰臣肖免等尸位素餐，平庸误国，为权臣所顾忌，言其性情粗放，越职言事，出为虔州刺史。长庆元年（821），调任江州刺史。工诗文，书、画亦皆可喜。卒年五十九。"生平

曾与兄李涉一同在白鹿洞、栖贤寺一带读书。他在白鹿洞养了一只白鹿、并常随白鹿外出走访与游览。因此，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读书处称白鹿洞、他出任江州刺史时，旧地重游，在白鹿洞广植花木，增设台榭、宅舍、书院，修葺一新。至今白鹿洞书还存有纪念李渤先贤祠和后人石雕的白鹿。

长庆二年，李渤被调回长安，任职方郎中，升迁谏议大夫。敬宗即位，转给事中。因仗义执言，抨击太监横行霸道，并为鄂县县令崔发鸣不平，又出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在桂管二年，因病罢归洛阳。李渤虽被排斥，但谏官继续为其申辨。太和五年，以太子宾客征至京师，月余卒，时年五十九，赠礼部尚书。

人物评价

《旧唐书》对李渤的评价是：品德高尚，不随便附和。势利之徒谓其矫情求誉；正人君子言其以直言被斥，终不息言，以挽救时弊，值得尊重。

人物轶事

李渤到江州不久，发现朝廷管理财政的官员张叔平，不顾百姓疾苦，竟奏征贞元二年逃户欠款四四0一贯。他体察下情，为民请命，立即上书陈奏“江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年已旱死一千九百多顷”，还要征收三十六前的拖欠，黎民百姓实在负担不了。并在书中表示：如不准奏，“臣既上不副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轻持符印，特乞放臣归田”。在李渤的恳切请求下，朝廷才下旨：“江州所奏，实为诚恳，若不蠲容，实难存济，所诉逋欠并放。”

当年，江州治署城南有一南湖，面积约一千二百亩，东抵北风嘴，西连龙开河，南接山川岭，北依浔阳城。由于湖面宽阔，南来北往行人诸多不便。李渤为了方便行人，遂纠工在湖中筑堤。堤长七百步，南连山川岭，北接城池的南门口，沟通南北，往来称便。堤上还建桥安闸，控制和调节水位，兼有灌溉农田之利。后人为感谢这位刺史，将新建的堤命名李公堤，外湖名甘棠湖，桥名思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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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山甫，唐朝。咸通中累举不第，依魏博幕府为从事。尝逮事乐彦祯、罗弘信父子，文笔雄健，名著一方。诗一卷。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元和十一年进士及第，唐代诗人。仕至高州刺史。"生平

周匡物，字几本。唐龙溪县人。曾在天城山之麓读书。“天城”，后改名“名第”，郡人称匡物为“名第先生”。

少时家贫力学，徒步上京赴考，途经钱塘江，因乏渡船费，久滞不前，遂于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见之，乃罪津吏。自是舟子不敢收取举选人渡船钱。

周匡物未第时，已驰名闽诗坛。元和十一年中进士第四名，是自唐垂拱二年漳州建州后第一个进士。御试时作《学殖赋》及《莺出谷诗》，传诵一时。及第后，任雍州司户。元和十四年武宁节度使国公李塑荐为五行军参事，在任两年，后又任广东高州刺史。有政绩，祀名宦乡贤祠。

兄匡业，贞元八年以明经登第，贞元十一年乙亥登进士，知鄱阳县，和匡物齐名。匡物子汉杰，亦在元和十三年登进士。因此，天城山改叫名第山，又叫双第山，那一带地方总称“同第内”。解放后，龙海县在这里建农场、安置越南难侨命名“双第农场”，是今双第华侨农场所在地。

个人成就

周匡物诗工于咏物，刻划尽致，有《周匡物诗集》。《古镜》等诗5首，收入宋人所撰《全唐诗话》。清修《全唐诗》并采录，《补遗》复录二首。明张燮在《清漳风俗考》中说：“唐垂拱时，玉钤建制，始得比于郡国；周、潘通籍，而后夫变稍知学矣！”周匡物苦学登第，先导之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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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昭俭（902～977），字仲宝。北宋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祖籍华阴（今华阴市）。他是唐文宗、唐武宗时宰相杨嗣复的曾孙。出身于官宦世家，后唐长兴年间（930～933）考取进士。初任成德军节度推官，历左拾遗、直史馆，曾与中书舍人张昭远等同修《明宗实录》，为后来编《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积累了丰富资料。以修史功迁为殿中侍御史。

谭铢，唐文学家。一作谈铢，吴郡（今苏州）人。初为广文生，尝习佛学。武宗会昌元年(841)登进士第，曾为苏州鹾院官。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前后，又任池阳地方官，作《庐州明教寺转关经藏记》。罢职后，游九华山，题诗云：“我来暗凝情，务道志更坚”。历经仕路沉浮，性转淡泊。《全唐诗》录存其诗二首。《全唐文》录存其文一篇。

失名，姓徐。尝官郫城令，曾作诗1首示其女徐氏，令其以色相为己求官，事见《鉴诫录》卷八。《全唐诗》录存此诗。

卢携[唐]（824年～880年）字子升，范阳（今河北涿县）人。祖卢损，父卢求为宝历元年（825）进士，被许多府第征召，最终位至郡守。"生平

卢携[唐]字子升，范阳人。祖卢损，父卢求为宝历元年进士，被许多府第征召，最终位至郡守。

卢携在大中九年考中进士，被授予集贤校理，出任佐使府。咸通年，进入朝廷历任右拾遗、殿中侍御史。后转任员外郎中，长安县令，郑州刺史。又被召进朝中，授职谏议大夫。乾符元年，以本官被征召充任翰林学士，授职中书舍人。后又升迁户部侍郎、学士承旨。乾符四年以本官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升任门下侍郎，兼任兵部尚书，弘文馆大学士。

乾符五年，黄巢起义势如破竹，相继攻破楚国南部，江西外围以及虔、吉、饶、信等州，又从浙江东部攻克福建，转而西进岭南，攻破广州，杀节度使李岩，就向朝廷上表请求封为节度使。起初，王仙芝在河南起事，卢携举荐宋威、齐克让、曾衮等有将帅谋略的，被朝廷任用为招讨使。等到宋威杀了尚君长，导致起义军势力壮大。朝廷就任命宰相王铎为都统，卢携非常不高兴。浙江总督崔璆等人上书，请求朝廷下诏委任黄巢节制广州军政，皇上下旨命宰相们议定。卢携因为对任用王铎为统帅不满，想要激怒黄巢，就坚持说不能让黄巢节制广州，只授官率府率。卢携与宰相郑畋争论，把砚台扔到地上。因此皇上同时免去两人宰相职务，任命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

乾符六年，高骈大将张麟数次打败起义军。卢携平时厚待高骈，时常举荐高骈为统帅。天子因为高骈有功，又召卢携辅佐政事。等到王铎失守，被罢免都统一职，由高骈取而代之。因此，潼关以东，汝、陕、许、邓、汴、滑、青、衮等州都换了统帅。凡是王铎、郑畋所任命的统帅，都被换掉。卢携在朝廷内部倚仗田令孜，在朝廷外边依靠高骈，朝廷军政大权，全靠他来运筹。当时卢携得了风症，精神恍惚。政事定夺，都由身边官吏温季修决断，一时贿赂盛行。等到起义军侵扰淮南，张麟被杀，许州统帅被赶走，溵水官兵溃败。朝廷上下震惊，全部归罪卢携。等到起义军攻破潼关，卢携被再次罢宰相职务，任太子宾客，当天夜晚服毒自尽，广明元年享年57岁。

卢携工书法，着临池妙诀。首叙书法传授源流，自谓得永兴家法，乃取《翰林隐术》、右军《笔势论》、徐吏部《论书》、《窦臮字格》、《永字八法势论》，删繁选要，以为其篇，为目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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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成甫，官校书郎，再尉关辅，贬湘阴。有《泽畔吟》，李白为之序。其为陕县尉时，韦坚为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凿潭望春楼下。成甫因变得体歌为得宝歌，坚命舟人歌之，成甫又广为十阕，今不传。存诗一首。

陆畅（约公元820年前后在世）字达夫，吴郡吴县（今苏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宪宗元和末年前后在世。初居蜀，尝为蜀道易一诗以美韦皋。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登进士第。时皋已没，有与之不悦者，诋所进兵器皆镂“定秦”字。畅上言“定秦”乃匠名，由是议息。为皇太子僚属。云安公主出降，畅为傧相，才思敏捷，应答如流。因吴语为宋若华所嘲，作《嘲陆畅》一诗。后官凤翔少尹。陆畅所作诗，全唐诗录存一卷。

郡望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汾州刺史崔恭之女。18岁嫁卢倕，随夫之任闽中。后家于洛阳。自称为玉皇侍书玉华君谪转人世。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卒，传为升仙。"生平

崔少玄，是唐代汾州刺史崔恭的小女儿。她的母亲梦见神人，穿着丝绸衣服，驾着红色的龙，拿着紫色的匣子，在碧云边际把它交给了其母，其母就怀了孕，十四个月生下少玄。少玄出生后异香袭人，容颜端庄秀丽，世上所少有，天青色的头发盖住了眼睛，耳垂上的玉坠拂到双颊，右手有字，写的是“卢自列妻”。十八年后，少玄嫁给了卢陲，卢陲小字叫自列。结婚一年多，卢陲到闽中任从事，途中经过建溪，远望武夷山。这时，忽然看到一片碧云从东边山峰飘过来，云中有位神人，戴着翠绿色的帽子，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向卢陲问：“玉华君来了吗？”卢陲觉得这话问得奇怪，就反问道：“谁是玉华君？”神人说：“您的妻子就是玉华君。”后来卢陲回去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说：“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然来迎接我。事情已经公开了，难再隐瞒。”于是整衣出去会见神人。互相谈了很久，但都是天人的语音，卢陲没有办法辨清她们说些什么，呆了一会儿就作个揖退回去了。卢陲给他妻子下拜，询问她，她说：“少玄虽然是通过娘胎养育的人，但并非父母阴德所积。从前，我位居无欲无为玉皇左侍书，称号是玉华君，掌管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到秋分那天，就拿着簿书来寻访有志学道的人。我曾经被贬降，犯的过失是与同宫的四个人，在退居静室时，对寻访学道之人发感慨，恍惚间像是有什么欲念。太上老君责罚我，把我贬居人间作您的妻子。二十三年过去了，又遇到紫霄元君已前来这里，现在不能再对您亲近依附了。”到了闽中时，少玄每天独自在静室居住。卢陲感到惊奇，也不敢轻易地跨入她的房间。常常有女真人到来，有时两位，有时四位，穿着长长的生丝细绸衣服，梳着古式鬟髻，全身闪着光芒，照耀如同白昼，到少玄静室拜访。她们登堂入室，床榻相连，通宵说说笑笑。卢陲去看看，她们都说些天人的语言，不能听明白。试着问少玄，少玄说：“神仙的秘密，难再泄露，沉累太重，不可不隐。”卢陲谨守妻子的告诫，也常常隐讳其事。等到卢陲罢官，其父崔恭又解下官绶，得以在洛阳安家。卢陲因为妻子的誓言，也不敢向崔恭陈说泄露其事。二年后，少玄对卢陲说：“少玄的父亲，寿数在二月十七日终止。我虽然是神仙中的人，但生在人世，因为有抚养之恩，如果不救他，就屈枉了我的报答之心了。”于是对她的父亲说：“大人的生命将在二月十七日终止，少玄受到您辛劳养育的恩惠，不能不保护您。”就打开深红色的箱子，拿出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送给她的父亲，说：“大人的寿命，正常的寿数已到终极了，如果没有这本书，不能救您免死。今天我将它交给您，可以读一万遍，用来延长十二年的寿命。”于是让崔恭沐浴之后面朝南跪着，少玄对着几案，授以功章，写在青纸上，用素函封固，向上帝奏报。又召来南斗注生真君，让他附奏上帝。不一会儿，有三个穿大红衣服的人从空中降下来，跪在少玄面前，进献精美的食品，喝了三杯酒，手拿功章而去。崔恭觉得这事太奇异了，就偷偷地向卢陲询问，卢陲不告诉他。经过一个多月，少玄把卢陲叫来告诉他说：“玉清宫中我的那些真人伙伴，将在太上老君处替我洗雪。现在再召我去作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管化元精气，并施布仙品。我将要返回为神，还于无形，再去侍奉玉皇，回到玉清。您不要泄露我这些话，给我父母留下遗念。又因为救父之事，泄露了神仙之术，所以不能久留了。人世的情谊，从此结束了。”卢陲跪在她的面前，感愧地流着眼泪说：“我只不过是下界的蚁虱一类小人物，亵渎玷污了上仙，将永远沉沦于浊秽之世，不能飞举升天。我请您明白地赐教，来救我经久难愈之病，我永久不忘您的大恩。”少玄说：“我留诗一首，把它留赠给您。我们上界天人的文字，都是云龙篆字，下界的人见到它，或损或益，也没有领会它的，我当拿笔把它记录下来。”

她留下的词句是：“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上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
　　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霄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卢陲拜了又拜，接过了她的题辞，但不明白词句的内容，就跪下请求她讲解贯通，来为他指明。少玄说：“您对于道还没有熟习，上仙的诗句，昭明须有一定时间。到了景申年间，遇到琅琊先生，他能通晓其意，那时给您解开疑团，才能见到天路。没明白之前这段时间，您只应保藏它。”话说完，少玄就死了。过了九日安葬时，抬起棺材好象是空棺，就打开棺材察看，才发现少玄只留下衣服，象蝉蜕皮那样走了。少玄在娘家住了十八年，在闽中住了三年，回到洛阳二年，在人间二十三年。后来，卢陲和崔恭都保藏她留下的诗，遇到儒家道家估计应当通晓的人就拿给他们看，但一直没人明白。到了景申年间，有个九疑道士叫王方古，他的祖先是琅琊人。他游华山回来，途中在陕郡停留，当时卢陲也在陕郡路过，因为谈诗饮酒晚上聊天，谈论到神仙的事。当时聚会中的人都重道崇德，各自搜求那些奇异的事。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都与崔恭有旧交，就向卢陲细问少玄的事情。卢陲掉下了眼泪，为他的妻子所留的诗根本没人明白而感到憾恨。王方古请他把那诗句拿出来，吟咏了一会儿，就懂得了那首诗的意思。他叹息说：“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也有传给后学的吗？”这时座中之客都敬听其辞，王方古一句一句地解释，流畅得像穿珠一般，一共说了几千言，才尽解其意。于是命卢陲执笔，把王先生解释的话全部写下来，题目叫作《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人，家里大都收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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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惠宗，硖州人，通晓法箓；认为养育形体之道是伪道，颐养精神之道方为真道，强调修行应舍伪存真，并以此勉励道众及后世门人。天宝末，忽积薪自焚，坐火中，诵度人经。

[约公元八五三年至九五七年间在世]字子文，（五代诗话作子美。此从唐才子传）筠州高安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宣宗大中七年至周世宗显德四年间在世，年约九十岁左右。少孤，苦学。应举不策。乾符中，（公元八七七年左右）南游湖、湘，隐云阳山数年。又游岭表，约二十年，始还吴中。与僧虚中、齐己为诗友。时南唐李升镇金陵，旁罗俊逸儒宿。彬应辟，知升欲取杨氏，因献画山水诗云：“须知笔力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顿难”。升大喜，授秘书郎。保大中，以吏部侍郎致仕。归，徙居宜春。时年八十余。李璟以旧恩召见，赐粟帛官其子。彬著有诗集一卷，《唐才子传》传于世。

字里世次皆不详。业儒，好道教，中年后曾至湖州武康县。《全唐诗》存诗1首，出处不详。事迹据其诗推知。

五代时道士。后唐同光间曾召入内殿讲论。生平事迹散见《类说》卷一二收《纪异录》、《全五代诗》卷一〇。《全唐诗》收诗1首、断句1。

唐中宗李显（656年－710年），原名李哲，唐朝第四位皇帝，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683年至684年、705年至710年两度在位。章怀太子李贤被废后，李显被立为皇太子。弘道元年（683年）即皇帝位，武后临朝称制。光宅元年（684年），被废为庐陵王先后迁于均州、房州等地。圣历二年（699年）召还洛阳复立为皇太子。神龙元年（705年）复位。唐中宗李显前后两次当政，共在位五年半，公元710年去世，终年55岁，谥号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初谥孝和皇帝），葬于定陵。"行政外交

行政

重用韦氏

为彰显对韦氏的信任，李显还不顾众人反对把韦玄贞破格封王。李显年经气盛，还对裴炎脱口说出：“我以天下给韦玄贞，也无不可，还吝惜一侍中吗？”。嗣圣元年二月，武则天召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炜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等率禁军入宫，宣太后令，废李显为庐陵王，流放均州。李显高声喊冤“我有什么过错？”，武则天回答：“你要把天下给韦玄贞，这还不是大罪吗？”。由此，李显降格成了卢陵王。

李显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明确韦氏的皇后身份，武则天把持朝政的教训在前，李显丝毫不吸取教训，又允许韦氏参预朝政。

交结武氏

重新为太子后，李显很注意搞好与母亲武姓家人的关系，出于这一动机，他决定和武氏联姻。他把女儿永泰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孙、魏王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幼女即安乐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另一位侄孙武崇训。李显与武家结亲，无疑是想通过裙带关系稳固确立自己的地位。

长安元年九月，他的儿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夫妇少年气盛，对祖母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深表不满，被张易之添油加醋地报告给武则天，说他们诽谤朝廷，结果武则天逼令李重润、永泰公主和丈夫武延基自杀。不过，因为牵扯面不大，武则天并没有深究。显而易见，张易之、张昌宗已对李显一家构成了威胁。

恢复唐朝

长安四年十二月，80岁的武则天因病避居迎仙宫。武则天的病情很严重，迎仙宫中只有张易之、张昌宗侍奉左右，外人不得进入，甚至连宰相也难见她。张柬之和桓彦范、敬晖等大臣决定乘机诛杀张易之，逼病重的武则天让位，复辟唐朝。
张柬之利用职权迅速安排桓、敬二人担任羽林将军，掌握禁兵，为政变提供保障。当时皇太子李显在北门起居，桓彦范和敬晖利用禁军将军身份拜谒李显，密陈政变计划，得到太子的赞同。因为张柬之早年在外地担任刺史时，曾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谈起武周的乱象，两人相互约定：“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于是，张柬之此时便推荐杨元琰担任羽林将军，共同筹划政变[17]。

政变后，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敬晖被封为平阳王、桓彦范被封为扶阳王、袁恕己被封为南阳王、崔玄暐被封为博陵王，时称“五王”，所以，神龙政变又被称为“五王政变”。

对于张柬之等人的政变行动，当时和后来的人都持支持肯定态度，唐人皇甫澈就在《赋四相诗·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一诗中写道：“周历革元命，天步值艰阻。烈烈张汉阳，左袒清诸武。休明神器正，文物旧仪睹。南向翊大君，西宫朝圣母。茂勋镂钟鼎，鸿劳食茅土。至今称五王，卓立迈万古。”

外交

北面的突厥进犯骚扰，西面的吐蕃也发兵滋事，最后，中宗只得将养女金城公主送到吐蕃和吐蕃首领尺带珠丹结婚，这才平息了西部边境。这次联姻和太宗时期的文成公主外嫁不同。一为松赞干布的求婚，彰显了大唐的领导地位；一为兵临城下，被迫把女儿嫁出去求和。

家庭成员

家世

李弇→李昶→西凉武昭王李暠→西凉后主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昞→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中宗李显

父母

父亲：唐高宗李治

母亲：女皇武则天

兄弟姐妹

兄：燕王李忠、原悼王李孝、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孝敬皇帝李弘、章怀太子李贤

弟：唐睿宗李旦

姐：义阳公主、宣城公主、安定思公主

妹：太平公主

后妃

和思皇后赵氏

韦皇后

昭容上官婉儿

子女

儿子

1.长子李重润：即“懿德太子”。生于683年，原名李重照，为避武则天讳，改名李重润，生母是韦后。701年，被武则天仗杀，年19岁。706年李显再次即位，追封为懿德太子，陪葬乾陵，号墓为陵。

2.第二子李重福：庶人。生母是后宫某氏，初封唐昌王，705年封谯王。710年，李重福起兵造反，事败，投漕渠自杀，碎尸示众，废为庶人，以三品礼下葬，年31岁。

3.第三子李重俊：即“节愍太子”。生母是后宫某氏，初封义兴郡王，705年封卫王，706年立为太子。707年7月，李重俊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造反，史称景龙政变，攻击皇宫失败奔终南山为部下所杀。唐睿宗即位，追封为节愍太子，陪葬定陵。

4.第四子李重茂，即唐殇帝。也是幺子，生母是后宫某氏。初为温王。710年5月，立为太子。3天后即位，改年号为“唐隆”，时年16岁，史称唐殇帝。6月，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拥立唐睿宗李旦复位，废黜李重茂，恢复其温王爵位，先后幽禁于集州、房州。714年，李重茂忧郁过度而死，年20岁。

女儿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晖。

宜城公主，初封义安郡主，下嫁裴巽。

定安公主，初封新宁郡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神龙时，又嫁韦濯。

长宁公主，韦庶人所生，下嫁杨慎交。开元十六年，慎交死，主更嫁苏彦伯。务廉卒坐赃数十万，废终身

永寿公主，下嫁韦鐬。早薨，长安初追赠。

永泰公主，李仙蕙，字秾辉，以郡主身份下嫁武延基。大足中，忤张易之，为武则天所杀。帝追赠，以礼改葬，号墓为陵。

安乐公主，李裹儿，七公主。帝迁房陵而主生，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儿。姝秀辩敏，韦后、中宗尤爱之。下嫁武崇训。被起义军一刀刺死。

成安公主，字季姜，初封新平郡主，下嫁韦捷。捷以韦后从子诛，主后薨。公主逝世后，其女韦氏，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被封为东光公主。和亲外族，下嫁奚的首领李鲁苏。

金城公主，李奴奴，邠王李守礼之女，唐中宗养女。

轶事典故

房陵轶事

李显流放房陵与历史上的许多流放者不同，他头上还有一个“王”的桂冠而不是失国之君或囚犯。同时，这个时期是大唐鼎盛时期，国安民阜，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加之武则天并没有对李显“制约甚急”，所以李显在房陵的物质生活是“别宫”式的，这从《房县志》中收录的贡生汪魁儒的词赋中可见一斑。赋中写道：“百丈城兴，九层版缩，璇琢琼雕，栏目磴复。其上也，楼观翚飞，帘牙鸟啄。其下也，芙蓉池开，琵琶亭续。其井也，黄琉八角以金镶。其城也，白石千紊而玉矗。由是人疑仙子，境胜蓬莱，珠帘星卷，宝镜月开，巧梳蝉鬓，淡抹鱼腮，眉间晕柳，额上妆梅，温柔香去，脂粉气来。”李显的住所不但建筑豪华，所用奢侈，就连嫔妃们也仍然妖娆、雍容。这些浓郁的宫廷文化特色，是影响和发展房陵地方文化的基础。

李显流放房陵时，所随人员300多人，不只是嫔妃、子女，还有近臣、侍从，其中不乏文人墨客、能工巧匠。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宫廷氛围中，熟悉和掌握宫廷生活方式，他们代表着最高端的宫廷文化。来到房陵后，他们通过与民间百姓的交往、交流而推广宫廷文化。民间则在向往中效仿宫廷生活、礼仪而接受宫廷文化，从而实现了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

李显奉诏返回洛阳是秘密进行的，轻车简从，只有家人随行，其保密程度到了身为宰相的狄仁杰在宫中见到李显时也大吃一惊。跟随李显一起来到房陵的近臣、侍从们，绝大多数留在了房陵，许多人甚至入乡随俗，成为房陵的永久居民。这些人成为宫廷文化的传承人以及宫廷文化、民间文化融合统一的促成人。

天子抛石

房陵地域依旧流传着李显的许多传说。有一次，李显向空中抛一石子，说：“我若还能当皇帝，石头不落。”结果石头恰好搁在树杈上，当真没落下来。
房陵黄酒

房陵黄酒，中外驰名，其复杂、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其与气温、水质紧密依存的关系，使其有几分神秘。相传，此酒是李显被贬为庐陵王后，将宫廷中的酿酒秘方带到房州，然后在酒曲中加入本地特有的植物，用房陵本地出产的糯米，用房陵的地下井水，酿制出了甘甜、可口、醇香的米酒。此酒性温和、口感好，有活血养颜功效，因而备受世人青睐。千百年来，房县有着“交了九月九，家家户户做黄酒”的民俗，而且房县人都爱喝黄酒，用黄酒招待尊贵的客人。

喜好打马毬

李显不仅对家人好，对自己也不差。早些年，他颠沛流离，吃了很多苦，所以当了皇帝后，想着一定要善待自己。他特别爱玩儿，最热衷打毬。这个“毬”有点儿像现代的足球，但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踢，还可以骑在马上拿球杆打。中宗最喜欢的是打马毬。

俗话说上行下效，当时整个上流社会都以打为最高时尚。李显的两个女婿，也就是长宁公主的夫婿杨慎交和安乐公主的丈夫武延秀，为了讨好老丈人，都拼命地苦练艺，就跟《水浒传》的高俅一样，没事就一门心思地玩。就这样，打马毬。在当时成为一项风靡一时的娱乐活动。不仅大唐的贵族打，连边塞的吐蕃人也打，而且水平相当不错。

景龙三年，唐朝和吐蕃结束了长期的军事摩擦后，再次建立友好联系。吐蕃使者到长安提出打一场友谊赛。最后唐朝大获全胜，打出了国威。这四个王牌运动员中两个就是中宗的女婿。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

妻女弄权

武三思与韦后关系暧昧。有一天，两人在床上衣衫不整的赌钱，唐中宗上完早朝之后，见二人正赌，还兴致勃勃地帮人家数筹码，不一会，安乐公主来了，几人越发快乐尽兴！张柬之等大臣眼见又要重演武则天的旧事，力劝中宗除掉武三思。武三思和韦后反诬告张柬之等人谋图不轨，怂勇中宗明升暗降，将张柬之等人册封为王，调出京城。武三思又派刺客在途中将他们刺杀。安乐公主也野心勃勃，一心想做武则天第二。她要中宗废黜不是韦后所生的太子李重俊，由她自己当皇太女。韦后和武三思也怂勇中宗废掉李重俊。李重俊便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于景龙元年发动羽林军共三千多人，杀死武三思和武崇训父子，又攻入宫中，想攻杀韦后和安乐公主。因众寡悬殊，两李被杀。韦后乘机诬陷宰相魏元忠与太子有勾结，将其贬出京城，独揽了大权。韦后肆无忌惮地大卖官爵，中宗也不加制止，一切按她的意愿去办。

有个时期，安乐公主自己写好了诏书，掩住正文拿去让李显盖印，中宗竟看也不看地把印盖上。就是这样，中宗听凭她母女俩弄权，自己则只顾过着淫靡的生活。有一年的元宵节，中宗在韦后的怂恿下，带着公主和宫女数千人，全都换上平民的服装出宫逛灯市，赶热闹。到夜深回宫，一查点，数千宫女逃走了十之五六。怕声张出去有损体面，唐中宗也只得不了了之。又有一次，唐中宗在皇宫内召见百官，命令三品以上的官员抛球和拔河，供他和韦后欣赏。朝臣多数是文官，不好嬉戏，直弄得他们个个丑态百出，尤其是那几个上了年纪的大臣，体力不支，拔河时随着长绳扑倒在地，一时站不起来，手脚乱爬。唐中宗和韦后见了，还都开怀大笑。

死因争议

按照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唐中宗李显是被毒死。按照这个说法，韦后的两个情人杨均和马秦客害怕和皇后私通的事情败露，韦后想当皇帝，而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几方势力都觉得中宗碍手碍脚。于是，大家联合搞出了一碗毒汤饼。

为了增强这个说法的合理性，《资治通鉴》在景龙四年的五月，也就是唐中宗去世的前一个月还特意加上一笔：“五月，丁卯，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

中宗应该不是被毒死的。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在现存史书中，第一次提到唐中宗李显被韦后谋杀，是在此后半个多月的一场针对韦后的政变中，带有明显的军事动员色彩。就在中宗去世十八天后，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联合发动了政变。当时一个政变的将军对士兵说：“韦后毒死先帝，我们今天要杀死韦后，为先帝报仇！”显然，说韦后毒死中宗只是给政变找个充分的理由，不足以作为了解事实的依据。

第二个理由，完全把安乐公主作为反面教材来对待的《旧唐书》提到了她想当皇太女、修定昆池等作威作福的许多细节，但是却根本没提到她还给中宗下过毒。显然，这样的重大遗漏，绝不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袒护安乐公主，只能说在当时人们还不认可安乐公主投毒这件事。

第三个理由，韦后和安乐公主在死后都以礼改葬。在唐中宗死后半个多月，韦后和安乐公主也死于政变。虽然政变打出的旗号是她们两个人毒死中宗罪该万死，但是在政变结束后不久，她们俩却还是被以礼改葬了。如果她们真毒死了中宗，怎么还能认可她们的身份、以礼改葬。

第四个理由，韦后和安乐公主当时并没有毒死中宗的现实需要。她们当时的准备还非常不充分，如果唐中宗在，她们还可以背靠大树，在他的保护下进一步发展势力。这样看来，说韦后母女狗急跳墙，毒死皇帝的记载并不可信，属于当时胜利者的谎言。

唐中宗的死因还有以下几种可能。众所周知，李唐家族有心脑血管的遗传病史，唐高祖、唐太宗、长孙皇后、唐高宗统统患有“气疾”、“风疾”，这在古代都指心脑血管类疾病。正因为如此，李唐王朝的皇帝们并不长寿，李显五十五岁死亡尚属正常。

另外，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是以发病急、死亡率高为特征的，李显在事先没有表现出什么症状的情况下暴卒，也符合心脑血管疾病的一般规律。这样看来，说韦后母女毒死中宗是一个千古冤案。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

但是，无论如何，唐中宗的死，对于当时政坛来说又是一场大地震，惹出了一系列的权力纷争，最终由李隆基取得胜利政权，唐朝也进入短暂的稳定发展时期。

生平

早年经历

显庆元年十一月五日，李显生于长安，是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李显初封周王，后改封英王。他的两位皇兄李弘与李贤一死一废之后，李显被立为皇太子。

开耀二年正月，李显的长子李重润出生，高宗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在重润满月时改年号为永淳，并且还破天荒地将这位襁褓中的孙子立为皇太孙。

弘道元年十二月，唐高宗李治病死，李显于同月甲子日继承皇帝位。

嗣圣元年改年号为嗣圣。由于李显庸弱无能，即皇帝位后，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裴炎受遗诏辅政，政事皆取决于武则天。李显重用韦后亲戚，试图组成自己的集团。李显把韦后的父亲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拔为豫州刺史，并想要擢升为侍中，裴炎立马表示不可。李显大怒说：“我以天下给韦玄贞，也无不可，难道还吝惜一侍中吗？”裴炎听后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对中宗的举动大为恼火。二月，继皇帝位才55天的李显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被贬出长安。事后，中宗的弟弟李旦做了傀儡皇帝，也就是睿宗。

被废庐陵

李显先后被软禁于均州、房州十四年，只有妃子韦氏陪伴，两人相依为命，尝尽了人世的艰难。他被囚禁后不久，李旦上表逊位，母后武则天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一代女皇，李唐宗室子弟被杀戮者不可胜数。中宗闻听后也是心惊胆颤。这期间，扬州发生了徐敬业等人的兵变。不久，宗室琅玡王李冲、越王李贞等人也相继起兵。他们都打出了反对武则天、匡复庐陵王的旗号。这一形势，不仅没有让被废的中宗皇帝看到多少希望之光，相反，更加剧了内心的忧惧。中宗多年来一直惶惶不安，常常晚上睡下不久，就被噩梦惊醒。每当听说武则天派使臣前来，在房陵忐忑度日，一度惶恐异常想要自杀，韦氏劝慰他说：“祸福倚伏，这是没有常理的，人哪能没有死呢，何必现在就去。”此后，李显与韦氏多年同甘共苦，情义非常深厚。李显向韦氏许愿，如果有一天重见天日，绝不会辜负她。[8]

武则天称帝后，由谁来继承帝位，一直困扰着她。她在立子还是立侄上犹豫不决。此时，狄仁杰进言：“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刀枪箭镞，平定天下；高宗将二子托付陛下，陛下今乃欲让位他族，有违天意。且姑侄与母子谁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之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祭祀姑姑太庙的。”武则天顿时感悟。当日，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朕梦见鹦鹉两翼折断，是何征兆？”狄仁杰借题发挥：“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用二子，即可振翅高飞。”至此，武则天主意就定下来了。

圣历元年三月，武则天假托李显有病需到洛阳治疗，派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秘密召回李显及家人。李显结束了流放的生活回到洛阳。九月，武则天重新立李显为皇太子。

中宗很注意搞好与母亲武姓家人的关系，出于这一动机，他决定和武氏联姻。就这样，他的女儿永泰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子武延基，成了魏王武承嗣的儿媳；幼女安乐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另一位侄孙武崇训，成了梁王武三思的儿媳。中宗与武家结亲，无疑是想通过裙带关系稳固确立自己的地位。

长安元年九月，他的儿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夫妇少年气盛，对祖母宠信张易之、张宗昌兄弟深表不满，被张易之添油加醋地报告给武则天，说他们诽谤朝廷，结果武则天逼令李重润、永泰公主和丈夫武延基自杀。不过，因为牵扯面不大，武则天并没有深究。

二度为帝

长安四年，武则天病居迎仙宫，张易之、张昌宗侍奉左右，外人不得入内。朝中大臣以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为首，也见机秘密谋划，准备除掉二张，拥立中宗。

神龙元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正月丙午日，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发动神龙政变，突率羽林军五百余人，冲入玄武门，在迎仙宫杀张易之、张昌宗。这一天，相王李旦也率南衙禁兵加强警备，配合行动。武则天无奈，先令太子监国，次日传位，隔了一天，中宗复位称帝，大赦天下。他先把弟弟相王李旦加为安国相王，拜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又给妹妹太平公主加了镇国太平公主的称号，以表彰二人的拥立之功。张柬之、崔玄暐等人也加官晋爵。二月，复国号为唐，一应典制，悉复唐永淳前旧，唐朝规复。

李显复位后，马上立韦氏为皇后，又不顾大臣的劝阻，破格追封韦后之父亲为王，并让韦后参预朝政，对张柬之等功臣却不加信用。将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封上官婉儿为昭容。教她专掌制命，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掌握生杀大权。

韦后同武三思关系暧昧，韦后又十分信用儿女亲家武三思，并以此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左右着朝政。李显对此也无能为力。

晚年逝世

景龙四年五月，唐中宗李显病逝，终年55岁。葬于定陵。

景龙四年五月中宗病逝后，韦后立中宗幼子温王重茂为帝，改元“唐隆”，临朝称制，欲重演武后故事。同年六月，相王旦三子临淄王隆基联合其姑太平公主，交结禁军诸将葛福顺、陈玄礼等，以兵诛韦后、安乐公主并诸韦、武等。史称唐隆政变。乃废少帝，奉父相王旦复位，是为唐睿宗。自此唐朝帝位转往李旦一系，直至唐亡。

在位年号

嗣圣 684年1月23日—684年2月27日；

神龙705年—707年；

景龙707年—7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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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景先，少举进士，授夏阳尉。神龙初，（公元七o五年）景先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迁给事中，后迁中书舍人。开元初，（公元七一三年）与齐汗、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张说尝曰：“许舍人之文，虽无峻峰激流崭绝之势，然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亦一时之秀也”。后出为虢州刺史。又入拜吏部侍郎，卒。"生平

许景先，常州义兴人。曾祖绪，武德时以佐命功，历左散骑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阳。景先由进士第释褐夏阳尉。神龙初，东都造服慈阁，景先献赋，李迥秀见其文，畏叹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遗，以论事切直，外补滑州司士参军。举手笔俊拔、茂才异等连中，进扬州兵曹参军。还为左补阙。宋璟、苏颋择殿中侍御史，久不补，以授景先，时议佥惬。抨按不避近强。与齐浣、王丘、韩休、张九龄更知制诰，以雅厚称。张说曰：“许舍人之文，虽乏峻峰激流，然词旨丰美，得中和之气。”　开元十年，伊、汝溢，坏庐舍甚众，景先见侍中源乾曜曰：“灾眚所降，王者宜修德应之，因遣大臣存问失职，罪己引咎，以答天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陆象先持节赈赡。

十三年，帝自择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为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郑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礼部侍郎郑温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鸿胪少卿崔志廉襄州，卫尉少卿李升期邢州，太仆少卿郑放定州，国子司业蒋挺湖州，左卫将军裴观沧州，卫率崔诚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诏宰相、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滨，盛具，奏太常乐，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赐诗，帝亲书，且给笔纸令自赋，赉绢三千遣之。后徙岐州，入为吏部侍郎，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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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州(今江西宜春)人。进士。世次不详。事见《登科记考》卷二七。《全唐诗》存诗1首。

马湘，字自然，浙江杭州盐官人（海宁）。唐代云游道士。出生在小官吏的家庭，祖辈当过文书师爷之类的小吏。唯有他从小喜欢经史，钻研文学、医术。后来子承父业，也当过一个县官下面跑腿的小官。最后因机缘巧合从道。"生平

有传说：一天县老太爷命马湘把一件重要的文书送到西川去；马自然因为时间紧，路途又十分遥远而忧心仲仲。碍于官命，才勉强上路。谁知往县北才走了十来里路就遇上了一个道士，那个道士指点他走进一口石井里，转眼间就到了目的地。他把文书送达并取了回文，回到盐官，整个过程只用了一个时辰。那个道士告诉他，他是前朝著名道士魏伯阳的徒弟；从此，马湘就追随这个道士正式入道，一生云游四方，炼丹修道，在很多的名山大川如杭州、瑞安、湖州、嘉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马湘是一个另类的道士，据说他嗜好喝酒，而且酒量超群。《全唐诗》里有十分有趣的描述，说“饮酒石余，醉卧以拳入口”。古代人量具称石斗升，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含现在一公升，一公升水约等于一公斤，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不过这也证明他的酒量的确惊人。

马湘尽管酗酒，但也没妨碍他云游四方，修道练丹。马湘素喜游历各地名山大川，并且到处题字留诗。现在的温州瑞安西岘山上还留有马自然的练丹台和有关马自然的其它遗迹。安徽的潜山县境内的天柱山，也还存留有马自然遗迹的黑虎洞，流传马自然教化恶虎的传说。在杭州秦望山，不仅留下了它的足迹，还留下了他的诗句《登杭州秦望山》，其中的“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成为古代诗人写景的经典之句，历代都有很高的评价。

此外，马自然还精通医术，每到一地他总是千方百计设法替老百姓解除病痛。他的医术高超，很多病人会送来财物，以表谢意。但他总是极力推让，不取分文。但对一些老财人家不客气，他会量财取物，并把这些财物分发给需要救济的穷人。

马湘一生乐善好施、行医仗义、普济贫苦，且又有诗篇、专著传世。可惜后世不祥。

平生趣闻

外貌

由于马自然相貌丑陋，在求舍的过程中，常遭到白眼，马自然对此深恶痛绝，对那些太过分者，他还会略施小技，予以薄惩。最后，马自然总是怀着宽仁的心情，不让事件留下后遗症，只是让当事者受到一番教训便算了，给人以悔过自新的机会。

有一年春天，马自然和当时永康牧马岩道士和弟子到南方云游，看到一园的青菜，长得又大又嫩，正到就餐时节，他去跟园主讨要，人家不仅没给他，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马自然有些生气，让弟子王延安拿来纸笔，画了一只白鹭，用水一喷白鹭就活了，飞到菜畦地里去啄菜，菜园主人忙过来追赶白鹭，但白鹭比人飞得高飞得快，你赶这头它飞那头，或者，你赶它，它飞走，你不赶了，它又飞回来照样啄菜，好好的一园菜被啄得七零八落。菜园主在手忙脚乱，狼狈万分之时，看到有几个道士在旁边嘻笑，知道是它们搞的鬼，便哀求它们收回法术。马自然满口答应画了一条狗前去捉拿白鹭，但是，白鹭飞东，狗追东，白鹭飞西，狗追西，原来是白鹭啄菜，变成白鹭和狗一起糟蹋白菜，满园里的菜，一会儿便糟蹋殆尽，菜园里一片狼籍。菜园主这才认出这几个道士是刚才前来讨菜过的道士，担心他们还有其它法术前来捣鬼，便过来苦苦哀求。马自然笑道：“并不是想拿你的白菜，和你开个玩笑罢了”，说完了招回了狗和白鹭，菜园里的白菜也恢复了原状。马自然拍拍屁股走了，菜园主还呆在那里，大概他这辈子再也不敢去招惹那些道士了。

醉酒

马自然不仅好酒而且常喝醉。俗话说，酒能乱性，酒醉就会做出一些一般情况下不会做的事。马自然也一样，酒喝醉了倒头便睡，还习惯性的把拳头塞进嘴里，前面介绍马自然外貌时说他“口大”，想不出来能大到这种程度吧！马自然的醉态，在《续仙传》里有更绝的描述。

有一次，在湖洲喝醉了酒，掉到了霅溪里，足足浸了一天，出来时酒仍没醒，酒气冲天地坐在水面上和围观的人大侃说：“刚才是楚霸王请我去喝酒，直到我喝得差不多要醉了才让我出来”。他披头散发，酒气冲冲的样子，简直与疯子无异，围观的人山人海，马自然看到这么多人更来劲了，先是把拳头塞进鼻子里，一下子又拔出来。鼻孔一下变得很大，一会儿恢复原状。一会儿又用手指着溪让溪水倒流，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才改为顺流。他还指着岸边的一棵大柳树，让它随着溪水走来走去。这还不算，他还竟然指着溪上的小桥，让桥忽然倒塌，然后再用法术将其接上，想来霅溪两岸围观者的阵阵惊呼，使大醉中的马自然得到很大的满足。对于自己的酗酒，他曾非常自豪的赋诗一首。“昔日曾随魏伯阳，无端醉卧紫金床，东君谓我多情赖，罚向人间作酒狂。”就是说，你们也不要指责我了，我来到人间，本身就是东君把我罚到人间来做酒徒的。据说他还把这首诗题刻在瑞安西岘山上炼丹台旁的石崖上。

医术

马湘的医术精绝自是不用说，但是也有后世记载：说有病人求医，马自然一般不用药，用的是现代人说的气功疗法。他有一根影形不离的竹拐杖，患者求医他就用它击打病者的患处。如果病在腹内，他把竹杖指在患处用嘴吹杖的另一头，拐杖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随着拐杖声的消失，病人患处的疼痛现象也就没有了。有一些患腰腿盘曲的病人，连走路都困难，拄着拐杖来求医，他也是不停用自己的竹杖击打，片刻，便能让患者丢掉拐杖，原来盘曲的腰腿自然伸展开来，身体也就完好如初了。

文学造诣

马湘不光道术、医术超凡，他还是一个潇洒的诗人。《全唐诗》里，收录了他的五首小诗，在《马自然金丹口诀》中也附有五首小诗，除有一首是重复之外，共留有他的九首小诗。他的诗都不长，但他非常善于写景，而且还能在随意挥洒文字之间，揉合进他所信奉的道教理论，这些都含有很深的哲理，给世人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警句。如“何用烧丹学驻颜，闹非城市静非山，时人若觅长生药，对景无心是大还”，他对于人们追求的长寿健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除了上面的要“对景无心”外，还要多笑少愁，他认为“含笑谩教情面厚，多愁还使鬓毛斑”。在《马自然金丹口诀》后附录的五首小诗，说的都是修心养性的入门方法，语言通俗平实，包含的内容却耐人寻味，其中第一首说：“大海东头红日轮，青山几度碾为尘，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死生多少人。”对那些追求长生不老痴迷不悟的人进行的委婉的劝说。读着这种貌似平淡的小诗，却有让人在背后猛拍一掌，使人幡然醒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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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世次不详。曾任廪丘尉。性廉。曾在宴会上嘲令、丞之贪。《全唐诗》收断句2。

[唐]（约公元八四四年前后在世）字不详，毗陵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武宗会昌中前后在世。

高璩(qú)（？－865年），字莹之，唐朝官员，唐懿宗年间曾短暂任宰相，为期两个月。高璩是北齐皇族后裔，先祖高士廉在唐太宗朝拜相，尽管高家并未因此而显贵，但高璩的伯父高少逸和父亲高元裕都成为朝廷名臣。唐宣宗之子唐懿宗继位后，高璩任东川节度使，不久又被召回长安任兵部侍郎，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成为宰相。两个月后他就去世了，并得到追谥。但因为高璩生前和不良人士来往频繁，在太常博士曹邺坚持下，他得了一个“剌”的恶谥。

蓝采和是汉族民间及道教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唐朝人，今重庆江津白沙镇永兴大圆洞得道成仙。陆游在《南唐书》中说他是唐末逸士。元代杂剧《蓝采和》说他姓许名坚。蓝采和是他的乐名。他常穿破蓝衫，一脚穿靴，一脚跣露，手持大拍板，行乞闹市，乘醉而歌，周游天下。后在酒楼，闻空中有笙箫之音，忽然升空而去，相传于北宋时期聚仙会时应铁拐李之邀在石笋山列入八仙。"生平

蓝采和，唐代的隐逸。最早见於南唐沈汾《续仙传》。常衣破蓝衫，一足靴，一足跣，夏则披絮，冬则卧雪，气出如蒸。蓝采和常行歌于城濠州城，手持大拍板长三尺馀，似醉非醉，踏歌云：「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三春树，流年一掷梭」，均为神仙脱世之意。后得钟离权之度化，乘云而去。

“蓝采和”在八仙中排第六位。

汉族民间传说中的八仙分别是：铁拐李、钟离权、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据有人研究，汉、六朝时已有“八仙”一词，原是指汉晋以来神仙家们所幻想的一组仙人，直至唐代，“八仙”都只是一个空泛的名词。而上述八仙中的具体人物，到明代中叶吴元泰的《东游记》和汤显祖的《邯郸梦》问世后，才被正式确定下来。

据传他常身穿破蓝衫，手持大拍板，在濠州城行乞，乘醉而歌，云游天下，后在酒楼，闻空中有笙箫之音，忽然升空而 去。一说蓝采和原名许坚，在勾栏里唱杂剧，年五十岁做寿时失误官身，被官府棒打四十大板，后被钟离权引度成仙。他的事迹在《续仙传》、《南唐书》、《确潜类书》等书中均有记载。元杂剧《蓝采和锁心猿意马》、《汉钟离度脱蓝采和》、《蓝采和长安闹剧》等剧本对蓝采和的姓名也都有不同的说法。

南唐沈汾《续仙传》：“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带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后踏歌于濠梁，酒楼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板拍，冉冉而去。”
有人孩童时见过他，及至年老再见，采和颜状如故，后于酒楼乘醉骑鹤而去。元人以此逸事，撰杂剧汉钟离度脱蓝采和。

蓝采和，四川省大英县人。经常穿着破烂的衣服，带着六吋的腰带，一只脚穿靴，一只脚赤足。夏天时在长衫内穿厚厚的内衣，冬天时躺在雪地中，呼出的气彷如蒸气一般。每次在大街，手持大拍版，长三尺余。醉了就唱歌。老的小的都看他唱歌，唱时好像是发狂，但又不是。歌词随意而作，歌中充满了仙意，而且变幻莫测。把得到的钱穿在绳子上，拖着走，就是掉了也不顾。有时赠与穷人家，有时花在酒肆中。周游天下，有人在孩童时见过他，至老后再见着他，蓝采和的容貌依旧。后来有人见他在壕梁酒楼上饮酒，听见有笙萧的声音，忽然乘着鹤而飞上天空，抛下靴子，衣衫，腰带，拍版，慢慢而升。

民间传说

蓝采和，四川省，大英县人，他是大英县卓筒井镇石马村蓝氏家族的祖先.《蓝氏族谱》，记载了汉族神话传说中八仙过海神仙之一蓝采和，实为唐高宗开德元年癸酉科进士，系大英县卓筒井镇石马村蓝氏家族的祖先。四川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有关专家已对这部严重腐烂的族谱修补完毕，其鉴定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族谱为证　蓝采和子孙躬耕大英. 据遂宁市美术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成朝根介绍，大英县卓筒井镇石马村400多户人全部姓蓝，在获悉该村蓝氏家族族谱记载了传说中的八仙之一蓝采和的相关情况后，由大英县中国死海旅游区经理陈知民、大英县招商旅游局副局长何国华、遂宁市美术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成朝根等人组成的考察团专程来到该村考察。在该村四社农民蓝印文家中，考察团找到了两本严重损坏的《蓝氏族谱》，内有一段文字专门记载了蓝采和的简历、妻子李氏及其子孙的秘闻。据族谱记载：“蓝采和，唐高宗开德元年癸酉科进士，受谏议大夫。因杵于权臣杨国遂，后解印别妻离子，修炼百日飞升，称为大罗仙者，即公也。有歌曰：踏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何颜一椿树，流年一抛梭……”这两本族谱重点记载了蓝氏家族从隋朝到民国时期所有家族成员的兴衰历史。蓝印文为蓝氏家族第21世后裔，石马村一带现有蓝氏后裔2000余人。破损严重　族谱已有400多年历史该族谱是从明朝时候开始记录的，推出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族谱共有两册，一册为正楷毛笔手抄16开本，据说此本为总谱；一册破损已经较为严重，为正楷毛笔手抄8开本，此为分谱。这两本族谱一大一小，纸张都已经泛黄，不少地方已经腐化，但保留得较为完整。成朝根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八仙都是从真人演变而来的，“当前从国内查到的资料来看，都能找到其中七仙真人的历史背景，惟独蓝采和的真人背景无从考究。”所以，这两册蓝氏族谱对研究我国道教传说有很大参考价值，精心修补　真实性有待权威鉴定这项发现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请四川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的专家对该族谱做了复制和复原工作。昨日下午，记者与持有和保存这部族谱的大英县中国死海旅游区的宋经理取得联系，宋经理称族谱复制和复原工作已经完成，专家认为它确实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但其真实性还有待于权威鉴定部门作进一步鉴定。

成长历程

据传，蓝采和十八岁就接了爷爷的班，开始行医了。他经常进山采药，饿了吃野果，渴了喝泉水，常吃灵芝和茯苓。一天，他手拿药篮进入山中，走到一个荷花池畔，见一个曲眉大眼、坦脸大肚皮的老者，躺在塘边睡觉，黑刺刺的肚脐边一块疮已烂得流脓，还滴着许多黑血。蓝采和心中不忍，就走到他身边，用手挤用口吸那疮。脓血吸尽了，蓝采和就帖一张膏药在那里。哪晓得那老者肚子上竟流出血来，蓝采和顿时傻了眼，心想，“怪哉，我的药是百分之百有效的呀！”
过了一会儿，那老者睁开眼睛盯着蓝采和突然大声说：“傻瓜，还不赶快用篮子去提一篮子水来，这里还流血呢！”都说竹篮提水一场空，蓝采和心里明白，却又无奈，就飞快地去提水。到了老者身边，篮子是滴水全无。蓝采和见老者苦笑两声，又听他数落道：“真笨，用那塘里的粘泥糊在篮子的空格上，不就行了！”说完叹了一口气。蓝采和脸一红，照老者的话做了。提了一篮水，可是成了浑沌汤！那老者一看发了怒：“痴货！还不快把它倒掉，换一篮子清水来！”

蓝采和心中上了火，却又不发作，毕竟那是个可怜的老人呀。他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俏丽的女人在一旁捂着嘴笑，他更加尴尬了。那女人说：“大哥，咋不想想法子呀？”蓝采和望望荷塘，又看看竹篮，搜肠刮肚还是一点办法没有。女人看了老者一眼，老者也看了她一眼，女人就说：“你看那荷叶比泥巴那个好？”她说。
蓝采和看看清绿滴翠、宽大的荷叶，心有所悟，拍了一下脑门，就去摘了几张荷叶，叠在篮子里提了一篮子清澈澈的水来。老者仰倒在地，蓝采和自然会意，将一篮清水泼在那一滩黑肉上。老者的肚子立时就光光的如同平常一般。蓝采和奇异至极，瞪着眼，张着嘴巴，百思不得其解。“真傻！刚才下塘时身上冷不冷？这水奇得很，喝一口看看是什么？”那老者翻身站起来，指着荷塘。蓝采和于是就依老者用双手掬了一捧水喝了下去，一股清香沁入肺腑，身子变得轻飘飘的。那女人捡起篮子，娇声娇气地说：“大哥，你成仙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那老者拉了蓝采和一把，顿时他和他手提的竹篮子就离开了地面，老者说：“我们去蓬莱岛玩玩去！”蓝采和腾空而起，看见膝下萦绕着蘑菇状彩云，追随着老者和那手持荷花的女人而去。

那老者和女人正是全真二祖钟离权和荷花仙子何仙姑。

元剧《钟离权度蓝采和》则说蓝采和是艺名，真名叫许坚，在勾栏里唱杂剧，年五十时，做寿因不知犯了什么错，为官府扣打，后被钟离权度化成仙。

《全唐诗》录蓝采和《踏歌》一首：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三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桑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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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华（？－762年），祖籍南兰陵（今江苏武进），唐朝宰相，太子太师萧嵩长子。萧华出身于兰陵萧氏齐梁房，早年曾任给事中、工部侍郎、兵部侍郎，袭爵徐国公。安史之乱时被叛军擒获，授为魏州刺史。后复归朝廷，历任秘书少监、尚书右丞、河中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萧华拜相，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宝应元年（762年），因得罪李辅国，被罢为礼部尚书。代宗继位后，宰相元载为讨好李辅国，贬萧华为硖州司马，后萧华病逝于贬所。"生平

早年经历

萧华早年以门荫入仕，在父亲萧嵩罢相后被擢升为给事中，后又任工部侍郎。天宝八年，萧嵩病逝，萧华袭爵徐国公。他生性稳重，家风严谨，后拜兵部侍郎。

辗转归朝

至德元年，安禄山叛军进逼长安，唐玄宗入蜀避乱。萧华因未及随驾，被叛军俘获，授为魏州刺史。至德二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弑杀。

乾元元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将安庆绪围困在相州。萧华暗中与朝廷通信，欲在魏州为内应，结果被叛军侦知，遭到囚禁，直到崔光远收复魏州，才被放出。唐肃宗获知萧华在魏州施行仁政，便正式任命他为魏州刺史。十二月，史思明率军南下。郭子仪担心萧华再次被叛军俘获，便让崔光远接任魏州刺史，并将萧华召到相州，安置在军中。

升任宰相

乾元二年，九节度兵败相州。萧华返回长安，因曾接受叛军任命的官职，被降为秘书少监，但不久便升任尚书右丞。后来，萧华出镇河中府，担任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上元二年，萧华被拜为宰相，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并监修国史。当时，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倚仗恩宠，求取宰相之位，并讽劝裴冕，让他推荐自己。萧华正色拒绝，因此得罪李辅国。
谪贬硖州

宝应元年，李辅国上奏皇帝，称萧华专权，要求免去其宰相之职。唐肃宗不许，李辅国便再三上奏，并推荐元载。唐肃宗无奈，只得将萧华罢为礼部尚书，任命元载为同平章事。
同年四月，唐肃宗病逝，唐代宗继位，李辅国因拥立之功被拜为宰相。元载迎合李辅国的意旨，将萧华贬为硖州员外司马。后来，萧华病逝于硖州贬所。

轶事典故

肃宗末年，李辅国日渐骄纵，竟向皇帝求取宰相之职。肃宗忌惮他的兵权，不敢直接拒绝，委婉地道：“凭你的功劳，什么官不能当，只是不知道朝中重臣的意见。”李辅国便去游说尚书仆射裴冕，想让他推荐自己。肃宗私下对萧华道：“李辅国想当宰相，如果裴冕等大臣呈上荐表，那我就没有理由拒绝他了。”萧华询问裴冕，裴冕道：“没有这种事，我宁可砍断胳膊也不会让李辅国拜相。”李辅国在肃宗朝始终未能拜相，并因此怨恨萧华。

后世地位

大中二年，唐宣宗将三十七位功臣的画像挂在凌烟阁内，萧华位列其中。

家庭成员

父亲：萧嵩，玄宗朝宰相，拜中书令，官至太子太师，封徐国公。

兄弟：萧衡，娶唐玄宗之女新昌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仆卿。

儿子：萧恒，官至殿中侍御史。

儿子：萧悟，官至大理司直。

孙子：萧俯，萧恒之子，穆宗朝宰相，拜同平章事，官至左仆射，袭徐国公。

孙子：萧仿，萧悟之子，僖宗朝宰相，拜同平章事，官至司空，封兰陵县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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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立本（约601年～673年）， 唐代画家，官至宰相，汉族，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临潼县）人，出身贵族，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孙。其父是石保县公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其母是北周武帝之女清都公主。因为阎擅长工艺，多巧思，工篆隶书，对绘画、建筑都很擅长，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入隋后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兄阎立德亦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闻名于世。代表作品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像》等。"人物地位

阎立本在艺术上继承南北朝的优秀传统，认真切磋加以吸收和发展。从传为他的作品所显示的刚劲的铁线描，较之前朝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古雅的设色沉着而又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有着细致的刻画，都超过了南北朝和隋的水平，因而被誉为“丹青神化”而为“天下取则”，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特长特点

笔法圆劲

传为阎立本的作品保留到至今的有《历代帝王图卷》，就是古代画家企图表现性格特点的重要作品。

这一画卷共包含了十三个帝王的肖像：前汉昭文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陈文帝蒨、陈宣帝顼、陈废帝伯宗、陈后主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其中前六人距阎立本时代较远，后七人则较近。陈叔宝及杨坚父子等人，阎立本都有可能亲自会见过，宇文邕虽是他的外祖父，因去世较早，恐未及见，但对他的了解可能是较真实具体的。
阎立本成功地刻画了帝王们的个人性格。画中不仅表现了画家对他们的了解，并且表现了画家对于他们的评价。据过去史书的记载，魏文帝曹丕是博闻强识，才艺兼备的。晋武帝司马炎是深沉、有度量，而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事业。北周武帝宇文邕是粗野强梁，没有文化，然而是很有策略、很有能力的人，他从叔父手中夺回了政权，进一步统一了整个北方。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有名的，表面上平和，而心中有计谋多猜忌的人。隋炀帝杨广，据史书上说是美姿容，很聪明，但又浮夸、空想、好享受。陈文帝陈衍也是美姿容，有学识才干，很干练。这一切都和阎立本的表现相符合。

阎立本是从拥护统一，赞美稳固的政权的立场出发描写这些帝王，这一立场是符合初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要求的。阎立本对于曹丕、司马炎、字文邕、杨坚等统一了天下，或促成了统一的趋势的帝王，除了表现出他们的个人特点外，也表现了他们共有的一种庄严气概。而陈叔宝是所谓亡国之君，阎立本则处理成以油掩口的委琐之态以表示对他的蔑视。至于偏安江南的其他陈朝的帝王们就都缺少英雄气概，但江南的陈蒨是一个建立基业的帝王，陈顼是一个纵容政治败坏而无办法的帝王，两人也有显著的不同。由于历史上的帝王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性因素，个人的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而经他们之手所实现的统一与分裂、偏安等不同的政治情势对于人民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阎立本对他们的描绘联系着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也就是通过了个人的性格刻划而企图实现概括广阔生活的目的，这样的创作是从人物肖像画的最高要求出发的。阎立本力求描绘出带有特征性的细节以表现一定性格的一定精神状态，例如曹丕的锐敏的挑衅式的目光，显出十分精悍，有咄咄逼人的神气。陈叔宝两眼无神，软弱松弛。杨坚头部微颔，眼光向上平视，具有一种深沉有计谋的神情。

画家所选择的有特征性的细节，主要的是在面部，特别是眼睛和嘴。眼睛除了天生的尖圆长宽等不同外，更显然可以看出内心的心理状态经常表现的不同，而筋肉因习惯性的动作而形成的特点，嘴部表情或用力，或放松，对这些部位都特别着力地加以刻划。

此外，如胡髭，因人而有软硬、疏密的不同，头身的姿势和面部筋肉、骨骼、皮肤也显然可以看出各人的差异。皮肉有松有紧，有硬有软，有粗有细。字文邕的粗野和陈蒨的文雅，极其明显地表现出面部筋肉的不同，几乎能够令人感觉到一个是白净光细，一个是黑而粗糙。

其他，如侍从有男，有女，服饰器物中有的挎剑，有的执如意，也都有烘托性格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阎立本还保持了南北朝绘画风格的若干残余，如相类似的长圆的头型，侍从占较小的比例，姿态及表情也有僵硬的痕迹，衣褶的处理的规律化，人体比例不全正确等等，这一些都说明写实的能力虽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进步，而犹待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即使在主要的人物形象上，概念化的痕迹以及未能尽情描绘的生硬感觉也还是存在的。然而，技法上已大大发展了单线勾勒的表现能力，因描写对象而使用不同的线纹，如眼、鼻、嘴、耳、脸的轮廓、衣耦，用了粗细不同的线描，并达到了表现体积感的目的。

《历代帝王图卷》的这一些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新水平，在古代绘画史的发展上有着重要地位。

政治题材

阎立本的不少创作活动与初唐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据记载，他画过《职贡图》、《西域图》、《外国图》、《异园斗宝图》，都是通过对边远各民族及国家人物形象的描绘，反映唐王朝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从而歌颂政权的强大。他曾画《魏徵进谏图》则是表现太宗时名臣魏徵敢于直谏，从而歌颂唐太宗善于听取臣下意见的美德，他曾画《永徽朝臣图》，系表现高宗时的大臣肖像，又画《昭陵列像图》，则是树立在太宗陵墓两侧的各族首领石雕像的设计图，可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人物生平

出身贵胄
　　隋文帝仁寿元年，阎立本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其外公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其母是清都公主，其父是石保县公、隋殿内少监阎毗。

步入政途
　　唐高祖武德年间，阎立本即在秦王李世民府任库直。库直是随侍帝王左右的亲信，必须由名门的亲贵子弟担任，而且必须是“才堪者”。由此可见阎立本不但才干优越，而且深得秦王的信任。

唐太宗贞观年间，阎立本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将作少监。

唐贞观十年，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建立大唐帝国的武功，命阎立本绘制其征战四方时所骑的六匹战马图样，然后雕刻于石，立于昭陵。即著名的“昭陵六骏”。

唐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唐王朝开国勋臣，于京都长安太极殿凌烟阁绘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魏徵等24名功臣像，亲撰赞词，命阎立本绘像，褚遂良书赞词。

翠微寺在唐长安城南终南山中，原来为唐武德八年所建的大和宫，于贞观十年废。唐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李世民因厌禁内烦热，命将作大匠阎立本将翠微寺再次葺修为翠微宫。

贞观十四年闰十月，松赞干布遣使来长安请婚，迎文成公主入藏。唐太宗命阎立本作传世名画《步辇图》，描绘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请尚文成公主，使禄东赞来长安觐见太宗的画面。

唐太宗在位时，阎立本官至重位，与哥哥阎立德齐名，曾经奉太宗召令，亲自为唐太宗画像。一次，南山出现一只凶猛的野兽伤害人，太宗皇帝派遣勇猛的勇士去捕获它，没有捕到。虢地的王元凤自报奋勇为民除害，一箭射死了这只猛兽。太宗皇帝非常喜爱他的豪壮，让阎立本将他射杀猛兽的场面画下来，鞍马仆从，都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看过这幅画的人，没有不惊叹和佩服他技艺的高超的。李嗣真说：“阎立本的画，师承郑法士，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郑法士。在阎立本之后，还有王知慎，师范的画也很见功夫。阎立本的画是最精妙的艺术品。”

任贤为用
　　阎立本颇有识人之才，他除了是艺术家，更是一名优秀的行政官僚。

唐高宗永徽年间，阎立本以河南道黜陟使身份，担任对官吏考核任务时，在汴州遇到了其寻求良久的治世之才。阎立本对其说：“我是一个画家，在我心中自有想画之人与不想画之人，想画的人物中，见其第一眼便有冲动下笔的人更是少之少，而你就是极少数之人，非画不可之人。”

而这位阎立本认为非画不可的人就是狄仁杰，当时的狄仁杰仍然是一个任职参军的小官，身份低微，但从他的眼神中搜寻不到一丝畏惧之色，极为沉着冷静，阎立本正是为其胆量所折服，阎立本事后对其近臣坦言道：“被我凝视而毫无动容之色的人，实在从未见过。”狄仁杰被擢升为并州都督府法曹，此后满身抱负得以施展，成为一代名臣。

驰誉丹青
　　唐高宗永徽三年，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的玄奘法师，为了安置从印度带回的经像，在高宗的资助下，在大慈恩寺西院建造了佛塔大雁塔。唐高宗命阎立本绘大慈恩寺图式和佛像，石刻于雁塔底层的四面门楣下。

唐高宗显庆元年，阎立德逝后，阎立本继任为将作大匠。同年由将作大将迁升为工部尚书。

显庆年间，阎立本绘画技艺也不断精进。梁人张僧繇的《醉僧图》，画得唯妙唯肖，道士们常常用这幅画来嘲笑僧人。僧众们感到羞辱，于是大家凑了几十万钱，请阎立本画《醉道士图》，这两幅画同时流传下来。

唐高宗总章元年，阎立本擢升为右相，封博陵县男。当时姜恪以战功擢任左相，因而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说。

唐高宗咸亨元年，阎立本迁中书令，咸亨四年十月壬午日卒。

墓葬

阎立本墓位于江西省玉山县城南武安山东北面山坡上，今普宁寺东侧数十米处。坐西南朝东北，背靠武安山，三面青山环抱，周围林木茂密，溪水横流，环境幽雅，古朴庄严。据志书记载，武后参政掌权时，阎被贬职来玉山隐居，在冰溪之南武安山下择地建房，在暖水三山之左设斋读书，在五都购置南庄。总章年间，阎立本遇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弘法后舍住宅为普宁寺；舍读书之处为智门寺；将南庄改为普园禅院。并筑墓于普宁寺后，委以祭祀。现墓地存清乾隆十五年重立的墓碑一块，高2米，宽1.02米，厚0.11米，园顶，中央刻着“大唐相国本寺檀越立本阎公之墓”，左刻小字“清乾隆十五年冬月吉旦，住普宁寺沙门心田同本寺大众重立石。”1984年，江西省文化厅拨款修建围墙加以保护，整个墓地长30米余米，宽20余米， 占地面积700平方米。1987年12月列入江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野史逸闻

阎立本，阎立德的弟弟。唐太宗在位时，官至重位，与哥哥阎立德齐名，曾经奉太宗召令，亲自为唐太宗画像。后来，有一位高手，在玄都观东殿前间临摹，既可以镇住冈上能产生天子皇帝的灵气，又可以仰观这些天神们的神武英威。阎立德绘画的《职贡图》，画的都是外域的人物，形像非常怪异。阎立本绘画的国王的速写单本流传在民间。这以前南、北两朝的绘画高手，没有超过他们兄弟俩的。一次，南山出现一只凶猛的野兽伤害人，太宗皇帝派遣勇猛的勇士去捕获它，没有捕到。虢地的王元凤自报奋勇为民除害，一箭射死了这只猛兽。太宗皇帝非常喜爱他的豪壮，让阎立本将他射杀猛兽的场面画下来，鞍马仆从，都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看过这幅画的人，没有不惊叹和佩服他技艺的高超的。另外，阎立本还画有《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作品，也是光耀以前历代绘画名家的。只有《职贡图》、《卤簿》等画，是跟他哥哥阎立德合作的。民间传说在慈恩寺画功臣，是很多人画的，看不到阎立本的手迹。这些功臣画得人物鞍马、冠冕车服，都非常传神。李嗣真说："“阎立本的画，师承郑法士，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郑法士。在阎立本之后，还有王知慎，师范的画也很见功夫。阎立本的画是最精妙的艺术品。”“唐太宗有一次同侍臣们乘舟在御苑的池中游玩赏景，看到池中有奇异的怪鸟在水面上随波浮游。唐太宗手拍船栏杆叫好多次，命令在座陪同的侍臣们当场赋诗赞咏，又命令随侍的宫人宣召阎立本前来将怪鸟画下来。宫人们当即向岸上传呼道：”“召画师阎立本到青苑玉池拜见皇上！”“当时，阎立本任主爵郎中。听到传召后，他急忙跑步赶来，大汗淋漓，立即俯身池边挥笔绘画起来。而且，满面羞愧不堪。事后，阎立本告戒他的儿子说：”“我小时候爱好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还不是个不学无术的蠢材。我都是有感而发才写文章。在同行中，我的文章写得还是比较不错的。然而，我最知名的是绘画。可是，它却使我象奴仆一样地去侍奉他人，这是莫大的耻辱。你应该深以为戒，不要学习这种技艺了。”“到唐高宗在位时，阎立本官为右丞相，姜恪原是守边将领，凭着战功做了左丞相，又遇上饥馑，国子监里的学生都放假让他们回家去了。同时又规定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低级办事人员必须通晓一门《经书》。当时有人赋得打油诗一首言说这件事：左丞相是个威震大漠的骁将，右丞相是个驰誉画坛的名家。三馆学生都放羊回家了，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办事员却要通晓经书。阎立本家世代擅长绘画。他有一次去荆州。观看张僧繇的遗画说：”“从这画来看，他是空有虚名啊。”“第二天又去看，说：”“他还是近代的绘画高手。”“过了一宿又去看，说：”“盛名之下没有低手。”"在画前或坐或卧，观赏不已，晚上就睡在画旁边，过了十天了还不离开。梁人张僧繇的《醉僧图》，画得唯妙唯肖，道士们常常用这幅画来嘲笑僧人。僧众们感到羞辱，于是大家凑了几十万钱，雇用阎立本画《醉道士图》，这两幅画同时流传下来。

人物评价

阎立本虽因善绘事而贵为右相，却无宰相器宇，缺乏政治才干，姜恪因战功升为左相，时人评论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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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kuǎi]希逸，字大隐，唐代著名诗人，生卒年待考，唐朝会昌三年登第。《全唐诗》收录其创作的《句》和《和主司王起》等两首诗词。著名诗人杜牧有《池州春送前进士蒯希逸》诗。

独孤良弼，贞元间进士，官左司郎中。诗一首。

申欢，不知何许人。申欢前生为梓潼薛君胄。好服食，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忽觉两耳有车声，因颓然思寝。头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长二三寸。有二童子，绿帻青帔，亦长二三寸，谓君胄曰：“吾自兜玄国来。”君胄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因倾耳示之，乃别有天地。

熊皦（一作皎）九华山人，因系九华山（在今安徽青阳县）人，故号九华山人。

林披（公元733-802年） 字茂则、茂彦，号师道，唐高平太守林万宠之次子，莆田县人。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明经擢第，为将乐令、迁漳州刺史、澧州（今湖南澧县）司马、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贬临汀郡(今福建长汀)曹椽，改临江（今四川忠县）令。后授临汀别驾知州事，汀俗尚鬼，作《无鬼论》以晓喻民众。官终检校太子兼苏州（今江苏苏州市）别驾，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卒后赠睦州（今浙江建德）刺史，传说林披有九子，皆官至州刺史，世号“九牧林家”。

[唐]（约公元七四二年前后在世）字不详，京兆人。

崔湜（shí）（671年－713年），字澄澜，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唐朝宰相，中书侍郎崔仁师之孙。户部尚书崔挹之子。崔湜出身于博陵崔氏安平房，进士及第，曾参与编纂《三教珠英》，先后依附于武三思、上官婉儿，由考功员外郎累迁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因典选受贿被贬为江州司马，不久又起复为尚书左丞。唐中宗驾崩后，崔湜依附韦皇后，改任吏部侍郎。唐隆政变后，他又依附太平公主，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并进中书令。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铲除太平公主，崔湜被流放岭南，途中被赐死。时年四十三岁。"生平

依附武氏

崔湜年轻时便以文辞著称，后考中进士，累迁至左补阙，又参与编撰《三教珠英》，改任殿中侍御史。

705年，崔湜改任考功员外郎。当时，桓彦范执掌朝政，害怕武三思向皇帝进谗，便将崔湜派到武三思身边，让他暗中探听消息。崔湜见唐中宗猜忌功臣，武三思日渐受宠，便出卖桓彦范，依附武三思，升任中书舍人。

706年，桓彦范、敬晖等人被流放岭南。崔湜劝武三思道：“敬晖等人日后肯定会回来，到时必成后患，不如矫诏将他们杀死。”并推荐表兄周利贞。周利贞将桓彦范、敬晖等人残害致死，被擢升为御史中丞。

担任宰相

708年，崔湜改任兵部侍郎，与担任礼部侍郎的父亲崔挹同时担任尚书省副职，开唐朝之先例。当时，昭容上官婉儿专秉内政，崔湜便依附于她，因此深受唐中宗的宠信，改任吏部侍郎、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709年，崔湜与郑愔一同执掌典选。他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肆破坏选官制度，遭到御史李尚隐的弹劾，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来，上官婉儿与安乐公主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崔湜得以改授襄州刺史，不久又任尚书左丞。

710年，唐中宗驾崩。韦皇后立李重茂为帝，临朝听制，再次任命崔湜为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李重茂禅位于相王李旦，是为唐睿宗。崔湜则被贬为华州刺史，后又担任太子詹事。

起初，崔湜曾建议开通南山新路，以连接商州水陆交通。他役使数万役丁，开出一条新道，并严禁旧道通行。711年，崔湜被追论开辟山路之功，加封银青光禄大夫，不久又在太平公主的引荐下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712年，唐玄宗登基，任命崔湜为中书令。他诬陷刘幽求，致使刘幽求被贬岭南，又命周利贞将其杀死，却没有成功。当时，崔挹年老致仕，因受人请托，多次干涉崔湜公务。崔湜大都加以拒绝，因此父子失和，受到舆论的鄙薄。

流放赐死

此前，唐玄宗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多次到崔湜家中做客，将他视为心腹，但是崔湜却依附于太平公主。门客陈振鹭进献《海鸥赋》，以此劝谏崔湜，崔湜虽然称善但心中很不高兴。
713年，太平公主与宰相崔湜、窦怀贞、岑羲、萧至忠以及太子少保薛稷等人密谋，欲废除唐玄宗，另立皇帝。崔湜还与宫人元氏密谋，要在玄宗使用的赤箭粉中下毒。

同年七月，唐玄宗欲诛杀萧至忠等人，还将崔湜召去，托以腹心。弟弟崔涤对崔湜道：“皇帝不管问你什么，你都不要隐瞒。”崔湜没有采纳。萧至忠等人被杀后，崔湜也被流放岭南。

当时，新兴王李晋也获罪伏诛，临死前叹道：“本来谋划这件事的是崔湜，现在我被斩首崔湜却只被流放，多么冤枉啊！”不久，崔湜密谋进毒之事被查出，被唐玄宗追命赐死，时年四十三岁。

轶事典故

自比王谢

崔湜与兄弟崔液、崔涤、崔莅都因才学而担任要职。每次兄弟们饮宴之时，崔湜都自比东晋时的王谢贵族，常道：“我们崔家出身高贵，官职显要，都属一流。大丈夫应该掌权治人，岂能默默地受制于人。”

诗服张说

崔湜担任宰相时，年仅三十八岁。他曾在傍晚出端午门，下天津桥，赋诗道：“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叹道：“这般文采地位，我还可以追得上他，可是像他这般年纪便有如此成就，我就比不上了。”

杖则遭忧

崔湜的父亲崔挹曾接受他人的贿赂，为他谋取官职。崔湜不知此事，没有录用这个人。这人便对崔湜道：“您的亲人收了我的钱，为什么没有给我官职？”崔湜大怒：“我哪个亲人收了你的钱？我要将他杖毙。”不料，这个行贿人竟然道：“您可千万不能将他杖毙，不然您就要丁忧了。”崔湜这才知道是自己的父亲受贿，不禁大惭。

死前梦兆

崔湜被流放岭南时，途经荆州，他梦到自己坐在地上一边听法一边照镜子，便问善于占梦的张猷。张猷道：“这是大凶之兆啊。坐在地上听法，法是从上而来的。镜字是金旁加个竟子，难道要终于今日？”不久，御史传来敕命，令崔湜自尽。

家庭成员

祖父：崔仁师，官至中书侍郎。

父亲：崔挹，官至户部尚书。

兄弟：崔泌，官至刑部员外郎。

兄弟：崔涤，官至秘书监。

兄弟：崔莅，官至吏部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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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今陜西西安)人。宪宗元和三年(808)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校书郎。九年自蓝田尉、史馆修撰，充翰林学士。十年迁左拾遗。十一年罢学士职。文宗大和五年(831)，自太子左庶子贬婺王府司马。后分司东都，与白居易同官，来往较多。卒于大和八年以后。事迹据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朱金城《白居易交游续考》所考。《全唐诗》存诗1首。

[唐]僧。工诗、画，善写真。其写真诗有句云：“水花凝幻质，墨彩聚空尘。”

崔兴宗，生卒年不详，博陵（今河北定州）人。唐诗人。为王孟诗派作者之一。早年隐居终南山，与王维、卢象、裴迪等游览赋诗，琴酒自娱。曾任右补阙，官终饶州长史。《全唐诗》录存他的《酬王维卢象见过林亭》、《留别王维》、《青雀歌》等诗5首。《留别王维》中写道：“驻马欲分襟，清寒御沟上。前山景气佳，独往还惆怅。”事迹略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唐诗纪事》卷十六、《唐才子传》卷二。王维和崔兴宗不但好友，崔兴宗还是王维的内弟，王维曾写过两首关于崔兴宗的诗，即《送崔兴宗》和《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

欧阳衮约公元八三八年前后在世）字希甫，福州闽县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开成中前后在世。曾赴京都长安应举，数次皆不中 。后与诗人项斯以诗相知，渐与项斯齐名诗坛。于唐宝历元年(825年)进士及第，官至监察御史。有二子琳、玭，皆登进士第，复中宏词科，以诗赋传家。《全唐诗》收其《雨》、《田家》、《神光寺》、《和项斯游头陀寺上方》等诗。"历史地位

欧阳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文学成就

欧阳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亿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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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字体仁，号本斋，龙泉（今属浙江）人，徙居安吉州（今浙江湖州）。理宗淳佑七年（一二四七）进士。开庆元年（一二五九），由淮东制置大使司主管机宜文字除秘书郎。景定元年（一二六○），迁著作佐郎（《南宋馆阁续录》卷八、九）。由兵部尚书出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宋亡，归里教授生徒，元七征不起。事见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同治《湖州府志》卷九○。今录诗五首。

古之奇，唐代人。籍贯、表字、生卒年均不祥，约唐代宗大历中前后在世。公元763年（宝应二年），在礼部侍郎洪源知贡举时进士及第，他与耿伟同时登科。他曾任安西都护府幕下书记，与李端司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曾任职县令，所作《县令箴》被称为千古奇文。古之奇精通古体诗，他的诗充满宁静、闲适、淡泊的情趣，婉转成篇，在艺苑中享有名声，也不是一般的浮泛之作啊。古之奇的诗集流传于世。

姓名：魏奉古。任职：制举擢第，授雍丘尉强记，一览便讽，人称为聪明尉。终兵部侍郎。诗一首。

薛令之，字君珍，号明月先生，长溪西乡石矶津（今福安市溪潭乡廉村）人，生于唐永淳二年（683年）八月十五日。福建（时称建安郡）首位进士，官至太子侍讲。"个人成就

“屈轶草”与谏官薛令之

被收录《全唐诗》的《唐明皇命吟屈轶草》一诗，为后世所流传，这也是薛令之在及第后，作为一名谏官、最展抱负时期的写照。

在唐朝，中进士的人是不会马上获得官职的，能为官的多是经过历练，才能入朝为官。显然，从后世的记载中，我们看到，薛令之很快通过历练获得官职。薛令之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右庶子，是东宫僚属，官至四品。在薛令之及第的8年里，李唐王朝经历了6次宫廷政变。

开元之初，李隆基即位之初，从谏如流，薛令之颇得重用，被提升为左补阙。他庆幸自己遇到了明君，可以一展他少年时立下的志愿。据研究过唐制的专业人士称，在唐朝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均为谏臣。谏臣可以规谏皇帝、纠正朝政，还有弹劾百官的权力。

薛令之的诗写得很好，有一日，唐玄宗命其作一首“吟屈轶草”的诗，似乎有意在朝臣中倡导一种敢于谏诤的氛围。相传屈轶草是一种能指出奸佞的草，又名“指佞草”，其实就是谏官的象征。薛令之便以“屈轶草”的特性为诗眼，直抒胸意，表达了谏臣的忠诚、正直的品格。特别是诗中“纶言为草芥，臣为国家珍。”一句为后世所传颂。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皇帝的声音被视为草芥，臣子才是国家的珍宝。据有关学者称，这一句话其实是记载薛令之与唐玄宗关于“屈轶草”的对话，这足以体现当时唐玄宗从谏如流，薛令之备受重用，及君臣间融洽的氛围。

东宫题诗彰现一代廉臣

除了“屈轶草”一诗外，薛令之的《自悼》一诗，也流传千古，成为清贫、廉洁人士的写照。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

开元中期，薛令之已身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此时的唐玄宗，已不再勤于纳谏，其实身为左补阙的薛令之谏路已绝。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李林甫为相，专权误国，朝野怨声载道，而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和。因此，东宫官员备受排挤。对于李林甫的作为，薛令之十分愤慨。

有一次，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诗，名为《自悼》。诗中写道，连苜蓿这种马吃的饲料，都把它当作蔬菜摆上桌。以表示对李林甫专权下东宫生活的不满。后世，有学者把此作为薛令之廉洁生活的写照。

《资治通鉴》有载，唐玄宗一次偶入东宫，看到此诗大为不满，以为是在讽刺他，便很不愉快挥笔在诗旁写下了：“啄木嘴距长，凤凤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还“复题”四个字———“听自安者！”此后，薛令之对官场心灰意冷，借口有病，要求辞官返乡。

薛令之两袖清风，“徒步”回乡。人们都难以想像，一个在朝为官30多年的人，竟然没有留任何金银珠宝。他把清廉、多才的名声留在了京城。

皇帝赐“廉”为村名

两袖清风，归隐乡里的薛令之一贫如洗，他的生活十分窘困。

据说，薛令之告老还乡后，唐玄宗有些后悔，在京城常打听薛令之的生活情况。当听说他家庭贫困时，便下诏让长溪县资助他。薛令之从来都是酌量领取，从来都不多拿。

至德元年7月，唐肃宗即位之后，思念薛令之师生之谊，可薛令之已经去世。相传，薛令之去世时，家徒四壁，什么财产都没有。

唐肃宗感念恩师的清廉，特敕封薛令之所居的村为“廉村”、溪为“廉溪”、岭为“廉岭”，以表彰他的一生清廉。从此一代廉臣薛令之的声名，便代代相传。他的故事，也随着他的声名，流传千古。

故居遗址

闽东廉溪，溪水如玉带绕着一座古村落，这里是福建第一位进士薛令之的故里廉村。

廉村位于福安市溪潭镇， 原名石矶津，说起因何改村名，还有一段久远的往事。据薛氏宗谱记载：唐神龙二年，薛令之“文破八闽之荒”， 考中进士，官至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唐肃宗即位后，为嘉奖恩师薛令之廉洁刚直的高风亮节，赐村名为“廉村”，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帝敕封以“廉”字命名的村庄。
沿溪徜徉于古城堡，有道长约1200米的古城墙，勾画出当年古村的磅礴气势，两座完好的用条石构筑的拱顶墙门巍然屹立。走进村里，古村道以3条纵向平行铺排的光洁条石为骨架，中间有序地镶嵌着拼花的细小鹅卵石。

薛令之之后，一个村子就出了24名进士。这里的许多古迹依然完好，古民居、古官道、古码头……祠堂、民居大厅正中悬挂的块块牌匾，有许多珍贵文物。“为善最乐，读书便佳”，是朱熹留下的墨宝；春、夏、秋、冬四景山水图屏，由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弟子李灿所画……

因薛令之号“明月先生”，村里祭祀他的后湖宫也叫“明月神祠” 。如今，远近十里八乡的村民仍络绎不绝前来参拜，祈求佑护莘莘学子功成名就。祠前村道拐个弯，就到了薛令之故居遗址。离故居10余米处的一口古井，当地人称“聪明泉”。据说，村里每有贤人将出，井水便自然涨溢，等到怀着贤人的母亲到井边喝下三口井水，井水便回落原处。

廉村河对岸的城山村灵岩山，有一处薛令之年少读书地，人称“灵谷草堂”。草堂于唐咸通元年改建为寺，现存寺院建筑重修于民国初年。

后世纪念

薛令之是闽地破天荒的第一个进士，他的及第无异向世人宣称闽中士子也能做文章，也富有文采这一种事实，其意义非同一般。作为纪念，宁德有一条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薛令之路”。

生平

名号由来

相传薛令之的出生，与一口井有关，这口井原来是没有名字的，相传在公元682年的一天，一位妇人赶路口渴难耐，走到井前正想打水，只见井水渐涌而上，转眼工夫，井水就与井口持平。妇人见此情景备感新奇，就用手捧井水来喝，妇人觉得井水清冽可口，便一连喝了三口。

回家之后没多久，妇人就怀孕了，次年中秋，妇人产下一名男婴。这名妇人，就是薛令之的母亲，这名男婴，就是薛令之。薛令之长成后，号明月先生便有此渊源。在薛令之及第后，村民们便把这口灵井取名为薛井，而相传，这口灵井在此后的千余年中再未出现过当日奇景。

少有才名

高祖薛许，曾任隋户曹司理，父薛法超以文章名世，唐肃宗李亨追赠其为侍讲国公。令之少时家贫，聪明好学，极具诗才。曾在灵岩山腰筑草堂苦读，写有诗作《草堂吟》：“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

仕途风波

神龙二年，薛令之北上长安应试得中。开元中，唐玄宗授他左补阙之职，并命他与贺知章同为太子李亨侍讲。时李林甫为相，擅权误国，民怨沸腾。李林甫与李亨不睦，薛令之备受排挤。薛令之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有一次，玄宗命群臣吟《屈轶草》。薛令之借传说中的屈轶草能指示奸佞的特性，在吟诗中痛斥以李林甫为首的群奸。李林甫与他构怨日深。一日，薛令之看到宫苑中高达丈余、叶色紫绿的苜蓿，联想起李林甫有意冷落东宫，致使宫里教官生活十分清苦，便在东宫墙上题下《自悼》一诗。诗云：“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不久，玄宗“幸东宫，以为讽上。”遂援笔题其旁：“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薛令之心知得罪玄宗，只好“谢病东归”。他担心宦途风波险恶，回乡前致书任江西安福县令的独子薛国进，命他弃官返里。薛国进遵父命，于天宝末年随父还乡。

辞官归隐

薛令之回乡后隐居于灵谷草堂，过着穷研经书、抱瓮灌园的生活。父子二人同时弃官，回乡后生活窘迫。唐玄宗闻其清贫，“甚心怜之”，下诏用长溪的岁赋资助他。在此期间，薛令之深居简出，偶有出游或访亲会友常留下诗篇。他游太姥山后写下的《太姥山》一诗，表达

肃宗恩赐

至德元年，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翌年九月，他回到京都长安后，思及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欲召入朝，但在此前数月薛令之已卒，家赤贫。于是肃宗“敕命其乡曰‘廉村’，溪曰‘廉溪’，岭曰‘廉岭’”。

生平

名号由来

相传薛令之的出生，与一口井有关，这口井原来是没有名字的，相传在公元682年的一天，一位妇人赶路口渴难耐，走到井前正想打水，只见井水渐涌而上，转眼工夫，井水就与井口持平。妇人见此情景备感新奇，就用手捧井水来喝，妇人觉得井水清冽可口，便一连喝了三口。

回家之后没多久，妇人就怀孕了，次年中秋，妇人产下一名男婴。这名妇人，就是薛令之的母亲，这名男婴，就是薛令之。薛令之长成后，号明月先生便有此渊源。在薛令之及第后，村民们便把这口灵井取名为薛井，而相传，这口灵井在此后的千余年中再未出现过当日奇景。

少有才名

高祖薛许，曾任隋户曹司理，父薛法超以文章名世，唐肃宗李亨追赠其为侍讲国公。令之少时家贫，聪明好学，极具诗才。曾在灵岩山腰筑草堂苦读，写有诗作《草堂吟》：“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

仕途风波

神龙二年，薛令之北上长安应试得中。开元中，唐玄宗授他左补阙之职，并命他与贺知章同为太子李亨侍讲。时李林甫为相，擅权误国，民怨沸腾。李林甫与李亨不睦，薛令之备受排挤。薛令之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有一次，玄宗命群臣吟《屈轶草》。薛令之借传说中的屈轶草能指示奸佞的特性，在吟诗中痛斥以李林甫为首的群奸。李林甫与他构怨日深。一日，薛令之看到宫苑中高达丈余、叶色紫绿的苜蓿，联想起李林甫有意冷落东宫，致使宫里教官生活十分清苦，便在东宫墙上题下《自悼》一诗。诗云：“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不久，玄宗“幸东宫，以为讽上。”遂援笔题其旁：“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薛令之心知得罪玄宗，只好“谢病东归”。他担心宦途风波险恶，回乡前致书任江西安福县令的独子薛国进，命他弃官返里。薛国进遵父命，于天宝末年随父还乡。

辞官归隐

薛令之回乡后隐居于灵谷草堂，过着穷研经书、抱瓮灌园的生活。父子二人同时弃官，回乡后生活窘迫。唐玄宗闻其清贫，“甚心怜之”，下诏用长溪的岁赋资助他。在此期间，薛令之深居简出，偶有出游或访亲会友常留下诗篇。他游太姥山后写下的《太姥山》一诗，表达流连胜景、啸傲林泉的情趣和遁入空门的思想。而别离友人时所写的《送陈朝散》一诗，则表现出他息影林下，不忘为国荐贤的襟怀。

肃宗恩赐

至德元年，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翌年九月，他回到京都长安后，思及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欲召入朝，但在此前数月薛令之已卒，家赤贫。于是肃宗“敕命其乡曰‘廉村’，溪曰‘廉溪’，岭曰‘廉岭’”。

轶闻故事

草堂铸就开闽第一进士

薛令之以开闽第一进士而著世，这与他深居幽山之间灵谷草堂的十年苦读是分不开的。

薛氏族谱有载，薛令之出生于世代官宦书香之家。他的六世祖薛贺是梁朝天监年间的光禄大夫。他的高祖薛许，曾经担任隋户曹司理，父亲薛法超也因为文章写得出众而为世所看重。但此时家道已经中落，好在自小薛令之能够在极富中原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薛令之自幼聪敏好学，青少年时，在草堂苦读十载。

在距廉村10公里外的山间，找到了灵谷草堂的旧址，这里空气清悠，绿影环抱，农田环绕，鸟儿清翠的叫声回荡在山谷中。在草堂附近，一条清清小溪，水声潺潺，宛若世外桃源。

灵谷草堂是个简陋的毛草屋，薛令之青少年就在草堂内日夜苦读，为此他常被村民们取笑。在当时，福建的经济文化不发达，唐朝的科举制度并不深入人心。“学而优则仕”，并没形成普遍的观念。村民们见他家贫，还整日“痴迷读书”、“不务正业”，都笑话他。

有一天，一个农夫上山垦种，看到在读书的薛令之，再次笑话他，背负着村民异样目光的薛令之，写下了《灵岩诗》，抒发自己的大志。在诗中，薛令之抒写了，白云作伴、春日垂钓、花鸟啼鸣的美妙“苦读时光”，道出“家贫耽学人争笑”的无奈心情，也直抒自己远大的抱负：“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是《灵岩诗》抒发大志的两句诗词，他承袭祖风，对仕途充满信心。此时，从北方传来武则天首创殿试，亲令增加科举人数的消息，令他备受鼓舞。

唐中宗神龙二年，23岁的薛令之踏上科举的征程。年底发榜，薛令之高中，成为“开闽第一进士”。这是自隋大业二年开科取士整整100年来，福建人第一次获此殊荣。有学者和研究人员称之“意味着灿烂的中原文化之花在原本蛮荒的福建已经结出丰硕之果。”

村中老者称，由于年代的变更，当年的灵谷草堂已不复存在，在宋代时，被建成了灵谷禅寺，到了清朝时，经过扩建占地几十亩，至今已经过多次重修。但薛令之“草堂苦读、村民争笑”的故事，流传了下来。

辅佐玄宗

薛令之看到，从中宗、韦后到安乐公主、武三思，都曾标榜效法“则天之政”，然而武后政治中积极方面并没有得到继续，延承下来的却是其中的弊端部分。这段时间，即从薛令之进士及第到唐玄宗即位后诛灭太平公主的八年半的时间里，政局很不稳定，王朝中的宫廷政变就有六次之多。

先天元年，太平公主废黜太子隆基图谋的失败，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先天二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完全掌握了朝权，“开元之治”始露曙光。

在一连串的宫廷斗争中，薛令之应是拥戴李隆基的，否则李隆基即位后不会把开元中具重要作用的“左补阙”授给薛令之，更不会任命他为“太子侍讲”。

后人评史，认为“开元之盛，汉宋莫及”。杜甫诗对这种盛唐气象就有极生动的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百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在开元前期，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反对官场奢靡，取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业绩。薛令之正是在开元之治最好的时期被授予“左补阙”谏官之职的。唐制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在谏院任职。“掌供奉谏诤，凡朝政阙失，大则廷议，小则上封”，即规谏皇帝，纠正朝政，另有弹劾百官之权。这种谏官议政制度只有皇帝本人重视纳谏时才不流于形式。初登皇位的唐玄宗象他曾祖李世民一样“从谏如顺流”，他一登皇位，就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严格任命谏官，他曾对姚崇说，对于敢触龙鳞的谏诤“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这就是开元天下大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薛令之此时被玄宗任命为谏官，精神十分振奋，他庆幸自己遇到了圣明君主，政治抱负、才华学识可以得到施展了。这从他的《唐明皇命吟屈轶草》的诗歌得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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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安潜，生卒年不详，字进之，河南人，为唐朝宰相崔慎由之弟。出身名门，早年进士及第，唐懿宗咸通年间，一直官运亨通，历任观察使、忠武军节度使，镇守许州，曾率军镇压过黄巢起义军及以王仙芝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崔安潜病逝后，被朝廷追赠为太子太师，谥贞孝。崔安潜工诗，今仅存诗《报何泽》一首。"生平

镇守许州

崔安潜，出身名门，早年进士及第，唐懿宗咸通年间，一直官运亨通，历任观察使、忠武军节度使，镇守许州。忠武军都将李可封从戍边地还许州，路过州，胁迫其军队主帅，索取先前所欠粮食和盐，在州滞留四天，使州全境惊恐不安。秋季，七月，李可封等回到许州，节度使崔安潜将他们全部逮捕诛杀。

往援宋州

唐僖宗乾符年间，农民起义军首领王仙芝率众进入河南，崔安潜招募壮丁整修城墙，从不向朝廷请求费用，部下号令精明，王仙芝畏惧，不敢进入陈、许二州境界。当时，招讨使宋威驻屯曹州，数次被王仙芝打败，曹州也被包围，崔安潜派遣大将张自勉率兵七千往援宋州，忠武军一向号称精勇，张自勉攻克南月城，大破起义军，斩首二千级，王仙芝乘夜解围逃走。宰相王铎和卢携企图让张自勉将所部兵接受宋威的节度，另一宰相郑畋向朝廷建议：“请将陈许的三千兵马由宋威统帅。”但宋威忌妒张自勉的战功，想把他的军队全部吞并，于是阴谋杀害张自勉，郑畋看破了他的本意，上表朝廷说：“现在把军队都交给宋威，这是让自勉因功受辱啊。安潜抗贼有功，却将朝廷精锐兵马交付宋威，这以后要有个缓急，拿什么来作战？这是劳不蒙赏，让天下人怎么看。”朝廷才下令只以忠武军四千人交给宋，其余由张自勉带回。

襄州救援

公元877年8月17日，王仙芝率军攻陷随州，活捉唐随州刺史崔休征。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遣自己的儿子率兵往救随州，被贼军打死。李福上奏朝廷请求援兵，朝廷派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骑兵五百赶赴随州。王仙芝转而攻掠复州、郢州。唐忠武军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军赴援襄州，却从小道自申州、蔡州逃归原籍。唐僖宗又下诏令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派人戒约张贯等将士，要他们还赴襄州救援。

遭诬被罢

不久，高骈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贪官污吏依靠高骈作乱，崔安潜把他们全部诛杀，蜀中由此得安，但宰相卢携素来高骈交厚，上表诬陷崔安潜，结果崔安潜被罢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守。之后南诏的使者赵宗政归还本国。唐中书门下对南诏督爽的牒文不直接回答，而以西川节度使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让崔安潜以地方官的身份答复南诏。

荒唐离职

起初，崔安潜坐镇许昌，田令孜为陈敬瑄向崔安潜求兵马使的官位，崔安潜没有许诺。陈敬瑄又因田令孜得到左神策军的军籍，几年后，多次迁官作到大将军。田令孜看到潼关以东广大地区群盗势力日益壮大，暗中为日后逃入西蜀作准备，于是上奏请以陈敬瑄及其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坐镇三川，唐僖宗命令四人以击来打睹，陈敬瑄获得第一筹，僖宗即以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以取代崔安潜。公元880年8月13日，朝廷任命前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充闲职。

病逝追赠

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唐僖宗出逃蜀中，以崔安潜为太子少师，王铎任都统，后又任命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平卢节度使王敬武死后，朝廷以崔安潜接任，加授检校太师兼侍中，但是王敬武之子王师范拒绝崔安潜入境，崔安潜只得返回，被朝廷任命为太子太傅。不久后，崔安潜病死，被追赠为太子太师。

轶事典故

机智惩盗

唐代，西川地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治安混乱、盗贼猖獗，居民常常受到侵扰。前几任地方官员治匪不力，百姓怨声载道。

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官上任不追究盗贼，蜀中人感奇怪。崔安潜说：“盗贼不是因为捕盗官吏的通容是无所作为的，如今要追究恐怕牵连很多人，进行大搜捕只能是徒劳烦扰。”甲子，崔安潜拨出节度使府库钱一千五百缗，分别放置于成都蚕市、药市、七宝市等三市，在市上张榜，称：“有能告发并逮捕一个盗贼者，赏钱五百缗。盗贼不可能独自一个行窃，必定有同伙，若同伙告发，可以释免他的罪，和平常人一样领赏。”不久，就有人捕获盗贼来到官府的，盗贼不服，说：“你与我同伙为盗已十七年，脏物都是平分，你怎么敢逮捕我，即使到官府，你与我与一样要被处死。”崔安潜对盗贼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为何不将你的同伙逮捕送官府，如果你这样做，他就该处死，你就该受到奖赏了。现在你既然被他告发，还有什么话好说！”于是立即给捕贼的人赏钱，让盗贼看见，然后将盗贼押到市上剐死，并诛灭其一家。于是盗贼与他们的同伙互相猜疑，在成都无容身之地，不到第二天天亮，盗贼们就乘夜逃跑，西川境内没有一个盗贼。

巧练军士

崔安潜因为蜀中士兵懦弱胆怯，上奏朝廷请奉牒文到陈州、许州招募壮士，与蜀人混合编排，经训练后作为军队，共得三千士兵，分成三军，每人头裁黄帽，号称黄头军。又上奉朝廷乞求派来洪州弓弩手，教蜀人用弓弩射丸的技术，又选得弓弩手一千人，号称神机弩营。蜀兵于是渐渐强悍起来。

选官悔错

崔安潜在东都洛阳主持选官。当时被选的官都不能显露出姓名。有一个被选的官，私下对投送案卷的人说他如何如何好。崔不知道这件事，很赞赏这个人，并把他找来跟他谈话，便授给他一个超出他的资历的县令。以后有人把这个人私下舞弊的事对崔讲了。崔安潜感到很后悔。

家族成员

崔安潜出自清河崔氏定著六房之一的乌水房，祖父崔异任渠州刺史，父亲崔从任检校左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封清河伯。崔安潜至少有三个哥哥，分别为崔彦方、崔慎由、崔周恕，一个弟弟，崔彦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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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字柳塘，浙江龙泉岁贡。以善画竹名，吴照谓不失梅花道人（吴镇）宗派。《泰和县志》

生卒年、籍贯皆不详。文宗开成时登进士第。与王继勋友善，有诗唱和。事迹见《唐诗纪事》卷五二。《全唐诗》存诗1首。

杨洵美，唐朝宝历元年诗人，考中过进士，任职监察御史。留有诗一首。

含曦，唐元和、太和间长寿寺僧。诗一首。唐元和、太和间长寿寺僧。

任希古，字敬臣，棣州（今山东阳信县）人。唐朝大臣，文学家。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太宗贞观末年（公元650年）前后在世。五岁丧母，哀毁天至，刻志从学。年十六，刺史崔枢欲举秀才，自以学未广，遁去。又三年，卒业，举孝廉。永徽初年，与郭正一、崔融等同为薛元超所荐，授著作局正字。父丧服终，迁秘书郎。虞世南甚器其人，召为弘文馆学士，俄授越王（李贞）府西阁祭酒，许王（李素节）文学。后复为弘文馆学士，终官太子舍人。著有文集十卷传于世，留世诗文仅六篇。"人物评价

任希古在政治上无足称道，品行也多有可讥，但却是知名当世的诗人。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他的诗文不少是歌颂功德、粉饰太平、浮华空泛之作，但随着颠簸人生，接触社会，历练生活，他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杨炯死后写的《祭杨盈川文》，采用四四制式，字字有声，句句华歆，内容言简辞切，悲凉真挚，催人泪下，与他代笔写的《为宗尚书祭梁宣王文》、《为宗尚书兄弟祭鲁忠王文》等相比，文华情感，殊若天壤。

作为文人，任希古也因其低劣的人品而遭人唾弃，不仅表现在其对待政治趋炎附势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一桩广为流传的命案上。自古凡是文人都爱好文字，一日任希古见其侄刘希夷的一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颇有妙处，便想占为己有，刘希夷不从，任希古于是用装土的袋子将刘希夷压死，被称作“因诗杀人”。

轶事典故

永康官吏和百姓平时太多狡猾，接连告官有七个县令被罢免。希古到任，日夜翻阅公事文书。打官司的有几千人，判决像流水一样迅速顺利，官吏百姓大为吃惊，叹服不已，官司日渐减少。凡是前往官府申诉的，希古当即定下审判日期，诉讼双方按照预先约定的日期到官府，很快审决案件没有拖延积压的。农民带一包饭就能结束诉讼，是说他像包拯一样快速断案。 有个大盗叫卢十八的抢劫库藏的金帛，过了十多年还没俘获，御史把这件事交给希古办理。希古限定三个月一定抓到大盗，并请求御史在一个月内下达数以十计的缉捕公文。等到公文接连下达，希古故意讥笑说：“大盗逃跑好久了，到哪里去抓捕呢。”搁置着不去办理。有个官吏的妻子与卢十八暗中勾结，那官吏很留心案情，听到希古的话告诉了卢十八，卢十八心里安稳许多。希古于是让差役假装告这位官吏欠人银子，把官吏关入狱中。希古暗地叫来这官吏用勾结大盗犯死罪来责罚他，再叫他请求让妻子代替自己坐牢，自己出去借钱来偿还。卢十八听到以后，急忙来探望这位妇人，趁他喝醉酒将他捉拿。等到上报御史，只有两个月。

百姓之间有一点小小的怨恨，常常夸大成人命案一般的大案来诉讼。希古查验发现不属实就定诉讼者有罪，从此没有诬告者。永地人贫穷，生下女孩大多不抚养。希古规劝非常耐心，贫穷而无力抚养的就捐献俸禄供应物资，保全姓名活下来的无以数计。大旱之年，抢劫公然发生，下令抢劫者处死。有人抢了五斗米；故意把死囚用杖打死，张贴告示上定罪名为“这是抢夺米的人”，众人都因恐惧而顺服。过了许久，凭执政成绩第一的身份前往应召，离开永地，刚上车，回头对下属说：“盗贼某人已经回来，离开此地只数里地，你们可以替我捉拿他。”根据他的话追寻，发现盗贼正在河里洗脚，拘捕到官府，盗贼服罪。永地人对这件事感到惊奇，认为有神明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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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宽，唐朝诗人，（约公元八七三年前后在世）字不详，侯官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懿宗咸通末前后在世。与许棠李频同时，生平事迹亦均不详。宽著有诗集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张翚，又名张晕，唐朝进士，官校书郎。

厍狄履温，官尚书员外郎，兼充节度判官。开元九年，宇文融括田时，奏置劝农判官。以履温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诗一首。

吴秘（生卒年月不详），字君谟，北宋福建建安人。宋景祐元年(1034)进士。历官侍御史知谏院，后出任豪州知府，提点京东刑狱。著成《春秋三传集解》流行世间。

王周，明州奉化（今属浙江）人。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进士（《乾道四明图经》卷一二）。乾兴元年（1022）以大理寺丞知无锡县。仁宗宝元二年（1039）又以虞部员外郎知无锡县（《咸淳毗陵志》卷一○）。庆历中知明州（《实庆四明志》卷一）。又尝知抚州（清光绪《抚州府志》卷三五）。皇祐四年（1052）致仕，归荆南（《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八《送光禄王卿周致仕归荆南》）。

京兆万年（今陜西西安）人。武后时宰相韦待价之孙，梁州都督韦令仪之子。玄宗开元间登进士第，又以宏词登科，试判入高等。曾任京畿县尉。天宝初，曾充使监选黔中。历任礼部、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及礼部、吏部、户部侍郎。约卒于天宝末年，年49。

伊梦昌，唐末不仕，披羽褐为道士，先后曾至两浙、江西、湖南等地。天佑十年(913)至抚州南城县。又人湖南马氏幕中。散诞放逸，不拘细谨，饮醉常行歌市中。时人称为伊风子。喜作《望江南》词，遇物即咏，皆有意旨。有异术，时人或目为神仙。

[唐]（约公元八七四年在世）字不详，台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僖宗乾符初前后在世。词藻富赡，与隐、邺齐名，世号“三罗”。累举不第。广明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为人狂宕无检束。籍中有善歌妓杜红儿，虬令之歌，赠以彩。孝恭以红儿已为副戎所聘，不令受。虬怒，拂衣起；明日，手刃杀之。孝恭坐以罪，会遇赦释之。虬追念红儿之冤，于是取古之美女，有姿艳才德者，作绝句一百首，以比红儿，名曰《比红儿诗》。盛传于世。

庾传素（生卒年里不详），仕前蜀王建，起家蜀州刺史，累官至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天汉元年（九一七），为宦官唐文康所谮，罢为工部尚书；未几，改兵部。后主王衍即位，加太子少保，复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前蜀亡，降后唐，授刺史。

李梦符，开平初人。在洪州日，与布衣饮酒狂吟。尝以钓竿悬一鱼，向市肆唱《渔父引》，卖其词。作品有《渔父引二首》等。

房千里[唐]（约公元八四0年前后在世）字鹄举，河南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开成末前后在世。太和初，（公元八二七年左右）登进士第。

生卒年不详。自号无生居士，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事迹略见《唐诗纪事》卷四五。唐末张为取其诗入《诗人主客图》，列为高古奥逸主之入室。《全唐诗》存诗2首，《全唐诗外编》补诗1首。

周彦晖，登咸亨五年进士第。诗二首。

卢士政（一作玟），山东人，为西川观察支使，后历瀛鄚节度，入为太子宾客分司。诗一首。

生卒年、籍贯皆不详。晚唐诗人。懿宗咸通三年(862)登进士第。事迹见《登科记考》卷二三。《全唐诗》存诗1首。

年代：唐 。 字道谦，河南人，历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户部侍郎。诗一首。体裁:七律《早发灵芝望九华寄杜员外使君》

生卒年不详。籍贯不详。唐代诗人。穆宗长庆三年【823】进士。文宗太和【827-835】间，曾任歙州【安徽省歙县】、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刺史。著有《李敬方诗》一卷，《全唐诗》录存其诗八首。

（六六二―七0七）唐朝洛阳人。隋兵部尚书岩曾孙，三岁便善草隶书，客有闻而谬之者，援豪立就，动有楷则，当时目曰神童。举进士，徵拜司礼博士，擢吏部侍郎。卒年四十六。《文苑英华、唐书宰相世系表》

[唐][约公元八二七年前后在世]字不详，自号谷神子，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太和初前后在世。元和中，登进士第。终国子博士。还古尝注老子指归十三卷，传奇集《博异记》，相传亦是他所作。

袁州宜春人。南唐升元末举进士第，官枢密副使。坐宋齐丘党赐死。留有诗一首。

宋鼎，唐朝蛮州（今贵州开阳一带）人。自称西南番大酋长。曾任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晋京朝贡，同行的有巴江县（今贵阳市乌当区巴香里）县令宋万传等。朝廷官封依旧。在唐朝的黔中地区为后起之秀，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蕃皆敬惮。

李夷简（757年—823年），字易之。李唐宗室、大臣。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郑惠王李元懿四世孙。历官山南节度，御史大夫，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元和十三年七月，罢相，为淮南节度使。唐穆宗时，以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长庆三年卒，赠太子太保。

畅诸，唐朝，生卒年不详，汝州（今河南临汝县）人。开元初登进士第，九年（721）中拔萃科，官至许昌尉。其《登鹳鹊楼》诗有”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之句，盛传于时，历代所赏。

李宏皋，正确的名字应该是李弘臬（见《复溪州铜柱记》铭文）( ? - 951)，五代十国时南楚国官员、学士，官至尚书左仆射，御史大夫，上柱国。李弘臬系长沙人。南楚王马殷当国时，为营道令，迁都统掌书记。后为南楚文昭王马希范所置天策府十八学士之一，授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溪州铜柱

五代后晋天福四年，溪州刺史彭士愁引锦、溪、奖州“苗蛮”起义攻南楚，马希范命刘勍、廖匡齐率兵往攻。次年，彭士愁归降，南楚五立铜柱于溪州，李弘臬受命撰《复溪州铜柱记》，镌刻于柱上。940年，马希范和溪州刺史彭士愁协议罢兵，计划设立铜柱为划分疆界的标志，从此各守疆土互不进犯。李宏臬奉命撰写柱文共2000余宇，以流畅的辞语，真挚的感情，生动地反映出各族百姓渴求安定和平的美好愿望。柱文镌刻于用2500公斤铜铸成的铜柱上，这就是至今仍屹立于湘西王村芙蓉镇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溪州铜柱”。

李宏皋之死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希范死，诸弟争立。李弘臬和都指挥使刘彦瑫等拥立马希广。后汉乾祐二年，其兄马希萼在南唐支持下，举兵衡州，于五代后周广顺元年攻陷长沙，夺取王位。希广遇害，李弘臬亦被杀。

李弘臬被杀，作所诗词至今仅存一首《题桃源》。

才华横溢

李弘臬年少时即工于作诗，和父亲李善夷、弟弟李弘节俱有诗名。李弘节也是天策府十八学士之一，文思才识都不在李弘臬之下。后唐同光初年，唐庄宗赐给马殷数百匹战马，马殷嘱李弘臬起草谢表。李弘臬拟出一句“马有旋风之队”后，突然文思艰涩，作不出下旬，便问在旁边的李弘节说：“可以用旋风之队来形容马阵，但应该怎样来比喻军营呢？”李弘节随口回答：“你没听说过军有偃月之营吗?”李弘臬欣然提笔云：“寻当偃月之营，摆作旋风之队。”谢表撰成后，马殷大加称赞，李弘节的名声由此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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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萧远，唐诗人。祖籍吴郡（今苏州）人。后迁居和洲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张籍弟，籍有《送萧远弟》、《弟萧远雪夜同宿》等诗，并称之为“蜀客”或“蜀人”(今四川)。宪宗元和八年(813)登进士第，仕历不详。工诗，与舒元舆齐名。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其列为瑰奇美丽主武元衡之升堂者之一。《全唐诗》录存其《履春冰》、《观灯》和《送宫人入道》诗三首。明朱承爵以为，《送宫人入道》诗在唐人同题诸作中“尤觉婉切可诵”(《存余堂诗话》)。另有散句、残句若干。

韦元旦,京兆万年人。擢进士第，补东阿尉，迁左台监察御史。与张易之为姻属。易之败，贬感义尉。后复进用，终中书舍人。

萧嵩（？－749年），字乔甫，号体竣，兰陵人，唐朝宰相，梁武帝之后，后梁明帝玄孙。萧嵩最初担任洺州参军，后得到连襟陆象先的提拔与宰相姚崇的赏识，累迁至尚书左丞、兵部侍郎。在担任河西节度使时，萧嵩用反间计除掉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又任用张守珪等名将，大败吐蕃，被拜为宰相，进封中书令、徐国公。他任相数年，并无治国之能，凡事唯唯喏喏，从无见解，后改任尚书右丞相，加太子太师。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萧嵩致仕，此后在家安享晚年。天宝八年（749年），病逝家中，追赠开府仪同三司。"生平

早期事迹

萧嵩相貌英俊，生有一部美髯，娶会稽贺氏之女为妻，与陆象先是连襟。当时，陆象先担任洛阳尉，又是宰相之子，士人争相结交。而萧嵩尚未出仕，无人关注于他。后来，一个叫夏荣的人善于相术，对陆象先道：“您十年之后能位极人臣，但不如萧郎一门尽贵。”

历任官职

705年，萧嵩担任洺州参军事，深受刺史桓彦范的器重，后被河北黜陟使姜师度表奏为判官。

710年，萧嵩改任醴泉尉，被中书侍郎陆象先引为监察御史。次年，陆象先拜相，便引荐萧嵩为殿中侍御史。

713年，萧嵩擢升中书舍人，与崔琳、王丘、齐浣同列，虽学识浅薄，但却受到紫微令姚崇赏识，历任宋州刺史、尚书左丞、兵部侍郎。
节度河西

727年，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生擒刺史田元献，夺取城中辎重，而回纥也杀死河西节度使王君毚，河西陇右震动。唐玄宗便任命萧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

萧嵩将裴宽、郭虚己、牛仙客招至幕府，又任命建康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安定河陇地区。不久，萧嵩使用反间计，挑拨悉诺逻恭禄与吐蕃赞普的关系。最终，悉诺逻恭禄被赞普诛杀，吐蕃国力从此衰弱。

728年，吐蕃大将悉末明再次攻打沙洲，被张守珪击退，又被陇右节度使张志亮击破。八月，萧嵩又命副将杜宾客在祁连城下与吐蕃军交战，大败敌军。捷报传来，唐玄宗任命萧嵩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担任宰相

729年，萧嵩兼任中书令，并遥领河西节度使，后又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集贤殿学士、知院事，兼修国史，进爵徐国公。当时，萧嵩的儿子萧衡为驸马都尉，萧嵩夫人则被玄宗称为亲家母，恩宠备至。

733年，侍中裴光庭病逝，萧嵩便推举韩休为相。韩休拜相后，刚正不阿，与萧嵩意见不和时便发生争执，甚至闹到皇帝面前。玄宗将二人一同罢相，改任萧嵩为尚书右丞相，而韩休则为工部尚书。

736年，萧嵩拜太子太师。

安享晚年

739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因贿赂宦官牛仙童获罪。李林甫素来忌惮萧嵩，便趁机揭发萧嵩用城南庄园贿赂牛仙童一事。萧嵩因此被贬为青州刺史，不久又起复为太子太师，随即致仕。

萧嵩辞官后，在家怡养天年，种花养草优游自乐，而且家财富足，子孙显贵，士人都非常羡慕。749年，萧嵩病逝，终年八十多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

轶事典故

虚有其表

唐玄宗曾经很看重苏颋，欲任用他为宰相，但不想让左右之人知道，便在夜间命正在值宿的中书舍人萧嵩写诏书。萧嵩写完后，玄宗见上面有一句“国之瑰宝”，便道：“苏颋是苏瑰的儿子，我不想使用他父亲的名讳，你替我改正过来。”又让人撤出帐幕中的屏风给萧嵩使用。萧嵩惭愧恐惧流出了汗，很久时间不能下笔，最后只改成“国之珍宝”，别的都没有更改。萧嵩退出后，玄宗将他起草的诏书扔到地上，道：“真是虚有其表。”

改任右相

萧嵩请求致仕，玄宗安慰道：“我没有讨厌你，你何必要走呢？”萧嵩道：“我担任宰相，爵位已到极点，幸好皇帝没有讨厌我，我才能辞官。如果皇帝讨厌我，我脑袋不保，又怎么能够自己选择去留呢？”言罢泪流不止。玄宗感动的道：“你说得很实在，我还没考虑好该怎样决定，你先回家，晚上应该有使臣去。如果没有使臣去，早晨你正常来上朝。”当夜，高力士到萧府宣诏，改任萧嵩为右丞相。

家族成员

父亲

萧灌，官至渝州长史。

儿子

萧华，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袭爵徐国公。

萧衡，官至太仆卿，娶唐玄宗之女新昌公主。

孙子

萧恒，萧华之子，官至殿中侍御史。

萧悟，萧华之子，官至大理司直。

萧勘，萧衡之子。

萧复，萧衡之子，官至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萧巽，萧衡之子。

萧升，萧衡之子，官至太仆卿，娶唐肃宗之女郜国公主。

萧鼎，萧衡之子，官至蜀州别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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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至，元和四年及第。诗二首。

颜师古（581年～645年），名籀，字师古，隋唐以字行，故称颜师古，雍州万年人，生于京兆万年（今西安），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唐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之孙、颜思鲁之子。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颜师古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终年65岁，谥曰“戴”。墓地位于今山东省兰陵县芦柞镇前芦柞村东南。"家族介绍

家族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颜回，历史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人。颜之推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著有文集30 卷、《颜氏家训》20 篇，并行于世。颜之推从山东辗转跋涉到关中，跨越了南北阻隔，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中，发现了不少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语言因古今、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把这些心得与其他内容一并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颜师古兄弟四人。二弟颜相时，三弟颜勤礼，字敬之，颜真卿曾祖，幼而朗悟，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训诂，与两兄师古、颜相时同为弘文、崇贤两馆学士，校定经史。四弟颜育德，任太子通事舍人，于司经校定经史。

生平

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颜思鲁的儿子。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

隋文帝仁寿年间，由尚书左丞李纲举荐，任安养县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其年少，问他：“安养剧县，子何以治之？”颜师古回答：“割鸡焉用牛刀。”杨素惊其夸口。后来果然以政绩突出闻名。后因坐事免职居长安，十年不得官，家贫，以教授为业。
隋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入关，颜师古从父至同州朝邑长春宫谒见，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职。

唐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建立唐王朝，拜颜师古为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掌机密，专典皇帝诏敕。军国政务等重大诏令皆出于颜师古之手，其文才当时未有敢于与其相比者。颜师古勤于政事，又擅长文辞，其所拟制诰册奏之工整美好，名冠当时。

唐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颜师古被擢为中书侍郎，封琅琊县男。后坐事两次被贬。颜师古聪敏好学，精于训诂。

唐贞观七年，颜师古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定古书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说明其本源。贞观十一年，颜师古奉诏与博士撰写成《五礼》，进爵为子。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注《汉书》。贞观十五年书成，进秘书监，以文学入选崇贤、弘文两馆学士。《汉书注》是颜师古晚年力作，在审定音读、诠释字义方面用功最多，成绩最大，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当时即有“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之称誉。

贞观十九年，颜师古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终年65岁，谥曰“戴”。墓地位于今山东省兰陵县芦柞镇前芦柞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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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道逊，京兆杜陵人。曾祖肃，随刘义真渡江。祖崇，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阳，官至华山太守。道逊与兄道密、道建、道儒并早以文学知名。道逊，武平初尚书左中兵，加通直散骑侍郎，入馆，加通直常侍。《全唐诗》收《晚春宴》诗1首，列为世次爵里无考作者。按韦道逊，《北齐书》卷四五有传，为京兆杜陵（今陜西长安县东北）人，寓居河南洛阳。早以文学知名。北齐后主武平初任尚书左中兵，加通直散骑侍郎。入馆，加通直常侍。卒年不详。《全唐诗》误作唐人收入。

杨彝（1583-1661），字子常，号谷园（谷园），明末常熟人。应社创始人之一，唐市学派创始人，复社眉目。"生平

早年为钱谦益门下。子常尝与太仓顾麟士反复诘难，申明圣人之经意，以开学者之惑，天下翕然。相从称颂“杨顾”，后在其所建凤基园创“应社”，世谓“唐市学派”。一时间天下翕然从风，见于著录的弟子有数百人之多。

天启四年，与金台周介生，华亭周勒卤，青浦陈卧子，吴县杨维斗、徐君和，唐市本籍许子洽，太仓张采、顾麟士，朱槐等人组织复社，被称誉为复社眉目。

天启五年，他们在唐市凤基园召开应社大会，江南名士数百人与会，堪称一时之盛。

屡试不遇，明崇祯八年岁贡，为松江训导，擢知县昌都，引疾弗赴。

明亡杜门却扫，一意著述。与本籍同门顾炎武有往来。

顺治八年，顾炎武游四方，杨彝为亭林送行，与顾梦麟、万寿祺、归庄等21人写成《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

年七十九卒，墓今在常熟市沙家浜镇唐市河东街杨园茶馆内。

其子子静，字定夫，22岁卒。子常因子夭，晚年广侍姬。目盲，仍令人读书其侧，为乡间书生讲说不倦。门人私谥曰渊孝先生，祀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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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泉州莆田人，字延封。幼好学，弱冠能文。僖宗光启三年进士。释褐京兆府参军，后归闽。王潮兄弟入闽，辟为从事，授大理评事、监察御史，迁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所著表记奏牍凡三百篇。事迹见《南部新书》卷戊。《全唐诗》存断句4。

陈季卿家住江南，离开家里已经十年了，去考进士，立志考不中不回家。 因为一直没考中，就滞留在京城，靠卖字维持衣食。"人物轶事

他经常到青龙寺去拜访和尚，有一次，因为和尚外出，他就等着和尚回来。有个终南山的老头，也等候和尚回来。坐了很久了，那个老头对陈季卿说：“太阳已经偏西了，你大概饿了吧？”陈季卿说：“真的有些饿了，可是和尚又不在，怎么办呢？”老头就从肘后解下一个小口袋，拿出一寸见方的一块药，只煎了一杯，把它给了陈季卿，说：“用它大约可以解除饥饿了。”陈季卿喝完以后，觉得肚里饱饱的，心情也舒畅了，饥寒的痛苦全消失了。暖阁东边墙上有一幅《寰瀛图》，季卿就去寻找江南之路，不觉长叹说：“能够从渭水泛舟到黄河，到洛阳一游，到淮河游泳，渡过长江，回到家里，也就不为没有成就功名而还家感到后悔了。”老头笑着说：“这不难办到。”就命僧童到阶前去折一片竹叶，做成叶舟，把它放到图中渭水之上，说：“您只要把目光集中在这只小船上，就能使你刚才所说的话如愿了；不过到了家里，千万不要久留。”陈季卿盯着那叶小舟注视了很久，渐渐觉得渭水起了波浪，一片竹叶也渐渐变大，像席子似的船帆已经张开，恍恍惚惚好像登上了船。

个人传说

开始从渭水到了黄河，把船系在禅窟寺庙下，在南边柱子上题诗，写的是：“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第二天，到潼关停留，上了岸，在关门东普通院门题句，写的是：“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从陕西向东行，凡所经历之外，完全像他以前希望的那样。十几天到了家，他的妻子兄弟在门前拜迎。晚上又写了《江亭晚望》诗，题写在书斋，那首诗是：“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这天晚上对他的妻子说：“我试期临近，不能久留，应该登舟而去了。”于是又吟诗一章赠别他的妻子，这首诗写的是：“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

个人典故

将要登舟时，又留下一首诗赠别众兄弟，诗中写道：“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以后，陈季卿又登上了竹叶舟，在长江之上泛舟消失了。他的兄弟妻子等人在江边痛哭，认为他成鬼物了。他凭借一叶小舟飘飘荡荡，循着旧路又回到渭水之滨。上岸以后，他租了一匹马，又来游青龙寺，清清楚楚地看到终南山那个老头依然围着粗麻衣坐着。陈季卿就向老头道谢说：“我回是回去了。莫非是梦吗？”老头笑着说：“六十天后你自己就知道了。”这时天色将晚，和尚还没有回来，老头就走了，陈季卿也回到了旅馆。两个月后，陈季卿的妻子带着金银和布帛从江南到来，说是季卿已经厌世了，特意来寻访他。他的妻子说：“某月某日回家，那天晚上在西斋作了诗，同时还有两首留别诗。”陈季卿这才知道他回家不是梦。第二年春天，陈季卿落榜向东回家去，到禅窟和潼关东门寺庙，看到自己所题写的两首诗笔墨还是新的。后来陈季卿考中，功成名就，便不再吃一粒粮食，入终南山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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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四八―一o九三）字常武。工篆书，郓州州学新田记碑为其篆书，题额下款具如汉刻，有古受禅遗意。《玄牍记》

[唐]字周重。宪宗（八o五―八二o）时为御史中丞，文宗（八二七―八四o）时为华州刺史。工书，沈传师所撰唐蒙泉诗，为其所书。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御史中丞宇文邈之子。宪宗元和六年(811)与李公佐会于汉南。

王正己（一一一九～一一九六），字正之，号酌古居士，鄞（今浙江宁波）人。历丰城县主簿，婺州司法参军。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知江阴军、饶州，以事罢。起知湖州。淳熙九年（一一八二），为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兼提举盐事（《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一四）。十四年，由淮南东路转运判官除直宝文阁（同上书职官六二之二六），秘阁修撰。出为两浙西路提点刑狱。以疾，主管武夷山冲祐观。宁宗庆元二年卒，年七十八。有《酌古堂集》，已佚。事见《玫媿集》卷九九《朝议大夫秘阁修撰致仕王公墓志铭》。

郑孺华，大历间人。诗一首。

陈彦博（？～？）,字朝英，福建闽县人。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庚寅科李顾行榜进士第三人。陈彦博官终贵溪令。余事不详。

生卒年不详。曲阜(今属山东)人。天宝时登制举。事迹见《登科记考》卷二七。《全唐诗》存诗1首。

平曾，穆宗时人。唐以府元被绌者九人，曾其一也。长庆初，同贾岛辈贬，谓之举场十恶。曾后谒李固言于蜀，幕中皆名士，曾轻忽无所畏，遂献《雪山赋》。李览，命推出。不旬日，再献《鯸鱼赋》曰："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乌鸢所获，奈鲂鲤笑何。"李览之，遂不至深罪。卒以恃才傲物，没于县曹。留有诗三首！

丘丹（约公元780年前后在世）字不详，唐（618-907）丘为弟，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市南）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德宗建中初前后在世。初为诸暨令。历检校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贞元初，隐临平山。与韦应物（737-约789）、鲍防、吕渭诸牧守往还。贞元十一年（795），户部员外郎丘上卿为碑记德焉。丹所作诗，今所见者为全唐诗录存之十一首。

殷琮，生平事迹不详，与汤洙同时。《全唐诗》收省试诗《登云梯》一首，出《文苑英华》卷一八七。

萧祜，字祐之，兰陵人。以处士征，拜拾遗。元和初，历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为人闲澹贞退，善鼓琴赋诗，精妙书画，游心林壑，名人高士多与之游。诗二首

严休复，唐诗人。字玄锡，排行十八。郡望冯翊（今陕西大荔），吴郡（今苏州）人。宪宗元和初为拾遗，元和四年(809)与独狐郁、李正辞同转补阙。历任膳部员外郎、吏部郎中、杭州刺史、司封郎中、给事中等职。文宗大和四年(830)，由华州刺史人为右散骑常侍。大和七年出为河南尹，旋以检校礼部尚书充平卢军节度使，卒。《全唐诗》录存其诗二首。《全唐诗续拾》补断句一。

李赤，唐朝诗人， 代表作《天山门》。王小波在杂文《极端体验》中说：“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因慕李太白为人，自起名为李赤。”如果王小波的这句话的依据是《李赤传》的话，就有些靠不住了，《李赤传》的开头是这么说的：“李赤，江湖浪人也。尝曰：‘吾善为歌诗，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生平

李赤，是个行踪不定的人。曾说：“我擅长写诗歌，与李白一样。”所以自号李赤。他到宣州游玩，州里人安排他住宿。跟他一同游玩的有与当地因婚姻而结成的亲戚关系的友人，间隔了多日，也随李赤居于客舍。李赤正与她讲话，他的朋友开他的玩笑。李赤说：“这是为我做媒呢，我将娶这个女人。”朋友听了大惊，说：“您的妻子还健在，您的母亲还在世，您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难道是受诱惑而患精神病了？” 取了“绛雪”丹来引诱他与女人脱离，李赤不肯。过了一会儿，女人来到，又与李赤说话，并拿出一块头巾，缢于李赤颈项上，李赤自己还帮助妇人用力勒，以至将舌头全部勒了出来。朋友见了，便大声呼喊，并抢救他，妇人解下那头巾逃走了。李赤怒骂：“你不行好事，我将顺从我的妻子，你干什么啊？”李赤就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写信，写好后并把信压平封成圆形。又写了一些信，都将它们封好。写完信后，上厕所很久没有出来。他的朋友进去，只见李赤在厕所中两手抱着一个瓮诡秘地傻笑，旁视着，情势将要下到。朋友进去，就倒拉上来了。李赤大怒说：“我已经升堂面见到了我妻子。我妻子的容貌漂亮，是世上其他女人所根本没有的，那宫殿的装饰，宏大富丽，整个殿内洋溢着椒桂芝兰的香气。回头看看你们的世界，如同一个混浊恶臭的厕所啊，而我妻子现在住的地方，与皇帝住的钧天、清都没有什么不同，你为何要害苦我到这种地步？”这样之后李赤的朋友才知道李赤遇到的是厕鬼。

于是召集仆人商议说：“赶快离开这个厕所。”大家就赶路，走了三十里路，在宿里住下来。当晚，李赤又上厕所，过了很久，朋友进去，又倒在厕所里了。

朋友便把他拉出来，洗去他身上的脏物，众人围着他直到天亮。第二天离开这里来到了另一个县，县里的官员正举行宴会，李赤的一切言行举止礼节与常人无异。大家正在喝酒之时，李赤的友人还未说得上话，喝了点酒回看李赤，已离去了。友人赶忙快步跟着李赤，见李赤又进了厕所，还用坐具顶着厕所的门。门坚固不能进去，友人一边喊叫一边与李赤说话。大家破墙而人，见李赤的头已有一半陷入厕所的污秽里了。又把他拉出来洗干净。县吏便召来善于咒术的巫师守住李赤，李赤显得很自若的样子。到了半夜，守的人疲倦了，都人睡了。等醒来时，大家呼喊着并寻找着李赤，只见李赤的脚露在厕所外，已经死去多时了。只得将尸体运回他的家中。取出他所写的信来读，都是与他的母亲妻子诀别的，而所用言辞却跟正常人一样。

柳先生说：李赤的事迹是真实的。这是他因精神上患病才会做这个事的呢，还是因厕鬼而造成的呢？李赤在江湖间很有名气，他当初作为士人，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一旦被怪异迷惑，而所做的事像这样，竟然反而把人世当作肮脏污浊之处，把这种肮脏污浊之处当作是皇帝住的清都，他的用意是很清楚的。现在的人们都只知道讥笑李赤被厕鬼所迷惑，至于在是非的选取与向背的决定上不像李赤那样的，有多少人呢？修养自身，不要因为想获利就凭自己的好恶而改变了自己的灵魂而死去，这就很幸运了，还有什么空闲去讥笑李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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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郧，大历间、贞元毗陵人，诗人。作品有《寒食寄李补阙》等。

张希复（生卒年不详），唐人张荐之子，字善继，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一作镇州常山（今河北正定）人。登进士第。武宗会昌三年（八四三），与段成式同官于秘书省。后官河南府士曹、集贤校理学士、员外郎。事迹据《樊川文集》卷七《牛公墓志铭并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旧唐书》卷一四九《张荐传》、《太平广记》卷一八二《许道敏》。

刘损，字子骞，沛郡萧人，刘粹族弟，卫将军刘毅从父弟也。

中唐诗人李播（字子烈，789～？）当时诗名甚著，白居易称颂他“动笔诗传鲍谢风”（《寄李蕲州》），但其人之诗传世者甚少，《全唐诗》卷四九一仅录存其《见志》诗一首，又《全唐诗》卷七七三有署名李播的一首五绝《见美人闻琴不听》。白居易在自己的《对酒有怀寄李十九郎中》一诗中引用过李十九播《悼故妓》中的两句：“直应人世无风月，始是心中忘却时”。

周仲美，成都人，适李氏。诗一首。

杨于陵，汉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后。父杨太清，客居河朔，死于安史之乱。六岁时因战乱避居到建昌（今永修），少年就有奇志。十九岁，擢进士第，授润州句容（今江苏）主簿，节度使韩滉将女儿嫁给他。贞元八年（792年），入朝为膳部员外郎。历官吏部郎中、中书舍人、潼关防御、镇国军使（今陕西华县）、浙东（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入为京兆尹（首都市长），“奸人无所影赖，京师豪右大震”，官至户部侍郎。"生平

出仕前

杨于陵，字达夫，一作杨於陵，是贵族后代，父亲杨太清死于安[1] 禄山之乱。当时杨于陵才6岁，开始逃难，定居到建昌，少年就有奇志。十八岁高中进士，担任“句容主簿”。节度使韩滉极端喜爱他，把女儿嫁给他。

他后来担任了不少官职，只因为丈人韩滉当宰相，他就“回避”，回到“建昌”读书，直到792年丈人去世，才出来作官，他为人刚正不阿，德宗很欣赏他。

累官尚书

他担任浙东观察使的时候，‘越人’发生饥荒，他开仓出米三十万石救济贫民。

他担任了‘京兆尹’。此前有很多‘编民’，故意在禁军也就是‘北军’ 中，挂一个虚假的军籍，然后依靠这个名头到处招摇撞骗、横行作恶。杨于陵请求进行查核、限制和全面清理，于是“奸人无所影赖，京师豪右大震”。可以看出，杨确实是一个刚正有魄力的人，为此他也曾经多次过担任边防军事职务。

809年四月乙丑日，已经担任吏部尚书的杨于陵在对策牛僧儒的时候，发现并选拔了针砭时弊、才华出众的牛僧儒。于是向朝廷尽力予以推荐，因此惹火了宰相李吉甫，被贬斥为岭南节度使。

左迁岭南

即使到了当时蛮荒的岭南，他也没有消极，而是任用李翱等人，查访得失，给百姓做些实事。他发现当地百姓用木头盖房子，很容易着火，于是引导百姓建筑砖瓦房屋，从此火灾很少发生。

当时的岭南监军叫许遂振，骄横贪婪，他畏惧杨的廉洁公正。他想出歪主意，在京师大肆造谣污蔑杨于陵贪赂，宪宗也无法辨别，就这样把杨于陵给罢免了。许遂振更加专权跋扈，还到处搜集证据，严刑威逼库吏，要他诬陷杨于陵贪赃。

于是出现了很精彩的一幕：吏呼曰：“杨公尚拒他方赂遗，肯私官钱邪？”，也就是说杨于陵对送上门的礼物都严厉拒绝，他会去贪污吗？后来宰相裴垍也向皇帝为他辩白。许遂振的丑行最终暴露，并被惩罚。

返京任职

810-814年，他回到吏部工作。杨于陵发现很多任用官员方面的工作弊病。他建议，把‘考判’和‘任命’官员的工作合并起来，并进行甄选、检实，于是“吏不能为奸”，“监察奸吏，调补平允”、“居四年，凡调三千员，时谓为适”，说明他对当时的官吏任用制度的初步改革，是有成绩、比较成功的。

杨于陵和儿子曾长期管理户部，对财政管理有一系列的贡献。还针对当时百姓的困苦和‘钱荒’问题，提出了财政税费改革建议。着手进行一系列的稳定物价、增加货币供应的措施；在税法上进行改进，对于除了盐茶之外的税项，进行‘实物抵税’，想方设法丰富市场货币总量，并积极培植财源。

821年以后，他担任‘户部尚书、太子少傅、弘农郡公’，以‘尚书左仆射’的官职退休。朝廷要给他退休的全额俸禄，他坚决推辞不要，后在家中去世。

四世辉煌

他有四个儿子都中进士，并担任官职，杨景复当同州刺史；杨嗣复当宰相；杨绍复当中书舍人；杨师复是大理寺卿。

杨于陵的裔孙中又有10几位中了进士，都当官，包括杨嗣复的儿子杨授、杨损、杨技、杨拭、杨捴；杨授的儿子杨煚；杨绍复的儿子杨擢、杨拯、杨据、杨揆；杨师复的儿子杨拙、杨振等。他们家族数十位达官，延续了四世的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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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审，唐代诗人，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元和中，任太常寺奉礼郎。穆宗长庆年间尚在朝，后不详。曾为<<一切经音义>>作序。又工诗善书。《全唐诗》收其一首。

马植(生卒年不详)，陕西扶风人。字存之，凤州刺史马勋之子，马英九先祖。

蔡允恭（约561—约628）隋末唐初官吏、文学家。字克让，蔡叔度24世裔，荆州江陵（今属湖北）人。西梁左民尚书蔡大业之子，蔡大宝侄子，美姿容，有风采，善缀文。未及仕而梁为隋所灭，由于长安与虞世南相友善，邀为隋炀帝从官。仕隋，历起居舍人，炀帝属词赋，多令讽诵之。允恭以年老恳乞悬车赐归，卒于家，时贞观某年正月念七日也，葬龙溪新恩里屿头山，有御史吴燧大书“登瀛”二字镌于墓前左大石上，其地因名曰登瀛，今墓尚存，子孙环庐而处者。

詹敦仁，字君泽，生于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安溪首任县令，追封靖惠侯。先世河南光州固始人。祖父詹缵随王审知入闽，任前锋兵马使，后退居仙游县植德山下。父詹世隆，兵曹录事参军。《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共存其诗十九首，《全唐文》、《唐文拾遗》共存其文二篇。生平事迹见《十国春秋》卷九七。"生平

敦仁幼受家学，早岁上书劝闽王王昶入贡朝廷，其文才受到王昶赏识。王昶请他参决军机大事。敦仁鄙薄王昶杀父夺位，坚辞不就，并赋诗一首以明其志，诗题是《劝王氏入贡，宠予以官，作辞命篇》，诗曰：“争霸图王事总非，中原失统可伤悲。去来宾主如邮传，胜负干戈似局棋。周粟纵荣宁忍食，葛庐频顾漫劳思！江山有待归须早，好向鹪林择一枝。”不久，移居泉州城北泉山，杜门不出。

南唐灭闽，留从效任清源军节度使，据有漳、泉二郡。敦仁和留从效过往甚密，留从效邀他当属官，敦仁力辞不获，于是求监南安县小溪场。敦仁上任，看到这里山川雄壮，人物夥繁，便具文申请设县，略谓：“土沃人稠，舟航可通，若益以邻界，因今之地，可以置县”。果得批准，并增割南安近地，取名清溪〔宋宣和三年改为安溪〕，敦仁即为首任县令，时在后周显德二年。

敦仁欣赏小溪场场址“三峰玉峙，一水环回，黄龙内顾以骧腾，朱凤后翔而飞翥”的风光，便选为县治。

是年冬，敦仁利用农隙，征调城郊民众每人服役三天，和轮值休息的戍卒，共同兴建县衙，整顿市容，至次年十月竣工。施工期间，敦仁曾赋《督役筑县廨，悯劳而作》一诗。

敦仁为政，德惠居多，邑人“荷畚执筐，各安职业。”他重视文教，在《初建清溪县记》中，写有“地华人质，业儒者寡……曰教之，令固不敢不勉，而从令之教，尔邑之人，当交相劝勉，以副令之愿望。”谆谆劝导，语重心长。但他不乐当官，在任一年多，便推荐闽王审知孙王直道继任。

敦仁爱县西佛耳山清静僻远，卸任后卜筑定居，名其宅曰：“清隐”，王直道屡次请他参与政事，敦仁均予婉谢。宋太平兴国四年去世，所著有《清隐集》。敦仁生前上书劝闽王王昶入贡归宋，避免漳泉二郡战乱，有功于民。

安溪民众怀念敦仁，曾为立生祠。到宋咸淳三年，乡绅林济川等列其生平事迹，申请颁赐庙号；八年，敕赐庙号“灵惠”，并封敦仁为靖惠侯。敦仁所居之里，后人以留从效通信中，有“崇待笃信”之句，名之曰“崇信”，即现在的祥华乡多卿一带。

相关建筑

开先县令詹敦仁纪念馆

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纪念馆，前身为“清溪县开先令詹公祠”，泉州府志载：“詹去，邑人思之，为立生祠”，祠在县厅之东。祀清溪县首令詹敦仁。宋太平兴国四年，

敦仁辞世，士民因祝祭不便，状乞改于县厅外东界重建，980年改建祠宇为“清溪县开先令詹公祠”，以缅怀先令“爱民如子，惠利及民，清修砥节，廉顽立儒之风”。 “开先祠”历经千年沧桑，几经兴废与迁徙，文革期间，被改建银行，原貌全毁，风光无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海内外安溪詹氏乡亲和有识之士恳求恢复“开先祠”原貌。县人民政府为纪念先令上书置县、致力统一之功，勤政爱民，清正廉洁之德，于1998年5月4日以“安政办[1998]49号文”正式批准择地重建,并将“开先祠”易名为“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纪念馆”。1998年5月8日成立“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纪念馆”筹建理事会，负责“纪念馆”建设全面工作，并举海内外全体詹氏乡亲之力，精心建设，历时六载，遂大功告成，并于2004年11月19日举行落成庆典。 新建“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纪念馆”，坐落于凤冠山大石垵，是了解安溪县史的景观之一。“纪念馆”占地面积56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670多平方米，总投资1025万元人民币；建筑结构是由主殿、东西凉亭、东西楼管理房、金炉和进馆门组成；主殿内有詹敦仁圣像、詹敦仁生平事迹及图解、詹敦仁和其子詹琲诗词十八屏、詹敦仁亲笔撰写的“新建清溪县记”、明万历年间礼部尚书黄凤翔撰写的“重修开先令祠记”和安溪县长尤猛军撰写的“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纪念馆碑记”。蓝溪水、笔架山如玉带环绕于前，凤山似冠加冕于后，交织成独特的景色。纪念馆新姿规制古典，巍峨高峻，气宇轩昂；内有石木艺术精雕、古香古色；诗词、联文，如镶珠嵌玉，满室生辉；建筑技艺精湛，匠心独运，富丽堂皇，别具一格，堪称安溪之冠。是凤山风景旅游区一颗璀璨明珠。 立身于纪念馆，矫首极目，近有一水环回，远眺三峰玉峙，缅怀一千多年前的开先县令詹敦仁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开先置县、力促国家统一大业之功绩，永载千秋。将对进一步弘扬安溪历史文化，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和祖国统一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詹敦仁是为仙游詹姓之祖。其后代子孙居于仙游县大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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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宋邕。代宗、德宗时人。能诗，初无声誉，双目失明后，诗名始彰。事迹见《云溪友议》卷上。《全唐诗》存诗2首。

欧阳詹，字行周，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欧阳詹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一生没有离开国子监四门助教这个官职。后世唐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唐进士韦中令门下欧阳澥、后唐状元掌院学士黄仁颖、南唐乡贡进士欧阳偃、宋观文殿大学士欧阳珣、元处士天麟黄权、明儒林学士黄永、明进士龙游知县黄应、潘湖八世孙明进士户刑尚书黄光升、潘湖九世孙明榜眼南京礼部尚书黄凤翔、潘湖十二世孙清大学士潘湖叟黄锡衮、清洪濑金墩黄士藻、潘湖十五世孙清湖口台湾知府黄立本承行周之风接踵而至。还被称为“八闽文化先驱者。"生平

缦胡之缨

隋代科举制度开创，180年内泉州竟没有一人参加进士考试。泉州文士贪恋家乡山水，不肯远游出仕，无心参加科举。当时有一件事深深刺激了胸怀大志的欧阳詹。唐大历七年，李椅出任福建观察使，将府学搬到城南兴贤坊。礼部员外郎独孤及为此写碑记，竟讲：“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意思是说结麻绳戴斗笠的野人，开始穿上读书人的儒服了。

欧阳詹从小喜爱安静，常一人独处，在山湖溪河边流连忘返。青少年时代，欧阳詹在家乡潘湖资福院从隐士罗山甫等读书。在潘湖北岸的狮山岩、龙首山，九十九溪的吟啸桥上，欧阳詹不时执书一卷，高声吟唱，完全忘记自己与身边的世界。

泉州城北清源山赐恩岩、南安高盖山白云书室也都留下欧阳詹读书的身影。欧阳詹还曾到好朋友名士林藻和林蕴兄弟的家乡莆田求学五年，在广化寺灵岩精舍、福平山等地读书。

常衮被贬

唐建中初年，状元宰相常衮——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乙未科状元及第，唐大历十二年拜相），被贬为福建观察使。常衮是一位爱才的官吏，到任后大兴学校，亲自讲学，用宾主的礼节对待生员，注意提拔后进，倡导读书写文章。薛播在建中、贞元年间两次出任泉州刺史，很赏识欧阳詹的才华，经常带他到城西九日山与同来的隐士秦系和姜公辅等人交游，谈文论道。

席相继薛播之后任泉州刺史，他对欧阳詹同样器重，凡观游宴集一定邀请欧阳詹参加，让他写诗记下当时的盛况。席相还引荐欧阳詹到福州谒见常衮，常衮赞叹不已，用灵芝、芙蓉来比喻欧阳詹的才学。从此，欧阳詹的名声更大了。整个福建都在传播他的文词，甚至京师都有了他的文名。

首赴长安

欧阳詹本无心科举功名，想长期在家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决心参加科举考试。贞元二年，潘湖欧阳詹北上京师，前往参加进士应试。这是闽海贤才泉州士子破天荒开气运的创举。

欧阳詹离家背井，满是乡愁，作《赴上都留别舍弟及故人》：“天高地阔多歧路，身即飞蓬共水萍。匹马将驱岂容易，弟兄亲故满离亭。”他也怀着“射百步期必中，飞三年而必鸣”的信心。经过一年艰辛的跋涉，欧阳詹抵达长安。

进士及第

在长安，欧阳詹等了六年。这六年，他借钱租房读书，生活穷困。贞元八年，欧阳詹终于与当时著名青年文士贾稜、韩愈、李观、崔群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当时称“龙虎榜”。贾稜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

海滨邹鲁

欧阳詹中进士对福建产生深远的影响。闽南考中进士，从欧阳詹开始。明代理学名臣、乡贤蔡清为《欧阳行周文集》作序时认为，欧阳詹中进士后，福建文士才开始向慕读书，儒学风气开始振兴。欧阳詹的影响绵延不绝。传到杨时、李侗辈，分河洛之派。传到朱熹，正学大明，道统有归。蔡清认为，没有欧阳詹的影响，福建不可能有“海滨邹鲁”的称谓。
归闽省亲

欧阳詹高中后并没有得到官职，就回家乡省亲。他回到高盖山，日夜思念的母亲黄昌靖已经长眠地下，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叮咛，再也看不到母亲伴儿子读书的身影。相隔层土，却比重山远。欧阳詹在一首纪念其母亲黄昌靖的诗中写到：“高盖山前日影微，黄昏宿鸟傍林飞。坟前滴酒空流泪，不见丁宁道早归。”

文以载道

在泉州欧阳詹写了《六曹新都堂记》。文章开篇只简单交代都堂建造的起因，粗线条描写都堂景观。重点放在文章所写的“道”，就是重点放在文章所写的“道”，就是“哲人有作，不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后”

欧阳詹的文章正是古文运动理论的实践。欧阳詹的文章以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理论来创作，精于说理。韩愈评他的文章“切深，喜反复，善自道”。唐末李贻孙说他的文章“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

欧阳詹所作文章大多有新意，有独见。如《片言折狱论》，指孔子说子路“片言折狱者，其由也欤”，学者普遍认为这是称赞子路善于折狱。他却指出，这句话并非称赞子路，世代“以片言折狱”为害不浅。如《吊汉武帝文》，则直指武帝心怀“帝王与神仙”的矛盾，“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从”。这些能表现“文章合为时为事而作”的功能。

助教任上

回到长安，欧阳詹一等又是六年，在贞元十五年才被朝廷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的官职。虽然这只是皇家高等学府“四门学”中最低的职衔，但福建人担任此职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很想有所作为，历史记载，唐代自设助教这个官职官以来，没有比欧阳詹更尽职的。但朝廷并没有重用他。欧阳詹在长安依旧过着借钱租房，缺衣少食的客旅生涯。

在国子监四门助教任上，欧阳詹全力支持和参与韩愈、柳宗元等人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欧阳詹与韩愈同榜登科，志同道合，成为一生的挚友。欧阳詹曾率领生员上书，大力推荐韩愈为四门博士。他们诗文酬唱。韩愈曾作《驽骥吟》表达自己有志不为朝廷所用的怨叹，欧阳詹作《答韩十八驽骥吟》诗。他们一样有着“室在周孔堂，道通尧舜门”的志向，一样无法实现志向。欧阳詹死，韩愈听说后非常悲恸，写《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

惑妓而死

关于欧阳詹的死，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谅犹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

欧阳詹游太原时，爱上一个艺女李倩，与她相约回长安后再来接她。别后艺女非常思念他，作诗：“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她把诗和发髻托人转给欧阳詹后就病逝了。欧阳詹在太原看见旧物，百感交加，悲恸而病，回长安后病逝。孟简曾作《咏欧阳行周事》哀悼此事。

他逝世后，好友崔群大哭，李翱为他立传。欧阳詹笃于友谊，临终时立遗嘱将灵柩运回南方，要求葬在年轻时与林藻、林蕴兄弟读书的莆田广化寺。

野史逸闻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二十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文章是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唐德宗贞元年间，欧阳詹进士及第，吏部主持的关试结束之后，到太原去旅游。乐妓中有个他所喜欢的人，两人相处得十分亲热。等他要回京城时，便与她订立盟约道："“回到京城后，我会来迎接你的。”“说完洒泪而别，并赠给她一首诗道：”“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屐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不久，欧阳詹担任了国子四门助教，居住在京城里。太原相遇的那个乐妓，分手之后时刻思念着欧阳詹，过了一年便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她便将自己的发髻对着镜剪了下来，装在小匣里，然后对身边的丫环说：”“我就要死了，如果欧阳公子的使者能到这里来，你可将此小匣交给他作为信物。”“同时又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写完这首诗后，她便去世了。等欧阳詹的使者来到时，那位丫环便如实告诉了来使，使者带着小匣回到京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欧阳詹打开小匣子看过，又见了那首遗诗，顿觉五雷轰顶，一声长嚎便死去了。旧友孟简写诗表示对友人欧阳詹的哀悼痛哭，诗的序言写道：欧阳公子乃闽越之精英，因为卓有文才而及第，从此开始为朝廷效命。受着太学之奉禄，襄助成均之数化，在任期间，卓有劳绩。在我唐朝贞元巳卯那年，欧阳詹经上书相府，议论国政大事，文风清正雅浩，辞旨恳切质直。时置东方战事只起，所以府县未能及时对他进勉励和保举。时日既久，他有些倦了去太原宴游。回到京城不久，便逝世于官位上了。回想起来，实在令人悲哀呵！欧阳出身贫寒，为求功名而刻苦攻读，生活极为勤俭，从不染身于声色，直到出仕为官，也不知洞房娇妻之为盅惑。刚到太原之时，在大将军的宴席之上，有位北方出名的乐妓频频注目于欧阳，欧阳为情所动，留在太原与她朝处数月。作为燕婉之乐，平生只有这一次。后来两人分手，歌妓请求同行，欧阳说道：”“众目睽睽，不可不畏。”“于是告辞，请她等待回到京城后再来迎接。分别之后，欧阳终因有事缠身而延误，不能如期践约，过了约定期限方才派人快马前往，秘密迎接歌妓。歌妓因为长期思念而酿成疾病，临死之前剪掉自己的云髻，告诉侍儿道：”“心上的人儿会来看望我，届时可将发髻相赠作为信物。”"使者得到发髻之后，带着一匹空马返了回来，将发髻交给欧阳。欧阳追悔不及，伤心恸哭，过了十天便与世长辞。则韩愈作何蕃书，所谓欧阳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访问我，常叹息其事，呜呼！男女之间互相钟爱，往往导致为爱情献出生命，这也不是什么荒谬的事情。大凡能够及时割断爱情，不为对方的姿色所诱惑，怎么会出现这类结局呢？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咏》中有《庐江小吏》，更是男女双方都死于相爱，与欧阳詹的经历有些类似。闲暇之日，笔者有感于此事，也曾偶尔作诗。

年谱

泉州市历史名人研究会欧阳詹委员会撰

755年12月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卅十日出生于潘湖。

763年2月唐广德元年儿童时期的欧阳詹拜私垫郑晚为师就读于潘湖资福院。

766年6月唐大历元年少年欧阳詹随母黄昌靖到南安高盖山外祖母范士宝家读书

771年1月青年欧阳詹与灵源虹在安海灵源山学习道教炼丹之术。

772年12月回潘湖与罗山甫、灵源虹往来潘湖间有奉养合烁之契。常到潘湖九十九溪吟啸桥、北畔狮山岩吟诗高啸。

775年3月与林藻、林蕴兄弟结芦于清源山赐恩岩欧阳室（后辟欧阳书院）

778年6月经泉州太守薜播、福建观察察使常衮两人引荐与秦系、姜公辅交游磋商学艺。

780年3月詹唐建中元年的欧阳詹往莆田福平山与林藻、林蕴攻读诗书有北上西安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并与林萍（林藻八妹）相恋结为夫妻在潘湖举办婚礼，后应邀到泉州西湖饯行和福州南涧寺、泉州北楼撰志。生欧阳价（781年生）、欧阳萌（783年六月初七日生）、欧阳秬（785年八月十六日生）。

785年2月贞元元年刚步入壮年的欧阳詹回在晋江潘湖家乡紫帽山龙首山别墅妙峰堂召开兄弟亲友会邀请欧厝亲友商讨是否北上参加京师进士考试越年春乘马车北上西安京都应试，有“兄弟亲故满离亭”之句。

786年3月春贞元二年，欧阳詹西上长安，前往参加进士考试。这是泉州士子前所未有的举动。在西安过着六年候考的其间历游太原江夏晋祠汉口等过着缺衣少食的客旅生涯和穷困的租赁生活。

792年3月春唐贞元八年以礼部尚书陆贽为主考官荣登龙虎榜进士取贾稜、欧阳詹、韩愈、李观、崔群等23名同登金榜，时称“龙虎榜”。贾稜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

793年唐贞元九年衣锦还乡在丰州建应魁亭，在泉州甲第巷詹厝山（源和堂里）建欧阳詹故居。

795年唐贞元十一年春与太原歌姬丽云相恋有《《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诗为证。

796年秋回潘湖建欧阳四门府第（即现潘湖宗祠）作《六曹新都堂记》。

797年唐贞元十三年回京师率其师生力荐韩愈为四门博士欧阳詹作《答韩十八驽骥吟》诗。其间上书郑相公，历游京师作诗。

799年在京师作《片言折狱论》四试于吏部始授国子监四门学助教。

800年12月卒于京师。欧阳詹子三长欧阳檟居甲第巷早卒无嗣，次子欧阳萌徙莆田福平山护扫父欧阳詹墓，季子欧阳秬出继欧阳谟为嗣，遂为从子守祖居潘湖，传二十二世迨至欧阳至族长明洪武二年黑蜂之灾迁往泉州同安漳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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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年、籍贯皆不详。德宗建中元年(780)登进士第，其余不详。事见《文苑英华》卷一八九省试州府试诗，参张忱石《〈全唐诗〉无世次作者考索》。《全唐诗》存诗1首。

孙偓（？～？） 唐代大臣。字龙光。父孙景商。今东昌府区沙镇人。第进士，历显官。以户部侍郎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后又兼礼部尚书等职。

吉师老，男，中晚唐间在世。生平不详，诗人。

钱镠（liú）（852年－932年），字具美（一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钱镠在唐末跟随董昌镇压农民起义军，累迁至镇海节度使，后击败董昌，逐渐占据两浙十三州，先后被中原王朝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在位四十一年，庙号太祖，谥号武肃王，葬钱王陵。钱镠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经济繁荣，渔盐桑蚕之利甲于江南；文士荟萃，人才济济，文艺也著称于世。曾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还鼓励扩大垦田，由是“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两浙百姓都称其为海龙王。"轶事典故

贵人出世
　　钱镠年轻时，常与临安县录事钟起的几个儿子一起喝酒赌博，钟起为此很不高兴。后来豫章有相士发现钱塘地界有王气，于是便到临安暗中查访。钟起与这个相士认识，便宴请县中贤豪之士，请相士观察，可惜都不是。后来相士路过钟起家，恰好钱镠前来，相士看到后道：“此真贵人也！”又对钟起道：“你以后的富贵，就靠此人了。”从此，钟起不但允许儿子与钱镠交往，还时常接济他。

计退黄巢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攻掠浙东，打算攻打临安。钱镠分析形势后，率领二十余人伏击起义军的先头部队，然后撤退到八百里。钱镠告诉路边的老妪：“等会有人来，你就告诉他临安兵屯八百里。”追兵到来后，老妪将钱镠的话告诉他们。黄巢不知道八百里是地名，还以为临安兵马扎下了八百里的营地，说道：“刚才就十几人都打不过，何况现在有八百里的兵马。”于是，退兵而去。

衣锦还乡
　　钱镠幼年时，常与一群小孩在里中一棵大树下玩耍。他一统两浙后，衣锦还乡，大宴家乡父老，以锦缎覆盖山林，并将幼时戏耍的那棵大树封为“衣锦将军”。

钱镠还在临安故里建造豪宅，每逢回乡都前呼后拥，排场很大。其父钱宽对此很不满意，每次听闻他来，都有意避开。钱镠遂步行回家，向父亲询问原因。钱宽道：“我家世代以田渔过活，从未出过如此显贵之人。你如今为两浙十三州之主，周围都是敌对势力，还要与人争利。我怕祸及吾家，所以不忍见汝。”钱镠哭着拜谢父亲，从此小心谨慎，力求保住基业。

钱镠被封为吴越王后，回乡祭扫坟墓，延请故老。八十岁以上者用金樽，百岁以上者则用玉樽。钱镠亲自执杯，高唱《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曰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人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他见乡民不懂歌中之意，便再用土语高唱：“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歌罢，满座叫好。

警枕粉盘
　　钱镠长期生活在混乱动荡的环境里，养成了一种保持警惕的习惯。他夜里睡觉，为了不让自己睡得太熟，用一段滚圆的木头做枕头，叫做“警枕”，倦了就斜靠着它休息；如果睡熟了，头从枕上滑下，人也惊醒过来了。为了防范侍卫夜间贪睡失职，钱镠还常向城墙之外发射弹丸，以期他们提高警惕。此外，钱镠还在卧室里放了一个盛着粉的盘子，夜里想起什么事，就立刻起来在粉盘上记下来，免得白天忘记。

钱镠睡警枕的故事，在流传中竟演化为整宿不睡觉，以致得了“不睡龙”的绰号。后晋年间，契丹使团出使中原。一个判官曾问负责接待的近侍李泳：“吴越的钱镠怎么样了，还是整宿不睡吗？”他见李泳不解，便解释道：“我曾听五台山王子大师说，‘浙中不睡龙，今已归矣！’我就想确证一下。”其实，钱镠这时早已逝世，只是由于消息闭塞，契丹人尚不知道。

妙语弭谤
　　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后，大兴土木，昼夜不停，士卒皆有怨言。有人在晚上在大门上写道：“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钱镠看到后，不怒且喜，命小吏在旁边又加了一句：“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怨言顿时消失。

陌上花开
　　据《十国春秋》记载，钱镠甚爱自己的王妃庄穆夫人吴氏，王妃每年春天必归临安，钱镠甚为想念。一年春天王妃未归，至春色将老，陌上花已发。钱镠写信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意思是田间阡陌上的花开了，你可以慢慢归来了吗？

后来苏轼根据这个故事做了三首题为《陌上花》的绝句。

穿眼斫头
　　钱镠统一两浙后，主要对手便是杨行密。二人屡动干戈，互相视为仇敌。杨行密让人用大索做成钱贯，称之为“穿钱眼”。钱镠也不甘示弱，每年都让人用大斧砍柳树，称之为“斫杨头”。直到武勇都之乱，钱杨联姻，穿眼斫头之举才被停止。

任用罗隐
　　罗隐在中原郁郁不得志，晚年返回家乡杭州，依附钱镠，曾作诗一首送于钱镠，其中有两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他以祢衡自比，想试探钱镠是不是不能容人的黄祖。钱镠大笑，当即回诗道：“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他给了罗隐极高的赞誉，并加以重用。

钱镠喜欢吃鱼，曾命西湖渔民每日都要向王府缴纳数斤鱼，名曰“使宅鱼”。罗隐知道后，借为钱镠的《蟠溪垂钓图》题诗的机会，作诗道：“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他的意思思是说如果姜太公来到西湖垂钓，也得每天给钱镠送鱼，这显然是在讽谏钱镠。钱镠不但不怒，反而下令取消了“使宅鱼”。

后梁建立后，进拜钱镠为吴越王，并征召罗隐为谏议大夫。罗隐拒不应召，并劝说钱镠起兵伐梁，道：“大王乃是唐朝之臣，理应进兵北伐，纵然不能成功，也可退保两浙，自立为帝。绝不能向贼梁称臣，遗羞千古。”钱镠虽没有采纳罗隐之言，但却对他更加敬重。

出妾正法
　　钱镠有宠妾郑氏，其父犯了死罪，左右都为之求情。钱镠却道：“岂能因一妇人而乱我法度。”他当即休掉郑氏，并将其父斩首。

重赏门吏
　　钱镠曾微服出行，只到城门已闭方才回城。他在北城门外高喊开门，但守门小吏却毫不理睬，还道：“就算是大王来我也不会开启城门。”钱镠无奈，只得改由别的城门入城。次日，钱镠召见北门守吏，对他加以重赏。

贯休献诗
　　晚唐僧人贯休雅好吟诗，有诗僧之称。据《唐才子传》记载，贯休曾在钱镠称吴越王时，前往庆贺，并献贺诗一首。这首诗名为《献钱尚父》，其中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钱镠大加叹赏，但却要他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答道：“州难添，诗亦难改。我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说罢便拂袖而去。

但据学者傅璇琮考证，贯休谒见钱镠应在乾元二年夏季赴荆南之前，非在钱镠封王之后。而钱镠讨伐董昌之战在当时刚刚开始。贯休的“一剑霜寒十四州”实际上是在预祝钱镠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非是表明钱镠已占据十四州之地。而诗末的“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更表明本诗是预祝之词。

钱王射潮
　　钱镠治理杭州时，修筑海塘。因为涌潮汹涌，钱塘江海堤修筑不成，部下都认为是潮神作怪。钱镠于是在八月十八在钱塘江前布置一万名弓箭手，并声称“假如潮水再来，那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

可是潮神并没有理睬告诫。一会儿，但见远远一条白线，飞速滚来，钱镠命万箭齐发，直射潮头。那潮头只好弯弯曲曲地逃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直到今天，江水还弯弯曲曲地向前流去，象个“之”字，因此后人又叫这个地方为“之江”。

知我罪我
　　钱镠晚年与僚属们谈起杭州城的变化，众人盛赞杭城邑屋繁会，江山雕丽，湖海形胜，为天下稀有，全都是大王数十年精心治理之力也。钱镠却很清醒，他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

人物生平

早期事迹
　　唐朝大中六年二月十六日，钱镠生于临安县石镜乡大官山下的临水里钱坞垅。相传他出生时突现红光，且相貌奇丑，父亲钱宽认为不祥，欲弃于屋后井中，但因祖母怜惜，方得保全性命，因而取乳名“婆留”。而这口井后来也被称为“婆留井”。

钱镠自幼学武，擅长射箭、舞槊，对图谶、纬书也有所涉猎，成年后以贩卖私盐为生。

征讨起义军
　　乾符二年，浙西镇遏使王郢拥兵作乱，石镜都镇将董昌招募乡勇平叛。钱镠时年二十四岁，应募投军，被董昌任命为偏将，随军平定王郢之乱。

乾符五年，宣州、歙州一带群盗蜂起，有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数股势力，都聚兵劫掠。钱镠率军一一讨平，因功被授予石镜镇衙内知兵马使、镇海军右职。

乾符六年，黄巢起义军劫掠浙东，进犯临安。钱镠分析形势，采用伏击与虚张声势等战术，以少胜多，击败起义军先头部队，而后又设下疑兵计，使得黄巢不敢进攻杭州。淮南节度使高骈听闻，对钱镠称赞不已。

广明元年，董昌聚集杭州各县乡兵，组建八都兵，并以钱镠为石镜都副将。不久，高骈召董昌、钱镠前往广陵，并对诸将称赞钱镠，认为他将来的成就必能超越自己。后来，董昌见高骈没有平定起义军的想法，便辞返杭州。高骈表奏董昌为杭州刺史，钱镠为都知兵马使、太子宾客。

翦灭刘汉宏
　　中和二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矛盾激化，命其弟刘汉宥与都虞候辛约进驻西陵，欲吞并杭州。钱镠率八都兵渡过钱塘江，偷袭刘汉宥，火焚其营寨。刘汉宏又命部将黄珪、何肃屯兵诸暨、萧山，而后亲自率军督战，但都被钱镠击溃。何肃、辛约战死，刘汉宏扮作屠夫逃回越州。

中和四年，唐僖宗以宦官焦居璠为杭越通和使，命董昌与刘汉宏罢兵和解。二人都不肯奉诏，仍继续交战。刘汉宏命朱褒、韩公玫、施坚实等率水军屯驻望海。

光启二年，董昌命钱镠进攻越州，表示自己占据浙东后会将杭州授于钱镠。钱镠遂率军出平水，开山路五百里，直趋曹娥埭，收降浙东将领鲍君福。他屡破浙东军，进屯丰山，而后攻破越州。刘汉宏败走台州，被台州刺史杜雄生擒献于钱镠，最终被斩于会稽。董昌占据浙东，遂自称“知浙东军府事”，移镇越州，将杭州让于钱镠。

割据两浙

占据浙西
　　光启三年，董昌被正式任命为越州观察使，钱镠则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不久，浙江西道、淮南道先后发生兵变。镇海节度使周宝被部属刘浩、薛朗驱逐，逃到常州，治下的苏州也被六合镇将徐约攻取。淮南节度使高骈则被部将毕师铎囚禁。钱镠命成及、杜棱攻破常州，将周宝接到杭州，但周宝不久便因病而死。杜棱又攻取润州，逐走刘浩，俘获薛朗。

文德元年，钱镠处死薛朗，以祭奠周宝，而后命从弟钱銶击破徐约，被唐昭宗任命为杭州防御使。与此同时，庐州刺史杨行密也起兵攻入淮南道，在淮南、浙西一带与孙儒、钱镠进行混战。经过数年混战，杨行密终于杀死孙儒，占据了淮南道，还夺取了浙江西道的润州、常州。苏州则被钱镠占据。此外，钱镠还收编了孙儒部分残部，组建武勇都，提高了属下军队的战斗力。

景福元年，唐昭宗在越州设置威胜军，任命董昌为威胜军节度使、陇西郡王；又在杭州设置武胜军，以钱镠为武胜军都团练使。此时，钱镠占据浙西数州之地，任用杜棱、阮结、顾全武、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等文武人才，势力逐渐壮大。

景福二年，钱镠升任苏杭观察使，并征发二十万民夫以及十三都军士，修筑杭州罗城。不久，唐昭宗又拜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承认了他对浙江西道的统治权。乾宁元年，钱镠又获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荣衔，成为使相。

讨平董昌
　　乾宁二年，董昌在越州自立为帝，建立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并任命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镠致信劝谏道：“与其关起门来当皇帝，与九族、百姓同受涂炭，不如当一个节度使，能得终身富贵！”董昌不听。钱镠率三千兵马前往越州，亲自面见董昌，再次劝说。董昌只得向朝廷请罪。同年五月，唐昭宗削除董昌官爵，又封钱镠为浙江东道招讨使、彭城郡王，令其讨伐董昌。董昌命部将陈郁、崔温屯兵于香严、石侯，并向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求救。

乾宁三年，杨行密派部将安仁义援救董昌。钱镠命顾全武进攻越州，斩杀崔温，击败徐珣、汤臼、袁邠等将。不久，顾全武攻破越州，俘获董昌。董昌在押赴杭州途中，于西小江投江自杀。同年十月，唐昭宗改威胜军为镇东军，任命钱镠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又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铁券，恕其九死。

乾宁四年，钱镠前往越州，正式接受镇东军节度使的任命，而后返回杭州，以越州为东府。从此，钱镠基本控制了两浙，形成割据势力。光化元年，钱镠将镇海军治所由润州迁到杭州，并加检校太师。唐昭宗还将他的画像挂在凌烟阁上，并改其乡里为广义乡勋贵里、衣锦城。

徐许之乱
　　钱镠在平定了两浙内部的敌对势力后，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征讨。但由于三面受敌，仍经历了多次边境保卫战，主要对手就是淮南节度使杨行密。

天复二年，钱镠进封越王。不久，武勇都左右指挥使徐绾、许再思趁钱镠出巡衣锦城，起兵叛乱，攻打杭州内城。钱镠偷偷潜入杭州，派马绰、王荣、杜建徽等人分别防守各城门，又命顾全武前往东府备变，以防叛军占据越州。顾全武则担心叛军会向淮南求援，建议钱镠与杨行密联姻。钱镠遂让第六子钱传璙随顾全武前往广陵，向杨行密求婚。而徐绾果然向淮南将领田頵求救。

顾全武到广陵后，游说杨行密道：“若使田頵得志，必为大王心腹之患。大王若召回田頵，钱王愿以儿子钱传璙为质，并与您联姻。”杨行密遂将女儿嫁给钱传璙，命田頵回军。田頵只得带着徐绾、许再思返回宣州，但却将钱镠的儿子钱传瓘留为质子，又索要二十万缗犒军钱。

天复三年，田頵起兵反叛，结果被杨行密镇压。徐绾被淮南军俘虏，随即被杨行密装入槛车，送交钱镠。钱镠命将徐绾处死。

建国吴越
　　天佑元年，钱镠上表朝廷，求封吴越王，却被朝廷拒绝，后因朱温斡旋，被改封为吴王。他建立功臣堂，将五百名宾佐将校之名刻于碑上，以纪其功。

后梁开平元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梁朝，并封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钱镠不愿错过这个做孙权的机会，不听属下官员“拒梁命”的建议，接受了梁朝册封。

开平二年，朱温又加封钱镠为守中书令，将其故乡临安县改为安国县。

开平三年，钱镠又加守太保。乾化元年，钱镠加守尚书令，兼任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并于衣锦军建立生祠。

乾化二年，郢王朱友圭弑父篡位，尊钱镠为尚父。

贞明元年，均王朱友贞发动政变，夺取帝位。

贞明二年，钱镠派安抚判官皮光业入贡中原，被加封为诸道兵马元帅。

贞明三年，朱友贞又加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准其设立元帅府，辟置官属。

贞明四年，淮南节度使杨隆演派军夺取虔州，阻断了吴越北上中原的陆路交通。钱镠只得改由海路入贡京师。

龙德元年，钱镠又获赐殊礼，可“诏书不名”。此时，西川、淮南、岭南、福建等地统治者先后建国称帝，都劝钱镠据吴越称帝。钱镠笑道：“这些人自己坐在炉炭中，还想把我也拉到上面。”钱镠虽然拒绝了他们的劝说，但各国君主仍然都像对父兄一样对待他。

龙德三年，钱镠被册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立吴越国。他改府署为朝廷，设置丞相、侍郎等百官，一切礼制皆按照皇帝的规格。不久，晋王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改元同光。钱镠又遣使进贡，并求取玉册。郭崇韬等大臣都极力反对，认为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玉册。但李存勖最终还是赐予钱镠玉册、金印。新罗、渤海等海外诸国皆接受钱镠册封，尊其为君长。

晚年生活
　　同光四年，李存勖在兵变中遇害，李嗣源即位。中原局势混乱，朝廷诏命难以到达吴越。钱镠遂改元宝正。关于钱镠改元一事，因后人尊奉中原正朔，对此颇有讳言。而洪迈所著《容斋四笔》则称，钱镠在宝正年号之前，还曾改元天宝、宝大。

天成四年，后唐供奉官乌昭遇、韩玫出使吴越国。韩玫与乌昭遇不睦，回国后称：“乌昭遇面见钱镠，称臣拜舞，称其为殿下，并私下向钱镠透露国事。”枢密使安重诲与钱镠有旧怨，于是上奏朝廷，将乌昭遇斩首，并削除钱镠官爵，勒命其以太师之职致仕。钱镠命儿子钱元瓘等人上表诉冤，但朝廷都未予理会。

长兴二年，安重诲因罪被诛，其中一条重要罪名便是“绝钱镠”。李嗣源重新任命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并命监门上将军张篯前往杭州谕旨，称昔日命他致仕乃是安重诲矫诏。

长兴三年，钱镠病重，召集臣下托付后事，他道：“我的儿子们大多愚蠢懦弱，只怕难以担当大任。我死后，请你们从中择贤而立。”臣下都推举钱元瓘。钱镠于是立钱元瓘为继承人。不久，钱镠去世，终年八十一岁。朝廷得知后，废朝七日，赐谥号武肃，并命工部侍郎杨凝式为其作神道碑文。

应顺元年，钱镠被葬于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后又建庙于越州。

为政举措

钱鏐在内政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上。

公元910年，钱镠动员大批劳力，修筑钱塘江沿岸捍海石塘。用木桩把装满石块的巨大石笼固定在江边，形成坚固的海堤，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潮水侵蚀。并且由于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得江边农田得获灌溉之利。

此外，钱镠设撩湖军，开浚钱塘湖，得其游览、灌溉两利，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与运河相通。钱镠还在太湖地区设“撩水军”四部、七八千人，专门负责浚湖、筑堤、疏浚河浦，使得苏州、嘉兴、长洲等地得享灌溉之利。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钱宽，赠礼部尚书、守太师、中书令，追封英显王。

母亲：水丘氏，封秦国太夫人，追封赵国太玄太夫人。

兄弟

二弟：钱锜

三弟：钱镖，曾任湖州刺史，后叛投南吴，官至右龙武军统军。

四弟：钱铎，官至睦州刺史、安南军节度使。

五弟：钱铧，由钱镠抚养长大，官至顺化军节度使，封楚国公，死后谥号忠简。

妻妾

妻

庄穆夫人吴氏，浙西观察判官吴仲忻之女，生子钱传瑛、钱元璙、钱传璛、钱传璟、钱元琳。历封燕国夫人、晋国夫人、吴越国正德夫人，死后谥号庄穆。

妾

陈氏，生子钱元琏、钱元瓘，追赠晋国太夫人，谥号昭懿。

胡氏，生子钱元玑、钱元璲、钱元琢、钱元珦、钱元禧，封庆安夫人。

童氏，生子钱传，封济南夫人。

李氏，生子钱元懿。

郑氏，因父亲犯死罪而被休。

子女

儿子

《十国春秋》记载，钱镠共有三十八子，[93] 但见诸史册的只有三十五人。

1. 钱元琏

2.钱元玑，官至宁国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检校太傅，封宛陵侯，晋封宁国公。

3.钱传瑛，曾在武勇都之乱中立下战功，封两浙副大使。赠太尉，追封云国公。

4.钱元懿，官至清海、武胜等军节度使，太师、中书令，封金华郡王，谥号宣惠。

5.钱元璲，封永嘉侯。

6.钱元璙，娶杨行密之女，屡立战功，官至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中书令。追封广陵郡王，谥号宣义。

7.钱元瓘，吴越世宗，谥号文穆。

8.钱传，官至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司空、明州刺史，封余姚侯。

9.钱传球，封大彭县侯。

10.钱传，封金华侯。

11.钱元

12.钱元琢

13.钱元璞

14.钱传璛，娶马殷之女，官至湖州刺史、太傅，封新安侯。

15.钱传璟，官至检校尚书右仆射、守司农卿，封霅国公。

16.钱元珰

17.钱元珣

18.钱元玧

19.钱元琛

20.钱元瑾

21.钱元，官至静江军节度使、中书令，封扶南侯，后因罪被钱元瓘处决。

22.钱元珦，官至顺化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封淮阴侯，后因罪被钱元瓘处决。

23.钱元琳，官至右千牛卫大将军。

24.钱元佑，官至静海军节度使。

25.钱元裕

26.钱元弼，官至秀州刺史。

27.钱元璝，官至福州彰武军节度使，追封宁明王。

28.钱元璠

29.钱元勖

30.钱元禧

31.钱传蒨，官至苏州刺史。

32.钱元邧，官至温州刺史。

33.钱元圭

34.钱传珎，后梁驸马都尉。

35.钱传琰，封钱塘侯。

女儿

钱镠见诸史册的女儿只有一人：钱氏，嫁成及之子成仁琇。

墓葬纪念

墓葬

钱王陵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墓地，位于浙江临安市锦城镇太庙山南麓。

钱王陵是浙江省唯一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墓，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临安市“红色之旅”景点。

后世纪念

钱王祠

钱王祠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东岸柳浪闻莺公园内，始建于北宋熙宁十年，供奉钱氏三世五代国王，原称表忠观，清代以后则通称为钱王祠。1957年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中被毁。2003年重建，占地1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4600平方米。2003年重新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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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均，张说长子。开元中历官大理卿。受禄山伪命为中书令。肃宗立，免死，长流合浦。集二十卷，今存诗七首。均、垍皆能文。说在中书，兄弟已掌纶翰之任。居父忧服阕，均除户部侍郎，转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贬饶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征，复为户部侍郎。九载，迁刑部尚书。自以才名当为宰辅，常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权臣陈希烈，期于必取。既而杨国忠用事，心颇恶之，罢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韦见素代之，仍以均为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郁郁。禄山之乱，受伪命为中书令，掌贼枢衡。李岘、吕諲条疏陷贼官，均当大辟。肃宗于说有旧恩，特免死，长流合浦郡。

[唐]（约公元八一三年前后在世）字孔昭，深州陆泽人，张荐之子。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宪宗元和中前后在世。初应“宏辞”第一，又为京兆解头，元和九年，（公元八一四年）状元及第，时号为张三头。在三次大考中都得第一名，即“解元”、“会元”、“状元”谓之“连中三元”，历史上“连中三元”者连他在内仅有17人！又新嗜茶，著有《煎茶水记》一卷，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的茶道研究著作。并善写诗文等，有《唐才子传》并行于世。

袁瓘，襄阳人，后移居宋州。喜爱剑术，与孟浩然，储日羲友善，玄宗时，任左拾遗，孟浩然到洛阳曾寻访袁瓘，而袁瓘已贬官岭南，孟写诗《洛中访袁拾遗不遇》，后来孟浩然又到岭南寻访，而袁瓘又遇赦而归授太祝之职，孟浩然写诗《南还舟中寄袁太祝》。开元十一年，孟浩然在长安与袁瓘重逢，不久，袁瓘调任赣县尉，孟浩然写诗《送袁太祝尉豫章》。《全唐诗》存其诗二首。

狄归昌 狄归昌,唐朝人，官侍郎，光化中，历尚书左丞。《题马嵬驿》是其诗作.

宋若华（？年—820年），《新唐书》作宋若莘，此从《旧唐书》，贝州清阳(今河北清河)人。父宋廷棻，生一男五女，男独愚不可教，而五女皆警慧，善属文。宋若莘最长，次为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皆禀性贞素，不愿归人，欲以学名家。若华教诲诸妹若严师。逝世于唐宪宗元和（806年—820年）末年。

生卒年、籍贯皆不详。隋尚书右丞潘子义孙。曾任吏部员外郎、屯田郎中。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在杭州刺史任。事迹散见许敬宗《贺杭州等龙见并庆云朱草表》、《元和姓纂》卷四、《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四。求仁善文能诗，《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四》均著录《潘求仁集》3卷，已佚。《全唐诗》存诗1首。

法眼文益（885年～958年），唐末五代高僧，俗姓鲁，浙江余杭人。号无相。中国禅教“法眼宗”的创始人。廿岁受戒绍兴开元寺，后至育王寺从希觉学律。文益通大乘佛教各宗派，且涉儒家经籍，希觉视之为佛门的子游、子夏。时南方兴禅，文益便南下福州长庆院向慧稜禅师学习。尔后，文益在地藏院，得桂琛禅师点化觉悟佛法，终成一代宗师。"相关事件

后唐清泰二年报恩禅院、清凉寺开堂接众。由于金陵在五代宋初战乱较少，百姓文化水准较高，其思想得到较大范围传播。文益在金陵三坐道场，四方僧俗竞向归之。
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十二月五日 ，文益圆寂，享七十四岁。葬江宁县无相塔。谥号“大法眼禅师”。

文益禅师的弟子众多，嗣法弟子六十三人，以德韶、慧炬、文遂等十四人最胜。高丽僧人曾来向他学习，得法者有三十六人，法眼宗后来传到朝鲜半岛，长盛不衰。

法眼宗，深受华严宗教义影响，并以之阐明禅宗的基本主张，提出“真如一心”即华严宗所谓的“总相”，视“心”为最高精神性本体，表现出“禅教兼重”的趋向。因此，法眼宗在所有佛家各宗派中，特别和儒家声气相投，得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大力褒扬。

轶闻

某时，文益遇大雪阻途，经地藏院歇脚。烤火取暖时，该院方丈桂琛禅师便问他：“你去那里”？

文益：“只是行脚罢了”。

桂琛：“什么是行脚”？

文益：“不知道”。

桂琛：“不知最亲切”。

雪停后，文益辞桂琛，桂琛送他到门口并问：“你曾说三界惟心，万法唯识，现在请告诉我庭下的那块石头是在心内，或是在心外呢”？

文益答：“在心内”。

桂琛说：“你这位行脚之人，为什么要把这样一块大石头放在心中呢？”

这话把文益说得窘极了，他便放下行李，决心留下来，向桂琛讨教。

每天他提出新见解时，桂琛都说：“佛法不是这样的”。

最后，文益只得对桂琛说：“我已经辞穷理绝了”。

桂琛便说：“以佛法来论，一切都是现成的”。

听了这话，文益才恍然大悟。“一切现成”一语，后来成为法眼宗徒参禅时的重要“话头”。

历史评价

文益非常博学，精通传统的典籍。但他却不是书本知识的奴隶。他常引证古人的话，但由他的口中说出，都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有个学生问他：“什么是古佛？”

他回答：“现在就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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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佺（？-712年），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人。唐朝中期将领，宰相孙处约之子。唐睿宗延和元年，官至左羽林大将军，代替薛讷为幽州大都督。率兵讨伐奚和契丹，发动冷陉之战，唐军败绩。孙佺及副将周以悌被擒，为突厥默啜可汗所害。

年代：唐，贞元十一年进士第。体裁:五排，诗一首。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钜鹿郡（一说在今河北省巨鹿县，一说在今河北省馆陶县）人，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病死。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葬礼从简。同年入凌烟阁。魏徵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生平

早年经历

大业十三年，魏徵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元宝藏起兵响应瓦岗李密，元宝藏给李密的奏疏都是魏徵所写，李密见魏徵非常有文才，于是召见魏徵，魏徵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但李密不用。

大业十四年，王世充袭击仓城被李密击败，王世充转攻洛口，又被李密击败。魏徵却对长史郑颋说：“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兵将也死伤了不少，瓦岗又没有府库，将士们取得战功得不到赏赐。还不如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而退时，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洛阳没有了粮食，王世充无计可施就会与我军决战，这时我们却不跟他交战。”郑颋对魏徵的话不以为然，说这是老生常谈的。魏徵说了一句：“这是奇谋深策，怎么是老生常谈呢。”拂袖离去。

归唐献策

唐武德二年，李密被王世充击败，魏徵随李密归降李唐。而李密部将李勣尚且占据着李密原来管辖的领土，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李密投降李唐，李勣自己占据这么大的地方不知何去何从。魏徵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到黎阳，魏徵作书与李勣，劝李勣投降。李勣于是派遣使者至长安，将献城的功劳都归给李密，然后押运粮草到李神通那里。

同年九月，窦建德率军攻打相州，李神通抵挡不住，率军转驻黎阳，被窦建德击败。魏徵及李神通、李勣都被俘虏。窦建德用魏徵为起居舍人。

武德四年，李世民率军攻打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来支援王世充。五月，李世民击败窦建德，并将其生擒。魏徵得以再次入唐。太子李建成用魏徵为太子洗马，礼遇甚厚。

武德五年，刘黑闼勾结突厥寇犯山东。魏徵见李建成虽然是嫡长子，但是功绩不如李世民，于是建议李建成去请战立功。李建成听从魏徵的建议，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

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将李建成、李元吉等诛杀。李世民听说魏徵以前经常劝谏李建成把李世民安排到别的地方去，李世民派人把魏徵带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徵回答说：“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之祸了。”李世民见魏徵说话直爽，没有丝毫隐瞒，于是赦免魏徵，并用魏徵为詹事主簿。

犯颜直谏

贞观元年，李世民登上帝位，任命魏徵为尚书左丞。李世民有志建立盛世，多次于卧榻召见魏徵询问得失，魏徵直言不讳，前后上谏两百多事，李世民全然接纳。

同年，河北一带原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旧属因玄武门事件搞的人人自危，李世民派魏徵前往河北进行安抚。路上魏徵正好碰见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押往京城，魏徵让将二人释放，仍旧任命官职，这样河北太子旧属才会相信李世民是真的要赦免他们。

贞观三年，魏徵被任命为秘书监，开始参预朝政。魏徵上奏李世民带领学者将古籍分为四部，并对其进行校定。

贞观五年，李世民与魏徵谈及了选人为官一事，魏徵说先要了解他的才能，然后审核他的品德，以及爱好这些。

长乐公主李丽质因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对她特别钟爱，将她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贞观六年开始准备嫁妆，唐李世民对众臣说“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大臣纷纷表示“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于是进言请求双倍于永嘉长公主，李世民欣然同意。然而魏徵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永嘉公主乃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此举逾越了礼制。李世民回宫把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得知此事后感叹魏徵能“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并对他大加赞赏。特地派人前去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在李世民并未有所表示的时候，长孙皇后直接对魏徵加以赏赐，并暗示自己会给予支持，可谓给魏徵注入了强心剂。也正是因为有长孙皇后这样的靠山，魏徵的正义直谏才会这般顺利。不久魏徵晋升爵位为郡公。

贞观七年，魏徵代王珪任侍中，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李世民命魏徵秉公处理。魏徵不大熟悉法律，但能抓住根本原则，依实际情况处理，大家都心悦诚服。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李世民，李世民认为这是毁谤。魏徵进言说：“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陛下你应该仔细想一下这样的事对还是不对。”李世民觉得魏徵说的有道理，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葬于昭陵，谥号文德皇后。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李世民对她思念无法停止，为了缓解思忆之苦，便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妻子的陵墓，还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让魏徵陪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徵是否看清了，魏徵装作没看见，李世民顿时着急，问“怎么会没看见，那是昭陵啊！”魏徵闻言回答说“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徵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尽管李世民这样追思妻子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却是一个天子的真情流露。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告诉李世民当初隋文帝杨广曾在此让附近的百姓上贡，贡品吃不完就扔掉，十分浪费。

贞观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违反法度来表示恭敬，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李世民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就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进言说“：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李世民说：“国家所以立太子，是准备他做国君。然而人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没有太子，那就依次立太子同母的弟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要是嫡出的长子，以这杜绝各个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李世民同意了王珪的奏言。

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李承乾的嫡子李象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唐李世民诏令天下见禁囚徒都降罪一等，内外官职事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各加勋官一转，天下大酺五日，[29]又大宴五品以上于东宫。李世民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两人。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李世民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李世民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李世民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魏徵向李世民上谏，让李世民要善始善终。

贞观十六年，后来皇太子李承乾不学习德行和术业，魏王李泰的宠爱一天天增长，朝廷内外众官，都有些疑虑和议论。李世民听到后很厌恶这些议论，对侍臣说：“当今朝臣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徵，我派他辅佐皇太子，用这杜绝天下的怨言。”李世民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旧。魏徵自称有病推辞，李世民下诏回答说：“汉朝的太子以四老为辅佐，我现在依靠您，也是这个道理。知道您患病，你卧病也可以保全太子。”

去世

贞观十七年魏徵病死，李世民非常伤心，并为此废朝五天。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

李世民下诏厚葬魏徵，但魏徵的妻子裴氏以魏徵生平生活简朴朴素，豪华的葬礼不是亡者之志为由拒绝。裴氏只有小车装载魏徵灵柩，李世民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并亲自刻书碑文。

魏徵死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徵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魏徵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得到他的一页遗表，才刚起草，字都难以辨识，只有前面几行，稍微可以辨认，上面写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大臣中，感情有爱有憎，自己憎的就只看见他的恶，自己爱的就只看见他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的恶，憎而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可以兴盛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然而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徵所说的这些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过错一定要进谏。”

同年二月，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位列第三。

不久之后，侯君集以谋反罪被处死，杜正伦被罢免，魏徵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这两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魏徵又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李世民知道开始怀疑魏徵是不是侯君集一党的。于是手诏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主要成就

行政

魏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李世民问魏徵：“君主怎样能够明辨是非，怎样叫昏庸糊涂？”魏徵答：“广泛地听取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某个人就会昏庸糊涂。从前帝尧明晰地向下面民众了解情况，所以有苗作恶之事及时掌握。舜帝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故共、鲧、欢兜都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因受贿被下臣侮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所以人君广泛听取意见,则宦官不敢蒙蔽，下面的情况得以反映上来。”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首次出自《孟子·公孙丑上》。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李世民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李世民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李世民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是儒家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

文史

史书编撰

魏徵出任秘书监之职，主管国家藏书之事。上书言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图书。李世民令他领写四部群书。置雠校者20人，书手100人，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具备。他改职之后，与虞世南、颜师古等硕学名儒续任秘书监之职。主撰《隋书》，其《经籍志》虽出于于之宁、李淳风等众人之手，但总领其书。《隋书·经籍志》参考了阮孝绪《七录》体例，以《汉书·艺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遗书14466余部，89666余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核对，按经、史、子、集四部，下分40类，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佚书1064部，12759卷。对考南北朝、隋代的藏书有帮助。在著录方法上，每类下录书名、卷数、作者、时代、官衔、内容提要、真伪、存亡或残缺。以究学术之发展、考流别之变迁。为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是研究古代书目史的重要文献。他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对古代藏书的兴亡更替作了历史的总结，丰富了藏书史研究的内容。贞观七年，任侍中，封郑国公。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

轶事典故

态度妩媚

李世民皇帝对人说：别人说魏徵的做人疏慢。可是我看他的态度。我看只觉得得妩媚。

嗜吃醋芹

唐代笔记《龙城录》里有一则关于魏徵与醋芹的文字，魏徵在朝堂上喜欢提意见，且常让皇帝下不了台。有一天，李世民笑着对大臣们说：“那个山羊鼻子整天板着脸，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动心的东西？”李世民身边的侍臣回答说，“魏徵喜欢吃醋芹”。第二天，李世民赐宴，赏赐的食物中有三杯醋芹。魏徵见了，食指大动，饭还没吃完，装菜的餐具就见底了。李世民说，“你看你看，你说自己没什么爱好，我现在终于见识到了。”被揭短的魏徵回答李世民说：“皇帝喜欢无为，臣子自然不敢有什么偏好。我就好这一口罢了。”李世民因此感叹好久。

家族成员

祖父：魏钊

父亲：魏琬

妻子：河东裴氏

长子：魏叔玉，光禄少卿

孙：魏膺，秘书丞，神龙初为郑国公

次子：魏叔瑜，职方郎中

孙： 魏华，礼部侍郎

曾孙：魏瞻，驾部郎中

第三子：魏叔琬

第四子：魏叔璘

女：魏氏，嫁霍王李元轨

魏徵孙魏殷为汝阳令，有三子：

曾孙：魏明，监察御史

玄孙：魏凭，献陵台令

来孙：魏谟，字申之，唐宣宗年间宰相

曾孙：魏隋，蓬州刺史

曾孙：魏万，兼御史中丞

籍贯争议

史书大都记载魏徵是巨鹿人，但馆陶和晋县却记载魏徵是“巨鹿下曲阳人”。下曲阳属于巨鹿，遍观从隋朝、唐朝到今天，历代政府所设巨鹿郡的辖境都在邢台市范围。而且唐时的馆陶和晋县不属于巨鹿郡管辖，且馆陶和晋县的县志中也没有魏徵任何记载。民国时期，邢台巨鹿古城发掘出的唐代时期的魏徵祠堂和魏徵铁像也证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

后世纪念

墓葬

魏徵墓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唐昭陵西南约3公里处的凤凰山巅。墓于山岭南端依山凿石而筑，属昭陵陪葬墓之一。墓垣现仅有蟠桃纹碑首的丰碑一通，《旧唐书·魏徵传》载：“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碑首造型，与众不同，似有独特恩遇之意。现碑身通体磨光，已无书写镌刻痕迹。

庙宇

魏徵庙建在魏徵墓前，庙仅存大殿一座，拜殿外东西墙壁嵌存有明天启四年《重修碑记》、大明开封府《魏公庙金神重修碑》、清顺治十六年《重修金神碑》、康熙二十五年《魏公庙重修门碑》四通碑。殿前还有雍正五年《今椿魏公神像暨满堂神像碑》，记载了重修魏徵庙的经过。1985年，魏徵庙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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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简（?-823）字几道，唐朝大臣，德州平昌（今山东德平）人。孟诜之孙，著名水利专家。祖籍汝州梁县，后寓居吴中，为吴中人所称美(李观《贻先辈孟简书》)。举进士宏辞连中。元和中，官至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尤工诗，善行书，元和十一年（816）书梁庚层吾撰唐经禹庙诗，见《唐书本传·金石录》。画像取自1928年修《江苏毘陵孟氏宗谱》"生平

少年得志

孟简自幼聪明，贞元七年前后，考中进士，再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榜上有名。

贞元九年，担任浙东观察使皇甫政的助手。贞元十三年，随皇甫政入朝任职，累官至仓部员外郎。二十一年，转吏部员外郎。元和二年迁司封郎中。四年，拜谏议大夫、知匦事。

开通“孟河”

后来因为论事时与皇上意见不合，下放到常州任刺史。唐朝时期，长江自镇江以下江宽水深，风大浪高，粮航行承受极大风险，以致粮船大多由南运河至润洲过江至对岸六圩入北运河北上。但由于奔牛以上河段地势高昂，一遇枯水，航船堵塞，交通极为不便。

孟简到任后，了解到这一情况，作了实地考察，同时了解到由于武进西北无通江大河，加上地势高昂，灌溉困难，农业作物收获无保障，农民苦不堪言。元和八年，孟简征集常州郡内及附近的民工15万人，对北自河庄附近长江岸起，南至奔牛附近万缘桥京杭大运河岸一线中间的旧河道进行贯通拓浚。工程期间，孟简亲赴河岸监察。河成，长四十一里，滚滚江水从此直达南注，入大运河，河水灌溉了四千余顷土地，提高了作物产量，农民温饱有了保障。同时，漕粮船只亦可经由此入江，沿扬中大沙洲内侧夹江西航至润州附近过江入北运河，分流了漕运。后人为纪念孟简的功绩，因而把新开通的河道称为“孟河”，千百年来沿用至今。 孟简因治常有功，唐宪宗李纯赏赐金紫衣服以表彰他，调回中央任给事中。九年九月，拜浙东观察使。十二年八月，调回中央任入户部侍郎。长庆元年四月，量移睦州刺史。二年，复为常州刺史。旋入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这年十二月因病去世。

野史逸闻

刑部尚书李逊曾经担任浙东观察使，他的性格仁慈，保护百姓利益，抑制官僚势力。原诸暨县尉包君的任期满了以后，居住在诸暨县边境附近。他与一个土豪有来往，这个土豪家里非常富有，每当有好吃的或新鲜水果，都送一些给包君。有一天，包君的妻子突然心腹发病，十分难受。别人看了以后都说是中了一种叫作盅的毒虫的毒，并问包君这毒是从哪里来的。包君回答说是因为土豪送来水果，妻子偶然吃了一点，就得了这种怪病。别人告诉包君，这个土豪家里养盅，已经害死过许多人了。包君问如今该怎么办？人们告诉他说："“养这种毒虫的人，都会解毒的方法。如今你应该迅速把夫人送到土豪家去求救，否则就没有办法了。”"包君当时就雇了一条船，带着妻子前往土豪家。他们家距离土豪家一百多里，过了一宿才到达。这时土豪已经知道他们要去，害怕自己养毒虫害人的事情泄漏，非常生气。包君的船到了以后，包君走上岸去，整理衣服正要去求救。土豪已经暗中埋伏了十多个仆人，等候包君的到来。土豪靸拉着，拿着木棍，来到船前。没等包君说话，这些人就开始大声叫骂，把包君拽倒在地，用棍子打了几十下。土豪又叫村里的二十多个妇女，上船把包君的妻子拉出来，查看了中毒的症状，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头往地上碰，百般折磨污辱，包君的妻子本来就瘦弱多病，并且怀有身孕，回到船上就死了。包君侥幸留下一条性命，还没有回到家里，土豪就坐快船赶到州府，向砚察使李逊告状，说包君倚仗从前当过县尉，带着妻子来到他的庄院，虚构罪名，扰乱闹事，诈取钱物，令他非常冤屈气愤。李逊非常生气，当时就派人带着枷锁去抓包君。包君刚刚回到家里。妻子的尸体还没有掩埋，准备办完丧事再去州府讲理。这时州里的差人忽然到了，给他戴上枷锁，将他押走。这一天，观察判官独孤在厅里打盹儿。梦见一个女人，神色悲伤凄惨，似乎要对他说什么，捧着一个石砚献给他。独孤接受了，心里对她很同情。不一会儿，包君被押到了，李逊让独孤来审理。独孤一问，包君所居住的地方正是石观村，独孤心中惊奇了很久。他把包君叫进屋里，仔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包君哭着将事情的经过说了。独孤问包君妻子的体形相貌和年龄，正是自己梦中所见到的女人，心中既感慨又愤怒。数日之后，土豪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独孤把审理报告拿给李逊看，李逊认为他判的不公正，只凭土豪的原状，改判包君倚仗以前的资历，擅自到老百姓家里闹事，打十棍。土豪以前当过县官，罚做二十天工。从事和幕僚等官员都为包君说话，独孤也极力为包君争辩，然而竟没有效果。包君妻子的哥哥在扬州听到判决结果，从远处赶来浙东求见李逊，哭着述说妹妹冤死的惨状。李逊大怒，认为他是来作说客，打了他脊背二十棍，将他赶出州界。淮南一带没有不认为这个案子断得冤枉奇怪的。独孤托病辞职了。当时尚书孟简任常州刺史，经常到浙东附近，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第二年，他接替李逊担任浙东观察使，便先送出名片，命令逮捕土豪一家十多口人。孟简到任以后没过几天，李逊还没有走，就把土豪一家十多口人处死了。他还赠送给包君许多钱物。几个州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不庆贺叫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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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年、籍贯皆不详。五代时曾仕后蜀为工部侍郎、判云安。其判云安时，尝作《感怀诗十韵》，并刻于石上。事迹见《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十国春秋》卷一一五。《全唐诗》存断句4句。

《全唐诗》收《长沙六快诗》1首，列世次爵里无考作者。按王揆，北宋仁宗时长沙（今属湖南）人。庆历初为太常博士。曾知临江军。后以屯田郎官致仕。皇祐间居长沙，作《六快活诗》讥荆湖南路经略使周沆、转运使赵良规等6人。事迹散见《湘山野录》卷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九、隆兴《临江府志》卷五。

南海(今广东广州)狂生，不仕。约于懿宗咸通间游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日未获请，乃作翻韵诗赠刺史崔某，崔以驰骑迎之。事迹见《云溪友议》卷下。《全唐诗》存诗1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