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文人之三

南唐妇人。生卒年无考，入宋后，相传受刑处死。事见《南唐书》、《侯鲭录》。存词一首。

徐昌图（约公元965年前后在世）莆田市城厢区延寿人，一作莆阳人。生卒年、字号均不详，约宋太祖乾德年中前后在世。徐寅曾孙，与兄徐昌嗣并有才名。五代末以明经及第，初仕闽陈洪进（仙游人，时任清源军节度使）归宋，陈遣其奉《纳地表》入宋进贡。太祖留之汴京，命为国子博士，迁殿中丞。昌图好作词，风格隽美，为五代词坛有数名手，启北宋一代词风。今人选词和研究宋文学史的，一定要提到他的名字。遗词仅存三首，收入《全唐诗》卷898中，亦曾收入《尊前集》

在五代十国时期，有几位被称作花蕊夫人的女性，她们不仅容貌美丽，而且能诗善赋，多才多艺。有关她们的事迹，多散见于五代至两宋的各种史籍之中，因其所处时代相同，且又均被称为花蕊夫人，她们的身份、事迹至今仍有许多疑谜。世传《花蕊夫人宫词》100多篇，其中确实可靠者90多首，诗一卷（《全唐诗》下卷第七百九十八）归属于孟昶妃，但词中有“法元寺里中元节，又是管家降诞辰”语，中元节为旧历七月十五日，正是王衍生日，而孟昶则生于十一月十四日，可知当出自王建淑妃手笔。"生平

前蜀花蕊夫人

四川自古为天府之国，自秦国李冰父子修都江堰，这里的经济更是发达。成都古称益州，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塞险，沃野千里。”成都平原实为天府之国的精华，自古号称锦城，李白曾有诗形容成都的富庶和秀丽：“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由于有这优越的地理环境，一到分裂时期，这里就出现独立政权，五代十国时这里也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但青史留名，广为传诵的不是皇帝，也不是文臣武将，而是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是形容女子生很美，“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花蕊夫人得名于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妃子徐氏。当时她们两姐妹都得到王建的宠爱。大徐妃为王建生下一个儿子王衍，他本排行十一，是最小的，却由于母亲、阿姨的关系立为皇太子。王建当上皇帝后不久去世，王衍当上皇帝后荒嬉无度，对吃喝玩乐十分在行，当他陪母亲和阿姨游青城山时，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装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夹着檀板哼哼唱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

王衍少不更事，一天到晚陪侍两位徐妃游宴贵臣之家，或周览蜀中名山寺观。而大、小徐妃更是结交宦官卖官鬻爵，弄得不成体统，后唐庄宗乘机灭掉前蜀，可见这位花蕊夫人是不值得称道的。

而谁是《宫词》作者呢？宋朝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后蜀花蕊夫人。《铁围山丛谈》记载：“及孟氏再有蜀，传至其子昶，则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宫词》者是也。”明人毛晋编撰《三家宫词》时，力主其说。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学者浦江清先生发表《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一文，考证出宫词作者为前蜀皇帝王建之小徐妃。从而使前人之谬、千古之惑于此而解。

《花蕊夫人宫词》中有“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日”之句，“中元节”为农历七月十五，“官家降诞日”就是皇帝生日。若《宫词》作者为孟昶之妃，则此官家非孟昶莫属，而孟昶的生日所有史书均记载是在十一月，只有前蜀后主王衍的生日在七月十五；另外《宫词》所咏皆前蜀宣华苑事物，因此，浦先生认为作者当为前蜀花蕊夫人所作。

后蜀花蕊夫人

另一位花蕊夫人，是后蜀后主孟昶的费贵妃，一个歌妓出身的贵妃。

前蜀亡后，后唐庄宗以孟知祥为两川节度使，孟知祥到蜀后，后唐内乱，庄宗被杀，孟知祥野心膨胀，训练甲兵，到唐明宗死后，孟知祥就僭称帝号，但不数月而死，孟昶继位。孟知祥处心积虑，昼夜辛劳所创下的局面，传到孟昶的手上，十年不见烽火，不闻干戈，五各丰登，斗米三钱，都下仕女，不辨菽麦，士民采兰赠芬，买笑寻乐，宫廷之中更是日日笙歌，夜夜美酒，教坊歌妓，词臣狎客，装点出一幅升平和乐的景象。

孟昶是个非常懂得享乐的人，据传宋太祖灭后蜀后，侍卫们领了宋太祖的旨意前去收拾东西，这些人居然连他的小便器也收来了。那溺器是最污秽的东西，侍卫们怎么还要取来呈给太祖呢？只因孟昶的溺器与众不同，乃是七宝装成，精美无比。侍卫们见了，十分诧异，不敢隐瞒，取回呈览。太祖见孟昶的溺器，也是这样装饰，不觉叹道：溺器要用七宝装成，却用什么东西贮食呢？奢靡至此，安得不亡！命侍卫将它打得粉碎。

孟昶是个非常懂得享乐的人，他广征蜀地美女以充后宫，妃嫔之外另有十二等级，其中最宠爱的是“花蕊夫人”费贵妃。孟昶天天颠倒在宫女队里，每逢宴余歌后，略有闲暇，便同着花蕊夫人，将后宫侍丽召至御前，亲自点选，拣那身材婀娜，资容俊秀的，加封位号，轮流进御，其品秩比于公卿士大夫，每月香粉之资，皆由内监专司，谓之月头。到了支给俸金之时，孟昶亲自监视，那宫人竟有数千之多，唱名发给，每人于御床之前走将过去，亲手领取，名为支给买花钱。孟昶日日饮宴，觉得肴馔都是陈旧之物，端将上来，便生厌恶，不能下箸。花蕊夫人便别出心裁，用净白羊头，以红姜煮之，紧紧卷起，用石头镇压，以酒淹之，使酒味入骨，然后切如纸薄，把来进御，风味无穷，号称“绯羊首”，又叫“酒骨糟”。孟昶遇着月旦，必用素食，且喜薯药，花蕊便将薯药切片，莲粉拌匀，加用五味，清香扑鼻，味酥而脆，又洁白如银，望之如月，宫中称为“月一盘”。

孟昶最是怕热，每遇炎暑天气，便觉喘息不定，难于就枕，于是在摩河池上，建筑水晶宫殿，作为避暑的地方。其中三间大殿都用楠木为柱，沉香作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四周墙壁，不用砖石，尽用数丈开阔的琉璃镶嵌，内外通明，毫无隔阂，再将后宫中的明月珠移来，夜间也光明透澈。四周更是青翠飘扬，红桥隐隐。从此，盛夏夜晚水晶宫里备鲛绡帐、青玉枕，铺着冰簟，叠着罗衾，孟昶与花蕊夫人夜夜在此逍遥。这晚还有雪藕、冰李，孟昶又一次喝醉了，但觉四肢无力，身体摇摆不定，伏在花蕊夫人香肩上，慢慢地行到水晶殿前，在紫檀椅上坐下。此时倚阁星回，玉绳低转，孟昶与花蕊夫人并肩坐在一起，孟昶携着夫人的素手，凉风升起，那岸旁的柳丝花影，映在摩河池中，被水波荡着，忽而横斜，忽而摇曳。孟昶回头看夫人，见穿着一件淡青色蝉翼纱衫，里面隐约地围着盘金绣花抹胸，乳峰微微突起，映在纱衫里面，愈觉得冰肌玉骨，粉面樱唇，格外娇艳动人。孟昶情不自禁，把夫人揽在身旁。夫人低着云鬟，微微含笑道：“如此良夜，风景宜人，陛下精擅词翰，何不填一首词，以写这幽雅的景色呢？孟昶说：“卿若肯按谱而咏，朕当即刻填来！”夫人说：“陛下有此清兴，臣妾安敢有违？”孟昶大喜，取过纸笔，一挥而就，递与夫人，夫人捧着词笺，娇声诵道：“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然而就在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不道流年挟弹骑射，游宴寻诗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检点赵匡胤效法郭威，演一幕“黄袍加身”的闹剧，取代后周而君临天下，国号宋，改元建隆整军经武，南征北伐，目标逐渐指向后蜀。花蕊夫人屡次劝孟昶砺精图治，孟昶总认为蜀地山川险阻，不足为虑。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六万向蜀地进攻，并命工匠在汴梁为蜀主孟昶起造住宅，谕令将士：“行军所至，不得焚荡庐舍，驱逐吏民，开发邱坟，剪伐桑朽，凡克城寨，不可滥杀俘虏，乱抢财物。”这月汴梁大雪，宋太祖在讲武堂设坛帐，衣紫貂裘帽视事，忽对左右说：“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犯霜霰，何以堪此？”即解下紫貂裘帽，遣太监飞骑赶往蜀地赐给王全斌，且传谕全军，以不能遍赏为憾事。于是宋军人人奋勇，十四万守成都的蜀兵竟不战而溃。孟昶对花蕊夫人说：“我父子以丰衣足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竟不能东向发一矢！”乾德三年元宵刚过，司空平章事李昊草表，孟昶自缚出城请降，自王全斌出兵之日算起，才六十六天后蜀灭亡，比起前蜀王衍被后唐所灭还快，而两次草拟降表的都是李昊，于是有心情忠愤不平的人晚上在李昊的家门上写道：“世修降表李家”。绿柳才黄的时候，孟昶，花蕊夫人与李昊一行三十三人被押赴汴梁，杜宇声声：“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实在叫人心碎。到汴梁后，孟昶被封为秦国公，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宋太祖赵匡胤如此优待孟昶，只因他久闻花蕊夫人艳绝尘寰，欲思一见颜色，以慰渴怀，又不便特行召见，恐人议论，便想出这个主意，重赏孟昶，连他的侍从家眷也一一赏赐，料定他们必定进宫谢恩，就可见到花蕊夫人。果然如此，那天谢恩，孟昶的母亲李夫人之后就是花蕊夫人。太祖格外留神，觉得她才至座前，便有一种香泽扑鼻中，令人心醉，仔细端详，只觉得千娇百媚，难以言喻，等到花蕊夫人口称臣妾费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时，那一片娇音，如莺簧百啭，呖呖可听，方才把太祖的魂灵唤了回来，但两道眼光，仍射住在花蕊夫人身上，一眨不眨。花蕊夫人也有些觉得，便瞧了太祖一眼，低头敛鬟而退。这临去时的秋波一转，更是勾魂摄魄，直把宋太祖弄得心猿意马。七天后孟昶暴疾而终，年四十七岁，史家多认为是太祖毒死的。

太祖听到孟昶已死，辍朝五日，素服发表，赙赠布帛千匹，葬费尽由官给，追封为楚王。孟昶死后，他的母亲并不哭泣，但举酒酹地，说道：“你不能以一死殉社稷，贪生至此，我也因你而苟活在人间，不忍就死，现在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绝食数天而死。孟昶葬在洛阳，他的家属仍留汴京，少不得入宫谢恩。太祖见花蕊夫人全身缟素，愈显得明眸皓齿，玉骨珊珊，便乘此机会，把她留在宫中，通令侍宴。花蕊夫人在这时候，身不由己，只得宛转从命，饮酒中间，太祖知道花蕊夫人能诗，在蜀中时，曾作宫词百首，要她即席吟诗，以显才华，花蕊夫人吟道：“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髻学朝天，今日谁知是谶言。”

吟罢，说道这词是当日离开蜀国，途经葭萌关时写的，写在驿站的墙壁上。还说：“当年在成都宫内，蜀主孟昶亲谱‘万里朝天曲’，令我按拍而歌，以为是万里来朝的佳谶，因此百官竞执长鞭，自马至地，妇人竟戴高冠，皆呼为‘朝天’。及李艳娘入宫，好梳高髻，宫人皆学她以邀宠幸，也唤作‘朝天髻’，那知道却是万里崎岖，前往汴京，来见你宋主，万里朝天的谶言，却是降宋的应验，岂不可叹么？”宋太祖赵匡胤听罢长久不语，连饮三杯，说道你再做一首新的。花蕊夫人沉思片刻，再启朱唇：“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宋太祖本也是个英雄人物：当年千里送京娘，当年以一条棍棒打遍十八座军州。此时有感于花蕊夫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竟更加深了对花蕊夫人的爱慕之心。饮了几杯酒后的花蕊夫人，红云上颊，更觉妩媚动人，太祖携着花蕊夫人的手，同入寝宫，不久封花蕊夫人为贵妃。自此太祖每日退朝必到花蕊夫人那里，饮酒听曲。

这日退朝略早，径向花蕊夫人那里而来，步入宫内，见花蕊夫人正在那里悬着画像，点上香烛，叩头礼拜。太祖不知她供的是什么画像，即向那画像细看去，只见一个人端坐在上，眉目之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一般，急切之间，又想不起来，只好问花蕊夫人。夫人不意太祖突如其来，被他瞧见自己秘事，心下本就惊慌，见太祖问起，连忙镇定心神，慢慢回答道：“这就是俗传的张仙像，虔诚供奉可得子嗣。”太祖听如此说，笑道：“妃子如此虔诚，朕料张仙必定要送子嗣来的。但张仙虽掌管送生的事，究竟是个神灵，宜在静室中，香花宝柜供养，若供在寝宫里面，未免亵读仙灵，反干罪戾。”夫人听了太祖的话，连忙拜谢。实际上花蕊夫人所供的并不是张仙，而是蜀主孟昶。她本与孟昶相处十分恩爱，自从孟昶暴病身亡，她被太祖威逼人宫，因为贪生怕死，勉承雨露，虽承太祖宠冠六宫，心里总抛不下孟昶昔日的恩情，所以亲手画了他的像，背着人，私自礼拜，不料被太祖撞见，只得谎称是张仙。可怜那些宫里的妃嫔，听说供奉张仙可以得子，便都到夫人宫中照样画一幅，供奉起来，希望生个皇子，从此富贵。不久，这张仙送子的画像，竟从宫禁中传出，连民间妇女要想生儿抱子的，也画一轴张仙，香花顶礼，至今不衰。如此，孟昶九泉有知，也一定会十分感念花蕊夫人了，后人有人咏此事：“供灵诡说是神灵，一点痴情总不泯；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花蕊夫人后来因介于宋廷权力之争，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触犯了太祖弟弟光义的利益，在一次打猎时，被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乱中一箭射死。太祖虽然英明，也无从追究，正在悲悼中，又有一个军机消息传来，便把雄心提起，又去用兵…

后蜀花蕊夫人死因之谜

国亡家灭，丈夫孟昶被赵匡胤毒杀，她自己不得不委身杀夫仇人，每日里强颜欢笑，虚与委蛇，遭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摧残，最后还是死于非命。

关于花蕊夫人的死法，史书上有两种记载。一是死于赵光义之手。北宋中期邵博的《闻见近录》中说，一日赵匡胤率亲王和后宫宴射于后苑，赵匡胤举酒劝赵光义。赵光义答道：“如果花蕊夫人能为我折枝花来，我就饮酒。”赵匡胤命花蕊夫人折花时，赵光义引弓将她射死，随后流泪抱着赵匡胤的腿说：“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远离酒色！”赵匡胤虽心中不快，却没有责怪他，而是“饮射如故”。北宋末年的《铁围山丛谈》则说，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光义也十分喜爱她，但无从得手。一次从猎后苑，花蕊夫人在侧，赵光义“调弓矢，引满拟兽，忽回射花蕊，一箭而死”。

赵光义为何要杀她，则有三种不同解释。一是赵光义高风亮节，以社稷为重，不顾一切地清除他哥哥身边的“祸水”；二是赵光义出于羡慕嫉妒恨，我得不到你也得不到，不惜毁灭一代美女；三是因为花蕊夫人在设接班人问题上有不利于赵光义的说法，赵光义挟嫌报复。第一条原因基本不成立，因为赵光义自己就是个好色之徒，他后来对南唐李煜的小周后的贪婪和强占，就是典型例证；第二条原因也有些勉强，赵光义虽然垂涎花蕊夫人的美色，但绝不会为一个美女而开罪赵匡胤，坏了自己的接班大事；如此看来，第三条原因最为靠谱，没接班前，赵光义表现得极为谦恭韬晦，低声下气，但他的忍耐有个底线，就是不能影响他接班，否则，见鬼杀鬼，见佛杀佛，毫不手软，最后不是还留下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吗？

花蕊夫人的第二种死法，主要见于蔡东藩的《宋史演义》，说是赵匡胤和花蕊夫人缠绵了几年后，有些审美疲劳，花蕊夫人也美色减退，赵匡胤就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姓宋的美女，“是时宋氏年十七，太祖年已四十有二了。俗话说得好：‘痴心女子负心汉’。那花蕊夫人本有立后的希望，自被宋女夺去此席，倒也罢了，谁知太祖的爱情，也移到宋女身上去，长门漏静，谁解寂寥？痛故国之云亡，怅新朝之失宠，因悲成病，徒落得水流花谢，玉殒香消。”

蔡东藩的东西，喜渲染夸张，轻史料考证，虽可读性强，但失之于严谨，姑妄听之吧。相比较而言，花蕊夫人死于赵光义之手还是比较靠谱些。

如果按朱熹“失节事大”的观点来看，花蕊夫人的两种死法都不足为训。亡国时她就该死以殉国，丈夫死后她就该殉夫，受赵匡胤侮辱时就该殉节，如果其时死了，她就是美女加才女加节烈之女了。可惜，她起起落落长袖善舞时，朱熹还没有出生，她也根本不知道“灭人欲，存天理”是个什么东西。况且，既然“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老公孟昶都自缚出城请降，花蕊夫人就像明末陪着钱谦益准备殉国跳水的柳如是，人家正主都不肯殉国，你个配角去找死，不是自作多情吗？

人物传说

蓉城

花蕊夫人最爱牡丹花和红桅子花，于是孟昶命官民人家大量种植牡丹，并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今后必使成都牡丹甲洛阳。不借派人前往各地选购优良品种，在宫中开辟“牡丹苑”，孟昶除与花蕊夫人日夜盘桓花下之外，更召集群臣，开筵大赏牡丹。那红桅子花据说是道士申天师所献，只有种子两粒，它开起花来，其色斑红，其瓣六出，清香袭人。由于难得，便有人模仿那花的样式画在团扇上，竟相习成风，也就是“芙蓉”花。每当芙蓉盛开，沿城四十里远近，都如铺了锦绣一般。“芙蓉城”因此而得名，是以成都又被称为“蓉城”。

送子娘娘

传说很久以前，后蜀国王孟后主的妃子花蕊夫人很喜欢芙蓉花，孟后主就为美丽的花蕊夫人在城里城外种满了芙蓉花。不久，宋朝军队打进后蜀国，孟后主投降了，花蕊夫人也被俘虏了。宋朝皇帝赵匡胤见花蕊夫人十分美丽，便收她作了自己的妃子，可花蕊夫人十分讨厌他。花蕊夫人被送宋宫但不忘故主，绘孟昶画像私挂奉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拿出孟后主的画像流泪诉说思念之情。
此事被宋太祖入宫看见追问，花蕊夫人急中生智说“所挂张仙，送子之神，蜀人皆如”，幸未追究。送子之神，于是从宫中传到民间，到了晚清年代，把张仙男身像改花蕊女身像，花蕊夫人也又被尊为送子娘娘了。

芙蓉花神

后来赵匡胤还是知道此事，逼迫花蕊夫人交出画像，花蕊夫人至死不从，赵匡胤一怒之下杀死了她。花蕊夫人倒下了，鲜血染红了院中的芙蓉花。人们敬仰花蕊夫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尊她为芙蓉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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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虔扆 ( yǐ ）五代词人，生卒年、籍贯、字号均不详。早年读书古诗，看到画壁有周公辅成王图，即以此立志。后蜀进士。累官学士，广政间曾任永泰军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人称鹿太保。与欧阳炯、韩琮、阎选、毛文锡等俱以工小词供奉后主孟昶，忌者号之为“五鬼”。蜀亡不仕。其词今存6首，收于《花间集》，其词含思凄惋，秀美疏朗，较少浮艳之习，风格近于韦庄，代表作《临江仙》。今有王国维辑《鹿太保词》一卷。另据当代知名学者考证，鹿虔扆曾在前蜀做官，而所谓“五鬼”之说，纯属虚构。

尹鹗（约公元896年前后在世）字不详，成都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乾宁中前后在世。事前蜀后主王衍，为翰林校书。累官至参卿。花间集称尹参卿，性滑稽，工诗词，与李珣友善，作风与柳永相近，今存十七首。词存《花间集》、《尊前集》中。今有王国维辑《尹参卿词》一卷。

[约公元九四七年前后在世]字不详，蜀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后晋高祖天福中前后在世。曾为后蜀秘书监。熙震善为词，今存二十九首，（见《唐五代词》）辞多华丽。

五代词人。生卒年不详。陇西（今甘肃）人。词人牛峤之侄。早年即有文名，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峤而居。后为前蜀主王建所赏识，任起居郎。前蜀后主王衍时，累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随前蜀主降于后唐，明宗时拜雍州节度副使。"介绍

[约公元九一三年前后在世]字不详，陇西人，牛峤之侄。生卒年均不详，约梁太祖乾化中前后在世。仕蜀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同光三年，蜀亡，降于后唐。明宗拜为雍州节度副使。花间词称牛学士，希济所作词，今存十四首，均清新自然，无雕琢气。今有王国维辑《牛中丞词》一卷。

牛希济以词著名。今存其词14首，收于《花间集》及《唐五代词》。他和牛峤虽是侄叔，词的内容也多写相思离别，但风格却不相同。峤词艳丽，希济则尚自然，近于韦庄。其名篇〔临江仙〕咏巫山十二峰，下阕写道：“一自楚王惊梦断,人间无路相逢,至今云雨带愁容。月斜江上，征棹动晨钟。”清词绵丽，凭吊凄怆，历来称道。《生查子》“春山烟欲收”,写情人清晨恋别,“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含蓄情长，传为名句。他如〔临江仙〕“洞庭波浪飐晴天”、〔酒泉子〕“枕转簟凉”等，都清新少雕琢；〔生查子〕“新月曲如眉”更具有民歌风味。其事迹见《十国春秋·前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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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九二八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均无考，约后唐明宗天成中前后在世前蜀王建通正时，（公元九一六年）以小臣给事内庭。久之，擢茂州刺史。后蜀建国，敻又事孟知祥，累官至太尉。性好诙谐，仁前蜀时，见武官多拳勇之夫，遂作武举谍以讥刺他们，一时传笑。敻工词，作风间似温庭筠，今存五十五首（见花间集及唐五代词）。

李璟（（916－961年8月12日），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第二位皇帝，943年嗣位。后因受到后周威胁，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即位后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消灭楚、闽二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土最大。不过李璟奢侈无度，导致政治腐败，国力下降。李璟好读书，多才艺。常与宠臣韩熙载、冯延巳等饮宴赋诗。他的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事雕琢，“小楼吹彻玉笙寒”是流芳千古的名句。961年逝，时年47岁。庙号元宗，谥号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其诗词被录入《南唐二主词》中。"与子李煜

959年，李璟长子李弘冀在毒死李景遂后不久亦死。李璟欲立李煜为太子，钟谟说“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从善果敢凝重，宜为嗣。”李璟怒，将钟谟贬为国子司业，流放到饶州。封李煜为吴王、尚书令、知政事，令其住在东宫，就近学习处理政事。

公元10世纪初——曾经辉煌灿烂的唐王朝已经走到了末年，统一政权分裂，国土割据，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五代十国”。直到十世纪中叶之后，宋王朝才逐渐统一了中原大地，重新形成统一政权。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唐诗已经走完了它灿烂辉煌的历程，晚唐的最后一抹晚霞已逝去，词在这个世纪得到了发展。而高踞于十世纪中国文学巅峰之上的，是以词著称的李璟、李煜父子。

《词史》曰：“言辞者必首数三李，谓唐之太白，南唐之二主与宋之易安也。”

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李璟的词流传至今的仅有四首，但如“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等都是流传千古的佳句。

李煜则在继承乃父诗风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谭献《复堂词话》：“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

李煜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多是名篇；他前期的作品大多写宫廷生活，如《一斛珠·晓妆初过》、《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菩萨蛮》二首等，以白描手法、浅易精炼的语言，从欣赏的角度来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人物的内心生活；他后期的作品则感慨极深，亡国之思，去国怀乡之念在他的词中极深刻地表达出来，如《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等均为旷世佳作，李煜本人则因《浪淘沙》和《虞美人》二词触怒宋太宗而被毒死，年仅四十二岁。

生平

登基为帝
　　李璟，字伯玉，初名李景通，徐州人，南唐烈祖李昪长子，母元敬皇后宋氏。李璟的父亲李昪，原是南吴权臣徐温的养子。李璟初为驾部郎中，累迁升任诸卫大将军。徐温死后，李昪专政，以李璟为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天祚元年，李昪被封齐王，立李璟为王太子。次年，李昪镇守金陵，留下李璟为司徒、同平章事，与宋齐丘、王令谋在广陵，共同辅佐南吴睿帝杨溥。李昪要篡位时，召李璟回到金陵为副都统。升元元年，李昪废黜杨溥，自立为帝，建立南唐，封李璟为吴王，后徒封为齐王。升元四年八月，被立为皇太子。
　　升元七年，李昪去世，李璟继位，改年号为保大。尊奉其母宋氏为皇太后，妃钟氏为皇后。封弟寿王李景遂为燕王，宣城王李景达为鄂王，李景逷以前没有封王，此时封为保宁王。同年秋，改封李景遂为齐王、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李景达为燕王、副元帅，在李昪灵柩前立盟，相约兄弟世世继立。封其子李弘冀为南昌王、江都尹。

降贼绝臣
　　保大元年十月，攻破虔州妖贼张遇贤。张遇贤是循州博罗县的小吏。据《新五代史》记载，当初，有神仙降临博罗县一百姓家，替人预言祸福每说都对。张遇贤向神祈祷，神说：“张遇贤是罗汉，可以留下来侍奉我。”此时，南汉皇帝刘龑去世，其子刘玢刚继位，岭南盗贼起事，有众千余人，没有统帅，询问神，谁应为主，神说张遇贤可以，于是共推张遇贤为统帅。张遇贤自号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设置官属，部众都穿大红色衣服，攻劫岭外，询问神应向何方，神说：“应当过岭攻取虔州。”于是攻袭南康，节度贾浩不能抵御。张遇贤占据白云洞，营造宫室，有众十余万，接连攻陷各县。李璟派洪州营屯虞候严思、通事舍人边镐率军进攻。张遇贤询问神，神不再说话，部众都很害怕，于是张遇贤被擒获并归降。
　　李璟以冯延已、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常梦锡值班宣政殿，专门掌管密令，而冯延已等人都以奸佞专权，南唐人称之为“五鬼”。常梦锡屡次上言这五人不能用，李璟不采纳。十二月，李璟下令中外庶政委托给齐王李景遂参预决断，只有陈觉、查文徽得以奏事，群臣不被召见者，不得入内。给事中萧俨上疏直言极谏，不被上报。侍卫军都虞候贾崇到内室求见李璟，说：“臣侍奉先帝三十年，知道先帝所以成就功业的原因，在于都用群贤的谋议，所以连接疏远，未曾阻隔，但是下情还有不能上达的。现在陛下新近即位，所信用的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立即与臣下隔绝？百年老将死，恐怕不能再见你一面。”于是哭泣泪下，李璟为之感动，引他同坐，赐饭安慰，于是停止所发的命令。

灭亡闽国
　　保大二年二月，闽国连重遇、朱文进弑杀其君王延羲，朱文进自立为君。这时，王延羲的弟弟王延政也在建州自立，国号殷。王氏兄弟互相征伐，连年用兵，导致闽国大乱，李璟乘乱派查文徽及待诏臧循发兵攻打建州。王延政听说南唐要进攻，派人欺骗福州守将说：“南唐军帮助我征讨逆贼。”福州百姓守将他的话，于保大三年，共同杀死朱文进等人而降王延政，王延政恢复国号为“大闽”，派侄子王继昌镇守福州。查文徽屯兵建阳，福州守将李仁达杀王继昌自称留后，泉州守将留从效也杀刺史黄绍颇，并送钱物给查文徽。
　　保大四年八月，查文徽乘胜攻克建、汀、泉、漳四州，王延政战败，闽国灭亡。李璟分出延平、剑浦、富沙三县，设置剑州，迁王延政家族到金陵。以王延政为饶州节度使、李仁达为福州节度使、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

清除残余
　　南唐虽灭闽国，但并未完全统治闽地，残余势力仍在。李璟灭闽国后想撤兵，而查文徽、陈觉等都说：“李仁达等余孽还在，不如乘胜全部攻取。”陈觉自己说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招来李仁达等人。李璟以陈觉为宣谕使，召李仁达到金陵朝见，李仁达不从命。陈觉很惭愧，回到建州，假托李璟之命发汀、建、信、抚州军队进攻李仁达。当时魏岑安抚漳、泉二州，听说陈觉起兵，也擅自发兵会合陈觉。李璟大怒，冯延已等进言：“军队已经行动，不能阻止。”于是以王崇文为招讨使、王建封为副使，增兵会合陈觉、魏岑，以冯延鲁、魏岑、陈觉为监军使。李仁达送钱物给吴越，吴越以兵三万响应李仁达。陈觉等人争功，进退不相呼应，冯延鲁与吴越军队先战，大败而逃，各军都溃败而归。李璟很生气，派使者锁拿陈觉、冯延鲁到金陵。而冯延已正当宰相，宋齐丘又从九华山召为太傅，都为他们说情，于是流放陈觉到蕲州、冯延鲁到舒州。韩熙载上书直言极谏，请杀陈觉等人，宋齐丘很憎恨，贬韩熙载为和州司马。同年，契丹攻陷京师，中原无主，而李璟正因陈觉等疲兵东南，无暇北顾。御史中丞江文蔚奏劾宰相冯延已、谏议大夫魏岑乱政，与陈觉等同罪而不被贬黜，言辞很恳切直率。李璟大怒，自己回答江文蔚的奏疏，贬他为江州司士参军，也罢冯延已为少傅、魏岑为太子洗马。

出援招纳
　　保大五年，李璟以弟李景遂为皇太弟，李景达为元帅，封齐王；以子南昌王李弘冀为副元帅，封燕王。时契丹派使来访，以兵部尚书贾潭回访。
　　保大六年，后汉李守贞反叛于河中，派其客将朱元前来求援，李璟以润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抚使，出兵攻沭阳，听说李守贞已失败，于是回师。当时，后汉隐帝刘承祐年幼，中原衰弱，淮北群盗大多送钱物给李璟，李璟派皇甫晖出海、泗各州招纳他们。

灭亡南楚
　　保大八年，福州造谣说：“吴越守军叛乱，杀李仁达而逃。”派人请建州节度使查文徽，查文徽与剑州刺史陈诲坐船从闽江前往应付。福州以兵出迎。陈诲说：“闽人多诈难信，应该驻兵江岸慢慢图谋。”查文徽说：“时间久了就会发生变故，乘他们尚未安定，赶快攻取。”留陈诲驻屯江口，自己进到西门，伏兵突发，查文徽被擒。陈诲与越人作战，大败他们，俘获将领马先进。李璟送还马先进给越，越也归还查文徽给李景。同年，南楚君主马希广为其弟马希萼弑杀，马希萼自立。
　　保大九年秋，楚人囚禁马希萼于衡山，立其弟马希崇，依附李璟，南楚大乱。李璟派信州刺史边镐攻打南楚，攻破南楚都城潭州，南楚灭亡。将马氏家族全部迁到金陵，李景以马希萼为洪州节度使，马希崇为舒州节度使，以边镐为湖南节度使。
　　保大十年，分出洪州高安、清江、万载、上高四县，设置筠州。以冯延已、孙忌为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南汉皇帝刘晟乘南楚之乱，攻取桂管，李璟派将军张峦出兵争夺，没有攻克。楚地新近平定，府库空虚，宰相冯延已以攻克南楚为功，不想向南唐收取费用，于是加重南楚百姓的赋敛以给养军队，楚人都怨恨而叛，楚将刘言攻边镐，边镐不能守，逃归南唐。

后周来攻
　　保大十三年十一月，后周军队南征，诏书说：“淮地蠢材，竟敢抗拒大邦，盗据一方，越位称帝。晋、汉时代，国家不安宁，而你们招纳叛亡，共助凶逆。李金全占据安崇，李守贞反叛河中时，你们大起军队，前往支援。压迫侵夺闽越、涂炭湘、潭，至于与契丹来往，仗势侵犯徐部，沭阳之战，曲直可知。勾结契丹，进入中原成为边患，结连并垒，实在是我们的世仇。罪恶难以指出，人神共愤。”于是拜李谷为行营都部署，从攻寿州开始。这时，宋齐丘为洪州节度使，李璟召宋齐丘回金陵，以刘彦贞为神武统军，刘仁赡为清淮军节度使，以抵御周军。李谷说：“我们没有水战的器具，而使淮军断正阳浮桥，那么我们腹背受敌。”于是焚毁粮草，退驻正阳。这时后周世宗柴荣亲征，走到围镇，听说李谷退军，说：“我军退却，南唐军一定追击。”派李重进急赶正阳，说：“南唐军将到，应当赶紧攻击。”刘彦贞等听说李谷退军，果然以为他们害怕，急忙追赶。等到追至正阳，而李重进先到达，军队没有来得及吃饭而战，刘彦贞等于是失败。刘彦贞的部队设置利刃以拒马，用铁索系住；又雕刻树木为兽，号“捷马牌”，以皮囊布铁散于地，作为障碍物。周军看到这些，知道对方害怕，一鼓作气打败他们。周世宗扎营于淝水的北面，将浮桥迁至下蔡。李璟派林仁肇等争夺，但没得到，而周军攻取滁州。李璟害怕，派泗州牙将王知朗到徐州，称唐皇帝奉送书信，愿意献出贡赋，以兄长之礼侍奉，周世宗不回答。李璟的东都副留守冯延鲁、光州刺史张绍、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讷都弃城而走；冯延鲁削发为僧，被周兵擒获。蕲州裨将李福杀刺史王承隽降周，李璟更加害怕，而避后周信祖讳而改名李景，派翰林学士钟谟、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进献犒劳周军的牛五百头、酒二千石、金银罗绮数千，请求割让寿、濠、泗、楚、光、海六州给周，以此请求撤兵。周世宗不答复，分兵袭击攻下扬州、泰州。李璟派人身藏蜡丸书信到契丹求救，被守边将士抓获。光州刺史张翰降周。

接连失地
　　保大十四年三月，李璟又派司空孙晟、礼部尚书王崇质奉表，言辞更加谦卑驯服，周世宗还是不回答，之前派遣的钟谟等以及孙晟、王崇质都在行在所。而钟谟等请求回去取李璟的表，将江北地区全部奉献，周世宗同意，派王崇质、李德明等回去，这才赐书给李景。李德明等回后，大力称赞周世宗英武，李璟不高兴。宋齐丘、陈觉等都认为割地没有好处，而说李德明卖国图利。李璟发怒，斩李德明。派元帅齐王李景达与陈觉、边镐、许文缜率兵奔赴寿春，李景达的部将朱元等又得到舒、蕲、泰三州。同年夏，下大雨，后周在扬、滁、和三州的军队都退却，后唐诸将请求凭借险隘腰击周军。宋齐丘说：“攻击他们使怨恨加深，不如放走他们成为恩德。”告诫诸将关闭营垒，不准出战，所以周军都聚集在寿州。周世宗驻屯涡口，想再到扬州，合力进攻寿春，于是封锁府库交付主管，派李璟旧将在城中巡行，秋毫不犯而去，淮人非常高兴，都背负干粮送给周军。
　　保大十五年，李景达派朱元等屯紫金山，修筑甬道以输送粮草到寿州。二月，周世宗又南征，迁下蔡浮桥到涡口，设镇淮军，筑造两城以夹击淮。周军连破紫金各寨。李景达虽为元帅，但军事都由陈觉决断。陈觉与朱元一向有嫌怨，以为朱元是李守贞的客将，反复难信，李璟派大将杨守忠替代朱元，并且召回朱元。朱元愤怒不已，向周叛降，各军都溃败，许文缜、边镐都被俘获，李景达以水师奔还金陵。刘仁赡生病将死，其副使孙羽等以寿州降于周。周世宗班师。李璟派人焚毁扬州，骗走扬州士庶。十月，周世宗又南征，于是围困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谓禀告周说：“臣不能守一州以抵抗王师，但是希望请命于南唐而后投降。”周世宗因此缓攻，郭廷谓派人向李璟请命，李璟同意他们投降，于是郭廷谓投降。又攻取泗州，周军步骑数万，水陆并进，军士唱《檀来》歌，声音传到数十里远。十二月，驻屯于楚州北门。

割地称臣
　　交泰元年，正月，周军攻楚州，守将张彦卿、郑昭业守城很坚固，攻城四十天没攻破。周世宗亲自督军挖地道进城焚烧，城墙破坏，张彦卿、郑昭业战死，周军很气愤，城内百姓几乎被杀尽。周军又攻取海、泰、扬四州。周世宗到迎銮镇以临长江，李璟知道不能支撑，但耻于自己屈身去掉名号，于是派陈觉奉表后周，请求传位给他的长子李弘冀而听命后周。
　　周军南征时，没有水战器具，不久屡败李璟的军队，获得水战士卒，于是造战舰数百艘，让投降士卒教周军水战，命王环率领下淮河。李璟的水军多次失败，淮河的战船都为周军所得。又造齐云船数百艘，周世宗到楚州北神堰，齐云船大，不能通过，于是开凿老鹳河连通，因此到达大江。李璟起初自恃水战，以为周军不是对手，而且不能到长江。到陈觉奉命出使时，看到水师布列长江很雄壮，以为是自天而降，于是请求说：“臣愿意回国取李璟的表，将江北各州全部奉献，遵守条约。”周世宗同意，这才赐书给李景说：“皇帝恭问江南国主。”慰劳李璟良苦而已。这时扬、泰、滁、和、寿、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经为周所得，李璟于是献出庐、舒、蕲、黄四州，划长江为界。五月，李璟下令去掉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使用后周年号，时为后周显德五年。
　　起初，孙晟出使周，被留下，周世宗询问孙晟江南虚实，孙晟不回答，周世宗发怒，杀死孙晟。周已撤兵，李璟于是赠刘仁赡为太师，追封孙晟为鲁国公。周世宗遣送钟谟、冯延鲁回国。李璟又派钟谟等朝见京师，亲手写表，称天地父母之恩不可报；又请下诏书如同藩镇，派钟谟当面陈述愿意传位给长子。周世宗派钟谟等回国，以优厚的诏书安慰李璟。李景以钟谟为礼部侍郎、冯延鲁为户部侍郎。

迁都去世
　　李璟为太子时，冯延鲁等都同入东宫，礼部尚书常梦锡自从李昪在世多次说不可让冯延鲁等接近太子。李璟继位，冯延鲁专权，常梦锡每每排斥他。李璟已经割地称臣，有说到朝廷为大朝的，常梦锡大笑说：“你们曾经想让君主如同尧、舜，今日自为小朝吗？”钟谟一向与李德明交好，回来后，听说李德明因为宋齐丘等被杀，想上报李德明的冤屈，没能发作。陈觉是宋齐丘的同党，与严续一向有宿怨。陈觉曾经奉命使周，回来说周世宗以为江南不立即听从命令的原因，是由于严续的谋划，劝李璟杀严续谢罪。李璟怀疑，钟谟于是请求出使后周，验查此事。李璟已经割地称臣，于是派钟谟入朝谢罪，说不立即割地，不是严续的谋划，希望赦免他。周世宗大惊，说：“严续能够谋划，这是忠于他的主人，朕难道杀忠臣吗？”钟谟回来后，说陈觉奸诈，李璟发怒，流放陈觉到饶州，杀死。宋齐丘与陈觉结党犯罪，被流放青阳，赐死。以皇太弟李景遂为洪州节度使，燕王李弘冀为皇太子。
　　显德六年九月，太子李弘冀去世，李璟第六子李从嘉封吴王，居住东宫。钟谟说李从嘉轻浮放纵，请立纪国公李从善，李璟大怒，贬钟谟为国子司业，立李从嘉为太子。周世宗派人对李璟说：“我与江南，大义已定，但顾虑后世不能容纳你，可以在我在世时修造城隍、整治要害为子孙计。”李璟于是修葺各城，计划迁都于洪州，群臣都不想迁，只有枢密使唐镐赞同迁都，于是升洪州为南昌，建南都。建隆元年，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建隆二年，留太子李从嘉监国，李璟迁往南都。但洪州狭窄，宫府营廨，都不能容纳，群臣日夜思念回去，李璟后悔愤怒不已。唐镐惭愧害怕，生病而死。
　　同年六月，李璟去世，终年六十四岁。太子李从嘉继立，以丧事回金陵，派使入朝，希望恢复李璟的皇帝名号，宋太祖同意，于是谥为李景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陵于顺陵。

藏书故事

李璟以文学上甚著名，以词见长，多发其惆怅哀怨之情。藏书极富，藏书地点在今南昌和南京，显德五年，周世宗大破其军于紫金山，将破城，尽焚其藏书。后人把他的诗词和李煜的作品合编为《南唐二主词》。

陵寝

李璟的陵墓顺陵，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祖堂山西南麓的高山之下，1950年至1951年间，由南京博物院进行科学发掘，1988年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顺陵在其父李升的钦陵西侧，长宽与李昪钦陵相近，有前、中、后三间主室和八间侧室，但均为砖结构，后室入口处无双龙及武士的浮雕，后室的室顶有天象图，但地面上无石刻地理图，棺座上亦无龙形浮雕，这反映了当时南唐国势己衰，李璟向后周称臣，去帝号改国主后的情况。但此陵三间主室的壁面仍有砖结构的仿木梁、枋，柱和斗拱式样，其上同样绘有牡丹和卷草等彩画，惜多己剥蚀。墓中随葬品亦以陶俑和玉哀册较多，但质量和品种上均不如钦陵。

为政举措

军事政治
　　李璟即位后，改变父亲李昪保守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消灭皆因继承人争位而内乱的马楚及闽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土最大，李璟生活奢侈无度，政治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经济政策
　　李景困于用兵时，钟谟请铸造大钱以一当十，刻文“永通泉货”。后因钟谟犯罪，因此大钱被废。又命韩熙载铸铁钱，以一当二。

文学造诣
　　李璟秉性庸懦，爱好文学，比较喜欢阿谀奉承。“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常与其宠臣如韩熙载、冯延巳等饮宴赋诗，于是适用于歌筵舞榭的词，便在南唐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他的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事雕琢，对南唐词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存词五首，其中《南唐二主词》收四首，《草堂诗余》收一首。他的诗词十分有名气，书法也很不错。其中他的“小楼吹彻玉笙寒”是流芳千古的名句。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南唐烈祖李昪
母亲：元敬皇后宋氏

后妃
光穆皇后钟氏
吴国太夫人凌氏

子女
●儿子
1.长子文献太子李弘冀
2.次子庆王李弘茂
3.三子失名
4.四子失名
5.五子失名
6.六子南唐后主违命侯李从嘉
7.七子韩王南楚国公李从善
8.八子邓王江国公李从镒
9.九子吉王鄂国公李从谦
10.十子文阳郡公李从信

●女儿
1.太宁公主
2.永宁公主一说为永禧公主、一说即永嘉公主。李芳仪，辽圣宗的妃嫔
3.永嘉公主《十国春秋》：“芳仪疑即永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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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珣（855？-930？），五代词人。字德润，其祖先为波斯人。居家梓州（四川省三台）。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乾宁中前后在世。少有时名，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妹舜弦为王衍昭仪，他尝以秀才预宾贡。又通医理，兼卖香药，可见他还不脱波斯人本色。蜀亡，遂亦不仕他姓。珣著有琼瑶集，已佚，今存词五十四首，（见《唐五代词》）多感慨之音。）

（896－971）益州（今四川成都人），在后蜀任职为中书舍人。据《宣和画谱》载，他事孟昶时历任翰林学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随孟昶降宋后，授为散骑常侍，工诗文，特别长于词，又善长笛，是花间派重要作家。

和凝（898-955年），五代时文学家、法医学家。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人。幼时颖敏好学，十七岁举明经，梁贞明二年(916)十九岁登进士第。好文学，长于短歌艳曲。梁贞明二年(916)进士。后唐时官至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后晋天福五年 (940)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后汉，封鲁国公。后周时，赠侍中。尝取古今史传所讼断狱、辨雪冤枉等事，著为《疑狱集》两卷（951年）。子和（山蒙）又增订两卷，合成四卷。"生平

后梁末帝乾化四年，明经及第。二年后，再登进士第。后梁郓州节度使贺瑰了解到和凝与自己是同乡时，便聘他为府中从事。和凝在郓州府中从事时，正赶上后梁末帝贞明四年胡柳陂一战，和凝所在部贺瑰也加入了战斗序列。后梁军受到前后两面夹击后随即大溃。贺瑰在护兵的保护下冲出重围逃跑，晋军在后面追赶，就在快要逃到濮州时，跟随贺瑰的士兵全都跑光了，只剩下和凝一人紧跟不舍，后竟射中敌兵救了贺瑰一命。贺瑰逝世后，和凝不负贺瑰重托，带着贺瑰的女儿，在此后的几年里又历任邓、洋二府从事。

唐庄宗同光元年四月，晋王李存勖即皇帝宝位。约在同光二年春，和凝进入后唐宫中[79]。大概在唐庄宗四年和凝入为翰林学士。一日编撰诗集，将旧作录于诗卷上时，想起咸通“戕婢”旧事，百感交集，遂写《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

为官生涯

天成三年和凝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与儿子一起编撰《疑狱集》。书中收集了许多情节复杂、争讼难决最终获得了正确处理的案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法学著作，对古今相关人员办案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并为宋慈著《洗冤集录》创造了条件。此后，和凝又被转主客郎中兼权知贡举，春闱开科取士放榜时，一反其他人以往“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的做法，遂使得“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即由于她所主持的科举考试，公开、公正、公平，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贡院门前闹事。当时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得人”，即称当时所录才名之士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在此年所录进士中，和凝最看中了一个名叫范质的人，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将来一定会继承自己而当宰相。后人称之为“传衣钵”。

后晋初和凝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和凝为礼部侍郎，依前充职，六月份又晋升礼部侍郎和凝改端明殿学士。十二月，和凝又被改任尚书户部侍郎，照常为朝中做一些案头之事。

天福六年九月，和凝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凝不负众望，巧平安从进谋反。《旧五代史·和凝传》记曰：“安从进‘以至于败，由凝之力也。’”

诗词目录

《疑狱集》包括许多法医知识，在平反冤狱中有一定作用，为宋慈著《洗冤集录》创造了条件。

和凝著作甚多，有《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等集，今多不传。现存有《宫词》百首等。作品流传和影响颇广，故契丹称他为“曲子相公”。但他“悔其少作”，多加销毁。现存词20余首，大都以华艳辞藻写男女情事，如《江城子》5首等。《花间集》录和凝词20首，《全唐诗》录24首。近人刘毓盘辑得29首，编为《红叶稿》1卷,有北京大学排印本。事迹见新、旧《五代史》本传。

另有人考证和凝，韦庄，鱼玄机同为一人。此观点争议颇多，待考。

藏书故实

喜为文，长于短歌艳曲，有文集百余卷，自为刊刻，五代私人刻书数毋昭裔和他为著名。他的刻书早于毋昭裔数年。刊刻有自著文集、《颜氏家训》等。史载“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别人”。和冯道关系密切，交谊深厚。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他在秀州任职时，曾见到和凝后裔和惇家藏图籍甚多，和惇称“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藏书均钤有藏书印，惜没有记载，藏书数量亦不详。有《宫词》百首。"

孙光宪（901-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属鸡，出生在陵州贵平（今属四川省仁寿县东北的向家乡贵坪村）。仕南平三世，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入宋，为黄州刺史。太祖乾德六年卒。《宋史》卷四八三、《十国春秋》卷一○二有传。孙光宪“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手自钞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著有《北梦琐言》、《荆台集》、《橘斋集》等，仅《北梦琐言》传世。词存八十四首，风格与“花间”的浮艳、绮靡有所不同。刘毓盘辑入《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中，又有王国维缉《孙中丞词》一卷。"诗词成就

孙光宪是一位著名的词人，是花间派中较有个性和成就的词人。毛泽东曾抄录他的《上行杯》：“离棹逡巡欲动，临极浦，故人相送。去住心情知不共，金船满捧。绮罗愁，丝管咽，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

孙光宪素以文学自负，处荆南，怏怏不得志，认为在诸侯幕府中不能展示他的文学才能。他每次对知交说：“宁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他常吟刘禹锡诗：“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为饱暖家。”

孙光宪好博物稽古，嗜经籍，藏书数千卷，有时亲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他自号葆光子。他著有《荆台集》、《橘斋集》、《玩笔佣集》、《巩湖编玩》、《北梦琐言》、《蚕书》等。孙光宪善词，蜀人编辑《花间集》，收录了他的六十余首词。十国词人，除西蜀与南唐外，其他只有荆南光宪一人而已。

孙光宪有怎样的文学思想呢？他认为对文学应该守寒素之心，无躁竞之心，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他的词既有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的华丽香艳，又比其他“花间派”词题材广阔和充实。有不少词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开拓出了新的意境。如《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鹊面弓离短韔，弯来月欲成。一只鸣髇云外，晓鸿惊。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华明，正三更。何处戍楼寒笛，梦残闻一声。遥想汉关万里，泪纵横。”

孙光宪的笔记《北梦琐言》一书记录了不少唐代的政坛、文坛和民间的掌故，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北梦琐言》中有一则《破天荒解》说：“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这是“破天荒”一词的最早记载。

孙光宪词以情景交融、婉约缠绵见长。代表作有《浣溪沙》、《菩萨蛮》、《虞美人》、《酒泉子》、《清平乐》、《更漏子 》、《上行杯》、《南歌子》、《应天长》等。其中《清平乐》写一青春少女因为“连理分枝鸾失伴”而产生的春恨愁思，“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凄凄”，写得极其哀婉，令人同情。

生平

《仁寿县志》第27编有孙光宪传，其中介绍了孙光宪30岁前的有关情况。说：孙光宪祖上数代都是农民，少年时很争气，勤奋苦读。后来，少年孙光宪翻越二峨山，负笈远行，开始了为期10多年的游历和求学生活，在资州、成都等地，以文会友，结识了一些当时蜀中较为有名的文人前辈。特别在与当时在前蜀国朝廷中担任官职的牛希济、毛文锡等人交往过程中，孙光宪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在词上崭露头角。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醉入花间。他所做的一首《浣溪沙》记录了自己早年蜀中生活的一些真实：

“十五年来锦岸游，来曾何处不风流，好花长与万金酬。满眼利名浑幸运，一生狂荡恐难休，且陪烟花醉红楼。”

这样的生活，孙光宪在成都大约过了15年。他在狂放颓废中自我挣扎，却无可奈何。后来，孙光宪离开蜀都，翻越秦岭，抵达秦陇，开始了他的山水游历生活。详尽领略西北秦陇风土人情之后，孙光宪放下了文人斯文与清高，在凤城东谷一带与当地的山人道士以及土匪强绅互相往来，为他后来的著述积累了丰富素材，开阔了胸襟。

公元925元，王衍降唐，前蜀国的历史走到尽头。这一年，孙光宪正好30岁，正值一个人做事的盛年。作为一个落魄的前蜀旧吏，蜀中和陵州都没有他的舞台了，便从嘉州乘舟南行，前往江陵避乱，这一走就是40多年，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直至去世。

孙光宪唐时为陵州判官，有良好的声誉。后唐时，避难到江陵，梁震推荐他到南平国武信王处任书记。武信王大造战舰，准备与楚国开战。孙光宪谏议：“荆南遭遇战乱割据之后，国王实行休养生息，国民才有了安宁的生活。如果又与楚国断交，一旦别的国家乘机而来，是很值得忧虑的。”武信王才终止了这个念头。

文献王接替王位，遇到梁震请求退休，因而都把政事委托给孙光宪。文献王一直羡慕楚王豪华奢靡，对官员说：“如果像马王，可称大丈夫了。”孙光宪说：“天子与诸侯，按礼制应有等级差别。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只知道骄奢淫逸，僭越礼制，只求一时的快乐，不知何时危亡，又哪里值得羡慕呢？”文献王忽然醒悟了，说：“孙公的话是对的。”文献王很久一段时间一直悔恨自己的错误思想，感谢孙光宪的及时提醒。

孙光宪在南平国侍奉了三位国王，都处在幕府中，分别任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等官职，国王赠紫金鱼袋。

高继冲当国王时，宋太祖派慕容延钊等平定湖南，借道从荆州过，约定士兵从城外经过。大将李景威劝高继冲严密防备。孙光宪呵叱他说：“你是峡江的一平民罢了，怎么知道成与败！中国从周世宗以来，已有统一天下的志愿。何况宋太祖秉承天命，真主出现了！王师不是轻易能抵挡的。”因而叫高继冲去了解情况，封府库以待，将三州之地都献给宋朝廷。宋太祖嘉奖孙光宪统一的功勋，授任黄州刺史，赏赐礼品，增加待遇。孙光宪在黄州也治理有方。

开宝元年，孙光宪被推荐为学士，未及召见即病逝。

藏书故实

长于词学，其词大都收于《花间集》中，但在风格上与该集中的多数作品的浮艳、绮糜有所不同。藏有数千卷，多自抄写，校勘图书，老而不废。史称“每患兵戈之际，书籍不备，遇发使诸道，未尝不后加金帛购求焉，于是三年间致书及三万卷。”著作多佚，有《荆台集》、《巩湖编玩》、《笔佣集》、《橘摘集》等，今仅存有《北梦琐言》30卷，记载唐五代政治逸闻、社会风俗、诗文趣事等，富有史料价值。又撰有《续通历》，于太平天国初被毁。"

冯延巳 （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五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在南唐做过宰相，生活过得很优裕、舒适。他的词多写闲情逸致辞，文人的气息很浓，对北宋初期的词人有比较大的影响。宋初《钓矶立谈》评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其词集名《阳春集》。"特点

跟李璟、李煜一样，冯延巳也多才多艺，这也是李璟信任他的重要原因。他的才艺文章，连政敌也很佩服。《钓矶立谈》记载孙晟曾经当面指责冯延巳：“君常轻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艺不如君也，诙谐不如君也。”陆游《南唐书·冯延巳传》记载孙晟的话是：“鸿笔藻丽，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谄媚险诈，累劫不及君。”两处记载，文字虽不一样，但意思相同。看来冯延巳为人确实多才艺，善文章，诙谐幽默。又据《钓矶立谈》记载，冯延巳特别能言善辩。他“辩说纵横，如倾悬河暴雨，听之不觉膝席而屡前，使人忘寝与食”。他又工书法，《佩文斋书画谱》列举南唐十九位书法家的名字，其中就有冯延巳的大名。他的诗也写得工致，但流传下来的仅有一首。不过冯延巳最著名最有成就的，还是词。

冯延巳词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因循出新。所谓“因循”，是说他的词继承花间词的传统，创作目的还是“娱宾遣兴”，题材内容上也没有超越“花间词”的相思恨别、男欢女爱、伤春悲秋的范围。所谓“出新”，是说他的词在继承花间词传统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

如冯延巳在表现爱情相思苦闷的同时，还渗透着一种时间意识和生命忧患意识。他在词中时常感叹人生短暂、生命有限、时光易逝。表现人生短暂的生命忧患意识，成为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但在词中，是冯延巳第一次在词中表现这种生命的忧患。人生本来就短暂，因此希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充分享受爱情的幸福，在短暂的青春期及时享受爱情的欢乐，可偏偏“别离多，欢会少”。爱情失落的苦闷中又包含着一层生命短暂的忧患，这既强化了爱情失落的苦闷，也表现出了人生的悲剧，从而丰富了词作的思想内涵，提升了词的思想境界。

冯词写愁的最大特点，是忧愁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他词中的忧愁，具有一种超越时空和具体情事的特质， 写来迷茫朦胧，含而不露。冯词中的忧愁“闲情”，常常很难确指是什么性质的忧愁，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苦闷。比如前面例举过的《鹊踏枝》中的“闲情”，就很难说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一种什么样的愁。他只是把这种闲情闲愁表现得深沉而持久，想抛掷也抛掷不了，挣扎也挣扎不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始终缠绕在心头。他的几首《采桑子》词，这个特点最为突出。作者所要表现的就是人生中常有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愁苦闷，抑郁不欢；一种可能已经存在又似乎是即将来临的人生忧患。冯词忧患苦闷的内涵性质，是无法确指的，无法界定的，从而留给读者更大的自由创造联想的空间，有着更大的艺术张力。读冯词，也会被感动，但需要联想，需要深层的思考。

在艺术上，冯延巳词也有特色。一是空间境界比较阔大，常以大境写柔情，如“将远恨，上高楼。寒江天外流”；“楼上春山寒四面”等。阔大无限的空间境界，表现出愁思的深重。二是善于用层层递进的抒情手法，把苦闷相思表现得一层深似一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层深”之法，最典型的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其他词作也屡用此法。三是在情景的配置上，善于用逆向配置法。词中写情，最常见的是情与景交融互写，但情与景交融配置的方式有同向配置和逆向配置两种。所谓同向配置，是客观景物蕴含的情感指向与主观情感的性质相同，逆向配置是客观景物的情感指向与主观情感性质正好相反。冯延巳词中，常常喜欢用明媚灿烂的春景来写悲哀的情绪。情景的逆向配置，加倍写出了主人公的愁情。面对欢乐之景，尚且苦闷，如果是悲哀之景，其忧愁苦闷更可想而知。

冯延巳的词集名《阳春录》，有的题作《阳春集》，北宋时就有传本，但宋代的本子早就失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明人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清代抄刻本也有不少。但各本收词不尽相同，有的收有伪作。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和刘尊明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冯延巳词112首。

生平

南唐开国时，因为多才艺，先主李昪任命他为秘书郎，让他与太子李璟交游。后来李璟为元帅，冯延巳在元帅府掌书记。李璟登基的第二年，即保大二年，就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到保大四年，冯延巳终于登上了宰相的宝座。第二年，陈觉、冯延鲁举兵进攻福州，结果死亡数万人，损失惨重。李璟大怒，准备将陈觉、冯延鲁军法处死。冯延巳为救两人性命，引咎辞职，改任太子太傅。保大六年，出任抚州节度使。在抚州呆了几年，也没有做出什么政绩。到了保大十年，他再次荣登相位。

延巳当政期间，先是进攻湖南，大败而归。后是淮南被后周攻陷，冯延鲁兵败被俘，另一宰相孙晟出使后周被杀。958年，冯延巳被迫再次罢相。当时朝廷里党争激烈，朝士分为两党，宋齐丘、陈觉、李征古、冯延巳等为一党，孙晟、常梦锡、韩熙载等人为一党。几次兵败，使得李璟痛下决心，铲除党争。于958年下诏，历数宋齐丘、陈觉、李征古之罪，宋齐丘放归九华山，不久就饿死在家中，陈觉、李征古被逼自杀。至此，宋党覆没。而冯延巳属于宋党，居然安然无恙，表明李璟对冯延巳始终信任不疑，也可能是冯延巳作恶不多。罢相两年后，即公元960年，冯延巳因病去世，终年五十八岁。也就是这一年，赵匡胤夺取天下，建立起北宋王朝。再过一年，李璟去世，李煜即位。

外界评价

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如是评道：“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花间》于南唐人词中虽录张泌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 刘融斋在《艺概》中言：“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也足见正中词魅力之深。陈廷焯在《云韶集》卷一中言：“正中词为五代之冠，高处入飞卿之室，却不相沿袭，时或过之。

虽然冯延巳同温庭筠非同时代之人，但后人评价两人时经常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评道：“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正中，淡妆也。”一浓一淡，不仅体现了两位词人的创作风格及兴致趋向，这也和两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极其有关。温庭筠一介落魄文人，混迹于青楼酒馆之中；冯延巳却是位及权臣，当正襟危坐。这也是冯延巳词被同叔和永叔喜好的一点原由。另一方面浓淡之说更是论尽了花间派和晚唐派的相异，不可混为一谈。

政治才能
　　冯延巳的人品，颇受非议，常常被政敌指责为“奸佞险诈”，“谄媚险诈”。他与魏岑、陈觉、查文徽、冯延鲁五人被称为“五鬼”。政敌的攻击，难免言过其实，但冯延巳一再被人指责，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冯延巳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才干确属平庸。比如他曾说：“先主李昪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叹息十天半月，一个地道的田舍翁，怎能成就天下的大事。当今主上，数万军队在外打仗，也不放在心上，照样不停地宴乐击鞠，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这番话，足见冯延巳政治上的平庸荒唐。

艺术造诣
　　跟李璟、李煜一样，冯延巳也多才多艺，这也是李璟信任他的重要原因。他的才艺文章，连政敌也很佩服。《钓矶立谈》记载孙晟曾经当面指责冯延巳：“君常轻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艺不如君也，诙谐不如君也。”陆游《南唐书·冯延巳传》记载孙晟的话是：“鸿笔藻丽，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谄媚险诈，累劫不及君。”两处记载，文字虽不一样，但意思相同。看来冯延巳为人确实多才艺，善文章，诙谐幽默。又据《钓矶立谈》记载，冯延巳特别能言善辩。他“辩说纵横，如倾悬河暴雨，听之不觉膝席而屡前，使人忘寝与食”。他又工书法，《佩文斋书画谱》列举南唐十九位书法家的名字，其中就有冯延巳的大名。他的诗也写得工致，但流传下来的仅有一首。不过冯延巳最著名最有成就的，还是词。

冯延巳词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因循出新。所谓“因循”，是说他的词继承花间词的传统，创作目的还是“娱宾遣兴”，题材内容上也没有超越“花间词”的相思恨别、男欢女爱、伤春悲秋的范围。所谓“出新”，是说他的词在继承花间词传统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

如冯延巳在表现爱情相思苦闷的同时，还渗透着一种时间意识和生命忧患意识。他在词中时常感叹人生短暂、生命有限、时光易逝。表现人生短暂的生命忧患意识，成为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但在词中，是冯延巳第一次在词中表现这种生命的忧患。人生本来就短暂，因此希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充分享受爱情的幸福，在短暂的青春期及时享受爱情的欢乐，可偏偏“别离多，欢会少”。爱情失落的苦闷中又包含着一层生命短暂的忧患，这既强化了爱情失落的苦闷，也表现出了人生的悲剧，从而丰富了词作的思想内涵，提升了词的思想境界。

冯词写愁的最大特点，是忧愁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他词中的忧愁，具有一种超越时空和具体情事的特质，写来迷茫朦胧，含而不露。冯词中的忧愁“闲情”，常常很难确指是什么性质的忧愁，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苦闷。比如前面例举过的《鹊踏枝》中的“闲情”，就很难说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一种什么样的愁。他只是把这种闲情闲愁表现得深沉而持久，想抛掷也抛掷不了，挣扎也挣扎不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始终缠绕在心头。他的几首《采桑子》词，这个特点最为突出。作者所要表现的就是人生中常有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愁苦闷，抑郁不欢；一种可能已经存在又似乎是即将来临的人生忧患。冯词忧患苦闷的内涵性质，是无法确指的，无法界定的，从而留给读者更大的自由创造联想的空间，有着更大的艺术张力。读冯词，也会被感动，但需要联想，需要深层的思考。

在艺术上，冯延巳词也有特色。一是空间境界比较阔大，常以大境写柔情，如“将远恨，上高楼。寒江天外流”；“楼上春山寒四面”等。阔大无限的空间境界，表现出愁思的深重。二是善于用层层递进的抒情手法，把苦闷相思表现得一层深似一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层深”之法，最典型的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其他词作也屡用此法。三是在情景的配置上，善于用逆向配置法。词中写情，最常见的是情与景交融互写，但情与景交融配置的方式有同向配置和逆向配置两种。所谓同向配置，是客观景物蕴含的情感指向与主观情感的性质相同，逆向配置是客观景物的情感指向与主观情感性质正好相反。冯延巳词中，常常喜欢用明媚灿烂的春景来写悲哀的情绪。情景的逆向配置，加倍写出了主人公的愁情。面对欢乐之景，尚且苦闷，如果是悲哀之景，其忧愁苦闷更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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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961年-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宋军破南唐都城，李煜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因作感怀故国的名词《虞美人》而被宋太宗毒死。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词。在政治上失败的李煜，却在词坛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称为“千古词帝”。"评价

李煜在政治上是一个昏君，在文学上却是一个文学家，诗人。其主要成就在诗词上，前期作品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如《长相思》，《浣溪沙》等。被俘后，比前期有很大突破，代表作有《虞美人》，《破阵子》,《浪淘沙》等。"

左纬（？～约1142）字经臣，号委羽居士，黄岩县（今浙江黄岩区）城东永宁山下人。少时以诗文闻名台州。早岁从事举子业，后以为此不足为学，弃去，终身未仕。"生平

诗学杜甫，重视“意理趣”三字。北宋绍圣三年，许景衡任黄岩县丞，两人结为知友，后与刘安上、周行己等赋诗唱和。政和年间，左纬百首诗作名满朝野。孙傅说：“此非今人之诗也，若置之杜集，谁能辨别？”政和五年，编成《委羽居士集》，许景衡、黄裳作序：“自唐天宝之后，不闻此作矣。”

宣和三年四月，方腊起义军吕师囊部攻占黄岩，左纬作《避寇七诗》，真德秀称赞可与杜甫《七歌》媲美。人称“文如韩退之，诗如杜子美。”卒后，右司谏陈公辅撰墓志，悼诗曰：“有德传乡里，无金遗子孙。”

左纬所著《委羽居士集》，黄裳为之作序：“慕杜甫、王维之风甚严”。此集已佚。民国时，王棻辑有《委羽居士集》一卷。事见宋《嘉定赤城志》卷三四。

后代子孙

左纬有4子，一人早逝，其他三人左{王毕}、左璠，左玙都是进土，时称“三左”。后人称：“邑人谈前辈文章，必曰‘三左’、‘二彭’”。山亭街与丛桂坊，桂枝桥与祠山庙，原是左氏居处，以后都是纪念左氏三进士的建筑物，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左{王毕}，于绍兴二十七年中进士，同年随礼部侍郎孙道夫出使金国贺正旦，为书状官，忠贞不屈，被扣押死于金国燕山之下，《万历黄岩县志》入“忠义传”。
左璠，南宋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终于敕令所删定官，所著《论语发微》十卷，高宗览后赐内府藏帛。有诗名。
左玙，字次琰，绍兴二十七年特科进士，任御前军器所监。有诗名。
左纬还有两个侄子，亦是名诗人：
左誉，字与言，号筠翁，黄岩人，客居临海。南宋京都临安曾传：“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最后成为诗僧，有《筠翁长短句》。
其弟左鄯，诗亦佳，与许景衡唱和，以《题湘中邮亭壁》诗称誉一时。
当时也有把左纬和左誉、左鄯合称“三左”的，这是南宋初期黄岩的文坛佳话。
左纬的三个孙子都是进士，他们是：
左伯畴，字锡范，左鹞之子，淳熙十四年特科进士。
左赉，字锡善，伯畴弟，绍熙元年特科进士，官威武军节度推官。
左伯朋，字锡龟，左之子，与左赉同科进士，任朝信军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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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芳，南宋末期人。西湖樵家女也。宋理宗选宫嫔时，以色美，为贾似道所匿，宠之专房。淑芳知贾必败，预营别业於五云山下九溪坞。贾南迁日，削友为尼，人罕知者。张善小词，今存词三首，收录于《古今词话。词话》卷上。

张鎡，字功甫，原字时可。因慕郭功甫，故易字功甫。号约斋。居临安，卜居南湖。循王张俊之曾孙。隆兴二年（1164），为大理司直。淳熙年间直秘阁通判婺州。庆元初为司农寺主簿，迁司农寺丞。开禧三年（1207）与谋诛韩侂胄，又欲去宰相史弥远，事泄，于嘉定四年十二月被除名象州编管，卒于是年后。张鎡出身华贵，能诗擅词，又善画竹石古木。尝学诗于陆游。尤袤、杨万里、辛弃疾、姜夔等皆与之交游。《齐东野语》载“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又以其牡丹会闻名于世。

方勺 [约公元一一〇〇年前后在世]字仁盘，婺州人，徙居湖州，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哲宗元符末前后在世。为人超然遐举，神情散朗。

王辟之（1031—？），字圣涂，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宋哲宗元佑年间（1086—1094），他担任任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知县，曾“废撤淫祠之屋，作伯夷叔齐庙”，以“贵德尚贤”闻名。"生平

主要政绩
　　绍圣二年，他知忠州。在任期间，政绩卓著，“拊养柔良，锄治奸滑”，使境内人民安居乐业。曾经有手下的官吏受贿，别人在告发这个官吏时把王辟之也一块告了，王辟之神色不变，对上级来调查的人说：“白头老翁安能畏吏苛民耶？”意思是说自己是清白的，不怕上级调查，也决不对错告他的老百姓打击报复。后来上级查明了事实真相，王辟之是无辜的。王辟之对古代先贤十分思慕敬佩，不但为曾经在忠州做官的刘晏、陆贽、李吉甫、白居易修了“四贤祠”，而且以这些名官为榜样，“兴旧起废，慨然不倦”，以廉洁勤政、务实爱民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北宋著名词家、书法家黄庭坚在《忠州复古记》中，高度称赞他“知务乐善，击强拨烦，才有余地”。

致仕还乡
　　绍圣四年，王辟之从忠州任上致仕还乡。回到家乡临淄后，他隐居在渑水河畔，过着饮酒赋诗、悠闲自得的生活。渑水发源于临淄齐故城小城西由南向北，经长胡同、督府巷、东石桥、邵家圈，至王青庄南分为两支，北流经广饶入博兴者为渑水，西流经梧台入画水者为系水。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渑水与系水同源。”渑水附近，齐文化内涵丰富。《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昭公与齐景公在宴席上投壶，齐景公说：“有酒如渑”，形容其酒之多。《淮南子》载：善于烹饪的齐桓公宠臣易牙，能尝辨出淄水与渑水的味道。《史记·鲁仲连列传》记载：鲁仲连谓“田单黄金横带，骋于淄渑之间”。在渑水河畔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喜欢文学的王辟之经常和朋友们欢宴，追古抚今，指点江山，畅谈一些风土人情和官场趣闻。后来他把这些听来的故事，整理成了《渑水燕谈录》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

贡献

王辟之的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广泛，为后世对北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一些政治家、文学家的生平研究以及山东省的地方史研究、宋诗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王辟之长期担任北宋基层地方官吏，交际范围主要是官场，所以对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传闻故事非常感兴趣也十分熟悉。书中的前半部分如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等篇记录了大量明君、贤臣的历史事迹，如“杯酒释兵权”、“开卷有益”的宋太祖赵匡胤、“治最为天下第一”并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力主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品行高尚的司马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以及大将军狄青、名臣寇准等，很有史料价值；同时，王辟之又是一个文人，对诗人、书画家等文艺界的轶闻趣事非常关注，如著名文学家苏轼、欧阳修、尹洙、苏辙，山水画家李成、著名词人柳永等人的事迹也时时出现在书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官制”、“贡举”、“文儒”等部分，准确、翔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官制、科举情况，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北宋官制和科举提供了大量真实的佐证；“歌咏”、“书画”部分，记录了大量诗人、书画家的创作经历和艺术理论，是我们研究宋代文学史、书画史时不可不读的参考文献。

王辟之是临淄人，晚年大部分时间又在临淄度过，所以《渑水燕谈录》记录了大量北宋时期临淄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和事，比如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的临淄人贾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欲的临淄长寿老人麻希孟；博学醇德的临淄名儒赵师民等。书中对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迹也记之甚详，有近十条之多。另外，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还在有意无意之间创造了几个第一：这在瓦当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因而意义极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阳宪台之瑞丰亭，以贻好事者。”由此可见，从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始,瓦当就已经成为文人雅士案头的赏玩了。第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关于“三苏”并称最早也源于本书。据《卷四·才识》记载：“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本书还记载了许多苏轼的事迹，对我们今天研究宋代文学有很珍贵的价值。特别是书中提到，宋使张芸叟奉旨出使辽国，在幽州的旅馆里发现有辽国人在墙上抄录的苏轼诗歌，还听说范阳的书店曾经刊刻苏轼的诗集等事，对我们研究苏轼诗歌的影响和传播有重要意义。

《卷八·事志》记载：“皇佑中，范文正公镇青州，龙兴僧舍西南阳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环泉古木茂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最为营丘佳处。”书中对“虹桥”的记载是最早的，以至于不了解王辟之历史的某些当代桥梁史专家给王辟之冠以了古代桥梁专家的称号。据《卷八事志》记载，青州太守夏竦见城中的桥梁常被大水冲坏，便想办法改建。这时，他正好得到了牢城中的一个“废卒”。“废卒”就是关押在监牢的残废士兵。这个人有“智思”，也就是有超常的智慧。这个“废卒”取来数十根大木，相贯为桥，无柱的虹桥就这样造出来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虹桥”之一。另外，“开卷有益”、“高下其手”两个成语源于本书，对淮安点心“蜂糖糕”、江南“建茶”、纸牌、麻将的前身“叶子”、安南椰子等物产的记载也是较早的。书中还有“用长松治麻风病”的最早药方。

著述

《渑水燕谈录》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题《渑水燕录》，作王辟撰。 《渑水燕谈录》分“帝德”、“谠论”、“名臣”等十七类。自序云：“闲接贤大失谈议，有所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考此书，皆记绍圣以前杂事”，而记事“不能尽确”。如“谁传佳句到幽都”，本苏辙作，而误为张舜民。柳永夤缘中宫献《醉蓬莱》词，本为仁宗所斥，误为仁宗大悦。

写作特色

作者站在封建士大夫的道德立场，歌颂了爱民尊贤、勇于纳谏的明君以及廉洁务实、克己奉公的清官；赞美了一些文学家高洁傲岸的品质和灵敏机智的创作才华；对弄虚作假、不切实际、残害百姓等丑恶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比如《卷一·帝德》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曾经对一个外放到地方做官的郎官印象很好，称赞他品德高尚，做事得体，答应在合适的时机把他调回中央，委以重任。但是这个郎官回京之后托关系，走后门，到处行贿当朝重臣。事情被真宗知道后，便没有重用提拔他。这个故事表现了宋真宗对那些跑官要官者的憎恨，赞扬了宋真宗坚持原则的品格，对今天的人们很有教育意义。

再比如《卷二·谠论》中记载，宋仁宗的时候，京城出现日食，但由于当时阴云密布，京城的人都没看见。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以此奏请皇帝，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可现在在京城却没有看到，这说明皇帝吉祥，天下太平，应该大宴群臣，庆贺一下。司马光劝谏皇帝说：“日食，全国其他地方都看见了而唯独京城看不见，老天好像在说皇帝您正在被阴邪小人所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独朝廷不知道，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不应庆贺。”宋仁宗听从了司马光的劝告，没有进行劳民伤财的祝贺仪式。在这个故事里，司马光仗义执言、耿直机敏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宋仁宗勇于纳谏、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精神也可见一斑，贤相、明君的风范在极端的篇幅里展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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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宽，字令威，号西溪。会稽嵊县（今浙江省嵊县）人，宋宣和3年随父迁居诸暨，其子姚侃、姚仅为诸暨市浬浦镇陶姚村姚氏迁入祖。宋代杰出的史学家、科学家，著名词人。"介绍

姚宽聪慧异常，博闻强记，精于天文推算。其尤工词章，篆隶及工技之事。后来姚宽以荫补官。吕颐浩，李光帅江东的时候，都招姚宽致幕府中。奸臣秦桧执政后，因旧时的怨恨而拒绝任用姚宽。之后姚宽经贺允中、徐林、张孝祥等人堆荐，任尚书户部员外郎、枢密院编修官。

姚宽曾集古今用弩事实及造弩技术，编写《弩守书》献与朝廷。其另着有《西溪集》、《史记注》、《战国策补注》、《西溪丛语》等。姚宽留词仅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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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绍兴六年（一一三六）为入内东头供奉。九年，奉命抚谕陕西。二十四年，以睿思殿祗候致仕。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九、一二六、一六七。

公元一〇三三年至一一一〇五年，字子骏，钱塘人。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卒于徽宗崇宁四年，年七十三岁。工诗文。皇祐五年（公元一0五三年）进士，除知袁州萍乡系。历福建转连判官，主客郎中。出为变路提刑。建中靖国初，（公元一一〇一年）除知明州丐宫祠，以左朝议大夫提举洞霄宫，卒。骧著有文集十八卷，赋二十卷，均《宋史艺文志》并传于世。

字寿老，号篔窗，台州临海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宝庆初前后在世。受学于叶适，为适所倾服。嘉定七年，（公元一二一四年）登进士。十一年，尝为青田县主簿。十三年，为庆元府府学教授。官到国子监司业。耆卿著有篔窗初集三十卷，续集三十八卷，《郡斋读书附志》以有论孟记蒙、赤城志等，并传于世。"生平

，字寿老，号筼窗，临海城关人。南宋嘉定七年进士，宝庆二年，入京应馆试，授秘书省正字，转校书郎。后历任秘书郎、著作郎兼国史馆编修，除将作少监，终国子司业。他为官刚直耿介，敢于犯颜触讳，因而受到史弥远的排挤。耆卿博学能文，曾从永嘉叶适学习，叶适对他十分赏识，尽传所学，并写诗称赞他：“古今文人不多得，元祐唯四建安七。性与天道亦得闻，伊洛寻源未为失。”生平著述丰富，有《论语纪蒙》十八卷、《孟子纪蒙》十四卷、《嘉定赤城志》四十卷及诗集数十卷。《赤城志》纂定于嘉定十六年，是最早的台州总志，去取精当，简而有体，文笔凝炼，被称为名志之一。"

贾昌朝（997—1065）字子明。宋朝宰相、文学家、书法家，真定获鹿（今河北获鹿）人。真宗（九九八至一零二二）朝赐同进士出身。庆历（一零四一至一零四八）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魏国公，谥文元，卒年六十八。著作有《群经音辨》、《通纪时令》、《奏议文集》百二十二卷。其著作《群经音辨》是一部专释群经之中同形异音异义词的音义兼注著作，集中而又系统地分类辨析了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录存的群经及其传注中的别义异读材料，并对这些材料作了音义上的对比分析，同时还收集、整理了不少古代假借字、古今字、四声别义及其它方面的异读材料，有助于读书人正音辨义，从而读通经文及其注文。"生平

宋天禧初，宋真宗曾祈谷南郊，贾昌朝于道左献颂辞，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任晋陵主簿。赐对便殿，任国子监说书。孙称其讲说有师法。后又改颖川郡王院伴读，再适殿中丞，历知宜兴东明县。孙侍读禁中，以老辞，举荐贾昌朝代之，诏试中书，不久复国子监说书。

景祐中，置崇政殿说书，以授昌朝。天章阁置侍讲，亦首命昌朝充任。累迁尚书礼部郎中，进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羊国子监。上书陈“边防六事”，多施行之。

庆历三年拜参知政事，以工部侍朗充枢密使，五年，拜相，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担举编修《唐书》。

庆历七年春旱，帝避正寝减膳，贾昌朝援引汉朝因灾异册免三公的故事，上表乞罢参知政事，遂任昌朝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帝赐银饰坐轿，随之因征贝州军校王则起义有功，移山南东道节度使，又移判郑州。同年，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年内，仍求外任，复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判郑州。昌朝固辞仆射侍中，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母丧，去位。服除，判许州。召对迩英阁，行前，复判大名府河北安抚使。时河决为患，昌朝请修河故道。

嘉祐元年封许国公，兼侍中，不久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嘉祐三年宰相文彦博请罢，谏官怕昌袁代相，乃言昌朝建大第，勾结宦官等，遂以镇安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侍中兼充景灵宫使，出判许州。又以保平军节度陕州大都督府长史移大名府兼安抚使。英宗即位，徒凤翔节度使，加左仆射、凤关怀尹，封魏国公。

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许州，力辞不许。第二年因病留京师，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卒，年68岁。谥文元。御书墓碑：“大儒元老之碑。”著有《群经音辨》、《通纪时令》、《奏议文集》12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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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一七三年前后在世]字道进，华亭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乾道末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可考。工词，著有箫台公馀词一卷，《强村丛书》传于世。"著述

字进道，华亭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乾道四年，知温州乐清县。九年，权发遣处州。淳熙九年，知鄂州，放罢。十五年，知信州，旋改主管毫州明道宫。著有《箫台公馀词》一卷，以其官乐清时县有箫台峰，故取以名词，今存《彊村丛书》本。其词“清丽芊绵，绝无语录气，亦南宋道学家所罕见也”。慢词如《念奴娇》抒怀，《水调歌头》咏中秋，气势豪放，风格接近苏东坡；短调如《朝中措》、《减字木兰花》，也清新灵动。《全宋词》第三册收其词六十九首。《全宋诗》卷二一二七录其诗一首。《全宋文》卷四九二二收有其文。事迹见《永乐乐清县志》卷七、陆心源《箫台公馀词跋》。"

潘牥（fāng）（1204——1246）字庭坚，号紫岩，初名公筠，避理宗讳改，福州富沙（今属福建）人。端平二年（1235）进士第三名，调镇南军节度推官、衢州推官，皆未上。历浙西茶盐司干官，改宣教郎，除太学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淳祐六年卒于官，年四十三。有《紫岩集》，已佚。刘克庄为撰墓志铭。《宋史》、《南宋书》有传。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有《紫岩词》一卷。存词5首。

陈深［公元一二五九年至一三二九年］字子微，平江人。约生于宋理宗开庆中，卒于元文宗天膳二年以后，年在七十一岁以上。宋亡年，才弱冠笃志古举，闭门着书，元天历间奎章阁臣，以能书荐潜匿不出。所居曰宁极斋，亦曰清泉，因以为号。深著有诗一卷，《四库总目》又有读易编，读诗编，读春秋编等书。

释善珍（一一九四～一二七七《续补高僧传》作生绍兴甲寅，卒嘉定丁丑，误提前了一个甲子），字藏叟，泉州南安（今福建南安东）人，俗姓吕。年十三落发，十六游方，至杭，受具足戒。谒妙峰善公于灵隐，入室悟旨。历住里之光孝、承天，安吉之思溪圆觉、福之雪峰等寺。后诏移四明之育王、临安之径山。端宗景炎二年五月示寂，年八十四。有《藏叟摘稿》二卷。事见《补续高僧传》卷一一、《续灯正统》卷一一。

罗椿，字永年，自号就斋，永丰（令江西广丰）人。孝宗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始谒杨万里，为其高足。五年，应礼部试，累举不第。事见《诚斋集》卷七七《送罗永年序》、《鹤林玉露》卷二。

万俟绍之（生卒年不详），字子绍，自号郢庄，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人，寓常熟。万俟离曾孙。力学好修，尝登王万之门，其文闳肆，其诗清严。两举不第，卒。

林季仲[约公元一一三八年前后在世]字懿成，自号芦山老人，永嘉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八年前后在世。喜为诗，语佳而意新。宣和中进士。高宗时，赵鼎荐为台官，累迁吏部郎。秦桧主和议，季仲引句践事争之，大忤桧，辽罢去。后官太常少卿，知婺州。以直秘阁奉嗣。季仲著有竹轩杂著十五卷，今存六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范炎，字黄中，邢州唐山（今河北邢台）人，辛弃疾之婿，范邦彦孙。绍兴中，南徒润州（今镇江）。炎以恩授亲淦主簿、德安司理、知晋陵。官宣教郎，湖南运司主管。年四十，以母老弃官归养。特授朝散郎、提举华州云台观。自号闲静先生，卒于家。有诗集，今不传。

俞文豹[约公元一二四o年前后在世]，字文蔚，浙江括苍（今丽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嘉熙末前后在世。

叶隆礼，字士则，号渔村，嘉兴（今属浙江）人。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十年，通判建康府。十二年，除国子监簿（《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开庆元年（1259年），为两浙运判兼知临安府（《咸淳临安志》卷四九）。景定元年（1260年）。知绍兴府（《宝庆会稽续志》卷二）。入元后销声匿迹。事迹《宋史》不载。

刘褒，字伯宠，一字春卿，号梅山老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孝宗淳熙五年（1178）进士。光宗绍熙中为静江府教授。宁宗庆元六年（1200），知龙溪县。嘉定六年（1213）由监尚书六部门奉祠，起知全州。有《梅山诗集》，已佚。工词，其满庭芳别绪，善於言情者。水调歌头，亦不减於东坡也。

许将，福建闽县（今福建闽清）人。他生于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卒于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嘉祐八年（1063年）中癸卯科状元，年仅27岁，是历史上福州地区第一个状元。其人文武双全，廉洁奉公，深受宋神宗和宋哲宗的器重，曾担任明州通判、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等职。"生平

许将中状元后，被任命为宋翰林院编撰、昭庆军判官，通判明州。神宗召对，授集贤校理、同知礼院，编修中书条例。本当由太常寺转任博士，因神宗赏识，超改右正言。第二天，值舍人院，第三天，判流内铨，举朝皆以之为荣。期间，许将恪尽职守，兴利除弊，神宗大加赞赏，诏令免试进知制诰。契丹陈兵二十万于代州边，并遣使索地，大战一触即发。许将毅然奉诏使辽，应答不卑不亢，晓以利害，使辽国放弃侵吞想法。还朝后，知审官西院，值学士院，判尚书兵部。任上，整顿民间自卫组织，使之趋于规范。进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后，因蔡确、舒亶忌妒陷害，黜知蕲州。第二年，以龙图阁待制起知秦州，改扬州，又改郓州。期间，当地狱中无犯人，士子不谤政，被誉为王曾在世。元丰六年，召为兵部侍郎时上疏，对国防体制及军马物资等备工作提出建议，为朝野人士所赞许。绍圣元年，入为吏部尚书，拜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当时章惇为相，奏请掘元祐党首司马光墓，许将认为不可，并引经据典说服哲宗。崇宁元年，进门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抚定鄯州，廊州。因收复河、湟失地有功，转特进。御史中丞朱谔弹劾许将为人“左顾右视，见利则回……，强颜偷安……。”使许将一贬再贬。崇宁八年八月，奉旨为表兄宋福建兴化军城人传胪进士会元侍中兼枢密副使谥文正黄中庸撰铭。宋徽宗政和元年许将病逝，享年七十五岁，朝廷追赠开府仪同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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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登（生卒年不详）字履道，号碧涧，南城（今属江西）人，一说金川（今属四川）人。"生平

其家时为南城望族，他早年无意仕进，生活超脱，常与文友聚游登览，赋诗论文。绍定二年，汀州爆发农民起义，很快波及南城。他带着家人逃奔在外三年之久。淳祐元年方中进士，时年岁已大，有诗道：“乾坤双鬓改，日月寸心死。誓从鹿豕游，乃复叨一第”。历官武安军书记、宁都县尉。他是江湖派里比较朴素而不专讲工致细巧的诗人。诗多记叙流离奔走之苦，间也触及社会不合理现象，语言质朴自然。著有《骳稿》1卷，《全宋词》辑录其词1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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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一二六年前后在世]字正民，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北宋末前后在世。

郭祥正（1035～1113）北宋诗人。字功父，一作功甫，自号谢公山人、醉引居士、净空居士、漳南浪士等。当涂（今属安徽）人。皇祐五年进士，历官秘书阁校理、太子中舍、汀州通判、朝请大夫等，虽仕于朝，不营一金，所到之处，多有政声。一生写诗1400余首，著有《青山集》30卷。他的诗风纵横奔放，酷似李白。"生平

郭祥正出身官宦之家，父亲郭维，曾任淮南提刑、度支郎中等职。郭祥正少年即倜傥不羁，诗文有飘逸之气，史传其母梦李白而生。

对于轮回的描述，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记载。根据《宋史》十帖三册四百四十四卷记载，唐朝的著名诗人李白，转世到了宋朝，名字叫做郭祥正。还有南北朝时代的梁元帝，他的前生是一位出家人，他的名字叫眇目僧，这也是出自《南史梁纪》一帖三册八卷。还有天人转世的记载，例如出自《唐书》三帖二册二十七卷，就记载着唐朝的皇帝唐代宗，他是神人降胎来的。另外还有人转成动物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在战国时代秦国的大将白起，当时他跟赵国打仗。赵国的大将赵括是纸上谈兵，不懂用兵之道，四十万赵国士兵都被俘虏了，大败。结果秦将白起，居然把手无寸铁的四十万赵国士兵都给活埋了。因此，後来《东周列国志》上面记载，在唐朝末年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天上打了个雷，就把一头牛给震死了，结果发现牛的肚子上面写着「白起」两个字。历史对这个事件的评论，是说白起因为杀人太多了，所以他生生世世都要轮回做畜生，受这个报应，而且还要受天雷震死的报应。这些历史的记载，再加上古圣先贤的教诲，所以古人对於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其实真的没有什麽怀疑。

史传其母梦李白而生，少年即倜傥不羁，诗文有飘逸之气。梅尧臣见之叹道：“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仁宗时举进士，庆历初年，任过秘阁校理、德仕尉，因经常高谈阔论，遭到非议；又常常同太守抵触，相处不洽，遂弃官回家。熙宁中复出，知武冈县，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当时王安石主持朝政，实行变法，祥正每次上疏神宗，陈述天下大计，唯王安石一人是听。神宗甚异之，将奏章转给王安石，称其有才可以任用。时郭祥正从章惇考察回来，听说朝中有人嫉恨，遂辞去殿中丞官职，回家乡姑孰屏居。不久又复出做官，于元丰中任汀州通判，经常在公余外出游览，饮酒赋诗。因在漳州顶撞了吏部使者，被诬陷下狱，5年后得以平反，知端州。宋哲宗元祐年间又被朝廷启用为转承议郎，阶至朝请大夫。后以耄耋之年请归故里，隐于青山，终在故乡去世。祥正一生飘洒，他在姑孰屏居时，其宿处自号“醉吟庵”，曾作《醉吟先生传》，有“朝霞濯鲜于水上，夕风泛凉于木末，月魄在钩，莲香满船”之佳句，洋溢着江南水乡的生活气息。漳州出狱后，还自号“漳南浪士”。一生交游，多天下名士。著有《青山集》30卷。[1]

少时曾拜访过正任国子监直讲的梅尧臣，将自己的诗作呈梅尧臣审阅，梅尧臣阅后惊叹道：“天才如此，真太白后生也！”并作《采石月》赠他。当时的诗坛名将郑獬、潘兴嗣等也纷纷以“江南又有谪仙人、“人疑太白是重生”等诗句称誉郭祥正。

皇祐五年中进士，授秘书阁校理，迁星子县主簿。任职期间，性格与上司不合，至和元年弃官归寓宣城昭亭。嘉祐四年赴德化县尉。嘉祐八年德化尉任满，适逢母卒，归家守丧。其后一直在家闲居。神宗熙宁五年知武冈县尉，并应辟赴权邵州防御判官，六年四月为太子中舍，与江东路家便差遣，遭谤言。八年为桐城县令。时王安石为相，实行“新政”，郭祥正拥护王安石变法，并上书奏乞天下大计，称颂王安石。王安石升他为殿中丞。他积极参与王安石的信誉之人编修三司条例官章惇“开梅山”工作。但遭王安石反对派百般诬蔑，一些人说他谀颂王安石。王安石避嫌，“耻为小人所荐，因极口陈其无行”，故而对他冷漠、轻蔑。
　
　　熙宁十年自桐城令徙为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郭祥正自觉实难做人，心灰意冷，便于熙宁十一年辞官归隐姑孰青山。就在郭祥正辞官的当年，王安石也被罢官，以使相衔判江宁府。元丰四年起任汀州通判，次年代理漳州知州。时章惇执政，由于他曾“刺新法之非”，为章惇一派所忌恨，先被停职、罢官，后又入狱。直到哲宗即位后的元祐元年冤屈得伸，出狱后自号“漳南浪士”，后以覃恩转承议郎。元祐三年起为端州知州，在任上有惠政。元祐四年阶至朝清大夫，他看清官场的险恶，奏准致仕，返乡隐居，长达二十四年。初宅居当涂城关东街西二条巷的寿俊坊。晚年，隐居青山东麓，宅号醉吟庵，俗称“郭子垅”，曾作《醉吟先生传》，有“朝霞濯鲜于水上，夕风泛凉于木末，月魄在钩，莲香满船”之句，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气息。隐居期间，专心释氏，自号净空居士。在居士林中，最钦服庞蕴大士，“何日许庞公”是他的平生追求。曾先后谒见白云守端、保宁仁勇等禅师，多有省悟。徽宗政和三年郭祥正病故，终年七十九岁。

北宋仁宗皇祐至神宗熙宁年间，我国诗坛上出现了一颗新星，这就是当涂诗人郭祥正。他一出现，立即赢得享有盛誉的诗坛老将梅尧臣的赞扬，赢得著名诗人王安石、袁世弼、章望之、章衡的赞扬，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说他是“李白后身”。希望他继欧阳修之后领导诗坛，为诗坛盟主，郭祥正的作品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

郭祥正，字功父，一字功甫，又名谢公山人、醉吟先生、漳南浪士。史传“其母梦李白而生”，少年即倜傥不羁，诗文有飘逸之气。梅尧臣一见，便叹道：“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皇 五年，他至京师应礼部试，举进士。初任秘阁校理，后为南康军星子县主簿。嘉 四年，转任江州德化尉，时年25岁。治平二年他闻郑毅夫知荆州，即以诗赠之。郑毅夫看到郭祥正的诗十分惊叹，称他为“谪仙人”。郑在《寄郭祥正》诗中说：“天门翠色未绕云，姑孰波光欲夺春。怪得溪山不寂寞，江南又有谪仙人。”熙宁五年，郭祥正调任武冈县令。六年四月，为太子中舍，以军功迁升殿中丞。八年，复为桐城县令。十年，又自桐城令徙为庐州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当时王安石主持朝政，祥正每上疏神宗，陈述天下大事“唯安石一人是听”，“凡议论有甚异于安石者，虽大吏亦当屏黜。”神宗甚异之，将奏疏转给王安石，称其“有才可用。”王安石认为郭祥正“为人纵横捭阖而薄行”，极口称其不可。郭祥正得知朝中有人嫉恨，遂辞去殿中丞官职，回到家屏居，一吟一酌，婆娑溪上，自号“醉吟先生”。元丰四年，起用汀州通判。五年，摄守漳州，以顶撞吏部使者，被召回京。行至半途，遭诬下狱。5年后始得平反，出狱后自号“漳南浪士”。元 二年复被朝廷起为转承议郎，阶至朝请大夫，出知端州。四年，以年迈请求归里。初宅居当涂城关东街西二条巷的寿俊坊。晚年，隐居青山东麓，宅号醉吟庵，俗称“郭子垅”。曾作《醉吟先生传》，有“朝霞濯鲜于水上，夕风泛凉于木末，月魄在钩，莲香满船”之句，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气息。

郭祥正一生写诗1400余首，著有《青山集》30卷。他的诗纵横奔放，崇尚李白，其诗风酷似李白，在所著的30卷《青山集》中，郭祥正就收录了用李白韵写的诗41首。南宋末年，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黄 对他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说“功甫诗如此数绝，真得太白体，宜为诸老之所称赏也”。黄 在这里所说的“数绝”，是指郭祥正收入他的《青山集》中的《西村》、《访隐者》及《山居》等绝句。曹庭栋在《宋百家诗存》中更说他的诗“沉雄俊伟，如波涛万叠，一涌而至，莫可控御，不特句调仿佛太白，其气味竟自逼真”。南宋著名文艺理论家胡仔在他所纂辑的《苕溪渔隐丛话》中，曾专章记述了郭祥正的创作活动，并高度评价他的作品说：“功甫《金山行》造语豪壮，世多不见全篇”。为此，他特全录予后人。从元到明、清的几百年中，即使是“诗必盛唐”的口号笼罩一时，一些文坛巨子还给郭祥正的作品以比较公允的评价。著名诗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曾说：“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郭功甫的《水车岭》云：“千丈水车岭，悬空九叠屏。北风吹不断，六月亦生冰。……谁谓宋无诗乎？”胡应麟在他的名著《诗薮》中也说：“苏于瞻的《定慧寺海棠》、郭功父的《金山行》等篇，尚有佳处，而不能尽脱宋气。”又说：“蔡天启的《题申王画马图》……与郭功甫的《金山行》，俱七言古诗翘楚，不可全以宋目之。”清嘉庆八年，安徽巡抚朱 在《青山集序》中还说：“考功甫在《宋史·文苑传》，称其母梦李白而生祥正，梅尧臣叹为李白后身，誉之至矣。”还慨然叹之云：“先生之志则大矣，以之侑食青山祠，列之北宋名家，亦不负其 骥千里之愿也。”可见后人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

郭祥正的诗不仅深得李白的神韵，还因为他对家乡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如《苦寒行》、《前春雪》、《后春雪》、《川涨》、《治水谣》等。在《苦寒行》二首中，郭祥正写道：“江南饶暖衣 ，今冬春寒人未识。溪流冰合地成坼，一月三旬雪三尺。去年大僚人无食，子母生离空叹息。只今道路多横尸，安忍催科更诛殛。”又说：“下溪捕鱼一丈冰，上山采樵三尺雪。人人饥饿衣裳单，骨肉相看眼泪血。乾坤失色云未收，雕鹗无声自将拆。官仓斗米余百金，愿见春回二三月。”在《前春雪》和《后春雪》中，诗人更是饱含泪水地写道：“嗷嗷何物声，云是饥民哭。来请义仓米，奈何久空腹。寒威如戈矛，命尽须臾速。忆昨去年水，云涛卷平陆。高村既无麦，低田又无谷。民间已乏食，租税仍未足。县令欲逃责，催科峻鞭扑。嗟哉吾邦民，何以保骨肉？”类似这样的诗句，在郭祥正的诗集中多处可见。他卒年近八十，虽仕于朝，“不营一金”，所到之处，多有政声。

人物趣事

诗人郭祥正有一次路过杭州，把自己写的一卷诗送给苏东坡鉴赏。未等东坡看诗，他自己先有声有色地吟咏起来，直读得感情四溢，声闻左右。吟完诗，征询东坡的意见：“这些诗能评几分？”

东坡不假思索地说：“十分。”郭祥正大喜，又问何以能有十分。东坡笑着答道： “你刚才吟诗，七分来自读，三分来自诗，不是十分又是几分？” ——宋·苏轼语明·王世贞次《调谑编》

文学创作

在北宋新旧党的斗争中，郭祥正的遭遇有似苏轼，因此他对苏轼颇为同情，感慨很多，如《寄东坡先生自朱崖量移合浦》写道：“君恩浩荡似阳春，海外移来住海滨。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他的《金山行》一诗，被称为“造语豪壮”，其中有“卷帘夜阁挂北斗，大鲸驾浪吹长空”；“寒蟾八月荡瑶海，秋光上下磨青铜；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句。晚年隐居，不问世事，诗风由豪壮而冲淡，如《西村》：“远近皆僧刹，西村八九家。得鱼无卖处，沽酒入芦花。”又《访隐者》：“一径沿崖踏苍壁，半坞寒云抱泉石。山翁酒熟不出门，残花满地无人迹。”可见他的诗风多样，所以过去人评其“诗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

著有《青山集》，有道光九年刊本，30卷，另振绮堂有钞本30卷。钱钟书曾指出：“郭祥正《青山集》续集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孔平仲的作品，后人张冠李戴，错编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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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祖，字与之，号花洲，金华（今属浙江）人，余嵘孙婿。幼年侍父宦游，弱冠入金陵幕府，时嘉熙二年。历朝散郎、大理寺主簿（刘克庄《龙学余尚书神道碑》），淳祐九年，通判建康府。十年，添差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生平

王同祖字与之，号花洲，金华人，余嵘孙婿。幼年侍父宦游，弱冠入金陵幕府，时嘉熙二年。历朝散郎、大理寺主簿，淳祐九年，通判建康府。十年，添差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嘉熙四年，选少作七绝百首为《学诗初稿》，自跋称“慕圣门学诗之训，将以求益”，所作杂体数百未录。今存《汲古阁景钞南宋六十家小集》本、读画斋刻《南宋群贤小集》本。《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三首。《全宋诗》卷三一七八录其诗一卷。文收入《全宋文》卷七九三三。事迹见本集自跋、《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宋诗纪事》卷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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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礼，河北人。字仲由，本通州静海人，居溧阳。与弟敦诗同登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历江宁尉、平江府教授、江东安抚司干官、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淳熙八年（1181）卒，官至宣教郎。有宫教集。爱溧阳山水，买田筑室居焉。其著作《刍言》编凡分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学。

王易简（生卒年不详）字理得，号可竹，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宋末登进士第，除瑞安主簿，不赴。入元，隐居不仕。易简笃于议论，多所著述，有《山中观史吟》。《乐府补题》有其咏物词四首，《绝妙好词》卷六载其词三首。

徐似道(生卒年未详)，字渊子，号竹隐，黄岩县上珙(今属温岭市)人。

程邻，宋朝人，邻字钦之，鄱阳人。元符三年（1100）帅桂林。

相如字平叔，自号篁竿，嘉定元年（1208）进士，曾官南陵县尉。寿退休丞相。

许玠，字介之，原籍河南襄邑（今河南睢县），宋室南渡时徙居湖南常宁，遂落籍。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8～1230）进士。"生平

许玠　字介之，原籍河南襄邑，宋室南渡时徙居湖南常宁，遂落籍。南宋理宗宝庆年间进士。端平中，任衡州户掾。曾参军事，人称其智略纵横。与当时名士乐雷发、魏了翁、刘克庄、戴复古等交游甚密，均有唱和。告归后，定居常宁县东乡东溪之滨，建誉文堂为讲学著书之处，时人称之为东溪先生。著有《誉文堂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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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崱，字则山，号大山，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馀）人。泰来兄。理宗绍定五年（一二三二）进士。以史馆校勘迁武学博士，进太府丞。有《大山集》，已佚。明嘉靖《临江府志》卷六有传。

叶秀发（一一六一～一二三○），南宋官吏。字茂叔，学者称南坡先生，金华（今属浙江）人。师事吕祖谦、唐仲友。宁宗庆元二年（一一九六）进士。授福州长溪簿。历庆元府教授，知政和县、休宁县、扬子县。理家绍定元年（一二二八），知高邮军。三年卒，年七十。

方信孺[公元1177年至1222年]字孚若，兴化军（四库总目作，莆田霞皋）人。生于宋孝宗淳熙四年，卒于宁宗嘉定十五年，年四十六岁。有隽才，未冠能文。周必大、杨万里颇赞善之。以荫补番禺尉，治盗有异绩。开禧三年，（公元一二零七年）假朝奉郎使金，自春至秋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敌。历淮东转运判官，知真州。后奉祠归，屏居岩穴，放浪诗酒以终。其父为叶颙宰相的女婿，其为叶颙宰相的孙女婿。

查荎(chí) 北宋词人。现存词一首。

丘崈(1135-1208) 南宋将领。字宗卿，江阴（今属江苏）人。

程先，宋朝词人，代表作品《锁窗寒》。

王平子，南宋吴郡(今苏州)人。今存词一首。录如下：《谒金门·春恨》：“书一纸，小砑吴笺香细。读到别来心下事，蹙残眉上翠。怕落傍人眼底，握向酥胸儿里。针线不忺收拾起，和衣和闷睡。”词写一女子收到旅外情郎寄回书信时的心情和动作，表达了对远方情人的深深思念。

蔡戡（1141—1182），南宋官吏。字定夫，福建仙游人，蔡襄五世孙，蔡伸嫡孙。始居武进，初以荫补溧阳尉，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累官宝谟阁直学士。七年，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八年，知江阴军。历广东、京西转运刮宫，广东、湖南提刑。淳熙十年（1183）由湖广总领徙建康府总领，寻徙淮西总领。光宗绍熙元年（1190）为浙东提刑，召除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五年，兼知临安府，再任湖广总领。宁宗庆元二年（1196）知隆兴府。嘉泰元年（1201）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勤政爱民，赢得清声。生性洒脱，不肯与权奸为伍。韩侂胄掌权后，便告老还乡。才华出众，著作甚丰。

傅自得(1116～1183年)，字安道，宋代泉州人。曾祖父傅尧俞，元祐间任中书侍郎。父名察，官任吏部员外郎，宣和七年(1125年)，奉命接伴金国使者，至韩城（今陕西省韩城市），遇入寇的金兵，金将斡离不（音否）威迫傅察下拜，傅察不屈而被杀。死后赠徽猷阁待制，谥号忠肃。他的文章收入《至乐斋集》。"生平

傅自得的母亲是宰相赵挺之的女儿，封清源郡君，赠秦国夫人。靖康初，携带儿子傅自强、傅自得、傅自修回泉州，定居在城西的涂山。傅自得回到泉州时才12岁。

由于父亲的功绩，傅自得补上承务郎，并三监潭州南岳庙，再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办案有条有理。不久，改任漳州通判。南宋初期，秦桧当权，勾群结党，想笼络傅自得为羽翼。但傅自得刚正负气，不为利禄所诱。因此，虽有政绩，并奏名上报应试博学宏词科，却被秦桧借故黜免，派他出知福建路兴化军。时衢州通判汪召锡诬告泉州知州赵令衿诽谤朝政，台谏徐嘉等人又上奏本诬陷赵令衿贪赃纳贿。秦桧本来忌恨赵令衿，也诬陷他与张浚、李光“谋逆”，便请旨命傅自得追究此事。傅自得奉命到泉州查清底细，实事求是向上呈报，奏请不必再置狱讯问。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病死，有人拿赵令衿之事弹劾傅自得。遂罢郡事。两年后，谏官挟旧怨重奏前事，傅自得竟被夺官，徙居融州为民。傅自得在融州4年，黄祖舜把傅自得获罪的前前后后告知丞相陈文恭，才得徙居较近的潮州，不久又让他自便。孝宗继位，傅自得恢复旧职。知漳州，却又被谗言阻挠，改知兴化军。傅自得在朝廷向皇帝辞别的时候，举引皋陶的《辜经》，论及下层尉吏以为捕盗有赏，就乱捕平民，有的人被判死罪还不能自明。孝宗同意“无辜者不能乱治罪”。当时，朝臣正在讨论对盗贼施加重刑，也因此中止。傅自得再到兴化军后，全郡清平。后因母亲去世，辞官守孝。孝期满后，傅自得再任漳州知州。不久升直秘阁福建路转运副使。后知临安府。傅自得上任认真办理讼状，法办豪强劣绅，纠劾贪官污吏。但傅自得急流勇退，请命主管福建路武夷冲祐观。后来辞官回泉州。淳熙十年八月去世，墓在南安县云谷双象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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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昂，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字叔兴。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卒年不详。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戊戌科状元。王昂以文学称誉于时，中状元时，年仅二十九岁。入仕后，任秘书省校书郎。高宗时，为起居舍人，秘书少监。后来，以徽猷阁待制身份知台州，提举江州太平观后，病逝于家中。王昂原被考官定为第二名，因主考官拟定的第一名为徽宗第三子嘉王赵楷，徽宗为避嫌及笼络士子，遂擢王昂为魁首。王昂中状元后，曾作有《催妆词》，词云：“喜气满门阑，光动绮罗香陌，行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须脂粉污天真，嫌太怕红白。留取黛眉浅处，共画章台春色。”

夏元鼎[约公元1201年前后在世]字宗禹，永嘉（今浙江永嘉）人。南宋时期人。"生平

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泰初前后在世。少从永嘉诸老游。好观阴符，尝游祝融峰，自云遇仙人指授，因为作讲义。自号云峰散人、西城真人。

夏元鼎能词，著有蓬莱鼓吹一卷，《强村丛书》又注阴符、药镜、悟直三书，真德秀为之序，《度上腐谈》并传于世。

夏元鼎又号西城真人。永嘉人。尝入仕为宦，奔走燕齐间，年届五十，方弃官学道。精于《崔公入药镜》、《黄帝阴符经》及《悟真篇》三书，著《紫阳真人悟真篇讲义》七卷、《黄帝阴符经讲义》四卷及《崔公入药镜笺》等，章剖句析，皆有灼见。南宋学者真德秀与其交往相善，并为之撰序，称元鼎所著“读之使人焕然无疑”。其所述丹法强调自身修炼，属南宗清修派。《悟真篇讲义》取《悟真篇》诗八十一首，西江月词十二首，依据张紫阳“三教合一”之旨，征引《道德经》、《阴符经》、《参同契》、《入药镜》、《龙虎上经》、《钟吕传道集》、《西山会真记》、《指玄篇》等与炼丹密切相关之道书，逐一诠释，以阐发修炼内丹之要。《阴符经讲义》则据四百余文字本经文，逐句逐段释义，以阐内丹修炼之旨。其中卷四为《图说》，内载日月圣功图、奇器万象图、三教归一图、五行生成图等。每图后有图说，以解图象之意，皆本于南宗，多论天地阴阳五行化生及金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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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樵云是宋代词人。

黄中（1096-1180）宋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绍兴五年榜眼，除起居郎，累官兵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封江夏郡开国公。南宋著名主战派大臣。反对秦桧投降行径，上书陈十要道：用人而不自用，公议进退人员，察邪正，广言路，核事实，节使度，择监司，惩贪吏，陈方略，考兵籍。岳飞遇害，中公当众质问秦桧：“岳飞何罪？”后因桧追捕，徙外二十多年。秦桧死后被召用，任礼部尚书，兼国子司业。卒赠太师，谥简肃，朱熹为公作墓志铭。

徐瑞（1255～1325），字山玉，号松巢，江西鄱阳人。南宋度宗咸淳间应进士举，不第。祖父云岩、叔祖东绿皆善诗，叔父洁山居士，弟可玉、宗玉，从弟楚玉、兰玉皆有文才，次第任散官。所著则《松巢漫稿》，卒年七十一。吴存挽之曰：“善人已矣，空留千百年番水之名；后世知之，当在数十卷松巢之稿！”其见重于当时如此。后许竹南《有怀》诗云：“江北江南老弟昆，三生文会几评论。蚤知倾盖头俱白，悔不连床话共温。洲没草枯芳士歇，巢倾鹤去故枝存。至今惟有湾头月，照我溪南水竹村。”

黄载：词作家，具体生平不详，诗词以描写山水、花鸟为主，类似于唐代的田园派。全宋词收录其词五首《画锦堂》（牡丹）、《隔浦莲》（荷花）、《洞仙歌》、《孤鸾》、《东风第一枝》（探梅），其中以《隔浦莲》荷花最为出名。

孙浩然，宋代词人，不详其人。王诜曾画其《离亭燕词意》，作《江山秋晚图》（见攻媿集卷七十）。

李德载，[约公元一三一七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仁宗延佑中前后在世。工曲，存《赠茶肆》小令10首。

王居安（约1167～1232），字简卿、资道，原籍方岩（今属温岭），定居黄岩县城岩魁坊（今郏家巷）。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甲科第三名。"生平

任徽州推官10年，后任江东提刑使，国子正太学博士，著作郎兼国史馆实录院编修官。绍熙五年，宗室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相互倾轧，王投靠主和派右丞相赵汝愚，次年赵罢相，韩发动“开禧北伐”，王居安上疏阻止。北伐失败，又上诛韩之疏，参与主降派史弥远等，勾结杨后，杀害韩及主战派，升为工部侍郎，又为因反韩被谪的吕祖俭、吕祖泰明冤。

嘉定二年，王居安进谏史弥远专权，被御史中丞雷孝友弹劾越职而罢官，次年复职。后任太平知州，提点浙西刑狱，隆兴知府。时农民起义不绝，王居安认为：“贼胜则民皆为贼，官军胜则贼皆为民。”主张利用起义军矛盾，“两虎斗於穴，吾可成卞庄之功。”嘉定四年，因直言触上，罢官闲居11年。嘉定十五年，复官工部侍郎。不久，以集英殿修撰提举玉隆宫，以宝谟阁待制知温州府。理宗年间，历任福州知府，龙图阁直学士等职。绍定十二年，福建宁化盐民起义，左翼将军邓起兵败，王居安受命招抚成功。《宋史》评曰：“居安以书生於兵事，不学而能。”卒后赠少保。著有《方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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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易简（958—997）北宋官员。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属四川）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第一，状元。为将作监丞、升州通判、翰林学士承旨，历知审官院、审刑院，迁给事中，拜参知政事，至道元年，出知邓州，移陈州。以文章知名，有《文房四谱》、《续翰林志》及文集。《文房四谱》全书共五卷，笔谱二卷，其余各一卷，附笔格、水滴器。书前有徐铉序，末有自序。"生平

苏易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县广福镇）人，字太简。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卒于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庚辰科状元。

苏易简少年聪颖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捷。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时，太宗留心儒术，责考生皆临轩复试，易简洋洋三千余言，一挥而就。太宗览毕，甚为赞赏，擢为甲科第一，时年仅二十二岁。

苏易简中状元后，通判升州，迁左赞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遗知制诰，连续七年主持贡举，公正无私，深得太宗信任。雍熙三年（986），充翰林学士。淳化二年（991），同知京朝官考课，迁中书舍人，充承旨，太宗虽没任命苏易简为参知政事，待遇却和参知政事一样，并做诗安抚：“君臣千载遇”，易简也表示“忠孝一生心”。一次，苏易简用水试欹器，以“日中则昃，月满刚亏，器盈则覆，物盛则衰”劝谏太宗持留守成，慎终如始，以固丕基，不久，知审官院，改知审刑院，掌吏部选，迁给事中，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因嗜酒，被劾，罢为礼部侍郎，出知邓州，又移知陈州。至道二年（996年）十二月，因饮酒过度去世，赠礼部尚书。太宗闻之，深为惋惜，赠挽词，上有“时向玉堂寻旧迹，八花砖上日空长”语。

北宋时期，随着造纸业的发展、造纸术的进步、以及纸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而出现了一些研究纸的专门论著。其中最早的一部是北宋苏易简撰写的《文房四谱》中的《纸谱》一卷，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纸的专著。《纸谱》成书於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9月，分为叙事、制造、杂说、辞赋四部分，记述了纸的源流、名称、制作、加工、用途、特点等，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文房四谱》全书共五卷，笔谱二卷，其余各一卷，附笔格、水滴器。书前有徐铉序，末有自序。此书分别探讨和记载了笔、砚、纸、墨产生的根源、制造的工艺、流传的故事以及诗词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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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发(1218～?)，宋代词人，生卒年不详。字君举，燕王德昭五世孙，官保义郎。《全宋词》存词17首。

陈慥（生卒年不详），字季常，北宋眉州（今四川青神）人，一说永嘉（浙江今县）人，陈希亮第四子。居于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之歧亭，常信佛，饱参禅学，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与苏东坡是好友，常与苏轼论兵及古今成败，喜好宾客，蓄纳声妓。"轶事典故

成语：河东狮吼

陈慥居于黄州之歧亭时，常信佛，饱参禅学，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与苏东坡是好友，尝与苏轼论兵及古今成败，喜好宾客，蓄纳声妓。但陈慥非常惧内，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陈季常》就记载了有关陈慥惧内的故事。《容斋随笔·卷三·陈季常》说，陈慥的妻子柳氏非常厉害又爱嫉妒。有时陈慥与宾客谈天谈得起劲，柳氏却摔锅打灶地骂将起来，弄得陈慥和宾客十分难堪。陈慥很怕老婆，不能拿老婆怎么样。于是苏轼赋诗《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戏之曰：“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首诗翻译成白话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 刻画出正在高谈阔论的陈慥听到老婆骂声时惊慌失措的可笑神态，幽默至极。 “河东”本是地名，代指山西。因黄河流经山西省的西南境，则山西在黄河以东，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秦汉时指河东郡地，在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在魏晋至隋唐是柳姓人的郡望所在，故在此是指柳氏。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这里比喻柳氏骂声之洪亮。成语“河东狮吼”即来自此，比喻嫉妒而又厉害的妇人，来嘲笑怕老婆的男子。

戏剧：《狮吼记》

明代戏曲作家汪廷讷又根据洪迈《容斋随笔·卷三·陈季常》创作了戏剧《狮吼记》。

《狮吼记》全剧二卷三十出，剧叙宋人陈慥，字季常，家居黄州。上京探访伯父不遇，与旧友苏轼每

日携歌姬游赏。陈季常妻柳氏生性嫉妒，遣家仆催季常速归。不久苏轼谪黄州，与陈慥同游杏坞桃溪。柳氏担心他们与妓女鬼混，本不准他去。陈作了保证，如有妓女愿受罚打，柳氏才答应。后来柳氏打听到，果然有妓女陪他们游逛，回来便要打他。陈怕挨打，经苦苦哀求，改为在池边罚跪。正巧苏轼来访,陈慥急忙起身，柳氏怒号，且打骂不已，苏轼戏称为“狮子吼”。柳氏觉得苏东坡唆使其夫携妓游，又来干涉自己家的事，便把他赶出去了。

柳氏还拉陈去县令处投诉,县令夫人出面袒护柳氏。为人拥至土地神处,土地娘娘也为柳氏作主。不久，柳氏又将陈慥痛责时,巫婆让陈慥变成一只白羊，柳氏惊怕，幡然省悟，为佛印禅师度脱,，偕赴灵山。数年后陈慥入朝为官，授东官伴读，各得其所。

《狮吼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杰出的喜剧作品,其《梳妆》、《游春》、《跪池》、《三怕》诸出,一直盛行於昆曲舞台上,令观者捧腹绝倒。

人物生平

眉州青神人，字季常。生卒年不详。陈希亮第四子，少嗜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北宋时，常从两骑挟二矢与苏轼游，并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折节读书，终不遇。家钜富，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并列，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晚年皆弃而不取，隐于黄州之歧亭。自号龙邱居士，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山中，不与世相闻。人以其所著之帽方正高耸，似古之方山冠，因谓之“方山子”。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贬黄州，屡至探陈慥于岐亭，并为之作传【即《方山子传》】，始知其名。

陈慥的故事主要见于苏轼《方山子传》、洪迈《容斋三笔》和戏剧《狮吼记》。"

周孚先，字修东，明代潮阳著名学者，有名的孝子，隐士，还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在理学和诗文方面都颇有成就。"生平

学者、孝子、隐士、诗人——记明代潮阳著名学者周孚先。

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陈白沙学说崛起南粤，在潮州很快得到反响，赴新会师事白沙的潮州学者甚众。至正德、嘉靖年间，私淑白沙学说或师事白沙弟子者更盛，白沙学说在当时潮州已颇为流行。薛中离把阳明学说带进潮州后形成王学的潮州学派，两派互相交流，成为当时潮州乃至全国理学的两大阵营。潮阳周孚先便是白沙弟子湛甘泉的高弟。成为当时潮州的著名理学学者。周氏不仅在理学上颇有心得，在诗文方面也很有成就。他为当时所称道还因为他是一个孝子，而且还是一位蔑视功名、唯求自适的真正隐士。孚先字克道，号西山，潮阳桃溪人。为宋理学大家周敦颐裔孙、潮州刺史周梅叟之后。省、府县志俱有传。现将他的主要生平分四个方面分述如下：

学者

周孚先正德十四年举省试第四名，心慕理学，无意功名，从白沙弟子吴向游学，同学者有峡山东溪人同榜举人郑经正、郑经哲兄弟。他因此几次没有赴京参加会试，到嘉靖七年秋至金陵，从学湛甘泉先生，与关中吕柟、信州吕怀、吉州邹守益三太史、武陵蒋信诸先生相师友，共印证。得甘泉学说随处体认天理、勿忘勿助之旨，获益深且厚。周孚先初游金陵时，与吕怀邂逅于壁水，当时周氏衣衫简陋、容貌癯瘦，沉默寡言。但两人一见如故，遂结为好友，一同求学于湛甘泉。周氏曾经与吕柟论学，当谈到“精一执中”之旨时，吕柟认为：“这是日用常做之事，平常简易，只不过是别人当为难事而已。”周氏应声道：“知道的认为容易，不知道的就感到困难。” 吕柟惊叹其理解精辨之深，特此告知甘泉先生：“湛门有接班人了！”甘泉先生得知周氏学问以达到如此境界，也很惊喜。因为天地事物本来是由简易而进入繁难，不能入于易，则不能入于难；不能入于简，则不能入于繁。当时讲求理学者，往往迷惑于繁难中而不能自解。所以甘泉先生和吕柟闻此才大加赞赏。

第二年秋，甘泉先生被召为北京礼部侍郎，周氏绝意仕途，与吕怀送至彭城后返回故里，隐居桃溪，与吴向、刘瑞葵等潮阳学者探讨性命之学。近薛中离之门，相与讲求不倦。当时“巡按洪公垣嘉其行，征以币而不出；司成吕公怀高其志，劝以仕而不起。学问真切，征于督学田公汝成辩复之书；易简自求，见于太史吕公柟送归之序。二守刘公魁聆其议论，则以真儒亟称；大尹宋公元翰阅其文章，亟以师表叹服。是皆学术之炳炳可观，称论之籍籍有据者也。”

他辑有《甘泉先生文录类选》一书，并为之作序。该书故宫博物馆有藏本。他还将研究理学的心得形之笔端，论著颇多。如《心统说》表达其明性之原，《修文叙》表明其论学宗旨等，在当时影响颇大，成为当时潮州的理学名家。可惜大部分论著被倭寇焚毁。后来他的季子周光镐于隆庆二年上京赴考，下第后与澄海唐伯元到信州师事父执吕怀，收集到孚先与吕怀过去互相赠送酬唱的诗文作品。后光镐为官吴越间，穷十年之力，辑佚了其先严的若干遗篇，与隆庆四年举人、侄儿周笃棐一同编校成书，名曰《桃溪逸稿》。该书已佚，现能读到的佚文只是聊聊数篇而已。为之兴叹不已！

孝子

孚先中举后不赴春闱，的另一个原因是“父母在，不远游。”其父嘉靖元年去世，至七年他才奉母命勉强上京，在南京从甘泉游学而不赴考。一年多后又从南京返乡，见母亲春秋已高，不忍再次别离，便在桃溪筑“善养堂”以侍养，晨夕供奉，菽水承欢。他奉侍父母就养无方，出入必告；待弟友爱，教子以义。甘泉先生称其为“孝子”。故在当时以“孝子”称道于世。

他还增葺泗水大宗祠，准家礼，行宗法，置田赡嫡，崇本明伦，敦宗睦族。由于他和其父亲“躬行孝义，雅尚彝纶，创祠宇以奉先；崇礼教以范族。”族人溯本兴思，合议恭迎孚先与其父配享泗水大宗祠。因其子光镐贵，赠官中大夫、四川参政，故按古制：“士大夫祭于庙”，因将祖祠改名为“周氏大宗世封列族家庙”。族人与有荣焉。

隐者

孚先退隐桃溪后，著“桃溪精舍”于西山，立“求志堂”作为聚徒讲业之所。甘泉先生还为“求志堂”和“善养堂”寄赠题匾。他为“求志堂”题到：“迩者有自岭外来者，能道周子隐于西山之麓，匾其居曰‘求志’，体认天理之教，而授徒讲学其中。予蚤知周子之志贞于自适也，故寄题云。”他隐居之处与鲁庵先生吴向筑于和平桥北练江之滨的“月庭”讲道堂相近，烟水相映。时与东溪二郑孝廉从吴先生鼓棹垂纶于溪云山水间，超然自适。他偶尔一登罗浮、阴那山，稍作憩息，以务内观。他再也无意仕途，从此隐居讲学以终。时人称其为“西山真隐”，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真正隐者的初衷。

诗人

孚先诗文集已佚，今世所传诗作只有载于《县志》中的《西山漫兴》七绝四首、《阴那山志》中七律一首和录于甘泉先生为其所作《墓志铭》中的绝笔诗一首而已。存诗虽不多，但四首绝句却尽显其诗人才情和怡淡自适的隐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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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椅（1214—1292） 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子远，号涧谷（一作间谷）。宋宝佑丙辰（1256）以“四贡元”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进士，知赣州信丰县。选潭州军学教授，占籍茶陵，后擢京榷提举，朝请大夫，迁监察御使。时贾似道专权蔽主，椅上书直言，遭报复。公以国事不可为，忧郁成疾，往来潭、吉间，茶陵乃必经之地，竟爱上茶陵的云山洣水，宋景炎丁丑（1277）以疾卒于署。

[约公元一一八九年前后在世]字季夷，号贵英，北海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末前后在世。寓居吴兴，陆游与之厚善。工诗词，有北海集二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周起（970-1028），字万卿，山东邹平人。咸平三年进士第二人，初授将作监丞、齐州通判。曾仕尚书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终礼部侍郎、知汝州。卒溢安惠。宋朝官员，藏书家。 “家藏书至万余卷，与其弟越，皆以能书为世所称，每书辄为人取去。“-------《临川集》"生平

周起，字万卿。他出生时，方形大脸，下颌丰满。他的父亲周意感觉他的面相很特别，有富贵模样，就说：“这个孩子将来必定能够振兴我们周家。”因此，取名周起。周起小时候聪明伶俐，13岁时，担任卫州知州的父亲周意被罢官，周起小小年纪就到京城替父喊冤，终于使父亲官复原职。

考取进士后，周起担任了将作监丞、齐州通判，因功晋升为著作佐郎、直史馆，再迁户部度支判官。1004年，为抵御辽国的进攻，宋真宗御驾亲征，这次战争的结果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周起负责大军的粮草供应事宜。事后，周起任右正言、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不久，任东京留守判官，判登闻鼓院。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制造祥瑞，封禅泰山，周起任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他关心民众疾苦，所过之处，深入百姓中间探访当地官员的品行以及群众生活状况。宋真宗举行完封禅大典后，各级官员纷纷上书歌颂，唯独周起不以为然，他上书说：“天下事常患恬于安逸，而忽于兢业。愿陛下毋以告成为可恃。”由此，得到宋真宗的表彰，晋升为金部员外郎、判集贤院。

针对科举考试中出现的舞弊行为。周起向朝廷建议采取“糊名法”，大中祥符元年被正式采用，效果颇佳。宋真宗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此法一直被后人沿用。

宋朝初次设置纠察刑狱司，由周起来负责。他向朝廷提出了每当自己进行判决的时候，允许当事双方同时在厅堂上对质的建议，得到批准。大中祥符二年，周起晋升为枢密院直学士、开封府知府。他断案公正明白，不留任何尾巴。宋真宗曾经亲临周起办公的地点看望他，周起请求说：“陛下到过的正堂，我不能再在这里办公了，请让我搬到西院去。”宋真宗下诏同意，并为大堂取名“继照”。

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周起正在宫中和宋真宗议事，适逢宋仁宗降生。宋真宗很高兴地对周起说：“爱卿知道我今天有喜事吗？应当庆贺我有儿子了。”说完，就到内廷中取去一捧金钱赏赐给周起。随后，周起又随从宋真宗到山西汾阳进行“西封大礼”，任河中知府，永兴军节度使、天雄军节度使等职，所到之处皆雷厉风行，数次得到皇帝的褒奖，三次升迁至右谏议大夫、并州知州，进礼部侍郎。天禧元年，再升同知枢密院事，天禧四年为枢密副使，进入国家领导层次。

周起与寇准关系密切。他们曾经一起到同僚家中饮酒，宾客们渐渐散去后，只剩下他们俩大醉，直到后半夜才回家。第二天上朝，两人向宋真宗谢罪，宋真宗笑着说：“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

宋真宗晚年患头疼病，时常糊涂，因此，刘太后干预朝政。奸相丁谓借机攻击寇准，将他排挤出京城，周起也受到牵连，降为户部郎中、青州知州，再降为太常寺少卿、光州知州。1022年，宋仁宗即位后，再任扬州、杭州知州。丁谓被罢相，周起恢复礼部侍郎职位，留守南京，他则上书朝廷，以自己年老多病，恳请担任颖州知州，再转陈州知州，病逝于任上，享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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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适，字安道，慈溪（今属余姚大隐）人，人称“大隐先生”，宋代学者、教育家，庆历五先生之一。"生平

早年隐居大隐山，以县学教师为业，为人淳厚忠介，议论持平。行义闻名乡里，人称大隐先生，自署慈川逸民。宋庆历年间，明州太守荐为遗逸，不就。嘉祐六年，以荐授将仕郎，又试太学助教，皆不赴。与楼郁、杜醇、王致、王说聚鄞县妙音书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学者尊为宗主，开四明讲学风气。其后5人又各创书院，收聚生徒，历30余年，弟子甚众，世称庆历五先生。

明律历,晓兵法,隐居于大隐山，人称大隐先生。为人淳厚忠介,议论持平，以行义闻于乡里。以文学行义闻于乡里,人皆不敢道其姓名,以先生目之。嘉祐六年以荐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不赴。享年七十六。熙宁二年以前卒。事迹参《宝庆四明志》卷八、《延祐四明志》卷四、《宋史翼》卷三六。《全宋词》据《宝庆四明志》录存其词1首。

当年范仲淹任越郡太守时，欲见焉。杨适到了其府上时仍不有所求。邂后，又与另一著名词人林逋、同郡王致等交为挚友；在钱塘太守钱公辅等人的推荐之下，仁宗时诏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职。仍不受，辞而归山林焉。去世时县令特命以“大隐先生”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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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白，宋初人。尝以户部判官为南面前转运使，并官工部郎中。事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有《滕工部集》一卷，已佚。今录诗六首。

赵必岊（一二二八？）字次山，号云舍，南丰（今属江西）人。理宗淳祐四年（一二四四）进士，时年十七。度宗咸淳间始为江西运使。后知抚州，因与制置使不合，被夺印归里。

江纬，名慈，字彦文，开原乡一都塘口人。元符三年（1100），如对，赐进士，授太常少卿。建炎间，以言事忤，归居七虎堂。七虎堂，位于石门乡二十三都华埠镇大坞岗。宋元祐间（1086-1093）由太常少卿江纬创建。时江少齐、江朝宗、江少虞、程俱、李处权、赵子昼，曾负笈至此求学，时人称文中七虎。"生平

据明弘治《衢州府志》载：“江纬，字彦文，常山江村人，宋治平四年同弟江南迁居开化花园门一带），娶妻余氏。元祐初（1086）创书堂于华川黄泥岭下，其侄少齐、少虞、江汉皆从受业，若负笈踵门而至者（背着书箱来求学的）有汪藻、程俱、李处权、赵子昼七人。”数年后，“元符三年（1100），纬以太学内舍生上封事召对，赐（进士）第，任缙云县令，政和七年（1117）授太常寺少卿，改除宗正少卿，出知处州。宣和四年（1122）除直秘阁，知洛州。”随他学习的年青学子，也都相继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因为他们七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时人称为“文中虎”，故“擢科显仕后，遂匾（江纬）的讲学之堂曰七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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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栋，字隆吉。明代江西抚州府临川县腾桥人。生卒年月不详。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明朝官员，平定四川土司的叛乱有功，官至布政使。"生平

曾栋，字隆吉。明代临川腾桥人。生卒年月不详。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初授香山、兰溪县令；复召为祠部郎，典试粤东；后又提升为四川驿传道。时川西士官董卜、高箕失和，各引其部，互相残杀，战火蔓延，全省骚动。四川巡抚向与曾栋不睦，因挟嫌报复，密奏朝廷，派他带兵前去平乱。董卜闻曾栋至，自缚长跪于营前，泣言：“早年曾至京师进贡，得罪权贵，屡遭陷害，多蒙相救，大难不死，大恩大德难忘”。即与高箕罢兵休战，缔约言和。多年危害川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骚乱遂不战而平。功闻于朝，升曾栋为布政使，复调任武德道，曾用野外掘到的藏金兴建武定城，为民造福。后累官浙江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卒年八十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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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宗孟（1022-1088年），字传正，阆州新井（今四川南部西南）人。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郡斋读书志》卷一九《蒲左丞集》），调夔州观察推官。治平年间，发生了水灾和地震。蒲宗孟上书斥责朝中的大臣，后宫和宦官。神宗熙宁元年（1068）召试学士院，为馆阁校勘。六年，进集贤校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同修起居注、知制诰，转翰林学士兼侍读。元丰六年（1083），出知汝州，加资政殿学士，徙亳、扬、杭、郓州。哲宗元祐三年（1088），御史劾在郓为政惨酷，夺职知虢州（同上书卷四二七）。"生平

蒲宗孟初为官时，任观察推官，后调入朝中任著作郎，在馆阁中校正文书、档案，制定各种制度。不久又到集贤殿校勘整理书籍。

那时，朝廷在专管财赋的三司新设置了一个官职，叫账司，这是财政部门一个重职务，待遇很丰厚而权势也很重。许多人都想得到这个职务，于是不少人到处钻营，拉关系，行贿赂，蒲宗孟却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可是执掌三司的大臣把任命的意见报告皇上后，皇上却下旨把这个职务授与了蒲宗孟。蒲宗孟在任这个职务期间，曾被皇上派往湖南一带的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察访民情。蒲宗孟到了那里，了解到那里连年遭受灾害，收成很差，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特别是辰州、沅州的情况更为严重。于是蒲宗孟将灾情迅速上奏朝廷，并申请免去辰州、沅州的役钱和荆湖南路的丁赋。朝廷批准了他的申请，那里的人民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王安石进行改革，推行新法。蒲宗孟积极支持王安石的革新运动，并参与制定了"“手实法”"。这项新法的内容是：国家把百姓的家产分为五等，每等都规定了具体的标准。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田地、房屋、牲畜、货物等申报自己应占的等级，然后根据财产等级确定应该交纳的赋税。这一来，贫穷的人家就可以少交一些赋税，富豪人家就要多交赋税。富豪们如果隐匿自己的财产，允许群众检举揭发。这种新法，对穷苦百姓是有好处的。

有一次，神宗皇帝和身边的大臣谈论政事时，感叹人才缺乏。蒲宗孟说："“现在的人才很难得，而已有的人才，又被司马光邪说毁掉了一半。”"蒲宗孟这样说，可是神宗皇帝却不以薄宗孟的话为然。

成就

蒲宗孟还参加过给皇帝修起居注和修国史的工作，后又升为翰林学士兼待读。翰林学士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待读是给皇帝讲学的，都是非常接近皇帝的职务。有一天，神宗对蒲宗孟说："“翰林学士的职务很清高，又很接近君主，不是其他官员能比的。”"于是赏赐蒲宗孟官服上佩戴金鱼。学士在官服上佩戴金鱼，是从薄宗孟开始的。在蒲宗孟任翰林学士兼待读期间，枢密都承旨张诚一很放肆专横。他的地位在学士之上，更加接近皇帝和经常参与重大政事。他经常假借皇帝有什么旨意来威胁其他官员，蒲宗孟觉察到这一点，就到皇帝跟前问皇上究竟有没有这些旨意，结果都是假的。皇上从这件事看出了蒲宗孟这个人刚正不阿，于是加封他为尚书左丞，后来，又升迁他为资政殿学士。

蒲宗孟晚年，出任过豪州、杭州、郓州知府。郓州在今山东，靠近梁山泊，历来多强盗。蒲宗孟到了那里，严厉打击盗匪，终于把盗匪治理得差不多了。但是，蒲宗孟的措施也太残忍了一些，即使是一些小偷小摸的人，只要被抓住了，也要将其脚筋割断，而且有时候并没有把情况完全弄清楚，冤枉好人的时候也是有的。因此，史书上批评他"“为政惨酷”"。

蒲宗孟最后任河中知府，到任后不久就病死在任上。蒲宗孟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友善，将其妹许与周敦颐为妻。

蒲宗孟善于读书，学问也是很高的。他经常告诫子弟："“寒可无衣，饥可无食，书不可一日无。”“他著有文集50卷，奏议20卷，今己失传。他还在家乡修了一座”“清风楼”"专门藏书，供后人诵读，这是南部县最早的私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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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与求（1086—1137），宋代大臣。字必先，号龟溪，湖州德清（今属浙江）人。政和五年进士。历官明州通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吏部尚书兼权翰林学士兼侍读，荆湖南路安抚使、镇江知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明州知府、知枢密院事。著有《龟溪集》。"生平

沈与求，生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卒于高宗绍兴七年，年五十二岁。政和五年登进士第。累迁至明州通判。上疏论执政，迁兵部员外郎。自劾以为言苟不当，不应得迁；乃除殿中侍御史。尝取古今屯田利害，为集议二卷上之。累官御史中丞，知无不言，前后凡四百奏，言甚切直。迁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金人入寇，赞高宗亲征。累进知枢密院事。卒，谥忠敏。《宋史》卷三七二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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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幼黄（？～？），字成玉，江西永新县人，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甲戌科王龙泽榜进士第三人。胡幼黄进士及第后，授节度推官。他是宋朝最后一个探花。本科殿试正逢度宗赵蘓驾崩，恭帝赵显即位，元大将伯颜挥师南下。当时有一个谚语：“龙在泽(状元王龙泽)，飞不得；路万里(榜眼)，行不得；幼而黄(指胡幼黄)，医不得也。”胡幼黄受官未及赴任，宋朝已被元朝所灭。后来，他退隐山中，拒不仕元。余事不详。

徐伸，字干臣，三衢（今浙江衢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徽宗政和初前后在世。政和初，以知音律为太常典乐。出知常州。善词。

庐陵(今吉安)人。南宋学者。举人。学识渊博，著《文苑英华辨证》十卷。《文苑英华》为北宋官修大类书，共一千卷，号为词翰渊薮，然矛盾差错实多。与周必大合作详议，校雠考订，编成其书。对原书考订三原则：沿袭错讹当改、别有依据不可妄改、义可两存不必轻改。其谨严态度值得重视。

彭泰翁（生卒时间不详），字会心，安成（今属江西安福）人。宋朝文人。《元草堂诗余》卷中人选其词3首，《全宋词》据以录入。

李彭，约公元一o九四年前后在世，字商老，南康军建昌（今江西永修县）人，江西诗派诗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哲宗绍圣初前后在世。博览群书，诗文富赡，为江西派大家。曾与苏轼、张耒等唱和。甚精释典，被称为“佛门诗史”。生平事迹不可考。

唐致政，宋代词人，生卒年不详。与王柏同乡，盖金华人。疑与唐仲友同族。

彭止，字应期，自号漫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与辛弃疾同时。有《刻鹄集》，已佚。事见《万姓统谱》卷五四。

刘述，字孝叔，湖州人。举进士，为御史台主簿，知温、耀、真三州，提点江西刑狱，累官都官员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课。知审官院胡宿言其沉静有守，特迁兵部员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转运使，再以覃恩迁刑部郎中。"生平

神宗立，召为侍御史知杂事，又十一年不奏课。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尝言去奢当自后宫始，章辟光宜诛，高居简宜黜，张方平不当参大政，王拱辰不当除宣徽使。皆不报。滕甫为中丞，述将论之。甫闻，先请对。甫退，述乃言甫为言官无所发明，且擿其隐慝。帝曰：“甫遇事辄争，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谈卿美不辍口，卿无言也。”

王安石参知政事，帝下诏专令中丞举御史，不限官高卑。赵抃争之，弗得。述言：“旧制，举御史官，须中行员外郎至太常博士，资任须实历通判，又必翰林众学士与本台丞杂互举。盖众议佥举，则各务尽心，不容有偏蔽私爱之患。今专委中丞，则爱憎在于一己。若一一得人，犹不至生事；万一非其人，将受权臣属托，自立党援，不附己者得以中伤，媒蘖诬陷，其弊不一。夫变更法度，其事不轻，而止是参知政事二人，同书札子。且宰相富弼暂谒告，曾公亮已入朝，台官今不阙人，何至急疾如此！愿收还前旨，俟弼出，与公亮同议，然后行之。”弗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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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弇（1048-1102）字伟明，号云龙，安福（今属江西）人。元丰进士。知嘉州峨眉县，改太学博士。元符中，进南郊大礼赋，除秘书省正字。徽宗时，改著作佐郎、实录检讨官。崇宁元年卒，年五十五。《宋史》有传。著有《龙云集》三十二卷，词有《彊村丛书》本《云龙先生乐府》一卷。

曾原郕，工诗词。师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南宋末避乱钟陵，与戴石屏诸贤结“江湖吟社”。遗作极少见，旧县志载有其 《瑞鹤仙》词 《金精山》一首。

王准（1126年—1189年），字季海，金华城区人。南宋名相。绍兴十五年（1145年）考中进士，授临海尉。历任监察御史、右正言、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太常少卿、中书舍人。官至左丞相，封鲁国公。淳熙十六年（1189年）卒，赠少师，谥文定。"生平

王准于绍兴十五年考中进士，授临海尉。历任监察御史、右正言、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太常少卿、中书舍人。首论劾汤思退罪数十条。曾出知江州、建宁府，以及福建转运副使、两浙西路提刑。

淳熙元年，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淳熙二年，任端明殿学士同知枢密院事。

淳熙四年，任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

淳熙八年，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

淳熙九年，为左丞相。

淳熙十五年，授观文殿学士，封鲁国公，判知衢州，力辞，改提举洞霄宫。

淳熙十六年卒，赠少师，谥文定。

一生为官40年，职居相位，孝宗称其“不党无私，刚直不阿”。竭力荐举贤才，李焘、朱熹、吕祖谦、辛弃疾、陆游等都曾受其荐举，一时人才济济。在枢密院，力主抗金，建议“择将、备器、简兵、足食”；批评只知“以和为和”，不知“以和为战”。注重赈济遭水旱灾害的饥民，奏请宽刑减赋。言行稳健，善于调和矛盾。朱熹与唐仲友不和，互相攻讦，孝宗问淮，以“秀才争闲气”答之，居间调停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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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协（？－1173）字同季，号云庄。南丰（今属江西省）人。南宋诗人。著名宋朝官吏。曾肇之孙。曾巩之侄孙。宋绍兴年间，举进士不第，以荫授长兴、迁嵊县丞，继为镇江、临安通判。孝宗乾道七年（1171）知吉州，改抚州（《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五四、 五五），终知永州（今湖南零陵）。乾道九年（1173）卒。善诗文。世称“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

郑仅(1047～1113) 字彦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第进士。历官显谟阁待制，出知宁州，徙秦州。崇宁中为熙河路都转运使。召拜户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徐州。政和三年终显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赠光禄大夫，谥修敏。《全宋词》存其词12首，均描写男女恋情。

[宋]字子卿，豫章（今南昌）人。

孙洙（1031－1079），字巨源，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北宋时期官吏、词人，曾经进策50篇评论时政，被韩琦称赞为“今之贾谊”。他博学多才，词作文风典雅，有西汉之风。皇祐元年（1049）进士，授秀州法曹。迁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兼史馆检讨、同知谏院。熙宁四年（1071），出知海州，元丰中官至翰林学士。元丰二年卒，年四十九。《宋史》、《东都事略》有传。著有《孙贤良集》，已佚。《全宋词》录其词二首。

蔡幼学（1154-1217），寿64岁，字行之，瑞安新城人。1172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卒谥文懿，病逝京都，归葬永嘉洋岙山。他是永嘉学派巨擘陈傅良的弟子，关系密切，学术观点相近，遂成为永嘉学派继承者。"生平

年青时曾从师陈傅良。两人是同乡，志趣相投，且都负文名。一时“声价喧踊，老旧莫敢齿列。”十八岁时，应礼部试，考取第一名。后几次选拔，文皆过于师。

一回孝宗亲自策士，拟将幼学列为首选。廷对时，这位初生之犊却说，“陛下资虽聪明而所存未大，志虽高远而所趋未正，治虽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风俗日坏，将难扶持；纪纲日乱，将难整齐；人心益摇，将难收拾；吏慢兵骄，财匮民困，将难正救。”孝宗看罢四个“将难”对策，心中不悦，宰相虞允文尤恶之。幼学遂而下第，遣为广德军教授。

过了几年，当时执政荐他入朝，孝宗也答应，问“年几何矣？何以名幼学？”参政施师点答，“孟子云，‘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故幼学其名，行之其字”。孝宗伫思良久慨然道，“今壮矣，可行之已。”即授予敕令所删定官。幼学入朝，适温州大水，为解百姓之困，上疏请求赈济，朝廷从之。

光宗立，以太学录召，改授武学博士。逾年升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又过数年，宁宗即位，幼学得器重拟要进擢。时宰相韩侂胄用事，为排除异己，施行“伪学”之禁。蔡幼学与朱熹、陈博良、叶适等五十九人，尽入“伪学”查禁之列，“并令省部籍记姓名，与闲慢差遣。”幼学见京中朋类将散，自己也被罗织，便力求外补。遂而特除提举福建常平，外放至福建。当时朱熹居建阳，幼学每事咨访，又被御史刘德秀劾罢，任闲职凡八年。

嘉泰二年，“伪学”之禁渐弛，幼学起如黄州。旋又召为吏部侍郎，再迁国子司业、宗正少卿，皆权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为六房承办文书和起草诏令官员，位较重。侂胄诛后，余党尚塞正路，幼学次第弹劾，窜黜尤众，号称职。嘉定间，幼学除龙图阁待制、知泉州，旋又进福建路安抚使。在任关切民瘼，敢为民请命。当时提举司命令百姓以田高下藏新会子，若不如令，便要抄没其资产。新会子是纸币，因滥发而价值大跌，同时又不能作交纳赋税用。幼学愤然，“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要求罢去这坑民之苛令。

诗词特点

清代苏广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里没有一首瑞安人的诗，但是，晚清大词家朱孝臧编的《宋词三百首》里却有温州瑞安人的作品，它便是蔡幼学的《好事近·送春》。这也是该书中惟一入选的瑞安籍作者的词。

蔡幼学不但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和南宋时力主抗金的爱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但为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光辉业绩所掩盖，他在《宋史》中被编入《列传·儒林》之目。因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虽然他的散文、诗、词都写得很好，很有自己特色，但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却非常少。他的《育德堂集》、《西坦集》早就失传。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只有五言的古体和律诗6首，及被朱孝臧编入《宋词三百首》里的《好事近》词一首。

从这些被保留下来的7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蔡幼学的诗风朴实，平易近人，不刻意雕琢，无艳丽虚浮之辞。他虽与“永嘉四灵”处于同一个时代，又生活在温州地区，但诗风与“四灵”迥异，而又与“江西诗派”不同。他写诗不猎奇，不立异，不用典故，不发议论。现存的6首诗和1首词都是用白描手法，平易的语言，记述眼前之情之景，能于细微处写出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孙锵鸣在他的《东嘉诗话》中说“蔡幼学之诗‘冲和粹雅’，置之《止斋集》中，亦不能辨。”的确，笔者也觉得他的诗风受其业师陈傅良影响很大。

其次也可以发现蔡幼学诗词的思想内容是健康向上的，处处体现出儒家面对现实的入世观念。正如叶适在《蔡幼学墓志》中所写的：“公幼以文显，无浮巧轻艳之作。既长，益多阐教化、养性情，花卉之炫丽，风露之凄爽不道也。”其诗在写景中常闪耀着哲理光辉，抒情中不忘勉励之语。譬如他的《早至湖心小园》的这首五言古诗：“凉月在木末，我行出林坰。林坰何所事，爱此朝气清。池荇浥风露，洒洒醉梦醒。来禽俯清泚，相照脸色赬。悠然到瓜田，钩蔓亦轩腾。万物咸得宜，吾生亦何营。”本来是记游写景之作，但经过他的笔触，却使人们看到的万物都呈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引人奋进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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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祁（约公元1114年前后在世）字萧远（一作肃远），生卒年不祥，约宋徽宗 政和中前后在世。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少有诗名。宣和间，责监汉阳酒税。与王俊义首建正论。官至尚书郎。《乐府雅词》卷下载其词十四首。李祁的词作语言清俊婉朴，意境超逸。《南歌子》写一片寂寥秋色里词人在岳阳楼上听哀筝，眼前只见江月凄凉，败叶萧萧，更有秋风袅袅，雾雨迷蒙，真是一派悲气弥漫，袭人心扉。

禅峰，中国，汉，代表作品有百字谣。

张侃（约公元1206年前后在世），字直夫，本居扬州，后徙吴兴。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开禧中前后在世。尝监常州奔牛镇酒税，迁为上虞丞。父岩以诌媚权奸，为世诟病。侃独志趣萧散，浮沈末僚，所与游者，如赵师秀、周文璞辈，皆恬静不争之士。侃工诗，闲澹有致，有拙轩集六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吴昭淑 活动于宋度宗咸淳至元世祖至元（1265–1294）年间。宋度宗、恭帝时宫人，宋亡，随三宫为元人掳掠塞外。《宋旧宫人诗词》录其送汪元量南还《望江南·今夜永》词一首，洋溢了浓郁的去国思乡之情。

《喜迁莺》宋代作家杨再可所作的一首词。

呼伯雅来，满进松精，致寿于公。况富矣锦囊，吟边得句，森然武库，书里称雄。亭长新封，亩宫雅趣，一笑侯王名位穹。闲官守，任平章批抹，明月清风。

李刘（1175-1245），字公甫，号梅亭，崇仁白沙（今江西省崇仁县张坊乡沙洲村附近）人。南宋后期骈文作家。自幼聪明好学，喜作骈文诗词。嘉定元年（1208）中进士（明弘治《抚州府志》卷一八），初任宁乡县（今湖南宁乡）主簿。曹彦约为湖广总领时，留为幕僚。董居谊出任四川制置使时曾为属僚。先后在四川荣、眉两州任知州，后担任西南一带的漕运使，统领成都等诸路军马，以御使大夫之职负责四川（含云、贵）的军、政事务，掌八印于一身。后迁两浙运干，历任礼部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起居舍人、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兼直院，宝章阁待制等职。他治事果断，措施得当，僚佐无不叹服。"主要成就

李刘以写骈体文著名。用典叙事贴切，融化古语工巧，运用本朝典故恰到好处。其诗词虽多为“寿词”，但抒情意味极浓，《闻笛》诗被刘克庄《后村千家诗》选作为“音乐门·笛”类代表作。他才高学博，曾荣获理宗御书“梅亭”牌额，为此专门构筑“御书阁”，隆重供奉。其著作有《梅亭类稿》、《续梅亭类稿》各30卷，另有其门人罗逢吉为其所辑的《桔山四六》40卷。事见《道园学古录》卷三三《李梅亭续类稿序》，明弘治《抚州府志》卷二二、《宋史翼》卷二九有传。

李刘诗，据《全芳备祖》、《前贤小集拾遗》等书所录，编为一卷。程千帆、吴新雷在《两宋文学史》中说：“南宋后期四六名家首推李刘。”

李刘是宋代最用力于四六的文人。他的四六作品多达1100多篇，名作也多，在当时享有盛名，如《贺丞相明堂庆寿并册皇后礼成平淮寇奏捷启》中的一节：“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风移俗易；东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气夺胆寒。风声鹤唳，不但平淮；雪夜鹅鸣，更观擒蔡。信君子不战，战必胜；知人臣无将，将则诛。”此启是祝贺平定叛将李全的，典故成语运用得十分贴切，对仗工巧而又稳妥，风格也比较典重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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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元刚(一作纲)
字茂潜,晚自号云麓子,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恭子，正孙。宁宗开禧元年（一二○五）试中博学宏词科，特赐同进士出身（《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四）。嘉定元年（一二○八），除祕阁校理，二年，为太子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迁直学士院，三年，兼太子侍讲，除起居舍人，以母忧去（《宋中兴学士院题名录》）。起知温州（清乾隆《温州府志》卷一七），移赣州，以事罢，筑圃北山以终。有《云麓集》，已佚。事见清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七六《留正传》附。今录诗七首。

李演，约宋理守宝佑末年（1258年）前后在世。工词，尝与李彭老唱和；著有盟鸥集，《绝妙好词笺》传于世。

李吕，字滨老，一字东老，邵武军光泽人。生于宋徽宗宣和四年，卒于宁宗庆元四年，年七十七岁。端庄自重，记诵过人。年四十，即弃科举。好治易，尤留意通鉴。教人循循善诱，常聚族百人，昕夕击鼓，聚众致礼享堂，不以寒暑废。吕著有《澹轩集》十五卷，《国史经籍志》传于世。

[约公元一一二二年前后在世]字彦实，一字子微，德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徽宗宣和中前后在世。工诗，词采清丽。崇宁中（公元一一o四年左右）进士。授国子监簿，迁博士，调处州工曹，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寻充馆职。南渡后，历中书舍人。为著作郎时，秦桧赏其诗，迁擢左史，再迁而掌外制。所交如曾糙、朱翌、吕本中辈，皆一代大家。扩著有东窗集四十卷，诗十卷，《宋史艺文志》传於世。

魏杞（1121—1184）南宋官员。字南夫，一字道弼，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移居明州鄞县（今属浙江）。绍兴十二年进士。受经于明州赵敦临。以宗正少卿为金通问使，不辱使命，连擢参知政事、右仆射兼枢密使，后出知平江府，以端明殿学士奉祠告老。"生平

魏杞，以祖恩补官。1142年进士，任余姚尉，后调泾县，罢无名科费，有能声，升大理寺主簿。后擢太傅寺主薄、宗正少卿。1163年出使金国，不辱使命，隆兴二年，金兵南犯，以礼部尚书衔任金国通问使。十月至盱眙，金方拥兵攻淮，问宋使来意，欲求观国书，割商秦地及增输岁币20万等事，他一概不许。抵高邮时，金复索信使面议，又抗辞不挠。乾道元年至燕山，金主以国书不称臣而称侄大怒，绝其饮食。杞慷慨陈义，气劲词直，金主终以礼待。隆兴和议成，受孝宗褒奖，历任同知枢密院事，进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次年罢相，后知平江府。终以端明殿学士奉祠告老，归居鄞县小溪，人称碧溪先生。1184年卒，追封鲁国公，谥文节，葬奉化溪口翠屏山，郑清之书神道碑，今存。

纪念祠堂

魏杞的纪念祠堂位于鄞州区古林镇西边的蜃蛟村，一间破旧不堪的老屋前挂着一块牌匾，上书：“太廉堂”三个字。虽然这匾已经是满目疮痍，但依稀还能够看出它的金光闪烁，显示它昔日的辉煌。

这里曾经是南宋著名丞相魏杞的纪念祠堂。老屋已经破旧不堪，但这块由皇帝亲赐并御书的三个金字“太廉堂”牌匾依然悬挂在门口。木柱两边还能依稀可辨一副对联：“两代公卿传世泽，协理朝纲扶宋室”。

“战战兢兢事一人，匡扶社稷演丝纶。洁如寒涧冰千尺，净若秋空月一轮。待漏金门伺五夜，中书决政坐重茵。太廉二字君王赐，清白芳傅奕叶孙。”这是宋朝名相史浩赠与魏杞的“太廉堂”诗。

魏杞墓

宋淳熙十年魏杞64岁时，因旧伤复发而卒。嘉泰年间，宋宁宗根据魏杞功绩赐谥文节，次年择葬于奉化飞凤山上，魏杞的后裔遂迁居蜃蛟魏家合族。每年清明，在蜃蛟魏家的历代子孙，还按例去奉化飞凤山庄祭扫祖墓，缅怀魏氏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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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惠，约活动于宋度宗咸淳至元世祖至元（1265—1294）前后。宋度宗昭仪。恭帝德佑二年（1276），临安（今浙江杭州）沦陷，随三宫一同被俘往元都，后自请为女道士，号冲华。现存诗四首，词一首，皆融个人遭遇与国破家亡、去国怀乡于一炉，为亡国遗民长歌当哭之作，格调低回悲壮。"生平

王清惠：南宋末年的宫庭女官、词人。

德佑二年正月，元兵攻入临安，宋理宗谢后、宋度宗全后不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的反对，带领年仅六岁的宋恭帝出降。

三月，王清惠随恭帝及帝宫三千人作俘北上。王清惠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途径北宋时的都城汴梁夷山驿站，在驿站墙壁上题词《满江红·太液芙蓉》。这是清惠留下的唯一一首词。据说此词被数月后也被挟迫北行的谢太后看到，因而传遍中原。是时，文天祥正囚于金陵，见到此词，不仅和了一首，还又代作了一首，可见两人灵犀之同一。其他词人，如邓光荐、汪元量等皆有词相和。

王清惠至上都，授瀛国公书，汪元量以黄冠道人身份南归时，王清惠曾作《送水云归吴》相赠。后，挽髻为道，道号冲华，客死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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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时行（1100—1163）宋代状元。字当可，号缙云，祖籍浙江诸暨（诸暨紫岩乡祝家坞人），出生地见下籍贯考略。宋徽宗宣和六年恩科状元，历官奉节尉、江原县丞、左朝奉议郎等，后因力主抗金被贬，于重庆结庐授课，坐废十七年后方重新起用，官至成都府路提刑，逝世于四川雅安。著有《缙云文集》43卷，《易伦》2卷。"生平

冯时行少时读于巴县缙云山寺，得中北宋徽宗宣和六年恩科状元。以忤当道，当为云安尉。南宋建炎元年至三年调任奉节尉调，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调任江原丞，任职期中，显露才华，深受川陕抚谕杨愿器重，极力推荐，旋擢左奉礼郎。绍兴五至六年知丹梭县。绍兴七年奉召入京任左朝奉议郎。时金兵已占汴梁十载。时行力主抗金，于绍兴八年晋见高宗，呈上《请分兵以镇荆襄疏》，奏金人议和不足信，请选大臣重兵镇荆，使岳飞得以专力致于江汉间。被主张和议的高宗斥之为“杯羹之语”。绍兴九年，出任万州知府，镇邪锄恶，为民除害，惠农劝学，为地方积蓄了一批钱财。绍兴十一年，转运判官李炯，企图以提取万州大量积钱，向朝廷献媚固宠，率500飞虎军强行提取，时行坚决反对，被提刑何麒弹劾，罢官削职，除名《大宋状元录》，辗转流离万州、开江间近两年。

绍兴十四年底由万州回到家乡乐碛，气愤之下，将原籍“乐碛”改为“落碛”。稍后，到缙云山置田地，建房办学，“坐废”十七年之久。直到秦桧死后，绍兴二十七年，冯时行才又复起知蓬州。绍兴二十八年冬，又荐知黎州；绍兴三十一年，金人背盟，冯时行被高宗再次召见，上《请易田师中用张浚、刘绮疏》，疏中说：“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进，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今之形势，愿陛下舍一己之好恶，勉用张浚、刘绮、李显忠等将领抗金。”并提出“宜省官吏，减州郡冗卒”。擢右朝请大夫，提点成都府刑狱，经划边事，卓有功绩。孝宗隆兴元年逝世于雅州，时年63岁。死后被追为“古城侯”，初葬雅州古城，后移葬巴县鱼嘴沱。

乾道五年，雅州民众曾斥钱七十万，为冯时行立祠庙。《古城冯侯庙碑》载：“大众斥七十万钱，缚屋二十五盈，中为堂，塑侯像，挟以两庑，民岁时歌舞其下，水旱厉疾，必祷侯。”冯时行故乡洛碛有“缙云故里”、“状元井”、“状元桥”等纪念建筑。

轶事典故

《不懂规矩的冯时行》

绍兴九年，也就是公元1139年，冯时行出任万州知府。此时的万州，民生凋敝，破败不堪，毫无生气。一天，冯时行沿着码头行走，思量如何治理万州，突然间，看见一个老妇人径直往江心走去——她要自寻短见！

冯时行立刻差人将老妇救回，搀扶她坐在岸边，询问老妇为何要自寻短见。须臾之间，老妇生死两地，睁开眼睛看着面前这位大人，虽然第一次见面，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将自己的不幸和盘托出：原来这位老妇，本是万州江边的一位住户，几代人打渔为生。因这两年，官府赋税越来越重，丈夫和儿子为了能多打些鱼，被迫涉险到江中更远处打渔，好不容易有了更大收获回来时，却被恶霸孙奇虎抢了鱼，并毒打致死。

冯时行气愤之极，强压怒火，沉沉地问道：“那您怎么不去官府伸冤，却跑来沉江呢？”

“大人有所不知，这孙奇虎有转运判官李炯大人做后台，没人敢惹。”老妇越说眼泪越多。

冯时行安慰老妇：“您放心，这件事我管了。”没过多久，冯时行收集到恶霸孙奇虎几年来犯下的罪行，状纸足有一尺多厚，冯时行当众宣判：恶霸孙奇虎为患乡里，恶迹累累，立马上报朝廷，秋后问斩！百姓拍手称快，但万州转运判官李炯却怀恨在心。

冯时行看着大家久违的笑脸，高声说道：“诸位乡邻，我冯时行是来和大家一起治理万州的，这些日子，我走遍了万州的每一个县、乡，有的地方临水，那就打渔，有的地方近山，那就养蚕，大部分县乡土地肥沃，那就种田，一句话，就是让大家安居乐业。”

百姓欢呼雀跃，感到了多年来没有过的踏实。冯时行说到做到，清闲之时下到乡野，指导农桑，甚至就在乡野开办学堂，给孩子上课，教大人识字，一扫初到万州时的死气沉沉，换来一片清明祥和的生机勃勃。

有一次夏稻收割之后，乡绅们给冯时行送来两担新米，让他尝尝新鲜，冯时行无法推脱，不得不收下稻米，但坚持以市价折成钱物抵米；有人给他送鱼也是如此，甚至还挽留送鱼人一起吃饭，结果弄得这些“送礼之人”不敢再讨“无趣”，也就断了这种风气。但百姓心里都感恩冯时行，在上缴赋税之时，少有拖沓，渐渐地，官仓中余粮增多，府库中钱财增加，这就让转运判官李炯垂涎不已。

一日，李炯登门拜访冯时行，开口直奔主题：“恭喜冯大人，贺喜冯大人！”

冯时行一看是李炯，颇感意外。当初刚到万州，就斩了他的爪牙孙奇虎，事后，李炯怀恨在心，所以基本上没有往来。可今天李炯亲自上门，定有蹊跷，于是淡淡地问了一句：“李大人，不知冯某喜从何来？”

“哈哈……冯大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你这两年，在万州任上干得风生水起，仓库之中钱粮不少，只要我们把这些钱粮孝敬朝廷，那你我就可以扶摇直上啊。”

“孝敬朝廷？朝廷的赋税已经尽数缴清，难道还有名目？”冯时行明知故问。

“呵呵……冯大人，这朝廷赋税是缴完了，但还有些名目需要打点。说白了，就是拿到京城孝敬秦桧秦丞相。想必你也清楚，你的前任万州知府政绩平平，为什么可以顺风顺水，官升一级呢？”李炯干脆说破其中奥秘。

“哈哈……李大人，你打错算盘了，冯某绝不会拿百姓的血汗钱，来满足一己之私的！”冯时行转过身去，厉声喊道：“送客！”

李炯一看冯时行变脸了，以为是冯时行假作清高，不但不知趣，反而接着说：“冯大人，果然清廉，李某佩服。但是我想告诉冯大人的是，这是历年来地方上的规矩，如果到了时间不送到京城丞相府，秦丞相是要怪罪的。”

“什么规矩？谁立的规矩？给谁立的规矩？冯某这里，只有百姓和朝廷，朝廷赋税，重不伤民，这是朝廷的规矩；为官一任，两袖清风，这是做官的规矩。现在朝廷正在危难之际，外有金兵犯境，内有天灾不断，如果再加上你们这些人，掘地三尺，榨取民脂民膏，百姓怎么活？”冯时行的话掷地有声。

“好，冯时行，你不懂规矩，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来呀，飞虎军何在？给我开库取钱！”气急败坏的李炯一声令下，五百飞虎军直奔官库。

冯时行一看大事不好，立刻前往官库，坐在大门口，厉声呵斥：“你们是朝廷的军队，应该保卫百姓的安宁，可你们今天却公然无视朝廷法度，强取朝廷财物，霸占百姓的血汗，简直无法无天，你们想要拿走官库中一枚铜钱，就必须从我身上踏过去！”

飞虎军看着平日里文弱斯文的冯知府，此刻却如同下山猛虎一般，声若洪钟，气势逼人，直吓得连连后退。闻讯赶来的百姓，迅速围拢冯时行，扇形排开，挡住官库，直面李炯和飞虎军：“要踏冯大人，先踩我们！”

李炯一看场面越来越大，百姓越聚越多，甚至飞虎军中也有人开始倒戈，对自己不利，只能收兵，愤愤而去：“哼，冯时行，你等着！”

百姓看着李炯等人离开，忙搀扶起已经筋疲力尽的冯时行。

此后不久，李炯为了自保，怕秦桧怪罪，连夜写信密告秦桧，说冯时行不但不识时务，反而沽名钓誉，煽动百姓闹事。秦桧接到密信，趁着残害岳飞等抗金名将之际，随便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冯时行削职为民，发回原籍。

冯时行被迫离开万州，准备登船回乡。可谁知万州百姓早已在码头恭候多时，默默垂泪，但没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东西。冯时行又惊又喜又悲：惊的是能有这般场景为自己一介布衣送行；喜的是百姓才是真懂得自己的人，不枉自己清廉一任；悲的是，自己一去，那官库中的百姓心血就会付诸东流。面对此情此景，他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只哽咽说道：“诸位乡邻，冯某告辞了！”说完，头也不回，离岸登船，听不见江水滔滔，满耳尽闻百姓呼喊声；看不见群山巍巍，满眼尽是辛酸离别泪。

船渐行渐远，慢慢消失在浩浩长江中，但冯时行的清廉却传递了千年，感动了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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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枋（1187-1267），字正父，原名昌朝，字宗骥，合州巴川（今重庆铜梁东南）人。居字溪小龙潭之上，因号字溪。"生平

阳枋，字正父，原名昌朝，字宗骥，合州巴川人。居字溪小龙潭之上，因号字溪。

早年从朱熹门人度正、暖渊游，学者称大阳先生。

理宗端平元年冠乡选，取得乡试第一。

从嘉熙二年起，因蒙古攻蜀所扰，阳枋先后避地南川、清溪、夜郎、泸南等边远地区。

淳祐元年，以蜀难免入对，赐同进士出身。

淳祐四年，阃帅交辟之，应蜀守余玠之请，分教广安，历监昌州酒税，大宁理掾。五年，改大宁监司法参军。八年，为绍庆府学官。

1251年，主教涪陵北岩书院，士子信从者众。

1255年以后，因年老和避蒙古兵锋。先后随子就养于嘉定、涪州、荆州白水镇、峡州至喜亭、桃源广溪。

1265年自夷陵还蜀。

晚以子炎卯贵，加朝奉大夫。致仕。度宗咸淳三年卒，年八十一。

家庭成员

子阳炎卯，瑞平二年进士。

子阳恪，字伯强，号以斋，理宗景定四年进士，为蜀举首，治《春秋》，著《易说》、《春秋夏时考正》2卷。

族侄阳昂，阳枋叔父阳伯高仲子阳元泽之次子，景定三年进士，尝辟渝州节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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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二二四年前后在世]字静甫，居麻沙。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末前后在世。能词，与刘子寰同里，常唱酬。所作存于《花庵词选》中者凡五首。

（一作练恕可）字行之，自号宛委居士，越州，（一作固始）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公元一二七四年前后在世]（宋度宗淳末前后）。以荫补官，咸淳中以吴县尹致仕。恕可诗，文纯正近古，亦好词，又工小篆，著有乐府补题一卷《词林纪事》传于世。

牟子才，字存叟，号存斋，井研（今属四川）人。牟桂子，宋代官吏、学者。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调洪雅尉，监成都府榷茶司卖引所。理宗宝祐元年（1253），以军器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累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度宗即位，进端明殿学士。以资政殴学士致仕。有《存斋集》，已佚。其子牟郧亦为学者，著有《陵阳集》，其孙牟应龙亦为学者，人称祖孙三才人。

丁谓（966-1037），字谓之，后更字公言。丁氏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迁居苏州。祖父丁守节，与范仲淹曾祖范梦龄同是吴越国中吴军节度使钱文奉（钱镠之孙）的幕僚，任节度推官，遂为长洲人。离京时，宋真宗特赐御诗七言四韵和五言十韵，“尤为盛事”。他同时兼任使持节苏州诸军事、苏州刺史、苏州管内观察处置堤堰桥道等使，又兼任知升州军州事。天禧初（1017），以吏部尚书复参知政事。不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平章事兼太子少师。乾兴元年（1022），封为晋国公。显赫一时，贵震天下。"生平

机敏聪颖

天才式人物

丁谓机敏智谋，多才多艺，天象占卜、书画棋琴、诗词音律，无不通晓。他文追韩、柳，诗似杜甫，曾被人誉为“今日之巨儒”。

丁谓是个天才式人物，机敏聪颖，“书过目辄不忘”，几千字的文章，他读一遍便能背诵。早年，丁谓随做官的父亲丁颢在泾州。父亲同僚窦偁见丁谓聪明机灵，颇有才气，称赞道：“此儿将来必定做大官。”于是将女儿相许。宋代著名文学家王禹偁曾在平江担任长洲县令，丁谓与好友孙何曾一同以文章拜谒，王县令看了文章大加赞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王禹偁后来曾称他是“今之巨儒”，诗似杜甫。昆山龚颖平时很自负，极少称赞别人，但对丁谓的文章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匹敌。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天象占卜、书画棋琴、诗词音律，无不通晓。

聪明机智

有一次皇帝问道：“唐朝的酒价是多少？”丁谓脱口答道：“每斗三百。”皇帝问他怎么知晓的，答道：“有杜甫诗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一天，宋真宗与贵妃一起赏花钓鱼，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钓到，心里很不高兴，皱着眉头，一言不发。大臣们不知如何为好，丁谓笑盈盈地跑上去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宋真宗见他如此聪明，顿时十分开心，赏咏再三

运筹帷幄

实事求是地讲，丁谓为官尚算勤勉，有较强的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做过不少益事。

巧造玉清昭应宫

丁谓凡事能动脑筋，办事都有谋略，巧造玉清昭应宫便是一例。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丁谓负责修建玉清昭应宫。工程规模宏大，规制宏丽，建筑分为2610区，共计有3600余楹。工程除了钱外有3个难题：一是盖皇宫要很多泥土，可是京城中空地很少，取土要到郊外去挖，路很远，得花很多的劳力；二是修建皇宫还需要大批建筑材料，都需要从外地运来，而汴河在郊外，离皇宫很远，从码头运到皇宫还得找很多人搬运；三是工程上原有很多碎砖破瓦等垃圾清运出京城，同样很费事。经过周密思考，丁谓制订出科学施工方案：首先从施工现场向外挖了若干条大深沟，把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需要的新土备用，以解决新土问题。第二步，从城外把汴水引入所挖的大沟中，利用木排及船只运送木材石料，解决了木材石料的运输问题。最后，等到材料运输任务完成之后，再把沟中的水排掉，把工地上的垃圾填入沟内，使沟重新变为平地。一举三得，不仅节约了时间和经费，而且使工地秩序井然，使城内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受施工太大的影响。工程原先估计用15年时间建成，而丁谓征集动用数万工匠，严令日夜不得停歇，结果只用了7年时间便建成，深得皇帝赞赏。“丁谓造宫”成为工程理论的一个典型实例。

不动兵刃、安抚边民

淳化年间，峡路一带少数民族因不堪压迫，在边境地区纠众反抗，丁谓奉命前往处置。他以安抚团结为上，不动兵刃，妥善稳定了局势，得到朝廷赞赏。川陕地区王均起兵叛乱，朝廷调集士兵抵御，结果转身为寇。这些人熟悉山川道路，攻占州县，掠夺男女，与官府为敌。丁谓奉命处置，他一到即命罢兵，冒险入溪洞会见其首领，晓谕朝廷安抚之意，并宣称带有皇帝诏书，一律赦免不杀；赠以锦袍、银帛，使他们感激涕零，纷纷表示愿意世代奉贡朝廷，并将誓言刻录石柱竖在边境上，西南地区从此得以安宁。丁谓采用以盐换粮的办法，解决夔、万诸州军饷之弊，同时也减轻了边民长途解送皇粮的劳苦。他又奏准黔南边民养的马，可以到市场上自由交换。他曾亲自规划经营建筑夔州城寨，以增强边防。宋真宗曾问丁谓，如何才能使边防久远安宁，少数民族不敢为非。丁谓回答说：“只要朝廷所派的官，不邀功生事，以安静为胜，就能安宁无事。”

巧渡黄河、机智退敌

景德元年，宋辽发生战争。北方契丹的铁骑南下，民心惊惶，黄河北边的百姓纷纷抢渡黄河，每天要有几千人避难渡河，而船夫邀利，不肯及时渡民过河。丁谓奉命处置，采取果断措施，急忙从监狱中取出死囚数人，假冒船夫，斩首于河上。船夫见官员斩首杀人了，再不敢胡来，丁谓于是组织人员与船只日夜摆渡，不到3天时间，使黄河北边的百姓得以全部渡过黄河。紧接着，他又从难民中挑选少壮者，在数百里的黄河边分成若干块，均竖起旗帜，鸣金鼓，击刁斗，声音百里外都能听到。契丹人不了解内情，以为宋方已有防备，便撤退离去，从此“境内晏然”。

治理水利、一举多得

天禧元年，丁谓任升州知州时，城北后湖因多年得不到治理，变成了旱湖，前任将湖底佃租给百姓，共有76顷，纳500余贯税赋。丁谓到任后，经过调查发现了诸多不妥，上疏请减免这部分税赋，并请求派部队组织开挖治理，退田还湖，蓄水种菱植莲养鱼，养活饥民，增加收入；如果遇上大旱年份则可以灌溉农田，一举数得。

减免赋税

大中祥符年间，丁谓任平江军节度使，后又兼任苏州刺史，为家乡也办过好事，曾“为乡里请于朝，特免丁钱”，老百姓十分感激，“乡人至今德之，祠于万寿寺”。

整顿经济秩序

丁谓是宋朝著名的经济专家。当时全国粮赋十分混乱，每年征收数量不一，并随意加码，百姓苦不堪言。丁谓担任三司使后，专门调查，制定相应政策，并奏议以咸平六年户口和财赋收入为标准，此后每年按此数据征收，并报朝廷备案，以利国计民生。朝廷准奏，下诏褒奖。任职期间，丁谓还组织编写了不少反映宋初财政状况，采取应对策略的专著，成为后人研究宋代经济的重要文献资料。

奸邪之臣

迎合皇帝，“天下目为奸邪”

原本博学多才的丁谓，为了权利变得邪佞狡诈，被人斥为“奸邪之臣”。

丁谓憸狡过人，为了向上爬和巩固权位，只得扭曲自己灵魂，讨好皇帝，做事“多希合上旨”，因而被“天下目为奸邪”；人们将他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合称为“五鬼”。

丁谓做了不少的坏事，下面略举几件说明：

一、鼓动皇帝大兴土木。宋真宗要在宫城营建玉清昭应宫，左右近臣上疏劝谏反对。宋真宗召问，丁谓回答道：“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而且用来祈皇嗣。群臣如有阻挠，我愿意与他辩论。”从此便无人再敢劝谏。丁谓又领建造会灵观、玉皇像迎奉使、修景灵宫使、天书仪卫副使，为皇帝建造了一批豪华宫殿，耗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

二、勾结太监，陷害忠良。丁谓一味迎合，给皇帝出坏主意，自然会遭到正直之士的反对，寇准对他诌主媚君十分痛恶。丁谓于是怀恨在心，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极力排挤。天禧四年，将寇准赶出朝廷，被贬为相州知州，后又贬为道州司马。乾兴元年，丁谓又勾结宦官雷允恭，修改“诏书”，把宋真宗病死归罪于寇准，再将他贬为雷州，最后客死贬所。丁谓趁机将朝中凡是与寇准相善的大臣全部清除。

三、利用迷信，愚弄皇帝。丁谓自称是神仙丁令威的后裔，在自家的园林里特建有仙游亭、仙游洞，每天“晨占鸣鹊，夜看灯蕊，虽出门归邸，亦必窃听人语，用卜吉兆”。他好言仙鹤，任玉清昭应宫使时，每次醮祭，即奏报有多少多少仙鹤舞于殿庑之间，被人讥为“鹤相”。宋真宗到亳州谒太清宫时，丁谓特献白鹿一头、灵芝9．5万只。宋真宗从泰山封禅回到充州时，丁谓将当地小孩子玩的一只小乌龟，指为瑞物献给皇帝，并载入史册。他操纵女道士刘德妙，拿家里养的一只乌龟说成是老上君化身，亲自作赞颂。

因作恶太多，丁谓最后被罢相，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弟弟全部被降黜。抄没家产时，从他家中搜得各地的贿赂物品，不可胜纪。

人物轶事

一举三得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宫中着火。当时丁谓主持重建宫室，被取土地很远所困扰。丁谓于是命令从大街取土，没几天就成了大渠。于是挖通汴河水进入渠中，各地水运的资材，都通过汴河和大渠运至宫门口。重建工作完成后，用工程废弃的瓦砾回填入渠中，水渠又变成了街道。做了一件事情而完成了三个任务，省下的费用要用亿万来计算。

北宋丁谓的“一举三得”重建皇宫方案。我国古人管理策略。丁谓的“一举三得”方案表明了这一点。宋真宗时期，大臣丁谓用“一举三得”方案重建皇宫，是一次典型的系统管理实践。当时，由于皇城失火，皇宫被焚，宋真宗命丁谓重修皇宫。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仅要设计施工，运输材料，还要清理废墟，任务十分艰巨。丁谓首先在皇宫前开沟渠，然后利用开沟取出的土烧砖，再把京城附近的汴水引人沟中，使船只运送建筑材料直达工地。工程完工后，又将废弃物填人沟中，复原大街，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取土烧砖、材料运输、清理废墟三个难题，使工程如期完成。工程建设的过程，同现代系统管理思想何其吻合。丁谓主持的皇宫修建工程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智慧的管理实践。

溜须

那年，汴京城发生火灾，绵延了半个皇宫。火熄，宋皇帝把灾后重建的任务放在了丁谓的肩上。

丁谓命人在京城大街取土，将三街九衢挖成壕沟。取土完毕，将壕沟灌上黄河水，外地运来的树木，全部通过壕沟水放入城中。房屋盖好，过去那些灰土碎瓦废砖，又倒入壕沟中，平整成街道：一举三得。

思维的缜密，规划的精妙，用在建设设计上，固然无人可及，如果用在排挤他人、打击政敌上，同样也无人可及。

寇准和丁谓，开始时，是朋友，更是知己。一日，寇准与另一宰相李沆议事，丁谓来拜，谈了一会儿，离开，李沆叮嘱，像丁谓这人，万万不可使得势。

寇准一笑，不以为然。后来随着寇准做宰相后，丁谓登上了副宰相的位置。丁谓曾兵不血刃，安抚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叛乱；还曾奏议为民减赋。大文学家欧阳修曾对丁谓的文学成就给予很高评价。

一日，是中书省举行宴会吧，寇准不注意，一点汤汁流到胡须上了。丁谓忙上前给他抚去。

今天看来，这种做法也没有什么出格的，毕竟是同事兼朋友嘛。可寇准却冷了脸，说了一句话，让丁谓下不来台——一个副宰相，给上司溜须，成何体统？

这以后，丁谓就恨上了寇准，而且私下里处处寻寇准的短。丁谓这样精明的人，要寻别人的错，还不是举手之劳。不久，丁谓投靠真宗皇后刘后，将寇准出知相州，一直贬到雷州半岛。丁谓掌权，不久也犯法被贬，到了更远的海南。最可惜的是，最终他上了《佞臣传》。其实，除了排挤寇准外，他实在没有干什么坏事，算得上一个干吏。

再后来的故事是，丁谓被贬路过雷州，要求拜访寇准，被寇准拒绝，至此，一对朋友永别，彻底断了联系。想过这件事，寇准错了。丁谓也错了。

人物评价

才高八斗

丁谓相貌不佳，生一双斜眼，张目仰视，好像是个经常饥寒的人，相面的说他是“猴形”。小时顽劣，多亏有位姓郁的老先生对他严加管教，使他学业有所进步。后来，丁谓去拜访郁先生时说：“自己少时狭劣，多亏先生教诲，痛加夏楚，使某得以成立。”郁先生死后，丁谓还特地派人处理后事，“为棺殓葬，埋之物甚厚”。

轻时丁谓与孙何最为友善，同以才名著称，人称“孙丁”。他俩曾一同以文章拜谒当时担任长洲县令的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王县令看了他们的文章十分惊奇，大加赞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当即赠诗云：“二百年来子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宋太宗淳化三年，丁谓登进士科，列第四名。

有的说他是一代名相,有的说他是一代佞臣.总的来说,说他毁誉参半似乎评价过高了,他的毁应该多于他的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的才。王禹偁就曾赞赏“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并赠诗云：“二百年来子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几千字的文章，他读一遍便能背诵；三司案牍复杂繁多，一般官吏长久难以解断，而他一看案情，一言判决，众人都释然而悟；听凭满座宾客各自陈述，他从容应接，随口解答，条分缕析，统慑满座，没人能超出其意。著有《景德会计录》、《建安茶录》、《刀笔集》、《青衿集》、《晋公集》、《晋公谈录》、《丁晋公词》等十多种。

政绩

在安抚边疆少数民族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淳化年间，他对与官府为敌的西南少数民族武装以安抚团结为上，不动兵刃，并设法解决当地缺少食盐、长途解送皇粮、马匹交易等困难，妥善稳定了局势，得到朝廷赞赏。西南地区赖以安宁。据叶得梦《石林燕语》记载，丁谓以郓、齐、濮安抚使知郓州时，北方契丹铁骑南下，民心惊惶，河北百姓纷纷抢渡黄河，“欲避于京东者，日数千人”，而船民不肯尽力摆渡。丁谓听到此事后，采取果断措施，急忙从监狱中取出死囚数人，“以为舟人，悉斩于河上，于是晓夕并渡，不三日皆尽”。他又从难民中挑选少壮者，在数百里黄河边“分画地分，各使执旗帜、鸣金鼓于河上，夜则传更点、申号令”。契丹人以为宋方已有防备，便撤退而去，于是“境内晏然”。由此可以看出丁谓的为人聪明，办事果断、干练。

当时全国粮赋十分混乱，每年征收数量不一，随意加码，百姓苦不堪言。丁谓奏议以景德四年民赋数为准征收，并报朝廷备案，以利国计民生。朝廷准奏，并下诏褒奖。丁谓为家乡苏州也办过好事，曾“为乡里请于朝，特免丁钱。乡人至今德之，祠于万寿寺”。

奸臣

丁谓虽才智过人，然而心术不正，做事“多希合上旨，天下目为奸邪”。他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都以奸邪险伪著名，人称“五鬼”。宋真宗赵恒相信迷信，丁谓极力迎合，以神仙之事启迪皇帝。景德四年，宋真宗听信王钦若造作“天书”，准备举行泰山封禅等事。不久，王诈称京师、泰山“天书”下降，为此特改元大中祥符。起初，因朝廷内库经费短缺，封禅之事未定。一天，宋真宗问丁谓：“封禅经费有没有问题？”丁谓回答：“经费足够，大计有余。”宋真宗听了便决定封禅泰山，诏丁谓为计度泰山路粮草使，负责所有经费。他先以三司名义向朝中内库借银10万两，又命各州献钱贡物，于十月以前集中到泰山下。封禅队伍数千人，浩浩荡荡。封禅结束，又到曲阜祭祀孔子。这次封禅活动，耗费钱财800余万贯。丁谓曾修编《封禅记》。

宋真宗要在宫城营建玉清昭应宫，左右近臣上疏劝谏。真宗召问，丁谓回答道：“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而且用来祈皇嗣。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从此便无人再敢劝谏。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命丁谓为修玉清昭应宫使，又加天书挟侍使、总领建造会灵观、玉皇像迎奉使、修景灵宫使、天书仪卫副使，还曾奉旨摹写天书刻玉笈。丁谓做这些事可谓是尽心尽力。玉清昭应宫计3600余楹，原估计二十五年建成。丁谓征集大批工匠，严令日夜不停，只用了七年时间便建成，深得皇帝赞赏。赐宴赋诗以宠其行。

丁谓不顾国家与百姓的利益，一味迎合皇帝，并给皇帝出坏主意，自然会遭到正直之士的反对，名臣寇准对他谄主媚君尤为痛恶。于是，丁谓罗织罪名极力排挤，寇准被罢相贬官。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乾兴元年二月，宋真宗死，宋仁宗即位时。年仅13岁，太后听政，丁谓利用职位之便修改“诏书”，把真宗死因归罪于寇准，并以此为借口，将朝中凡是与寇准相善的大臣全部清除。丁谓勾结宦官雷允恭，规定将重要奏章先送丁谓阅过后再送内廷，以达到把持朝政的目的。雷允恭为修宋真宗皇陵的都监，与判司天监邢中和擅自移改陵穴，这本是要杀头的事，“众议日喧”，而丁谓庇护雷允恭，不作处理。但最后终于被人揭发出来，触怒了太后，雷允恭被诛，丁谓被罢相，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四个儿子全被降黜。抄没家产时，从他家中搜得“四方赂遗，不可胜纪”。

丁谓贬官至死共计十五年，在崖州三年多，在雷州五年多，在道州近四年，在光州大约三年，其“流落贬窜十五年，须鬓无斑白者，人服其量。”明道年间，授以秘书监致仕，准许定居光州。景祐四年闰四月卒于光州，归葬苏州城西华山习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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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圣陶，号尧章，自号古平，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嘉定八年（1215）生。宝祐四年（1256）第一甲第十六人。曾官太常博士。

许及之（？～一二○九），字深甫，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进士。淳熙七年（一一八○）知袁州分宜县（明正德《袁州府志》卷六）。以荐除诸军审计，迁宗正簿。十五年，为拾遗。光宗受禅，除军器监、迁太常少卿，以言者罢。绍熙元年（一一九○）除淮南东路运判兼提刑，以事贬知庐州。召除大理少卿。宁宗即位，除吏部尚书兼给事中。以谄事韩侂胄，嘉泰二年（一二○二）拜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兼参政。韩败，降两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丁注（生卒年不详），宋朝人，字葆光，归安（今浙江湖州）人。熙宁六年（1073）进士（《嘉泰吴兴志》卷一七）。尝为试官，知永州。喜为歌诗，世传其《催雪》、《无闷》、《重午》、《庆清朝》诸篇，有承平闲雅气象。著有《丁永州集》三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今已佚。

赵湘（959-993），字叔灵，祖籍南阳（《南阳集》卷一《后感知赋序》），居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据《宋诗纪事》卷五）。太宗淳化三年（992）进士，授庐江尉。四年卒，年三十三（《景文集》卷四五《南阳集序》）。其后以孙赵抃贵，追赠司徒。湘之文扫除排俗，有孙、李遗风。赵湘诗风骨苍秀。

柴元彪，（约公元一二七零年前后在世）字炳中，号泽襢居士，江山人，柴望之徒弟。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度宗咸淳中前后在世。尝官察推。宋亡舆从兄望等四人隐居不仕，人称“柴氏四隐”。元彪工诗，著有袜线集，巳佚。今存柴氏四隐集，《四库总目》中。

南宋诗人、词人。字公序，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与邵亢同族（《金陵诗徵》卷五）。徽宗宣和初随父宦寓宣州，四年（一一二二）返乡，李弥逊有文送行（《筠溪集》卷二二《送邵公缉还乡序》）。高宗绍兴中在鄂州，曾献词岳飞，献书朝廷。有《荆溪集》八卷（《宋史·艺文志》），已佚。事见《金佗续编》卷二八。

字伯扬，宋代文人，濠梁（今安徽凤阳）人。

张伯端（公元983年— 1082年），一说（公元984年—1082年），道教南宗初祖，字平叔，号紫阳、紫阳山人，后改名用成（或用诚）。人称“悟真先生”，传为“紫玄真人”，又尊为“紫阳真人”。临海（今属浙江）人。自幼博览群书，学贯古今中外，涉猎诸种方术。张伯端与杏林翠玄真人石泰、道光紫贤真人薛式、泥丸翠虚真人陈楠、琼炫紫虚真人白玉蟾被奉为“全真道南五祖”（“北五祖”为：东华帝君王玄甫、正阳帝君钟离权、纯阳帝君吕洞宾、纯佑帝君刘海蟾、辅极帝君王重阳）。张伯端真人之师为刘海蟾，桂林刘仲远真人系张伯端真人所度化。"轶事典故

清朝时《临海县志》记载：张伯端“……性嗜鱼，在官办事，家送膳至，众以其所嗜鱼戏匿之梁间。……疑其婢所窃，归扑其婢，婢自经死。一日，虫自梁间下；验之，鱼烂虫出也。……乃喟然叹曰：‘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因赋诗曰：‘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衍。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经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事实是不是如此所说，让我们穿过时间的隧道，重回到张伯端的生活年代去看一看吧。
宋临海人陈耆卿在其所著的《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五中称：张伯端郡人，字平叔”。大家都知道，宋代时，设府于州，“郡”即州府所在地。临海是台州的所在地，故“郡人”的意味自是不言而喻。而后，言称张伯端为“天台璎珞街人”或“璎珞街人”，还有玉枢子王建章的《历代仙史》及《张真人本末》与清康熙《临海县志》等。按戚学标《台州外书》，璎珞街在临海“府治东北，有宋真人张伯端故宅，即今紫阳楼是也”。陈耆卿本为临海人，其生活年代与张伯端仅相差百余年，有关张伯端生平活动的口碑和史实，他应该是比较清楚的。陈耆卿受学于叶适，文章法度，具有师承。他所著的《嘉定赤城志》为台州总志，以所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五县，条分件系，分十五门。宋世荦赞其志“积十数年参考之功，创千百载遗缺之迹，词旨博赡，笔法精严，称杰构焉”。因此，陈耆卿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即张伯端为临海人。

清雍正皇帝在其御书的《道观碑文》中讲得更明白了：“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尤其重要的是，齐召南在清乾隆三十二年所撰的《重订天台山方外志要》卷七中，清清楚楚的有张伯端“临海人，字平叔”之记载。齐召南，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天台城关人。自幼聪颖，有“神童”之誉。后累官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礼部侍郎等职。曾得到乾隆皇帝“不愧是博学鸿词“的赞美。作为一个天台人，早在清乾隆时就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张伯端的籍贯问题，足见其治学的严谨。再则，临海历代《县志》均记载有张伯端及其生平，而天台没有；临海城内有紫阳故居、紫阳道观，天台也没有。这些于陈耆卿的记载相印证，足以证明张伯端为临海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张伯端年轻时聪明好学，《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云：“张伯端，天台人也。少无所不学，浪迹云水。晚传混元之道而未备，孜孜访问，遍历四方。宋神宗熙宁二年，陆龙图公诜，镇益都，乃依以游蜀，遂遇刘海蟾，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乃改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修炼功成，作《悟真篇》行于世。

尝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为得最上乘禅旨，能入定出神，数百里间，顷刻辄到。一日，与紫阳相遇，雅志契合。紫阳曰：“禅师今日能与同游远方乎？”僧曰：“可也。”紫阳曰：“唯命是听。”僧曰：“愿同往杨州观琼花。”紫阳曰：“诺。”于是，紫阳与僧处一净室，相对瞑目趺坐，皆出神游。紫阳才至其地，僧已先至。绕花三匝，紫阳曰：“今日与禅师至此，各折一花为记。”僧与紫阳各折一花归。少顷，紫阳与僧欠伸而觉。紫阳云：“禅师琼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阳于手中拈出琼花，与僧笑玩，紫阳曰：“今世人学禅学仙，如吾二人者，亦间见矣。”紫阳遂与僧为莫逆之交。后弟子问紫阳曰：“彼禅师者，与吾师同此神游，何以有折花之异？”紫阳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则成形，散则成气，所至之地，真神见形，谓之阳神。彼之所修，欲速见功，不复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见无复形影，谓之阴神。”弟子曰：“唯。”

紫阳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祥言命，而略言性。释氏以性宗立教，故祥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离，道释本无二致。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故号曰金仙。传大士诗云：‘六年雪岭为何因，只为调和气与神。一百刻中为一息，方知大道是全身。’钟离正阳亦云：达摩面壁九年，方超内院；世尊冥心六载，始出凡龙。以此知，释迦性命兼修分晓。其定中出阴神，乃二乘坐禅之法，奈何其神属阴，宅舍难固，不免常用迁徙。一念差误，则透灵别壳异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阴中超脱，神像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入轮回，又难返蓬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夺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于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阴神，乃清灵之鬼，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曰鬼仙。虽曰仙，其实鬼也。故神仙不取。释迦亦云：‘惟以佛乘得灭度，无有余乘。’又曰：‘世间无有二乘得灭度，惟一佛乘得灭度尔。’释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奈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释氏说‘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旁门法也。钟离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门，学人各执一为根。岂知些子神仙诀，不在三千六百门。’此正释迦所谓‘惟一佛乘得灭度’之意也[3] 。”

张伯端坐累谪岭南兵籍后，由于官场无望，遂在“晚年浪迹云水，访求大道”。治平年间，适逢余杭陆介夫知桂州，得以“引置帐下，典机要”。熙宁二年，陆介夫改知成都，张伯端随同前往，在成都天回寺遇异人，“以夙志不回，初成愈格，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陆介夫死后，张伯端失去依托，遂“自成都归于故山”。回临海后，“筑室于山青水绿之中，乃扬罄然而怡怡然，若有所得。客传于市曰：遭贬张平叔归于山矣”。其后，张伯端再次出山，“转秦陇”。并遵陆介夫遗嘱，往荆南得转运使马处厚资助，“择兴安之汉阴山中修炼”。最后，张伯端回到临海隐居，往来于灯坛、盖竹、龙顾及天台的桐柏、赤城之间。
元丰五年，张伯端在百步“天炎浴水中”，趺坐而化。所留《尸解颂》云：“四大欲散，浮云已空。一灵妙有，法界圆通”。弟子“用火烧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实，色皆绀碧”。张伯端死后，百步乡里在其羽蜕之地立“紫阳化身处”纪念碑。南宋庆元三年，台州郡守叶筑改城内黄牛坊桥为“悟真”桥，以示对张伯端的纪念。后又有悟真坊、悟真庙等纪念性的街区和建筑出现。明嘉靖四十四年，台州府推官张滂在百步修建紫阳庵，并重修碑石，题曰：“重修紫阳题诗碑记”。清雍正十年，世宗皇帝敕封张伯端“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号。并亲撰《道观碑文》，命工部主事刘长源来临海，于其故居璎珞街和羽化地百步，及天台山桐柏宫，各建“紫阳道观”一所，用以祀祠张伯端。

张伯端的出名，是因为其所著的《悟真篇》。《悟真篇》体现了张伯端炼养思想的总成，是南宗的代表著作。张伯端在书中力主内丹，“要得谷神长不死，须凭玄牝立根基。真精既返黄金屋，一颗明珠永不离“。主张按照万物化生的法则，反其道而修炼自己的精、气、神。书中还吸取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利用它来说明内丹的修炼方术，并加以深化和发展，使之成为自己内丹学说的理论基础。

《悟真篇》成书于临海，熙宁三年，张伯端“丹成返台州，传道授徒”。因丹法“三传非人，三遭祸患”，学者多为“逐名利”。遂萌发著书之意，于熙宁八年在临海著成是书，使有缘者能“寻文解义”。有所心得。故陈耆卿《嘉定赤城志》亦载其自成都得“金丹术归，以所得萃成秘诀八十一首，号《悟真篇》”。

张伯端著成《悟真篇》后，再次离开临海，一度寓居于常州红梅阁。在红梅阁，他又成《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三卷和《金丹四百字》一卷。及后，张伯端在陕西的凤州、阶州传道时，因得罪凤州太守而“按以事坐黥窜”，被判流放，解送边塞。至邠州境内，会大雪阻于乡村酒肆，巧遇石泰。石泰见张伯端被解差押送，乃询问其来历，张伯端据实相告。石泰便与解差相商，引伯端前往邠州衙门，经与太守交涉，终于作出了免于流放的判决。张伯端获释后，始忆其师曾云：“异日有与汝解缰脱锁者，当宜授之”语。遂将《悟真篇》及心要倾囊相授于石泰，使之成为嫡系传人。离开石泰后，张伯端“事扶风马默处厚于河东”，并又将《悟真篇》“授之”。

《悟真篇》一书在《宋史·艺文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及明清《道藏》中皆有著录。其传世本很多，作注者不乏其人。最早的注本应为南宋叶士表的《悟真篇注》，叶士表，字文叔，临海人。其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为《悟真篇》作注，元人戴起宗在其《〈悟真篇注〉辨》一文中说：“前乎文叔，未有注《悟真篇》者”。叶士表与张伯端同为临海人，且生活年代不远，故叶士表所注之《悟真篇》，当为张伯端《悟真篇》之旧本。另有最早的注本为薛道光的《悟真篇注》之说，但此注在元至元元年已为戴起宗否定。戴起宗为此注作疏，阐发未尽之义。复撰《金丹法象》一篇，解释有关金丹术语，并著文辨明所谓薛注，实际上是翁葆光所注，乃是坊家为扩大影响假名于薛。另原题为翁葆光所述的经书还有《紫阳真人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一卷、《紫阳真人悟真篇拾遗》一卷。此外，宋代为《悟真篇》作注的还有袁公辅、陆子野数家。元代为《悟真篇》作注的有上阳子陈致虚，其文题为《注悟真篇序》，由张士弘编集在《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一书中。张士弘在书中另有《紫阳真人悟真篇筌蹄》，又书中编首所录薛道光《悟真篇记》一文，为宋人陆彦孚所撰。空玄子戴起宗则作有《悟真篇注疏》和《〈悟真篇注〉辨》。明代作注的有潜虚子陆西星、一壑子彭好古、晦卿李文烛等；作异注的为九映道人甄淑。清代会稽存存子陶素 作有《悟真篇脉望》，朱元育有《悟真篇阐幽》，刘一明有《悟真篇直指》，董德宁有《悟真篇正义》，傅金铨辑有《悟真篇四注》等。

如今，古老的璎珞街还长在。无论是漫步于此逶迤，思绪有如穿越八百年的时空。《悟真篇》也还长在，它带来了南宗的成功。那伟大的张伯端更应该长在。

个人成就

1、创作道家养生功法《悟真篇》，总结北宋之前的道家内丹思想，为丹道集大成之作；后信奉佛法的雍正将其所撰的《悟真篇》后篇改编编入《御选语录》中。自北宋以来，《悟真篇》历受学者推重。但佛者、近佛者，多加曲解，甚至臆改本文，以致各本真伪并存， 文字颇多出入。
；纯道者则不录；调和者录象征性数句至于全删此序，则实际对其真伪怀疑。如翁葆光、陈致虚、陆西星等，因序文内容和《参同契》、《悟真篇》等纯道家义理与道家文化本位立场相违，所以不加采录。朱元育为龙门正宗，对其真伪也似加怀疑，所以《道藏辑要》亦无此序。

大部分教内人士与学者认为此书序与部分为伪或在宋金元道教虚弱时与其他道教资料一同被修改窜入，如古灵宝经本有极为鲜明的“文化本位立场”。然这些典型材料的绝大部分早在南北朝到元初佛道论战中，尤其是在元代佛教徒挑唆元朝统治者烧毁《道藏》即已被删改殆尽，致使早期灵宝派这一立场和思想长期隐晦不彰，直到敦煌道藏被发现才得已重现。但如果把《悟真篇》改的面目全非譬如修命的部分被改成佛教的，那后世重修道藏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修改。故把部分换词，如道、仙被换成佛；真人被换成如来；道性被换成佛性、禅性；丹被换成禅等等流传于世。《嘉泰普灯录》中“吕洞宾参黄龙”“张伯瑞参佛经”故事的编撰具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此故事虽寓有“佛高于道”之意，但对此故事情节的虚构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而是在专门研究了道教内丹学的基础上精心编撰而成，因此对包括一些道教徒在内的读者均具有较大的迷惑性，不少道教徒都信以为真，吕洞宾参黄龙、张伯瑞参佛经竟被流传了下来，以至“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被视作吕洞宾名言而在道教界广为传播，如《道缘汇录》、《吕祖全书》、《西游真诠》等明清道教典籍均载有此事。而被篡改的悟真篇序与杂词则被载人《道藏》。可见其故事的影响力广泛受到当时宗教界的承认，很多道教徒都信以为真，不知察觉而潜移默化的维护传播此说；元代废道 ，道经损失严重 ，粗略统计，共阙794种2500卷，相当于半部明《正统道藏》被烧毁。明代重修《道藏》时，向各地区征集经书 ，编纂者把被修改的部分误以为是三教合一之作而载入道藏，也是情有可原。）

2、《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张紫阳八脉经》、（《长生要义》已佚）

其中《青华秘文》是后来的乩笔，与《悟真篇》作用不同，不能算为其本人著作。

其中，于北宋熙宁八年（公元 1075年）撰写的《悟真篇》，以《阴符经》、《道德经》为两大理论依据，“略仿《参同契》”（清·朱元育的《悟真篇阐幽》），全书宗承传统内丹学说，说明内丹炼养的根本原理就是归根返本，逆炼归元，并描绘内丹修炼的全过程及阐发丹经要点、修炼内丹的方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道臧精华录》谓：“是书辞旨畅达，义理渊深，乃修丹之金科，为养生之玉律”。

该书是最重要的炼丹理论及实践著作著作之一。与之前的道教经典《周易参同契》齐名，同被尊为道教的“丹经之祖”。全书由诗 词歌曲等体裁写成。其中七言律诗一十六首，七言绝句六十四首，五言四韵一首；《西江月》词十二首（又一首）、和七言绝句五首，以及歌颂诗曲杂言三十多首。有前、后二序。历代都有大量的注疏本，仁智自见。（后世佛教徒谤吕祖参黄龙、张祖参佛书，请点击吕祖参黄龙可见。）

人物影响

张伯端在世时并没有亲自创建学派或教派（一般认为，白玉蟾为南宗实际建立者），但在其身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宗派。

按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陈楠、陈楠传白玉蟾。辗转授受至白玉蟾，渐壮大为以《悟真篇》为理论经典的重要内丹流派。称为“金丹南宗”，由于张伯端号“紫阳”，故南宗也称为“紫阳派”，与全真道并列金丹南北宗（后合而为一）。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也被尊为“南宗五祖”。

以上南宗嫡派都主张“一己清修”。另据《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还有自称出于张伯端之传的一派，主张“男女双修”，该派始于两宋间的刘永年，刘曾于绍兴壬申（公元1152年）刊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刘永年传象川无名子翁葆光及寺簿卢公， 翁葆光撰有《悟真篇注》等，其徒若一子门人某跋《金液还丹印证图》，称刘永年于绍兴戊午“遇悟真得其道”。然绍兴戊午（公元1138年）张伯端已卒五十多年，当为依附之说。《混元列仙图》亦未列双修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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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野，字子文，宝章阁待制王介之子也，衢州常山人。以父阴补官，登嘉定十三年庚辰刘渭榜进士第。

王楙，宋福州福清人，徙居平江吴县，字勉夫，号分定居士。生于绍兴二十一年，少失父，事母以孝闻。宽厚诚实，刻苦嗜书。功名不偶，杜门著述，当时称为讲书君。客湖南仓使张頠门三十年，宾主相欢如一日。所著《野客丛书》三十卷，分门类聚，钩隐抉微，考证经史百家，下至骚人墨客，佚草佚事，细大不捐。另有《巢睫稿笔》。宋宁宗嘉定六年卒，年六十三。事见《野客丛书》附《宋王勉夫圹铭》。

萧汉杰，南宋末遗民词人。号吟所，吉水（今江西吉水县）人。淳祐十年（1250）进士。有青原樵唱，不传，今存词4首。

范致虚（？～1137年）字谦叔，福建建阳人。宋哲宗元祐三年，中进士，为太学博士，以祖送邹浩获罪停官。宋徽宗立，召为左正言，出郢州通判。崇宁初，召为中书舍人，改兵部侍郎。政和七年，入为侍读、修国史，寻除刑部尚书、提举南京鸿庆宫。宣和七年，以陕西五路经略使率兵勤王。宋高宗即位，徙知邓州，寻加观文殿学士，复知京兆府，因兵败失城，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绍兴七年，召复资政殿学士、知鼎州，行至巴陵而卒，赠银青光禄大夫。"生平

范致虚，字谦叔，建州建阳人。举进士，为太学博士。邹浩以言事斥，致虚坐祖送获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见，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宁初，以右司谏召，道改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蔡京建请置讲议司，引致虚为详定官，议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处华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张商英，贬通州。政和七年，复官，入为侍读、修国史，寻除刑部尚书、提举南京鸿庆宫。

初，致虚在讲议司，延康殿学士刘昺尝乘蔡京怒挤之。后王寀坐妖言系狱，事连昺论死，致虚争之，昺得减窜，士论贤之。迁尚书右丞，进左丞。

母丧逾年，起知东平府，改大名府。入见，时朝廷欲用师契丹，致虚言边隙一开，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谓其怀异。致虚乞终丧，从之。免丧，知邓州，改河南府。中人规景华苑，欲夺故相富弼园宅。致虚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数亩之居邪？」弼园宅得不取。复移邓州、提举亳州明道宫。帝方好老氏，致虚希时好，营饬道宇，赐名炼真宫。

靖康元年，召赴阙，道除知京兆府。时金人围太原，声震关中，致虚修战守备甚力。朝廷命钱盖节制陕西，除致虚陕西宣抚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师，诏致虚会兵入援。钱盖兵十万至颍昌，闻京师破而遁，西道总管王襄南走。致虚独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合兵，环庆帅臣王似、熙河帅臣王倚以兵来会。致虚合步骑号二十万，以右武大夫马昌祐统之，命杜常将民兵万人趋京师，夏俶将万人守陵寝。

兵有僧赵宗印者，喜谈兵，席益荐之。致虚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抚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致虚以大军遵陆，宗印以舟师趋西京。金人破京师，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诏，以止入援之师，致虚斩之。初，金人守潼关，致虚夺之，作长城，起潼关迄龙门，所筑仅及肩。宗印又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致虚勇而无谋，委己以听宗印。宗印徒大言，实未尝知兵。至是，宗印舟师至三门津，致虚使整兵出潼关。金守臣高世由谓其帅粘罕曰：「致虚儒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自足杀之」。致虚军出武关，至邓州千秋镇，金将娄宿以精骑冲之，不战而溃，死者过半。杜常、夏俶先遁，致虚斩之。孙昭远、王似、王倚等留陕府，致虚收余兵入潼关。方致虚之鼓行出关也，裨将李彦仙曰：「行者利速，多为支军，则舍不至淹，败不至覆。若众群聚而出肴、渑，一蹴于险，则皆溃矣。」致虚不听，遂底于败。

高宗即位，言者论其逗挠不进，徙知邓州。寻加观文殿学士，复知京兆府；致虚力辞，而荐席益、李弥大、唐重自代。诏以重守京兆，致虚复知邓州。次年，宗印领兵出武关，与致虚合。会金将银朱兵压境，致虚遁，宗印兵不战走，转运使刘汲力战死焉。致虚坐落职，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复资政殿学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赠银青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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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希逢（生卒年不详）一作希蓬，宋宗室，太祖四子秦王德芳八世孙，太祖九世孙（《宋史·宗室世系表》八） 。与华岳诗词酬唱往来，有《华赵二先生南征录 》今不传。词见《诗渊》第二十五册。 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为汀州司理参军（明嘉靖《汀州府志》卷一一）。开禧初华岳因上书请诛韩侂胄、苏师旦编管建宁时，希逢与华交往甚密，差不多尽和华《翠微南征录》中诗。《南征录》中亦有《贺赵法曹》《答赵法曹》等诗，当即其人。原诗题注中介绍其生平为字可久（一作可父），“以词赋明经屡首监曹，初尉赣之石城，……次任建安法曹。明年复为南省锁试第一，又明年发兵上边”。

陈合字维善，号中山。福建长乐东隅人，贯岱边。淳佑四年 (1244) 甲辰进士。淳佑中，拜翰林学士、国子祭酒、工部尚书、同佥枢密院事，一时敕谕、制册皆出其手，侪辈咸服其能。后坐廖莹中事免官归里。官终宣奉大夫、资政殿学士。合为六平山开山初祖，尝启溪山泉石之胜，营造天地四方宇。与太博陈俞、所翁陈容相投契，常优游陶情于六平山水间，并寓居于邑东隅(今东关街儒英巷)。卒谥文惠，葬于光俗里唐官山(今属营前镇长限村)。其手书"第一小有洞天"，笔力流畅，字迹至今犹存。为县级保护文物。

关咏（生卒年不详）字永言，宋朝官屯田郎中，知湖州、通州。嘉祐八年（1063），以太常少卿知泉州，改光禄卿、秘书监。事见《宋诗纪事补遗》卷一六。词存《迷仙引》一首。《诗话总龟》卷三三引《古今诗话》：“石曼卿（延年）尝于平阳会中，代作《寄尹师鲁》一篇”，“永言乃增其词为曲，度以《迷仙引》，于是人争歌之”。

宋宁宗赵扩（1168年11月18日－1224年9月18日），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宋光宗赵惇与慈懿皇后李凤娘的次子。宋宁宗即位后，任用赵汝愚和韩侂胄为相，赵、韩两派斗争激烈。庆元元年（1195年）宁宗罢免了赵汝愚，韩党专权。次年又定理学为伪学，禁止赵汝愚、朱熹等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是为“庆元党禁”。嘉泰四年（1204年），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两年后削去秦桧封爵，打击了投降派。嘉定十七年（1224年）9月18日宁宗驾崩于临安宫中的福宁殿，葬会稽永茂陵。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上谥号为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生平

早年经历

宋宁宗赵扩是宋朝第十三位皇帝，南宋第四位皇帝，宋光宗和李皇后所生的第二子。
乾道四年十月十九日，出生于恭王府邸，属相鼠。传说宁宗的母亲李皇后梦见一个大太阳坠落到庭院里，用手承接它，从而怀孕有娠。直到宁宗出生当天夜晚，祥光绕室。

乾道五年五月赐名赵扩。淳熙五年十月授予明州观察使，封英国公，十二年三月封平阳郡王，十六年三月进封嘉王。绍熙五年为太子，不久继位。宋宁宗继位时，其父宋光宗尚在，改太上皇，名义上宋光宗禅位给宋宁宗，实际上是赵汝愚、赵彦逾、叶适、徐谊等朝臣以宋光宗无法执丧为理由，透过外戚韩侂胄从中连络，获得高宗吴皇后支持所造成的宫廷政变，逼迫宋光宗让位。

内禅登基

绍熙五年六月，孝宗去世，光宗却以病为辞，不肯主持丧礼。大臣们只好请太皇太后吴氏代替光宗举行祭礼。大臣又奏光宗说：“皇子嘉王扩，一向仁慈孝顺，应立于储君，以安定人心。”光宗立即批示：“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在举行祭礼时，赵汝愚等率文武百官在孝宗灵柩前请求太皇太后吴氏宣示光宗禅位诏，太皇太后吴氏宣读：“皇帝心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帝位。”读毕，立即登位。

赵汝愚出来后，把太皇太后的意思告诉宁宗。宁宗坚决推辞道：“恐怕会背负不孝的罪名。”赵汝愚说：“天子应当以安定社稷、国家为孝，如今朝廷内外忧心忡忡，害怕混乱，万一发生意外变故，置太上皇于何地？”大臣们这才把嘉王赵扩从人群中拥出，赵扩却推辞说：“上告大妈妈，臣做不得，做不得。“太皇太后吴氏立刻命太监说：“去拿黄袍来，我亲自给他穿上。”赵汝愚立即率文武百官跪拜，三呼万岁。赵扩登位，史称宁宗。

庆元党禁

宋宁宗继位后，重用了使其登上皇位的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位大臣，任命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为枢密院都承旨，册立韩夫人为皇后，韩侂胄由此得势。

出生皇族的宗室赵汝愚被宁宗任命为宰相，他收揽名士，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外戚韩信胄与赵汝愚不和，图谋排斥赵汝愚，先后起用京镗、何澹、刘三僳、刘德秀等人。著名理学家朱熹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劾韩侂胄，韩侂胄对宋宁宗说朱熹迂阔不可用。由于宁宗信任韩侂胄，朱熹被罢官，彭龟年奏韩侂胄“进退大臣，更易言官”，“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庆元元年二月，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反对赵汝愚罢官的人都陆续被窜逐。
宋宁宗还在韩侂胄集团的策划下，下令禁止道学，定理学为伪学，罢斥朱熹等理学家，对当时的许多知名人士进行清洗，禁止朱熹等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史称“庆元党禁”。

开禧北伐

宁宗时期，在与金朝的关系上，又逐渐趋于紧张。宋宁宗因为不满金朝蛮横要求按旧时的礼仪行事，对自己受屈辱的地位感到不满，因此他也支持韩侂胄对金朝采取强硬的措施。

嘉泰四年四月，宋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并追封岳飞为鄂王。不久之后，宋宁宗改元开禧，取的是宋太祖“开宝”年号和宋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表示了南宋的恢复之志。开禧二年，宁宗下令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此举被认为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主和派，使主战派得到了鼓舞，很得民心。同年五月，宋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

宋朝军队不宣而战，首先对金朝军队发起了攻击。

开战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但由于金朝事先得到了风声，觉察到南宋“将谋北侵”，已有了准备，在遭到进攻后立即进行了反击。由于韩侂胄用人不当，中路军统帅之一皇甫斌率军攻打唐州时被金军击溃，接着在攻打蔡州时大败于溱水，韩侂胄急忙把他撤了。北伐主战场两淮统帅邓友龙等也因兵败而被撤职。

不久，金军就在东、中、西三个战场上，对宋军发起了进攻，宋朝军队由进攻转为防守。在金军的大举进攻之下，真州、扬州相继被金军占领，西路军事重镇和尚原与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也被金军所占。韩侂胄想通过吴曦在四川战场挽回败局，但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却早已在四川暗通金兵，叛变称王。这场战争于第二年以宋朝战败而结束。

嘉定和议

接着，又是兵败之后的谈判。而对南宋来说，战败以后的和谈是气短的。作为胜利者，金朝自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除了提出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将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缚送金国。

在这种形势下，朝廷中的主和派又形成了势力，礼部侍郎史弥远和杨皇后是主要的代表。杨皇后因当年韩侂胄在宋宁宗选皇后的问题上不倾向于她而怀恨在心，同时她也认为北伐过于轻率。他们通过皇子向宋宁宗进言：“韩侂胄再启兵端，将危社稷。”杨皇后也在旁边劝说宋宁宗，但宋宁宗很犹豫，一时难以定夺。杨皇后担心如果宋宁宗走漏风声，让大权在握的韩侂胄知道，后果将十分严重，就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等人密谋，设法除掉韩侂胄。

开禧三年十一月，韩侂胄在上朝途中被殿帅夏震派出的将士挟持，杀死于玉津园中。当时宁宗听说韩侂胄被押往玉津园，立即要下旨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一把夺过写有旨意的笺条，对宁宗哭诉道：“韩侂胄要废掉我和儿子，还残害了宋金两国百万生灵！”进而要挟宁宗道：“若要追回他，就请让我先死！”宁宗只好收泪作罢。

韩侂胄被杀以后，史弥远立即派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金朝，并以此作为向金朝求和的砝码。此后朝政被史弥远、钱象祖把持。经过与金朝的谈判，按照金朝的要求，韩侂胄和苏师旦的首级被送往金朝示众。韩侂胄死后，宋宁宗对大臣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
嘉定元年，南宋王朝与金朝签订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和议条款为：两国境界仍如前；嗣后宋以侄事伯父礼事金；增岁币为银帛各三十万；宋纳犒师银三百万两与金。宋朝皇帝与金朝皇帝的称谓由以前的侄叔改变为侄伯，比“隆兴和议”更为屈辱。

皇储问题

宋宁宗先后有九个儿子，但是在未成年时就夭折，因此他不得不从宗室子弟中另寻储嗣。庆元四年，选太祖后裔燕懿王德昭九世孙、六岁的赵与愿养在宫里，赐名日严。嘉泰二年封卫国公。赵日严13岁时被立为皇子，封为荣王。次年立为皇太子，更名恃，后又改名为询。但赵询没有当皇帝的命，于嘉定十三年八月病死，时年29岁，谥景献，与庄文太子一起葬在杭州的太子湾。这是如今杭州西湖太子湾公园地名的由来。

嘉定十四年，又进沂靖惠王柄嗣子贵和为皇子，赐名竑，授宁武军节度使，封祁国公。次年又加检校少保，封济国公。赵竑对史弥远专权非常不满，曾书“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壁上地图中的琼崖说：我今后要是得志，就要把史弥远发配到这里。然而这一切都被史弥远送去监视赵竑的侍女看在眼里，她报告给了史弥远。史弥远听了以后非常害怕，心想今后要是赵竑当了皇帝，自己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于是他就开始罗织赵竑的短处，经常向皇帝说赵竑的不是。

宋宁宗病死后，史弥远和杨皇后召赵昀入宫，在宋宁宗灵柩前即皇位，并由杨皇后垂帘一同听政。赵竑在愕然之中，见到了新皇帝登基，百官朝拜。赵竑认为当皇帝的应该是自己，因此不肯朝拜，结果被别人强摁着头下拜。赵竑被封为济阳郡王，后来又被封为济王，出居湖州。

晚年生活

晚年的宁宗很少去妃嫔处，由于身体原因，他开始迷上道教修炼术。

嘉定十七年八月，史弥远乘宁宗病危，矫诏立贵诚为皇子，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宋宁宗病死于临安宫中的福宁殿，在位30年，享年57岁。

宋理宗宝庆元年正月，上谥号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庙号宁宗。三月，葬于会稽永茂陵。宝庆三年九月，加谥号为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重视台谏

虽然宁宗对政事少有自己的主见，但他对台谏的意见却是十分重视。宋代的台谏官有纠正帝王为政疏失、弹劾百官的权力，他们的议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公众舆论，历代宋帝都非常重视台谏奏议。宁宗严格遵循祖宗之法，曾对人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殊不知，台谏的公正性是建立在帝王有知人之明的前提之上的，只有正直的士大夫入选台谏，才能使台谏发挥正常、良好的作用，而宁宗却缺乏辨别人才的能力，居心叵测之辈因而可以大肆引荐党羽进入台谏，控制言路。宁宗一味认定台谏之议代表公论，不可不听，至于台谏官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却不闻不问。结果，原本受到士大夫尊敬和向往的台谏职位上，充斥着败类，他们打击异己、讨好权臣，是权臣用以控制宁宗的又一有效工具。

更化措施

韩侂胄死后，宋宁宗声称要革除韩侂胄的弊政，为赵宋基业“作家活”。史家把嘉定初年的政治举措称之为“嘉定更化“。“首开言路，以来忠谠”是宁宗更化的第一个措施，他再次表现出“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的诚意，但也只是听听而已。改正韩侂胄专政时期的国史记载，也是更化内容之一。

此外宁宗的措施还有清洗韩党，陈自强、邓友龙、郭倪、张岩、程松等都贬窜到远恶州军，除名抄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清洗却走向了极端，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视为韩党。叶适被夺职奉祠达十三年之久，陆游也以“党韩改节”的罪名被撸去了职名。平反昭雪与清理韩党是同时进行的。赵汝愚尽复原官，增谥忠定，算是充分肯定他在绍熙内禅中的忠诚与功绩。朱熹被赐予文臣最高荣誉的一字谥，称为朱文公。吕祖俭、吕祖泰与庆元六君子也分别有所表彰。

但宁宗在用人为政上依旧懵懂颟顸，招用人才中竟有赵彦逾，右司谏王居安进言道：“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王居安曾参与政变，后任谏官，成为政变派论劾韩党的急先锋。但他的话触着了钱象祖、史弥远的痛处，立即被免去谏官之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失望地说：“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

外交

赵扩在位后期，北方形势巨变，蒙古崛起，金朝连年为蒙所侵，被迫迁都于汴京。宋朝廷中报仇雪耻之议又复起，纷纷请罢金国岁币。嘉定十年，金又分道伐宋，赵扩遂下诏伐金，于是宋金之战复起，东起山东，西至秦陇，互有胜负，延续了6年之久，迫使金国新君金哀宗在嘉定十七年派人同南宋通好，明令部下不得进攻南宋。宋金双方进入休战状态。

嘉定十四年，蒙古军进逼汴京，与北伐宋军接触，胶西宋军纷纷南逃，京东军降于蒙古军。由是宋被迫派使者通好于蒙古。

历法

颁布《统天历》

庆元四年，因所用《纪元历》占候多差，宋宁宗下令更造新历。庆元五年五月，杨忠辅创制新历，宁宗赐名为《统天历》。这与现代所测数值只相差26秒，而与现行的公历所采用的数据相同，比西方《格里历》的颁行早383年。但因推测日食等不验，《统天历》只使用到开禧三年。同年又造《开禧历》代替统天历，行用于世45年。

颁布《庆元条法事类》

嘉泰二年，宋宁宗令大臣谢深甫等人编修的《庆元条法事类》成书，该书共八十卷。嘉泰三年，宁宗皇帝下诏正式颁行。宋初《重详定刑统》基本照抄唐律，很多令文已不适用于宋代社会，且宋时法令汇编惟有《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传世。尽管残本不足原书之半，但仍保存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刑法、服饰等各方面的法令，为研究宋史，特别是中国法制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宗教

宁宗在位期间，重视新建与重修道教宫观。他即位之初，便遣使入九宫山向张道清致礼。庆元五年，朝廷赐名“真牧”。嘉泰四年升观为“钦天瑞庆宫”，加号“太平护国”。开禧二年，令江西转运使又赐闲田，蠲其租赋。慈明皇后也赐钱为其置田庄。嘉泰元年，他将登位前的潜邸改为开元宫，祀火德真君；嘉泰四年，扩建开元宫；又增修中兴显应观，赐田百余亩。

宋宁宗久闻洞霄宫住山名道龚大明，召他入宫举行斋醮，赐与十分优厚。但后来龚大明要求回宫，宁宗封他为“冲妙大师”，赐紫衣、金币，建造演教堂一座。开禧元年，宁宗赐内帑钱在洞霄宫内建造新法堂，并赐《演教堂》匾。嘉定五年宁宗亲自来到洞霄宫，见到了新建的演教堂，亲书赐予匾额。开禧年间，漕臣黄荤游洞霄宫，道士提出要新铸巨钟一只，希望得到皇帝支持。黄荦回朝后向宁宗表奏此事，宁宗很快下诏赞同，赐斋金50两，白银550两，并派遣内侍省副都知、皇城司提点刘世亨奉旨监铸巨钟事，采用金、铜、铁三合一而成，并造了钟楼配套，由尚书刑部侍郎兼国史实录院曹叔远撰《洪钟记》，刻碑立石。

人物评价

宁宗即位时面临国家艰难的形势，却能在登基这件事上不失掉礼节操守，表现其善于处事的能力。宁宗当政初年，靠着旧学辅导的功效，招引重用老成博学之士，引用提拔贤能之人，一个时期遵守成法继承传统的政治局面，非常盛隆可观。统治中期换上韩侂胄执掌大权，朝廷里潜藏着许多奸臣，以至于把正派的人当作邪恶的人，把纯正的学问视为虚假的学问，对外挑起与强邻金国的战事，祸及淮河两岸。由于连年用兵失败，结果把韩侂胄的首级送到了金国，国家的根本受到了损失。以后又是史弥远独揽朝政，他们庆幸宁宗晚年年老昏乱，暗中弄权作威作福。甚至在选立太子制订纲纪等大事上，也乘机寻找缝隙，达到或废或立太子的阴谋，这些事情别人都很明白。

虽然如此，宋朝自从建都开封到宋仁宗，四代皇帝相继在位接近百年，邵雍声称这是以前各朝代所没有的。可惜的是皇位授受的时候，宁宗、理宗与仁宗、英宗相对照，他们的路子虽然相同，其情致却相离太远了。

轶事典故

虚心好学

赵扩作为光宗惟一的子嗣，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光宗即位后，他受封嘉王，到宫外府第居住，光宗不仅将自己在东宫时收藏的图书全部赐予他，还亲自挑选了黄裳、陈傅良、彭龟年等一批名儒，担任他的老师。[45]嘉王学习也非常勤奋。他即位初，曾亲自开列了10部经史书目，又开列了一张10人的名单，对彭龟年说：“朕读的书太少了，打算把讲官增置到10名，每人各专讲一书。”他选定的讲官中，既有原嘉王府的黄裳等人，更有他仰慕已久的大儒朱熹，堪称极尽一时之选。

尽管宁宗好学，但他似乎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对书中的内容意义却是一知半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他的理政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因得不到他的及时批复而堆积如山。彭龟年建议他，让负责进呈奏疏的通进司把奏疏开列一单，皇帝阅后，在单子上注明需要亲自过目的部分，其他的就可交由三省、枢密院处理，这样，处理奏章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对自己这位学生的天分，彭龟年深有了解，因此他干脆附上了单子的格式，以便宁宗能够照葫芦画瓢。但这番几乎是手把手的教导，不知宁宗是真看不懂，还是嫌麻烦，最终没有采纳。凡是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可”，倒也省去了不少时间，只是害得臣下们大费脑筋，两位大臣的奏章针锋相对，皇上都批了“可”，到底以谁为是呢？

理政无方

即使是临朝听政，臣下们也难得听到宁宗自己对政事的看法。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曾经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宁宗上朝情形：“陛下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陛下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这是皇帝谦虚，未尝有所咨访询问，多是默默地接受而已。”宁宗耐性很好，但这并不能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既没带脑子也没带嘴，只空带了一双耳朵去上朝，大臣们的论奏听完了就完了，既不表态，也不决断，进奏者已经口干舌燥，最后却仍然不得要领。如此听政，身为臣子的卫泾只有以“谦虚”来为宁宗辩护，料想他心里也在怀疑当朝天子的智力水平吧。

批阅奏章，临朝听政，这些都是皇帝表达自己意旨的正常途径，而宁宗也许是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所以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理政途径——御笔。御笔由皇帝在内宫批示，不经过三省等中央决策机构，直接下达执行。这种做法失去了对君权的制约，是不合制度的。传达御宋代杂剧图笔必经宦官和近幸之手，如果皇帝是精明强干之君，尚不致酿成大患，但宁宗却是个理政能力不强的皇帝，滥用御笔只能为权臣专政制造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勾结宦官和后宫，或对御笔的批示施加影响，或在御笔的传达过程中上下其手，让御笔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一次内廷宴会，一名伶人扮演买伞的顾客，他挑剔卖伞者，说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如客人卖伞，不油里面。”巧妙地以谐音暗指政事不由内做主，而观剧的宁宗却懵然不晓何意。面对这样的皇上，权臣自然是有恃无恐，更加肆意妄为了。

忠厚之主

宁皇御舟

绍熙五年宁宗即位后，先是祖父孝宗大丧，继而太皇太后吴氏去世，所以未见有他湖山之游方面的记载。嘉泰年间，太上皇光宗与太上皇后李凤娘的丧期已过，而宁宗已经好几年没有赏玩西湖的云树堤沙和画桥烟柳了，因此他颇有泛舟出游的念头。有个名叫张巨济的小臣听说此事后便上书宁宗道：“慈懿太后的欑陵近在湖滨，陛下出游，不免要鼓乐，岂不是要惊动先人在天之灵吗？”宁宗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这不仅事涉孝道，还关系到人君的俭德，特迁上书者一秩，还下令把画鹢御舟都沉到湖底，以表示自己从此以后不再游湖的决心。

少食生冷

宁宗不仅头脑简单，而且身体也不好。宁宗宫中有两位小太监，经常背着两扇小屏风作宁宗的前导。随便到什么地方，总把屏风面对自己。屏风上写着戒条：“少饮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把两事写在两扇屏风上，屏风用白纸作底，边上糊着青纸。一次到后苑游玩，有人劝宁宗喝酒与吃生冷食物，他就指屏风上戒条给对方看，大臣们也就不敢了。每次进酒，都不超过三杯。

节俭爱民

当然，宁宗为人尚不失仁厚，对民间疾苦颇为关心和同情。即位前，他护送高宗灵柩去山阴下葬，路上见到农民在田间艰难稼穑的场景，感慨地对左右说：“平常在深宫之内，怎能知道劳动的艰苦！”即位后，宁宗几乎每年都颁布蠲免各种赋税的诏书。在个人日常生活上，宁宗也力行节俭。他平时穿戴朴素，并不过分讲究，饮食器皿也不奢华，使用的酒器都是以锡代银。有一年元宵夜，一个宦官见宁宗独自端坐在清冷的烛光下，便问：“上元之夜，官家为什么不大摆宴席庆祝一下？”宁宗愀然答道：“你知道什么！外间百姓没有饭吃，朕怎么能有心思饮酒呢？”有一次他前往聚景园游赏，临安的百姓争相观看，以至于有人被践踏踩死。宁宗知道后十分后悔，从此再也不出宫游赏了。

家庭成员

家世

祖父：宋孝宗赵眘

祖母：成穆皇后郭氏

父亲：宋光宗赵惇

母亲：慈懿皇后李凤娘

兄弟：赵梃，保宁军节度使，早亡。

姐妹：文安郡主、和政郡主、齐安郡主、皆早亡。绍熙元年，一并追赠公主。

后妃

恭淑皇后韩氏：相州人，六世祖是北宋名臣忠献王韩琦。宁宗受禅为帝后，册封她为皇后。庆元六年去世，谥号恭淑。

恭圣仁烈皇后杨氏：会稽人，杨次山的妹妹。少时凭借姿容入宫，被宁宗立为皇后。善诗词、工书法、颇涉书诗、知古今。性机警，诛杀韩侘胄、拥立理宗，都出自她的谋略。理宗即位，尊为皇太后。宝庆五年去世，年七十一岁，谥号恭圣仁烈。

曹美人

高平郡美人阎氏

钟夫人

子女

儿子

九子：赵埈、赵坦、赵增、赵觌、赵埛、赵圻、赵墌、赵垍、赵坁皆幼年夭折。

赵询：初名赵与愿。6岁时，被宋宁宗收为养子，赐名日严，除福州观察使。嘉泰二年，拜威武军节度使，封卫国公，听读资善堂。后被立为太子，拜开府仪同三司，封荣王。嘉定十三年去世，时年29岁，谥号景献太子。

赵竑：宋太祖四子秦王赵德芳的八世孙，赵希瞿之子。当初，沂靖惠王去世，没有后代，以赵竑作为后代，赐名赵均，不久改赐名为赵贵和。嘉定十三年，景献太子赵询去世，宋宁宗于是立赵贵和为皇子，并赐名赵竑，授任宁武军节度使，封为祁国公。嘉定十五年五月，加官检校少保，封为济国公。好弹琴。

赵昀：本名赵与莒，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嘉定十七年，宁宗驾崩，史弥远联合杨皇后假传宁宗遗诏，废太子赵竑为济王，立沂王赵贵诚为新帝，更名为昀，是为宋理宗。

女儿

祁国公主：出生六个月夭折，追封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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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道（1053-1101）字履常，一字无己，别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哲宗元佑时，由苏轼等推荐，为徐州教授，后历任太学博士、颍州教授、秘书省正字。一生安贫乐道，闭门苦吟，家境困窘。

元绛（1008—1083），字厚之，钱塘人，一说字厚之。北宋大臣、文学家。祖籍南城县东兴乡苏源村（今江西省黎川县荷源乡苏源村）人，祖父元德昭为五代吴越丞相，遂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生而敏悟，5岁能作诗。以廷试误赋韵，得学究出身。再举登第，调江宁推官。迁江西转运判官，知台州。侬智高反岭南，宿军邕州；绛供军饷有功。累迁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后罢知颍州，以太子太保致仕。神宗元丰六年卒，年76，谥“章简”。著有《玉堂集》、《全宋词》存其词2首，《宋诗纪事》存其诗6首。"生平

从小聪颖好学，5岁时便能作诗，9岁时拜见荆南太守，太守试以三题，并将其文章呈进于朝。北宋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初授江宁推官，摄上元令。当地有一豪强王豹子，欺男霸女横行乡里。元绛不惧豪绅，依法将其捕获，予以斩首。元绛善于断案，有一妇人状告邻居与其夫嗜酒争吵，乘黑入室砍断其夫脚。元绛见该妇哭而不哀，言其夜与夫同眠却衣裙无血污、该妇回去后与一僧私语谈笑。即令捕回妇、僧，审出实为奸情杀夫。百姓无不称颂。

宋朝时江宁县推官元绛代理上元县时，有甲乙两县民酒醉后互殴，甲回到家中就醉卧在床，不料在半夜竟被人砍断双脚。甲妻指称凶手是乙，于是乙被逮捕入狱，不久甲因伤重不治而死。

但是元绛却对甲妻说：“乙已招供认罪，你就先回去料理你丈夫的后事吧!” 接着他暗中派吏卒尾随甲妻，暗中监视。果然发现一名僧人远远望见甲妻就迎了上来，低声谈论。元绛接获报告，立即派人逮捕甲妻，厉声质问。甲妻见形迹败露，只好一一从实招来。

事后有人请教元绛，元绛说：“我见甲妻虽哭但并不悲伤，再说与死者同睡一榻，为何身上竞没有沾上一滴血迹呢？所以我判断这其中必有奸情。”

安抚使范仲淹将其调任永新知县，后改任通州海门县。该地民众多以贩盐为生，按律盐为官办，百姓贩盐犯法，制置使欲治盐贩罪。元绛认为该地产盐，并以此为生，超过规定存盐数，情有可原，宜略施惩戒放之。后升江西转运判官、知台州，在台州任上，出库钱建房数千，安置遭大水灾而无家可归的流民，修城门，设水闸，以防洪涛。继调广东转运使，当时侬智高起兵反宋，他修治城廓、水寨25座，筹备军饷器械，因御敌有功，转为度支判官。

皇祐四年为广东转运使，迁工部郎中，历两浙、河北转运使，召拜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知福州，进龙图阁直学士，调广、越、荆南，熙宁年间，为翰林学士，拜三司使，后知开封府。熙宁八年十二月，自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判太常寺兼群牧使、工部侍郎拜参知政事。元丰二年五月，受耆宁事牵连，贬知亳州，改颖州。三年，加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四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后，赠太子少师，谥号“章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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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二七九年前后在世]字景文，号药庄，钱唐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末前后在世。太学生，成淳二年，（公元一二六六年）与叶李等上书劾贾似道，似道文致其泥金饰斋，窜禹州。入元，程剧夫荐蔚曦文与赵孟頫于朝，孟应诏，曦文刘迄不受职。（绝妙好词笺云“以程钜夫荐，卷江浙懦学提转长兴丞”此从四库提要）流寓无锡以终。曦文著药庄废稿，又有对床夜话五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字希郄，仁和（今浙江省杭州）人，宋代官吏、诗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一作端平二年(1235)进士。曾在滨海地区为官，做过知州。他与陈起友善，有诗文往还。他的诗以绝句最为擅长，往往带着平静的心境观照自然，而时有独到的发现。文字清畅，亦富于诗情画意。

虞似良，南宋诗人。字仲房，号横溪真逸，又好宝莲山人。虞似良，横溪（今大吕乡横溪村）人，祖籍余杭。宋建炎初父官于台，遂居属黄岩横溪淳熙年间为兵部侍郎，后任成都府路运判官。工诗，擅篆隶书。（今属温岭城南其诗词清婉，得唐人旨趣。善篆隶，尤工隶书，家藏汉碑刻数千本，心摹手追，尽得旨趣，晚自成一家。有《篆隶韵书》行于世，所书碑碣极多。宋释居简曾评：“虞兵部仲房书《杜工部李潮八分小篆》、《王宰山水图》两篇，隶法。”

李彭老（约公元1258年前后在世）字商隐（词综作字周隐，此从绝妙好词），号筼房，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宝佑末前后在世。淳佑中，官沿江制置司属官。工词，与周密、吴文英等相唱酬。尝纳妾，吴文英作绛都春词以贺。彭老所作词，周密绝妙好词采录不少，与弟李莱老同为宋遗民词社中重要作家，合有《龟溪二隐词》。

[约公元一一七三年前后在世]字季克，建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乾道末前后在世。从张栻、朱熹讲学。工汉隶。父吕祉，绍兴七年(1147)于淮西兵变死后，敕葬于邵武，胜己因家焉。从朱熹讲学。仕为湖南干官，历江州通判，知杭州。淳熙八年辛丑(1181)，知沅州，坐事放罢。罢官后至长沙，有《满江红·辛丑年假守沅州蒙恩贬罢归次长沙道中作》词。官至朝请大夫。

汤思退（1117年—1164年），南宋宰相，字进之，号湘水，浙江景宁汤氏第七世祖。据《汤氏宗谱》记载，汤氏二世祖永高于北宋初自青田徙居剑川石笏，即今龙泉市八都镇瀑云安田村。北宋末其曾祖父汤高由此徙龙泉县龙门乡汤侯门村，民国年间，该乡被划归云和县，现已变为库区，沉没仙宫湖中。所以汤氏称自己系处州龙泉人。"成就荣誉

宋绍兴十五年考取进士，同榜复中“博学宏词”第一名，任龙泉邻县——建州政和县令，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第一名，任秘书省正字。绍兴25年，升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秦桧病危时，召见参知政事董德元和汤思退，嘱咐后事，各赠黄金千两。思退“虑其经我期其死”，不敢接受。宋高宗闻知，以为思退不是秦桧朋党，升任同知枢密院事。绍兴27年升任尚书右仆射，两年后改任宰相左仆射。绍兴三十年冬，侍御史陈俊卿谴责他“挟巧作之心，济倾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盖思退致身，皆桧父子恩也”，于是思退被免去相位。孝宗隆兴元年北伐失败，孝宗再任思退为相。金元帅纥石烈志宁遗书宋廷，索取海、泗、唐、邓四郡，思退主张割弃四郡议和。隆兴二年，右仆射张浚上奏反对议和，请求迁都建康，以图进兵，孝宗准奏，传谕制止议和，思退深为不安，上疏力辩，排斥主战派张浚，致使张浚被罢官，死于谪途。孝宗则命思退修书，答应将四郡割给金。不久金又挑起战事，孝宗甚为后悔，下令抵抗，并命思退督江、淮军，思退推辞。金兵自清河口渡过淮河，宋军节节败退。朝野强烈谴责思退议和撤备之罪，思退被罢官，在贬往永州途中，忧悸而死。

相关信息

后事

汤思退死后，其子兵部尚书汤硕，奏请将其父归葬祖籍。宋孝宗准奏，敕葬汤思退于浙江景宁县鹤溪镇西直弄汤山。但据《浙江通志》记载：汤思退之墓，位于丽水市水东风化村。因汤思退为宋孝宗背了黑锅，所以朝廷以国礼葬之，其墓前立有六匹各异不同的石马和石仲翁、石兽等像。1985年，汤思退墓被挖掘，其墓前石马、石仲翁、石兽等像被移入丽水市万象山公园之中。汤思退后裔在景宁县鹤溪镇汤氏宗祠内祭祀先祖，汤氏宗祠悬额为“歧国公宗祠”，殿内供有歧国公灵位。清代史家公正的认为：“汤思退乃属救时之相，因朝中显要多为张浚门人，故而贬其名。”汤思退著有《徽宗实录》150卷、《竹轩小集》等书为传世之作，其家族世系被收录于《括苍金石录》。

回乡怀感

汤思退因主和，被谪回老家处州景宁鹤溪，但未至老家已逝途中，其生命历程中留下的最后一首西江月词，寥寥50字，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不平常的官宦生涯，以及被谪后的悲苦又无奈之情。附：西江月 《被谪怀感》。

人物介绍

汤思退世居何处？

汤思退，南宋著名宰相，其或战或和、忠奸善恶、是褒是贬，历来是国人争议的对象，特别是其世居之处，众说纷纭，有扯旗之嫌。考史者，当以古史优今史、正史优野史、实见优虚传的原则纵考古今，最大限度还史于真实。今考，汤思退诞生于丽水，就读于丽水，除工作外生活于丽水，亦安葬于丽水。云和汤侯门村是其祖代所建的行宫，或避难之所，思退之子致公、及沐公后裔完全迁到该村，此后子孙繁衍。

思退世居丽水。

据通用版本《汤氏族谱》的一般记载：唐末，一世祖汴梁玑公，任青田主簿，辞官后遂居青田；二世永高迁居龙泉石笏村；北宋末，其曾祖父八世祖汤高，封婺国公，徙龙泉县东南届首；十一世祖思退，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进士，官拜丞相，爵岐国公，自七世至十一世追封五代国公，乃处州钜族。

《汤氏改建宗祠记》也载：“我族当赵宋时，自芝田徙剑川石笏，再由石笏迁县东南届首，尔时簮缨不绝，门第高宏，先人曾建祖庙于渡蛟村口，背北面南，规模极宏，结构亦美，世人所称汤丞相祠堂者也。”

在原龙门村对面的渡蛟村，现为云和湖水下，尚存至元四年岁次戊寅三月朔日立的《石屋处士汤镛墓志铭》，由承事郎杭州路临安县尹致仕叶现撰、承事郎处州录事孔林书、嘉议大夫处州路总管兼管内勤农事卢景篆刻。汤镛为思退第四代孙。碑载：“君谠镛，字伯韶，姓汤氏。汤为括著姓，自宋丞相岐国公思退显，丞相从祖，稻赠大中大夫，繇龙泉西乡石笏，徙家县东南届首，子姓蕃衍成聚，环邑里皆汤姓地，因以氏著。”碑文所提及的“稻公”乃汤高之子，“大中大夫稻公之像”配图诗云：“仰惟我公，策名天府，政绩循良，民颂父母，致仕还乡，卜居乐土，石笏迁来，界首始祖。”说明真正在汤侯门建村的应当是稻公，并非其父汤高。

元至政元年岁次辛巳三月甲子日志、奉政大夫江淛等处儒学提举黄习撰、提举班惟志书、通奉大夫江浙等处中书省参政知事韩涣篆刻的《处州汤氏义田之碑记》也作了如是记载：“处之汤氏最为钜族，宋南渡时，岐国公思退以文章家位宰相……婺国公载之长子曰大中大夫稻，始自龙泉西乡徙家东南届首凡十世……”

综上所载，思退的世居之地应当就在汤侯门村，然而，《宋史》卷371《汤思退传》载：“汤思退，字进之，处州人。”并未载明是处州哪县哪乡之人。古人重视坟莹，故记载详实，考其世居，纵观历代墓厝之所在，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思退之父为举公，宋政和二年进士，“魏国公举公之像”配图诗云：“寿至九十有一，无疾白日飞升，狮峰山下座玉，松楸永护崇陵。”《族谱》另有详载：“封魏国公，元妣叶氏，合厝丽水三都狮子岗；续妣高氏，厝花园，今处州府后堂；再妣郑氏，厝丽水一都天井岭。生三子：思退、思进、思运。公迁龙泉东南届首。”

“丞相思退公之像”配图诗云：“公才天纵，举世崇钦，宏文获选，驰誉儒林，文章道德，式玉式金，不避权贵，佐宋丹心，爵封岐国，名重古今，风化墓上，古栢垂阴。”另有详实记载：“公厝丽水风化，建有庵守祀，曰停云庵。妣叶氏生三子：硕、沐、致；续妣何氏生二子：榴、转。”

思退之子的坟厝有如是记载：“硕公：厝丽水之杨岭兮，山廻水抱；致公：佳城绝邑，九松寺边，路人来往，口碑犹传。”此后记载：致公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致公之后的谨公，生德清公、德范公，德范公厝汤侯门大草林，坐南。以后坟莹记述非常详尽,都为汤侯门村之瓯江两岸之地。

思退的主要活动之地亦丽水。许多资料均记载：思退幼年曾在处州南明寺僧房读书。《宗谱》先人遗迹篇记载了多处丽水之地：云山堂，右堂在丽水县，为思退公相府，元至元间处州路总管，勒以水南琵琶圩，便置府治郡前，清太守衙门，今改为丽水县公署；退思轩，右轩在云山堂后，为思退公静养室，今废已久；停云庵，右庵在丽水东乡风化，为思退公之子硕、沐、致三公建立，守祀先莹，今仅存基址。

以上讲述足以说明，汤思退的世居、主要活动中心均在丽水，并未转移至其它各县。

汤侯门乃其行宫，亦为后代避难繁衍之所。

汤侯门，距丽水80里，水路畅通。该村是八百里瓯江中段美丽的江滨村寨，有龙门八景诗柳岸为证：“依依杨柳护村西，不羡苏堤与白堤，飞絮浑疑春日雪，客来换渡晓光迷。”汤氏把该村作为行宫，非常具备其合理性。正如上文所述，稻公在汤侯门建村，举公迁至该村，经过汤氏几代人的建设，汤侯门已初具规模，现存于水下的许多碑记足见其盛。

明成化五年岁次已丑十月立的《习善堂碑记》载：“栝苍槎东南届首，节妇汤阿夏、适事汤怀仁无嗣，誓发心同夫投礼古拙座下，定海和尚授记焚修梵曰……”清雍正二年九月十六日立的《永福堂碑记》云：“本里坛越信士汤君，佐同族等，原因太祖建造名山胜境，寺院名曰永福堂，佛像现身，请僧供奉三宝香灯……”还有上文所述的《石屋处士汤镛墓志铭》等。此外还谱载的先人遗迹：义士亭，右亭在龙门区渡蛟村，为石屋老人镛公建，按镛公置义田以惠族，为范文正公后第一人，故人称为义士亭，今存亭址；思孝庵，右庵在龙门区汤侯门村尾，为镛公建，守父坟之庐，今废已久。

直至1986年水库淹没之前，龙门、渡蛟村的建筑规模空前，现今的移民依然记忆犹新。龙门社殿气势宏大，其立柱一个难以合抱；“米子亭”村的道路全部用两米多长大块的石板铺就，世人称之为官道，遗存的房屋也气势恢宏。足见当年必定为世族人家所为。

汤侯门“丞相之后”的影响力一直在延续。在龙门的外垟村，尚存刘伯温亲自撰并书的《汤滨墓志铭》残碑，署名“江浙等处知枢密院事刘基撰并书、等处行中书参知政事石末篆刻”。“浙江通志馆”也记录了该碑文，其目录为：“刘祝群：《刘诚意伯撰并书汤滨墓志铭残榻跋》,《浙江省通志馆馆刊》，13期，1945年8月。”虽然汤滨墓已被盗贼捷足先登，但根据谱载“汤滨公墓厝在云邑五都外垟，坐乙兼卯，墓下有碑为志，附图，每墓均有石柱。”很容易在外垟村的田畈中找出了该墓。《汤滨墓志铭》为残碑，断字较多，但也略懂一二，碑云：“□因以为氏望出范阳山中者最著，龙泉之裔亦出山中，至□太师婺国载实，生大中大夫稻，大中始自龙泉西乡迁家东南届首……铭曰：孰不有宗，曾莫惠之，兄能达于乡以鬯，□世弗遗。”

族谱记载之中，出现了断代史。思退之子：硕、沐、致、榴、转，仅载明“硕公，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沐公，武翼大夫；致公，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虽有硕、致两人的坟厝记载，但其兄弟五人的生平、迁徙等记载均欠详实。

据分析，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廿九除夕之夜，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一代名将岳飞及其儿子岳云、部将张宪在杭州大理寺风波亭内被杀害。岳飞沉冤21年后，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下诏平反岳飞，追封鄂王，谥武穆，忠武，改葬在西湖栖霞岭，修宋史列志传记。此后秦桧均以“奸臣”现世。宋绍兴30年8月，汤思退却仍坚持与金国议和的政策，御史陈俊卿趁势上奏弹劾汤思退，言其“挟巧诈之心，济倾邪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盖思退致身皆桧之父子恩也。”同年12月，宋高宗诏准，罢免汤思退相权。宋隆兴2年11月，宋孝宗在主战派的支持下，再次诏罢汤思退宰相之权，太学生张观等欲治汤思退于死地，其联名72人上书论汤思退议和误国。汤思退正行至信州，闻太学生之请，气愤忧悸而死，年47岁，此后身败名裂。据汤氏代代口传，此间，思退儿子及族人均惧怕被朝庭所杀，四处逃跑，隐姓埋名而居。也许汤侯门就是他们的避难之所，也可能汤氏外居它乡，时过境迁之后，致公后人才回汤侯门村的，现已无从考证。也许这就是造成“断代史”的原因。

汤氏后裔各处繁盛。

谱中“乔迁”篇载：永定公由青田徙丽水浮云乡；永高公由青田迁居龙泉西乡石笏；高公迁东南届首；稔公迁婺州；稷公居缙云；思凤、思相、思康派下迁居杭州昌化县杨公坞；滨公从汤侯门迁居丽水西乡汤村；德范公迁居渡蛟；再朝公云和县；启选公迁居陈袋林；家护公迁松邑潘坑上马山；启芳公迁松邑香菇寮；学圣公迁松邑北门；述颜公迁居杭州于潜县米师潭……

正如谱所载，汤氏为处州巨族，迁徙各处繁衍很正常，青田、景宁、杭州等各处均有“岐国公祠”的牌子，说明他们也是汤思退的后人，或者同族之裔。只因人力有限，无法逐一考证。

人物墓地

景点简介

汤思退墓，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紫金街道凤化村的后山上，但这座南宋时期的坟墓早已面目全非。

在330国道边一空地上停好后，下车穿过凤化村的弄堂往后山走。一路上，汤真淼和汤碧华不时指着路旁房子墙基的石块、水渠边上的石板、水池边沿的石条说：“这些石头，都是从我们太公坟里抬来的，整个凤化村到处都是。”

从瓯江边的330国道穿过凤化村，再往后山爬了100多米后，我们来到一片桔林里。在一根水泥电线杆附近，汤真淼和汤碧华停下来，指着边上一个坑状地块告诉记者：“太公的坟墓就在这个位置上！”

汤思退是一位历史名人，他的坟墓有许多文物，恢复坟墓、保护文物合情合理；恢复坟墓、祭祀祖先是我们民间的传统。黄肚村100多位汤氏子孙曾到凤化村汤思退坟墓遗址祭祀，并和当地村民商量恢复坟墓的有关事宜。

坟墓规模

汤思退死后，宋孝宗“念前故”，追封他为“歧国公”，并准许灵柩运回家乡安葬。
有材料表明，当时处州府的官员考虑到汤思退有“歧国公”的封号，要奉旨礼葬，日后处州府和属县青田每年都要祭祀，便将汤思退的灵柩安葬在丽水和青田的交界处——凤化村的后山腰。

《汤氏族谱》几百年来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汤思退坟墓所在的那片山，上到山顶、下到瓯江、左右各至两边山岗，都是墓地范围。凤化村63岁的老人章子成回忆也证实了汤碧华的说法：“过去这一片地都是汤家买去的，坟前直到溪边不准村里人盖房子的！”

坟墓的规模很大，坟前有四个很大的台阶，从坟堂依次下降到山脚。从山脚往上，第二个台阶最大，少说也有300多平米，其它三个台阶要小一些，大约有几十个平米。山脚第一个台阶，放置着一个和真床大小差不多的石床。第二个大台阶最为壮观，不仅摆放着12对十二生肖的石兽，还有很多石狮子、石翁仲。

这些东西后来慢慢地都被破坏了。尤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村里人盖房、铺路、修渠缺乏好的石材，而汤思退墓地有大量的石材，村民们便纷纷到墓地去挖取石材。正因为如此，如今在凤化村，墙角、路边等随处可见汤思退墓地的石材。

未列保护

汤思退坟墓已经被破坏，相关文物除少数几件外都已经难寻踪迹，整个南宋宰相墓仅存墓地遗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市文物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凤化村碾米厂门前水沟上发现了汤思退坟墓的一块墓志。墓志碑文共35行，每行32字。当时志石已断裂，并有多处文字脱落。该墓志现藏于丽水市博物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位盖房子的村民到后山汤思退坟墓前挖石材，在离地面大约两米深的地方发现了这块墓志。当时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听说后，赶来制止了，这块墓志后来被抬到生产队的碾米厂存放。

据时任博物馆馆长许旭尧介绍，该墓志发现之前，史料上只有汤思退去世的时间，关于他的出生年月却一直不详。当年他们发现墓志后，才知道了汤思退的出生年月，弥补了史料的空白。

为此，记者专门翻阅了《宋史》卷371《汤思退传》以及黄肚村汤氏子孙保存的清朝道光辛巳年和清朝光绪乙未年两个版本的《汤氏族谱》，发现上述史料中的确没有关于汤思退出生年月的记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的丽水地区医院曾从凤化村买走汤思退坟墓前的一匹石马。

至于汤氏子孙有人说市区万象山公园上的石马、石翁仲来自汤思退墓，许旭尧否定了这种说法：“万象山上的石马、石翁仲是从通济堰边上轿马郑村何偁墓移来的！”，从市文物部门了解到，汤思退坟墓遗址并未列入文物保护点。但是，青田县章村乡黄肚村汤氏子孙想要恢复汤思退坟墓，必须得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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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午（1252-1324）初名应梅，字鼎翁，别号梅边，江西安福舟湖（今洲湖）人。炎午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刻苦读书，曾从事《春秋》研究。咸淳甲戌(1274)年，补中大学上舍生。临安陷，谒文天祥，竭家产助勤王军饷，文天祥留置幕府，以母病归。文天祥被执，特作生祭文以励其死。入元，杜门却扫，肆力诗文，更其名曰炎午，名其所著曰《吾汶稿》，以示不仕异代之意。泰定元年卒，年七十三。《南宋书》、《新元史》有传。今存词一首，见《元草堂诗馀》卷下。"事迹

当时，正是宋朝危亡之秋，炎午跟随丞相文天祥起兵勤王，颇多建树，深受文丞相器重，本拟留军重用，炎午因父死未葬，母又病危，是以辞谢而归。

后，闻丞相兵败被俘，炎午作生祭文以励其死，既历陈其有可死之义，又反复阐述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昂愤发，约千五百言，忠肝义胆，凛然如秋霜烈日。

及至文丞相英勇就义，炎午又痛苦撰文以祭。不久宋亡，世移运改，因痛国家败亡，改名炎午，终身不仕。

奉母至孝，三十年如一日。母殁，守墓三年，不再远出。所著有《吾汶稿》、《梅边稿》。

明朝嘉靖年间，受祀大忠祠。

墓地

炎午死后，葬于洲湖乡汶源村西南约1公里处的六石湖边，墓高2米，宽7．5米，长7米。

墓前紧临六石湖，墓左右是旷野，丘陵起伏，墓后稍远是高山。

整座坟墓及墓碑基本完好，墓碑上刻：“敕褒宋忠孝名贤梅边王先生墓”。上款落衔是：“赐进士第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纂修《大明会典》总裁”。下款是：贵溪夏言顿首更题。

纪念

1983年，王炎午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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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礼（1034年–1095年），字和甫，北宋政治家、诗人。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 人，王安石同母四弟。生于宋仁宗景祐元年，卒于哲宗绍圣二年，年六十二岁，官至尚书左丞。世称王安礼、王安国、王雱为“临川三王”。著有《王魏公集》20卷。"生平

王安礼嘉祐六年中进士，初入幕河东路唐介门下。熙宁三年，西夏侵犯边境，河东宣抚使韩绛仓促调集四万百姓防守。王安礼坚决反对，认为“民不习武事，今驱之上阵，纵不为敌所败，亦会冻饿而死，应该停止征用”。后帅吕公弼采纳他的意见，改调精兵迎敌，使四万无辜百姓免于难。吕公弼非常感谢王安礼之议，并将此事上奏。宋神宗闻其才，召为崇文院校书，入集贤院，出任润州、湖州知州，开封府判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

王安礼敢于仗义执言，大胆进谏。王安礼与王安石政见不一，曾上书反对变法。元丰二年，苏轼因写了一些反对变法的诗文，被御史中丞李定等指控下狱，处境十分危险，无人敢救。王安礼从容面君，对神宗说：自古有气量的君主，不以言语定人罪，今一旦将苏轼逮狱加罪，恐后人要说陛下不能容才。神宗对此案本来就不准备深究，王安礼进谏后，遂从轻发落苏轼。

王安礼以翰林学士任开封知府时，善于断案，执法严明。“有滞讼不得其情及剖决具案而未论者几万人”。经过日夜操劳、明查暗访，不畏权势，认真剖析案情，秉公执法，到职不过3个月，将所有积案审清，致使“囚系皆空”，并将结果公布于府前。辽使在府前看到后，也大加赞誉。神宗听说后也称赞“安礼能勤吏，骇动殊邻，于古无愧矣！”特给他官升一级，以资奖励。

元丰四年，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参与执政议事。元丰七年，终因多次谏阻神宗派兵攻打西夏，被御史张汝贤所劾，以端明院学士知江宁府。元祐中，加资政院学士，先后任扬州、青州、蔡州、舒州等知州、永兴知军。绍圣二年任太原知府，卒于任所。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魏国公。

王安礼以文词见长，楼钥称其文“踔厉骏发、卒归于道”。其诗或旷达超迈，或寄情高远。著有《王魏公集》20卷，明中叶后散佚，今存《永乐大典》辑佚本收入《四库全书》《豫章丛书》。《宋史》卷三二七、《东都事略》卷七九有传。

《王魏公集》收录了作者所撰祭文四十余篇，这些祭文，系宋代国家祭祀大典的重要文书。这些道教祭祀仪式上的祭文资料，让我们了解到宋代社会祭祀仪式频繁举行的真实状况。作为道教祭祀仪式重要组成部分的祭文，真实再现了宋代社会道教文化发展兴盛的面貌，表明宋代社会道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了解和研究宋代社会民俗学的重要史料。这些祭文，就文体名称而言，分有青词、朱表、斋文、祈文、祝文、上梁文、祭文等类。就内容上说，包括祈求生命、济度亡灵、避让灾害、祈请雨雪、祷告土地等方面，就祀神方面看，含有上天神明、城隍土地、雷电水火、阎王地藏等神鬼谱系，是宋代社会祭文较为集中的一部文书。

其后裔居东乡县愉怡乡礼坊村，有“宋名臣王安礼故居”石碑。

家族状况

祖父：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

父亲：王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庶母：徐氏，王益的第一任妻子

生母：吴氏，抚州金溪人，王益的第二任妻子

异母兄长：王安仁，皇祐元年冯京榜进士

王安道，字仁甫，曾授衡州军司法参军

同母兄长：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著名宰相

王安国，字平甫，曾任武昌军节度推官、西京国子教授

王安世，曾任太平州当涂县主簿

王安上，字纯甫

人物轶事

王安礼擒诬告者

宋代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任开封知府时，曾断过不少疑难案子。

某日，有人投递一封匿名信，告京城的一个富翁，说此人家屯大量兵器，养有兵丁，并正在联络有关权威人士，想要谋反。

王安礼接信后觉得奇怪，他虽与那富户没往来，可早听闻该人忠厚老实，是个本份的生意人。加之信中语言刻薄，许多罪名只有列举而无旁证。根据多年办案经验，他认为此事属匿名诬告，便没将它当作一回事。

不料，没多久，京城竟到处传闻富户谋反的事。没过几天，竟传到皇帝耳中。皇帝立即诏令开封府彻底清查此事。王安礼只得奉命前往搜查。

富翁甚为惊恐。官兵封锁住出口，进而翻箱倒柜，一下子把富翁家中搞得天翻地覆。搜查整整进行了一天，各路人马竟没有查出任何谋反的证据。

王安礼问富翁：“你平日可有仇人？”

富翁摇摇头道：“小人一向本分，从不与人结仇。”

王安礼又问：“你再回忆一下，可有对你不满之人？”

富翁想了想，一拍脑门，说：“哦，前不久有个靠写讼状谋生的马生来借债，当时我手头正好没现钱。他很不满，临走说了许多怨恨的话，还说要给我厉害看看。”

王安札暂且将富翁拘至大狱，以免遭人非议。

次日，王安礼将马生传到衙门，对马生说：“听说你写得一手好字，本府这里有几本案卷，因书吏生病，上面催得紧，能否请你帮忙抄一下？”

马生受宠若惊地道：“小人有幸，愿意效劳。”

当即，马生便落笔抄案卷。王安礼将抄好的案卷拿到后房一瞧，心中大喜，此字与匿名信上的笔迹竟出自一人之手。

王安礼即命手下将马生擒获，询问他写诽谤文书之事。物证皆在，马生无可抵赖，只得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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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照（?～1211）南宋诗人。字道晖，一字灵晖，自号山民，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家境清寒，一生未仕，布衣终身，以诗游士大夫间，行迹扁及今湖南、江西、江苏、四川等地。宁宗嘉定四年卒。徐照是“永嘉四灵”之一，其诗宗姚合、贾岛，题材狭窄，刻意炼字炼句。他在《山中寄翁卷》中写道：“吟有好怀忘瘦苦”，可见苦吟情状。据叶适说，他是“四灵”中首先反对江西派而提倡晚唐诗的诗人。徐照有《促促词》，通过农民与小吏的劳逸悲欢对比来揭露社会不平，有张籍、王建乐府诗意味，被不少选本选录。但他主要写近体诗，五律尤多。徐照一生有三种爱好：嗜苦茗、游山水、喜吟咏。死后朋友出钱为他安葬。

刘浩，[宋]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居华阴（今陕西华阴）。爱作雪驴水磨，故事人物，多布景致，意象幽远，笔法轻劲。

刘沆，今江西省永新县埠前镇三门前人。北宋至道元年（995年）九月十八日生。天圣八年（1030年）刘沆进士及第，名列第二。宋仁宗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共7年，“自进士设科，擢高第至宰相者，吉郡以沆为首”，在位以“长于吏事”著称。"生平

皇祐三年三月，刘沆由尚书工部侍郎升任参知政事。以前政事多由宰相决断，副相不过备位而已。刘沆任职后，积极参与国事决策，重大问题多廷议解决，对政事有所救正。至和元年八月，刘沆又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当时中书省任官多近臣举荐，刘沆向皇帝进言指出其三弊：一、近臣保荐，授非公选，多出私门，浮薄权豪之流交相荐举，互以贸易，以致不能选贤任能；二、任人唯亲，造成“当入川广，乃求近地；当入近地，又求在京”，边远贫困之地无人愿去；三、奖罚升迁，“常格虽存，侥幸尤甚，以法则轻，以例则厚，执法者不能持法，多以例与之”，以致赏罚不明。刘沆恳请皇帝能革除这用人上的弊端，使真正有才德的人，能挑选到政府部门中来。仁宗接受了刘沆的奏请，诏令照此施行。

刘沆奉诏，实行三举，革除“三弊”。一、举荐贤才。他反对近臣拉关系，走后门，任用无德无才之人；而他本人则以国家利益为重，大力举荐贤才，为安邦治国尽力尽责。当时欧阳修被谗出守同州，刘沆奏请皇帝把欧阳修留在史馆修书。过后不久，推荐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不负众望，与宋祁等到同心协力，终于编修成了一部高水平的《新唐书》。刘沆荐人，不为私利，完全出于公心，他引富弼共政，勉其大展经纶，富弼感激不尽。刘沆罢相后，富弼写了一封信给他，仍不忘此事：“每辱公勉以尽瘁”。弼终身感其恩德。二、强化中央集权。定御史迁次之格，“满二岁者与知州，御史范师道、赵忭，岁满求补郡，沆引格出之”。三、竭力抑制侥幸，深入观察权近的功过是非，“阴持以轩轾取事论者，以此少之”，“沆挟台谏之威。权近畏之。”

刘沆为相，敢于启用贤人，救正时弊，他的这种刚正性格，得罪了那些侥幸谋官者与既得利益者，于是群起而攻。中丞张升上书刊号17条弹劾刘沆。仁宗皇帝本性温厚，时人说他“无隔夜之怨”，眼看刘沆被控，便一改初衷，取消革新。刘沆孤掌难鸣，受到内外夹击，便称病求罢，坚卧月余，嘉祐元年十二月后，以观文殿大学士、工部尚书知应天府，再后迁刑部尚书，徙陈州。

刘沆故事一则

真宰相刘沆

刘沆任丞相执政的时候，他故乡家族中有人逃避拖欠了国家的赋税达几十万钱；但刘沆并不知道这件事。当地的官员一连好几任都因为是刘丞相家族而不敢过问。程珦来担任庐陵县县尉时，负责征收赋税，把逃避拖欠赋税的刘沆 族人逮捕关入监牢内，责令他们把所欠赋税全部缴清才能释放。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刘沆。刘沆说：“赋税不及时上缴，原是我家犯了法，怎么可以叫地方官徇情而不照国家法令办事呢？”就写信给程珦道歉。后来程珦辞官回到京城，刘沆接见，很有礼貌。程珦出来后，对别人说：“刘沆的大量，不是他人能比得上的，是真宰相。”

藏书故实

欧阳修被谗出守同州，他向皇帝建议把欧阳修留在史馆修书，极力推荐让其编纂《唐书》，并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不负众望，与宋祁等人同心协力，将《新唐书》编纂问世。嘉佑元年十月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工部尚书、知应天府，后又迁刑部尚书，徙陈州。个人藏书丰富，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刘沆书目》2卷，当为其家藏书目，今已佚，其藏书数量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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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镃（生卒年不详）南宋诗人。字介翁，号月洞，处州平昌县（今浙江省遂昌县湖山镇）人。宋末授金溪（今江西抚州市）县尉。宋亡，遁迹为道士，隐居湖山，与同时宋遗民尹绿坡等人结社唱酬，命其所居“日月洞”，人称“月洞先生”。遗著由其族孙养端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为《月洞吟》一卷。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在赴任遂昌知县期间，为诗集作序称：“宋月洞先生诗殆宛然出晚人之手，宋之季犹唐之季也。”汤显祖敬佩月洞的为人及诗品，还为之题词“林下一人”。入清后其族孙宗虞又补刻后册。

赵闻礼（约公元1247年前后在世）字立之，一作正之，亦字粹夫，号钓月，临濮（今山东濮县）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淳佑中前后在世，曾官胥口监征，以诗干谒程公许于蜀中。淳佑年间游于临安，与江湖词人丁默、林表民辈唱和。赵闻礼编有《阳春白雪》八卷，著有《钓月集》，词风倾向于清丽舒徐、缠绵委婉一途。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谓其《钓月集》中“大半皆楼君亮、施仲山所作”，今佚。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有《钓月词》一卷。

刘望之，字观堂，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宋绍兴（1131-1162）进士。官南平军教授，任期文化丕变，后迁秘书省正字。公余引吟，著《观堂唱集》己失，“名重一时。”存诗、词各一。

陈从古（一一二二～一一八二），字希颜，一作晞颜，号敦复先生（《诚斋集》卷四四《压波堂赋》），镇江金坛（今犀江苏）人（同上书卷一二七《陈先生（维）墓志铭》）。维子。

韩璜，字叔夏，开封（今属河南）人。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赐进士出身。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守右司谏。五年，为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六年，改提点刑狱。

虞俦，生卒年月不详，字寿老，宁国(今属安徽）人。南宋政治家，文学家。隆兴初进人太学，中进士。曾任绩溪县令，湖州、平江知府。庆元六年（1200）召入太常少卿，提任兵部侍郎。工诗文，著有《尊白堂集》24卷，清修《四库全书》收录其部分诗文。如其词《满庭芳》：色染莺黄，枝横鹤瘦，玉奴蝉蜕花间。铅华不御，慵态尽欹鬟。

翁溪园（生卒事迹均不详），宋朝文人，贾似道时人。

廖莹中，号药洲，邵武（今属福建）人。南宋刻书家、藏书家。登科后，为贾似道幕下客，官为太府丞、知州，皆不赴。贾似道专权误国，他亦遭国人唾骂。醉心于刻书、藏书之业。与贾似道选十三朝国史、会要、诸子杂说等，例为百卷，名《悦生堂随抄》。家有“悦生堂”为藏书之所，又建“世彩堂”、“在勤堂”专以刻书。与赵淇、韩醇、陈起、岳珂、廖莹中、余仁仲、汪纲并称宋代著名的七大刻书家之一。建“世彩堂”专以刻书。后贾似道因事得罪，他相从不愿离开。一日与贾似道一起痛饮，悲歌雨注。五更归舍，服毒自杀。

韩驹（1080～1135）北宋末南宋初江西诗派诗人，诗论家。字子苍，号牟阳，学者称他陵阳先生。陵阳仙井（治今四川仁寿）人。少时以诗为苏辙所赏。徽宗政和初，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因被指为苏轼之党谪降，后复召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宣和五年（1123）除秘书少监，六年，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高宗立，知江州。绍兴五年（1135）卒。写诗讲究韵律，锤字炼句，追求来历典故，写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有《陵阳集》四卷，今存。

杨缵，字继翁，号守斋，又号紫霞翁，严陵人，居钱塘。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淳佑初前后在世。度宗时，女为淑妃，官列卿。好古博雅，善作墨竹，好弹琴，又能自度曲。缵着紫霞洞谱传于世。周密尝道其一枝春词守岁云，最为近世所称。

黄子行，号逢瓮，修月（今江西省）人，寓籍分宜。黄庭坚之诸孙。有逢瓮寐，今佚。

赵善扛[约公元一一七四年前后在世]字文鼎，号解林居士。有人认为赵善扛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而中华诗词网介绍说：绍兴十一年（1141）生。曾守蕲州及处州。淳熙年间卒。赵善扛工诗词，所作颇多。花庵词选中录存他的词十四首。

韩淲（biāo）（1159—1224）南宋诗人。字仲止，一作子仲，号涧泉，韩元吉之子。祖籍开封，南渡后隶籍信州上饶（今属江西）。从仕后不久即归，有诗名，著有《涧泉集》。淲清廉狷介，与同时知名诗人多有交游，并与赵蕃（章泉）并称“二泉”。著作历代书目未见著录。史弥远当国，罗致之，不为少屈。人品学问，俱有根柢，雅志绝俗，清苦自持，年甫五十即休官不仕。嘉定十七年，以时事惊心，作甲申秋三诗，得疾而卒，年六十六。

[约公元一一九o年前后在世]字子清，庐陵人，李洪之弟。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光宗绍熙初前后在世。曾出仕为官。工词，与兄洪弟泳、浙、洤齐名。兄弟五人作有李氏花萼集毗美。

字士荣，号雪崖，其祖先当建炎、绍兴之际，避兵乌程常乐乡（今浙江湖州）。宋亡前，专志奉亲，宋亡后，举充提学学官，不受。隐士。《阳春白雪》卷八录其词一首。

张继先（1092－1127），字嘉闻，又字道正，号翛然子，“翛然子”。 北宋末著名道士，正一天师道第三十代天师。元符三年（1100年）嗣教，宋徽宗赐号“虚靖先生”。靖康二年（1127年）羽化，年仅三十六岁，葬安徽天庆观。元武宗追封其为“虚靖玄通弘悟真君”。张继先终生未娶，无子，有《虚靖语录》七卷。张继先的思想影响了心学大师陆九渊。北宋末雷法大兴，天师派张继先天师、林灵素真人、王文卿真人、及南宗陈楠真人均为雷法有名的代表人物，"生平

张继先为人沉默寡言。元符三年嗣教，年就九岁。徽宗崇宁以后，四次被召至东京，建醮内廷，赐号“虚靖先生”，视秩中散大夫，并赐昆玉所刻“阳平治都功印”等。张继先天师亦为正一天师清微派大宗师。

张继先得宋徽宗恩宠，却志在冲淡，喜在山中旷逸自怡，清静修道，屡乞还山。作庵于上清宫后，为心斋坐忘之所，徽宗亲书“静通庵”赐之，有亭名“翛然”，并建灵宝、云锦、真懿三观，改祖师祠为演法观。据称他曾预知国难，托弟子王道坚转告徽宗当“修德弭灾”。其弟子吴真阳，王道坚等有名于世。

思想著述

张继先提出“心”为万法之宗，论述心神，无恶与符法的关系，认为人身有“精气、元气、

元神”三宝，称只要把握自身的元神即可通天，摈弃他法，是谓“破妄”。
张继先会通祥宗，除继承其家传符箓道法之外，亦兼修内外丹。他认为人之所以轮回于三界，出入于生死，乃是由于“一念萌动于内，六识流转于外”，故须“斋戒以神明其德”，应“慎言语，节饮食，除垢止念，静心守一，虚无恬淡，寂寞无为，收视返听，和光同尘”，使“一直澄湛，万祸消灭”，认为“道不远，在身中”，“神驭气，气留形，不须杂术自长生”，劝来拜受天师秘箓者脱去世网，反求诸己，“俱登道岸”。

有著作《大道歌》、《心说》等传世，后代天师明张宇初辑有《虚静真君语录》七卷，多叙述张继先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的《心说》谓心与神，道异名而同义，守一虚无，即离尘绝世。一念萌动，即堕轮回之苦。其论说、书信、诗歌，明张宇初编次为《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行世，收入《正统道藏》。另外，《正统道藏》又收有署题“虚靖张真君著”的《明真破妄章颂》。

传说轶闻

张继先盐池收妖

宋徽宗崇宁二年，山西解州盐池水溢，采盐不成，盐税收不上来，地方官忙急报朝廷。徽宗听报，便询问道士徐神翁，徐回答说：“这是孽蛟作怪，必须请张天师来收妖。”徽宗便派人赴江西龙虎山，礼聘张师来京。

且说这一代天师，正值第三十代，名叫张继先。幼年时，人就称为真仙，九岁嗣位为天师，应诏来到京师时，年仅十三岁。徽宗见面，便问：“你住在龙虎山，曾见过龙虎否？”张继先答道：“住在山中，老虎是常见到的，龙呢，今天才见到龙颜。”徽宗大喜，让他画上符来。徽宗一边看符，一边问道：“它的灵验从哪儿来？”继先回答：“神气寄寓在上面，灵验也就跟着来了。”徽宗又问他可知修炼金丹的方术，继先回答说：“这是山野之人的事业，陛下只要清静无为，功德同于尧舜，便已足够。”徽宗听后很是高兴，赐宴而出。

次日，徽宗才对他说：“解州盐池水溢，民众遭受灾害，所以召你来救治。”张继先受命之后，马上在铁简上画符，让弟子祝永佑跟着太监同往解州，将符投入盐池岸崩之处。过了一阵子，震雷惊电轰鸣，白昼如晦，及天光重开，有孽蛟被斩死在水中。听了太监回来报告，徽宗便问张继先：“你治死孽蛟，派遣的是哪位神将？能让我见一见么？”回答说：“臣所召役的，便是关羽，马上就可召来。”说完

便手握印剑施法召将，关羽随之现身。徽宗一见吃了一惊，手上正好拿着枚崇宁年间铸的铜钱，便掷给关羽，说：“以这钱名封你。”所以人们称关羽为“崇宁真君”。

张继先收妖之后，大得徽宗赞赏，便想长留他在宫中，但继先却坚辞还山。过了若干年，朝廷又召他入京，徽宗对他说：“宫中似乎有妖怪，你须帮我驱除。”继先回答说：“听到古人说，邪不胜正，只要陛下您赶快修德，妖怪必定自己消失。”一会儿，太监来报，仁济亭真的出了妖怪，那妖精附在一个少年身上，抱头呜呜地哭。天师对他说道：“你自己把自己本心蒙昧了，坠落在迷途，不知还返。赶快恢复你本来面目！”那少年闻说倒仆在地，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徽宗为此封张继先为“太虚大夫”，但他没有接受仍坚辞还山。徽宗末年，政治混乱。继先眼见祸乱将起，曾借麻姑故事发挥说：“蓬莱水浅，沧海又要变桑田了吗？”及靖康之乱，大家才明白他话中别有深意。

道起心学

陆九渊的先祖与道教也有难解之缘。据记载，道教中的著名学者，天师道变革运动的领袖人物陆修静就是陆家“第十七代祖”他的八世祖就是唐末著名道人陆希声，曾任唐昭宗相，其所著《道德真经传》今存于正统《道藏》洞神部玉决类，是研究陆氏道教思想的主要资料。

陆九渊生活与讲学的江两历来是道教活动的中心之一。陆九渊讲学的象山精舍位于应天山，他认为“实龙虎山之宗”。象山龙虎山相距不远。而龙虎山在北宋时已经成为道教在南方的活动重心。其间有六位天师，被皇帝受封为“先生”。至南宋，又有三十二代天师张守真、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先后受封为正应先生和仁静先生。

陆九渊与道士直接交往的资料不多。有研究者认为，陆家与龙虎山的天师府更有着亲情往来，“青田陆家老屋与龙虎山天师府及张氏家族结缘，通婚结亲者不少。陆九渊的表姐夫张禹锡就是当时健在的‘天师世家’中的知名人物”。淳熙三年三十二代天师张守真去世，陆九渊作诗挽张正应：

海门昼夜吼奔雷，却立吴山亦壮哉。前殿神仙三岛邃，正门闻阖九天开。玉阶恭授大官赐，象简亲承御墨回。多少箪瓢蓬瓮士，输君留宿两宫来。

从陆几渊的挽诗中可以看出，陆九渊对道教的术语可以信手拈来，对张正应抱有尊崇之意，陆九渊对道教的养生术也不陌生，“某年来气血殊惫，颇务养息，然亦不遂所志”。

有的研究者据陆家和天师府的亲缘关系认为，陆九渊正是借此便利条件，先睹了第三十一代天师张继先[5]为自己日后创立“心学”打下早期的理论基础的。此说见《陆九渊全传》第40页至42页，作者吴文丁先生正是抚州人，作者近十年间三易书稿，怀着一颗对先贤和乡贤的热爱崇敬之心，查阅了大料史料，家谱，碑碟，走访了陆九渊生活、学习、讲学、为官的地方，聆听了陆九渊的各种民间传说。在史料和田野调查及民间传闻相结合印证的情况下，作出此推论，故采用之以就教方家。

张继先的《心说》全文如下：夫心者，万法之宗，九窍之主，生死之本，善恶之源。与天地而并生，为神明之主宰。或曰『真君』，以其帅长于一体也。或曰『真常』，以其越古今而不坏也。或曰『真如』，以其寂然而不动也。用之则弥满六虚，废之则莫知其所。其大无外则宇宙在其间，而与太虚同体矣；其小无内则入秋毫之末，而不可以象求矣。此所谓我之本心，而空劫以前本来之自己也。然则果何物哉？杳兮冥，恍兮惚。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强名曰道，强名曰神，强名曰心。如此而已。由是观之，岂不大乎？岂不贵乎？然而轮回于三界，出入于生死，而不能自已者，何也？盖一念萌动于内，六识流转于外，不超乎善，而超乎恶，故有天堂地狱因果之报，六道轮回，无有出期。可不痛哉？可不悲哉？若夫达人则不然也。故斋戒以神明，其德一真澄湛，万祸消灭。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所谓『常』者，越古今而不坏者是也。所谓『妄』者，一念纔起者是也。庄子曰：「既以为物矣，欲复归根不亦难乎？在易也，其为大人乎？」自兹以往，慎言语，节饮食。除垢止念，静心守一。虚无恬淡，寂寞无为。收视返听，和光同尘。瞥起是病，不续是药。不怕念起，惟恐觉迟。譬如有发，朝朝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行住坐卧，勿使须臾离也。无何有之乡，华胥氏之国，吾其游焉。

陆九渊生前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态度反对著书，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不多，其中写的诗歌更少，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本人与天师府的情谊。他与天师道的高道间，除了亲戚往来外，相互讲学论道，切磋长益也是不可少的。[7]陆九渊的思想在就是在这种乡风到家风中潜移默化地嵌入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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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愚居士，工书，尝于淳祐四年（一二四四）在金陵牛头山辟支佛方塔上书满庭芳词，字画类黄庭坚。

刘天迪，南宋末遗民词人，生卒事迹均不详。号云闲，西昌（今江西泰和县西）人。

毕大节，宋，词人。生平未详，据《金宋词补遗》为宋初人。

朱子厚是宋末时期的一位词人，代表作有：谒金门、菩萨蛮等。子厚与宋末俞德邻同时。

姚勉（1216～1262），乳名二郎，学名冲，因避讳改名勉，字述之、成一，号蜚卿、飞卿，古天德乡（今江西宜丰县新庄镇）灵源村人。宋嘉定9年（1216）生，初生时，曾被弃之山野雪地，故其成年后自号“雪坡”以志不忘。"性格品行

姚勉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宝祐4年，奸相丁大全委派其同党袁玠为九江制置副使，造成江防危机，朝野上下怨声鼎沸，太学生陈宗等伏阙上书进行揭露、抨击，遭到丁大全及其同党打击陷害。姚勉时任秘书省正字，官阶并不高，但他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上书弹劾丁大全、袁玠等，指控丁大全等“朋奸罔上”，规劝宋理宗予以严究以伸国法，整个朝野为之震动，然而姚勉也因之被罢官。开庆元年，丁大全终于下台，吴潜入相，姚勉召为校书郎兼沂靖王府教授，太子舍人，时逢忽必烈攻鄂州，奸臣贾似道派心腹入元营求和并称臣纳贡，后又加官右丞相。于是姚勉借与太子讲《周易》之机，针砭贾似道，遭贾似道罢黜。姚勉在其为官任上，两次斗奸相，也两次被罢官，然而其忠耿却受到朝野称赞。方逢辰称他“磊落有奇节”，文及翁称其“愤世嫉邪，排奸指佞，磊磊落落”、“生而存，不随死而止”。

姚勉在吴潜病逝后，杜绝了仕途之心，从此闭门读书，为后人留下了《雪坡文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

人物评价

姚勉的诗作文辞典雅，韵律优美，富于很强的人民性；其文则以风格古朴、文辞犀利、论理透彻见长。方逢辰曾赞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并将其与高安的胡仲云、刘元高、和新昌的黄梦元称为“锦江四俊”，姚勉与汉之梅福、晋之陶渊明并称宜丰三大先贤，并建“三贤祠”祀之。姚勉具有很高的政治见解，初次与宋理宗廷对时，“言朝政纲领，惟在用人、听言，兼及守帅数易之弊。群小闻者侧目。”；《四库全书总目》对其文评价道：“观其所上封事、奏札以及廷对诸篇，论时政之谬、辨宰相之奸，皆侃侃而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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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妙淑 ，活动于宋度宗咸淳至元世祖至元（1265–1294）年间。南宋度宗、恭帝宫人，宋亡，为元人掠至塞外。

黄师参，男，中国三山（今福州市）人，诗人。师参字子鲁，号鲁庵。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官国子学正、南剑州添差通判。许应龙东涧集卷六有黄师参转一官制。事见 《淳熙三山志》 卷三二。

包荣父字景仁，南宋连江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建阳知县，奉议郎。有词一首，被录入《全宋词》。

陈偕是北宋时江苏高邮人，即著名诗人秦观（少游）的同乡。《全宋词》收有陈偕的词三首，其中《八声甘州》一首、《满庭芳》二首，主编唐圭璋先生在作者小传中说“陈偕，号月镜。《词综补遗》（清陶梁辑，道光刊本）卷五以为即见于《淮海集》之广陵人陈偕，偕仍高邮人。”"生平

早亦为宋理宗淳十年之后。”而且此词集自元朝以后失传，清初朱彝尊编《词综》时即未见此词集，到清乾隆时方出现，“道光、咸丰时渐有人校勘、刊刻。”而陈偕的三首词之一《八声甘州》、出现在卷五，词曰：“芰荷风，涤面恰麦秋，应倒著春衣。渡晓溪云湿，日流尘脚，露滉蛛丝。调翼受风雏燕，弱不解争泥。衬琅王干锦院，竹外蔷薇。 立久阑干凭暖，看行鱼吹沫，波晕平池。藓痕斑础石，渐雨熟梅时。傍短篱，成因粉蝶，掠野花，相逐囗高低。忘言处，微弦乍拂，流水先知。”另两首《满庭芳》在卷八，一首题为《西湖》“岚影浮春，云容阁雨，澄泓碧展玻璃。高低楼观，窗户舞涟漪。别有轻盈水面，清讴起，舟叶如飞。沙堤上，垂鞭信马，柳重绿交枝。 渐残红倒影，金波潋滟，弦管催归。看飘香陈粉，满路扶携。不尽湖边风月，孤山下，猿鸟须知。东风里，年年此水，贮尽是和非。”一首题为《送春》“榆荚抛钱，桃英胎子，杨花已送春归。未成萍叶，水面绿纹肥。沙暖溪禽行哺，忘机处，雏母相随。垂帘静，铜壶尽歇，声度竹间棋。 人生如意少，乐随春减，恨为情离。怕牵愁勾怨，渐近金薇。浮世更相代谢，江头明月，渡口斜晖。关情处，摩挲钓石，莫遣上苔衣。” 此三首词写的是暮春、夏初江南景色和词人闲逸的生活情境；从以上资料和词的内容风格可以断定词作者陈偕属于南宋时期的人。既然陈偕不是北宋时期的人，则就不是秦观的那位江苏高邮同乡陈偕了。

为什么说是福建罗源人呢？唐圭璋先生在《全宋词·编订说明》中也承认“在考订编排工作上，还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实，就是写出小传，有的过嫌简略，有的还可能有错误，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就容易张冠李戴，现在《全宋词》里很可能有这样的错误。”陈偕就属于这三百人左右中的一位。因为陈偕虽说名不见经传，这只是对正史而言，如果从地方性的通志、府志及县志中还是可以找出一此有关他的资料的。据南宋人《三山志》卷三十二人物卷七宋理宗淳十年文举特奏、《八闽通志》卷之四十八·选举福州府宋理宗淳十年特奏名，都有陈偕的名字，虽然都没有注明籍贯，但可以肯定是南宋时的福建福州籍人。到了清道光九年《新修罗源县志》卷十七·选举上·宋代科举一览表载：“淳十年特奏名陈偕，《府志》县贯无考，据《康熙志》：‘有传，字同夫，显伯从弟，官奉仪大夫。”又同书卷二十人物卷下“孝友·宋”目，节录如下“陈偕，字同夫，号月镜。未仕时，家贫甚，竭力奉养，父母不知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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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耜，字季益，宋朝福建福州人。隐居鹤林，人称彭鹤林。幼习武。后入道教，成为金丹派南宗的重要人物。被奉为全真道“南七真”之一。为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海琼先生）的门徒。据白玉蟾之《鹤林靖铭》记载：彭耜季益，乙巳（西元1185年）生。弱冠时，梦至一所，恍如洞宫，匾曰：“鹤林”。寤而识之，懵其所以。后拜大都功，领治本竹，始知其山所瑞竹，复与鹤鸣山相联，于是悟“鹤林”之梦，乃鞭心以求仙。彭作有《道阃元枢歌》、《鹤林赋》、《鹤林法语》 等。《全宋词》录有其作品。"生平

彭耜，南宋末道士。字季益，号“鹤林”。长乐人，一说三山人。师事白玉蟾，得太乙刀圭火符之传、九鼎金铅砂汞之书、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归作《鹤林赋》，遂杜门绝交游，不理家业。与妻潘蕊珠同志，晨夕薰修。在居处立鹤林靖，日以孔老娱其心，以符治病。沈酣道法，呼啸风雷，人所敬慕。后尸解于福州。城东凤丘山有鹤林院遗址。曾采摭宋代诸家注编为《道德真经集注》十八卷，今存。

自其少时，早有文声。自中铨后，恬不问仕。事海琼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传，九鼎金铅砂汞之书，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归作《鹤林赋》 ，复作诗曰：买得螺江一叶舟，功名如蜡阿休休。我无曳尾乞怜态，早作灰心不仕谋。已学漆园耕白兆，甘为关令候青牛。刀圭底事凭谁会，明月清风为点头。

其所居立鹤林靖，日以孔老娱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济。乡邦得之，一时寓贵多勉其仕，牢不可破。然而学问博洽，趣尚清远，须古之孝廉不是过也。当路欲以隐逸荐之于朝，君闻而逊谢之，终日杜门，与世绝交游。

凡生产家人之事，曾不经意。其内子潘蕊珠，厥志一也，晨夕惟熏修而已。耜得兴则赋诗，或亦饮酒。饮必大醉，冥然后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则以丹符疗之，遂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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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二oo年前后在世]字少鲁，自号三休居士，邵武（一作昭武）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庆元末前后在世。与严羽、严仁齐名，时号“三严”。志气高傲，不喜广交延誉。生平事迹不可考。参能词，所作可于花庵词选中见之。

包恢（1182-1268），字宏父，一字道夫，号宏斋，宋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刑部尚书。以廉吏，政绩显著著称，同时他也是文学批评家。"生平

包恢，字宏父，一字道夫，号宏斋，宋建昌南城人。刑部尚书。包恢生于书香门第，其父包扬、伯父包约、叔父包逊一起先求学于陆九渊，后又从朱熹游学。包恢从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通经熟史。曾在父辈学堂为那些门下学子讲释《大学》，其雄才宏辩，将孟子学说的要旨阐发得恰到好处，使百余名学子无不惊羡，父辈也赞叹不已。宋嘉定十三年中进士。初任金溪、光泽主簿，建宁府学教授，监府翼军，招募地方豪绅成立武装，讨平唐石之乱有功，改任沿海制置司干官、宗正寺主簿、台州、临安府通判、台州知府。在台州任上，有一妖僧盘居山中，自称“活佛”，装神弄鬼，愚弄乡民，扰乱民风。包恢得知后，将其捉拿法办，为当地除了一害。后在建宁府时，又多次破除迷信，惩治妖僧，处置借饥荒之机大肆敲诈士民、受取不义之财的奸吏，政声显著。由广东转运使升大理寺卿，提点浙西刑狱，不久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转运使。景定初，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因其“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改任刑部侍郎、华文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兼发运。此时有劣绅强夺民田，反诬士民抗租。包恢上疏陈明始末，使豪强得到惩治，田归原主。咸淳二年五月，升为刑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四年，为资政殿学士。时年87岁，临终时告诫亲人要节俭办丧。度宗闻其遗表，甚为叹息，将他比作程颢、程颐，赠少保、谥“文肃”，并送银绢五百资办丧事。 有《敝帚集》，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敝帚稿略》八卷。事见《桐江集》卷三《读包宏斋敝帚集跋》，《宋史》卷四二一有传。包恢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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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1097年8月11日—1164年4月20日），字德远，世称紫岩先生。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南宋名相、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学者，西汉留侯张良之后。宋孝宗即位后，除枢密使。隆兴元年（1163年），封魏国公，督师北伐，初战告捷，收复宿州（今安徽宿州市）等地，后因部下将领不和，于符离之战大败。旋即再相，视师淮上，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不久又为主和派排去。隆兴二年（1164年）病卒，葬宁乡，赠太保，后加赠太师。乾道五年（1169年）谥忠献。著有《紫岩易传》等。近人辑有《张魏公集》。"轶事典故

张贤良梦

宋·岳珂《桯史》：张贤良君悦，咸家蜀绵竹，世以积德闻。绍圣初，再试制科，宰相章惇览其策，以所对不以元祐为非，大怒，虽得签书剑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废矣。仕既不甚达，益笃意植媺貤庆，以遗后人。尝一日昼寝，梦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尔子名德作宰相。”惊而寤，未几而魏公生。时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悦不欲更所从，乃字魏公曰德远。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天固有以启之者欤！

魏公遇刺

苗傅、刘正彦曾雇人刺杀张浚。张浚在秀州时，警备甚严，曾经夜里有客至前，出一纸怀中说：“此苗傅、刘正彦募贼公赏格也。”张浚问那你想怎么办？客曰：“仆河北人，粗读书，知逆顺，岂以身为贼用？特见为备不严，恐有后来者耳。”张浚下执这名仗义刺客的手，问其姓名，但不告而去。

镇定处事

相传张浚得罪了秦桧以后，被贬到零陵，随身只带了几箱子旧物。桧党诬告说那里面都是张浚和蜀地旧部往来策划谋反的书信，以为抄家缴来至少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不利于张浚的私物。宋高宗派人去抄来，在朝堂上打开却只看到一些书籍，虽然也有书信，但里面都是忧国爱君的话。此外就是破旧衣服，宋高宗大出意外，非常感动，说：没想到张浚竟然一贫如此。于是派使者追赶去送他三百两金。桧党又对外宣称说是去赐张浚死，指望张浚会有错误的反应，自杀或者反叛。消息传到零陵，张浚的左右哭之，张浚说：“我的罪过固然当死，如果象外面传的那样，死了来向国家谢罪也没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哭呢？”张浚又问使者是谁，说是殿帅杨存中的儿子。张浚说：“我不须死了，存中是我的故部。如果朝廷要赐我死，必然另派他人。”不久使者到了，宣读了皇帝的圣旨，张浚得三百两赏金。

后代地位

宋代

宋理宗时，以张浚、赵鼎为宰相典范，并将张浚列为宋朝昭勋阁二十四人之一，图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宋理宗时期著名政治家，理学大师魏了翁为纪念张浚、张栻，修建紫岩书院，并为之作赞。南宋淳熙年间，在张浚、故乡四川绵竹始建进德堂，祭祀张浚。南宋后期，朝廷在汉中建“张浚祠”以纪念张浚。

元代

元朝时，为追念张浚，光禄大夫赵世延捐俸在张浚故乡绵竹修建书院，因张浚自号紫岩先生，竣工后朝廷就下诏赐名为“紫岩书院”。延祜五年，元名相张养浩所作《敕赐成都紫岩书院记》有载。

明代

洪武二十一年，明太祖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其中便有张浚[30]，并将他的事迹载入《永乐大典》国朝忠传。明英宗时，下旨免张浚后裔差役。嘉靖三年，明世宗下诏修复张浚父子坟墓，敕建“张浚祠”，并下旨建“南轩书院”，御书匾额，命其墓地为“官山”。将宁乡张浚、张栻父子祠墓及绵竹大柏林张浚父张咸墓两处纳入国家祀典；由首辅杨廷和撰写了重修张浚祠堂记。

清代

清顺治时，张浚等四十一位历代功臣从祀帝王庙。清乾隆十一年，巡抚追捕锡绂于都司衙门旧房，恢复城南书院。嘉庆二十五年，巡抚左杏庄在妙高峰故地复建，并在峰上建“南轩夫子祠”，前为文星阁，道光御书“丽泽风长”匾额。同治八年重建了张浚张南轩墓，并下诏书：“大小文武官员至此止步下车”参拜。清朝政府还优待张浚后人，免除张浚后人的一切差徭杂役。

清朝时，汉州建有“三贤堂”，主祀杨绘、宇文之邵、张浚。

相关纪念

故居

张浚故居，是为张浚贬谪永州时宋绍兴七年而建。现存建筑民间传说为明朝天启年间张浚后裔张皇后重建，时称文昌阁。后族人张勉重修，更名为“勉园”其为木质结构，硬山顶建筑。水井系张浚开凿，后人张勉学刻“紫岩仙井”于天启六年。

张浚故居位于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文星街38号，故居里有永州市人民政府立的碑刻。在故居门前，张浚亲手开凿的“紫岩仙井”，至今仍然在供附近百姓取水饮用、浇灌。

墓葬

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张浚张栻墓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各级政府、社会贤达和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的努力下，张栻墓被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雕塑

德阳市《名人园》滨河公园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市内，峨眉山北路沿河景观公园走廊地带独立设计完成。
为纪念德阳历史文化名人张浚、张拭两父子，公园内为其树立了一座单体雕塑。

纪念馆

在张浚故乡绵竹中学建有张浚塑像和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在张浚父亲张咸墓所在地的柏林公园建有张浚张栻纪念馆，永作纪念。

生平

张浚生于宋哲宗绍圣四年，为西汉留侯张良、唐朝开元时期名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之后。四岁时成孤儿，行直视端，不说诳言，熟人知为大器。入太学，宋徽宗政和八年，张浚登进士第，调山南府士曹参军。

靖康初年，任太常簿。李纲在金国第一次伐宋晚期和姚平仲合作，与种师道等人之间有争功之嫌。姚平仲劫完颜宗望之营寨而大败，作为主要支持者的李纲被张浚以专权之名弹劾。汴京陷落后，张浚听说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驰赴应天府，除枢密院编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金兵南侵，宋高宗往东南逃跑，后军统制韩世忠部下逼逐谏臣坠水死，张浚奏夺韩世忠观察使，上下始知有国法。迁侍御史。

这时宋高宗在扬州，张浚进言说：“中原是天下的根本，希望修葺东京、关陕、襄邓以待巡幸。”拂逆宰相的意思，授任集英殿修撰、知兴远府。尚未出发，升任礼部侍郎，高宗召见对他说：“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将要有所作为，正如想一飞冲天而无羽翼，你留下来辅助我吧。”授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张浚预计金人必来攻，而南宋朝廷晏然自得，殊不防备，所以力劝宰相黄潜善、汪伯彦，但二人皆笑张浚过虑。

建炎三年春，金人侵犯南方，皇帝到钱塘，留下朱胜非在吴门抗御，让张浚一同节制军马。后来朱胜非被召回，张浚单独留下来。当时溃兵数万，所至之处剽掠不已，张浚招集平定下来。宋高宗在临安被将领苗傅、刘正彦所废。张浚组织吕颐浩、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破苗傅、刘正彦，使高宗复位，被任知枢密院事。

建炎四年，张浚提出经营川陕的建议，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既抵兴元，金兵已取鄜延，金将娄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水，攻永兴，宋将都按兵不动，不肯相援。张浚到任，即访问风俗，罢斥奸赃，以搜揽豪杰为先务，诸将惕息听命。

此时谍报金人将攻东南，张浚命诸将整军向敌。不久金人大攻江、淮，张浚即治军入卫支援。到达房州，知金人北归，又回师关陕。这时金兀术犹在淮西，张浚惧其继续骚扰东南，想牵制之，遂决策合五路之师攻打永兴，以调动金兵。果然金急调兀术、完颜娄室、完颜宗辅等等入援，大战于富平。泾原帅刘锜身率将士冲击敌阵，杀获颇众。但环庆经略使赵哲畏敌先逃，宋军挫败，张浚退驻兴州，斩赵哲。命吴玠聚残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以断敌来路，张浚上书待罪，宋高宗手诏慰勉，没有追究。

张浚在关陕三年，训练新兵，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刘子羽开善理财，而吴玠每战必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所以虽然关陕丢失，但全蜀安全，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

绍兴元年，金将乌鲁攻和尚原，吴玠乘险击之，金人大败走。完颜兀术亲自出马，吴玠及其弟吴璘又大破之。这就是吴玠的大散关和尚原之战。张浚论功升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
绍兴四年，被召至临安，后谪居福州。绍兴五年，出任右宰相，都督岳飞镇压杨幺起义。

绍兴六年，部署诸路军马北伐金朝扶植的刘豫政权﹐进取中原。九月﹐刘豫出兵反扑﹐高宗下令两淮守军南撤。张浚为保长江天险﹐星夜驰至采石，制止宋军撤退﹐击退刘豫军。

绍兴七年三月，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拟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但遭到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张浚也表示不同意。遂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多次申述不被重视。八月，郦琼杀吕祉等，裹胁4万人叛变投向伪齐。九月，张浚因而引咎辞相。

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复官﹐因多次上书反对高宗﹑秦桧与金议和﹐被排挤出朝。二月，出任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抚大使。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同月，授张浚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次年封和国公。

绍兴十六年七月，张浚上奏备战抗金，秦桧大怒，张浚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官爵，只保留文阶官特进，以提举宫观，绍兴二十年又移往永州居住。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十二月，张浚被重新起用，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及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此前不久，张浚因母死守丧，于是奉柩归葬西川，到达江陵时，又上奏请高宗备战抗金，引起新任宰相、秦桧党羽万俟卨、汤思退的不满，宋高宗也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

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张浚再次被贬往永州居住。

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准备的同时，也放宽了对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同年十月，在宋金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起用张浚任判潭州，十一月又改为判建康府，当他十二月下旬到任时，“采石之战”已结束，金帝完颜亮已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也开始退兵。但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宋高宗却认为终归于和，所以并不重用张浚。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才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六月，高宗即退位，孝宗即位。

宋孝宗即位后，复为枢密使。隆兴元年，封为魏国公，都督江淮军马渡淮北伐，收复宿州等地，后因部下将领不和，兵败符离。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

隆兴二年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积极部署抗金措施。四月，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感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出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同年八月，张浚病卒，葬宁乡，赠太保，后加赠太师。

乾道五年，获赐谥号忠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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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子默，分宁人。受知于胡寅。刘珙、张孝祥帅湖南，辟为属。官止榷务，年未满五十卒。有涧壑诗余，不传。

陈康伯（1097年— 1165年4月10日[1] ）南宋大臣，抗金宰相。字长卿，一字安侯，江西省弋阳县南港口乡南山人。 徽宗宣和三年进士。历官高宗参知政事、右相、左相、孝宗枢密使、左相兼枢密使。南宋时期 金兵南下侵宋，陈康伯力主抗金，危难之际，他迎眷属入临安，荐虞允文参谋军事，在采石大败金兵。病死于京城任所，归葬于弋阳县新政乡九龙岗。 宋高宗曾称赞陈康伯“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真宰相也。”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其像于昭勋阁，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生平

抗金

陈康伯为宋徽宗宣和三年进士。而后历任太学正、柯州代理知州、太 常博士、枢密院大计议官、泉州知州、汉州知州、吏部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等职。在绍兴三十一年三月拜左仆射与汤思退共同辅佐朝政。
建炎末，衢州常出现盗匪之祸，身为衢州通判的陈康伯，力督州兵济王之师，进行讨伐，并成功捣毁了盗匪在衢州的势力。高宗为奖励其功劳，提升为太 常博士，后改任提举江东常平茶盐，再后担任了枢密院大计议官。此时，虽然说陈康伯是与秦桧同朝为官，而且与秦桧在太学中有有旧交，但是，陈康伯却是与与秦桧在“泊然无求，不偷合”。在秦桧死后，陈康伯出任吏部侍郎，在次任是他就提出“节用宽民”，要求朝廷节俭岁用，采取有所入则储备其中十分一二以预防水旱灾害。在秦桧当政的时候，有的官吏为了迎奉秦桧的喜好大兴冤狱，而陈康伯挺身而出平谳多次于朝廷上直述冤情，保护了诸多士大夫，通过这些措施以此来节省费用，减轻百姓税赋，平反冤狱。高宗登基后不久就拜陈康伯为参知政事。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高宗和金人修定和议。这一和约给宋、带来了二十年相对比较安定与平和的社会生活生存环境。二十年后的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完颜亮即位，欲乘天下之乱，积极地准备再次入侵南宋王朝。同年 5月金国以贺天申节为名派出使节，口出蛮言，竟然要求宋朝廷将淮、汉地划割给金。面对金人的无理的要求，朝中围绕着与金是战还是和进行激烈的争议。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阻止用兵而陈退守避国策，中外妄传幸闽、蜀，劝说高宗退避福建、四川。侍御史陈俊卿就主张起用张浚并要求治张去为之罪以振作士气。当时身为右相的朱倬却无一语，不表态。大敌当前，时为左相的陈康伯极力主张抗金，反对退避与和议。认为金敌撕毁盟约，天地共愤，面对金对南宋侵害，认为朝廷有进无退，只要朝廷圣意坚决，则广大将士抗金士气自然倍增，主张并分三路坚决抗击金兵。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学士宋苞的支持，一时之间主战派占据了优势。

陈康伯借助其主张的相对优势，及时向高宗提出了与金作战的战略措施。他提出了具体四项措施：一是增派刘锜为荆南军，兵发重流抵抗金兵；二是分画两淮之地，命令诸将组建民间团社，各保其境；三是针对刘宝部将骄卒少难以独挡淮东，积极增援，加强城防；四是沿江诸郡修城积粮，以稳固内地。 1160年底，汤思退罢相，陈康伯独任右相。 1161年，起用正在患病的老将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领兵抵御。 1161年 9月，完颜亮准备兵分四路直取南宋。东路完颜亮率主力进攻淮南，中路进攻襄阳，西路由风翔率领攻打大散关，另有海路则直趋临安。面对金兵的长驱直入，主战派代表陈康伯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迎战部署，提出了分兵迎战策略：遣成闵守鄂洲以守备襄汉中路；由吴璘守川陕之地以备西路之敌；李宝率兵海上迎战；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守两淮之地。

金军从寿州渡淮，长驱直入。刘锜领兵迎战，命副帅王权先行。而王权却和妻妾哭泣告别，以犒军为名将家中金帛装船运走，住在和州不敢前进。刘锜再次下命令王权进军寿春。王权才不得已进军到庐州，然而一听说金军到来，就连夜逃走，致使宋军不战而溃。此时正值刘锜患重病，只好退兵镇江，淮南沦陷，警报频频，京都震动，“朝中有遣家欲避者”，高宗闻讯，决计重演故技，试图再次入海避敌。宰相陈康伯竭力劝阻，陈康伯无所畏惧安排全家由江西入浙安家，且下令临安诸城门开闭如同往常，以此安定百姓。为了稳定高宗之心，他解衣置酒，从容不迫，共商大计，高宗看后才稍微放宽了心。但是陈康伯虽然这样做了，还是不放心。第二天，又一次入奏劝陛下静以侍之，坚决抵抗。在陈康伯的力阻之下，高宗决定暂留临安，观望形势。然而高宗对自己的这种观望的姿态并未坚持多久，就又开始动摇了。一日，高宗拟下诏书“如敌未退，散百官”，康伯见了诏书非常气愤，当即烧毁了诏书，以示坚决不执行，并觐见高宗，指出一旦百官散去，君主势单力孤，无法守护朝廷，还不如御驾亲征，发愤一击。在群臣的强烈的要求下，高宗最终被迫同意“下诏亲征”，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到建康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准备抗敌。但又暗地命令建造御船，做好海上逃难的准备。

1161年10月，完颜亮军已抵和州，叶义问在镇江想要逃跑，被部下强留在建康。金军在和州赶造船只，打算渡江攻占采石镇，形势十分严重。这时，虞允文赶到采石，整顿溃军，激励士气，迅速做好迎战的部署。完颜亮派遣五百兵士，驾船入江，亲自在江边用小红旗指挥。虞允文命宋军战舰迎战，而另有当涂县的民兵驾海鳅船冲锋在前，金船被冲散分为两处。宋军奋勇向前，把金兵大部分杀死在江中。第二天，虞允文命舟师至杨林河口阻击金军，又在上游放火烧毁了金其余的船，取得大胜利。完颜亮不能过江，只好移军瓜洲。

金军从海上进攻临安的一路，由工部尚书苏保衡率领，也在密州胶西县陈家岛被时任南宋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李宝军队打得大败。李宝早年在岳飞部下统领义军，屡立战功，这次战役他自身率领战船一百二十只，弓弩手三千人，航海抗击金水军。途中，李宝援救了被金军围困在海洲的魏胜抗金义兵，并与山东义军取得了联系，然后从海上进军到密州胶西县。他从来降的金军汉人水手那里得到金军不惯水战、在船中匍匐而睡的底细，及时发动进攻。敌舰逼近后，李宝军突然鼓噪而进，金军惊慌失措。李宝军用火箭射金船油帆，金船大半起火，少数没起火的金船，也被宋军跳上船去以短兵击刺金军，金军中的汉人脱甲而降的达三千余人。苏保衡座船尚未启程，得报战败，急忙逃跑。金军舰队被大部歼灭。

李宝领导的宋军与山东农民起义军联合作战的胜利，使得其他宋军与义军纷纷效法联合作战，先后收复邓州、蔡州、陈州、顺昌府等地。西北方面进犯川陕的金军，受到四川宣抚使吴玠军的痛击，吴玠指挥各路军马收复了秦、洮、陇、商、虢、华、陕七州。金军后方，抗金义军也纷纷起兵。魏胜攻克海州，使完颜亮南侵军发生后顾之忧。“山东魏胜”的威名，金军闻之丧胆。其他各路义军，也活跃在金军后方，攻打城邑，经金朝统治者以很大的威胁。在金军南侵失败的形势下，金朝统治集团内又一次发生了改变。金东京留守完颜雍乘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自立为皇帝，宣布废去完颜亮。完颜亮进军到扬州，被部将杀死。金军撤退，宋军收复了两淮地区。

金军的撤退，也就意味着高宗象征性的“御驾亲征”结束了。

复师北伐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高宗对康伯说高宗自己“今老且病，久欲退闲”，想向众臣宣布让位与赵玮，与陈康伯密赞大议。同年，孝宗即位。在其父子内禅帝位的仪式上，高宗让康伯奉持禅让册书。基于高宗对康伯的重用与赏识，新主孝宗也对其倍加的尊重，在称呼上也只是称他为丞相而不叫他的名字。而且，孝宗也曾经对大臣们说“陈康伯有气量，朕伴随太上皇帝在金陵时，他遇事从容不迫的气度，可以和东晋的谢安相比。”孝宗即位不久，进封康伯为“信国公”。

孝宗即位不久，就开始积极地讨论准备北伐。为此，孝宗也就被后人视为比较好的一个皇帝。隆兴元年，张浚与陈康伯为首的主战派进军中原。在北伐前期，南宋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而在后期则是战况不佳，特别是在符离这个地方的一次大战，宋军溃不成军。符离之败使宋金两国的关系，再次的发生变化。孝宗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高宗这时站出来积极地主持和派，碍于高宗与众臣子的压力与议论，孝宗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人营议和。

数月后，卢仲贤带回了金军议和的条件。但是，卢仲贤一回来就遇到了张栻弹劾，说卢仲贤是“辰国丧礼”。朝廷派卢伸贤去与金交涉中争论的最大的三件事：我方所要求的停止称臣的旧礼，对方也肯同意；对方所要求的岁币数量不变，我方不深加计较；其中没有达成一致的是，对方想要得到四州之地而我方以速还祖宗陵寝、钦宗棺椁为理由，不同意交还四州。针对此种谈判条件，陈康伯斥怒说：“这些人都因为祸福利害地于他们没有切身的关系，口出大话误害国家，以博取名声。这是关系到宗端社稷的大事，岂同儿戏。” 朝中两派再一次的争吵不休，陈康伯极力支持主战，最后还是太上皇帝出来极力支持主和派，这才打定了孝宗的心。这次的论战尚未结束，主和派又开始一齐弹劾陈康伯，陈康伯不得已请求罢官回乡并推荐张浚为相。因为随高宗亲征回来时康伯就染上了病，康伯曾请求了回乡，但是没有得到同意。这次请辞，孝宗答应了，同时又对陈康伯说“有宣召，慎勿辞”。还亲自召集百官为他饯行，“宰即府饯别，百官班送都门外”。这些可以看出孝宗对回乡的康伯仍然还是十分的敬重。

康伯走后，张浚代之。隆兴二年，金人又提出了无礼的要求。孝宗在主战派的鼓励之下命张浚视师两淮，全力奋战。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污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待发，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终还是屈从了主和派罢了张浚的相，由汤思退独任右相半年之久。汤思退与金人暗通声气，要求金军重兵迫和。金军挥师南下，由于主和派的主动撤防，金军轻而一举的攻破宋军的两淮防线。汤思退还极力主张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面对险境，孝宗及时罢免了汤思退、决定重新起用因病出朝的陈康伯，任命他为左相，以支持大局。当时陈康伯的病还较严重，他的亲故们知道他又要再次入朝，纷纷来劝导不要出相，要他上书请求辞去相位。但是，康伯意正严词的说到“不然。吾大臣也，今国家危，当舆疾就道，幸上哀而归之尔。”虽然说，陈康伯的出相意味着主战派再一次的胜利，但终久还是无力回天，战争最后以宋军失败议和告终。

乾道元年二月，他向孝宗汇报完工作后就退去，走到官员值宿的房舍突然发病，用轿子抬到家中，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归葬于弋阳县新政乡九龙岗。孝宗赠授他太师之衔，定谥号为“文恭”，亲笔为他书写“旌忠显得之碑”的碑文，立碑在他的墓前。庆元初，“配享孝宗庙庭，改谥号文正。”之前，宋高宗曾称赞陈康伯“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真宰相也。”这应该是很中肯的评价。

陈康伯为人刚正不阿在国家危难之际，不顾惜自己个人的安危，临危赴人，挺身抗击金兵的入侵。身为孝宗之臣子，身为宋朝之臣民，“以经济自任，临事明断”不仅仅受到当 时君臣百姓的尊敬与爱戴，而且也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历史评价

赵构：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真宰相也。

赵眘：陈康伯有气量，朕扈从太上在金陵，其从容不迫，可比晋谢安。

郑侨：见宰臣赠太师、鲁国公、谥文恭陈康伯，德量宽博，能服众心；器资凝重，足任大事。当绍熙授受之际，密赞神谟，光辅初政，纲纪修举，朝廷清明。再还鼎司，人望愈重，始终无玷，有古贤相之风。式承明诏，伏请配飨孝宗庙庭。

朱熹：谢安之于桓温，如近世陈鲁公之于完颜亮，幸而捱得它死耳。

罗大经：周瑜赤壁、谢安淝水、寇莱公澶渊、陈鲁公采石，四胜大略相似。

脱脱：陈康伯以经济自任，临事明断。

冯梦龙：迟魏之帝者，一周瑜也；保宋之帝者，一寇准也；延宋之帝者，一陈康伯也。

王夫之：①虞允文、陈康伯可引与同心，而未遑信任。②故孝宗立，奋志有为，而四顾以求人，远邪佞，隆恩礼，慎选而笃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概可睹矣。陈康伯、叶颙、陈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谓非一时之选也。

《历代群英歌》：①康伯拯济艰难，史浩备守为尚。 ②南宋高宗四九龄，始终五相辅中兴。李纲力谏君南幸，颐浩驱驰将北征。赵鼎秉衡朝士贺，魏公堂轴众心倾。天诛秦桧生康伯，止幸闽都国又兴。

蔡东藩：①假使高宗构有恢复之志，声其罪而加之讨，则南北义士，奋起讨逆，大憝授首，炎宋中兴，宁非快事？乃闻寇南来，即思退避，愚弱不振，一至于此。幸陈康伯劝阻于内，虞允文达权于外，始得侥幸一胜，保全东南。 ②高宗内禅，孝宗嗣位，当时以英明称之，有相如陈康伯，有帅如张浚，宜若可锐图恢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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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1305） 字隆吉，湘州（在今湖北）人，迁镇江（今属江苏）。咸淳四年（1268）进士。迁宝应簿，调钱塘仁和尉，入师幕。宋亡，归武林，后卜居建康，时往来茅山中。《全宋词》存其词三首。

邵桂子，桂子字德芳，号玄同，淳安人。咸淳七年（1271）进士，有雪舟脞。

尹洙（1001年—1047年），字师鲁，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北宋散文家，世称河南先生。"生平

为政经历

尹洙天圣二年登进士第，授绛州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等职。后充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时值范仲淹因指责丞相而贬饶州，尹洙上疏自言与仲淹义兼师友，当同获罪，于是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陕西用兵，尹洙被起用为经略判官，累迁至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为其部吏诬讼，贬监均州酒税。

临终托孤

庆历六年，尹洙病重，当时范仲淹任邓州，就奏请尹洙来邓州养病。尹洙到邓州后，便以后世托付给范仲淹，并请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各作文字以告慰自己。临终，尹洙告诉范仲淹自己在渭州还有两个儿子，对家人说我即将远去，不能再管你们啦；并对贾内翰说，既无鬼神，也无恐惧，丝毫没有悲戚的表情。

人物思想

尹洙论文，尊崇孟子、韩愈；他说，为文章，当“务求古之道”。欧阳修谓“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范仲淹亦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然尹洙所作多章奏记序，一般质朴无文，成就不高。尹洙虽尊崇韩愈，却不排斥佛老，在《送李侍禁序》中说李君“乐于佛氏之说”，“非取其所谓报施因果，乐其博爱而已”。著有《河南先生文集》、《五代春秋》二卷等传世。

轶闻典故

范仲淹曾替人写墓志铭，当他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给尹洙看看。”第二天，他把墓志铭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写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因此不可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都刺史，知州写成太守，虽然是属于清雅古隽的说法，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代必然会产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所争论不休的原因呵。”

范仲淹听后，颇有感叹地说：“幸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几乎要失误啊。”

生平

崔国辅，唐代诗人。生卒年、字号均不详。吴郡人。开元十四年进士,与储光羲、綦毋潜同榜。任山阴尉。应县令举，授许昌令。天宝初，入朝为左补阙,迁礼部员外郎，为集贤直学士。天宝十一载，京兆尹王鉷因罪被杀，他是王的近亲，受到株连，贬晋陵司马。在晋陵3年，与陆羽酬唱往还，品评茶水，

一时传为佳话。崔国辅和孟浩然、李白交谊甚深，而杜甫对他则有知遇之感。天宝十载，杜甫献《三大礼赋》以求进身，玄宗诏试文章，崔与于休烈以集贤学士为试官，对杜深加赞赏。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中说：“欲整还乡斾，长怀禁掖垣，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
在盛唐诗人中，崔国辅以五言绝句著名。他的五绝，多写宫闱儿女之情，含思婉转，深得南朝乐府民歌《子夜》、《读曲》遗意。殷璠说：“国辅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味，乐府数章，古人不及也。”意亦指此。高棅《唐诗品汇》于五绝一体，以崔国辅与李白、王维、孟浩然并列为“正宗”。宋荦也认为盛唐五言绝句“李白、崔国辅号为擅场”。而乔亿则指出：五言绝句，“惟崔国辅自齐、梁乐府中来”。他的五言绝句今存23首，几乎全是乐府诗题。晚唐韩偓有五绝四首，题作《效崔国辅体》。可见他在唐人五言绝句中独标一格，并对后人产生了影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国辅集》，在宋代已散佚。今存其诗45首,《全唐诗》编为1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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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舜卿，宋朝时期诗人，身世不详，代表作有《忆秦娥》、《玉交枝》，《全宋词》 收其词二首。

应博，应龙从弟。开禧元年（1205）登第，历知婺州，提点江南西路刑狱。

吴龙翰（1229—？）字式贤，号古梅，歙县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度宗成淳中前后在世。师方岳，咸淳中贡于乡，以荐授编校国史院实录。咸淳四年（1268）十月与鲍云龙、宋复一等三人，自带干粮，费时三天，涉足丹崖，登上了黄山莲花峰峰顶，并写下《黄山纪游》。吴龙翰所著《黄山纪游》，为现存最早游莲花峰的文字。德祐二年（1276）乡校请充教授，寻弃去。家有老梅，因以古梅为号。尝为之赋。龙翰著有《古梅吟叶》六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岳甫（1137—1204），字葆真、大用，号周伯，相州汤阴（今河南）人。岳飞之孙，岳云的长子，1183年（孝宗淳熙十年），岳甫知池州。1185年（淳熙十二年），提举浙东常平。1186年（淳熙十三年），以朝奉郎知台州兼提举本路常平茶盐，寻移知庆元府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1188年（淳熙十五年）除尚书左司郎官，累官至吏部尚书。《全宋词》存其词两首。"生平

岳飞父子遇害时，岳甫年仅四岁，随母巩氏及祖母李氏、叔岳雷流放岭南。1162年岳飞昭雪时，岳甫二十五岁，补承信郎，授宣教郎，守宗正丞，居住在杭州钱塘守岳飞、岳云墓，袭神武后军统制。淳熙十三年闰七月，以朝奉郎知台州兼浙东路提举常平。同年十二月，岳甫刺使明州。

来到明州，岳甫首先拜见了致仕归乡的恩公史浩。史浩翔实地把岳飞平反昭雪事情经过，说给了岳甫。岳甫向史浩了解明州州情民意，请教治理方策。岳甫在任期间，实实在在地为宁波人民做了几件要事。一是兴修水利。《慈溪县兴修水利记》记载，岳甫到任的时候，正值冬天，水利工程只好停滞，直至第二年开春才继续动工，修浚进度明显加快，并在当年大功告成。又率众疏浚茭草蔓延的东钱湖。第二件事，重视教育建设。明《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岳甫修夫子庙，复置成德斋，后以置养正斋。第三件事，整顿茶盐私贩交易。淳熙十六年三月，岳甫赴朝出任吏部尚书左选郎中，这是岳甫的最后任官。

从岳飞的孙辈开始，基本上弃武习文。诸孙中，岳珂最为出名，第二位则是岳甫。他曾与陆游、杨万里、刘仙伦、林和靖、张孝祥、范成大等交友，赋词相赠。晚年的岳甫又归居杭州，相与置田，崇奉王祠，作《中兴小历》。嘉泰四年，岳甫去世。作为岳氏家族、忠良后裔的代表，岳甫的去世令宋宁宗潸然泪下，于是颁诏，追封岳飞为鄂王，赠岳甫为中奉大夫。

岳甫生母巩氏，当岳飞平反昭雪后，被赠封为相德夫人，其后又加封她为忠烈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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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淞，[约公元一一四七年前后在世]字子逸，号云溪，山阴人，陆佃之孙，陆游胞兄。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中前后在世。"轶事

浙江天台县桐柏岭下东岙村有两棵八百年古树，一为苦槠，一为香樟。苦槠老干虬枝、香樟遮天蔽日，相映成趣。两棵树比邻而居，一苦一香，发人无限遐想。

这两棵古树大得惊人，胸径三米三四，周长足有10米，需六七个人才能合抱。因为年代久远，两树的主干都已中空，钻进五六个人尚能转动自如，但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向人展现历久弥坚、虚怀若谷的风采，令人称奇。

据老辈相传，苦槠为宋代大诗人陆游所栽，香樟即为陆淞所植。兄弟俩之所以栽种不同的树种，是因为栽树之时，两人的处境、心情不同，可谓“树言志”。

陆游因先是被迫与爱妻唐婉离异，继则为投降派排挤，抗金报国无门，隐居在桐柏玉霄峰下的洞天宫，心情抑郁，因而栽下苦槠，以寄托自己的“苦志”；陆淞任天台县令期间，妥善解决了赤岩银场纠纷，得到朝廷褒奖，提升为江西广信府知府，由于天台百姓的遮道挽留，朝廷敕令他领知府俸禄，继续留任天台，心情振奋，因而栽下香樟，以示要勤政爱民、彰显美德。

两人不由心中一动，陆游栽种苦槠以表“苦志”，符合当时心情；而陆淞栽种香樟，恐非仅“彰显美德”之意，可能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含义。想陆淞卸任后定居天台，繁衍生息，发展成现在有几万人的天台陆氏。这定居天台的决心，说不定就是在栽树时下的。香樟，暗喻美好庄园，亦在情理之中。

不知何时，陆淞的后人为了看护这两棵树，移居这里，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逐渐发展成东岙村，故东岙村民大多姓陆。在他们一代又一代的精心呵护下，这两棵古树才能历经风霜而依然葱郁。

陆淞的后代几万人，遍布天台城乡及临海、宁海、仙居等县市。革命英烈、著名作家陆蠡就是陆淞的第二十八世后裔。陆淞之墓位于始丰街道龙潭村后的小考尖山南坡上，1996年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清明节扫墓者数以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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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涯禅师是北宋人，主要作品为《全宋词》。涯禅师北宋人，据《鹤林寺志》记载：「宋寿涯禅师，与胡武平(宿)、周茂叔交善。茂叔尤依寿涯，读书寺中，每师事之，尽得其传焉。其后二程之学本于茂叔，皆渊源于寿涯云。《鹤林寺志》将寿涯禅师列为高僧，又记载宋儒胡武平(宿)、周茂叔（敦颐）两人都曾在江苏润州鹤林寺读书，并以寿涯为师，以上所说足证寿涯禅师在学问与修行上都有一定的水平。

韩准，号鹤山，宋朝人（《宋诗纪事》卷七○）。

人杰，字叔万，生卒年均不详，南城（今属江西）人。宋朝诗人。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进士（清雍正《江西通志》卷五○）。有《可轩曲林》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已佚。生平事迹亦无考。工词，著有可轩曲林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易祓 （1156年—1240年，汉语拼音yì fú）字彦章，一作字彦伟，又作彦祥，号山斋，湖南长沙宁乡县巷子口镇巷市村人。南宋中后期著名学者，为孝宗、宁宗、理宗三朝重臣，与同郡汤璹、王容并称“长沙三俊”。与著名词人姜夔“折节交之”。著有《周易总义》二十卷、《周官总义》三十卷等"生平

淳熙二年，易祓在太学读书。不久后就回到家中，他的妻子曾经寄给他一首词《一剪梅》“染泪修书寄彦章。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还乡。石做心肠。铁做心肠。红日三竿懒画妆。虚度韶光。痩损容光。不知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对鸳鸯”来呵责他。

易祓一直在太学读书10年，淳熙十二年授予官职上舍释褐、补文林郎、昭庆军节度使掌书记。

光宗绍熙五年，易祓被召入荆南帅幕。两个月后即授职太学正。

宁宗庆元二年十一月，易祓为秘书省正字。

庆元四年，易祓为校书郎，旋即又升为秘书郎。

庆元五年七月，易祓为著作佐郎、起居舍人。十二月以著作佐郎兼实录院检讨官。

庆元六年二月，易祓为权右侍郎官，后又转奉议郎。八月，易祓为著作郎。九月，易祓出任知府江州。

嘉泰初，易祓在江州任职知府。

嘉泰三年，易祓被召赴行在所，又为员外郎、左侍郎官。

嘉泰四年四月，易祓为枢密院检详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同年七月，授职国子司业。

开禧元年六月，易祓任职中书舍人。八月，授职左司谏兼侍讲。

开禧二年，易祓任职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立即又落职与宫观。

开禧三年十一月，易祓得罪权贵被贬融州。

嘉定二年十二月，易祓在融州任职，撰有《真仙岩亭赋》。

嘉定四年，易祓撰写《易学举隅》四卷。后移全州居住。

嘉定八年，易祓曾为方信孺书写桂林世节堂扁额，磨崖石刻于龙隐岩。

嘉定九年七月，易祓从全州迁移到衡州，得到圣旨回归宁乡，中途经过祁阳县浯溪，有题浯溪诗刻石。

嘉定十三年，易祓官复原职。

理宗宝庆元年，易祓转职朝请大夫，还是在家中居住，实际上被闲置。

宝庆三年，理宗封易祓为宁乡县开国侯。

绍定元年，易祓撰成《周易总义》二十卷。

嘉熙四年三月二十日，易祓因病去世，寿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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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藻，字元章，缙云（今属浙江）人。两宋之际词作家，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进士，调汉中簿兼尉。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知仙居县（《嘉定赤城志》卷十一）。由知浦城县擢通判江陵府（清光绪《浦城县志》卷一九），官终焕章阁待制（清康熙《缙云县志》卷四、五）。有《西斋集》十卷，已佚，全宋词仅收录其词一首《采桑子》。

张纲(1083年———1166年)，宋代词人，字彦正，号华阳老人，润州丹阳（今金坛薛埠）人。他为官44年，“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作为座右铭，天下人称其不负所言，被民众颂为“清官”典范。"生平

宋徽宗期间，张纲以首贡进入太学，应试内舍、上舍，均得第一。崇宁殿试御赐状元及第，授太学正。政和五年张纲被委任国子监。由于蔡京当权，士无大小皆出其门。张纲官居京都后只去蔡家造拜一次，以后绝然不往，引发蔡京不满。政和六年，张纲迁任太学博士，后改任秘书省校书郎。他进朝入对，论“君子小人混杂，风俗奢靡，宜以祖宗为法”。因常与蔡京观点分歧，遂出任主管玉局观。期间，朝廷计议派遣宦官童贯、蔡攸率兵出使朔方，张纲力论不可受恩不报而出兵朔方，他的谏言未被采纳。朔方加强联盟，严守都城，戒严辖区，童贯、蔡攸领兵攻克不下。徽宗下诏：凡在上城垛固守满月者皆调升俸禄。张纲又进言：主忧臣辱，义当而已，因此受赏吗?谁料此言激怒徽宗，遂将张纲调离京都，出任两浙提刑。

江南东路将领王进剽悍，手下官吏因很小过错或得罪，皆被钉手于门。张纲奉诏前往究查。王遣兵围攻起事，被张纲按下就问，严厉治罪。张纲因此遂为监察御史，任上，他令郡城按月向提刑申报羁押囚犯存亡数，年终根据羁押人数多寡，考核评定政绩优劣。

靖康元年六月，东方出现彗星，钦宗诏谕求言。张纲上疏：求言易，听察难，各主司部门应详审奏章，考究真情实况，一般事宜则力求简略。钦宗遂频谕宽恤民力。张纲又奏利民80件事，求请颁布中外，但因得罪秦桧被罢官回乡，隐居茅山华阳洞20年，秦桧死后方出山任职。

孝宗登基，屡次召张纲出任辅政，他因年事已高，坚持不出。孝宗又专下辞赴行诏，令所在州郡对他常加存问，并赐羊、酒以示优贤。张纲常在案牍之余埋头著述，著有《华阳文集》40卷、《确论》10卷等多种著作。卒谥文简，祀七贤祠。《宋史》、《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皆载其迹。

生平

请兵救援

王智兴年少时骁勇果敢，初在徐州刺史李洧属下当亲兵。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后期藩镇的军事叛乱不断发生。建中二年，淄青节度使李纳谋叛，打算杀害李洧，李洧于是以徐州归降朝廷。李纳大怒，派兵拼命进攻徐州。李洧派遣王智兴前往京城长安告急，王智兴擅长跑路，不出五天便来到长安。唐德宗李适派出朔方军五千名士兵，让将领唐朝臣带领着他们，与刘洽、曲环、李澄共同跟随王智兴前往援救徐州，很快就解除徐州之围。从此，王智兴成为徐州独挡一面的将领，多次率军抵抗李纳。历任滕、丰、沛、狄四州镇将。

讨伐师道

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反叛，朝廷派兵讨伐吴元济。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图谋割据，便与吴元济联合谋划袭扰朝廷军队，因此屡次出兵侵犯徐州。元和十年，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李愿将步兵、骑兵全部交托给王智兴，让他率领前往抵抗叛军。李师道的部将王朝晏正进攻沛县，王智兴率军迎战，将他击败，王朝晏于是逃回守卫沂州。当时李师道另一位部将姚海率领两万精兵围攻丰县，进攻非常急迫。王智兴进军到丰县北边，打败姚海的军队，俘获三名漂亮的小妾，王智兴害怕将士争抢，便说：“军队里有女人，怎能不打败仗？她们虽然无罪，但却违反军法！”就把她们杀死示众。王朝晏从沂州率领轻装士兵袭击沛县，夜里在狄丘会战，王智兴再次打败王朝晏。后来，王智兴经过多次升迁，官至侍御史、武宁军都押衙。

元和十三年，朝廷大军讨伐李师道，王智兴率领步兵、骑步八千人驻扎在胡陵，与忠武军会合，将骑兵交给他的儿子王晏平、王晏宰率领作为先锋，自己率领军队接应他们。王智兴破坏黄河桥梁，收复黄队，进攻金乡，攻占鱼台，俘虏、杀死叛军数以万计。叛乱平定后，王智兴因功升任御史中丞。元和十四年，朝廷召回王智兴，任命他为沂州刺史。

征叛刮财

长庆元年，河北藩镇再度叛乱，朝廷派兵镇压叛乱。唐穆宗素闻王智兴有勇有谋，便任命他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任御史大夫，充任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让他率领三千兵力渡过黄河，讨伐叛军。

长庆二年三月，王智兴率领三千精兵讨伐幽州、成德，武宁军节度使崔群忌怕王智兴，奏请朝廷任命王智兴为节度使，或召其进京，授予其它官职，让他离开武宁。朝廷尚未答复，王智兴自己已产生疑心。正好这时朝廷下诏赦免王廷凑，诸道参加讨伐的军队都已停罢。王智兴率兵先行一步，回到武宁境内。崔群听说王智兴已率兵入境，十分恐惧，派人前往迎接慰问，并让士卒放下武器，然后入城。王智兴拒不从命，三月十四日，率兵径直向徐州城挺进，城中人开门待命，王智兴杀异已者十多人，然后来到节度使衙署，面见崔群和监军，拜倒在地说：“这都是将士的意思，我个人毫无办法。”他为崔群和判官以及随行人员准备护送的人员、马匹和行装，其实都早已准备好。随后率兵护送崔群前往京城，到埇桥返回。埇桥有朝廷设置的盐铁院仓库，于是，王智兴纵兵大掠盐铁院储藏的钱币和布帛，以及诸道向朝廷进奉而经过汴河中的船只，商人和行人在船上的财物。不久，王智兴派遣轻装士兵二千人袭击濠州，三月二十五日，濠州刺史侯弘度弃城逃奔寿州。朝廷考虑到刚刚对幽州、成德的讨伐，无力再讨王智兴的叛乱，三月二十八日，任命王智兴为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宁军节度使、徐泗濠三州观察使。从此，王智兴搜刮钱财，交结权贵幸臣来沽名钓誉，开支不够，开始在泗口收税来帮助军费开支。

长庆二年八月，王智兴与宋州刺史高承简联合打败宣武的军队，斩首一千多人，其余兵众逃亡。李騕进攻宋州时，王智兴率领全部精兵进军宋州西边，在漳口打败李騕。李騕叛乱平定后，王智兴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司空。

长庆四年十一月，王智兴借口唐敬宗要过生日，奏请在泗州设置戒坛，剃度僧尼，以此作为向唐敬宗生日的祝福，唐敬宗批准。自从元和年以来，朝廷下敕禁止各地设戒坛剃度僧尼这种弊政，王智兴企图积聚钱财，首先破例请求设置，于是，四方百姓云集而来，其中，以江、淮尤多，王智兴的家财由此而达到数万之多。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上奏说：“如果不赶快制止，到陛下的生日时才停止的话，那么总计浙江东道、浙江西道、福建道就会丧失六十万个劳动力。”奏折送到朝廷的当天，唐敬宗命令王智兴停罢。

大败叛军

太和元年，横海节度使李同捷占据沧、德二州反叛。同年七月，王智兴上奏朝廷，请求率领本镇三万兵马，自备五个月的粮饷，出兵讨伐李同捷，唐文宗批准。八月，唐文宗下诏，消除李同捷的官爵，命令王智兴与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义成节度使李听等人各率本镇兵马讨伐李同捷。[24]十二月，唐文宗加任王智兴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沧德行营招抚使。

太和二年，王智兴与叛军交战，招降叛军将领十人、精兵三千。同年三月，王智兴攻打叛军所占据的棣州，焚烧三个城门。九月，王智兴攻下棣州。众将听说后，作战更加卖力，于是大败叛军。

陷害石雄

太和三年二月，当时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作战勇敢，爱护士卒。而王智兴对部下残虐无道，军中打算驱逐王智兴，然后拥立石雄为节度使。王智兴得知后，就乘石雄在前线作战立功的机会，奏请朝廷任命他为刺史，朝廷于是任命石雄为壁州刺史。石雄离开武宁后，王智兴杀死军中平日和石雄关系密切的将士一百多人。四月，王智兴奏称石雄煽动军情，请朝廷把他杀掉。唐文宗知道石雄被王智兴诬陷而无罪，于是，下令免死，流放到白州。
历任要职

太和三年十一月，王智兴入京朝见唐文宗，唐文宗在麟德殿赐宴，对其赏赐丰厚，并授任他为守太傅，封爵雁门郡王，兼任侍中。十二月，改任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使。

太和七年，改任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磁隰三州观察使等。太和九年五月，改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四州观察使等。

因病去世

开成元年七月，王智兴病逝，时年七十九岁。朝廷追赠王智兴为太尉[38]，并停朝三日以示哀悼，将其安葬在洛阳榆林的北原，四镇将校参加葬礼者有一千多人。

趣闻轶事

择墓葬母

王智兴在卑微时，曾经做徐州管门的职务。有个道士就住在大门旁边的房子里，王智兴每天早晨起来都拿着扫帚清扫，除去道上的脏东西，而且每次一定要把道士的门前扫干净。天长日久，道士非常感谢他。后来王智兴的母亲去世，他就把这件事告诉道士，道士对王智兴说：“我会看墓地，如果商议埋葬的事，我给你卜算找个风水宝地。”一天，王智兴就带着道士前去看墓地。道士用王智兴拿着的竹杆在一处做上标记。道士说：“一定要把你的母亲落葬在这个地方，这样你可以长寿，而且两代都可以做高官。”王智兴第二次去挖墓穴时，那竹杆上长满竹叶，他心里感到特别奇怪，就把母亲埋葬。

预言灵验

王智兴曾经从郡中到上都办事，就住在郾城的旅馆里。正遇上店主的妻子将要临产，看见两个人进到王智兴住的房间里，惊讶地说：“徐州王侍中在这。”接着说：“店主妻子所生的孩子五岁时当因金疮而死。”王智兴记住这些话，等到第五年时，王智兴再次路过这个店，就询问妇人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最近因为斧子砍伤而死。”

纳士作诗

王智兴初任徐州节度使时，文韬武略，很负盛名，在幕府初建时，他招纳很多知名人士。一天，幕府中的从事们在使院中宴饮，和宾朋们赋诗。一会儿，王智兴知道后，王智兴便和护军一起来到宴会上。从事们见他到来，便撤去笔墨，又摆上酒菜迎接。呆了一会儿他才问道："“方才听说判官和你们作诗，怎么看我来了就停止了？”“马上又让人取来笔砚，把一些彩笺放在桌上。众宾客正在疑惑，他和大家一起举杯喝酒，并说；”“我本来是想看你们作诗的，并不是来为了喝酒。”“小吏也把彩笺放到他面前，从事都让他作一首诗，王智兴说：”“我是靠用兵打仗起家的，对诗词文章很少留心，今天和各位名士在一起，我就不怕献丑了。”“于是展纸提笔，一会就写完一首：“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宾客看到后，都很惊讶赞叹。当时文人张祜也在座，监军对张祜说：”“你看到这种场面，能没有话说么？”“张祜便即席献诗：“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王智兴看完笑着说：”“你对我褒奖得有点过头了。”“他左右有人说：”“这些读书人，就会谄媚。”“王智兴训斥那些人说：”“有人若是说我坏，你们又能怎么说？张秀才是国内知名人士，让国内人听说这事，还以为我王智兴只愿听好话似的。”"他把张祜留住好些日子，临走时，还赠送他一千匹绢。

家庭成员

父祖

曾祖父：王靖，官至左武卫将军。

祖父：王瑰，官至右金吾卫将军。

父亲：王缙，官至太子詹事。

儿子

王晏平，官至朔方灵盐节度使。

王晏宰，后改名王宰，官至太原节度使。

王晏皋，官至左威卫将军。

王晏实，官至天雄节度使。

王晏恭。

王晏逸。

王晏深。

王晏斌。

王晏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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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嗣杲，字明德，号静传，杭州（今属浙江）人。理宗景定中榷茶九江富池。度宗咸淳末知武康县。宋亡，入山为道士，字无益。嗣杲工诗，吐爵新颖。

阮阅（约公元1126年前后在世）字闳休，自号散翁亦称松菊道人，舒城（今属安徽）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北宋末前后在世。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榜名美成），做过钱塘幕官，自户部郎官责知巢县，宋徽宗宣和中任郴州知州。南宋建炎初，（公元1127年）以中奉大夫知袁州。致仕后定居宜春。初至，讼牒颇繁，乃大书“依本分”三字，印榜四城墙壁。郡民化之，谤四厅为无讼堂 。

曹希蕴即曹仙姑，生卒年不详，北宋著名女冠。字希蕴，女道士，世号曹仙姑，后宋徽宗赐名道冲，诏加号“清虚文逸大师”、“道真仁静先生”。赵州宁晋（今邢台宁晋）人，曹利用族孙，宋史艺文志有曹希蕴诗歌后集二卷，苏轼曾叹赏其诗。从陈撄宁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作《〈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以来，曹仙姑之名开始广为道教研究者和气功爱好者所知。

冯取洽，字熙之，号双溪翁，延平（今福建南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淳佑初前后在世。工词，常与黄升唱和。《花庵词选》中录他的词五首。

美奴，名里不详。陆藻侍儿。建炎元年（1127）卒。美奴善缀词，宴席间座客出韵，可顷刻成章，妙丽无比，尝得众赏。有词二首。

毕良史，[宋]（?至一一五o）字少董，蔡州（今河南汝南）人，一作代州（今山西大同）人。士安孙。绍兴间进士，善作窠木、竹石、云龙。喜字学，得晋、唐人笔法，尤工小楷。少游京师，以买卖古器、字画之属，出入贵人之门。当时谓之毕偿卖（米芾画史作“常卖”。兵火后侨寓兴国军，江西漕将蒋灿喜其辨慧，资给赴行在。时高宗方搜访古玩，恨未有辨其真伪者，得良史甚悦。补文学，权知东明县。到县搜求古器书画，复载以达行在。高宗大喜，改京秩，栖迟辇下，人又号毕骨董。《杨诚斋集、图绘宝鉴、书史会要、画鉴、六研斋二笔》

赵淇（1239～1307） 字元德，号平远，又号太极道人、静华翁，元衡山县岭坡人。赵葵仲子。7岁以郊恩补承奉郎，举童子科。至元十五年（1278）署广东宣抚使，湖南道宣慰使，谥文惠。遂与程钜夫等人大力举荐。谱琴度曲，为文辞、图画以自乐。善墨竹，长竿劲节，风致甚佳。著有《太初纪梦集》20卷、《赵淇词选》。事见《道园学古录》。

毛珝，字元白，号吾竹，三衢（令浙江衢州）人。有诗名于端平年间，著有《吾竹小稿》一卷，李龚为之作序，比之为唐诗人沈千运，约略可知其人生平风貌。事见宋·李龚《吾竹小稿序》。

吕南公（约1047–1086），字次儒，简称南公。建昌军南城县丰义乡人（今江西黎川县裘坊乡一带）。北宋文学家。博涉丰富，书无不读，为文不喜缀缉陈言。熙宁中，（公元1073年左右）士方推崇王肃、马融、许慎之业，剽掠临摹之艺大行，独南公不能逐时好。一试礼闱不遇，遂退而乐室灌园，益著书，且借史笔以寓贬，以斧名齐。元佑初，（公元1086年）立十科士，曾肇疏称之欲命以官，旋卒。南公著有灌园集二十卷，《文献通考》传于世。"生平

青年有才

生始数岁，日记愈万言。少长亹亹，识其义理知学，为古文歌诗，尤喜韩退之之为文，益以古道自居。邓圣求待次园庐，一见南公，与语，奇之，延寘斋馆，日夕亲与议论。是时，圣求方以辞学德行重于时，由是声誉暴发，人始知南公自负为不谬也。熙宁初，尝与乡荐至京师礼部试，罢。曾子宣高其才，谴其子延日三造于逆旅，请留以馆舍，南公拂袖不谢而去。既归，慨然叹曰：“使我有数椽屋以栖其躯，有两盂饭以不虚晨晡之腹，则吾在汶上久矣。知之者相与赞成其志。于是，置田筑室于丰义之西村，自号灌园先生。

诗歌特色

他对韩愈柳宗元之文非常的推崇，曾效仿韩愈的《送穷文》而作五古《穷鬼》，中有云：“随我三十载，间关不辞勤。诱我上债台，为我拥愁根。”亦见其处境之穷困。他为文力求高古，反对剽掠穿凿。他的《中山感怀》中说：“作诗解君颐，恨少月露体。”所以诗亦少藻饰而多议论，写景抒情都非其长，因而色调不足，但对社会下层生活却很关心，西家弃儿，贫妇改嫁，乞士忍辱，老樵受屈，黥徒叹苦，他都以同情的态度，朴素的语言发之于诗。

文章典丽

元祐初，陈内翰绎知建昌军，相见惊喜，留连郡榻，动累旬浃，属朝廷诏天下以十科举士，即“十科举荐令”，为司马光建议施行的简拔人才的法令，包括“一曰德行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赅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优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绎即以“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荐之。已而曾文昭肇还翰林，又以“德行纯固，可为师表科”荐之。曾舍人巩称其读书为文，不事俗学，安贫守道，志希古人。苏内翰轼诸名公皆在禁掖方议取南公所为文论，荐欲命以官，未及而卒。所著有《灌园先生集》三十卷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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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博 [约公元一一二二年前后在世]字公济，洛阳人。邵伯温之次子。生年不详，约宋徽宗宣和中前后在世。绍兴八年（1138）赐同进士出身，次年（1139）出知果洲。二十二年（1152）被免去“左朝散大夫知眉州”之职。曾在雅州为官。后居犍为而卒。著有闻见後录三十卷。《四库总目》是书为续其父之闻见录，故称后录。

韦居安，号梅雕，宋朝诗人,吴兴人。为官期间，广施仁政，减少纳税，深受百姓爱戴。着有《梅磵诗话》。有子韦奇。

周弼（一一九四–一二五五），字伯弜，（又作伯弼，正卿），汝阳（今河南汝南）人，祖籍汶阳（今山东汶上）。周文璞之子。与李龏同庚同里。诗书画皆工，尤擅画墨竹。宁宗嘉定间进士（《江湖后集》卷一小传）。曾任江夏令。十七年（1224）即解官（本集卷二《甲申解官归故居有以书相问者》）。以后仍漫游东南各地，是否复官不详。卒于理宗宝佑三年（1255）。

中国南宋画家。生于庆元五年（1199），卒于景定五年（1264），一说卒于咸淳三年（1267）。字子固，号彝斋；宋宗室，为宋太祖十一世孙，汉族，海盐广陈（今嘉兴平湖广陈）人。曾任湖州掾、转运司幕、诸暨知县、提辖左帑。工诗善文，家富收藏，擅梅、兰、竹、石，尤精白描水仙；其画多用水墨，用笔劲利流畅，淡墨微染，风格秀雅，深得文人推崇。有书法墨迹《自书诗卷》，绘画《墨兰图》、《墨水仙图》、《岁寒三友图》等传世，著《彝斋文编》4卷。"画家身份

南宋末年兼具贵族、士大夫、文人三重身份的著名画家。赵孟坚儒雅博识，工诗文，善书法，擅水墨白描水仙、梅、兰、竹石。其中以墨兰、白描水仙最精，取法扬无咎，笔致细劲挺秀，花叶纷披而具条理，繁而不冗，工而不巧，颇有生意，给人以“清而不凡，秀而雅淡”之感，世皆珍之。赵孟坚的首创墨兰笔调劲利而舒卷，清爽而秀雅。画上春兰两株，丛生草地，鲜花盛开，如蝶起舞，给人以清新的快感。所南翁画兰则以画“露根兰”出名，他元朝初年隐居吴下，以画露根兰寄寓他的无土亡国之痛。他在墨兰长卷中更是题上“纯是君子，绝无小人”的话，以表达其民族的自尊心。他的画风笔墨简洁，别有清绝之趣。所南翁画兰则以画“露根兰”出名，他元朝初年隐居吴下，以画露根兰寄寓他的无土亡国之痛。他在墨兰长卷中更是题上“纯是君子，绝无小人”的话，以表达其民族的自尊心。他的画风笔墨简洁，别有清绝之趣。元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赵孟頫的兰蕙图则明显地师承了赵孟坚的画法，以自由抒卷的笔调来表达一种奔放而飘逸的情感。明代文征明的兰则笔墨恣肆，且常杂以竹、荆、石块，以衬托兰姿。随后有女画家马守真的工笔淡写，画家徐渭的大笔挥洒，画家项之汴的中锋洒脱，画家周天球的折叶卷花，都各具风致。至清朝和近代，画兰之风更盛，且更各具个性，各显高致。

生平

南宋末年兼具贵族、士大夫、文人三重身份的著名画家。赵孟坚儒雅博识，工诗文，善书法，擅水墨白描水仙、梅、兰、竹石。其中以墨兰、白描水仙最精，取法扬无咎，笔致细劲挺秀，花叶纷披而具条理，繁而不冗，工而不巧，颇有生意，给人以“清而不凡，秀而雅淡”之感，世皆珍之。赵孟坚的首创墨兰笔调劲利而舒卷，清爽而秀雅。画上春兰两株，丛生草地，鲜花盛开，如蝶起舞，给人以清新的快感。所南翁画兰则以画“露根兰”出名，他元朝初年隐居吴下，以画露根兰寄寓他的无土亡国之痛。他在墨兰长卷中更是题上“纯是君子，绝无小人”的话，以表达其民族的自尊心。他的画风笔墨简洁，别有清绝之趣。所南翁画兰则以画“露根兰”出名，他元朝初年隐居吴下，以画露根兰寄寓他的无土亡国之痛。他在墨兰长卷中更是题上“纯是君子，绝无小人”的话，以表达其民族的自尊心。他的画风笔墨简洁，别有清绝之趣。元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赵孟頫的兰蕙图则明显地师承了赵孟坚的画法，以自由抒卷的笔调来表达一种奔放而飘逸的情感。明代文征明的兰则笔墨恣肆，且常杂以竹、荆、石块，以衬托兰姿。随后有女画家马守真的工笔淡写，画家徐渭的大笔挥洒，画家项之汴的中锋洒脱，画家周天球的折叶卷花，都各具风致。至清朝和近代，画兰之风更盛，且更各具个性，各显高致。

赵孟坚也是南宋最出名的书画收藏家，他嗜好收藏书画古物，常用一只船载着书画文物及纸笔墨砚等，东游西适，评赏书画古玩，吟诗作画。当时人称其舟为“赵子固书画船”。史载其“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而不靳也”。据说他曾得书法珍品五字不损本兰亭，归家时，风作舟覆，其“被湿衣立浅水中，手持褉帖示人曰：‘兰亭在此，余不足惜也。’因题八字于卷首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其酷嗜收藏到了几乎疯狂的地步。

孟坚隐居广陈时，制一小船，满载琴书杓具，自随舟中，看夕阳，赋晓月，至忘寝食。临终赋诗有“百年处世欠三秋，事业都归水上沤”之句。赵孟坚也是南宋最出名的书画收藏家，他嗜好收藏书画古物，常用一只船载着书画文物及纸笔墨砚等，东游西适，评赏书画古玩，吟诗作画。当时人称其舟为“赵子固书画船”。史载其“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而不靳也”。据说他开庆元年曾得书法珍品五字不损本兰亭即曾得王羲之《兰亭帖》，夜间泛舟归至霅溪牟山，归家时，风作舟覆，其“被湿衣立浅水中，手持褉帖示人曰：‘兰亭在此，余不足惜也。’因题八字于《兰亭帖》卷首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其酷嗜收藏到了几乎疯狂的地步。

旧传宋亡不仕，隐居广陈。县令往访，孟坚飞舟逸去，县令叹息说“名可闻，身不可见”。从弟孟頫宋亡仕元，自湖州来访，闭门不纳。《芦川竹枝词》中《子固见弟诗》云：“南渡王孙此隐居，踵门贵客枉停车。当年介弟犹坚拒，座上那堪受浊污。”与陶菊隐、殷澄并称“秀州三义”。据近代学者考证，赵孟坚逝于宋亡前10余年，所谓宋亡不仕及拒见赵孟頫事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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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磻老，字渭师，东平人，作品有《拙庵词》一卷。

郑少微（？-？）字明举，成都（今属四川）人。元佑三年（1088）进士。以文知名。政和中，曾知德阳。晚号木雁居士。《全宋词》存其词二首。

生卒年月不详，字锡老，号审斋，东平(今属山东)人，流寓金陵，晚年转徙湘湖间。与游者张安世、韩元吉等，皆南渡初名士，年辈应亦相类。词风清拔可喜，著有《审斋词》1卷。

张信履（生卒年不详），字思顺，号游初，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孝宗淳熙中监江口镇，后任潭州通判，官至连江守。存词两首。

张嗣初，贞元八年进士。

[约公元一一七四年前后在世]字仲权临川人，吴曾从弟。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初前后在世。隆兴（公元一一六四年左右）进士。知义章县及武冈军，均有惠政。累官司封郎中，极言罢归。镒著有云岩集。又工词，有敬斋词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杜常，字正甫，生卒年不详，卫州（今河南汲县）人，昭宪皇后族孙。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神宗熙宁末为潍州团练推官，历都水监勾当公事、提举永兴军等路常平等事、河东转运判官。元丰中提点河北西路刑狱，移秦凤路，入为开封府判官。哲宗元佑六年（1091），为河北路转运使，知梓州。元符元年（1098），知青州。改郓州、徐州、成德军。徽宗崇宁中拜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知河阳军。卒年七十九。以诗鸣于世。《宋史》卷三三○有传。

张良臣（约公元1174年前后在世）字武子，大梁人，避地家于鄞。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初前后在世。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登进士第。官止监左藏库。笃学好古，室无长物，妻子不免饥寒。性嗜诗，但不强作，或终年无一句，故所作必绝人。学者称雪窗先生。良臣著有雪窗集十卷，《绝妙好词笺》传于世。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淳，或作醇、纯，甫或作父），一字梦得，汉族，成都华阳人。生于宋仁宗康定二年，卒于哲宗元符元年，终年五十八岁。著名史学家，“三范修史”之一。祖禹著《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宋史本传》又著文集五十五卷，《宋史艺文志》并行于世。"生平

范祖禹，生于仁宗康定二年，卒于哲宗元符元年十月初十。字淳甫，一字梦得，是北宋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三范修史”范镇、范祖禹、范冲之一。

据说，范祖禹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因此，被命名为范祖禹。范祖禹从小是孤儿，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范镇，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但范祖禹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伤心不已，每当别人参加喜庆宴会时，他都面容凄惨，心情抑郁。整日里闭门读书，从不干预人事。后来到了京城汴梁，所接触的都是一时名人。叔祖父范镇对范祖禹十分器重，说：“此儿，天下士也。”

范祖禹在仁宗嘉祐年间，中进士甲科。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在洛阳十五年，一心撰写《资治通鉴》，不事进取，赢得司马光的称赞。司马光认为他“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当时是王安石执掌朝政，也十分看重范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但范祖禹竟不为名利所动，没去拜谒。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很少与人接触，唯独对范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时，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主要是论述王安石查封误国和新法的弊端，言辞十分激切。富弼死后，别人都认为这样的奏疏奏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

神宗死去，哲宗继位，范祖禹擢任右正言。后吕公著执掌朝政，而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避嫌辞职改任祠部员外郎，不久又辞职而除任著作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

哲宗因夏天暑热，暂停讲书，范祖禹上疏皇帝认为，“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叫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建议哲宗恢复讲读。不久，范祖禹迁任起居郎，又召任中书舍人。吕公著死去，召拜右谏议大夫，首次上疏论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蔡确得罪，范祖禹上疏，建议宽厚对待大臣。蔡京在蜀地任职，范祖禹上疏批评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中间依违模棱，范祖禹上书反对。不久，兼任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上书论述监、司、守、令官职的重要性。

宣仁太后去世，朝迁上下议论纷纷，当权者胆小畏惧，莫敢发言，范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兴风作浪，危害朝政，上奏皇帝不要听信谗言，遗误将来。又建议皇帝“以大公至正为心，罢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

哲宗绍圣年间，章惇执掌朝政，有意恢复王安石、吕惠卿时期颁行的新法，范祖禹上书皇帝，极力证明章惇不可大用，皇帝没有听从，于是范祖禹请求离开京城去地方。皇帝当时准备重用范祖禹，但朝廷内外反对的人为数不少，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不久，有人上奏论范祖禹在撰修《神宗实录》时刊落事迹、变乱美恶，再加上曾经上书谏禁中雇乳媪事，于是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二地；不久，又迁往宾州、元符元年被贬至化州安置，未几卒，卒年五十八岁。

据记载，范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但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往往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从不模棱两可。在皇宫里侍从皇帝，“守经据正，献纳尤多。”范祖禹为皇帝讲解《尚书》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时，拱手而立，再三吟诵，直到皇帝“首肯再三”，才肯罢休。每次为皇帝进讲之前，一定要端正衣冠，好似在皇上面前一般，命子弟在一旁侍立，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被苏轼誉为皇帝的第一号讲官。范祖禹除参预编撰《资治通鉴》外，还独自撰有《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特别是《唐鉴》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

范祖禹的诗文集被称为《范太史集》，共五十五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范祖禹的文集，“世有两本，一本仅十八卷”，是明朝人程敏政从秘阁中借阅时摘钞而成，不是全本。《四库全书》收存的五十五卷本，与《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记载的卷目基本相符，大概是宋朝时的旧本。在五十五卷的《范太史集》中，卷一至卷三是诗歌；卷四至卷六是表状、札子；卷七至卷十二是表；卷十三至卷二十六是奏议；卷二十七是进故事；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三为翰林词章；卷三十四是启状；卷三十五是赋、论、策问；卷三十六是记、序、铭、书、传；卷三十七是青词、祭告文、诔文、哀词等；卷三十八至卷五十五为墓志铭、神道碑、皇族墓志铭、石记、皇族石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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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女，活动于宋神宗元丰（1078～1085）前后。有赠进士周锷应举《醉落魄·风波未息》一首。词见《全宋词》第五百一十一卷。

莫将(1080—1148)，字少虚，谱名文砚。生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四月二十日。修水漫江人，宋代名臣。少虚得荫于父，历任县令有功，绍兴七年(1l37)，提升为太府寺丞，翌年再次擢升为徽献阁侍制京畿都转运使，迁工部侍郎名誉礼部尚书兼侍读奉使，继晋工部尚书任京西宣谕使。不久拜敷文阁学士知明州提举、江州太平观，继福州和广州知府。少虚在朝以学问自结，主知太上屡授嘉奖。后赴边疆抗卫金兵。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十月初十，卒于官。终赠端明殿学士，葬江西新建县五谏乡新城里，修水漫江乡尚丰有衣冠墓。

郑刚中（1088年—未知），字亨仲，婺州金华人。生于宋哲宗元祐三年，卒于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年六十七岁。登绍兴进士甲科。累官四川宣抚副使，治蜀颇有方略，威震境内。初刚中尝为秦桧所荐；后桧怒其在蜀专擅，罢责桂阳军居住。再责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再徙封州卒。桧死，追谥忠愍。刚中著有北山集（一名腹笑编）三十卷，《四库总目》又有周易窥余、经史专音等，并传於世。"坟墓搬迁

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郑刚中墓原址位于曹宅镇长山垅水库库区，由于水库扩容需要，坟墓搬迁至长山垅水库下游。2007年11月12日上午，新墓竣工，并举行了隆重的竣工仪式。郑氏后裔台湾工党主席郑昭明，区委副书记张菲菲等出席了竣工仪式并拜谒郑刚中墓。

郑刚中为南宋名臣，与岳飞、宗泽齐名，是金华在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相继任礼部侍郎、川陕宣谕使、四川宣抚副使等要职，为人刚正不阿，立主抗金，后受大奸臣秦会所害，享年47岁。郑刚中墓为原金华县文保单位，整个搬迁工程于2006年7月份启动，2007年11月份竣工，投资120余万元，耗时一年零四个月。

评价

郑刚中为民族英雄，令郑氏后裔乃至全体龙的传人所景仰，他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为后人敬佩。

哲观刚中诗，高标逸韵，文采飞扬，孤寒冷壮中显现出苦涩、淡雅以及嫉恶之傲骨与对世事的无奈，其文学价值颇高，然刚中诗名不显于当时及后世，惜哉。

赞诗曰：

青史曾丹忠愍谥，探花墓留后人凭。

北山有幸迎忠骨，清风无声慰灵英。

恩荐贬杀皆由桧，知兵好战岂为名？

为有虎狼窥国器，伏罴在西捍河清。

生平

郑刚中，字亨仲，一字汉章，号北山，又号观如，浙江金华曹宅郭门村人。生于北宋哲宗赵煦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绍兴二年以第三名进士及第，是“探花”出身的南宋名臣。

初授左文林郎，任温州判官。时遇百年大旱，因提出“以工代赈”之方针，缓解灾情，政绩显着，被秦桧赏识荐举。绍兴六年，经当朝宰相秦桧之荐举，任刺令所删定官，其时政要务见解受高宗赏识，不久即升任宣义郎，不过一年，又兼授太常博士。

时金兵入侵，秦桧独揽朝政，恣意陷害忠良，卖国求荣，对金力主和议。刚中力陈和议之弊，不因秦桧荐举而附和。绍兴十一年,王伦挟金使来议和。枢密院编修胡铨因请斩王伦、秦桧，祸在旦夕。刚中极力营救，由是得罪秦桧，却更令高宗欣赏其胆识，升任他为宗正少卿，后又任秘书少卿。

绍兴九年，为枢密行府参谋出谕京陕，及还，除礼部侍郎。十一年，擢枢密都承旨，为川陕宣谕使，十二年，迁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绍兴十四年甲子，充陕西分画地界使，奉命到陕西与金使划定疆界事。金使乌陵“赞谟入境，欲尽取阶、成、岷、凤、秦、商六州，刚中力争不从；又欲取商、秦，于大散关之界，刚中又坚不从。据理力争，面折金使。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刚中恐败和好，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

绍兴和议后，刚中改任四川宣抚副使。刚中治理四川方略独备，经划调度，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宣抚司旧在绵、阆间，及胡世将代吴玠，就居河地，馈饷不断。刚中奏：利州在潭毒关内，与兴、洋诸关声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费百万。刚中始至，即欲移屯一军，大将杨政不从，呼政语之曰：“刚中虽书生，不畏死！”声色俱厉，政即听命。

都统每入谒，必庭参然后就坐。吴璘升检校少师来谢，语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行礼如故。

刚中主蜀期间行屯田，免杂征；严教训，重积聚；整军旅，强武备，金兵不敢犯。时有“宗泽猛虎在北，刚中伏熊在西”之称。时刚中于阶、成二州营田，抵秦州界，凡三千余顷，岁收十八万斛。奏蠲四川杂征，又请减成都府路对籴及宣抚司激赏钱。从之。

先是，川口屯兵十万，分隶三大将：吴璘屯兴杨政屯兴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帅节；而统制官知成州王彦、知阶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凤州杨从仪亦领沿边安抚。刚中请分利州为东、西路，以兴元府、利阆洋巴剑州、大安军七郡为东路，治兴元，命政为安抚；以兴、阶、成、西和、文、陇、凤七州为西路，治兴州，命璘为安抚；而命浩为金、房、开、达州安抚；诸裨将领安抚者皆罢。从之。请弛夔路酒禁，复利州钱监为绍兴监。时军已罢，移屯内郡，刚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罢。从之。

蜀中富饶，秦桧令献金3万两并加派赋税，遭刚中拒绝。秦桧怒其在蜀专擅，不听命，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财赋总领官，以赵不弃为之，不隶宣抚司。不弃牒宣抚司，刚中怒，由是有隙。不弃颇求刚中阴事言于桧，桧佯召不弃归，因召刚中。刚中语人曰：“孤危之迹，独赖上知之耳。”桧闻愈怒。

绍兴十七年九月，秦桧命御史汪勃、余尧弼等人吹毛索疵，对刚中猛加弹劾，列出所谓“妄用官钱”、“奢僭”、“贪婪”、“天资凶险”、“网罗死党”等等罪状。是年十二月，又使余尧弼继续弹劾他，“为臣不忠”、“贿赂溢于私帑”、“暴敛困民”、“密遣爪牙”、“窥伺朝政”等等罪行，，刚中由是被免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桂阳监居住。

绍兴十九年七月，高宗想减轻一点对刚中的处罚，秦桧却不依不饶，要彻底查究其“贪污”罪行。又命人逮捕其子右承务郎郑良嗣及其将佐宾客，都关押在江州狱中。再派大理寺丞汤允恭、太府寺丞宋仲堪等凶暴亲信前往审理，严刑拷打，硬要坐实郑刚中的贪污之罪。

汤、宋二人后来报告结案，说是“落实”了刚中的罪行；“违旨出卖度牍，收钱五十五万余缗；自设钱监铸钱，随意支用；违法领用厨食钱一万三千余缗入己；用公钱买通士人进京为他说项，将转运司并入宣抚司；违法使用公钱十二万余缗……”秦桧大喜，批下判决书曰：“郑刚中罪大恶极，依法当死，特免死、免禁锢，移封州安置；郑良嗣免死，柳州安置。”与此案有牵连的僚佐赵士祃、张汉之、张仲应等亦皆受了重惩。

郑刚中到了贬所，秦再指使其党羽、封州太守赵成之一步步将他窘辱、折磨致死。刚中卒于北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与其生日同月同日，时年67岁。直至秦桧死后，郑刚中案得以昭雪，恢复其资政殿学士的官职，追谥“忠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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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敦诗，今江苏南通人，与兄崔敦礼均为绍兴进士。文才敏赡，著有《玉棠类稿》、《西坦类稿》等。

王罙高（生卒事迹均不详），宋朝文人。自“千枝蔓仙牒”句言，水调歌头其一所寿之人，当为赵姓者。自“散在苕溪霅水，讴歌颂儿童”句言，其所寿之人，当为知吴兴者。今考谈钥《嘉泰吴兴志》，北宋知吴兴者无赵氏，南宋氏赵者颇多。高盖南宋人。

中国南宋画家，僧人。号牧溪。生卒年不详，活跃于13世纪60～80年代之际。蜀（今四川）人。曾因反对奸相贾似道而遭通缉，在浙江一位姓丘的人家中避难。擅龙、虎、猿、鹤、芦雁、山水、人物。师法梁楷，加以发展变化。所画猿、鹤、观音、罗汉等，造型严谨，形象准确。虽在生时受冷遇，却开后世文士禅僧墨戏之先河，并对日本水墨画之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被誉为“日本画道之大恩人”。"生平

宋代僧人画家法常的生平行状，在历代著录文献中有多种说法，尤其是他的俗姓、里籍、禀性、事迹、生卒年岁等，更是众说纷纭。

元庄肃《画继补遗》云：“僧法常，自号牧溪。善作龙虎、人物、芦雁、杂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供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

元吴太素《松斋梅谱》云：“僧法常，蜀人，号牧溪。喜画龙虎、猿、鹤、禽鸟、山水、树石、人物，不曾设色，多用蔗查□结，又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缀。松竹梅兰，不具形似，荷芦写俱有高致。一日造语伤贾似道，广捕而避罪于越丘家，所作甚多。惟三□帐为之绝品。后世变事释，圆寂于至元间。江南士大夫处今存遗迹，竹差少，芦雁亦多赝本，今存遗像在武林长相寺中。“元夏文彦《图绘宝鉴》云：“僧法常，号牧溪，喜画龙虎、猿鹤、芦雁、山水、树石、人物，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装饰。但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

从晚清到近代，包括日本人编写的中国绘画史传中，都在法常名下增添了不少材料。

清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卷六“释氏门”法常名下加入了：“性英爽，酷嗜酒，寒暑风雨常醉，醉即熟，觉即朗吟。”

近人孙濌公《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云：“法常僧，开封人，俗姓薛氏，号牧溪。天台山万年寺僧。……”

法常也有人称他多用蔗渣、草结蘸水墨，随意点染，意思简当，不费妆缀。但元代也有人认为他的画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现。其画于秀逸清冷中透出禅意，部分作品流传到日本，对日本绘画影响很大 。

日本近人金原省吾《支那绘画史》则说法常：“俗姓李氏，长庆寺僧，五十岁后闲居寺门外。理宗嘉熙三年卒，年六十三岁。”金原省吾又以为法常是一个役僧。他的师父名无准禅师，无准还有一个日本徒弟叫圣一的，在理宗淳祐元年还国。现存日本的牧溪画，可能是圣一带去的。

轶事典故

近年来，徐邦达先生、宗典先生都曾对法常生平传记作过考订。如徐先生认为《历代画史汇传》中关于法常的事迹，系据陶谷《清异录》，陶为五代宋初人，哪能为活动于宋末元初的画僧法常作传？即使根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四库提要》中所说的此书是晚宋人编辑而假托之陶氏之名以传的，似乎也还来不及为法常作传。且《清异录》所载法常为“河阳人”，与画僧法常显然是异代同名人。《中国画家大辞典》称法常为“开封人，俗姓薛氏”，“天台山万年寺僧”，可能系据近人陈垣所辑《释氏疑年录》所载嘉兴报恩法常，亦与画僧法常无关。徐先生还认为金原省吾《支那绘画史》所载法常据云“卒于理宗嘉熙二年”，比现在收藏在日本的法常《虎》轴自识“咸淳己巳牧溪”要早得多。又以上俗家姓薛、姓李的法常，都没有提到牧溪之号。所以《历代画史汇传》、《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支那绘画史》三书中所涉及的僧法常，其中事迹除引自《图绘宝鉴》的文句可用外，其他部分都应排除掉，才不至于把好几个同名的僧人的传记合之为一了。徐建融先生最近在《法常禅画艺术》一书中，根据中国文献记载中的法常和日本研究中的法常资料进行排比、梳理和考订，给法常牧溪立传：僧法常，号牧溪，俗姓李，蜀人。生于南宋宁宗开禧三年，年轻时曾中举人。

兼擅绘事，受同乡前辈文人画家文同的影响。绍定四年蒙古军由陕西破蜀北，四川震动，他随难民由长江到杭州，并与马臻等世家弟子相交游。后因不满朝廷政治的腐败而出家为僧，从师径山寺住持无准师范佛鉴禅师。在这期间，法常受禅林艺风的薰陶而作《禅机散圣图》，曾得到殷济川的指授。端平二年，日僧圣一来华从无准学习佛法，与法常为同门师弟兄。淳祐元年圣一归国时，法常以《观音》、《松猿》、《竹鹤》三轴赠别，在日本画坛赢得极高评价。由于日本方面的努力，加上国内对法常绘画的贬斥，因此，法常的作品大都流到日本。宝祐四年五十岁以后，法常住持西湖边的六通寺，目睹权臣误国、世事日非，

于咸淳五年挺身而出，斥责贾似道。事后遭到追捕，隐姓埋名于“越丘氏家”；而禅林艺坛，从此传遍了他的死讯。直到德祐元年贾似道败绩，法常才重新露面，这时已是将近七十岁的高龄了。至元二十八年，法常与世长辞，享寿八十五岁，遗像在杭州长相寺中。

法常死后，日本禅僧还纷纷慕名而来，瞻仰他的法像，传承他的画艺。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默庵灵渊和可翁。传到日本的法常画迹，有相当一部分赝品可能出于默庵和可翁之手。

看来，唐宋时名为法常的僧人有过多人，历代画史著录常把他们与画僧法常相混淆，今之学者作了大量考订、梳理，企望正本清源，苦于资料匮乏，尚难说对于法常生平之谜就已全部揭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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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舜陟 (1083～1143) 字汝明，晚年自号三山老人，徽州绩溪（今安徽绩溪）人，胡仔之父。大观三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御史、集英殿修撰、庐州知府、广西经略使，为秦桧恶，受诬下狱死。"生平

胡舜陟，北宋大观三年进士，调山阴县簿。历任会州、秀州教谕。改宣教朗，迁监察[1] 御史。宋高宗即位后，转任朝清郎，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庐州。任内修城池、备战具，安定地方，使庐州成为淮西储备州中唯一安定的州。 擢徽猷阁待制，充淮西制置使，临安知府，徽猷阁待制，京数路宣抚使，庐、寿镇抚使， 淮西安抚使。绍兴六年为广西经略，知静江府。七年以政绩封绩溪开国男，进封子爵 。八年上疏弹劾秦桧十大罪状，被秦桧指使御史中丞常同上奏罢免。十年，复任，进封新安伯，加封金紫光绿大夫、明国公。十一年十月，秦桧陷害岳飞，舜陟上疏为岳飞辩诬。十三年，转运使吕源与胡舜陟有旧仇，吕向朝廷诬告胡舜陟“受金盗马”，“讪笑朝廷”，秦桧乘机挟权报复，奏派大理寺官袁楠 、燕仰之等前往逼供。绍兴十三年六月，胡舜陟死于狱中，归葬湖州归安。妻江氏向朝廷诉冤，皇帝找洪文英查问究竟，洪文英说“胡舜陟很得人心，比之古代的良臣循吏无以为过”，后诏雪平反，诏赠少师。著作有《奏议文集》、《论语义》、《师律阵图》、《咏古诗》等大多佚失，另有《三山老人语录》等，今存其裔孙胡培翚编辑的《少师总集六卷》。

有子胡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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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秀（1135年3月―1207年11月），南宋词人，字仲洪，号退轩。丰城石滩人。生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二十七日。有遗稿《默轩词》十三卷、《默轩词》二十余卷行于世。

赵彦逾（1130－1207年）字德先，浙江四明人，南宋宗室大臣，北宋魏悼王赵廷美后代，崇简国公赵叔寓曾孙。绍兴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迁太府少卿，四川总领，工部尚书。联合赵汝愚、韩侂胄和郭杲拥立宁宗登基。庆元党禁时，与赵汝愚反目，依附宰臣韩侂胄。晚年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进观文殿学士。开禧三年卒，年七十八。

舒邦佐，字辅国，一字平叔，号双峰，靖安县城人。靖安舒氏第四世祖 隆兴府靖安（今属江西）人。宋绍兴六年（1136年）十二月初八出生，淳熙八年（1181年）中进士，先后任鄂州蒲圻、潭州善化主簿、衡州录事参军，嘉泰二年（1202年）授通直郎。宁宗嘉泰二年（一二○二）致仕。嘉定七年卒，年七十八。有《双峰猥稿》九卷传世。事见本集卷首《谱系》及《舒公墓志铭》。"生平

舒邦佐在潭州善化任主簿时，奉命输送长沙纳缴田粮三十万斛。他随到随收，杜绝过去浮收肥已的流弊，柴薪微物都随身自带，不沾民间丝毫，百姓感戴，曾编有“今年官米两平量……”的歌谣唱。

潭州每年输纳粮财的，承办官吏有一定补贴，名曰“优润钱”。舒邦佐把自已应得之数，全部存入县库。离任时，当地又赠送路费，这些额外收入，他分文未动，全交善化县作修理主簿官衙之用。百姓称颂他为官清廉。

善化邻县宁乡的百姓报告旱情，当地官员疑为夸大不实，乃张贴公文遍告各乡人众，如诉告不实，欺蒙虚报，即行处责。百姓惧怕，隐灾不报。上司知舒邦佐办事能干，派他前去查明处理。他到宁乡后，一查旱情确实存在，遂呈准从宽对待首告的人。百姓消除了顾虑，俱一一如实诉告旱情，使之得到妥善处理。

舒邦佐在衡州除任录事参军外，兼摄宪司检法官，又兼郡佥幕，对案犯明谨用刑。当时狱中时有囚犯因饥寒而死。他命人为囚犯置办饮食及御寒却暑之物品。又茶陵县倪某控告胥长谭良佐受贿一案，传讯后，得知尚未收受赃物，守倅却拟将原告和被告一并治罪。舒邦佐说：“小吏要鱼肉乡民，是很容易的；百姓要伸冤，却是很难的。量刑时对吏要严，对民宜宽，倪某应酌情宽减。”后来上面派来复核案件的官吏听见舒邦佐这番议论后，很是称赞。

绍熙五年，舒邦佐告老还乡，买田设义庄，置地构筑双峰堂，在堂前凿“天泽池”，池中建“望烟楼”。每日晨夕登楼眺望，见有未起炊烟者即周济钱米。本县学田原多被豪绅及经手者侵蚀肥已，经他清理后重立新规，使学田收入按新规发给贫寒学生。

舒邦佐在《双峰堂记》提出过“退为进基，静为动主”的见解，为当时理学家朱熹所赞赏。他著有《双峰猥稿》，为文绚丽精湛。当时文人李恭甫说他的文章“有横放者，有缜密者，有精巧者”。

舒邦佐卒于嘉定七年，享年78岁。葬于本县福寿源的野鹿衔花山上。衡州有其塑像，崇祀在石鼓书院。

成果

舒邦佐诗，以清道光二十九年刻《双峰猥稿》为底本。校以明崇祯六年舒氏家刻《双峰先生存稿》及清初抄本《双峰先生文集》编为一卷。

舒邦佐与其妻捐资修建了南港桥，自今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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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好义（？—1207年），华州下邽（今陕西省蒲城西南）人。南宋名将，忠义传家。祖父李师中在南宋初官至领忠州团练使，父亲李定一职至兴州（今略阳）中军统制。杨巨源（？—1207年），字子渊，利州昭化（今四川省广元西南）人，祖籍成都。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时，李好义正任兴州的中军正将，立即自抗金前线的西和州（今甘肃省西和西南）青坊赶回兴州。在吴曦叛变几天之后，李好义“与其徒谋举义”。"生平

杨巨源又与李好义共商大计

李好义指出杨巨源与安丙商议的计划欠妥，“彼出则龊巷，从卫且千人，事必难济”，应改在吴曦“熟食节祭东园”时杀吴曦。于是杨巨源假造圣旨，倒盖合江仓印，这样即使事情败露，也与安丙无关。以后又恐日久事泄，决定提前于二月的最后一天进行。李好义遂约敢勇军士李贵和与李贵关系密切的李彪、张渊、陈立、刘虎、张海等人，以及吴曦的亲卫军黄术、赵亮、吴政等低级军官及军士74人，加上李好义的弟兄李好古、李好仁、李好问、妹夫杨君玉等亲属，后又有禄袆所率军士10人，共百余人。在李好义的率领下，黎明前冲进吴曦内宫。李好义宣称是奉密诏来杀吴曦，杨巨源也骑马赶来宣布密诏。吴曦的亲卫兵遂放下武器逃走，李贵首先冲入吴曦的卧室，“手执其髻，举刃中曦颊，曦素勇有力，扑贵仆于地不能起”。李好义急忙命王换连砍吴曦的腰二斧，吴曦因痛松手，李贵遂乘机砍下吴曦首级。

此次平叛有功

李好义自成忠郎特升转承宣使，李贵特升补授武功大夫、团练使衔，杨巨源升补为朝奉郎、通判差遣，任宣抚使司参议官。李好古等无官的授官，有官的升官，并都赏赐钱物。根本没有参加平叛，仅仅是事前与闻其事，而持观望态度的安丙，却窃据首功，升任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并享受执政官的礼遇。在平叛的奖谕诏书中，竟然对积极策划者杨巨源只字未提。而与平叛毫无关系，且“诛曦之日不肯拜诏”的吴曦党羽、踏白军统制王喜，却被说成是“谋戮逆曦，备罄忠劳”，不仅特升转为节度使，还被任命为兴州诸军都统制要职。这使杨巨源以赏不酬功，心颇不平。因而想向朝廷直接申报自己在平叛中的功劳。杨巨源在给刘光祖的信中，记述了当初策划诛杀吴曦时，安丙的“酬答之语”，并刻印传布。安抚副使安丙害怕暴露他当初持观望态度，以及他申报的平叛情形不实的情况，就以杨巨源“自负倡义之功，阴欲除之”。六月，授命彭辂逮捕杨巨源，押送阆州狱。押解至大安时，杨巨源被杀害于途中，而安丙却以自杀上报。杨巨源的被害，引起“军情叵测”，安丙“以人情汹汹，封章求免”。南宋朝廷虽未罢安丙安抚副使之职，但因此另派刘甲出任四川安抚使，以稳定人心。后有李珙讼其冤于朝，嘉定六年，为杨巨源立褒忠庙。嘉熙元年又赐谥忠愍。

李好义在杀死吴曦后

集于安丙家。王喜为吴曦党羽，对李好义组织勇士杀死吴曦忿恨已极，也在当天随后来到安丙家，“心怀邪谋，欲刃好义”，虽被安丙阻挡，“然日以杀好义为心”。

李好义升为中军统制、领承宣使后，随即建议乘机夺回吴曦献给金朝的西和等关外四州，并指出：“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则三州可不战而复矣。今不图，后悔无及，愿得马步千人、死士二百，赍十日粮可济”。李好义率军行至独头岭，王荣仲兄弟率民兵配合攻击金军，金军大败。三月七日，到达西和城外，李好义“率众攻城，亲犯矢石，人人乐死，以少击众，前无留敌”。金守将弃城而逃，遂收复西和州。果然如李好义所料，此前一日别部宋军到达阶州时，金军立即逃走；数日后，金军又从成州自动退走；忠义军张翼又收复凤州，吴曦献给金朝的关外四州全部收复。

安丙向朝廷提出沔州诸军都统司，统辖十军，军权太大，自吴璘起就尾大不掉，建议增设诸军副都统司，各领五军以分其军权。开禧三年五月下旬，增设沔州副都统制司，李好义被任命为诸军副都统制，这更引起吴曦的党羽、沔州诸军都统制王喜的愤恨，于是加快了杀害李好义的部署。王喜派刘昌国归李好义节制，而李好义未加防范。六月中旬，李好义被刘昌国毒死。南宋朝廷追赠检校少保，嘉定五年追谥忠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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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一九五年前后在世]字子召，庐陵人，李浙之弟。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庆元初前后在世。尝出仕。与兄洪、漳、泳、浙并有词名，共著李氏花萼集五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张阁，字台卿，河阳人。第进士。崇宁初，由卫尉主簿迁祠部员外郎；资阅浅，为掌制者所议，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迁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属疾不能朝，改显谟阁待制、提举崇福宫。疾愈，拜给事中、殿中监，为翰林学士。

南宋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宋朝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晁冲之之子。靖康末年入蜀避乱，宋高宗绍兴二年举进士第，绍兴十一年至十七年（1141～1147）任四川转运使井度的从官。自幼喜读群书，初为四川总领财赋司，办事有才干。绍兴时，官为监察御史、知恭州、荥州、合州，迁四川安抚制置使、兴元府知府、成都知府等职。乾道七年（1171）回京师，以敷文阁直学士、左朝仪大夫除临安府少尹，官至吏部侍郎。有良吏之目，官累礼部侍郎。《郡斋读书志》二十卷，文多散佚，存于今者唯《郡斋读书志》。"藏书大家

绍兴十一年至十七年任四川转运使井度的从官。井度以藏书富而知名，晚年，悉以所藏之书赠给公武，凡50箧。

致仕后，居四川嘉定府卒。其藏书自晁迥始，达百年之久，至公武，又得井度赠书，共计24 500卷。绍兴二十一年，编成《郡斋读书志》4卷、《后志》2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对后世影响极大。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藉考》，均以该目为蓝本。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42类，每类有序，于每书之下，或叙作者经功、或论书要旨、或明学派渊源，并加以考证。共著录书刊号1 937部、24 500卷，对当代著作，著录尤为详备。该目传世有两种版本，4卷本初刻于袁州，通称“袁本”，20卷本初刻于衢州，通称“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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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湘，字楚老，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人（《青箱杂记》卷一○），愈子。仁宗景祐三年（一○三六）为内殿崇班、内殿承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有《肯堂集》，已佚，李淑曾为之序（《青箱杂记》卷一○）。

李璮（？～1262），中国金末山东军阀李全之子（一说养子），小字松寿。1227年李全降蒙古，被任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又称益都行省）。1231年李全死，不久李璮袭为益都行省，拥军自重。1259年，李璮加速准备反叛蒙古，一面进犯南宋，取海州等4城，一面积极加固益都城防，储存粮草，截留盐课。1262年在在进攻济南时，应者寥寥，军心离散。七月，城破被俘，史天泽将其处死。"生平

李璮袭为益都行省长官，拥军自重。宋开庆元年，李璮加速准备反叛蒙古 ，一面进犯南宋，取海州等4城，一面积极加固益都城防，储存粮草，截留盐课。元世祖中统元年，忽必烈即帝位，其幼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自立为大汗，两兄弟为争夺汗位发生战争。忽必烈为了稳定李璮，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并对他的上述活动隐忍不发。李璮乘忽必烈倾全力抗御阿里不哥南犯之机，三年二月，举兵反叛，他献涟海3城于南宋，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南宋封李璮为齐郡王节度使封号，但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李璮在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华北地区汉人军阀的支持，但应者寥寥。因此，处境完全孤立。忽必烈迅速集中蒙汉诸军，以宗王合必赤统领征李璮。三月，史枢、韩世安、阿术等于高苑老僧口击败李军，李军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又命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史天泽与哈必赤定议，筑环城围济南，进行长期围困。济南被围四月，李璮粮秣告罄，军心离散。七月，李璮投大明湖不死，被俘，被史天泽斩于军前。李璮的岳父王文统，当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颇得忽必烈信任，因与李璮书信交通，被忽必烈杀死。

叛乱平定后，忽必烈罢地方诸侯世袭，收汉人军将兵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并引用色目人作为统治的帮手，以对汉人进行牵制等等。这些措施，都对元王朝中央集权政治的建立，蒙古、色目贵族与汉族官僚之间矛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巩固权力

李璮受任前后，其势力似尚局限于益都一路之地。蒙古灭金前一年，“金人以海、沂、莱、潍等州降”，足见这时益都周围地区多不在李璮集团手中。然而，此后不到十年，他的势力就逐渐伸展到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据民国《牟平县志》卷九《昭武大将军总管万户姜房墓碑》，在碑主病死于1240年以后，其长子和次子分别由“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先少保之子上表汗廷，使袭胶、潍、莒、密、宁海等州总管万户及宁海州刺史之职”。可见上述地域均已在李璮管领之下。不过，他虽然保持着“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的称号，实际上未曾控制过位于淮南的宋朝边地。1252年，李璮攻占宋北境的海州，将州治从位于海岛的东海县移回旧址。蒙哥汗后期，璮又出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与宋隔河相峙，直逼淮南东路。是为李璮势力所至的最南线。

在处心积虑地拓大地盘的同时，李璮采取各种方式巩固和加强对自己辖境的实际统治权力。益都民户在窝阔台朝丙申分封时被划为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的份子。李璮娶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妹妹为妻，即应在丙申分封之后。通过政治联姻方式与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缔结起“肱脾相依”的关系，当为李璮在北方诸侯中表现最为桀傲不驯的重要原因。益都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也经常被李璮利用来“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蒙哥汗时期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璮都“诡辞不至”。而他攻下海州之后，却向朝廷要求从东平等路份运饷给军，即使运输代价高至“率十石致一石”亦所不惜。在辖地之内，他还试图逐渐确立制度化的官制，并修湮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期望以秩序化的统治来延揽人心。

策动叛乱

钓鱼城之战1259年，蒙哥汗死于四川攻宋前线。黄金家族内部随即爆发了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统年间，世祖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应付盘踞漠北的阿里不哥。李璮显然是想利用这种形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割据山东东路的地位与权益；他对世祖政权的违抗态度也越来越不事掩饰。1260年，世祖亲征北边，“群臣躬履牧圉”，李璮蓄养精兵七、八万，却独以御宋为辞，“即不身先六军，复无一校以从”。大汗回京以后，诸侯纷纷朝觐，惟李璮不至。中统二年正月，璮以御宋为名，擅自发兵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围之。蒙古奄有华北之后，普遍禁止诸路修置城壁，李璮的举动，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北方各地的马匹，当时“无论军民，概属括买”，而此令独不及李璮地盘，璮并散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与政府争购军马。1260年以后，北方各路通用中统钞，惟璮境使用宋政府发行的涟州会子。纳于朝廷的盐课也被他侵吞，作括兵之用。中统初，世祖尚无暇南顾，因此对宋采取遣使修好的慎重策略，不欲轻启边衅。但李璮却在淮边潜师侵宋，想破坏国信使郝经的使宋之命。他与北方其他世侯之间窥测时势，批评朝政的联络活动也相当频繁。李璮与其同乡和岳丈、首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之间更保持着密切的交通。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曾有“期甲子”等语，表明李璮早已向王文统透露过自己的预谋。

中统二年冬，世祖再次率军亲征漠北。李璮抓住这个机会策动叛乱。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还跸燕京。但这时举兵称乱，已如箭在弦上，无容迟疑。三年正月底，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三四天后，即尽杀境内蒙古戍军，宣布以涟、海等城献于宋，公开称叛。

惊动朝野

李璮举事之前，朝廷对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觉。粘合南合和张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进言，谓李璮必反。由于当日北边未靖，中原守备空虚，世祖只能对他专用安抚、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动声色。中统元、二两年之间，元廷加璮为江淮大都督，赐金、银符共六十余枚，褒赏奖谕竟至再三。种种殊遇，其实都是为了将他暂时稳住。三年初，李彦简逃归山东，世祖立即召谋臣姚枢入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可见朝廷对益都事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

根据姚枢的判断，李璮举事之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回答：“出下策。”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姚枢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称乱时，他本人似乎难在涟、海一线。璮事先虽已遣人向南宋纳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书方递达临安。宋廷认为“情伪难凭”，要李璮实献出涟、海，以示诚信。李璮于初十致书宋廷，保证“来意真确”，在此前后，宋朝方正式接收涟、海诸城，遂于二十四日诏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开叛乱之前，并没有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起事后即匆匆领兵北走益都、济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两淮边军乘李璮之乱，在滕、徐、邳、宿一线频频出攻。李璮也没有向南移兵，以期与宋军腹背相倚。可见他向宋纳款，仍是玩弄“挟敌国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与宋连和，负固持久”的策略。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进据济南；此后顿兵济南达两月之久，直至被元军团团围住。又可见他也根本没有奔袭燕京，拒元北征之师于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乱求变的胆魄。他采取的，恰恰是姚枢所说的“下策”，即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应援。

出兵济南

李璮起兵之后，便立即从涟海趋赴益都。初八日，璮入据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十七日，元廷诏令山东各地修筑被拆毁的城垣以御李璮。这时，河北山东各路世侯从征北的军队虽已班师南还但似乎还来不及回到各自原来的驻地。因此元廷只好指令他们“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同时，命令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部主力会滨、棣，割断在平滦担任总管的李璮之子李南山与山东的联系，而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广，东平万户严忠范所部则集结东平。二十日，元廷又诏令汇集于滨棣、东平的军队分别由北、南两路向济南靠拢，以期将李璮封锁在山东东路。但是，李璮比元军抢先一步抵达济南。张宏守城之卒数不满千，只好携祖父张荣弃城出奔。二十六日，李璮占领济南。张宏在告变京师途中遇讨璮元军，遂充前锋回攻济南。在益都一线相峙。他虽然也屡次出击元军，但是总的战略意图都是用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以致在最关键的几十天里，他在军事上竟一无进展。

蒙古取代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世侯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诸侯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往往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世祖的确更被他们视为最适合于推行汉法的君主人选。因而尽管这些汉人军阀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称乱后即传檄各路，结果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响应。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的围剿。李璮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结果只能一步步地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

就在李璮顿兵观望的时候，元廷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军事部署。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高丽军队也奉调助攻。元军开始树栅凿堑，围困济南。四月底，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山东，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接受军前行中书省参议宋子贞的建议，与前线统帅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沟高垒，“以岁月毙之”。五月初，元军又在原有围城工事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环城。是月中旬，济南被完全困死。从此李璮身陷孤城，不复得出。六月初，宋军曾由海路北上，进攻沧、滨等州，是举或有接应李璮的意图，但未克成功。除济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东东路大部很快被元军规复。

被擒处死

史天泽重围之中的济南，全力作围兽之斗将近一月，士气逐渐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以后粮饷日渐不支，又“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至六月中旬，城内粮尽力竭。“甚至截屋檐拌盐饲马；已而亦无，相将食人”。于是全城人情溃散。李璮本人也情绪低落，“日复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强整军出战，希冀突围。但因缺粮乏力，被元军掩杀，仓皇退回城内。守军由是陆续“什佰相结、缒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吩付众人出，各讨路去”。是日城溃。璮自手刃爱妾，乘舟自投城内大明湖中，因水浅未死，被元军捉获。

李璮被擒后，即被带到宗王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随即由史天泽等人会审李璮。据《前闻记》的描述，严相公首问曰：”此是何等作？“王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砍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看来史天泽很担心李璮会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间在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语涉反意的隐密，因此一反“慎密谦退”的稳重作风，在军前擅命处死李璮。

翌日，史天泽即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李璮之乱至此完全平息。

叛乱影响

三齐叛乱牵涉到很多被世祖委以文、武要职的汉人亲信。中书平章王文统与李璮长期秘密沟通，“有反状者累年”，事发后与其子王荛一同被诛。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怀疑。商挺从关中被急召回都，受到软禁和盘查；赵良弼更被“威刑临恐，谴诃百至”。至于史天泽在济南城下之日匆忙杀李璮灭口，回朝后则以“擅杀自劾”。忽必烈虽未加罪责，但璮与汉地世侯们私下交通，他心里显然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世侯中间走得最远的如济南张荣之子张邦直，或即已在宋兵呼应李璮从南线发动攻击时，献邳州城投降过宋朝。在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过分追究北方世侯与李璮之乱的关系，可能把他们逼到公开与朝廷对抗的立场上去，这会给世祖政权本身带来很大危害。因此，世祖很快停止追究，在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以免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也充分利用他们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私家权力，把这些专制一方的军阀变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文武官僚。从中统三年起，元廷先后在北方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罢世侯、置牧守、行迁转法，易置汉人将领部属、将不擅兵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璮之乱失败，进一步促成世祖政权对华北各地统治的集权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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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二七四年前后在世字和甫，济南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度宗成淳末前后在世。入元不仕。能词，尝与唐珏、唐艺孙、陈恕可等唱和于天柱山房，作赋蟹调，寄桂枝香。

赵希迈，字端行，（一作瑞行）号西里，永嘉人。约公元一二四o年前后在世，即宋理宗嘉熙末前后在世。能词，作有西里稿。

梁安世（生卒年不详），字次张，括苍人。绍兴六年（1136）生，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淳熙中，官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梁安世是著名的赏石家，在桂林“桂海碑林”内有梁安世《乳床赋》《元祐党籍》等石刻。

刘清之，[公元？年至一一九o年左右]字子澄，江西临江人。生年不详，约卒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受业于兄靖之。甘贫力学，博极书传。绍兴二十七年，（公元一一五七年）举进士第。历知宜黄县。周必大荐于孝宗，得召对，改太常主簿。除通判鄂州，改衡州。光宗即位，起知袁州。适清之疾作，犹贻书执政论国事。初，清之欲应博学宏词科，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有志于义理之学。清之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诵录、庄总录、祭仪、诗令书、续说苑、文集、农书等，并传于世。

徐积（1028—1103）北宋聋人教官。字仲车，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因晚年居楚州南门外，故自号南郭翁。生于宋仁宗天圣六年，卒于徽宗崇宁二年，年七十六岁。政和六年（1116），赐谥节孝处士。家乡人为其建 “徐节孝祠”，明清两代均有修缮，毁于解放初期。《宋史》卷四五九有传。

徐俨夫（1200-1260），浙江温州平阳县沙岗派人，宗祠鸣山徐氏宗祠，（墓址浙江温州苍南县观美镇桃湖村）。字公望，号桃诸。宋理宗淳祐元年（l241）辛丑科状元。徐俨夫中状元后，曾于淳祐九年（1249）以添差通判绍兴军府除校书郎。十年，授秘书郎。十一年，以秘书郎进官著作佐郎，兼靖惠王府教授。不久，兼刑部郎官，任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十二年，任秘书丞，兼职依旧。葬所今观美镇岭脚村山下。徐俨夫为官刚正，不畏权贵。曾因直言忤怒丁大全被罢免，遂杜门不出，潜心学问。景定中（1260—1265），理宗下诏起用，拜为礼部侍郎。徐俨夫才高学广，以文章名著于当时，其诗词佳作在文坛颇有名气。

宋齐愈（公元？年—1127年），字文渊，号迟翁，里居及生年均不详，卒于宋高宗建炎元年。宣和中为太学官，徽宗召见，命作梅词，须是不经人道语。齐愈立进《眼儿媚》词，徽宗称善。靖康初，官谏议大夫。建炎初，以推举张邦昌，谕死。宋齐愈所作《眼儿媚·咏梅》词，今存《花庵词选》中。

孙居敬，宋代词人。名杓，字居敬。东阳(今属浙江)人。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进士。

颜奎（1234—1308），南宋末遗民词人。字子瑜，号吟竹，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人。端平元年（1234）生，至大元年（1308）卒。《全宋词》存其词8首。

范纯仁（1027年6月－1101年），字尧夫，谥忠宣。 北宋大臣，人称“布衣宰相”。参知政事范仲淹次子。1027年6月，范纯仁生于南京应天府。宋仁宗皇祐元年进士。曾从胡瑗、孙复学习。父亲殁没后才出仕知襄邑县，累官侍御史、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宋哲宗立，拜官给事中，元祐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后拜相。宋哲宗亲政，累贬永州安置。范纯仁于宋徽宗立后，官复观文殿大学士，后以目疾乞归。建中靖国年间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宣。著有《范忠宣公集》。"生平

早年经历

在范纯仁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母亲李氏梦见一小孩从月亮中坠下来，她以裙子接着，接而生下了范纯仁。范纯仁天资警悟，八岁就能讲解所学的书。因其父范仲淹而被任命为太常寺太祝。

中皇祐元年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但以远离双亲而不赴任。又改派为长葛县知县，仍然不前往。范仲淹对他说“：你以前以远离双亲为理由不去赴任，现在长葛县离家不远，还有什么可说的哩？”范纯仁说“：我怎能以禄食为重，而轻易离开父母！长葛县虽离家近，但亦不能完全实现我的孝心。”范仲淹门下多贤士，像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类，纯仁都与他们有良好关系。他自己也不分白天黑夜，努力学习；有时因学习到深夜，油灯的烟雾把帐顶都熏成了像墨水一样的颜色。
出任县令

范纯仁在范仲淹去世后才出来做官。出任许州观察判官、襄邑知县。县里有一处牧场，卫士在那里牧马，马践踏了百姓的庄稼，范纯仁抓捕了一个卫士处以杖刑。这牧场本来不隶属于县里，管理牧场的官员发怒说：“这是陛下的宫廷值宿护卫，你一个县令怎么敢如此？”就把这事向宋神宗禀报，要立即予以审理治罪。范纯仁说：“供养军队的钱物是由田税所出，如果听任他们糟蹋百姓的农田而不许追究，那么税钱从哪里来呢？”宋神宗下诏释放了他，并且允许把牧场交由县里管理。凡是牧场由县里管理，从范纯仁开始。

同知谏院

后被任命为同知谏院。他上奏说：“王安石改变了祖宗法度，搜刮钱财，使民心不得安宁。《尚书》说：‘怨恨哪里在明处呢，要注意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那些看不见的怨恨。”宋神宗说：“什么是你说的看不见的怨恨呢？”范纯仁回答说：“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啊。”宋神宗赞许他，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善于分析政事，应该为我逐条分析上奏自古至今可以作为借鉴的天下安定和动乱的史实。”于是就写了一篇《尚书解》献给宋神宗。富弼任宰相，称病在家闲居，不理政务。范纯仁说：“富弼蒙受三朝君主的恩顾和倚重，应当自己主动担当国家的重任，可他却为自己之事的忧虑超过了为众人之事的忧虑，为自己疾病的忧虑超过了为国家的忧虑，在报效君主和立身处世两个方面都有过失。富弼与我父亲，平素要好，我现在知谏院，不考虑私情来进忠告，愿将这本书给他看，让他自我检省。”

庆州知州

又出任庆州知州。当时秦中一带正遭饥荒，他自行决定打开常平仓放粮赈济灾民。下属官员请求先上奏朝廷并且等待批复，范纯仁说：“等到有批复时就来不及了，我会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有人指责他保全救活的灾民数字不符合实际，宋神宗下诏派使臣来查办。正遇上秋季大丰收，百姓高兴地说：“您确实是救活了我们，我们怎么忍心连累您呢？”昼夜不停地争着送粮归还他。等到使臣到来时，常平仓的粮食已经没有亏欠了。调任齐州知州，齐州的民俗凶暴强悍，百姓任意偷盗劫掠。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严厉处置还不能止息，您一概宽以待之，恐怕那里需要整治的违法乱纪事情不能穷尽了。”范纯仁说：“宽容出于人性，如果极力地严惩，就不能持久；严惩而不能持久，以此来管理凶暴的百姓，这是造成刁顽的方法啊。”有一处掌管刑狱的衙门常常关满了囚犯，都是犯了盗窃罪行的屠夫商贩之类的人，关押在这儿督促他们赔偿的。范纯仁说：“这些人为什么不让他们保释后缴纳呢？”通判说：“这些人被释放，又会作乱，官府往往会等他们因疾病死在狱中，这是为民除害啊。”范纯仁说：“依照法律，他们所犯的罪不至于死罪，却因这样的意愿而杀死他们，这难道是依法处理吗？”将他们全部叫到官府庭前，训诫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就把他们都释放了。等到满了一年，盗窃案件比往年减少了大半。被授官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高风亮节

范纯仁凡是举荐人才，一定凭天下公众的议论，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范纯仁所推荐的。有人说：“担任宰相，怎么能不罗致天下的人才，使他们知道出自自己的门庭之下呢？”范纯仁说：“只要朝廷用人不遗漏正直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知道是我所推荐的呢？”

范纯仁的性格平易宽厚，不以疾言厉色对待别人，但认为是符合道义之处却挺拔特立，一点也不屈从。从布衣到宰相，廉洁勤俭始终如一。曾经说过：“我平生所学，得益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以至于在朝廷侍奉君王，交接同僚朋友，和睦宗族等，不曾有一刻离了这两个字。”常常告诫子侄辈说：“即使是愚笨到了极点的人，要求别人时却是明察的；即使是聪明人，宽恕自己时也是糊涂的。如果能用要求别人的心思要求自己，用宽恕自已的心思宽恕别人，不用担心自己不会达到圣贤的境界。”他的弟弟范纯粹在关陕一带做官，范纯仁担心他有与西夏作战立功的心思。就给他书信说：“大车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撞，君子和小人斗力，中原大国与外来小邦较胜负，不但不可胜，也不足去胜，不但不足胜，即使胜了也无所谓。”亲族中有向他请教的。范纯仁说：“只有勤俭可以帮助廉洁，只有宽恕可以成就美德。”那个人将这句话写在座位旁边。

熟寐而卒

后以目疾乞归，建中靖国，范纯仁于熟睡中逝世，年七十五。朝廷下诏赐予白金三十两，下令许、洛两地官员给予安葬，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宣，御书碑额：“世济忠直之碑”。

轶事遗闻

勿因人废言

范纯仁为人正派，政治见解与司马光同属保守派。熙宁二年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掊克财利”，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逐。但司马光复相后，坚持要废除“青苗法”。对此，范纯仁却不为然。范纯仁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他希望司马光虚心“以延众论”，有可取之处的主张，尽量采纳。可惜司马光并不以此为意，只把范纯仁的看法当作耳边风。司马光尽废新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的个人情绪的影响。苏轼、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乐助穷人

范仲淹在睢阳任官时，有一次，让儿子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那时候，范纯仁年纪还很轻。麦船返回时，暂停在丹阳，见到了熟人石曼卿。范纯仁问他为什么停留在此，石曼卿回答逢亲之丧，无力运灵柩回家。范纯仁听了，便自作主张将一船麦子

全送给了石曼卿，让他作回乡的费用。范纯仁只身回到家中，因为送掉了一船麦子，不好向父亲交账，在父亲身旁站立良久，始终未敢提起此事。范仲淹问儿子：“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纯仁回答说：“我看到石曼卿因为亲人的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灵柩回乡。这时又没有哪个人能像前代郭震那样勇于救人于危难，所以真是求告无门。”范仲淹立刻对儿子说道：“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范纯仁听父亲说出这话，心里一阵轻松，回答范仲淹道：“我已经送给他了。”仅凭这件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风已经传给了他的儿子。

言传身教

范纯仁常常教育子弟说：“即使是再愚蠢的人，对别人提出要求的时候，也往往是看得很清楚的；即使是再聪明的人，容忍自己错误的时候，也往往总是很糊涂的。如果能用苛求别人的心来要求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怕做不成圣贤！”他又常常告诫说：“六经所记载的，都是圣人之事，你们知道了一个字的含义，就要去按这个字的涵义去实行。即使在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也能时时处处按六经所说的去做，那就真可以称做有为者了！”范纯仁处处以俭朴和忠恕教育子弟，同时也这样劝导自己的其他亲属。有这样一件事，有个亲属来请教范纯仁如何处世，范纯仁告诫这位亲友说：“只有俭朴才能铸成廉洁之风，只有宽恕可以成就好的德性。”亲属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对，便将这两句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有一则轶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范纯仁的俭朴家风。范纯仁在朝廷做官时，有一次，留自己的同僚、秘书监晁端在家中吃饭。晁端吃过饭回去后，郑重其事地对旁人说：“可惜啊，范丞相家的家风败坏了啊！”听到的人都不太相信这话，忙问他是怎么回事，晁端回答说：“平时他们家吃饭，菜总是咸菜、咸豆腐之类。这次他家留我吃饭，咸菜、咸豆腐上面，居然放了两小簇肉，这不是他家的家风败坏了吗？”从晁端所说的范家的食谱，可见范纯仁家中平时生活俭朴到了何等程度。

家族成员

父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著有《范文正公文集》。

兄弟

范纯祐，字天成，曾做监主簿，又为司竹监，因不喜为官，解职离去。

范纯礼，字彝叟，以父荫为秘书省正字。历知遂州、京西转运副使、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礼部尚书，擢尚书右丞。官至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

范纯粹，字德孺，以荫入仕，迁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卒于徽猷阁待制。

子

范正平，字子夷，工诗，尤长五言，学行甚高，著有《荀里退居编》，《宋史本传》传于世。

范正思，因朝廷因其父的功劳追加恩泽，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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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一六二年前后在世字、里、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末前后在世。绍兴中，尝上书乞召试贤良。著有梅词二卷，《花庵词选》行于世。

曾慥（？—1155年）为南宋初道教学者。字端伯，号至游子，晋江（今福建泉州）人。生卒年不详。北宋大臣曾公亮裔孙。曾官至尚书郎、直宝文阁。晚年隐居银峰，潜心修道，主张“学道以清净为宗，内观为本”，编成《道枢》四十二卷，选录大量修道养生术，包括义理、阴符、黄庭、太极、服气、大丹、炼精、胎息、金碧龙虎、铅汞五行等。曾慥死后被列为理学名臣，进祀乡贤祠。"编辑思想

为研究和进行养生修道，曾慥从众多道书中，选录大量修道养生术资料，编成《道枢》四十二卷，共一百零八篇。一般都辑录原文，加以串写，定以篇名。又在每篇篇名下，以四言四句，提示该篇内容要点或传授原委，从中可见编者的观点。

如《玄轴》篇提要曰：“心劳神疲，与道背驰，冥心湛然，乃道之几。”表明其以安心养神为道教修炼之主旨；又如《内德》篇提要曰：“三业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脏，三一永存。”表明其佛道结合的思想；再如《碎金》篇提要曰：“漆园之玄，竺乾之空，均乎正心，与儒同功。”反映其三教合一的思想。

任《道枢》中，坐忘下、容成、周天、水火、坎离、火候、甲庚、昆仑、服气、呼吸、修真、真一、五行、众妙、入药镜等十五篇，每篇文内均用“至游子曰”的形式，直接表示编者自己的见解。如在《众妙》篇中有“至游子曰：吾有性命之宗，世未之知也，上纳于气，下勿泄于精，于是运之与玉池之渊相合，久而斯为丹矣，斯吾之性命也”。说明他编《道枢》，并不完全是将前人的资料进行简单的选录编纂，而是包含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又如在《容成》篇中，曾慥驳斥御女之术，谓“魏伯阳曰：割肉以内于腹不可以成胎，则外物不可以为丹也明矣。是知学道以清净为宗，内观为本者也。于是深根固蒂，使纯气坚守，神不外驰，至于坎离交际，而大药可成矣。善乎庄子之论曰：必净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未闻有以御女而获仙者也。”可见曾慥是主张内丹修炼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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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儆（jǐng）（1125～1183）字益恭，原名备，字恭父，休宁（今属安徽）人。与兄吴俯讲学授徒，合称“江东二吴”。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调鄞县尉。孝宗乾道二年（1166）知安仁县。淳熙元年（1174），通判邕州。淳熙五年（1178），迁知州兼广南西路安抚都监。以亲老奉祠。淳熙七年（1180），起知泰州，寻复奉祠。淳熙十年（1183）卒，年五十九，谥文肃。张栻称他“忠义果断，缓急可仗。”

赵企字循道，南陵（今属安徽）人。宋神宗时进士，仕至礼部员外郎。大观年间，为绩溪令。宣和初，通判台州。仕至礼部员外郎。事迹散见于《宋诗纪事》卷三八、《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二。企“以长短句词得名，所为诗亦工，恨不多见”

李芸子；约公元一二四一年前后在世；字耘叟，号芳洲，昭武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淳佑初前后在世。生平不详，尝居桂林帅府。工词，有词集，《花庵词选》戴石屏为作序。

芮烨(1115—1172)，字仲蒙，一字国器，（即芮国器）乌程（今湖州）人。与其弟芮煇力学起家，宋绍兴十八年(1148)同中进士，后又同入太学，号“二芮”。初仕为仁和(今杭州)尉。当地长河堰有一龙王庙，每次祭祀均有蛇出，或毁香炉，或饮尽杯中之酒，每年都有人伤亡，人皆以为是龙所为。传芮烨到任后，特意焚香设奠，蛇窜出，芮烨历数其罪，诛于堂前。"生平

绍兴二十五年，芮烨任左从政郎。时乡人沈长卿作牡丹诗，有人攻讦其讪谤朝廷，并引芮烨为证。廷尉捕沈长卿，而芮烨力辩其非。沈因不堪笞掠，被迫写伏罪书。狱吏将伏罪书给芮烨看，芮烨说：“长卿被诬伏则可，烨岂敢诬证。”官吏又指摘芮烨任仁和尉时所作诗中“今作尘埃奔走人”句，有怨望之意。被贬官。

绍兴三十一年，除秘书省正字。因御史张震推荐，擢监察御史，出为广东提刑。乾道五年，除国子司业，旋升祭酒，进右文殿修撰。乾道八年卒。著有《易传》1卷，诗4卷，奏议2卷，表、启、书、札、论、说、记、序、杂、长短句共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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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嘉彦（1067—1129），字师茂，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贤相韩琦六子。宋代词人。生于治平四年（1067年），娶齐国公主（神宗第三女）为妻，拜驸马都尉，终赢海军承宣使。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卒，谥端节。有子六子：韩恕、韩诏、韩诫、韩谘、韩瑛、韩燮。

贾逸祖，字元放，邯郸（今河北省）人。好古博学，尝应宏词科，官兴化令。

黄叔达，字知命，分宁（今江西修水）人。黄庭坚弟。哲宗绍圣二年（一○九五）庭坚贬黔州，同年秋，叔达携家及山谷子自芜湖登舟，历尽坎坷，于三年五月抵黔南。元符三年归江南，卒于荆州途中。事见黄营 《山谷年谱》 （ 《山谷集》 附）。

王义山（1214——1287），字元高，号稼村，宋初文学大家王禹偁的后裔。富州（今江西丰城）人。精《易》学，善词赋。宋末进士二十四年卒，年七十四。其诗学刘克庄，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八讥其为“下劣诗魔，恶道坌出”、“酸腐庸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诗文皆沿宋季单弱之习，绝少警策”（卷一六六）。著《稼村类稿》三十卷，有明正德刻本、万历刻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三三五二至三三五四录其诗三卷。文收入《全元文》。事迹见本集卷二九自作墓志铭、《元诗选》二集甲集。

赵崇嶓字汉宗，号白云，南丰人。生于庆元四年（1198），商王元份八世孙。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授石城令，改淳安。尝上疏极论储嗣未定及中人专横。官至大宗正丞。卒于宝祐四年（1256）以前。有《白云稿》。《宋史·宗室世系表》：商王元份九世孙汝悉长子。诗词兼有。

游九言（1142-1206），初名九思，字诚之，号默斋，建阳（今属福建）人。早年从学张栻，以祖荫入仕，曾举江西漕司进士第一。历古田尉，江川绿事参军，沿海制司干官。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监文思院上界。后入张栻广西、江陵帅幕，以不附时相罢。宁宗庆元年（1196），起为江东抚干，调全椒令，以不便养亲丐祠。开禧初，辟为淮西安抚司机宜文字，又以不附韩侂胄罢。有语录诗文集，已佚，后人辑为《默斋遗稿》二卷。事见《永乐大典》卷八八四三引《建安志》。

刘天游，男，宋朝时期词人。

吴涛，生卒年不详，字德邵，崇仁（今属江西）人。是宋高宗绍兴年间著名隐士环溪先生吴沆的大哥。下选 的《绝句》便是吴沆的《环溪诗话》存录的。全宋诗收入其诗四首：《绝句》，《山居》，《在杭日作》，《仲春》。其中以《绝句》广为流传。

净圆，白云法师。

徐安国(1892—1960) 宿迁人。徐州评词名演员。18岁随苏北大鼓艺人张绍聘学艺，后改说评词。民国初年，成为苏北书坛“八大将”之一。看家书目为《七侠五义》、《小五义》。他说书语言诙谐幽默，长于表演。《小五义》中的主人公徐良被他说演得活灵活现，听众誉他为“活徐良”。徐安国为人刚直不阿。徐安国台风正派，演出冬穿长袍，夏穿大褂，一丝不苟。晚年说书仍声若洪钟。

陈亚（约公元1017年前后在世）字亚之，维扬（今江苏扬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真宗天禧初前后在世。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进士。尝为杭之于潜令，守越州、润州、湖州，仕至太常少卿。家有藏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为生平之所宝。晚年退居，有“华亭双鹤”怪石一株，尤奇峭，与异花数十本，列植于所居。亚好以药名为诗词，有药名诗百首，其中佳句如“风月前湖夜，轩窗半夏凉，”颇为人所称。药名词如生查子，称道之者亦多。少孤，长于舅家，受其舅影响，熟谙，药名，有药名诗百馀首。

臞翁，刘鉴同时人。

王迈(1184～1248) ，南宋诗人。字实之，一作贯之。自号臞轩居士。今福建仙游县园庄镇（旧称慈孝里）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经历南外睦宗院教授、漳州通判等职。为人刚直敢言，刘克庄曾以"策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诗句相赠。后来他由于应诏直言，被台官弹劾而降职。淳□中，主持邵武军事务，死后追封为司农少卿。"生平

宁宗嘉定十年，迈入京应试，擢吴潜榜进士甲科第四人，授潭州观察推官，廉谨靖恭，以爱人为主，诚信不欺，抚民以仁。

理宗绍定六年十月，郑清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回任用了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等一批旧臣，时号“小元祐”。德秀立朝建言，尤极言庆元党禁之非，倡正心诚意之学。学崇朱熹，慨然以斯文自任。且力请外任，再守泉州，所至有政声。迈竭忠以裨郡政，召赴都堂审察，丞相郑清之曰：“学官掌故，不足浼吾实之。”清之嘱德秀知贡举，迈为初考，德秀以迈读快见快，予升降多咨焉！

端平二年六月，乔行简拜右丞相。七月壬戌朔，秘书省正字王迈，言并命二相，宜钧责任。理宗曰：“朕当戒谕二相，使之同心协力，共济国事。”迈曰：“若不戒饬，恐成朋党之风。”理宗曰：“朕任清之甚专，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行简辅之。行简之用，断自朕心。”

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简与清之因天象免去宰相职务。十一月，行简继清之任右丞相，或传史嵩之复用，迈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与天下共谋之，是必冥冥之中有为之地者。且旧相奸憸刻薄，天下所知，复用，则君子空于一网矣。”又言吴知古、陈洵益挠政。轮对，言“人主不可欺天，人臣不可欺君。陛下亦尝自省；恶旨酒果如禹乎？不迩声色果如汤乎？戚里果皆阴兴乎？北司果皆吕强乎？抑犹未也，非欺天欤？”又言“陛下厚权臣之恩，而恝然于同气之念，此欺天之大者。”迈由疏远见理宗，空忆无隐，理宗为之改容，恕斥其为“狂生”，言者劾迈论边事过实，改通判漳州。

嘉熙元年五月，克庄改知袁州，坐先言济王事，为御史蒋岘所劾，与邑人方大琮、王迈同罢。枢密院编修徐鹿卿赠以诗，言者并劾之，出知建昌军。淳祐改元，迈通判吉州，行前，刘克庄尝邀王迈赴家宴，席间，酒酣，迈谑克庄云：“大编修，小编修，同赴编修之会。”，克庄讥曰：“前通判，后通判，但闻通判之名。”遂成文坛佳话。其时右正言江万里袖疏榻前曰：“迈之才可惜，不即召将有不及用之叹。”理宗曰：“当以为文学官”。有尼之者，遂止。迈通判吉州，时岁荒，尝作《劝粜歌》，人称其贤。后来王迈知邵武军。在郡，诏以亢旱求言，迈驿奏七事。而以撒龙翔立故王。

淳祐七年，郑清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召迈任左曹郎官，力辞；以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亦辞。迈曰：“吾老矣，安能酌贪泉，犯瘴雾乎！”再辞，改侍右郎官，未行，以谏官焦炳炎论罢，予祠。先庐既毁，迈借居城中传舍处之。里居期间，夷然曰：“与诸生故人，登临乐饮。”王迈为南宋中后期福建著名诗人，著有《臞轩集》存世。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亦有《臞轩集》二十卷。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兼采他书所引附益之，厘为十六卷，收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刘克庄誉其为“天下隽人也，其文字脍炙人口，其论谏雷霆一世。”

王迈里居之时，身体犹健，克庄尝作《满江红》词四首并和实之。第一首颂扬王迈为官直言敢谏；第二首回忆王迈多次遭贬斥；第三首总写王迈之一生；第四首总结评价王迈。

俗云：“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王迈居官“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其生平事迹可见《宋史》列传一百八十二、《后村大全集》卷一五二《臞轩王少卿墓志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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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惠英 ，生卒年不详。宋代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歌宫调女子。洪迈守会稽时，惠英于宴席间歌“述怀”小曲，并谓：梅者自喻，雪者指无赖恶少。洪迈因称之“情见乎词”（《夷坚乙志》卷六。

梦斗字玉南，号杏山，绩溪人。理宗景定二年（一二六一）魁江东漕试，授江东制置司干官。度宗咸淳间为史馆编校，以事弃官归。宋亡，不仕。[1] 有北游集。后从事讲学以终。汪梦斗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北游集》为底本，校以明隆庆三年汪廷佐刊《北游诗集》（简称明刊本）。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方资（1029—1099），宋朝词人。出生于浙东。生子方勺、方陶。方勺写作了笔记小说《泊宅编》。致仕以后，绍圣五年（1098），其子方勺将其接到杭州一起居住，第二年，方资去世。

字子和，钱塘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公元一一九八年前后在世]，即约宋宁宗庆元中前后在世。工词。尝有王生陶女月夜共沉西湖，礼之作霜天晓角吊之。礼之有顺受老人词五卷，《花庵词选》传于世。

廖刚（1070-1143）,字用中，号高峰居士，北宋顺昌谟武人。少时从学理学家杨时，成就了廖刚“道南高弟，绍兴名臣”的美名。廖刚一生亲历两朝荣辱兴衰，历任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工部尚书。他持身立朝，忧国爱民，对外力主抗敌御侮、对内全力慰抚百姓；他刚正不阿，忠直抗言，令蔡京、秦桧等奸邪沮气。廖刚的精神和品格名重于天下，名扬于千古，为世代所赞颂。"生平

宣和初年，从漳州司录授国子录，提升监察御史。当时蔡京掌权，廖刚论奏无所顾忌。因双亲年老要求补授地方官，出朝为兴化军知军。钦宗即位，以右正言召回。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授工部员外郞，因母亲有病推辞不受。绍兴元年，邻州出现了盗贼，官吏全都逃走，顺昌人听廖刚的命令。廖刚告知跟随盗贼的人回来就业，接着其它盗贼进入顺昌，路监司下令廖刚安抚平定。廖刚派长子廖迟规劝盗贼，贼知道廖刚父子有信义，也都散去。被召为吏部员外郎，进言说：“古代天子都有自己的兵将，用来防备意外，增强君主的威势。希望考核旧制，挑选精锐为亲兵，平常作为防御，行动时作为中军，这是强干弱枝之法。”又进谏说：“国家艰难已达到顶点，现在正要图谋革新，像会稽这样的地方确实不是可以长久停留的。请营建建康，亲率六军前往作为固守的计策。以杜绝金人有攻占的想法。”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重新为给事中。廖刚进谏说：“国家不能一天没有军队，军队不能一天没有粮食。现在众将的军队防守江、淮，不知几万人，开始没有储蓄，每天等待东南运来的粮饷开饭，浙民已经贫乏，想除去这个忧患不如屯田。”于是献上三说，将校有能射猎耕种的，应当给予优厚的奖赏，每耕田一顷，给他升一级武阶；百姓愿意耕种的，借给他们粮种，用租赋偿还。皇上命令都督府安排这件事。当时朝廷追究章敦、蔡卞误国之罪，追贬他们，又下诏子孙不得在朝中做官。到这时章杰从崇道观任婺州知州，章仅从太府丞提举江东茶监事。廖刚密封交还诏书，认为这样做，以什么来表示惩戒，于是一并给与祠禄官。当时徽宗已经去世，皇上遇到初一十五还率领群臣遥拜洲圣，廖刚进谏说：“礼有厚薄，哥哥为君就用君礼对他，自己为国君以兄长之礼待他就可以了。希望抑制圣心，只要逢年过节在内廷行家人礼就可以了。”郑亿年因与秦桧关系而得到美官，廖刚上疏明显揭发他的恶行，秦桧恨廖刚。金人背叛盟约，廖刚请求起用德高望重的旧相，安排到近藩，秦桧知道后说：“这是想把我放到什么地方呢？”改授工部尚书，而以王次翁为御史中丞。当初，边报到时，从官聚集在都堂，廖刚对郑亿年说：“你用百口保金人，现在金人已经背叛盟约，有什么面目还待在朝廷呢？”郑亿年为祠禄官而离朝。廖刚第二年退休，绍兴十三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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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字温甫，南宋词人，韩玉本金人，绍兴初挈家南渡。毛晋刻入六十家词，称其虽与康与之、辛弃疾唱和，相去如苎萝、无盐。著有《东浦词》，世人又称其“韩东浦”。王国维 《人间词话》中认为他与辛弃疾词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稼轩《贺新郎》······与韩玉《东浦词·贺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以“夜”、“谢”叶“节”、“月”，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

韩维（1017年～1098年），字持国，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亿子，与韩绛、韩缜等为兄弟。以父荫为官，父死后闭门不仕。仁宗时由欧阳修荐知太常礼院，不久出通判泾州。为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英宗即位，召为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迁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因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出知襄州，改许州，历河阳，复知许州。哲宗即位，召为门下侍郎，一年馀出知邓州，改汝州，以太子少傅致仕。绍圣二年（1095年）定为元祐党人，再次贬谪。元符元年卒，年八十二。有集三十卷，因曾封南阳郡公，定名为《南阳集》（《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宋史》卷三一五有传。"风格

韩维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南阳集》为底本，校以清丁丙收藏的旧钞本。录得的集外诗附于卷末。集中诗多重出，如卷七、卷八重。《城西二首》，卷七《和三兄题蜀中花园》与卷一○《和景仁赋才元寄牡丹图》诗亦重。《城西二首》删卷八重出诗，因卷一○的重出诗有自注，删省卷七中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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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良贵(约1086—1142)，字子贱（原名京，字义荣），号默成居士，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北宋政和五年(1115)进士，授秘书郎。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五）登上舍第，为太学博士，累迁提举淮南东路常平。钦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召对，论何桌等人不可用，黜监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召为左（一作右）司谏，因请诛叛命者，忤时相，去职奉祠。绍兴二年（一一三二），起为左司员外郎，与宰相吕颐浩语不合，出知严州，未几又奉祠。五年，起权中书舍人。八年，再奉祠。九年，起知明州，一年后离职奉祠。二十年，坐与李光通书，贬三官，卒（《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年五十七。"轶事典故

宰相蔡京父子屡欲与之结交，被其拒绝。南宋靖康元年，钦宗问谁可为相，良贵言何?、唐恪等4人不可用。遂被当权者视为狂妄，黜监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召为左司谏，即建议高宗巡幸淮扬，选皇室贤者为山东、河北长官，以此壮国体、养兵威，以图恢复大宋江山。后历任提点荆湖南路刑狱、秘书少监、中书舍人等；又曾出知明州、严州。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归家，十年不出。良贵居官刚正不阿。王黼、张邦昌均欲招为女婿，章惇谋以孙女嫁其，许奁资300万钱，皆予以拒绝。后娶范仲淹后裔一孤女为妻。晚年贫甚。秦桧差人暗示其去求一郡令，亦予拒绝。病卒，无以为葬，高宗赐钱50万。时婺州有“三潘”，即“富潘”、“贵潘”，而良贵号称“清潘”。有杂著15卷，朱熹为之序。清康熙年间，其裔孙掇拾散佚的著作编成《默成文集》8卷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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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佐（963年—1044年10月26日），字希元，号知余子。阆州阆中人。北宋大臣、水利专家、书法家、诗人。宋仁宗时官至宰相，景祐四年（1037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康定元年（1040年），以太子太师致仕。庆历四年（1044年），陈尧佐去世，年八十二，赠司空兼侍中，谥号“文惠”。陈尧佐明吏事，工书法，喜欢写特大的隶书字，著有《潮阳编》、《野庐编》、《遣兴集》、《愚邱集》等。今存词一首。"轶事典故

陈尧佐性情勤俭节约，看见动物必定告诫左右侍人不要杀害。器物衣服坏了，随时就缝补，说：“无非是使之不全部被丢弃。”自号“知余子”。临终前一日，自撰墓志说：“年寿八十二不为夭折，官一品不为低贱，使相接受俸禄不为耻辱，这三者大略可以归息于父亲栖神之地了。”陈抟曾对他的父亲说：“您三个儿子都当为将相，惟有中子显贵而且年寿高。”后来果像陈抟所说的那样。

生平

早年经历

宋太祖乾德元年，陈尧佐出生。他的先祖是河朔人，至高祖陈翔时，因任蜀州新井县令，便定居于此，为阆州阆中人。

宋太宗端拱元年，陈尧佐登进士第。历任魏县、中牟县尉，曾撰《海喻》一篇，人们惊奇于他的志向。后以试秘书省校书郎身份知朝邑县，恰逢其兄陈尧叟出使陕西，揭发宦官方保吉的罪行，方保吉怨恨陈尧叟，便以事诬陷陈尧佐，被降职为朝邑县主簿。其后移任下邽县主簿，升任秘书郎、真源知县，任开封府司录参军。

通判潮州

宋真宗咸平二年，升任开封府推官。他上书指摘时弊，言他人所不敢言，因触怒真宗，被贬为潮州通判。到潮州后，新修孔庙，并“选潮民秀者劝以学”，发展潮州教育事业。还倡议在孔庙正室东厢建韩吏部祠，并写了《招韩文公文》，极力称赞韩愈“专以孔子之道教民。民悦其教，诵公之言，箴公之文，绵绵焉迨今知学者也。”

咸平三年，百姓张氏的儿子与其母在江中洗澡，鳄鱼尾随吃掉他的儿子，母亲无法施救。陈尧佐听说后为之伤心，命两个小吏划小船拿着网前去捕捉。鳄鱼最为凶暴，无法网到，到此时，却顺服被网住，陈尧佐撰《戮鳄鱼文》，把鳄鱼示众街市并就其烹杀，人们都感到惊异。

历职地方

陈尧佐在任三年后被召还朝廷，献诗数百篇，被任命为直史馆、知寿州。当年大饥荒，陈尧佐拿出俸米做成粥供饥饿的人吃，官吏和百姓都献出大米，赈济几万人。后移任庐州，因其父陈省华病重而请求辞官回乡，提点开封府界事。

后来任两浙转运副使。钱塘江用竹笼装石为堤，堤在次年就毁坏。陈尧佐请求放进柴薪装满泥土才坚固耐久，丁谓不认同，陈尧佐与之反复争论，丁谓遂将其徙为京西转运使，但最终还是按他的建议实行。移任河东路转运使，他根据河东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依靠石炭为生的情况，奏请朝廷免除税收。又减少泽州大广冶铁课税几十万。移任河北路转运使，母亲年迈请求就近侍养，朝廷召他纠察在京刑狱，为御试编排官，因安排等次失误降职监鄂州茶场。

天禧年间，黄河决口，朝廷起用陈尧佐为滑州知州，制造木笼以减除水患，又修筑长堤，人们称作“陈公堤”。

入朝拜相

真宗驾崩后，朝廷营造永定陵，又移任陈尧佐为京西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移任度支副使，参与撰写《真宗实录》。没有应试中书，朝廷特升其为知制诰兼史馆修撰、知通进银台司。

天圣二年，进升枢密直学士、知河南府。

天圣三年，移任并州知州。每次汾水暴涨，并州百姓往往忧虑，陈尧佐替他们修筑堤防，栽植柳树几万株，修造柳溪，百姓赖其利。

天圣五年，陈尧佐参与撰写真宗一朝国史。又接替其弟陈尧咨同知开封府，累迁右谏议大夫，任翰林学士。

天圣七年，拜枢密副使。当时祥符知县陈诂治理严厉苛刻，官员打算加罪陈诂，便使县为之一空，刘太后果然愤怒；但陈诂与宰相吕夷简连亲，执政大臣以嫌不敢争辩。事情传至枢密院，只有陈尧佐说：“惩处陈诂则奸吏得计，以后谁敢再约束胥吏呢？”陈诂因此得以免罪。陈尧佐其后以给事中之职任参知政事，又升尚书吏部侍郎。

出知永兴

明道元年，四月，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亲政，他首先罢黜刘太后所任用的宰相，陈尧佐因而于次年以户部侍郎之职罢知永兴军。经过郑州，被郡人王文吉以反叛事告发，传经御史中丞范讽处理，此事才辨明。改任庐州知州，移任同州知州，又移知永兴军。刘太后曾派宦官在京兆造佛塔，前知永兴军姜遵为迎合太后，把古碑古碣全部毁掉充作砖瓦用，陈尧佐上奏说：“唐代贤臣墓碑，现在已损失十分之七八了。其子孙深深地镌刻大字，是想传之千载，一旦与瓦砾等同，实在是可惜。那些没有被毁坏的，希望敕令州县完整保护。”移任郑州知州。恰逢修造真宗章惠皇后的园陵，郑州陈设之物很严格，仁宗赐书褒谕。[21]

晚年生活

景祐四年，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再次拜相。

景祐五年，因数次出现灾异，罢为淮康军节度使、判郑州。

康定元年，以太子太师职致仕。

庆历四年十月辛卯，陈尧佐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赠司空兼侍中，谥文惠。

主要成就

水利

陈尧佐在水利上的成就也是父兄中最大的。为防钱塘潮，他提出了“下薪实土法”。为堵黄河在滑州缺口，他发明了“木尤杀水法”。他在汾水两岸筑堤植柳防洪，成为长期造福人民的柳溪。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黄河第三次徙流的前33年，经过千余年黄沙沉积与浊浪冲刷，黄河堤岸已是岌岌可危，滑州一带尤为严重。时任京西转运使的陈尧佐于是上奏朝廷“议开滑州小河分水势，遣使视利害以闻”，勘察详确后“请规度自三迎杨村北治之。复开汶河于上游，以泄臃塞”。他的建议得到了整个朝廷的认可。至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真宗将陈尧佐调任河北转运使，兼知滑州督理河务。尧佐甫到任，即以治黄为政务之重，他亲巡堤防，查勘水情，询问百姓，研究制定治水方略。此时黄河堤岸因水位过高，已是“浸如堆泥”，不能直接夯实加固，必须首先减轻洪水的冲击，才可筑堤。经过反复试验，陈尧佐亲手绘图，“造木龙以杀水势”。木龙是状如“木梳”的一种防汛拦水工具。据《宋史·河渠·黄河》载：“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他采用了以木龙减消水势，而后以“埽”填充土石的固堤方法，修筑河堤。这样节节推进，县县相连，筑成了一条长堤。这条大堤起自滑州，经东昌、临清、夏津、恩县、德州等州县，逶迤绵延长达千余里。据《宋史·河渠·黄河》载：“又筑长堤，人呼为‘陈公堤’”。这条大堤为预防黄河溃泛起了重要作用，所经州县，百姓均“赖其利”。

陈尧佐曾任两浙转运副使，当时由于钱塘江潮水凶猛，“篝石堤”被大水冲塌，官府急募民夫垒起，翌年复被水冲垮。陈尧佐认为按旧方式砌垒石堤是挡不住狂涛巨浪的。于是，不避危险，亲率水工勘察，反复试验后，决定以“薪石土”夯实筑堤。即先行砌垒石堤以挡浪涛，而后又于石堤之外，筑以“薪石土”堤，反复夯实，才将狂涛钳服。后来陈尧佐调任河南知府，嗣又徙知并州。是时，汾水常常暴涨，堤防欲溃，几至成灾，人心骚动，难以聊生。陈尧佐到任，即以治理汾水为急务，来勘堤防，询问土民，征求当地有治水专长的“耆旧”的建议。采用“添土增防，植树固堤”之方，使汾水之堤转危为安，“民人称庆”。据《宋史》载：“陈尧佐为筑堤，植柳数万本，作柳溪亭，民赖其利”。由上述可见，陈尧佐治水是颇有经验的。天禧间，滑州黄河水溢，朝廷即将时任京西转运使的陈尧佐调任河北转运使，兼知滑州，治理黄河水患。

政治

陈尧佐一生为官清正，敢作敢为，不同常人。他在陕西为官，告发地方官方保吉的罪恶，他因此被降为朝邑县主簿。在开封府作官，又“言事忤旨”降为潮州通判。潮州发生鳄鱼食人，他下令捕获，具文数罪后当众烹杀。

陈尧佐知寿州时，发生大饥荒，陈尧佐带头拿出俸米做成粥供饥饿的人吃，官吏和百姓都献出大米，赈济几万人。他出知永兴军时，发现前任姜遵为讨好刘后，在京兆修佛塔，大量毁坏“古碑碣充砖瓦用”。他马上向朝廷奏请停毁和修复，为了保护文物，他公然上忤刘后。任枢密副使时，祥符知县陈沽治吏严急，奸吏便发动罢官事端。太后欲治诂罪，命枢密院察办，众不敢违，独陈尧佐上奏：“罪诂则奸吏得计，谁还敢整治贪官？”陈诂由是得免。

诗文

陈尧佐从小爱好学习，父亲教授众子经书，其兄长没有完成学业，尧佐偷听已成诵。开始肄业锦屏山，后师从种放于终南山，等到显贵后，读书没有中断。

他的诗文是父兄中最好的。他初人仕途，就写了《海喻》一篇，“人奇其志”。继又具文烹鳄，“人皆惊异”，他的诗作没有《西昆》诗派那种浮艳之风，多写山水花木，寓志谈史，且明白清丽。如他写游《国清寺》一诗道：“南越第一寺，偶来心地真。却嫌桥下水，流去人红尘。”

陈尧佐有文集30卷，著有《潮阳编》、《野庐编》、《遣兴集》、《愚邱集》等。《宋诗纪事》、《宋文鉴》、《舆地纪胜》录其诗40余首，《全宋词》录其词一首，《宋代蜀文辑存》录其文10篇。

书法

陈尧佐工书法，善古隶八分，写一丈见方的字，笔力端正遒劲，年老仍不衰。[28]点画肥重，人称“堆墨书”。

家庭成员

家世

高祖陈翔五代时，曾任蜀王王建掌书记，后弃官定居阆州西水。

曾祖陈翊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齐国公。

祖父陈昭汶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楚国公。

父亲陈省华官至左谏议大夫，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秦国公。

母亲冯氏封燕国太夫人。

平辈

长兄　陈尧叟端拱二年状元，官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赠侍中，谥文忠。

三弟陈尧咨咸平三年状元，官至知天雄军，卒赠太尉，谥康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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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配宋氏封杞国夫人。

继室王氏封沂国夫人。

子辈

长子陈述古生平不详。
　　
　　次子陈求古曾任比部员外郎。

三子陈学古曾任主客员外郎。

四子陈道古曾任虞部员外郎。

五子陈博古曾任大理评事、馆阁校勘。

六子陈修古曾任殿中丞。

七子陈履古曾任秘书省正字。

八子陈游古曾任光禄寺丞。

九子陈袭古曾任大理寺丞。

十子陈象古曾任太常寺太祝。

孙辈

孙子四十人——生平不详。

曾孙辈

曾孙二人——生平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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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昌(公元1123年─公元1195年)，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南宋政治家、学者。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进士。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二十七年，召为大学正。三十年，迁秘书省正字。孝宗即位，擢著作佐郎，历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生平

出为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淳熙二年，召为秘书少监。三年，权刑部侍郎。累迁权吏部尚书。出知泉州、建宁府。光宗即位，徙知明州。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有《程文简集》二十卷，已佚。今存《诗论》、《演繁露》、《考古编》等。事见《周文忠公集》卷六二《程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三三有传。

程大昌 《南宋馆阁录》卷七《官联》上:““程大昌，字泰之，新安人，赵逵榜进士出身，治《书》。二年四月除，三年四月为权刑部侍郎。””《新安志》卷八《叙进士题名》:““绍兴二十一年赵逵榜:程大昌，休宁。””《新安文献志》卷首《先贤事略上》:““程文简公大昌，字泰之，休宁会里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易原》十卷。吏部尚书新安程大昌泰之撰。““同书卷八:””《雍录》十卷。吏部尚书新安程大昌泰之撰。““同书卷十八:””《程文简集》二十卷。吏部尚书新安程大昌泰之撰。“”《舆地纪胜》卷二十《江南东路·徽州人物》:““程大昌，《言行录》云:休宁人，登进士第，仕至吏书。””《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传》:““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十岁能属文，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绍兴元年赵逵榜:程大昌，休宁人。”“同书卷七《人物》:”“程大昌字泰之，休宁会里人。””《康熙休宁县志》卷六《人物》:““程大昌字泰之，会里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三《经部》:“”《易原》八卷。宋程大昌撰。大昌字泰之，休宁人。“”《宋诗纪事》卷五0《程大昌》条:““大昌字泰之，休宁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十岁能属文，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主吴县簿，未上，丁父忧。服除，著十论言当世事，献于朝，宰相汤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为太学正，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

孝宗即位，迁著作佐郎。当是时，帝初政，锐意事功，命令四出，贵近或预密议。会诏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汉石显知元帝信己，先请夜开宫门之诏。他日，故夜还，称诏启关，或言矫制，帝笑以前诏示之。自是显真矫制，人不复言。国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请自今被御前直降文书，皆申省审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规，以防石显之奸。”“又言:”“去岁完颜亮入寇，无一士死守，而兵将至今策勋未已。惟李宝捷胶西，虞允文战采石，实屠亮之阶。今宝罢兵，允文守夔，此公论所谓不平也。”“帝称善，选为恭王府赞读。迁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帝问大昌曰:”“朕治道不进，奈何?”“大昌对曰:”“陛下勤俭过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国，不可谓无效。但当求贤纳谏，修政事，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设险莫如练卒，练卒莫如择将。”"帝称善。

除浙东提点刑狱。会岁丰，酒税逾额，有挟朝命请增额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宁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转运副使，大昌曰:”“可以兴利去害，行吾志矣。”"会岁歉，出钱十余万缗，代输吉、赣、临江、南安夏税折帛。清江县旧有破坑、桐塘二堰，以捍江护田及民居，地几二千顷。后堰坏，岁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复其旧。

进秘阁修撰，召为秘书少监，帝劳之曰:““卿，朕所简记。监司若人人如卿，朕何忧?”“兼中书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违法置田，又移科徭于民，奈何许之!况自修塔之后，潮果不啮岸乎?”“寝其命。权刑部侍郎，升侍讲兼国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闻纵有罪为仁也。今四方谳狱例拟贷死，臣谓有司当守法，人主察其可贷则贷之。如此，则法伸乎下，仁归乎上矣。”“帝以为然。兼给事中。江陵都统制率逢原纵部曲殴百姓，守帅辛弃疾以言状徙帅江西。大昌因极论”“自此屯戍州郡，不可为矣””!逢原由是坐削两官，降本军副将。累迁权吏部尚书。言:““今日诸军，西北旧人日少，其子孙伉健者，当教之战阵。不宜轻听离军。且禁卫之士，祖宗非独以备宿卫而已，南征北伐，是尝为先锋。今率三年辄补外，用违其长，既有征行，无人在选。奈何始以材武择之，而终以庸常弃之乎?愿留三衙勿遣。””

会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请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贼沈师作乱，戍将萧统领与战死，闽部大震。漕檄统制裴师武讨之。师武以未得帅符不行，大昌手书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帅责君，可持吾书自解。”"当是时，贼谋攻城，而先使谍者衷甲纵火为内应。会师武军至，复得谍者，贼遂散去。迁知建宁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寻奉祠。绍熙五年，请老，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

大昌笃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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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溍（生卒年不详），字元溍，号冰壶，潭州（今湖南长沙）人。度宗咸淳七年（1271）为淮东统领兼知镇江府（《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纪》）。咸淳九年，迁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至正金陵新志》卷三）。端宗景炎元年（1276）为江西制置使（《宋季三朝政要》卷六）。《全宋词》录其诗二首。

陈敷（1076～？）宋代隐士、农学家，自号西山隐居全真子，又号如是庵全真子。生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卒年不详。平生喜读书，不求仕进，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县）西山隐居务农，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74岁时写成《农书》，经地方官吏先后刊印传播。明代收入《永乐大典》，清代收入多种丛书。18世纪时传入日本。

邓肃（1091～1132），字志宏，南剑沙县（今属福建）人。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年，年四十二岁。少警敏能文，善谈论。会李纲罢相，上疏争之，干执政怒，罢归居家，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携母避寇福唐（今福清），五月初九病逝，年仅41岁，归葬于邓墩。肃著有《栟榈集》三十卷，《挥尘后录》传于世。《闽沙邓氏族谱》载：邓肃，字志宏，父祖谷，长子邓普，字寰宇，次子邓慈。"生平

26岁入太学，深得杨时的器重。

徽宗当政时，在开封建艮岳，令各地进贡奇花怪石放置其中供赏玩，宋宣和元年，邓肃呈《花石诗十一章并序》批评那些借献“花石纲”以营私利的阿谀奉承之徒是“饱食官吏不深思，务求新巧日孳孳”。诗中还写道“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无日不东风”。当朝权臣见诗大怒，将邓肃逐出太学，贬回故里。邓肃义无反顾，挥笔写下“填海我如精卫，挡车人笑螳螂。六合群黎有补，一身万段何妨”的诗句，表现了崇高的气节。

靖康元年，在复职后的李纲的举荐下，宋钦宗于便殴召见邓肃，赐以进士出身，补承务郎，并授以鸿胪寺主簿之职。同年十二月，邓肃奉命押送金兵勒索的道释版籍前往金营，被扣为人质，在金营的50余天，邓肃毫无奴颜媚骨，镇定自如，借机察看敌营，了解军情。

靖康二年三月，金兵灭北宋，立楚国，扶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原北宋朝廷大臣中卖身求荣、加官进爵者不乏其人。邓肃不为利禄所动，“不食楚粟，饥饿殆不能行，万死一生”奔赴宋高宗赵构行营，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被擢为左正言。

面对二帝被俘、山河沦陷的局面，目睹金兵围京之际一些朝廷“重臣”的失节行为，以及高宗朝廷甘守半壁江山、不思收复失土的投降政策，邓肃根据在金营的所见所闻，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实力和胜败的原因，大呼“金人不足畏”，极力主战，并主张严惩失节的朝臣，奖励有功之臣，裁撤平庸之才。他忧国忧君，激愤时曾在3月之内上疏20余道奏议，就连曾在钦宗面前举荐过他的耿南仲也因“沮渡河之战，遏勤王之兵”而受到弹劾。宋高宗嘉奖他“论事正当，甚可取。”赐给五品服，邓肃因此声名大作。

南宋建炎元年八月十一日，高宗听信谗言，将居相位仅75天的李纲再度罢免，太学生陈东，布衣欧阳澈等为保李纲被斩首。邓肃并未因此而退却，他义无反顾，于当月二十一日再上《论留李纲疏》，明言“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所以，既不足以副高宗“眷注之诚”，又无法周旋于高宗左右的宠臣之间。奏折中还引用宋高宗起用李纲时说“李纲真以身殉国者”的话，含蓄地批评高宗出尔反尔的行为，强调“李纲于此亦不可谓无一日之长也”。

《论留李纲疏》触怒了高宗。建炎元年十月，邓肃被免去左正言之职，谪贬回乡。

邓肃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回乡后又遇土匪作乱，一家八口人四处躲避，缺衣少食。他在诗中写道：“十年游宦落穷山，妾无衣帛日号寒”；“天宇如许大，八口无处藏。空山四十日。画饼诳饥肠”；“詹成炊饭以搏沙，牛革荐甘真嚼铁……余不供僧僧供余，是事颠倒古所无”。穷困潦倒的生活由此可见。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他仍写下“逐客难参国士忧，客枕曾无一夕安”的诗句，表达了忧国忧民的义士本色。

绍兴二年五月，邓肃携母避乱于福唐，五月初九病逝，年仅42岁，归葬于邓墩，有《栟榈文集》25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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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应，字圣与，一字静得，攸县（今属湖南）人。度宗咸淳十年（一二七四）进士，调庐陵尉。

莫蒙，字养正，青镇（今浙江桐乡县西北）人，一作霅川（今浙江湖州）人（《全宋词》册二）。徽宗宣政间游大学，后应特科出仕。曾为县丞，高宗绍兴间监景德镇税，擢知通化军（《全宋词》册二）。有《卧驼集》十卷，已佚。事见《万姓统谱》卷一二○。

张孝忠[约公元一一八二年前后在世]字正臣，历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中前后在世。生平无考。工词，著有《野逸堂词》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约公元一二二四年前后在世]字圻父，号篁栗翁，上饶人，居麻沙。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末前后在世。早登朱熹之门。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官至观文殿学士。平生乐于山林，淡泊自守。能诗文，与同邑刘潜夫齐名。克庄尝叙其诗集，行于世。

朱元夫，男，汉族，诗人，代表作《沁园春（从臾还亲）》

郭世模，字从范。与张孝祥交游，宋朝高宗绍兴二十九年（一一五九），曾与张孝祥同时被劾（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一八三）。三十一年卒（《全宋词》 ）。

[约公元一一四七午前后在世]字无变，汉州德阳人。生卒年不详，约宋高宗绍兴中前后在世。以文学知名。荫补将仕郎，授成都府灵泉县尉。秩满，调雅州教授。虞允文宣抚全蜀，置之幂下，多所赞画。寻以荐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力乞补外改奉议郎，通判淹州府事。流谦著有澹齐集八十一卷，《国史经籍志》传于世。

郑闻（?一1174年）南宋大臣。字仲益，华亭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历任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刑部侍郎、权刑部尚书兼侍读。乾道九年（1173年）正月迁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十月除参知政事。次年三月罢，以资政殿大学士宣抚四川，七月又除参知政事，十月卒，谥正献。

宋神宗赵顼[xū]（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初名仲针，宋英宗长子，生母高皇后，北宋第六位皇帝。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封光国公，后进封淮阳郡王、颍王。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赵顼即位，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赵顼即位后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赵顼在福宁殿去世，享年38岁，共在位18年，庙号神宗，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漆侠认为：赵顼主持的熙宁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在根本上是对抗农民的阶级斗争的；但它又在阶级斗争影响、推动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劳动人民的要求。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宋神宗的熙宁变法是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

反面评价

王才忠认为：宋神宗是变法派的靠山，但他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不够刚毅。《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华业认为：赵顼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的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却没有王安石坚定，赵顼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最终，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

生平

早期经历

赵顼于公元1048年5月25日在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出生。初名赵仲针，是宋英宗赵曙和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所生长子。

公元1063年，受封光国公；后又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

公元1064年，进封颍王。

公元1066年，被立为皇太子。

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登基为帝

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1068年，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推行新法

公元1069年，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新法逐渐出台。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公元1070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变法失败

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公元1076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赵顼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元丰改制

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这种官僚体制，当然既无益于朝政，更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对中央机构进行整改，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适当合并机构，裁减官员，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中书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复臣僚奏议，决定重要官员的任免，下设吏房等八房办事机构。门下省主管审议中书省所定事宜。尚书省是执行机关，设宰相，分六部，行使实际权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实际兵权仍为皇帝和枢密院掌管。这样，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的怪现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改为相应的阶，以阶级领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职，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发挥官员的积极性。

宋神宗的元丰改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机构体制改革，精简官员，因而他徒有良好的愿望，却不可能达到巩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因病去世

公元1085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赵顼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赵项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同年年三月，年仅38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不过，哲宗亲政后又陆续恢复，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继续执行。

为政举措

行政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公元1077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公元1078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公元1080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公元1078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公元1082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经济

熙宁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文化

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编纂《通鉴》提供客观的条件。赵宋王朝建立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文化事业的发达，加之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后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部书，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结出的硕果，又是宋代文化发展的标志。龙图阁和天章阁分别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仅崇文院藏书，据仁宗时修成的《崇文总目》记载，就有书籍30669卷，可谓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这就从资料上为书局编书提供了保证。书局迁到洛阳后，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赐予司马光，并为《通鉴》作序。

军事

神宗在治内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宋朝的边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与西夏的妥协退让，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虎视眈眈的邻邦，并立志要统一中国。他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次是对西夏的讨伐。

交趾位于今越南北方地区，自仁宗末期以来，就时时侵扰宋朝边境。公元1075年九月，交趾进攻广西路的古万寨。十一月，交趾出动6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广西路。1076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领兵抗击交趾军。宋军连连取胜，收复了不少失地，于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国内，迫使交趾国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后，交趾再也不敢侵扰宋境。

神宗对西夏用兵，却很不顺利。公元1082年，神宗在银、夏交界修筑永乐城屯军，想要困住兴州的西夏军。不料西夏出动了30多万大军围城，永乐城失陷，宋军将校伤亡200多人，损失民夫工匠20多万。战报传至汴京，神宗临朝恸哭。他从此也失去了斗志，继续维持着原来对西夏的纳贡和议。

教育

在一系列变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异议较少，州县建立小学，朝廷直接领导太学，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试选拔。外舍生两千人，考试优秀的升内舍生；内舍生三百人，考试好的升上舍生；上舍生一百人，优秀者可以直接选拔为官。

家庭成员

父亲

赵曙　宋英宗

母亲

高太后

皇后

向皇后 即钦圣宪肃皇后向氏

朱皇后 即钦成皇后朱氏

陈皇后 即钦慈皇后陈氏

妃嫔

宋贵妃

林贤妃

武贤妃

儿女

长子赵佾 早殇，封成王 ，母宋夫人

次子赵仅 早殇，封惠王，母邢贤妃

三子赵俊 早殇，封唐哀献王，母宋婕妤

四子赵伸 早殇，封褒王，母向夫人

五子赵僩 早殇，封冀王，母邢贤妃。

六子赵煦 宋哲宗，母钦成皇后朱氏

七子赵价 早殇，封豫悼惠王，母邢婉仪

八子赵倜 早殇，封徐冲惠王 ，母邢贤妃

九子赵佖 吴荣穆王，母惠穆贤妃武氏

十子赵伟 早殇，封仪王，母郭夫人

十一十赵佶 宋徽宗，母钦慈皇后陈氏

十二子赵俣 封燕王，母贤妃林氏

十三子赵似 封楚荣宪王，母钦成皇后朱氏

十四子赵偲 封越王，母贤妃林氏

周国长公主 长女公元1078年二月壬戌薨，母向皇后 封延禧公主，追赠燕国公主。改封周国公主

楚国公主 次女初封宝庆公主，公元1072年秋七月甲申薨，才三岁，母张婕妤

唐国长公主 三女封淑寿公主追封唐国长公主

潭国贤孝长公主 四女母宋贵妃下嫁王遇。始封康国公主

郓国公主 五女公元1085年二月薨，年才七岁，母钦成皇后朱氏

潞国公主 六女公元1084年夏四月薨，年才五岁，母钦成皇后朱氏

邢国公主 七女公元1084年正月薨，生才五岁，母林贤妃

邠国公主 八女公元1085年冬十月薨，年才四岁，母钦成皇后朱氏

衮国公主 九女早薨

徐国长公主 十女母钦成皇后朱氏， 下嫁郑王潘美之曾孙潘意。始封徐国公主。公元1113年，改称柔惠帝姬。公元1115年薨，年三十一

，追封贤静长帝姬。

轶事典故

不信谗言

苏东坡曾写过一首《吟桧》的诗，其中有这样两旬：“根到九泉无处曲，世间惟有蛰龙知。”就这样两句诗，却惹起一场事端。 同平章事王珪，便向宋神宗奏道：“臣下的看法，苏轼对圣上有不臣之意，应从重量刑，给以处罚”神宗说：“朕一直待苏轼不薄，所以，尽管苏轼有错，但还不至于达到谋反的地步 不知爱卿是如何知道苏轼要谋反的？”王珪说：“他作咏桧诗，内有“根到九录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是他的知己，却把地下蛰龙作为自己的知音，这不充分说明他确有不臣之意吗？非严遣不足示惩。”神宗听后说道：“诗人作诗，本为咏桧，与朕有什么相干？请你们不要再妄加牵强附会了。后来，又有人诬告司马光、张方平、范缜、陈襄、刘挚等人，都与苏轼有相类似的举动．并且经常私下联络，都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此，宋神宗坚决不允许，最后，只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严惩诬告

赵顼即位后的时候，有一天，御史蒋之奇上书弹劾尚书左丞欧阳修，说其作风不正，与外甥女有乱伦之丑闻。神宗看后，转问故宫臣孙思恭。孙思恭答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并指出此事关系到大臣名节，应谨慎从事。神宗下诏蒋之奇，让他拿出证据，蒋之奇的上谏本来就是道听途说，哪来的证据，见神宗令他出证，一时便慌了手脚，只好说出此事是从中丞彭思永处听来的。神宗叉沼问彭思永，结果，彭思永又说他是听来的，并无证据。这彭思永又如何听来的？经进一步查证，神宗终于弄清了说欧阳修乱伦之事纯属诬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平时因与欧阳修有矛盾，便捏造流言蜚语，说欧阳修有淫乱行为。这流言蜚语不知怎么传到了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诉了蒋之奇。而蒋之奇未分真伪，竟然以此为由上奏弹劾。宋神宗弄清之后，怒责蒋之奇诬告行为，遂后连同彭思永一并贬职，调出京城。神宗严惩诬告，朝廷震动，天下服其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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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寅仲（？～？），字君亮，四川广汉人。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戊戌科姚颖榜进士第三人。该科进士417 人。李寅仲曾任宝谟阁直学士。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李寅仲任秘书郎，绍熙元年（1190）为著作佐郎，知眉州。嘉泰二年（1202）以国子司业兼修国史，又任国子祭酒。历工、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李寅仲事迹不详。

侯置（？——？）字彦周，东山（今山东诸城）人。南渡居长沙，绍兴中以直学士知建康。卒于孝宗时。其词风清婉娴雅。有《孏窟词》

仇远(1247年～1326年），字仁近，一字仁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余杭溪上之仇山，自号山村、山村民，人称山村先生。元代文学家、书法家。元大德年间(1297~1307)五十八岁的他任溧阳儒学教授，不久罢归，遂在忧郁中游山河以终。"生平

仇远生性雅澹，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每每寄情于诗句之中。宋末即以诗名与当时文学家白珽并称于两浙，人称“仇白”。他好交友，与赵孟頫、戴表元、方凤、黄洪、方回、吾丘衍、鲜于枢、张雨、张翥、莫维贤等文人墨客均有来往，互相赠答。方凤在《仇仁近诗序》中说：“仇远作诗，近体学唐人，古体效法《文选》。”仇远生当乱世，诗中不时流露出对国家兴亡、人事变迁的感叹，如《采薇吟》、《和范爱竹》、《题赵松雪迷禽竹石图》、《挽陆右丞秀夫》、《怀古)、《凤凰山故宫》、《朝天门城角》等。仇远在南宋已有诗名，元朝让他做儒学教授，而当时并不重视儒生。仇远的词，如《齐天乐·蝉》，前人在《词苑》中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极可诵”。词云：“夕阳门巷荒城曲，清音早鸣秋树。薄剪绢衣，凉生鬓影，独饮天边风露。朝朝暮暮，奈一度凄吟，一番凄楚，尚有残声，蓦然飞过别枝去。齐宫往事漫省，行人犹说与。当时齐女，雨歇空山，月笼古柳，仿佛旧曾听处。离情正苦，甚懒拂冰笺。倦拈琴谱，满地霜红，浅莎寻蜕羽。”全词咏蝉，然语含凄苦，实际上是一首托情之词，表露他忧郁的心境和对现实的不满。只是词意迷离，极其隐晦。仇远的词风大致与北宋词人周邦彦和南宋词人姜夔相近。

仇远著有《金渊集》六卷，皆官溧阳时所作，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另有《兴观集》、《山村遗集》，是清项梦昶所编，残缺不全。据诗人方回在仇远四十一岁时说：“予友武林仇仁近，早工为诗，晚乃渐以不求工，有稿二千篇有余。”看来仇远作品至今散失甚多。词集《无弦琴谱》，多是写景咏物之作。《稗史》一卷，是笔记小说，文字简洁，其中有些故事，笔调流畅，趣味横生。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对仇远的书法也有专门的论述。说仇远的楷书学欧阳询，行、草也善。传世的作品有《七言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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岘字晦仁，开封浚仪（开封）人，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生。父凝，晋宰相，花间集词人。岘十年等朝为著作郎。建隆初，太常博士。太平兴国二年（977），为京东转运使，坐事削籍。端拱元年（988），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礼仪院事。是年卒，年五十六。"生平

和岘，字晦仁，开封浚仪人。父凝，晋宰相、太子太傅、鲁国公。岘生之年，适会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贡举，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于我也。”因名之曰三美。七岁，以门荫为左千牛备身，迁著作佐郎。汉乾佑初，加朝散阶。十六，登朝为著作郎。丁父忧，服阕，拜太常丞。

建隆初，授太常博士，从祀南郊，赞导乘舆，进退闲雅。太祖谓近侍曰：“此谁氏之子，熟于赞相？”左右即以岘门阀对。俄拜刑部员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

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复请祀昊天上帝，诏岘议其礼，岘以祭义戒于烦数，请罢之。二年，议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于别庙，岘以旧礼有二后同庙之文，无各殿异室之说，今二后同祔别庙，亦宜共殿别室。孝明皇后尝母仪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当居次室。从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内衣库使李光睿权知州，岘通判州事。代还，是岁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腊，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岘献议正之。四年，南郊，岘建议望燎位置爟火。

又尝言：“依旧典，宗庙殿庭设宫县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十二案，朝会登歌用五瑞，郊庙奠献用四瑞，回仗至楼前奏《采茨》之曲，御楼奏《隆安》之曲，各用乐章。”复举唐故事，宗庙祭科处别设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谓“《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请用《玄德升闻》、《天下大定》二舞”。并从其议。事具《礼》、《乐志》。

先是，王朴、窦俨洞晓音乐，前代不协律吕者多所考正。朴、俨既没，未有继其职者。会太祖以雅乐声高，诏岘讲求其理，以均节之，自是八音和畅，上甚嘉之。语具《律志》。乐器中有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乐，岘即令乐工调品，以谐律吕，其执持之状如拱揖然，请目曰“拱辰管”，诏备于乐府。

开宝初，迁司勋员外郎、权知泗州，判吏部南曹，历夔、晋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诏采访。太宗即位，迁主客郎中。太平兴国二年，知兖州，改京东转运使。

岘性苛刻鄙吝，好殖财，复轻侮人，尝以官船载私货贩易规利。初为判官郑同度论奏，既而彰信军节度刘遇亦上言，按得实，坐削籍，配隶汝州。

六年，起为太常丞，分司西京，复阶勋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岘奉留司贺表至阙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阁集》二十卷、《注释武成王庙赞》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复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礼仪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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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珙（1122~1178）字共父，崇安（今福建崇安）人。子羽长子。登进乙科。官资政殿大学士。淳熙二年守。谥忠肃。工书，学颜书鹿脯帖。卒年五十七。生平见《宋史本传》、《朱子文集》。岳麓书院曾在1131年毁于战火，时为湖南安抚使的刘珙“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之”，重建岳麓书院。刘珙身为礼官，“秦桧欲追谥其父，召礼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师，震时为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战，杀人马七百余，已而被执。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尔所当问。”金人怒，絣诸庭柱，脔割之，肤肉垂尽，腹有余气，犹骂不绝口。

张枢（1292-1348），字子长，祖籍东阳。父张观光娶金华潘氏，遂家于金华，曾为婺州路教授，是金华首任学官，著有《屏岩小稿》1卷。其外祖父家藏书数万卷，枢取读，强记不忘。稍长，挥笔成章。人问古今沿革、政治得失、礼乐兴废、帝号官名，回答皆无脱误。谈论人物，则其世系门阀，材质良莠，历历如指掌。请许谦收为弟子，谦奇其才，以学友相待。耻仕元朝。七年，诏命为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纂修本朝后妃功臣传，又坚辞不就。使者强其就道，至武林驿称病辞归，次年卒于家。"主要成就

为文长于纪事，尝取三国时事撰写汉本纪、列传，附以魏、吴载记，成《续后汉书》73卷。刊定《三国志》时，对旧史之讳而不书，或失实、或近见于异代之史者，均为之校核更定；或一事数说，必参订使归于一；或有论著，系于各篇之后，名《训志》。论是非疑似，抑扬予夺。临川危素称其“立义精密，可备劝讲”。朝廷取其书置宣文阁。

又感于宋之亡国，史籍只记载殉国的将相大臣，而低级官吏、士卒、妇女之殉节者，多不加著录，于是遍访故老，旁采笔记野史，广泛搜集资料，写成《宋季逸事》。

另著有《春秋三传归一义》30卷、《林下窃议》、《曲江张公年谱》《敝帚编》若干卷。《元史》卷一九九附于《隐逸·杜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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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卿（约1101－1165），号华谷，诗人。随宋室南迁后隐居于周浦。那时周浦还没有形成市镇，甚至连集市也没有，不过是个村落而已，后来逐渐发展成城镇，后代有些文人为了纪念储泳，称周浦为“储里”或“华谷里”。

郑斗焕，字丙文，号松窗，宋末人（《绝妙好词》卷六）。

甄龙友，后改良友，字云卿，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迁居乐清（今属浙江）。高宗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进士。官国子监簿。事见清光绪《乐清县志》卷八。"人物典故

甄龙友尝游僧舍

甄龙友尝游僧舍，僧具馔延款。甄见有雌鸡久畜，请烹为供。僧曰：“公能作颂，予当不靳也。”龙友援笔题云：“头上无冠，不报四时之晓；脚根欠距，难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张雌伏。汝生卵，卵复生子，种种无穷；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也解除业障，必须割去本根，大众煎取波罗香水，先与推去头面皮毛，次运菩萨慧刀，?去心肠肝胆。咄、香水源源化为雾，镬汤滚滚成甘露。饮此甘露乘此雾，直入佛牙深处去，化生彼国极乐土。”僧笑曰：“鸡死无憾矣。”乃烹以侑酒，尽欢而去。

楼宣献自西掖出守永嘉，以首春觞客，甄龙友预坐席间，谓公曰：“今年春气，一何太盛？”公问其故，甄曰：“以果奁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未已。”至此，公大笑，为罚掌吏。

甄龙友尝游天竺

甄龙友尝游天竺，集诗句赞大士，大书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临幸，一见赏之。诏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闻，且曰：“是温州狂生，用之恐败俗。”上曰：“朕自识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见，上问曰：“卿名龙友，何义云然？”甄仓猝不知所对，上不怿，龙友退，乃得思之曰：“何不云陛下为尧舜之君，故臣得与夔龙为友。”悔恨久之。

甄龙友尝游西湖

甄龙友尝游西湖，作《大佛头赞》云：“色如黄金，面如满月，尽大地人，只见一橛。”禅子多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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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柔（1015—1086）字胜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王曙之子，用荫入官。庆历四年（1044）以殿中丞召试，除集贤校理。庆历四年，预苏舜钦进奏院会，醉作《傲歌》，黜监复州酒税。神宗时，累迁知制诰，直学士院，先后知蔡、扬、毫州和江宁、应天府。元祐元年卒，年七十二。《宋史》、《东都事略》有传。《全宋词》录其词一首。"生平

王益柔，字胜之。为人刚直尚气节，喜谈论天下大事。因荫庇入仕，官至殿中丞。西夏赵元昊叛乱时，上奏边防选将之策。杜衍、丁度宣抚河东时，益柔写信给他们说：“河外兵饷无法筹措，非要换帅臣、转运使不可。”并推荐可胜任的人。杜衍、丁度完成使命回来后，以学术和政事才能推荐益柔任介丘知县。庆历时执政者换人，反对派指认他是旧派的朋党，宋仁宗因此下诏警告。益柔上书辩论，言辞仍然切直。

尹洙和刘沪在是否在水洛筑城上发生争执，尹洙被从泾原贬到庆州。王益柔为他辩护说“：水洛只不过一小屏障，不足以拒敌。刘沪只是个小裨将，而尹洙是将军，他以天子的命令呼刘沪而不来，就是杀了刘沪也不算过分；但尹洙却不敢专权而听命于朝廷，这是他不滥用将军之职而尊重朝廷，没见他有什么罪。”朝廷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范仲淹没见过王益柔的面，但推荐他入馆阁，他因此任集贤院校理。参加苏舜钦在进奏院举行的宴会，醉酒后作《傲歌》。当时众人正想推翻正党，宰相章得象、晏殊对此不置可否，由参政贾昌朝暗中主谋，而张方平、宋祁、王拱辰则不遗余力地大肆抨击，甚至列举王益柔罪状，说他罪该杀头。韩琦对皇帝说：“王益柔的狂语何足深深计较。方平等人都是陛下心腹近臣，今西方边陲用兵，国家大事何等险阻，他们都不为陛下讨论，却一同来列状攻击一个王益柔，其心意如何由此可见。”皇帝觉悟，只将王益柔降黜做复州酒监。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又任开封府推官、盐铁判官。凡宫中所需却不符合法令规定，官员为迎合上方之意请求进献，他都置之不论。
　　由京官出任两浙、京东西转运使。上书说：“今国家考察区别官吏能干与否，都必定要看他是否有明显的功绩政状，而看政状是否显著又势必依据他革旧更新和兴起的有大效益的措施。其实小政小善，积累不停，然后才能成其为大善。如果只取其大政而忽略小政，将导致竞利贪功，恐怕不做实事者日多，而虚名无实的风气日起。希望参照唐时的四善制，并依据官吏的实际事迹，列为三个等级。”此建议没有实行。

熙宁元年，任判度支审院。皇上下诏百官上书言事。益柔说：“人君的困难，莫大于分辨正邪；分辨正邪，最重要的莫过于选择宰相。宰相的忠与邪，也就是百官的贤与不贤。如唐高宗的宰相李义甫、唐明皇的李林甫、唐德宗的卢杞、唐宪宗的皇甫镈，便是帝王的明鉴。唐高宗、德宗昏庸蒙昧，固然不足谈论；唐明皇、宪宗聪明睿智，却仍受二人蒙蔽如此。以李林甫、皇甫镈二人的庸才，也足以带来祸患，更何况是那些诵六艺、挟才智而能用文章宣扬其奸恶学说的人呢！”此意大概是指王安石。

判吏部流内铨。旧制规定，选人应是改任京官，且满十个人才向皇上引见。因此士子多困滞不能晋升，且遇到推举官出了事，便一概不重用。王益柔请求，有二人以上便向上引见，舆论一致称赞此举。置舍人院、知制诰兼直学士院。董毡遇明堂恩典，中书省拟状准备给他加封光禄大夫，而董的旧阶已是特进，王益柔将此告诉皇帝。皇帝对中书省说：“不是翰林提醒，怎么不会被羌夷讥笑呢？”宰相恨王益柔没事先向他申明，便以其他事将他兼直的职位罢免。升龙图阁直学士、秘书监，出知蔡州、扬州、亳州及江宁应天府。去世时，年七十二岁。

王益柔少时努力好学，博通群书，一日能写数千言的文章。尹洙见到他后说“：充足而不外流，受制而不窘迫，语言淳厚而又严厉，气质威壮而又长厚，不可估量呀。”当时正实行以考试诗赋择取士子。王益柔却不为此事。范仲淹推荐他考试馆职，因他不善于词赋，乞请改以策论来考试，朝廷特别允许。司马光曾对人说：“自我著《资治通鉴》，人们多请求读看，但未看完一张纸，便已打呵欠想瞌睡。能够把它全部读完的人，只有一个王胜之。”他的勤奋好学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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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端义，约公元一二三五年前后在世，即约宋理宗端平中前后在世。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于苏州。少读书，兼习技击。端平中，（公元一二三五年）应诏三次上书。坐妄言韶州安置。

方君遇，宋朝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与吴潜同时。与韦居安同时（ 《梅磵诗话》 卷上）。

林淳约公元一一二六年前后在世字太冲，三山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亦无考。工词，有定斋诗余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李秀兰 生卒年不详。宋代女词人，《全宋词》收录一首《减字木兰花·自从君去》。

胡平仲，号虎溪，字文表，浙江缙云人，，（1180-？），生淳熙庚子十二月二十一日，配丁氏，生一子 玖。

魏了翁（1178年—1237年） ，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大臣。嘉熙元年（1237年）卒，年六十，赠太师、秦国公，谥文靖。魏了翁反对佛、老“无欲”之说，认为圣贤只言“寡欲”不言“无欲”，指出“虚无，道之害也”。推崇朱熹理学，但也怀疑朱注各经是否完全可靠。提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已又为天地之太极”，强调“心”的作用，又和陆九渊接近。能诗词，善属文，其词语意高旷，风格或清丽，或悲壮。著有《鹤山全集》、《九经要义》、《古今考》、《经史杂钞》、《师友雅言》等，词有《鹤山长短句》。"主要成就

诗文

魏了翁诗文造诣很深，时值“南来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独穷经学古”，推崇朱熹理学，提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已为天地之太极”，强调心的作用，形成一个学派。

有《鹤山全集》一百零九卷，内有长短句三卷，十九为寿词，为宋人词集所罕有。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以为“皆寿词之得体者。”张炎《词源》卷下云：“难莫难于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

书法

魏了翁书法各体皆能，清爽中有奇崛的意味。传世墨迹极少，只有《文向帖》、《提刑提举帖》等二、三件作品。

易学思想

魏了翁推崇朱熹理学，又和陆九渊接近。南宋后期，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独穷经学古，与真德秀齐名。

认为“河图与洛书，发挥道数无遗余”。他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坚信先天图古已有之，绝非邵雍私意，说：“先天一图亭亭当当，愈玩愈有味，此决是古来曾有此说，特不知何为汉、唐千余年间更无一人说有。《参同》中虽略有此意，而方圆图之妙，则未知古人曾见之否？”卷36《答真侍郎》）“窃意先天一图自古有之。”（卷65《题冯仰之因重论后》）

魏了翁曾在上封事书中以邵雍说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先后天图及其体与用：臣尝读《易》，至“天地定位”，则乾与坤对；“山泽通气”，则艮与兑对；“雷风相薄”，则震与巽对；“水火不相射”，则离与坎对。此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语其用，则地天而为《泰》，泽山而为《咸》，风雷而为《益》，水火而为《既济》。盖天道不下济，则地气不上跻；山体不内虚，则泽气不上通；雷不倡则风不和也；火不降则水不升也。于是而为《否》为《损》，为《恒》为《未济》。又即其大体而言，则水雷山皆乾也，火风泽皆坤也，其要则乾坤坎离。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则乾上而坤下也。后天之卦离南坎北，而其用则离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济为用，在下者必以上跻为功。天地万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离日也，皆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为臣之象。其理顾不晓，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离不交而能育万物，君臣不交而能跻斯世于泰和也。（卷17《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先天八卦乾坤、艮兑、震巽、离坎相对，其用正则《泰》、《咸》、《益》、《既济》，反则《否》、《损》、《未济》。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为体，乾上坤下为用；后天八卦离南坎北为体，离降坎升为用。魏了翁还运用这一原则说明人伦世教，除了君尊臣卑是必然的之外，君臣相交也是效法自然，跻斯世于泰和的必要条件。

魏了翁又考察河图、洛书之数的源流，对此不无疑问。河图、洛书之数古无明文，汉儒以后始谓羲卦本之图，禹畴本之书。本朝诸儒始有九为图，十为书；九为书，十为图之说。二者并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辞而辟之，而引邵子为证。然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第言圆方，不言九十。河图、洛书之数的来源并不明确，直到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而宋朝更出现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两种说法。朱熹以十图九书为是，并以邵雍之说为据，在《易学启蒙》中反复辨析。不过，在魏了翁看来，此说也并不可靠。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邵雍本身的说法并不明确，朱熹的证据不可靠。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第207页）邵雍只言方圆，不言九十之数，这不能说明河图、洛书孰九、孰十。从二图表象来看，“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颇有疑问。他说：“《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又说：“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而近世大儒朱震、张行成都以九为图、十为书。朱震以《列子》作证据，张行成则据依邵子之说为主。二者实难定取舍。

藏书故实

私人藏书极富，自称“余无他嗜，惟书癖殆不可医，临安人陈思多为余收揽”。先后收藏有10万卷，与叶梦得并称为南宋著名藏书家。后来为了创办鹤山书院，将其藏书大半捐献给书院，供生员阅读。宋理宗特御书“鹤山书院”四字为赠。鹤山书院“尊经阁”藏书数量曾经超过南宋国家图书馆，且大部分是其旧藏和抄录所藏之副本，再访得旧书，达10余万卷，其藏书规模是宋代各大书院之首。他曾说：“尝观苏文忠记李氏山房，谓秦、汉以来，书益多学者益以苟简”。又云：书日传万纸而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夫非书之罪也，书日多而说日明，俊慧者剿说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体笃践也；多柴者广采兼畜可以辑文，不必穷搜博考也。今先生（指朱熹）之书满天下，而其道无传焉”。对尤袤藏书佩服之极，写有《遂初堂书目·跋》，自称“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闻储书之盛，又恨不能如刘道原所以假馆春明者。”此跋文叙述了南宋部分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故实，如王溥、李昉、井度、毕士安、杨徽之、晁迥、刘羲仲、宋绶、江正等。

墓地遗址

魏了翁墓位于枫桥镇高景山金盆坞，1960年被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因所在地划入苏州市区，改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魏了翁墓原规模宏大，有神道、神道碑、石碑坊。后屡经毁修。清咸丰元年〔1851年），江苏布政使倪良用曾为魏墓补立七尺墓碑，上刻“先儒宋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赠太师秦国公谥文靖魏公了翁墓”。后毁。辛亥革命后，吴中保墓会吴荫培先生重立“宋魏文靖公了翁墓”石碣。“文革”期间，墓碣荡然无存，连墓的确切位置也无从寻找。

生平

魏了翁数岁即从诸兄入学，俨然像成年人。稍微大一点，聪明颖悟特出，日读千余言，过目不忘，乡里称他为神童。十五岁，撰写《韩愈论》，文章抑扬顿挫，有韩愈遗风。

庆元五年（1199年），魏了翁中进士第三名，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

嘉泰二年（1202年），召为国子监的国子正，次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

开禧元年（1205年），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

开禧二年（1206年），升秘书省校书郎，以亲老为辞而出任嘉定（今乐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

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李好义等杀吴曦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之命，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朝廷收召诸贤”，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

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魏）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奸相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三辞聘召”以“迁延岁月”。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起复，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数月后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嘉定四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

嘉定八年（1215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今属四川）知府。

嘉定十一年（1218年）春，改任泸州（今属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四年（1221年），朝廷提升了翁任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在这十五年期间，他历任转运判官；直秘阁官；秘书监官等职务。治绩大著，众人有口皆碑。理宗皇帝执政后，时事多变。了翁积忧成疾，三次上奏要求隐退，都不批准。却又任起居郎官。那时，因雷声非时（雷声按季节，但不是时候而发雷声）认为异常，皇上心神不定。了翁入对，阐述理学与政见，指出“心”的作用。并为皇上谋求久安长治计策。不久，又为一个降职后死去的官员无处埋葬之事据理力争，被一个官员指控为首倡异论。朝廷竟以欺世盗名、朋邪谤国罪，把了翁削官三等，后到湖南省靖县居住。不久，了翁再入朝，宰相想要拉拢，他不与苟同。在三年时间里，了翁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那时，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几个省的许多读书人背著书籍纷前来求教。这一时期，了翁勤劳恭谨，全身心地投入传授理学知识，并著久九经要义锣一百卷，成为当时最好的著作。

宝庆二年（1226年）2月，了翁被召回。前后这些都不是理宗的本意。了翁要求回归故里，理宗不肯，便改任资政殿学士。

绍定四年（1231年），魏了翁复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绍定五年（1232年），又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不久，又知遂宁府，他辞谢不拜受。后升任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泸州是一个大藩屏，控制边境的面积达两千里，而武备不修，城廓废弛。魏了翁乃奏请修缮泸州的城楼、垣墙和雉堞，并增置军械，训练盾牌手，申明军纪，兴办学校，蠲免欠税，恢复社仓，修建义冢，修办养济院。他上任只有几个月，就出现了百废俱兴的局面。

绍定六年（1233年），时值史弥远逝世，理宗亲政，魏了翁被提升为华文阁待制，赏赐了金带，仍留居原任。入朝以来，了翁见一些高官显贵大权独揽，废法纪，无纲常，致政权腐败，不可救药。他疾恶如仇，在应诏赴任途中，给理宗上疏曰：“时政有十弊，建议理宗恢复历来好的传统，以表新兴之大为。”他的整顿朝政十项建议，其中第二、三项关于恢复二府之法规与恢复都堂之纪律，以便聚议及严明朝纲和第六项恢复台谏制度，以便公开进退人才等建议，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以史为鉴。十项建议论述万余言，引事实，切时弊，辩是非，讲利害，理宗读毕，深受启发和震动，手拿奏章举读成诵。从此，旧典章都得到了恢复。

端平元年（1234年）10月，魏了翁任礼部尚书兼直学院。他忠于职守，纵论政事，体察民情，访问人才，召从臣集议，许多事情做得认真、扎实，不负众望。回朝六个月前后共上奏廿多章，全是当务之急。皇上欲引了翁参与共商国家政事，而嫉妒他的人合伙竭力排斥，使他不能安心在职。

端平二年（1235年）十一月，了翁因熟知兵书、兵法，又量力国家，荣幸担任端明殿学士，参预理宗机要工作、撰写文书等。又任守宋时最高军事机关（今国防部）副职。十二月，督视京湖军马。恰逢江淮督府长官死去，又把全部政务托付了翁。那时正值元军侵犯宋境，且战事失利，朝廷惊慌，理宗忧虑。一次例行朝拜结束后，理宗面赠了翁一首亲笔的唐人严武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赠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遗沙场匹马还。”和“鹤山书院”四个大字，并赠金带鞍马，又命宰相、重臣关外设宴饯行。了翁掌管边关兵马战事后，即以吴潜为参谋官，赵善潮、马光祖为参议官，重申军规，严明军纪，并身先士卒，加强练兵，一时军力大增。由于全军上下团结一心，奋勇杀敌，很快击败了元军。了翁胜不骄，同时提醒将帅们加强警戒并调遣增援部队，安抚为国捐躯士卒，罢免贪生怕死将领，及时向理宗奏明边防十件事。过了二十多天，了翁被提升当国防部部长。在赴边关奏事时，因得病提出辞呈。那些存心排挤了翁的人早在那里窥视，并蠢蠢欲动。他们趁机推波助澜，又大造舆论。

嘉熙元年（1237年），改任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同年八月，了翁写了奏折向理宗请求告老还乡，但没有被批准。以病重又写奏折给理宗。有一个官员问了翁，了翁穿衣戴帽同他谈话。并且说：“我一辈子对自己淡然无所求，没有任何非份之想。”官员又说：“边境发生了乱事。”了翁久久苦皱眉额，便口授最后给理宗的奏折。只过了一会儿，魏了翁便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岁。十天后，接到理宗颁诏书封魏了翁为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

当理宗接到了翁送来的遗奏，知道他已经去世时，十分悲痛。他不理政事，罢朝以示哀悼。惋惜有用的人才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追封他为太师，谥号文靖，累赠秦国公，诏赐第宅于苏州南宫坊（现书院巷）。

元至顺元年（1330年）虞集奉敕题“鹤山书院”额于其第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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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翬（1101—1147）字彦冲，号屏山病翁，崇安（今属福建）人。客家刘氏十三世祖，以父任补承务郎，辟真定幕府。南渡后，通判兴化军，秩满，诏留任，以疾辞。筑室屏山，专事讲学。与胡宪、刘勉之为道义交，朱熹曾从之受业。绍兴十七年（1147）卒，年四十七，谥文靖，正史记述刘子翬无子，以兄刘子羽庶子刘坪为后。《宋史》有传。有《屏山集》二十卷。《彊村丛书》辑其《屏山词》一卷[1-2]

刘克逊（一一八九～一二四六），字无竞，莆田（今属福建）人。克庄弟。以父荫补承务郎。宁宗嘉定间知古田县（清乾隆《古田县志》卷五）。累迁知邵武军。理宗嘉熙间知潮州（清乾隆《潮州府志》卷三一）。淳祐五年（一二四五）知泉州（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六）。六年卒，年五十八。事见《后村大全集》卷一五三《工部弟墓志铭》。

危稹（1158～1234），南宋文学家、诗人。原名科，字逢吉，自号巽斋，又号骊塘。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淳熙十四年进士，调南康军教授，擢著作郎兼屯田郎官，出知潮州，又知漳州。卒年七十四，文为洪迈所赏，诗与杨万里唱和，著有《巽斋集》。

[约公元一一0一年前后在世]字承之，卫城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徽宗建中靖国初前后在世。工诗，才气飘逸，记问精博。自号苇溪翁。元佑间进士。绍圣中，登宏词科。宣和中，以右文殿修撰，知邓州。召为太府卿。尝往来大名、真定间，与苏轼、王安石诸人交好，相与酬倡，故所作具有门迳，能力追古人。鼎臣本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其孙纲立刊於复州，至四十卷而止。今则仅存竹隐畸士集二十卷，《四库总目》系辑搜所成。

赵善括，历史人物，字无咎，号应斋居士，江西隆兴（今江西南昌）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时间在孝宗朝，尝登进士第。乾道七年(1171)知常熟县，后通判平江府。淳熙六年(1179)知鄂州，后罢免；淳熙十六年差知常州。著有《应斋杂著》6卷。杨万里为之序。赵善括能诗文，所作奏议，颇切中时弊。曾与洪迈、章甫、辛弃疾等人诗词唱和,而和辛弃疾酬唱者尤多,有一部分词作近于辛词。《□村丛书》收《应斋词》48首，《全宋词》收49首。

丁宥（生卒年不详），宋朝人，字基仲，号宏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尝与吴文英交往。吴称其侧室善丝桐赋咏，晓达音律，备歌舞之妙，有《高山流水》一词记其事。周密《绝妙好词》录其《水龙吟》一首，中云“葱指冰弦，蕙怀春锦，楚梅风韵”，或即悼其侧室之作。陆辅之《词旨》选其句如“雁风吹裂云痕，小楼一线斜阳影”，又选《六幺令》“清阴一架，颗颗葡萄醉花碧”等，惜其词多佚。《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一首。事迹见《绝妙好词笺》卷五。

沈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元用，号胥山。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卒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甲辰科状元。"生平

沈晦中状元后，任校书郎，迁著作佐郎。金国攻汴京，沈晦与肃王赵枢为人质于金国。张邦昌伪立，沈晦还朝，任给事中。高宗即位，沈晦为集英殿修撰，知信州。高宗至扬州，欲召其为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宋议论沈晦布衣时事，高宗道：“顷在金营见其慷慨，士人细行，岂足为终身累邪？”乃令沈晦知明州，建炎三年知处州。高宗莅临会稽，沈晦移婺州。成皋攻城，沈晦用教授孙邦计策，率救百民兵出战，结果被金兵打败。当时，浙东防御史在城中，单骑劝降了成皋，沈晦由此升迁为徽猷阁待制，因言者弹劾其无照令而用兵，降为集英殿修撰。不久，官复原职，知制诰，知宣州，移知建康府。仅任职一月，又因御史常同弹劾罢官。

绍兴四年，沈晦起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安抚使，行前上言：“藩帅之兵可用，敌至，五郡以舟师守江，步兵守隘，彼难自渡，假如能渡，五郡合击，敌虽善战，不能一日破诸城也。若围五郡，则兵分势弱，五郡尾而邀之，敌安敢深入。”当时，韩世忠屯军镇江，未予理睬。赵鼎称沈晦议论激昂，高宗言：“沈晦试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壮，胆志颇怯，更观临事，能副所言与否？”然而韩世忠不喜沈晦，沈晦遂被贬为洞霄宫提举。不久，起为广西经略兼静江府，用老将罗统戍边，招降诸酋，解除朝廷边患之忧，进为徽猷阁直学士，知衢州，改潭州，提举太平兴国宫，病逝于任上，享年六十六岁。《宋史》称沈晦胆气过人，不能尽循法度，贫时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当官才具，亦不可掩。

因酷爱松阳山水名胜，而徙居松阳。在松阳县有沈晦故宅遗址，其所居巷曰“袭魁坊”，俗称“状元坊”，有宣和御制赐宴诗刻于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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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昴，名昴英，宋代盘石人，又作名公昂，字俊明，宋代鄱阳人，词人，工词，曾以所作《摸鱼儿》一词送与太平州太守王子文而得名，而其作《兰陵王》中的「阶除拾取飞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闲蚕却」一句更是为后人称道，因而后世称之为「词家射雕手」，有《文溪集》，一作《文溪词》。

丁黼，南宋石埭（安徽省石台县）人。淳熙十四（1187）进士，初授崇德县尉，转升州录事参军，后任余杭知县，迁太仆寺簿。端平初年，任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三年（1236）元军逼近成都，时城内兵不足七百人，丁黼多次上疏告急，又遣子赴京求援，然援军未至，丁二次出城应战，说：“我职责就是镇守疆土。”终因寡不敌众，被元军包围，中箭身亡。朝廷嘉其忠心，赐光禄大夫、显谟阁学士。后又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赐谥号“恭慰”，并束力令在石埭建立“褒忠祠”。"人物生平

守城抗敌
　　在抗蒙名将、利州刺史曹友闻战死后，赵彦呐退保剑门，四川边防的残军跟着也纷纷溃逃，于是赵彦呐又退江油。在这股撤退风气的影响下，四川内地的许多官员兵将也跟着溃逃，许多地方已经找不到政府官员了。赵彦呐又派刘太尉守利州，派王连守剑门关，防备蒙军从汉中南下。于是阔端决定趁虚南下，针对宋军的防御，派宗王末哥率兵从阴平绕过剑阁直趋成都。这完全就是当年三国时姜维守剑阁敌钟会大军，而邓艾率军从阴平小路直趋成都的再版。

于是末哥率军往西绕过剑阁，进攻文州，文州知州刘锐率军民死守，蒙古军没能攻下，当年邓艾越过的摩天岭阴平古道就在文州之南，文州的坚守，使蒙军无法安然从阴平古道南下，为了早日到达成都，末哥弃文州，率军更向西行，越出岷山之外，深入藏区草地，再杀回川中，到达绵竹、汉州。

与此同时，十月一日，阔端亲率大军攻破剑阁，接着，十月七日蒙军攻破利州，生擒刘太尉。当天，蒙军千户郝和尚拔都率十二精兵夜袭剑门关，破王连部宋军，攻占了剑门关。如此，剑阁天险在七天之内全部失陷。阔端分兵推进，亲率主力向成都逼近。十月十八日，蒙古前锋三百骑自成都北门驷马桥突入成都。

中箭身亡
　　成都升平太久，而之前驻军有被赵彦呐调走，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原先跟赵彦呐有矛盾，这时赵彦呐一直撤退到夔门，已经进入三峡地区了，而弃成都于不顾。丁黼手里只有400牌手和300衙役，到十月十七日也就是蒙古军进入成都的前一天才知道蒙军攻破剑阁。而成都的居民还根本不知道前方已经大败失守，于是当蒙军前锋进城时还在道路两边围观。等到发现是蒙古军时，成都居民奋起抵抗，以桌椅等物构筑街垒阻挡蒙军骑兵，以木棍菜刀当武器，与蒙军巷战，城中一片混乱。蒙古军逼近成都时，丁黼多次上疏告急，又遣子赴京求援，然援军未至，初战不利，幕客劝黼奔走，黼曰：“职在守土，将安之！”先后三次率部出城与蒙军交战，但是兵力过少而全部失败。十九日，阔端大军到达成都城外，丁黼试图做最后一击，带了仅剩的宋兵出城袭寨，至石笋桥，鞑兵四合，最终被蒙军射死在成都城西南。

死后哀荣
　　黼是宋蒙战争中战死的第一个制置使级高级官员，他死后，部下王翊继续组织居民抗蒙，直到十月二十六日，王翊投井自杀，成都城陷落。

朝廷嘉其忠心，赐光禄大夫、显谟阁学士。后又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赐谥号“恭慰”，并束力令在石埭建立“褒忠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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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倪，字均父，约公元1122年前后在世，蕲州人，光庭公十二世孙。宣和中，自府曹左官祈阳监酒过涪台，爱其山水奇秀，作减字木兰花词。倪文辞富瞻，有远游堂集二卷，《文献通考》传于世。其诗派属江西诗派。尝以“天寒霜露繁，游子有所之”十字为韵作十首诗，为吕本中《宗派图》成员之一。卒于建炎元年，著作已散佚。有著名词《减字木兰花（宣和庚子登浯台作）》留世。

罗志仁，南宋末遗民词人。生卒年不详。字寿可，号秋壶，清江（今江西樟树市西南）人。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预乡荐。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应荐为天长书院山长。清同治《清江县志》卷八有传。罗志仁曾作诗颂文天祥，饥留梦炎，几得祸，逃而免。与刘将孙交厚。《全宋词》录有其词7首。厉鹗在《论词绝句十二首》（其九）中论其词说：“送春苦调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在词中，罗志仁亦是用奇绝之笔抒写自己的亡国之恨和兴亡之感，情词凄苦，沉郁悲壮。

[约公元一一六九年前后在世]字约之，吴兴人，寓居溧阳。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乾道中前后在世。尝为芜湖令，知衡州，提举江东茶盐。淳熙间，（公元一一八二年前后）官至朝散大夫。著有《克斋集》，已佚。又有《克斋词》一卷。《全宋词》收录其词45首。《文献通考》吐属温雅，颇具风姿。《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八《克斋词》提要云：“其吐属婉约，颇具风致，固不以《花庵》、《草堂》诸选不见录减价矣。”

京镗（1138 —1200）字仲远，南宋丞相、词人，晚号松坡居士，豫章（今江西南昌）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历知江州瑞昌县。孝宗召对称旨，擢监察御史，累迁右司郎官。淳熙十五年，授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光宗绍熙二年（1191），召为刑部尚书。五年，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庆元二年（1196）拜右丞相，六年进左丞相，封翼国公。卒年六十三。卒后赠太保，谥文忠，后改谥庄定。有诗集七卷、词集《松坡居士乐府》二卷，《文献通考》传于世。事见《诚斋集》卷一二三《京公墓志铭》。《宋史》卷三九四有传。"生平

京镗出生于绍兴八年，字仲远。绍兴二十七年考中进士，曾在“才子之乡”临川任主簿，风光旖旎的庐山山南星子县任知县。隆兴知府龚茂良非常器重他的才能，后来龚茂良官至参知政事，并代行宰相之职。京镗由龚茂良举荐入朝，开始在仕途上表现出独特的才干。

孝宗即位之初，百废待兴，召集群臣垂询政事得失。许多臣僚曲意迎合，说是“大功可旦暮致”，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事情很快就可以大功告成。京镗却力排众议，认为天下大事不可急于求成，应当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他慷慨陈述民贫兵骄、士气颓靡的社会现状，直言不讳，切中要害。这使孝宗大为赏识，先后擢升他为监察御史、右司郎官等。

自从绍兴十一年“绍兴和议”之后，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一直处于受屈辱的地位。淳熙十四年，太上皇高宗驾崩。适逢金国派生辰使来庆贺孝宗圣诞，因在居丧期间，孝宗不宜接见，即派出京镗为宾佐，负责接待使臣。事后金国贺使想再逗留几天，但是京镗考虑国丧之日，不宜以贺喜的名义久留，很果断地拒绝了。孝宗认为他十分称职，于是将他迁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

第二年，金国派使臣前来吊唁。孝宗又派京镗为报谢使，出使金国。金国照例大设宴席，鼓乐招待。因居国丧，京镗请求免除宴席，金人不依。京镗说：“如果实在不能免宴，则请撤去宴乐。”坚持不撤乐就不入席，在金人的强迫之下，京镗毫无惧色，严正地说：“头可取，而乐不可闻!”说罢带领随从拂袖而去。守卫的兵士拔刀阻拦，京镗厉声呵叱。金人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实在难以勉强，便急忙禀告金主。金主得知后大为感叹，说：“真是南朝的忠贞耿直之臣啊!”于是，特别下令撤去宴乐，然后请京镗入席。消息传到南宋朝廷，孝宗龙颜大悦，对大臣们说：“士大夫平常谁不自认为有气节，但是有谁能像京镗这样临危不变，正气凛然，不辱使命呢?”孝宗认为这是南宋积弱已久之后，一次“为国增气”的外交胜利，于是将京镗提升为权工部侍郎。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载其使金诗一首：

鼎湖龙驭去无踪，三遣行人意则同。

凶礼强更为吉礼，裔风终未变华风。

设令耳预笙镛末，只愿身糜鼎镬中。

已办滞留期得请，不辞筑馆汴江东。

这大约写的就是那次要求金主免宴撤乐的事件。作为南宋的使臣，京镗抱定了不辱使命的决心，“只愿身糜鼎镬中”一句，深刻地表达了大义凛然、舍生忘死的民族气节。这是一首写实诗，不事雕琢，铿锵有力。

淳熙十五年，京镗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到任之后，京镗采取了减免征敛、让利于民、惩治凶犯、加强治安等一系列措施，很快就形成了蜀地大治的稳定局面。在四川任上，京镗留下了许多写景抒情以及与友人唱和酬答之作。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反映巴蜀景物、乡土民风的作品。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到了宋代，经济贸易日益繁盛，城市文化也得到迅速发展。据记载几乎每个月都有季节性的专业市场，它们是：一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市民们择日赶赴各种市场，采购、赏玩、游乐、宴集……展现出五光十色的民俗风情。在京镗的词作中，有不少描写市井风情的篇什。如《绛都春》写元夕灯市：“正锦里元夕，轻寒时候。十里轮蹄，万户帘帷香风透。火城灯市争辉照。”《汉宫春》也写灯市：“暖律初回。又烧灯市井，卖酒楼台。谁将星移万点，月满千街。”《木兰花慢》写重九药市，万家欢乐的情景：“蜀人从来好事，遇良辰、不肯负时光。药市家家帘幕，酒楼处处丝簧。”《洞仙歌》也写药市，表达了与民同乐的欢愉之情：“三年锦里，见重阳药市。车马喧阗管弦沸。，)“痴儿官事了，乐与民同，况值高秋好天气。”其中《雨中花》云：

玉局祠前，铜壶阁畔，锦城药市争奇。正紫萸缀席，黄菊浮卮。

巷陌联镳并辔，楼台吹竹弹丝。登高望远，一年好景，九日佳期。

自怜行客，犹对佳宾，留连岂是贪痴。谁会得、心驰北阙，兴哥东篱。

惜别未催鹚首，追欢且醉蛾眉。明 年此会．他乡今日，总是相思。

写九九佳期，重阳药市，他乡行客，登高抒怀。词中既有“心驰北阙”的爱国之心，又有“兴寄东篱’’的诗情画意。

其次是感慨言志、抒发情怀的作品。京镗在蜀地任职四年，从词作中可以看到思念江南故土的情怀。如《念奴娇》中写道：“最是游子悲乡，小人怀土，梦绕江南岸。楚尾吴头家住处，满目山川遐观。”《水龙吟》中写道：“楚尾吴头，我家何在，西山南浦。想珠帘画栋，倚阑凝望，依然卷云飞雨。”词中写楚尾吴头、西山群峰、南浦飞云……寥寥数笔，写活了记忆中的故乡和绵延无尽的乡情。从词作中还可以看到，京镗虽然身在西蜀，却是胸怀大志，壮心不已。如《定风波》：

休卧元龙百尺楼。眼高照破古今愁。若不擎天为八柱，且学鸱夷，归泛五湖舟。

万里西南天一角，骑气乘风，也作等闲游。莫道玉关人老矣，壮志凌云，依旧不惊秋。

由“万里西南天一角”推论，这首词大约也在成都所作。这时的京镗满怀激昂的报国之志，他说如果不能成为擎天之柱，就像范蠡一样辞官归隐，泛舟太湖。已届不惑之年的他，还是满腔热血，忧国忧民，壮志凌云。这首词笔若惊雷，词意豪健，是京镗词集中很有代表性的佳作。

从这些词作中可以看出，作为一方重臣，京镗时常是“乐与民同”，他在当地的民情风俗之间融汇了满腔的热忱，在巴山蜀水之中寄寓了远大的志向。他的词作非常写实，描摹市景，直抒胸臆，酬唱应答，风格平朴，没有过多的修饰之词。

四年之后，京镗被召回京城任刑部尚书。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进为参知政事。宁宗继位后，对京镗十分器重。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京镗升任右丞相。从成都调回京城，再到丞相高位，前后只用了四年时间。在仕途上一路顺风，一方面是京镗自身出色的才干，另一方面则是仰仗了定策功臣韩侂胄的大力扶持。

这一时期，辅佐宁宗继位的两大功臣，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韩侂胄是外戚，是北宋名相韩琦的六世孙、宁宗韩皇后的叔祖。赵汝愚出身皇族，是宋太宗长子赵德崇的七世孙，因扶立宁宗有功，曾任右丞相。赵汝愚在相位上广揽名士，曾召朱熹入经筵，为皇帝讲书。宁宗即位后，韩侂胄密谋上疏，以“同姓居相位，不利于社稷”的名义，将赵汝愚罢相。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正月，赵汝愚在赴贬所永州(今湖南零陵)途中，因病而死。

当时韩侂胄权势威震天下，京镗登上丞相高位之后，对国家大政便不置可否，只是奉行韩侂胄的意图。庆元三年，由韩侂胄主谋，大兴“庆元党禁”，将道学斥责为“伪学”，将赵汝愚、朱熹、周必大、陈傅良、叶适、彭龟年等59人列为“伪学逆党”，这些人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京镗身居相位，成为当时党争的核心人物之一。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二月，京镗改任少傅左丞相，封翼国公。八月病逝，赠太保，谥文忠，后改谥庄定。

总之，京镗不仅是一位朝廷重臣，也是一位文思畅达的儒雅文士。著有《松坡集》7卷，今已散佚。京镗的传世作品以词为主，有《松坡居士乐府》l卷，辑人《全宋词》，收词43首。这些作品大多写于四川任上，由四川返回京都成为台阁重臣之后，没有一首词作传世。看不见生动的自我表述，京镗这一时期的行状只能是留存在史书简单规范的记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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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翔，男，号虚寮，宋代著名词人，源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丁集卷三。代表作品有《临江仙》、《木兰花慢》等。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进士第，调陈州教授，入为国子博士，出知房州。时既榷官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璆至，即日尽释之。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万顷，久废弗修，田莱以荒。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复，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绘像祠于堰所。间遭岁饥，民徙，发仓振活，无虑百万家，治蜀之政多可纪。有《清溪集》二十卷。

俞克成，男，宋朝时期词人，代表作品有《蝶恋花》。

字公述，北宋词人。《花庵词选》录有其词数首。

李壁，《宋史》写作李璧，字季章，号石林，又号雁湖居士，谥文懿。眉之丹棱（今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人，南宋历史学家李焘之子，生于公元1157年（一说1159年），殁于1222年，享年65岁。"生平

李壁仕至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赐资政殿学士。 李壁少聪颖，日诵万余言，词精练，文采飞扬，宰相周必大见其文，大为惊异，“谪仙李白之才也”，即召为秘书省正字，宁宗初升迁著作郎，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开禧初年奉旨出使金国，大义凛然，慷慨陈辞，不辱民族气节，令金人叹服。次年，弹劾奸臣秦桧，讨伐金国奏章被皇上获准，进阶权礼部尚书，后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

李壁一生虽然长期肩负中枢和地方军政重任，却嗜学如饥渴，群经百家之书无所不读，熟知历朝典章制度，为文隽逸。不仅在当时是政坛显要，他的大量文学、史学、政论著作也享誉千秋。一生著述近千卷，如《雁湖集》、《中兴奏议》、《清尘录》、《中兴战功录》、《临汝闲书》、《内外制》、《援毫录》等。他还为大诗人王安石诗集作笺疏，有《王荆公诗注》50卷，其引证广博，笺注详备，是宋人注宋诗的范本。宋史《李璧传》称：“璧父﹝李焘﹞与弟埴﹝李埴﹞蜀人比之三苏”。今人方氏国佐﹝方国佐﹞有联曰：著书千卷，言精意博，宰相惊呼“谪仙才”；誓血国仇，沥胆披肝，金人叹佩“苏武节”。

生平

董德元字体仁，小名丙哥，小字长寿。为流坑董氏第八世，文肇.渊派人。德元少时，处于日益衰落的北宋后期。然而，远避于群山中的流坑村，却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村中，人心思进，书声相闻，崇文重教的气氛十分浓厚，科宦进入了鼎盛时期。继“五桂齐芳”之后，族中每有父子、兄弟联科等盛事，可是，德元这一房相比他房科甲蝉联就显得不那么景气，其祖父蒙休、父亲奖虽曾致力举业，但均累试失意，终无科名。这对天资聪敏深受科举文化熏陶的德元是个莫大的刺激。于是，他自小就矢志科场，发愤读书，誓为家人争气。

德元在弃举业就教职的父亲的指导和鼓励下，饱读诗书，并求教于族叔后登进士第知浔州的董观，不久便以学问器重于乡。16岁即考取秀才，北宋政和六年，20岁的董德元乡试魁，一举成名，可谓年轻得志。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寄予了美好的希望。然而，此后德元虽在靖康元年再次中举，但礼部会试累试不中，消磨了他二十余年的黄金岁月，生活潦倒到了无以自养的地步。更使他难受的是，时遭世人的冷落和耻笑，心中苦楚无限。此时他定的一首《柳梢春》词，表露了他科场失意，垂老将临，沉沦无望的苦涩之情，词云：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埃尘。直到如今，别无收拾，吸清贫。功名已是因循，最懊恨张巡李巡。几个明年，几番好运，只是瞒人。

时至南宋绍兴十五年，49岁的德元再应礼部试，才以特恩奏名，当了个道州宁远主簿的小官。两年后，以举漕麻，年岁已高的德元，在经漫长岁月消磨后，锐气大减，无意应试，但在众多朋友的强挽之下，还是前行赴试，。在途中，经临江时，郡守彭子从虽为同乡，却讥讽地说：“老榜官耳，何足道。”德元深受刺激，心情难以平静。此次漕试，德元又一次中举。次年，即绍兴十八年会试，52岁的德元决定应试，祷盼能金榜题名，以慰自己深受世人冷落、饱含苦涩的心。
德元时来运转，会试中进士，并在殿试中，其策文大为高宗赞赏，名列第一。而因“以有官之故，诏升王宣子居上，而董德元次之崮例与大魁等 ”，时称“恩榜状元”。《董氏文献内志》卷六记载其殿试策题：“朕观自古中兴之主，莫如光武之盛，盖既取诸新室，对恢一代宏模，巍乎！与高祖相望，垂统皆二百祀，朕甚慕之。今子大夫通达国体，咸造于廷，愿闻今日治道，何兴补可以起晋唐之陵夷？何驰骤可以接东汉之轨迹？夫既抑咸宫之锐，谢西域之质，则柔道所理，必有品章贯，要兼创业守文之懿，视夏康、周宣犹有光焉！固子大夫之所蓄积也，其著于篇，朕将亲览。”

董德元的策论，全文不存，在《董氏文献内志》中仅载其数语：“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东汉固无如是之失也。”相传，在殿试揭榜之日，高宗皇帝亲自接见了董德元，策试放官准则，德元对曰：“治国治民，学问故为重要，然最为重要者雄才也。吾与王佐同列第一，但政治魄力，应尊王佐为首。”高宗听后龙颜大悦，德元既任左承事郎佥书镇南军判官。在返晨途中过临江时，曾冷落讥讽他的郡守彭子从却是百般恭迎。同人同地，人情冷热迥异，德元感触至深，毅然在其迎状上批道：“黄牒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彭郡守阅后颇有愧色。此诗表露了德元志向晚达、得意非凡的心态，也是对彭郡守的回讽，但后来，德元官至参知政事时，仍起用彭子从为广东使者。这说明德元已忘却旧怨，心胸还是比较宽广的。
德元成为永丰县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与欧阳修一起成为永丰的荣耀，因此，永丰县被称为“欧董名乡”。为了纪念这一盛事，显示地主的荣耀，先后在永丰县城和流坑村兴建了状元楼。

德元中状元时，正是秦桧以太师宰相把持朝政之际。对功名来之不易、一心想在功名上进取的德元，在勤慎行职之余，有意依附秦桧。而秦桧也有意选拔“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为党羽，故而德元在官场上十分得意，被一再提拔。先入朝为秘书省秘书郎，改吴、益王府教授，擢大常博士，历礼部员外郎，转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转中书舍人，六月为吏部侍郎升尚书，八月拜参知政事权基仆射。

德元成了秦桧的得力助手，做了不少使他自己后来也深感悔疚的事情。绍兴二十四年秦桧之孙秦埙应礼部试，秦桧安排德元等亲信为考官，德元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于是商定取秦埙第一，然因高宗看到秦埙之策论，实不高明，才降秦埙为第二，而以张孝祥为第一。为讨好秦桧，对秦桧所不容者，德元即为其劾罢。如绍兴二十四年，御史中丞魏师逊“少忤桧意”，德元即上章攻其“怀忤嗜利，不恤国事”，遂落其职；次年，左朝散大夫赵令衿读秦桧家庙记时，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被人告发，德元又劾其“专事狂悖，交结罪人，伺探国事”，赵令衿被编管汀州，置狱。然而，就在德元为参政知事、充大礼使代高宗祀南效封庐陵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权势日隆之际，秦桧却一病呜呼，时为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临死前，召德元至病榻前嘱以后事，德元接受了秦桧所赠的黄金千两，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秦桧同党”之佐证。是年十二月，在殿中侍御史汤鹏举等人的揭发下，德元被罢官。

罢官后的德元，已年届花甲，心志大为失落，无颜回流坑见乡亲父老，便携其幼子克勤在吉州吉水县的土桥头，作“三宜堂”寓居。他回首往昔，曾有过苦楚，有过欣慰，有过羞辱，有过荣耀，民态炎凉，人生沉浮，使他感慨万千，而登第后骤进而倏罢的一切，又使他心身负重，愧悔缠绵。于是，他在自建的“休荣亭”上手书“闲谈休论荣枯，静坐常思得失”一联。第年“天中节”，德元孝要到永丰县城恩波亭的放生池中，取飞鸟潜鱼纵之，并曾写有《放生池记》，刻石竖于池南。这也许为了遣散、冲淡因以往所为而致的忧思愧意，以减轻心中的负疚；或也许是感于人生的艰辛和短暂，且身不由己，好比池中鱼笼中鸟，借此来寄托自己的幽情。直到九年后，即隆兴二年正月，才许其以左中大夫、提举太平兴国宫复端明殿学士致仕。

社会评价

德元虽为状元，又官职显赫，而不能入张贤祠，但在流坑千年的历史上，以其科名最高、仕宦最尊、爵位最崇，朝廷对其上辈的封赠之多，其子孙荫补之众，是流坑历代众多官宦不可相比的，给其家族带来了极高的政治声望。除状元楼外，董氏在村中为纪念他等，还建有宰相”状元坊“、”文武魁元坊“、”子男封坊“和”三元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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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元（1096—1163），字体仁，江西省乐安县流坑人，南宋恩榜状元。生于绍圣三年（1096）。累试不第，特奏补文学。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举，殿试时欲点为第一，以有官之故，改为进士第二名，赐“恩例与大魁等”，时称“恩榜状元”。历官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吏部侍郎。绍兴二十五年（1155），任参知政事，掌左仆射（副宰相）职权。[1] 秦桧死，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被论落职。隆兴元年（1163）卒，年六十八。"人物生平

董德元字体仁，小名丙哥，小字长寿。为流坑董氏第八世，文肇.渊派人。德元少时，处于日益衰落的北宋后期。然而，远避于群山中的流坑村，却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村中，人心思进，书声相闻，崇文重教的气氛十分浓厚，科宦进入了鼎盛时期。继“五桂齐芳”之后，族中每有父子、兄弟联科等盛事，可是，德元这一房相比他房科甲蝉联就显得不那么景气，其祖父蒙休、父亲奖虽曾致力举业，但均累试失意，终无科名。这对天资聪敏深受科举文化熏陶的德元是个莫大的刺激。于是，他自小就矢志科场，发愤读书，誓为家人争气。

德元在弃举业就教职的父亲的指导和鼓励下，饱读诗书，并求教于族叔后登进士第知浔州的董观，不久便以学问器重于乡。16岁即考取秀才，北宋政和六年，20岁的董德元乡试魁，一举成名，可谓年轻得志。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寄予了美好的希望。然而，此后德元虽在靖康元年再次中举，但礼部会试累试不中，消磨了他二十余年的黄金岁月，生活潦倒到了无以自养的地步。更使他难受的是，时遭世人的冷落和耻笑，心中苦楚无限。此时他定的一首《柳梢春》词，表露了他科场失意，垂老将临，沉沦无望的苦涩之情，词云：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埃尘。直到如今，别无收拾，吸清贫。功名已是因循，最懊恨张巡李巡。几个明年，几番好运，只是瞒人。

时至南宋绍兴十五年，49岁的德元再应礼部试，才以特恩奏名，当了个道州宁远主簿的小官。两年后，以举漕麻，年岁已高的德元，在经漫长岁月消磨后，锐气大减，无意应试，但在众多朋友的强挽之下，还是前行赴试，。在途中，经临江时，郡守彭子从虽为同乡，却讥讽地说：“老榜官耳，何足道。”德元深受刺激，心情难以平静。此次漕试，德元又一次中举。次年，即绍兴十八年会试，52岁的德元决定应试，祷盼能金榜题名，以慰自己深受世人冷落、饱含苦涩的心。

德元时来运转，会试中进士，并在殿试中，其策文大为高宗赞赏，名列第一。而因“以有官之故，诏升王宣子居上，而董德元次之崮例与大魁等 ”，时称“恩榜状元”。《董氏文献内志》卷六记载其殿试策题：“朕观自古中兴之主，莫如光武之盛，盖既取诸新室，对恢一代宏模，巍乎！与高祖相望，垂统皆二百祀，朕甚慕之。今子大夫通达国体，咸造于廷，愿闻今日治道，何兴补可以起晋唐之陵夷？何驰骤可以接东汉之轨迹？夫既抑咸宫之锐，谢西域之质，则柔道所理，必有品章贯，要兼创业守文之懿，视夏康、周宣犹有光焉！固子大夫之所蓄积也，其著于篇，朕将亲览。”

董德元的策论，全文不存，在《董氏文献内志》中仅载其数语：“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东汉固无如是之失也。”相传，在殿试揭榜之日，高宗皇帝亲自接见了董德元，策试放官准则，德元对曰：“治国治民，学问故为重要，然最为重要者雄才也。吾与王佐同列第一，但政治魄力，应尊王佐为首。”高宗听后龙颜大悦，德元既任左承事郎佥书镇南军判官。在返晨途中过临江时，曾冷落讥讽他的郡守彭子从却是百般恭迎。同人同地，人情冷热迥异，德元感触至深，毅然在其迎状上批道：“黄牒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彭郡守阅后颇有愧色。此诗表露了德元志向晚达、得意非凡的心态，也是对彭郡守的回讽，但后来，德元官至参知政事时，仍起用彭子从为广东使者。这说明德元已忘却旧怨，心胸还是比较宽广的。

德元成为永丰县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与欧阳修一起成为永丰的荣耀，因此，永丰县被称为“欧董名乡”。为了纪念这一盛事，显示地主的荣耀，先后在永丰县城和流坑村兴建了状元楼。

德元中状元时，正是秦桧以太师宰相把持朝政之际。对功名来之不易、一心想在功名上进取的德元，在勤慎行职之余，有意依附秦桧。而秦桧也有意选拔“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为党羽，故而德元在官场上十分得意，被一再提拔。先入朝为秘书省秘书郎，改吴、益王府教授，擢大常博士，历礼部员外郎，转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转中书舍人，六月为吏部侍郎升尚书，八月拜参知政事权基仆射。

德元成了秦桧的得力助手，做了不少使他自己后来也深感悔疚的事情。绍兴二十四年秦桧之孙秦埙应礼部试，秦桧安排德元等亲信为考官，德元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于是商定取秦埙第一，然因高宗看到秦埙之策论，实不高明，才降秦埙为第二，而以张孝祥为第一。为讨好秦桧，对秦桧所不容者，德元即为其劾罢。如绍兴二十四年，御史中丞魏师逊“少忤桧意”，德元即上章攻其“怀忤嗜利，不恤国事”，遂落其职；次年，左朝散大夫赵令衿读秦桧家庙记时，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被人告发，德元又劾其“专事狂悖，交结罪人，伺探国事”，赵令衿被编管汀州，置狱。然而，就在德元为参政知事、充大礼使代高宗祀南效封庐陵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权势日隆之际，秦桧却一病呜呼，时为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临死前，召德元至病榻前嘱以后事，德元接受了秦桧所赠的黄金千两，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秦桧同党”之佐证。是年十二月，在殿中侍御史汤鹏举等人的揭发下，德元被罢官。

罢官后的德元，已年届花甲，心志大为失落，无颜回流坑见乡亲父老，便携其幼子克勤在吉州吉水县的土桥头，作“三宜堂”寓居。他回首往昔，曾有过苦楚，有过欣慰，有过羞辱，有过荣耀，民态炎凉，人生沉浮，使他感慨万千，而登第后骤进而倏罢的一切，又使他心身负重，愧悔缠绵。于是，他在自建的“休荣亭”上手书“闲谈休论荣枯，静坐常思得失”一联。第年“天中节”，德元孝要到永丰县城恩波亭的放生池中，取飞鸟潜鱼纵之，并曾写有《放生池记》，刻石竖于池南。这也许为了遣散、冲淡因以往所为而致的忧思愧意，以减轻心中的负疚；或也许是感于人生的艰辛和短暂，且身不由己，好比池中鱼笼中鸟，借此来寄托自己的幽情。直到九年后，即隆兴二年正月，才许其以左中大夫、提举太平兴国宫复端明殿学士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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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宗武约公元？年至一二八九年字洪父，（一作淇父）自号九山，嘉兴华亭人。生年不详，卒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淳佑间历官尚书郎，出知常州。罢官闲居三十余载，以诗丈自娱。宋亡，不仕。宗武著有《秋声集》八卷，《国史经籍志》传于世。诗文气韵冲澹，有萧然自得之趣。"生平

南宋末期，南宋·理宗赵昀淳祐年间为朝官，历官尚书郎，出知常州。约理宗开庆元年罢官闲居，以诗文自娱，“自昆陵投绂归垂三十载”。

元初时期，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南宋灭亡，隐居不仕，闲居30余载，以诗文自娱。诗文气韵冲澹，有萧然自得之趣。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享年约80岁。著有《秋声集》、《秋声诗余》1卷，为退居后所作，今已散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6卷，其中诗4卷刊于《国史经籍志》传于世。其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酌校残本《永乐大典》。馆臣漏辑诗3首，附于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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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将（1085年—1142年），字承公。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枢密副使胡宿曾孙、浙西安抚使胡唐老之弟。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大臣。崇宁五年（1106年），胡世将登进士第，历尚书右司员外朗、兵部侍郎等职。绍兴八年（1138年），以枢密直学士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绍兴十二年（1142年）病逝，年五十八，谥号“忠献”，后改谥“忠烈”。有《胡忠献集》六十卷，已佚。《全宋诗》、《全宋词》、《陕西通志》等录其诗词。

吴则礼 公元？年至一1121年字子副，富川（一作永兴，今湖北阳新）人。生年不详，卒于宋徽宗宣和三年。以父荫入仕。会为军器监主簿，因事谪荆州。官至直秘阁，知虢州。工诗，与唐庚、曾纡、陈道诸名士唱和。晚年居豫章，自号北湖居士。则礼著有北湖集十卷，长短句一卷，《书录解题》并傅于代。

[约公元一一二二年前后在世]字不详，信安人。生卒年均不详，据况周颐考证，为“孝宗时人”。官舒州签判。其他事迹不详。千里会和周邦彦词，有和清真词一卷。《四库总目》或以杨泽民所和，合刻为三英集，傅於时。

柴望（1212—1280）字仲山，号秋堂，江山人。南宋嘉熙四年(1240)为太学上舍，供职中书省。淳祐六年(1246)上自编《丙丁龟鉴》，列举自战国秦昭王五十二年即丙午年(前255)至五代后晋天福十二年即丁未年(947)间，凡属丙午、丁未年份，约有半数发生战乱，意在说明“今来古往，治日少而乱日多”，切望当局居安思危。南宋亡国后，拒绝元朝征召，吟诗填词寄托亡国哀思。世称“柴氏四隐”。著作有《道州苔衣集》、《咏史诗》20首及词集《凉州鼓吹》。墓在今江山市长台镇高斋山下，列为江山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章，字仲达，世居昆山，宋朝人，约与龚明之同时。自幼工於文，游京师太学有声。后守城有功拜官，被荐居帅幕。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师，年四十馀。事见《中吴纪闻》 卷六。

强至（1022年～1076年），字几圣，杭州（今属浙江）人。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充泗州司理参军，历官浦江、东阳、元城令。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韩琦聘为主管机宜文字，后在韩幕府六年。熙宁五年（1072年），召判户部勾院、群牧判官。熙宁九年（1076年），迁祠部郎中、三司户部判官。不久卒。其子强浚明收集其遗文，编《祠部集》四十卷，曾巩为之序，已佚。清代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卷八《祠部公家传》有传。

刘几（一○○八～一○八八），字伯寿，号玉华庵主（《风月堂诗话》），洛阳（今属河南）人。仁宗朝进士（清雍正《河南通志》卷四五）。通判邠州，知宁州。英宗时为秦凤总管。神宗时以秘书监致仕，隐居嵩山玉华峰下。哲宗元祐三年卒，年八十。

[宋]字元卿，学者称为蒙斋先生，兰溪（今浙江兰溪）人。绍兴（一一三一至一一六二）中登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文词典雅，尤工于诗。篆楷草隶，亦造其妙。《金华先民传》

陆文圭（1252~1336），元代文学家。字子方，号墙东，江阴（今属江苏）人。博通经史百家，兼及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算术之学。墙东先生是元代学者陆文圭的雅号，“墙东”并非是他居住澄东的意思。西汉末年，北海人王君公因为遭遇王莽篡权的乱世，当牛侩（买卖牛的中间人）以自隐。当时人们称他为“避世墙东王君公”。见《后汉书·逄萌传》。后来以“墙东避世”作为隐居于市井的典故，“墙东”指隐居之地。墙东先生指的是隐士陆文圭，对于这个雅号，他自己也欣然接受，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墙东类稿》。"生平

南宋咸淳九年，陆文圭参加乡试，以一篇《春秋》中式。当时由于战事紧急，元兵已下樊城、襄阳，陆文圭没有去应省试。南宋王朝灭亡以后，陆文圭就隐居在江阴东乡，学者们都称他为墙东先生。元至元二十八年，陆文圭在吴县县学执教。

元代延祐年间，政府开科取士，地方官强制陆文圭参加乡试，陆文圭又两次中举。延祐七年，获江浙行省第2名。陆文圭善于写文章，他学识广博，融会经传，纵横变化，文名卓著。他隐居澄东，担任塾师，东南一带的学者，很多人拜陆文圭为师。朝廷听说陆文圭的文名，派人几次来江阴，请陆文圭出山做官，被陆文圭以各种理由谢绝。元泰定、天历年间，陆文圭应聘设教于容山。至顺末为陈敬叔作《安定祠记》。

陆文圭在撰写的策问中提出过切中当时社会弊病的言论:

其对策言救流民之策三：曰守令、轻赋役、议振货。革贪吏之策三：曰清选法、均俸给、严纠劾。拯盐法之策三：曰恤亭户，减官额、省职员。拯钞法之三：曰住印造、节用度、禁奢侈。”

翻释成白话文意思就是：陆文圭对策讲解解救逃亡民众的策略有三点：即选择地方官吏、减轻赋税徭役、发放赈资贷款。革除贪官污吏的策略有三点：澄清选官的方法、均匀俸禄的供给、严厉纠察弹劾制度。拯救盐法之弊的策略有三点：抚恤给官府制盐的人户、减少官员的名额、省汰办事人员。拯救钞法之弊的策略有三点：停止印造新钞、节约用度、禁止奢侈。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重视农业生产，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建立劝农机构和村社组织，并派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检查﹑督促生产，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陆文圭作有《戊辰劝农文》：

暨阳一小州，土狭民贫，官府治从简易，一毫不肯科扰。近者口盐偏敷，塘夫远役，出不获已，然且多方区划，害不及细民，尔父老所亲见也。去春，饥民在野，为之贷粮接济，仅免流散。夏秋，蝗蝻继发，极力收捕，幸无害稼，岁小登。一冬雨雪衍期，深为尔农忧之。二月初吉，田事载兴，长官亲出东郊劝耕，虽循旧典，亦欲延见父老，巡省田里。尔等一乡之老，当帅一乡之子弟，胥训告，胥教诲，浚乃沟恤，慎乃提防，利乃耒 ，修乃疆 。事事有备，有备无患。又须孝养父母，弟逊兄长，毋淫于逸、于游。惰农自安不勤不劳，越其冈有黍稷。尔农戒哉！其或好勇斗狠，博弈饮酒，聚其淫祀，驱诱良民，邦有常刑，罪及尔身，弗可悔。

陆文圭的为人刚明超迈，以奇气自负。他研司地理，考核甚详。凡天下郡县的沿革、人物、土产，都能默记在心，了如指掌。他还研究星相、占卜之学，史称他“为文融会经传，纵横变化，莫测其涯际”，陆文圭活到85岁。临终前，他对他的学生说：“据我推测，江阴二十年后必定有兵灾，可能比五代、南宋建炎还要惨烈。我死了以后，可葬在乱坟冈上，不要装修，不要种树，使人们不知道是我的墓，这样便不会来盗墓，没有暴露尸骨之患。”陆文圭死后被葬在绮山冷水湾，土名瑶墩。此后，江阴果然遭受兵乱，许多人的冢墓都被盗掘，葬于乱坟中的陆文圭墓却安然无恙。人们这才钦佩陆文圭的远见卓识。

元代江阴诗人王逢曾来绮山凭吊本邑先贤陆文圭，有《避乱绮山谒陆公子方先生墓》诗：

我经冷水湾，缺月照微服。景非度秦岭，事类避同谷。

松深阒无烟，狐兔纷窜伏。隆然四尺土，卷卷在东麓。

问是先生坟，感慨逾恸哭。洵书失欧阳，蕡对多冯宿。

许韩两耆旧,时论推鼎足。

忆过先人庐，白驹驻修竹。周情与孔思，小子幸私淑。

天回晨星稀，世乱烽火属。心言采芳藻，中宵不盈掬。

太玄属桓谭，九歌继宋玉。抱膝独长眼，披榛忍南逐。

江阴乃人文荟萃之地，历朝历代名医辈出，从儒通医者亦不乏其人，墙东先生是江阴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医学家，所以被尊为江阴中医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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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紫岩，婺源（今属江西）人。嘉熙三年（1239）生。咸淳二年（1266），中亚选，入元不仕。至顺元年（1330）卒，年九十二。有《紫岩集》，已佚。事见《新安文献志》卷八七《紫岩先生汪公宗臣行状》。今存诗十三首，《全宋词》录其词4首。

赵功可（1246-1326），南宋末遗民词人。名宋安，字功可，号晚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七岁丧父，由其祖父抚养成人，有文名，与其堂兄赵文并称“二赵先生”。布衣终身，平身交游詹玉，揭傒斯等人。今存词八首，词风苍劲。

朱涣，男，字济仲，永福人。曾得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进士。其作品有《齐天乐》、《百岁令》等。

曹良史，约公元一二七零年前后在世]字之守，号梅南，钱塘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度宗咸淳中前后在世。宋亡，不仕。工诗词，与周密游。良史著有咸淳诗，摘梅南诗摘，及镂冰词摘，总名诗词三摘，方同为作序。

赵文（1239-1315），宋末元初文人。初名凤之，字惟恭，又字仪可，号青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赵文为文天祥门人，并曾入其幕府参与抗元活动。赵文与刘辰翁父子亦交厚，辰翁对其非常推重，刘将孙亦与其结“青山社”，其结社情况现不详。

欧阳澈，男，北宋末江右人布衣。字德明，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少年时即喜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稍屈。靖康初应诏上疏，奏论朝廷弊政三十余事，陈安边御敌十策。金兵南侵，徒步赴行在，伏阙上书，力诋和议。建炎元年八月，与陈东同时被杀，年三十一 （《宋史》本传作年三十七，误）。绍兴间，追赠秘阁修撰。"生平

欧阳澈字德明，宋崇仁县青云栎油人。生于宋哲宗绍圣四年，卒于高宗建炎元年，年三十一岁。性尚气节，敢于直言，虽身为布衣，却以国事为己任。常纵谈世事，善谈世事，慷慨尚气，忧国悯时，见识明达，切中时弊，其忧国悯时之心，皆出自本性。

靖康元年，金兵大举攻宋，宋兵节节败退。欧阳澈出于爱国之心，向朝廷上“安边御敌十策”，州官扣下不给转呈。他又针对朝廷弊政，提出保邦御敌，罢免卖国害民的奸臣等十件大事将上书钦宗。适逢金兵已攻破汴京，钦宗赴金营求和。金人提出苛刻条件，迫宋订立城下之盟。欧阳澈闻讯愤慨已极，对人说：“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金营，迎亲王而归。”众人笑他痴狂，他也不予理论，只身徒步北上。

靖康二年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是为高宗。欧阳澈徒步到达南京，伏阙上书，力言李纲不能罢相，黄潜善、汪伯彦、张浚等主和派不可重用，并请御驾亲征，以迎二帝。言辞激切，遭佞臣黄潜善等诬指为“语涉宫禁”。高宗震怒，将他与太学生陈东一起斩首，年仅31岁。他曾说：“臣非不知而敢抗言，愿以身而安天下。”果如其言。

尚书右丞许翰听说欧阳澈等被杀，大为震惊，遂力求免职，并为陈东、欧阳澈撰写哀辞。绍兴四年，高宗被金兵赶至杭州以后，才有所醒悟，懊悔不该杀死欧阳澈等人，遂追赠欧阳澈为秘阁修撰。

有《欧阳修撰集》7卷。嘉定十七年，抚州通判胡衍义取欧阳澈靖康三书并刻为六卷。事见本集卷首宋吴沆序，《宋史》卷四五五有传。

欧阳澈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欧阳修撰集》为底本，校以宋陈思《两宋名贤小集·飘然集》，傅增湘校补《豫章丛书》本。新辑集外诗一首附于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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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刚简，约1163～1227年，字仲易，一字子韶，学者称沧江先生，仁寿县（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虞允文孙。尝与魏了翁辈讲学蜀东门外，得程朱微旨。以郊恩任官，再举礼部，监郫县犀浦镇酒税。历知华阳县，通判绵州。宁宗嘉定八年（1215）由知万州任罢。十一年，起知简州。十五年，擢夔州路提点刑狱，改利州路。理宗宝庆二年卒，年六十四。事见《鹤山集》卷七六《利州路提点刑狱主管冲佑观虞公墓志铭》，《宋元学案》卷七二有传。

生于宋光宗绍熙三年，卒于度宗咸淳九年，年八十三岁。宝庆二年，（公元一二二六年）第进士，授浏阳主簿。累迁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敷陈经义，随事启迪。景定三年，（公元一二六二年）春雷，诏求直言。经孙奏年来忠谠之气，郁不得行，上帝降鉴，假雷以鸣。人谓切中时病。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公田议起，经孙极论不便，忤贾似道，罢归。家在洪、抚之间，有山方正，因号矩山。闲居十余年，卒。谥文惠。经孙作有《矩山存稿》五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祝穆(?～1255年)，少名丙，字伯和，又字和甫，晚年自号“樟隐老人”。祖籍婺源（今属江西），曾祖祝确为朱熹的外祖父，父康国是朱熹表弟，跟随熹母祝氏居崇安。

黎廷瑞（1250年～1308年），字祥仲，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度宗成淳七年（1271）赐同进士出身，时年二十二。授肇庆府司法参车，需次未上。宋亡，幽居山中十年，与吴存、徐瑞等遥。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摄本郡教事。凡五年。退后不出，更号俟庵。武宗至大元年卒。有《芳洲集》三卷，收入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中。事见本集卷首小传。

侯彭老（生卒不详） 字思孺，号醒翁，南宋衡山县人。元祐元年（1086）前后在世。赋性耿介，敢于直言，工诗文，尤长于词作。元符四年（1101），以太学生上书言事获罪，诏遣归本籍，作《踏莎行》告同舍。词传入禁中，拟免其罪，因故未果，由是知名一时。大观（1107～1110）初进士。南宋绍兴三年（1133）知滕州。后弃官隐居南岳狮子岩，有诗词集传世，其《踏莎行》颇为有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当年走遍东西府。时人莫讶出都忙，官家送我归乡去。三诏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虚语。太平朝野总多欢，江湖幸有宽闲处。”

陈造（1133年～1203年）字唐卿，高邮（今属江苏）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年，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以词赋闻名艺苑，撰《芹宫讲古》，阐明经义，人称“淮南夫子”。范成大见其诗文谓“使遇欧、苏，盛名当不在少游下。”尤袤、罗点得其骚词、杂著，爱之手不释卷。郑兴裔荐其“问学闳深，艺文优赡”。调太平州繁昌尉，改平江府教授，寻知明州定海县，通判房州权知州事。房州秩满，为浙西路安抚司参议，改淮南西路安抚司参议。自以转辗州县幕僚，无补於世，置江湖乃宜，遂自号江湖长翁。宁宗嘉泰三年卒，年七十一。"文学成就

著有《江湖长翁文集》四十卷，由子师刊刻行世，陆游为之序，称能居今笃古，一洗纤巧摘裂为文、卑陋俚俗为诗之病。明神宗万万四十六年仁和李之藻获抄本，称其“学赡而笔劲”，“诗则宋诗，文则涉汉轶唐”，并与秦观集同刊于高邮”。《四库全书总目》谓其“文则恢奇排奡，要亦陈亮、刘过之流。其他札子诸篇，多剀切敷陈，当于事理。记序各体，锤字炼词，稍伤真气，而皆谨严有法，不失规程”。

文集最初由其子师文刊刻行世，原本已佚，明李之藻于万历间据抄本重刻，与秦观诗文合为一集，今存李之藻刻本、《四库全书》本。近人赵万里又辑有《江湖长翁词》一卷，收入《校辑宋金元人词》。《全宋词》第三册收其词十首。《全宋诗》卷二四二二至二四四一录其诗二十二卷。《全宋文》卷五七四九至五七七○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郑兴裔《荐举陈造状》、元申屠駉《宋故淮南夫子陈公墓志铭》、《宋史翼》卷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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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实，汉高祖皇帝刘邦后裔，明朝洪武年间人。原山西洪洞人氏。洪武二年（1369年），自河北冀州枣强县，携眷迁至黄河南面的刘家湾、姜陈一带，安下妻子和三个儿子，只身带着小儿子琰，来到大坡村落地生根，始建大坡村（山东省邹平县）。其后世有任：安塞县知县并敕封文林郎，陕西平凉府净宁州知州，江西建昌府知府并有明朝王爷益王赠诗。

王齐愈，字文甫，宋代词人。四川犍为 人，其弟为王齐万。与眉山苏轼交往颇密，苏轼曾编写《犍为王氏书楼》。事见《舆地纪胜》卷八一《荆湖北路·寿昌军》、《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一《犍为王氏书楼》注。

刘澜（公元？年至一二七六年），字声源，号让村，天台人。生年不详卒于宋端宗景炎元年，即公元一二七六年卒。尝为道士，还俗。举唐诗，有所悟。干谒无所成。澜亦能词，绝妙好词中录存三首。

僧儿，生卒年不详，宋代广汉（今四川梓潼县）营官妓，秀外慧中，善填词。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载：僧儿为广汉营官妓，有姓戴者两做汉守，甚宠之。后戴太守去成都玉局观作词官，临别，僧儿作《满庭芳》见意。今存词一首。

高似孙(1158—1231)，字续古，号疏寮，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清康熙《鄞县志》卷一○），一说馀姚（今属浙江）人（清光绪《馀姚县志》卷二四）。孝宗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进士，调会稽县主簿，历任校书郎，出知徽州，迁守处州。宁宗庆元六年（一二○○）通判徽州，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为著作佐郎。理宗宝庆元年（一二二五）知处州。晚家于越，为嵊令史安之作《剡录》。有《疏寮小集》、《剡录》、《子略》、《蟹略》、《骚略》、《纬略》等。事见《南宋馆阁续录》卷八、《宋史翼》卷二九。

田锡（940～1004），字表圣，田锡初名继冲，后更名为锡。嘉州洪雅（今属四川眉山市）人，祖籍京兆（今西安），唐末避黄巢之乱定居四川眉州洪雅（今槽渔滩镇）。曾祖父、祖父均为当时洪雅之名士，太平兴国三年(975)进士，官至右谏议大夫。北宋初年政治家和著名作家，在宋初的政坛和文坛享有较高的声誉。深为宋初士大夫所景仰。 生于晋高祖天福五年，卒于宋真宗咸平六年，年64岁。"生平

田锡在政治上以敢言直谏著称，同时又是一位革陈推新，影响后世深远的文学家，被称为宋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宋史》卷二九三有传。

田锡幼时即聪颖过人，在村后九龙山灵池发蒙苦读书，年少时求学于县城西北五里的修文山中，未及而立便扬名蜀中，洪雅附近的峨眉县令杨徽之，犍为县令宋白与他结为忘年交，诗文唱和引为高山流水，并为之延誉。在今天罗坝镇南约5公里的阿吒山上，有田锡启蒙读书之处，被宋真宗赐名”科甲名山”。昔日田锡读书时的读书楼遗址、洗墨池、乳泉仍保存完好。

田锡三十岁后游学长安，与后为翰林学士、官至礼部侍郎的韩丕同于长安白鹿书院、河南嵩山太乙书院刻苦攻读，终于在太平兴国三年一举登胡旦榜第二名进士榜眼及第，真可谓“一举成名天下惊”。

田锡由榜眼入仕后，历任左拾遗、河北转运副使，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等职，田锡在政治上以敢言直谏著称，即使是在被贬寂寥时，其好言时政缺失的秉性也不因此稍改，依然秉笔直书，勤谏不讳。把“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古训发挥到了极致。 在25年的政治生涯中，田锡历仕太宗和真宗二帝。宦海沉浮二十五年以“谏”闻名，德高望重，满朝颂服。咸平六年，田锡病逝后宋真宗阅其遗表后深感遗憾，对宰相李沆说：“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缺失，方在思虑，锡之奏章已至矣。若此谏官不可多得，天何夺之速乎！”
范仲淹亲撰《墓志铭》曰：“呜呼田公！天下正人也。”苏东坡在《田表圣奏议序》中，称田锡为“古之遗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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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字舜良，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王安石之父。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历任建安（今福建建瓯）主簿，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判官，新淦（今江西新干）、庐陵（今江西吉安）、新繁（今四川新繁）知县、韶州（今广东韶关）知州等地方官，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卒赠工部郎中，后以子贵追封楚国公，赠太师中书令。宝元二年己卯（1039年）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王益娶妻徐氏、吴氏，共生有七个儿子。分别为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

王柏（1197-1274），字会之，婺州金华人。生于宋宁宗庆元三年，卒于度宗咸淳十年，年七十八岁。少慕诸葛亮为人，自号长啸，三十岁后以为“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遂改号鲁斋。金华（今属浙江）人。从何基学，以教授为业，曾受聘主丽泽、上蔡等书院。度宗咸淳十年卒，年七十八，谥文宪。柏著述繁富，有《诗疑》、《书疑》等，大多已佚。其诗文集《甲寅稿》亦已佚，明正统间六世孙王迪裒集为《王文宪公文集》二十卷，由义乌县正刘同于正统八年（一四四三）刊行。事见《续金华丛书》本卷末附《王文宪公圹志》，《宋史》卷四三八有传。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阳人。进士及第，起家补大理评事、知侯官县，通判广州，累迁都官员外郎，历知真州、福州。

李从周，宋，字肩吾（书史会要作李肩吾，字子我，号滨州），彭山（今四川彭山）人。博见疆志书名之学世亦鲜及之。为魏文靖公门人。能书，取隶楷之合于六书者，作字通行于世。《书史会要》、《鹤山集》。

[约公元一一八二年前后在世]字仲山，长沙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中前后在世。尝为编修官。将之工词，著有岫云词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姚镛（1191～？）（生年据集中《继周圹记》‘馀年将四十而鳏’推定），字希声，号雪篷，又号敬庵，剡溪（今浙江嵊县）人。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理宗绍定元年（1228）为吉州判官。六年，以平寇功，擢守赣州。因忤帅臣，贬衡阳。嘉熙元年（1237）始离贬所。景定五年（1264）掌教黄岩县学。镛工诗词，有《雪篷集》一卷，《绝妙好词笺》传于世。

刘泾（1043？～1100？）字巨济，号前溪，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熙宁六年（1073）进士。为太学博士。元符末，官至职方郎中。米芾、苏轼之书画友。苏轼答刘泾诗云：“细书千纸杂真行。”鲜于伯机藏杂帖一册，内有刘泾墨帖一纸。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亦工墨竹，以圆笔作叶，成都太智院法堂有松竹画壁各一堵。卒年五十八。《宋史本传、画继、东坡集、云烟过眼录、图绘宝鉴》

陈景沂（生卒年未详），或说名景沂，或说名咏，景沂为字，号愚一子、肥遯子。其籍贯《四库全书总目》作天台，民国《台州府志》作泾岙（今温岭市晋岙村），经考证，以宋台州（今属浙江）为是。理宗宝祐（1253-1258）年间重新整理《全芳备祖》，并进献朝廷，请人作序，谋求出版。综其一生行迹，属于当时的江湖游士，没有科举、仕宦方面的任何信息，布衣终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江淮、湘赣、浙闽等地漫游、客居。现存著作唯有《全芳备祖》一种，其中收有一些自己的诗词和短文。"人物籍贯争议

陈景沂，植物专题类书《全芳备祖》的编者，浙江天台县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南宋末年，号江淮肥遁子、愚一子。浙江温岭晋岙陈氏家谱记载，其祖先有陈咏，字景沂，编纂《全芳备祖》。清嘉庆年间当地学者据此写入县志，引起关注。但陈氏宗谱记载的陈咏是南北宋之交人，曾上书宋高宗主张抗金复仇，其子陈天佑与陆游同时，与宋末《全芳备祖》的编者陈景沂不可能是同一人，仅仅因为字与名偶而巧合而误作一人。浙江天台县又曾发现当地吴氏家谱记载有吴咏，字景沂，也是《全芳备祖》的编者。据程杰《〈全芳备祖〉编者陈景沂姓名、籍贯考》考证，天台吴氏家谱有关内容抄袭温岭陈氏家谱而来，所谓《全芳备祖》编者是陈咏、吴咏的说法均不可信。

文学成就

《全芳备祖》是一部植物专题的重要类书，由南宋末年台州陈景沂编辑。全书27万多字，列名著录植物280多种，被农学、植物学界誉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该书所辑资料以文学作品，尤其是两宋文学作品为主，其中多有存世文集不载者，是宋代文集辑佚、校勘的重要资源，为文献学界所重视。该书保存了大量宋人的作品，堪称宋人文学的渊薮，其中多有别集和总集失收的，因而又有鲜明的文献学价值。

《全芳备祖》分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别为花、果、卉、草、木、农桑、蔬、药8部，著录近300种植物，备述特征、形态、品种、功用、来源、演变以及典故、传说。成书后作者又有增删、修正，约在宋宝祐四年付梓。

该书宋刻本海内失传，宋以后未见重刻，海内所见唯明清抄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刻残本传入我国，1982年农业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残缺部分以华南农学院转抄积学斋本配补，发行较多，成为广为人知的通行本。此后，该书的《四库全书》本、上海辞书出版社所藏汲古阁抄本陆续得到影印，尤其是作为电子书纳入《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古籍全文数据库以后，读者使用极为方便。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芳备祖》点校本，是该书第一部标点整理本。为该社《浙江文丛》中的一种，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程杰教授、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王三毛副教授点校，精装4册，201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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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楠（？？～1170）字坚老，号云壑，南城（现属江西）人。生年不详，卒于宋孝宗乾道六年。工诗词，吕本中等常与之唱和。官宜春别驾。著有云壑隐居集三卷，词有浩歌集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王澡[公元一一六六年至？年]字身甫，号瓦全，初名津，字子知，四明（文献通考作宁海）人。生于宋孝宗乾道二年，卒年不详。官至太常博士。方岳曾身之请业，且为岳父撰墓志。澡能诗词，有《瓦全居士诗词》二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耆寿字国箕，闽人。约生政和初，乾道八年（1172）特奏名，监临安赤山酒。年八十馀而终。

（988—1042）字长孺，歙州新安（今安徽省歙县）人。嗜学好古，手不释卷；尤工诗。大中祥符五年（1012）进士，庆历元年以兵部郎中知制诰拜翰林学士，召试学士院，校勘馆阁书籍。迁大理寺丞。预修景祐广乐记，特迁刑部郎中。奉使契丹，契丹主慕其文词，礼遇甚厚。累官昭文馆，兼侍读学士。告归，卒。冠卿著有《蕲春集》十卷，不传。有多丽词一首，才情富丽，盖北宋慢词始于此篇，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见《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有《宋史本传》传于世。

程公许（？—1251），字季与，一字希颖，号沧州。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一说叙州宣化（今四川宜宾西北）人。嘉定进士。历官著作郎、起居郎，数论劾史嵩之。后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又论劾郑清之。屡遭排挤，官终权刑部尚书。有文才，今存《沧州尘缶编》。

陈名恺，字济公，婺州永康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元符三年（1100）卒，年六十六。岳珂跋称为陈济翁墓志铭，疑是其人。

黄定（1133年——1186年），字泰之，号龙屿，出生于永福县（今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作品有《凤城词》1卷、《文集》2卷等。"生平

永泰三状元传奇

中国人推崇学而优则仕，因此多少有点状元情结。一介平民，十载寒窗苦读，一朝得中，便能高官厚禄，光宗耀祖。难怪莘莘学子，趋之若鹜。中国1000多年科举制度，出现过多少状元？各有说法。大抵在900人左右，有较详细记载的不足500人。福建居然有46人之多，也算是状元大省。唐之前，福建仍属蛮夷之地，文化相对落后，这一时期的状元，几乎都在中原一带。福建第一个状元本是唐末莆田的徐寅。无奈此君不识时务，高中后不肯附和皇帝，被取消了资格，应该不算。福建的状元，集中在宋之后。最为辉煌的，该是南宋福州府永泰县，当时三年一试，公元1166、1169、1172年，三科状元均由永泰籍人萧国梁、郑侨、黄定囊括，七年联奎三状元，绝无仅有，轰动一时。

以萧国梁居住地为中心，与郑侨、黄定相隔不过数重山，脚程不超过一日，置县才刚刚400年的一块弹丸之地，连出三个状元，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永泰三状元故居遗迹不多，城关溪山却完整保留清道光年间建造的联奎塔，纪念七年连中三状元。旁有三元祠，祭拜三状元。这永泰三状元的传奇故事，都是从一句古谶语开始的，“天宝石移，状元来期；龙抓花红，状元西东。”宋乾道年间，永福天宝瑞云寺后一崖石横山而行啮地成溪既而此石松上开出茂盛的龙爪花，是年居翀峰的萧国梁大魁天下；次举，居西边龟岭的郑侨在殿试中独占鳌头；又次举，居东边龙屿的黄定亦高中状元。至此古谶全部应验。

三状元虽然都出自永泰，但与莆田，也应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三状元均出在大樟溪以东戴云山脉延伸靠近兴化平原的山区，既可躲避祸乱，静心读书，又便于同外界联系沟通。萧国梁就读的九山书院，从遗址看，规模不小，旮旯里有这样的书院，强烈怀疑本身就是外来人办的学堂。

而三状元的出身，更有可考之处。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家贫子读书。贫穷的孩子，读书可以刻苦些，但首先要读得起书。文天祥自称“白屋出身”，至少也该是家道殷实。只凭关起门来，苦读十年八年，山沟沟里便蹦出三个状元，不太可能。郑侨既为郑樵侄儿，便是出身书香门第。郑樵是著名藏书家，著作也丰，有《通志》200册传世。启蒙老师陈俊卿，“进士第二”，就是榜眼，抗金名相，是个被朱熹赞为“始终全德”的人。黄龟年也是进士，因四劾秦桧而名震当世。黄定还是莆田唐大司徒黄碣嗣孙。而萧国梁据说是黄定的岳父。永泰县志中，萧国梁生卒年不详，但黄定是在42岁那年中了状元，可见两人中状元前早已是翁婿。宋朝莆田在朝当官的，比比皆是。如此一捋，可看出一些端倪。

三状元的祖籍，却也一直有着争论。《闽小记》“萧国粱居翀峰，郑侨居龟岭，黄定居龙屿。宋乾道中，连科首唱。”永福县令曾赋诗云：“翀峰龟岭与龙屿，三处家山亦壮哉！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为三状元作也。”按邑乘：萧居翀峰、郑居龟岭。黄居龙屿，均离县数十里。唯翀峰在邑治东关外，前后山水迥合，足供远眺。意萧公当年，既读书于此，且与郑、黄二公所居不远，则二公必时相过从，综观山水，常有自得之趣，联袂而起欤 ? 相传黄公未第时，往谒萧公。萧母室中窥之，谓萧公曰：“此人亦能到尔地位”。则萧公之时相往还，又可知己。乾道二年，天宝瑞云寺，石横山而行，啮地成溪。石上复生龙爪花。是岁萧国梁魁天下。四年，游洋民凿井丈余得石，有文曰“石上状元 " 。明年郑侨及第，亚之者为石清源石起宗。”萧国粱、郑侨、黄定三状元时有来往。后郑侨以状元及第，官至参政知事，萧国梁赠云：“云顶峰前分玉带，礼闱名上探金笼”。

三状元的脚步已经走远，状元的生辰籍贯其实也不必深究。后人敬仰的因该是一种精神。三状元祠门口有一幅对联：“问天下状元几见蝉联三度，愿永阳学子都将鹰扬四方”，时时激励着后人吧。此对上联颇有气魄，若将“几见”改为“谁见”，是否更添豪气?下联则略嫌欠缺，寻求能有佳对。

黄定状元府内辟有莲花池、假山、花园，后几经兵灾匪患，现仅存八字墙、铺地方角石砖和莲花池遗址。如今已无法目睹当年的奢华。但状元府大门两边的两截古残墙、石台阶、石板铺的天井、石旗杆夹、莲花池，至今犹存遗址。状元府门前的一片荷塘，也依旧年年绿叶亭亭。黄定配郑氏有子黄自求，字熙叟。《永泰县志》载，黄自求于嘉泰间任潮州知府，重视教育事业。又有史书记载：“两请监举。淳熙十五年，奏补迪功郎，大理寺丞。嘉定间，知潮州，拨方宜等田于学以养士。潮守之贤者丁允亢、陈宏规为最，自求与之齐名。同父定陈贤守，祀潮州名宦。”黄自求配林氏有子一人黄攀龙为典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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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籀(zhòu)，字子初，信安（今河北霸县）人。现存词一首。

吕直夫，宋代词人，大约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有作品《洞仙歌》。

廖正一（生卒不详）字明略，号竹林居士，安州（今湖北安陆）人。"生平

神宗元丰二年进士。哲宗元佑二年，为秘书省正字。六年，除秘阁校理。绍圣二年，知常州。入党籍，贬监玉山税，卒。　少时为文，藻采焕发，黄庭坚称之为“国士”。元丰二年成进士，授华阴司理，累官端明殿学士，后出知常州郡。与苏轼交游最善。撰有《白云集》、《竹林集》，已佚。

哲宗元祐二年，为秘书省正字。六年，除秘阁校理。绍圣二年，知常州。入党籍，贬监玉山税，卒。工篆书，元祐八年僧道潜所书新城普向院我宝佛塔记，为其所篆额。《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有传。今录诗七首。

少时在凌岩山读书，爱品茶，趣味高雅。中进士入京官拜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当时为品茗大家，家有御赐的密云笼供茶，只与“苏门四学士”共品，他人无此殊荣。一日客至，东坡命取供茶，童子上茶，见是廖正一，深感意外。其实东坡素爱正一的才学与茶品，曾以《行香子》一词录赠他，有“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笼，斗赢女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之句，词录在《东坡集》中，可见廖正一不愧茶乡蒲圻人，能与东坡煮茶、品茶、斗茶，达到“两腋清风”的品茶入仙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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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韡（1179—1261），字子华，福州候官人。父孔硕，为朱熹、吕祖谦门人。韡让父郊恩与弟韔。登开禧元年进士第，从叶适学。"人物生平

嘉定十四年，贾涉开淮阃，辟京东、河北干官。韡谓：“山东、河北遗民，宜使归耕其土，给耕牛农具，分配以内郡之贷死者。然后三分齐地，张林、李全各处其一，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领以三两州来归者，与节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义人尽还北。然后括淮甸闲田，仿韩琦河北义勇法，募民为兵，给田而薄征之，择土豪统率；盐丁又别廪为一军，此第二重藩篱也。”

十五年，淮西告捷，韡策金人必专向安丰而分兵缀诸郡，使卞整、张惠、李汝舟、范成进各以其兵屯卢州以待之。金将卢鼓捶新胜于潼关，乘锐急战，当持久困之，不过十日必遁，设伏邀击，必可胜。又使时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轻兵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后金人果犯安丰，韡如盱眙犒师。改淮东制置司干办公事。再如盱眙见刘琸，调下整、张惠、范成进、夏全诸军应援捣虚，皆行韡之策，遂有堂门之捷，俘其四驸马者。

迁将作监丞，又迁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东提点刑狱。加直宝章阁，依旧提点刑狱兼知宝应州。迁宗正寺丞、权工部郎中，改仓部员外郎。入对，言：“臣所陈夏、周、汉、唐数君之事，如布德兆谋、任贤使能、信赏必罚、区处藩镇、不事姑息，规摹莫大于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赏罚而已。”

绍定二年冬，盗起闽中，帅王居安属韡提举四隅保甲，韡有亲丧，辞之。转运使陈汶、提举常平史弥忠告急于朝，谓非韡莫可平。以宝章阁直学士起复，知南剑州，提举汀州、邵武军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马钤辖，同共措置招捕盗贼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几，加提点刑狱。韡籍土民丁壮为一军。沙县紫云台告急。沙县破，贼由间道趋城，忠勇军破之于高桥，贼乃趋邵武，势益炽。时有议当招不当捕者，韡言：“始者贼仅百计，招而不捕，养之至千，又养之至万，今复养之，将至于无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图万全。”诏韡兼福建路招捕使。

贼急攻汀州，淮西帅曾式中调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间道入汀，击贼于顺昌胜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点刑狱。七月，韡亲提兵至沙县、顺昌、将乐、清流、宁化督捕，所至克捷。九月，分兵进讨。十月，进攻五贼营砦，平之。十一月，破潭瓦磜贼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诛汀州叛卒，谕降连城七十有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将破下瞿张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余寇，贼首晏彪迎降，韡以其力屈乃降，卒诛之。进右文殿修撰，依旧提点刑狱、招捕使兼知建宁府。衢州寇汪徐、来二破常山、开化，势张甚。韡命淮将李大声提兵七百，出贼不意，夜薄其砦，贼出迎战，见算子旗，惊曰：“此陈招捕军也！”皆大哭，急击之，衢寇悉平。

六年，进宝章阁待制、知隆兴府。赣寇陈三枪据松梓山砦，出没江西、广东，所至屠残。韡遣官吏谕降，贼辄杀之。乃谓盗贼起于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谓：“寇盗稽诛，以臣下欺诞、事权涣散所致，若决计荡除，数月可毕。”十一月，诏节制江西、广东、福建三路捕寇军马。韡奏遣将刘师直扼梅州、齐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亲兵捣贼巢穴。十二月，兼知赣州。

端平元年正月，进华文阁待制、江西安抚使。二月至赣，斩将士张皇贼势及掠子女货财者。齐敏、李大声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贼粮道，遂破松梓山。三枪与余党缒厓而遁。韡亲督诸将，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贼悉精锐下山迎敌，旗帜服色甚盛。韡军步骑夹击，又纵火焚之，士皆攀厓上，贼巢荡为烟埃，贼首张魔王自焚。斩千五百级，禽贼将十二，得所掠妇女、牛马及僭伪服物各数百计。三枪中箭，与敏军遇，击败之，贼遁。翼日，追及下黄，又败之。余众尚千余，薙猕略尽。三枪仅以数十人遁至兴宁就禽，槛车载三枪等六人，斩隆兴市。

初，贼跨三路数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诏曰：“韡忠勤体国，计虑精审，身任讨捕之责，江、闽、东广，讫底宁辑。”乃进权工部侍郎，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未几，为工部侍郎，改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称其平寇功，韡顿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灵，苟逃旷败耳，何功之有。”迁权工部尚书，又权刑部尚书、沿江制置大使，依旧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往来巡视鄂州江面，措置捍御。三年，加宝谟阁学士。十月，诏选猛将精兵，相视缓急，据地利，遏要冲，以伐奸谋。嘉熙元年，进焕章阁学士。四年，拜刑部尚书，辞免。加徽猷阁学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

淳祐四年，召为兵部尚书，迁礼部尚书兼侍读，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七年，知枢密院事、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观文殿学士、福建安抚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辞，以旧职提举洞霄宫。开庆元年，召赴阙，落致仕，充醴泉观使兼侍读。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抚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举佑神观，力请致仕。次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少师，谥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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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彦约（1157～1228）南宋大臣。字简甫，号昌谷，南康军都昌（今属江西）人。淳熙八年进士。曾从朱熹讲学，后受人之召，负责汉阳军事，因部署抗金有方，改知汉阳军。后累官宝谟阁待制、知成都府。嘉定初，为湖南转运判官，镇压郴州（今湖南郴县）瑶民起义，后任利州路（今属陕西）转运判官兼知利州，发漕司储粮减价粜与饥民、通商蠲税，并论兵柄财权并列之弊。宝庆元年，擢为兵部侍郎，迁礼部侍郎，不久又授为兵部尚书，力辞不拜，后以华文阁学士致仕，卒谥“文简”。"生平

家庭环境

曹彦约的叔祖曹省，曾任岳州士曹，后调任雍丘丞。

曹彦约之父曹兴宗，字伯起，宋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历官崇阳尉，岳州司理、参军等职。“所至政声籍甚”，被上赠以光禄大夫。都昌县志《重修儒学记》中称：曹兴宗“讲学之懿，修行之笃，传诸其家以及其乡之人者，尽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犹有可考者。”可见曹家诗书孝义传家的影响了。

解围安陆

曹彦约于南宋淳熙八年中进士，历官建平县尉、桂平军录事参军、司法参军，知乐平县，江西安抚司京湖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权知汉阳军事。开禧年间，金兵“重兵围安陆，游骑闯汉川。”而郡兵寡弱，形势危急。曹彦约登高一呼，积极组织地方武装，招募乡勇，加强水陆防御，制定周密作战计划。他先派赵观迎战金兵，在渔民大力配合之下，“斩其先锋”，“焚其战舰”。接着又遣党仲升偷袭金营，杀敌千余，“民赖以安。”曹彦约也因救援安陆，大败金兵而升任汉阳知军。“开禧北伐”失败后，史弥远等主张与金议和，遭到曹彦约坚决反对。曹彦约上疏给宋宁宗义正词严予以批驳，深得皇上赏识。但终因孤掌难鸣，朝廷还是与金重开和局——签订了《嘉定和约》。

上书言弊

嘉定二年，曹彦约升为湖南转运判官，后改利州转运判官兼知州。其时正值饥荒，粮食奇缺，饿殍遍地。他果断决定：“减价遣粜，勤分免役，通商蠲税。”通过这些救灾措施，“民赖以济”。他征对当时四川边境各司并列，兵权不一，互相推诿，不堪防卫的状况，作《病夫议》上奏，历数各种弊端，痛陈医治良策。主张用人“求一贤者而尽付之兵权。”不应“虽信而用之，又以人参之；虽以事权付之，又从中御以系维之。”对军队和民勇，要进行整顿和训练，要正本固源。认为：“本原一坏 ，百病间出。”、“忠义民兵利在战斗。”、“若其恃勇贪利，犯上作乱，则又不止于大军而已。”必须“磨之以岁月，渐之以礼义”。要求“择知书者以为教导。”万不可有侥幸获胜得功的心态。《病夫议》切中边境要害，提出可行解决方略，是颇有见地的。虽不蒙上采信，但曹彦约拳拳报国之心是上苍可鉴的。不久，曹彦约受命回江西，任安抚使兼知隆兴府，为服务桑梓出力。

宋理宗即位，曹彦约被提为兵部侍郎兼国史院修撰，不久迁礼部侍郎、宝谟阁学士兼侍读。授兵部尚书，曹彦约以年高力辞，于是改宝章阁学士、知常德府。其时国事日非，奸佞当道，曹彦约深感不安，多次上书直言，“劝上讲学，防近习”“倚忠直如耆龟，去邪佞若蟊贼。”应该“谨定省以为长乐，开王社以笃天伦，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于天下。”抨击“下情未通，横歛未革。”抨击行贿贪污之风，抨击不负责任，相互诋毁。其言辞耿直激烈，不避嫌疑。

经幄管见

庆元元年到三年曹彦约常侍讲筵，“殚心启沃”，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事迹为宝训，反复阐明，以为效法。他将所讲内容辑为一书《经幄管见》，共四卷“旁证经史而归之于法诫。”《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很高：“其间奏议，大都通达政体，可见施行。所论兵事利害，尤确凿有识，不同于摭拾游谈。其应诏陈言二封事，乃庆元、宝庆间先后所上，于当日苟且玩偈之弊，反复致意，切中窾要，亦可证其耿直之概。惟俪词韵语，稍伤质朴。然不事修饰而自能词达理明，要非学有原本者不能也。”他还存有文学著作《昌谷集》二十二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还有著作《昌谷类稿》六十卷、《舆地纲目》十五卷、《星凤楼法帖》等。1128年，曹彦约病逝，上赠少保，赐号“文简”，归葬县北龟山，崇祀都昌乡贤祠，又入白鹿洞书院宗儒祠、紫阳祠和朱子祠，《宋史》卷四百一十上有传，又列清同治都昌县志卷九人物志·名臣传。

人物评价

曹彦约历官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任上政绩显著，体恤民情，学问渊博，敢于直言，多谋善断。大凡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均有涉猎。《宋史》称他：“可与建立事功，”朱熹道统继承人、女婿黄干称其为“豪杰之士”。人论学统，以黄干为第一；论经济大略，以曹彦约为第一。他最后以文华阁大学士致仕归。 曹彦约还是一位诗人，其名已收入《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在《偶作》，他教人读圣贤之书，信孔孟之说。在《赠杨伯洪》诗中：“扁舟下峡七经年，犹忆西民困备边。已病一夫空有议，误谋元帅本非贤。公朝虑蜀天常近，之子忧时火未燃。遇合却留经济用，此行应不愧登仙。”写出当时自己的情状和忧虑。而在一些迎来送往的题赠之作中，却充满了情义和友谊，如《祭刘仲明文》：“二十余年，手足弟兄。有财共用，有田共耕。”“生不同姓，居不同州”。“慰我寂寥，问我穷愁。别久不见，贻书置邮。”

满门风华

其兄曹彦纯，字粹甫，与弟同学于朱熹，也是白鹿洞的学生，并有时名。

其弟曹彦继，也是都昌的文化人。

曹彦约有四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四兄弟角力并进，或从政，或从教，皆为名士。长子士况，读书刻苦，有士大夫操行。宋宁宗嘉泰二年，以士行征召为官，所至政绩斐然，累官至郎中，以朝散大夫辞官归居。次子士规，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知书达礼，嘉定七年以孝友征辟为迪功郎，官太平县主簿。三子士衮，授丞务郎，后迁知重庆府。四子士冕，字端可，号陶斋，由幕僚仕至州郡，曾以奉议郎知德化县。士冕自幼聪慧，勤于书法，见识高明，得父真传，均为书坛高手，所著《法帖谱系》二卷，每条都详叙摹刻始末，订其异同工拙，以资参考。

曹彦约之侄曹士中,宋嘉定四年进士，任福建泉州佥判。

曹彦约之孙曹愚，字伯明，由廷臣荐编国史，后改知萍乡，赠朝列大夫。

南宋都昌曹氏，是为名门望族。曹氏子弟，在曹彦约中进士后，由科举入仕途者达十多人，在都昌县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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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字谦问，归安（今浙江省吴兴县）人。葛立方之子。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乾首七年（1171），常州通判。守临川，淳熙八年（1181）卒。有信斋词一卷。

黄霁宇宋朝人，是诗人，作品有《水龙吟》。

叶李（1242—1292）字太白，一字舜玉，号亦愚，杭州富阳庆护里（今环山乡）人。少聪慧，性耿直。20岁入太学读书，与朱清相友善。南宋末年因反对投降派被流放。终宋只为国子监生，大才不能仕。但是后出仕元朝，六年就做到了一品官职。如今史届坊间评价不一，一方面清朝乾隆帝评价：“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当宋之亡也，有才如吕文焕、留梦炎、叶李辈，皆背国以降元”这一句话闻于世人，另一方面也有世人提出南宋在时叶李欲为国效力反而受到冤屈贬斥报国不能，及至仕元清明廉正不可不谓是一位好官，这不应为仕元朝就刻意贬低和忽略的。"生平

叶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自幼天资不凡，拜太学博士义乌施南学为师，补京学生。世祖南伐，蒙古军屯驻江上，宋朝命贾似道领兵抵御。因宪宗崩，世祖班师北还，解鄂州之围。贾似道把蒙古军北撤作为自己功劳，欺骗宋朝皇帝，得以再任宰相，而且更加专横跋扈，创立公田，滥发纸币，压榨人民，宋朝内外无人敢于指责非议。叶李与国子监的同学康棣等八十三人，向宋朝皇帝上书，攻击贾似道。似道大怒，得知给朝廷的上书是由叶李起草的，便唆使其党徒临安府尹刘良贵诬告叶李，造成冤案，把李贬到漳州，直到贾似道倒台后，他才能自由行动。宋亡后，他隐居于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抚司、行御史台争相召聘，使任苏、杭、常等郡教授。他都拒绝。

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主持江南行御史台工作，并访求宋朝遗臣。相威举荐了叶李。以前叶李攻击贾似道的奏章中，其末有“前年之用兵，适逢天幸，才有保住宋朝半壁江山之功”之语。世祖对这句话大加称赞，现在听说相威举荐了叶李，十分高兴，即授李为奉训大夫、浙西道儒学提举。李闻知又准备隐避，而使者已至，除诏书外还附有丞相安童给他的信，信中说道：“先生在宋以忠言直谏为世人所称赞，皇帝非常关注，今授以五品官爵。有才德的人，当隐则隐，当出仕则应出仕，要尽全力以报答殊遇之恩。”李权衡下改变其隐避的打算，拜谢世祖的知遇，表示：“能为官治国，这是我的心愿，怎敢不接受皇帝的诏令。”

至元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去江南访求贤才。世祖叮嘱他，这次去一定要把叶李请来。李到京师后，皇帝命集贤大学士阿鲁浑撒里把他安置于集贤院中。过了几天，在披香殿召见，慰问他远道辛苦，对他说：“卿从前指责贾似道的书，我曾看到了。”询问关于治国安邦之道。叶李讲述了历代帝王得失成败的原因。世祖连连点头称是，规定每五天入宫议事一次。当时，各道管理儒学的官府，都认为是闲职而被撤销。李为此而上书说“：臣怀着敬佩之心阅读了先帝的诏书，看到朝廷在创业之时，军务繁重的情形下，还招纳儒士。今陛下已统一天下，息武重文，难道不需要培养人才，弘扬圣上的治国之道么？各道儒学提举及各郡教授，肩负教化民众的重任，不应废除。请恢复提举司，专设提调学官，以教育诸生，讲明治国之道，而向太学提供培养人材，以备朝廷录用。凡儒户的徭役，请完全豁免。”世祖允准。

这时，乃颜在北部起兵反叛朝廷，朝廷诏令叶李领军征讨。当时军中将校多是蒙古人，他们与乃颜本同族，不肯出战。世祖深为忧虑。李秘密向世祖启奏“：用兵之道在于奇而不在于人多，临敌当以计取。将校既与乃蛮同族，谁肯尽力作战，徒费陛下粮饷。臣请用汉军作为前军进行步战，以大车断其退后之路，以示死战。敌人轻视我军，必不设防，我以压倒优势大军进攻，战无不胜。”帝用这一战略，果获大捷，从此以后，世祖更加认为叶李是个奇才，每次罢朝之后，必另召见论事。

二十四年，特拜叶李为御史中丞兼商议中书省事。李极力辞谢道“：臣本流落之人，蒙陛下知遇，备作顾问，本当竭力尽忠。然御史台要总察朝廷内外的机务，臣愚不足担此重任。且臣过去到过瘴疠之地，染上足疾，近年尤为厉害。”世祖笑道：“卿足艰于行走，心岂不可行吗？”李辞意坚决，得到允许，叩首谢恩，并奏“：臣今虽不居御史中丞之职，然御史台是天子的耳目，平常事务可呈陛下省察。至于监察御史的奏疏、西南两台的禀报，事关军国要务，与百姓的利害息息相关，应令随时呈奏，以广视听，不应什么事都要按章进行，使奏报成为形式。臣请皇上诏令各台臣，各据实奏报。”又说“：监察官员是以纠正错误为其职责，若对自己不严格要求，又如何纠察别人。其中如有贪婪和破坏法纪的人，应交刑法机关加罪惩处，以惩戒其对朝廷的欺蒙之罪。”这些都得到皇帝的肯定，从此以后，御史台的官员们都可如实奏报皇帝。

朝廷设尚书省，授叶李为资善大夫、尚书左丞。李又坚决辞谢道：“论臣资格，不宜担此重任。”世祖道：“商朝起用伊尹，周朝举用太公，岂都是按资格？尚书肩负着天下重任，朕烦卿担任，卿切不可推辞。”赐大小车各一，许乘小车入宫，扶上大殿。他开始制定至元钞法，又请建立太学，培养人才。他向皇帝陈述历史上历朝对教育的重视，人才辈出，从而使圣上恩德及于人民。他举荐周砥等十人为祭酒，制定学校规章制度，这些，世祖都一一批准。世祖计划把江南宋朝的宗族及大姓迁到北方来，李劝谏说：“宋朝已归顺大元，其民安于农业，今无故要迁徙，必将引起疑惧，万一有奸人乘机造乱，于国家不利。”世祖被提醒了，放弃原来的计划。升李为尚书右丞，转为资德大夫。淮、浙发生饥荒，谷价腾贵，李奏请减少江淮租税的一半，运湖广、江西粮十七万石至镇江，以赈济饥民。世祖欲征伐交趾，召李商议，李认为“：这远方小国，得之无益，大军去征讨，必耗费大量财物，且山路艰险，深入敌境，万一受到挫折，有损对远人的威望。”世祖听取了他的意见，停止征讨。

二十五年，升李为平章政事，李又坚决不肯，皇帝尊重他的意见，赐玉带及平江田四千亩，升官爵一级。桑哥为尚书省丞相，政权独揽，搜刮财利，毒害人民，事见《桑哥传》。李虽与桑哥同事，但对他的错误政策不能纠正。桑哥失败后，同朝臣僚受到牵连。而李一人因病回到江南。扬州儒学正李淦上书说“：叶李本是个受黥刑的罪犯，受皇帝知遇，可谓千载难逢。刚受到天子的恩德，就举荐桑哥，据宫廷近侍官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参政郭佑、杨居宽，迫使御史中丞刘宣自杀，囚禁治书侍御史陈天祥，罢黜御史大夫门答占、侍御史程文海，鞭打监察御史；他还改变钞法、扣减学粮，征收军官俸禄，减少兵士口粮；设立司农司、木绵提举司，增收盐、酒、醋的税额，官民皆受其祸。尤其痛心的是，让要束木为患于湖广，沙不丁为害于江淮，灭贵里为害于福建。他又大肆清理钱粮，使民怨而为盗，天怒而地震，水灾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好在皇帝圣明，改变其错误政策。人们都知桑哥用一般小人之罪，而不知叶李举荐桑哥之罪。叶李虽罢黜相权，但未法办，天下人往往私下议论，认为应斩叶李以谢天下。”世祖看了这个奏章后，惊异地说：“叶李廉洁刚直，朕所素知，哪有这些事？”传旨召李淦至京师查问。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李南还，行至临清，帝遣使召回，使任平章政事，辅助丞相完泽管理中书省事。李上表力辞。不久去世，终年五十一岁。李死后，李淦至京，诏令淦为江阴路教授，以表彰他敢于直言。世祖曾问兵部郎中赵孟頫，叶李与留梦炎谁好，赵孟頫说“梦炎好”。帝笑道“：不然，梦炎以状元而做了宰相，却依附于贾似道，殃民祸国，而自己只是个‘伴食宰相’，遇事不置可否，李原为儒生，力斥似道的罪过，比梦炎要强得多。然其性刚直，人不能容他，而只有朕爱他。”

李先后受赐之物甚多，而自己生活俭朴，曾告诫其子说：“我家世代书香，甘于贫简生活，唯以忠义奉献君主。你们也要清白谨慎，不要给我脸上抹黑。”指着那些赏赐物说“：这些将来都要还给公家的。”死后，把这些统统交了官，丝毫不留。
至正八年，赠资德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公简”。

人物评价

笔者窃以为，今世人以理学中忠贞、“忠臣不仕二主”的道德理念来看叶李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出其是奸臣、汉奸的结论，而在理学当道的明清二朝学子士人所说所写来看也的确如此。但是在当今新时代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叶李在国子监时忠于宋朝反为所冤，宋亡后多次征召不仕的史实。叶李有他那一颗治国平天下抱负远大的心，却身陷于宋亡元兴的历史时刻，在仕宦实现人生理想志愿和归隐以对旧主尽忠到底之间挣扎地选择，而结果就在于这一句“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的大呼中，他选择了前者，他明知道此举必定招来天下谩骂，可是他毅然选择了实现人生理想抱负的道路。而之后的仕途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才华，他的清廉，他的正直，还有，他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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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獬（1022——1072）字毅夫，号云谷，虔化人，江西宁都梅江镇西门人，因他的祖父前往湖北安陆经商，便寄居于此。商籍人安陆，详载宁都州志，少负售才词章豪伟，宋皇祐壬辰科举人，癸巳状元及第，初试国子监谢启曰，李广才气自谓无双。"生平

杜牧文章止得第五，胜章敏公，当与公扬绘同试，自拟必魁天下，与二人约日不念，当罚，及崇政殿御试，国邱象天赋，取公居首。扬次之，胜居三。公戏责所约，胜答曰一人解一人会，予安得不居三乎。临试前一日上以百卷，焚香祝天，愿得忠孝状元，及唱名乃郑也。谢启曰，有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等语。是也。公微时梦至一处，有小池，方洞数尺。甃以玉，公浴之。视臂生白鳞。水影头已角出，有史云，此玉龙池也。古登第诗云。一声霹雳从地起，到头自是白头翁。官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己酉罢公，吕诲上疏言公无罪被出甚非。公议上出奏示执敬，王安石曰。獬出臣但怀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之有所怀，不意言者，乃更如此，公权开封。不肯行新法。又言青苗之害。不忍无罪之人，陷于害纲，复让青州剌史。乞龙，著有诗文，郧溪集列传载，首宋天圣三年乙丑生，宋熙宁八年乙卯殁。年五十一，时囊罄子幼，藁殡在寺几八年，籍同年周守滕君始克葬焉，后子宣义公，稍长母杨夫人历举大父，商游之故，以语曰尔父荣登大魁籍隶安陆。先世应墓具在虔化。尔父假命归来时，往虔南省。坟墓，屡欲拨宅，返里，奈家贫尔弱又久。而未果遗命谆匕。以忽忘所自嘱焉。宣义公闻之抚然曰，予少失怙予，不敢忘父命，其敢忘先人之旧业乎。遂不惜劳计费，爰返，会大父归并祖父葬虔化县西关蔚背岭，会大父十四郎公穴左。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重修。清嘉庆十五年庚午复修。妣张氏，宋天圣五年丁卯生，宋嘉祐五年庚子殁，年三十四，葬宁都会同里南庄花园圃仙人侧掌形亥巳向。继妣杨氏，宋明道二年癸酉生，宋绍圣元年甲戍殁，寿六十二，葬与张氏合穴，生子一、三郎。

郑獬的爷爷郑建中从宁都去了安陆经商,并定居安陆；晚年领子郑五教从会同桃枝去了安陆，并考取进士；，郑五教和朱京娘在宁都桃枝期间生育了五个儿子，大儿郑弥中，二儿郑獬。郑獬幼、少、中年期一直跟随母亲在会同桃枝生活，并娶张氏为妻，后跟随母亲一并去了安陆，并在安陆再娶了继妻杨氏，宋皇祐五年状元及第。郑獬得中状元后，还曾回到宁都一次，重修了爷爷郑十四郎的墓。

郑獬为官正直，词作亦清新质朴，简练明快。郑獬善诗文，《宋史》称其“词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所著《郧溪集》三十卷，《觥记注》、《幻云居诗稿》各一卷并行于世。

与僧文莹是好友，现湖北省安陆市白兆山白云泉留存较完整的摩崖题刻有三处，其中宋熙宁戊申一处为最早，有“郑獬，张侵、僧文莹同游。熙宁戊申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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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字梦屏，宋代莆田（今属福建）人，著名词人，著《宫词百首》，或描述宫中琐事，或称颂太平盛世。

周格非，生卒年不详。宣和间严州守，直龙图阁。全宋词存词一首。传周格非为周格。

胡翼龙，宋代词人。生卒年不详。巽龙字伯雨，号蒙泉，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淳祐十年（1250）进士。主要文学成就在词，现存世十余首词。

黄铢（1131～1199）字子厚，号谷城，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徙居崇安。其母为孙道绚，少师事刘子翚，与朱熹为同门友。以科举失意，遂隐居不仕。理宗庆元五年卒，年六十九。著有《谷城集》五卷。事见《晦庵集》卷七六《黄子厚诗序》、卷八七《祭黄子厚文》，《宋元学案》卷四三有传。

徐鹿卿（1170—1249），字德夫，号泉谷，隆兴丰城（今江西省丰城市白土镇后泉村）人。南宋文学家、藏书家。徐鹿卿生于宋孝宗乾道六年，卒于理宗淳祐九年，年八十岁。博通经史，以文学著名乡里。嘉定十六年，（公元一二二三年）廷试进士，调安南军学教授，复申理义之学。入为枢密院编修官。时刘克庄、王迈、方大琮皆因事被黜，他作诗赠之，并为弹劾。太学诸生作四贤诗美之。累官吏部侍郎，提举鸿禧观致仕。及卒，谥清正。鹿卿著有泉谷文集及奏议、讲议等，《宋史本传》传于世。"轶事典故

徐鹿卿，字德夫，是隆兴丰城人。他博览并精通经书史传，年青人都争着向他学习请教。

徐鹿卿调到南安军学担任教授。张九成曾因为正直行事被贬官而居住在那里，徐鹿卿收集他的言行，把它刻在学校作为训诫。之前周敦颐、程颢及其弟程颐都曾在这个地方讲学，徐鹿卿进一步弘扬他们的教义，从此崇理重义的学风重新兴盛起来。徐鹿卿还制定资助士人的制度。助学的田地多在溪流、山洞等低洼之地，加上以前征收赋税缺乏一定的尺度，农民为此困苦不堪。徐鹿卿好好地慰问、安抚他们，从此再也没有拖欠租税的人。后来强盗兴起，环城的房屋许多都被毁坏，只有学校幸免于难。徐鹿卿说：“这是强盗也不想骚扰我们的缘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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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称赞徐鹿卿心气平和、言行正直，有关爱百姓之诚心。徐鹿卿就被调职去主管尤溪县。德秀驻守泉城时，又调任徐鹿卿为南安的县令。徐鹿卿以不便供养母亲而请辞。德秀说：“我们道同志合，一起来救助民众，还害怕你的母亲不让你来吗？”徐鹿卿进去禀报母亲，母亲欣然答应。到了南安后，徐鹿卿首先免除那些没有依据的科税，厘清登记户口、土地的薄册，偿还官府向民间预先借支的各种赋税，疏通百姓上访的渠道，平反冤案错案。南安因此变得非常安定。

某年督府要强行收取秋熟谷物的赋税，要建昌要交纳米粮五千斛。徐鹿卿据理力争，说：“我的官可以不做，但米粮是决不会交的。”百姓恐怕徐鹿卿被调走，纷纷请求交粮来完成督府的任务。徐鹿卿说：“百姓为我考虑得很周全了，难道我就不替百姓着想吗？”最终在徐鹿卿的坚持下，建昌被免掉了秋税。

某年收成不好，闹了饥荒，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徐鹿卿就拿出府中贮藏的米粮三千多石，以半价来出售，除了一部分冲抵府库的利钱，又拿出一万七千缗钱来救助灾民，劝居民收养那些被遗弃的小孩，由官府每日补助他们钱、米。所救活的人有几百人。徐鹿卿平时宴集也不演奏音乐

岳珂驻守当涂时，私自制造茶、盐，自己在幕后操纵来获取暴利，各种滥征的捐税名目繁多，导致路上再也没有商旅出行，民生反而比从前更加艰难。皇上命令徐鹿卿去核查此事，当地的官吏听说后争着逃跑、躲藏。徐鹿卿给他们一个交待问题的宽松的期限，并亲自去核查情况，全部掌握这些人犯案的证据。后来岳珂被免职，徐鹿卿兼任太平的主管，又暂时掌管茶、盐事务。

鹿卿在家中对父母孝敬，对兄弟友爱，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他的亲族、同乡都对他有好感。他做官时，廉洁节俭，刚直不阿，一分一毫都不乱拿，他的房子也简陋得仅仅能够遮蔽风雨而已。

轶事典故

长庆年间，李渤出任桂管观察使，表奏名儒吴武陵为副使。按先例，副职上任时，要拿着弓箭袋表示谢意。隔了一些日子。李渤在球场设宴，酒喝到高兴时，吴武陵听到一些妇女聚在看棚上看，吴武陵觉得这是耻辱，非常生气，想报复一下。于是上高台盘坐，提起衣裙尿尿。李渤喝了酒，看到后异常愤怒。命令卫士把吴推到衙门斩首。当时有一个衙门校官叫水兰，想到这样做不好，很巧妙地阻止了这件事，派了许多人保护吴武陵。李渤大醉，人们搀扶着他回去睡觉，到天亮才醒。听到家里的人聚在一起哭得很伤心，惊奇地询问。家里人说：“昨晚听到球场喧闹，又听说你命令衙司斩吴副使，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怕闯出祸来，所以才这么哭。”李渤非常惊慌，立即命人前去衙门打听。水兰把情况都说明了：“说昨晚虽是奉了严命，但没敢那么做，现在副使还睡在衙院里，没有受苦。”李渤这才知道。第二天便早早来到衙院，很谦虚地说了自己的过错，分宾主落座后，都互相自责，更加互相尊敬起来。当时还没有监军，李渤就上奏请求让水兰任宜州州长，以此来答谢水兰。吴武陵虽然有才华，但性情强悍暴烈，人们都怕他。他曾经做过容州部内刺史，犯下许多罪行。皇帝的使者命令广州的幕吏逮捕他。这个小官吏正当年青，也自负是科举出身，一点也不宽恕，办案特别急迫。武陵感到非常气愤，所以在路边佛堂里题诗道：“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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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肇（1047-1107），字子开，号曲阜先生。宋建昌南丰（今属江西省）人。曾易占之子。曾巩异母弟。世称“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北宋政治家、诗人。历任吏、户、刑、礼四部侍郎。 自幼聪慧好学，师承其兄曾巩。重儒学，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章法。容貌端庄，为人忠厚仁义。为官40年，历英、神、哲、徽四朝，在朝任过礼、吏、户、刑四部侍郎和中书舍人，对朝中事敢直抒胸臆；在14个州、府任地方官时，多有政绩，为人称颂。"生平

曾肇治平四年中进士，初为黄岩县主簿、郑州教授，后调崇文阁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太常寺同知。到崇文院后对秦汉以来的礼仪之规增补修正，使其完善，同时删定《九域志》，得到宋神宗嘉许，调国史馆编修，进吏部郎中，改右司，为《神宗实录》检讨。元祐初，任起居舍人，不久为中书舍人。多次谏言朝廷应辩邪正，少宴乐，因意见不合，辞给事中职，以宝文阁待制知颍州，调知邓州、齐州、陈州及应天府。元祐七年，调为吏部侍郎，又因有关祭祀一事，改刑部，出知徐州、江宁府。

元祐八年十月，宋哲宗继位，起用一些旧臣，召曾肇入朝。曾肇建议选用忠信端良之士，防止近臣参政，遭贵戚攻击，出知瀛州。绍圣四年，前史官范祖禹等在修撰神宗《实录》时有讥讪言语，被降罪。曾肇参与修撰，亦被降调滁州。后复为集贤殿修撰，出知泰州、海州。

元符三年正月，宋徽宗即位。曾肇复为中书舍人，上疏建议广开言路，昭雪元祐党人，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掌管起草诏令。时有谏官陈灌、给事中龚原以言获罪，无人敢救，曾肇挺身而出，极力进行辩解。建中靖国元年，因兄布在相位，避嫌拜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出知陈州，再任太原、应天府、扬州、定州地方长官。修《哲宗实录》、《神宗宝训》、《国朝会要》，提举中太一宫。后出知陈、扬、定、岳、和州，历太原、应天府。

崇宁元年，元祐期间的士大夫再度遭贬，曾肇亦被放逐到和州、岳州，再贬到濮州为团练副使，最后到汀州。四年，得以归。

大观元年卒于镇江。

事英、神、哲、徽四朝，共40余年，践14州，任吏、户、刑、礼四部侍郎，两为中书舍人。卒后30余年才被追封为曲阜县开国侯，赠少师，绍兴初谥“文昭”。明王世贞谓其书“如玉环拥，自是太平人物”。

评价与成就

肇为政清明，广施仁政，惜民力，明赏罚，敢于直谏。工诗善文。咏物诗词亲切感人；文多阐发儒学经义，温润有法，婉约典雅，其文一出，时人争抄。亦工书法。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披阅《建昌府志》、《南丰县志》及诸曾著作如巩之《元丰类稿》，我们不能不被该家族的儒学底蕴、文化积淀与苦学精神所震惊。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非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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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仲御（1052-1122）宋朝宗室大臣，商王赵元份曾孙、濮安懿王赵允让孙，昌王赵宗晟子。自幼卓尔不群，晓通经史，多识朝廷典故。居父丧，宋哲宗起为宗正卿，力辞，诏虚位以须终制，累迁镇宁、保宁、昭信、武安节度使，封汝南、华原郡王。天宁节，辽使在廷，宰相适谒告，仲御摄事，率百僚上寿，若素习者。帝每见必加优礼，称为嗣王。宣和四年五月薨，年七十一，赠太傅，追封郇王，谥康孝。

石安民，生卒年待考。宋代官吏。字惠叔,广西桂林人。宋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曾任象州判官,执法严明,决狱明恕。后分教廉、藤二州,提倡德教,文风大振。早年曾从沈晦、胡寅游，受知于张浚。能文善诗,博学多能,与其弟安行、安时并称"三石"。后知吉阳军,未赴而卒。著有《惠叔文集》。

庞籍（988年—1063年），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成武县）人，北宋宰相。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后，任黄州司理参军，深得知州夏竦的赞许，认为庞籍极具宰相之才，他日必成大器。不久庞籍又先后升任为江州军事判官，开封府司法参军，刑部详复官，群牧判官，大理寺丞，殿中侍御史，累迁至枢密副使、枢密使，太子太保等，封颖国公。 庞籍还是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好友，司马光、狄青等人的恩师。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六。同年六月葬于雍邱县，追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生平

步入仕途

端拱元年，庞籍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

大中祥符八年，庞籍及进士第，被授黄州司理参军。庞籍莅任处事足智多谋，得心应手，很得上司的赏识。

乾兴元年，在夏竦举荐及帮忙下，庞籍调任至开封府，当开封府兵曹参军事，简称兵曹参军。知府薛奎推荐庞籍为法曹。升任大理寺丞、知襄邑县。

天圣五年，朝廷准备编修《天圣编敕》， 庞籍任刑部详覆官。迁为群牧判官， 于是上言说：“ 过去的制度规定臣下不能使用国家所养之马， 这是一种重视武装装备的表现。枢密院将带甲马借给内侍杨怀敏，大臣们反复上奏， 才被赏赐一匹马， 三天后， 枢密院又借给杨怀敏一匹马， 数日后又停止。枢密院掌机要事务， 都是这样反复无常。平时， 百官上朝进事，陛下不自己亲自批阅奏章， 只送给中书、枢密院。近年来朝廷诏书不断， 逐渐多于过去， 这样就不能防止私自请托， 杜绝佞幸之徒。以前， 王世融身为公主之子殴打府吏， 按照法律应当交纳赎金， 特地停官任职。近来作坊物料库主管官吏盗窃国家物资， 而自己却逃避。凭借着宫亲关系， 三司就不再追究。如今皇上决断不同于过去， 臣下私下觉得很迷惑。祥符年间朝廷命令有司对属下逐渐严格检查， 胥吏都相继空县离职而去， 县令因此而被罢免。如果这样， 那么清廉的官吏就会感到丧气。”

天子御史

很久后， 庞籍离开京师任秀州知州。奉召任殿中侍御史，章献太后颁布遗诏：章惠太后参议军国大事。庞籍请求下令门， 将垂帘礼仪制度全部烧掉。又上奏说：“ 陛下亲自处理国家事务，使用人才应当辨明奸邪和正直， 防止朋党， 提拔近亲大臣， 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 不要由宰相一人决定。”孔道辅对人说：“ 言事官大多看宰相的眼色。揣摸宰相的意图，唯有庞醇之， 是天子的御史。”

任开封府判官时， 尚美人派遣内侍声称教旨免除工人市租。庞籍说：“ 大宋建国以来， 还没有美人声称教旨下达州府的， 应当杖打内侍。”诏令有司：“ 从今以后宫中传命， 不要接受。”多次弹劾范讽的犯罪之事， 范讽与李迪要好， 都扣留没有上报朝廷， 反而说庞籍上奏宫禁之事不实， 以祠部员外郎罢免为广东南路转运使。又说范讽没有将事情全部上奏， 范讽因此而贬官， 庞籍也降为太常博士、知临江军。不久又官复原职， 调任福建转运使。

景佑三年， 任侍御史， 改任刑部员外郎、知杂事， 判大理寺， 担任天章阁待制。

元昊建立西夏后，庞籍于宝元元年被任命为陜西体量安抚使，开始西迁，开始为防西夏而做准备。由于令开封府官吏冯士元买卖妇女而犯有过失， 被降职为汝州知州。调任同州知州，于是授予陕西都转运使。文彦博审讯黄德和一案，没有上奏，朝廷诏令庞籍与文彦博共同办案。庞籍上言说：“黄德和退却应当诛杀。刘平尽力而战， 裹尸疆场，应该抚恤其子孙。”又上言说：“ 每年发生灾异， 天旱不雨。宫中花费奢侈，支出收入不严格， 朝廷勒索繁多， 有司无法核对虚实。臣下私自认为凡是陛下出巡乘车的费用，宫中的花费，应该坚决加以裁减抑制， 仿效先帝修善德以消灭灾害的办法。如今到处驻兵，将士尽力而战，不能获得奖赏; 而内官、医官、乐官， 没有功劳，享受丰厚的赏赐，天下人都指着他们， 叫作‘ 三官’。希望稍微进行裁减， 不要对宫人给予丰厚赏赐，应专门奖励战功，这样就不用担心敌寇不能平定了。”

镇守边陲

庆历元年，庞籍复职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 不久兼任鄜延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庆历二年，庞籍被任延州观察使，庞籍坚决辞谢， 改任左谏议大夫。自从元昊攻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远、栲栳砦， 攻破五龙川， 边境之民都被焚烧掠夺尽净， 庞籍到任后，逐渐修葺治理。戍兵十万没有坚壁完垒， 都分散驻扎在城中， 由于畏惧庞籍，没有一人犯法违禁。金明西北边有浑州川， 土地肥沃平坦。在浑州川的尽头处有叫桥子谷的地方， 这是西夏出入的狭隘通道。

庞籍派部将狄青率领万余人，在桥子谷的旁边修筑招安砦， 多次招募百姓进行耕种， 将收获的粮食来作为军需之用。周美偷袭攻取承平砦， 王信修筑龙安砦， 将所有失地全部收复， 修筑十一座城池。到开通名、平戎之道， 沟通永和、乌仁关， 将东西阵法更换为方阵，这样减少了不少兵械。

元昊派李文贵带着野利旺荣的书信说前来投诚， 庞籍说：“这是欺骗。”于是在青涧城驻扎军队。数月后，元昊果然大举进犯定川，庞籍召见李文贵进行劝导晓谕，将他遣送走。不久元昊让野利旺荣修书一封，这时仁宗正厌恶战争， 于是对元昊进行招安安抚， 派遣庞籍回报书信， 叫旺荣为太尉。庞籍说：“太尉三公，不是陪臣所能称呼的， 使旺荣为太尉， 那元昊就不是臣子了， 如今他的来信自称‘ 宁令’或‘ 谟宁令’， 都是官名， 在意义上没有什么疑忌。”朝廷听从了庞籍的建议。

当时正当西夏刚刚攻破泾原城栅栏， 正商议如何修复。使者来来往往。

庆历三年，元昊又派遣贺从勖前来， 改名字叫曩霄， 称男不称臣。庞籍认为不合礼仪， 贺从勖说：“ 儿子事奉父亲，就像臣下事奉君主一样。如果能到京师， 天子不允许，再回去商议。”庞籍送使者到京师， 于是利用这个机会， 上奏说：“ 羌人很长时间没有与中原往来， 国人都担忧抱怨。如今辞理渐通， 一定会有改弦事奉中原之心， 请求派遣使者申述告诉他们。”朝廷采用了他的对策。元昊臣服后， 召庞籍为枢密副使。庞籍说：“ 从陕西用兵以来，朝廷和百姓都感到负担沉重， 请求合并省份减少官员， 退掉靠近要塞的士兵让他们在内地谋生。”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这样节省了不少守边的开支。改任参知政事， 授职工部侍郎、枢密使， 升任户部， 授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庞籍初任宰相， 而且单独一人， 立即成为昭文馆大学士， 完全是破格特殊的任职。

明于料事

皇祐年间，侬智高叛乱， 朝廷多次出师不利，宋仁宗派遣狄青为宣抚使。谏官韩绛说武人不应当专任， 仁宗以此询问庞籍。庞籍说：“狄青起自行伍， 如果用文臣来辅佐他，会造成号令不统一， 还不如不派遣。”诏令岭南诸军， 都接受狄青节度。不久战胜侬智高叛的捷报传到朝廷，宋 仁宗高兴地说：“狄青打败敌人， 是庞籍你的力量啊。”于是想以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庞籍为此力争， 朝廷不听。岭南平定后， 二广举人推恩者达六百九十一人， 论者认为过分。

皇佑五年，兖州学究皇甫渊由于捕捉盗贼有功， 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奖赏钱， 皇甫渊多次上书请求朝廷任用。道士赵清贶与庞籍是姊妹亲家， 受欺骗替皇甫渊向庞籍求用， 于是与堂吏共同接受了皇甫渊的贿赂。小吏控告他们， 结果庞籍降职开封府， 将清贶捕捉， 发配到其他边远州县， 未到， 在路上就死了。韩绛上言说庞籍暗中吩咐府吏杖杀赵清贶来灭口供， 朝廷反覆核查没有此事。但上奏不断， 于是罢为郓州知州。居留数月， 兼观文殿大学士。授职昭德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改任并州知州。

至和二年，庞籍要到永兴军任职，经汴京，当时宋仁宗问他，文彦博与富弼二人为相如何？庞籍客观地肯定了皇帝的做法，认为他们二人是不二人选，定是大宋之福。不过，庞籍还告诫了宋仁宗，说，既然用了他，就不要疑虑，不然就成了朝廷之忧了，这一点是为后世所用，既是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

晚年生活

嘉祐二年，宋仁宗染病在床，而不能朝政，且他又为继位者之忧而沈溺于后宫及丹药房中，这使得大臣们焦急如焚。此时，庞籍曾中上疏， 请求选择宗室中的贤俊之士为皇太子， 言辞十分恳切。由于擅自听任麟州在白草平修筑堡垒， 而州将武戡等被西夏打败， 因此又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升任尚书左丞， 没授职。不久，庞籍又被调往定州。

嘉祐五年，庞籍被召还京。此时已七十二岁高龄的庞籍自以不堪重新为任，就上书告老。无奈之下，朝廷同意了庞籍的请求，不久以太子太保致仕， 封为颍国公。

嘉祐八年三月，庞籍去世， 终年七十六岁。这时宋仁宗身体不适， 废朝、临奠都未实现， 只派遣使者吊唁并资助其家办理丧事。同年六月追赠司空， 加侍中， 谥号庄敏。

主要成就

庞籍通晓律令， 擅长吏事。执法严密， 军中有人犯法， 或断肢斩首剖腹分裂肢体， 或多次抽打致死， 因此士兵们都害怕而服贴。治理百姓十分爱惜， 到他任宰相时， 其声望比在郡县任官时要低。

家庭成员

子：庞元英，朝散大夫；

孙：庞恭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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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间画院待诏，从训子。道释、人物及花鸟，能世其业。《图绘宝鉴》、《画史会要》

陈睦，北宋词人。字和叔，一字子雍，莆田人，徙家苏州。陈动之之子。嘉祐六年（1061）进士第一。及第后任过潭州知州。熙宁三年（1070），秘书丞。召试，授集贤校理。出为两浙提点刑狱，拜监察御史。元丰间，累迁史馆修建，改鸿胪卿。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移知潭州卒。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派遣安焘为左谏议大夫，陈睦为起居舍人出使外国。他们在明州（今浙江宁波一带）造两舰，一艘名为凌虚致远安济，一艘名为灵飞顺济，皆称作神舟。自定海起航，向大洋彼岸驶去。回来时，国人欢呼出迎。宋徽宗把袍笏玉带赏赐给他们，对安焘、陈睦褒奖有加。招待他们住在皇帝行宫，名为顺天馆。取尊顺中国如天之意。

陈晔，字日华，福建长乐人。宋庆元二年间(1196)时知汀州，年发币捐款助学，革除官占良田以养学校；减官盐价以利平民。莲城及宁化头陀和奸商托五通渔利，依律法惩治；使尚鬼陋俗为之而变，末敢犯禁。广西帐干吴雄作《正俗论》三千余言纪其事。陈晔毕生勤著述，编辑《临汀志》，《家藏经验方》等书。也是宋代著名词人，见载于《全宋词》。其弟陈映在嘉定年间(1208~1224)接任汀州知府事，恪守兄法；汀之八县为之振兴。亦迁广东宪使。其先有同郡陈粹知州事，劝农养士亦多，典籍、革奏列为天下第三。宁宗赵扩赐书褒宠，故民称：晋安三贤，闽汀至今祀之。"淳安为官

筑惠人桥

陈晔到淳安后，发现地处交通要道的合洋溪上，竟然没有一座像样的桥梁，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仅靠一条独木桥维持通行，过往行人在桥上摇摇晃晃，心惊胆战，一到春夏汛期，独木桥被大水冲走，十天半月无法通行，只好寻找小船过渡，当地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极不方便。于是，陈晔发动民众、资以款项、招募工匠，修筑了一条长三百尺，宽十二尺的大桥，并在桥两边筑起围栏，桥上盖起长廊，大桥如长虹卧波，不仅方便了过往行人，还可在桥休憩、观景。竣工之日，陈晔受邀参加通桥仪式，专门撰写下了《合洋桥记》。记中说：“桥岂惟桥哉！凡举一事，毋载胥及溺，毋薄人于险。如是桥，岂不砥如坦如，永底荡平哉！”。

修锦溪馆

淳安县原有一座驿站，建在县衙的右边，称为青溪驿馆，北宋宣和年间，方腊起兵时，毁于兵燹，后修复，更名为新安驿馆，到陈晔来淳安当县令时，因时间久远而倒塌了。当时县衙左边修建了几间官舍，是用来给县衙的主薄等佐官居住的，由于佐官常常缺编，官舍便被专管酿酒的官员乘虚占居，致使上级或同级官员到县办事，无处住宿，没办法只好让这些官员住在学校里。这些来淳安办事的官员有些是来查办案子的，他们住学校里，常常坐在讲堂上支使衙吏鞭挞人犯，呼喊之声不绝于耳，大殿和走廊的柱子上绑着许多伤痕累累的案犯，让学生们看得听得心惊胆战，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学生们根本无法读书。陈晔来后，把县衙左边的官舍从酒官手中收回，修葺后改造成驿馆，命名为锦溪馆，用来专门接待来往官员，不再随意占用学校，保证了学校的正常教学。

注重民生

陈晔到淳安后，积极推行义役。当时农村都由富户轮流担任保正、保长，由保正、保长应承上级各种差役，由于任务繁重，常常当一年差就被折腾得家破人亡。因此一些“大姓”常因轮派保正、保长役而起纠纷。于是浙江金华、丽水的州、县官为减轻上户轮差保正保长的重役，倡议由当地富户自行结合，各户或拿出一定数量的田产，或以官价购置田产，设为义役田庄，由保正保长从义役田庄中收取租课，以供应役之资，用来减轻当役户的负担。这种做法由处州知州范成大上奏朝廷，得到宋孝宗认可，于是义役遂从两浙路扩展到江东江西和福建等路，各地富户纷纷实行。陈晔到淳后，即召集全县大姓到县衙，商量设置义役之事，讲明设置义役的利害关系，并多方晓谕各大姓。他的建议得到淳安各大姓的认同，并很快就在淳安推行了义役法，从而减轻了各富户的负担。当时，朝廷下了个文件，如果在外为官的自愿献出义役田，政府可以按官价给钱。淳安有个人叫项训，字处约，考取进士后在江西省湖口县当县令，听说家乡实施义役制，欣然献出自己的田产以响应政府的号召，而且坚决不肯收取县政府给的钱。县令陈晔非常感动，更把项训所在的清溪乡更名为和义乡，所在的千仞里更名为归善里，使项训的善举得到了广泛的传扬。

修缮设施

陈晔在淳安当县令时特别注重民生和教化，对教育设施进行了全面的修缮，而且经常到学校亲自为学生讲课。重视交通设施的建设，积极组织人民开通道路、开凿河滩、修建桥梁，使淳安的交通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注重环境改造，在淳安县县城东边有条古渠，长期无人管理，致使脏乱淤塞，陈晔到淳后，即组织人员疏通，使之重现甘冽，并将其取名为清心泉。同时，他还严格管理下面的衙吏，谨防身边人向老百姓敲诈勒索。经常下乡访贫问苦，尤其关心老年人的生活。政治宽松，注重思想教育，使全县的犯罪率大幅下降。劝导人民积极生产，并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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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去非（1192～1272以后），字可迁，号深居，南康都昌（今江西省都昌县）人。淳祐元年（1241）进士。尝为淮东转运司干办。宝祐四年（1256），召为宗学谕。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三学诸生叩阍言不可，理宗下诏禁戒，且立石三学，去非独不肯书名。宝祐五年（1257），罢归庐山，不复仕。景定三年，为范晞文《对床夜语》作序，并有书信一首，自署“深居之人”。论诗以气节自尚。年八十余卒。去非与丞相程元凤、参知政事蔡抗善。吴文英有词与之唱酬。《全宋词》从《阳春白雪》中辑其词三首。《宋史》有传。

吴益，字叔谦，宪圣皇后弟也。建炎末，以恩补官，累迁干办御辇院、带御器械。帝与后皆喜翰墨，故益、盖兄弟师法，亦有书名。后受册推恩，益加成州团练使。孝宗嗣位，进少傅，又进太师，封太宁郡王。乾道七年，卒，年四十八，谥庄简，追封卫王。

董颖（生卒年不祥）字仲达，德兴（今属江西）人。宣和六年（1124）进士。根据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六的记载，他是个穷愁潦倒的诗人，跟韩驹、徐俯、汪藻等人往来，有《霜杰集》。这部诗集看来在当时颇为传诵，后来全部遗失，下面选的一首是保存在南宋人陈起所编“前贤小集拾遗”卷四里的。也许可以顺便提起，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董颖还值得注意，因为他留下来十首叙述西施事迹的“道宫薄媚”词，衔接连贯，成为一套，是词正在蜕变为曲的极少数例子之一。

去疾字吉甫，金坛人。乡贡进士。入元后，历吉州路、杭州儒学教授，以从事郎镇江录事致仁。有直溪集，不传。

梁大年是宋代的作家。

陈若水，浙江苍南仙居柘园人。南宋咸淳四年（1268）戊辰科武进士。

阎苍舒，字才元，南宋四川阆中人，淳熙中(1174–1189年)
以试吏部尚书使金，贺正旦。工正（楷）书，雄健而有楷则·尤工匾榜。淳熙五年七月以右司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是月为左司员外郎，六年二月为宗正少卿，并兼国史院编修官。

陈汝羲，宋朝人，（《延佑四明志》作义）。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仁宗皇佑五年（一○五三）进士（《清乾隆孟·江县志》卷八）。英宗治平四年（一○六七）召试学士院，授集贤校理（《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八之四）。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为京东转运使、权知青州（同上书选举三二之一五）。四年，知南康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八年，提点isg酒泉观（同上书卷二六四）。

赵师律，宋词人。

花仲胤，南宋词人。

吕颐浩（1071年—1139年4月30日），字元直，其先乐陵人，徙齐州。南宋初年名相。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著有文集十五卷，已佚，今存《忠穆集》等。吕颐浩在相位时，颛肆自用，力排李纲、李光诸人。创立月椿钱，为东南患。然宣和伐燕之役，颐浩随转运；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请议长久之策，一时称其切直。又苗傅等为逆，颐浩与张浚创议勤王，卒平内难。少长西北两边，娴於军旅；应诏上战守诸策，条画颇备。"生平

吕颐浩的先祖原居沧州乐陵，后迁齐州，吕颐浩即为当地人。＼

宋哲宗绍圣元年进士。先任密州司户参军，其后累迁官职。

徽宗宣和四年随种师道攻燕京后，被命为燕山府路转运使。

宣和七年曾因将领郭药师欲降金，而一并被掳至金国，后被放归，再被命为河北都转运使，不久因病请辞。

高宗建炎元年，被命为扬州知州。

建炎三年，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同年，苗傅、刘正彦兵变，高宗被迫退位，吕颐浩与张浚、刘光世、韩世忠等将领率军勤王，平苗刘之乱，迎高宗复位，立下大功，先拜尚书右仆射，复迁左仆射。不久，金兵再度南侵，渡过长江，吕颐浩曾请高宗登船入海避敌。

宋朝立国重文轻武，故相权与军权乃分。南宋初期，兵马倥偬，因此有宰相兼领军权者，吕颐浩即为其一。此时吕颐浩位高权重，“枢府几无所预，颐浩在位尤颛恣”，因此为人所惮。

建炎四年，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困金将完颜宗弼于黄天荡，吕颐浩建议高宗亲征，御史中丞赵鼎即以冒进为由上疏，吕颐浩因此请辞，被命为镇南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后改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池州。

绍兴元年，吕颐浩二度拜相，任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秦桧共相，吕颐浩主外而秦桧主内。

绍兴二年，再受命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并于镇江开都督府；此年因韩世忠之驻军，吕颐浩与朱胜非创立月桩钱，供给军用。然其好任用私人，因此排挤秦桧、李纲、李光等人。

绍兴三年，吕颐浩再被罢相，任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洞霄宫，改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其后官职累迁，然已非在权力核心，绍兴五年，封成国公。

绍兴九年，金国归还黄河以南之地，高宗欲调吕颐浩至陕西镇守，吕颐浩以老病请辞。后再赴召至临安，但病未能见到高宗，之后就告归台州养病。同年四月初一，吕颐浩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获赠为太师、秦国公，谥号忠穆。

淳熙十五年，吕颐浩得以配享高宗庙庭。

宝庆二年，宋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吕颐浩位列其中。

相关遗迹

吕颐浩先后二次罢相，第一次罢相时“徙家临海”，复职后力倾秦桧“专主和议、植党专权”，使秦桧罢相长达七年；第二次罢相后，取唐杜甫“穷老真无事，江山且定居”之意，选择临海巾子山东麓筑“退老堂”以居。他还曾在“溪径迂回，林峦秀艳”的景福寺消夏时，建石亭于寺旁。后人遂以命名，亭所处之山为“吕亭山”，亭边之村为“吕亭山村”。即今括苍镇上坪村。

总评

史载吕颐浩“有胆略，善鞍马弓剑，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然而任用私人，且“报复恩仇”是其缺点。所创立的月桩钱后来衍生名目众多，被认为“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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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初，生平待考。存词一首。见于《吴礼部诗话》。

陈居仁(1129～1197年)，字安行，折桂里后坑（榜头镇后坂村）人。七世祖司直避五代之乱自光州徙于泉之莆田，曽祖砥故不仕妣林氏，祖嘉谟故赠右朝奉郎妣黄氏赠安人，父膏故任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累赠特进妣蔡氏赠安康郡夫人汪氏封咸宁郡太夫人赠新平郡夫人。官至华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历仕中外，皆有政声。卒，谥文懿。学者称菊坡先生。居仁喜读故书，尤熟于班左，摘其精要成一编，名曰撷芳。又有奏议、制稿、诗文、杂著，《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张景修，[约公元1090前后在世]字敏叔，常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哲宗元佑中前后在世。元丰末，（公元一o八五年）为饶州浮梁令。工词，传今者甚少。终祠部郎中，年七十余卒。平生所作诗几千篇，号《张祠部集》。人物潇洒，文章雅正。登治平四年进士第，虽两为宪漕五领郡符，其家极贫穷，京市屋以居。热爱花花草草，有十二客之说，认为“以牡丹为贵客、梅花为清客、菊花为寿客、瑞香为佳客、丁香为素客、兰花为幽客、莲花为净客、桂花为仙客、茉莉为远客、蔷薇为野客、芍药为近客、荼蘼为雅客。”

米友仁（1074-1153）（南宋）一名尹仁，字元晖，小名寅哥、鳌儿。其山水画脱尽古人窠臼，发展了米芾技法，自成一家法。所作用水墨横点，连点成片，虽草草而成却不失天真，每画自题其画曰“墨戏”。其运用“落茄皴”（即“米点皴”）加渲染之表现方法抒写山川自然之情，世称“米家山水”，对后来“文人画”影响较大。其做官后甚自秘重，所画虽亲朋好友亦无缘得之，众嘲曰：“解作无根树，能描濛鸿云；如今供御也，不肯与闲人。”"人物评价

米友仁，字元晖，是米芾的长子。父子二人有大、小米之称。他也是一位早慧的天才，在19岁的时候，他父亲将他所作《楚山清晓图》献给宋徽宗，得到了宋徽宗的赏赐。在南宋时，他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甚得宋高宗的宠爱，往往让他鉴定书画。现在，在很多古书画上面可以看见他的跋尾。谈米友仁的书法，也不能不提米芾的书法。米芾的书法先是学习唐人，当他发觉越学越失去魅力的时候，他就开始上溯唐人的书法。直到发现唐人的书法不如晋人那样天真自然之后，他就开始直接以晋人书法为楷模了。但是在大体上，他是以二王为宗的──尤其逼肖于王献之──现在我们可看到的很多王献之的作品，很可能是出自于米芾之手。他的书法成就极高，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不过，在此四家之中，人们却更喜爱他的书法，因为他更像一位纯粹的书法家。他的笔墨技巧是无人能敌的，至今仍然如此。这样，在书法方面，米友仁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学着他的父亲，只是他的字没有他父亲那样的精到。在书法之中，米芾最为自信的，是他的用笔与造型──他的笔在纵擒自如的技巧中抑扬搓转，而造型上则蕴藏着流畅自如的魅力。有时会由于痛快淋漓的笔在飞舞，而使书法的结构消失在顿挫起伏的线条之中。这种微妙的处理方式，在他之后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古风和新意，激励着他的独特的书法艺术，以致于这一切在他的晚年得到完善的升华，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巍然的高峰！有一次他在创作的兴头上，竟然将王羲之与王献之也不放在眼里了。但是米友仁却不能，他甚至没有一位叫吴琚的人写得更像米芾，也比不上此时身处北国的王庭筠。但是在南宋书坛上，米友仁的书法还是不能被轻视的。他那捭阖开张的字势，在以清瘦纤细为主的南宋书坛上，无疑是别具一格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可以说是最先成功地使用了羊毫笔！羊毫在书法中的使用，增加了笔锋在提按时的弹性，使线条的变化更为细腻，表现力更强。这是不能不特别指出的。然而米友仁还是不大承认自己的书法比谁好多少。

米芾的画虽然没有留下来，然而他的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也不容忽视的地位与成就。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山水画史上将他的名字与他所创造的画法抹掉，那人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从十二世纪起，中国的绘画会从北宋的注重写实而走向了个人情绪的表达。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十八《米元晖云山图》里面有几句话说得非常深刻：“书法画法，至元章、元晖而变。盖其书以放易庄，画以简代密。然于放而得妍，简而不失工，则二子之所长也。”的确，书法到了米芾的手中，才算放旷起来；画法到了米芾的手中，也才真正简易起来──而这一切都在米友仁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他的画里面不大出现物象，而只是云烟缭绕，然而由于他对高超的书法修养和用墨的技巧，却给了他另一种力量，一点也不妨碍他的个人趣味的流露。他有时兴之所至，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如莲蓬。也就是这样，他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自娱”一派。米友仁经常在自己的画上写着“墨戏”二字，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搜集一下历代品评二米的文献，一是赞他们的变古创新，如董其昌《容台别集》就把米氏父子的这一创造比之于诗圣杜甫、大书家颜真卿那样的贡献：“唐人画法，至宋乃畅，至米又一变耳！”另一个则是赞美他们的妙意创真，有如造化之生机。如钱闻诗题米友仁《潇湘白云图》中所说：“雨山、晴山，画有易状，惟晴欲雨、雨欲霁，宿雾晓烟，已泮复合，景物昧昧时，一出没于有无间，难状也。此非墨妙天下，意超物表者断不能到！”

米友仁的画是心灵对自然的直接反映，生气远出，仪态万千。他不是局限于自然物象的一时一地，或者一草一木，而是将大自然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都收于纸面之上，云烟晦明，才足以表征我们心胸中蓬勃无尽的灵感与气韵。米友仁曾经谈到自己的创作方式：“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宗白华先生在引这句话后，把它比作尼采的阿波罗式的精神，以宁静的心态，涵映这个世界的广大精微。所以米友仁这种微妙境界的实现，端在于他能以平素的精神涵养，培养一片天机，然后在凝神寂照中突然一挥而就的。

绘画的题款始自于苏东坡和米芾，然而他们却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作品留下来，现存作品只有米友仁的。清人方薰《山静居画论》中有一段说：“款题始于苏、米，至元、明遂多以题语位置画境者，画亦因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后世乃滥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书、画的结合，于此大开法门，无论如何也要算上米友仁一份功劳的。如他的《潇湘奇观图》，前画后题，又录了许多别人所作的诗歌，它们三者浑然一体，在米友仁之前，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来的。还需要特殊提到的，米芾在绘画的形式方面，也大有开创：是他第一个绝不在绢上作画，而只在纸上面作画，以更能发挥毛笔与宣纸的特性；第二，是他开创了挂轴小幅。像后来的册页之类，就是由这种挂轴小幅而来的。这一点当在米友仁那里有所发扬。米友仁的诗。他没有专门的诗文集，手迹传世又少，除几首题画诗外，《玉真法书赞》里有他的《阳春词》一卷，近人朱祖谋辑其词校刻于《强村丛书》里面，唐圭璋先生又录入《全宋词》里。他的诗多平易，近似于白描，偶尔用典，也不艰深，诗中时有洒脱滑稽的地方。他的本色更像一位词人，所作词属柔婉一路，但并不显得弱不禁风，清而见骨，有时化用古人现成的诗句很妙，有如己出。如果他的词数量再多一些，相信在词的创作史上，也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父亲米芾

提到米友仁，一定要先提一下他的父亲米芾才行。米芾，字元章，号鹿门居士，又称海岳外史、襄阳漫士等。山西太原人，后迁居湖北襄阳。他因借母亲曾经侍奉宣仁皇后的光而出仕做官，曾任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世亦称米南宫。他是一位古今罕见的艺术天才。在普遍的显示强烈新意与精神的艺术风气中，米芾虽然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但在书法方面，却是努力将自己纳入到古典传统的制约之下，一方面以与苏、黄等人的书风相抗衡，一方面也与古代的书法大师相抗衡──而在另外的角度上，他的绘画则被视为古所未有的新画法。这种新画法，便构成了米友仁的画风。现在米芾的画一张也没有传下来，所以只能从米友仁的画风一睹其风采了。

在绘画方面，米芾远宗王洽的泼墨法，掺合董源的落茄点，而创造了“米点山水”。后人极喜欢他的这种别出新意与自成一家。在创作中，有时他并不只用毛笔，而用任何可以表述情感的东西。他的艺术就是笔墨游戏的产物。但是米芾传下来的绘画作品中几乎没有可信的──唯一可信的，就是他的一件书法作品《珊瑚帖》上面有他随意涂下的一只笔架。虽然不能更准确地分析他的绘画艺术，但是，这种风格由米友仁继承和发扬下来了：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印象，正是云山满卷，全用墨色为之，稍加重墨点运，一派蒙浑之景，树木萧疏，其云气以淡墨细钩，在隐显之间，超妙绝尘，变态无尽。而且，米在中国绘画批评史上的贡献也极大──他是第一个提倡“平淡境界”的，也是他第一个特意提高了董源在文人画史上的地位：“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画史》。像高克恭、方从义、倪瓒、董其昌等人，无不在图式上吸收了米芾的创造，而谓之为“米家山水”──在中国绘画史上，像这样能够开宗立派的人物是不多的。然而后人看到的米芾的画，却只能从米友仁的画中揣摸一二，所以后人无论拿什么样的美丽词句来称赞米芾，都无异于在那里给米友仁唱赞歌。

轶事典故

米友仁，家学渊源，也和他父亲一样，既写得一手好字，又长于作画，尤其喜爱古人的作品。有一次，他在别人的船上看见王羲之真笔字帖，欢喜得什么似的，立即要拿一幅好画交换。主人不同意，他急得大叫，攀着船舷就往水里跳，幸亏别人很快把他抱住，才不致落水。他有一样很大的本领，便是能模仿古人的画品。他在涟水的时候，曾经向人借回一幅“松牛图”描摹。后来他把真本留下，将摹本还给别人，这人当时没有觉察出来，直至过了好些日才来讨还原本。米友仁问他怎么看得出来，那人回答说：“真本中的眼睛里面有牧童的影子，而你还我的这一幅却没有。”可是米友仁模仿古人的画品，很少被人发觉。他经常千方百计向人借古画描摹，而摹完以后，总是拿样本和真本一齐送给主人，请主人自己选择。由于他模仿古画的技艺很精，主人往往把模本当成真本收回去，米友仁便因此获得了许多名贵的真本古画。

米友仁是一个有才能的艺术家，值得人们敬仰，可是他用那种模仿假本换取别人真本的行为，却是为人鄙弃和不齿的。所以有人把他这种用巧妙方法骗取别人真本古画的行为，叫做“巧偷豪夺”，后来的人引申成“巧取豪夺”这句成语，用来形容人用不正当的巧妙方法，攫取自己不应得的财物。“巧取”，骗取也；“豪夺”，抢占也。而用此种方法攫取财物，也往往便利又所得很多，故有“巧偷豪夺，故所得多多”之语。例如：以神物做幌子的神棍，常常巧立名目，假借做什么佛事，骗取无知的人的财物，这便是“巧取豪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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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朴（1063-1127）字先之，虔州兴国迳口（今江西省兴国县埠头乡凤冈村）人。生于宋仁宗嘉祐八年，卒于高宗建炎元年，年六十五岁绍圣元年，（公元一〇九四年）登进士第。移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独器许之。移虔州教授，以尝言隆佑太后不当废处瑶华宫，忌者欲挤之死，朴泰然无惧色。徽宗即位，召对，言甚切直。蔡京恶之，复以为虔州教授；又罢为四会令。钦宗在东宫，闻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岁凡五迁。高宗初，除秘书监，未至卒。追赠为宝文阁待制。朴著有《章贡集》二十卷，《宋史本传》及丰清敏遗事并传于世。

胡寅（公元1098年～公元1156年），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宋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后迁居衡阳。胡安国弟胡淳子，奉母命抚为己子，居长。秦桧当国，乞致仕，归衡州。因讥讪朝政，桧将其安置新州。桧死，复官。与弟胡宏一起倡导理学，继起文定，一代宗师，对湖湘学派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著作还有《论语详说》、《读史管见》、《斐然集》等。"行政思想

纵观胡寅思想，我们可以对胡寅的社会行政思想的主要特点作一小结：

第一，其思想始终以“尊王攘夷”为其宏旨。维护宋王朝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这是胡寅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终点。无论是修内政，还是平内乱、攘外夷，其根本目的都是想恢复北宋王朝时期大一统的局面，并力图实现其理想中的统治模式。
第二，轻民思想。对于下层民众，胡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他也曾上书建议统治者爱民、以民为本，但他仅仅把民众看作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要求统治者作到使民不乱即可。“固结百姓将离之心，勿致溃叛，乃爱民之实也”。他还认为民众是是非之端，“凡事皆本于民，无民则无事，无事则无官，而民终不能无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养之事治则足矣”。民众奉养官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对于人民的起义理所当然地应予以镇压。可见胡寅地行政思想指向是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这完全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现实体现，走的是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

第三，坚守儒家传统学说。胡寅论事皆以儒家元典为据，其言行皆以礼为守则。湖湘学派务实的思想、原始儒家身体力行的实践思想在其身上明显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胡寅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儒家。但是正因为如此，胡寅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王安石的变法和其新学都有所排斥，他要求的是用儒家传统的治世之道来拯救南宋王朝衰亡的命运。然而其学说多不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后人这样评价他所著的《读史管见》：“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彦、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这也可以作为对胡寅整个思想的一个评价，虽然此评有刻意抨击宋明理学之嫌，但也有可借鉴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胡寅的社会行政思想深深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南宋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辽、金等国强悍的攻势相交织而形成的强弱鲜明对比为其背景的，而其思想源头则终归于儒家正统元典。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特有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新儒学的兴起是否因单纯的道统延续的使命感使然；近世以来的实学救国思想的渊源何在；儒学的真正意义或其真谛是什么，等等。胡寅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理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我们如何去正确、客观地对待他以及他所反映的历史和由他而引发的思考，这是应该继续深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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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稆孙，宋代词人，字颖实，号许山，浙江瑞安人。

吴淇，字蕊仙，别字佛眉，江南长洲人。乃方伯挺庵公之孙女，孝廉康侯公女也。世居姑苏之花岸。蕊仙生而颖悟，五岁时辄过目成诵。父母见其慧性过人，为延师教读。髫龄而工诗，及笄而能文章，益昼夜攻苦不辍。

施枢，约宋理宗端平中前后在世（即约公元一二三五年前后在世）字知言，号芸隐，丹从人。生卒年均不详，工诗。嘉熙时，（公元一二三九年左右）尝为浙东转运使幕属。又尝为越州府僚。枢著有芸隐倦游迁及芸隐横舟稿各一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叶适（1150年5月26日—1223年2月21日），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世称水心先生。嘉定十六年（1223年），叶适去世，年七十四，赠光禄大夫，获谥“文定”（一作忠定），故又称“叶文定”、“叶忠定”。叶适主张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对朱熹学说提出批评，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温州创业精神的思想发源。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生平

家境贫寒

绍兴二十年五月初九，叶适生于温州瑞安县城南门望江桥一带，叶氏祖籍处州龙泉县，在叶适曾祖叶公济时方徙居瑞安。

叶适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其父叶光祖，字显之，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以教书为业。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杜氏是一位勤劳贤慧的农家妇女，她生于瑞安，善于教子，给童年时代的叶适影响很大。

少年求学

11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适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年之久。后又在永嘉楠溪从刘愈学习，并与当时名流戴溪、王楠、陈武、刘凤、刘朔等结识交游、问学。

13岁时，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时浙南水灾频发，叶家遭灾。少年叶适无定居，飘泊于瑞安。

15岁时，叶适学诗及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

16岁时，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乾道五年，叶适于金华向访薛季宣，向其问学，此后书信往来频繁。

从19岁开始，一直到28岁的十年间，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因家贫无以为养，于乾道九年奉母命赴临安谋生，就学于太学。

上疏朝廷

淳熙元年，叶适上书签书枢密院事叶衡，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适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适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

这一年叶适才25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叶适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其后又结识了周必大。

淳熙三年 ，叶适教诸生于乐清。

踏入仕途

淳熙四年，叶适娶永嘉人高子莫之女为妻[3] 。同年，叶适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

淳熙五年春，中进士第二名。叶适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同年，授文林郎、平江府观察推官。闰六月二十三日，母杜氏病逝，丁母忧家居。

淳熙七年秋七月，陈亮应徐谊邀请，由永康到永嘉，与叶适、陈傅良等诸子相聚论学。

滓熙八年，叶适守制已满，改任武昌军节度推官，到鄂州赴任。同年秋，获少师史浩荐，孝宗命其赴都堂审察。叶适具状申省并致书宰相赵雄，力辞不就。

淳熙十年，叶适以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出任平江府。吴、越等地之士慕名前往问学者甚多。在苏州葑门讲学授徒，培养了滕朗、周南、厉仲方、薛仲庚等一批学者，并游览许多名胜古迹，写下《虎丘》，《齐云楼》、《灵岩》、《葑门》等诗篇。

轮对荐贤

淳熙十二年，叶适被召自苏州入都。以宰相王淮、参知政事龚茂良荐，改京官，授太学正，改太学博士。撰奏稿凡四十余篇，以应召对。

淳熙十四年，叶适上殿轮对，进《上殿札子》，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同年，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上书丞相周必大，荐举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郑伯英、吕祖俭、徐谊、杨简、戴溪等三十四人。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叶适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十分赞赏叶适。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

淳熙十五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适上《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叶适作为太常博士，对仪礼颇预讨论。五月，叶适任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适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后自求外调，由秘书郎出知蕲州，六月离永嘉赴任，陈亮送至瓯江边，作词《祝英台近·六月十一日送叶正则如江陵》。到任后，朝廷又命叶适兼提举淮西铁冶司。

绍熙内禅

绍熙三年，叶适由蕲州入都，任尚书左选郎。

当时光宗许久不朝孝宗，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适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光宗不从。

绍熙五年六月，太上皇孝宗在孤寂中病逝，光宗竟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适等人，通过外戚韩侂胄请宋高宗皇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叶适因功迁为国子司业。

庆元党禁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叶适劝赵汝愚满足韩侂胄求节钺之望，赵汝愚不从。叶适于是力求补外，以太府卿出为总领淮东军马钱粮。九月，应召赴临安，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十月到职。闰十月，宁宗御批除叶适宫观职，于是离开临安。

此后，韩、赵的斗争不断激化，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适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适也受到牵连。韩侂胄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

庆元三年，叶适为御史胡纮所劾，降两官后罢职，主管冲佑观，差知衢州，叶适推辞，由镇江归永嘉。十二月，朝廷立《伪学逆党籍》，名单上共有59人，叶适在其中。

庆元五年夏，叶适得异疾。

庆元六年，叶适在永嘉。四月，岳父高子莫病逝于永嘉，叶适因病不能执丧。

嘉泰元年，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带病赴任。

嘉泰二年，弛伪学、伪党禁。叶适改知泉州。

嘉泰三年，叶适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此言为宁宗所称许。授权兵部侍郎，荐楼钥、丘崈、黄度三人。皆为郡守。十一月十一日，其父叶光祖病逝，叶适回永嘉守制。

嘉泰四年，叶适在永嘉编定《外稿》凡六卷。

制置江淮

开禧元年，韩侂胄加平章军国事，下令各军密作准备，即将北伐金国。

开禧二年，叶适守制期满，召至临安，对北伐提出异议，韩侂胄不听。上书宁宗，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改授叶适为权工部侍郎。韩侂胄部署北伐大军已定。改任叶适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叶适力辞兼职，不肯草诏。

五月，下诏北伐。叶适建议防江，韩侂胄又不听。

同年，四路北伐大军皆败，只有镇江副都统制毕再遇连战皆捷，但也无法转变败局。叶适乞节制江北，朝廷在六月以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兼节制江北诸州。

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下，大将仆散揆率主力长驱直入，至长江边，与叶适对峙。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年底，金兵大部退出两淮，留一军驻濠州。

开禧三年二月，朝廷进叶适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并在江北建定山、瓜步、石跋三大堡坞，安集流民，建立以江北守江的防御体系，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当时朝廷与金议和，叶适认为不必。

夺职奉祠

开禧三年十月，礼部侍郎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之前谄事韩侂胄的许及之及御史中丞雷孝友弹劾叶适，罪名是“附韩侂胄用兵”，叶适因此被夺职奉祠，回到永嘉。

潜居水心

嘉定元年，叶适定居水心，杜门家居，悉心讲学十六年，著《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学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黄岩人柯大春等。问学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灵、永嘉薛师石、瑞安曹豳，还有台州、余姚、福建等地来受业的学者。南宋学者刘宰记述叶适讲学情况，称“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履常满，盖其师友相从，亦徘徊而不忍去”。

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其后奉祠凡13年。十二月，夫人高氏病逝，终年五十二岁。

嘉定五年，叶适再提守淮之议。

嘉定八年，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

嘉定十年，除华文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

嘉定十一年，转中大夫。奉祠居家，著述讲学。

嘉定十三年，请求致仕，亦未准许。

嘉定十三年，《习学记言序目》大致成书。

嘉定十四年，转大中大夫，除宝谟阁直学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辞，未准。

嘉定十五年，转通议大夫。仍奉祠居家，著述讲学。

嘉定十六年，除敷文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乞致仕，除宝文阁学士，转正议大夫。正月二十日，叶适于永嘉辞世，终年七十四岁，获赠光禄大夫，谥号“文定”。

主要成就

学术思想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适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认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

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适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适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适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叶适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适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适写《习学纪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适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适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适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纪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适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纪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

至于说叶适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

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适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诗文创作

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徐文渊墓志铭》中说“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

重教兴学

叶适一生重教兴学，以培养人为己任。少年时期，他边读书边讲学。中年时期，在求学之间，从政之暇均设熟授徒。叶适罢职还乡后，尝寓居台州、黄岩、温岭一带办学授业，培养出陈耆卿、吴子良、丁希亮等许多名士，对台州当时学术界影响颇大。后入在台州路桥罗洋街叶适讲学处建毓英庙纪念。

为政举措

叶适于“开禧北伐”之前，即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

后世遗迹

叶适墓

叶适墓位于浙江温州海坛山南麓慈山，墓早年被盗，出土有青瓷墓志1方。1952年曾重修，1966年被毁。今墓为1981年在原址东30米外重修。面积104平方米，坐北朝南。墓前有上下两层平台。墓丘呈圆形，直径2.80米，四周用方形块石砌筑而成。墓前立青石墓碑一通，正面篆书阴刻“宋叶文定公之墓”七字，高1.4米。

叶适祠

叶文定公祠在今鹿城金锁匙巷19号，为纪念叶适而建。原在松台山麓。清康熙九年重建今址，光绪八年重建。民居式平方两进三间，坐南朝北，砖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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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潜，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为古文，以进士起家，为淄州军事推官。尝知蓬莱县，代还，过郓州，方与曼卿饮，闻母暴疾，亟归。母死，潜一恸遂绝，其妻复抚潜大号而死。时人伤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义。”同时以文学称京东者，齐州历城有李冠，举进士不第，得同《三礼》出身，调乾宁主簿，卒。有《东皋集》二十卷。《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录有《六州歌头》一首。

谭意哥，小字英奴，宋代人。流落长沙为妓，后嫁汝州张正字。谭意哥幼失双亲，及长工诗文，堕为官妓。哥者，实歌也，即谭意歌。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二。原题无“传”字，是后来加上的。谭意歌是封建社会一位典型的有文化知识，才貌双全而又深重恩义的女性。比之于柳如是，李师师者有过之无不及。"轶事典故

谭意哥虽然身隶青楼，但是自律极严，守身如玉，从来没有让人牵过她的手。当然像及老博士、陆象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例外，他们拿谭意哥当作自己的孙女，或女儿看待，纵或有肌肤之亲，却也是亲情而已。

长沙太守蒋田，一日宴客，官妓谭意哥盛装傅粉侍之。蒋田指谭面出了上联：“冬瓜霜后频添粉，”谭不示弱，牵着蒋田红色官服对了下联：“木枣秋来也着绯”。

刘相镇长沙时见其诗，许其从良，适张正字。张正字与谭意哥一见钟情，遂同居。后张调官，谭亦有孕，张父母让他与孙氏为姻，张不敢拒，孙氏死，张跨大岭至长沙，接谭回京。秦醇的《谭意哥传》传奇中的女子叫谭意哥，以现在的标准，一个很十足的美女。她以为自己被丈夫抛弃了，所以做了那样的诗。结果丈夫虽迫于外界以及家族压力，娶了正室夫人，对她仍然有情有意，最后当然是大团圆的美满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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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开，字躬明，擢（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第，年己近四十，授左迪功郎、（江西）建昌军南丰（县）尉。丁外艰，调建宁府政和（县）簿，改特监潭州南岳庙，襄阳府学教授。还至吴中，与诸寓公游而乐之，将卜居焉。遇疾，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三。明年（绍熙元年，1190），王蔺亦以台评去国，公论始伸。又明年，诏复元官，朝野莫不悲公之不及见也。据此状，方有开生于1127年，卒于1189年。据《淳安县志》。

杨绘（1032年～1116年），字元素，号先白，谥肃轩，绵竹（今属四川）人。公元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登进士第，历官荆南府通判、开封府推官等职，后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晚年弃官南下，来海阳县官溪都（今榕城区仙桥、梅云一带）定居，创槎桥村。杨氏一支在此繁衍生殖并蕃迁潮汕各地。杨绘被潮汕大多杨姓居民尊为始祖。杨绘墓位于仙桥钱岗山西北坡，坐东朝西，是一处宋代古墓。杨氏宗祠位于揭阳市仙桥街道槎桥社区东联村，建于清初，为三厅式灰、木、石构筑庙堂。揭阳市政府于2005年7月公布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将杨绘墓及祠堂列为古墓葬类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薛道光先曾出家为僧，法号紫贤，又号毗陵禅师。本参禅了得，为禅门所首肯。后云游长安，在开福寺修习禅法，顿悟“无上圆明真实法要”。据《陕西通志》载：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冬，遇石泰，得授口诀真要。后至京师，弃佛入道。以金丹导养术着称，成为道教南五祖中第三代传人薛式(公元1078 - 1191) 名薛道光、又名薛道原，字太源。北宋时阆州(今四川阆中)人，一说为陕西鸡足山人。内丹名家，石泰嫡传弟子，为道教南宗第三代传人，道教称为“紫贤真人”，南五祖之三。。

马光祖（约1201—1270），字华父，号裕斋，宋浙江东阳马宅镇（一说城西）人。赐号裕斋，封金华郡公，谥号庄敏。生于南宋庆元庚申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元1200年），宝庆丙戌年（公元1226年）“试南宫叨进仕”。后历任沿江制置使、江东转运使、知临安府（今杭州）、三知建康府（今南京）、户部尚书、大学士，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拜参知政事，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升授为知枢密院事，以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者的光禄大夫）致仕。马光祖卒于咸淳癸酉年（公元1273年）五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四。马光祖是与范中淹、王安石等齐名的宋朝名相，《宋史·卷四一六》有传。"生平

宝庆二年进士，授新喻主簿。历知余干县、处州、镇江、隆兴府、太平州、临安府、建康府、江陵府及户部尚书、浙西安抚使、江东安抚使、宝章阁学士、明殿学士、资政殿学士等。

从真德秀学，宝祐三年累官至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继加宝章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兼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

至建康，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钱20万缗支犒军民；削减租税，养鳏寡孤疾之人；招兵置寨，给钱助诸军婚嫁；属县税折收丝绵绢帛，倚阁除免以数万计；兴学校，礼贤才，僚属皆极一时之选。。为方便行人，他搜集旧名或起新名并亲书坊巷名匾额33处。宝佑五年，建康大雪，他自己捐钱30万缗赈济军民。

继调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建康百姓怀念不已。理宗闻知，命以资政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学抚使衔，于开庆元年再任建康知府。

马光祖益思宽养民力，兴废起坏。免除前政亏欠钱百余万缗，罢减渔利税课，赐益于民。又修建明道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撙节费用，建平籴仓，贮米15万石，又为库贮籴本200余万缗，发粜常减于市价，以利于民。修饬武备，防拓要害，为政宽猛适宜，事存大体，边赖以安。继进大学士兼淮西总领，召赴行在，升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

时值岁饥，荣王府积粮不发。马光祖一连三日往谒才得见，对之厉声说：“天下孰不知大王子为储君，大王不于此时收人心乎?”王以无粮辞，马光祖取怀中文书，一一陈说某庄某仓贮粮若干，王语塞，得粮活民甚多。

进同知枢密院事。差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后以沿江制置、江东安抚使再知建康府。三次任建康知府，累计12年，威惠并行，百废修举。建康郡民为其建生祠6所。

咸淳三年六月，拜参知政事，五年进枢密使兼参知政事，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

卒后谥“庄敏”。《宋史》卷四一六有传。

轶事典故

《宋史》记载，景定三年，京城临安发生饥荒，朝庭下诏账恤贫民，但集市上买不到粮食。时知临安府的马光祖知道理宗之弟的荣王府与立为储君的荣王之子的芮府，积有大量粟米，三次前往募捐，但荣王都辞以他事不见。马光祖没有办法，便躺在荣王府的客房里不走，荣王只好出来接见，马光祖厉声说道：“普天之下，谁不知道储君为大王子，今民饥欲死，为保不账恤以收人心？”荣王以仓储空虚相推，马光祖马上从怀里取出一张调查表，说：“大王某仓有粮若干，某某仓又有粮若干，此为调查之实情。”荣王一时语塞，只好许以30万斤粮账恤贫民，一时“活民甚多”。

《西湖游览志》里记载了马光祖的绝妙判词。说的是后来荣王晋升为福王，将福王府空余的房子出租给市民居住，只收房钱不修房子。有些胆大的居民看到房漏不修，就拒付房钱。福王府便派人至临安府讼民，马光祖调查后判道：“晴则鸡卵鸭卵，雨则钵满盆满。福王若要屋钱，直待光祖任满。”

更绝的是元·吴莱《三朝野史》里记载的马光祖判案的故事：一个书生翻墙进入所爱少女房间，被官府关押。马光祖一问案由，就出题《逾墙搂处子诗》面试，那书生秉笔疾书：“花抑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漳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马光祖一见，大加赞赏，不但不责罚书生的非礼之举，反填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判二人结婚：“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合当。雄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冰人是马公。”便令女方将女嫁生为妻，且厚赠嫁资，一时被市民传为京城佳话。此判词后被收入《全宋词》；此故事也被收录《情史》中，名叫《词判风流案成就美姻缘》；元杂剧中也有一出曲目叫《马光祖勘风尘》。

马光祖判案的故事还很多。 南宋分类汇编诉讼书判和官府公文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一节《哗徒反覆变诈纵横捭阖》里记载马光祖提点两浙路刑狱、负责浙江一带司法审判期间，地方曾发生无赖之徒借死人事件大敲竹杠、大发不义之财的恶性案件：有个流丐胡四四跑进住在街道旁的居民曹十一家里乞讨，犯了叫化子不能进客堂的忌讳，被曹十一捆起来毒打了一顿。事隔近两个月后，胡四四因病死去，恰巧其血亲胡四三也来当地，以兴讼为能事的无赖娄元英便像是发现了宝货。娄先教唆胡四三上曹家吵闹，道是胡四四的死因乃遭彼毒打，伤重不治，威胁要告官；然后自己登门，愿为胡、曹息讼，充当和事佬。曹十一怕见官司，情愿拿出田产和钱财作陪「私了」，一切均由娄元英经手，狠捞了一票，旋将胡四四的尸体焚化。本来这事也就算完了，孰料焚尸时，被曹晖和曹升两人看见。娄元英怕他俩会告官，败露自己的劣迹，索性来个恶人先告状，又与胡四三连名具呈，控诉曹晖、曹升包庇曹十一打杀胡四四。马光祖审后写了判词说：“一开始教唆胡四四诈来的是你娄元英，继而卷起袖管发话捏合的是你娄元英，主张焚尸的又是你娄元英，最后公然具名诬告曹晖曹升的，还是你娄元英！按说胡氏之死，与娄氏有何相干？似这等无籍讹徒，别无手艺和工作，专靠搬弄词讼为生计，逐臭闻腥，索瘢寻垢，事情一到他手上，倒横直竖，全归他摆布，利益归他攫取，灾祸让别人承担。倘不痛加惩办，这社会风气的好转，从何谈起？”因此判决：娄元英脊杖十三，发配五百里外地方管押，并将其审判结果在地方张榜公布，让犯有类似过失的地痞浪人悔悟自新，洗心革面，从而达到安抚地方百姓的目的。此故事还收入出版的《六扇门》一书中，标题为《马光祖勇对难缠讼棍》。

宋·赵葵《行营杂录》中有《捕蛙陷夫》一文：说的是现今的浙江省丽水，宋朝时称为处州。当时的处州府颁布了一条规定，禁止村民捕捉青蛙。有一村民，无视官府禁令，到田野中逮捉青蛙，欲在城中销售以换取些银两。为对抗检查，他把冬瓜瓜蒂切一小口，掏去了内瓤，将捕获的青蛙藏于其中。黎明时分，他带着冬瓜镇定自若地准备进城。可刚到城门口，就被守城的士兵人赃俱获地抓了个正着。捕蛙村民被带到了大堂之上，对这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官府本可依律令一判了之，可知府马裕斋没有这样做。他好生感到奇怪的是，捕蛙村民如此巧妙的伪装，守城的士兵是如何识破的？为揭开心中疑团，马裕斋讯问了捕蛙村民。问：“你是什么时候捕捉这些青蛙的？”答：“是半夜”。问：“你捕捉青蛙一事还有谁知道？”答：“只有我的老婆知道”。于是，知府大人便差人将村民之妻传至大堂上问话。经过一番审讯，终于弄清了缘由。原来，捕蛙村民的老婆与他人私通，奸夫为霸占她，想出一陷害村民的歹毒之计，让她教村民如何捕蛙的同时，自己又向守城的士兵进行了举报。马裕斋遂将奸夫淫妇绳之以法。此故事也被明朝冯梦龙收入《智囊全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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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邦献，太宰李邦彦之弟。宣和七年（1125），直秘阁、管勾万寿观。绍兴三年（1133），夔州路安抚司干办公事。五年（1135），特追职名。二十六年（1156），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又直秘阁、两浙西路转运判官。乾道二年（1166），夔州路提点刑狱。六年（1170），兴元路提点刑狱。官至直敷文阁。

周必大（1126年8月15日—1204年10月25日），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原籍管城（今河南郑州），至祖父周诜时居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周家村）。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庐陵四忠”之一。开禧三年（1207年），赐谥文忠，宁宗亲书“忠文耆德之碑”。周必大工文词，为南宋文坛盟主。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有很深的交情。著有《省斋文稿》、《平园集》等80余种，共200卷。"主要成就

周必大一生功绩显赫，名誉远播，是一位极富才干的政治家。无论辅佐朝廷或主政地方，他“立朝刚正”，言事不避权贵，处事有谋，治政勤奋。且主张：一要强兵，并制订“诸军点试法”，整肃军纪；二要富国，主张大力发展商贸业，以增加收入；三要安民，以民为本，减赋赈灾；四要政修，要择人才，考官吏，固职守。以上作为皆表现了周必大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且终其一生，始终秉持刚正不阿，清廉执政，爱国爱民的作风。

周必大还是是一位“九流七略，靡不究通”的文学家。诗词歌赋，“皆奥博词雄”。书法“浑厚刚劲，自成一体”。

周必大有诗600多首。他的诗有的善于状物，如《池阳四咏·翠微亭》中的“地占齐山最上头，州城宛在水中洲；蜿蜒正作双虹堕，吸住江河万里流”，比喻浅近新颖。又如《游庐山佛手岩雪霁望南山》中的“十日顽阴不见山，山中一夜雪封庵。伊予的有寻山分，日照北窗云在南”，气骨稍弱，却清新淡雅。

他初学黄庭坚，后由白居易溯源杜甫。在有些诗里他喜欢用典，未能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他执掌内外制时间很长，不少代表朝廷的重要文章，都由他撰写。如《岳飞叙复元官制》，词婉义正，是宋代骈文佳作。

他的序文如《〈皇朝文鉴〉序》，写得典重雅正。题跋如《题陆务观送其子赴官诗》，游记如《南归录》所写游石湖，则颇富情致。总的说来，这类散文内容丰富，文采则时有不足。

周必大知识渊博，熟悉当朝人物、掌故。在他的散文及《二老堂诗话》中，保存了不少研究宋代文学的资料。他的神道碑、墓志铭一类文字，主次分明，颇有史法，往往为元代修《宋史》者所取材。

周必大著有《玉堂类稿》等八十一种，共一百三十四万余言。后人将其遗作辑为《益国周文忠公全集》，计二百卷，其中包括《省斋文稿》、《平园续稿》、《省斋别稿》、《二老堂诗话》等24种，有清咸丰刊本。其中《玉堂大记》、《二老堂诗话》选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必大用时四年，主持刊刻了宋代著名的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计一千卷，还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使《欧集》自此以后有定本，且得以保留至今。“周必大刻本”被历代名家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

生平

刻苦勤学

周必大于宋钦宗靖康元年七月十五巳时出生在平江府治长洲。祖籍郑州管城。他的祖父周诜，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曾在庐陵任职，因此定居庐陵。
建炎三年，周必大四岁时，其父周利建卒于扬州，周必大被寄养在外祖母家，由母亲王氏督促他读书；十二岁时，母亲又去世了，只好跟随伯父去广东；十四岁时回庐陵，不久，又随伯父辗转各地。周必大青少年时的生活飘泊不定，但他刻苦勤学，终于成才。

文章起家

绍兴二十一年，周必大登进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参军。同年，娶司封郎官王葆之女为妻，之后又回到江西。

绍兴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被任命为建康府教授、左修职郎。

绍兴三十年，官拜太学录，应召前往应试馆职，宋高宗读了他的策文后说：“是个负责起草诏书的人才。”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馆职再次召试的例子从此开始。此后，周必大兼国史院编修，拜官监察御史。

直言敢谏

宋孝宗即位后，周必大拜官起居郎。直接到孝宗面前奏事，孝宗说：“朕过去看过你写的文章，把你的近作拿来看看。”孝宗当初亲临经筵，周必大奏道：“经筵并不是分析文章讲解句子的地方，想从容不迫地了解情况，增益于圣德，就要探求治理之本。”

之前，左右史之职空缺，史料记注中断、累积许多，周必大奏请必须记下君臣的言行举止，他日夜兼程修史，每月一次呈给孝宗看。孝宗便命周必大兼任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又兼权任中书舍人。

周必大在经筵侍讲时，曾论及边境事务，孝宗为四川感到担忧，周必大借机陈说蜀中百姓困苦已久，希望能减少四川的赋税。又应孝宗诏令条奏十事，都切中时弊。

此后又权任给事中，他在任内封驳政令失当之处，不用权贵、宠臣。当时，翟婉容对官吏进行升调时违反有关法令，周必大竭力争执，认为此举不妥。孝宗说：“原以为你只会写文章，没想到你如此刚强正直。”金国索取议和时的旧礼，周必大一一上奏，请求端正敌国称呼，金国为之气沮。

隆兴元年，周必大与金安节等上疏回驳孝宗任命宠臣龙大渊、曾觌为知合门事，但孝宗仍重申前令，周必大因此请求外出奉祠。

乾道四年，派任南剑州知州，又改任提点福建刑狱。周必大在进宫回答孝宗询问时，希望孝宗朝廷内外举荐文武人才，分别把他们的长处记在一本册子上，藏于宫中，以备缓急之用。

乾道六年，任秘书少监兼权任直学士院，并兼领史职。当时的制书草拟仿效汉宣帝时制度，为郑闻起草、周必大定稿，最后由孝宗修改。周必大上奏批评西汉诸臣，希望孝宗不可有轻视儒士的名声。孝宗喜爱他论述精辟，知识广博，甚至希望与他日夜讨论文章。

孝宗加太上皇赵构尊号时，周必大认为不应称嗣皇帝，应称皇帝，孝宗采纳。赵雄出使金国时，要携带国书，朝廷讨论受国书的礼节。周必大立即具体草拟，大致内容是：“尊卑名分之定，有人计较等级、威风；叔侄亲戚关系，难道还计较是坐着还是站立。”孝宗对此颇为赞赏。

后兼权任兵部侍郎，周必大奏请敬重侍从以储备将相之才，增设台谏官以广开言路，选择监司、郡守以补充郎官的不足。不久，权任礼部侍郎，兼领直学士院，并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一天，孝宗令周必大同王之奇、陈良翰到选德殿应对，孝宗从袖中拿出手诏，举唐太宗与魏徵关系之例，询问他在位久，却未成功绩，治政的好坏及他自己不能发觉的解决办法，命周必大等尽言对错。周必大认为孝宗频繁更换将领与郡守，是两大弊端。孝宗赞同，便革除这两种弊端。江、湖二州干旱，周必大请求捐出南库钱二十万代民交税，孝宗很是赞赏。

乾道八年，兼侍讲，又兼任中。不久，他辞去直学士院之职，得到批准。外戚张说再次拜为签书枢密院事，给事中莫济封驳回录黄，周必大奏道：“过去全朝廷的人都认为张说这个任命不适合，陛下自己也知道错了而加以制止了。未到一年，这个任命又下发。贵戚参预政事，公私两方面都受到损失，臣不敢草拟此令。”孝宗迅速让王〈日严〉草诏，贬二人为宫观官。张说公开奏章内容，并荐举二人，莫济和周必大于是分别被贬至温州与建宁府任职。莫济接到任命立即离朝，周必大到丰城后称病而归，莫济听说后很后悔自己的行动。周必大三次请求担任宫观职，因此名气更大。

淳熙二年，除敷文阁待制、侍讲，累迁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

淳熙七年，除参知政事。

淳熙九年，除知枢密院事。

淳熙十一年，创行内外诸军点式法，震慑外敌，安定边防，帝特赐羊酒米面庆公生辰。

淳熙十二年，命宰相枢密使。七月十五日，帝复赐羊酒米面庆公生辰。

淳熙十四年，文德殿宣麻转光禄大夫、右丞相。三月，迁右相府。

淳熙十六年，文德殿宣麻，转特进左丞相，进封许国公。

绍熙四年，改判隆兴府。

宋宁宗即位，令大臣直言朝政得失，周必大首陈四事：至孝、敬天、崇俭、久任。

庆元元年，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致仕。

庆元六年，平民吕祖泰上书请求诛杀韩侂胄、驱逐陈自强，由周必大接替任职。

嘉泰元年，韩侂胄党羽御史施康年弹劾周必大首先为诡诈之徒唱赞歌，又私植党派，为伪学罪首，遭降职为少保。

嘉泰二年，周必大复任少傅。

嘉泰四年十月一日，周必大卒于家中，享年七十九岁。宁宗闻讯后惊愕悲悼，追赠周必大为太师，为其辍朝两日，赐银千两、绢千疋。

死后哀荣

开禧三年，宁宗赐周必大谥号文忠。

嘉定元年十一月，宁宗御书“忠文耆德之碑”六字赐周必大家，并命楼钥为期撰碑铭，名为《忠文耆德之碑》。

轶事典故

鹤飞盏

周必大有一个酒杯名为“鹤飞盏”，斟上酒，杯上的鹤就飞起来，喝完酒后，鹤就不见了。

大承气汤

周必大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时，朱熹在与刘子澄的信中评论此事说：“现如今是需要下大承气汤的症状，他却下四君子汤。虽然不会造成危害，恐怕对病情也没有好处！”

貌类温公

据记载，周必大身材高大而脸庞清瘦，样貌如同野鹤。他在翰林院任职多年多年。孝宗在一天退朝空闲时，感叹说：“好一个宰相！只是怕他福薄。”一个老宦官在孝宗身边说：“官家所感叹的，难道不是周必大吗？臣观察司马光的画像，也像周必大一样清瘦。”孝宗为此一笑，于是提拔周必大。周必大此后任太平宰相，参与并闻知禅让盛事，晚年出镇长沙，退休后得享十多年的清闲福气。

敬慕三忠

周必大曾在乡里建三忠堂，因欧阳修、杨邦乂、胡铨都是庐陵人，也都是周必大平生所敬慕的人，所以周必大撰文记述他们的事迹，这是他的绝笔。

家族成员

家世

曾祖父 周衎 官至朝奉郎，累赠太师、秦国公。

曾祖母 郭氏 赠秦国夫人。

祖父 周诜 官至左朝散大夫，累赠太师、秦国公。

祖母 潘氏 赠秦国夫人。

李氏 赠秦国夫人。

张氏 赠秦国夫人。

父亲 周利建 官至左宣教郎、太学博士，累赠太师、秦国公。

母亲 王氏 赠秦国夫人。

平辈

弟弟 周必强 生平不详。

妹妹 周三叟 夭折。

配偶　　　　王氏 监察御史王葆之女，封益国夫人

子辈

儿子 周纶 曾任朝请大夫、知筠军二州事。

孙辈

孙子 周颢 曾任宣义郎、监景德镇兼烟火公事。

长孙女 —— 嫁承事郎、监嘉兴府籴纳仓萧彖。

孙女四人 —— 周必大孙女五人，除长孙女外生平均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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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觌dí（1081～1169）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孝宗乾道五年卒，年八十九（《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孙觌为人依违无操，早年附汪伯彦、黄潜善，诋李纲，后复阿谀万俟卨，谤毁岳飞，《宋史》无传。孙觌善属文，尤长四六。著有《鸿庆居士集》、《内简尺犊》传世。"轶事典故

宋朝孙觌撰写。孙觌字仲益，是晋陵人。宋徽宗末年，蔡攸推荐他做侍御史。靖康初，蔡家失势 ，孙觌就带领着御史拼命弹劾蔡攸。金国围攻汴京，李纲被罢免了御营使一职，太学生就向皇帝上书奏请留着李纲。此时，孙觌又弹劾李纲，说他借此要挟皇上，还污蔑太学生，说他们还要继续上书。　朝廷就因为他胡说八道，贬他到和州。后来，李纲被　贬职离开京师，朝廷又下召任命孙觌为御史。他任御史之后，只是一味附和怂恿朝廷和金国人和谈，为此，还做上了翰林学士。　开封城破之后，孙觌接受了金国人给予的美女赏赐，就替宋钦宗写给金国人的投降表，言辞极尽献媚。　宋高宗建炎初年，被贬到陕州；紧接又贬到岭外。等到黄潜善、汪伯彦掌权，又拉拢他，让他掌管替皇帝撰写诰书这个要职。后来，孙觌又因为贪污被罢免，任鸿庆宫提举官。也因为这一点 ，他的文集就称之为《鸿庆居士集》。　宋孝宗时候，洪迈主持修编《国史》，就向皇帝建议说，靖康时代的人物就只有孙觌还活着，请求皇帝下诏，让孙觌将所见经历的靖康时候的事件写下来上报。孙觌于是竟对不喜欢的人比如李纲，都大加污蔑，添加不少不实之词。而洪迈竟然相信他，不加辨别，就把他的话都记载在《钦宗实录》之中。后来，朱熹和别人谈及此事，　总是很气愤，说小人千万不能让他来执笔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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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纡（1073-1135）字公衮，晚号空青先生。江西临川南丰人。北宋丞相曾布第四子。曾布第四子，曾巩之侄。北宋末南宋初散文家、诗人、书法家。"生平

初以恩荫补为承务郎。宋哲宗绍圣年间中博学鸿词科。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曾布为二后山园陵使，辟为从事。崇宁二年，入元佑党籍，连坐党籍被贬到永州零陵。后遇赦，调监南京、河南税，改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历通判镇江府，知楚州、秀州，提举京畿常平，江南东路转运副使，迁直显谟阁。宋高宗建炎四年，再任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移两浙路。绍兴二年，知抚州。三年，除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司农少卿。四年，改福建路提典刑狱，直宝文阁。五年，除知信州，未之官卒，年六十三。

曾纡有志节，守忠义，一生不得志。能诗善文。为文固守家法，深得曾巩散文妙谛。诗从母师，句法精丽，感情真挚。亦工词。《全宋词》录其词9首，《宋诗纪事》、《江西诗征》收其诗5首。亦善书法，风格介于苏、米之间，传世真迹有草书《草屦帖》、行楷《怀素自叙帖跋》，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刊于台湾《故宫历代书法全集》。世称“南丰七曾”。

有《空青遗文》10卷、《南游记旧》1卷，已佚。事见《浮溪集》卷二八《右中大夫直宝文阁知衢州曾公墓志铭》。事见《宋史翼》、《南宋书》、《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御定书画谱》、汪藻《曾公墓志铭》、陆游《书空青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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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仲弓，宋朝诗人。公元一二六六年前后在世]字希圣，清源人，胡仲参之弟。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度宗咸淳二年前后在世。登进士第为会稽令，老母适至，而已是黜。自后浪迹江湖以终。仲弓工诗，著有苇航漫游稿四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赵葵（1186年9月4日－1266年12月24日），字南仲，号信庵，又号庸斋，衡山（今属湖南）人，南宋抗金儒将、画家、诗人。咸淳二年逝于小孤山舟中，年八十一，追赠太傅，谥号“忠靖”。赵葵历仕宁宗、理宗、度宗三朝，《宋史》称“朝廷倚之，如长城之势。”他一生以儒臣治军，为南宋偏安作出卓越贡献。赵葵工诗善画，尤善画墨梅。著有《行营杂录》、《信庵诗稿》等，并有《杜甫诗意图》传世。"生平

随父征战

赵葵生于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八月三日，他刚出生时，有人梦见南岳神降临在赵葵家中。赵葵的曾祖为绰号“铁面御史”的北宋名臣赵抃，赵抃致仕后移家衡山城前。赵葵祖父赵棠问学于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是“胡门七子”之一。其父赵方是南宋理学大师张栻的弟子，后投笔从戎，成为抗金名将。

赵方在襄阳任京湖制置使时，赵葵随父置身军旅，负责襄阳饮食。与兄长赵范都有志于事业和功绩，赵方由此器重他，聘请郑清之、全子才作为他的老师。又派他跟随李燔学习有用的学问。赵葵每次听到军事警报，都与诸将一齐出阵，遇到敌人就深入敌军、死战到底，诸将惟恐制置使之子有闪失，全力冒死相救，因此多次获胜。

宋宁宗嘉定十年，金国将领将术虎高琪、乌古论庆寿进犯襄阳，围困枣阳。当时已经许久未用兵，金兵突然来进犯，人们因此感到震慑恐惧。赵方率二子赵范、赵葵前往迎战，击破金兵。

嘉定十三年，赵方派赵葵和都统扈再兴进攻金人的必守之处高头，金兵派劲卒坚拒迎战，赵葵率领先锋部队奋勇出击，扈再兴随后进击，歼灭金兵。第二天，赵葵进驻邓州，金兵在沘河沿岸设障拒敌。赵葵指挥宋兵前进攻击金兵，杨义等将领相继到来，金兵也倾巢出动迎战宋兵，被宋兵打得大败，被杀、俘虏与投降的差不多有二万人，俘获万户以下的官吏十多人，夺得马八百匹，追逐金兵向北直到城下才返回。

嘉定十四年，金兵进犯蕲州，赵葵与兄长赵范进攻唐州、邓州。赵方命令他们说：“不战胜敌人，不要来见我。”三月，抵达唐州，靠近城池时布阵。金国大将阿海率兵出城迎战，赵葵率精锐骑兵出击，扈再兴率兵跟随，大获全胜，斩首一万多级。金兵关闭城门不出来迎战。当时金兵攻陷蕲州后来到久长，派数十骑兵出击山椒，赵葵率杨大成仅用十四个骑兵就将其赶走。金人骑兵逐渐增至数百人，赵葵全力迎战接连获胜，而金人步、骑兵越集越多。适逢赵范、扈再兴率兵会合迎战，交战至晚上才得以解围。后来，宋军分成二阵，赵范任左将，扈再兴任右将，赵葵率一支精锐骑兵左右策应。金兵背依山势也分成二大阵营以抵御宋兵，而不先出击。赵范说：“金兵一定是又想在晚上出战以侥幸取胜。”便预先准备大鼓，命令军中听见击鼓声开始出击，如果敌方没有到五十步内就行动的人定斩不赦。不一会儿，金兵逐渐下山，扈再兴匆忙率兵出击，果然被敌人所追击，逐渐逼近赵范的军阵。赵范击鼓指挥军队突然出击，赵葵相继出兵，歼灭金兵数千人。金兵集中人马攻击扈再兴部，赵葵率地方豪强祝文蔚等以精锐骑兵横冲敌阵，金兵接连被杀。双方又相持到夜半时分，金兵虽有所收敛，但其阵势依然如故。赵范、赵葵急忙会集将帅商议，选取敢死队数千人，到天刚亮时四面奋勇出击，冲杀之声震撼山谷。金兵逃走，宋军乘胜追击逃兵，斩首数千级，金兵副统帅缴械投降，宋军救出金兵所掠夺的民众万余人，夺得辎重器械堆积如山。战后，朝廷补任赵葵为承务郎、知枣阳军。同年，其父赵方去世。

大败李全

嘉定十五年，赵葵升任直秘阁，任庐州通判，进升为大理司直、淮西安抚参议。

嘉定十七年，保宁军节度使李全进攻青州，淮东制置使许国邀请赵葵议论兵事。赵葵到后说：“您想消灭贼寇，而已落入贼寇的陷阱中，后悔已来不及，唯有在前方重点设防，还可以制服贼寇。”许国说：“士兵不能集中，集中的兵不精练，怎么办？”赵葵答道：“我请求前往视察淮南两路的士兵，选拔其中的精锐，您留下三万精兵在军帐前听从调遣，贼寇就不敢贸然行动了。”许国说：“不如集合淮兵来接受检阅，由您监督管理，这样既足以显示兵多，又可选择精锐。”赵葵道：“有兵的州府，一定是军事要地，守将难道能够不留一兵一卒来服从制置使的命令吗？一定要向朝廷力争，分留一部分军队自卫。一旦得到朝廷的允许，定是隐匿他们强壮的士兵，派遣年老体弱的士兵来充数。本来是想选择精锐之师，恰好得到愚钝之兵；本来是想显示其兵众力强，恰好给人以兵少力弱的感觉，反而示敌方以可乘之机。”许国不听，最后大败。

宝庆元年，赵范任扬州知州，上奏请求调赵葵以强勇、雄健的边军五千人屯驻宝应，以防备贼寇。赵葵在庐州时，多次用私财与诸将一同球射，因与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而离任。有人说他擅离职守，于是归家闲居。

宝庆三年，被起用担任将作监丞。

绍定元年，出任滁州知州。

绍定二年，李全打算到浙西筹集粮草，实际上是想窥测临安周围。最初，李全献俘时，朝廷授他节钺，赵葵预计他一定会叛乱，于是向丞相史弥远上书说：“此贼如果只是希望得到一些粮粟，尚且不适宜让他轻易地到内地来，况且他包藏祸心，不仅仅是为了筹集粮食。如果不狠狠地抑制他们刚刚萌生的邪念，那么他们从此就会肆无忌惮，好比引狼入室，恐怕京畿之内有不好说而又说不完的忧虑。”到滁州后，因为其辖地正是贼寇进入内地的要道，又与金人的边境相对峙，实为两淮地区的门户，于是，修筑城墙，疏浚护城壕，训练军队，从无空暇。命秦喜扼守青平，赵必胜驻守万山，以壮大形势。赵葵的母亲患病，赵葵请假探视未被批准，于是，割股肉杂入药中寄送给母亲。母亲去世后，赵葵请辞未被允许，不得已，办完丧事后又到职。

当时李全大肆造船，赵葵又写信给史弥远说：“李全已破盐城，反称是陈知县自己放弃城邑，大概是想欺骗朝廷来延缓讨伐其罪过的军队，他们得以一心一意修造船只，制造器械，窥测机会，攻占城邑，或者直接浮海而下，直捣腹心京都之地，这是他们的奸计，像观察燃火那样明了。我自从听说盐城失守，日夜延颈以等待将帅的军事措施，现在才听说派遣王节到盐城向贼寇祈求哀恤。我又听说派遣两个官吏到山阳，向贼妇请命。堂堂制帅家人，这样的行为，岂不正中贼寇之计，贻笑于天下，贻笑于外族之夷狄吗？又听说张国明前次到山阳，已知道贼寇将动用盐城的兵力，现在如果听从张国明的话，以后对待贼兵更加宽恤，那么，从此以后就会人心涣散，万事解体，国家的忧虑就有不好说也说不完的了。我不是想慌慌张张妄生事端，挑起矛盾，而是李全决非忠臣、孝子。丞相假如听从我的话，翻然改进，重新图谋定计，发兵讨伐叛逆，那么，岂只可以增强国势，安定社稷，赵葵父子世代承受国家恩德，也差不多可算是报国家恩典之万一。假如丞相不听从我的话，不发兵讨伐贼寇，那么，不仅不可能增强国势，安定社稷，而且我也不知道将死于何地，不可能再回报皇上、丞相的恩德了。安全与危险，治世与乱世，全在于朝廷对贼寇讨伐不讨伐啊。淮东安宁，江南就安全了；江南安全，社稷就安全；国家社稷安全，丞相就安全；丞相安全，那么，凡是国家的朝臣、官吏、丞相的门人、学生就没有不安全的了。”

赵葵又向朝廷上书说：“臣父子兄弟，世代蒙受国恩，每次见到外族夷狄、盗贼侵犯侮辱国家，没有不为忠诚、愤恨所激励。现在大逆不道、藐视朝廷，辜负皇上、丞相袒护的恩德，没有谁比得上李全。前次的叛逆行为不昭彰显著，还可说得过去，现在已经破坏城邑，肆无忌惮，假如朝廷进一步容忍、隐匿，那么，将怎样来治理国家呢？希望朝廷立即果断决定，指斥李全他们为贼，立刻任命将帅，派遣军队，水陆两路并进围剿，诛戮这些逆贼，以此安定国家，保护百姓。赵葵虽然没有才学，但愿意为朝廷献身；如果不这样，请求将赵葵早日处理责罚，以安定边防，以便于治理国家。”

史弥远还是不想兴师讨伐，参知政事郑清之同意讨伐。便升任赵葵任宝章阁、淮东提点刑狱兼滁州知州。赵范立刻约定赵葵，赵葵率领雄胜、宁淮、武定、强勇步、骑兵一万四千人，命令王鉴、扈斌、胡显等将官率领，以赵葵兼任参议官。

不久，李全攻打扬州东门，赵葵亲自出阵迎战。贼将张友向城门呼喊要求赵葵出见，到赵葵出来，李全在城壕对面站立互问劳苦。赵葵左右的人都想射杀李全，赵葵制止了他们，质问李全前来是为了什么？李全说：“朝廷动不动就猜疑我，现在又断绝了我们的粮饷供应，我并不是想背叛朝廷，只是索取钱财粮饷罢了。”赵葵说：“朝廷资助你钱财粮饷，宠幸你予以官职，也算不薄待你了。把你当作忠臣孝子款待，而你们反而反戈一击、攻陷城邑，朝廷哪里还能不断绝你们的钱粮。你们自己说不是叛乱，是欺骗人呢？还是欺骗天呢？”深切责备的话很多，李全无法回答，张弓抽剪射向赵葵。此后，赵葵多次击败李全。

绍定四年正月，赵葵击杀李全，进升福州观察使、左骁卫上将军，赵葵坚决辞谢不接受。八月，诏命封他枢密院禀议，任宝章阁待制、枢密副都承旨，依照旧职仍起用，不久，进升兵部侍郎。

绍定六年十一月，诏令赵葵担任淮东制置使兼扬州知州，他入朝应对时，理宗说：“你们父子兄弟，为国效力很多，你在军队阵营中又能身先士卒，有献身报效国家的愿望，这尤其是儒士臣僚们难以办到的，我特别地嘉奖勉励你。”赵葵叩头感谢说：“臣缺乏才智，对于忠孝的意义，曾经接受君子的教诲，世代承受国家的恩典，应当捐躯报效皇上。”

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朝廷议论收复三京。赵葵上疏请求出战，于是命他权任兵部尚书，京西、河北路制置使，应天府知府、南京留守、兼任淮东制置使。当时正值酷暑行军，汴河堤坝溃决，洪水泛滥成灾，军粮运送跟不上，所恢复的州郡城邑，都是空城，没有军队和粮饷作为依靠。不久，北方的军队南下，渡过黄河，打开水闸，兵大多淹死，以致溃败而回。杜范上表弹劾赵葵，理宗将赵葵与全子才各降一级，任命为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移治所至泗州。

撑拓淮江

嘉熙元年，赵葵以宝章阁学士的身份任扬州知州，依旧为制置使。

嘉熙二年，因接应、援助安丰之捷，上奏拜命为刑部尚书，进升端明殿学士，特别给予他按执政的恩例，又兼任本路屯田使。赵葵前后留任扬州八年，开垦土地，整治军事，边备日益加强。

淳祐二年，进升大学士，任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改知福州。

淳祐三年，赵葵安葬他的母亲，请求追服母丧之制，未被批准。赵葵多次上疏坚请，理宗于是任命他提举洞霄宫，没有接受。

淳祐四年，赵葵授命任同知枢密院事。上奏书道：“现在天下的事情，其大事有哪几件？天下有才能的人，其可用者有哪几个？我按照其大的方面来说明，分辨其可用的来任用他。让有勇有谋的人来治兵，派有心计的人来管理钱财，清心宽厚的人担任治民之职，命刚正严明的人来主持监察事务。为官职选择人选，不为人来设置官职。使用得当，使用的时间才能长久，然后就可以责令他取得成效。”又请求“皇上迅速与宰相大臣商量谋划，凡是有关国家安全与危险，治世的重要计策应一一列举上报，按照其先后分别急缓，以图筹谋策划，那么治国的功效可以完成，外部的忧患是不值得怕的”。又请求“创建游击军三万人用于长江防守”。理宗诏令按他的主意行事。十二月，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

淳祐七年，特授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察巡视江南、淮南、京西、湖北各路的军政事务，封为长沙郡公。不久，担任建康府知府、行宫留守、江东安抚使。

辞相出外

淳祐九年，特授光禄大夫、右相兼枢密使，封为信国公。四次上表坚持辞职，议论的人以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改职任观文殿学士，充任醴泉观使兼侍读，仍然侍奉朝请。不久，担任潭州通判、荆湖南路安抚使，加职特进。

宝祐二年，任广西路宣抚使。

宝祐三年，改任镇守荆湖北路，城治设于荆门及郢州。改授荆湖南路安抚使、潭州通判，再次辞职不就，仍然担任醴泉观使之职。

宝祐五年，进升少保、宁远军节度使，进封魏国公、醴泉观使兼侍读。四次辞职不就，被免职。

卫国之志

开庆元年，任庆元府通判、沿海制置使，不久，授命江南西路、江南东路宣抚使，设置机构于建康府，负责隆兴府、饶州、江州、徽州两地界的防务调遣，当时暂且兼任建康府通判、行宫留守，不久授命担任江东、江西宣抚使，节制调遣饶州、信州、袁州、临江、抚州、吉州、隆兴的官军民兵。访问百姓的疾病痛苦，发布政令，升降官员，都允许他根据是否方便合适行事。

景定元年，授命担任两淮宣抚使、判扬州，进升封为鲁国公。不久，回家休养。

咸淳元年，加少傅衔。

将星陨落

咸淳二年，赵葵请求致仕，朝廷允准，特授其为少师、武安军节度使，进封冀国公。十一月二十七日，赵葵坐船停靠小孤山，逝于舟中，享年八十一岁。当晚，五洲星陨落像箕状。理宗追赠其为太傅，谥号“忠靖”。

在明代黄道周所著的《广名将传》中，赵葵位列其中。

艺术造诣

文学

赵葵工诗文，著有《行营杂录》、《信庵诗稿》，其文言简而意赅，其诗发旷怀雅量于翰墨。诗集已佚，《全宋诗》卷3023据《后村千家诗》等书所录，编为一卷[37] ；《全宋词》[38] 亦辑录有其诗词；《全宋文》卷7472收有其文。

绘画

赵葵工书画，尤善画墨梅，其几务余暇，为梅写真，苍枝老干，杈芽突兀。繁葩疏荫，幽妍芳洁，华光、补之无复过。有墨梅石刻，在吴中虎丘寺。传世作品有杜甫“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诗意图。

赵葵绘画才分虽高，单就《竹溪消夏图》技艺水准而言，已不亚于专业画家。但因其艺术生涯起步较迟，大抵晚年或罢官或请辞间隙才得以寄情笔墨，技痒一试，一显身手；旋即因受制于时局、朝政而于政治、军事上重出江湖，业余爱好几为欲罢不能的官职、军务羁绊而再度荒废生疏，从而不可能为后世留下大量像《竹溪消夏图》那样用心的精湛之作。而当他重拾画笔显然又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而难以为继了。故赵葵之于南宋画坛，正仿佛暮年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归心似箭，却逆水行舟，身先死而中道崩殂于长江江心小孤山一样，始终未能融汇、鼎足于南宋画坛的滚滚主流而成为中流砥柱。

轶事典故

机警平乱

赵葵之父赵方在宋宁宗时任荆湖制置使，有一次朝廷犒赏军士，赏赐太少，引起军士不满，当时赵葵才十二、三岁，察觉军士不满的情绪，突然大声叫道：“这是朝廷的赏赐，本制置司另有奖赏。”赵葵的一句话立刻稳定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人们都佩服他的机警灵敏。

诗文趣事

赵葵曾在水亭避暑，作诗说：“水亭四面朱栏绕，簇簇游鱼戏萍藻。六龙畏热不敢行，海水煎彻蓬莱岛。身眠七尺白虾须，头枕一枝红玛瑙。”诗还没作成，赵葵就睡着了。他的侍女续写道：“公子犹嫌扇力微，行人尚在红尘道。”

赵葵同知枢密院时，一次上朝结束后回到家中，却没见到众妾室。赵葵前往寻找，原来是群聚一起在摘青梅。其中一位妾擅长赋诗，赵葵让她作诗一首，其中说道：“柝声默报早朝回，满院春风绣户开。怪得无人理丝竹，绿阴深处摘青梅。”

圈豢四虎

赵葵在溧阳的私宅中，曾经做了一个圈，养了四只老虎。一天，家中火药库烘焙火药时着火，所有炮迅速爆炸，致使地面震动、房屋倒塌，四只老虎全都毙命。

难免众讥

赵葵年轻时便有经邦济国的才能，耻于通过科举入仕。他因战功卓著而被任命为右相时，给事中徐清臾驳还诏命，说宰相不是用来赏功的官职，并援引“宰相应当要用读书人”的话作为借口。赵葵因而极力请求辞官回乡。等到获准辞官后，在谢表中说：“虽然霍光不学无术，本来就难免被众人讥讽；但是皋陶所读的是什么书，敢用这来自我辩解。”“皋、夔、稷、契所读的是什么书”这句话，是赵葵的曾祖赵抃在回答王安石时说的话。

赵葵辞官后，曾在墙壁上作《南乡子》道：“束发领西藩，百万雄兵掌握间。召到庙堂无一事，遭弹！昨日公卿今日闲，拂晓出长安。莫待西风割面寒。羞见钱塘江上柳，何颜。瘦仆牵驴过远山。”

赵葵回乡在地方任职时，以诚相待、爱护百姓。一天得闲时经过岳麓精舍，舍长刘某年纪比赵葵稍大一些，在准备落座时，揖礼道：“请相公主持宴会！”赵葵摇手说道：“这里说什么相公？”最后回到宾位，取酒尽欢后离开。

民间传说

在南岳衡山的民间传说中，赵葵是南岳圣帝身边的护法神忠靖王转世，因此殁后配享南岳庙。

识人之明

南宋名将吕文德出身平民，但身材魁梧、勇猛强悍，他曾在安丰城中卖柴，赵葵时任淮东制置使，在路旁见到他丢下的鞋子“长尺有咫”，感到非常惊讶，便派人到他家寻访，正值吕文德出猎，到日暮后他背着打好的鹿回家，留下使者过夜，次日与使者一同去见赵葵，赵葵便将他留在麾下。此后数十年间，吕文德屡建边功，位至显宦。

余玠幼时家贫，在白鹿洞书院和太学上舍读书，因与茶馆老人发生口角，不慎失手推茶翁致死，脱身出逃襄淮，向赵葵献上长短句一首，投入其幕下。赵葵赞其心怀壮志，便把他收留在军中任事。后来，余玠官至四川安抚制置使，成为南宋四川的抗蒙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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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清之（1176—1251）南宋大臣。初名燮，字德源、文叔，别号安晚，庆元道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嘉泰二年进士及第。历官光禄大夫，左、右丞相，太傅，卫国公（齐国公）等。淳祐末年，元兵大举侵宋，郑清之进十龟元吉箴劝帝励精图治，未能实施，而后退仕隐居，諡忠定，著有《安晚集》六十卷。"人物墓葬

郑清之墓在饶平县海山镇坂上村三百门大湾山北麓，墓区保护地1500平方米，为夯贝灰沙结构。墓座东南向西北，碑文楷书阴刻“宋祖敕封考踢进士第右丞相太傅卫国公净庵清之郑公墓，敕封妣一品夫人闺淑樊氏”。现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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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禾(1247～1312年)，字位辛，一字去非，号勿轩，晚号退斋。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建阳崇泰里（今莒口乡）人，世居云谷鳌峰之阳熊墩。幼年颖慧，有志于濂、洛、关、闽之学。访朱熹门人辅广，拜其为师，游浙江，受业于刘敬堂，得朱熹晚年同黄干论学之要旨。登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受任汀州（今属福建）司户参军，颇有政绩。"生平

宋亡之后,熊禾誓不仕元,““遂束书入武夷山””,在五曲晚对峰构筑隐居学习的"“洪源书室”“。隐居之初，以其崇高的气节和精深的学识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和文士,人们尊其为师长,同其研讨义理。为此，熊禾开始在书室讲学。”“四方来学者云集,粝食涧饮，日以孔孟之道相磨石龙。”“因而盛誉天下。当时的学者名流，诸如胡庭芳、詹君履等人都曾特来拜访，而求学者更多得难以计数。熊禾为此着手改建书室，将”“洪源书室”“扩建为”“洪源书院”"。胡庭芳虽为易学大家,造诣颇深,名重一方，但也经常到洪源书院与熊禾论道。熊禾亦有多篇文字送胡庭芳，阐发自己的理学精要。熊禾十分敬仰朱熹。他在卜居武夷山的12年中，通览朱子诸书,选择其中精要者辑为一册《文公要语》,为人们研习朱熹的思想、理论,提供了极有益的帮助。在洪源书院期间,熊禾还分别上《重修武夷书院疏》、《重建朱文公神道门疏》，以期弘扬朱子之学。

熊禾居武夷12年,回到家乡建阳熊墩,在鳌峰之麓重建鳌峰书院，讲学著述,以奉先圣,继承理学道统。因书院门对云谷，改称云谷书院，四方学者接踵而至。

熊禾是朱熹的三传弟子,深受其学说影响,视朱熹为孔子之二,认为朱熹的著述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其学术影响，关系到国家存亡，民心向背。有"“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之句。熊禾对朱熹的评价，得到后人的赞同，为朱熹在儒家道统中奠定崇高的地位。

主要成就

熊禾以毕生精力研究儒家经典，继承、弘扬和发展了朱子理学,成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后人称誉：““朱熹有功于圣门,熊禾有功于朱熹””。著有《易经讲义》、《易学图存》、《周易集疏》、《书说》、《大学尚书口义》、《三礼考略》、《春秋通解》、《春秋论考》、《四书标题》、《大学广义》、《四书小学集疏》、《文公要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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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生卒年不详），字伯敬，号斗山，玉山（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宋，入元后曾出任玉山县儒学教谕。与谢枋得等南宋遗民交往密切，诗文中不乏以遗民自居的文句，所以《宋诗纪事》将他列入书中。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因王奕《玉窗如庵记》末署“岁癸巳二月朔，前奉旨特补玉山儒学教谕王奕伯敬谨撰并书”，认为“癸巳为至元三十年（1293），然则奕食元禄久矣，迹其出处，与仇远、白珽相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改题元人。代表作品有《酹江月》、《摸鱼儿》和《沁园春》等。

罗愿 (1136～1184) 字端良，号存斋，徽州歙县呈坎人。汝楫子。荫补承务郎。宋乾道二年(1166)进士 ，历任鄱阳知县、赣州通判、鄂州知事，人称罗鄂州。精博物之学，长于考证。文章精炼醇 雅，有秦汉古文之风。所撰《新安志》10卷，体例完备，章法严密，舍取并合随主旨而定， 尤详物产。提出编纂方志要注重民生，为后世学者重视。著有《尔雅翼》20卷、《鄂州小集 》7卷。

吴元可，南宋末遗民词人，生卒事迹均不详。号山庭，禾川（今江西永新县）人。

唐珏（1247-？），字玉潜，号菊山，南宋词人、义士。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于《宋史翼》、《新元史》有传。亦记载于《宋人轶事汇编》。今存词四首，《全宋词》据《乐府补题》辑录。[1] 。少孤，力学。家贫，聚徒众授经以养母。宋亡，元僧杨琏真伽尽发在绍兴之宋帝陵寝。珏出家资，招里中少年潜收遗骸，葬兰亭山，移宋故宫冬青树植其上。义风震动吴、越。谢翔感其事，为作冬青树引。

施酒监，宋朝词人，代表作《全宋词》

李处全（1134-1189）约宋孝宗淳熙初前后在世[即约公元一一七四年前后在世]字粹伯，里居及生卒年俱不详。徐州丰县（今属江苏）人。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曾任殿中侍御史及袁州、处州等地方官。有少数词作表现了抗敌爱国的热情和壮志难酬的悲愤。处全工词，有晦庵词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

危复之，宋末元初文人，字见心，抚州（今属江西）人。宋末为太学生，师事汤汉，博览群书，好读《易》，尤工于诗。至元初，元帅郭昂屡荐为儒学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以币征之，皆弗起。隐于紫霞山中，士友私谥曰贞白先生。

陈郁（1184-1275）字仲文，号藏一。江西临川人。陈世崇之父。并称“临川二陈”。南宋著名诗人。文学优异。卒于德佑元年，年九十二。事迹约略见于其子世崇所撰《随隐漫录》。工诗词。他的词婉转隐喻，但情调高亢，宣扬爱国思想，系南宋词坛辛派词人。著有《藏一话腴》4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全宋词》辑其词四首。事见清同治《崇仁县志》卷八。

应法孙，字尧成，号芝室。

[约公元一一六九年前后在世]字不详，本扬州人，后寓居海盐，李正民之子。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乾道中前后在世。工诗。历知温州、藤州。其馀事迹均不详。洪著有文集二十卷，今仅存芸庵类稿六卷，《四库总目》不及十之三四。其诗时露警秀，七律尤工。

萧允之，号竹屋，宋代女词人。

王安中(1075～1134) 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履道，号初寮。中山阳曲（今山西太原）人。年青时曾从师苏轼、晁说之。晁教以为学当谨初，故牓其室为初寮。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徽宗时历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以谄事宦官梁师成、交结蔡攸获进，又附和宦官童贯、大臣王黼，赞成复燕山之议，出镇燕山府。后又任建雄军节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被贬送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又内徙道州，复任左中大夫，不久去世。"人物评价

其品行颇遭物议，而文章却可观。他擅长诗和四六文，在当时很受推重。但诗文大都失传，今存作品以词为主。其词虽有一部分是谀颂朝廷之作及描述香艳的轻佻之篇，但也时见佳构。如[菩萨蛮]《六军阅罢，犒饮兵将官》，写阅兵场景,颇见豪迈；[卜算子]《往道山道中作》描绘村舍风光,画面清新；[一落索]《送王伯绍帅庆阳》写送友赴边，也显得健朗明快。纪昀等称其"“亦南北宋间佳手”“。王安中词集中有[安阳好]9首并[破子清平乐]一组词,纪昀等人认为应该是北宋大臣韩琦所作；但词中有”“锦堂风月依然”"等句，显然是后人凭吊口吻。故《全宋词》修订本仍归王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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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锐，吴江平望（今属江苏）人。度宗咸淳十年（一二七四）进士，授庐州佥判。时元兵南侵，愤贾似道误国，挂冠归。端宗景炎二年卒，年七十九。遗著由友人赵时远于元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编为《孙耕闲集》。事见本集卷首赵时远序及卷末《耕闲孙先生墓志铭》。

江万里（1198年—1275年），名临，字子远，号古心，万里是其出仕后的用名。南康军都昌（今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人。南宋著名爱国丞相，民族英雄，是南宋末年仕林和文坛领袖，中国十三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与弟江万载、江万顷被时人和后世雅称为江氏“三古”或江氏“三昆玉”。创办的白鹭洲书院，千年来培养出文天祥等十七位状元，2700多名进士。任正式官职91种，三度为相；一生为官清廉，政绩斐然，直言敢谏，忧国爱民。其一生堪称古今之完人，千古道德风范之楷模。江万里是江西著名的地方先贤之一。"后世评价

江万里一生历两朝，宦海几度沉浮，先后任过吉州、隆兴知府、驾御郎官、尚右兼侍读、监察御史、右正言殿中待御史、左丞相兼枢密使，但他无论是位高权重还是贬谪期间，始终不忘爱国，正所谓“届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南宋理宗时，江万里任待御史，其母病危，江万里因公务繁忙不能脱身，只是派其弟回家探望，当他亲自返家里，其母已病故。这时，朝中有人诽议说他“不忠不孝”，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罪状，江万里因此在家赋闲12年。宋度宗即位，度宗念江万里之远见卓识，任命他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逢权臣贾似道得宠，与贾曲阿逢迎不同，江万里因刚直不阿而为贾不容，江万里被再次罢官。南宋将亡，宋度宗再次想起曾被自己誉为“国之柱石”的江万里，遂任命江万里为左丞相兼枢密院使。江万里一身领两府，加上时局维艰，公务更为繁忙。因湖北襄樊被元兵围困，临安危在旦夕，江万里力主抗元，提出襄樊解围良策，与贾似道相抵触被再度罢官。罢官赋闲后的江万里对前来探望的学生文天祥执手相看泪眼，嘱予国事并寄予殷切的希望。

作为著名学者，史书称江万里“问学德望，优于诸臣”，“议论风采，倾动一时”，是历史公认的与欧阳修、司马光齐名的历史文化名人，文天祥称江万里“都范、马之望于一身”。文天祥曾在《贺江左丞相除湖南安抚使判潭洲》一文中对江万里的学问名节有过精彩的评述：“……修名伟节，以日月为明，泰山为高；奥学精言，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江万里壮烈殉国后，门生刘辰翁在《江文忠公祠堂记》中说：“自斯文一变而至欧公，再变而至先生……其好士似欧公”论谏似欧公，变文体似欧公，而又得谥似欧公”。

作为书院教育家，江万里依然成就斐然。他先后创办了白鹭洲书院、道源书院、宗濂精舍等三所书院，就是在被贬期间还被邀请到安徽黟县石鼓寺讲学。江万里一生奖掖人才，培养出了一批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杰出人士，另外还有刘南圃、刘辰翁、欧阳守道、邓光荐等都是他的学生。

“兄宰相，弟尚书，联璧文章天下少；父成仁，子取义，一门忠孝世间稀”，后人把这样一副楹联镌刻在都昌江万里老家古心堂的门楣上，正是对一代名相最客观、真实的评价，也体现了后人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

纪念活动

1996年4月22日，数千只鸿雁在都昌县阳峰乡府前江村上空近二、三里的范围内盘旋、起舞近半小时且久久不愿离去，村里八、九旬的老人们都说从未见过这种奇异景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祥瑞吉兆。这天是村里为纪念他们的先祖——南宋爱国丞相江万里而建造的古心堂落成的日子，两年后，都昌县将举办各种盛大活动隆重纪念一代名相江万里诞辰八百周年，在此之前，都昌县已经成立了江万里研究学会，与福建、浙江、广东、台湾等地研究学会形成波澜壮阔之势，他们并于1995年举办了空前规模的活动纪念江万里殉国720周年。

跨越时空隧道，让我们再次走近这位足以让后人万世景仰的一代名相。 江万里，字子远，号古心，江西都昌人，自小“神隽有锋颖”，为官后成为一代诤臣，曾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1275年退隐后，以78岁高龄与其弟江万顷在饶州与元军血战，寡不敌众，率子江镐及家人投水自尽，其弟江万顷被捕后，大义凛然，至死不降，遭肢解遇难。万里公弟万载公后代繁盛，今潜山、桐城、东至江氏已传至第134代孙，两广江西四川湖广福建台湾也均有后裔存世。万里公所在江姓为济阳堂江氏， 与江泽民之萧江一脉、六桂堂翁江不同，希江氏后人不至混淆。详情参考，中国都昌网。

生平

江万里，宋宁宗庆元四年十月十六日生于今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阳峰乡府前江村，卒于宋恭帝德佑元年二月。名临，字子远，号古心，万里是其出仕后的用名。与弟江万载、江万顷因为先后科举高中，且又都登仕宋庭高官，最后又先后殉国，被时人和后世雅称为江氏“三古”或江氏“三昆玉”。南宋著名爱国丞相，民族英雄，是南宋末年仕林和文坛领袖，中国十三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一人独自创立三所高等学府，为古今中外之第一人，尤其是其所创办的白鹭洲书院，延续千年，在中国科举时代共培养出文天祥等十七位状元，2700多名进士，书院所在的江西吉安科举中选人数几近此后中国千年科举的一半，被称为千年“文章节义之邦”为中国古代书院之最。江万里为官清廉，敢言直谏，无论朝官还是放任地方府省均政绩斐然，为官府和百姓所称道；一生虽屡受权奸排挤，屡遭罢贬，而始终不畏权奸，不泯忧国爱民之心；在南宋末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危难之际，始则“手培国本，力济时艰”，“但见拳拳于国事，未尝汲汲于身谋”，“极力破权门之死党，奋身生善类之齐盟，精白一心，创切百奏，风彩耸闻于列辟，霜棱愈棱于内台，其序升横榻之班，以增重本朝之势”，“以淳心正学，辅国视政，起贤远识，为时奇艾，若朝廷之典章，军国之机务，生民之休戚，政治之得失，皆常履而知矣”当其穷尽一生，年老体弱，无力补天之时，则“从容坐守，以为民望”“死不离城”继而“去生就死，义节忠肝”恨“生面被执，为国之耻”，“愤国家云之亡，耻腥膻之移，虽神林故乡可以终其天年，旦不肯为，而况于屈身事虏者哉！”最终“左右携孙，自为纷纷，父忠子孝，兄贞弟烈，天义妇顺，笑赴止水”“从之者同知君，积尸如叠，不审其偕老之媛，而婢仆变亦争以尽”。在国破家亡之际，江万里与其子江镐，毅然率180多家人投止水池殉国，希望以自己及家人之死唤醒“天下忠义节烈之士闻风而起，聚集万千众人之力，保江山社稷不移腥膻，道德文章不堕宇内”，其一生堪称古今之完人，千古道德风范之楷模。

宋嘉定十五年，江万里贡入大学，太子赵昀极为赏识，曾书“江万里”三字于几砚之间。宝庆二年以舍选登进士第，所作策论，《郭子仪单骑见虎》文中表露对郭子仪的胆识和爱国情操仰慕之情，主考官阅卷为之动情，欣然批道：“立意新而措词妙，高古文也。”宝庆六年，以舍选出身，任池州教授。后召馆试，历任著作佐郎，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嘉熙四年出知吉州军，其所作《劝农诗》云：“父老前来吾语尔，官民相近古遗风。欲知太守乐其乐，乐在田家欢笑中。”从政之余，特别热心教育。淳祜元年于吉州州治庐陵县城东赣江之心，创建白鹭州书院，广泛收藏图书，收授门徒。奏闻朝廷，理宗御书赐匾额“白鹭州书院”。当时书院没有另任山长，他自主其事，自为诸生讲授，忘其为大府。后人为他立碑，表彰他的办学功道：江万里创白鹭书院，使“缙绅德之，吏民怜之，悍卒化之”。第二年，迁直秘阁，知隆兴府，又在隆兴府建宗濂精舍，广聚生徒，讲学其中。奏闻朝廷，理宗又亲赐书御书匾额。这期间，他还嘱告南安知军林寿公在其军治大庾县源三先生祠扩建为周程书院。因办学成绩卓著，于淳祜三年迁考功郎官，兼直秘阁，主管健康府崇禧观。不久，改任绍兴府千秋鸣禧观，后又以驾部郎官召，迁尚右兼侍讲。五年三月，与理宗谈论诸事得失，曾说：“君子只知有事非，不知有利害。”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十一月上书弹劾林光迁等依权附势之徒。十二月不顾主降派反对，劝说理宗启用赵葵主持兵事，陈韦单主持财政，使主战派一度得以执掌朝政，为此屡遭主降派攻击。六年，他升迁监察御史兼侍讲，未几，又升殿中侍御史。这时的江万里，“器望清峻，论议风采，倾动于时。”但忤者嫉妒，谤言兴起，言其母病未能及时到家送终，使其遭受酷罚，坐废十二年。

宝祐三年，由于陆德兴为江万里辨白而得以启用，任福建转运使。开庆元年正月，投入京湖宣抚大使贾似道幕下 任参谋官。十月贾似道入相，万里同时入朝兼国子监祭洒，侍读。景定元年入对。迁刑部侍郎。不久，升吏部尚书。次年。进迁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院事兼太子宾客。这年，万里已年逾六十，是贾似道府中之任职最久者。他开始虽府仰默客，为贾似道所用，但他秉性耿直，临事不能无言。贾似道恶其轻发，经常触怒贾似道，故第每次都不能久在其位。这年。又因言论而被解职，只以端明殿学士提临安府洞霄宫。至景定四年，才以原职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

景定四年十一月，度宗即位，诏求直言善谏之士，召江万里回行都临安。咸淳元年二月，任万里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又与贾似道同朝。贾似道擅政后,位极人臣,极力推行卖国张,使疆土日削,国势日危，万里不能耐何，便于同年七月，奏请归田，未允。十二月，贾似道辞职要挟度宗，度宗涕泣，欲拜留，万里当即以身掖帝云：“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又一次触怒了贾。帝在讲筵，每问经史及古人姓名，贾不能对，万里常从旁代答，使贾积怒而谋逐出万里。江万里与贾似道每每相忤，不得已四次上书求退,于咸淳三年出知太平洋州兼江东特运吏,后又转湖南任安抚吏,咸淳五年,又自湖南召拜参知政事,封南康郡公,刚到任,又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六年,蒙古军围攻襄阳,万里屡请派援军救护,贾似道不许,于是万里又因此被委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吏,万里坚持,依旧职提举洞霄宫。

家庭成员

万里家世：祖父江辚，一生隐居，教授乡里。父江烨，宋理宗时登进士第，曾任教授、都尉、知县、江南东路提举常平司、西路提举茶盐公事、大理司帅参等职，一生专治程朱理学。虽在“庆元党案”蒙难之时，亦仍暗中坚持传授程朱学说，母陈氏，理学名儒陈大猷之女，陈灏之姊，万里家学渊源，幼年在祖父所建的书馆内读书，神隽铎颖，连举于乡，后从父教，学《易》经，稍长，赴白鹿洞书院深造，后又游学于隆兴府东湖书院，朱熹弟子林夔孙为师问学。

江万里的母亲不是陈大猷之女。

网络上关于南宋丞相江万里的介绍文字，有些地方有错误，需要考证，有些地方不准确，需要商榷。不能以讹传讹，贻误他人。文中提到的“母陈氏，理学名儒陈大猷之女，陈灏之姊”，这简单的十几个字，至少有两处错误：第一，江万里公的母亲不可能是陈大猷之女。因为，陈大猷与江万里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们之间若有亲戚关系，极有可能是表兄弟。如果说江万里的母亲是陈大猷的姑母，至少在时间、年龄上是没有矛盾的。江万里宝庆二年考上进士，陈大猷绍定二年才考上进士，比江万里晚了七年。第二，“陈灏”应作“陈澔”，陈澔不仅不是江万里的舅舅，而且应该是江万里或陈大猷的晚辈，至少是孙辈，陈澔绝非陈大猷的儿子。第三，陈澔是宋末元初的儒家学者，不是我们常说的宋代大儒“程颢”，不能混淆。陈澔字可大，号云住，又号北山叟，“不求闻达，博学好古，淹贯经史，注《礼记集说》行于世”。 华容 江良发

万里家人及后裔

“兄宰相，弟尚书，联璧文章天下少；父成仁，子取义，满门忠孝世间稀。”这是后人评价和形容江万里家族的一副对联，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万里家人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满门忠烈的情况。除江万里已率180多人投止水殉国外，万里二弟也先后以身殉国，江万里家族成年子孙中，有七、八人在其后的反抗外族入侵，维护民族尊严的斗争中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确是世间少有，名符其实的忠烈之家。

万里家族是传统的理学世家，祖父江璘，一生修治儒业，终生隐居，教授乡里，“乡称善人”；父江烨，“祀世积德，以诗书抗户门，早岁粹于经行，户履常满，经其指授，多所成达，于训子尤力。”江万里经其祖、父两代传承，“遂大明易学，扬六馆，策高第，且以古文为天下倡，世谓复生欧、韩也。”江万载、江万顷“尽得父兄之学，明经登仕；”“显于当世，为天下世人所慕，时人以‘三古’雅称之”。江氏“三古”家族经几代人的薰淘，于民族危难之际，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以自己的行动实践汉代大文学家班固在《江氏士族谱系》上“烈士出将军之门，忠臣来自孝子之家”的寄望，成为古往今来世间少有的满门忠烈的民族英雄之家。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江氏“三古十二斋”，“三古”是指江万里三兄弟，都先后以身殉国；十二斋是指其以“斋”为号的十二个子侄，他们自蒙元入侵湖北鄂州时，就自发跟随江万载节节抵抗蒙元，千里转战临安、婺州、温州、福州、泉州、惠州等地，直到新会崖山，其中有多人战死沙场。以下分别简介如下：

江万载，名亿，字子玖，号古山，万载是其出仕后用名。“三古”之一，江万里同母弟，先于其兄以武选出仕，端平元年曾与其族叔江海一道带“忠顺军”和殿前禁军联合蒙古兵攻陷和收复金国首都蔡州，一雪百年“靖康之耻”。绍定二年，以武阶从三品的身份参加文举舍选，被赐进士及第，累官至礼部尚书。后因不愿与丁大全、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同流合污，以壮年之身辞官归里奉养慈母，宋理宗及宋度宗皆多次征诏复官而不就。宋度宗咸淳九年蒙元全面进犯南宋时，与其兄江万里一道号召江氏三古家族成年子孙毁家纾难，筹组义军以抗蒙元，并不顾朝庭反对率义军从鄂州起对蒙元兵进行了节节的抵抗。德祐元年二月，在张世杰部宋军的帮助下，率领义军一度收复三古家乡饶州城。被谢道清诏令复礼部尚书、殿前禁军都指挥使官职，平息了南宋最精锐军队——殿前禁军的叛乱，整顿和恢复提高了殿前禁军的战斗力，使其成为日后保护南宋小朝庭流亡达三年之久的骨干力量。在德祐元年七月份的焦山战役中，排除谢道清、陈宜中等患得患失的干扰，果断指挥殿前禁军出击，救回了在焦山之战中大败的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等人，为南宋日后抗元保全了一批军事将领。德祐二年正月临安城临危城破之际，被谢道清密命摄行军中事，保护益、广二王及其他南宋小朝庭人员出走东南，经一路血战到达福州，始得扶立广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景炎三年三月，江万载等保护南宋小朝庭到达广州湾附近的井澳，遇元将刘深伏击，江万载带亲兵奋力击退刘深的伏击，年逾七十的江万载奋力跃入海中救起了宋端宗，自己却不幸被海风巨浪卷走。二十万南宋军民痛失实际统帅，杨太后虽然追赠江万载为“开闽侯”，并赐溢号“武肃”，但对外却封锁江万载已殉国的消息，不到一个月，宋端宗也因惊悸而死，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接连遭受打击，军民之心大为动摇，几欲解散。在江万载殉国前3年，南宋小朝庭虽节节败退，但从临安到新会崖山，南宋小朝庭和二十万抗元军民基本能得到保全，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江万载牺牲后不出半年，先是陈宜中因害怕第三次当了逃兵一去不返，继而张世杰收复雷州半岛失败，在厓山之战中，更是没有人能制约张世杰的军事独裁，至其重犯焦山之战的错误，最后几乎令南宋二十万抗元军民全部葬身海底，少有能逃生的，南宋小朝庭因此覆亡。由此可见，江万载实际上是南宋小朝庭及二十万南宋抗元军民的幕后最高统帅及精神领袖。

江万顷，名伯，字子玉，号古崖，万顷也是其出仕后的用名。三古之一，江万里之弟，初以明经乡举登翰林庶吉士入仕，历任地方官和朝官，累官至户部左侍郎；1275年三月，冒险与子江铎往饶州探视兄长，被蒙元兵俘获，因不屈而大骂不止，被蒙元兵凶残肢解。

江璆，名璆，字宗宝，号玉斋，到十六、七岁成年时，遇其父江万里创白鹭洲书院，宣扬周程理学，塑“六君子”像于书院，故又为其取字用周，号六峰，江氏十二斋之首，江万里长子。自幼随其叔江万载习文尚武，在鄱阳湖、长江中游一带演练水陆阵法，颇得要领；13岁后，又随其叔父宦居临安，就近攻读于临安官学。成年后，回乡以江右漕闱入仕，历仕怀安、潮阳两任知县，两任南安、衡州通判资序等职，关升提刑、将作少丞。后又补将作郎，遏选迪功，转承直，改通直、奉议，咸淳元年改秩右朝请郎，除大理寺丞，宋度宗咸淳元年四月改差知德庆府，加衔兵部侍郎。宋度宗咸淳元年闰五月，以右朝请郎晋兵右侍郎差遣岭南德庆府知军州事，公元1266年，又被封为兵部尚书，兼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咸淳五年二任知州届满致仕。从其叔万载公之命，奉母邓氏并携儿孙落户粤西山区，安家于两广军事要冲之地——德庆金林乡二都钦仁里双朵村。德祐元年月募组3000广东义军入卫临安，与其叔摄行军中事江万载议齐向谢道清建议南宋朝庭化整为零，潜往东南积蓄力量，待机北伐规复中原，并建议选粤西肇庆或德庆作临时行在中心指挥之处。所募义军被陈宜中遣散后，回德庆为行在移驻作准备，在德庆西北一线，建立了20多座军事城堡——故砖城，分派个儿孙和部将、地方豪杰等分兵把守，准备效其家族忠烈报国之精神，以武力抵御元军，用生命捍卫南疆。景炎二年，复募10000多义军输送给在流亡于广东沿海的南宋小朝庭，并联络熊飞、曾逢龙、马南宝等部义军一度收复广州。祥兴元年，江璆联络旧部刘宗纯收复德庆。祥兴二年，在南宋灭亡后，仍率三子一孙及部将刘宗纯之子刘喆凭借砖城体系扺御蒙元一年多。1280年，江璆奔走联络南沿海各省，图谋复宋。1283年，联合亡宋故臣林获、林桂芳父子扶立赵宋皇族后人赵良钤为帝，于新会建立后宋政权。同年为掩护赵宋后人突围，率疲惫之师与元兵熬战三日，力歇而死。其三子一孙和刘喆奋力抢回遗体，奔回德庆，葬于村后山圣岭岗。乡人感其爷孙三代忠烈，将江璆及其三子一孙并刘喆塑像于圣岭岗上龙母行宫，配祀千年龙母。江璆后裔最初居于广东德庆，后发展到其他地方。

江钲，名钲，字国岩，号道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载次子。咸淳九年，响应其父江万载号召，积极参与筹组义军，任义军先锋将。在抵抗蒙元入侵的斗争中箭伤刘整，被谢道清诏授从军征郎将。德祐元年入卫临安后，被诏授殿前禁军都统制之职，是年七月，率殿前禁军将在焦山之战中大败的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等人救援回临安。德祐二年正月，与其父江万载拥军保护益、广二王及其他南宋小朝庭人员撤离危城临安，从这时起一直到新会崖山，每有蒙元兵逼近南宋小朝庭，皆由江钲率军出击击退。是年五月，在福州与父江万载及其他大臣拥立广王赵昰登帝位，江钲被诏令授殿前禁军副都指挥使之职。景炎元年十一月，与父江万载，少保张世杰等帅兵保护宋端宗等南宋小朝庭到达泉州，张世杰强抢泉州港海船，逼反开始就已有反意的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人蒲寿庚，蒲拥兵作乱，欲劫持南宋流亡行在，又是江钲带少部兵力掩护二十万军民大部分登船撤离泉州。景炎三年三月，保护南宋小朝庭到达广州湾附近的井澳，遇元将刘深伏击，带亲兵奋力击退刘深的伏击，保护端宗登上海船，却又突然遇上台风，将年幼体弱的宋端宗刮落海中，江钲父年逾七十的江万载奋力跃入海中救起了宋端宗，自己却不幸被海风巨浪卷走。不到一个月，宋端宗也因惊悸而死，二十万南宋军民痛失实际和名义上统帅，军民之心大为动摇，几欲解散。江钲强忍丧父之痛，力撑陆秀夫劝伏大臣们，扶立宋端宗之弟赵昺为帝，是为宋帝昺，以陆秀夫为丞相，张世杰为太傅，江钲为殿前禁军指挥使，南宋小朝庭遂得继续流亡于广东沿海。同年六月，保护流亡小朝庭到达广东新会崖山。张世杰、江钲等领军将领与陆秀夫等文臣都看中崖山的险要地位，因而决定流亡小朝庭暂驻崖山，但对如何布防崖门，张世杰与江钲两大军事统帅却发生激烈争吵，江钲要求分兵防守崖门出入海口，以便相互呼应，张害怕兵力分散，不予同意，江不同意张把大船都用铁链相连的方案，并暗示其可能重复焦山之战的错误。张嫌江妨碍其作战方案的实施，以杨太后的名义调江钲回福建立江万载衣冠冢并募兵筹晌，并以苏刘义暂时接替江钲职务掌管殿前司。祥兴二年三月，崖门海战时，蒙元军统帅张弘范果然先分兵封锁控制宋军海陆出口，而南宋二十万军民因战船被铁链相连，移动艰难而鲜有能逃生者；陆秀夫和宋帝昺因张世杰派来接应的士兵非是平常见惯的江氏父子所带亲兵，死活不肯登上接应者之小船，最后陆秀夫抱宋帝昺投海而死，二十万军民大多投海而死，厓海十万浮尸，最终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族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随张世杰突围的杨太后闻知宋帝昺已死，亦都投海而死，张世杰带剩余残兵沿海漂流，不久亦遇上台风，任船自沉而死。江钲回闽为其父治坟之后，募得几百士豪杰士卒赶去厓山，到广东海陆丰时，厓门之战已结束七天，江钲闻知厓门二十万军民已全军覆没，大哭几场后，亦投海而死。当地居民根据其部属的叫唤立岩公庙以纪念，遗迹至今仍存。江钲子孙最初随其兄江钥隐居福建夏门同安洪水桥汤坂里，后裔才逐渐向其他方向发展。

江铭名铭，字国熙，号毓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载第三子。咸淳九年，随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办粮将，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被谢道清授殿前禁军带械副将，1276年宋端宗即位后，为御前环卫将军，1276年十一月在泉州蒲寿庚叛乱战役中为掩护皇室人员登船战死，被追赠节义大夫。由于其妻及子女已在饶州之役时随伯父江万里投止水殉国，在福州时杨太后星配以曾渊子之女，但未及过门江铭即已战死，故江铭一房无留下后裔。

江钰名钰，字国维，号寓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载第四子。咸淳九年，随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先锋副将，1276年在保护二王从临安到温州时战死，被宋端宗追赠崇义大夫，妻及子女之前已投止水殉国，故无后。

江镐名镐，字国禹，号义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里次子。一生随侍其父江万里，生前曾被朝庭授事郎将，1275年二月蒙元兵破饶州时，抱子江澄携妻随父江万里投止水殉国。后裔不详。

江铎名铎，字国弼，号本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顷长子。一生随侍其父江万顷，任官职不详。1275年三月，冒险伴其父江万顷前往饶州探视二位伯父和其他家人，被蒙元兵俘获，大骂不屈，被元兵肢解。其母钱氏九娘、妻丘氏十六娘及九子都随其二父江万载入福建，最初隐居于福建长汀宁化石壁村。后向其他地方发展。

江铸名铸，字国通，号直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里第三子。咸淳九年，随叔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中军护将，在福州扶端宗即位后，经丞相文天祥奏请杨太后同意，与堂兄江钥、弟江镗隐居福建夏门同安洪水桥汤坂里，后裔才逐渐向其他方向发展。

江钥名钥，字国器，号慎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载长子。咸淳九年，随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中军护将，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与堂弟江铸、江镗隐居福建夏门同安洪水桥汤坂里，后裔才逐渐向其他方向发展。

江镗名镗，字国雍，号侃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里第四子。咸淳九年，随叔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中军护将，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与兄江铸、堂兄江钥隐居福建夏门同安洪水桥汤坂里，后裔才逐渐向其他方向发展。江镗有一子江日新，替父继续保护南宋小朝庭，入广东后，被杨太后看中，将自己女儿赵氏公主配嫁给他。崖山之战后，江日新侥幸逃脱，携赵氏公主并文天祥的堂姑文氏大娘流寓到四会，居住于县城门高街。是第二支在广东落户的江氏三古支系。

江锜名锜，字国鼎，号祥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顷次子。

江锖名锖，字国烈，号遁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顷第三子。

江铜名铜，字国南，号远斋，江氏十二斋之一，江万顷第四子。

咸淳九年，随伯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中军护将，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被谢道清授殿前禁军带械副将，在福州扶端宗即位后，经丞相文天祥奏请杨太后同意，奉母钱氏九娘最初隐居于福建长汀宁化石壁村。后向其他地方发展。

江万里家族除了著名的“三古十二斋”之外，还有其他家族成员。如江万载收养的族人孤儿江宗杰，号律斋，咸淳九年，随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参军，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被谢道清授殿前禁军带械参军。崖山之战中也幸运得生，承父江万载堪舆之业，云游天下，后不知落户何处。江万顷夫人钱氏九娘到福建后曾抱养了一个养子江钮，字国珍，其后代也居于福建长汀宁化石壁村。江万里家族成年孙辈也大都随江万载参加义军，其中有多人战死在临安到崖山的路上，剩下的，多数先在福建落户，后来才发展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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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叟，宋末人。

李莱老（约公元1260年前后在世），字周隐（词综作字逛翁。此从绝妙好词），号秋崖，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景定初前后在世。他大约是李彭老的兄弟。亦工词，与周密时相唱酬。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知严州。词与李彭老合为《龟溪二隐集》。

方泽，生卒不详，莆田人、字公悦。

李廷忠，（1154-1218）字居厚，号橘山，于潜人，为唐汝阳王李琎之后。淳熙八年（公元一一八一年）进士。历无为教官，旌德知县。终于夔（kui）州（治在今重庆市奉节）安抚、朝散郎直秘阁。子二：时免、时英。廷忠著有《洞霄诗集》，今不传；又有《橘山四六集》二十卷，《四库总目》及乐府一卷，行于世。

宋钦宗赵桓（1100年―1156年），宋朝第九位皇帝，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赵佶长子，宋高宗赵构异母兄，母显恭皇后王氏。在位1年零2个月。生于元符三年（1100年），初名赵亶，封韩国公，次年六月晋爵京兆郡王，大观二年（1108年）晋爵定王，大观五年（1111年）立为太子，宣和七年（1125年），拜开封牧，不久受宋徽宗禅让登基，改元靖康。为人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和敏锐力。他是历史上懦弱无能的昏君，听信奸臣谗言，罢免了李纲。金兵围攻汴京，却无力抵抗。靖康之变时被金人俘虏北去，南宋绍兴26年（1156年）驾崩于燕京，终年57岁，葬于永献陵。"历史评价

宋钦宗在位仅一年多时间，却走马灯似地拜罢了二十六名宰执大臣。其中对危局产生关键性影响者，则是耿南仲、李纲、种师道等人。他们的一些重要的救国之策不被宋钦宗采纳，而一些重要误国之谋却又被宋钦宗采纳。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曾瑜研究员《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一文节选，通过该文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关于宋钦宗在位期间政治策略的得失，以及他治国一年的功过是非。

一、与耿南仲

宋钦宗即位前，耿南仲曾任十四年的皇太子宫僚。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颇有废立之意，据胡寅说：“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谮，颇曾解纷。”由于在皇太子地位岌岌可危时的特殊关系，宋钦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就命耿南仲为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害怕金军，“奉椒房出奔”，一度逃离开封，仍深得宋钦宗的信任。
耿南仲任执政后最重要的政绩，一是排除异己，二是“主和议”，破坏抗金。此两条劣迹不是在平时，而是在危难时期，就不能不在北宋覆亡中起着恶劣的作用。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宋朝有不少士大夫，如果说他们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耿南仲就是一个典型。

二、与李纲

当金军南侵之际，宋方朝野乱成一团，简直是束手无策。时为太常少卿的李纲却脱颖而出，超升兵部侍郎，很快又超升执政。
宋钦宗随即又授任他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正如《朱子语类》卷130所说：“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馀，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李纲作为一个本不知兵的文臣，在仓猝之际，居然相当有效地组织了开封的城防，屡次击退了敌人。他既在士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却又招致了同列很深的忌妒。宋钦宗本人来回摇摆于卑怯的投降主义和轻率的冒险主义之间，他委任李纲负责城防，又不能授予全权，更不听李纲的劝阻，而致力于屈辱求和。

靖康元年（公元1126）二月初，发生了宋钦宗批准姚平仲劫金营而失败的事件。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将此事归结为“李纲主平仲之谋”，但李纲在上皇帝奏中明确说，“平仲之出”，“在微臣实无所与”。故《朱子语类》卷130力辩其非，说：“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事实上，此次劫寨“杀伤相当”，“行营司所失才百馀人，而（陕）3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馀人”，然而宰相李邦彦“方主和议，忌李纲主战”，他与众执政乘机夸张事态，诿过于李纲。宋钦宗惊慌失措，下令罢免李纲和统率陕西援兵的老将、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於是开封城中爆发了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

陈东直到临死，也并未与李纲有一面之交。几万无组织的群众云集宣德门下，正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认定，救国已非李纲莫属。当然，群众运动到此也很难控制激烈的行为，如杀内侍，殴击宰相李邦彦等。但宋钦宗无疑是将爱国群众运动视为厉阶，不能容忍对其君主权威的挑战。他虽然被迫复用李纲，也根本不可能有李纲在幕後操纵此次“伏阙”的证据，而“自後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颇忌之”。当时给李纲空名官告三千馀道，李纲“只用三十一道”，只因补无品小武官进武副尉二人，而宋钦宗居然亲下御批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正如朱熹感叹说：“如此，教人如何做事？”

宋钦宗曾被迫与金东路军统帅完颜斡离不订立城下之盟，事后他有翻悔，并听从李纲建议，“解太原之围”，拒绝割让自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以北的土地。

宋钦宗毁约之後，首要的问题是救援被围的河东首府太原。北宋晚期，其战时统兵体制的一大弊病，是沿袭传统，往往还是由不知兵的文臣，以及宦官童贯、谭稹、梁方平等主持军事。如前所述，李纲公开斥责耿南仲离间皇帝父子，双方更多了一重嫌隙。当宋军初次救援太原失败後，耿南仲乘机进言：“欲援太原，非纲不可。”宋钦宗立即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不知军旅，将兵必败”，“为大臣所陷”，“不宜遣”。李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再拜力辞”，说自己“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宋钦宗却听信谗言，为之震怒。宰执中唯一志同道合的同知枢密院事许翰，为李纲写了“杜邮”两字，引用秦将白起被赐死的典故。李纲至此不得不就任出行。

太原之战是决定北宋皇朝命运的关键性一战。太原失守，使金西路军得以南下，与东路军会师，而宋军主力则在两次救援战中耗折殆尽，开封的陷落遂成定局。李纲并非在救援战中不尽己力，却在本来已是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又遇到朝廷的多方掣肘，终於在太原陷落後被劾下台，贬黜出京。

正如後来胡寅评论说，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却是宋钦宗本人。待开封再次被围，宋钦宗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驿召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却为时已晚。李纲接到此项诏命，大约是在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三月，当时金人正驱虏徽、钦二帝等北上。尽管有救援太原的失败，但到南宋初年，朝野一切有识之士还是认为，唯有李纲方能担当救国的重任。

家庭成员

父母

父亲：宋徽宗赵佶

母亲：显恭皇后王氏

妻子

宋钦宗的皇后

宋钦宗的皇后

仁怀皇后朱琏（？—1127年），宋钦宗赵桓的皇后，汴京祥符人。宣和七年，钦宗即位，册封朱氏为皇后。后来金兵攻陷汴京城，俘虏徽、钦二帝，郑氏、朱氏二后，后宫宗室、大臣三千余人北归，当时正值农历四月，北方天气仍很寒冷，徽钦二帝和郑朱二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朱后当时二十六岁，艳丽多姿，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据说他们到达会宁府时，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后妃、宗室等都到金太祖庙去行“牵羊礼”，又下令皇太后、皇后入金宫“赐浴”。朱皇后不堪污辱，当天投水自杀身亡。

子女

儿子

太子赵谌（1117年－？），宋钦宗赵桓长子，朱皇后所出。政和七年（1117年）出生，为宋徽宗嫡皇孙，宋朝开国以来尚没有当朝皇帝得嫡孙的，宋徽宗大喜。蔡京奏请任命皇孙为检校少保、常德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徽宗同意。王黼辅政，谋夺蔡京之权，说蔡京把东宫太子看做皇帝，遂降赵谌为高州防御使。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继位，迁赵谌检校少保、昭庆军节度使、大宁郡王。进封检校少傅、宁国军节度使。四月，诏立为皇太子。

赵谨，建炎元年九月初六日生，母慎德妃（《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赵训，建炎三年七月初六日生，母郑夫人（《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训乃北地所生。有砀山人留遇僧者，金人见之曰：“全似赵家少帝。”遇僧窃喜。绍兴十年，三京路通，诏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二子，乃守臣遣赴行在，过泗州，州官孙守信疑之，白其守，请于朝。阁门言渊圣无第二子，诏宁信劾治。遇僧伏罪，黥隶琼州。后有自北至者，曰：“渊圣小大王训，见居五国城。”（《宋史·宗室》）

女儿

柔嘉公主，为皇后朱琏所生，生于1121年，卒年不详。后随宋钦宗至五国城。

生平

赵桓，原名赵亶，又名赵煊，是宋徽宗赵佶的长子，宋钦宗四月十三日生，此日为乾龙节，宋高宗赵构异母兄，母恭显皇后王氏。纳武康军节度使朱伯材之女朱琏为太子妃。在金兵大举入侵汴京（今河南开封）之际，宋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宋钦宗。他是历史上懦弱无能的昏君，听信奸臣谗言，罢免了李纲。金兵围攻汴京，却无力抵抗，最终被金人俘虏去贬为庶人。

宣和七年（1125年），赵桓受父宋徽宗赵佶禅让登基，是为宋钦宗，改年号为靖康。

即位后，立刻贬蔡京、童贯等人，然后重用李纲抗金。但是他十分懦弱无能，优柔寡断。后来听从奸臣谗言，罢免了李纲，向金求和。
金国趁此机会于靖康二年（1127年）南下渡黄河破宋京东京（今开封），史称靖康之变。

北宋靖康二年（金朝天会五年）（1127年），金太宗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龙袍，随行的李若水抱着宋钦宗身体，斥责金人为狗辈，金人用刀割裂他的咽喉，金人册封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史称张楚或伪楚），北宋灭亡。

七月，二帝被俘北上，迁到燕京，天会六年（1128年）抵达金上京会宁府。二帝著素服跪拜金太祖庙，行「牵羊礼」，在乾元殿拜谒金太宗完颜吴乞买。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二帝迁往韩州（吉林省梨树县北偏脸城）。天会八年（1130年）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北旧古城）软禁。

八年后，即天会十三年（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驾崩于五国城。

天眷三年（1140年），金主战派完颜宗弼率领金国军队南侵，先在开封正南的顺昌败于刘錡所部的「八字军」，再于开封西南的郾城和颍昌，在金国女真精锐部队所拿手的骑兵对阵中两次败于岳飞的岳家军，只在开封东南面的淮西亳州、宿州一带战胜了宋军中最弱的张俊一军，在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敕召回岳家军前，金军已被压缩到开封东部和北部。完颜宗弼开始转向接受议和。

皇统元年（1141年） 金熙宗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将驾崩的宋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将宋钦宗封为天水郡公。第一提高了级别，原来封宋徽宗为二品昏德公，追封为王升为一品，原封宋钦宗为三品重昏侯，现封为公升为二品。第二是去掉了原封号中的侮辱含义。第三是以赵姓天水郡望作为封号，以示尊重。同时南宋朝廷解除了岳飞、韩世忠、刘錡、杨沂中等将的兵权，为《绍兴和议》做好了准备。十一月间，宋、金为《绍兴和议》达成书面协议。十二月末除夕夜（1142年），南宋朝廷杀岳飞，据《宋史》载是为了满足完颜宗弼议和所设前提。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绍兴和议》彻底完成所有手续。夏四月丁卯（1142年5月1日），高宗生母韦贤妃同宋徽宗棺椁归宋。离行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宋高宗，若能回去，他只要当个太乙宫主就满足了。韦贤妃哭着说，如果你不回来，我宁愿眼睛瞎掉算了。但是宋高宗因为自己已经绝後（宋高宗之子宋孝宗是养子），不想让宋钦宗或其子孙即承帝位，所以宋钦宗到死也没能回到宋。而韦贤妃晚年果真有眼疾，瞎了一只眼睛。

《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宋绍兴26年（1156年），宋钦宗驾崩。关于死因，众说纷纭，传说为金朝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叫56岁的宋钦宗和54岁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去比赛马球，宋钦宗从马上跌下来，被马乱践而死。五年后，即绍兴三十一年（正隆六年，1161年）宋钦宗死讯传到南宋，这使得对宋钦宗驾崩于1156年还是1161年也产生争议。庙号宋钦宗，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葬于永献陵。

大事年表

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时受父徽宗之禅即位。次年被迫起用主战派李纲抗金,斩杀罢黜了蔡京一党，卓有成效，金兵北退。但仍答应以赔款、割太原等三镇乞降求和。

靖康元年 （1126年）金人复来，十一月金兵围困汴京开封，亲自前往金营议和被扣留。

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汴京城破，北宋灭亡，与徽宗被金废为庶人，四月与徽宗等宗室以及北宋一些大臣被金兵俘掳北去，先置于燕京，九月又徙往更遥远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

次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八月，方抵上京，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十月，又将徽、钦二帝发配至韩州（今辽宁昌图北，一说吉林梨树）。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又将二帝迁往北国边陲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在此“坐井观天”。天会十三年（1135年）四月，其父徽宗赵佶在五国城病死。

皇统元年（1141年），金熙宗改封其为天水郡公，昏德公（徽宗，已故）为天水郡王，海滨王耶律延禧（辽末代皇帝）为豫王。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高宗之母韦氏与徽宗“梓宫”被放还南归，临行前在五国城赵桓跪求韦氏带信给高宗赵构，求他这位同父异母弟将其赎回，“只为太乙观主足矣，他不敢望也。”明说只求让他回宋出家去道观做一个道士就行了，不再有做皇帝的念头。韦氏归后，渺无音信。然高宗议和，杀岳飞等名将，所虑着惟钦宗尔。

金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一度曾把赵桓迁到上京会宁府居住。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自上京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将赵桓带去。
正隆元年六月(1156年），赵桓在燕京病死，终年57岁，金朝将其葬于永献陵（今河南省巩县）。

赵桓死在燕京是史书有记载的，有定论的。《辞海》、《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说他死在五国城是不对的。

赵桓死因另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绍兴二十六年六月（1156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命56岁的宋钦宗赵桓和 54岁的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去比赛马球。耶律延禧善骑术，企图纵马冲出重围逃命，结果被乱箭射死。钦宗皇帝身体孱弱，患有严重的风疾，又不善马术，很快从马上摔下，被马乱践而死。

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赵桓的死讯才传到南宋，其弟宋高宗赵构表面上痛不欲生，内心却暗自窃喜，终于可以心安了，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宋钦宗。

蒙难受辱

靖康之耻

金军虽然退出了京师，但并未停止攻宋战争。靖康元年九月，太原失守，使宗翰率领的西路金兵得以顺利南下，与东路军合围汴京，并于十一月攻占开封外城。

在攻下开封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未立即攻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钦宗居然信以为真，命何栗和齐王赵栩到金营求和。宗翰说：“自古就有南北之分，今之所议，在割地而已。”又“请求”太上皇到金营谈判。与其说是请求，倒不如说是命令。徽宗哪有这份胆量？钦宗不得已，以太上皇受惊过度、痼疾缠身为由，由自己代为前往。

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钦宗率大臣多人前往金营，这恰恰中了金人的圈套。钦宗到金营后，金军统帅却不与他相见，只是派人索要降表。钦宗不敢违背，慌忙令人写降表献上。而金人却不满意，并命令须用四六对偶句写降表。钦宗迫于无奈，说事已至此，其他就不必计较了。大臣孙觌反复斟酌，改易四遍，方才令金人满意。降表大意不过就是向金俯首称臣，乞求宽恕，极尽奴颜婢膝之态。呈上降表后，金人又提出要太上皇前来，钦宗苦苦恳求，金人方才不再坚持。接着，金人在斋宫里向北设香案，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以尽臣礼，宣读降表。当时风雪交加，钦宗君臣受此凌辱，皆暗自垂泪。投降仪式进行完毕，金人心满意足，便放钦宗返回。钦宗自入金营，备感屈辱，于无奈之下做了金人臣子，回想起来，悲痛难抑，不知不觉间泪已湿巾，至南熏门，钦宗见到前来迎接的大臣和民众，便嚎啕大哭。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毕竟还有众多臣民惦记自己的安危。行至宫前，他仍然哭泣不止，宫廷内外更是哭声震天。钦宗初赴金营，历尽劫波，三日后归来，恍如隔世。

钦宗刚回朝廷，金人就来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这简直是漫天要价。当时开封孤城之中，搜刮已尽，根本无法凑齐。然而，钦宗已被金人吓破了胆，一意屈辱退让，下令大括金银。金人索要骡马，开封府用重典奖励揭发，方才搜得7000余匹，京城马匹为之一空，而官僚竟有徒步上朝者。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钦宗不敢怠慢，甚至让自己的妃嫔抵数，少女不甘受辱，死者甚众。关于金银布帛，钦宗深感府库不足，遂令权贵、富室、商民出资犒军。所谓出资，其实就是抢夺。对于反抗者，动辄枷项，连郑皇后娘家也未幸免。即便如此，金银仍不足数，负责搜刮金银的梅执礼等四位大臣也因此被处死，其他被杖责的官员比比皆是，百姓被逼自尽者甚众，开封城内一片狼藉萧条景象。

尽管以钦宗为首的北宋朝廷如此丧心病狂地奉迎金人，但金人的要求仍没有得到满足，金人扬言要纵兵入城抢劫，并要求钦宗再次到金营商谈。钦宗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上次身陷金营的阴影尚未散去，新的恐惧又袭上心头，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此时，李若水等人也怂恿钦宗前往，钦宗终究不敢违背金人的旨意，不得不再赴金营。

钦宗到达金营后，受到无比的冷遇，宗望、宗翰根本不与他见面，还把他安置到军营斋宫西厢房的三间小屋内。屋内陈设极其简陋，除桌椅外，只有可供睡觉的一个土炕，毛毡两席。屋外有金兵严密把守，黄昏时屋门也被金兵用铁链锁住，钦宗君臣完全失去了活动自由。此时正值寒冬腊月，开封一带雨雪连绵，天气冷得出奇。钦宗除了白天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外，晚上还得忍受刺骨的寒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想着眼前这一切，心如刀割，泪如泉涌。转瞬之间，钦宗从贵不可及的皇帝沦落为金人的阶下囚，的确令人同情。然而，这一切都是他与其父徽宗一手造成的。

囚禁中的钦宗度日如年，思归之情溢于言表。宋朝官员多次请求金人放回钦宗，金人却不予理睬。靖康二年二月五日，钦宗不得不强颜欢笑地接受金人的邀请去看球赛。球赛结束后，钦宗哀求金帅放自己回去，结果遭到宗翰厉声斥责，钦宗吓得毛骨悚然，遂不敢再提此事。

金人扣留钦宗后，声言金银布帛数一日不齐，便一日不放还钦宗。宋廷闻讯，加紧搜刮。开封府派官吏直接闯入居民家中搜括，横行无忌，如捕叛逆。百姓5家为保，互相监督，如有隐匿，即可告发。就连福田院的贫民、僧道、工伎、倡优等各种人，也在搜刮之列。到正月下旬，开封府才搜集到金16万两、银200万两、衣缎100万匹，但距离金人索要的数目还相差甚远。宋朝官吏到金营交割金银时，金人傲慢无礼，百般羞辱。自钦宗赴金营后，风雪不止，汴京百姓无以为食，将城中树叶、猫犬吃尽后，就割饿殍为食，再加上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境况之惨，非笔墨所能形容。

然而，金人仍不罢休，改掠他物以抵金银。凡祭天礼器、天子法驾、各种图书典籍、大成乐器以至百戏所用服装道具，均在搜求之列。诸科医生、教坊乐工、各种工匠也被劫掠。又疯狂掠夺妇女，只要稍有姿色，即被开封府捕捉，以供金人玩乐。当时吏部尚书王时雍掠夺妇女最卖力，号称“金人外公”。开封府尹徐秉哲也不甘落后，为讨好金人，他将本已蓬头垢面、已显羸病之状的女子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整车整车地送入金营，弄得开封城内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但金人还是决意废黜钦宗。靖康二年二月六日，钦宗被废为庶人。七日，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当金人逼迫徽、钦二帝脱去龙袍时，随行的李若水抱着钦宗，不让他脱去帝服，还骂不绝口地斥责金人为狗辈。金人恼羞成怒，用刀割裂他的咽喉，割断他的舌头，至死方才绝声，可歌可泣！北宋灭亡后，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但这个傀儡政权不得人心。

金人在扶植张邦昌的同时，再次搜刮金银，即使妇女的钗钏之物也在掠取之列。开封府担心金银不够，金人无端挑衅，便在开封城四周设立市场，用粮食兑换金银。由于京城久被围困，粮食匮乏，百姓手中的金银也无所用，便纷纷拿出来换米。这样，开封府又得金银几万两。然而，开封城已被搜刮数次，金银已尽，根本无法凑齐金人索要的数目。金人只好作罢。

金兵掠取的大晟编钟此时，金军统帅得知康王赵构在河北积极部署军队，欲断金人退路，又担心兵力不足，不能对中原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因而，在立了傀儡政权之后，准备撤军。在撤退时，金人还烧毁开封城郊的房屋无数。“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区，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罪行滔天，令人发指。

四月一日，金军在掳掠了大量金银财宝后开始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已于前三日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几个不肯屈服的官员，沿郑州北行。被金人掳去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等，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金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如此惨烈的灾难，给宋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也成为此后历朝志士仁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父子囚

徽宗一行分乘860余辆牛车，由彼此语言不通的胡人驾车，一路凄凄惶惶，受尽屈辱折磨。靖康二年四月五日，徽宗见到韦贤妃（赵构母）等人乘马先行而去，竟不敢吱声，不觉五脏俱裂，潸然泪下。四月七日，徽宗妃嫔曹才人如厕时，被金兵乘机奸污。八日，抵达相州时，适逢大雨不断，车皆渗漏，宫女到金兵帐中避雨时又被金兵奸淫，死者甚多，徽宗长吁短叹，却无可奈何。北上途中食物匮乏，又连日风雨大作，宋俘饿殍满地，惨不忍睹。

钦宗出发时，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黑马，由金人随押，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钦宗时时仰天号泣，辄被呵止。日暮宿营时，金兵“絷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逃跑。四月十日，自巩县渡黄河，驾车的人对随行的同知枢密院事张叔夜说，将过界河，张叔夜悲愤难抑，仰天大呼，扼吭而死。五月下旬，过太和岭时，钦宗等人都被缚在马背上。七月二十日，徽宗、钦宗在燕京相见，父子抱头痛哭，悲愤不已。徽宗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不料九月，金人又将徽宗父子迁往更远的上京，因为南宋势力渐强，金人怕他们夺回徽宗父子，而在同南宋的交涉中失去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徽宗父子不得不再次承受颠沛流离之苦。

建炎二年（1128）八月，徽、钦二帝抵达上京，金人命他们身穿孝服拜祭阿骨打庙，这被称为献俘仪，实际上是以此羞辱北宋君臣。然后，又逼着他们父子到乾元殿拜见金太宗。接着，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这也是中原皇帝玩过的把戏，隋文帝灭陈，封陈叔宝为长城公；宋太祖灭南唐，封李煜为违命侯。此外，韦贤妃以下300余人入洗衣院，朱皇后不堪受辱，投水而死，男子则被编入兵籍。
不久，金人又将徽、钦二帝赶至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他们从此就居住于此，直至去世。生活稍稍安定后，徽宗又有了读书写诗的雅兴。徽宗喜好读书，有时竟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读了唐代李泌的传记后，知道李泌为国尽忠，复兴社稷，后被奸佞嫉恨。徽宗读后感触颇深，并令大臣抄写一份，赐给韦贤妃。然而，徽宗对这一切醒悟得太迟了。

在五国城期间，徽宗还与钦宗在宴会上饮酒赋诗，自然是寄厚望于钦宗。徽宗平生爱好写诗，再加上做囚徒的伤感，也流溢于诗词之中。被流放期间，徽宗写诗较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十几首。其中，《在北题壁》流传最广：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孤独、凄凉之感跃然纸上。

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三年，绍兴五年（1135）病死。钦宗异常悲痛，身心受到沉重打击。绍兴十二年（1142）三月，宋金关系有所缓和，韦贤妃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高宗担心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帝位，表面上高喊迎回徽、钦二帝，内心却巴不得他们客死异地，因而他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恢复中原。

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宋钦宗病死。然而，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钦宗死讯才传到南宋。高宗表面上痛不欲生，内心却暗自高兴。七月，上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

宋钦宗死因另据《大宋宣和遗事》的记载，1156年6月，金主完颜亮命钦宗出赛马球，钦宗皇帝身体孱弱，患有严重的风疾，又不善马术，很快从马上摔下，被乱马铁蹄践踏死。

时光拨回100多年前，宋钦宗的先辈赵光义在逼死南唐后主李煜时，可曾想到自己的后裔中也出现了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皇帝，又可曾想到自己的子孙又有这样的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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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璞（约公元1216年前后在世）字晋仙，号方泉，又号野斋、山楹等，阳糓（今属山东）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中前后在世。祖上农事耕桑。祖、父随宋室南渡而流落江南。他在宁宗时曾任过溧阳县丞，后隐居于方皋，穷困潦倒。与南宋著名词人姜夔友好。著有《方泉集》四卷。《四库总目》张端义极称他的灌口二郎歌、听欧阳琴行、金铜塔歌，以为不减李贺与李白。词存二首。

史铸，字颜甫，号愚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有《百菊集谱》六卷，补遗一卷，成于理宗淳祐二至十年（一二四二～一二五○）。事见本集卷首自序。生平不详。晚年爱菊。

黄格，宋朝词人。

俞灏（1146—1231），宋人，先世居杭，徙家湖州乌程，字商卿，自号青松居士。光宗绍熙四年进士。授吴县尉，知招信县。宁宗嘉定中历知安丰军、常德府。在任备马储粮，随军策应，颇著劳绩。七年提举湖北常平茶盐，寻以昏老寝罢与祠禄。理宗宝庆二年致仕。筑室西湖九里松，晚喜观释氏书。有《青松居士集》。

陈纪（1254—1345），字景元，号淡轩，一号陵交，东莞（今属广东）人。南宋末年诗人、词人。领咸淳九年（1273年）乡荐，咸淳九年（1273年）与兄陈庚同登进士，官通直郎。宋亡后，不仕，与赵必襐、赵时清等隐于乡中，诗酒酬唱。

赵汝腾（？－1261年），字茂实，号庸斋。居福州（今属福建）。生年不详，卒于宋理宗景定二年。宝庆二年，（公元一二二六年）第进士。历迁籍田令。如试职馆，授秘书省正字。累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入奏前后奸谀兴利之臣，很是切直。后官终翰林学士承旨。汝腾着有庸斋集六卷，《四库总目》传于世。宋太宗八世孙，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历官差主管礼、兵部架阁，迁籍田令。累官权工部尚书兼权中书舍人。不久被罢免。又用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拜翰林学士。晚年号紫霞翁，景定二年（1261年）卒。谥忠靖。着有《庸斋集》六卷。

陆蕴（约1071～1120年），字敦信，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宋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为太学《春秋》博士。徽宗崇宁中，提举河北、两浙学事，升礼部、吏部员外郎，擢国子监司业。大观三年(1109年)改太常少卿。以议事不合，黜知赣州瑞金县。政和初召复，后进国子祭酒，迁中书舍人。政和七年(1117年)擢为御史中丞。因直言敢谏，切中时弊，为蔡京所忌。宣和初年(1119年)，以龙图阁待制出知福州、建州，加显谟阁直学士。后称病辞职，提举南京鸿庆宫，不久，复为集英殿修撰。

某教授，与赵蕃有唱酬。

赵子崧（？～一一三二），字伯山，自号鉴堂居士。燕王德昭五世孙（太祖-德昭-惟忠-从蔼-世雄-令毣-子崧）。崇宁二年（1103）进士。宣和四年（1122），宗正少卿。宣和末，知淮宁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高宗即位，除延康殿学士，知镇江府。建炎二年（1128），谪居南雄州卒。

哀长吉（生卒年不详）字叔巽，又字寿之，晚号委顺翁，崇安（今属福建）人。嘉定十三年（1220） 进士。授邵武簿，调靖江书记，秩满归隐武夷山。 有《鸡肋集》，《全宋词》辑其词六首。

陈潜心（生卒事迹均不详），宋朝文人。《翰墨大全》丁集卷二录存其词1首，《全宋词》据以录入。

王大烈（生卒年不详），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嘉定四年（1221）进士。所存诗词多为贺人生子而作。《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二九五八录其诗十首。事迹见《宋诗纪事补遗》卷六三。

傅大询，字公谋，宋朝分宜（今属江西）人。分宜有铃岗，因以自号。与许及之（孝宗淳熙七年知分宜县）同时，许《涉斋集》卷七有 《谢傅公谋贺雪》 。

李浙[约公元一一九四年前后在世]字子秀，庐陵人，李泳之弟。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光宗绍熙末前后在世。尝为官。与兄洪、漳、泳弟洤并工词，有《李氏花萼集》五卷，《文献通考》为五人所合著。

王从叔，南宋末遗民词人，生平事迹均不详。号山樵，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全宋词》录其词5首。

丁仙现，宋杂剧演员。或作丁先现，丁线现。其艺术活动年代，历经神宗熙宁、哲宗元祐、绍圣，迄徽宗崇宁(或政和)年间(1068—1106或1111)。为宫廷教坊使数十年，时人呼为丁使。亦作场于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南角楼街巷诸瓦肆勾栏。才思敏捷，敢于诮弄当时执政者及社会庸俗风气，人称“台官不如伶官”。精于审音，崇宁初大乐阙微调，议补，先现以为不可妄增。他乐工补作《黄河清》之类成，声终不谐，末音寄杀他调。使先现听之。先现则谓：“曲甚好，只是落韵”。能为词，有《绛都春·上元》传世。

曹冠字宗臣，号双溪，东阳（今属浙江）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二十五年，为平江府府学教授，旋除国子录擢左宣议郎、太常博士，寻兼权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桧死，为撰谥议，称桧“光弼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先天地，勋业冠古今”后数日，以右正言张修等论罢。明年，又被论为秦埙假手驳放科名。孝宗时，许再试，复登乾道五年（1169）进士。绍熙初，知郴州，转朝奉大夫赐金紫致仕，年八十卒。有《双溪集》二十卷，《景物类要诗》十卷，词有《燕喜词》一卷。

滕甫，东阳人。后避宣仁太后父高遵甫讳，改名元发，字达道。生于天禧四年（1020）。皇祐五年（1053）进士。嘉祐四年（1059），官大理评事。召试，授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历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出守郡。元祐五年（1090），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未至卒，年七十一。

吴，建安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

潘汾，字元质，金华（今属浙江）人。《全宋词》存其词六首。

程准，宋朝诗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曾为桐庐宰。绍熙元年（1190），以宣教郎知常熟县。庆元元年（1195），通判太平州。

杨韶父，字季和，号东窗。淳佑元年（公元1241年）进士。诗人。

葛天民，字无怀，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徙台州黄岩（今属浙江）曾为僧，，字朴翁，其后返初服，居杭州西湖。与姜夔、赵师秀等多有唱和。其诗为叶绍翁所推许，有《无怀小集》。

韩世忠（1089年－1151年），字良臣，延安（今陕西省绥德县）人，南宋名将，与岳飞、张俊、刘光世合称“中兴四将”。韩世忠身材魁伟，勇猛过人。出身贫寒，18岁应募从军。英勇善战，胸怀韬略，在抗击西夏和金的战争中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在平定各地的叛乱中也作出重大的贡献。为官正派，不肯依附奸相秦桧，为岳飞遭陷害而鸣不平。死后被追赠为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宋孝宗时，又追封蕲王，谥号忠武，配飨宋高宗庙廷。是南宋朝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轶事典故

赤手擒野马

有一年，二郎山跑来一匹野马，袭击过往的路人。官府贴出告示，说只要能降服这匹野马就能得到重赏。一天韩世忠正好路过，他二话没说揭下榜文，便赤手空拳直奔山上而去。不多时，只听见山梁后长嘶一声，山梁上果然跃出一匹白鬃野马。野马一看见韩世忠，便直扑过来。韩世忠待那马冲下山坡，纵身一跃骑上了马背。野马见状前蹄腾空，想要把他掀下来。韩世忠两腿紧夹，双手抓住马鬃。野马狂奔乱跳，一直跑到了一道山崖前。眼看连人带马就要跌下深沟，韩世忠朝马背上连捶几拳，野马竟停在了离深沟只有一步的地方。

擂鼓战金山

黄天荡之战，南宋初年抗金战役之一。高宗建炎三年冬，金兀术率军渡江，连破临安、越州。次年，宋将韩世忠率水师八千，乘海舰从海口进趋镇江，截击其归路。韩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指挥，使金兵不得渡。

定胜糕来源

鏖战黄天荡时，如何以少胜多，颇让韩世忠费心。一天有人送糕到军中，此糕两头大，中间细，梁氏感到事有蹊跷，遂掰开此糕，发现内夹纸条，上书“敌营如定榫，头大细腰身；当中一斩断，两头不成形。”梁氏知道这是高人在暗献破敌之计，便说服韩世忠传令连夜出兵，直冲敌营中部，拦腰截之，果然大获全胜。民间至今称那块两头大、中间细的糕为“定胜糕”。

祠庙墓地

祠堂墓地

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碑，矗立在江苏省苏州市灵岩山麓。韩世忠的墓碑全名为“宋故扬武翊运功臣太傅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充礼泉观使咸安郡王食邑一万八千三百户实封七千二百户进封蕲王溢忠武神道碑”。据测：碑宽近3米，连同龟趺碑座高达10余米。碑文共88行，每行150字不等，共计约13200余字，所以人们都称其为“万字碑”或“蕲王万字碑”。碑文的主要内容是记述韩世忠的抗金事迹，突出他正直无畏、忠愤激烈的爱国精神。如碑文写道：“桧主议甚力，自大臣宿将万口和附。王独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数，为太上开陈和议不可之状。”

清道光十二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曾为韩祠写一副楹联。上联就提到“万字碑”：“祠庙肃沧浪，更寻来一万字，弯碑新焕岩前榱栋。”这正是以怀念这位英雄名将来激励自己。

韩世忠死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同年十月葬在苏州灵岩山麓。当时，他并没有被封为“蕲王”，墓前也没有墓碑。因为当时秦桧还在，竭力阻止高宗“车驾临奠”，丧事简略，营墓也不可能铺张。直到葬后26年，即南宋淳熙四年，宋孝宗才追封韩世忠为蕲王，并为他立碑，叙述韩世忠抗金功绩，用字万余，成为一篇最长的悼念文章。

1939年6月，蕲王万字碑被飓风吹倒，碎为十余块，1946年才由当地灵岩寺住持妙真等请工扶正。可惜碑已断碎，只好分两段并立。解放后又进行修整加固，供游人观仰。

蕲王庙

蕲王庙占地面积不大。一尊高约5米的韩世忠雕塑伫立在山门前，通体为花岗岩雕刻而成。“韩世忠”头戴战盔，身披红色披风，左手持剑，右手呈拔剑状，眼望战阵、表情坚毅。

雕塑背后是蕲王庙前殿，殿前里有一对古时的石狮，殿中陈列着十余方清代、民国的石碑，记录的是一步岩与蕲王庙的历史。跨过前殿便可进入正殿大院。一孔高大、宽敞的石拱窑洞便是蕲王庙的正殿，正中是韩蕲王和梁娘娘的坐像。大殿西侧为古佛殿，再西则为供奉关帝、文昌的楼阁。

前殿的西侧立有一座牌楼。其横额分上下两段，上段写着“宋韩蕲王故里”，下段写着“中兴佐命”，横额两面相同。庙正面的石柱子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恢复中原志同诸葛”，下联是“再扶宋室功迈汾阳”。在这里，把韩世忠比作三国时期六出祁山的诸葛亮和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汾阳王郭子仪。石柱背面也刻有对联一副，上联是“东南半壁仗孤撑，至今江水滔滔如闻鼙鼓”，下联是“西北一天祟血食，抚此山川郁郁隐护风雷”。这座牌楼，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联语为绥德知州凌树祟所书。
蕲王庙东侧的山崖之上，还留有清道光年间绥德州知州江士松题写的“福禄寿”等石刻。

生平

初显将才

韩世忠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喜欢练武，学习刻苦认真。少年时期就有过人的力气。性情憨直善良，喜欢行侠仗义。不慕功名。韩世忠长到十六、七岁时，生得身材魁梧高大，浑身是劲儿，勇力过人，家乡有人对他说，有如此好的功夫，应该去当兵为国效力。于是，年仅十七岁他就参军当了一名士卒。

韩世忠所在的部队驻在西北地区，经常与西夏军队发生冲突。韩世忠入伍不久就参加了战斗，因作战勇敢就由士卒升为小队长，只管十几个人。官职虽小，但韩世忠仍能积极负责，他领导的那些士兵都比他年纪大，可是韩世忠作战勇敢，处事公道正派，说话正直在理，所以大家都听他的。有一次宋军攻打西夏的一座城池，久攻不下，韩世忠打红了眼，一个人爬墙冲进去，杀死守城的敌军头领，把他的脑袋扔出城外，宋军受到鼓舞，一涌而上，攻下城池。不久，西夏王的监军驸马亲率夏军向宋军反击，宋军有畏怯之状。韩世忠问清驸马的身份和作用，然后率几名敢死士卒，冲入敌阵，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让敌人惊慌失措，韩世忠冲入敌阵直奔元帅帐，还没等西夏兵明白过来，手起刀落，将西夏监军驸马的头砍了下来。西夏兵大乱，争相奔逃。宋军将领都称赞韩世忠的勇敢，说他年纪虽小，却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因此，经略使上报朝廷，请求破格提拔韩世忠。可是，当时主持边事的童贯却怀疑汇报的真实性，只同意给韩世忠升一级。

抗击金兵

1121年，宋政权派出的部队与金兵战于燕山南。几路兵马均被金兵打败。韩世忠率五十余骑巡逻于滹沱河上，不巧与金兵大队人马遭遇。金兵是一支两千人的骑兵主力。韩世忠遇事冷静而果断，他告诉士卒：“慌乱就等于死，不要乱动，一切听我安排。”他让一个叫苏格的小队长率部分人抢占高坡，列阵其上，观而不动。又派出十余个骑士，把在河准备抢渡的散乱宋军组织起来，得众数百，让他们列阵击鼓呐喊。然后，他率几名敢死骑士，径直冲入金兵队阵之中，专砍打旗的金兵，连杀几个之后，其余举旗的纷纷将旗放倒，河边的宋军士卒击鼓高喊：“金兵败啦！金兵败啦！”倾刻间金兵大乱，苏格率占据高地的骑兵自上而下杀来，金兵丢下上百具尸体，乱纷纷向北逃去，韩世忠又追了一程才收住坐骑。

1126年十月，正在滹沱河一带担任防守任务的韩世忠被金兵数万追逼退入赵州城内。敌兵围城数重。城中兵少粮乏，军心不稳，有人主张弃城而遁。韩世忠传令下去，有敢言弃城者斩。当天夜里，天降大雪，韩世忠选精壮士卒三百人，悄悄出城，偷偷摸进金兵围城主帅营帐，杀死主帅，后偷袭金兵驻地，挑起金兵内部误相攻杀。一夜大战，金兵死伤过半，当得知主将被杀，看到遍地都是自家兄弟的尸体，流出的血把雪都染成了红色的，金兵无心再战，溃散退去。

韩世忠在河北一带坚持抗金斗争数年，官阶不高，所率兵马并不多，但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因此，其威名震慑金兵。

解救高宗

靖康之变，开封城陷，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两人作了金兵的俘虏。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当了皇帝，是为宋高宗。这是南宋小朝廷的第一任皇帝。赵构不想有所作为，只图苟且偷安。在商丘就任之后，一路被金兵追击，从商丘跑到杨州，又从杨州跑到杭州，最后跑到海上去躲避金兵。在岳飞等将的抵抗下，金兵退出江南，赵构又从海上返回杭州。为了平息舆论，他罢免了投降派宰相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任朱胜非为宰相，王渊掌枢密院事，吕颐浩为江东安抚制背使。将官苗傅、刘正彦对朝廷不满发动兵变，杀死了王渊和宦官康履，逼高宗让位给三岁的儿子。吕颐浩约韩世忠、张浚等大将平息叛乱，解救高宗。

韩世忠身边兵不多，就在盐城一带收集散卒，组织起几十人的部队，从海上来到常熟。约见张浚等人进兵到秀州，然后诈称休兵，不再前进。实际暗中作攻城的准备。苗傅、刘正彦知韩世忠来攻，就俘虏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作为人质。宰相朱胜非已假意屈从苗、刘，对他们说，与其逼韩世忠战，不若遣梁红玉去抚慰韩世忠，只要韩世忠能降，大事可成矣！苗、刘果然让使者跟随梁红玉去见韩世忠。梁氏回到丈夫身边，使者到来后，韩世忠烧了诏书，砍了使者，下令进攻杭州。韩世忠在杭州北关击败叛军防守部队，苗、刘惊惧，率二千主力逃跑。
韩世忠救出高宗赵构，高宗告诉他，宫中的中军统制吴湛和苗、刘是一伙的，此贼不除，宫中不安。恰在此时，吴湛率兵前宋迎接韩世忠，伸手与韩世忠相握，韩世忠力大，顺势捏断了吴湛的手指，喝令拿下，与其他叛将一并斩于市曹。苗、刘之乱遂平，南宋小朝廷稳定下来。韩世忠功劳最大，从此成了高宗的亲信，被任命为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此次平乱，确立了韩世忠在南宋将领中的名声和地位。

围困兀术

1129年，金兵再次南下，突破长江天险，攻破了建康等重要城镇，躲在杭州的宋高宗赵构又要逃跑。韩世忠面见高宗，慷慨陈词：“国家已丢失河北、河东、山东诸地，再把江淮丢掉，还有何处可去?”赵构根本听不进去，他所想的只有保住性命。赵构任命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防守镇江，而赵构则跟随投降势力逃到了海上。镇江其时已处敌后，韩世忠领命仅率所部八千人急赶镇江．金兵在江南抢掠一阵之后陆续退去。韩世忠驻守于松江、江湾、海口一带，听到金兵撤退的消息，韩世忠立即分兵把守要地，准备乘机斩杀金兵。埋伏的宋兵差一点儿活捉金兵元帅兀术。

兀术乃好战之将，他给韩世忠下了战书，约期会战。韩世忠与敌约定日期，在江中会战。金兵因不习水战，韩世忠就利用敌人这一弱点，封锁长江，几次交战大败金兵，还活捉了兀术的女婿龙虎大王。兀术不敢再战，率十万兵马退入黄天荡，企图从这里过江北逃。

黄天荡是江中的一条断港，早已废置不用，只有进去的路，没有出去的路。韩世忠见金兵误入岐途，就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待金兵进去之后，立即率兵封锁住出口。兀术率金兵被困于黄天荡内，进退无门，眼见十万士卒就要被饿死荡中，兀术派使者与韩世忠讲和，愿意把抢掠的财物全部送还，向韩世忠献宝马，以此为条件，换条退路，韩世忠一概不答应。兀术只好重金悬赏求计。兀术重金从一个汉奸那里买来了良策。黄天荡内有一条老鹳河，直通建康秦淮河，因年久不用而淤塞，派人挖通即可从水路逃出。兀术派人，一夜之间挖通此河，企图从水道入建康。途经牛头山，刚收复建康的岳飞在此处驻有军队，见敌人从这里出来，立即调集大军猛击，兀术只好退回黄天荡。

韩世忠准备置敌于死地，他派人打制铁索和铁钩，一遇敌船定要消灭。眼看敌人无计可施，只有等死，此时又一个汉奸向金兵献策，教他们乘宋军扬帆行船之时，集中火箭射船帆，烧毁宋军战船，这样便可逃出黄天荡。兀术大喜，依计而行，果然有效，宋军船只被烧毁许多，金兵乘机冲出黄天荡，向北逃过长江，撤回黄河以北地区。韩世忠仅用八千军队，困敌十万兵马于黄天荡，战四十八天，歼敌万余。此战意义非凡，激起了江淮人民的抗金情绪，使人民看到了金兵并不可怕。韩世忠因黄天荡战役以巧制敌，其威武雄姿和将帅风范传遍江淮地区。

大仪镇大捷

1134年，韩世忠任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驻扎镇江。岳飞收复襄阳等六郡后，伪齐主刘豫派人向金乞援，金太宗完颜晟命元帅左监军完颜宗弼率军5万，与伪齐军联合，自淮阳等地，兵分两路，南下攻宋。企图先以骑兵下滁州，步兵克承州，尔后渡江会攻临安。九月二十六日，金军攻楚州。宋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军自承州退守镇江。宋廷急遣工部侍郎魏良臣等赴金军乞和，并命韩世忠自镇江北上扬州，以阻金军渡江。十月初四，韩世忠率兵进驻扬州后，即命部将解元守承州，邀击金军步兵；自率骑兵至大仪镇抵御金骑兵。十二日，魏良臣路一行过扬州，韩世忠故意出示避敌守江的指令，佯作回师镇江姿态。待魏良臣走后，韩世忠立即率精骑驰往大仪镇，在一片沼泽地域将兵马分为5阵，设伏20余处，准备迎击金军。翌日，金将万夫长聂儿孛堇从魏良臣口中得知韩世忠退守镇江，遂命部将挞孛也等数百骑直趋扬州附近江口，进至大仪镇东。韩世忠亲率轻骑挑战诱敌，将金军诱入伏击区，宋伏兵四起，金军猝不及防，弓刀无所施。韩世忠命精骑包抄合击，并命背嵬军各持长斧，上劈人胸，下砍马足，金军陷于泥淖之中，伤亡惨重，金将挞孛也等200余人被俘，其余大部被歼。

捷报传到杭州，群臣入贺，高宗命令令对韩世忠及各部将论功行赏。大仪镇之捷，是南宋十三处战功之一，当时论者有认为这是南宋中兴武功第一。

斥责秦桧

在南宋政权内部始终存在着抗战与投降之间的斗争。以岳飞、韩世忠等战将为代表的主战派，拒绝妥协投降，反对与金议和；而以秦桧等文臣为首的士族势力，企图偏安一隅，因此，反对抗战，主张妥协议和，最终走向了屈膝投降的道路。

韩世忠不管率兵多少，从不畏惧金兵，不管在什么地方，闻警则动，见敌则战。他坚决主张打过长江、打过黄河去，收复所有失地。1140年，在金兵大肆南侵的形势下，韩世忠竟然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包围了被金兵占领的淮阳，然后大败金兵主力于泇口镇。在这个时期，抗战派略占上风。韩世忠因功被封为太保，封英国公，兼河南、河北诸路讨使。

正当韩世忠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准备大干之时，形势急转直下，投降派势力获得了宋高宗的支持，因为岳飞率领的抗金大军已在中原一带大得其势。宋高宗所担心的是一旦打败金兵，迎回他的父皇和哥哥。所以，在他的支持下，秦桧收了韩世忠、岳飞、张俊三位抗金大将的兵权。秦桧一日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强令处在抗金最前线的岳飞罢兵回临安。因韩世忠对宋高宗有救驾之恩，因此，升枢密使，明为升官，实为剥夺其兵权。

岳飞父子被捕下狱，秦桧独霸朝政，无人敢言，但韩世忠不管这一套，他面见秦桧，当面指斥道：“岳飞父子何罪？为何将其关押？”秦桧答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斥道：“‘莫须有’三字能服天下吗？”好友劝他，得罪秦桧日后难逃报复，而韩世忠却说：“今吾为已而附合奸贼，死后岂不遭太祖铁杖？”

韩世忠见岳飞父子被处死，大好的抗金形势白白丧失，自己又无能为力，便毅然辞去枢密使的官职，终日借酒消愁。晚年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最终还是忧愤而死，卒于1151年。

家庭成员

夫人梁氏： “尝于军中助王督兵，屡建奇功，诰封一品贤德夫人”。

韩彦直：，字子温。南宋大臣。延安人，名将韩世忠之子。进龙图阁学士，转光禄大夫致仕。卒赠开府仪同三司，爵至蕲春郡公。

韩彦质：，延安人，世忠第三子。元柘二年，以司空、检校太尉致仕。三年卒，年七十七，赠太傅，谥献肃。

韩彦古：， 字子师，延安人，世忠第四子。官至户部尚书，绍熙三年卒。

韩覆六：讳文吕，字天寿，世忠嫡孙。率家人隐居长兴，著书立论，学者尊其号曰‘文昌先生’。所著有《四书小说》、《五经会议》、《涧谷文集》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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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博文（生卒年不详），字持约。德州（今山东德州）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和画家。颜博文博学多艺，尤以诗、画擅名京师，影响很大，声誉很高。他的诗文，才气横溢，不拘一格，有着自己的气质，颇具个性特点，深为时人所称赞。他的书法也颇有特色，并自成一家。他于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登甲科，开始走向仕途，官著作佐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官场上斗争的复杂，使他在仕途上很不顺利，但他在诗、书、画方面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造诣却很高。他晚年被贬往广州，衣食不能自给，穷困潦倒，以致靠卖画为生，其遭遇是很凄惨的。

白君瑞，宋朝著名诗人，代表作品《木芙容》

陈逢辰，宋朝人，号所庵（影印《诗渊》册三页一九九八）。

曾宏正，宋朝临江军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宋朝词人。曾三聘之子。历官大理寺丞，湖南提刑。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为广南西路转运使。卒年不详。其作品被收录到《全宋词》之中。

郑子玉，字号不详，生卒年不详，大致处于宋朝时期，诗人，代表作宋词《八声甘州》。

耿时举，字鼎，宋平江（今江苏苏州）人。居太学，以恩科得文学，为岳庙卒。代表作品有《浣溪沙》、《满江红》、《喜迁莺》。

卢炳，约宋高宗绍兴初前后在世（即约公元一一三一年前后在世）字叔阳，（一作叔易）号丑斋，里居及生卒年均不祥。尝仕州县，多与同官唱和。其他事迹不可考。著有哄堂词（亦作烘堂词）一卷，《文献通考》为辞通俗，咏物细腻。

戴翼，字汝谐，闽县人。绍定中，摄南康事，鼎创城壁，两新县治，政绩彰闻，迁知邕州。《闽书》

程过，字观过，宋朝人。

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绍定二年进士，补签书领南判官厅公事。迁秘书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迁秘书省校书郎，升著作佐郎。轮对，假司马光五规之名，条上时敝，词旨切直。

李南金是南宋词人。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其友李南金所说的：“《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瀹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之节，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

王赏，字望之，南宋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生卒年不详，史学家王称之父，曾任实录修撰官。宋高宗赵构绍兴十二——十三年间(1142-1143)，官任实录修撰，为人刚正不阿，实话实说，如实记载，绝不违心褒贬。他喜爱历史，对北宋历史做了大量资料收集及长编草稿的工作，准备撰写北宋历史。他死后，他的儿子王称对北宋的历史也十分感兴趣，遂子继父志，致力于史学。王称搜集北宋9朝的事迹，加以整理、排比，编辑成130卷的《东都事略》。

张镃（1153—1221？）原字时可，因慕郭功甫，故易字功甫，号约斋。南宋文学家，先世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寓居临安（现浙江杭州），卜居南湖。出身显赫，为宋南渡名将张俊曾孙，刘光世外孙。他又是宋末著名诗词家张炎的曾祖，是张氏家族由武功转向文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隆兴二年（1164），为大理司直。淳熙年间直秘阁通判婺州。庆元初为司农寺主簿，迁司农寺丞。开禧三年（1207）与谋诛韩侂胄，又欲去宰相史弥远，事泄，于嘉定四年十二月被除名象州编管，卒于是年后。"文学成就

张镃〔Zhāng zī 〕出身华贵，能诗擅词，又善画竹石古木。尝学诗于陆游。尤袤、杨万里、辛弃疾、姜夔等皆与之交游。《齐东野语》载“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又以其牡丹会闻名于世。今传《南湖集》十卷，《仕学规范》四十卷。

杨万里《约斋南湖集序》云：“初予因里中浮屠德璘谈循王之曾孙约斋子有能诗声，余固心慕之，然犹以为贵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访陆务观于西湖之上，适约斋子在焉。则深目颦蹙，寒肩臞膝，坐于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岩岳云月之外者，盖非贵公子也，始恨识之之晚。”又《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差白石作先锋。”

张镃著有《玉照堂词》一卷。《全宋词》存词八十四首。与辛弃疾有唱和，词风亦稍近之。好作咏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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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1086～1127年)，字少阳，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出生于一个“自五世以来，以儒嗣其业”的家庭。陈东很早就有声名，洒脱不拘，不肯居于人下，不忧惧自己的贫寒低贱。蔡京、王黼当时用事专权，人们不敢指责，只有陈东无所隐讳忌讳。他参加宴会集会，在座的客人害怕连累自己，都避开他。后来以贡士进入太学。"生平

除“六贼”

钦宗即位后，试图中兴宋朝，多有革新。陈东鉴于时事危机，为重振朝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联合其他爱国太学生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童贯等“六贼”在徽宗时期为非作歹，引起朝野爱国人士的极大不满，陈东等人的正义行动，很快就得到广大爱国官员、将领的一致拥护，广大百姓也衷心拥护，在朝野中形成了巨大的声势。宋钦宗为振兴国势，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加强自己的统治，加上宋钦宗与王黼等人的一些个人恩怨，遂于靖康元年正月初三，钦宗下令将朱勔放归田里；贬黜王黼为崇信军节度使，永州安置，二十七日在前往永州去的途中在雍丘被诛杀；赐李彦死，籍没其家资。

处置上述三人的同一天，金军渡过黄河，宋徽宗急忙连夜逃跑，童贯、朱勔等护卫左右，“六贼”之首蔡京也“顷家南下”，蔡京等人的南逃，既是对金军的恐惧，也是陈东上书后他们已经难以容于东京。陈东认为童贯等人罪大恶极，不应该纵容，另外他们挟持徽宗南下，是心存异志，想另立中央。于是陈东于正月六日又单独上书请追回童贯等人，按典刑治罪，另外选忠信之人前往侍徽宗左右。不过这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宋钦宗没有听取陈东的建议，纵容了童贯等人的逃跑行为。当时梁师成还留在朝廷里面，陈东怀疑是梁师成“阴贼于内” 而使宋钦宗纵容童贯等人的逃跑行为，第三次上书论六贼之罪，其中特别指出梁师成罪大恶极，而今仍留在宫中，要求钦宗严加惩处，以明诛赏。布衣张炳亦上书论梁师成罪。在朝野一片强烈要求声中，正月十二日钦宗以命梁师成与李梲等人将宣和殿的珠玉器玩送往金营为名，将梁师成骗出宫中，下诏公布其罪行，责授为彰化军节度使，遣使押赴贬所。正月二十九日行至八角镇，又将他缢死。

这样，宋徽宗时期把持朝政的“六贼”三人被诛杀，一人放归田里，另两人也实际上成为了戴罪的逃犯，经过陈东等人的努力，“六贼”对朝政的影响已经完全肃清。

宋徽宗退位时，曾表示除了道教事情外，其他事一切不管。但是，当靖康元年正月中旬他逃到东南，在随他一起南逃的蔡攸及陆续赶到的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怂恿唆使下，以太上皇帝圣旨的名义先后把东南地区给中央的奏报、纲运物资及勤王援兵扣住不放，不准前往都城开封。童贯、蔡京死党还直接把持东南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并准备在镇江把宋徽宗重新扶上台，对钦宗的统治直接构成了威胁。

靖康元年二月十七日，宋钦宗得到报告，金兵已渡过黄河北归。在亡国威胁暂时解除的情况下，宋钦宗得以有精力对付蔡京、童贯死党。二月十八日，侍御史孙觌上奏论蔡京、蔡攸、童贯之罪，钦宗便将蔡京父子、童贯一并罢免。以后，大臣们又纷纷进言，要求加重对蔡京、童贯等人的处罚。陈东在太学生请愿运动得到妥善解决后也第四次上书论蔡京、童贯的阴谋，请诛杀蔡京等人。蔡京、童贯一党一再被贬逐到岭外州军。这年七月，蔡京再被移儋州安置，行至潭州病死，子孙二十三人被分别驱逐至外地州军，遇赦不能返回，而长子攸、次子绦后均被诛。童贯被移吉阳军安置。几天后，钦宗又命所至州军将其斩首，函首送至开封。朱勔亦被赐死。

陈东上书请诛“六贼”，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最终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宋徽宗时期把持朝政的“六贼”全部被贬谪，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又相继被赐死、病死或者仇杀。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李彦贬谪、赐死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王黼贬谪、仇杀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梁师成贬谪、缢死

靖康元年七月蔡京贬谪、病死

靖康元年七月童贯贬谪、斩杀

靖康元年七月朱勔贬谪、斩杀

东京危机，上书请愿，请求起用李纲

处置“六贼“，对于澄清当时的政局是一件大事，但是紧接着又面临了一件更大的大事—金军的侵逼。

侵宋的金军分两路南下：西路由帖罕率领，从云中出发；东路由斡离不率顿，由平州取道燕京南下。西路在太原城下遭受到军民的坚强抵抗，长时期被阻滞在那里。东路军在到达燕京后，由于宋驻守燕京的官吏和军队全都投降，遂得以长驱直入，渡过黄河。靖康元年正月初七，金军包围宋朝的京城——东京，并向北宋政府提出要求，主要的有：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力两，牛马万头，绢帛一百万匹；把燕云两地之人一律遣返原籍；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和这三镇所辖全部州县治与金人；宋钦宗尊称金皇帝为伯父；还要派亲王、宰相到金营作人质。宋钦宗在金军紧逼东京时，本来也打算逃走，但在李纲等人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留守东京，这个时候的宋钦宗缺乏抵抗的决心，便与李邦彦等投降派一道一心求和，准备全部接受。
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竭力反对赔款割地，听说朝廷准备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后，
上书宋钦宗，主张跟金人拖延谈判时间，只等四方援兵一到，就可以反攻。

当时几位宰相的意见不一，宋钦宗不能裁决，便对李纲说：“卿第出治兵，此事当徐议之。”

过了十天，各地救援东京的宋军陆续到了城外，共有二十万人。东京守军士气振奋。围城的金兵只有六万。宗望一看形势不妙，赶快把人马后撤，龟缩在堡垒里。

援军大将种师道、姚平仲都支持李纲的抗战主张。种师道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主张长期相持，等敌人粮草接济不上被迫退兵的时候，再找机会反击；但是姚平仲心急，主张派一支人马乘黑夜偷袭金营，活捉宗望。但是这个偷袭计谋不小心被泄露了出去，金军得到情报，事先作了准备。二月初一，姚平仲发动了偷袭，反而中了金军伏击，损失了一千多人马。姚平仲不敢担当罪名，逃走了。

这一来，一批投降派大臣就幸灾乐祸，大肆造谣，说援军已经全军覆没，还攻击李纲闯了大祸。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话，惊慌失措，一面派使者到金营赔礼，一面把李纲、种师道撤职。

陈东和李纲素不相识，但是李纲的坚决抗战的行动使他十分钦佩。

听说朝廷要解除李纲的职务，并妥协投降，陈东非常愤怒，赶快于二月初五那天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时中等奸贼。

“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

“陛下拔纲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为执政，中外相庆，知陛下之能任贤矣。斥时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纲任而未专，时中斥而未去，复相邦彦，又相邦昌，自余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乎？今又闻罢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

“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雠，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闲投隙，归罪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窃闻邦彦、时中等尽劝陛下他幸，京城骚动，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舆播迁，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赖聪明不惑，特从其请，宜邦彦等谗嫉无所不至。陛下若听其言，斥纲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彦等执议割地，盖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则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间以北之后，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复败盟乎？

“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朝廷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请遍问诸国人，必皆曰纲可用，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可不审诸！”

东京城的军民听说太学生请愿，不约而同地来到宣德门前，一下子就聚集了几万人。这时候，李邦彦正好从宫里退朝出来，群众一见到这样的奸贼，一下子眼都红了，纷纷指着李邦彦的鼻子痛骂，有的还从地上捡起瓦片、石头，向李邦彦劈头盖脑地扔去，吓得李邦彦抱头鼠窜，赶快逃进宫去。

宋钦宗在宫里听见群众闹了起来，害怕不以，连忙派个官员传旨，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俟金人稍退，令复职。”

这样的答复，群众哪里肯答应，很多人愤怒地冲进朝堂，拼命敲打那里的“登闻鼓”，把鼓面也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

开封府知府赶来，威胁太学生说：“胁天子可乎？胡不退？”

太学生高声回答说：“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以奸佞胁之乎？”一面说，一面又要把那知府揪住，吓得那知府灰溜溜地逃走。

禁卫军将领王宗濋一看事情闹大了没法收拾，进宫劝宋钦宗答应大家的要求。宋钦宗没法，只好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派耿南仲当众宣布：“已得旨宣纲矣。”内侍朱拱之宣李纲没有按时到达，“众脔而磔之”，并杀内侍数十人。

朝廷见事态严重，于是赶快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群众还不放心，这时候，种师道正乘车赶了来。大家掀开车帘，一看果然是种老将军，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才陆续散去。

李纲复出后，出东华门至右掖门安抚军民，运动终于平息下来了。

请愿过程中的“暴力“行为给太学生的请愿行为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同时 “京师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杀伤内侍攘中，劫掠内侍十余家，取其金帛”。陈东及太学生们是反对使用暴力的，事态的发展，出乎陈东等人的预料，也将陈东等人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太学生的和平请愿却酿成了“以忠义胁天子”且杀死内侍数十人的“暴乱”，事后陈东等人难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当时有人对陈东说：“事势如此，奈何？盖且逃死乎？”陈东笑曰：“均何言之谬邪，吾去，则君等戮矣，顾君等何罪？吾今至是头已在地矣。”陈东这样不惜自身性命，勇于上书言事，并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崇高精神，不得不令人感动！

不过这样的“暴力”也是请愿活动得到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太学生的请愿终于得到胜利。李纲复职后，重新整顿队伍，下令凡是能够英勇杀敌的一律受重赏。宋军阵容整齐，士气高涨。但是宋钦宗不敢坚决抵抗，仍然派人与金人谈判，妥协退让。宗望看到李纲复职，宋军大振，也有点害怕，遂不坚持输金的数额，其它各项依前约。有宋钦宗下诏割让三镇，另以枢王代替康王为质，并搜刮东京城中的金银共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

金军在宋朝军民打击下，不等凑足所索要的金币数量，便退师北去。

事后宋廷对太学生请愿活动及陈东的处置

金人解围退去，朝廷也开始追究“暴乱”的责任李纲在二月二十四日和以后的上书中也不回避，说：“取其最不逞者，斩数十人，枭首通衢，以靖群众。”不过当时被杀的还没有学生）“诏诛士民杀内侍为首者，禁伏阙上书”（《宋史》·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钦宗）。宋钦宗在下达的诏书中虽然充分肯定了太学生请愿“本出忠义”（《靖康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但又严斥到“自今更敢有招摇倡率不从令着，并斩迄闻奏”（《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六，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

太学府的官员看风头伺机行动，主和的几个权臣（也就是陈东上书要求罢斥的那些人）议论要除掉伏阙上书请愿的人，首先从陈东开始。京兆尹王时雍想把参与请愿的太学生全部下狱，一时人人恐惧。好在不久朝廷任用杨时为祭酒，杨时体恤太学生的爱国行为，恢复了陈东的职位，并派聂山到太学安抚示谕，事情逐渐安定下来了。

宋钦宗本人对于太学生的请愿运动及陈东的处置是极为矛盾的。前述诏书已经充分的表明了宋钦宗的矛盾态度。靖康元年三月初二，“诏德安府进士张柄、太学生雷观上书论事可喜，并与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除秘书正字。”（《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当时的时论看得很清除：“试观二子之书，论事各得陈东十一而已，东以免死为幸，而二子荣遇如此。”（《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通过褒奖张、雷二人表明陈东伏阙上书不可取。同时，三月初三，构陷学生的干将尚书右丞李棁被罢职；初四，御史孙觌因论“太学生陈东诱众伏阙为乱”（《要录》卷三，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而遭贬斥。后来，其他几个反对太学生最力的蔡懋、李邦彦、王孝迪等人也相继被罢官。

朝中的百官除激励反对的宰执层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人之外，绝大多数臣僚对于太学生的行为是理解、同情的。杨时在入住太学前有人就对杨时说：“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它意。”（《宋史》卷四二八·列传第一百八十七·道学二·杨时传）聂山在二月十八日上书中说：“士庶以积年不舒之怨愤，乘隙相聚，指骂奸党，盖持陛下仁圣，必能与百姓雪去怨气”，“其言皆平昔公议，乃陛下所欲闻，而奸人所甚恶也。”（《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这已经从肯定太学生伏阙，扩大而到肯定“暴徒”的“暴行”了。三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说得更彻底：“前日京城围闭，疑有为之内应者，伏阙上书十数万，不期而取其所恶，食其肉，碎其骨，脍其肝而后已。此岂行其私忿也哉，皆为陛下社稷计也！”（《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

当时的舆论除了为太学生以至军民平反的呼声很高之外，为运动的领袖陈东平反的要求也很高。如二月二十二日，沈长卿就上书对宋钦宗下诏对太学生的严厉驳斥不满，极力论述陈东的“忠义”，不可惩处。三月二十八日，吴敏为平息诽谤，建议奏补陈东官职，赐给住宅。宋钦宗便于四月初九下旨，补陈东迪功郎、赐同进士出身、补太学录。这样，为太学生运动及陈东的平反总算得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陈东平反后，又奏请诛杀蔡京，而且极力辞官以回家，前后五次上奏疏。不久得以批准回去，又积极参与乡荐。

靖康学生运动不仅直接达到了所要求的结果，后来也得到了宋廷的肯定并得到正名，可以说靖康学生运动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靖康之耻”与陈东之死

宋钦宗昏庸无能，看到金兵退去，各路援军又陆续到来，北方原本反抗宋朝统治的很多起义军也把斗争锋芒转向金军，便以为可以无忧了，又进李纲知枢密院，掌管军事。不久宋军在北方战场上取得胜利，宋钦宗以为形势大好，将宋徽宗接回了东京，以为可以安享太平了。李纲建议应该积极准备，但是宋钦宗不以为然。投降派大臣正嫌李纲留在京城碍事，就撺掇宋钦宗把李纲派到河北去指挥战争。不久又找茬将李纲撤了职，贬谪到南方去了。

金人听说李纲被排斥，便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宋钦宗原先一味求和，没有认真准备，金军很快就兵临东京城下。这个时候宋钦宗想起了李纲，急忙让李纲回去勤王。当时李纲在前往宁江（今在何地不详）的途中停驻在长沙（今湖南长沙），接到命令后便立即率领湖南的勤王军队回东京救援，可惜还没有到达，东京就沦陷了！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金军攻陷东京，宋钦宗投降。

金军在东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昔日繁华无比的东京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西元十一世纪的东京是整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同时，还是最具现代意义的城市。宋朝之前，王朝的京城皆是坊市分离，即居住区和交易区清楚划界，功能泾渭分明。北宋的东京，基本同当代的城市一样，住宅和商店错落交来，临街店面生意兴隆，人来人往，商业气氛十分浓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后期，东京汴梁的城市人口已经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五十万人口之巨。西亚的巴格达是一处大贸易转运中心，不过三十万人，欧洲当时根本没有超过十万人的城市）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日，金军挟持宋徽宗、宋钦宗和皇室、宗戚男女，部分文武官僚，共三千余人北去。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以及浑天仪、铜人、刻漏、天下府州县图，皇宫侍女、戏曲演员、技艺工匠、娼妓等等，加上从东京抢掠而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全部携载而去。临行之前，金军二帅册立了宋朝前宰相张邦昌作“大楚皇帝”，令其统治黄河以南的地区。河北、河东之地则由女真贵族们据为已有。这就是“靖康之耻”！

金军俘掠宋徽宗、钦宗北去后，赵构（宋徽宗第九子，东京危机时宋钦宗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负责组织援军救援东京）于五月初一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附近）即位登基，即宋高宗。为了能够坐稳皇帝，在即位第五天便起用李纲为宰相，负责抗击金军的入侵。过了五天（五月初十），又召陈东到朝廷。

但是宋高宗不敢坚决抗金，对李纲的恢复中原，直捣黄龙，迎回二帝的主张不积极予以支持，暗地里和黄潜善、汪伯颜等小人谋划逃亡东南，不久（八月十八日）便罢免了才担任宰相仅七十七天李纲。

陈东见宋高宗罢免李纲，就上书请求留下李纲，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等，宋高宗没有答复。陈东又请求宋高宗亲征，以迎回二帝；对不图进取的将领予以治罪，来振作士气；宋高宗车驾应该回到东京，不应该到金陵去，也没有得到宋高宗的答复。黄潜善等人极力怂恿宋高宗去金陵（今江苏南京），陈东又上述请求罢免黄潜善等人。

这时适逢平民欧阳澈上书建议改革政治，抵抗金人，斥责黄潜善等人。黄潜善就用话来激怒高宗皇帝，说如果不赶快杀掉陈东等人，又会有鼓动众人伏阙上书的事发生。宋高宗为一己之私利，决定杀掉陈东等人，就和黄潜善密谋，以除掉陈东等人。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一起被杀于集市上。一代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陈东，就这样魂归天国！

绍兴四年，高宗追赠陈东为朝奉郎、秘阁修撰，赐钱五百缗、祭墓田四十顷。著有《少阳集》、《建炎两朝见闻录》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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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子一般指季札。季札（前576年一前484年），姬姓，名札，又称公子札、延陵季子、延州来季子、季子，《汉书》中称为吴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封于延陵（今丹阳一带），后又封州来，传为避王位“弃其室而耕”常州武进焦溪的舜过山下。季札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广交当世贤士，对提高华夏文化作出了贡献。葬于上湖（今江阴申港），传说碑铭“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古篆是孔子所书。"墓碑后记

宋崇宁二年四月十二日

奉仪郎常州知州朱彦记

常州，古延陵也，吴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汉，为毗陵。又至东晋，为晋陵，宋齐因之隋平陈，废晋陵为常州。唐因之，或曰，晋陵郡自武帝大康二年分曲阿为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还治故县，今润州之延陵镇是也。杜佑谓曲阿延陵季子庙，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之晋陵县，其说明矣。

而孔子所书季子墓碑，岁岁盖淹没。开元中，明皇敕殷仲容募刻之。

唐大历十四年，润州剌史萧定重镌石延陵庙中，于是习俗见润州之延陵季子庙，而不知常州实古延陵季子之所封也。

崇宁元年，予以罪责是州，因考大史公书历代地志通典图经，得其祥矣。又得其所谓季子墓在晋陵县北十七里，申蒲以西，又曰暨阳乡，而今暨阳乡今之江阴县乃属，令赵士淝访之，得大冢于暨阳门外三十里，申港之侧旁有季子庙，与史记地志通典图经合。

于是，表识其墓，谨樵牧耕之禁，又摩募取孔子所书十字刻墓碑上，设像祀之，学中以时率居史士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贵有德也。又备论历世废兴与习俗之变，易刊之碑下，使后之君子得以览观焉。

生平

概述

吴王寿梦少子，孔子的老师，与孔子齐名的圣人，同时也是孔子最仰慕的圣人。称为“南季北孔”，历史上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也被称为“南方第一圣人”。先秦时代最伟大的预言家、美学家、艺术评论家，中华文明史上礼仪和诚信的代表人物。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后又封州来，称延州来季子。父寿梦欲立之，辞让。兄诸樊欲让之，又辞。诸樊死，其兄余祭立。余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将授之国而避不受。夷昧之子僚立。公子光使专诸刺杀僚而自立，即阖闾。札虽服之，而哭僚之墓，贤明博学，屡次聘用中原诸侯各国，会见晏婴、子产、叔向等。聘鲁，观周乐。过徐，徐君好其佩剑，以出使各国，未即献。及还，徐君已死，乃挂剑于徐君墓树而去。

家世

季札是周朝吴国人，因受封于延陵一代，又称“延陵季子”。他的祖先是周朝的泰伯，曾经被孔子赞美为“至德”之人。泰伯本是周朝王位继承人，但父亲太王，有意传位给幼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于是泰伯就主动把王位让了出来，自己则以采药为名，逃到荒芜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

寿梦

数代后，寿梦继承了吴国王位。他的四个儿子当中，以四子季札最有德行，所以寿梦一直有意要传位给他。季札的兄长也都特别疼爱他，认为季札的德行才干，最足以继承王位，所以都争相拥戴他即位。但是季札不肯受位，坚持把王位让给哥哥。

立德

哥哥诸樊觉得自己的德能，远在季札之下，一心想把持国的重任托付给他，但被季札婉言谢绝了。他说：曹国之人想拥立贤能的子臧为国君，来取代无德的曹王，但被子臧所拒绝。为了坚守臣民应有的忠义，并打消国人拥立的念头，子臧离开曹国，奔走到了宋，使曹国的君主，仍然得以在位执政。子臧谦恭无争的美德，被人们赞美为能“守节”的盛德之人。前贤的殷鉴历历在心，国君的尊位，哪里是我季札所希求的呢？虽然我无德，但祈求追比贤圣，则是念念在心啊。

季札的厚德感动了吴国之人，他们如同众星拱月般，一心想要拥戴季札为王。不得已之下，季札退隐于山水之间，成日躬耕劳作，以表明他坚定的志节，才彻底打消了吴人的这个念头。

使鲁

有一次，吴国派遣季札出使鲁国。到了鲁国，季札听到了蔚为大观的周乐。季札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绝的见识，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势，语惊四座，使众人为之侧目。听到《唐》，他听出了思接千载的陶唐氏遗风，听到《大雅》，他在乐曲深广的气魄里，听到了文王之德。当《魏》歌四起，那“大而宽，俭而易”的盟主之志，辉映着以德辅行的文德之教。一直到《招箾》舞起的时候，季札惊叹道：这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至德乐章，就如同苍天无不覆盖，大地无不承载。就算是盛德之至。

使郑

季札出使郑国之时，见到了子产。他们一见如故，就好像是多年的知心之交。季札对时局有着异常明晰的洞察力，临别前，他语重心长地对子产说：“郑国的国君无德，在位不会很久，将来国主的王位，一定会传到你的手中。你统理郑国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务必以礼来持国。否则郑国很难避免败亡的命运。”言之谆谆。当子产目送季札远去时，仍然觉得音犹在耳，心里不禁万分怅惘。

吴王诸樊一直到过世之前，都还念念不忘弟弟季札。他留下遗训，让后人将王位依次传给几位弟弟，这样最终就能传到幼弟季札的手里，以满先王寿梦生前的遗愿。继位的吴王夷昧临终前，要把王位传给季札，但被季札再一次拒绝了。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决心，他再度归隐而去。

使卫

季札又来到卫国。通过与新老朋友的交往，季札发现卫国有许多贤明之士，卫君也很开明。于是他对人说：“卫国有很多贤士良臣辅佐卫君，卫国是一个政治十分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国家。”“卫多君子，其国无患。”果然卫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一直是平安无事。

孔子之言

孔子曾经说过：“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司马迁赞美季札是一位“见微而知清浊”的仁德之人。贤者的谦恭礼让、非凡气宇和远见卓知，一直在中国历史的长空中，闪耀不绝。
在这个“季札让国”历史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溯源主题余韵不尽。中原地区与句吴一带的人们，都是同祖共宗的兄弟。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千百年来，人们本就同根同源，同体相依！

季札，又称公子札，太伯十九世孙也，吴王寿梦之四子，封於延陵，称延陵季子，后又封州来，又称延州来季子。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乃以长子诸樊摄政行国事。寿梦薨，诸樊让位於季札，季札谢曰：“昔曹君不义，诸侯与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称‘能守节义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於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舍而耕，吴人乃立诸樊为王。及薨，有遗命授国予余祭，欲以次相传，必致国於季札而止，以嘉季札之义。吴王余祭四年，使季札聘於鲁，请观周乐，逐一品评剖析，说周与诸侯之盛衰。及见舞《招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矣。”去鲁，使齐，说晏婴，晏子听之，是以免於栾、高之难；至郑，见子产，如旧交；至卫，见卫多君子，以为无患；至晋，将宿於舍，闻钟声异，曰：“异哉！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於幕也。”遂去，季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又见赵、韩、魏三家强，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免於难。”及余祭薨，传余昧。四年，余昧薨，欲传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乃立僚为王。及公子光刺僚而立，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王，社稷有幸，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乃哭僚墓，复位。

昔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上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何再予之？”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而背吾心哉！” 季札庙在东洞庭之武山锦鸠峰。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像赞曰：“有吴君子，让国退耕；脱屣千乘，永垂令名。”

评价

季札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公元前485年冬，楚国名将子期进攻陈国，吴王派季札救援陈国。季札传言给子期，明确表达自己的反战态度。经季札调停，平息了一场战乱。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出使鲁、齐、郑、卫、晋五国，在这次外交活动当中，他同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 产及鲁、卫、晋等国的重要政治家会晤，高谈政事，评论时势， 使中原国家了解并通好吴国。

季札又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艺评论家，公元前544年奉命通好北方诸侯，在鲁国欣赏了周代的经典音乐、诗歌、舞蹈，他当场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一一作精辟的分析和评价。如在欣赏《秦风》后就说：“这是华夏的声音呀，能够华夏化必能强大，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能达周王朝鼎盛时那样了吧！”他能从乐声中预言秦国的未来，确是一言中的。

季札重信义。一次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他佩带的宝剑，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待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传为千古美谈。

卒后

《春秋》载，季札于公元前485年死后葬在申港西南。后人在墓旁建季子祠，墓前立碑，传说碑铭“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10个古篆是孔子所书。今申港中学所在地就是季子祠原址，季子墓高大的封土依然耸立在古老的申浦河西畔。

季札受封于延陵，史称延陵季子。墓葬于江阴申浦，墓前有传说为孔子所书的十字篆文碑，碑文是：“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史称十字碑。

吴季子墓在江阴申港镇西南隅的申港中学内。

《史记·吴太伯世家》后注有：“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越绝书》云：“季子冢古名延陵墟。”《寰宇记》载：“季子墓在晋陵县北70里申浦之西。”上建季子祠，塑像祭祀。祠内有相传为孔子所书10个古篆墓碑，碑铭“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世称“十字碑”。抗战初毁于兵燹。拓本高2.26米，宽0.93米。现墓墩高4米，面积2694平方米。

每年都有全国各地汉服同袍以及延陵汉魂成员集聚于季子冢前着汉家衣冠祭祀季子。

出使

吴王馀祭四年，派季札到鲁国聘问，季札在鲁国欣赏了周朝廷的音乐。

季札离开鲁国，就出使到齐国。劝说晏平仲说：“你快些交出你的封邑和官职。没有这二样东西，你才能免于祸患。齐国的政权快要易手了，易手之前，国家祸乱不会平息。”因此晏子通过陈桓子交出了封邑与官职，所以在栾、高二氏相攻杀的祸难中得以身免。

季札离开齐国，出使郑国。见到子产，如见故人。对子产说：“郑国掌握政权的人奢纵欺人，大难将临，政权定落于你身上。你执政时，要小心地以礼治国，否则郑国将要衰败！”离开郑国后，季札到了卫国。非常欣赏蘧瑗、史狗、史遒、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卫国君子很多，因此国家无患。”

从卫国到了晋国，季札要住在宿邑，听到鼓钟作乐之声，说：“奇怪！我听说有才无德，祸必加身。这孙文子正是为此得罪国君，小心翼翼尚恐不够，还可以玩乐吗？孙文子在这里，就如燕巢于帷幕之上那样危险。而且国君尚在棺中停殡未葬，难到可以作乐吗？”于是离开了。孙文子听说后，一辈子不再听音乐。

季札到晋国，欣赏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政权将要落到这三家吧。”临离开晋国时，对叔向说：“你要勉力而行啊！晋国国君奢纵而良臣又多，大夫很富，政权将落于韩、赵、魏三家。你为人刚直，定要慎思如何免于祸患。”

季札刚出使时，北行时造访徐国国君。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但嘴里没敢说，季札心里也明白徐君之意，但因还要到中原各国去出使，所以没献宝剑给徐君。出使回来又经徐国，徐君已死，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坟墓树木之上才离开。随从人员说：“徐君已死，那宝剑还给谁呀！”季子说：“不对，当初我内心已答应了他，怎能因为徐君之死我就违背我自己的心愿呢！”

太史公说：孔子说过“太伯可以说是道德的巅峰，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人民都不知用什么言辞来称赞他才好。”我读《春秋》古文，才知道中原的虞国和荆蛮的勾吴是兄弟啊。延陵季子的仁爱心怀，向慕道义终生不止，能够见微知著辨别清浊。啊，又是多么见多识广、博学多知的君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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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伯达，宋朝人，著有《汉宫春》（寿张安国舍人），《千秋岁》，《鹧鸪天》。

谭宣子，宋朝词人，生卒年不详，字明之，号全阉。

楼钥（1137～1213）南宋大臣、文学家。字大防，又字启伯，号攻媿主人，明州鄞县（今属浙江宁波）人。楼璩的三子，有兄长楼鐊、楼锡，与袁方、袁燮师事王默、李鸿渐、李若讷、郑锷等人。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及第。历官温州教授，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大定九年（1169年），随舅父贺正旦使汪大猷出使金朝。嘉定六年（1213年）卒，谥宣献。袁燮写有行状。有子楼淳、楼濛（早夭）、楼潚、楼治，皆以荫入仕。历官温州教授、乐清知县、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资政殿学士、知太平州。 乾道间，以书状官从舅父汪大猷使金，按日记叙途中所闻，成《北行日录》。"个人成就

藏书

楼钥学宗朱熹，性喜藏书，祖父楼郁家中藏书万余卷，筑东楼于月湖畔，藏书楼名“东楼”。好书不倦，自六经至百家传记，无所不读，家藏书万卷，手抄居半。贯通经史，酷嗜典籍，如诸子百家、音训小学诸书，悉究其渊奥。聚书逾万卷。凡精椠著本、刻本、抄本，必一一收藏，皆手自校雠，甚至动员奴婢亦参与校书之事，称善本者颇多。至晚年为得潘景宪的八十二篇《春秋繁露》一书，仍转辗访求，得而后快，是当今传世的唯一之本，《崇文总目》中所载只30篇。历几十年之聚集，东楼藏书逾万卷。内有楼钥随使金时所撰《北行日录》和深得世人推崇的楼钥名著《攻媿集》一百二十卷。时东楼经常接待读者:“客有愿传者，辄欣然启帙以授。”。“门前莫约频来客，坐上见观未见书。”。藏书乐于出借给他人观览，有愿抄录者，则欣然启帙以授。其“东楼”藏书，与同邑藏书家史守之称为“南楼北史”。藏书印有“四明楼钥”。到了南宋末年，元兵南下，东楼藏书终随改朝换代而渐渐散失。至明末更全数败落，旧宅多归王家墩汤氏所有。

文学

楼钥因长期供职于内廷，擅长内外制及书奏启札之类应用文字。他博通经史，讲求实学，在训诂小学诸方面能纵贯古今，论述大多可信。其题跋文字尤以原原本本、证据分明而为后世所重。《北行日录》为其早年作品，按日记叙使金时行程见闻，反映了中原残破及人民生活的状况，表现了伤时忧国的情绪。

他的诗中也有这种感情的流露，如“中原陆沉久，任责岂无人”、“膏腴满荆棘，伤甚黍离离”。其写景咏怀之佳作，古体诗多雄奇壮美，如《大龙湫》、《连云亭望海中诸山》等，而近体诗则工于声偶，往往流丽，如“行尽杉松三十里，看来楼阁几由旬”、“一百五日麦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风”之句，皆为后人激赏。但饯送酬答，与人唱和而风格平庸的作品，为数也不少。

所著《攻媿集》，原为120卷，流传中有所散佚，清四库馆臣复删去“青词”数卷，编定为今本112卷。前14卷为古、今体诗，以下为状札、表笺、奏议、外内制、序记书启、墓志等应用文，末两卷为《北行日录》。有武英殿聚珍版本，《四部丛刊》影印聚珍本及《丛书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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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应龙（1173-1245年），又作应隆，字景初，泰宁城关水南街人。南宋官员。端明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生平

邹应龙虽家境贫寒，但胸怀大志，从小刻苦读书，少年时就已熟读诸子百家，能手抄经、传。南宋庆元二年，23岁的邹应龙考中状元，被任命为秘书郎出知南安军；不久召回为正字，迁校书郎、实录院检讨官，参与了修纂《孝宗实录》的工作。开禧元年，邹应龙调任兼资善堂直讲，寻迁起居舍人及玉牒所检讨官。　开禧二年，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发生了一起不小的政治风波，以外戚身分为相的韩侘胄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决定伐金。朝野对此议论纷纷。鉴于当时南宋的国力薄弱，内患不已，邹应龙坚决反对轻易对金国用兵。可是，韩侘胄擅权专国，打击异己。当年，邹应龙被排斥出京，以直龙图阁知赣州；第二年改任提点江西刑狱兼郡事。开禧三年十一月，韩侘胄伐金战败，随后韩侘胄一党也受到清理。嘉定元年，邹应龙应召入京任中书舍人兼太子谕德、左庶子。同年六月，邹应龙以户部尚书衔出使金国。翌年，邹应龙被擢升为礼部侍郎、给事中仍兼太子詹事、左庶子，担负皇室子孙的教学。

嘉定二年，邹应龙因与为相的史弥远政见不合，受到排挤，被降为宝文阁待制，翌年外放任泉州知州。嘉定四年，镇官游绛应安海士民的要求，申报泉州知州邹应龙，请建石井书院。邹应龙拨官帑四十万缗，并指令漕、舶二司捐助，命泉州通判朱在至镇“董其事”。邹应龙还在泉州南门外新修一座万民称颂的新桥。泉州士民十分感激，特为邹应龙立功德碑，建名宦祠。

嘉定八年，邹应龙以宝谟阁直学士出任安徽池州郡守。这年，池州正值受灾，庄稼歉收，民生艰难。邹应龙不忍心看着大批灾民忍饥挨饿，可是州郡又无库存粮饷的情况下，毅然决定裁减当地驻军兵饷，赈济灾民。邹应龙此举引起驻地带兵军官的不满，遭到围攻与上告。嘉定九年，邹应龙以焕章阁直学士调任广西经略使。这年冬，黎州及邕蛮发生叛乱。邹应龙率军成功地平定叛乱。他严惩首恶分子，胁从不问；并把此次军功归于将士，自己向朝廷自劾请罪。嘉定十三年，邹应龙以敷文阁直学士调任湖南安抚兼知潭州。翌年，邹应龙母亲去世，邹应龙依制回到泰宁为母亲守孝。

宝庆元年，邹应龙应召入京，被授予工部尚书、兼修国史及实录院修撰，继而授刑部尚书，知贡举。可是，邹应龙这次入京供职仅几个月，就与史弥远发生激烈的冲突。史弥远大肆排除异已，连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真德秀都被逐贬。邹应龙力争要留住魏了翁、真德秀，不惜与史弥远闹翻脸。要求被朝廷拒绝后，邹应龙主动提出自己外放，他以敷文阁学士再次出任赣州知府。即使这样，史弥远一党还是不肯放过邹应龙，他们唆使言官以邹应龙在任地方官时擅自惩治宗室、裁减兵饷等事进行弹劾。邹应龙一气之下，辞官回乡，在家乡闲居达8年之久。

绍定二年，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相继暴发农民起义。尤其是晏彪起义军声势浩大，席卷包括泰宁在内的闽西北一带。邹应龙在向郡府请求发兵镇压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一面奏报朝廷，一面请淮西帅曾式中派遣精兵3500人间道入闽，协助闽军及地方势力镇压农民起义。但是，邹应龙也担心这些官兵因纪律败坏而扰民和地方豪绅乘机向参加起义的农民倒算，特地自己花钱买酒宰牛犒劳他们，希望能约束部属，使地方得到安宁。

绍定六年，史弥远卒。次年，理宗召邹应龙任徽猷阁学士知太平州。与邹应龙不和的朝臣又以邹应龙不经朝廷批准，私自调兵入闽为理由弹劾他“专擅”。因此，邹应龙只能以敷文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奉祠一职闲居。瑞平二年，邹应龙为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年十一月，元灭金后，元兵大举南下围光州，理宗诏侍从、两省、台谏诸官各陈方略。邹应龙提出选用贤能，薄徭减赋，培养国力、精兵防北、和睦南夷等十策，理宗认为“甚切直而嘉纳行之”；并派邹应龙出使交南，修复南宋与安南两国的友好关系。

嘉熙元年二月，邹应龙拜端明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不久又诏授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邹应龙不就，辞职归隐故乡泰宁。他在县城南郊筑一小屋闲居，平静地过着清贫的生活。理宗亲书“南谷”两字送他，并封他为太子少保，开国公。淳祐五年四月，邹应龙在家乡泰宁去世。

轶事典故

状元、起居舍人、龙图阁权知赣州、江西提点刑狱 中书舍人兼太子右谕德、户部尚书太子詹事兼中书舍人

太子詹事兼给事中、礼部侍郎兼侍讲代理工部尚书刑部尚书、敷文阁学士、宝文阁待制泉州知州、安徽池州守、广西经略使湖南安抚兼知潭州工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赣州知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端明殿学士书枢密院事
　　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

状元岩简介

拾阶而上，但见丹崖悬岩，茂林奇树，呈现出典型的丹霞地貌景观。一路前行，山势陡峭，但见危峰峡道、绝壁陡崖、天然石洞比比皆是，虽说风景险绝优美，然我已无心观赏，只是大口喘气，坚持着一步一步攀登，待到从山顶下来，回首望去，才发现自己竟然走过了一条极为险峻的路。

山上有邹应龙读书处，这是一长弧型的大洞，赤色的岩壁。据说，邹应龙少年时为躲避人世喧闹，手凿千级石阶，到此潜心读书。如今，岩壁上还刻有“状元岩”苍劲有力的大字，以及一尊邹应龙半身头像。遗憾的是，随着旅游开放而塑起来的头像，实在太粗糙了些。

状元岩传说

邹应龙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出名的人物，他出生在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儒家文化熏陶，从而养成了他循规蹈距、方直正派、老成持重的个性。邹应龙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但他的学业长进，得益于闽北“朱子理学”的高度发展。南宋庆元二年，时年25岁的邹应龙被宁宗皇帝以《谅阴不亲策》为殿试题目钦点为状元。

邹应龙得中状元后，开始了他仕途的一生。先后做过江西赣州、福建泉州、广西等地的行政长官，也曾在朝廷工部、户部、礼部等部门辗转升迁，最后官至端明殿大学士兼枢密院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邹应龙虽没有干出过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为人为官，始终循规蹈矩，廉洁正直、忠君不二，爱民如子，不屈权奸，是非分明，集中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所特有的清高、淡泊与自尊，博得了百姓的赞誉，尊之为“广佑圣王”，在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不少地方都建有“邹公庙”。看来，中国的百姓还是很大度的，对那些为官者，只要不欺凌百姓，稍稍有些政绩，便颂扬其德了。

邹应龙一生娶了三个老婆，为他生了13个儿子。据邹氏族谱记载，其子孙后裔已逾百万，遍布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福建、香港、台湾、澳门及东南亚等地，著名学者邹韬奋亦是邹应龙后裔。2007年8月26日，来自香港、台湾和广东、广西、江西、北京等地的20多个代表团，700多名邹氏后裔汇聚泰宁，纪念邹应龙诞辰835周年。

状元岩因为有了邹应龙曾在此读书，才得以打上了儒家文化的印痕，有了“地灵人杰的丹霞圣地”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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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中(1140—1199)，字道甫（一作道夫），先世由蒲门迁居凤池(今凤池乡)。四代未出仕。王自中父早死，家贫。器宇不凡，才气杰出，秉性狷介。18岁到金华，叶衡延教家塾。19岁到京都(临安)，受到礼部侍郎王十朋等的器重。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朝议遣返“归正人”（指由沦陷区来的义民），王自中叹道：“是绝中原之望也。”立即3次上疏。疏中提到“内空无贤，外虚无兵”，触怒了丞相叶颐、魏杞，以为“出言不逊”，要予以流放编管，孝宗不允，遂发送徽州听读。冬，叶、魏罢相，始得赦免。"生平

家庭

王自中出生于南宋绍兴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是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亲名叫王廷佐，母亲施氏。

入士

淳熙元年，就试于两浙转运使，诗赋第一；五年中进士。试卷皆陈实策，不同于时文。翰林学士、详定官周必大以为“论宣和、大观事，皆人所不能言”。出任怀宁县主簿。时两淮大旱，自中赈济有方。十年，调分水县县令。因中书舍人王蔺特荐赴都堂审察，上了两道疏，一为边防事：针对当时募兵制的兵员多，费用大，素质差，战斗力弱等情况，王自中主张改行类似唐代的府兵制，民田多者，听任以田募客为卒，分三批轮番防守’，一年中4月为兵，8月务农，做到军民合一。官田则官募军或民分屯之；二是请求起用英俊贤能之士，作为朝廷股肱，澄清吏治。孝宗深为赏识，次日，升为籍田令。

某次叶衡设宴，席上有人送鹿肉至，叫请座客分韵赋诗，王自中怒叶衡因攀附幸臣曾觌居相位，摇膝朗吟道：“世间此物多谓马，宝匣还宜出上方”。叶衡变色而起，王自中仍饮啖自若。为此结下深怨。

正值监察御史有缺，孝宗拟任命王自中。这时叶衡同乡王淮居相位，他们便大加反对，未成。十四年，外放为郢州通判，中途改知光化军。绍熙二年自中回京，光宗拟留京供职，王自中怕朝臣陷害，以母老为辞，遂出为信州知州。信州属县积欠公款30余万缗，历任州官不能处理。王自中向各县开诚放宽期限，不准属吏额外多取一文。于是各县争相输纳，清理了积欠。值母丧回家。宁宗庆元元年，服满回京，又受监察御史王恬等攻讦，遂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四年，差知邵州，被中书舍人谢源明所阻，再与祠禄。五年，欲派往兴化，又为高文虎所阻。

爱国

王自中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叶适曾将他和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一起推许说：志复君之仇，大义也；欲挈诸夏合南北，大虑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丧壮老二其守，大节也；春秋、战国之材无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陈亮，平阳王自中。认为他们二人主张抗战、统一中国，不以得失自损名节，是豪杰之士。

早在乾道四年王自中入太学读书时，南宋投降派大臣答应金国要求，将归正人遣送回去。他对这种卑鄙行为感到气愤，便三次上书朝廷，要求收回成命。因奏疏中有“内空无贤”一语斥责投降派大臣无能，触怒丞相，被送到徽州“听读”。

任职

淳熙五年，王自中进士及第，历任怀宁县主薄，分水县令。淳熙十年因中书舍人王蔺的推荐，孝宗皇帝下令召对，他便对当时最重要的边防问题提出意见。北宋以来，为了防止农民起义，一向都将失业农民中的无赖奸猾者招募入伍。这种办法弊病很多，军队素质差，费用大，人员虽多，战斗力却很弱，是造成宋代国势衰弱的原因之一。王自中主张在南宋边境地区实行一种类似唐代的府兵制度。要求有田地的人家，每户出一人当兵，减免其田税。田多的人家可以田招募佃农当兵，一家有兵五名，户主为伍长，免田税百亩。有兵十名，则为什长。田逾多的兵逾多，兵逾多的免田税逾多，户主军阶也逾高。用这办法使有田地人家原因以田募兵，保家卫国。同时将这些民兵分作三批轮流防守边境，每年有四个月习武和执行任务，八个月从事农业生产，做到生产，守卫两不误。这个办法在当时的确是个良策，因此得到孝宗赏识，升任籍田令。不久，监察御史缺人，孝宗想用他，可是宰相王淮却竭力反对，甚至说如果王自中担任御史，朝中大臣都将自动离职。一些谏官也惧怕他的刚直，于是捏造罪名进行攻击，迫使他辞官回家。幸亏孝宗皇帝对他印象还好，淳熙十四年派他为郢州通判，赴任途中，改授光化军知军。任满回到京师，这时孝宗已退位为太上皇，由儿子光宗继任。光宗皇帝想留他在京师任职，可是王自中怕朝臣陷害，坚决辞谢。于绍熙二年出任信州知州。信州各县积欠公款三十余万缗，前几任州官都无法解决。他到任后，向各县开诚公布，放宽缴纳期限，不准任何人多取一文一物，于是所属各县官员，富民为他感动，争相输纳，圆满的解决了问题。因此得到南宋著名诗人，江西转运使杨万里的荐举。恰巧这时他的老母病亡，回家守制，孝服满后，本来可以升官，可是一些谏观又以前次的“莫须有”罪名来攻击他，结果终老于家中。

王自中于三十九岁中进士，只做了十来年的州县小官，而且波折很多，可说是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他为什么屡受打击呢？《宋史》说他“自立崖岸，由是忤世”。这就是说他为人高傲，因而得罪世俗之人。叶适说过一件他与宰相叶衡之间的趣事，很能说明问题。王自中年轻时在金华叶衡家中做过塾师，所以王、叶二人彼此熟识。以后叶横钻营孝宗宠臣曾规的门路，升任宰相。做宰相时又唯唯诺诺，苟且偷安，专门以权谋私，因此王自中看他不起。有一次叶衡宴请朝臣，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也邀请王自中参加。席间恰巧有人送鹿给叶衡，于是大家便以鹿分韵作诗。王自中分到“方”韵，竟不客气的高吟道：

世间此物多谓马，宝匣还宜出上方。用秦末丞相赵高指鹿为马和西汉朱云请用上方宝剑斩奸相张禹的头，来讥讽叶衡，搞的叶衡非常狼狈，宾客亦惶惶不安，他自己却饮食如常。王自中这种狷介的作风，必然遭到许多趋炎附势、平庸无能官员的嫉恨，终于排挤出朝廷。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场，向来是结党营私、黑白不分的，王自中虽有才干学识，也终于被抹杀。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正是王自中的刚直和怀才不遇，使他能名留青史。否则，当时温州名人很多，官职比他大的人比比皆是，木待问，周坦都是状元，尚书，《宋史》并未立传，可见他的狷介终于得到后世的同情与敬仰。

著作

王自中身当南宋偏安之世，和当时许多有志之士一样，他的胸中也怀有经世致用的理想，所以他的学术具有浓厚的事功倾向，这与永嘉学派的宗旨相当一致。他研究兵法，著有《孙子新略》；研究历代史实和制度沿革，著有《历代年纪》十二卷、《王政纪原》三卷。又将平生所作的表启、奏札、诗歌，编为《厚轩集》五卷。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

回乡

回乡后，移居县城坊郭桔庄，自号厚轩居士。家居生活俭朴。著述有《孙子新略前后序》及《历代年纪》12卷，《王政纪原》3卷，其余表启奏札歌诗5卷命名为《厚轩集》。60岁病逝。

王自中诗歌多口语白描，很受杨万里赏识。文笔则如好友陈亮所称：“韩筋柳骨，笔砚当独步”，“今日人才众多，求如道甫仿佛，邈不可得。”温州学者叶适为他二人合写了《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

《宋史·王自中传》

王自中，字道甫，温州平阳人。少负奇气，自立崖岸，繇是忤世。乾道四年，议遣归正人，自中伏丽正门争论，且言：“今内空无贤，外空无兵，当搜罗豪俊，广募忠力，以图中原。”坐斥徽州，放还。淳熙中，登进士第，主舒州怀宁簿。严州分水令。

枢密使王蔺荐，召对，帝壮其言，将改秩为籍田令，又俾举所知，且响用矣，以谏疏罢。自中本韩彦古客，王蔺既荐之，上大喜。韩彦直、彦质辈恐其为彦古报仇，力请交结于自中；而密达意近习，谓“自中受彦古赂，伏阙上书荐彦古为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书舍人王信恒惧自中入台将不利于王淮，知彦直辈谮已行，亟请对，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蒋继周。继周方敢劾奏，读至“受赂伏阙”处，上曰：“卿可谓中其膏肓。”继周奏：“臣非不知孤踪忤王蔺，但不敢旷职。”盖欲并中蔺以媚淮，上但喜继周善论事，不知曲折如此。

通判郢州，道除知光化军，改信州，丁内艰，服阕，还朝。光宗即位，迎谓曰：“朕得卿名于寿皇，留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观，起知邵州、兴化军，命下而自中已病，庆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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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宗谅一般指滕子京。滕宗谅（990年-1047年），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北宋官员，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为世人所知，岳阳楼的双公祠中有范仲淹与滕子京的雕像（右）。在岳州做过太守。他做太守时，政事顺利百姓和乐。"人物影响

滕子京在西北的甘肃泾州当他的知州。那是个边关阻隔，动乱无常的荒凉之地。西夏大举攻宋，宁夏定川寨一仗，打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之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事隔一年，便有人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其间数万贯不明”。于是，“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得欧阳修、范仲淹从中解释，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滕子京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来到巴陵岳阳的。

岳阳这地方怎么就成了贬官们的钟爱之地？上自屈原数起，涉足岳阳的各朝名家大都是仕途坎坷，累有贬迹。无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也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好，只要贬官们踏上岳阳这块土地，总是文思泉涌，佳作叠出。

是洞庭山水抚慰了落魄的人生，还是人生的苦难打磨了岳阳的灵魂？这一拨拨朝廷的弃儿，将热泪抛洒在岳阳楼头的时候，巴陵的山捧着它，洞庭的波含着它，分明就铸成了岳阳城头一块块苦涩的砖石，从屈夫子一直垒砌到今天。
那么，滕子京为岳阳留下了什么呢？

那古楼上写着“不以物喜”。他是不以物喜的。他在岳阳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此君足矣！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滕子京是完全有资本以物喜的，他却不能喜，“负大才，为众所嫉”，他如何喜得！

古楼上还写着“不以己悲”。他又何尝以己悲之？一个负罪的贬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要消沉当可消沉，论哀怨亦可悲之，而这位滕公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不喜不悲，不艾不怨，上任一年便“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治政是如此的投入，于黎民是如此的体恤！此种襟怀，问谁领会得来！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凭栏大恸十数声”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设若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何来此大观？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又何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传诸后世？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宣扬者，滕子京何以不是这精神的践行者？

滕子京谪守岳州3年，于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离开岳阳3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时年56岁。《宋史》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无余财呀！这便是一个受诬贬官的结局。可悲的是，当年弹劾滕子京的那个人，受命“审讯”此案，他的调查结果却是“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可怜滕子京们已是遍体鳞伤，欲哭无泪，小人却在一旁暗自窃笑。范相滕公今安在？于是，让我想起了刻在岳阳楼上的那半副楹联：“范秀才，亦多事，数十年光景，甚么先甚么后，万家忧乐独关心。

生平

滕子京与范仲淹、刘越举同科进士。初授泰州军事判官，范仲淹任西溪盐官时建议泰州知州张纶修筑捍海堤堰，荐举滕子京给张纶当助手。在筑捍海堤堰中滕子京吃苦耐劳，也显示出其才干，备受张纶称赞。后迁当涂、邵武知县。范仲淹升任京官后，赏其有才干，将其召入试学院；天圣中又改任专管审核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丞。天圣七年六月，京都开封天大雷雨，电光乱掣，规模空前的玉清昭应宫内，竟射入一大火团，四处爆裂，霎时间烈焰腾飞，穿透屋顶，大火烈烈轰轰的烧了一夜，竟将三千六百一十间房屋的一座琳宫玉宇，变成了一片瓦砾荒场，只剩得长生、崇寿两座小殿。执掌朝纲的刘太后闻报，传旨将守宫官吏全部系狱抵罪。枢密副使范雍、中丞王曙、司谏范讽均上谏言，说大火“是天意，与人无关，不当置狱穷治”。刘太后无奈，便借机将多次劝阻她想得皇权礼遇的首相王曾以“兼领玉清昭应宫使管理不严，因而发生大火”为名，罢免了王曾首相，贬为青州知州。灾后，范仲淹、滕子京等诸多高中低级官员分别奏请刘太后放弃垂帘听政，将军国事大权交还给仁宗赵祯，刘太后大怒，将范仲淹等高级官员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将中低级官员一一贬逐边远州县。滕子京也于天圣九年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县。这是他二次来邵武，在一年多任职时间内他为民办好事，建学堂，访贫问苦，与当地百姓亲密无间。《闽书》称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喜建学，为人尚气倜傥，清廉无余财。”

奉调入京

明道元年滕子京奉调入京，任掌管皇帝衣食行等事的殿中丞。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这年八月，内宫再次发生火灾，连烧八殿。“火始作，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其锁”，带着仁宗逃至延福宫。仁宗恼怒，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诏令追查起火原因。滕子京当是首当其冲的被迫查者。他与秘书丞刘越分别上疏谏，认为宫中屡屡失火原因是规章制度不严，未能防患于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帘，妇人柔弱，朝纲不整，政失其本。“祥符中宫中失火后，先帝常索其类实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有今日之虞哉。”“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倘能如此，需请太后还政”，“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仁宗听其言，罢诏狱。明道二年三月由垂帘听政到皇帝礼遇，至军国事权一手独揽，专政达十一年之久的刘太后终于一命呜呼。刘太后死去，常劝太后“还政”的人，都有提升，滕子京迁左司谏，秘书丞刘越病故，也赠右司谏衔。未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宫中失火原因不实，其本人有不可推脱之责。景佑元年滕子京又被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后又因与司谏范讽君子之交，心心相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范讽次年因事被贬，株连滕子京，子京被降为监管酒业专卖的池州监酒这次贬逐池州，前后数年可能就在监池州酒任上，邀请范仲淹来池州游玩，两人同登九华山，同游秋浦山水，饱赏贵池、青阳秀丽风光，滕子京流露百年后安卧青阳之心愿。不然滕子京死后，范仲淹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怎会有“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

直集贤院

宝元元年滕子京调江宁府通判，不久徙湖州知州。康定元年九月西夏国王嵬名元昊大举兴兵侵宋。滕子京升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知州。开始长达四年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庆历二年闰九月，嵬名元昊举兵进犯泾原，谓州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葛不听都监赵询的建议，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进攻，结果在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葛怀敏等遂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十分惊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子京守军泾州只120里。他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敢之士，侦探敌军之远近及兵力之多少，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备。后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解泾州之危。滕子京张罗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在保卫泾州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其良苦用心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借以求得民心安定和边疆的安稳。

庆州知州

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提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庆州知州职位。庆历三年他调京不久，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对其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随即遣中使检视。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其实，所谓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三千贯。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辩白，极力救之。后只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后又贬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在庆历四年春又贬到岳州巴陵郡。

勤政为民

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办了几件好事，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这些事受到百姓称赞，结果两年时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在重修岳阳楼之后，他写信给好友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这“一时盛事”。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仲淹参考，说是“涉毫之际，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小时去太湖玩过，后母亲改嫁，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其时，范仲淹因“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的攻击而失败，已于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知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真正的意图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惟恐招来祸患。在《岳阳楼记》中规劝他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可谓苦心孤诣，深知重修岳阳楼要花很多钱，担心有些人再次借此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既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和颂扬，又是为他被贬谪再次辩白；同时告诉他人，他是在干出大成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又堵塞了攻击者之口。

庆历七年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上任后不幸卒于任所，终年五十八岁。始葬于苏州，后其子孙按其生前“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意愿，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金龟源。明清两朝敬仰滕子京的青阳人，在九华山云外峰下建造了“滕子京书堂”，供后代子孙瞻仰凭吊，只可惜书堂遗址今已无处寻觅。

仕途坎坷

滕子京与范仲淹同举进士，两人一见如故，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机。范仲淹举进士后，偕滕子京来青阳长山和九华山游玩。滕子京爱青阳、九华山山水秀美，恋契友范仲淹情深，曾有言“爱彼九华书契”终归于青阳。死后，其诸子遵其志，葬子京于青阳，这是滕子京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一。

滕子京中进士后，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谏、天章阁待制、礼部员外郎等京官。在任礼部员外郎时曾以审计监察官员身份来池州府督察政事，并游览了池州的山水名胜，写了不少诗文。庆历年间，宋仁宗赵祯任命他为繁华的大州泾州知府，任职期间，由于他“用公使钱无度”，被谪贬到偏僻的小郡巴陵。前后不到两年，因范仲淹的一篇为他歌功颂德的《岳阳楼记》，获得宋仁宗好感，庆历六年秋调他到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任知府。其时，滕氏家族陆续迁来青阳，父亲年迈在青阳养老。他曾几次来青阳拜望父老乡亲，并在九华山麓建造一座读书堂。庆历七年又调任苏州知府，上任不久便卒于苏州，时年58岁。定居青阳的滕氏族人，将其遗体运回青阳安葬，这是滕子京归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二，可能是滕子京归葬青阳的真正原因。
自宋至清朝中叶的数百年间，滕氏后裔，瓜瓞绵绵，在滕公墓东北几里处形成为名门望族–滕家冲。不知何故，嘉庆以后，滕氏族人陆续外迁，今日滕家冲，只有其名，已无滕姓。

滕子京墓位于青阳县东5里的金龟源，即今新河乡光荣村陇岗村民小组。金龟源得名于一座酷似金龟的小山岗。滕公墓取金龟朝北斗之向。墓东的山岗上有块巨石，状如“金鸡登高”，也称“金鸡岭”;墓西北有一葱翠欲滴的孤山，形同绿色宝珠，名曰：“抱珠墩”。滕公基地周围，山峦起伏，林术蔽岗，景物清丽，是块难寻的风水宝地。滕公墓后半里处，曾耸立巨碑一块，上刻12个径尺阴文：“宋名臣天章阁待制滕公神道”。碑在“文革”中被推倒、砸碎。1981年青阳县政府定滕子京墓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家因紧靠318国道，后来国道拓宽，无法避让，迁葬于国道北侧抱珠墩，重建了墓碑。

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最高官职只是天章阁待制，与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层次上人，也称不上文学家，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北宋诗人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宋史》滕子京传曰：“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予，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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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山，字伯高，号后林，丰城（今属江西）人，一说嘉鱼（今属湖北）人，南宋成都通判李修己之子，为唐宗室曹王李明后裔。南宋宁宗赵扩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进士，后为湖南提举摄帅漕，历阶至中正大夫，宝祐间，为淮东运判。有《后林遗稿》、《思过录》。另有唐代诗人李商隐字义山，也称李义山。"家世

据《钦定四库全书·诚斋集》李商霖墓志铭记载：李义山的祖父叫李晞说。李晞说的曾祖李仲文、祖李安常、父李倬，子李修己。

据《江西新闻网》报道：丰城的曹王世系李氏，即唐太宗幼子曹王明后裔。曹王明五子李偲的后代李崇在唐昭宗景福二年出任荆州刺史，乾宁元年改洪州刺史，乾宁三年遇兵变身亡。葬洪州新建县至德观生米山之阳。在这次突变后，李崇的家人无心于官场，从子李枢，就是李暕的三世孙，游学来到丰城县广丰乡之葛山，求学于葛天旻，居家葛山，其四世孙李贵再迁居丰城县长宁乡之罗田，逐成当地望族，俗称丰城罗田李氏。李崇的儿子李蓬弃仕隐居江西临川大岗之乔上，子李胜迁居丰城县正信乡即现在的段潭乡，二世孙李从，字伯顺，择地依湖建村，逐成当地望族，俗称丰城湖茫李氏。

家谱世系：李枢、李德义、李涉安、李思立、李福、李贵、李竦、李珉、李仲文、李安常、李倬、李晞说、李修已、李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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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霖(1214—1261)，字景说，西安（今衢县）人。南宋淳祐四年(1244)会元，授沅州（今分属湖南、贵州省）教授，未赴任。时宰相史嵩之恃边功胁理宗，植私党，专朝政。因被谗去职。离去时士民遮道，不得行，天黑始由小路出。景定二年(1261)，知汀州(今属福建省)，次年死于任所。人赞其“忠肝义胆，强暴不能夺其志”。著作有《太极图说遗稿》、《春山文集》等。故居华墅坂，学者称径畈先生。

杨佥判名字不详。度宗时人。存词一首。

韩绛（1012～1088），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亿第三子。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卒于哲宗元祐三年（1088）。宋仁宗(1023-1063)庆历二年(1042年)高中进士甲科第三名探花（榜眼是王珪，第四名是王安石），除太子中允、通判陈州。哲宗即位，改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康国公。元祐二年（1087），以司空、检校太尉致仕。三年卒，年七十七。谥“献肃”。

冯伟寿，字艾子，号云月，取洽子。宋代词人。

蔡京（1047年2月14日－1126年8月11日），字元长，北宋权相之一、书法家。北宋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东宅村）人。熙宁三年进士及第，先为地方官，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崇宁元年（1102年），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蔡京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蔡京兴花石纲之役；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为“六贼之首”。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东都事略》卷一〇一、《宋史》卷四七二有传。"人物生平

周旋两派
　　蔡京于熙宁三年登进士第，调任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出使辽国回来，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此时他的弟弟蔡卞已是中书舍人，按规定，做官要以先后为序，蔡卞请求排位在蔡京之后，兄弟二人同时负责书写诏命，朝廷以此为荣。蔡京被改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元丰八年，群臣议立新君，蔡京附会蔡确，想害王珪并贪定策之功，没成。司马光掌权，恢复差役法，限期五天，臣僚们都担心太急迫，只有蔡京如约，使其辖区全部改雇役为差役，没一人违反。他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汇报，司马光高兴地说：“若人人奉法如君，有什么行不通！”不久，台、谏官说蔡京怀奸邪、坏法度，因此蔡京调到地方为知成德军，改知瀛州，调到成都。谏官范祖禹论说蔡京不可用，于是改为江、淮、荆、浙发运使，又改知扬州。经过在郓州、永兴军任官后，迁为龙图阁直学士，再知成都。

绍圣初年，回到朝廷，任代理户部尚书。章惇又改变役法，设机构讨论，长时间不能决策。蔡京对章惇说：“按熙宁役法实行，还有什么可议论的？”章惇同意，于是决定采用雇役法。差役雇役两法，司马光、章惇不同。十年间蔡京再历此事，易如反掌，蔡京与他们两人互相依仗而成就此事，有见识的人因而发现他的奸猾。

蔡卞为右丞，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文及甫一案出现，命蔡京追查处理，蔡京逮捕内侍张士良，命他讲出陈衍事状，就以大逆不道罪处理陈衍，刘挚、梁焘一起受到弹劾。陈衍被诛杀，刘挚、梁焘也遭贬死，他们的子孙都被禁锢。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被流放到远方。蔡京觊觎执政的位置，曾布知枢密院，忌恨蔡京，暗地对宋哲宗说蔡卞已备位枢府，蔡京不能同时被提拔，只进宫为承旨即可。

几度沉浮
　　元符二年，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登基，是为宋徽宗。宋徽宗即位，蔡京被罢官为端明、龙图两学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徽宗留蔡京完成修史工作。过了几个月，谏官陈馞弹劾他与内侍交结，陈馞获罪被斥退，蔡京也被贬，出知江宁，蔡京很不满，拖延着不去赴任。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相继议论他的罪恶，蔡京被夺去官职，让他提举洞霄宫，居住在杭州。

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访求名家书画、各种奇巧之物，在杭州住了几个月，蔡京极力巴结他，日夜陪伴他，凡是蔡京画的屏幛、扇带等物，童贯每天都送到宫中，并附上自己的评论，于是皇上开始留意蔡京。太学博士范致虚一向与左街道录徐知常友好，徐知常认为符水出入元符后殿，是在预示着什么，范致虚进一步交结他，讲出他平日意向，说非让蔡京为相，就不能有作为。不久，嫔妃、宦官也一起称赞蔡京，于是范致虚升为右正言，起用蔡京为定州知州。

崇宁元年，调蔡京知大名府。韩忠彦与曾布不和，谋划荐举蔡京以自助，于是，蔡京仍为学士承旨。徽宗有意修饰熙、丰政事，起居舍人邓洵武偏袒蔡京，做了《爱莫助之图》献给宋徽宗，宋徽宗才决定重用蔡京。韩忠彦被罢相，蔡京为尚书左丞，不久，蔡京取代曾布为右仆射，诏命传下那天，宋徽宗在延和殿召见他，赐坐，对他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承，两遭变更，国家大计还未确定。朕想继承父兄的遗志，卿有何指教？”蔡京叩头谢恩，表示愿效死力。崇宁二年二月，迁任左仆射。

绍圣绍述
　　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一旦得志，天下人拭目以待，希望他能有所作为，而蔡京暗暗假托“绍述”的名义，掌握大权，钳制天子，用条例司故事，在尚书省设讲议司，自任提举，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重要的国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每事由三人负责。所有决策，都出自讲议司。采用冯澥、钱谲的建议，又废元祐皇后，罢去科举法，令州县都仿照太学三舍法考试选官，在汴京城南建辟雍，为太学的外学，用以安置各地学者。在天下推行方田法。国家对江、淮七路茶实行专卖。盐钞法被全部改变，凡是旧盐钞都不使用，富商大贾曾拥有数十万缗，一朝化为乌有，成为乞丐，更有甚者竟赴水或吊死。淮东提点刑狱章縡见此情景对他们十分同情，于是上书说改盐钞法坑害百姓，蔡京大怒，免他的官；并铸当十大钱，陷害章縡所有的兄弟。御史沈畸等因办案不合蔡京意，有六人被捕或削官。陈馞之子陈正汇因上书触犯蔡京被处黥刑并流放到海岛。

宋朝向南开辟黔中，建靖州。辰溪徭反叛，杀了溆浦县令，蔡京悬重赏，招募能杀辰溪徭的人，规定杀他们的首领一人，赐绢三百匹，拜官班行，且不必追究原委。荆南守马王成说：“有生徭，有省地徭，现在不知叛乱的是哪一族，如果按杀人多少行赏，恐怕会有冤死和滥赏的事。”蒋之奇知枢密院，害怕违背蔡京的意思，上言说马王成不体谅国家，蔡京免马王成的官，命舒亶代替，希望他能剿灭徭人的反叛。于是，向西收复湟川、鄯、廓，攻取牜羊牁、夜郎。

蔡京提拔童贯领节度使，以后杨晋戈、蓝从熙、谭稹、梁师成都沿袭而为节度使。凡是内侍升迁都依外官例归于吏部，使祖宗的法度荡然无存。蔡京又想控制兵权，建澶、郑、曹、拱州为四辅，每辅屯兵二万，用他的姻亲及亲信宋乔年、胡师文为郡守。禁军巡夜打更每月给钱五百，蔡京立即增加十倍来收买人心。他擅作威福，朝廷内外没有人敢有异议。他连续升官至司空，并被封为嘉国公。

贪婪自用
　　随着地位的提高，蔡京更加贪婪，他已领仆射的俸禄，又首创司空寄禄钱，像粟、豆、柴草及侍从口粮都照旧赏赐给他，当时都是折支，给他的都是实物，蔡京只是用熟状上奏施行，宋徽宗并不知道。

当时元祐时的朝臣被贬斥流放或死去的已剩下不多了，蔡京还不满意，下令列举他们的罪状，以司马光为首，把他们看成奸党，在文德殿门前立石碑，他亲自书写碑文，发布到各地。起初，元符末因出现日食，下诏求言，言者大多谈及熙宁、绍圣时的政事，就又把范柔中等人定为邪等，写上姓名。有三百零九人的名字在这两个名册中，他们的子孙也遭禁锢，不能在京城及附近做官。

崇宁五年，蔡京被提拔为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改封为魏国公。

当时国家持续太平，府库充盈，蔡京首倡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前代积累的财富被挥霍一空。宋徽宗曾举办宴会，拿出玉杯、玉卮给辅臣看并说：“我想用它们，又怕人们认为太奢侈。”蔡京说：“臣过去出使契丹，看见玉盘玉杯，都是石晋时的东西，契丹拿来在臣面前夸耀，说南朝没有。现在用它们祝寿，并不过分。”宋徽宗说：“先帝做一小台才数尺，上书的很多，朕很怕他们的话。这些玉器已放置很久了，如果人言又起，无法分辩。”蔡京说：“事情如果合乎情理，言多也不值得害怕。陛下应当享受天下的供奉，区区玉器，又算得了什么！”

位极人臣
　　崇宁五年正月，西方出现彗星，尾巴很长。宋徽宗因言者指责党人碑，于是，凡是蔡京建置的事物都罢去。蔡京免官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蔡京的党羽暗中在宋徽宗面前推举他，大观元年，又拜他为左仆射。因南丹纳土，他一跃而为太尉；接受八宝，拜为太师。

大观三年，台谏官相继弹劾他，于是辞官退休。仍负责修《哲宗实录》，改封楚国公，每月一日、十五日朝拜皇上。太学生陈朝老上疏追究蔡京十四大罪状，即：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钳台谏，炽亲党，长奔兢，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请求把他流放到远方，以御魑魅。陈朝老书一出现，士人争相抄写，作为实录。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又在奎宿、娄宿之间出现，御史张克公议论蔡京辅政八年，权震海内，轻易赏赐以蠹国用，凭借爵禄以市私恩，役使工匠修缮舍第，动用漕船运送花石。名为祝圣而修塔，使临平山壮美；借口灌田而决水，以符合“兴化”的预言。法名“退送”，门号“朝京”。方田法骚扰安居乐业的百姓，牢狱中有很多流放的犯人。不轨不忠，共数十事。先前，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多次弹劾蔡京，没允奏，这时，贬蔡京为太子少保，杭州居住。

政和二年，把蔡京召回京师，仍为宰相，改封鲁国公，三天去一次都堂办理政事。蔡京离朝时，中外学官很多以时政为题考试的。提举淮西学士苏木或想向上爬，献议请搜取五年来的考试题，进行询问比较，以观向背，有三十多人因此获罪。原来宋制规定，凡诏令都由中书门下议定，然后令学士草拟。

到熙宁间，宋徽宗降手诏不由中书门下共议之事，是因为有大臣暗中所为。到蔡京时又怕言者非议自己，故而做御笔秘密进上、请徽宗亲自批示颁布，称为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论罪。事无巨细，都借以推行，甚至有不像皇帝手书的，群僚都不敢说。于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以至于让内侍杨球代书，号为“书杨”，蔡京又担心起来但也无法禁止了。

不久又改定官名，以仆射为太、少宰，自称公相，总治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确皆为王，三省官吏不再定额，以致五品阶官成百，有的一身兼领十多种俸禄。侍御史黄葆光议论他，立即被流放到昭州。蔡京提拔故吏魏伯刍负责榷货，造料次钱券百万缗献给宋徽宗，宋徽宗大喜，拿着它们给左右的人看说：“这是蔡太师给我的奉料啊。”魏伯刍被提拔为徽猷阁待制。

大兴花石纲
　　蔡京常对宋徽宗说，现今国家钱币多达五千万缗，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做《大晟乐》，制定命宝。任用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开凿大亻丕三山，建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土木徭役，服役者不下四十万。两河人民，愁困不聊生，而蔡京竟以稷、契、周公、召公自居。又想扩大宫室规模以求恩宠，召童贯等五人，暗示说宫中狭窄简陋。童贯等都听命于他，他们各显神通，争相以堂皇奢侈为得意，而延福宫、景龙江的修建，使徽宗等更奢靡，修了更加华丽的艮岳。

蔡京的儿子蔡攸、蔡倏、蔡袺，蔡攸的儿子蔡行，皆官至大学士，相当执政。蔡鈃娶茂德帝姬。宋徽宗上七次到他家，赏赐不计其数。让他坐着与宋徽宗饮酒，大致使用家人的礼仪。蔡京家的仆役有做大官的，陪嫁的婢女有封为夫人的，这样公论渐渐地不赞许他了，宋徽宗也讨厌、看不起他。

眷宠日薄
　　宣和二年，宋徽宗令他辞官退休。

宣和六年，凭借朱勔的势力，再度起用蔡京为相。蔡京到此四次掌权，老眼昏花不能办事，政事都由他的小儿子处理。凡是蔡京所批，都是蔡眥所做，并替蔡京上奏。蔡眥每次上朝，侍从以下都拱手相迎，低声耳语，堂吏数十人，怀抱案卷跟在后面，于是他恣意为奸，窃弄威权，立即用他的妻兄韩木吕为户部侍郎。他们一起密谋，挑拨是非，陷害和驱逐朝士，建宣和库式贡司，各地的金帛及库藏，都被搜刮来充实它，作为天子的私财。

宰相白时中、李邦彦只奉行文书而已，不久，蔡眥不能胜任其职，他的哥哥蔡攸也揭发他们，宋徽宗大怒，想流放他们，蔡京极力请求免他的罪，宋徽宗只令停他的俸养，但把韩木吕贬到黄州。不久，革去蔡眥侍读，毁掉赐出身的诏令，蔡京也辞职。当时白时中等上书请罢蔡眥以动摇蔡京的地位，蔡京毫无退意。宋徽宗让童贯去蔡京那儿，令他上章辞官，童贯到后，蔡京哭着说：“皇上为何不容京几年？一定是有人进了谗言。”童贯说：“不知道。”蔡京不得已，把辞职的章奏交给童贯，宋徽宗命词臣代他做辞职三表，于是，宋徽宗降诏同意。

客死潭州
　　靖康元年，因金军南下，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边事日紧，蔡京举家南下，逃避战乱。天下士人认为蔡京是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等开始上书极力陈述他的奸恶，于是蔡京以秘书监的身份管南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居住，又迁到韶、儋二州。走到潭州，蔡京去世，终年八十岁。

蔡京有八子，蔡倏早死，蔡攸、蔡袺被诛，蔡眥被流放到白州死去，蔡鈃因娶公主没受处罚，蔡京的其他儿子及孙子都分别被流放到边远的州郡。

乾道四年，蔡京后裔把其骸骨迁回仙游枫亭故里今莆田仙游县枫亭镇溪南村安葬。

家族成员
　　蔡京父
　　蔡准，育有两子：长子蔡京，次子蔡卞。

蔡京弟
　　蔡卞。是王安石女婿，官至枢密使，擢尚书左丞，封为少保。

蔡京子
　　蔡京有八个儿子，有六个儿子五个孙子均是学士。
　　长子，蔡攸，字居安，曾任宋朝宰相，与蔡京不睦。靖康元年赐死。
　　次子，蔡鯈，早卒。
　　三子，蔡翛，曾任宋朝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靖康元年赐死。
　　四子，蔡绦，字约之，官至徽猷阁待制，后流放白州。
　　五子，蔡鞗，娶宋徽宗的女儿茂德帝姬赵福金为妻，成为驸马，官宣和殿待制，靖康元年被掳至金国，茂德帝姬改嫁完颜宗望。
　　七子，蔡脩，靖康元年与父在潭州崇教寺暴病而亡。

蔡京孙
　　长孙，蔡行，官至保和殿大学士。
　　蔡衎、蔡术、蔡征、蔡同等皆为学士。

轶事典故

宰相之才
　　神宗熙宁末，王安石常常对年轻的蔡卞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我儿王元泽算一个！”回头对蔡卞说：“贤兄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说：“吉甫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

饿死街头
　　蔡京被贬官流放后，还写了一首词：“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对一生的荣华富贵进行了回忆，充满了感伤之情。蔡京在赴儋州贬所时，携带大量金钱，但是他的作恶多端招致老百姓的反感，在路上用钱也买不到东西，因此不由得感慨：“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终，80岁的蔡京于七月二十一日饿死于潭州崇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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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寺丞（生卒事迹均不详），宋朝文人。《花草粹编》卷一入选其词1首，《全宋词》据以录入。

李昌龄（937—1008）北宋宋州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字天锡。太平兴国进士。累官知广州，不能清廉自守，代还，建议舶货不宜全部官买官卖，部分劣货当听商舶自卖。淳化三年（992），为御史中丞。至道二年（996），进参知政事。坐与王继恩交结，罢政，贬官。后知梓州、河阳府等。"轶事典故

北宋末至南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房租跟着上涨，但劳动力日工资没有同步上涨，数目还是北宋的100文。也就是说，百姓的生活质量绝对下降，降幅厉害。于是，政府开始调控房租。

宣和七年，徽宗下诏，送给京官一项福利，房租降低20％。绍兴二十一年，高宗下诏，从首都到地方，无论公房、私房，房租一律降低一半。淳熙八年和嘉定二年，孝宗和宁宗分别下令各地房租降低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按比例的永久性减免房租。

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杭州从正月初一开始，公私房租减免3天。4月上旬，皇帝坐车到景灵宫，举行孟夏礼，要求沿路的公私房减免3天房租，租客沾了皇帝的喜气。举凡大型祭祀、祈祷、恩典、考试放榜等，皇帝一高兴，就可能减免公私房租3～15天。因为减免频繁，周密在《武林旧事》里夸耀，那些租客，几乎是白住房子了，幸福指数非常高。

皇帝嘴巴一张，立马减掉房租。租户欢呼雀跃，管公房的店宅务乖乖闭嘴，但出租私房的租公租婆却不服。比如《系年要录》记载，李昌龄这二货，专替将领张俊收房租。张俊和高宗关系莫逆，担任过枢密使，陷害过岳飞。高宗下令减免房租，李昌龄抗拒减租令，坚决不减租。结果朝廷摘掉了李昌龄“武德郎”的官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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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字仲文，小字丑瑰，北魏官员，赵郡平棘人。李焕，中书侍郎李盛兄弟隆的后裔。李焕有才干，与郦道元一同为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占据代都而谋反，书侍御史李焕与任城王元澄审问查究他。李焕先驰马到州，宣旨晓谕，于是拘捕穆泰等人。景明初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用寿春之地归附，李焕以司空从事中郎为军司马，与杨大眼、奚康生等人迎接，从而执掌扬州事，赐爵容城伯。到荆蛮骚动，敕令李焕兼任通直散骑常侍慰抚他们，投降的有一万多家。任梁州刺史。当时武兴氐杨集起起兵叛逆，诏令李焕代任平西将军，督偏将大败集起的军队。又击败秦州叛贼吕苟儿，以及斩杀氐王杨定。返回朝廷，生病去世，赐赠幽州刺史，谥号为昭。

李景良（？—1128年），宋朝将领，宗泽部将。建炎二年（1128），金将粘罕占据西京，与宗泽对峙。宗泽派遣李景良、阎中立、郭俊民领兵前往郑州，和金兵相遇，双方大战，阎中立战死，郭俊民投降，李景良逃跑。宗泽抓回李景良，对他说：“战而不胜，罪可以饶恕；私自逃跑，这是无视主将。”将他斩首以警戒将士。

李商英，男，宋代著名诗人。

仲光字景温，号肯堂，崇安人。开禧元年（1205）进士。官汀州、雷州教授。有肯堂集，不传。

表民字逢吉，号玉溪，师子，东鲁（今山东省泛称）人。寓居临海。有玉溪吟稿。

伯镇，南渡后人。参凤栖梧按语。

刘南翁，宋代，诗人，现存《如梦令·没计断春归路》诗一首。

刘山老，字野夫，青州人，宋代诗人。政和中，人传其寿一百四十五岁，云有道术。

杜旟（yú）（约公元1190年前后在世）字伯高，号桥斋，金华（今属浙江）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光宗绍熙初前后在世。吕祖谦门人。淳熙开禧间（公元1174–1207年）两以制科荐。与弟仲高、叔高、幼高、季高并有词名，时称“杜氏五高”。陆游、叶适、陈亮、陈傅良皆赞其文，且与之交。有《桥斋集》不传。《全宋词》存其词三首。

一作黄幡绰。唐时人，生于凉州（今甘肃武威），宫廷乐师。宋代陕西同州《霓裳羽衣曲》石刻传系根据其手书翻刻。其擅长“参军戏”，入宫30多年，侍奉唐玄宗。他性格幽默，善于口才，曾经用滑稽风趣的语言，谏劝玄宗不要轻信安禄山，应该疼爱自己的儿子（唐肃宗）；提醒他注意安全，不要在马上打球摔坏了身子，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和信任。当时人说，唐玄宗一日不见黄幡绰，龙颜为之不悦。"生平

安史之乱，王室出逃到四川，黄幡绰陷于叛军，在长安被迫为安禄山表演。平定叛乱后，黄幡绰被拘，玄宗不以为有罪，将他开释了。一说晚年流落江南，死后葬在昆山正仪绰墩。《全唐诗》收有他的诗。

故事传说

其一：唐明皇祭祀泰山，派张说为封禅使。张说的女婿郑镒，本来是个九品官。按照原来的规定，祭祀山川以后，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以下的官员，都晋升一级。惟有郑镒因张说的关系，骤然升到五品，并且赐给他红色官服。在一次大宴中，玄宗看到郑镒的官位突然越级升跃，觉得很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郑镒无言可答。在旁的乐师黄幡绰听了，语意双关地说：“这就是‘泰山’的力量啊。”

其二：听音避祸

黄幡绰耳音很准，能听出音乐旋律中的内在含义，从而判断演奏者的情绪变化。据《乐府杂录》记载：拍板本无谱，明皇遣黄幡绰造谱。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上问其故对：“但有耳道则无失节奏也。”

一天，唐玄宗召黄幡绰上殿伴驾，恰巧黄幡绰有事不在。唐玄宗大为恼火，令值殿武士立即去把黄幡绰抓来，并准备了皮鞭，要狠狠揍黄幡绰一顿。武士们还没有走出殿门，黄幡绰就回来了。这时，殿堂上传出玄宗打龟兹乐器羯鼓的声音，鼓声咚咚，急促激愤，紧迫中透出一股“杀气”。黄幡绰心中一惊，听出击鼓人正在火头上，急忙让带队武士暂时不要报告。

片刻，鼓声徐缓多了，但仍含有杀气。鼓声中玄宗板着脸问道：“黄幡绰那个狗奴才来了没有?”黄幡绰连连摆手，向殿上的人示意，叫他们不要说。直到玄宗一曲奏完，换奏一首新的鼓曲时，黄幡绰听出鼓音完全平和下来了，他才从容自如地走上前去。

唐玄宗问道：““刚才你到什么地方去了?”黄幡绰如实回答说：“家中有个亲戚来看我，我送他到郊外，不知圣上叫我，故此来迟，望圣上恕罪。”唐玄宗一面打鼓，一面点点头。等鼓曲奏完，他放下鼓槌，对黄幡绰说：“你回来的时候，我的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如果在我发怒时回来，你的皮肉就要开花了。念你入宫侍奉多日，偶然一次外出，姑且饶恕你吧!”

宫廷上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同时也十分佩服他“听音避祸”的才能。

其三：玄宗於诸昆季，友爱弥笃，呼宁王为大哥，每与诸王同食。因食之次，宁王错喉喷上髭，王惊惭不遑，上顾其悚悚，欲安之。黄幡绰曰：「不是错喉。」上曰：「何也？」对曰：「是喷帝。」上大悦。

其四：安禄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迁於蜀，百官与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贼中者，为禄山所胁从，而黄幡绰同在其数，幡绰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复，贼党就擒，幡绰被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释之。有於上前曰：「黄幡绰在贼中，与大逆圆梦，皆顺其情，而忘陛下积年之恩宠。禄山梦见衣袖长，忽至阶下，幡绰曰：『当垂衣而治之。』禄山梦见殿中槅子倒，幡绰曰：『革故从新。』推之多此类也。」幡绰曰：「臣实不知陛下大驾蒙尘赴蜀。既陷贼中，宁不苟悦其心，以脱一时之命？今日得再见天颜，以与大逆圆梦，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对曰：「逆贼梦衣袖长，是出手不得也；又梦槅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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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庭(1079～1171) 北宋末南宋初诗人。字民瞻。安福（今属江西）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为衡州茶陵县(今属湖南)丞。弃官隐居卢溪（今属湖南），自号卢溪真逸。绍兴十九年(1149)因诗得祸,被贬。二十五年秦桧死,不久得归。他同情农民，在《寅陂行》中，率直地把老农的话记下来，揭露朝廷兴修农田水利乃“虚名”。他久居农村，有不少清新的作品。不过也有一些诗作模仿黄庭坚格调，承袭他的诗句，缺乏创造。他的文和词在当时也颇有名气。

陈瓘（1057-1124年），字莹中，号了斋，沙县城西劝忠坊人。宋元丰二年（1079年）探花，授官湖州掌书记。 历任礼部贡院检点官、越州、温州通判、左司谏等职。 陈瓘为人谦和，不争财物，闲居矜庄自持，不苟言谈，通《易经陈瓘于书法，造诣亦颇深。真迹传世唯《仲冬严寒帖》。李纲曰：“了翁书法，不循古人格辙，自有一种风味。观其书，可以知气节之劲也。”邓肃曰：“开卷凛然，铜筋铁骨，洗空千古，侧眉之态，盖鲁公之后一人而已。”明陶宗仪曰：“精劲萧散，有《兰亭》典型”。由是观之，其书法出神入化，可谓高妙矣。"生平

宋元祐四年，陈瓘出任越州通判。当时，大奸相蔡京的胞弟蔡卞为越州太守。蔡卞听说陈瓘很有才华，想收为已用，便多方加以笼络。陈瓘知道蔡卞心术不正，不与同流合污，多次以病为借口，要求辞官归隐。后，陈瓘改任温州通判。北宋时期，朝廷沿袭唐代的职分田制，按内、外官和服务性质的不同，授予职官员80亩到12顷的职分田，以其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陈瓘认为自己的职分田收入颇丰，只取其中一部分作为生活费用，其余充公。

绍圣元年，章惇为相 。章惇听说陈瓘很有才华，十分器重，向他征询当今朝政应以什么为重。陈瓘直言不讳地告诉章惇：当今处理朝政应该持公正，不能再搞朋党政治。他举乘舟为例，说：“移左置右，偏重一边都要覆舟，都是不可取的。”章惇说：“司马光奸邪，应该罚治是当务之急。”陈瓘明知章惇与司马光政见相悖，却在章惇面前为司马光辩护说：“这就错了，就像乘舟一样，偏重一边，有失天下之所望。”章大怒说：“司马光不务织述先烈，而大改成绪，误国。如此不算奸邪又是什么呢？”陈瓘毫无惧色，以理力争说：“不了解人的心迹，就怀疑人家的行为，是不可为的；没有罪证，就指责他人奸邪，盲目处治才是最大的误国。当今之急是消除朋党，公平持正，才可以救弊治国。”章惇虽然十分气愤，但也不得不佩服陈瓘的胆识和学识。陈瓘被任命为太学博士。蔡卞等人就抓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大做文章，大举排除异已。陈瓘上书言朋党之争误国，因而忤犯了蔡卞一伙，被贬“出通判、沧州知卫州。”

建中靖国元年宋徽宗即位后，陈瓘被任命为右正言，后又升为左司谏。陈瓘身为谏官，认为职责所在，不能不对朝政秉公进言。他对朋党之争深为痛绝。他在回答微宗询问时说：“做事应该持公正态度，顾及大体，不要抓住人家枝节小事不放，以其一点，攻击其余。尤其是作为谏官的更应该尊重事实，不要以自己的孤见寡闻来妖言惑众。”御史龚尖因弹劾蔡京误国，被蔡京一党驱逐出京。陈瓘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严正陈词说：“绍圣以来七年间就有五次驱逐朝廷大臣的事件。被罢免放逐的都是蔡京不同政见的官员。今天又要驱逐龚尖，公理何在？”他公然上书奏请治蔡京等人结党营私，误国误民之罪。陈瓘还上书抨击皇太后干预朝政等事，得罪太后一党，被贬为扬州粮科院监官；不久又转任无为军知事。翌年，陈瓘被召回京城，任著作郎，后改任右司马员外郎兼代理给事中。其时，蔡京的党羽曾布为相。曾布派门客私下告诉陈瓘，将授予他实职，企图以高官收买他。陈瓘不为所动，他对儿子陈正汇说：“我与宰相议事多有不合，现在他们以官爵为饵来笼络我，如果我接受他们的推荐，那么与他们所为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有愧。我这里有一道奏章，论及他们的错处，准备呈上去。”表现了陈瓘大公无私、为人正直的品德。不久，陈瓘就被贬为泰州知府。

陈瓘的儿子陈正汇在杭州举报蔡京一党有动摇东宫的企图。蔡京一党以同谋罪逮捕陈瓘。陈瓘说：“正汇举告蔡京将不利社稷的文书还在路上，我怎么有可能预先得知呢？既然我不知道，而要我违心地去指证他们犯罪，是情义所不容的；挟私愤，作伪证来迎合你们，是道义所不为的。蔡京奸邪，必定为害国家，这是我多次奏明的，用不着今天才说。”陈瓘大义凛然。字字掷地有声，连内侍黄经臣闻之都为之感动。他说：“皇上正要知道事情真相，就据陈瓘所言上奏吧。”后来，陈瓘被贬置通州。蔡京一党变本加厉地迫害陈瓘，宣和六年，陈瓘病逝于楚州，终年65岁。

靖康元年宋钦宗即位后，蔡京一党受到了清算；蔡京也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同年，朝廷追封陈瓘为谏议大夫，并在县学中建斋祠奉祭。绍兴二十六年，宋高宗对辅臣们说：“陈瓘当初为谏官，正直的议论，对国家大事多次陈言，现在看来都是对的。”因此，特谥陈瓘为“忠肃”，赐葬扬州禅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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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眘一般指赵昚。宋孝宗赵昚（1127年11月27日―1194年6月28日），初名伯琮，后改名瑗，赐名玮，字元永，宋太祖七世孙，宋高宗养子。南宋第二位皇帝，宋朝第十一位皇帝。绍熙五年六月初九（1194年6月28日），赵昚去世，在位27年，享年68岁，葬会稽府永阜陵。宋孝宗普遍被认为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内政上，加强集权，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重视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安康，史称“乾淳之治”。"家庭成员

烈祖秦康惠王赵德芳 宋太祖第四子

天祖英国公赵惟宪 宋仁宗堂兄，宋太祖之孙

曾祖华阴侯赵世将 宋太祖曾孙，宋英宗堂弟

祖父庆国公赵令譮 宋太祖五世孙，宋徽宗族弟

父亲秀安僖王赵子偁 宋太祖六世孙，宋高宗同族兄弟

母亲：秀安僖王夫人张氏

嗣父宋高宗赵构

成穆皇后郭氏 ，乃追封，去世时孝宗尚未登基，孝宗子女皆其所出

成恭皇后夏氏 ，1163年－1167年在位

成肃皇后谢氏 ，太皇太后。

蔡贵妃 初入宫为红霞帔，封和义郡夫人，晋婉容。

李贤妃 初入宫为典字，转通义郡夫人，晋婕妤。淳熙十年卒，追赠贤妃。

长子：庄文太子赵愭

次子：魏惠宪王赵恺

三子：宋光宗赵惇 孝宗诸子中唯一一位死于孝宗之后的。

四子：邵悼肃王赵恪

长女：嘉国公主

次女 出生五个月夭折，未及册封。

轶事典故

过美人关得皇位

赵眘被养在宫中将近20年，却一直未被确定太子的名分。直到韦太后死去，高宗使出了最后一招，给两位准继承人每人送去美女10名，过了一阵又把她们召回。经过检查，发现给赵琢的那10个都已经不是处女，而给赵眘的那10 个依旧都是完璧。于是，最终赵眘确立了皇太子地位。

孝宗登真如寺钟楼

佛宇挂钟的合，多是空的，大概是想声音能够清彻。孝宗小的时候，偶然来到郡城内外真如寺秀州，登上钟楼游戏，而和尚们先用苇藤覆盖空处，错踩在上面，于是掉了下来。旁观的人，慌乱无措，赶快去看的，孝宗却 坐着，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这与那些史书所载太祖皇帝年轻时人马都掉落在汴城楼上 一样。

人物评价

总评

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历史评价

宋高宗以对国家大公无私的胸怀，选择了宋太祖的后代立为太子，这样才得到了孝宗的贤才，他英明坚毅，卓然超群，可立为宋室南渡后各位皇帝之首，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孝宗刚登上皇位的时候，决心挥师北伐收复失地，可是在符离不幸偶然失败，再次违逆高宗的命令，不轻易出兵。与此同时，又适逢金世宗即位为金主，金国太平安宁，没有间隙可乘。然而能把对金国的“奏表”改称“书信”，把对金国称臣改为称侄，削减了每年奉送给金国的钱财，确定了与邻国的友好关系，金人轻视宋人的思想，至此也就渐渐不同于以前了。所以金世宗每每告诫大臣们蓄积钱谷，认真加强边防，一定要说“：我担心宋人的和议，最终靠不住。”大概也是害怕孝宗皇帝将有收复国土的作为。上天厌恶南北以兵相交，想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孝宗皇帝用武力恢复故疆的意愿没有达到就终止了。
　　然而自古以来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登上皇位，而能尽宫廷之孝，没有像孝宗皇帝这样的。这期间父子和悦欢喜，同享高寿，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坚持服丧三年，又能够拒绝大臣的请求而努力地身体力行。宋朝皇帝的庙号，像仁宗的“仁”，孝宗的“孝”，都当之无愧。

其他评价

为人节俭

他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史称宋孝宗“性恭俭”，就是恭谨俭约的意思，宋高宗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5]宋孝宗即位之初，就不肯用乐。他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少，常穿旧衣服，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宫中的收入多年都没有动用，以至于内库穿钱币的绳索都腐烂了。宋孝宗认为“我其他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能够节俭。”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风俗。”

有作为的皇帝

宋孝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孝宗不愧是太祖的后人，一反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秦桧为相十余年，将朝中的主战派，迫害，打压殆尽。所以孝宗帅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邹宏渊。手下只有一个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主和派斗争，特别是孝宗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高宗一直健康的活着，一直影响着他。高宗坚决反对主战，甚至对孝宗说，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以孝顺著称的孝宗不可能一点都不听。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孝宗碰上了小尧舜金世宗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内乱。宋和金此时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南宋王朝由破落走向恢复，由消沉走向振兴的时代，他致力于改变南宋以来文恬武嬉、偏安一隅的现状，给岌岌可危的南宋王朝带来了一丝蓬勃希望，不仅使得南宋累积起一定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抵御金朝的侵扰，也为南宋后期的抗蒙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生平

北宋靖康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赵昚出生。

绍兴二年，6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失去生育能力的高宗选中，育于宫中。

绍兴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赵昚被立为皇子，改名玮。二十五日，下诏。二十七日，授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为建王。

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赵昚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老师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被立为皇太子，改名为眘。六月宋高宗以“倦勤”，想多休养为由，传位给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高宗自称太上皇帝。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初，高宗很早就有禅位之意，曾经告诉过赵昚，赵昚流着泪坚决一再推辞，适逢边事爆发没有结果。

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河山的大计。

绍兴三十二年，接受老师史浩的建议，下诏为民族英雄岳飞冤狱昭雪平反，追复岳飞原官，赦还被流放的岳家家属，并逐渐开始为被贬谪和罢免的主战派大臣平反复官。

隆兴元年五月，孝宗任命张浚为北伐主帅，北伐战争拉开序幕, 宋军一月之内恢复灵壁、虹县和宿州, 威慑中原。后来在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攻下，宋军主将不和，军心涣散，撤兵符篱时遭到金兵的追截，损失惨重，只好再次与金国达成和议，改称臣为称侄，增加岁币等，北伐战争就此草草收场。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正月初一，颁布《乾道敕令格式》。

乾道九年宋孝宗于圜丘祭祀，大赦天下，改次年为淳熙元年。

淳熙三年, 孝宗颁诏将现行的救令格式，仿照“ 吏部七司条法总类” ，随事分门，修纂成“ 淳熙条法事类” ，作为大理寺和刑部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

淳熙十三年，临安府罢逐青吏300多人， 两年后又裁汰百司冗官700多人。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恩荫数目，缩减各级官员荫补的数量。

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崩于德寿宫中，孝宗听闻后失声痛哭，两天不能进食，又表示要服丧三年。孝宗为了服丧，让太子赵惇参预政事。

淳熙十六年二月初二禅位于太子，太子即位，是为宋光宗。孝宗自称太上皇，闲居慈福宫，后改名重华殿，上尊号为寿皇圣帝，继续为宋高宗服丧。

绍熙五年五月初二，宋孝宗染疾。六月初九，孝宗在重华殿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十月二十九日，上谥号为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十一月二十八日，暂殡于永阜陵。十二月十八日，在太庙附祭孝宗神主。庆元三年十一月初二，加谥号为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

为政举措

行政

孝宗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孝宗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孝宗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家法”，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执政的关系上，孝宗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参知政事的设立，确实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权的作用，而且宰执间议论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但是,“元丰改制”后，参知政事废而不置,其职事归中书、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成为宰相的属官。南宋建立后,虽复置参知政事一职，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设时相比。

此外，孝宗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岂有未至者乎?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以致在他禅位光宗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通过对孝宗理政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弊。

军事

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5.3万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涪熟军政7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

经济

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11]，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12]，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的事。此前的纸币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以给之；楮未至于轻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轻徭薄赋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福建路兴化军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

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淳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人物成就

平反岳飞

1162年，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隆兴元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淳熙五年，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

隆兴北伐

孝宗即位的次年改元隆兴这年的四月，孝宗授意张浚筹划北伐。五月张浚派遣濠州李显忠渡江出击。先后收复了灵璧，虹县等地，继而又攻陷了宿州。后孝宗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金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亲自率兵来攻，先被李显忠击退，后有调兵前来。但此时的邵宏渊按兵不动，还企图动摇军心，有些参战的将领还带兵临阵脱逃。李显忠孤军奋战，终是难支只好趁着夜色撤离宿州。金军乘势掩杀，宋军大败，死伤不可计数。

北伐失败后，隆兴二年金世宗为了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发兵南下，先后攻占楚州，濠州，滁州等地，并准备渡江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孝宗同意议和，这年十月双方签订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的“隆兴议和”。北伐失败后宋孝宗想要再次北伐。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乾淳之治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此时的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吏治腐败。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高宗朝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绍兴三十二年，高宗让位于赵昚，是为宋孝宗，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

北伐失败后，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这期间经济繁荣，在南宋中期出现的太平盛世。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乾淳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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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昉，生卒年均不详，字方叔。曾任苏州司理。存词二首。

赵与(1242~1303)，字晦叔，号方塘，赵师雍之孙，县城西街人。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任鄂州(今湖北武昌)教授。时元兵压境，士大夫轻视军情，耻言边事。赵对诸生说:"文武之用，不可偏废。韩范二公，不以言武而失文;曹彬、狄青，不以清谈而丧武。文事武备，豫然后立。"咸淳十年(1274)，元丞相伯颜兵占鄂州，赵率领宗族到军门上书，言贾似道误国，极力陈说不嗜杀人以服民心，要求保护宋室诸人。大德七年(1303)正月，卒于大都，终年62岁。家贫无钱归葬，成宗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谥文简，赐五千贯，给舟车还葬黄岩塔山之原。

薛居正（912年—981年7月12日），字子平。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1] 。北宋大臣、史学家。后唐清泰二年（935年）进士。历官后周谏议大夫、刑部郎中、宋初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司空。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因服丹砂而中毒死，享年七十岁。赠太尉、中书令，谥号文惠。咸平二年（999年），配飨太宗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其代表作是《旧五代史》。"生平

薛居正的父亲薛仁谦任后周太子宾客。居正年轻时好学，有远大志向。

934年，参加进士考试未被录取，写了一篇《遣愁文》来自我解嘲，他的文章寓意卓越豪迈，观者认为有公辅大臣的器量。935年，登进士第。
后晋天福年间，华帅刘遂凝召他为从事。刘遂凝之兄刘遂清管理国家财经大事，上奏任命他为盐铁巡官。

944年，改任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领管盐铁，又上奏任他为推官，加任大理司直，升为右拾遗。桑维翰任开封府尹时，又上奏任他为判官。

后汉乾祐初年，史弘肇统率侍卫亲军，威权震动皇上，为人残忍自傲，没有人敢忤逆他的命令。他的部下官吏控告百姓违犯盐禁，论法当死。讼狱将要决断，薛居正怀疑其罪不实，召来这个百姓讯问，原来这个官吏与他有私怨，因此诬告他。逮捕这个官吏来讯问，他供认不讳，被处罚。史弘肇虽然很恼怒，但也不能使他屈服。

951年，迁升为比部员外郎，统领三司推官，不久任知制诰。周太祖征伐兖州，诏令薛居正跟从前往，因为功劳加任都官郎中。

956年，迁左谏议大夫，擢弘文馆学士，判馆事。

959年，使沧州定民租。不久，因为他的才干扬名朝廷，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铨。

北宋初，调任户部侍郎。太祖亲自征讨李筠及李重进，管理留司三司，不久出任许州知州。

962年，为枢密直学士，权知贡举。湖湘刚平定，朝廷任命居正知朗州。正遇逃兵数千人聚结山泽为盗，监军使怀疑城中僧侣一千多人都是同伙，准备全部捕杀。居正用计迟缓捕杀，于是率领军队消灭群寇，擒俘盗贼主帅汪端，讯问他，得知僧侣们并未参预其事，僧侣们得以存活下来。

963年，加兵部侍郎。太祖将要亲自征伐太原，大量发动百姓运送粮草。当时河南府闹饥荒，逃亡者四万家，太祖为此感到忧虑，命居正乘驿马招集百姓，十天后百姓都恢复生业。朝廷命居正以本官参知政事。

967年，加吏部侍郎。

972年，兼淮南、湖南、岭南等道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事，兼判门下侍郎事，监修国史及五代史。

973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同年，薛居正等修《五代史》成。一年后，太祖赐给他器币。

975年，二月，太祖鉴于天下已定，对居正等人说：“年岁丰登，万物丰盛，如果不是上天保佑，哪里能这样。应当共思济物，如果政事有失，应当予以拯救，来实现我的志向。”居正等愈发勤修政事，来符合太祖的意愿。

976年，晋王赵光义即位，薛居正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

981年六月，随从太宗平定晋阳回来后，进官位为司空。由于服丹砂中毒，正在上奏政事时，发觉毒发，于是出了殿堂。到殿门外，喝了一升多水，堂吏把他扶到中书省，已经不能说话，只是指着廊庑间的储水器。身边的人把水取来，不能喝，吐气像烟雾，用车载回家里，随即便去世，享年七十。追赠太尉、中书令，谥号文惠。

薛居正气质容貌伟岸，喝酒喝到几斗还能不醉。秉性孝顺行为善良，居家生活节俭。任宰相时处事宽厚，不喜欢苛察，士大夫对此很为赞许。从参政到任宰相，共十八年，太祖对他的恩宠始终不减。

先前，太祖曾经对居正说：“自古帝王很少能够正己，臣子大多没有远略，虽然身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世，而身陷不义之名，子孙遭殃，因为君臣没能尽行其道啊。我看唐太宗接受大臣谏议，直接指出他的过错而不以为耻。在我看来，不如自己不做错事，使别人没有指责。又观古代的大臣很多不能慎终如始，能够得以保全而且享受厚福的人，是由于忠正啊。”开宝年间，薛居正与沈伦一起任宰相，卢多逊任参知政事。开宝九年冬天，卢多逊也任平章事。到居正死后，沈伦被贬官，卢多逊流放南方，议论的人说薛居正坚守臣道受福，果然符合太祖之言。

999年，薛居正得以配飨太宗庙庭。

1226年，宋理宗赵昀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薛居正位列其中。

家庭成员

薛惟吉，字世康，薛居正养子，官至左领军卫大将军，知延州。

薛安上，薛惟吉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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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諲，字仲思，济州任城人。父宗范，知信州铅山县。诏罢县募民采铜，民散为盗，宗范请复如故。真宗嘉异，擢提点江、浙诸路银铜坑冶，历官九年。諲举进士，至盐铁判官。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秘书监，年六十五。

张忠定(946～1015) 北宋诗人。字复之，号乖崖。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太平兴国五年 (980)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崇阳县。后升迁为枢密直学士,出知益州。咸平元年(998)入朝任给事中,户部使。不久改任御史中丞。二年,以工部侍郎身份知杭州，又知永兴军府。五年,又回益州任职,兼吏部侍郎。最后知陈州。死后追封左仆射,谥忠定,世称忠定公。北宋杨亿编《西□酬唱集》收其诗2首。所作《声赋》1篇，幽深缥缈，而无雕章琢句之态，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四库全书总目》）。张忠定作品今存《乖崖集》12卷,附录1卷。有《续古逸丛书》本。

余玠（？－ 1253年），字义夫，号樵隐，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人，南宋名将。嘉熙年间任知招信军，于汴城、河阴战败蒙古军。淳祐元年（1241年），赴援安丰，败蒙古军，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从淳祐三年到四年，余玠与蒙古军大小36战，战果显著。后又率军北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还击退进扰成都、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宝祐元年（1253年），宋廷听信谗言，召余玠回朝。余玠闻召不安，七月，服毒而卒。余玠死后，宋理宗辍朝，特赠五官。"生平

早期经历

余玠幼时家贫，在白鹿洞书院和太学上舍读书，因与茶馆老人发生口角，不慎失手推茶翁致死，脱身出逃襄淮，作长短句一首，投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赵葵赞其心怀壮志，把他收留在军中任事。不久即以功补进入副尉，又擢升作监主薄。宋端平三年2月，蒙古军侵入蕲、黄、广。余玠应蕲州守臣征召，协助组织军民守城，配合南宋援兵击退蒙古军。宋嘉熙元年10月，余玠在赵葵领导下率部应援安丰军杜皋，击溃蒙古军，使淮右得以保全。次年，朝廷论功行赏，余玠进官三秩，被任命为知招信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

盱眙退敌

宋嘉熙二年9月，蒙古大帅察罕进攻滁州。余玠率精兵应援，大获全胜。宋嘉熙四年9月被提升为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主持濠州以东、淮河南北一带防务。宋淳祐元年秋，蒙古军察罕出兵安徽寿县，余玠率舟师进击察罕军，激战40余天，使蒙古军溃退。凭军功拜大理少卿，升淮东制置副使。

防蜀之战

宋淳祐三年，至宝祐元年，在蒙宋战争中，蜀帅余玠以山城防御抗击蒙古军进攻的作战。

宋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病死，内部纷争汗位，无暇全面部署对南宋大规模战争，南宋王朝得以暂时休整和调整防御部署。宋理宗赵昀命在淮东屡立战功的的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四川防务。余玠赴任后，革除弊政，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军纪、除暴奖贤、广纳贤良、聚小屯为大屯等政策。采纳播州人冉氏兄弟建策，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方略，先后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等10余城，并迁郡治于山城。又调整兵力部署，移金州戍军于大获；移沔州戍军于青居；移兴元戍军于合州，共同防守内水；移利州戍军于云顶，以备外水。诸城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屯兵储粮，训练士卒，经数年建设，逐步建成以重庆为中心，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边防稍安。六年，蒙古分兵四道入蜀，余玠继多次战胜蒙古军进攻之后，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又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宋淳祐十年，余玠调集四川各路精锐，誓师北伐。以一部兵向陇蜀边界出击；自率主力，取金牛道向汉中进发，三战连捷。次年四月，余玠率军号10万进占汉中西之中梁山，潜军烧毁汉中至大散关栈道后，率军围汉中数重，昼夜急攻。蒙古军修复栈道，各路援军会至。余玠久攻不克，兵老师钝，只好撤军。宋淳祐十二年，余玠率军击退进攻嘉定的蒙古军，四川抗蒙形势日益好转。

抗蒙战争

余玠在四川，开屯田以备军粮，整顿财赋，申明赏罚。修筑山城和抗蒙有功将士，都得到奖掖。违法的将官，受到惩处。利州都统制王夔凶残跋扈，号称“王夜叉”，不听余玠调度，到处劫掠。余玠依军法斩王夔。经过余玠的整顿，四川驻军声势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

余玠守蜀有功，宋淳佑八年被任为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仍驻四川。宋淳祐九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宋淳佑十二年，蒙古汪德臣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玠率部将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却设法迫害余玠。

服毒自杀

宋宝祐元年，因与统制姚世安不和，姚世安以宰相谢方叔为援，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宋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听信谗言，召其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同年7月，余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

余玠死后，宋理宗辍朝，特赠五官。次年，朝廷权奸削去余生前职务并迫害家属和亲信。余玠部下王惟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古，处死。

家庭成员

据华埠镇一山《余氏宗谱》载：宋高宗南渡，其先祖椿年举家迁徙至衢之开化，住居金水芳山。庆元戊午年十二月辛未，其母巩氏感异梦而生余玠。

子：余如孙，取“当如孙仲谋”之义，遭论改余师忠，历大理寺丞，为贾似道所杀。

纪念遗址

后世纪念

余玠薨于重庆。其子余如孙奉旨扶公之柩，安葬于溧阳荆山之原。[16] 后来，故乡人民纪念他，为其造衣冠冢，墓址在今太平山风景区横江山下青蒿村余公林。东边是沧浪书院景区，西边是梅川的源头。为了纪念英雄余玠，当时广济县用余姓作为地名，余川，余蒷由此命名。蜀人得知余玠抱恨而死，又兴建“余玠遗爱碑”及“余公祠”。在其故乡修水县，将余玠列为宋元八贤之一，入“八贤祠”。

人物遗迹

2010年5月，南宋抗蒙山城体系缔造者余玠的帅府所在地在重庆渝中区被发现。位于渝中区望龙门街道的巴县衙门，后该地下考古现场开始发掘。该处小地名叫老鼓楼，按照考古学惯例，这个遗址被命名为老鼓楼遗址。至此，抗蒙山城体系已经完全清楚：核心级的指挥部就是如今发现的老鼓楼衙署；次级为钓鱼城、白帝城、泸州神臂城等；三级有南充苦竹隘等；四级如渝北多功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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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珣（1081-1127年），字全美，又字文玉，号欧山，汉族，学籍吉州庐陵，乡籍福建泉州晋江潘湖，欧阳詹之十世孙。他少聪而敏慧，稍长就学于仁颖书院，北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丙戌与本邑储敦叙同登蔡凝榜进士，调崇安尉，有主簿者贫不妄取卒于官，欧阳珣倾囊以赈其行，人皆义之终，丁父忧，珣立于灵堂前，其叶累百，人谓其忠孝两全。"生平

徽宗大观四年，珣率欧阳族人鸩资倡建潘湖仁颖书院，授徙里中，究心学问，博授师友，讲学不倦，被荐政和元年为仁颖书院山长。政和元年受荐诏任河南开封即京都汴州主事，未几晋秘书郎，迁大司成军司录、湖广知州、中书侍郎，将作监丞，尚书右丞兼翰林学士承旨。时值金兵大举南侵，投降派白时中、李邦彦主张割让河北三镇向金求和。欧阳珣与李纲等九名阁臣联名上奏进谏极言说：“宗祖之地，寸土不可与人”。力持主战。翌年，金兵包围京师，北宋皇帝徽宗在汴州再集阁臣商议，欧阳珣反对割地求和，力主与战，与兵部侍郎李纲上书抗金五策，抗言当与力敌。他说：“战败而失疆土，日后要收复理直；不战而割让疆土，日后要收复理屈”。北宋重和元年正月，欧阳珣在李纲等九名群臣引荐下入阁拜为观文殿大学士。

誓死抗金 以身殉国

丞相欧阳珣至临阵到汴州城下指挥，率武安军夜袭金营，金军统帅完颜宗望大怒，起兵进犯宋军。丞相欧阳珣辅政年余，不久遭到李祈彦、张邦昌等投降派的排挤，与李纲等主张抗金派一同遭贬，被降为监丞衔，时宰怒，欲杀欧阳珣，乃遣其奉使割深州与金。翌年，金兵南下围攻汴京，索河北三镇割地与金。作为议和条件，割深州与金，懦弱钦宗答应了。遂派欧阳珣等同为人质，抵达汴京城下。欧阳珣见北宋江山将沦陷与金，便放声恸哭，勉谓城上守卫军民，严防死守，忠义报国。不久河南开封城外围失守，京城很快就被金兵攻陷，欧阳珣与钦宗被俘押送到燕京。次年四月，金诱欧阳珣充当叛国为相，视死如归拒不接授。最后被金兵执送燕京而焚死，抗金忠烈欧阳珣尽忠报国，终以身殉职，卒年四十有六。

气吞山河 名垂青史

欧阳珣虽为相年余，但他的精神乃永垂青史，他写的《咏潘湖故园》一诗充分表达了他抗金救国、为国为民、忠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一生、奋斗的一生：“节义重狮山，潘湖洁吾心，遥遥梦国安，气壮山河清。”所著有《欧阳大学士文集》《潘湖诗话集》十卷惜年代久远多已佚失。宋宣和元年，赐谥号为“文节”，其欧阳丞相墓在潘湖欧湖口，其子四：欧阳规、欧阳陶、欧阳岩、欧阳敦迁江西吉州庐陵。丞相花园在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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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寿，全名为“蒲寿宬”，宋末元初诗人，擅长写词。代表作品有《满江红（登楼偶作）》、《渔父词/渔父》十三首。蒲寿宬乃元代西域人华化之先导。“宬”字本应为（上山下成），字库无，有的省略为“蒲寿”。

王庭珪（1079～1171）字民瞻，自号泸溪老人、泸溪真逸，吉州安福（今属江西）人。性伉厉，为诗雄浑。乾道八年（1172）病逝，终年92岁，去世后葬于安福县山庄乡下沙村长甫村后山腰，胡铨撰写墓志铭碑。王庭珪是两宋之交的重要诗人。他个性刚直，辞官归隐，曾因诗送胡铨而被贬辰州。靖康之变而后他表现出对国家忧患和民生疾苦的极大关注，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诗文词创作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赵抃（biàn）（1008年—1084年）， 字阅道，号知非，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信安街道沙湾村）人。北宋名臣。元丰七年（1084年），赵抃逝世，年七十七，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赵抃在朝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平时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长厚清修，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著有《赵清献公集》。"生平

早年经历

赵抃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年少时成为孤儿，且生活贫苦，由长兄赵振抚养。赵抃潜心致志、努力学习，景祐元年，赵抃中乙科进士。

进士及第后，赵抃任武安军节度推官。当时有人在大赦前伪造公章，在大赦后使用，执法人员认为他该死，赵抃说：“大赦前没有使用，大赦后没有制造，不该死。”终使罪犯免于一死。

其后历任崇安、海陵、江原三县知县，并任泗州通判。濠州知州不按规定给士卒发放衣食等物，兵士扬言要兵变。知州害怕，太阳还未下山就紧闭城门不办公。转运使函令赵抃代他处理此事。赵抃到濠州后，像平时一样从容办公，成功安定濠州。

声震京师

翰林学士曾公亮不认识赵抃，却举荐他为殿中侍御史。赵抃在任上弹劾不避权贵佞幸，美誉雀起，京师称之为“铁面御史”。他极力要求朝廷区分君子、小人，认为：“小人虽然过失小，也应努力清除；君子不幸犯了过失，却应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行。”

皇祐六年，宋仁宗张贵妃病逝，刘沆以参知政事职监办丧事，等到他为相后，仍兼监护丧事。赵抃认为这种一身多任有碍政体，又说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错失又多；宣徽使王拱辰与手下人都颇有不法行为；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遭弹劾众人都被罢免。

吴充、鞠真卿、刁约因制裁礼仪院吏佐，马遵、吕景初、吴中复因为议论宰相梁适，相继被贬外出。赵抃为他们辩护，使得他们都被召回。吕溱、蔡襄、吴奎、韩绛出任地方官后，欧阳修、贾黯又请求出任郡官。赵抃向仁宗说：“最近品行端正之士纷纷出走，皇上身边的贤才如欧阳修这样的已没有几个。现在想到地方上去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不事权贵。真令众臣伤心啊。”仁宗于是留用欧阳修、贾黯。

出使蜀州

赵抃后请求调任睦州知州，又改任梓州路转运使，又改任益州转运使。蜀地地远民穷，官吏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州郡公然互相行贿。赵抃以身作则，蜀地风气为之一变。穷城小镇，百姓有的一生没见过朝廷命官，而赵抃的足迹无所不至，父老乡亲大感欣慰，奸猾的官吏不得不悚惧服从。

上言政事

后获召入京，任右司谏。内侍邓保信勾引退兵董吉在宫中炼丹，赵抃将其比之为于西汉的文成、五利，唐代的郑注等妖道，极力指斥其过失。

陈升之任枢密副使，赵抃与谏官唐介、吕诲、范师道共同揭露陈升之奸邪，认为他勾结宦官，不是通过正常渠道升迁。上书二十多次，陈升之因而被罢免，赵抃同弹劾者也一道被撤职，外出任虔州知州。虔州一向难治，赵抃为政严厉而不苛刻，将政令下达给各县令，层层监督，人自为治。各县令都愿意尽其力，监狱为之一空。岭外官员去世后，多半无法归葬，赵抃造船百只，告诫各郡说：“官宦人家有无法回家的，我都帮助。”于是来求助的人接踵而至，赵抃都给他们船只、盘缠。

后来，赵抃回京任侍御史知杂事，又改任度支副使，升任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当时前任宰相贾昌朝出判大名府，赵抃要检察府库，贾昌朝派人来劝告说：“以前的监司是从不检察我的库藏的。没有先例怎么办？”赵抃说：“魏郡不查，其他郡就不会服气。”便坚持检查，贾昌朝非常不高兴。当时，官吏因不能按期招募够义勇乡兵而受罚的已达八百余人，赵抃奉诏督责此事，回报仁宗说：“河朔地区由于连年丰收，所以乡民应募的少，请从宽处理那些官吏，等农闲时再说。”仁宗允准。受罚者被平反，义勇也招募足够。贾昌朝才羞愧地对赵抃心悦诚服。

中和之政

赵抃又任龙图阁学士、成都府知府，为政以宽。他从前出使蜀州时，对聚众搞迷信活动的治以严刑峻法。这次重来，又有人犯同样的罪，都认为在劫难逃。赵抃看罪犯没有其他劣行，就说“：这仅仅是骗酒食的小过失。”只处罚首恶，将其他人释放，蜀人大为高兴。正值荣諲任转运使，英宗对荣諲说：“赵抃治理成都，行的是中和之政。”

力反变法

宋神宗即位后，召赵抃知谏院。按照旧例，近臣从成都回来就会担负重任，必然去省府任职，不当谏官。众臣大惑不解，神宗说：“朕是想发挥他仗义直言的优点，将采纳他的主张，不是小看他。”赵抃谢恩时，神宗说：“听说你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政策宽松平和，也能任谏官吗？”不久，升任参知政事。赵抃感念神宗知遇之恩，朝政有不妥之处，他总是密启上奏，神宗也常亲笔回书予以褒奖。

王安石主政后，赵抃屡屡反对他的变法主张。韩琦也上书反映青苗法对民间的危害。神宗同宰执商量后，停止青苗法。王安石正在家休假，想辞官。赵抃说：“新法都是王安石创立，不如等他假满归来再说。”王安石回来后，推行新法更坚决。赵抃非常悔恨帮他，向神宗说：“制置条例司设使者四十余人，扰乱天下。王安石善于诡辩，刚愎自用，诋毁天下公论为庸俗，违背众议，欺瞒民众，文过饰非。近来谏官们多因说话无人听而辞职，司马光受聘枢密，不肯赴任。而且事有轻重，体有大小，一时的财富利润是轻，人心的得失才是重；青苗使者的去取荣辱是小，左右大臣的取舍为大。现在因小失大，去重取轻，臣担心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啊！”

奏章上呈神宗后，赵抃恳请辞官，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杭州知州，又改任青州知州。当时京东旱灾、蝗灾，青州麦多，蝗虫飞到青州边境，遇狂风阻遏，都落水被淹死。

再守成都

成都因为戍卒困扰，赵抃以资政殿大学士之职再任成都知府。神宗召见时慰劳说：“还没有过从朝廷下到成都去的先例，你能为了朕破一次例吗？”赵抃回答说：“陛下的话就是法律，何必管例不例呢？”因而请求神宗允许他相机行事。

赵抃到成都后，政令相较上次更宽简。有个卒长站在堂下，赵抃喊他说：“我同你年岁相当，我单身匹马入蜀，为天子镇抚一方。你也应清廉谨慎威严地统率士卒，等戍期满，分得些余财回家，替妻儿考虑，岂不好？”人们欣喜地奔走相告，不敢再为恶，蜀郡一片升平景象。剑州有人伪造和尚的度牒，被告企图谋反，赵抃不将案件交给司法人员，而由自己判断，皆从轻处理。诽谤者诬告赵抃纵容叛党，朝廷取来审案记录一看，认为赵抃的判决都符合法律。茂州少数民族在边境抢掠后，害怕官府讨伐，请求投降，就绑了一个奴隶，想杀死后取血为盟。赵抃让他们改用牲口，放了奴隶，大家都欣然听令。

遍游名山

赵抃其后请求辞职回乡，改任越州知州。吴越地区闹饥荒，人口死亡过半。赵抃奋力救荒，治病救人，掩埋死者，使生者得以保全。让老百姓修城，以使他们得到糊口钱。又调任杭州知州，以太子少保之职致仕，其子赵屼被授为提举两浙常平仓，以便就近照顾赵抃的晚年。赵屼带赵抃遍游江南名山大川，吴人都感到自豪。

元丰七年，赵抃逝世，享年七十七岁。神宗闻讯后，为其辍朝一日，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十二月，赵抃葬于西安莲花山。

主要成就

为政

由于面颜黑，人称“铁面御史”。与当时的包拯齐名，其实戏曲中的包拯形象正是赵忭。英宗治平初任成都府知府，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相随，在职时，一清如水。他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就高兴地弹琴取乐。他养了一只鹤，时常用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其后人以此作为堂号名为琴鹤堂，以示纪念。此堂号赵姓后人主要分布在浙江，湖南等省。

文学

赵抃擅豪翰，笔迹劲丽。著有《赵清献公集》。

书法

赵抃工诗善书，和他同时代的苏辙就曾称颂他：“诗清新律切，笔迹劲丽，萧然如其为人。”他的作品之《致知府阁下尺牍》用笔端正严谨，点画润泽，取法北宋初期书坛所流行的颜体，偏向“丽”的书风。另一作品《致知郡公明大夫尺牍》却结字则较宽散，用笔也朴质得多。细韧的笔画加上倾侧的字态，显得清劲而古雅，可说是偏向“劲”的书风。

人物评价

赵抃忠厚淳朴，善良温和，喜怒不形于色。平生不治家产，不养歌伎，帮兄弟之女十余人、其他孤女二十余人办嫁妆，其他抚恤孤寡贫寒之事，不可胜数。白天所做之事，晚上必然服饰庄重地烧香，告诉上天，凡是不能对天说的事就不做。从政时，因地制宜，不同情况不同政策，在虔州和成都的政绩，尤其为世人称道。神宗以后每次训导这二郡的继任，都要把赵抃作为楷模。总之，以增加人民财富为根本。晚年修行炼道，颇有心得，临死与其子赵屼诀别时，说话仍有条有理，安然去世。宰相韩琦曾称赵抃说：“赵抃真是世人表率，我也赶不上。”

轶事典故

赵四郎

赵抃致仕回到三衢后，与乡民往来不管官位和容貌，将所居之处取名为“高斋”，曾作诗道：“腰佩黄金巳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时人要识高斋老，只是阿村赵四郎。”

琴鹤随身

赵抃任成都转运使，到官时随身只带一琴一鹤。见宋沈括 《梦溪笔谈·人事一》、《宋史·赵抃传》。后来称人为官清廉，常用此语。按：宋赵善璙《自警篇·嗜好》称抃赴官携一琴一鹤，朱长文《琴史》卷五及叶梦得《石林诗话》则以琴鹤龟三事并言。《宋史·赵抃书》原话为：“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 在四川崇州后人为纪念赵忭与陆游在罨画池旁修一庙宇称赵陆公祠，后改称“二贤祠”。其后人为纪念此事以此为堂号曰琴鹤堂。

解救无辜

赵抃巡察青州时，经常想：有一人下狱就有十人因而耽误工作；那些受牵连波及的，更是无辜；而且监狱中，夏天有湿气、传染病，冬天有冻伤、脚气病；有的人因为一点小罪，长年受到拘禁；有人因为一点牵连，几乎丧命；狱卒、囚长的勒索凌辱，更令人痛恨。他令人常常回派人去查阅各地监狱的记录，以囚犯数目的多少，来推断定官吏的贤明与否。这样的办法实行一年以后，郡、州、县各级官吏都不敢随意羁押人了。邵雍每每称赞这件善政。

后世纪念

赵抃祠

赵抃祠位于浙江衢州市区钟楼底，占地447平方米，为衢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宋咸淳四年。郡守陈蒙清于朝而立，位于赵抃故里“孝悌里”，今衢州沙湾书院村。

明弘治十二年始，每春秋仲月知县率僚具常服随府行礼。嘉靖十三年秋，郡守郑柏兴筑清献祠于城南，时以遇风雨不便，迁元妙观右官地数亩作赵公祠，作堂三楹、退堂三楹、门一楹、周围筑墙。万历十三年间，郡守廖希元复移址于浮石门内的祥符寺，将原刘都宪羽泉之祠转他处，改建为赵公祠；其间康熙、同治年代数次修葺，最后一次修建于民国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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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克己（1196～1254）金代文学家。字复之，号遁庵，别号菊庄。绛州稷山（今山西稷山）人。早年与弟成己并负才名，赵秉文目之为“二妙”，大书“双飞”二字名其居里。哀宗时与其弟段成己先后中进士，但入仕无门，在山村过着闲居生活。金亡，避乱龙门山中（今山西河津黄河边），时人赞为“儒林标榜”。蒙古汗国时期，与友人遨游山水，结社赋诗，自得其乐。元宪宗四年卒，年五十九。工于词曲，有《遁斋乐府》。

道潜（1043—1106）北宋诗僧。本姓何，字参寥，赐号妙总大师。於潜（今属浙江临安）浮村人。自幼出家。与苏轼诸人交好，轼谪居黄州时，他曾专程前去探望。元祐中，住杭州智果禅院。因写诗语涉讥刺，被勒令还俗。后得昭雪，复削发为僧。著有《参寥子集》。"诗作轶事

苏轼在彭城时，道潜从杭州特地去拜访他。在酒席上，苏轼想跟道潜开开玩笑，就叫一个妓女去向他讨诗。道潜当时口占一诗说：“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风上下狂？”

苏东坡见之大喜：“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

生平

道潜，幼不茹荤，以童子诵《法华经》，剃度为僧。内外典无所不读，能文章，尤喜诗。初与秦观友好，苏轼为杭州地方官时，道潜居住在智果精舍中。遇到苏轼，在坐赋诗，挥笔而就。苏轼甚爱之，认为他的诗句清绝，与林逋不相上下。此后二人交往甚笃，唱和往还，结为忘形之交。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道潜本名昙潜，苏轼改为今名。苏轼遭贬谪居黄州后，道潜不远千里相从，居留一年多时间，后复回於潜西菩山中。到苏轼贬居海南，道潜打算渡海相随，苏轼写诗劝阻。由于他和苏轼的关系，道潜也受牵连而治罪还俗，谪居兖州，建中靖国初年，方受诏复还，仍削发为僧。崇宁三年赐号妙总大师。崇宁末年归老于江湖。

文学创作

道潜是北宋著名的诗僧，在诗坛享有盛名。苏轼说他“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陈师道曾誉之为“释门之表，士林之秀，而诗苑之英也”。

道潜的诗《次韵黄子理宣德田居四时》等效仿陶渊明，其寂静恬淡处又酷似储光羲。如《秋江》中的“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苏轼极赞其《临平道中》，并称《东园》诗中“隔林仿佛闻机杼”句为“此吾师七字师号。”道潜写景咏物之作有的体察入微，如“细宜池上见，清爱竹边闻”，又如“风蝉故故频移树，山月时时自近人”之二）；也有粗笔勾画的，如“一霎催花骤雨来，集芳堂下锦千堆。浪红狂紫浑争发，不待商量细细开”（《维王府园与王元规承事同赋二首》之一）。还有语义精练而含蓄的，如《湖上二首》。足见其风格多样，工拙不一。《藏海诗话》说他：“此老风流蕴藉，诸诗僧皆不及。”方回更说：“参寥诗句句平雅有味。”

道潜作品有《参寥子集》12卷。有《武林往哲遗著后编》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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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舟（1034——1112），北宋文人，字公济，晚年号云溪翁，婺源武口（今江西婺源）人。皇祐五年进士。熙宁中，知舒城县。元祐间，知南剑州（《嘉靖延平府志》卷九）。历知建、虔二州。擢京东路转运判官，徙河东、河北、江西，后官终夔州路提点刑狱。致仕归，政和二年卒，年七十九。汝舟号循吏，所至皆有治绩，又喜读书，手校书万馀卷。著有《云溪文集》一百卷，今已佚（《弘治徽州府志》卷六）。《全宋诗》卷七四七录其诗八首。《全宋文》卷一八三○收其文三篇。事迹见《新安志》卷七、《宋史翼》卷二○。

韩缜（1019～1097）字玉汝，原籍灵寿（今属河北）人，徙雍丘（今河南杞县）。韩绛、韩维之弟。庆历二年进士。英宗时任淮南转运使，神宗时自龙图阁直学士进知枢密院事。曾出使西夏。哲宗立，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罢知颍昌府。绍圣四年卒，年七十九，谥庄敏，封崇国公。《宋史》、《东都事略》有传。《全宋词》录其词一首。

词人袁正真，本为南宋宫女。1276年，元军破临安，谢太后乞降。不久帝后三宫三千多人迁北上元都。当时身为琴师的词人汪元真三次上书，求为道士而返回江南。在其辞别元都将要南行之际，南宋旧宫人为之贱行，并赋诗相送。袁正真《宋旧宫人诗词》这首词即作于此时。

金德淑，宋旧宫人。至北后适章丘李生。存词一首。

吴大有，（约公元1279年前后在世）字有大，一字勉道，号松壑，嵊县（今属浙江）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末前后在世。宝佑间，（公元一二五六年左右）游太学，率诸生上书言贾似道奸状，不报。遂退处林泉，与林昉、仇远、白珽等七人，以诗酒相娱。元除，辟为国子检阅，不赴。大有著有松下偶抄，千古功名镜及雪后清者，归来幽庄等集传与世。词存一首，载《绝妙好词》卷六。

许棐fěi（？～1249）字忱夫，一字枕父，号梅屋。海盐人（今属浙江）。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宝庆初前后在世。嘉熙中（公元1239年左右）隐于秦溪，筑小庄于溪北，植梅于屋之四檐，号曰梅屋。四壁储书数千卷，中悬白居易、苏轼二像事之。"文学创作

许棐著作颇多，有《梅屋诗稿》一卷，《融春小缀》一卷，《梅屋三藁》一卷，《梅屋四藁》一卷，《杂著》一卷，《樵谈》一卷，《献丑集》一卷，《四库总目提要》谓其诗“沾染于江湖末派”，大抵以赵紫芝等为矩矱，以高翥等为羽翼，以书贾陈起为声气之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然其咏歌闲适，模写山林，时亦有新语可观”。"

何大圭，字晋之，安徽广德人，南宋初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年仅十八岁。宣和元年（1119），太学录，六年（1124），秘书省正字。迁秘书省著作郎。建炎四年（1130），为滕康、刘珏属官，坐失洪州除名岭南编管。绍兴五年（1135），放逐便。二十年（1150），左朝请郎、直秘阁。二十七年（1157），主管州崇道观，旋落职。隆兴元年（1163），由浙西安抚司参议官主管台州崇道观。"介绍

何大圭是南宋初期词人，早著文名，洪迈《容斋随笔》说 ：“张文潜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谒之。凡三日，见其吟哦老杜《玉华宫》诗不绝口。”他与著名词人张元干、诗人吕本中等有交游唱和，工诗词。他的小重山词,极为临邛高耻庵所赞许。他与“南宋四名臣”之一的李纲关系尤为密切，靖康中李纲兵援太原，大圭为其幕官参与抗战。晚年居福州。"

赵崇，约公元一二四o年前后在世（一作崇皤，亦作崇嶓）字汉宗，南丰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嘉熙末前后在世。嘉定十六年（公元一二二三年）进士，授石城令。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福建浦城（今浦城县晋阳镇人）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姓真。生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于未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真德秀是南宋后期与魏了翁齐名的一位著名理学家，也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他同魏了翁二人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理学思想

真德秀的理学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他对朱熹极为推崇，尊之为“百代宗师”，并自谓对朱学“尝私涉而有所得”。朱熹在儒学中能够占居那样崇高的地位，除了其自身对儒学巨大贡献之外，也与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的宣扬分不开。作为朱熹之后学，真德秀的主要任务在于振兴和发扬理学，在学术贡献上重在阐发运用，但缺乏建树。全祖望说：“魏鹤山、真西山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尽管如此，真德秀的学术思想仍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积极鼓吹理学，关于理学方面的著述也很丰富，除《西山真文忠公文集》所收之外，其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读书记》中。这部著作“以六经、《语》、《孟》之言为主”，分甲记、乙记、丙记、丁记四个部份，“甲记曰性命道德之理，学问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记曰人君为治之本，人臣辅治之法，凡一十有二卷；丙记日经邦立国之制，临政治人之方。……丁记曰语默出处之道，辞岁取舍之宜。”真德秀把这部书视为人君治国的理论依据，他十分自信地说：“如有用我，执此以往”，又曰：“他日得达乙览，死无憾矣。”《读书记·乙记》，上编是《大学衍义》，他在朝作缠经待读的时候，特将《大学行义》进呈理宗皇帝，并逐章逐句向理宗进行了讲解和发挥。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去指导最高统治者用理学思想治理国家。他在《大学行义自序》中说：

臣始读《大学》之书，见其自格物致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后有伦。益尝抚卷三叹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即又参观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达之天下者，然后知此书之陈，实百圣传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学失传，其书虽存，概以传记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道亦不以望其君。独唐韩愈、李翱尝举其说……盖自秦汉以后，尊信此书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为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抵也，况其他乎？臣尝妄谓《大学》一书，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

这里《大学行义》于皇帝，其大旨在于正君心、振纲纪，明治道，肃宫闱、抑权幸。在真德秀的诱导下，感动了理宗皇帝，此书深为理宗所称赞，说《行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大学衍义》也为后世帝王所重视，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明太祖“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举《大学行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壁。真德秀的理学思想虽然十分丰富，但他上继程朱，不越其轨。

“德性天与”和“顺天应人”思想

真德秀认为，人与动物不同，其形体和秉性都是天地之所赋，但人之所以为人，其与禽兽之根本区别，在于他们不但在形体上有别于禽兽，更具有仁、义、礼、智的特性。

真德秀的天命思想中，虽然认为“天”能主宰万物，能为赏罚予夺，主要不是因为“天”是人格之神，而是认为“天”本身蕴含着秩序万物的“理”，这个“理”能够发挥出人格神的作用：“福善祸淫，不少差忒”，就是说，它能够报善以福，报淫以祸，在真德秀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就是“天理”所在。他将程朱的理学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结合在一起，把理学涂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这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从理论思维上看，却是一种倒退。

“即器求理”与“持敬”相结合的涵养论

程朱理学历来强调把认识论同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真德秀根据这种“穷理持敬”的思想，主张”穷理”与“持敬”相辅而行。他说：“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坛，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地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

人亦是物，求人理要从人本身的“良知”出发，结合对“洒扫应对”等人伦日用等事物的推究，就可以达到对“义理”的本质性认识，用以扩充心中之理，这就使“本然之知”升华到义理之极至了。由此可见，所谓“就事物上推求义理之极至并非是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而是要上人把封建伦理关系的理在认识论上从一般的人伦日用上升到“理”的高度，上升到一定而不可易和只能遵循而不可违反的“天理”的高度。

如何才能使“本然之知”上升为义理之知的高度？真德秀提出了“穷理”与“持敬”相辅而行的主张。何谓“持敬”？按真德秀的说法，敬就是外表端庄，整齐严肃，内心敬一，无二无杂，使外表的端庄严肃同内心的专一无杂相互交正。他说：“端庄主容貌而言，敬一主心而言，盖表里交正之义，合而言之，则敬而已矣。”

真德秀的“穷理持敬”思想是对二程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二程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认识论同道德论的统一性，强调把二者相结合、相辅而行。在理学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主义意识的知行统一观。

“神者气之伸，鬼者气之屈”的泛神论思想

儒家学者历来有“神通设教”思想，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是对鬼神之有无持存疑态度。在多数人相信但又没得到科学的确凿证实之前，采用这种态度对待鬼神，也是可以的。《易传·系辞》）谓“阴阳不测谓之神”，认为事物之变化是阴阳二气的神妙作用。人们对那些不能认识（不测）的阴阳变化就称之为“神”。“神”是神妙莫测的意思。比如对人的精神现象古人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一般认为那是精气使然，人死后，精气散了，又归回到大气之中去了。张载道：“鬼神，二气之良能也。”真德秀说：“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可测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显然示人也），人之神曰鬼（鬼谓气之己屈者也）。”这种解释已接近于朴素唯物论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指出：“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则神者气之伸（发出），鬼者气之屈。……神者伸也，鬼者归也。且以人之身论之，生则日人，死者日鬼……自其生而言之，则自幼而壮，此气之伸也；自壮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则鬼游魂降，寂无形兆，此气之屈也。及子孙享把以诚感之，则又能来格，此又屈而伸也。”这就道出了他的神道设教的思想。

真德秀用精气说来论证了他的形神观。他说：“《易·系辞》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人之生也，精与气合而已。精者血之类，滋养一身者，故属阴。气是能知觉运动者，故属阳，二者合而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聪者，即精之为也，此之谓魄气充乎体。凡人心之能思虑，有知识，身之能举动，与夫勇决敢为者即气之所为也，此之谓魄。……魂魄合则生，离则死。”用这种观点解释人之形神关系，其理论远不及范缜之精确，但它已与彻底的有神论产生了离异的倾向。

生平

真德秀（1178年10月27日——1235年5月28日），字景元，后改景希。宋淳熙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浦城仙阳的一个贫寒之家。自幼聪颖，4岁开始读书，即能一过成诵。德秀从小爱好学习，在学习中勤奋过人。据其学生刘某在他死后所写的《行状》记载：“入小学夜归，尝置书枕旁”，深夜还在蚊帐中看书，以至蚊帐被蜡烛薰成黑色。当其他儿童玩水游戏之时，德秀就把这些儿童的书取来阅读熟了。真德秀15岁时丧父，其母亲吴夫人在穷困中操劳家计，供他学习，抚养其成长，使他获得了专心学习的机会。由于他勤奋努力，学业上进步很快，在18岁时便考上了举人，19岁时即来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和魏了翁同榜考中进士，授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判官。再试，中博学宏词科，被闽帅萧逵聘为幕僚，协助萧逵办理政务，旋召为太学正，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升为博士官。

自从政之后，真德秀胸怀忧国忧民之志，竭诚于职守，希望能够使处于内外交困的宋王朝振作起来，以摆脱危机。他是当时腐败政权中少数头脑清醒的大臣之一。真德秀的治国方案主要是用理学思想为指导来正君心，眼民心。在对待北方金人的侵略上，他一方面反对纳贡称臣，一方面又主张不急于征讨，而应该首先巩固内部，实行自治自守的政策。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宋小朝廷确实已面临日暮途穷的处境，根本谈不上恢复故疆。他鉴于韩胄贸然出兵北伐惨败的教训，主张清除腐败，严肃政纪，收服民心，这对当时处于危势的宋王朝来说，不失其为正确的决策。他看到当时南宋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了，于嘉定元年，首次入对，向理宗进言说：

“权臣开边，南北涂炭，今兹继好，岂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岁币数，而吾亦日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日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币，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馒我乎？抑善谋国者不观敌情，观吾政事。今号为更化，而无以使敌情之畏服，正恐彼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一旦挑争端而吾无以应，此有识所为寒心。”

提醒最高统治者不要安于暂时的和平，应该看到其中隐藏的祸患和危险性，所以应该提高警惕思图振救之法。按照真德秀的意见，其振救祸患之法就是崇尚理学，奉行正道，褒崇名节，以明示好尚。因此他还对理宗说：“自知不为清议所贷，至诚忧国之士则名以好异，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论不闻；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真德秀认为，制造“庆元党禁”，禁止理学，迫害理学人士，使正道不行。他趁理宗有改弦更张之意的时候，劝其重兴理学，以正人心、定国是，转移风气、矫正士习。他和魏了霸一样，认为当时解决政治混乱的根本方法就是推尊理学。

嘉定三年（1210年）真德秀在入对中又向理宗提出两条建议：其一：“开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长之渐”。这是要求最高统治者广开言路，倾听更多人的意见，制止邪说歪道，以抑制小人之势；其二：“选良牧，励战士，以扼群盗声张之锐。”这是为了防备内乱，加强统治。他认为从当时的内外形势看，南宋王朝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稳定国内政治局势。真德秀特别强调“公议”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他说：

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万世由一日者，公议是也。自昔虽甚无道之世，能使公议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用事，能颠倒是非于一时，终不免为世大戮，何者？公议，天道也，犯之，则违天矣。故善为国者，畏公议如畏天。则天佐之，人助之。”

这些话也是对皇帝讲的，要求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言论公开。他把“公议”提到“天理”的高度，企图得到皇帝的重视。既然“天理”是永远不可泯灭的，那么，作为“天理”之表现的“公议”，也是万世如一日，不可泯灭的。其不可泯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公议”存于人心，尽管有权势的人可以暂时颠倒是非，然而最终为世人所不容。真德秀认为，“公议”，就是“天道”。顺应天道，则人佐之，天助之。这种天人一体的思想显然是儒家的顺天应人思想的表现。

真德秀于宁宗在位的后期，忧患于国事，屡屡进言，数年之间，“论奏恳恳，无虑数千万言”，其中许多意见十分中肯，因而受到了宁宗的尊重，可又引起了当时身居高位的权相史弥远的忌恨，原来自韩胄失败后，大权落到主和派史弥远之手，他结党营私，重用小人，排除异己，真德秀对其所作所为十分憎恶，由于这些原因，史弥远对他更为不满。另一方面，由于真德秀的奏议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些正直的士大夫之心声，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甚至将他的论奏抄录出去，进行传播和诵咏，这就使他成为名重一时的政论家。这时史弥远又想笼络他，使之为己所用，而真德秀却不与之合作，主动请求到地方上去任职。

救荒惩贪。嘉定六年（1213年）十一月，真德秀受职为秘阁修撰，实授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当时江南东路遭受了严重的旱蝗灾害，其中尤以广德、太平两军州最为严重，他到任后，首先是去赈灾，分别派遣官员到管区其他州县办理荒政，他亲自到最严重的广德、太平，协同当地官员到民间察看灾情，并授予当地长官开仓救灾的权力，从而使灾民得到了及时解救。当他把救灾工作办完，离开广德时，当地有百姓数千人相送，至郊外，有人指着道旁的许多坟墓哭泣着告诉他说：“此皆往岁饿死者。微公，我辈已相随入此矣。”。接着，他又下令废除了太平州私自创设的大斛，减轻了官府和地主对农民的超额剥削。在任期间，真德秀还弹劾了新徽州的贪官知州林琰和宁国知府张忠恕贪污赈济米的罪行。自此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更为提高。原来那些讥笑他为迂儒的言论，顿时烟消云散。

整顿泉州漕政。嘉定十二年（1219年），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出知泉州，当时泉州本来是中国同西方商人通航的一个大港口，在南宋中期，是全国最繁荣的海外贸易中心，每年有大量的阿拉伯等地外商来这里进行商业活动。但是，到南宋后期，由于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吏对外商进行繁重的敲诈勒索，一时冷落下来，每年来此贸易的外国商船减少到只有三、四艘。真德秀到任后，实行了优惠政策，减免了许多不合理的征税，很快就使来此从事商贸活动的外国船复增加到36艘，不但繁荣了商业，而且增加了税收。在泉州期间，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富豪大家对人民的危害，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在边防工作上，他还镇压了海寇，整顿和加强了海防。

实施惠政。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以宝漠阁待制的官析出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到任之后，立即着手整顿政风、土风，他以“廉仁公勤”四个字勉励僚属，用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栻之学术勉励读书人。在任期间对百姓实施惠政，首先废除了榷酤制度，免征了苛重的酒税，其次是停止加收斛面米，同时还免去了和来制度，废除了对农民的额外剥削，减轻了他们的一些负担。对生活上严重困难的农民，给予了适当的救济。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仿照朱熹当年创立义仓的办法，立惠民仓五万石，在青黄不接时，以平价卖给缺乏粮食的百姓，他又在辖区内十二个县普遍设立新仓，使之遍及乡落，以救饥民之急，此外又专门设立了慈幼仓，储备粮食，专门用来赈济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儿童。以上措施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那些处于饥寒交迫的穷苦人民还是起到了点解救作用。在潭州期间，他的另一重要任务仍然是加强政治统治，镇压人民反抗，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些实际的事情。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真德秀所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无疑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其根本目的仍在于巩固封建地主政权的统治，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真德秀在理宗时期再度历知泉州、福州，皆有政绩，后召为户部尚书，再改翰林学士、最后拜参知政事，1235年5月30日卒，因其晚年曾在其家乡的莫西山读书和从事著述，故人称西山先生。其著作甚多，主要有《西山文集》、《读书记》、《四书集编》和《大学衍义》等。

评价

宋明理学在南来后期的思想统治地位之确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理学本身全面发展达到成熟阶段的必然结果。当时一批著名的理学家如胡宏、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洲等人在思想界享有极高的声望，特别是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经过其后学的宣扬，形成了为其他学说不可取代的大思潮。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经过一些波折，甚至曾一度受到禁锢和压抑，后来仍然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

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在理学处于低潮时期站出来为之树立了崇高的地位。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事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魏、真二人在当时不仅具有高度的理学素养，而且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望，加之他们“志同气合”（魏了翁语）慨然以斯文为任。魏了翁多次向皇帝上书，力陈推尊理学之必要，真德秀以经筵侍读的身份，不遗余力地给皇帝灌输理学思想，深得理宗的信任。终于使理学正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褒扬和肯定。黄百家说：“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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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秀州人，太学生。「妻」孙氏，存词一首。

许古（1157-1230）金代文学家。字道真，河间（今属河北）人，明昌五年（1194）进士。宣宗朝自左拾遗拜临察御史，以直言极谏得罪，两度削秩。哀宗立，召为补阙，迁右司谏。致仕，居伊阳（今河南嵩县）。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

文及翁（生卒年不详）字时学，号本心，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徙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宝祐元年（1253）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为昭庆军节度使掌书记。景定三年（1262），以太学录召试馆职，言公田事，有名朝野。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秘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咸淳元年（1265）六月，出知漳州。四年，以国子司业，为礼部郎官兼学士院权直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年末，以直华文阁知袁州。德祐初，官至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元兵将至，弃官遁去。入元，累征不起。有文集二十卷。不传。《全宋词》据《钱塘遗事》卷一辑其词一首。

潘希白，字怀古，号渔庄，永嘉人（今浙江湖州人）。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中进士。存词1首。

朱晞颜(1132～1200年)，字子渊、子囝，休宁(今属安徽)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曾知靖州永平县，政绩颇好，当地为他立了生祠。隆兴元年调当阳尉。历知永平、广济县，通判阆州，知兴国军、吉州，广南西路、京西路转运判官。光宗绍熙四年，除知静江府。宁宗庆元二年除太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四年，迁权工部侍郎，俄兼实录院同修撰。五年，兼知临安府。六年卒，年六十六。著作已佚，仅《两宋名贤小集》卷二一七存《桂巖吟藁》一卷。事见《新安文献志》卷八二宋谈钥《朱公行状》。"生平

朱晞颜曾两次官桂林：一次为孝宗淳熙十六年，任广南西路转运使，一次为光宗绍熙四年，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桂林的时间，前后共五年，两年任转运使，三年知静江。康熙本《桂林府志·秩官》却说朱晞颜任广西经略使的时间是绍兴五年 ，那时朱晞颜才三岁，三岁娃娃怎么能当知府呢?而且与朱晞颜自己摩崖的石刻根本不相符合。宁宗庆元元年朱晞颜弹子岩题诗的前记中说：“两入湘南，五见秋序”。告诉我们，朱晞颜两次来桂林，在桂时间五年。绍熙元年写的“五瘴说”跋语中说：“予将漕来南行矣，二年盖深入瘴乡矣。”说明朱晞颜淳熙十六年就来到桂林任转运使了。“再阅岁，进直焕章阁，知静江府”，这说明，朱晞颜中间隔了两年，即1193年又来到桂林任静江知府。

关于朱晞颜在广西任转运使和知静江府谁先谁后的问题，各种资料说法不一。《全宋词》说：“直秘阁，京西运判。直焕章阁，知静江府。绍熙中，广西漕使。”文中虽未明说知静江府和广西漕使谁先谁后，但从行文逻辑看，则是先知静江府，后官广西漕运。根据《徽州府志》，证以桂林石刻，朱晞颜是先官广西转运使后知静江府的。至于《宋诗纪事》说他“庆元中广西漕使”，那更是差之千里了。

关于朱晞颜的年龄，《全宋词》说他活了六十六岁，弘治本《徽州府志》说他享年六十八岁，今从府志。

朱晞颜两次官广西，都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宋代，一般盐是由政府的“漕司”统一卖的，价钱也有规定，叫“官般”。有时“漕司”的官员不关心人民的生活，食盐不能及时运到，走私盐商就趁火打劫，抬高盐的售价，给人民带来疾苦。因此，有时也由政府规定一定的数额、范围、时间，由商人卖，政府则专收盐利，这叫“客钞”或者“钞盐”。商人为了赚钱，便抬高市价，民不堪其苦。为了管理好盐业，平抑盐价，安定民心，赵宋王朝的历代皇帝不知下了多少诏书来解决广西卖盐的问题。孝宗淳熙十六年，广西经略使应孟明上书说：“广中自行钞法，五六年间，州县率以钞法抑售于民，其害有甚于官般。”所谓“钞法”就是私商卖。根据这一情况，孝宗赵昚“诏应孟明，朱晞颜与提举广西盐事王光祖从长措置，经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朱晞颜当时任广西漕司，管理好盐业，是他的分内事。当他接到诏书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讲究盐策，上便宜事数千言，革客钞科抑之患，广右民赖以安”。在知静江府期间，又整治兴安灵渠，便利了交通和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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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二oo年前后在世］字谦父，号壶山，南昌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庆元末前后在世。文笔高绝，当代名流皆敬爱之。与戴复古尤有交谊。他的词集名渔樵笛谱，《花庵词选》行于世。

章良能（？~1214），父章驹，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授上虞知事。兄良肱，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

完颜璹（1172-1232）本名寿孙，字仲实，一字子瑜，号樗轩老人。金世宗孙，越王完颜永功长子。「天资雅重，薄于世味」（《中州集》卷五），累封密国公。天兴元年（1232）蒙古军攻金者汴梁，围城中以疾卒，年六十一。《金史》卷八五附传永功。璹博学有俊才，喜为诗。平生诗文甚多，自删其诗存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诗词赖《中州集》以传。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辑为《如庵小稿》一卷，凡九首。元好问推为「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也」（《中州集》卷五）。多写随缘忘机、萧散淡泊意绪。况周颐称其「姜史、辛刘两派，兼而有之」（《惠风词话》卷三）"藏书故实

奉朝40余年，封密国公。好贤乐善，资质简重，而其兴趣和爱好却在于藏书，专力于书史，读《资治通鉴》30余遍。善画墨竹、佛像人物，工于真草书。潜心学问，“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与赵秉文、雷渊、元好问等人友善。元好问对他极为推崇，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余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后出游，儒士多至其门下。家藏法书、名画、古籍颇富，可与金朝的“秘府”相等。友朋宾客到他家，贫不能置酒肴相待，设蔬饭与客共食。饭后出所藏书与客人共评赏，谈大定、明昌以来历朝故事。读书、藏书室名“樗轩”、“如庵”，并以此为自号。金宣宗时，迁都汴梁，他尽载其家藏图书、字画数十车相随，一帙不落。自删其所作诗300首、乐府100首，总名为《乐庵小稿》。"

谢克家（？—1134）字任伯，上蔡（今属河南）人。绍圣四年（1097）中进士。亲历靖康之变，作《忆君王》：“依依宫柳拂宫墙，楼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建炎四年（1130）官参知政事。绍兴元年（1131），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宵宫，寓居临海。绍兴二年（1132年）上书弹劾秦桧。绍兴四年卒。事迹见于《嘉定赤城志》卷三四、张守《祭谢参政文》（《毘陵集》卷一二）。词存《忆君王》一首，见《避戎夜话》。《全宋词》辑录。

完颜璟（公元1168－1208年），小字麻达葛，世宗完颜雍孙，完颜允恭子，世宗病死后继位。章宗统治前期，金朝国力强盛，后期由盛转衰。在位19年，病死，终年41岁，葬于道陵（今北京市房山县大房山东北）。"评价

金章宗完颜璟在位二十年，上承世宗太平日久，国内小康，于是考正礼乐，修订刑法，制订官制，典章制度光彩夺目，成为一伐统治的典范。又多次向群臣询问漠宣帝综合考核名实是否相符、唐代考查官员的方法，实在想超过辽、宋而与汉、唐比肩，也可说是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了。

然而宠婢独揽朝政，继承人没有建立，疏远猜忌宗室，而传位授国又不得其人。

以前所谓维持巩固到久远，只是空文，而不能被后世子孙遵用一天，金源氏从此衰落了。

过去扬雄说遇：“秦的官员违背了秦的法度，秦的法度又违背了圣人的法度。”大概是有原因的吧。——《金史·章宗本纪》

《金史》：璟善书法，知音律，雅尚汉文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金章宗完颜璟，生于大定八年七月丙戌日，小字麻达葛，因生于金莲川麻达葛山而命名。是金世宗完颜雍之孙，金显宗完颜允恭之子，母孝懿皇后徒单氏。

大定十八年，完颜璟被封为金源郡王，开始学习女真小字及汉字经书，以进士完颜匡、司经徐孝美等为侍读。

大定二十五年父亲完颜允恭去世，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

次年拜尚书右丞相，被立为皇太孙。

登基为帝
　　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癸巳日，金世宗驾崩，完颜璟于同日在灵柩前继位，是为金章宗。次年改年号为明昌。章宗生长于金世宗执政的“大定之治”时期，自幼对祖父的文韬武略耳濡目染，加之对儒家文化的融会贯通。登位后，在继行祖父"“仁政”"之治的同时，极力效法北魏孝文帝否定本族旧制的那种翻然改进式的全盘汉化改革，不再因循世宗的民族本位主义作法。不断完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实现了女真族的彻底封建化。

大定二十九年二月，章宗刚即位，就解决了金朝的奴隶又称"“二税户”"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奴隶既要向国家纳税，又要向寺院纳租，地位最为低下，随着封建制的发展，奴隶制的存在已成为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经过的章宗努力使绝大多数的奴隶变成了平民。

明昌之治
　　章宗聪慧好学，有其父的风采，他喜好文学，崇尚儒雅，因此一时名士层出不穷，执政的大臣大多都有文采、学问可取，有能力的官吏和耿直的大臣都得到了任用，政治清明，文治灿然。

章宗继承大定盛世，加强了官制改革，为适应形势和需要，又设立了许多新的机构。同时，章宗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于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女真社会封建化最后完成，这是金朝最为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发达，人口增长，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史家评为“宇内小康”。

章宗时期是金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明昌六年，契丹，女真汉户为7223400户，48490400人，比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增加了1623700多户，8827000多人。泰和年间人口最盛，总人口超过5600万。

由盛转衰
　　章宗在位后期，中原地区水旱蝗灾频频发生，而黄河三次大决堤在使河道南移夺淮入海成为定局的同时，也使金朝经济一蹶不振。这是因为：一方面，两岸农民流离失所，中原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中央财税大受影响。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赈灾和河防更令金朝财政雪上加霜，仅章宗即位那年修复河堤用工四百三十余万，每工钱一百五十文，日支官钱五十文，米一升半。

章宗又宠爱李师儿并信用李氏外戚，任用经童出身的胥持国管理朝政。这两位互相勾结，营利干政，使章宗后期的政风逐渐下滑，而黄河泛滥与改道又使金朝国势开始衰退。此时金朝军事逐渐荒废，北方蒙古诸部兴起。章宗曾派兵至蒙古减丁，并且诱使互相残杀，但收效不大，最后由成吉思汗所统一。南宋权臣韩侂胄见金朝国势衰退，命吴璘之孙吴曦管理蜀地，准备北伐，而金廷也派仆散揆坐镇汴京，抵御宋军。1206年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宋军一度收复淮北地区，但是镇守蜀地的吴曦投降金朝。八月仆散揆率军九路南下，年底金兵直逼长江，并且围攻襄阳。隔年吴曦被杀，四川复归南宋，至此双方有意议和。韩侂胄最后在金朝与南宋的要求下被杀，双方于泰和八年议和，史称嘉定和议，宋尊金为伯，增加每年岁币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及向金朝纳“犒军钱”三百万两，金朝始归还南宋失地。

作为太平天子，章宗也奢用渐广，完全不像金世宗那样节俭。他改造宫殿陈设，每日动用绣工一千二百，两年才完工。官僚机构的完善和膨胀，使得章宗末年的官员数额比世宗时期激增三倍，这些成本也必须打入国家财政开支。再加上刚才所说的赈灾、河防和军费，完颜璟深感财政上的窘迫。

为弥补财政亏空，金朝开始滥发交钞。人民就拒绝使用这种贬值的纸币，私下以铜钱交易，即便朝廷以行政命令来维持钞法，也无济于事。有些情况颇能说明交钞贬值的严重程度：完颜璟在世时，万贯交钞只能买到一个烧饼；而去世后二年，有一次为了发军赏，竟动用了八十四辆大车来装运交钞。

抱病去世
　　泰和八年十一月乙卯日，金章宗完颜璟患病，同月丙辰日在福安殿病死，时年四十一岁。他的六个儿子都在三岁前夭折。由于他没有后嗣，所以由其叔父卫王完颜永济继位。章宗立遗诏说：“朕尚无子，贾氏、范氏已经怀孕，即将分娩，如果两妃中生下男孩，就马上立为皇帝。”为此，完颜永济继位后立即清除李、贾、范三妃等外戚势力。

大安元年正月，上谥号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庙号章宗。同年二月甲申日，葬于道陵。

为政举措

政治
　　完颜璟是女真封建化的最后完成者，他在这一方面的举动有三。

其一，废除奴隶制度。世宗时期，只是局部解放奴隶。完颜璟即位当年，将宫籍监户原系奴婢者放为良人，解放了女真奴隶；原寺院僧道控制的契丹奴婢也悉放为良。明昌二年，更定奴诱良人法，以法律形式确认废止奴隶制和禁止诱良为奴的成果。

其二，限制女真特权。完颜璟先后制定了有关猛安谋克的一系列规定，例如，镇边以后放免授官格、军前怠慢罢世袭格、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格、放老入除格、承袭程式格等等，在维护猛安谋克权益的外表下，通过法制规定在实际上削弱或废除猛安谋克女真户的特权，并淘汰了一批平庸无能的猛安谋克，从而提高了猛安谋克的整体素质。

其三，保护封建农业。明昌三年，完颜璟规定猛安谋克只能在冬季率属户畋猎两次，每出不过十日，此举改变了女真猛安谋克圈占猎地习武的习惯。次年，他下令将行宫禁地和围猎场所尽与民耕种。这些措施显然都是有利于封建农业经济发展的。

其四，允许蕃汉通婚。明昌二年，完颜璟同意尚书省建议，认为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与当地汉户“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泰和六年，他下诏准许屯田军户与驻地居民互相通婚。通过通婚的纽带，女真民族加速了与中原汉族的融合。

经济
　　由于金朝铜少，因而铜钱无法取代纸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金章宗时，纸币作为永久流通货币而被大量发行，加之货币屡屡更改，市民怨恨，金代币制开始陷入极度混乱之中。社会经济陷入危机。为此政论采取了一些经济上的对策，其中之一就是铸造银锭，使其便于流通，金章宗承定二年以前是以锭来计量白银的，银锭重50两，这一年，开始铸造“承安宝货”，有1两至10两共5等，从此成为法定货币，这次货币的革命性变革虽无法改变金王朝经济极度混乱的局面，却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
　　完颜璟自幼接受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良好教育。他被封为王时，能以女真语入谢，令坚持女真传统的世宗着实感动。但他又是金朝诸帝中受汉化最深的君主，女真族的汉化也最终在章宗朝宣告完成。在这一方面，他起了多方面的作用。

其一，尊崇孔子。他即位次年，就修缮曲阜孔子庙学、碧瓦廊庑，雕龙石柱，极尽壮观；还下诏全国州县各修孔庙，避孔子名讳。孔子在金朝所受尊崇已与宋朝相同。

其二，完善科举。即位当年，完颜璟就增设经童科。明昌初，完颜璟增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金朝科举至此诸科齐备。故而史称：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

其三，健全礼制。世宗时分别命官员参考唐宋沿革，议定礼乐，章宗初修成《金纂修杂录》四百余卷。明昌六年，又编成《大金仪礼》，史称“大定、明昌其礼浸备”。与此同时，金朝开始祭祀三皇五帝和禹汤文武，表明其继承汉族王统。

其四，修备法典。史称“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浸备”。明昌年间，编成《明昌律义》，另编榷货、边部、权宜等敕条。泰和元年，又修成《泰和律》，这是金朝最称完备的法典。

完颜璟在完备汉制方面所颁布的措施，是女真族汉化的总结，在金朝女真封建化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完颜璟禁止称女真人为“番”，本人也宛然汉家天子。他雅好汉族士人的书画作品，学得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他还设立书画院，命应奉翰林文字、汉人王庭筠任都监，为他鉴定王羲之、顾恺之的书画。完颜璟对汉文诗词有精深的修养，有句云：“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诗风虽纤弱，却是有意境的佳句。

军事
　　北方的鞑靼诸部，与金朝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但自明昌六年至承安三年，不时侵扰金朝边界。完颜璟采取攻防并举的战略。一方面派遣夹谷清臣、完颜襄和完颜宗浩多次北伐，给以重创。另一方面，由完颜襄亲督军士民夫，在临潢至泰州一线，开凿绵延九百里的界濠。据考古勘测，界濠深三至四米，宽十余米，内侧还筑有墙堡，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防御工事。鞑靼诸部的南侵，虽打破了明昌承安之治的宁静，好在蒙古诸部尚未统一成为强悍善战、无坚不摧的游牧军事帝国，还未对金朝形成真正巨大的威胁。

完颜璟对南邻宋朝始终是一心维护和平局面的，但南宋权臣韩侂胄主动挑起战端，发动开禧北伐，金朝反击，在全线获胜的有利形势下，迫使南宋订立了嘉定和议。南北两线的战争，虽然都以金朝占上风而告终，但大量的军费却使金朝财政入不敷出。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完颜允恭。
母亲：徒单皇后，谥号孝懿皇后。

后妃
钦怀皇后蒲察氏，正妻，早逝。
元妃李师儿，宠妃，章宗死后被赐死。
资明夫人林氏，事迹不详。
昭仪夹谷氏，夹谷清臣之女。
承御贾氏，章宗过世，遗诏自己后宫有两位姬妾有孕，若其中生有男胎，就立为皇储。卫绍王即位后的大安元年四月，下诏表示有人密告元妃李师儿实与其母王盻儿及太监李新喜合谋，命令贾氏诈称有孕，等足月时再从李家找婴儿入宫；于是贾氏被认为受指使假装怀孕，被赐死。
承御范氏，章宗死时她怀有身孕。卫绍王即位后的大安元年二月，下诏表示承御范氏之子早已流产，令其削发为尼。

儿子
长子完颜洪裕，母蒲察皇后。明昌三年，追封绛王，并赐名。
次子完颜洪靖，本名阿虎懒，母资明夫人林氏。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三子完颜洪熙，本名讹鲁不，生母不详，未满月夭折。承安四年，追封荣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四子完颜洪衍，本名撒改，生母不详，承安四年追封英王，加开府仪同三司。
五子完颜洪辉，本名讹论，生母不详，封寿王。
幼子完颜忒邻，母元妃李师儿，封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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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弼（1015—1078）宋代诗人。字商翁，永州（今湖南省祁阳县）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卒于神宗元丰元年。，年六十四岁。倜傥知兵，能为诗，有“左诗书，右孙吴”之誉。庆历中（1045年左右）杨畋讨湖南猺，授以兵，使往袭，大破之。以功得朔阳主簿，调朔阳令。两知邕州，绥辑惠养，善政甚多。进西上阁门使，留知顺州。交人袭取桄榔，弼获间谍，谕以逆顺，纵之去，终弼任不敢犯。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改东上阁门使，未拜，卒。弼的著作，本有集十八卷，今仅存《邕州小集》一卷，《四库总目》传于世。事迹见《豫章先生文集》卷二二《陶君墓志铭》。"文学创作

陶弼现存的诗里最长的一首“兵器”批评当时将领的昏庸，跟异族打了败仗，就怨武器不行：“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辈。耕牛拔筋角，飞鸟秃翎翅；簳截会稽空，铁烹堇山碎。供亿稍后期，鞭朴异他罪。……是知用兵术，在人不在器，愿求谋略长，勿倚干戈锐。”这首诗颇为宋代所重视，可以表现他的思想。从其它的诗以及宋人笔记、诗话里引的断句看来，他擅长写悲壮的情绪，阔大的景象。"

李师中（1013-1078）字诚之，楚丘（今山东曹县）人，徙居郓（今山东郓城），宋代词人。《宋史》、《东都事略》有传。著有《珠溪诗集》，词存《菩萨蛮》一首。

卓田，[公元一二o三 年前后在世]字稼翁，号西山，建阳人。开禧元年（1205）进士。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泰中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能小词，能赋驰声。尝作词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断万人头。因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君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存于《花庵词选》的凡三首。

沈瀛[yíng]，字子寿，号竹斋，绍兴三十年进士。吴兴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生卒年不详。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历官江州守（今江西九江）、江东安抚司参议。有《竹斋词》1卷，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村丛书》本。"历史评价

杨万里曾经赠以诗云：““逢着诗人沈竹斋，叮咛有口不须开。被他写入《旁观录》，驷马如何追得回？”“今其书不传。自杨诗看来，《旁观录》大概是《世说新语》一类体裁的书,多记当时文人言行。又有《竹斋词》1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今存80首。其长调写景，规摹柳永,小令则杂采民间俗语、佛道禅语、玄谈、格言入词。如《醉落魄》云:”“来时便有归时刻,归时便是来时迹。世间万事曾经历。只看如今，无不散筵席。”“其末句为明清说部所常用，知其源于宋人口头谚语。集中〔减字木兰花〕多至48首，韵脚悉同，亦可见其才情横溢。近人陈衍评其诗曰”“倒戟而入作法””。"

胡松年，字茂老，生于北宋哲宗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海州怀仁 （今江苏省赣榆县）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五）。"生平

幼孤贫，母粥机织，供他读书。松年读书过目不忘，尤其精通《易经》。政和二年任潍州教授，八年，经徽宗面试，改校书郎兼资善堂赞读。为殿试参详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十分高兴，说：“朕久闻晦名，今乃得之”。松年迁中书舍人，不久，除给事中、兼侍讲。高宗年间，先后自左朝奉大夫拜吏部尚书，迁端明殿学士，除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又进礼部尚书、参知政事。胡松年积极抗金，并在军队建设、选用人才、对金斗争策略等重大问题上，都直言敢谏，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后来，以疾提举洞霄宫，卜居阳羡言村。他筑堂以自娱，匾日“横山”，由孙觌题书“横山堂”。并题诗云：“波间指点见青红，雪脊山曾棱倚半空。幻出生绡三四幅，游人浑在画图中。苍云千里荫平宽，露叶风枝绕舍寒。莫遣先生赋归去，且令小吏报平安。”松年虽闲居乡间，但仍不忘朝廷之事，对“和耀科敛、防秋利害”屡有进言，帝皆嘉纳。

他忧刚国忧民，为官清正。在出任平江知府时，人还未到任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便闻风敛迹。他到任以后，在大街上张榜公布兴利除害等17件大事，让广大百姓献计献策，监督执行，深受人民拥护爱戴。他曾多次上书朝廷，建议坚决抗金，大造战船，建立水军，加强长江防线，得到朝廷的赏识。朝廷要派人出使金国，不少人人感到疑虑和害怕，胡松年挺身而出，接受朝廷出使金国的任命。在金国朝廷上，不顾个人安危，不辱使命，出色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因主战有功，被提升为吏部尚书权参知政事。朝廷每次给予他的赏赐，都以“军兴费广”为由拒受。有人劝他积蓄点钱财，留给子孙，他都以“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子孙留财产，会助长子孙懒惰”的道理，婉言谢绝。他的高风亮节、优良品质，备受时人的尊敬和后代的赞誉。秦桧当政时．胡松年从不“曲意阿附”。宋绍兴五年，胡松年因遭攻讦而引疾辞职，改任宣州知州。绍兴十六年胡松年病逝，享年60岁，墓葬宜城梅林，后迁葬故里。

历史评价

松年平生不喜蓄财，不立异沽名，喜宾客，薪俸收入常不够支用。有人以为子孙计，劝其节用，松年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况俸禀，主上所以养老臣也。”又当时秦桧为相，士大夫出于自身安危考虑，多曲意阿附于他，只有松年鄙视秦桧，至死不与秦桧通一封书信。这些，都深得世人的高度赞誉。"

王珪（1019年—1085年6月12日），字禹玉，北宋名相、著名文学家。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迁居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珪进士及第，高中榜眼。初通判扬州，召直集贤院。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等。哲宗即位，封岐国公。旋卒于位，年六十七，赠太师，谥文恭。王珪历仕三朝，典内外制十八年，朝廷大典册，多出其手。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少所建明，时称“三旨相公”。原有文集百卷，已佚。《四库全书》辑有《华阳集》四十卷。"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王珪年轻时性情淡雅，志向深沉，不重名利，从不随便交结朋友，深受叔父王頍的赞赏。593年，王珪被召入秘书内省，授为太常治礼郎，参与校定图书典籍。

仁寿四年，王頍随汉王杨谅起兵反对隋炀帝，兵败被杀。王珪是王頍之侄，按律应当连坐。他逃到终南山中，隐居十余年。

投奔唐朝
　　大业十三年，李渊攻入关中，拥立代王杨侑为帝，进封唐王，册长子李建成为世子。王珪得到丞相司录李纲的举荐，出任世子府谘议参军。

唐高祖武德元年，李渊受禅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册封李建成为皇太子。王珪被任命为太子中舍人，后改任太子中允，深受李建成器重。

武德七年，庆州刺史杨文干兵变，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加剧。唐高祖认为：王珪未能劝导太子，致使其兄弟失和，将他流放巂州。

累职拜相
　　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李建成，立为皇太子，不久继位，是为唐太宗。王珪与魏征一同召回朝中，出任谏议大夫。同年十月，唐太宗追封李建成为息王，以礼改葬，王珪与魏征等原东宫属官一同前去送葬。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群臣道：“只有君臣相得，天下才能太平。汉高祖以武功取天下，能够传国久远，就是因任用贤臣之故。我虽然不算圣明，也希望你们能直言劝谏，使天下安定。”王珪进言道：“陛下若能广开言路，纳取谏言，臣必竭尽心力。”唐太宗遂准许谏官同宰相一同入宫议政。当时，王珪多次进谏，深受太宗信任，改任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赐爵永宁县男。同年八月，王珪请侍中高士廉向唐太宗呈递密奏。高士廉却将密奏扣下，因此获罪被贬。贞观二年，王珪以接替高士廉，代理侍中之职，并进爵永宁郡公。贞观四年，唐太宗正式任命王珪为侍中。

教导魏王
　　贞观七年，王珪因泄露禁中密语，被贬为同州刺史。贞观八年，唐太宗又召王珪回朝，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并命他参与修定《五礼》。

贞观十一年，王珪兼任魏王老师，负责教导魏王李泰。他以老师自居，坦然接受李泰的拜礼。当时，李泰请教忠孝之事，王珪道：“皇帝是你的君主，侍奉他要竭尽忠诚；皇帝又是你的父亲，侍奉他要竭尽孝心。尽忠尽孝可以树立自己，可以成就美名。汉东平王刘苍曾说：‘为善最乐’，希望你记住这话。”唐太宗得知后，高兴地道：“李泰可以不犯过失了。”

贞观十二年，王珪上奏道：“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都要下车行礼，这不符合礼仪。”唐太宗不高兴的道：“你们为彰显尊贵，便轻视皇子吗？”王珪与魏征极力劝谏，唐太宗遂听从王珪的建议，削减诸王权势。

病逝
　　639年，王珪得病。唐太宗命女儿南平公主前去探视，又命民部尚书唐俭为他调理药剂饮食。不久，王珪病逝，终年六十九岁。唐太宗素服举哀，并命李泰率百官送葬，追赠他为吏部尚书，赐谥号为懿。

轶事典故

结交房杜
　　王珪隐居终南山时，与房玄龄、杜如晦交好。一次，母亲李氏道：“你将来定会显贵，但不知道跟你交往的都是什么人，你把他们约来看看。”恰好房玄龄等人前来拜访。李氏暗中观察后大吃一惊，命人备办酒食，并对王珪道：“这两人都有宰相之才，你能与他们交往，将来必定显贵。”

谏出美人
　　庐江王李瑗谋反被杀后，其姬妾被籍没入宫。后来，唐太宗指着这个姬妾对王珪道：“李瑗杀了她的丈夫，又纳她为妾。”王珪问道：“陛下认为李瑗所为对还是不对？”唐太宗道：“杀死他人又娶其妻，你怎么还问对错呢？”王珪答道：“陛下知道李瑗灭亡的原因，却把他的妾留在身边，陛下实质上还是认为李瑗所为是对的。”唐太宗醒悟，命将这个美人放出宫去。

臣不负君
　　太常少卿祖孝孙奉命教授宫人音乐，不称太宗心意，受到责怪。王珪与温彦博谏道：“孝孙乃是高雅之士，您让他去教宫女，进而又责怪于他，臣认为与礼不和。”唐太宗大怒：“朕将你们视为心腹，你们就应竭忠对我，现在却附顺臣下欺罔君上，难道是为祖孝孙说情吗？”温彦博急忙谢罪。王珪仍道：“陛下以忠直责怪我，难道我现在说的话含有私心吗！这是陛下有负于我，并不是我有负于陛下！”太宗默然。

品评宰相
　　王珪拜相后，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等人一同辅理朝政。一次，唐太宗对王珪道：“你可对房玄龄等人加以品评，并说说自己同他们比较谁更贤能？”王珪答道：“勤勤恳恳地报效国家，尽心竭力无所保留，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双全，出征可以为将，入朝可以拜相，我不如李靖；陈事进言详尽明白，上传下达忠实公正，我不如温彦博；解决繁重的困难，妥善处理各种问题，我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己任，希望皇帝跟尧舜一样圣明，我不如魏征。说到辨别清浊，疾恶奖善，我与他们相比，倒是略有长处。”太宗深表赞同，房玄龄等人也认为评价非常准确。

公主下拜
　　唐初公主下嫁，不行拜见公婆之礼。南平公主下嫁王珪之子后，王珪道：“如今皇帝圣明，行为举止都遵循礼制。我接受公主拜见，不是为自身荣耀，而是要显示朝廷的美德。”他和妻子端坐于上，让公主行拜礼。从此，公主下嫁，若公婆尚在，都要行妇礼。

文学成就

王珪以文学进用，受同僚共同推崇赞许，其文章气魄宏大华丽，自成一家，朝廷重大的典制策令，多出自于他的手，词林人士都称赞他。自熙宁初年开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但他官任到宰相，共十六年，没有多少建树，大多是谄谀歌颂之词。他亲笔撰著的《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在京诸司库条式》一百三十卷、《王珪集》一百卷，和续著的《宋六朝会要》，都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史资料。

清《四库全书》收录了王珪《华阳集》四十卷，在《总目》中介绍说：“ 珪少掇高科，以文章致位通显，不出国门而参预大政，词人荣遇，盖罕其比”。又说：“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毫无愧色。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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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止（1078～1160）字行简，号太简居士，湖州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宣和三年进士，累官中书舍人、给事中，以敷文阁直学士致仕。为文敏捷，博学多才，其诗为吕本中、陈与义所叹赏。有《苕溪集》。"生平

刘一止，七岁能文，试太学，有司欲举其兼代官职，一止不就。徽宗宣和三年进士。监秀州都酒务，迁越州教授、参知政事。高宗建炎四年，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宋绍兴初，召试馆职，宋高宗大为称赏。绍兴间，历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起居郎奏事。高宗曾不无自得地说：“朕亲擢也”，在官期间，极陈堂吏、宦官参政之弊，终为人所忌恨，以言事罢，主管台州崇道观。起知袁州，改浙东路提点刑狱。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迁给事中，又以言事罢，后被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进敷文阁待制。一止以忤秦桧，两次奉祠，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迎附李光，傲迈慢上，被削职。秦桧死，召至国门，以病不能拜任，力辞，以敷文阁直学士致仕。绍兴三十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有《苕溪集》五十五卷传世。事见《苕溪集》卷五四《阁学刘公行状》，《宋史》卷三七八有传。

著述名录

刘一止诗，自成一家，吕本中、陈与义读后叹道：“语不自人间来也。”刘一止的词题材广泛，主要包括羁旅行役、纪行咏怀、酬唱离别等方面。他的词作艺术性很强，擅于融情于景，化用前人诗句及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而且语言浅切明畅、工致典雅，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曾以一首《喜迁莺·晓行》词在当时获得“刘晓行“之美誉。著有《类稿》50卷。以清拥万堂《苕溪集》为底本，校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朱祖谋跋本、《两宋名贤小集》。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存此4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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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乐安人。著有《和清真词》，时人合周邦彦、方千里词刻之，号三英集。作品有《瑞龙吟》、《琐窗寒》、《风流子 》、《渡江云》、《应天长 》、《荔枝香》、《还京乐》、《扫花游》、《玲珑四犯 》、《解连环》等。

廖行之（1137～1189） ，字天民，号省斋，南宋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人。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调岳州巴陵尉。未数月，以母老归养。告满，改授潭州宁乡主簿，未赴而卒，时淳熙十六年。品行端正，留心经济之学。遗著由其子谦编为《省斋文集》十卷，已佚。

李光（1078年12月16日[1] —1159年4月22日），字泰发，一作字泰定，号转物老人。越州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人。南宋名臣、文学家、词人，南宋四名臣之一，唐汝阳王李琎之后。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调知开化县，移知常熟县。累官至参知政事，因与秦桧不合，出知绍兴府，改提举洞霄宫。绍兴十一年（1141年），贬藤州安置，后更贬至昌化军。秦桧死，内迁郴州。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复左朝奉大夫。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致仕，行至江州卒，年八十二。宋孝宗即位后，赠资政殿学士，赐谥庄简。有前后集三十卷，已佚。又有《椒亭小集》、《庄简集》等。"生平

宋神宗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十日丑时，李光出身 。李光童年时不做恶作剧，其父李高称赞他说：“我的儿子是云间之鹤，将要使我家业兴旺。”李高去世后，李光居丧尽礼如同成人，有人送来财物，他都谢绝了。到下葬时，礼节非常合乎礼法。守丧期满后，入太学，于宋徽宗崇宁五年考中进士。调任开化县令，任内有政声，朝廷召他到都堂审察，当时宰相不喜欢他，任命他为监当官，改知平江府常熟县。徽宗宠臣朱勔的父亲朱冲倚势横暴，李光囚绑其家僮治罪。朱冲大怒，讽劝部使者改调他到吴江，李光不为屈服。改任京东西学事司管勾文字。

刘安世住在南京，李光执学生礼前往拜见。刘安世告诉他在司马光那里听到的一句话：“学问应当从无妄中入门。”李光欣然领会。授任太常博士，升为司封。首先指责士大夫阿谀奸佞成风，甚至援引荀卿‘有听从，无谏诤’的话，来堵塞言路；又认为怨嗟之气，聚结为妖气。王黼厌恶他，令吏部任他为桂州阳朔知县。刘安世听说李光因为议论政事被贬，写信称赞他。当时李纲也因评论水灾一事离开朝廷，住在义兴，他在水驿等候李光，亲自出来喊道：“不是赵州李司封的船吗？”逗留几天，二人定交而别。后授任司勋员外郎，升任符宝郎。

郭药师叛乱，李光知道徽宗有内禅之意，便交出符玺，对知枢密院蔡攸说：“陛下所为，都违背众心。今日之事，没有皇太子就会国、家俱危。”蔡攸很畏惧，不敢有异举。宋钦宗受禅即位后，提升李光为右司谏。钦宗到东方，小人离间两宫关系，李光请求商议奉迎典礼。又奏称：“东南财用，被朱勔耗尽了；西北财用，被李彦耗困了；天下根本之财，被蔡京、王黼耗竭了。借名应奉，其实到了私家，官府没有半年的储蓄，百姓没有十天的积粮。请求根据旧制，三省、枢密院通知军民财计，与户部计算一年的收支，控制国家费用，选择官吏考核，使财源归一。”

金人围攻太原，援兵没有立功。李光说：“三镇之地，祖宗百战才得到它，一旦送与敌人，怎么立国？希望诏令大臣商议攻守之策，仍暗中派人檄令河东、河北两地，征发全部强壮兵丁策应，首尾掩击敌人。”升任侍御史。当时舆论主张实行王安石之政，诏令张榜于庙堂。李光上疏反对。

蔡攸打算趁保卫太上皇行宫入都，李光说：“蔡攸如果入朝，则百姓必定导致变乱，万一惊犯陛下车驾，臣会犯不预言之罪。希望早些贬斥他。”当时已修治撷景园为宁德宫，而太上皇后想到禁中居住。李光说：“禁中，是天子的宫殿，正应使陛下寒暖方便，奉迎太上皇后入宫，也应当禀太上皇，交有关部门讨论典礼。”便把李光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让两宫大臣奏知，太上皇后便住在宁德宫。

金兵逼近京城，士大夫弃职而逃的有五十二人，罪过相同而惩罚相异，舆论纷然，李光请求交付大理寺公正处理。太原被围，事态危急，李光上言说：“请就地委任折彦质征发全部晋、绛、慈、隰、泽、潞、威、胜、汾八州民及本路各县弓箭手，使守令各自统率。如果有土豪、士人愿意当首令的，给予他们初官、应副器甲，协力赴援。女真族劫持亲王，以三镇为借口，势必深入，请大修京城守御装备，以击碎敌人的阴谋。”

又上言说：“朱勔托口应奉胁制州县，田园第宅，富比王室。请求选择清廉强干官员设立机关，追究朱勔父子及奉承监司、守令，如胡直孺、卢宗原、陆蜫、王仲闵、赵霖、宋晦等人，查根究底，计资没收，把他们强夺的百姓财产还给百姓。”

李会、李擢被召回任谏官。李光上言说：“蔡京再度执政时，李会、李擢相继为谏官，对政事不发一言；金人围城时，与白时中、李邦彦专倡避敌割地之谋。白时中、李邦彦因此罪罢职，而李会、李擢反被召用，又加入谏诤职务之列。请求撤回成命。”钦宗不予答复。李光请求调任到地方，钦宗也不答复。

彗星出现在寅、艮间，耿南仲等人都认为感应在外夷，不足忧。李光奏称：“孔子做《春秋》，不记载祥瑞，是想使人君常怀恐惧从而修省政事，没有听说过把灾异归于外夷。”表疏上奏后，被贬任监汀州酒税。

宋高宗即位后，提升李光为秘书少监，授任江州知州；不久，升任侍御史，都因为道路梗阻不赴任。

建炎三年，高宗从临安到建康，授任他为宣州知州。当时范琼将率军经过，李光先入州处理政事，范琼到了就开城门慰劳，留住三天后离去，无人敢喧哗。李光认为宣州离行都较近，于是修理城池，积聚军粮，把地方百姓编册，按保伍分编，称为义社。选择其中健壮者，以土豪为统率，得到保甲一万多人，号称“精拣军”。又在二十三处险要之地设立兵营谨慎戍守，把全城分为十处地方，分别巡逻内外，白天自由行动，晚上守城，有敌情就参战。苗租按年交县的，都送到州里。当初人们纷纷指责不方便，到守城时，赡养军民，终于得以成功。政事传到朝廷，被任命为管内安抚，允许他见机行事，晋升为直龙图阁学士。

杜充以建康降敌，金兵夺取马家渡。御营统制王〈王燮〉、王珉历来不和，到这时，率领溃兵在城外扎营互斗。李光亲自到二人兵营，劝说他们先国家后私仇之义，二人都感悟而解。当时逃将、散卒到宣州的，李光都送给很多财物。有水师在繁昌叛乱，逼近宣州境内，李光立即派兵歼击，出敌不意，敌人于是连夜逃走。升任右文殿修撰。李光上言说：“金人虽然深入江、浙，但是违背天时地利，臣已送文书让刘光世率领大军到宣州，合力攻讨金兵。请迅速委托宣抚使周望，约定日期水陆并进。”

溃将邵青从真州率数百艘舰船，在当涂、芜湖两县之间剽掠，李光招抚劝说他，送给他二千斛大米。邵青非常高兴，对使者说：“我们是官军，所经之地都把我们当盗贼对待，只有李光不怀疑我。”于是秋毫无犯。后来，船队经过繁昌，有人骗他说：“这是宣州境内。”于是沿北岸离去。

巨盗戚方攻破宁国县，抵达城下，分兵四面围攻；李光招募勇敢之士抵御，贼兵惊忧，以致自相残杀。朝廷派统制官巨师古、刘晏兼程来援。敌人急攻朝京门，把竹木编起来当浮桥渡过护城河。不久，敌军爬上城墙，把大炮架在石对楼上。李光下令把竹子编成帘状迎着炮弹，炮弹打来就反附地下，不能伤人。取巨木做撞竿，靠凸凹的小墙抵御对楼，敌人退走。刘晏率领赤心队直捣敌营。敌人假装败退，刘晏追击他们，中了埋伏遇害。师古率领中军大败敌人，敌人逃走。当初，戚方围攻宣州，与他的副职并马巡城，商量攻城计划。李光把信绑在箭上射到他的副职的马前，说：“戚方是穷途末路之寇，上天必然诛杀他，你是将门之子，哪里能依附盗贼？”二人互相怀疑，攻势稍缓，才得到时间作战斗准备，而援军到了。他曾经把匕首放在枕匣中，与家人约道：“城不一定能保住，如果让人来取匕首，我一定会死。你们应自杀，不要落到盗贼手中。”授任他为徽猷阁待制、临安知府。

绍兴元年正月，被授任为洪州知州，他坚决谢绝，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授任婺州知州，刚到任，提升为吏部侍郎。李光上疏极力指责朋党的危害：“议谏大臣，各人怀有避讳顾虑之意，不肯把持危抉颠作为己任。行都在会稽，前后历时三载。从前一年到现在，敌人不再有南渡意向，淮甸近在咫尺，一点也不着意经营，长江千里，不设防备敌，每天怀着怯意细考乘船浮海之计。晋元帝区区草创，还能建立国家，修建宫殿，保有江、浙。刘琨、祖逖与逆胡在并、冀、兖、司、雍诸州抵抗作战，这些地方从未陷没。石季龙重兵已到历阳，晋元帝任命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以抗御敌人，没有听过专门躲避胡狄像今天这样的。陛下驾临会稽，江、浙是天下之根本，能够进足以战，退足以守的地方，莫如建康。建康到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间险要可守之地有六处：江宁镇、碙砂夹、采石、大信，上游则有芜湖、繁昌，都与淮南对境。其余都是芦条枝蔓之地，或是奇岸险滩水势湍急，难于行走舟船。不如预先在各险要之地屯兵积粮，命令将士分管各地，调发邻近乡兵，协力守御。请求明诏命令大臣，斟酌实行。”

当时有诏令，金兵攻入，各地守臣互相商量，可守可避，得以自便。李光上言：“守臣担负人民、国家的重任，应当责之以存亡。如果预先开启迁避之门，是引诱他们逃跑，希望追回前命。”高宗打算迁到临安，李光受旨节制临安府现时驻扎诸军，兼任户部侍郎，督营缮后之事。李光处理军政适宜，不惊扰百姓而办好了政事。奏请减免两浙历年积欠及九县赋敛，以表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军隶属于李光节制，非常恐惧，跪拜在庭下。李光握着他的手扶起他，说：“你过去做盗贼，我任郡守，抓捕你是我份内的事；现在都是臣子，应当共同勉励忠义，不要以先前的事猜疑。”戚方感激得哭泣起来。又兼任侍读，于是上言说：“金人侵犯内地，百姓失业为强盗，本非其意，可以用诚意感召他们。自从李成逃到北方，群盗离心，如果此时选用一两个盗贼首领，以激励他们，一定会互相钦慕，相继归降。”升任吏部尚书。

大将韩世清本是苗傅余党，长期驻扎宣城，擅自占据仓库，不听征调。李光请求先行除掉他，于是任命李光为淮西招抚使。李光假道到宣城，韩世清前来相见，李光把他捆送到朝廷受诛。当初，李光在高宗面前陈述计划，宰相没有事先知道，怀怒于他。他还未到任，途中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建安知府，寿春、滁、濠、庐、和、无为宣抚使。当时太平州士卒陆德囚禁当地守臣据城叛乱，李光多方设计，全部捉获叛贼。

秦桧被罢相后，吕颐浩、朱胜非共同任宰相，李光历来与他们政见不合。谏官指斥他为秦桧同党，被夺职奉祠。不久复任宝文阁待制、湖州知州，授任显谟阁直学士，改任平州知州，授任礼部尚书。李光上言说：“自古创业中兴，一定有所依恃而起。汉高祖依恃关中，汉光武帝依恃河内，陛下驻扎东南，两浙难道不是天下的根本，是可倚恃之地吗？从冬天到春天，雨雪不停，百姓失业，请求选择谏官考察实情予以报告。加之连年福建、湖南盗贼作乱，范汝为、杨么相继而起，朝廷派大军诛讨，杀戮过当。现在各地旱荒，流丐满路，盗贼出入。应选择良吏招怀抚纳，责令各地监司惩治贪赃，抚恤饥民。”

大臣建议把四川交子法推广到江、浙，李光说：“有钱则交子可行。现在已经声称筹办多少钱，发行多少交子，提出此议的人打算让朝廷欺骗陛下，使陛下今后不免欺骗百姓。如果已经筹办现钱，则目前所发行的钱关子，已是流畅无阻，何至议论纷纷？工部所铸造的交子务铜印，我不敢下发。”授任端明殿学士，守台州，不久改任温州知州。

刘光世、张俊接连传来捷报。李光说：“观察金人部署，一定有阴谋。现在我方已占据东南形势，敌人万里来袭，利于速战，应当戒令诸将持重而拖延消耗敌人。不过数月，敌人粮食耗尽，则胜券操在我方手里。”授任江西安抚、洪州知州兼制置大使，升任吏部尚书；过了一月，授任参知政事。

当时秦桧开始倡议和议，准备张榜告示，打算借李光的名望来压制民心。高宗本意不想用李光，秦桧说：“李光有名望，如果一起签名，浮议会自动停息。”便用了李光。同郡人杨炜上书李光，指责他借依附权相谋取高官，中了敌人奸议，毁掉了平日的气节。李光本意认为只是趁和议之机作自治的打算。后来秦桧建议撤掉河南守备，夺去诸将兵权，李光极力陈述戎狄狼子野心，和谈不可依恃，守备不可撤除。秦桧憎恶他。秦桧任命亲党郑亿年为资政殿学士，李光在高宗面前当面反对；又与秦桧在高宗面前辩论，便说：“看秦桧的心意，是想堵塞蒙蔽陛下的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秦桧大怒。第二天，李光请求罢职。高宗说：“你昨天当面斥责秦桧，举动像古人。朕退朝后叹息，正要寄心腹于你，为什么要辞职呢？”李光说：“臣与宰相争论，不可留任。”九次上章请求，便被授任为资政殿学士、绍兴知府，改任提举临安洞霄宫。

绍兴十一年冬，御史中丞万俟卨指责李光阴怀怨恨，贬职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在藤州。

绍兴十五年，移置琼州。

绍兴二十三年，李光在琼州八年，次子李孟坚因被陆升之诬为私撰国史，被立案；吕愿中又告李光与胡铨诗赋唱和，讥谤朝政，移置昌化军。他议论文章考证历史，怡然自得。年过八十，笔力精健。

绍兴二十八年，因郊祭之恩，复左朝奉大夫，任其自便居住。

绍兴二十九年，致仕，于四月三日在江州去世，年八十二。

宋孝宗即位后，追赠李光为资政殿学士，赐谥号为“庄简”。

嘉定十五年，郡邑立李光祠于学，以配先贤，四季祭享。

文学成就

李光有前后集三十卷，已佚。《两宋名贤小集》卷一五八存《椒亭小集》一卷，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有《庄简集》十八卷。李光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庄筒集》为底本，参校清乾隆翰林院抄本、《椒亭小集》等。新辑集外诗编为第八卷。清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集》录李光《庄简词》一卷。《山阴天乐李氏家乘》称其曾著有《易传》十卷、《兵略》十卷、《文集》四十卷、《神仙传》十卷。

据传李光家藏有数万卷书籍，遗憾的是其子孙不守，都散于豪民之家。元朝孔克奇在《至正直记》里说：“予至上虞，闻庄简公光无书不读，蓄书数万卷。子孙不肖，且粗率鄙俗，不能保守，散于乡里之豪民家矣。读其家训，不觉为之痛心也。”

《云溪杂记》称：李庄简公光作诗极清绝可爱，予尝见其《越州双雁道中一绝》云：“晚潮落尽水涓涓，柳老秧齐过禁烟。十里人家鸡犬静，竹扉斜掩护蚕眠。”后在政府，与秦桧议不合，为中司所击，命下送藤州安置，差密院使臣伴送，公戏赠之云：“日日孤村对落晖，瘴烟深处忍分离。追攀重见蔡明远，赎罪难逢郭子仪。南渡每忧鸢共堕，北辕应许雁相随。马蹄惯踏关山路，他日重来又送谁？”亦婉而有深意。

轶事典故

李光被贬奉祠回乡后，住在新河。当时陆游的父亲陆宰建了个小亭子叫千岩亭，可以看见南山的全貌。他每次来就是一天，曾经作诗：家山好处难寻遍，日日当门只卧龙。欲尽南山岩壑胜，须来亭上少从容。每次说到当今的事情，经常愤怒叹气，把秦桧称为“咸阳”。一天，李光坐在亭子上，举酒杯嘱咐陆宰说：“我将要被贬官到远方去了。秦桧很忌讳我和赵元镇。赵元镇已经走过高山，我怎么能逃过去呢！听说赵元镇在接到远征的命令后，哭泣流涕地告别子弟。我决不会这样的，到那时，青鞋布袜，即日起行。”过后十多天，真的有前往藤州的命令。陆宰送他到诸暨，回家后说：“泰发谈笑慷慨，像往常一样。当我问到其得罪的原因时，他说‘没有什么好问的，但秦桧终究会把国家葬送的！’”

家族成员

曾祖父母：李晏如，赠太子少保。高氏，赠绍兴郡夫人。

祖父母：李彻，赠太子少傅。顾氏，赠信安郡夫人；俞氏，赠咸宁郡夫人。

父母：李高，赠太子太保。史氏，赠文安郡夫人。

儿子：李孟博，长子，字文约，绍兴五年探花，后随父贬谪由藤州移琼州，卒于贬所；李孟坚，次子，字文通，号西斋，累官提举淮东常平茶盐事；李孟醇，字文直，三子，遂父谪居藤州，早卒；李孟珍，字文潜，号晏坐，四子，累官至沿海制置参议；李孟传，字文授，号磐溪，官至朝请大夫、直宝谟阁致仕。

配偶：黄氏，赠齐国夫人，葬大岭。子三：孟博、孟坚、孟醇。女三：长适奉化朝请郎沈粹中，封令人；次适柯山登仕郎陈汝楫；三适绍兴陆权。

继室：管氏，封汉国夫人，葬会稽太平乡官漾村之原。子二：孟珍、孟传。女三：长适吴兴朝奉大夫章驹，封令人；次适金华经略使潘畤，封令人；三适涪州知府刘秦，封宜人。

孙子：李知孝、李知退及曾孙李复、李衢均为进士，而且祖孙四代有不少是知府以上官吏。

后世遗迹

李公墓表

碑铭于2005年8月在浙江省余姚市姜山盗墓穴的泥坑深处出土，碑高116厘米，宽65厘米，厚9.5厘米。碑铭背部为毛面，底部有榫，高8厘米，为青石材质。碑文共24行，每行47字，右上角局部文字缺损严重，全文共计1000余字，为碑铭主人宋参知政事李光次子李孟坚所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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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泰来，字则阳，一说字阳山，号小山。宋代诗人，临江（今四川忠县）人。绍定二年（1229）进士。宝祐元年（1253），自起居郎出守隆兴府。又曾为御史。著有《小山集》。存词二首。

马子严（生卒年不详），南宋文人，字庄父，自号古洲居士，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历铅山尉，恤民勤政。长于文词，为寺碑，隐然有排邪之意，为仓铭，蔼然有爱民之心（《嘉靖铅山县志》卷九）。能诗，尝与赵蕃等唱和，《诗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诗话》，谓《乌林行》辞意精深，不减张籍、王建之乐府”。尝知岳阳，撰《岳阳志》二卷，不传（刘毓盘《古洲词辑本跋》）。其馀事迹无考。据集中《金陵怀古》、《咏琼花》诸作，知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近人赵万里辑有《古洲词》二十九首。《全宋词》第三册录其词。《全宋诗》卷二六五O录其诗五首。

李石。少负才名，既登第，任大学博士，出主石室，就学者如云。蜀学之盛，古今鲜俪。后卒成都，时作山水小笔，风调远俗。卒年七十外。

约公元一一四七年前后在世]字弥性，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中前后在世。幼好学强记，其母尝屏其所观书，几上仅余台历一册，明旦默记，纤悉不误。高宗绍兴二年（一一三二）进士，调平江府学教授。五年，通判湖州。七年，以张浚荐召至阙，为秦桧所阻，出通判镇江府。十六年，为言者所劾，降二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自是闲退二十年。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擢光禄丞，晚知蕲州。

吴芾（1104—1183），字明可，号湖山居士，浙江台州府人（现今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田市吴桥村）人。绍兴二年（1132）进士，官秘书正字，因揭露秦桧卖国专权被罢官。后任监察御史，上疏宋高宗自爱自强、励精图治。

王质，字华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通生福祚，终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进士第，制策登科，位终宝鼎令。勉生怡，终渝州司户。怡生潜，扬州天长丞。质则潜之第五子。少负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于世，以大其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年甫强仕，不求闻达，亲友规之曰：“以华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于亹茸者乎？扬名显亲，非耕稼可致也。”质乃白于母，请赴乡举。"生平

元和六年，登进士甲科。释褐岭南管记，历佐淮蔡、许昌、梓潼、兴元四府，累奏兼监察御史。入朝为殿中，迁侍御史、户部员外郎。为旧府延荐、检校司封郎中，赐金紫，充兴元节度副使。入为户部郎中，迁谏议大夫。

太和中，王守澄构陷宰相宋申锡。文宗怒，欲加极法。质与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谏，请付外推，申锡方从轻典。质为中人侧目，执政出为虢州刺史。质射策时，深为李吉甫所器；及德裕为相，甚礼之，事必咨决。寻召为给事中、河南尹。八

年，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团练观察使。在政三年。开成元年十二月，无疾暴卒，时年六十八，赠左散骑常侍，谥曰定。

质清廉方雅，为政有声。虽权臣待之厚，而行己有素，不涉朋比之议。在宣城辟崔珦、刘濩、裴夷直、赵丱为从事，皆一代名流。视其所与，人士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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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松（1097一1143）字乔年，号韦斋，朱熹之父，祖籍徐州府萧县人，宋绍圣四年生于徽州婺源(江西婺源)，宋绍兴十三年卒于建州城南环溪，葬于崇安五夫里，享年四十六。宋重和元年戊戌登进士，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世称吏部郎府君，赠通议大夫，封粤国公，谥献靖祀入圣庙。后因极力反对权相秦桧议和，贬任江西饶州知州（治今鄱阳），未至任病逝。"生平

朱松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后为秘书省正字，再迁校书郎、著作郎，又为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郎。北宋末登进士，南宋初任尤溪县尉。绍兴初，胡世将抚谕东南，发现朱松的才干，向朝廷推荐，于建炎四年四月，奉调晋江任石井镇首任的镇监。当时安海港海外交通已相当发达。元祐二年，泉州派榷税吏在港口设立津卡，坐收舶税，称“石井津”。后因东西两市争夺舶利，相互斗杀，榷税吏无力制止，泉州当局申报朝廷，诏准在安海建立“石井镇”，并按镇的建制，由吏部派选九品迪功郎为镇监官。时值宋金对峙，秦桧在高宗赵构支持下，力主议和，向金称臣。朱松与同僚一起上章极力反对，因而触怒秦桧及高宗，自请赋闲，改主台州崇道观。后因极力反对权相秦桧和议，贬任江西饶州知州，未至任病逝。朱松早年受二程学说的影响，为北宋末较为知名的理学家，与著名学者胡宪、刘勉之、刘子羽等相友善。调石井镇时，公余常集镇中优秀士子讲习“理义之学”。镇民黄护替他在官署傍建1座“鳌头精舍”，作为他讲学的场所。朱松是在泉州开讲理学第一人，安海因之有“闽学开宗”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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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仑，约公元一二七九年前后在世，字予山，号两山，江都人。寓家丹徙，生卒年均不详，约宋末前后在世。成淳四年（公元一二六八年）进土。元不仕，能词，平率易通，今仅见存于绝妙好词，词者四首。

宗泽（1060年1月20日—1128年7月29日），字汝霖，汉族，浙东乌伤（今浙江义乌）人，宋朝名将。刚直豪爽，沉毅知兵。进士出身，历任县、州文官，颇有政绩。宗泽在任东京留守期间，曾20多次上书高宗赵构，力主还都东京，并制定了收复中原的方略，均未被采纳。他因壮志难酬，忧愤成疾，七月，临终三呼“过河”而卒。死后追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号忠简。著有《宗忠简公集》传世。"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宗泽出生于北宋嘉祐四年十二月乙亥日，宗泽出生前，他的母亲刘氏，曾梦见天空出现猛烈雷电，光照其身。

宗家虽贫苦，但有“耕读传家”的传统，父亲宗舜卿就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宗泽自幼随长兄宗沃参加劳动，农闲则在父、祖的教导下，读书识字。天资聪慧的宗泽，勤奋好学，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大约宗泽十几岁时，宗家举家迁居交通比较便利，商贸、文化较为发达的廿三里镇。在那里，宗泽视野扩大了，耳闻目睹宋王朝吏治腐败和外敌频仍，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抱负。不到20岁的宗泽毅然辞家外出游学，历时十余年，就学之地多达数十处。他不仅悉心求学，研读“古人典要”，而且学以致用，考察社会，了解民情，孜孜不倦地追求治国之道，逐步看清了整顿吏治是解决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同时眼看辽国、西夏屡屡入侵，也产生了靖边安境、为国效力的思想。于是他认真研读兵书，苦练武艺。这样，宗泽迅速成长为一个博学广识、文武兼备、富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

造福一方

元祐六年，宋廷举行省试、殿试。年已33岁的宗泽，通过发解试后，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开封应省试。宗泽通过省试后，进入殿试。宗泽在殿试时，不顾字数限制的规定，洋洋洒洒写了万余言，力陈时弊，还批评朝廷轻信吴处厚的诬陷而放逐蔡确，认为“朋党之祸自此始。”这是宗泽第一次在政治上亮相，就充分反映出他革除弊政的强烈要求以及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主考官“以其言直，恐忤旨”，将宗泽置于“末科”，给以“赐同进士出身”。宗泽虽未能名登榜首，但毕竟通过了科举考试，从此开始步入仕途。

元祐八年，宗泽被派往大名府馆陶县任县尉兼摄县令职事。宗泽到任不到一个月，就迅速而妥善地处理完该县历年诉讼积案，显露了他处理政务的才能，赢得了属吏们的信任和敬仰。

绍圣二年，知府吕惠卿命宗泽巡视御河修建工程，这时宗泽适丧长子，他强忍悲痛，奉檄即行。吕惠卿闻知后，赞叹道：“可称得上是为国忘家的人啊。”这时天寒地冻，宗泽在巡视中发现不少民工僵个道旁，立即上书司，建议推迟工期，待明春天暖时再动工，并表示届时“当身任其责。”朝廷同意延期。次年春，“河成，所活甚众”。宗泽在官场初露头角，就表现出勤于职守、为官清正、体恤民情等高尚品德。

此后，从元符元年至政和四年，宗泽先后任衢州龙游、莱州胶水、晋州赵城、莱州掖县等四县知县。纵观宗泽从政20多年，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所至称治”，赢得了各地群从对他的信赖和爱戴。然而，由于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权奸当道，因而宗泽长期得不到提拔和重用。

宋王朝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下令将登州等四州提升为“次边”，要选拔一些干练的官员充任通判。

政和五年，宗泽升任登州通判。登州邻近京师，权贵势力伸手其间。如登州仅宗室官田就有数百顷，皆不毛之地，岁纳租万余缗，都转嫁到当地百姓身上。宗泽上任后，忿然上书朝廷，陈明实情，请求予以豁免，终于为登州百姓免除了沉重的额外负担。宗泽在官场中，越来越看清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感到自己已难以有所作为

宣和元年，年届六十的宗泽乞请告老还乡，获准授予主管南京鸿庆寺的虚衔，遂退居家乡义乌邻县东阳，结庐山谷间，拟著书自适以度晚年。后被人诬告蔑视道教，宗泽被发配镇江“编管”。宗泽被编管期间，夫人陈氏病逝。

宣和四年，徽宗举行祭祀大典，实行大赦，宗泽才重获自由。宗泽先掌监镇江酒税，二年后才调任巴州通判。这时，金国在北方崛起，辽、金、宋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斗争，忧国忧民的宗泽却被远置西南边陲巴州，完全背离了他的意愿。宗泽在这期间所作的《古楠赋》、《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借景抒情，如泣如诉地表述了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并借汉末巴郡太守严颜隐喻自已，表达了愿做“断头将军”，决不做“投降将军”的决心。

磁州备战

靖康元年初，在御史大夫陈过庭的推荐下，宗泽被借以宗正少卿身份，充任和议使。宗泽说“：此行不打算生回了。”有人问他原因，宗泽说：“敌人能够悔过撤兵当然好，否则怎么能向金人屈节以辱君命呢。”有人认为宗泽刚直不屈，恐怕有害于和议，钦宗把宗泽派往战争前沿的磁州任知府。当时太原失守，出任两河地区的官员都借故不到任。宗泽说：“受朝廷俸禄却逃避困难，是不行的。”宗泽受命，当日就独自骑马上路，随从的只有十几名老弱士卒。

磁州经过金兵蹂躏之后，百姓逃亡，仓库空虚。宗泽到达，修缮城墙，疏浚隍池，整治器械，招募义勇，开始做固守不动的打算。他上奏说：“邢、洛、磁、越、相五州各屯精兵二万人，敌进攻一郡，则其余四郡都应援，这样一郡的兵力经常保有十万人。”钦宗表示称赞，任命宗泽为河北义兵都总管。

同年十月，金兵围攻北方门户真定，钦宗命宗泽率部前往救援。真定陷落后，金兵分路南下，分遣数千骑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操戈登城指挥战登城指挥战头斗，命士兵以神臂弩射之，粉碎金兵的攻势后，打开城门，乘势纵兵追击，斩敌数百，缴获大量战利品。这是宋军首次击败金兵，极大地鼓舞了河朔各地宋军的斗志。康王赵构再次出使金营，经过磁州，宗泽迎拜说：“肃王一去不回，现在敌人又诡辞召大王，希望不要去。”康王于是转回相州。
同年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先后抵达开封，再次包围了宋都。钦宗任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命他们尽起河北兵马赴京勤王。宗泽认为应该立即会兵李固渡，断绝敌人归路，其他人不同意，宗泽于是独自领兵赶赴李固渡，在路上遇到金兵，宗泽派遣秦光弼、张德进行夹击，大败金兵。金人败后，留兵分别屯守。宗泽派壮士乘夜袭击金营，攻破三十余砦。

当时赵构设置大元帅府，檄令会兵大名。宗泽踏冰渡过黄河见到康王，说京城被围困很长时间，救援京城不可缓慢。恰逢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带蜡封钦宗手诏从京城来，说和议可成。宗泽说：“金人狡诈，这不过是想欺骗我军罢了。君父盼望救援，胜过饥渴，应该赶快令兵直趋澶渊，依次建造营垒，以解京城之围。万一敌人有别的阴谋，则我兵已在城下了。”汪伯彦等人加以阻难，劝告赵构派宗泽先行，从此宗泽不能参与元帅府中的谋议了。

抗金勤王

靖康二年正月，宗泽至开德，与金人十三战皆胜，他寄书信劝告赵构檄令诸道会兵京城。宗泽又发书给北道总管赵野、河东北路宣抚使范讷、知兴仁府曾懋，让他们合兵救援京城。这三人都认为宗泽狂妄，不予理睬。宗泽领孤军前进，都统陈淬说敌势正盛，不可轻举妄动。宗泽发怒，想将陈淬斩首，诸将请求宽免陈淬，让他以死效命。宗泽命令陈淬进兵，与金兵相遇，陈淬大败金兵。金兵攻打开德，宗泽派遣孔彦威迎战，又大败金兵。宗泽估计金兵必定会进犯濮阳，便事先派遣三千骑兵前去救援，结果金人果然来攻打濮阳，又被打败。金兵第二次攻打开德，权邦彦、孔彦威合兵夹击，金兵再次大败。

宗泽领兵到达卫南，他考虑到自己将孤兵少，不深入敌营不能取得成功。先锋官回报说前面有敌人兵营，宗泽指挥士兵径直向前与金兵·接战，将金兵打败。宗泽领兵往东转战，金兵不断派兵增援，王孝忠战死，前后都是金兵营垒。宗泽下令说：“现在进退都是一死，我们不能不从死中求生。”士兵知道总是一死，无不以一当百，斩杀金兵数千人。金兵大败，退却几十里。宗泽估计金兵人数比自己多十倍，今日一战而退却，其势必定会再来，如果金兵全部出动夜袭我军，则危险了。于是趁黑夜将军队转移。金人当晚到达，只剩下一座空营，非常惊恐，从此他们害怕宗泽，不敢再派兵出战了。宗泽出其不意，派兵渡过大沟河发动袭击，将金兵打败。赵构根据旧制授任宗泽为徽猷阁待制。

当时金兵胁迫徽、钦二帝北去，宗泽得知，立即领兵奔赴滑州，经过黎阳，到达大名，想直接渡过黄河，控扼金人的退路，截回徽、钦二帝，然而勤王之兵却无一到达的。宗泽又听说张邦昌僭位，想先行领兵进行讨伐。恰逢大元帅府传来书信，约他领兵靠近都城，按兵不动以观察形势变化。宗泽回书赵构说：“人臣哪有穿赭袍，打红盖，坐正殿的呢？自古的奸臣都是外表恭顺而藏祸心，没有像张邦昌那样窃占皇位，改变纪元，进行大赦、罪恶昭著的。现在徽钦二帝、诸王都渡过黄河北去了，只有大王还在济，上天之意由此可知。应该立即替天进行讨伐，兴复社稷国家。”并且还说：“张邦昌进行伪赦，有些奸雄的心被打动了，希望派遣使者分别告谕各路，以安定民心。”

宗泽又上书说：“现在天下所寄期望的在于大王，如果大王行事得道，则可以使天下人之心得到慰藉。所谓道，就是近刚直正义而远离柔弱奸邪，接纳诤诤劝谏而拒绝阿谀佞言，崇尚恭谨节俭而抑制骄狂奢侈，注意忧患勤勉而忘记安逸享乐，提倡公心务实而压制私心虚伪。”接着连连上书劝告赵构积极进取。

镇守开封

赵构在南京即皇帝位，宗泽入朝相见，涕泪交流，提出复兴国家大计。当时他与李纲一同入朝对答，两人相见谈论国事，慷慨流涕，李纲认为宗泽是一个奇人。赵构想留住宗泽，黄潜善等人进行阻碍。宗泽被任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

当时金人提出割地的要求，宗泽上书说：“天下，是太祖、太宗的天下，陛下应当兢兢业业，思虑着将它传之万世，为何急忙同意割让河东、河西，还答应割弃陕州的蒲县和解县呢？自从金人再次入侵，朝廷未曾任命一将，派出一兵，只听到奸邪之臣，早进一言主张讲和，晚进一说请求盟好，终于导致徽钦二帝北去，宗社蒙受耻辱。臣以为陛下会赫然震怒，明令赏罚罢黜，以再造王室。现在陛下即位四十天了，没有听到有大号令，只见刑部指挥说：‘不得发布赦文到河东、河西、陕州的蒲县和解县。’这是压制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于民。臣虽然愚钝怯弱，愿意亲冒矢石，为诸将之先，能够捐躯报国也就满足了。”赵构看完宗泽的奏疏觉得很悲壮。宗泽被改任为知青州，当时他已经六十九岁了。

开封府长官职位空缺，李纲说安定和恢复旧都城，非宗泽不可。不久，宗泽改任知开封府。这时敌人仍留屯在黄河边上，战鼓之声，日夜可闻，可京城的战船全部废坏，士兵与百姓杂居，盗贼纵横，人心惶惶。宗泽一向威望高，到达开封后，他首先捕杀了几个盗贼。宗泽下令说：“盗贼，无论赃物多少，一律按军法论处。”自此盗贼平息，百姓得以安宁。

王善是河东的大盗，拥有人马七十万，战车万辆，想占据京城。宗泽独自一人骑马到王善的兵营，流着泪对王善说：“朝廷正处危难之时，如果有一两个像公一样的人，怎么会再有外敌入侵之患呢。现在是你立功之时，不能失去机会。”王善感动落泪说：“怎么敢不为朝廷效力。”于是解甲投降。当时杨进号称没角牛，拥兵三十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兵几万，往来于京西、淮南、河南、河北之间，侵扰抢掠，成为祸患。宗泽派人告诉他们以祸福，将他们全部招降。宗泽上疏请求皇上返回京城。不久，朝廷下诏：荆、襄、江、淮都做好准备，以待皇上巡幸。宗泽上书说：“开封物价市场，渐渐恢复平常。将士、家民、商旅、士大夫之中怀有忠义之心的，都盼望陛下立即返回京师，以安慰人心。那些提出不同主张的人，并不是出于对陛下的忠心，只不过像张邦昌之流，暗中与金人勾结罢了。”宗泽被授任为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开封尹。

金国派人以出使伪楚为名，到开封府，宗泽说：“这名义上是出使，而实际上是探察我们的虚实。”于是将其使者拘留，上疏请求处死。朝廷诏令宗泽将所拘留的金国使者迁移到别的馆舍安置，宗泽说：“国家承平二百年，不知道战争，把敌国的欺瞒当成诚信，丝毫不加置疑。不仅不作进攻与讨伐的周密打算，反而对于不忘敌仇、希望尽忠报国的人、士大夫不认为是狂，便认为是妄，以致有先前的靖康之祸。张邦昌、耿南仲等人的所作所为，陛下是亲眼见到的。现在金人假借出使伪楚之名，来探察我们的虚实，愚臣请求将其斩首，以打破金人的阴谋。可是陛下为人言所惑，诏令安置到其他的馆舍，给予厚待，愚臣不敢奉诏，以示国家衰弱。”赵构于是亲自致书告谕宗泽，最终还是将金使释放。朝廷之人附合黄潜善的意思，都说宗泽拘留金使为不当。尚书左丞许景衡上书极力为宗泽争辩，并且说：“宗泽为开封尹，威名政绩，卓然过人，现在的士大夫，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请求加以重任，以让他取得御敌治民的成功。”

真定、怀、卫之间，金兵很多，正加紧修造战具以作入攻打算，可是朝廷的将相却毫不经意，不作战备，宗泽感到担忧。于是便渡过黄河联络诸将共同商议有关攻防事宜，以图收复失地。并且在京城的四面，各设置一个防御使以统领新召集的士兵。另外还根据地势在城外建造二十四道坚固的防御墙，在沿河一线依次建立连珠砦，连结河东、河北山水砦的忠义民兵，由此陕西、京东、京西各路的人马都愿意听宗泽指挥。高宗下诏将巡幸淮甸。宗泽上书劝谏，朝廷不予理睬。

秉义郎岳飞犯法将被处刑，宗泽见到岳飞感到惊奇，说：“这是一个将才。”正碰上金人攻打汜水，宗泽将五百骑兵交给岳飞，让他立功赎罪。岳飞大败金人而回，宗泽于是升岳飞为统制，岳飞由此知名。

保卫东京

宗泽从河北视察军事返回，上疏说：“陛下还留在南都，人心惶惶，都认为陛下舍弃宗社朝廷，使社稷国家无所依靠，生民失去仰戴。陛下应该立即回到汴京，以安慰百姓之心。”没有得到朝廷的回答。宗泽又上书抗争说“：国家与金人结盟，想借此使百姓安宁。但最终导致金人侵扰劫掠，无所不至，这样坚守和议其结果却不足以让百姓安宁。当时有人曲意奉迎以图富贵，也有人不相附合而获罪。陛下看来，是过去求富贵者对呢？还是因不附和而获罪者对？现在主张转移巡幸的人，就如同过去认为和议可行的人；现在主张不可转移他地的人，就如同以前认为和议不可行的人。希望陛下深思熟虑，然后作出抉择。况且京师是二百年所积累的基业，陛下为什么轻易舍弃给敌国呢？”

赵构下诏派遣官吏迎奉六宫去金陵，宗泽上书说：“京师，是天下的腹心。两河地区虽然没有安宁，但只是一个手臂不足以依靠罢了。现在急忙想舍弃它，不仅只是损害一个手臂，这是连腹心一起抛弃。过去景德年间，契丹侵犯澶渊，王钦若是江南人，即劝皇上巡幸金陵，陈尧叟是蜀人，即劝皇上巡幸成都，只有寇准毅然请求皇上亲征，最终采纳寇准的建议取得成功。臣不敢比寇准，但不敢不将陛下比章圣皇帝。”宗泽还呈上五件事，其一是说黄潜善、汪伯彦主张南巡江南不当。宗泽先后的建议，经过三省、枢密院，时常被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所阻抑，他们每次见到宗泽的奏疏，都嘲讽为狂。

金将兀术将渡过黄河，谋划攻打汴京。诸将请先断掉河桥，严兵固守，宗泽嘲笑说“：去年冬天，敌人直扑而来，正是由于断掉河桥。”于是命令部将刘衍奔赴滑州，刘达赶赴郑州，以分散敌人兵力，并告诫诸将极力保护河桥，以等待大兵聚集。金人得知，乘夜断掉河桥逃去。

建炎二年，金人从郑州抵达白沙，离汴京很近，都城之人感到惊恐。僚属进来问计策，宗泽正在与客人一起围坐交谈，他笑着回答说：“什么事这么慌张，刘衍等在外肯定能够抵御敌人。”于是挑选几千精锐兵士，让他们绕到敌后，埋伏在其退路上。当金人正与刘衍战斗时，伏兵突起，两面夹击，金人果然被打败。

金将粘罕占据西京，与宗泽对峙。宗泽派遣部将李景良、阎中立、郭俊民领兵前往郑州，和金兵相遇，双方大战，阎中立战死，郭俊民投降，李景良逃跑。宗泽抓回李景良，对他说：“战而不胜，罪可以饶恕；私自逃跑，这是无视主将。”将他斩首以警戒将士。不久郭俊民与姓史的金将及燕人何仲祖等持书来招降宗泽，宗泽训斥郭俊民说：“你因失利而战死，尚且是忠义鬼，现在反而替金人持书诱降，你有什么面目见我呢？”将他斩首。宗泽又对史姓金将说：“我受命守这块疆土，宁死不让。你为人将，不能以死打败我，却想用儿女之情话招降我吗？”也将他斩首。何仲祖被认为是从者，免除一死。刘衍返回汴京，金人再次入侵滑州，部将张捴为请求前去救援，宗泽挑选兵士五千人交给他，并告诫他不要轻易作战以等待支援。张捴到达滑州与敌人接战，金人兵马十倍于张捴，诸将请求稍稍避一下敌人的锋芒，张捴说：“避而偷生，有什么面目见宗公。”于是力战而死。宗泽得知张捴告急，派遣王宣领骑兵五千人救援。张捴死后两天，王宣才到达，与金人大战，将金人打败。宗泽迎回张捴尸骨安葬，抚恤他的家属，并以王宣知滑州，从此金人不再进犯东京。

名震敌国

山东出现盗贼，执政认为他们多是以义军为名，请求下令停止勤王。宗泽上疏说“：自从敌人围困京城，忠义之士因愤怒争先揭竿而起，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福建、江、淮，跨越几千里，纷纷发兵勤王。当时的大臣没有远见大略，没能加以安抚而运用，使他们饥饿困穷，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这不是勤王之人的罪过，而是大臣一时处理不当所致。现在河东、河西不附从敌国而保据山砦者，不知其数；各处有节操，有义气的士大夫，自愿黥面而争先救驾者，又不知其数。这个诏令一下，臣担心草泽之人一旦瓦解，匆忙之间有危急，有谁再愿意尽忠效义呢？”

王策本来是契丹族的一个酋长，被金任命为将，往来于黄河边上。宗泽将他擒获，松开绳子让他坐在堂上，对他说：“契丹本是宋的兄弟之国，现在女真欺辱我们的皇上，又灭了你们的国家，从情义上讲我们应该协力合谋，报仇雪耻。”王策感动流泪，愿为宗泽效命。宗泽因势问金国的虚实，详细了解了金人的情况，于是决定大举进行讨伐，他召诸将对他们说：“你们有忠义之心，应当协力合谋，剿灭敌人，期望迎回徽、钦二帝，建立大功。”说罢落泪，诸将也都流下了泪，表示听从命令。金人因与宗泽战而不利，将军队全部撤去。[16]
宗泽上疏劝阻赵构巡幸江南，他说：“臣替陛下保护京城，从去年秋冬到今年春天，又三个月了。陛下不早回京城，则天下之人无所仰戴。”宗泽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宗泽又派其子宗颖到朝廷上疏说：“天下的事情，如果见机而为，待时而动，则无事不成。现在收复了伊、洛，金将北渡黄河，保住了滑台，敌人屡屡战败，河东、河北的山砦义军，并肩接踵，天天盼望官兵到来。就时机而言，中兴之兆可见，金人必将灭亡，要实现这些，就在于陛下抓住时机了。”又说“：过去楚人在郢建都城，史家给予贬论。现在听说皇上有旨在仪真教练水战，看其规模是想在江南一隅称霸，这不是非常值得鄙视的吗？消息传到四方，必定会认为是中原不能守，所以才作把守江宁的打算。”

在此之前，宗泽去磁州，将州事交给兵马钤辖李侃，统制官赵世隆将他杀害。到这时，赵世隆及他的弟弟赵世兴领兵三万来投附，大家都担心他们发动变乱，宗泽说：“世隆本是我的一个军校，不会变乱。”赵世隆到达，宗泽斥责他说：“河北陷落，我大宋的法令和上下之分也陷落了吗？”命令将赵世隆斩首。当时赵世兴佩剑站立在旁边，其手下众士兵在庭下露出兵刃，宗泽慢慢对赵世兴说：“你的兄弟被杀，你能够发奋立功，也足以雪耻。”赵世兴感动落泪。金人攻打滑州，宗泽派赵世兴前去救援，赵世兴到达，乘对方不备，将金人打败。宗泽声望日著，金人听到他的名字，常常既尊敬又害怕，他们与宋人谈到宗泽，必定称他为宗爷爷。

壮志难酬

宗泽上疏说：“丁进几十万人愿意守护京城，李成愿意扈从皇上回朝，然后渡河讨伐敌人，杨进等拥兵百万，也愿意渡过黄河，共同抗敌。臣听说‘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趁这时返回京城，则众人团结一心，敌国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他又上奏：说“圣人爱自己的父母并推及别人的父母，所以教人孝；尊敬自己的兄长并推及别人的兄长，所以教人悌。陛下应当与忠臣义士合谋进行讨伐，以迎回徽、钦二圣。现在太上皇居住的龙德宫依然如旧，只有渊圣皇帝没有宫室，希望改修宝…宫以作为迎回渊圣皇帝后的居住之所，使天下人知道对父亲孝顺，对兄长贤悌，这是以身为教。”赵构于是下诏择日回京。

宗泽先后上了二十多道奏章，请求赵构回京，每每被黄潜善等人所阻碍，忧愤成疾，背上长毒疮。诸将入室问候病情，宗泽看着诸将说：“我因为徽、钦二帝遭受不幸，积愤成这样。你们如果能够消灭敌人，则我死而无恨了。”诸将都流着泪说：“怎敢不效力！”诸将出去后，宗泽叹息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建炎二年七月十二日，刮风下雨，天色阴暗，宗泽在弥留之际，没一句话谈及家事，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怀着悲愤的心情溘然与世长辞了，时年70岁。后由儿子宗颖和爱将岳飞一起扶柩至镇江，与夫人陈氏合葬于镇江京岘山上。

都城之人闻知痛哭。宗泽所留下的遗书仍然主张赵构返回京城。朝廷追赠宗泽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他为忠简。

轶事典故

相传，宗泽从抗金前线回到家乡后，经常买些猪肉请乡亲们腌制起来，再离开的时候带上作为军需食品，也可赠予朋友和部下。宗泽在金华民间被视为腌制火腿的祖师爷，解放前，火腿店和腌腿的作坊里都供奉着宗泽像，盛产火腿的金华、东阳、义乌、浦江、永康等县过去都属于旧金华府，“金华火腿”由此得名。

后世纪念

宗泽墓

宗泽墓在镇江市东郊京岘山北麓。此墓为宋墓，周长28.8米，坟直径3.5米、高2米。墓前竖白云墓碑，高1.9米，上刻“宋宗忠简公讳泽之墓”，墓道长90米、宽2.5米，两旁密集绿树，庄重肃穆。八百多年来，宗泽墓经历代多次修缮，大体保持原貌。宗泽葬于镇江京岘山后，岳飞为怀念恩师宗泽的知遇之隆，于茔旁花山湾云台寺创设“宗忠简公功德院”，即当今所称的纪念堂，以祠祀宗泽。到了嘉定年间，时岳飞之孙岳珂以总饷驻节镇江军府，命重修功德院，并亲撰《重修忠简公功德院记》。

湫神之首

岷县民间的18位湫神之首就是忠简公宗泽，在甘肃省岷县俗称“南川大爷”，本庙在岷阳镇南川村。香火极旺，每年正月17日为当地庙会。

真君殿

位于浙江新昌的沃洲山，清光绪三十年捐资重建，耗资三万余金，历四年竣工，祀抗金名将宗泽，是一座佛道合揉的庙宇建筑，为县内古建筑工艺之典范，1963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依山傍水，其签特别灵验。

家庭成员

父母

父：宗舜卿

母：刘氏

妻

陈氏

子

宗颖

后裔

宗氏“忠简堂”一支子孙散居江浙皖间乡村，以义乌、金华、丹徒、兴化、宜兴、溧阳、如皋、江都、常熟、郎溪为多，少数远至华北和东西北，明清宗必大、宗臣、宗元鼎、宗源翰、宗稷辰、宗承烈、宗继先、宗嘉谟，国朝宗庆后、宗宇后、宗耀祖、宗益寿、宗成乐、宗才怡、宗毓华、宗维隆、宗毅、宗福先、宗白华、宗菊如、宗志华等均其嫡裔。居如皋的始祖为宗氏第10世南宋名将宗泽之孙宗安六、宗安七。主要集中居住在如皋西北部和南部，如皋境内至今以宗氏命名的村庄有宗家庄、宗港、宗家港等9处，城内原有宗家巷。

在山东省菏泽市、济宁市，河南省部分地区也有宗泽后裔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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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1019—1068）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樟树）。庆历六年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官至集贤院学士。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往较多。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刘敞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与弟刘攽合称为北宋二刘，著有《公是集》。"生平

刘敞在朝为官时，敢于坚持原则，对于不合理的事，常常是切言直谏。嘉祐四年（1059）冬天，仁宗祭祖先，宰相按惯例率文武百官给仁宗加尊号。刘敞却认为，在灾荒之年加尊号，徒有虚名，接连四次上疏谏止，仁宗觉得刘敞言之有理，尊号就没有接受。另外，郭皇后死去二十年，仁宗命群臣合议皇后的祭礼事，刘敞又认为不合适，他的意见与执政者不合，而仁宗却采纳了刘敞的意见，免议此事。

刘敞办事，不仅对上敢于直言切谏，而且不畏权贵。皇祐二年(1050）宰相夏竦死后，仁宗不经百官集议，赐谥号文正。刘敞认为夏竦虽有才智，但为人奸邪阴险，性贪婪，好弄权术，一生的言行与“文正”二字不合，议定谥号是臣下的事，人主不经百官讨论，便直接赐谥，是不妥当的。他三次上疏力争，夏竦终被改谥文庄。仁宗宠妃张贵妃死后，被追谥为温成皇后。有些善于逢迎者，要将温成皇后死日定为国忌日，刘敞认为不可，上书切谏，仁宗只好作罢。宦官石全彬因经营温成皇后坟墓有劳绩，迁宫苑使并代理观察使。石全彬因未能真授观察使，有怨言，三天之后，仁宗果然任命石全彬为观察使，去掉代理二字。命刘敞起草任命书，刘敞封还任命，拒绝草拟委任状。石全彬终于没有得到观察使的任命。

刘敞任地方官时，关心百姓疾苦。注意发展生产。知郓州和永兴军期间，适逢大旱，民众外逃。刘敞采取很多措施进行治理，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并有发展。于是流亡在外的灾民，便陆续返乡安居落业，使社会秩序安定，受到百姓的爱戴。同时为了农民的利益，刘敞不考虑个人利害，敢于得罪权贵，压抑豪强。他在知扬州时，发运使冒占雷塘民田数百顷，使许多农民没有田耕而失业。刘敞根据旧的田契，毅然将田地发还民户耕种。刘敞为官清正，曾为民平反冤狱。刘敞发现天长县富人陈氏，由于杀人被捕，暗中使用钱财贿赂官吏，不但得到释放，反而嫁祸于贫民王甲。审理者糊涂结案。王甲畏惧官吏，不敢自白其冤。刘敞另派官复审，不但不能平反，反而使王甲杀人案更不可破。于是刘敞亲自审理此案，才弄清原委，平反了冤狱。永兴军豪强范伟，在当地是大姓，冒占同姓官户户籍五十年，以此逃避徭役，把持官府，屡次犯法，当地官员不敢治其罪。刘敞知永兴军，穷治其事，范亦服罪，未及受刑，刘敞被召回京任职，范伟立即翻案，拒不认罪，继任官员不能决，最后由御史台复审，仍按刘敞的原判执行。

刘敞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学问渊博。翰林学士欧阳修每有疑问，就写成书信派人来向刘敞求教。他当即挥笔作答。欧阳修在《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中称刘敞“于学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

有一次，刘敞奉命出使契丹，契丹人带着他出古北口，故意走了许多弯路，以显示路途的遥远。刘敞熟知地理。对道路了如指掌，就质问对方：“本来有大路可走，用不了几天就可抵达中京，为什么要这么走呢？”契丹人又惊又愧，只得认错。

契丹山地中有一种怪兽，形状像马，却能猎食虎豹，契丹人不知其名，就向刘敞打听。刘敞回答说：“这种兽就是所谓的驳。”刘敞还描述了这种兽的叫声和模样，并且告诉契丹人，在古书《山海经》和《管子》中，都有这种兽的记载。契丹人听后，敬佩不已。

刘敞对金文亦有研究，尝得先秦彝鼎数十，考青铜器铭文，辨识古文字。因以知夏、商、周三代之典章制度，补充史籍之不足。尤长于《春秋》三传，其解经说义，与传统的汉代学者不一样，开宋学者批评汉学者之先声。刘敞既精通经学，又熟悉史学。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新五代史》时，亦求教于刘敞。王安石、曾巩（均为唐宋八大家成员）对刘敞也很钦佩，说他博学多才。熙宁元年（1068）刘敞病卒于官舍。门人私下称呼他“公是先生”。

其弟刘攽曾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专任汉代部分，后人合称兄弟俩为“北宋二刘”。刘敞有四子，二子刘奉世最为优秀，他的文章文辞雅赡，在史学研究方面造诣很高，尤其精通汉书学，与“二刘”共同写有《三刘汉书标注》传世，因而后人又并称三人为“北宋三刘”。

个人成就

他的文章颇有见解。例如《题魏太祖纪》说汉高帝哭项羽，魏武帝祭袁绍，都不是“匿怨矫情”,而是“慷慨英雄之风”；策问《孟轲教齐梁之君》说孟轲讥别人“言利”，而自己却讲“好货不害”，是“讥人甚详而自任太略”。这都是不同寻常的看法。此外，刘敞还有《疑礼》一文，说“今之礼，非醇经也”，乃“圣人之徒合百说而杂编之”。这也不是一般儒生的见解。关于文风，刘敞重实用而反虚浮。他的《杂说》写道：“今日之俗不矜节义而皆安于富贵，尚文章，文章济理者寡而为名者重”，他认为这是“将来之弊”。刘敞的文章比较质朴，自然流畅，近于韩（愈）、欧（阳修）。例如《送杨郁林序》说：“前世之所以能治也,为官择人；后世之所以不治也，为人择官”，写得慷慨激昂，很有情致。刘敞的诗流传也不少，五言、七言都不乏佳作。例如《圣俞挽词》：“孤宦众人后，空名三十年，交游一时绝，诗笔四方传。”简洁凝练，辞情相称。

刘敞在经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其对《春秋》的研究上。他的《春秋学》研究自出新意解经，颇多自得之处。著有《春秋权衡》、《春秋传》、《七经小传》、《春秋传说例》、《春秋意林》﹑《公是集》等，还与弟刘攽、子刘奉世合著《汉书标注》。在金石之学方面造诣深湛，是个金石学家，且是我国金石学的开山人。他开私人收藏著录之先例，把家藏的十一件古器物，使人摹其铭文，绘其绘画，刻之于石，名为《先秦古器图碑》。

诗作轶事

刘敞在长安时结识了妓女茶娇，刘敞被召还朝，茶娇路上送别，刘敞赠诗云：“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尽一杯须起舞，关河风月不胜情。”欧阳修笑说：“原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刘敞晚年的时候，曾经再娶，欧阳修作了一首诗送给他：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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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谟，汉族，兴化军仙游县（今枫亭镇青泽亭）人。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家。蔡襄任泉州知府时，主持建造了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倡植福州至漳州700里驿道松；在建州时，主持制作武夷茶精品“小龙团”，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所著《荔枝谱》被称赞为“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蔡襄工书法，诗文清妙，其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为“宋四家”之一。有《蔡忠惠公全集》。"主要成就

书法艺术

主词条：宋四家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黄庭坚和米芾。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

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另有说法认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应该是蔡京，只因其“人品奸恶”，后来人们用蔡襄取代了蔡京。

水利贡献

蔡襄出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奏减五代以来丁口税。并修建中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万安桥，它被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它的建成，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唐后期起，泉州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港湾区帆墙林立，百舰争流，中外商贾荟集，各地货物集散。然而，万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大障碍，交通问题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万安渡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了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这种石基的开创，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筏型基础”。他并种海蛎以固桥基，于桥上下两侧滩涂上，植石以附蛎，以减缓江流速度，使不致动摇桥墩两侧基础。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上的先例。

桥成之后，蔡襄拟订了千古传诵的《万安桥记》并刻石立碑，它真实地记载了建桥情况和桥的规模。“渡实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150多字，文辞极优美，同时它又是中国书法史上颇为著名的书法珍品

蔡襄曾组织人马，从福州始沿途栽植树至泉州、漳州，计长700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过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时，免受骄阳曝晒之苦。它成为洛阳桥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传所说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态平衡，保护水土，确是高人一等。时人为此作诗赞之：“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蔡襄在泉州积极组织群众抗旱，兴修水利，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嘉祐三年，适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带领官员到泉州飞阳庙祈雨，自责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还写下《乞雨题西方院》：“年年乞雨问山神，羞见耕耘陇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苍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举来劝告各僚属要关心民瘼，组织农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岁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赞他“爱民心有彼苍知”。
晋江龟湖塘可灌田数千亩。但是，沿塘百姓常为用水及管理维修堤岸等问题争吵、斗殴。加上土豪、无赖好事之徒插手搅浑，沿塘百姓冤冤相报，问题久而不能解决。蔡襄深入民间，详为考察，为更好地保护这一水利工程，加强排涝抗旱作用，以利农耕，相应加强相邻各乡林、黄、苏、郑、吴、蔡六姓的联谊，特制定《龟湖塘规》，使龟湖有法可依。它明确规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维修问题，保证农田能及时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龟湖塘规》时，按规定执行管禁，遇有重大违规者，则由陂首呈县府惩处。正因为有蔡襄的《龟湖塘规》在，龟湖塘维护了近千年，为濒湖农民流泽至今。据《晋江县志》载：“自蔡襄定塘规至明朝的五百年间，粮食产量往往二、三倍于他乡。”这是对泉州水利建设的贡献，后人因此为之立《德政碑》。

发展茶业

蔡襄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也是茶学家。他为官清正，以民为本，注意发展当地经济，为福建茶业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历史上著名的北苑御园，就是在建州，旧时又称建溪，建安。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孙樵《送茶蕉刑部书》，书中记载：“晚甘侯”产于“建阳碧水丹山之乡，系月涧云龛之品”。当时建溪流域所产品茶统称“建茶”、“建茗”。五代时期，王审知在福建建闽国，北苑茶园成为专门生产贡茶的官家茶园。闽国灭亡之后，南唐后主李煜派官员专程到建安设立“龙焙”，监制“建茶进御”。指定专制“龙茶”。历史发展到了宋代。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监制御茶时，尤重御茶采摘制作的“早、快、新”。如“社前十日即采其芽，日数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贡”。由于采制甚精，在丁谓手中，北苑茶已誉满京华，号为珍品。

到了庆历年间，蔡襄创造小龙团以进，被旨仍岁贡之”。《苕溪渔隐丛话》也说北苑茶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的确，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把北苑茶业发展到新的高峰，他从改造北苑茶品质花色入手，求质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团茶为小团茶、品质上采用鲜嫩茶芽作原料，并改进制作工艺。为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欧阳修对蔡襄制作贡茶有非议，但他不得不承认蔡襄制作茶业的工艺之精。蔡襄之侄儿、蔡京之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对蔡襄在发展北苑御园茶过程有较为详细而客观的记载，肯定了蔡襄负责监制北苑之茶制作精巧，形质至极，呼声最高还是“小龙团”的“密云龙”和“瑞云翔龙”。对于茶叶制作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时指出做茶要抓住季节“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的新鲜感。可见“好茶争相品、盖因品质珍”。就蔡襄本人，对于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录》中有专门论述建安之茶。其“点茶”条云：“建安斗试以水痕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提到“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醒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可见北苑御园茶在北宋时期极负盛誉。这些如此辉煌时期是得益于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时的监制而精益求精的创新工艺。这茶业发展功绩是不可湮没的。

苏轼在《荔枝叹》中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此诗作于哲宗绍圣二年，在蔡襄任福建转运使二十五年后，此时苏轼正被谪贬在广东惠州。作者初次尝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龙眼，极为赞赏，就差点儿将“荔枝”比作“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联翩，不禁联想到汉唐时代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了灾难。在诗中作者揭示了由于皇家的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各地名产都将进贡的弊政。他笔锋又一转，对当时宋代的进茶、进花一并作了深刻的讽刺。这首诗给苏轼带来了许多声誉，但给蔡襄盖上了一顶“买宠”的帽子，这是不应该的。
总之，蔡襄在任福建转运使时，监制北苑贡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争新。他先从改造北苑茶的品质花色入手，将“大龙团”改制为“小龙团”，提高贡茶的质量，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的技术革新、茶与茶艺术融为一体。蔡襄制好茶，致使苏东坡喜欢“龙凤团茶”，产生千古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苏东坡应该感谢蔡襄有了好茶才产生出千古名句。蔡襄的督办，促进了北苑茶的发展。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种技术创新，使福建茶叶在北宋时期名列首位，应功归于蔡襄。

藏书之家

蔡襄家富藏书，刘克庄题跋蔡端帖时说：“又一借六典刘茂才，何人藏书，乃富于蔡公耶？”其收藏书法作品和图书在当时富于一方。

相关争议

据方志记载，蔡襄于宋庆历五年4月至庆历七年 11月，以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庆历七年 11月至庆历八年 10月，升任福建路转运使；嘉祐元年8月至嘉祐三年5月，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再知福州。在福州担任要职的5年多时间里，“修复古五塘”是蔡襄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蔡襄研究的一个学术焦点。然而，“修复古五塘”的地点到底是在福州，还是在莆田，或者是两地兼而有之，一直困扰着蔡襄研究者。事实上，古人对这一问题早有文献记载，也早有了答案。如果说福州的学者持第一种观点的话，还情有可原，比如肖忠生的论文《蔡襄对福州的贡献》。但莆田的学者金文亨发表的《北宋名臣——蔡襄》和杨祖煌撰写的《蔡襄的业绩》以及蔡庆发出版的《蔡襄评传》等，甚至连莆田市方志委新编的《莆田市志·蔡襄传》也采用了第三种的观点，那就更引人深思。

其实，只要仔细查阅宋、明时期的福建地方志和有关史料，并进行认真分析和对比，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根据宋人的记载：

据梁克家《三山志》水利卷云：“嘉祐二年，蔡密学襄命三县疏导渠浦” ；“嘉祐二年，郡守蔡襄从乐游桥下开，沿城外至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下去思桥，北出河尾船场，散入堘北、小浦、中浦、石泉、安国以北。”《三山志》是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字叔子，福建晋江人，南宋状元，曾入阁任右丞相，后出知福州府。由他主纂的《三山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在方志界享有盛誉，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珍视。该志成书于宋淳熙九年，距蔡襄逝世不到120年时间，应该说记下的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在这本志书里，虽然未设蔡襄人物传，但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时兴修水利的史实，却没有记载蔡襄在福州“修复古五塘”之事。

又据黄岩孙《仙溪志·蔡襄传》云：“蔡襄字君谟，年十八试进士，为开封第一人。天圣八年，登进士甲科，…十月，以亲老出知福州，遂为福建都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闽人丁口税之半”。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的统计，我国宋代修的方志约有700部，其中福建就有40多部，由于年代久远，宋代方志大都已失传，如今福建现存宋代的地方志只有《三山志》、《仙溪志》、《临汀志》3部，而《仙溪志》是如今全国唯一现存的宋代县志。作者黄岩孙，字景傅，福建泉州人，宋宝祐二年任仙游县尉。该志成书于宝祐五年，距蔡襄逝世只有190年时间，况且仙游是蔡襄的家乡，蔡襄传的史料也是比较可信的。

另据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公讳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也。天圣八年，举进士甲科，…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以便亲，遂为福建路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田，民以为立，为公立生祠于塘侧，又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欧阳修与蔡襄同朝为官，应该说同时代的人记下来的事情是更可靠的。

此外，《宋史·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元人脱脱编纂《宋史·蔡襄传》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喻政修纂的万历版《福州府志·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庆历间，由左正言直史馆，乞郡养亲，出知福州。未几，改转运使。复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嘉祐初再知福州，复疏导附城湖浦”。该志水利卷记载与《三山志》相同，也没有记载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时有“修复古五塘”之举，只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兴修水利的事情。

综上所述，蔡襄“修复古五塘”的地点不可能在福州，那么，持第三种观点的依据就站不住脚。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第二种观点，即蔡襄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在莆田“修复古五塘”。

后世纪念

纪念馆

主词条：蔡襄纪念馆

蔡襄纪念馆位于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大埔村，金沙宫旁。

蔡襄墓

主词条：蔡襄陵园

蔡襄墓位于福建仙游枫亭锦岭将军山下，旧福厦公路西侧。1961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海内外蔡襄后裔把其墓重建为“蔡襄陵园”，历时三年，于1999年竣工，占地面积20亩，仍保持宋代艺术造型，增建“山门”、仪门、围墙、端明楼、四垂亭、书法碑廊、以及管理房和停车场，重塑文武石仲翁、石羊石马、石虎，铺平石墓埕、水泥通道等附属设施。墓陵占地一亩，建造古老壮严，围墙绿树参天，绿草成茵，环境幽静优美。陵园前方“仪门”，高7.5米，白色花岗石构筑，横匾前书“庆历名臣”，后书“刚正廉明”；山门及前门，分别刻有对联：“跨海筑桥不尽黎民歌惠政，挥毫飞龙凤何曾勋业掩文章”，“忠国兴邦三谏有诗誉扬端明殿，惠民利涉万安无险功业洛阳桥”，“公慑奸魂千古乾坤留正气，诚承祖德万家荔谱永留芳”，表达了后人对蔡襄一生品德及其功业的崇高评价和敬仰。

在重修陵园时，菲律宾总统依斯特拉和世界僧伽会副会长瑞今闻讯，特致词电贺。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亲笔题写“蔡襄陵园”和“碑林”。全长134米的“书法碑廊”，共有134块碑文，镌刻蔡襄为主的宋四大书法家楷、行、草、隶12600字，为福建省现有规模最大的碑林。“端明楼”正厅塑有蔡襄铜像，设有书法展览厅，供游人参观。

人物生平

蔡襄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 。家族世居仙游县枫亭驿，初务农，曾为泉州吏员。母亲卢氏，惠安县德音里圭峰村名士卢仁之女。蔡襄童年时受到外祖父的严格教育。

蔡襄十五岁参加乡试，十八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天圣八年，参加开封乡试，获第一名。

天圣九年，蔡襄登进士第十名。次年，授漳州军事判官，在职四年。

庆历三年，蔡襄主持谏院衙署。他遇事从不回避，奏疏忠诚恳切，大都关系天下利弊、一时缓急。蔡襄认为国家安危取决于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别邪正。由于有蔡襄这样的人直言敢谏，那些权贵心怀畏惧，多有收敛。

庆历四年，调任福州知州。庆历六年秋，改任福建路转运使。蔡襄在福州见百姓患病不就医而向巫觋求拜，多为蛊毒所害，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劝病者就医治疗，并采取措施，取缔巫觋，“禁绝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蔡襄还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蔡襄倡议官吏，发动百姓，从福州大义至泉州、漳州七百余里的大道两旁栽植松树，荫庇大道，故民谣歌颂道：“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庆历八年，蔡襄因父亲去世而离职。

皇祐三年，回朝修《起居注》，参与政事。次年，迁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注内诠。

嘉祐元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劝学兴善，传播医治蛊毒的药方，教育民众遵法为善，改变陋习，监督官吏深得民心。

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蔡襄两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祐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祐二年七月至嘉祐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顿吏治。当时晋江县令章拱之贪赃枉法，蔡襄奏疏弹劾，把他革职为民。后朝廷发现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贬。他又修建沿海州县城池，加强军事防备，教习舟船熟记水势，防备海寇。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并奏请减免漳、泉、兴三州身丁钱一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

蔡襄知泉州时期，连年发生旱灾，他调动民力，加强水源管理，制定《龟湖塘规》，制止用水纠纷。他任转运使期间又在郡南小乌石山访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众饮用和灌田。治平年间，晋江县令王克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为纪念。

嘉祐六年，被授为翰林学士、权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财政。此时，宋廷财政入不敷出，“积贫”已深。蔡襄善于理财，“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入以制用。划剔蠹，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不久，宋英宗继位，正式任命蔡襄为三司使。蔡襄撰《国论要目》一文，阐述改革主张，提出择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英宗不但不采纳，反而夺其三司使职。蔡襄在朝廷难于容身，请求外任。

治平二年，蔡襄出知杭州，拜端明殿学士后才去上任。次年十月，母亲卢氏去世，蔡襄护丧南归。

治平四年八月十六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五十六岁，追赠吏部侍郎，后加赠少师。葬在枫亭蔡岭，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宋孝宗淳熙三年，其曾孙蔡洸为蔡襄奏请谥于朝，孝宗赐谥“忠惠”。

宋宁宗庆元年间，在洛阳桥南街尾建蔡襄祠。后人在墓前立柱题联云：“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

逸闻趣事

百衲碑

韩琦曾在家乡修建昼锦堂，欧阳修为其撰文，蔡襄书丹，时人称之为“三绝”。蔡襄每一个字都一定写数十张，等到字合于法度之后才采用，世人称其为“百衲碑”。

诗名远扬

景祐三年，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争执，被黜知饶州。当时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当时也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此诗在东京流传，人们都争着传写，买书的人在街上售卖此诗，获利颇厚。辽朝的使者来访，偷偷将其买回。后来张中庸出使辽朝经过幽州时，在舍馆看见有人将蔡襄此诗写在墙上。

置髯何处

蔡襄有一把美胡须。仁宗一天偶然回头问蔡襄说：“你的胡须非常漂亮，晚上睡觉时把它盖在被子之下吗，还是把它放在外面呢？”蔡襄无法回答。回到家后，晚上睡觉时，蔡襄思索仁宗的话，把胡须放在被子里面和外面，都感到不适，一个晚上无法睡着。

蛇精转世

蔡襄知福州时，曾因病多日到官署办公，每天晚上都梦到登上鼓楼靠着鼓睡着。通判奇怪击鼓之人多日没有在三更打鼓，那人回答说这几天有一条大蛇盘踞在鼓上，他因而不敢接近。蔡襄病愈后，向通判说了自己的梦，正巧与击鼓之人说的话相同，人们便认为蔡襄是蛇精。

上元罢灯

蔡襄在福州任职，一次适逢上元日，他让百姓点七盏灯，陈烈制造大灯一丈多，上面用大字写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看见后，下令罢灯。

事母至孝

蔡襄对待母亲非常孝顺，他曾经步行碰到一个妇人，样貌非常衰老，蔡襄询问她的年龄，她说：“我活了一百单二岁了。”蔡襄拜了又拜后说：“希望我的母亲的年纪也能像您一样。”后来果然像他说的一样。

地下阎罗

蔡襄病重时，兴化郡守李遘梦到一位神仙紫绶金章，自称是来迎接下任的。李遘询问是谁，神仙说：“我是阎罗王，蔡襄将要接替我。”次日，蔡襄即去世，李遘作挽诗道：“不向人间为冢宰，却归地下作阎罗。”

廿一日酉

据说蔡襄任泉州刺史时，奉母亲之命，准备在泉州湾附近建一座万安桥。修建时工匠们遇到了难题，当时海湾水深，难以为桥打桩。于是蔡襄便叫手下文吏部给海神写信，请求海神帮忙并派人下海送信。送信的人认为自己此行必死无疑，便到酒店痛饮了一场，然后醉卧海滩，想让海潮将自己卷去了事。岂料海潮并没有把他卷走，等他醒来后，竟发现信封已换过，他连忙带回呈给蔡襄。蔡襄看见“海神”在信上只写了一个“醋”字，琢磨很久，认为醋字可拆为“廿”、“一”、“日”、“酉¨四个部分，这就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廿一日酉时。蔡襄顿时醒悟，“海神”要他在“廿一日酉”动工建桥。有趣的是，到了这一天，海水退潮，人们顺利地打下了桥基，万安桥就这样建成了。从此“醋”字被成为“廿一日酉”的说法也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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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聘，宋代诗词家。约公元一一六二年前后在世。字梦弼（或写作“㢸”），南宋吴郡（今苏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末前后在世。生平事迹无考。工词，有《和石湖词》一卷，入选《强村丛书》传于世。

李遵勖（988—1038），生于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卒于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初名勖，因娶宋真宗赵恒妹万寿公主，而加“遵”字为“遵勖”，字公武，李崇矩孙。景祐三年（1036年）十月辛酉，李遵勖将奉旨所撰《天圣广灯录》30卷献给宋仁宗赵祯，请求将此书送到传播佛法的主管部门，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其编入佛藏经典之中，今存于《中华大藏经》中。他又著有《闲宴集》20卷，《外馆芳题》7卷，均佚。将死，与浮图楚圆为偈颂。卒，谥和文。遵勖著有问宴集二十卷，外管芳题七卷，均《宋史本传》行于世。

华岳，南宋诗人。生卒年不详，字子西，贵池（今属安徽）人。因读书于贵池齐山翠微亭，自号翠微，武学生。开禧元年（1205）因上书请诛韩侂胄、苏师旦，下建宁（今福建建瓯）狱。韩侂胄诛，放还。嘉定十年(1217)，登武科第一，为殿前司官属。密谋除去丞相史弥远，下临安狱，杖死东市。其诗豪纵，有《翠微北征录》。"文学成就

华岳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宋史》入《忠义传》。叶绍翁比之为陈亮。王士祯比之为陈东，明佘翘《华子西论》则称赞他“论事似晁错，谙兵似孙武”。他的文集《翠微北征录》即收开禧三年所上《平戎十策》和嘉定元年所上《治安药石》。两文皆作于下建宁狱时。前篇提出取士、招军、攻守、赏罚等具体措施以求抗金复国，议论纵横，颇有识见。后篇讨论战略战术等实际军事问题，亦非书生空言。另外，《翠微南征录》卷一所收《上宁宗皇帝谏北伐书》写得感情充沛，忠肝义胆毕现，条分缕析而又激昂慷慨，可与南宋的一些著名奏议比美。

《翠微南征录》除《上宁宗皇帝谏北伐书》外，皆为诗作。其诗多抒写遭受迫害后的不平和愤慨。《狱中作》、 《诉董寺丞》、 《呈富大卿》等狱中诗，抒发了“何当尽沥奸邪血，染作衣裳看孟安”的浩然正气。《寄六安宰杨渭夫》、《自讼次溪南壁间韵》、《早行述怀》等一再申述“二陵风雨犹思汉，万里腥□谁报韩。眼到北盟常揾血，心忧南土发冲冠”的复国襟抱。至于《上韩平原》直斥韩侂胄“君家勋业在盘盂，莫把头颅问属镂。汉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难庇禄山躯。”这类政治诗，直抒胸臆，直率浅显，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江西派的槎□和江湖派的庸滥。王士祯称其诗“粗豪使气”，吴非说他“肮脏不平，略无忌讳”，曹廷栋《宋百家诗存》称他为“诗人之杰”，其诗“脱口豪纵，多破胆险句，锤炼处又极冶衍遒丽”，皆主要指这类诗而言。其他题材的诗，如《田家十绝》写农村风光，《新市杂咏十首》写建宁风土人情，明丽可喜，颇有生活气息。其写景诗时用浓墨重彩，也有特色。但绝句喜用数字作对，稍嫌落套，如“风外落花千万片，水边啼鸟两三声”，“峰回路转六七里，林静鸟啼三四声”等。

华岳亦能词，但作品久佚。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从《诗渊》中辑得华词18首，除写身世感喟及男女之情外，还有爱国词，如〔满江红〕“庙社如今”，与辛派词风一致。

《翠微南征录》11卷，有《贵池先哲遗书》本、《四部丛刊》影旧钞本。《永乐大典》引《华赵二先生南征录》，则此书系华、赵合撰；《诗渊》引《南征录》中华、赵唱和词，则原本收词，皆与今本不同。《翠微北征录》12卷，亦有《贵池先哲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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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朴（921～1003）北宋布衣诗人。字契元（一作玄或先），自号东里野民。"生平

世居新郑东里，好学，善诗，天性恬淡孤僻，不愿作官，终生隐居农村。常独自骑牛游赏，往来于县境东里、郭店间。见到草茂林密幽僻的地方，就卧伏草中冥思苦想，每得妙辞佳句，立即挥笔成诗。曾独自带上手杖进入嵩山险绝处，构思成文100多篇。当时的士人学子多传阅诵读他的诗文。

少年时与毕士安、韩丕同学友好。后来，毕士安官居相位，举荐杨朴于太宗，太宗爱其才，想授官任用，朴坚辞不受，作《归耕赋》以明志。太宗赠给束帛使他还乡。真宗西行朝拜先帝诸陵道经郑州，特遣使赠朴茶、帛，并命其子从妙为官。

朴所作诗俊逸潇洒，语言质朴精炼，多描写自然景色和农村隐居生活。类唐诗人贾岛、李涉。78岁去世，葬县城北20公里处袁堡村东。宋翰林学士李淑撰墓表，立石墓前。诗人黄庭坚过其墓拜谒，曾作诗悼念。

轶事典故

宋真宗在位时，想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的大儒。有人就向宋真宗推荐了隐居在郑州的杨朴，宋真宗就下诏，让杨朴出来做官。杨朴实在不愿意做官，但是，皇宫侍卫非要他到京城亲自给皇帝说，于是，杨朴就在侍卫的陪伴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宋真宗。在皇宫里，宋真宗问杨朴：“我听说你会做诗？”杨朴平静地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最不愿做官的。宋真宗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说：“没有。只有拙荆写了一首。”宋真宗好奇地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妻子写的一首诗念了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这个故事被大文豪苏东坡写在了自己的笔记里，一次，苏东坡的夫人因为生气而哭泣，苏东坡就把杨朴的这个故事讲给她听，苏夫人听到这首诗，不禁破涕为笑，一腔怨气烟消云散。不过，这次被宋真宗召见后，杨朴写了《归耕赋》，来表明自己归隐乡野的志向。无奈，宋真宗只好放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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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修（979~1032），字伯长，郓州汶阳（今属山东汶上）人。后居蔡州（今河南汝阳）。他在柳开之后继续倡导韩、柳古文，曾亲自校正、刻印韩愈和柳宗元文集。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中，赐进士出身。初任泰州司理参军，以负才寡合，被诬贬池州。后为颍州、蔡州文学参军，徒居蔡州。性刚介，好议论时弊，诋斥权贵。不满五代以来及西昆体的靡丽文风，继柳开之后，力主恢复韩愈、柳宗元散文传统，至镂刻刊印韩柳集，亲自鬻书于开封相国寺。对尹洙、苏舜钦、欧阳修均有较大影响。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著有《穆参军集》。"生平

穆修自幼苦读，10余岁即落笔成章，出口成诵。20余岁博览群书，对文体文风便有了见解。他不满当时流行的“西昆体”靡丽文风，力主恢复韩愈、柳宗元散文传统。一时间，其作品不胫而走，有些竟被传入宫廷。一天宋真宗读了他的文章，责问阁臣：“这等奇才，怎么不推荐给我？”宰相丁谓忙说：“此人出身微贱，行为不端，不可大用。”原来，穆修与丁谓有布衣之交，后丁谓居官，一味拍马逢迎，不思民忧，为穆修所唾弃。一次两人相逢于汉水，穆修非但未表示亲近，反而揖而远之。丁谓就此记恨，所以进谗言。

大中祥符年间，真宗东封泰山，诏举齐鲁人才。穆修得选。大中祥符元年考中进士，被委以泰州司理参军。按惯例，新官上任先要拜会通判。可穆修自负才气过人，不肯违心随俗。对一班庸俗之辈，更是不理不睬。很快得罪了包括通判在内的一批人。后来通判捏造了几条罪名，将他贬往池州，年余方得自由。

他过着贫寒的生活，志趣操守，一如既往。亳州知府张知白，一向欣赏其文才，请他为新落成的佛庙作《记》。一豪富为将自己名字书于《记》中，以白银50两相贿。穆修一言不发，掷银院中，即打点行装返家。豪富次日携更多银子登门。穆修怒喝道：“我宁愿吃不上饭去乞讨，也不会拿你这不干净的银子，来玷污我的文名的！”

数年后，他被补为颍州文学参军。清贫一如旧日。母亲去逝，他背负以葬，日诵《孝经》、《丧记》，不用浮屠为佛事。自此，他再无牵挂，对自己的追求更加执著。他动手镂刻濒于失传的唐本韩、柳文集数百帙，千里迢迢肩挑于都会开封。一次，他在相国寺卖书，遭到几个儒士模样人的刁难。穆修怒目而视，说：“你们有谁能读其中一篇不错一句，我就把全卷赠送给他！”结果几个“儒士”当众出丑。穆修鬻书相国寺的消息，很快在社会上传开。尹洙、苏舜钦兄弟等径向投师。穆修视为知己，谆谆教授，终使他毕生提倡的古文运动得以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穆修的文章存者不多，但颇有深度。如《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赞曹操“伐谋制胜，料敌应变”。

轶事典故

穆修拒金

宋仁宗天圣初，张知白知毫州，当地一豪士出资造佛庙，张知白使人请穆修撰写记文，记文写成后，不书写那位豪士之名，豪士便以重金贿赂穆修，求载名于记，穆修投金庭下，遂促装去郡。豪士谢之，穆修终不受，且曰：“吾宁糊口为旅人，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忤物穷终

穆修性褊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淩通判，遂为捃摭，削籍系他州。后遇赦释放，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部，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许值，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

轶事典故

“装疯避祸”

杨凝式，字景度，华阴人，小名诗，他出生那年是癸巳年，所以他自号癸巳人。据说他是隋朝越国公杨素的后代，祖辈均为唐朝的宰相重臣。

杨凝式长得既精神又聪明，富有文才，他的文章被当时的人所推崇，但他体型稍差，身材矮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唐昭宗时考中进士。中进士之后，他从此便踏入仕途，先任财政官即度支巡官，后又升任秘书郎。

在唐朝末年，杨凝式的父亲杨涉官至宰相，但诸侯并起的形势使他这个宰相当得也很苦，最后，唐朝被朱温取代时，他经手了一个不讨好的差事，向朱温送交唐朝的天子印信。原来他刚当宰相的时候便对儿子哭诉道：“在这乱世当中，我的孩子们恐怕要遭难了。唉！不知是否会连累你？”

杨凝式当时也很年轻，他见父亲揽过这个遭人唾骂的差事，便对父亲说：“父亲大人身为宰相，而国家却到了这种地步，不能说没有一点过错。但您又要把传国玉玺交给别人，保自己的富贵，那千年之后人们该怎么评论您？父亲还是推辞为好。”

杨涉闻听此言，害怕得魂都没了，因为当时形势非常危急，朱温为了防止唐朝旧臣做于己不利的事，便派了大批暗探打入大臣们中间，搜集大臣们的言论，不少人因为言语不当而惨遭祸端，有的则是灭门之祸。杨涉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杨凝式见父亲神情惊慌，这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忙闭上了嘴，父亲害怕儿子的话传出去，好几天都没有吃好饭，整天神情沮丧，唉声叹气。杨凝式也很害怕，假如他的话被人听到，传到朱温的耳朵里，那他的全家便很难存活了，杨凝式想不出再好的办法，最后只得装疯，以防万一。从此人们便叫他“杨疯子”。

父子俩的话没有被外人听去，等朱温登基后，又让杨涉继续当后梁的宰相。而杨凝式的“疯病”也好了，凭借着父亲的关系，他也在后梁任职，当上了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后来齐王张全义又看上了他的才华，提拔了他，而宰相赵光裔也很欣赏他，在赵光裔的支持下，他升任集贤殿直学士、考功员外郎。

巧用“疯”病后梁被后唐灭掉，但杨凝式并没有受影响，相反，他却升了官，当上了知制诰，主管皇帝诏书的起草工作，权势很大。但后来他又有点“疯”了，也许他看出来这个职位虽然很显赫，但也容易惹恼皇帝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才装疯避祸的。就像孟知祥辞去中门使的职务一样，因为前几任中门使都由于开罪皇帝而被杀。这一疯，他便被改任了史馆修撰，主持史馆事务。

等明宗李嗣源在位的时候，明宗封他为中书舍人，他装疯不去上朝，更不去上任，明宗只好让他任别的职务。在后唐末帝李从珂在位的时候，封杨凝式为兵部侍郎。李从珂有一次亲自阅兵时杨凝式“疯病”又发作了，他不停地大喊大叫，使阅兵无法继续进行，李从珂因为他名声大，又有才气，加上许多人都知道他有疯病，所以没有处罚他，让他回洛阳静养。

后唐灭，后晋建立，杨凝式又做了太子宾客，后来以礼部尚书的职位退休了，到了洛阳一带闲居，过得很自在。离开了朝廷，他更自由了，说话更没有顾忌了，还有，他一说过分的话，人们便以为他的“疯病”又犯了，没人和他计较，因而他对当地的事不管什么都喜欢指责批评一番。地方的官员因为他有才，又德高望重，都没有责怪他。在桑维瀚主政时，杨凝式已经退休，所以没有了俸禄供给，生活有些拮据，桑维瀚听说才子杨凝式的窘境后，便出面奏请皇帝给他一个太子少保的荣誉职衔，让他有份固定的俸禄养家度日。

后晋因为和契丹开战，最后灭掉了，后汉建立。他在后汉也担任了官职，如太子少傅，太子少师。后汉末年，郭威起兵进入开封后，总理朝政，杨凝式在郭威进城时到门口迎接，向郭威说自己年事已高，难以做事，郭威便抚慰他一番，没有责备他。但等郭威称帝后，因为他没有为郭威登基出力，所以他趁势提出致仕还乡，也就是退休回家。郭威痛快地答应了，赐他以右仆射的显要身份回乡。

杨凝式在老家闲居了一段时间，郭威病死，后周世宗柴荣继位，又下诏让杨凝式回朝任职，或许是杨凝式闲居时间一长也烦闷了，他接受了世宗的任命，升为左仆射，另加太子太保之衔。

从唐朝末年到后周，一般的说法是杨凝式经历了五个朝代，严格地说应该加上唐朝，就是六个。

“宽容才子”

杨凝式以“疯”而出名，他的一些趣事死后还经常被人们提起。有一次他乘车回府，他性子急，说车马走得太慢，干脆下车，自己拄着手杖步行，路边的行人都指着他笑，但杨凝式毫不在意。有一年，冬天到了，但妻子儿女都还没有棉衣，他不但不管，反而将不久前一位朋友送的一批帛绢转送给了两个寺庙，做了袜子给僧人们穿，家里的孩子们冻得直叫，他也毫不在意。地方的留守官见状，赶忙给他这个著名的士宦之家送去了棉衣和粮米。杨凝式笑了：“我知道他们肯定会救济我们的！”

杨凝式为人非常随和，有一天的早晨，他和仆人出去游玩，仆人问去哪里，他说往东去广爱寺，仆人说不如往西去石壁寺，他举鞭说：“还是去广爱寺。”仆人说：“还是去石壁寺好。”杨凝式于是说：“那就先去石壁寺吧。”大家一听，都高兴得拍手欢呼起来。

杨凝式不仅会装疯，他更擅长更出名的是他的诗和书法。他的诗中有很多诙谐诗，很有趣。张全义曾经提拔过他，他便适当地歌颂了他的功德：“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修，至今犹是一堆灰。”还有一次，他从开封回洛阳，当时暴发了蝗灾，他到洛阳的时候，遮天蔽日的蝗虫正好也同时到达了洛阳。他就先将一首诗寄给了洛阳尹张从恩：“押引蝗虫到洛京，合消郡守远相迎。”张从恩见诗笑了，也没责怪他。

杨凝式的诗因为他信佛而有了另一种境界。他喜欢游寺庙，各种景色都能使他对时事产生感想，因此他的诗句也很脱俗，如“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写得很清丽，非常出名，历来被人推崇。

虽然杨凝式的诗成就很高，但和他的书法比起来，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他的书法遒劲豪放，以欧阳询和颜真卿为宗师，加上他自己的纵逸豪放，使他的书法艺术有了独特的风格。在游览寺庙的时候，遇到山水佳境时便留连忘返，观赏咏诗，见墙壁提笔便写，边吟边写，似有神助一般流畅。人们小心地保护这些他写过诗的墙壁，可见他的书法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人们说他的书法和颜真卿的很相似，因而将他和颜真卿合称“颜杨”。

在洛阳的许多寺庙的墙壁上都留下了他的手迹，他在最后落款时很少用一个名字，有癸巳人，杨虚白，希维居士，关西老农。题后有时是楷书，有时是草书，像他的人一样随意，但水平都很高，所以很多人说他是五代时期书法第一人。

杨凝式有不少优秀的学生，李建中写诗盛赞恩师的书法：“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冯道的儿子对杨凝式的评价是最高的：“少卿真迹满僧居，只恐钟玉也不如。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

杨凝式因为一次偶然的装疯躲过灾祸，从此便以“疯”为处世之法，经历了五代，得以善终。又凭狂放的性格成就了他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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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操（1073年-1098年），姓蔡，名云英，艺名琴操，原籍华亭（今上海），是北宋钱塘艺名人。琴操原系官宦大家闺秀，从小聪明伶俐，得到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歌舞诗词都有一定的造诣。13岁那年父亲受宫廷牵诛，母亲气激身亡，家遭藉没而为杭州歌唱院艺人。不到三年，因其学习刻苦，加上天资陪颖，才华出众，16岁那年改了北宋诗人秦观《满庭芳》词而在杭红极一时。后受到大诗人苏东坡的赏识，引为红颜知己。据闻后因与苏对答后，遁入空门。"生平

宋朝钱塘歌妓，姓氏不详，大约在1074年出生，13岁时被抄家，做官的父亲被打入大牢，自己被籍没为伎！抄家时她正在家中后院弹琴，那把心爱的琴也让人给毁了！“琴操”二字原出自蔡邕所撰的《琴操》一书，以琴操为名，可见琴操的才气也绝非一般。琴操虽说是妓，但冰清玉洁，卖艺不卖身，红极一时。

琴操的轶事甚多，包括与苏东坡交往的种种趣闻。东坡的好友秦少游有首著名的词《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饮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首词用的是门字韵，是写给他所眷恋的某歌妓的，情意悱恻而寄托深远，是宋词中的杰作。有一天，西湖边上有人闲唱这首《满庭芳》，偶然唱错了一个韵，把“画角声断谯门”误唱成“画角声断斜阳”。刚好琴操听到了，说：你唱错了，是“谯门”，不是“斜阳”。此人戏曰：“你能改韵吗？”琴操当即将这首词改成阳字韵，成了面貌一新的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烟万点，流水绕红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青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经琴操这一改，换了不少文字，但仍能保持原词的意境、风格，丝毫无损原词的艺术成就，若非大手笔，岂能为也！

琴操与苏轼

有一天，两只游船相撞，16岁的琴操与已到知命之年的苏东坡相遇，便有了一段至今亦令人愤愤不平的不了情。当时苏东坡是杭州知府，琴操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歌妓，琴操虽已被东坡赎身，但受到世俗和伦理的束缚，两个有情人终不能结为连理。琴操曾为东坡抚琴一首，被东坡的好友佛印称为百年难得一闻。

宋人《泊宅编》中记载到苏轼在杭州时，携琴操游西湖。

一日东坡戏曰：“予为长老，汝试参禅。”琴操笑诺。

东坡曰：“何谓湖中景？”

答：“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又问：“何谓景中人？”

回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髫挽巫山一段云。”

再问：“何谓人中意？”

答：“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

还问：“如此究竟如何？”琴操不答。

东坡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东坡想劝说琴操从良，谁知一语惊醒梦中人。琴操云：“谢学士，醒黄梁，世事升沉梦一场。奴也不愿苦从良，奴也不愿乐从良，从今念佛往西方。”东坡为之落藉。琴操削发为尼，于玲珑山别院修行，这是大学士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句笑侃，铸成玲珑山多了一位僧尼，长伴青灯没几年，闻道东坡贬至澹州，百感波涌、万念俱灰，玉殒梦醒，红颜薄命年仅二十四，东坡闻知大恸，流传千年的故事。悲戚戚……

琴操出家后，前两年苏东坡、黄庭坚还有佛印和尚经常来玲珑山，和她品琴论诗。早些年，这里还挖出这三个人的石像。修行也许太孤寂了，让一个少女，在古佛青灯之间渐渐老去，是何等的残忍。这也是苏东坡和琴操故事中，最令人遗憾的地方。但结局无法改变。诗人和歌妓的相识，是一段夙缘，苏东坡一次次踏马玲珑山就是这一段情感觉的注释，一直到两年后的一天。两年后，苏东坡离任北上，看着诗人越来越远的背影，琴操的心扉也渐渐关上了。任凭风吹裙椐，她的双眸已经被泪水模糊了。琴操在进入玲珑山八年后，听到被朝廷勒令还俗的诗僧参寥带来的消息，苏东坡已被贬至南海中的瞻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了。薄暮中的琴操茫然若失，不出数月，郁郁而终。时年不过二十四岁。垂暮之年的苏东坡，听人说起琴操的死讯，面壁而泣，说了一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我害了她。这句后流传，没有文献记载的话，也符合后人理解中，一生风趣的北宋诗人苏东坡的形象。苏东坡最后一次见到琴操，是在他离开杭州前。那是个草长莺飞的四月，苏东坡策马狂奔，他回首时有着忧伤的一瞥。这个眼神在琴操的心中铭刻了一生。而那一个裙裾飘飘，抚琴而歌的北宋少女琴操，她曼妙的手势，和那空谷琴声一样，烙在诗人苏东坡和后人的怀想中，就象那个民国情种郁达夫。

诗人苏东坡，后来玲珑山琴操修行处，重葬了这位红颜知己，并自写了一方墓碑。琴操墓到宋朝时，已淹没在荒草之中，乡人捡到东坡的题碑，就重修了一次。民国年间，诗人郁达夫寻访时，又只剩下“一坡荒土，一块粗碑”，上面刻着“琴操墓三个大字”了 。郁达夫所见的墓碑，已非东坡所书，而是明人重修的碑碣。十几年前重修琴操墓，找到这块已被当作铺路石的残碑。郁达夫见到的菜地里。那块记述东坡和琴操事的碑石，则踪影全无了。

琴操在玲珑山某尼姑庵研读佛理，并将心得写下，寄与杭州城中的苏东坡。一位是出身低微却极有天赋的才女，一位是天性浪漫、不拘小节的大诗人，成为了知交。在宦海中几经沉浮的苏东坡，早已将人世看透，但却冲不破世俗枷锁，无法和心爱的人厮守，成为一段令人唏嘘的岁月悲歌。

宋人笔记中的琴操

宋人笔记《枣林杂俎》中写到"“琴操年少于东坡,和诗人有过一段忘年情”"此书中的一笔带过，在元代就被人写成了戏曲加以传唱，也就有了后来的《眉山秀》和《红莲债》！

琴操作为一代才女，虽受到了当地父母官苏东坡的宠爱，但终逃不了红颜薄命的厄运，出家于玲珑山，且有了“琴操参宗”的典故。

人物评价

民国时，郁达夫、林语堂和潘光旦同游玲珑山，翻遍八卷临安县志却不见有关琴操记载。气愤的郁达夫作诗叹道“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林语堂拿来一本《野叟曝言》，提议说到“潘光旦研究冯小青，我喜爱李香君！达夫和琴操也算的是同乡，琴操墓的修整就理应郁兄来操办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只因琴操一朝为妓，终入不得正史。痛感玲珑山墓冢荒鄙怎能配上这个前朝的美人，数代文人墨客因此冢而拜访玲珑山，墓碑也几度重修。琴操因东坡而得到代代文人的怜惜，玲珑山也因有琴操而千古闻名。

遁世之说

琴操出家的说法

1、1090年宋哲宗元祐五年春天，五十多岁的苏轼请琴操到苏府品琴论诗，有过一段风雅之交。东坡之后被贬惠州，琴操感到这里也不是她的容身之处，随后就出家了！

2、民间的说法是，琴操看破红尘，落发为尼，东坡曾数次踏马玲珑山寻访琴操，想劝说她回到杭州府衙，都被琴操婉拒！东坡醉卧石！是当年诗人吃了闭门羹后解酒消愁之地！此事曾记在石碑上，郁达夫后来寻访时在菜地里见到过被遗弃的碑石！

玲珑山简介

玲珑山在杭州西，临安县境内，山小但很精致！玲珑山的旧迹很多，唐代古刹卧龙寺在宋时香火还很盛。昔年琴操上山时，要过南天门。这是唐朝就有的山门，上有楼阁，下通行人，有石门可开启。这景致早已湮没，遗存的只有一方后人题刻的“玲珑胜境”，还有东坡手植的学士松了。“九折岩”三个字，据说是东坡的醉书。当年琴操就从这方岩壁后拐过去，消逝在绿树中。山路不长，有一种曲径通幽之感，不知道琴操又如何想呢？她这一步过去，就和红尘隔绝了，她抛得下世间的繁华和心中的情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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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望（1102-1170），南宋著名诗人、书法名家。字瞻叔。南宋襄阳谷城人（今湖北省谷城县），后寓居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其父王纲，任徽州（今安徽省歙县）通判（与知府、知州共治政事），因反对金人立卖国求荣的张邦昌为君，为时人所敬重。绍兴八年（1138年）中进士，乾道六年（1170年）卒于临海。所著有《汉滨集》、《奏议》、《经解》等行于世。南宋高宗、孝宗时期著名诗人。"生平

早年以父少傅荫泽补将仕郎。南宋·高宗绍兴三年由右迪功郎、昌化军判官改辟监台州支盐仓，举家徙居台州。绍兴八年中进士，授为处州教授，入为太学录，迁博士。绍兴十八年出知荆门军，提举荆湖南常平茶盐公事，改潼川府路转运判官。绍兴三十年改成都府路计度转运副使、提举四川茶马。除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后升太府卿。绍兴三十二年充川、陕宣谕使。因德顺兵败，除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未几权户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隆兴元年孝宗即位，除户部侍郎，未几权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俄兼直学士院，复除吏部侍郎、通问使，又擢右谏议大夫。孝宗隆兴二年拜参知政事，俄兼同知枢密院事。后罢为端明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天台。孝宗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抚使。加资政殿大学士，移知温州，寻复罢。工诗属文，又是词学大家。其“手未尝释卷，博学无所不通，谈论英发，听者忘倦。为词章下笔立成，豪赡宏博，切于事理”。所作之词，如《菩萨蛮》“华灯的白乐明金碧。玳筵剧饮杯余湿。珠翠隔房栊。微闻笑语通。蓬瀛知已近。青鸟仍传信。应为整云鬟。教侬倒玉山”。又如《鹧鸪天》“撩乱江云雪欲飞。小轩幽会酒行时。佳人喜得鸳鸯侣，豪客争题鹦鹉词。歌舞地，喜追随。歙州端恨外迁迟。谪仙狂监从来识，七步初看子建时”等等。脍炙人口，享誉海内。生平事迹见《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八九》、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宋史·卷三七二·王之望传》、《建炎以来系要录》、《史乘笔记》等有小传。

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冬病卒于台州，终年68岁，谥敏肃。著有《汉滨集》60卷、《奏议》、《经解》等，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16卷，其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汉滨集》为底本，酌校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行于世。

墓碑出土

王之望墓志，2000年出土，原藏临海江南街道白岩岙村，现存临海博物馆东湖石刻碑林。碑高96．5厘米，宽72厘米，厚8厘米。题为“宋故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襄阳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致仕，赠左宣奉大夫王公墓志”。碑文楷书，文连题41行，满行59字，又刊人勒名1行。

王之望以父少傅荫泽补将仕郎，南宋绍兴三年由右迪功郎、昌化军判官改辟监台州支盐仓，因家临海。绍兴八年得中进士，为处州教授，入为太学录，迁博士。不久，出知荆门军，提举湖南茶盐第，改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又改成都府路计度转运副使、提举四川茶马。除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后升太府卿。隆兴元年，除户部侍郎，充川、陕宣谕使。因德顺兵败，除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未几，权户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俄兼直学士院，复除吏部侍郎、通问使，又擢右谏议大夫。继拜参知政事，俄兼同知枢密院事。后罢为端明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抚使。加资政殿大学士，移知温州。乾道六年卒于临海。所著有《汉滨集》、《奏议》、《经解》等行于世。历史上对于王之望有不同的评价，此墓志的发现，对于研究王之望的生平，提供了新的比较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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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为（生卒年不详），字不伐，籍里无考。善琵琶，通音律。政和末，充大晟府典乐。宣和元年（1119）罢典乐，为乐令。 《全宋词》存词六首，有《芊呕集》 田为才思与万俟咏抗行，词善写人意中事，杂以俗言俚语，曲尽要妙。 尝出含三个词牌的联语“玉蝴蝶恋花心动”，天下无能对者。

刘埙（壎xūn 1240-1319）字起潜，号水云村。学者称水村先生。江西南丰人。南丰著名文人隐士刘镗之侄。宋末元初学者、诗人、评论家。"生平

刘埙是元初江西颇有名气的儒生。生于宋理宗嘉熙四年。读书于麻姑山，刻苦肄习。研经究史，网罗百氏，文思如涌泉，宋季与同里谌祐自求各以诗文鸣。年三十七而宋亡，越十八年，入元后年五十五为“盱郡学正”。年七十受朝命为延平路儒学教授。1311年七十二岁为南剑州学官。既满，诸生复留授业者，三年乃归。卒于元仁宗延祐六年，年八十。

刘埙与陈苑、赵偕等是元代陆学的代表人物和主要传人。“尊陆九渊为正传，而援引朱子以合之。”在他所处的时代，朱学大盛，陆学受排挤。而他却崇尚陆学，并竭力为陆九洲争正统地位。依刘埙来看，陆九渊不仅是儒家道统的正传，而且是道统的“成终者”。他时常把朱、张、吕、陆四人相提并论， 而其中又推重朱、陆，以朱陆并称。尤推崇陆九渊，认为“陆氏之学，将大明于世。”明代产生了王阳明的“心学”，陆学果得以复兴。

刘埙博览，才力雄放，工诗文，尤长于四六。对中国古代戏剧尤其是南丰傩戏有研究，其《水云村稿》中《词人吴用章传》载“至咸淳，永嘉戏曲出，南丰泼少年化之”的文字，是至今最早记载“戏曲”一词的史料，亦说明南丰戏曲文化之早之盛，是研究南丰戏曲文化的珍贵史料。

他还是元代文学批评家，其《隐居通义》列举了前代许多著名的诗人，如陶渊明、李白、王维、贾岛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诗歌风格进行评析。通过对历代名家的评析，为人们认识诗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著有《隐居通议》31卷、《水云村泯稿》、《水云村稿》15卷、《经说讲义》、《哀鉴》、《英华录》，凡百二十五卷。

刘埙比陈文龙小8岁，陈文龙于咸淳四年得中状元，初授镇东军节度判官，后诏授秘书省校书郎兼崇政殿说书，咸淳八年迁为监察御史。咸淳九年，因弹劾宰相贾似道党羽，触怒贾似道，被出知江西抚州。陈文龙在抚州任太守时，已闻刘埙之名，期望他能往来谈论诗文。一日，刘埙因饯送曾通守赴袁州，就顺路去拜谒陈文龙。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话语不休，并相期千载。

咸淳十年冬，度宗崩，恭帝即位，首授朱文昌祀孙为京西、湖北、四川宣抚使，镇江陵。陈文龙嘱刘埙作贺语，刘埙即提笔写道：“出命九重，宣威六路。天昌宋祚，乾元初御于正朝；地重荆州，涣号首开于大阃。”陈文龙见后大加称赞。没过多久，贾似道又指使台臣李可弹劾罢免陈文龙，于是陈文龙解郡绶南归，从盱江下船。刘埙闻讯，急忙驰马出桥南，为陈文龙饯别，并把写好的《送抚州太守陈太卿归莆阳》一诗赠予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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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箕，生卒年均不详（约公元1192年前后，即宋光宗绍熙时期在世），字习之，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刘子恽之孙。生平未仕，但游历颇广，曾“游襄汉，经蜀都，寄湖浙，历览名山大川，取友于天下”（本集陈以庄跋）。"生平

宁宗嘉泰四年始返乡。嘉定八年。又游安康，是时年将届六十。著作由弟子游郴于嘉定十年编为《方是闲居士小板》二卷，曾刊行，已佚。元惠宗至正二十一年裔孙刘张获旧本重刊。而今《两宋名贤小集》卷二三八《方是闲居士小板》所收诗，大多为元刊本所无，其中《和陆明叟》“所愧微官相束缚，何因共访酒家帘”，亦与诗人生平不合。未详《小集》据何辑入。事见本集有关诗文及序跋。刘学箕诗，以元至正屏山书院刊《方是闲居士小板》为底本。校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两宋名贤小集》多出底本的诗，编为第二卷。

年未五十，隐居南山，自号种春子。家多池馆，有堂曰方是闲，故又号方是闲居士。为文高爽闲雅，得其家传。刘淮称其笔力豪放，诗摩香山之垒，词折稼轩之肩，颇属不诬。学箕著有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上卷为古今体诗，下卷为赋、杂文、词，《四库总目》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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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楠（公元？----1213）字南木，号翠虚子、又号陈泥丸。（常以土掺合符水，捏成小丸为人治病，故世号陈泥丸。）金丹派南宗徒裔尊为“南五祖”之一。南宋高道，惠州博罗（今属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人，以箍桶为业。自云“道光禅师薛紫贤，付我归根复命篇”。宋徽宗政和年间擢举道录院事，后归隐罗浮山。不数年，定居长沙，开创南宗“清修派”。为南宗第四代传人，“南五祖”之四。四祖陈楠达到160岁以上。"思想与著述

陈楠的内丹承前启后，强调练功者必须采先天真铅为药，按炼精、炼气的过程循序渐进，重以气为本，所谓“气之根本凝成神，方曰无为而通灵”。他将内丹分为上中下三品：

下品：“地仙之道”者，“以闭咽搐摩为火候”，“以存想升降为运用”，这是指《灵宝毕法》、《钟吕传道集》等所记述的钟吕传统丹法。

中品：“水仙之道”者，以神、气为铅汞，他在《紫庭经》中所记述的，当属此类。

上品：“天仙之道”者，“以精神魂魄意为药材，以行住坐卧为火候，以清静自然为运用”，“以定为水，以慧为火”，“以念头起处为玄牝，………以打破虚空为了当”。陈楠认为此种丹法看起来虽然“与禅法稍同”，但实际上比禅门的“终日谈演问答,乃是乾慧;长年枯兀昏沉,乃是顽空”为优。

陈楠继承南宗传统，秉承“大隐混俗”，不倡出家，所谓“吾所以混俗和光者，不欲自异耳。鱼欲异群鱼，舍水登岸，则死；虎欲异群虎，舍山入市，则禽。”陈楠明确主张“独身清修”，反对房中御女术。

另外，由于陈楠得到黎姆山神人所传授的“设坛关请雷神驱妖除魔的雷神秘书”——景霄大雷琅书，陈楠兼修雷法，以内炼金丹与外用符箓合而为一，称内丹炼就便能役使鬼神，呼召风雨。

南宗自陈楠开始，亦就兼传雷法。从此南宗内丹与雷法并传，为南宗最终形成有广大信徒的教派奠定了基础。

著有《翠虚篇》、《翠虚妙悟全集》、《罗浮翠虚吟》等。

生平

先师事薛道光，自云“道光禅师薛紫贤，付我归根复命篇”。陈楠后得到黎姆山神人所传授的“设坛关请雷神驱妖除魔的雷神秘书”，又得自称 “辛忠义”的道人所传“五雷法”，能够“役使鬼神，呼召雷雨，耳闻九天，目视万里”。翠虚惠州人，又云。

先生忽於外席下出《都天大雷玉书》以授耜：可将归急写，明日送来。念汝一生慕道之心，成汝一生慕道之志。耜问：翠虚真人既号翠虚，又称泥丸，如何？先生云：翠虚子乃其自号。尝以泥丸与人治病，故湖广中人呼之为陈泥丸。耜问翠虚真人得法之由。先生云：先师得雷书於黎母山中，不言其人姓氏，恐是神人所授也。丹法却是道光和尚所传。

先师尝醉语云：我是雷部辛判官弟子，干道光和尚甚事？

陈楠常以泥土渗符水，捏成小丸救人治病，无不灵验。时人称为“陈泥丸”。又常以雷法符箓驱鬼降魔，济人利物。

陈楠平日衣裳褴褛，尘垢遍身，终日烂醉，吟诗歌咏，出口成章，皆成文理，但世人多不解其意。曾有诗云“嘉定壬申八月秋，翠虚道人在罗浮……还以金丹火候诀，说与琼山白玉蟾”。

按《混元列仙图》陈楠传道有鞠九思、沙道彰、白玉蟾、黄天谷四人。南宗自陈楠起，门徒始众，至其门徒“南宗五祖”之白玉蟾，才形成较具规模的社团。

羽化经过

白玉蟾真人的语录之一《静馀玄问》所载：

耜问翠虚解化之由。先生云：先师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梁山，与一箍桶老子椅角，入水而逝。当日有潮州葛县尉，在潭州宁乡县见之。先师与尉之父为久契，因寄一书，使尉归以达其父。後方知当日在此死，在彼见。予时随侍在彼，目睹其事。其箍桶老子有一斧在地，先师既相与入水，势不可救。因与一二人同归，寻其斧，则亦不见。先师彼时在漳州，赴鹤会，罢，说与会主云：我要来会裏尸解。会主不以为事。遂留四句，命予题之会中而去。题云：顶上雷声霹雳，混沌落地无踪，今朝得路便行，骑箇无角火龙。湖广中人常勒先师做诗，但见自口缕缕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把笔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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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宏，历代传颂不衰。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返家途中病逝于临潼，年58岁。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有《正蒙》、《横渠易说》等著述留世。"人物生平

宋天禧四年，张载出生于长安。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载物”。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十岁时随外傅学习，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宋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张载刺激极大，宋仁宗庆历元年，张载年近21岁时，写成《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寅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范仲淹知永兴军、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在延州军府召见了这位志向远大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热情赞扬，但范仲淹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家之书，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攻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庆历二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庆阳府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

嘉祐二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宰相文彦博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期间遇到了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然后感到自己学得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们请教。”二程由此在京中名声大震。

然而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后，他又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求得道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抛弃所有曾经研习过的学说，专心致志学道。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精神，其作《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张载进士登第，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等职。在作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 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和《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展现了军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宁二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为对”。神宗非常满意，想派他到二府做事。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对朝廷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想得到张载的支持。有一天见到张载，对他说：“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请你帮忙，你愿意吗？”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上奏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审理苗振贪污案，案件办毕回朝。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辞官回到横渠。

张载回到横渠后，“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 ”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为了训诫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书于大门两侧。张载对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写的《井田议》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为公田，私田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十年，秦凤路守帅吕大防认为张载的学术承继古代圣贤的思想，可以用来复兴古礼矫正风化，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错过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机会，便带病入京。宋神宗任用张载担任同知太常职务。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唯张载认为可行，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辞职西归。同年十二月行至临潼，当晚住在馆舍，沐浴就寝，翌日晨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

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三月，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宋赐谥“明公”。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赐封郿伯，从祀孔庙。

主要成就

创立关学

“关学”是由张载创立，以其弟子及南宋、元、明、清诸代传承者人士为主体，教学及学术传播以关中为基地而形成的儒学重要学派，与宋代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

张载认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关学的主旨，集中的体现在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

关洛濓闽新诸学派皆根源于《易经》和孔孟、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吸收、融合又互有批评、创新，包括对佛学的批评和吸收，这是整个儒学史的一个共性特点，但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谐论和教育见解等方面关学又独具个性。[8]

一.气本论——太虚即气与气化万物。

宇宙和世界的本原，始基是物质还是精神，历来是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每个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心”或“理”为宇宙本原；二是，气为本原。张载认为，“气”或“元气”是人和万物产生的最高体系和最初始基。这“一气”或“元气”，包含了阴阳二气的对立依存，相反相成，升降互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交互运动中产生了人和万物。可以说张载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张载继承和发展古代“太虚”的范畴，并对它加以改造和扬弃，用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质运动基本状态，提出了“太虚即气”、“气为本体”、“气化万物”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同时论证了气无生灭的物质永恒论。从张载开始，古人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的理论达到了系统化。

张载认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始基是气，一切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的，形态万千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不论聚为有象的“有”还是散为无形的“无”，究其实质，都是有，不是“无”，所说“太虚即气，则无无。”因为物质的气作为宇宙本体，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变化，不是物质本身的消灭和化为无有了，气是永恒存在的。如此，张载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的永恒性思想，是古典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成果。

二.辩证法——一物两体，动必有机。

关学在“太虚即气”的元气本体论基础上，对宇宙万物的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说明，许多见解相当深刻、精辟。

张载认为，气的本然状态是无形的太虚，气的基本特性是运动与静止，充满宇宙浑沌无间的太虚之气，是在不断进行“郁蒸凝聚、健顺动止”等不同形式的变化。万物的生死，动静的改变，都是气的万殊变化的体现和变化的结果。太虚之气之所以能不断地运动变化，是因为太虚之气是阴阳之二气的合和体。太虚是阴阳未分的浑沌状态，也称之为元极。阴阳分化为太极，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阴与阳。阴阳交互变化而生万物。太虚之气包涵着阴气与阳气两个矛盾的方面。阳气的特性是清、浮、升、动；阴气的特性是浊、沉、降、静。阴阳二气处同一个统一体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相互激荡，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生发。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阴阳二气的这种关系的运动变化，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三.认识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

在认识论上，关学提出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概念。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关于认识和知识理论的一个创举。张载认为：人的知识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即为“闻见之知”。但仅只闻见之知，并不能全面认识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更不能穷尽无形的天下事物之理。要穷理尽性，必须有一种比闻见之知更广泛、更深刻的知识，就是“德性之知”。人的认识过程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阶段，即所谓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张载进一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才为真知，才能反映万物的本性本质，“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见闻小知而已。”。在探讨人的认识来源时，已经看到了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并作了精辟的论述，从而对中国古代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人性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张载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人性论，吸取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长处，创立了关学具有特色的人性学说。

关学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产生和构成的。因为气有清浊、精粗、明昏、偏全、厚薄的不同，便产生了千差万别的物和人，所以，气的本性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据此，可以肯定人和万物都是有性，而且人和万物的本性，同出于“太虚之气”。因此，性是永恒存在的，先天之性本源是纯善纯清纯洁的，但人生下来之后，具有不同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些外在因素与人与生俱来，先天秉赋的天地之性结合，交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后天之性，就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中有善有恶，有清有浊，从而决定了人性具有千差万别，这样，张载创立了人性二元论。

天地之性诚明至善，是善的来源，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恶的来源，是人欲的体现。至此，关学对于争论了一千多年的性善与性恶论，给了一个总结性的合理解释。人犯错误，作恶了，是气质之性中的恶性，人要成为圣贤君子，必须变化气质之性，去掉气质之性的遮蔽，回归和彰显天地之性。变化气质之性的方法，途径是接受教育，学习礼义道德，养气集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养浩然之气……义者，克己也。”集义犹言积善也。通过积善，克己，而且坚持不懈，才能不断变化气质，获得正直刚大的浩然正气，从而达到圣贤君子的境界。关学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学说，既为人性善恶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又为天理、人欲之辨供了理论依据，是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贡献。朱熹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是“极有功于圣门，有利于后学……，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

五.太极学说——穷究《易》理，辩证之探。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北宋诸子将《周易》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张载《横渠易说》传世，其研究具有显著特点，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内容丰富，论证全面，寓意深刻，理论精确，是中国古代一位辩证法大师。

①长于《周易》义理的发掘。作为现实的人生修养，参与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和信仰原则。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试验井田，渐变改革的政治主张，皆源于《周易》的义理和智慧。

②首次提出“自然易”与“书易”的概念，划清了研究中主观对客观的界限，自然实在与图文表述的界限。

③对《周易》中“无极而太极”、“太极与阴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关于宇宙本体论的太极学说创立新见。提出“太虚即气”“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及气之为物，有幽明之别等重要概念。就是说，气做为最基本的物质，或聚或散，而以不同形态存在，幽则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觉，明则耳目能见。从而理清了宇宙物质性与佛道“空”、“无”诸概念的界限。

④对《周易》辩证法有新的发展。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万事万物皆由阴阳两个对立方面而构成，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阴阳消长，刚柔相济。最后的结果是“和”与统一。“和”是事物诸多因素，不同对立面之间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简单相加和重复。

教育思想

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上。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教育思想，在关中兴教，使“关学”大盛，以德育人，使学者辈出，关中民风为之一变。

张载关学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德育人，变化气质，求为圣人。

张载认为，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无不善，只是由于气质之性的蔽障，阻塞而有不善。为了使人为善，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变化气质，返本为善，从而成为有道德的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圣人境界。

二、幼而教之，长而学之。

张载对于教育理论的研究极为重视，有独到之见。认为对人的教育要从早抓起，实行胎教，“幼而教之，长而学之。”注意儿童心理，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儿童天性，从小就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和道德行为，长大继续学习，使之强化，最终造就有用之才。强调早期的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张载关学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三、立志向学，勤勉不息。

张载认为“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个人求知为学，为人做官，都必须“立其志”，“正其志”，“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有了志向目标，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达到目标，实现理想。

四、循序渐进，博学精思。

张载对学习方法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学习求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序”过程。既不能停止间断，又不能急于求成，躐等而教。老师应循序而教，学生应循序而学。他还认为，求学的渐进过程积累功夫，应当以“三年为期”，学者自朝至昼至夜为三节，每天勤学苦读，由日积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纲惯熟，经过这样的渐进功夫，学习方可有成。学有所成，还必须博学精思。

五、学贵心悟，去疑求新。

关于读书方法，张载强调：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为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释之，去之，便会获得新的知识，认识新的义理。所以，他力倡“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的学问之法及求知精神。张载对读书求知方法论述要点概括为：用心、熟读、精思、经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长、讲论、开塞、实作、实行等。张载关于读书求知方法的论述，得到后世学者的反复评价。如朱熹《近思录卷三》所说：“此论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新所意来。”

六、启发诱导，因材施教。

张载作为一个杰出而成功的伟大教育家，对教学原则和教育规律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张载主张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要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学生的求知意识，学习兴趣。同时，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满足各类学生的不同需求，从而达到教学目标。关学倡导的具体教学方法主要有：

①“叩其两端”法。这是对子孔子实行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即从正反面来讲解，或从起因和结果两头入手分析问题，使学生理解问题的正确答案。“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是以鄙夫有问，仲尼竭两端而空空”。

②“扣钟法”。张载在阐释《礼记·学记》中“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这段话是说：“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知，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后教之也。”。

③“时雨法”。张载认为，对人的教育如同“时雨之化”，适时而教，当可而告，及时答问，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④“不待讲论法”。张载认为。有些知识，不须讲论，一问便知，知而明之则可，故“不待讲论”，“更不须讲”。他说：“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意思是问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决断，不要受老师可否的影响，自己决定是非取舍，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这也是启发诱导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七、虚心求知，择善而从。

张载认为，学习求知，必须虚心，虚心方能接纳百物，汇合各种知识，进入神明之境。虚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于心中，干扰接纳新知，所以“虚心”就是“静心”，“一静”。张载说：“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与天同源谓之虚，须行事实故谓之实”。“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圣人虚之至，故择善自精”。。张载主张，人求学问，必须去除“意、必，固、我”，达到至诚，存德，虚静。要向各种人物学习，不耻下问，择善而从。

八、学贵有用，道济天下。

张载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教育必须注重道济天下，利济众生。教育学生做一个对天下，对人民有用的人。所以特别强调“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坐而论道、这是关学学风的突出特点和优点。张载认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国家人民为忧患，圣人也是没用的。

自然科学

北宋是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历史中一个特色鲜明的朝代，思想及学术相对自由，儒家、道家及佛教的发展和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传统工商业、自然科学发明创造也空前活跃。[9] 张载不仅在儒学和《周易》研究中独树一帜，贡献卓绝，在自然科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

一、突破地心说。

“恒星不动，纯系乎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乎地者也……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它突破了远古以来的地心说，把天看作是一个以恒星为中心的，金、木、水、火、土诸星及地球，“运旋不穷”的整体，这在人对宇宙的认识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二、天体运行说。

关学认为“动必有机，动非自外”。张载指出：日、月、星、辰等天体各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其运动的速缓升降皆取于自身的机制，而非外力使然。

三、天体左旋右旋说。

张载明确指出：日月星辰顺着天体左旋，只是旋转稍微迟缓一点，肉眼观察起来似乎向右旋转了，左旋右旋其实是相对的，讲的是地球自转与其它天体公转的相对关系[10] 。他进一步指出，每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故月“右行最速”而“日右行虽缓”。阐述虽不精确，但已是了不起的进步。

四、以气化论解释天文历算地理现象。

如“日质本阴，月质本阳，故朔望之际精魄反交，则自为之食矣”[10] 。就是说，在月朔时，月精对日发生作用，产生日食。在月望时，日精对月发生作用，产生月食。按照这种理论，还较合理地解释了四时更迭，寒暑往来，潮汐涨落，风云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现象。

后世影响

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张载哲学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中国哲学史和关中思想文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11世纪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载的气一元论本体论哲学是君主专制社会后期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成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的王廷相，推崇张载“太虚即气”的学说，认为“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

张载对传统文化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创立关学，对后世儒家学者影响很大，从北宋时到清代，历代都有学习传承者。其中，宋代的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明末冯从吾，全面继承张载思想的为学传统，并总结了500余年的关学发展历史，先后创建关中书院、首善书院，在他的努力下，关学复呈现繁荣景象。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并将其密切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时代的高峰。王夫之最推崇、称赞的是张载。“杜门著书，神契张载，从《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二篇。”，他自称受张载思想影响最深，平生治学以张载思想为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张载思想，尤其是气本论，气化论，一再宣称自己是张载气一元论的继承者：“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14] 。说自己平生的志向是“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著有多部与关学相关的著作，并提出：宋明理学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外，还有以张横渠、王浚川、王船山为代表的气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姜国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葛荣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陈俊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吉惠，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丁为祥等学者，多年来也著书立传，深入推进关学研究。

在国际领域，德国汉学家将张载《正蒙》一书译成德文出版，新加坡出版了《吕大临易学发微》等关学著作。日本、韩国等重点大学，都把张载关学与朱熹、王阳明的学说，作为重点学科专门进行研究。

一、以天下为己任，忧患民命民生
　　张载少年丧父，生活历尽艰辛，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穷苦百姓在一起，在不长时间的仕途生涯中，担任的也是基层的官员，十分了解民间疾苦和社会矛盾。范仲淹在张载人生中起了指路人的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和人格对张载的影响非常深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和气节，在张载一生中表现十分明显。无论居官从政，还是辞官回乡试验井田，兴修水利，还是著书讲学，无不贯穿这“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这一点，张载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二、笃实尚行、经世致用
　　张载立像 张载一改儒家学者自汉唐以来专注于典籍章句训释和玄空清谈之风，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从北宋社会现实问题入手，力图探求根本的解决之道。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求贤成圣具备德性，就要通济天下，利济众生。主张“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张载在《横渠易说·系辞上》中说：“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民生为忧患，经世以除患，那么，这种圣人也是没有用的。当代东亚实学学者尊张载为实学之发端代表人物，是十分恰当的。

三、“民胞物与”、“贞生安死”、“存顺殁宁”
　　张载在《正蒙》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天下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世间万物是我的朋友，它所表达的是“大心”、“博爱”的情怀。在张载看来，圣贤之心如太虚之大而无外，只有大其心，才能体认天下万物，人的心应扩大到与天同大的境界，才能合天道之心。“民胞物与”是对传统文化中“和”的观念的发展和创新。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万物，应该是和谐的关系。这种理念和处世态度，是张载及后世关学学者的鲜明特点，面对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阶级、阶层、族群以至国与国的关系全面紧张的状况，张载的这一重要的思想，无疑是具有警世的意义。

后世纪念

张载祠
　　张载祠又称张子祠，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城东26公里处的横渠镇，占地南北82米，东西37．5米。南靠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北临佛教圣地法门寺，东与道教圣地楼观台相连，西与西府名胜诸葛亮庙、钓鱼台、周公庙、金台观毗邻。

张载祠为关中十八景之一，前身为崇寿院，张载年少时曾在此读书，晚年隐居后，一直在此兴馆设教。他逝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崇寿院改名为横渠书院。

元成宗元贞元年，在原横渠书院旧址上建张载祠。元泰定帝泰定三年，在张载祠内恢复横渠书院，形成“后祠前书院”格局。从元、明、清至民国，历史上对张载祠和书院修葺14次。

1985年，陕西省成立张载祠文物管理所，1992年张载祠被列为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陕西省文物局正式批准立项修复张载祠，整体建筑以仿宋为主。

祠内现存清康熙帝御匾一块及横渠书院笔筒、院印、砚台等；另存有北宋以来文人墨客留下的石碑50余幢。同时，已经成立的陕西关学研究中心、西安社科培训学院眉县培训部、横渠书院等机构已开始运行。

张载墓
　　张载墓位于张载祠南7公里处的大镇谷迷狐岭，占地87.2亩，是张载及其父张迪、弟张戬的安葬之地，属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载墓从宋明道二年至1985年，历时九百五十二年，共维修、绿化5次。1998年投资6万元，对墓区进行了整修，包砌了墓冢，增添了香炉、供桌，修建了碑楼、祭祀台等。通往张载墓的二级公路已经完工。依照省文物局的规划，张载墓还将扩展50余亩，同时修建山门、石桥、庙堂、厢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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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大（约1200年前后在世），宋代词人。字敬之，号随庵，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庆元前后在世。开禧中（1206年）为严州学官。其好以前人诗文，檃栝其意，制为杂曲，因此被称为宋代最为“专业”的檃栝词人。传世作品有《风雅遗音》二卷，共计四十一首词。"人物生平

林正大，字敬之，号随庵，南宋开禧年间为严州学官。又据嘉泰四年滁州州学教授陈子武跋：“永嘉林君正大敬之，道州使君之子，尚书吏部开府公之孙也。生长华胄，屹不为流俗移，恪守诗礼遗训，期以翰墨自植，高山流水，未遇赏音，体《易》随时之义，故自号曰随庵居士云。”这里的“尚书吏部开府公”，据泰顺《四溪林氏谱》记载“六世有名杞者，宋崇宁进士。杞终帅府参谋、赠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加少保”，指的是林杞。而泰顺《分疆录·乡逸传》有：“林伯礼，杞孙，字正大，号随庵，喜读书，尚吟咏，为礼能文，隐居不仕。”

根据叶适《水心文集》卷七《林敬之挽词》，可知林正大辞去教职，居住在新河街，专研孟子，身后凄凉，卒时当为《永宁志》刚成之时，即嘉定九年。薛师石亦有《挽林敬之》云：“闭门常读《易》，遁世意如何。有酒可消闷，无阶不种莎。闲时寻旧友，月夜步新河。我亦逃名者，题碑愧尔多。”知其为读《易》遁世的隐者，与陈子武跋云：“体《易》随时之义，故自号曰随庵居士”正合。

主要成就

檃栝作品
　　林正大是宋代创作檃栝词数量最多的词人，有《风雅遗音》二卷，计词四十一首。唐圭璋所编《全宋词》第四册所收林正大词四十一首，每首先录古人诗文，然后檃栝成词。

林正大在嘉泰二年所写的《风雅遗音自序》介绍：“余暇日阅古诗文，撷其华粹，律以乐府，时得一二，裒而录之，冠以本文，目曰《风雅遗音》。是作也，婉而成章，乐而不淫。视世俗之乐，固有闻矣。岂无子云者出，与余同好，当一唱三叹而有遗味焉。” 可见《风雅遗音》是林正大在明确的编纂意图下自编的檃栝词集。

《风雅遗音》其书檃栝对象以李白、杜甫、苏轼的作品为多，并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且呈现出多样化，时间跨度也甚大。就檃栝的内容本身而言，很难说有什么特别的独创性，但对共计十八位作者的原篇，作了四十一首檃栝词，这个数量是空前绝后的。林正大的檃栝词带来了词的制作场面的典雅化，能面对已经获得定评的经典名作，与古人对话。正如林正大所说，檃栝可以带来“不惟可以燕寓欢情，亦足以想象昔贤之高致”的效果。这样，檃栝的历史至此以专集的出现为标志，到达了一个发展的最高点。

如他的《贺新凉》檃栝王羲之《兰亭集序》云：“兰亭当日事。有崇山、茂林修竹，群贤毕至。湍急清流相映带，旁引流觞曲水。但畅叙、幽情而已。一咏一觞真足乐，厌管弦丝竹纷尘耳。春正暮，共修禊。 惠风和畅新天气。骋高怀、仰观宇宙，俯察品类。俯仰之间因所寄，放浪形骸之外。曾不知、老之将至。感慨旧游成陈迹，念人生、行乐都能几。后视今，犹昔尔。”保持着原作的意境与格调，在措辞上也比较忠实于原作。但对前人视生死为同一、生命长短无别的观点所持的否定态度核心部分，林正大有“念人生、行乐都能几”一句为原作所无，显然是作者自己人生苦短、须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主动加入，从改写的角度讲，是一种对原作的突破。

又如《贺新凉》檃栝欧阳修《醉翁亭记》云：“环滁皆山也。望西南、蔚然深秀者，琅邪也。泉水潺潺峰路转，上有醉翁亭也。亭、太守自名之也。试问醉翁何所乐，乐在乎、山水之间也。得之心、寓酒也。 四时之景无穷也。看林霏、日出云归，自朝暮也。交错觥筹酣宴处，肴蔌杂然陈也。知太守、游而乐也。太守醉归宾客从，拥苍颜白发颓然也。太守谁，醉翁也。” 林正大将《醉翁亭记》檃栝入词，浓缩文意，入律可唱，以及《醉翁亭记》自身的音乐性，也使《醉翁亭记》在传唱中得以传播。

林正大的檃栝词所檃栝对象相当广泛，既有辞赋，也有古文；既有乐府，也有古诗。如《酹江月》《满江红》檃栝杜甫《醉时歌》、《一丛花》檃栝杜甫《饮中八仙歌》、《贺新郎》檃栝王羲之《兰亭序》、《酹江月》檃栝陶渊明《归去来辞》、《沁园春》檃栝刘伶《大人先生传》、《水调歌》檃栝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摸鱼儿》檃栝王绩《醉乡记》、《声声慢》檃栝杜甫的《丽人行》、《贺新凉》檃栝欧阳修《醉翁亭记》、《水调歌》檃栝欧阳修的《庐山高》诗、《酹江月》檃栝苏轼前后《赤壁赋》、《水调歌》檃栝欧阳修的《昼锦堂记》、《贺新凉》檃栝黄庭坚的《送王郎》诗、《水调歌》檃栝范仲淹《听真上人琴歌》、《满江红》檃栝黄庭坚《听宋宗儒摘阮歌》、《朝中措》檃栝黄庭坚《水仙花》诗、《满江红》檃栝韩子苍《题伯时画太一真人》诗、《贺新凉》檃栝苏轼《书林和靖诗后》、《水调歌》檃栝范仲淹《岳阳楼记》、《木兰花慢》檃栝李白《将进酒》、《水调歌》檃栝王禹偁《黄州竹楼记》、《清平乐》檃栝李白《采莲曲》、《满江红》檃栝卢仝《有所思》、《满江红》檃栝苏轼《海棠》诗、《水调歌》檃栝李白《襄阳歌》、《江神子》檃栝欧阳修《明妃曲》、《意难至》檃栝李白《蜀道难》、《沁园春》檃栝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摸鱼儿》檃栝叶清臣《松江秋泛赋》、《意难至》檃栝黄庭坚《煎茶赋》、《酹江月》檃栝李白《送张承祖之东都序》、《酹江月》檃栝苏轼《月夜与客饮杏花下》、《水调歌》檃栝李贺《高轩过》、《虞美人》檃栝刘禹锡《武昌老人说笛歌》、《江神子》檃栝黄庭坚《题杜子美浣花醉归图》、《沁园春》檃栝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临江仙》檃栝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酹江月》檃栝李白《清平调词》组诗。

首创作品
　　林正大作品中唯一称得上首创的词作是《水调歌·送敬则赴袁州教官》：“人笑杜陵客，短褐鬓如丝。得钱沽酒，时赴郑老同襟期。清夜沉沉春酌，歌语灯前细雨，相觅不相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问先生，今去也，早归来。先生去后，石田茅屋恐苍苔。休怪相如涤器，莫学子云投阁，儒术亦佳哉。谁道官独冷，衮衮上兰台。”词中虽然套用杜甫《醉时歌》的句子和意境，但实际上是他送敬则赴袁州教官有感而作，属于创作而非二次加工，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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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澈，贞元中蜀州刺史。齐州生蜀州刺史讳彻，永泰初登进士科，首冠群彦。由尚书郎出蜀郡守，文学政事，为时表仪。

毛幵，约公元七四年前后（宋孝宗淳熙初前后）在世，历史人物，字平仲。信安人。生卒年均不详，为人傲世自高，与时多忤。尝为宛陵、东阳二州卒。开工于小词，诗文亦甚著名。所著有樵隐集十五卷，但是今仅存词一卷。

陈凤仪 (?～?) 北宋成都乐妓。与张安道（方平）同时，为其所宠爱。陈凤仪作歌《一络索》赠送他。今存词1首。作品辑如《全宋词》

蜀妓，姓氏及生平不详。陆游的一位门客游蜀，将之携归，安置在外室居处。存词一首。

李持正，字季秉，莆田（今属福建）人。少与叔伯辈的李宗师驰名太学，号大小李。政和五年（1115）进士，历知德庆、南剑、潮阳。事迹见《莆阳文献传》卷一五。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乐府有《明月逐人来》词，李太师撰谱，李持正制词。持正又作《人月圆》令，尤脍炙人口。近时以为王都尉作，非也。”存词二首。

蔡确（1037—1093），字持正，泉州郡城人，宋臣。举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调州司理参军。韩绛宣抚陕西时，见其有文才，荐于其弟开封府尹韩维属下为管干右厢公事。"人物生平

蔡确，字持正，是泉州晋江人，父亲蔡黄裳时为陈州录事参军，年逾七十，宰相陈执中出知陈州，发现他无法处理政务，就想让他辞职，蔡黄裳因家中贫苦，要养家糊口而不愿意辞官。陈执中说：“你如果不自己请求辞职，我也一定会向朝廷上疏解除你的职务。”蔡黄裳不得已，只得上表辞官。一家人流落在陈州。生活十分贫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蔡确考中了进士。

蔡确十分聪慧，崇尚气节，不拘小节。后中仁宗嘉祐四年科进士，调任邠州司理参军，因受贿被告发。陕西路都转运使薛向巡视陕西时，想治他的罪，见他仪表秀伟，召他谈话，认为他很不寻常，反而更加称赞他。

韩绛任陕西宣抚使时巡视地方，蔡确设宴款待，作诗称赞韩绛是：儒苑昔推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韩绛好高兴认为他很有才干，于是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弟弟开封知府韩维，被韩维任命为管干右厢公事，不久韩维因被杨桧弹劾而出知外郡，反对变法的刘庠接任开封知府。旧制新知府上任，衙中属官当行庭参之礼，即文武官员小跑进官厅，向新知府跪拜。如果是文官，知府就站着接受此礼。若是武职，则还要自报官衔姓名，知府坐着受礼。蔡确认为此礼不合，而不肯行庭参之礼，刘庠责问他为何不行礼。蔡确答道“为什么要庭参？”刘庠说道：“百多年来都有这样的先例”。蔡确说：“唐末五代时，藩镇的掾属都是节度使自己征辟的，因此才有庭参的礼仪。太祖开国后其他地方就废止不用了，本朝太宗和真宗即位前都曾任过开封府尹，当时府中属官与之尊卑太殊，因此开封府还有此礼，如今同朝为臣，在陛下一同侍奉皇帝，虽然是先例却也不能再用。”刘庠不能反驳，只得向皇帝弹劾他。蔡确于是自请解除官职。

宋神宗和王安石听说这事后都很欣赏他，神宗称赞蔡确熟悉典故，王安石推荐蔡确为三班主簿，又因为受到邓绾的举荐，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熙宁六年，王韶开拓熙河，公费使用过多。秦凤路兵马都总管郭逵弹劾他的罪状，朝廷下诏让杜纯查案，杜纯查证后上奏说：“王韶使用的公款出入不明，无法查勘”。王安石认为他所言不实，又派遣了蔡确复查，蔡确奉命办案，为王韶陈述了冤情。正是蔡确的公正办案，保证了王韶开拓河湟之事不致中断，在第二年攻下河、宕、岷、叠、洮五州，拓地两千里。神宗在接受群臣朝贺时，高兴地解下玉带赐给王安石。不久王安石依照惯例乘马入宣德门却被卫士打下了马，王安石请皇帝依法处置。蔡确上疏谈论王安石的错误。加直集贤院，迁侍御史知杂事。

范子渊疏浚黄河工程，知制诰熊本巡察后发现不对劲，被范子渊弹劾，蔡确弹劾熊本党附文彦博，熊本被罢黜，蔡确代替他为知制诰、知谏院兼判司农寺。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罢相，由吴充接任。三司使沈括拜见吴充谈论免役法在两浙路的实行不利于民，应当加以更易。蔡确上疏弹劾：“沈括既然觉得免役法需要变更，为什么当年不在他检正察访的时候说，现在却在不属于他管的时候说？他身为近臣，既然眼见朝廷的法令有不当之处，却不公开在朝廷上说出来反而在私底下告诉宰执大臣？他岂是为了朝廷好，只是想要依附大臣，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罢了。他这是觉得王安石罢相了，新法就可以动摇了。希望陛下对他加以治罪”。沈括因此被贬黜为宣州知州。

相州有三个人以“劫盗杀人”的罪名被当地判处为死罪。但审刑院经过复查后发现这是个错判了的案子，其中的两名从犯不应当被判处死罪。便要求相州改判，但此时两名从犯都已经被处决了。此事牵连到了审理此案的相州观察判官陈安民，陈安民的亲姐姐是文彦博儿子文及甫的生母，而文及甫是左相吴充的女婿。于是陈安民为了消灾弭祸，一面让下属用钱贿赂大理寺上下官员，一面让文及甫请吴充之子吴安持帮忙。蔡确认为事关大臣，不是开封府可以了结的，于是移交给了御史台，杜绝了官官相护的官场人情。后来，右相王珪力荐蔡确参与审理因此事，蔡确被擢升为御史中丞、领司农寺，新法中的“常平、免役皆成其手”。左相吴充想废止新法，蔡确说：“曹参与萧何有矛盾，等到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却遵从萧何指定的法令。现在陛下主持变法，怎么能允许吴充因与王安石的私怨而废除呢？”

元丰五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当时富弼居住在西京洛阳，上疏说蔡确是小人，不可以重用。当初议定官制时，大致是仿照《唐六典》，不论事情大小，都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三省分班奏事，权归中书省。蔡确对王珪说：“您任宰执这么长时间，必然会是中书令。”王珪深信不疑。蔡确却对皇帝说：“三省的长官位高权重，不需要设置长官，只需要让左右仆射分别兼任两省侍郎就可以了。”皇帝认为他说的很对。因此蔡确名义上是次相，实际上却大权在握，王珪虽然是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但也只能拱手听命罢了。皇帝虽然按照顺序任命王珪、蔡确为相，却不加以礼重，多次因为小错对他们处以罚金。每次受罚就去宫门谢罪。宰相受罚金并去宫门谢罪，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都认为这事可耻。

哲宗即位，转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宣仁太后垂帘主政，引北方大士族代表韩缜为右相，并用韩缜两个侄子为列卿，与蔡确相抗衡。蔡确在担任神宗的山陵使时，灵车出发的前天晚上，他不在外住宿，在路上又不侍从。回来后，还不请罪。御史刘挚、王岩叟接连弹劾他，说蔡确有十个应该罢职的理由：“在熙宁、元丰年间，冤假错案和苛政，蔡确由头至尾都参与了。到如今才对人说：‘蔡确当时哪敢说什么！’他的意图是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反把过错归于先帝了。”接着，保守派陆续返朝廷，司马光、吕公著被任用后，要全面废除新法。蔡确不让，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那是自己建议实行的。但是，他终单拳难敌众手，元祐元年闰二月，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第二年，因他弟弟蔡硕的事被削夺官职，转任安州，又转任邓州。又因《游车盖亭》诗语涉讥讪朝廷而被追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后卒于贬所。

绍圣元年，冯京去世，哲宗临奠。蔡确的儿子蔡渭，是冯京的女婿，在丧礼上向哲宗诉冤。第二天，哲宗下诏恢复蔡确为正议大夫。绍圣二年，赠太师，谥曰忠怀，派使者保护他的棺椁下葬，又在京城赏赐宅第。崇宁初年，配飨哲宗庙庭。蔡京请徽宗手书“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赏赐给他家。蔡京和太宰郑居中不合，郑居中因遭家丧而离职，蔡京怕他被重新起用，郑居中是王珪的女婿。当时蔡渭改名为蔡懋，蔡京让他重管先前的政事，来阻止郑居中，于是追封蔡确为清源郡王，皇上亲自书写他的碑文，立在墓前。蔡懋也被升为同知枢密院事，蔡确的二儿子蔡庄为从官，蔡确的弟弟蔡硕，被赠为待制，他的女儿都被超升封爵，众女婿都当了官，贵宠震动当世。

宋高宗即位后，下诏列举群奸的罪状，追贬蔡确为武泰军节度副使，把蔡懋流放到英州，把给蔡确的一切恩惠全部削夺，天下称快。

人物评价

历史作用
　　在王安石罢相，神宗动摇的情况下，新法在元丰年间还能够推行，这同蔡确等变法派坚持变法立场，维护变法成果，敢于斗争是分不开的。

虽然“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之政”，元丰之政对大地主、大贵族作了一些妥协，但仍作了一些兴利除弊的变更，这些变更有利生产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曾一度出现社会较为安定的局面。《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载：元丰六年河北转运使吴雍奏称：“见管人粮、马料总千百七十六万石，奇赢相补，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边防大计，仓廪充实。虽藉丰年，实以吏能干职”。可见元丰间，生产确实得到一定的发展，吏治也较为清明。

我们还可以从闲居金陵的王安石诗作，如《歌元丰》、《元丰行示德逢》等，所反映的情况，窥见一斑：

“歌元丰……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即使怀疑王安石或夸大其词，粉饰太平；然而没有一定的事实，诗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颂歌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着重视人物在关键性的历史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蔡确关键性的历史活动是支持变法，坚持变法，维护变法成果。在他秉政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相对安定。因而他是推动而不是阻碍历史的发展，我们应予以肯定。至于个人作风如何，对历史人物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还要看到宋以后封建社会史学家总是以道学标准去衡量人物的忠奸优劣，他们历来以道学的门户之见，对变法派肆加挞伐、诬蔑之词，尤所不免。这绝不应阻碍我们今天对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

人物故事

梦为宰执
　　蔡确少年时曾梦到要做执政。有个人对他说：“等到你父亲考中状元时，你就可以做执政了。”蔡确醒后笑道：“是在和我开玩笑吗？我的父亲已经很老了，且已经辞官归隐了。你却说他要做状元，这是为什么？”后来蔡确果然做了执政。一日在殿上侍驾，听到报进士的名次，状元是黄裳。蔡确大惊失色。

宰相过岭
　　蔡确担任开封府界提举时，有一个人做梦，梦见他到了一个官府大堂，堂宇高邃，上面有四个穿着冕服坐着的人，旁边有人对他说：“这是宋朝的宰相按照顺序所坐的座位。”他抬头一看发现最后一个是蔡确。他睡醒了之后很疑惑。等到蔡确因为“车盖亭诗案”被贬新州之时，他才知道这是宰相贬居岭南的排位，卢多逊、寇准、丁谓和蔡确，正好是四个。

与人富贵
　　蔡确住在陈州时，有一天下大雪，他与街坊邻居黄好谦到一家妓院玩，进去后发现饭菜十分丰盛。当时有个身着青巾白裘的美少年据席而坐。蔡、黄两人刚要离开，少年遣俾女邀请两人同席。酒喝的正开心，少年对蔡确说：“您就像李德裕。”对黄好谦说：“您等蔡公富贵了，会因为是他同乡的缘故而显达。“说完就走了。二人问婢女他是谁？婢女说：“他是早上来喝酒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蔡确担任侍御史，举荐黄好谦为御史。

四十之贬
　　蔡确，黄好谦，是陈州的学子，听说杨山人善于相面，就请他为自己相一下，相者说道：“蔡君会是宰相，像丁晋公一样。但丁谓会回来，而你却无法回来。黄君会是一州长官，等到家里有四十口人时，那么蔡君就要被贬了。”元丰末，蔡确为相，黄好谦出知蔡州，与蔡确道别。蔡确问他的家中人数，答道：“四十个人了。”蔡确大惊说道：“杨生的预测应验了。”不久果然被贬居新州。

五十之死
　　蔡确二十多岁时，家中贫苦，衣服破烂。一天与好友张师是出游，张的家中也很穷。一会有个道人来了，看了蔡确很长时间，对他说：“您的神态、相貌都很像唐时的宰相李德裕。”蔡确认为他是在戏弄自己，就开玩笑的问道：“可以做宰相吗？”道人说：“能。”又问：“那会被贬居南方吗？”说：“会。”又观察了一会张师是，说：“等到你做到卿监之官，家中有五十口人时。”指着蔡确说：“你就会死了。”道人走后，二人哈哈大笑认为道人狂妄。后来蔡确贬居新州，共达五年。有一天得到张师是的书信：“我做了司农寺卿，但全家五十口人，在京城住不起，现在蒙皇恩出知汝州。”蔡确读到这，忽然想起道人的话，就没有再看信了。几天后，得病去世。

虽悔无及
　　蔡确因车盖亭诗将倍贬居新州，晁美叔对人说：“如果清算蔡确平生所做之事，杀了他在道理上也是可以的。但不应该以言语定人的罪名，况且蔡确从前还是个宰相？今天这样做的，日后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后哲宗亲政，果尽贬旧党于岭南。”

车盖亭诗案
　　北宋元丰、元祐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年仅岁的宋哲宗即位后，朝廷大权仍控制在其祖母高太后手中。高太后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王安石的变法派则深受打击。时任宰相的蔡确属王安石的变法派。蔡确眼看大势已去，想挽回颓势，于是搞起了小动作，说高太后有废黜哲宗的意思。高太后听后十分恼怒，把蔡确贬出朝廷，任陈州知州。不久，又改任安州。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其心情可想而知。苦闷中，他游览车盖亭，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
　　一、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二、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三、满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四、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五、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六、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七、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病守翛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八、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九、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十、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因为知汉阳军的吴处厚和蔡确有旧怨，于是抓住了机会，随意曲解，上奏朝廷。说这些诗“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都涉及到对朝政的毁谤，指出：第二首之笑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第五首是讽刺朝廷启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第八首喻国运必生大变；第九首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第十首是诬蔑当今太后，比拟武则天；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认为蔡确用郝处俊在上元年间劝谏唐高宗想传位给武则天的事，来指斥太皇太后。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

于是左谏议大夫梁焘、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左司谏吴安诗、右司谏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皆上奏请求治蔡确的罪。范祖禹认为：“蔡确之罪，天下不容，尚为列卿，恐难平民愤的言论相弹劾，我请求把他处以典刑，更赐重行窜谪。“ 皇上下诏让蔡确自己解释，蔡确为自己申辩的十分清楚。刘安世等又说蔡确的罪状显明，不用申辩，这是有大臣在包庇他。于是就贬蔡确为光禄卿，分管南京应天府。 蔡确被处罚后，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还认为处罚的轻了，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也这样说。 刘安世言：「臣窃闻朝廷以蔡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者。而确不知图报，犹怨望作为诗什，辄敢谤讪，罪状显着，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诛，俾全要领，已出再生之赐。谓宜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而尚玷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论，皆谓失刑。臣闻赏罚者人君之大柄。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躬，恩德隆厚，而确恃逆不道，妄有诋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载之所不容。今来责命太轻，未厌舆议，非惟央釭宗之意，亦恐伤陛下孝治之风。伏望圣慈更加详虑，早行窜殛，以慰人望。」 于是再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新州时称“烟瘴最甚”，有“人间地狱”之号。 宰相范纯仁、左丞王存在太皇太后面前替蔡确求情。 吕大防和刘挚也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山高路远，不宜让她翻山越岭，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当时有句俗谚：“春、循、梅、新，与死相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苏轼也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恐怕也难免有此下场。” 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对。

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赵挺之、王彭年因不上疏弹劾蔡确，中书舍人彭汝砺因封驳对蔡确处理的诏旨，都获罪而被罢官出外。

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另外还养了一只鹦鹉。这个鹦鹉能学人语，每当蔡确呼唤琵琶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呼唤琵琶的名字。不久，琵琶死于瘟疫，从此蔡确再没敲过小钟。一天，蔡确因事误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又呼琵琶名字。蔡确触景生情，大感悲怆，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此后不久，蔡确郁郁成疾，殒命岭南。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变法派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

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的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等斥逐的新党人员如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对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 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然而在新党官员看来，旧党上台后，对新党大打出手，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见的卑劣。新党成员李定等人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而旧党借车盖亭诗案却几乎放翻了新党全体所有人。随着被压抑的时间增加，新党众人怨恨、报复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宋朝的政治风气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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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世美是生活于南北宋之交的一位词人，生平无考，据传是安徽省东至县廖村人。

阮逸 ，字天隐，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景佑二年(1035)，典乐事。庆历中，以诗得罪，除名贬窜远州。皇佑中，特迁户部员外郎。与胡瑗合著有《皇佑新乐图记》。

[公元一0三二年至一一0二年]字邦直，魏人。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卒于徽宗崇宁元年，年七十一岁。七岁知读书，日诵数千言。稍能为文，因佛寺火，作浮图火解，兄警奇之。韩琦闻其名，妻以侄女。举进士，调邢州司户参军。应材识兼茂科，欧阳修壮其文，以比苏轼。治平二年，（公元一0六五年）试阁策入等，授书郎签书。神宗召为两朝史编修官，起居注，进知制诰。哲宗朝，范纯仁去位，独专中书，复青苗、免役诸法。计激帝怒，罢苏辙官。徽宗立，为门下侍郎。寻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卒。清臣以俭自持至富贵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挠以私。清臣所为文，简重宏放，自成一家。

时彦（？—1107），字邦彦，河南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己未科状元。存词仅一首。

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饶州余干人，宋代汉恭宪王元佐七世孙。卒于宋宁宗庆元二年。宋建炎(1117—1130)，迁居崇德县洲钱(今桐乡市洲泉镇)。父应善，字彦远，性孝悌，工诗翰，官至江南西路兵马都监。早有大志。擢进士第一，签书宁国事节度判官。召试职馆，除秘书省正字。历迁集英殿修撰，帅福建。绍熙二年，公元一一九一年召为吏部尚书。迁知枢密院事，辞不拜。孝宗卒，适光宗疾，不能执丧。汝愚遣韩侂胄以内禅意请于宪圣太后，奉嘉王即皇帝位，即丧次命朱熹待制经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进右丞相。"生平

汝愚（1140年-1196年2月20日）少年勤学有大志，曾说：“大丈夫留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孝宗乾道二年，考中进士第一，授秘书省正字，迁著作郎，知信州、台州．改任江西转运判官，后入朝为吏部郎兼太子恃讲，迁秘书少监兼代给事中。淖熙八年，代理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明年，以集英殿修撰出任福建军帅。后进直学士，出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时羌族四处骚扰，汝愚以计分散其势力，始相安多年。孝宗赞扬他有文武全才。光宗接位，进为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绍熙二年。召为吏部尚书．四年，升知枢密院事。五年，太上皇孝宗病死，子光宗向与父不和，称病不执丧礼。于是两宫隔绝，大臣累奏不复，迁延多日，朝野忧虑，左丞相留正称病他去，官僚几欲解散，人心益浮动。汝愚以国事为重，临危不惧，屋进两宫疏通，又与工部尚书赵彦边等密议，派知阁门事韩侂胄进宫禀请宪圣太后垂帘，主持丧事：并逼使光宗退位，拥其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嘉王恐负不手之名坚辞。汝愚劝道：“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忧乱，万一生变，将置太上皇于何地?”于是嘉王即位，是为宁宗．改元庆元。命汝愚兼代参知政事，特进右丞相枢密使。推辞不就，并请召还留正，使续居相位，又荐朱熹待制经箍；召回外出之官员，以安定朝政。留正还朝，汝愚自请免兼职，改任为光禄大夫，右丞相．力辞再三，宁宗不允，遂与留正同心辅政、时外戚韩惋胄以拥戴定策有功，出入皇宫，渐见亲幸，居中用事，乘问争权。待制朱熹、吏部侍郎彭龟年，以韩侂胄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提出弹劾，未果。朱熹主张以厚赏酬劳，勿使干预朝政，而汝愚为人疏坦，不以为虑。侂胄遍植党羽，垄断言路。排斥贤良，汝愚势孤。天子更无所倚信。侂胄诬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必不利于社稷，因而罢右丞相．以观文殿学士出知福州。国子祭酒李详、博士杨简，太府丞吕祖俭等，以汝愚勋劳卓著，精忠贯于天地．先后上疏挽留，太学生客人伏闸上书，皆遭贬斥。有人以汝愚“倡引伪徒，图为不轨”，诏谪宁远军节度副使，贬放永州。汝愚怡然就道，对送行者说：“看侂胄用意，必欲杀我。我死，君等方可无事。”宁宗庆元二年正月，行至衡州，得病，为守臣钱鍪所窘，壬午日（2月20日）暴卒。宁宗开禧三年．侂胄被诛，党禁渐解，尽复汝愚原官，赐谥忠定，赠太师，追封沂国公。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廷．追封福王，义进封周王。有子九人。《宋史>)卷三九二有传。

汝愚学务实用，常以司马光、范仲淹等自期。著有《忠定集》十五卷、《太祖实录举要》若干卷、《类宋朝诸臣奏议》三百卷等。

洲钱赵氏，聚族而居，汝愚所得廪食常分与旗人，而自奉甚薄。虽贵为丞相，仍布衣蔬食． 乡人盛赞其清正贤能，故命其故巷为生贤里、巷东小桥为生贤桥，相沿至今。又于隔河梁代古刹柢园寺建赵忠定祠。祠后毁于火，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重建，钱梦得为之撰《重建赵忠定公祠记》清光绪间(1875～1908)又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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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挺（1014-1079）字子政，宋城（今河南商丘）人。景祐元年（1034）进士，官至直龙图阁，知庆州，屡拒西夏犯边。神宗即位，加天章阁待制，知渭州。治军有方，甲兵整习，常若寇至。熙宋五年（1072），拜枢密副使，元丰二年卒，年六十六，谥敏肃。《宋史》、《东都事略》有传。《宋史》本传称挺“渭久，郁郁不自聊，寓意词曲，有‘玉关人老’之叹”。魏泰《东轩笔录》卷六称其词“盛传都下”。

陈德武（生平不详）三山（今福建福州）人。有《白雪遗音》一卷。其《望海潮》词云：“之官路远，篙师又促旧航。”又同调云：“三分春色，十分官事。”盖尝出仕，道经钱塘、桂林、睢宁、浔阳等地。余皆不详。

徐君宝妻是南宋末年岳州（今湖南岳阳）人，姓名亡佚，但以其留下的一首绝命词《满庭芳》而闻名于世。

潘大临（约公元1090年前后在世）宋代江西派诗人，湖北黄州（今属黄冈市）人，字邠老，一字君孚，潘鲠之子。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哲宗元佑中前后在世。与弟潘大观皆以诗名。善诗文，又工书，从苏轼、黄庭坚、张耒游，雅所推重。为人风度恬适，殊有尘外之韵。"著述名录

著有《柯山集》二卷，已佚。《两枕头名贤小集》中存有《潘邠老小集》一卷。事见《张右史文集》卷五一《潘大临文集序》。潘大临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两宋名贤小集》为底本，另从《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书辑得之集外诗，附於卷末。"

顾德辉（1310～1369）一名瑛，又名阿瑛，字仲英，号金粟道人，江苏昆山人。家富，轻财善结纳宾客，豪宕自喜，年30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与客赋诗其中。四方文学士皆至其家。为逃避张士诚授官，隐居嘉兴合溪，子元臣为元官，故封钱塘县男，母丧归绰溪。再逃避士诚授官，断发庐墓，号金粟道人。后徙濠梁，卒。《语林》云：“顾仲瑛风流文雅著称东南，才情妙丽。”著有《玉山草堂集》。

林景熙（1242～1310），字德暘，一作德阳，号霁山。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南宋末期爱国诗人。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由上舍生释褐成进士，历任泉州教授，礼部架阁，进阶从政郎。宋亡后不仕，隐居于平阳县城白石巷。林景熙等曾冒死捡拾帝骨葬于兰亭附近。他教授生徒，从事著作，漫游江浙，是雄踞宋元之际诗坛、创作成绩卓著、最富代表性的作家，也是温州历史上成就最高的诗人。卒葬家乡青芝山。著作编为《霁山集》。"介绍

林景熙，字德暘，号霁山。温州平阳人。南宋末期爱国诗人。咸淳七年进士。受泉州教授，历礼部架阁，转从政郎。宋亡后不仕，隐居于平阳县城白石巷。据新编《平阳县志·林景熙传》载：元世祖忽必烈所任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发掘绍兴宋陵及大臣墓101所，抛弃其遗骨。时景熙在绍兴王英孙家作客，激于爱国义愤，约乡人郑朴翁等乔装采药人前往，拾得高宗、孝宗骸骨，共装六函，葬于兰亭附近，移植皇陵冬青树作为标志，又作《冬青花》和《梦中作四首》，以记其事。景熙这种热爱祖国，反抗民族压迫的行动，深受称赞。他教授生徒，从事著作，漫游江浙，因而名重一时，学者称“霁山先生”。霁山先生墓在家乡青芝山。著作有《白石稿》、《白石樵唱》，后人编为《霁山集》。

个人成就

诗歌
　　林景熙的诗歌创作大不同于其同乡前辈—“四灵派”诗人。面对鼎革之际，山河破碎、民生艰危的局面，诗人并没有啸傲山林、寄情田园，而是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

宋朝末年，民族斗争剧烈，阶级矛盾深化，人民灾难重重。林景熙作为一个深感亡国之痛的爱国志士和文学家，其作品处处充满对祖国美好河山的深深眷恋，对民族兴衰存亡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对人民的疾苦寄于无限的同情。他的诗文风格幽婉，沉郁悲凉。论诗主张“诗文归一”、“根于性情”。他的诗歌大多以自然达意的联想，托物比兴的手法，精粹简练的语言，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来揭示自己心灵深处亡国隐痛的情思和起到了对侵略者狰狞面目进行淋漓尽致的暴露，对在民族危难关头卖国求荣、投敌变节的民族败类进行无情鞭挞和对在抗击外来侵略势力、捍卫国家独立、维护民族尊严而捐躯的死难者无限敬仰的效果和愿望。如他的五言律诗《枯树》篇：“凋悴缘何事，青青忆旧丛。有枝撑夜月，无叶起秋风。暑路行人惜，寒巢宿鸟空。倘留心不死，嘘拂待春工。”40个字落落简篇，用托物比兴的手法，精粹简练的语言，意深笔婉地揭露了在元朝统治阶级的屠刀与铁蹄之下，故国山河处处一片焦土，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难以聊生的悲惨局面。又如《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偶伴孤云宿岭东，四山欲雪地炉红。何人一纸防秋疏，却与山窗障北风！”触景生情，借景写怀，沉郁苍凉，其哀国怀旧之情，感人至深。

同时林景熙在作品中还流露了强烈的复国愿望。《枯树》中，“有枝撑夜月，无叶起秋风”暗示为复国而努力的志士尚在，只是力量还不足；“倘留心不死，嘘拂待春工”，巧妙地将“树心”比“人心”，只要人心不变，到适当的时候一定会达到复国目的。这是一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等待时机，赶走侵略者，实现复国目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歌。

林景熙作诗没有像某些诗人一样专事一体，而是不拘一格，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白石樵唱》中各体均有佳作问世。体裁的多样化，不仅显示了他开阔的创作视阈，而且有利于他在广袤的文学天地里成就新的建树。

传道
　　林景熙于德祐二年辞官引归，后“往来吴、越间，殆二十余年”，并以“湖海客”自称。他放弃仕途的林景熙踯躅于故国山水之间，朝夕与猿鹤为伍，与鸥鹭为伴，像已所仰慕的谢灵运那样，过起了“坐啸山水城”、“乃乐烟水宽”的生活。林景熙墓 林景熙在宋亡之后，虽然不曾剃度为僧或者乘鹤仙游，但是却积极地与僧侣、道士为友，展开了广泛的沟通和交流，并经常形诸吟咏，与当地的其他遗民诗人组成了一个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遗民群体，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群体活动。林景熙成了联系平阳、会稽两个遗民集团的枢纽人物，正是他的穿针引线，使得两个遗民集团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感召、互相激发，在思想上沟通联合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反元阵营，他们进行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交往活动，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灵交感。

评价

林景熙虽然弃官不仕过隐居生活，但他对战斗在抗击入侵者斗争第一线的爱国将土十分关怀和深深思念。当他得到厓山战斗失败、将士大部阵亡、陆秀夫抱起年幼的皇帝跳海自亡的消息时，义愤填膺，悲痛之极，仰天大哭，遂与同里志士陈则翁等举行哭祭悼念活动，并洒泪挥毫写下了《题陆大参秀夫牡丹诗卷后》：“南海英魂叫不醒，旧题重展墨凝香。当时京洛花无主，犹有春风寄广陵”的壮丽诗篇，以示对民族英雄的深深敬仰。林景熙的《读文山集》七古云：“黑风夜撼天柱折，万里飞尘九冥竭。谁欲扶之两腕绝，英泪浪浪满襟血。龙庭戈延烂如雪，孤臣生死早已决。纲常万古悬日月，百年身世轻一发。苦寒尚握苏武节，垂尽独存杲卿舌。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这首诗历来被认为是对民族英雄文天祥赞歌中最成功的一首，堪与《正气歌》同读。这是他的诗集中的压卷之作。《中国文学史》评述作者林景熙的气概不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历史上曾有“南渡之后，堪与山阴放翁媲美者，唯霁山也”之说，并非过之。被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称赞为“亘古男儿一放翁”的陆游，临终之时写了一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示儿》诗。 陆游念念不忘的祖国，在时过66年之后，终于实现了“统一”。林景熙亲自目睹了这一在敌人屠刀铁蹄之下的残酷“统一”。所以林景熙很有感慨地写了一首《书陆放翁诗卷后》诗：“……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已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陆游的《示儿》不是说“但悲不见九州同”、“家祭无忘告乃翁”吗？林景熙说：九州已经“同”了，可却是“同”在蒙古人的干戈之下，家祭之时怎么可以告诉九泉之下的“乃翁”呢？林景熙这首诗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难怪有人读了他的诗，无不感动得潸然泪下。

林景熙的诗歌创作反映了宋元之交遗民的爱国情怀和亡国悲愤，不但思想性极强，而且在艺术上，尤其是诗歌意象与语词特性以及比兴与寄托、用典与寄托等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

林景熙诗歌创作最工七言律体，他对诗圣杜甫与陆游既有华藻、又见骨气的诗歌风格十分推崇。他称赞杜甫“诗中有史”，推誉陆游“寤寐不忘中原”的高风，他提倡作家要做到品德高尚，要有民族气节，作品要雄浑和谐，正气凛然。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独提诗律继黄陈”，注重效法黄庭坚和陈师道奇警遒劲的格律。所以他创作的诗歌达到了立意深婉豪健，文笔简古凝炼，语言含蓄酣畅，喻物生动贴切，脍炙人口，百读不厌，感人至深的绝佳境界。他的“衣冠洛社浮云散，弓剑桥山落照空”、“鹤归尚觉辽城是，鹃老空闻蜀道难”和“离亭落日马嘶渡，旧国西风人唤船。湖海已空弹铗梦，山林犹有着书年”、“游丝不系春晖住，愁绝天涯寸草心”等等都是警句迭出、耐人寻味的绝好佳句。

林景熙不仅工诗且善作文。宋亡隐居后，在“神游旧月山河改，梦断疏槐风雨深”的情境之中，他寄情山水，漫游吴越，在山水自然中抒发国家兴亡之慨。《中国古代散文鉴赏辞典》中选载的《蜃说》、《粼说》和《鞍山斋记》是他的散文代表作。林景熙的散文文字精炼准确，叙述简洁生动，意境深远，感染力强，依次叠进，结构完整，文笔豪迈，挥洒自如，耐人寻味，引人入胜。他的《蜃说》篇被历代注家作为范文选读。

林景熙的创作成就和艺术造诣，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与其同年代的方逢辰序称：“宛然六义之遗音，非湖海啸吟风月而已，于诗家门户，当放一头”，明胡应麟《诗薮》称：“林德暘七言劲逸雄迈，《读文山集》可谓元初绝唱”。

蒙古人章祖程说：“陶渊明以义熙为心，杜子美以天宝兴感为得诗人忠爱遗意，霁山先生之诗，盖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见矣！”陈增杰教授在应浙江古藉出版社邀作《林景熙集校泔》时撰文称：“林景熙的诗歌在宋季戛戛独造，凌架诸家之上。”还有清人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吴之振的《宋诗抄》、李慈铭的《越缦堂诗话》等等，都对林诗备加赞扬。

林景熙有《白石樵唱》、《白石稿》诗文16卷传世。元统二年乡人章祖程合编为《霁山集》。《知不足斋丛书》本作《霁山先生集》5卷，卷首1卷，拾遗1卷。有1960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宋代五十六家诗集》中有《白石樵唱集》1卷、清宣统石印本。1949年后，中华书局曾刊行《霁山集》。自2000年以来，浙江古藉出版社又整理编撰陆续出版发行。

生平

南宋理宗淳祐二年，林景熙出生于平阳腾蛟带溪林泗源。林家兄弟三人，景熙居第二。长兄林景怡，字德和，号晓山，从事教育工作，为当地乡校主持人，人品高洁，有诗作传世。季弟林景英，字德渊。

景熙自幼聪颖，好读书，20岁时已有诗名。被举荐到首都临安，就读太学。宋时太学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考试合格，选升内舍，再由内舍选升上舍。内舍、上舍均有限额。上舍考试上等，即可授职，称“上舍释褐”，荣耀等同进士登第。

南宋恭帝德祐元年三月，元军在伯颜率领下进入建康，临安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可恨那些大臣们尚在勾心斗角。景熙眼看国事已无可为，不久便弃官归里，隐居平阳县城白石巷。

德祐二年春，在临安陷落前，益王、广王逃离临安，闰三月陆秀夫等在温州江心寺，奉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

南宋端宗景炎二年，林景熙应会稽王英孙的邀请，来到越中。“一曲危栏人独倚，江山浑在梦中看。”宋亡后，贵公子出身的王孙英，在这样百无聊赖的心情下，延致四方名土，啸傲泉石，饮酒赋诗，这是反元情绪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景熙在越中先接触了谢翱、唐珏、胡侨等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志士。

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厓山战败，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消息传来，林景熙与陈则翁等人秘密举行哭祭。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总统江南释教的札木杨喇勒智为了盗取来皇陵中的金玉宝玩，把在会稽的徽钦二帝以下的历代帝王后妃的陵墓全部发掘，把剩骨残骸抛弃在草莽中，惨状目不忍睹，但无人敢去收拾。这时林景照正在会稽，出于民族义愤，与郑朴翁等扮作采药人，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拾取骨骸。景熙收得残骨两函，托言佛经，埋葬于兰亭山中，并移植宋常朝殿前冬青树作为标志，并写了《冬青花》诗：“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声山竹裂。”又作《梦中诗》四首，以凄怆的声调记录了埋骨的经过，抒发了自己的悲愤，并希望将来能读到他的诗的人，知道民族正气依然存在，没有随着国家的沦亡而完全消失。

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是文天祥就义八周年忌日，好友谢翱登富春山西台哭祭，写了《西台恸哭记》，又寄诗给林景熙，林景熙写了《酬谢皋父见寄》，一开头便说：“入山采芝薇，豺虎据我丘；入海寻蓬莱，鲸鲵掀我舟。山海两有碍，独立凝远愁。”意为：古人不得志，则隐居山林，或遁迹江海，如今国亡，何处去找一方净土呢？因悲叹：“行行古台上，仰天哭所思。余哀散林木，此意谁能知？”

元成宗大德初年，林景熙开始他的漫游。先后到过杭州、华亭、苏州、无锡、镇江、湖州以及严陵等地。写了许多寄托爱国之情的纪游诗，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处，也以诗文相互勉励。他重过故宫，江山易主，景物全非，发出“王气销南渡，僧坊聚北宗。烟深凝碧树，草没景阳钟”的感叹。过葛岭时，他对已被杀死的权奸贾似道，还责问“误国竟何言！”

景熙归隐后，曾说不再与闻世事，但当他听到谢枋得不与元朝合作，绝食而死，十分钦佩，他写道：“何人续迁史，表为节义雄。”他听到家铉翁放归，呈诗说：“衣冠万里风尘老，名节千年日月悬。”把他比作苏武，表示无限景仰。同时，他以犀利的笔锋，借秦吉了和孙供奉，对那些寡廉鲜耻的叛将贰臣，予以痛斥。

元成宗大德三年，景熙到58岁后，才大部分时间住在平阳，他在马鞍山麓建了一所超奥别业，教授生徒，过着清贫的生活，以颜回草食瓢钦、乐在其中来自我解嘲。但他还是关心世事。

大德四年他为判官王秉仁写了《平阳县治记》使人们知道平阳建县的历史。

大德五年，他写了《公溥堂记》向州守孙筠进了药石之言，希望他能为老百姓做些好事。

大德十年，州判皮元修了阴均陡门，他欣然为其作记。

大德十一年，《平阳州志》修成，他作了序言。

元武宗至大元年，景熙67岁，忽然游兴勃发，北上杭州。来往吴越日久，时感思念家乡，渐觉体力不支。他在杭州患疾，自觉不宜久留异地而挥泪诀别友人回到平阳家乡。

林景熙在家卧病两年后，于元武宗至大三年饮恨辞世，享年69岁。晚年，他把自己的诗文收集起来，编成杂文十卷，诗六卷，诗集名《白石樵唱》。

元顺帝元统二年，林景熙逝世后二十四年，同里章祖程的《白石樵唱》注释本问世。

墓

林景熙墓位于其故乡平阳县带溪乡林泗源村庄后面青芝山朝南山坡上。砖室结构。清乾隆十二年，平阳县令徐恕率林泗源裔孙重修陵园，并亲题墓碑曰：南宋忠义林霁山先生之墓。1983年，霁山先生墓被平阳县人民政府列为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分别于1987年和1991年，由政府和当地群众筹集资金，在墓前修筑“仰霁亭”和“霁山碑林”。仰霁亭作8桩3间，仿宋亭阁式石木建筑。亭匾“仰霁亭”三字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所题。亭中诗碑正面刻有林景熙代表作《冬青花》，张鹏翼书；背面刻有《仰霁亭碑记》，苏渊雷撰书；石柱上刻有名家书写的楹联多副。刘海粟、沙孟海、方去疾，陆俨少等一大批书画大家也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林景熙墓碑刻有“南宋忠义林霁山先生之墓”，系清乾隆十二年邑令徐恕题。1987年修葺时，在墓前新建仰霁亭一座。亭作8桩3间。仿宋亭阁式石木建筑。亭匾“仰霁亭”三字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所题。亭中诗碑正面刻有林景熙代表作《冬青花》，张鹏翼书；背面刻有《仰霁亭碑记》，苏渊雷撰书；石柱上刻有名家书写的楹联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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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应春：词作家，字春伯，郴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分教岳阳，除监行在都进奏院，擢监察御史。归隐九年，又起知临江军。全宋词收录其词两首《好事近》、《沁园春》。

张道洽（1202～1268）字泽民，号实斋，衢州开化（今属浙江）人。理宗端平二年（1235）进士。曾从真德秀学。历广州司理参军，景定间为池州佥判，改襄阳府推官。五年卒，年六十四。生平作咏梅诗三百余首。"介绍

张道洽字泽民，号实斋，衢州开化人。理宗端平二年进士。曾从真德秀学。历广州司理参军，景定间为池州佥判，改襄阳府推官。五年卒，年六十四。生平作咏梅诗三百余首。有《实斋花诗》四卷，已佚。清吴允嘉抄《南宋群贤小集》中存《梅花诗》一卷。事见《桐江集》卷一《张泽民诗集序》、《瀛奎律髓》卷二○。张道洽诗，据《瀛奎律髓》卷二○及《宋百家诗存》等书所录，去其重复，合编为一卷。"

幼卿，生卒和姓氏不详。宋徽宗宣和年间在世，《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录其词一首。

赵可 金代文学家。字献之，号玉峰散人。泽州高平（今山西高平）人。生卒年不详。少时赴考，在考场中戏书小词,为金主完颜亮所见,颇加赏识。贞元二年(1154)中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著有《玉峰散人集》，今佚。诗入《中州集》，词入《中州乐府》。"艺术风格

赵可博学多才,卓绝不羁。入翰林后,一时诏诰多出其手,典雅工丽,为人推服。著名的《大金得胜陀颂碑》碑文,即出其手笔。其词兼备豪放、婉约的风格。〔雨中花慢〕《代州南楼》、〔望海潮〕《发高丽作》为其代表作。〔雨中花慢〕：““云朔南陲，全赵宝符，河山襟带名藩。有朱楼缥缈,千雉回旋。云度飞狐绝险,天围紫塞高寒。吊兴亡遗迹,咫尺西陵，烟树苍然……””，健笔纵横,高亢峭拔，在吊古的题材中堪称佳作。"

吴激（1090～1142）宋、金时期的作家、书画家。字彦高，自号东山散人，建州（今福建建瓯）人。北宋宰相吴栻之子，书画家米芾之婿，善诗文书画，所作词风格清婉，多家园故国之思，与蔡松年齐名，时称“吴蔡体”，并被元好问推为“国朝第一作手”。"介绍

吴激有文名，书法俊逸，绘画得其岳父米芾笔意。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奉命使金，次年金人攻破东京，金人慕其名，强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天会十四年十月，为高丽王生日使，出使高丽。金皇统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诏赐其子钱百万、粟三百斛、田三顷以周其家。

有《东山集》《东山乐府》，已佚。存诗收入《中州集》，词收入《全金元词》。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为《东山乐府》一卷。《金史》卷一二五有传。

词作轶事

据元问好的《中州乐府》记载；一次宇文虚中与吴激等在张侍御家饮酒会宴，座中发现一位佐酒歌妓原是大宋宗室之后，如今却也流落异乡，沦为歌妓。坐中诸公感慨万千，遂皆作乐章一首。其中宇文虚中首作《念奴娇》：

疏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

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复。

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 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

旧日黄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时为文坛盟主的宇文虚中感觉不错，有些看不起别人，直到看到吴激《人月圆·南朝千古伤心事》后，才自觉不如，之后有人找他作乐府词，宇文虚中都介绍到吴激那里。从此他对吴激推崇备至，刮目相看。

文学成就

吴激词多作于留金以后 。篇数虽不多，皆精微尽善，虽多用前人句，其剪裁点缀，若皆天成。今存20余首，题材不广，但工于写景，如“山侵平野高低树，水接晴空上下星”；“地偏先日出，天迫众山攒”。他的《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岁暮江南四忆》等诗，含蓄地表达了乡国之思。

吴激为金初词坛盟主。他的《诉衷情》、《满庭芳》“谁挽银河”等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在当时曾脍炙人口，其《人月圆》□括前人诗语，自然得体，尤为人所传诵：“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榭，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这是为北宋被掳宫人写的一首词，宇文虚中看后自愧不如，是后人有求作乐府者，叔通即批云：“吴郎近以乐府名天下，可往求之”。其影响之大，并被元好问推为“国朝第一作手”。清人陈廷焯亦谓：“金代词人，自以吴彦高为冠，能于感慨中饶伊郁，不独组织之工也。同时尚吴蔡体，然伯坚非彦高匹。”又曰：“金词于彦高外，不得不推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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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象之，生卒年不详，北宋文人。字简夫，越州新昌（今属浙江）人，石待聘之子。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官太常博士、太子中允，以文学名世。

唐庚，1070年～1120年在世，北宋诗人。字子西，人称鲁国先生。眉州丹棱（今属四川眉山市丹棱县）唐河乡人。哲宗绍圣（一○九四）进士（清光绪《丹棱县志》卷六），徽宗大观中为宗子博士。经宰相张商英推荐，授提举京畿常平。商英罢相，庚亦被贬，谪居惠州。后遇赦北归，复官承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后于返蜀道中病逝。"评价

宋刘克庄说：“子西诗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晁之下。”不足之处，在于稍乏变化,炼字琢句也间有弄巧成拙处。虽学东坡，其成就则不可同日而语。其文长于议论，所作如《名治》、《察言》、《悯俗》、《存旧》、《正友》、《议赏》诸篇，亦颇为时人所称。

苏轼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唐庚的话恰好相反：“诗最难事也！吾……作诗甚苦，悲吟累日，然后成篇……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返复改正……复数日取出读之，病复出，凡如此数四”。唐庚还有句名言：“诗律伤严似寡恩言”，若用朱熹的生动的话来引申，就是：“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没人情”。因此，他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最紧凑的诗人，虽然也搬弄故典，还不算厉害，只是炼字炼句常有弄巧成拙的地方。——钱钟书《宋诗选注》

唐庚虽然不是苏门弟子，但文学思想深受苏轼影响，在诗文创作方面也有意向苏轼学习。他的诗歌师承苏轼而自成一家，刻意锻炼而不失气格，形成了细密工致的独特风格。散文创作上，他以为文精悍简练、议论缜密而著称，成为太学生推崇的文章典范，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庚不仅是北宋末年蜀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即使在两宋，也是数得着的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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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溥（922年－982年），字齐物，宋初并州祁人。历任后周太祖、世宗、恭帝、宋太祖——两代四朝宰相。出生于官宦世家，948年，甲科进士第一名，任秘书郎，953年，官至宰相。周恭帝时，上表请修《世宗实录》，与扈蒙、张淡等共同编修。郭威任枢密使时，率军平河中叛乱，聘为幕僚。957年，周世宗柴荣请王溥选择将帅，王溥举荐向拱，再次取得胜利。世宗死，赵匡胤势力强大，“王溥亦阴效诚款”，并献奉宅园取悦于他。赵匡胤黄袍加身返京，王溥“降阶先拜”。964年正月，罢相，任太子少保。太平兴国初年，封祁国公，982年八月去世。谥文献。"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王溥，后汉乾祐年间考中进士甲科，任秘书郎。当时李守贞占据河中，赵思绾在京兆反叛，王景崇在凤翔反叛，周祖带领部队讨伐他们，任命王溥为从事。河中平定后，得到叛贼的文书，里面有很多朝中大臣及藩镇互相勾结的话。周祖记下他们名字，准备按察审问他们，王溥谏阻说：“鬼魅这些东西，趁夜黑而出，一旦日月光明，就自动消灭。请把这些东西都烧掉，以安君主旁边的反贼之心。”周祖照办。部队回师，王溥升任太常丞。跟随周祖镇守邺地。

辅佐世宗
　　广顺初年，王溥任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广顺二年，迁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广顺三年，加官户部侍郎，改任端明殿学士。周世祖生病，召学士拟旨，任命王溥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宣诏后，周世祖说：“我没有忧虑了。”当日去世。

周世宗准备亲自征讨泽、潞二地，冯道极力谏阻，只有王溥赞成。部队凯旋还师，加任王溥为礼部尚书、监修国史。周世宗曾经从容问王溥说：“后汉丞相李崧用蜡封书信送给契丹，有人还记得书信言辞，这件事可信吗？”王溥说：“李崧是大臣，如果有这事，怎么肯轻易让外人知道？这是苏逢吉诬蔑他罢了。”周世宗才醒悟，诏令追赠李崧官职。周世宗打算讨伐秦、凤二地，向王溥求元帅，王溥推荐向拱。战事平息后，周世宗在宴席上酌酒赐给王溥说：“替我选择元帅成就边疆功业者，是你啊！”后跟从皇帝平定寿春，皇帝诏令给他加阶进爵。

重新起用
　　显德四年，遭父丧。守丧未满三年，被朝廷重新起用，四次上表，请求守丧满期。周世宗大怒，宰相范质上奏解救他，王溥惧怕，入朝谢罪。显德六年夏天，任命他为参知枢密院事。

周恭帝继承帝位，加王溥为右仆射。这年冬天，王溥上表请求编写《世宗实录》，于是上奏建议史馆修撰、都官郎中、知制诰扈蒙，右司员外郎、知制诰张淡，左拾遗王格，直史馆、左拾遗董淳，共同修纂，诏令照办。

宋初重臣
　　宋初，进位为司空，罢参知枢密院职。乾德二年，罢去他职任太子太保。旧制，一品官班位在台省官之后，宋太祖因为看见王溥，对身边的人说：“王溥是以往的丞相，应当超常尊宠他。”就下令分台省官班位为东西二向，成为定制。乾德五年，遭母丧。守丧期满，加任太子太傅。

加官进爵
　　开宝二年，升为太子太师。中谢日，周太祖对身边的人说：“王溥任丞相十年，三次迁升一品，官福之盛，近世没有可与比拟的人。”太平兴国初年，封为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去世，终年六十一岁。朝廷停朝两天，赠侍中，谥文献。

著述

王溥的著作尚有《王溥集》20卷，《翰林酬唱集》1卷，均已散佚。

他虽屡居高位，但仍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在唐代苏冕始创会要体的基础上,据苏冕所编唐九朝《会要》及杨绍复等续修之书，重加整理，撰成《唐会要》一百卷。后又据五代历朝实录撰成《五代会要》三十卷。

藏书故实

北宋藏书家、史学家。字齐物。并州祁人。后汉乾佑元年进士，任秘书郎，任后汉三司副史。入周，后周时历任随州、商州、华州、颖州刺史。授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迁中书侍郎加平章事。周世宗即位，为参知枢密院事，加礼部尚书，兼修国史。宋立，五年，加太子太傅。官进司空。乾德二年，罢相，改太子太保。开宝二年，迁太子太师。太平兴国初，封祈国公。卒谥文献，后改谥文康。好学，手不释卷，根据苏冕所编唐九朝《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缺漏为100卷，对唐代制度沿革变迁，记述较为详尽，又作《五代会要》30卷，史称其“文简理备”，对保存、整理古籍，建树颇大。宋太祖赵匡胤把南平吴蜀时所获的文史副本分赠与之，以致于他收藏图书达万余卷，多唐代旧书。曾经编有藏书目录，今佚。编著《世宗实录》、此录虽失，但从《烟画东堂小品》中，还可见到残本。编纂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开会要体史书之先例，是研究五代典章制度必不可少的史料，价值很高。另著有文集20卷。子王贻孙，字象贤，遍览其父所藏，并继承了所藏之书，时以谙练称。"

钱公辅（1021～1072），字君倚，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宋代诗人。少从胡翼之学，有名吴中。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宋诗拾遗》卷四）。历通判越州、知明州，擢知制诰。英宗即位，谪滁州团练使。神宗立，拜天章阁待制知邓州，复知制诰，知谏院。熙宁四年（1071），由知江宁府徙知扬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五年，卒（同上书卷二四○），年五十二。《宋史》卷三二一有传。"生平

钱公辅，字君倚，一字纯者，常州武进人。北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科冯京榜进士第三人。

钱公辅中进士后，任越州通判、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明州。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

英宗即位，钱公辅上书《治平十议》，主要内容是了解民情，考核官吏，任用官员等。又作《帝问》一篇奉上。

王畴任翰林学士时间不长，又升任枢密副使。钱公辅觉得王畴资历太浅，便不起草任命文书。英宗以刚登基任用大臣，而钱公辅竟然阻止为由，降钱公辅为滁州团练使。有人认为处罚太重，吕诲等人还上奏章求情，没有恩准。第二年，钱公辅又知广德军。

神宗继位，钱公辅官拜天章阁待制、知邓州，复知制诰。入朝拜见皇帝时，神宗慰劳勉励了他。并让他抄写《十议》送上，命其知谏院。曾经到中书省言事，富弼对他说：“皇上思求天下大治已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正依赖君等同心辅佐。”钱公辅说：“朝廷所做是对的，天下谁敢有不同意见！并不是我不去做，公辅愿跟随，只是没有机会罢了。”

王安石向来和钱公辅友好交往，得志以后，便排斥异己，让滕甫出知郓州。钱公辅几次在皇帝面前说滕甫不应该去。薛向变更盐法，王安石积极支持，而钱公辅却说薛向应当免职，

接连违背了王安石的用意，于是被罢免了谏院的职务，钱公辅随即出知江宁府。

第二年，皇帝想要把他召回，王安石说他帮助小人，总是提出不同意见，不宜在皇上左右，于是让他任扬州知州。钱公辅以病为由，请求改变任命，又改提举祟福观，不久身亡，年仅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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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立方(？～1164)
南宋诗论家、词人。字常之，自号懒真子。丹阳(今属江苏）人，后定居湖州吴兴（今浙江湖州）。"生平

其父葛胜仲也是填词名家，父子齐名于世。葛立方于绍兴八年举进士。曾任正字、校书郎及考功员外郎等职。后因忤秦桧而得罪，罢吏部侍郎，出知袁州、宣州。二十六年归休于吴兴汛金溪上。隆兴二年卒。宋史》附《葛宫传》。事迹另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人缪荃孙撰有《葛立方传》刊于《归愚集》卷末。

葛立方“博极群书,以文章名一世”。曾自题草庐:““归愚识夷涂,游宦泯捷径。”“所以名其集为《归愚集》。著述除现存《归愚集》、《韵语阳秋》外，还有失传的《西畴笔耕》、《万舆别志》等书。《韵语阳秋》20卷，又名《葛立方诗话》，主要是评论自汉魏至宋代诸家诗歌创作意旨之是非。《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未免舛误””，““然大旨持论严正，其精确之处，亦未可尽没也””。葛立方词现存40首，多是写景咏物和赠答之作，较少伤时感乱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词说：““多平实铺叙,少清新宛转之思,然大致不失宋人规格。”“他写有数首咏梅词，赞美梅花的”“傲霜凌雪””、““高标孤韵””，都比较清丽。其〔卜算子〕《席间再作》中共用了18个叠字,新颖、巧妙,很受人们的赞赏，周密称许为"“妙手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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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光宗绍熙中前后在世。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曾倅池阳。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随张贵谟使金，著有燕谷剽闻二卷，记金国事甚详。嘉定中官行在诸司粮料院干办。域能词，花庵词选中录存五首。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有《松窗词》一卷。杨慎《词品》卷四谓其《 昭君怨》咏梅词“兴比甚佳”，又《画堂春·春思》词“乐府多传之”。

胡仔(1110～1170) ，北宋著名文学家。字元任，胡舜陟次子。绩溪（今属安徽）人。宣和(1119～1126)年间寓居泗上，以父荫补将仕郎，授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升从仕郎。绍兴六年(1136)，随父任去广西。"著述

著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60卷。三十二年，复任福建转运用司干办公事。3年任满，归隐苕溪， 续成《苕溪渔隐丛话》后集40卷，合前集为一百卷。清代收入《四库全书》，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部古典诗论著作重印出版。另著有《孔子编年》5卷。

《苕溪渔隐丛话》可视为一部简明而形象的北宋诗歌发展史。它重视大家，尤其是北宋四大家；推尊苏黄等元祐诗人；重视创作的时代氛围以及前代作家如杜甫等对宋诗的巨大影响。《丛话》在诗史观上“宗唐祧宋”，既肯定宋诗的历史地位，又对其创作得失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丛话》突破前人以“品”分类的体例。以“大家、名家”为纲编纂、既能真实地反映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能给诗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丛话》别裁真伪的考辨和论评，对后代的诗话影响深远。

生平

胡仔 ，字元任，胡舜陟次子。绩溪人。宣和年间寓居泗上，以父荫补将仕郎，授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升从仕郎。绍兴六年，随父任去广西。为广 西经略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转文林郎、承直郎，就差广西提刑司干办事。居岭外7年。十三年，其父遭秦桧陷害，遂隐居浙江湖州之苕溪，“日以渔钓自适”，自号苕溪渔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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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赵构（1107年6月21日－1187年11月9日），字德基，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开国皇帝，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异母弟，母显仁皇后韦氏。赵构生于大观元年五月乙巳日（1107年6月12日），同年赐名赵构，封蜀国公，历任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等职，不久晋封康王，1127年（靖康二年）金兵掳徽、钦二帝北去后，被宋钦宗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重建宋朝，史称“南宋”。"生平

早年经历
　　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子，母显仁皇后韦氏，生于大观元年五月乙巳日，同年八月丁丑日，赐名为赵构，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大观二年正月庚申日，封为广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日，进封为康王。赵构天性聪明，知识渊博，记忆力很强，他每日能读诵书籍千余言，博闻强记。赵构的臂力也很强，史书记载他能拉动一石五斗力的弓。在位期间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王伦、秦桧等奸臣，迫害打击抗金将领和忠臣良将。

北宋靖康元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府时，他曾以亲王身分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河北磁州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2] 金兵再次包围开封时，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宋廷令其率河北兵马救援京师，但他移屯北京大名府，继又转移到东平府，以避敌锋。

建炎南渡
　　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于次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是南宋初年投降派的首脑。南宋政权初建,他迫于形势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但不久赶走李纲，同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小人放弃中原，从南京应天府逃到扬州，一意享乐。

公元1129年旧历二月，金兵奔袭扬州，他狼狈渡江，经镇江府到杭州。迫于舆论压力，他不得不罢免汪伯彦、黄潜善等人。

苗傅和刘正彦利用军士对朝政的不满，发动兵变，杀了宋高宗信任的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和一批宦官，逼迫宋高宗退位，史称苗刘兵变。

文臣吕颐浩、张浚和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起兵“勤王”，宋高宗得以“复辟”。他继续派使臣向金朝乞降，哀诉自已逃到南方后，“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要求金朝统治者“见哀而赦己”，不要再向南进军。对于抗金战争却不作任何有力的部署。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即率臣僚南逃。

十月到越州，随后又逃到明州，并自明州到定海，漂泊海上，逃到温州。

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他才又回到绍兴府、临安府等地，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行在。

金兵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 、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兵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乞降的筹码，始终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他把金朝派到南宋进行诱降活动的秦桧予以重用，任为宰相，同秦桧加紧进行投降活动，竭力压制岳飞等将领的抗金要求。

当绍兴十年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时，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又怕迎回钦宗后自己必须退位，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

屈辱求和
　　绍兴十一年，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向金朝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不久，他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遂同金朝签定了屈辱投降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以换取金承认自己在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十一月和议签定后，按金朝规定，秦桧事实上成了终身宰相，宋高宗虽对他日益猜忌，却仍纵容他专权跋扈，对主张抗战的臣僚加以排斥和打击。即使在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委任投降派万俟卨、汤思退等奸佞小人掌政，坚守对金和议条款，每年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等的礼物也“以巨万计”，只要金朝统治者索取玩好，宋高宗立即下令搜访送去。对其统治区的人民，却巧立名目加强搜括，使南宋的赋税名目比北宋时更多，剥削更加残酷。

绍兴三十一年秋，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侵，宋高宗又想再次逃离临安府。金海陵王渡江失败，被部下所杀。宋高宗遣使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准备再次对金议和。宋高宗在当了三十六年皇帝以后，于公元1162年六月以“倦勤”，想多休养为由，传位给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他自称太上皇帝。

晚年生活
　　赵构退位后，自称不再问朝政，其实也干预一些政事。有一天，他去灵隐寺冷泉亭喝茶，有个行者对他照料得很殷勤，他打量了一番行者说：“我看你的样子不像个行者。”行者哭着诉说道：“我本是一个郡守，因为得罪了监司，被诬陷降罪，罚为庶人。为了糊口，得来此处投亲，干此贱活。”赵构当即说：“我明天替你去向皇帝说明。”回宫后果真对皇帝讲了，要复他的职。几天后他再去冷泉亭，见行者还在，他回宫后在宴饮时便怒容满面。孝宗小心翼翼地问赵构为何生气，赵构说：“我老了，没人听话了，那行者的事，我几天前就同你讲了，为何不办理？”孝宗回答说：“我昨日已向宰相讲起，宰相一查，说此人是贪赃枉法，免他一死已经宽大，再要复职实在不行。”赵构却不顾这些，说：“那叫我今后怎么再见人，我已经答应他向你求情。”孝宗无奈，只得去对宰相说：“太上皇大发脾气了，那人即使犯了谋杀罪，你也得给他复职。”宰相只得照办[3] 。

赵构政治上昏聩，但是精于书法，善真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其书法影响和左右了南宋书坛，后人多效法其书迹。

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日，赵构病死于临安行在的德寿宫，时年八十一岁，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赵构死后，棺木未下葬，直到淳熙十六年三月丙寅日，才下葬于都城绍兴府会稽县之永思陵。宋光宗绍熙二年，加谥号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

家庭成员

父母
　　父亲：宋徽宗赵佶

母亲：显仁皇后韦氏

后妃
　　宪节皇后邢秉懿，康王妃，封嘉国夫人，靖康之难时北迁，高宗遥册为皇后，绍兴九年崩，后韦太后归国，方知皇后早崩，时中宫已虚位达十六年。

宪圣慈烈皇后吴氏，自和义郡夫人、才人、婉仪、进贵妃。绍兴十三年，立为皇后。高宗内禅，手诏后称太上皇后，迁居德寿宫。孝宗即位，上尊号寿圣太上皇后，光宗即位更号寿圣皇太后。孝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号，庆元三年崩，年八十三。

张贵妃，开封祥符人。初入宫，封永嘉郡夫人。乾道六年，进婉容。淳熙七年，封太上皇淑妃。十六年，进贵妃。绍熙元年薨。

潘贤妃，侍奉高宗于康王府，生元懿太子赵旉，绍兴十八年薨。

张贤妃，初为才人，后晋婕妤、婉仪。死后追封贤妃。孝宗养母。

刘贤妃，倾城艳名盛于天下。入宫为红霞帔，迁才人、婕妤、婉容，绍兴二十四年进贤妃。淳熙十四年去世。

刘婉仪，初入宫，封宜春郡夫人。寻进才人，与刘贤妃俱被宠，进婉仪。

吴才人，吴皇后的族人。

李才人，高宗晚年的爱妃，姿色明艳，高宗死后，吴皇后一见她就愤怒，因此被宋孝宗赐死。

王才人，高宗晚年的爱妃，姿色明艳，高宗死后，吴皇后一见她就愤怒，因此被宋孝宗赐死。

田郡君，名春罗，高宗为康王时侧室，靖康之难时死于北迁途中。

姜郡君，名醉媚，高宗为康王时侧室，靖康之难时北迁。

冯美人

韩才人

子女

儿子
　　宋高宗仅有一个亲生儿子赵旉，即宋简宗、正安帝，早夭。

养子赵伯琮，即宋孝宗，养母张贤妃。

养子赵伯玖，更名赵璩，养母吴皇后。

女儿
　　高宗为康王时，曾育有五女，后皆被掳。《新安县志》载高宗其中一女于建炎三年被江西县令邓元亮于起兵勤王时于道上收养，长大后嫁给邓元亮之子邓自明。至宋光宗即位，赵氏带长子面见光宗，光宗称赵氏为皇姑，封为郡主，并把邓自明追赠为“税院郡马”，并赐地于东莞。后人散居到香港龙跃头、锦田、厦村、大埔头及东莞等地。

康大宗姬赵佛佑，北迁时四岁，后入浣衣院。

康二宗姬赵神祐，北迁时四岁，后入浣衣院。

康三宗姬，北迁时三岁，死于途中。

康四宗姬，北迁时二岁，死于途中。

康五宗姬，北迁时二岁，死于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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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外（1106-1170年），宋福建晋江马坪村人，为林知八世孙，字岂尘，号肇殷。生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卒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林外的科场之路很曲折，屡试不第，直到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已超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才登进士，他受命为兴化县令，仕途也就此止步。

宋仁宗赵祯（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亲是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进中书令，二年（1018年）进封升王。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1023年改元天圣。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在位四十二年。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史家把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赵祯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最初名为赵受益。他是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其母为李宸妃。因赵恒所宠信的美人刘氏无子，赵恒便对外声称赵受益为刘氏所生。

赵受益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表现于外表。大中祥符七年，被封为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进封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赵受益加官中书令。

天禧二年，进封升王。同年八月，赵受益被册封为皇太子，赐名赵祯。由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以辅导赵祯。

登基即位
　　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赵恒逝世。年仅十三岁的赵祯即皇帝位，由皇太后刘氏代行处理军国事务，直至明道二年刘太后去世，才开始亲政。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赵祯在位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 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尤以“嘉祐之治”为多。

善于纳谏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甚至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未予以怪罪。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赵祯便改让张尧佐出任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赵祯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言官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赵祯最终采纳了言官的建议。他回到后宫后，对张氏说：“汝只知要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两例，表现出赵祯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因此，他被历史学家称誉为“守成贤主”。

赵祯一朝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确立储位
　　赵祯的三个儿子全部早夭，他于是在景佑二年将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接入皇宫，交给曹皇后抚养。但在宝元二年豫王赵昕出生后，赵祯又将赵宗实送出宫。

赵昕早夭，而赵祯晚年无子，最终只得于嘉祐七年八月立赵宗实为皇子。

崩逝汴梁
　　至和三年正月，赵祯在临朝受文武百官参拜时，突然手舞足蹈，口出涎水。同日，辽朝使者正在紫宸殿拜见赵祯，赵祯语无伦次。宰相文彦博只好对辽朝使者说是钦酒过量所致。此后几天，赵祯病情愈益加重，天天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等等。宰相文彦博、富弼等人负责全权处理朝廷内外大事，并组织京城百官在一些大寺院、道观进行祈祷活动。二月，赵祯逐渐康复，开始处理政事。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赵祯于汴梁皇宫驾崩，享年五十四岁。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历史典故

废后风波

宋仁宗到了大婚的年龄，皇太后刘娥特意挑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女子进宫。宋仁宗一眼看上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想立张氏为皇后。但刘娥认为张氏不如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宋仁宗只好按刘娥的意志立郭氏为皇后。刘娥去世后，郭皇后失去了靠山，不但不懂得谦让与宽容，还处处与后宫嫔妃争风吃醋，从而引出了宋朝立国以来第一起废后风波。
当时，后宫还有两个美人尚氏和杨氏都极为得宠。尚美人的父亲因女儿得宠而封官加爵，恩宠无遇，一时倾动京城。郭皇后对此大为不满。尚美人知道宋仁宗不喜欢郭皇后，便经常向宋仁宗诉说郭皇后的不是。有一天，尚美人在宋仁宗的面前讥讽郭皇后，刚好被郭皇后听见。郭后不胜愤怒，上前要打尚美人耳光。宋仁宗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劝架。郭皇后已经举手搧出，这一巴掌出尽全力，收势不住，刚好打在了宋仁宗的颈部。

郭皇后指尖锐利，在宋仁宗颈中划出了两道血痕。宋仁宗只觉得脖子火辣辣地疼，顿时龙颜大怒，但他性格文弱，虽然生气，却没有发作，只是带着尚美人走了。

在这之前，宋仁宗为了摆脱刘太后执政的影子，罢免了曾经依附太后刘娥的大臣，唯独没有罢免宰相吕夷简。刚好有一天宋仁宗在后宫与郭皇后谈论此事，还特意提到吕夷简忠诚可嘉。宋仁宗之所以格外赞赏吕夷简，是因为此人曾经力主将宋仁宗生母李氏以皇后之礼下葬。郭皇后却认为吕夷简其实也是阿谀奉承刘太后之辈，不过为人机巧，善能应对而已。宋仁宗略一思忖，认为郭皇后的话有道理，于是将吕夷简也罢相。宦官阎文应与吕夷简交好，告诉吕夷简是因为郭皇后随口一句话导致他被罢相。吕夷简得知后，愤恨异常。

几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时事，特意提到当时他力请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结果触怒了刘太后，几乎被杀，幸得吕夷简相救。宋仁宗又觉得吕夷简是忠臣，于是将其重新召回为相。虽然官复原职，但吕夷简一直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刚好郭皇后误打宋仁宗一事给了吕夷简报复的机会。

宋仁宗被打后，尚美人不断煽风点火，宋仁宗越想越是恼火。宦官阎文应趁机说：“在寻常百姓家，妻子尚不能欺凌丈夫，陛下贵为天子，竟然受皇后的欺凌，这怎么得了。”宋仁宗沉默不言。阎文应又指着宋仁宗脖子上的伤说：“陛下颈上血痕宛然，请指示执政，应该若何处置？”宋仁宗受到煽动，忍不住激动起来，愤然派阎文应去召宰相吕夷简前来。

吕夷简到来后，立即大谈郭皇后失礼，不足母仪天下。宋仁宗虽然愤恨皇后，但一听宰相提到废后，还是比较谨慎的态度，说：“皇后虽然可恨。但废后一事，却有干清议。”吕夷简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其郭皇后仅因为怨怼而被废。何况今日皇后打伤了陛下！”阎文应也在一旁附和，说郭皇后身居中宫九年，却没有子嗣，应当废去。宋仁宗激愤起来，决定废除郭皇后。

宋仁宗要废后的消息传开后，朝中一片哗然。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十多人联名上奏，称“后无过，不可废”，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早有准备，抢先一步下令有司不得接纳台谏章奏。宋仁宗则抢在群臣发难之前，下了废后诏书，说郭皇后没有子嗣，自愿退位修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

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等人见台谏的奏章无法送到皇帝手中，无法可想，竟然集体跑到皇帝寝宫门口进谏。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进谏的大臣们到跪在宫门口，请求皇帝召见，对答郭皇后被废一事。但无论范仲淹等人如何力争，守卫殿门的内使只是紧闭大门，不予通报。孔道辅急得不行，上前抓住宫门的铜环急叩，还大声喊道：“皇后被废，累及圣德，为什么不听我们谏官的意见？”宫门后的内使大概也怕出事，便急忙入报。不久，有内使在门后传话，让进谏的大臣们到中书政事堂与宰相对话。

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显然是有备而来。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

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

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生死两皇后

在宋仁宗晚年，其爱妃张贵妃逝世，不顾朝中大臣劝阻，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当时还有正宫曹皇后。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生死两皇后”。

广纳谏言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严于律己

仁宗皇帝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非常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生活勤俭

赵桢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较检点。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赵桢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赵桢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还有一次，赵祯早晨醒来对近侍说：“昨天晚上我肚子饿得很，睡不着想吃烧羊。”近侍问道：“陛下为何不降旨命臣下去采办?”赵祯说：“我如果一开口，下面就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去大肆扰民，所以还是不开口的好。”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生母之谜

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关于赵祯的身世，清代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有一种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攻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由刘氏和杨淑妃一起抚养。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们时，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据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记载：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不改谥号

赵祯死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事实上，赵祯既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他的过人之处，仅是对臣僚、对百姓比较宽容，即“仁”。

在行政上，赵祯尊重主管部门的自主权，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夏竦曾两度担任枢密使，并有〈文庄集〉行世，也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管干部”。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原父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献”。

皇帝想给“帝管干部”一个“荣誉称号”，要是搁在其他朝代，大臣都会争夸“皇上圣明”，没准儿还会年年纪念圣谕发表多少周年呢。

仁政宽容

他对下人很仁慈。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

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有的造成国家动乱，有的以亡国告终，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与他的“仁”政不无关系。

为政举措

政治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军事

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辽兴宗时以萧惠陈兵宋境。接着，宋朝派富弼与辽国协议，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使国威大振，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以增加岁币为条件，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需注意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宝元元年，陕西出支为1551万；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出支为3363万，几近赤字。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遁走，后不知去向。

经济

仁宗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交子。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初成《崇文总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嘉祐五年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1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1匹，及献500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

庆历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韩琦、范仲淹以拒西夏。并试图进行改革，但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不久废罢。

历史评价

正面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5] “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反面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后世纪念

主词条： 永昭陵

宋仁宗陵墓北宋帝陵位于河南省巩县境内，嵩山北麓与洛河间丘陵和平地上。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10公里。

赵祯的陵墓名永昭陵，位于巩县城区的西南隅的一处高敞之地。

从那里俯望，城区如在谷中。宋时，这块地方叫“孝义堡”，又名“和儿原”，当代叫孝义镇。

北宋九帝，除徽、钦二宗被金人掳走死于漠北之外，其余七帝均葬此，加上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墓由开封迁此，所以人们称七帝八陵。依次为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宋代靖康建炎年间遭金兵破坏，元代时地面建筑全部被毁。

“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独独没有对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

据有关史料记载，嘉祐八年10月，葬仁宗赵祯于永昭陵，修陵调集士兵46700人，工期7个月，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绸绢250万匹，耗费占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规模庞大，建筑雄伟，虽历经千年风雨，饱受战乱抢掠，但到2013年，它仍不失皇家陵园的恢宏气势。整个陵园遵从封建的风水地形堪舆学说，依地势而就，傍山依水，东南穹窿，西北低垂，由“皇帝陵”、“皇后陵”和“下宫”组成，神道两侧的石刻群形态逼真，雄浑高大，栩栩如生，其中“瑞禽”和“角端”更是雕刻史上的杰作，堪称世界绝品。

注：永昭陵于1998年开始修复，现为巩义市的宋陵公园。

人物成就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一生没有太大的作为。但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建了和谐的人文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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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德藻，南宋诗人。字东夫，自号千岩老人。闽清（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初任尤川县丞，后为湖北参议，再调湖州乌程令。因爱当地山水之美，遂移家乌程，住县中屏山，其地有千岩之胜，所以自号“千岩老人”，表示归隐不仕。

文同（1018～1079年），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北宋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属四川绵阳市盐亭县）人。著名画家、诗人。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迁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历官邛州、大邑、陵州、洋州（今陕西洋县）等知州或知县。元丰初年，文同赴湖州（今浙江吴兴）就任，世人称文湖州。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文同在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病逝，未到任而卒，享年61岁。他与苏轼是表兄弟，以学名世，擅诗文书画，深为文彦博、司马光等人赞许，尤受其从表弟苏轼敬重。"艺术成就

绘画

文同以善画竹著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文同对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故其画竹法度谨严，同时作为文臣，其作品又有着区别于职业画家的新意。《图画见闻志》说他的墨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宣和画谱》则进一步指出其作品“托物寓兴，则见于水墨之战”。

看到了文同墨竹画中所具有的特质。可以说文同这类作品的出现，是文人画开始兴起的标志之一。文同的墨竹作品给当时苏轼、金代王庭筠父子、元代李刊等诸多画家以重要影响，墨竹逐渐成为中国文人画的一个重要题材。

文同主张画竹必先“胸有成竹”。所写竹叶，自创深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洋州有篔簹谷，多竹林，时往观察，因而画竹益精。与表弟苏轼诗词往来唱和，确立了四君子题材。其画竹，“深墨为面，淡墨为背”。其后画竹者多从其学，世有“湖州竹派”之称。至元代画墨竹蔚为风尚，如李衎、赵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继承者，对后世影响极大。也喜作古木老槎，并写山水。

四川仁寿县黑龙潭石壁有一铺所谓的隐形碑，灰白色的石面光滑无迹，泼水后却呈现出一枝墨竹，当地人相传是文同作品。苏轼：《苏东坡集》卷三二《文与可画贺筜谷偃竹记》："“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署名吴镇的《文湖州竹派》一文，列举文同之后的墨竹画家二十五人，画派形成于文同的亲朋好友中，如文同的妻侄、子女、外孙以及表弟苏轼等。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间，影响一直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燮等人。

文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广东博物馆藏有《墨竹图》一轴，系此轴临本。《墨竹图》此墨竹画轴，无名款，但钤有文同二印：静闲画室。文同与可。画悬崖垂竹，主干曲生，至末端而微仰，寓屈伏中隐有劲拔之生意。枝叶甚密，交相间错，向背伏仰各具姿态，画叶之墨色浓淡相依，正如米芾论文同画竹云：“以墨深为面，淡墨为背，自与可始也。”墨竹于北宋仍属初兴之画艺，与当时尚工笔写实之花卉犹有时代性之相关，故未见“介”、“爪”式的撇叶，也未见竹节间的书法连笔。通幅画法在“画”、“写”之间，与元代及此后的文人写竹相异其趣。

诗文

文同在诗歌创作上很推崇梅尧臣，他的《织妇怨》描写织妇辛勤劳作，反被官吏刁难，与梅尧臣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同一机杼。他的写景诗更有特色。如“烟开远水双鸥落，日照高林一雉飞”；“深葭绕涧牛散卧，积麦满场鸡乱飞”等句；形象生动，宛如图画，充分表现了画家兼诗人善于取景、工于描绘的特点。他在诗中还常常把自然景物比作前人名画，如“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为古代诗歌描写景物增添了一种新的手法，这同当时画家乐于向前人诗中寻找画意具有同样的意义，表明了北宋前期诗与画这两门艺术已更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比起前人王维的“诗中有画”来就更前进了一步。

文同与苏轼

兄弟情深

北宋另一位全才是苏东坡。他与文同齐名，巧的是二人不仅是亲家，情同手足，并且同为“竹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既是自况，也是评点自己那位亲家。据说，苏东坡画竹，追根溯源，也是受文同“传染”，并且还是文同授之以技法。

文同任洋州太守时，别人都觉得那里是穷乡僻壤，但文同却十分惬意于此地，因为这里满山满谷都是竹林。一日，文同与夫人同去观竹，晚饭仅有竹笋下饭。正吃间，收到东坡信札。东坡除了照例嘘寒问暖外，还附了一诗：

汉刀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胸中。
文同读罢诗句，忍俊不禁，放怀大笑，喷饭满桌。有如此亲家，“清贫太守”倍感生活的滋润。他经常坦言：世无知己者，唯子瞻识吾妙处。

东坡也公开表示：与可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宋神宗元丰元年，文同曾送东坡一帧墨竹册页。次年正月，61岁的文同奉调出任湖州太守，不幸于二十一日病逝于赴任途中的陈州驿舍。东坡得知噩耗，以手摩拳画册，挥泪不止。

怀念文章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文同游历

文同在大邑

宋皇佑四年，文同三十四岁，春，以通判邛州摄浦江县令。后于夏秋之际，改摄大邑县令。文同撰《重序九皋集》：“大邑缺令，余以郡从事摄知其治”。

文同在大邑任内，“乐其少讼而多暇”，常游邑中名山胜迹，或访县之古寺高僧，每有所得，即吟咏成章，或作墨竹于壁。

药师岩游历：

文同摄大邑令时曾来药师岩游览，并赋五律诗一首：“此景又奇绝，半空生曲栏。蜀尘随眼断，蕃雪满襟寒。涧下雨声急，岩头云色乾。归鞍休报晚，吾待且盘桓。”南宋绍兴二十三年，眉阳程绩又经手把文同此诗勒石，并写有题记。文同诗和程绩的题记现仍保存完好。

鹤鸣山游历：

文同《重序九皋集》云：在摄大邑令期间，乐其少颂而多暇，辄游邑之名山胜迹，每有所得，则吟咏成章，虽一山一水，不或遗也。在鹤鸣山著长短句数章，绘墨竹画数幅，均载《丹渊集》。清《大邑县志》收载，惟墨竹壁画旧废”。

雾中山游历：

在游雾中山时，著有《题雾中山碧玉潭》七绝一首：“千岩角逐互吞吐，一峰拔起矜崔嵬。日光微漏潭见底，水气上薄云成堆。”

文同在汉中

古代汉中及所属各州县，任知府知县者多多矣，但如北宋汉中知府、洋州知州文同之风流倜傥，诗文书画俱佳，又能体恤百姓、为民请命者，却是凤毛麟角。

北宋熙宁五年文同调任兴元府知府，次年三月赴任。任内先兴办学校，挑选品行学问最优秀的人主事，并多方劝勉百姓送子弟上学；公事之余常亲自到学校训导，于是汉中求学者日渐增多。他还亲自草拟《奏为乞置兴元府学教授状》，上奏朝廷，建议设立汉中府学教授一职，专抓教育，使汉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当时，有盗贼横行街市，关中一带不少恶徒在褒斜道间剽掠抢劫，人民深受其害。文同派吏卒侦捕，严加整治，从此盗不敢犯，使社会安定，人民安乐。文同任内常革除民间杂徭等积弊，解民疾苦。

熙宁八年10 月，任满后调任洋州知州。因州城年久失修，境内山高林深，时有盗贼出没。文同上奏朝廷，重修洋州城，增添兵丁，民赖以安。洋州产茶叶，当时朝廷实行榷茶法，每年洋州须上解茶40万斤，由茶农肩挑背驮至州郡上缴。其余茶叶，限运四川销售，而四川也盛产茶，遂致价贱难卖，积压霉变，

茶农怨声载道。文同上奏朝廷，废“榷茶法”，洋州民大悦。他还向朝廷上《论官场榷盐宜预为计度状》，解决州民缺盐之难。朝廷遂下令：“尽行榷盐，不许私商兴贩。”

洋州城北有篔筜谷，茂林修竹，文同暇日常携妻来此悠游，观竹、画竹，品尝竹笋。“自谓偷闲太守，人呼窃绿先生”。多年的观竹与画竹，使文同终于悟出了画竹之真谛。他告诉表兄苏轼说：“画竹者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文同画竹的至理名言，经苏轼《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一文的转述而广为流传，后来被衍化为脍炙人口的“胸有成竹”成语。一天，文同与妻子在篔筜谷中赏竹，烧笋晚食。忽然，衙役送来苏轼的信，文同拆开一看，原来是苏轼写给他的一首诗：“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文同读后，不觉大笑，喷饭满案，成为一段文坛佳话，从而又衍化成了“失笑喷饭”成语。

文同在洋州重视公益事业，修了多处园林亭榭等景观，供人游憩，使当时的洋州城，风景如画，美不胜收。他特写下了《洋州三十咏》等大批诗作，并把这些诗寄给表兄苏轼、苏辙及诗友鲜于侁，二苏及鲜于侁都合诗相赠。为此，北宋四大诗人《洋州三十咏》共120首，为洋州一时之胜，直到今天，仍不失为洋县人文一大瑰宝。此外，文同在汉中、略阳还有多首诗作传世，均收入其诗集《丹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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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翥（982年～1061年），北宋著名科学家。字风翔，号虚斋、咸聱子、桐竹君，江东路池州铜陵县（今安徽省铜陵县）贵上耆土桥（今钟鸣镇）人。5岁读书，14岁入县学，曾有悬梁苦读跻身科举的愿望。至40岁时，方“志愿相畔，甘为布衣，乐道安贫”，一面闭门苦读，一面参与耕作，坚持不辍。北宋皇佑年间（1049年～1053年）撰成《桐谱》书稿约1.6万字，此书系世界上最早记述桐树栽培的科学技术著作。平生著有天文、地理、儒、释、农、医、卜算之书，共 26 部 182 卷，又有 10 图。陈翥是中国林学史上亦是世界林学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生平

陈翥 自称子翔，讳子四，号桐竹君、咸聱子。江东路池州铜陵人。约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生；仁宗嘉祐六年卒。 园艺学。

陈翥出身于一个富有的乡绅家庭。父亲陈附是一位性格纯朴、知书达礼的人。陈翥共有兄弟4人，他排行第三，自幼享有较好的学习条件。 青年时期的陈翥和封建时代的许多读书人一样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得到荣华富贵。早年虽屡试不中, 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发愤读书，争取金榜题名的决心。后来，他干脆在附近的山上建了一座房子，闭门苦读，即使妻子儿女也“非时不见”，指望一举成名。然而，他却一次次名落孙山。到40岁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被病魔折磨了10多年的身体已像虫蛀空的树木—样，力不能支；加之兄弟不和，更使他心疲神伤。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仕途无望，不如“退为治生”。于庆历八年在村后西山南面整了2—3亩地植桐种竹，聊以自娱。他的传世作品《桐谱》就是在亲自躬耕以后写的。

5岁读书，14岁入县学，曾有悬梁苦读跻身科举的愿望。后因父亲早逝、兄弟不和兼自身患病十余年之故，至

40岁时，方“志愿相畔，甘为布衣，乐道安贫”，一面闭门苦读，一面参与耕作，坚持不辍。

60岁时，他在家中数亩山地植桐树数百株专事研究，除悉心钻研前人有关著作外，还“召山叟，访场师”，尤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北宋皇祐年间撰成《桐谱》书稿约1.6万字。全书除序文外，正文共一卷，依次分“叙源”、“类属”、“种植”、“所宜”、“所出”、“采斫”、“器用”、“杂说”、“记志”、“诗赋”，凡十篇，《桐谱》系世界上最早记述桐树的科学技术著作，其中6篇专论植桐技术，为全书的精萃。

贡献

陈翥隐居家乡，始终勤奋好学，据说他生前曾撰有天文、地理、儒、释、农医、卜算方面的书达26部180多卷。但传留至今的只有《桐谱》一书。

《桐谱》是陈翥搜集以往的文献资料，结合自己的野外调查和种植实践写成的。约成书于皇祐末年前后。书稿约1.6万字，全书约8000字，除序文外，正文共一卷，依次分为“叙源”、“类属”、“种植”、“所宜”、“所出”、“采斫”、“杂说”、“记志”、“诗赋”，凡十篇。书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前人有关桐树的认识史，详尽地阐述了泡桐的生物学特征，总结了它的速生丰产栽培技术。其中包括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论述，称得上是宋代众多动植物专谱中的上乘之作，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桐谱》系世界上最早记述桐树的科学技术著作，其中6篇专论植桐技术，为全书的精粹。

社会评价

《桐谱》是我国最早一本比较详细地论述泡桐的专著。历来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都曾引据或辑录过其中的资料。现代某些外国学者在研究泡桐的起源和传播史时，也引用过本书，可见《桐谱》还是一本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

陈翥能写出这样一本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植物专谱，并因此而被人认为是古代一位科学家，与他本人有较高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不开的，而后者尤为重要。陈翥并非纯粹为生产目的去种植桐树的，主要还是在于平抚心中的忧伤，得到精神安慰。他曾自号“桐竹君”，乃因为桐是传说中凤凰栖止的树木，历史上曾有人因种桐而结识贵人。此外，在陈翥看来，桐树到冬天落叶能“顺时之变”，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良材。他把这种植物用来象征自己，颇有孤芳自赏的意味。还指望有一天“大匠如顾怜，委躯愿雕刻”。他作《桐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泡桐这种植物。正因为有这样的内衷，陈翥是怀着特殊的心情记述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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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袤（mào）（1127年—1202年），字延之，小字季长，号遂初居士，晚年号乐溪、木石老逸民。南宋著名诗人、大臣、藏书家。祖父尤申，父尤时享，治史擅诗。绍兴十八年（1148年），尤袤登进士第。初为泰兴令。孝宗朝，为大宗正丞，累迁至太常少卿，权充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又曾权中书舍人兼直学士。光宗朝为焕章阁侍制、给事中，后授礼部尚书兼侍读。卒后谥号“文简”。尤袤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原有《梁溪集》五十卷，早佚。清人尤侗辑有《梁溪遗稿》两卷，刊行于时。"主要成就

文学

尤袤的成就在于他的诗歌创作。元朝的方回曾谈到，南宋“中兴以来，言诗者必曰尤、杨、范、陆”。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可惜，尤袤的大量诗稿和其他著作以及三万多卷藏书，在一次火灾中全被焚毁。见到的他的五十九首诗是由他的清朝后裔尤侗从一些方志、类书中搜集到的。从这些残留诗篇的思想内容上看，尤袤与陆、杨、范三位诗人一样，都对当时南宋小朝廷一意偏安、屈膝投降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对山河破碎、人民遭受异族压迫是十分忧愤的。如从《落梅》一诗中就可以看出诗人对国事的忧虑，对南宋朝廷不思恢复、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的愤懑：“梁溪西畔小桥东，落叶纷纷水映红。五夜客愁花片里，一年春事角声中。歌残《玉树》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终。却忆孤山醉归路，马蹄香雪衬东风”。

尤袤的诗歌写得平易自然，晓畅清新，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生辞的典故之句。《青山寺》可称为他现存诗歌中的代表作：“峥嵘楼阁扦天开，门外湖山翠作堆，荡漾烟波迷泽国，空蒙云气认蓬莱。香销龙象辉金碧，雨过麒麟驳翠苔。二十九年三到此，一生知有几回来”。

藏书

尤袤一生嗜书，早有尤书橱之称。他对于图书“嗜好既笃，网罗斯备。”凡是他没有读过的书，只要他得知书名，就要想尽办法找来阅读，读后不仅要做笔记，借来的还要抄录收藏。杨万里曾经描述他乐于抄书的情景：“延之每退，则闭门谢容，日计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亦抄书……其诺女亦抄书。”杨万里还记述一则故事，说他曾将其所著《西归集》、《朝天集》赠送给尤袤，尤袤高兴地写诗酬谢：“西归累岁却朝天，添得囊中六百篇。垂棘连城三倍价，夜光明月十分圆。”

由于尤袤酷好收集、珍藏书籍，加上他曾担任过国史馆编修、侍读等公职，有机会借阅朝廷三馆秘阁书籍，能够更多地抄录到一些一般人所难以见到的书。因此，他的藏书十分丰富，其中善本、珍本也很多。他的好友陆游曾在诗中描写他的藏书是“异书名刻堆满屋，欠身欲起遗书围。”

取孙绰《遂初赋》，作藏书楼名为“遂初堂”于九龙山下，由宋光宗赐书匾额。于收无所不观，观书无所不记。著名文学家杨万里记其：“延之每退，则闭门谢客，日计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亦抄书，其诸女亦抄书”。一生抄录图书达3000余卷。他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所藏书不轻易借人，新若手未触。另有藏书处“锡麓书堂”、“万卷楼”等。藏书3万余卷，多有善本、珍本。

尤袤曾把家藏书籍“汇而目之”编成了《遂初堂书目》一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对研究中国古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著录有3 200余种书籍。分经、史、子集四部44类。仅记书名，不具解题，不详记卷数和著述人姓氏，《四库总目提要》疑为传写者所删削，今本非其原书。但记版本较为详细。从这本书目中可看出，尤袤的藏书包括经、史、子、集、稗官小说，释典道教、杂艺、谱录等等的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尤袤十分重视收藏本朝书籍，约占他所收藏史籍总数的三分之一。他收藏的北宋《国史》，九朝具备，北宋《实录》不仅齐全，而且有多种版本。可惜尤袤藏书在他逝世后因宅第失火，焚之一炬。仅留下《遂初堂书目》一部。

生平

少年英才

公元1127年农历二月十四日生于无锡一个书香门第中。尤袤自小受家学熏陶，5岁能为诗句，10岁有神童之称，15 岁以词赋闻名于毗陵郡。

县政改革

公元1148年举进士。最初任泰兴县令。当时宋室山河破碎，偏安江南。泰兴处于南宋边区，金兵时常入侵，“县旧有外城，屡残于寇”。尤袤上任后，一面为民请命革除苛捐弊政；一面率领军民整修城廓。南宋朝绍兴三十一年十月，金兵大举南侵，扬州、真州等城都被攻陷，只有“泰兴以有城得全”。金兵蹂躏两淮地区后，淮南人民死伤枕籍，流离失所。尤袤在诗作《淮民谣》中，描述了当时淮南人民的悲惨处境：“流离复流离，忍冻复忍饥；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淮南丧乱后，安巢亦未久，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树日西斜，抚摩力不给，将奈此忧何？”。

外知台州

尤袤在泰兴有政绩，后奉调入京，任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质又升任著作郎兼太子侍读。公元1172年农历二月，尤袤因参与一些大臣反对孝宗任用安庆军节度使张说执政，于次年冬被赶出京城，任台州知州。尤袤在台州期间，曾减免了一万多户无地贫民的税收，继续加厚和加高了前任知州修筑的城墙。后来，台州发生洪水时，城区由于城墙高、厚而未受淹。

当尤袤在台州作出政绩时，一些奸诈之辈就散布流言蜚语对中伤于他，引起了宋孝宗的怀疑，特派人对尤袤进行秘密调查，。使者在台州听到的是民众对尤袤的一片赞誉声，回京如实作了回报，并抄录了尤袤在台州所作的《东湖》诗四首呈送孝宗。其中二首：“三日瑶霖己渺漫，未晴三日又言干。从来说道天难做，天到台州分外难。百病疮痍费抚摩，官供仍傀拙催科。自怜鞅掌成何事，赢得霜毛一倍多。”宋孝宗对尤袤勤于政事和忧国忧民的品德十分叹赏。不久就提升他为淮东提举常平，后又调任江东提举常平。

转运江西

尤袤在江东任内，适逢大旱，他率领人民抗灾，并设法赈济灾民。后被题升为江西转运使兼隆兴知府。公元1182年，尤袤被召入朝，授吏部郎官、太子侍讲，后又提升为枢密检正兼左谕德。在朝时，他直言敢谏。公元1183年夏大旱，尤袤便上书皇帝，对当时政治上的黑暗作了无情的揭露，书中说：“催科峻急而农民怨；关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滞，士大夫有失职之怨；给浚削，而士卒又有不足之怨；奉谳不时报，而久系囚者怨；幽枉不获伸，而负累者怨；强暴杀人，多特贷命，使已死者怨；有司买纳，不即酬价，负贩者怨。”他要求宋孝宗革除弊政，以弭民怨。

公元1187年农历十月，尤袤被任命为太常少卿，他对朝廷礼制和人才使用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意见，深受宋孝宗的赞许，进官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吏侍讲，后又被任命兼权中书舍人和直学士院之职，尤袤力辞并推荐陆游替代，但宋孝宗不同意。

苦谏无果

宋光宗于公元1189年农历二月即位，即位后，尤袤再三劝谏劝，要他“谨初戒始，孜孜兴念”，告诫他“天下万事失之于初，则后不可救”。并对宋光宗即位后即任用亲信和滥施爵赏的做法十分忧虑。他引用唐太宗登基后不私秦王府旧人的故事，想引起宋光宗的重视，但尤袤的这番忠言不仅没有打动光宗，反而被一些奸臣从旁诽谤，说他是已经下野的周必大的党羽。公元1190年，尤袤再次被逐出京城，出任婺州、太平州的知府。后又被召入朝任绘事中兼待讲。此时他又要求光宗“澄神寡欲”、“虚己任贤”，并对宋光宗帝继续滥施爵赏的做法一再进行劝阻。宋光宗有时也能采纳尤袤的意见，如撤销了一些升迁近臣的决定等等。但有时仍固执己见，甚至对尤袤的上谏大发脾气。有一次宋光宗帝又对不应提升的官员委以重任。尤袤上奏谏阻，宋光宗大怒，当即把尤袤的奏章撕得粉碎。

告老归田

尤袤对于宋光宗朝令夕改、反覆无常的做法非常不满，曾数次要求致仕归田，并以不愿为官、隐居山林的晋代名士孙绰撰写的《遂初赋》的“遂初”二宇以自号，宋光宗帝一面书写“遂初”二字赐给尤袤；一面又不同意他致仕，还迁升尤袤为礼部尚书。尤袤到了七十岁方致仕归家。在无锡束带河旁的梁溪河畔造了园圃，题名乐溪。园内有万卷楼、畅阁、来朱亭、二友斋等。公元1202年，尤袤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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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布（1036年11月3日—1107年8月21日），字子宣，江西南丰人。汉族江右民系。北宋大臣，曾易占之子，曾巩异母弟，曾任北宋右相。世称“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曾作为王安石的助手推行新政，徽宗时出任丞相，谥“文肃”，《宋史》有传。"生平

曾布，汉族江右民系。生于夏历1035年十月初一亥时，13岁时丧父，从学于兄曾巩。嘉祐二年登进士，初任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令。熙宁二年到开封，由知府韩维聘为开封府检校库监库，经韩维、王安石推荐，上书言政。深得神宗赏识，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成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熙宁三年，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曾布据理力争，驳斥了反对派的种种不实说法，使该法继续推行。王安石说：“新法初行，议论纷纷，唯独惠卿与布始终坚定不移，其他人多反复无常。”不久，升为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

熙宁七年，守旧派大力反对市易法，神宗迫于皇室、外戚等的压力，令曾布进行追究。曾布将开封府主管市易的判官吕嘉问多收利息以图奖赏，认为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陈述于廷。吕惠卿、王安石认为曾布有意阻挠市易法推行，将曾布贬知饶州、再知潭州、广州、桂州、秦州、陈州、蔡州、庆州。元丰末，复为翰林学士、户部尚书。适逢司马光执政，令其改役法，曾布拒绝，结果又被外调。元祐初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再调真定府、河阳、青州、瀛州。绍圣初，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章惇为左相，布任知枢密院事，力赞章惇“绍述”之议。元符三年，哲宗卒，在端王继位问题上，曾布与章惇意见不合，附和宣仁太后，拥端王为徽宗。徽宗因曾布拥立有功，罢章惇相，拜曾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忠彦虽居左相，但生性柔懦，大事多由布决定。

徽宗继位后，大臣对元祐、绍圣之政议论纷纷，认为有失偏颇，朝廷应处以大公至正消除朋党之争，乃改元建中靖国。忠彦因“变易神宗法度”被罢左相，曾布独揽大权。徽宗于次年又改元为崇宁，召蔡京为尚书左丞。曾布继续鼓吹“绍述”之说。终因“力援元祐之奸党，阴挤绍圣之忠贤”被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润州。此后，曾布一再被降职至舒州司户。大观元年，卒于润州，赠观文殿大学士，谥“文肃”。

《宋史》将曾布列入奸臣传，近代梁启超在其著《王安石评传》中则赞言：“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认为“其才其学，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足者也。”并为其辩白：“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书数十人，而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披阅《建昌府志》、《南丰县志》及诸曾著作如巩之《元丰类稿》，我们不能不被该家族的儒学底蕴、文化积淀与苦学精神所震惊。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非虚言也。

仁宗嘉祐二年与兄同登进士第，调宣州司户参军，怀仁令。神宗熙宁初，以集贤校理修起居注，棹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以忤王安石出知饶、潭、广三州。元丰中历知桂、秦、陈、蔡、庆诸州。末年复翰林学士。哲宗元祐初，出知太原、真定、河阳、青、瀛等州府。绍圣初召为翰林学士承旨，知枢密院。徽宗立，以右仆射独当国。崇宁元年受蔡京所挤，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润州，累贬廉州司户。后徙舒州，提举崇福宫。

熙宁二年，经王安石推荐，受到宋神宗赏识，主管新法的推行工作，与吕惠卿共同制订免役、保甲等法，卓有成效，升任三司使。后渐与激进派产生分歧。熙宁七年，守旧派以皇太后及诸王为首，掀起反变法高潮，宋神宗动摇。曾布因与激进派意见不合，主张妥协并打击主管市易法，造成恶劣后果的吕嘉问等人，引起新法派内部的分裂，遂出知饶州。绍圣元年，宋哲宗亲政，经宰相章惇引荐，任同知枢密院事，力赞章敦“绍述”之说，与章惇一起主持对西夏的开边活动。但在开边、恢复新法和打击元祐党人的活动中，他意见比较温和，常与章惇、蔡卞等人持有异议，并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在立宋徽宗时，曾布作为新党温和派之领袖，附和向太后，排斥章敦，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因引用亲戚，为蔡京所攻击。罢相后，屡遭贬责，大观元年八月乙卯日卒於润州，年七十二。谥文肃。《宋史》卷四七一入《奸臣传》。

《宋史》评价

曾布，字子宣，南丰县人，曾巩之异母弟，曾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曾布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曾经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参与了绝大部分变法的筹划，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王安石曾说：“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前附后叛，或出或入。”即使在王安石隐退后，司马光上台要求他出面废止新法，遭到他的断然拒绝。正是因为曾布始终坚持变法，因而被守旧派说成是“奸佞”之人。由于曾布曾经对市易法推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病，进行过尖锐的批评，又被王安石视为“沮害”市易法之人。所以后来《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

市易法是王安石为实现富国强兵、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摧抑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理财新法之一。设置市易法、建立市易务机构，是出自布衣之士魏继忠的建议。它的出发点是由国家来平抑京城过于波动的物价，打击垄断富商。其实质归纳起来就是：物价低时稍增价买进，以保护普通商贩；物价高时则稍损价卖出，以保护平民。市易法的正式制定和实施是在熙宁五年三月，此前，京城开封和其他较大城市中的商业经营，多被大商人把持。他们勾结官府，垄断市场，操纵物价，严重损害中小商人和城市消费者的利益。魏继宗上书朝廷：“宜假钱别置常平易司，择通财之官任其职，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神宗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于三月二十六日下诏：“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闻”。不久便在京城成立市易务，由三司管辖。神宗委派吕嘉问为市易务提举。此后几年中，杭州、广州等城市亦先后设立了市易务，并于熙宁六年十月，将在京市易务改为市易司，总管全国各地市易务。

市易务经营的原则是：“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卖之。如愿折博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通过这种经营方式，可以起到抑制大商人的兼并活动，使中小商人免受大商人压榨。同时还可保持城市物价基本稳定，减轻城市消费者的不合理负担。市易务也可从货物买卖中得到一定的利息，从而增加国库收入。正是由于市易法打击了大商人的投机兼并活动，影响了与之相勾结的皇室、贵族和大官僚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负责采办公家及宫廷用度的大小官员和宦官，以及参与某些垄断经营的部分皇族，甚至有消息说，两宫太后亦为之泣下，于是对市易法竭力诬蔑和抵制。而变法的反对派也利用这种形势，发起对新法的猛烈攻击。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吕嘉问等人在市易务的运作过程中，多收利息以图奖赏，确实存在违背市易法的立法原意，动用政权力量，垄断市场，强迫商人卖货给市易务。正如郑侠在向神宗上的《流民图》中所指出的：“自市易法行，高旅顿不入都，竟由都城卯经过河北、陕西，北客之过东南者亦然。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如有商货入门，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这就使得神宗对市易务的活动产生了怀疑，并在熙宁七年三月二十日夜，降手札给市易务的主管机构三司长官曾布，令他对市易务的活动进行调查。而吕嘉问对揭发出来的违法事实心中有鬼：“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调查遇到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发动群众，曾布经神宗同意，以三司名义出榜募人告发吕嘉问藏匿和涂改市易司案牍的不法行为。王安石是新法的倡导者，在新法的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此时王安石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深知一旦问题的盖子被揭开，势必遭到反对派对新法更加猛烈的抨击，他想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纠正失误，于是打算连夜收缴文榜，但见榜上盖有神宗御宝，才只好罢手。

榜文帖出后，第一个向曾布检举的是监市易务魏继宗。“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榷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曾布便将魏继宗所述情况，如实向神宗回奏：“嘉问务多收息以干赏，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广收赢余。诚如继宗所言，则是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也。”神宗将曾布所说情况转问王安石。王安石骑虎难下，只能否认市易务存在违法行为，竭力为吕嘉问辩护，并说曾布与吕嘉问有矛盾，曾布是乘机发泄私忿。于是，神宗只得又命翰林学士吕惠卿与曾布共同查究市易务违法之事。

曾布与吕惠卿奉诏共同根究市易问题，每三、五天向神宗奏对一次。而吕惠卿对根究市易事的态度与曾布完全相反。三月十三日，神宗又降手札令曾布奏对，曾布即向神宗详细陈述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并揭露了吕惠卿在根究市易事过程中所搞的阴谋活动。四月初二日，曾布又向神宗陈述了前三司使薛向“编管无罪牙人”以及“枉徇市易，决责商贾”等违法行为。起初，神宗很相信曾布的话，但不久改变了态度，接受吕惠卿的请求，将魏继宗送开封府拘禁起来。四月十七日，曾布又向神宗奏说：“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间架除陌之事矣。嘉问奏：‘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为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在曾布再次揭发吕嘉问违反市易法原则的行为后，神宗态度暧昧，仍要曾布与吕惠卿继续调查。

面对众人对市易务的指责和神宗动摇不定的态度，王安石心中十分愤懑，感到新法难以继续推行，于是坚决向神宗恳辞相位，并推荐吕惠卿为执政官。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请求。四月十九日，王安石正式罢相，韩绛晋升为平章事，接替王安石的职位，吕惠卿则由翰林学士提升为参知政事。

四月二十二日，神宗催促根究市易问题赶快作出结论。当时吕惠卿因自己已升任参知政事，要求辞免与曾布同根究市易司事的任务，并建议把有关此案的材料上缴中书，以便逐一比对情节的异同。两天后，曾布向神宗逐条分析了前后所陈奏的情况，并比较治平二年和熙宁六年收支钱物数进呈，神宗为当时朝廷财政开支过大而忧虑，令曾布将这些材料送交中书。

五月二十四日，神宗下诏，令章惇、曾孝宽就军械监置司立专案审查曾布所究市易事。吕惠卿又令中书户房统计治平、熙宁财赋收支之数，统计结果与曾布所说皆不同。8天后，曾布向神宗说明了他与户房所统计数字不同的缘故，神宗同意曾布的说法。虽然曾布认为自己身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亲职重”，“所陈之事，皎如日月”，但他已经看到，吕惠卿“已秉政，势倾中外”，加之又新派了与自己有矛盾的章惇来办理此案，必遭打击，因而不再请求奏对。

八月十七日，军器监审查曾布所究市易事终于结案，曾布落职知饶州，罪名是：“坐不觉”，即调查情况不实。

元丰末，曾布晋京，恢复其瀚林学士，任户部尚书。执政的司马光要求他废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曾布是个坚持为政原则的人：“雇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义不能为！”结果又被外调。

就这样，《宋史》编纂者将他列入《奸臣传》。

家族成员

曾布的夫人魏玩，字玉汝。襄阳邓城人。出身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尤以诗词见长。她极力提倡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多次受北宋朝廷褒奖，封鲁国夫人。

其著作颇多，曾编有《魏夫人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他评价很高，把她和李清照并称。朱熹说：“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

她的词多写悠闲情怀及风光景物。描写景物的，语言清丽，形象逼真。抒发情怀的，感情真挚愁思动人。尤其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唱和诗，受到当时人们的赞赏传诵。惜其诗词多散佚，存在不多。

"

赵师侠（生卒年不详）一名师使，字介之，号坦庵，太祖子燕王赵德昭七世孙，居于新淦（今江西新干）。淳熙二年（1175）进士。十五年为江华郡丞。饶宗颐《词籍考》卷四：“其跋孟元老《梦华录》云：”余侍先大父，亲承謦咳，校之此录，多有合者，今甲子一周，故老沦没，因镌木以广之。淳熙丁未（1187）十月，浚仪赵师侠介之书于坦庵。‘似师侠生于建炎元年（1127）以前。集中有重明节词，则当光宗以九月四日为重明节之世。所署最后年干为乙巳，则宁宗庆元三年（1197）也。有《坦庵长短句》一卷。

王灼，字晦叔，号颐堂，四川遂宁人。生卒年不详，据考证可能生于北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前后，享年约八十岁。据有关史料记载，其著作现存《颐堂先生文集》和《碧鸡漫志》各五卷，《颐堂词》和《糖霜谱》各一卷，另有佚文十二篇。其成就巨大，被后人誉为宋代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王灼的著述涉及诸多领域，在我国文学、音乐、戏曲和科技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孔平仲 北宋诗人。字义甫，一作毅父。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生卒年不详。治平二年(1065)举进士，曾任秘书丞、集贤校理，又提点江浙铸钱、京西刑狱。

司马槱字才仲，陕州夏县人，元佑中以苏轼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入第五等，赐同进士出身。累迁河中府司理参军，终知杭州，卒于任。事迹见张耒《书司马槱事》（《张右史集》卷四七）。《全宋词》录其词二首。

夏竦，字子乔，北宋大臣，古文字学家，初谥“文正”，后改谥“文庄”。夏竦以文学起家，曾为国史编修官，也曾任多地官员，宋真宗时为襄州知州，宋仁宗时为洪州知州，后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等职。由于夏竦对文学的造诣很深，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流传于后世。"生平

拜进士姚铉为师，扩写“水赋”
　　夏竦少年时就很有才华，超迈不群，出类拔萃，写诗作赋，非常敏捷。宋太宗至道二年家中长辈为了让11岁的夏竦进一步深造，于是领着夏竦拜了进士姚铉为老师。一天姚铉给夏竦出了一道写作练习，题目为“水”、体裁为“赋”，限定字数为一万，夏竦想了一阵，于是提笔开始写起了“水赋”，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把“水赋”写出来了，高高兴兴地把习作交给老师姚铉。姚铉将夏竦的习作扫视了一眼，估算出字数仅有三千，顿时脸上露出了怒色，把习作往夏竦手中一塞说：不用看了，你为什么不围绕“水”的前后左右更广的范围去写呢？夏竦于是根据老师的提示重新扩写了一篇“水赋”，再次恭恭敬敬地把扩写后的“水赋”交给老师姚铉。姚铉一看，字数达到了六千，高兴地说道：“可教矣”。
　　12岁时，夏竦作《放宫人赋》，援笔立成，而且赋也做得好。

少年善作诗文，为时人所称
　　宋真宗咸平四年，夏承皓监通州狼山盐场，夏竦17岁，随父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诗：“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犹喜夕阳天。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邺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值钱。”北宋王辟之说：以后之题诗没有超过他的。

献诗给宰相李沆，改任丹阳县主簿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侵中原，夏竦的父亲夏承皓率领宋兵抄近从偏僻的小路前往抵抗契丹，晚上与契丹军队相遇，夏承皓立即率领宋兵向契丹军队发起攻击。在战斗中，夏承皓不幸被流箭所伤，卒于战场。朝廷抚恤夏承皓家属，赏夏竦一个名为“三班差使”的小武官。一天，夏竦拿着创作的诗集，等候在宰相李沆退朝回家的路上，左等右等，终于看见宰相李沆一队人马退朝往回走，于是拦住宰相李沆的马头，躬身拜下，将诗集恭恭敬敬地献给李沆，李沆读到诗中的“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很赞赏，继续看下去，全卷都是好诗句。第二天宰相李沆上朝，将夏竦的诗集呈给宋真宗看，并说夏竦父死家贫，请给他换个文职，真宗就任命夏竦为润州丹阳县主簿。

应试贤良方正，“真宰相器也”
　　宋真宗景德年间，夏竦年仅20岁出头，应试贤良方正科，对策廷下，刚出殿门，翰林待读学士杨徽之看他年轻且诗文小有名气，于是上前邀过夏竦说：“老夫它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并掏出吴绫手巾摊展在夏竦面前，夏竦乘兴题诗一首：“帘内衮衣明日月，殿前旌旆动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徽之一看，点头称赞道：“真宰相器也！”
　　夏竦的诗在当时就有名气，为人看重。江休复说：“夏英公少年作诗，语意惊人，有‘野花无主傍人行’之句。”又说：“江州琵琶亭诗板甚多，李卿孙惟留夏英公诗：‘年光过眼如车毂，职事羁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涕泪满青衫。’”

即席吟诗咏杂技表演，巧讽上司丁谓
　　大中祥符年间，夏竦任玉清昭应宫判官，丁谓任玉清昭应宫使，是夏竦的上司。一天，丁谓在斋厅宴请官僚，有杂技表演助兴，丁谓对夏竦说：以前没有咏杂技的诗，你可以做一篇。夏即席吟诗道：“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谓一听，知道夏竦是在讽刺他，气得脸都白了。

群臣迎合皇帝讲符瑞，夏竦上疏反对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丁谓担任参知政事，“请大治城西炮场，酾金水，作后土祠”；“三司使”林特提出在上林苑中修建复道，用来连接玉清昭应宫；“发远使”李溥提出将海上巨石搬运到会灵观池中建三神山。当时朝廷群臣都迎合真宗皇帝讲求符瑞、神仙，没有人提出异议，只有户部员外郎夏竦上疏反对，认为这些工程过于阔远，并不是秉承天意，从而阻止了这项耗费巨资的工程上马。

异礼优待下属，预言庞籍是“贫宰相”
　　宋真宗天禧元年十二月，夏竦调任知黄州，庞籍是他在黄州的下属，官任司理参军，夏竦对他“异礼优待”。有一天，庞籍生病在床，自以为这病好不了，请夏竦给他办理后事。夏竦亲自来看望他，对他说：“你不会死，以后还会做穷宰相，而且还长寿，这病会好的，你不要担忧。”庞籍说：“我做了宰相，还会穷吗？”夏竦说：“在宰相这一等级中你是算穷的。”庞籍后来果然做了宰相，他晚年退休后，写诗记这事说，“田国贫宰相，图史富书生。”

筹粟十余万斛，全活四十余万民
　　宋真宗天禧三年，夏竦又调任知襄州。这一年襄州发生大饥荒，百姓开始流亡，盗贼乘机偷窃。夏竦打开公廪，向灾民放粮，同时又劝说全州的富人拿出余粟，共募集到十余万斛，用来赈救灾民。在夏竦积极努力下，全襄州度过饥荒达四十六万余人。巡按使姜遵将夏竦的事迹上书皇帝，皇帝赐书褒谕。后来民众想到夏竦的恩惠，将皇帝所赐诏书刻成石碑，永志不忘。

命宋氏兄弟作诗，识得大小宋才华
　　天圣元年，宋仁宗即位，升夏竦为户部郎中，历任寿州、安州、洪州三州知州事。
　　夏竦知安州时，宋庠、宋祁兄弟正值青春年少，夏竦看出他们有才华。一天，夏竦命他们作落花诗。宋庠作一联：“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宋祁作一联：“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夏竦说：“咏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须作状元及第，又风骨秀重，异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须登严近。”后来都被他说中了。到后来，夏竦在河阳听说宋庠、宋祁兄弟同举进士，特写一纸贺信：“所喜者，昔年安陆已识光”。

取缔洪州巫师，勒令改归农业
　　夏竦知洪州时，“洪俗尚鬼，多巫觋惑民”。夏竦了解情况后，加以取缔，将洪州巫师 1900 余户勒令改归农业及攻习针灸方脉，收缴到的神像、符箓、神仗、魂巾、魄帽、钟、角、刀、笏、沙罗11000余件，全部焚毁掉，并上疏要求下令严禁，以革妖风。天圣元年十一月，仁宗看了夏竦的奏疏后下诏“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绝之”。

拒使契丹，表作“对偶精绝”
　　天圣三年，夏竦“起复知制诰，为景灵宫判官、判集贤院”，仁宗命他奉使契丹。夏竦因为父死于契丹入侵，不愿拜见契丹国主，上表说：“父殁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坚决推辞不肯前去。他这个表被当时认为是“四六对偶精绝”。

支持守城的卒子，修建我国第一座木结构虹桥
　　在山东省青州有座万年桥，原称南阳桥，俗称北大桥，是一座有千余年历史的古桥，它横架在流经青州市城区的南阳河上。过去，曾是青州南北二城的唯一通道。此桥历史之悠久，价值之重要，规模之恢宏，建筑技术之高超，在齐鲁大地上是有名的。
　　这就是景祐元年夏竦调知青州兼安抚使时，支持守城的卒子，修建的青州南阳桥，造就了我国第一座木结构虹桥。为防水患，几经筹措，垒巨石固河两岸，用数十根大木相贯，无柱，架为飞桥，由梁柱式木桥改为结构独特的无柱单拱木桥，状如彩虹，故曰“虹桥”。不久，这种造桥技术就被推广到汾、汴等地。青州虹桥的建筑成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大多数科学家认定为我国最早出现的虹桥。

好水川宋军失利，言责不在韩琦
　　宋庆历元年二月，西夏国主元昊领兵进攻渭州。同年四月，诏夏竦为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判永兴军，韩琦、范仲淹为副使。新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命部将任福统军迎击元昊的西夏军。
　　韩琦在任福出发前交待得一清二楚：自怀远城经得胜寨直趋羊牧隆城，出敌之后对西夏军发动攻击。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辎重在近，审时度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出敌后据险设伏，敌退回时进行攻击。“及行，诫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不听命令，在好水川与西夏军交战，元昊佯败，诱任福军入好水川，陷入元昊所设的包围圈中，在羊牧隆城附近，全歼宋军，任福战死，西夏军也伤亡惨重，史称好水川之战。好水川之战宋军失利之后，追究责任，韩琦先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在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卷第十二的“夏英公好处”中写道“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知人善任，保荐范仲淹任副使
　　夏竦知人善任，能任用人才。范仲淹不得志时，夏竦见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在夏竦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保荐范仲淹任副使，使范仲淹与韩琦成为他的左右手。范仲淹给夏竦写了封《谢夏太尉启》，启中说：“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

好学勤读，以指画肤
　　夏竦好学勤读，他担任宋军高官期间，战事、军务繁忙，也没有停止过看书习字，就寝等休息间隙时间，还用手指在身上比划研究古文奇字。庆历四年，夏竦在郭忠恕《汗简》的基础上，编著了古文字的字汇《古文四声韵》一书，按韵编排，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宋神宗时宰相王珪在《夏文庄公竦神道碑》中写道：“祥符中，郡国多献古鼎、钟、盘、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人多不识，“公乃学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画侵肤，其勤若此。”
　　夏竦有文武才，政事、文学都有建树，是一代名臣、学士，其功绩是主要的。宋人杂记、笔录中记夏竦事迹时，对夏竦多尊称为夏英公、夏郑公、夏文庄、宰相夏公等。
　　夏竦薨后，当时任宰相的宋庠写了二首《宣徽太尉郑公挽词》以表哀悼。挽词中宋庠对夏竦的才学、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对夏竦之死感到很悲痛，并慨叹夏竦没有做宰相以施展他经国济民的才干。
　　》、清纪昀等的《续资治通鉴》、周銮书等《江西历代名人传》中黄长椿的“夏竦”、1991年《德安县志》、秘书堂《夏氏宗谱·文庄公年谱》等整理）

介绍

夏竦（985—1051）北宋大臣，古文字学家、文学家。德安县车桥镇（原白水街乡）长庆村人。夏承皓次子，派名文乔，字子乔，行（hang）第十。生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乙酉（公元985年）。太宗至道丙申年（公元996年）拜进士姚铉为师，为水赋，姚铉认为“可教矣”；北宋真宗景德甲辰年（即公元1004年）以父夏承皓死忠，录官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主簿；景德乙巳年举贤良方正，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今浙江省天台县），赋“国清寺”、“石梁”、“琼台双阙铭”等诗词；真宗大中祥符庚戌年为国史编修官，后与王旦等同修《起居注》；真宗天禧年间出知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知邓州，又徙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遇大饥，劝令大姓出粟，得二万斛，救活贫者四十余万人；北宋仁宗天圣年间知寿州（今安徽省寿县），又徙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县），再知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勒令巫觋一千九百余家还农，毁其淫祠；天圣五年，为枢密副使；天圣己巳年（1029）官参知政事；天圣辛未（1031）年进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左丞；仁宗景祐年间知青州（今山东省青州），任青州时，支持守城的卒子，修建青州南阳桥，被大多数科学家认定为我国最早出现的虹桥；后迁刑部尚书；仁宗宝元年间官户部尚书；仁宗康定年间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一带）；改判河中府；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庆历丁亥年（公元1047年）方召为宰相，因谏官、御史认为夏竦与陈执中论议不合，不可使两人共事，遂改枢密使，封英国公；次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仁宗皇祐己丑年（1049）进郑国公；仁宗皇祐辛卯年（即公元1051年）奉诏监修黄河堤决，躬冒淫雨，以疾归京师，遂不起，农历九月薨，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赐谥“文庄”，御葬河南许州阳翟县三封乡洪长源（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境内），建有旌贤院。夏竦以文学起家，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治军尤严，敢诛杀，对疾病死丧者，则抚循甚至。著文集百卷、《策论》十三卷、《笺奏》三卷、《古文四声韵》五卷、《声韵图》一卷，其中：《文庄集》三十六卷等收入《四库全书》。事实详《宋史》、《江西省志》、《九江府志》、《德安县志》及秘书堂《夏氏宗谱·文庄公年谱》"

家铉翁（约1213～1297）号则堂，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家铉翁身长七尺，状貌奇伟，威严儒雅。以荫补官，累官知常州，迁浙东提点刑狱，入为大理少卿。宋亡，守志不仕。元成宗即位（1294），放还，赐号处士，时年八十二，后数年以寿终。《宋史》有传。有《则堂集》六卷，《彊（强）村丛书》辑为《则堂诗馀》一卷。词存三首收于《全宋词》中。

叶清臣（1000─1049） 北宋名臣。字道卿，长洲人（今苏州市）。天圣二年（1024）榜眼。历任光禄寺丞、集贤校理，迁太常丞，进直史馆。论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事，为仁宗采纳，仲淹等得近徙。同修起居注，权三司使。知永兴军时，修复三白渠，溉田六千顷，实绩显著，后人称颂。著作今存《述煮茶小品》等。皇祐元年卒，年五十（一作四十七）。《宋史》、《东都事略》有传。《全宋词》录其词一首。"名人关系

叶清臣与叶梦得之关系，在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中自称叶清臣为曾叔祖。此可从另书《叶姓史话》佐证：

叶逵～叶元辅～叶 纲～叶羲叟～叶 助～叶梦得～。

叶逵～叶元参～叶清臣～叶增叟～叶 虑～叶梦庚～。

注：羲叟，有的书作义叟。叶虑，有的书作叶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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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敦复（1120-1191，一作1071-1141、一作1075-1145）字景初。抚州临川文港沙河（今属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人。南宋诗人、正直大臣。官至吏部尚书兼江淮等路经制使。敦复才思敏捷，诗文多已散佚，仅《宋诗纪事》存诗1首，《历代名臣奏议》存奏议2篇。《宋史》卷三八一有传。世称“抚州八晏”（晏殊、晏几道、晏颖、晏富、晏京、晏嵩、晏照、晏方）。

刘子翚（huī）（1101～1147）宋代理学家。字彦冲，一作彦仲，号屏山，又号病翁，学者称屏山先生。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刘韐子，刘子羽弟。以荫补承务郎，通判兴化军，因疾辞归武夷山，专事讲学，邃于《周易》，朱熹尝从其学。著有《屏山集》。"生平

刘子翚之父刘韐在靖康之难时奉命出使金营，拒绝金人诱降，自缢而死。刘子翚时年30岁，接到噩耗后，悲愤交集，与其兄刘子羽、刘子翼扶柩返里，守制庐墓三年。服除后，以父荫补承务郎，为兴化军通判，后因体弱多病辞职。辞归武夷山，主管冲佑观，讲学传道，常徘徊涕泗于父兄墓地，累日不返。妻死不再娶，事继母吕氏，教育侄子刘珙，克尽孝友之道。

朱松在建州临终时，以子朱熹托付刘子翚教养，并对朱熹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朱熹向刘子翚请教入道门径和次第，刘子翚告诉朱熹从《易经》中得到入道的门径，并以“不远复”三字告诫朱熹。刘子羽待朱熹如子侄，为朱熹之义父，给朱熹取字元晦，希望他成为一个外表不露、道德内蓄之人。朱熹自认为元者四德之首，愧不敢当，就自己改字仲晦。朱熹后来将儒学发扬光大，成为理学大师，得益于刘子翚的悉心培养。

刘子翚无子，以兄刘子羽最小儿子刘玶为后，47岁时病逝，追谥文靖公。遗著由嗣子刘玶编为《屏山集》20卷，朱熹为之作序。宗杲曾作《刘子翚像赞》，称其“财色功名，一刀两断。立地成佛，须是这汉。”

文学创作

刘子翚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是他的学生。钱钟书先生称朱熹是“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而称他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在宋代诸多道学和诗歌兼习的作家中，他是沾染“讲义语录”习气、“头巾气”最少的一位。与韩驹、吕本中、曾几等交游唱和，故诗歌造诣颇高。风格比较清爽明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风格高秀，不袭陈因”。其五言诗感慨含思，“幽淡卓练，及陶、谢之胜，而无康乐繁缛细涩之态”。朱熹在《屏山集跋》中评价说：“先生文辞之伟，固足以惊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学、静退之风，形于文墨，有足以发蒙蔽而销鄙吝之心者，尤览者所宜尽心也。”在他的五言，尤其是五言古诗中可以获得这种印象。他的绝句佳作颇多，写景抒情擅长以明快的笔调表现深细的构思，表现出一个理学家特有的格物和体验工夫。

刘子翚受其父爱国思想影响很深，早年游秦、洛、赵、魏时，就注意搜访古迹，了解历史，以体会国家兴衰规律，南渡后虽隐居乡里，但无时不忧国，唯因病魔缠身，无力请缨，壮志难酬，因而写入诗中，多以长篇或组诗全景式地反映社会时事，如《望京谣》、《谕俗十二首》等。《汴京纪事》二十首前七首纪国都沦陷，后十三首忆往日繁华，以对比见感愤，殆若“诗史”，历来为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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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仙伦（生卒年不详）一名儗，字叔儗，号招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与刘过齐名，称为“庐陵二布衣”。著有《招山小集》一卷。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为《招山乐章》一卷。

朱翌（1097—1167）字新仲，号潜山居士、省事老人。舒州（今安徽潜山）人，卜居四明鄞县（今属浙江）。绍兴八年（1138），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祠部员外郎、秘书少监、起居舍人。十一年，为中书舍人。秦桧恶他不附己，谪居韶州十九年。桧死，充秘阁修撰，出知宣州、平江府。乾道三年卒，年七十一。名山胜景，游览殆。

［约公元一二三一年前后在世］字惟晓，山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绍定中前后在世。嘉定十年（公元一二一七年）进士。自几漕除右司郎官。与吴文英唱和。当未第时，游苕溪恋一妓女。十年再往，则已为人所据，且已生子，而犹挂名籍中。于是假郡将命召之，久而始来，颜色瘁赧，相对若不胜情。焕作唐多令赠之，为时盛传。焕的著作，有梅津集，《绝妙好词笺》其词多酸苦之辞。

(?～?) 字子云,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以特科入官,终县令。《全宋词》存其词3首。

黄孝迈（生卒年不详），南宋诗人，字德夫，号雪舟。有人说他“妙才超轶，词采溢出，天设神授，朋侪推独步，耆宿避三舍。酒酣耳热，倚声而作者，殆欲摩刘改之（过）、孙季蕃（惟信）之垒”，“其清丽，叔原（晏几道）、方回（贺铸）不能加其绵密。”有《雪舟长短句》。存词4首。

朱服（1048-？）字行中，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熙宁六年（1073）进士。累官国子司业、起居舍人，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徙泉州、婺州等地。哲宗朝，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徽宗时，任集贤殿修撰，后知广州，黜知泉州，再贬蕲州安置，改兴国军卒。《全宋词》存其词一首，格调凄苍。

崔与之（1158～1239）南宋名臣。字正子，一字正之，号菊坡，谥清献，原籍宁都白鹿营 （今江西省宁都县黄石镇营底村），幼年随父移居广东增城，故《宋史》载其广州人，《中国人名大辞典》载其增城（中新坑背崔屋村）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授浔州司法参军，调淮西提刑司检法官，特授广西提点刑狱。嘉定中，权发遣扬州事、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端平元年（1234），授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二年，除参知政事。三年，拜右承相兼枢密使。嘉熙三年以观文殿大学士奉祠。著有《崔清献公集》。"生平

先世是河南卞京人氏，其曾祖因乱南迁，后人先后居于江西宁都、广东河源，至其父始定居广东增城。崔与之出生于清贫之家，后得友人的资助才得以进入最高学府太学就读，并于南宋绍熙四年考中进士。其后历任地方的司法官员、知县、户部员外郎。由于任内政声甚佳 ，他于嘉定七年被朝廷破格提升为直宝谟阁，代理扬州军政，以全权筹划抗击金国军队南侵的地方防务。他依据当地人爱马、善骑射的特长，以军事训练的方式组建“万马社”广招民众加入，从而形成颇具声势的“民间骑兵”；并与各乡抗金的民兵加强联系以与军队联手抗金。在他的主持下，军民一心共同对敌，令致金兵不敢入侵扬州。

期间，浙东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无数饥民流入淮东一带而被阻于各城门外,崔却下令打开扬州城门迎入难民安置,从而救活流民万余人。嘉定十三年金兵入侵四川，崔与之被调任成都府本路安抚使组织抗金,后又升任为四川制置使。

他广用蜀中的贤能采纳良策，并重用归降的金国将领鼓励其反戈一击。他在四川五年间，成功地保卫了一方的平安，不仅赢得军民的赞誉，而且也颇受金国的将士所敬畏。他曾因病离任，而继任者一改其施行的方略乱以他法，导致金兵乘虚侵入川境，崔扶病复职视事，金兵闻讯慑于其声望而自行撤军。

端平二年，被任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其时，广东发生兵变，叛军围困广州攻城，崔与之上城墙安抚乱兵，由于他德齿具尊，哗变的军士服其恩威而纷纷下跪弃械，兵变其后即告平定。嘉熙元年二月，被任为右丞相，但因其一再坚辞而未到任。翌年五月退休。

他从政数十年，官至显贵而不养妓，不增置秋产，不受各方馈赠，以“无以财货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名句自警，从而成为宋朝的一代名臣。

崔与之开岭南宋词之始。他的词章造诣颇高，被认为是“开岭南宋词之始”，所治儒学的“菊坡学派”亦被认定是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流派。有诗文集。词存二首。嘉熙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因病逝世。 諡清献。

介绍

崔与之字正子，一字正之，号菊坡，谥清献，原籍宁都白鹿营 人，幼年随父移居广东增城，故《宋史》载其广州人，《中国人名大辞典》载其增城人。南宋绍熙四年进士。政治家。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浔州司法参军，淮西提刑司检法官，建昌与新城知县，邕州通判，淮东安抚使，秘书兼太子侍讲，工部侍郎，焕章阁待制、学士，成都、潭州、隆兴知府，湖南、江西安抚使，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等职。召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均极力辞谢。嘉熙三年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宵宫致仕，累封至南海郡公。卒年八十二岁。著有 《菊坡集》行于世。与之曾节录刘皋语 “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百姓，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为座右铭。为官德威并施，军民悦服。曾是抗金功臣，金兵对其闻风丧胆。其生平事略 《中国人名大辞典》、《宋史·列传》均有载。

为官生涯

崔与之，字正子，晚年号菊坡，广东省增城市中新坑背崔屋村人。是南宋著名的治国能臣、政治家、军事家。 生活在偏安半壁河山的南宋时期，崔与之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人生道路。

立志报国家
　　崔与之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还在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因此家境清贫。但崔与之少年有大志，立志救国济民。他刻苦读书，钻研经史，务求通晓大义，文章写作朴实得体。待人接物，办理事情，他也十分机警。不过命运似乎有些与他作对，青年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他都没有中榜。于是崔与之寄望于出外求学。直到三十二岁时，由于得到增江书友林仲介等人的慷慨资助，崔与之终于能够跨出增城，一酬宏愿。离家前，他向亲友表示，决心三年学成。
　　崔与之单身远涉关山，步行到南宋京师临安，入太学读书。此时的临安，南宋小朝廷苟安一隅，城内十万人家，栏院酒馆林立，城外西湖名胜，景色迷人，达官富贾过着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日子，早已把中原父老忘到九霄云外。崔与之在学舍埋头苦读，三年里不曾踏足临安街市。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他学得满腹经纶，果然高中一甲进士，成为岭南第一个由太学生考上进士的人，从此步入仕途。
　　只是“朝中无人难做官”，崔与之被调往荒远的广西浔州，做了个“从八品”小官——司法参军。只要能为社稷尽力，崔与之就不计较官职低微，就不避艰苦。有一次，巡按到浔州视察，但接待用的驿所却因年久失修而不能使用。郡守要崔与之主持维修，限令几日内完成。仓猝之下难以找到屋瓦，崔与之就叫属下用茅草盖屋顶，将屋内整饰一新，按时完成了任务。不久，用来储备谷物、调节物价、赈济灾荒的粮食仓库也因久未修葺而漏雨，郡守便打算卖掉储粮。崔与之得知，不顾官卑言轻，坚决反对。郡守改变主张，命崔与之负责修粮仓。崔与之以保粮为重，将自己居所的屋瓦拆下换用茅草，而把屋瓦盖在粮仓上。郡守因此赏识他的胆识才干，推荐他转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
　　在淮西，一个大京官的儿子称霸乡里，人们告状，许多官吏都不敢受理。状纸递到崔与之那里，他拍案而起，不畏权势，秉公判决，责令乡霸退还民田。那京城里的大官闻讯，非但没有怪罪崔与之，还表示赞许，把他推荐给朝廷。
　　其后，崔与之先后调任建昌新城县知县、邕州通判等职务。在新城，他整顿赋税，减免各种中间环节和费用。他规定，百姓应缴纳的钱粮直缴官衙，已缴纳的不准滥追，未缴纳的不准随便责罚，改变以前官差追缴赋税使不少民户倾家荡产的陋习。这一来，百姓争先恐后缴税，开创了未有施一次刑罚而办好赋税的德政。在邕州，知州盘剥士卒，不按时发衣服粮饷，激起士卒哗变。上司下令崔与之摄理知州职事并处理事件。崔与之从自己驻守的宾阳赶到邕州，叛军在城门口阻拦。他不顾危险，冲门而入，执行公务。待叛军有所安定之后，他查出一名为首滋事者处斩，其余不究，迅速平定兵变，使全州恢复安宁。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五十三岁那年，崔与之升任提点广西刑狱。广西路包括海南岛和雷州，大部分是荒寂之地，属边远军州，海南岛更是没有朝廷要员去过。崔与之不辞劳苦，跑遍全地区的二十五个军州。准备去海南时，他的下属说：“海滨有神灵，要渡海先得求神祷告，否则很难成功。”崔与之不以为然：“海南各地官吏长期违法鱼肉百姓，我去为民除害，哪里需要神灵批准庇佑！”尽管第一次渡海因风浪大作船舵折断被迫返航，他仍然不懈努力，第二次出海终于到达琼山县。每次到各地巡察，他都自带费用，一切公务开支按日计给，不用地方一分一毫。每到一地，他就张榜明示奖廉肃贪，公正判案，官吏百姓深为震撼。往返辛劳，殚精竭虑，没几年，崔与之鬓发全白了。

淮东抗金兵
　　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南宋晚期，金国强于宋，不断南侵，而新兴的蒙古族政权也屡次大规模进攻金国。金人为避蒙古兵，企图南掠宋土，南宋朝野震动。但讳言战争的宰相史弥远把持朝政，朝廷上下一片主和投降之声。当时将帅乏人，宋宁宗破格起用崔与之，任命他为抗金前线淮东路的军政长官。崔与之成为高级干部了。宋宁宗召见崔与之，询问战守之策，崔与之说，要选择好的守将，集合官军和民众的战斗力量，才能巩固边防。只有边强防务，才进可以攻，退可以和。
　　崔与之抵达扬州，认真筹划守御事务。他整修城防，历时一年多重修护城河，在城外广植柳树，在城内接近河流运输的地方建仓库十二座，储备了充足的军粮。崔与之一贯主张，兵不在多而在精，兵精缘于训练有素。他统率的军队，步兵的弓箭手和长枪手，按身材年龄技术分成三等进行教习，骑兵则以骑术精湛和武艺精熟为标准进行训练。崔与之身为统帅，每五日亲率幕僚到校场督促，月终更要考核，奖优罚劣。部队出城野练，他率将校随后视察，要求部队遇到山岗沟涧不得绕道，必须勇往直前。整训扬州守军之后，他又命令下属州县守军依照执行，效果明显。于是淮东军威大振。
　　淮东一带有民间自卫组织万弩社，崔与之深入考察了解，认为万弩社有利于组织民众防御金兵，于是奏请朝廷将万弩社定为各县民兵组织。他又招募当地青壮年创立万马社，平时配给农田耕作，战时集中调用。
　　崔与之守边五年，边境没有战乱。宰相史弥远见边防巩固，又有山东起义军归宋，想捞取边功，紧急密令都统刘王卓率领所部渡江攻取泗州，结果刘王卓全军覆没。崔与之事后得知，悲愤上书史弥远：“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金兵乘势入境，史弥远惊慌失措，三次下令崔与之与金“和议”。崔与之回书拒绝，据理力争：“金兵得势之际，我方求和，必遭屈辱。”他积极加强战备，调遣精锐部队扼守要冲之地。金兵入侵无功而退，和议之事遂不再提及，淮东局势又趋于稳定。

直言荐贤
　　朝廷决定升任崔与之为秘书少监，调他去当京官。扬州军民闻悉崔与之离任赴京，万人夹道垂泪相送。
　　到达临安就任，崔与之第一次提出奏章就阐述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从外地来，只知道对外患未息深感忧虑；到了内地，才知道治理国家的重要。”他分析道，内外之情不通是当今大患，而人才的进退、言路的通塞则与国家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建议朝廷，用人要听其言观其行。他在任内一直“以致君泽民，经邦辅国，进贤退不肖为己任”。他举荐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而且将德放在首位。
　　这时候，朝廷议论有一种不正之风，称“直言”是贪图好名声。崔与之抨击这种歪风：倘若有识之士不敢公开在朝廷明说己见，而只在家里忧心忡忡，不敢对君王直言，而只在朋友间私下谈论，国家就危险了。
　　有一天上朝，宋宁宗问崔与之家乡有什么人才，崔与之当即推荐吴纯臣有监管之才。不久朝廷提拔吴纯臣担任提点广西刑狱。崔与之推荐温若春适宜担任清要之职，于是朝廷任命温若春为秘书郎。他们都成为称职的官员。
　　崔与之当京官或地方官期间，先后向朝廷举荐了数十人。这些人才“各以道德文章功名表表于世”，有的后来甚至成为高官显宦或出名学者。
　　有个学子叫李心传，他乡试落第后，不再应举，闭门著书。崔与之等推荐他，平民之身的李心传被召入史馆，赐为进士。李心传主修多部史书，成为南宋有名的史学家。后来官至工部侍郎，以敢于上疏直言闻名。
　　被崔与之推荐过的游似，担任过许多职务，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建议宋宁宗之后的宋理宗要看清“艰危之势”，做到“从谏”、“检身”、“节用”、“选廉”。
　　崔与之举荐的人，绝大多数与他没有私交，只有吴纯臣、李昴英等出身同邑或门下。无论对谁，崔与之都出于公心。他的弟子李昴英应试荣登榜首之后，写信向老师致谢。崔与之告诉他，读书人成名后要坚持操守，盛名之下，更要谦虚；初入仕途不必挑拣官职和地方，朴素谨慎是日后发展的开始。后来李昴英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为官不畏强权、敢于伸张正义。崔与之一个同乡人的孙子，姓吕，考试及第初出茅庐，就来求崔与之疏通举荐。崔与之正色道：“入仕之初，应当以职业为重，不要担心别人或上司不了解自己。”以后崔与之知道他居官清廉谨慎，就向有关方面推荐。那小老乡升迁了，还不知道崔与之出了力。崔与之的姐姐也曾为她儿子求官的事向崔与之说情，但崔与之却说：“当官贤能与否，事关百姓的欢乐和忧愁，官位断不可私相授受。”他始终没有循朝廷恩例为外甥求官。

福星临川
　　金兵进犯四川，四川制置使董居宜弃职逃跑，蜀地大乱，人心惊惶。朝廷调安丙为四川安抚使，调崔与之为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安丙久在蜀中握有重兵，以攻为守，甚得朝廷倚重，但他一向猜忌朝廷从东南调来的人。崔与之赴任后，却能与安丙以诚相处，迅速稳定四川局势。一天，西夏国来书安丙，约他夹攻金国。崔与之知道此事后，以为不可，急致书安丙说：金国已处于颓势，我方宜于此时招纳豪杰，选将练兵，巩固阵地，等候时机。四川连年动兵，士气未振，不宜轻率举兵。西夏只是区区小国，不足以作为我方犄角。一旦出战失利，就后悔莫及。不料安丙不听劝阻，出兵攻打秦州、巩州，拿不下来，大将王仕信还兵败皂郊，西夏兵也退走了。时局发展一如崔与之所料，安丙不得不深表敬服。
　　安丙任内去世后，朝廷任命崔与之为四川路安抚制置使，统率四川全军。崔与之整肃军政纪律，扭转各州军政不合局面，训令诸将汲取教训，同心卫国，告诫边防将领不能随便接纳西夏请兵要求。
　　后来西夏又出兵攻打金国，派百余骑兵到凤州请宋军守将增援。崔与之命都统李冲前去答复，说：两国交往应派使节持国书传达信息，不应派兵直入，边民不了解情况，如果误伤西夏人，便损害了两国友好，还请西夏兵退回原驻地。西夏人知崔与之不为所动，不再提夹攻金国之事。
　　金国名将呼延棫及其部属诚心投宋，崔与之大胆收留并使用他们，让呼延棫在抗金作战中发挥特殊作用，造成金人内部互相猜疑残杀，使部署于川、陕、甘的金兵再无力侵犯宋境。
　　崔与之善于理财，他调整粮食征购措施，发展边境贸易，通过边民买卖，将金、夏统治区大批战马、粮食买入，使四川很快成为军政协调、纪律严明、兵精粮足、百姓富裕的地区，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安定局面。
　　一日，他同部属到大慈寺游览。看河山壮丽，满目葱茏，崔与之神清气爽，仪态安详。幕僚洪平斋见状，不禁赞道：“大帅真是岭南古佛，西蜀福星！”
　　宰相史弥远见蜀中局势安稳，便派心腹郑损替代崔与之。朝廷调崔与之回京，崔与之移交了大量库存金钱物资给郑损，自己不取丝毫。金国得到情报，马上调集大兵侵蜀。崔与之这时年已六十七岁，正请求归粤养病，目睹此情此景，奋然再次亲临前线。金兵见崔与之仍在，惧而撤军。那郑损乃趋炎附势的无能之辈，他放弃崔与之重兵扼守的要地，致令宋军失势，又挥霍无度，使军需无以为继。西蜀自此一蹶不振。

辞官归故里
　　崔与之四川为帅五年，清廉自持，政绩斐然。朝廷召崔与之入京任礼部尚书，但他三次上疏请辞，毅然返粤。离蜀之际，各路官员特来相送。四川盛产美锦、奇玉，五年前崔与之到任之初，下属众官争相馈赠，全被崔与之推却了。现在送别，各路官员的赠礼更加可观，登时五彩缤纷，光艳夺目。但崔与之看都不看一眼，一一婉拒，分毫不取。
　　回到广州，崔与之建住宅于城西，从此深居简出，不再过问地方政事。次年，宋宁宗驾崩，并非太子的宋理宗继位。为了报答史弥远拥立之功，宋理宗任史弥远为太师、右丞相枢密使，让史弥远独揽大权九年，到史弥远死后，他才主理朝政。这时他御笔诏令崔与之赴京，称崔与之“年高德邵，国之望也”。崔与之答复说：“我已经七十有六，老病缠身，实在不能从命。”
　　然而一起事件令崔与之又一次为国出力。
　　广州有支部队，叫摧锋军，被调到建康驻守，长达四年。撤离卫戍后未过五岭，又在江西逗留了四年。这支部队转战各地，所向披靡。但幕府不上报功劳，驻守期满又不让回广东，于是激发兵变。
　　叛军由曾忠带领自江西经梅州返粤，焚惠阳扣官员，陷博罗杀知县，直取广州。广州知府曾治风连夜逃遁，庾使黄山成见事态紧急，率一班官员到崔与之住所，请崔与之出面抚谕。事关全城百姓安危，崔与之没有推托。他登上城楼与叛军相见，查问叛乱原因。叛军一见，立即拜伏于城下，说明兵变缘由。崔与之派弟子李昴英、杨汪中坐吊篮从城墙上缒下，到叛军营中晓之以逆顺祸福道理，宣谕允许叛军自新。叛军大部分人归家散去，曾忠带少数人退踞端州。
　　朝廷得知广东动乱，任命崔与之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府。崔与之临危受命，在家里办理公务。
　　崔与之调集各路军队合围叛军，并且对叛军进行政治瓦解，使叛军最终尽数投降。崔与之将曾忠等几名首领以军法处死，降兵分散编入各军。摧锋军兵变平息了。
　　崔与之向朝廷举奏黄山成等有功人员，并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他将为帅广州六个月所得的薪俸、大米，全部交回官库，分文不受。

晚节留香
　　崔与之谢绝政事之后，安居广州。他一生酷爱菊花，更喜欢北宋名臣韩琦的名句：“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亲笔书写这句诗悬于崔府堂前。他很赞赏韩琦之言：“士之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将自己寝室题匾“晚节堂”，表示自己将永远保持清白晚节的操守。他将处士刘皋的语句修改后命门客写成隶书贴于书斋：“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作为座右铭。又自号为“菊坡”。
　　崔与之中年丧偶之后，不再续娶。做了大臣，生活仍然俭朴，不养歌姬。老来居家，左右只有书籍相伴，家里连亭园台榭都没有增建。一生所得俸禄，除自用外，其余都用来接济亲友。退休以后，朝廷发给的退休金，则一概辞谢不受。有人问他为什么，崔与之说：“我当官受薪，尚且怕尸位素餐；现在退休了，怎么还能贪图朝廷的俸禄呢？”闻者无不赞叹。他儿子崔叔似结婚，媳妇带来七百多亩“嫁妆田”，他让儿子尽数退回外家。
　　宋理宗一直想让崔与之赴京主政，亲自下七道诏书，任崔与之为右丞相，前后四年留着相位等待崔与之赴任。宋理守甚至命令在京当官的李昴英暂停公务，去广州专门劝说崔与之，侍候崔与之出发。但崔与之终因年老体衰，数月间先后上疏十三次请求辞免。这一年，他已八十一岁。
　　次年，八十二岁的崔与之溘然长逝。
　　临终，他嘱咐家人：不许作佛事，薄葬就行了。
　　崔与之病故后，有一次李昴英为宋理宗讲学，谈到他老师一生的事迹与操守，宋理宗深为感动，愈加赞叹，于是大书“菊坡”二字赐给崔与之家人。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这样赞誉崔与之：“盛德清风，跨映一代。”

后世纪念

祠堂
　　崔清献公祠位于佛冈县水头镇下丰村西侧，是佛冈县文物保护单位。该祠建于明代中叶，清末毁于火，民国六年重建，祠深三进，两边有青云巷间隔，面积225平方米。

祠堂是砖木结构，门匾额题曰“清献崔公祠”，是明代学者陈献章手笔，第二进悬有“岭南间气”牌匾。

铜像
　　崔与之铜像由广东著名雕塑家梁君令、卓国平设计制作，高2.48米，崔与之铜像造型饱满，外表忠厚有张力，符合其“儒帅”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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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叡（？-1266），字景思，号云西，会稽人（今浙江绍兴）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淳佑中沿江制置使参议。宝祐五年（1257），白礼部员外郎除秘书少监，又除起居舍人。后历官集英殿修撰、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兼淮西总领。《全宋词》存其词三首。

黄中辅（1110—1187）字槐卿，晚号细高居士。是抗金名将宗泽的外甥。义乌县城东隅金山岭顶人。祖父景圭，金吾卫上将军，居浦阳（今浦江）。父琳，迁居义乌。黄中辅赤诚爱国，忠奸分明，祟尚气节，不为苟合。时秦桧柄国，诬害忠良，粉饰太平，不思北进，黄中辅于京师临安太平楼题句“快磨三尺剑，欲斩佞臣头”，为世人所重。"生平

报国无门
　　黄中辅出生于宋大观四年，幼承家学，尚气节，有胆识，才智过人。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国发动对北宋的掠夺战争。朝廷急召宗泽到抗金前线磁州任知州。他招募义军，抗击金兵。宋徽宗则慌忙把帝位让给儿子赵桓。派康王赵构到金营议和，路过磁州，被宗泽留下，要赵构别上当受骗。不然，康王赴金，必有去无回。第二年金兵进攻宋都汴京掳去徽、钦二帝及全部皇族，只留下一个时在相州的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金兵掳掠京城，赵构按兵不动，副元帅宗泽带兵救援，被康王阻遏，驻扎济州。二帝北掳后，康王则在应天府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应天府时称南京。是为宋高宗。要不是宗泽留下赵构，也许就不再有南宋的历史。
　　宗泽受任东京留守，招募义军协助防守，联络八字军等部队，任用岳飞为将，多次打败金兵，当时全国上下对金同仇敌忾，军民团结，士气高涨，正是北伐抗金，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宗泽上疏请高宗回銮东京，一连写了24道奏章，奏章落到时在扬州宋高宗身边的投降派大臣黄潜善、汪伯彦手里，两人却肆意攻击，百般阻挠，不让宋高宗回汴京主持抗金。宗泽见奸臣当道，复国无望，忧愤成疾去世。宗泽死后汴京不保，金兵长驱直入，渡江南下。黄中辅爱国心切，很想报效国家，苦于请缨无路。
　　黄中辅得知舅父抱恨去世，表哥宗颖也赋闲在外，壮志难酬。国家危亡，自己又报国无门，他悲愤极了，写了一首《念奴娇》词：
　　炎精中否?叹人材委靡，都无英物。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官幽陷，此恨何时雪?草庐三顾，岂无高卧贤杰?
　　天意眷我中兴，吾皇神武，踵曾孙周发。河海封疆俱效顺，狂虏何劳灰灭。翚羽南巡，吓阍无路，徒有冲冠发。孤忠耿耿，剑芒冷浸秋月。
　　上阙抒发胡骑南侵，长驱直人，朝廷一味逃奔，不事抵抗，二帝被掳，不知雪耻的愤慨。下阙感慨国难当头，宋王朝仍不知重用人材，使爱国志士干才废置，枉有忠心，报国无门，“徒有冲冠发”。全词气势磅礴，充分体现黄中辅的忧国之心和悲愤之情。

怒斥奸佞
　　宋高宗定都临安，被金兵掳去的秦桧，被金人收买。建炎四年，金主派人送他到楚州，又送他过江。他到了临安的宋高宗身边，慌称他杀死守边的金兵，夺船逃回。秦桧依照金主的吩咐，对高宗说：“南宋只要保住半壁江山，皇上就可以永远做皇帝。如果打败金邦，迎回二帝，你哥哥肯定要复辟，那时你的皇位怎么能够保得住！”赵构听了很合心意，就用他做宰相，与金邦和议。岳飞上表反对。第二年，金兀术进兵河南，在郾城被岳飞打得大败，岳飞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两河义军纷纷起来响应。高宗、秦桧害怕岳飞、张浚、韩世忠等打败金兵，迎回二帝，遂下令收缴主要将领兵权。十二道金牌急召抗金最力的岳飞回京。
　　高宗、秦桧加紧向金求和，答应除掉岳飞，把岳飞收回的黄河以南的土地全部送给金邦，向金称臣纳贡。秦桧贬逐主战将领张浚、赵鼎等到西南边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及养子岳云、部将张宪。
　　秦桧、赵构、张浚等清除了投降障碍，洋洋得意，大事鼓吹“太平中兴”，粉饰太平，并在京都临安，造一座“太平楼”歌舞升平。大江南北的人民群众对秦桧等奸贼，无不切齿痛恨，江南民间制作“油炸烩”以泄胸中愤恨。
　　黄中辅磋跎岁月，这时已进入而立之年，眼看奸佞猖獗，国事日非，忠良受害，生灵涂炭，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怀着满腔愤怒，奔赴杭州，登上太平楼，提笔于楼内壁上题写一首《满庭芳》词：
　　沥血为词，披肝作纸，片言谁让千秋?快磨三尺剑，欲斩佞臣头!自恨草茅无路，望九重如隔瀛洲。兴长叹，无言耿耿，空抱济时忧。
　　休、休、休，真可惜，才如李广，却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凉州。尽道边庭卧鼓，谁知老了貔貅。凭谁问，边筹未建，建甚太平楼!
　　这首词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卖国投降的奸臣们的极端仇恨。例如，建炎三年，金兵大屠扬州，宋高宗慌忙逃过长江。司农卿黄锷逃到江边被逃散的军士们误认是右相黄潜善，怒骂：“黄贼，祸国殃民，害苦了多少人!”黄锷来不及分辩，已被剁成肉块。岳飞死后，士民们对秦桧恨之入骨，“人人可执而诛之”成了当时的普遍心理。此词一出，观者如云。爱国士民，无不称快，熟读默记，风靡京师，秦桧、张俊等得知后，急忙下令关闭城门，搜捕黄中辅。

潜居山林
　　黄中辅从太平楼出来，就到宿店里更换装束，随即出城回家，雇船溯流回返义乌。其实，京城里做官的、追捕的，都不认识黄中辅，只是倒霉了书生模样的人，受尽盘查。
　　义乌离杭州毕竟太近，捉拿黄中辅的告示很快在县城内贴出。在本地，黄中辅是位有名望的人，知县老爷认识他。黄中辅为了不使地方官为难，带了妻子儿女一起住到乡下去。
　　秦桧的宰相府，张俊的枢密院，万俟卨的御史台都行文各州县查找黄中辅下落。在各地历年科考花名册上，查到黄中辅是义乌人，枢密使张俊急派大队京兵到义乌捉拿。由于黄中辅去向不明，加之在义乌别无亲戚，县人也有意隐藏，京兵在义乌闹了一阵之后，一无所获，只得回京复命。
　　忠耿志士，这时更发现国家命运、个人前途已是没有可以指望的了，一时心灰意冷。他闭门谢客，斋佛诵经，从此以“细高居士”为号。
　　黄中辅在乡下住了十几年，到绍兴二十五年，黄中辅已经46岁。这年秦桧去世，朝廷平反冤狱，通缉黄中辅的命令也撤销了。黄中辅回到县城里。绍兴三十年，江西临川晏节来任义乌知县。他听人介绍黄中辅事迹，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亲自造访黄中辅，请他出山。城乡绅众也纷纷恳求槐卿先生出来培养后辈，黄中辅于是出任县学教谕。
　　在县学，黄中辅一连教了20年书，培养出大批人材。人生七十古来稀，70岁那年他把教谕的职务让给了年轻人，自己又去了山野田园，深居简出，以吟咏为乐。知县将黄中辅的文才、道行和事迹上报婺州，知州转报两浙转运使，转运使将黄中辅的才能、德行和表现进行核实后，进京奏请皇上给黄中辅委任官职。当朝廷商议给黄中辅担任什么职务时，已是南宋淳熙十四年。令未下，而黄中辅已于当年五月七日离开了人间，享年78岁。
　　黄中辅有气节、有学问，著有《类稿》10卷。后人为了纪念他，给他在义乌县城金山岭顶建了一座专祠。由于多次遭受兵灾，早已荡然无存。到了清雍正年间，又于朝阳门外驿墈下“浙东望族祠”左侧特地再建了一座“二贤祠”，合祀黄中辅和黄溍两位先贤。1942年日军侵踞义乌，“二贤祠”被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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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迈（1123——1202），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洪皓第三子。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副丞相、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卒年八十，谥“文敏”。配张氏，兵部侍郎张渊道女、继配陈氏，均封和国夫人。南宋著名文学家。"著述

洪迈学识渊博，著书极多，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笔记《容斋随笔》等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作。

作为一个勤奋博学的士大夫，洪迈一生涉猎了大量的书籍，并养成了作笔记的习惯。读书之际，每有心得，便随手记下来，集40余年的成果，形成了《容斋随笔》5集，凡74卷。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洪迈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洪皓、哥哥洪适、洪遵都是著名的学者、官员，洪适官至宰相。洪遵官至宰执赠右丞相。

洪迈的父亲洪皓使金，遭金人扣留，洪迈时年仅七岁，随兄适、遵攻读。他天资聪颖，“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十岁时，随兄适避乱，尝往返于秀、饶二州之间。在衢州白渡，见败壁间题有二绝句，一咏“油污衣”云：“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使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迈读后，爱而识之。可见其自少年时，便性格高洁，不同凡俗。

成长经历
　　绍兴十五年，洪迈中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其时洪皓已自金返国，正出知饶州。洪迈便不赴福州任而至饶州侍奉父母，至绍兴十九年才赴任。二十八年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三十二年春，金世宗完颜雍遣使议和，洪迈为接伴使，力主“土疆实利不可与”。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迈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士名义充贺金国主登位使。至金国燕京，金人要迈行陪臣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不给饮食，三日乃得见。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乃遣还。

迈回朝后，殿中御史张震弹劾迈“使金辱命”，论罢之。乾道二年，知吉州，后改知赣州。迈到任，重视教育，建学馆，造浮桥，便利人民。后又徙知建宁府。淳熙十一年知婺州。在婺州大兴水利，共修公私塘堰及湖泊八百三十七所。后孝宗召对，迈建议于淮东抗金边备要地修城池，严屯兵，立游桩，益戍卒，并应补充水军，加强守备，得到孝宗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入史馆后预修《四朝帝纪》，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深得孝宗信任。淳熙十三年拜翰林学士。光宗绍熙元年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二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

洪迈字景卢，是洪皓的小儿子。小时候每天读书数千言，看一遍就不会忘记，博览群书，即使是小说野史，没有不涉猎的。绍兴十五年考中，被授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的官职，入朝任敕令所删定官。洪皓得罪秦桧被安置在闲散的职位上，秦桧对他怨恨不已，御史汪勃判定洪迈知道他父亲不安分的阴谋，于是被贬添差教授福州。

淳熙六年，授予赣州知州的官职，兴建学宫，建造浮桥，士人百姓安居乐业。郡兵素来骄横，稍不如意就蛮横强暴。郡里每年派上千人戍守九江，这一年，有人害怕去后就会被留下而不再回来，众人于是反戈。人们以谣言相警，百姓非常害怕。洪迈不为所动，只派遣一名校官好言劝说他们，使他们回到营中，众人都听从了劝说。他挂着空箭袋进入，慢慢审问出什五长两个人，带上刑具押送浔阳，在市上斩首。辛卯年间闹饥荒，赣州正值中熟，洪迈拿出粮食去帮助邻郡。有个僚属进谏阻止，洪迈笑着说："“秦地和越地的贫弱丰肥不同，是做臣子的道理吗?”"不久任建宁府知府。有个因小事情杀人而持刀越狱的富人，长时间拒捕，洪迈治他的罪，施黥刑后流放岭外。

十一年，任婺州知州，婺州军一向不讲军纪，春天发放衣服，想要用钱，换成丝帛，官吏不允许，就一起呼叫放肆地聚集到郡将的治所，郡将惶恐不安，无原则地宽容想满足他们的要求。洪迈来后，众人重演前事，甚至把恶意诽谤的话张贴在城门上。洪迈用计谋逮捕四十八人，绳之以法，同伙的人互相唆使，一哄而上拥挤洪迈的轿子，洪迈说："“他们是罪人，你们为什么要参与？众人害怕不敢上前而散去。洪迈杀了带头做恶的两个人，并在市上斩首示众，其余处以黥刑和鞭打不等，没有人敢无理取闹。事情被皇帝听说，皇上对辅巨说：”"没想到书生处理事情能随机应变“，特升任他为敷文阁待制。

绍熙改用新的年号，任焕章阁学士，绍兴知府。到朝廷上奏事情，上书说新政应以十渐为戒。皇上说："“浙东百姓被和市所困扰，你去替我纠正这件事。”“洪迈拜了两拜说：”“发誓尽力而为。”"洪迈到了郡中，核对查实欺诈瞒骗四万八千三百多户，所少收取的绢按匹计算，大致就是这个数目。第二年，两次上书告老，进官为龙图阁学士。不久就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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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1106年—1194年），字直翁，号真隐。明州鄞县人，南宋政治家、词人。高宗绍兴十五年（1144年）进士，由温州教授除太学正，升为国子博士。他向宋高宗建议立太子，以此受知于朝廷，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授参知政事。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淳熙十年，除太保致仕，封魏国公。宋光宗御极，进太师。绍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会稽郡王。宋宁宗登基，赐谥文惠。嘉定十四年，以子史弥远贵，追封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个人著作

著有《尚书讲义》、《鄮峰真隐漫录》50卷，有清印本。《鄮峰真隐大曲》2卷、《词曲》2卷，有《疆村丛书》本。
　　史浩文集中保存了许多不易见到的宋代大曲的歌词。关于唐宋的歌舞戏，如今大都已经失传。今能见到的宋人词曲集，大都是个别作者写的独立词调的结集，没有组成整套的演奏用脚本，一般士大夫家中歌女所唱的，也多数是单独的歌，前后不相连续。在史浩的《鄮峰真隐漫录》中，记录下了他创作的好几套大曲的歌辞。每一套又各有段落，他记下了段落的名称与细节。

现存所能见到的有 7套：

①《采莲》，内分"“延遍、摇捱遍、入破、衮遍、实催、衮、歇拍、煞衮”"，共8个部分。

②《采莲舞》，也是8个部分，但并无每一部分的专名，只在每一段唱词之前，详细写明了每一演员的动作和念词。在念词之后，也附录了唱词，这些唱词是常见的词调。

③《太清舞》，也是8个部分，内容为游仙求道之歌。

④《柘枝舞》，共4个部分，其第一部分详细的问答，也是指导演员唱什么歌的节目单。

⑤《花舞》，共14部分。前面的11部分每首唱词之前、念词之后又有七言四句，以花配客，点明所唱花名及其"“客”"名。如牡丹为贵客、瑞香为嘉客、丁香为素客、春兰为幽客、蔷薇为野客、酴□为雅客、芙蕖为净客、秋香为仙客、菊英为寿客、寒梅为清客、芍药为近客，每花舞唱了，后行吹《三台》。念了，舞、唱〔蝶恋花〕。

⑥《剑舞》，舞者 2人唱《霜天晓角》，舞"“剑器曲破”“，演《鸿门宴》故事，乐部唱曲子，舞”“剑器曲破”"一段。

⑦《渔父舞》共8段，每段的唱词都是〔渔家傲〕，但每曲的唱词不同。

史浩还有许多其他词作，但由于他一生都是在富贵气极浓重的气氛中度过的，所以他的作品最多是寿词、劝酒词和时令佳节的应景颂圣之词或朋友应酬的作品，文学价值不高。

生平

史浩生于宋徽宗崇宁五年，他的祖上史惟则从慈溪迁鄞即落户此地，直至曾孙史诏，四代都不曾迁居。徽宗时，史诏推辞辟命，获徽宗赐号“八行高士”。

史浩从少好读书，曾求学到桃源书院，并结识了汪思温、郑覃、魏杞、袁燮等人。桃源书院是庆历五学士之一王致所创办，史浩曾祖父史冀当年曾从王致学。书院在横街桃源乡。

少年史浩继承家风，克尽孝道。他对弟弟更是疼爱有加，一次史浩和弟弟乘坐牛车玩耍，正当两人玩得十分高兴时，拉车的牛却不知为什么忽然发狂起来，又跑又跳地往前奔，整台牛车完全控制不住了。他的弟弟吓得哭了起来，史浩自己虽然也很害怕，但还是赶紧一边控制牛绳，一边安慰弟弟，眼看牛车快要撕散，兄弟俩害怕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在一边的路人也都替兄弟俩着急，这一情景让几位壮汉看见了，他们即义勇相助、挺身而出，一起来追逐发狂的牛，费了好大功夫终于追上牛车。史浩见有人来相救，就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大声地说，快救弟弟，快救弟弟。于是几位壮汉赶紧将史浩的弟弟救下车。救完弟弟后，眼看牛车就要被发狂的牛拖得四分五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家赶紧再跑向前，最终将史浩也救下了车。事后，大家都赞美史浩，在最危急时，尽管自己已经被吓得泪流满面，仍第一顾及弟弟的安全，这份手足之情是难得可贵的。此事一直被邻里传为美谈。

宣和六年，史浩的父亲师仲逝世，当时史浩才十九岁。师仲临终告诉他，作为长子长孙要承担起孝顺祖父的责任。以后数年，史浩一直陪伴在祖父史诏身边。建炎四年，金人攻陷明州，史浩不得不扶着祖父史诏逃难，一路上他不怕自已受屈辱，使一家人避于海，免于难。然而七十四岁的祖父史诏，终因经受不起战火的惊吓和奔波的劳累，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史浩为之守孝三年，因为财物尽为金人所掠，所以当时家境日处贫困，但史浩却谢绝了叔父的接济。家庭中长子长孙的角色和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养成了史浩有事能忍，处事多思的性格，使他年少老成。

为了随母亲的心愿，史浩携母亲洪氏投靠天童街亲友钱氏。青年史浩就隐居鄮峰读书，自号真隐居士，这儿距离天童寺、育王寺很近，史浩就常陪母亲到天童、育王进香，“迸云佛塔金千寻，傍耸滴翠玲珑岑。春供万象当远目，响答两地纷鸣禽。风摇野帻去复去，雨浥乳窦深复深。寄声俊逸鲍夫子，莲社不挂渊明心。”这是他在《天童育王道中》的诗。

当时在天童寺任主持的是宏智正觉禅师，他自建炎三年来天童寺，倡导“默照禅”，弘扬曹洞宗风，并建禅堂，扩大山门，筑宝阁，奉千佛，使天童禅寺得以中兴，遂成了当时的一个禅学中心，宏智正觉也被人称为“天童和尚”。史浩偶尔也陪母亲去听说法。正觉说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圆相为禅机，藉以开悟听众，作为禅机，是一种无可表示的表示，旨在获得听众的心灵默契，但是也要求说法者有颖慧之心。二是文采丰富，常常出口就是诗句，如“风月寒清过渡头，夜船拨转琉璃地，冻鸡未报家林晓，隐隐行人过雪山。”语句中往往清空灵动，既富有禅家的理趣，也能传达出超远的意境。史浩深受感染，这对学诗自然也很有启发。

当然，这也是时代的造就，当时文人解释诗，常觉得很多传统话语都未免显得方枘圆凿，于是极需要一套新的话语，来填补传统话语的不足，这样，大量的禅宗术语就被引进到诗中来，士大夫们在做诗中不断渗入佛教的思想资源、语言材料及表达方式，他们“以禅喻诗”，都是受参禅启示的，于是禅悦之风一时盛行。

史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正觉的默照禅。正觉在《默照铭》说：“默默忘言，昭昭现前。鉴时廓尔，体处灵然。”又在《坐禅箴》说：“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显然正觉主张闭目合眼，沉思冥想，在寂然静坐中进入一种无思虑的直觉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禅的状态。而正在努力学诗的史浩就把古人的诗思和正觉的禅思相沟通，以为学诗也必须进入清心虚静的默照状态，才能心如镜鉴，反映万象。他在《赠天童英书记》诗云：“学禅见性本，学诗事之馀。二者若异致，其归岂殊途？方其空洞间，寂默一念无。感物赋万象，如镜悬太虚。不将亦不迎，其应常如如。向非悟本性，未免声律拘。”这里说的“寂默”，明显是受了正觉禅师“默照禅”的影响。

随着史浩对默照禅的接纳，他与正觉来往也密切了，并且对正觉十分敬重。绍兴十年，史浩居下水，便约正觉游东湖，并题《东湖游山》：“金襴禅老今大颠，坏衲蒲团日坐禅。我行不问西来意，消息还将方寸传。”“日坐禅”的“禅老”就指正觉禅师。不仅是正觉禅师，天童山的很多禅师他都引以为友，史浩在《次韵鲍以道天童育王道中吴体》中有句说：“奇声俊逸鲍夫子，莲社不挂渊明心。”特别是他的《赠天童英书记》一诗后半首中：“英师个中人，以诗隐浮图。桃红柳青青，翠竹黄花俱。……堂堂老阿师，道价东西徂。住山垂一世，学子纷云趋。寒潭风静练，皎月天心孤。迩来只履轻，片雪销洪炉。……顾我坐学省，兀兀如守株。因君听篷雨，为谢故溪鱼。”那个英书记，是正觉的弟子，他是禅林中专管书写的僧人，也是史浩的朋友。诗中“老阿师”就是正觉。

绍兴十一年，史浩过钱湖韩岭，即歌道：“四明山水天下异，东湖景物尤佳致，中有村墟号韩岭，渔歌樵斧声相参。” 这一年史浩三十五岁，住在下水，有《下水庵晓望偶题》：“疏树梢头露晓星，薄寒侵榻睡初醒，沙鸥何处惊飞起，点破遥山一抹青。”他不但诗文俱佳，而且显得更成熟稳重了。

绍兴十四年，正值其母六十岁生日，因为家里贫穷，史浩便到天童街亲友处借来坊钱为母亲祝寿，出于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史浩安排礼节十分隆重，却因此欠下了一笔数目不少的债。坊钱本属浙江常平司，到秋天，因为还不了坊钱的本金利息，史浩十分苦恼，不得不暂避绍兴，住在一个姓汤的卖饼婆家里，这时一年一度乡试快要到来，史浩不能回到家里来，因而郁郁怅望。卖饼婆问他说：“秀才为何惧怕官府？”史浩就将事情的经过说给卖饼婆听了，第二天，卖饼婆将儿子们召集在一起商量说：“我已积了一千钱，准备作后事用，现在想全部借给秀才用于还坊钱本金利息，好让他一心去应试，一旦乡试结束，秀才会马上来还的，你们不要担心。”史浩这才回到明州，报名参加了乡试，果然金榜题名，登刘章榜进士前十名，史浩信守承诺，马上将钱如数归还给卖饼婆。那年史浩三十九岁。

史浩中举后，调余姚任县尉，当时地方上盗贼出没无常，偷窃民舍，民怨心载道。史浩就设计将为首的九人捉拿案归。史浩立了功，却不说是自己的功劳，对此县令十分奇怪，史浩却说捕贼是我作县尉的本职，这九个人应该处分惩办，如果让我一个人领赏，实在于心难安。县令甚为赞叹。

第二年三月十五，史浩和鄱阳程休甫一起游普陀，他们一早到达潮音洞，洞内很冷清，没有什么可看的，史浩便炷香供茶，只见盏浮花瑞。两人回寺吃饭后，又来到洞门，俯伏苔磴，凝睇嵚空，所见乱石累累，兴尽后正想返回，却有一僧人过来指着说：岩顶有一空，可以从哪儿往下看到奇景。史浩便攀缘而上，瞻顾之际，忽现大士瑞相，金色照耀，眉目了然，两人同时看到了，而史浩还看到大士的双齿洁白如玉，心情十分愉快，就在壁上题词。当天夜里有一僧人来访说，公当为太师，比文潞公，但官家用兵，须切谏，二十年后，将与公会于绍兴。后史浩知绍兴，果来一个道人自称与史浩有旧，守卫拒不接纳。他便索笔写了：黑头潞相，重添万里风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清话。遂去。史浩读了，便回忆起当年普陀的事，知道长者僧及道人都是大士示现相，就马上去追赶，但来不及了。

余姚任满后，史浩到临安待命，秦桧曾想笼络他，派给事中林一飞致意右谏议大夫史才说：“已留国子监书库官拟令矣。”史浩对叔父说：“秦桧这人似乎很难与他同处，况且我省试在前十名，按规定现在应当受教官，可不安分吗！”

不久史浩出任温州教授，当时郡守是张九成，他是绍兴二年高宗自亲提名的状元，高宗对他很器重。张九成在朝也恪尽职守，并平反了一些诬告案件，但却因反对宋金议和及拒绝秦桧拉拢，被诬为赵鼎一党，屡遭陷害，贬谪南安军长达十四年之久。那时与九成一同贬谪的有径山宗杲禅师。绍兴二十六年秦桧死，高宗又起用九成知温州，宗杲也出任鄞县育王寺方丈，两人互有来往。史浩有时也替这两位老人传递一些信息，深得他们信任。当史浩任满三年教授后，张九成就将他推荐给高宗。史浩到京都，任太学正，升国子博士，开始与高宗有了频繁的接触。

作为高宗的同仿年龄人，都经历过靖康之难，建炎战乱，史浩高宗在万分艰难情况下稳定南宋王朝，表示了应有的敬重。

宣和七年十月，正值秋高马肥之际，金国皇帝正式下诏，宣布对宋朝开战。这时大宋在山西、河北一带的地方部队，立即成千上万地倒戈和哗变，而国家的正规军呢，也一味溃退甚至一哄而散。金军兵临城下，而身为康王的赵构则自告奋勇，愿意赴汤蹈火，去做人质。而且，临走时，他还悄悄告诉当皇帝哥哥钦宗：如果有什么对付金兵的好办法，就尽管去做，不必顾虑自己。应该说，这份勇气和胸怀还是相当令人感动的。当时，赵构刚满十九岁。

在靖康之难中，赵构是唯一幸免于难的正宗皇子，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这一年，赵构二十一岁。金国铁骑来去如风，狂飙般所到之处一片血雨腥风。而他的护卫亲军竟也发动兵变，逼迫他退位。他还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真正能够信任的部队。在这是实际情况下，如果有人要求这时的赵构带领这样一支军队，去战胜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骑兵，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脑子进水的表现，相当弱智。看来要和金兵抗衡，他实在还太年轻，他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培养自己的才能、经验、阅历和威望，他需要不少的时间来积累力量。

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其间充满惊涛骇浪。艰难困苦的程度实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赵构表现得并不昏庸，也不怯懦，显示出了不错的政治才能。

理解使高宗对史浩十分信任，于是高宗常向史浩请教施政之要，史浩总是回答，最重要的是保固边鄙，收收人才。史浩还向高宗推荐一批杰出人才，高宗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并重用了一批杰出之士。

随着岁月的流逝，赵构对自己的生育能力越来越绝望，而群臣要求立嗣的呼声却越来越响，于是才决定立嗣。二十多年前，高宗就曾选了两个太祖系的儿童养在后宫，其中一个就是日后成孝宗的赵昚，时名伯琮，六岁。针对高宗决定立嗣的态度，史浩提议说："“普安、恩平二王宜择其一，以系天下所望。”“高宗很为嘉许，就命史浩为王府教授。事后，高宗就命普安王写《兰亭序》五百本，普安王感到为难。史浩知道，这是高宗对普安王的考验，就劝说普安王写了七百本进献给高宗。而恩平呢，却一字没写。继而高宗又赐宫女各十人奉侍二王。史浩又劝说普安王：”“应当用庶母之礼仪相待。”"普安就听从史浩的话去做了。数日后，高宗把宫女召回宫去，普安王的宫女仍都是处子，而赐给恩平王的宫女都被玷污了。这样，高宗就决意立普安王为皇太子了。

绍兴三十年，高宗先封普安王为建王，下诏给建王府配直讲、赞读各一名，史浩被任命为建王府教授兼直讲。一日讲《周礼》，史浩说：“膳夫掌膳羞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会。至酒正掌饮酒之事，岁终则会，惟主及后之饮酒不会，世子不与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会，世子饮酒不可以无节也。”建王作而谢说：“敢不佩斯训。”

三十一年，史浩迁宗正少卿，碰到金人侵犯边境，投降派纷纷要求退守，皇子建王积极主张抗战，上书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不料无形中犯了高宗大忌，幸亏史浩出计，竭力劝建王说：“皇子不可将兵，应当以晋申生、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建王醒悟，立即叫史浩草拟奏章，请扈跸以供子职，辞意恳到。正在发怒的高宗，看了奏章后怒气顿时消释，知道这一奏章出于史浩之手，就对大臣说：“这才是真正的建王府官。” 改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为请求伴驾出征，使皇子避免了大祸。不久，殿中侍御史吴芾请求用皇子作为元帅，先去视察军队。史浩又上书说：“建王一直生活在深宫之中，不曾与诸将接触，怎么能办这事呢。” 高宗就令建王遍识诸将，随他去建康。

三十二年，高宗回到临安，立建王为皇太子，史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几个月后建王继位即孝宗，高宗退居德寿宫。孝宗又马上升史浩为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随即驱逐秦桧党人，重用主战派领袖张浚，孝宗召见主战的大臣张浚，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惟公。”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于是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加少傅，封魏国公。

此时的史浩正积极支持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以备来日恢复中原，他还向孝宗推荐了一批有识之士。六月，也就是赵昚即位后的第十一天，就起用了以直斥秦桧而名满天下的主战派胡铨。七月，孝宗又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以布衣李信甫为兵部员外郎，潜入中原招纳豪杰，为北伐中原的战车蓄势待发。史浩又为升任参知政事，接着史浩又推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史陆两家虽是姻亲。在举内不避亲，陆游善于作词，写文章，熟悉典故这是人所共知的。孝宗召见陆游说：“你努力学习早已有所闻，发表的言论也切合事理。”史浩也不忘为青年时的朋友郑覃，就作《通义》颂扬郑覃在金人面前不屈的大义行为，朝遂命史官将郑覃事迹列入忠义传。

高宗退居德寿宫后，纵容宦官梁康民开设酒库，这当然是犯榷酒之禁。右正言袁孚“亟请对，论北内有私酤，言颇切直”。高宗听到后震怒，孝宗“严于养志，御批放罢”。

史浩得知出面问皇帝，袁孚有什么罪？孝宗说：“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史浩多方进行劝解说，“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争臣无故赐罢，天下咸以为疑”。“陛下试以意白去孚，倘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不料高宗“怒袁孚甚”，亲赐孝宗“酒一壶，亲书懙率偎骄四字于上”，孝宗无奈。最后，只能让袁孚“请词”，离开朝廷，而孝宗为他“除直秘阁”，“以职名华其行”，来了结德寿宫与谏官的纠纷。在这场直言与歪理，法与权的小小较量中，充分反映了朝廷人治的本质，让袁孚本人“请词”，“以职名华其行”，不过是为徇私屈法的人治蒙上一块遮羞布而已。但这却反应了史浩在弥合朝廷或宫闱的争斗方面，表现出来的智慧。

刘蕴古是金人派来伪装投降南宋的，别人都没有识破他。当时刚巧有万余人应募去北方营田，陈康伯、张焘等都表示赞同让刘蕴古带他们去，史浩却独持异议说：“这一定是奸人来诈降，伎无所使，就借这件事返回金国。”他当即召来刘蕴古，问他说：“樊哙想以十万人横行匈奴，议者均以为可斩，今你得一万乌合之众，有什么作为？”刘蕴古大惊失色说：“这一万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带他们到北方去营田，决不会出什么意外事的。”史浩反唇相饥说：“这一万人固然无家，但你的家在何处？”那时刘蕴古家小还留在金国的幽燕之地。他自知失言，恐惧而回。后来刘蕴古果然私派他的仆人向金密献宋军机，事发而伏诛，人都称佩史浩的先见。

在处理军国大事方面，史浩也想有作为。但他，显然觉得恢复中原，南宋的力量不足，既然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如暂时维持偏安一隅的现状。

金帅完颜亮南侵，吴璘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在陕西孤军奋战，虽然连战连捷，但金兵反扑之势却越来越重。史浩以为陕西不可守，说动孝宗诏令吴辚放弃陕西重镇德顺军。隆兴元年，史浩为相，草拟诏书，勒令吴璘撤退，吴璘只得奉诏退兵。当时任川陕宣谕使的虞允文极力反对，并当面向孝宗陈说利害。这一年，虞允文入宫回答皇上的提问，说史浩一直主张弃地求和，等到升为右丞相后，就立即实施他的主和政策。原来史浩在亲自为孝宗拟定的诏书有这样的词句：“丢弃鸡肋一类没有多大意味的东西，可以消除金人的贪婪之心。”虞允文上奏说：“现在有八条理由说明我们可以继续对金作战。”孝宗问到弃地问题时，虞允文用朝见时所执手板在地上画，力陈丧失土地的利害。孝宗听了后悔说：“史浩误我！”于是又下诏令吴璘便宜行事，让吴璘自己决定是进是止，然而为时已晚，吴璘接到前一个诏书，不敢违抗，已开始被迫撤军，金兵追击，失去城池掩护的宋军伤亡士兵三万余人，将佐数十人，宋兵大溃败，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收复的十三州也又为金人占据。然而吴璘却实在难负其咎。就在吴璘奉诏退兵的时候，左右劝谏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举所系甚重，奈何退师？”吴璘回答“璘岂不知此？顾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外，有诏，璘何敢违！”貌似平淡的这句话其实极为沉痛。

这时张浚进升为枢密使，抗战派就在朝中占了优势。当时有陈康伯为左相，史浩为右相，朝中的秦桧党人都已被驱逐。所以，应该说朝廷的主流意见都是恢复中原，但是，怎么恢复？是立刻挥师北伐还是暂时韬光养晦？朝中大臣各执其见，争论经年。其中张浚，王十朋，胡铨，虞允文，陈俊卿、王大宝等人主张立即北伐，史浩，陈康伯等主守。

张浚急图恢复，屡次上奏，欲取山东。史浩肯定张浚“大仇未复，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但坚决反对急于用兵的主张，张浚奏请御驾亲征，史浩则向孝宗陈述三条理由以阻止：一曰：““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何以应付？二曰，若以"“巡边犒师”“之名，去岁曾有一次，州县供奉甚臣，朝廷自用缗线一千四百万，国库无以负担；三曰，若为”“移跸”"，则无行宫，陛下自行，万一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如何是好？可见史浩当时反对是经过深思的。

张浚进位枢密使后，就都督江淮兵马，开督府于建康，北伐也就正式提上了日程。而史浩则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史浩还提出了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的主张。张浚认为：这是自动向敌人示弱，要筑城防也应筑在淮河上的泗州。

三月，金纥石烈志宁送信给张浚，要求割让海、泗、唐、邓、商等已被宋朝收复的州郡，并增加入贡岁币，这些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张浚的拒绝。于是纥石烈志宁在边界调动兵力，宋金前线形势恶化了，和战问题也就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四月间，张浚入见，对的孝宗重申了自己的战略主张。而史浩对局势的判断则与张浚完全相反，他说“窃一传闻之言，多谓敌兵困于西北，不复顾山东。加以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师若至，可不劳而取。审如此说，则吊伐之兵，本不在众，偏师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万一未至……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犹知出兵山东，以牵制关陕，彼独不知警动两淮荆湘，以解山东之急耶?……山东去敌万里，彼虽不能守，未害其疆：两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没，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显然史浩主张的是：先加强长江防线，整顿士卒，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机而动。

孝宗干脆下诏让大臣们来讨论如何对付金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发表了意见，只有宰执没有上奏章。孝宗因此问史浩，史浩上奏说：“先作好充分准备，这才是良策。不要听目光短浅谋士的话，兴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去作战，这些没有良好素质的军队，到敌人离去时就来论赏邀功，到敌人来进攻时就丢弃武器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样做恢复可能实现吗？” 此所谓取快于一时，而含冤万世。他还上书道：“靖康之祸，谁不痛心疾首，掉二帝之蒙尘，悲六宫之远没，确应枕戈待旦，恩报大耻，然陛下初立，应以自治先行，方可图远。如今内乏谋臣，外无良将，贸动干戈以攻大敌，谁能保其必胜？如能侥幸获胜，自当痛快；若然不胜，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后果那堪设想！”史浩觉得不能侥幸获胜，非到有把握时才能进攻。

这时李显忠、邵宏渊又上奏请求引兵进取，史浩也上奏说：“二将动不动就来请战，难道督府命令可以不行吗？”张浚请入觐，请求即日下诏进建康。皇上问史浩，史浩陈述理由，说不可。退朝后，又用诘问口气对张浚说：“帝王的军队，应当万无一失时，才可以出，岂可尝试以图侥幸。”以后他与张浚又在殿堂上反复辨论。张浚说：“中原沦陷已很久了，现在我们如果不取，豪杰一定会争着去收取。”史浩说：“中原决然没有什么豪杰的，如果有豪杰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起来亡金呢？”张浚说：“那儿民间没有武器，因而不能自起，等到我军一到他们一定会积极作内应的。”史浩说：“陈胜、吴广用鉏櫌棘矜亡秦，他们一定要等我部队到才起事，这就不是豪杰了。” 在上面的辩论里，两人都有些走入极端，张浚强调的是民心可用，良机难得，他看到了希望，却忽略了现实的种种困难，所以他无法理解史浩的稳重：史浩看到的是武备不修，取胜艰难，反对冒险，主张卧薪尝胆，所以他认为张浚心存侥幸。这样张浚与史浩的一场廷辩，反复达五日之久，最后史浩劝张浚说：“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量力而图之，是徒慕名尔。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张浚以我年纪大了等不及了作回答。史浩继续劝说：“晋平吴，归功于羊怙。明公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成，亦明公之功，何必身自为之？”张浚默然。史浩又说“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说得很清楚，史浩反对冒失恢复中原。

而张浚一贯刚愎自用，不幸得是，他的固执并不因为岁月流逝而改变，反而因为时不我待而更添急躁。虽然在这次辩论中他处于下风，但他还是在第二天上书孝宗，张浚入内宫上奏说：“史浩的想法不可以改变了，臣恐怕失去一个良好的机会，恳请皇上作出英明决断。”面对如此有利的局势，作为太祖的子孙，被恢复中原的巨大道义力量所振奋，这时孝宗听不到史浩说过的一句话“张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即召见张浚，问他恢复的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此时的孝宗正是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经过张浚的鼓励和支持，又坚定了决心。四月，孝宗绕开三省和枢密院，直接下令张浚江淮都督府挥师北伐。

在相府中的史浩忽然得知宏渊出兵的命令，方才知道皇上越过三省，直接给诸将下命令了。便对陈康伯说：“我们都兼右相，但出兵不跟我们说，还用我们做什么用！不辞去还等什么？”遂请求辞相。有政治才干、头脑冷静、处事稳妥的史浩，为右仆射仅四个月，却不惜辞官而去，就是为了坚持宰相应有的军事决策权，坚持自己的思法和观点。当时御史王十朋也论述史浩八条罪状，这就是：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孝宗就此罢免了史浩，支持张浚出兵。史浩曾住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前往看他，史正志也与张浚论辩主和。说起来史正志与史浩是同族，史浩祖上史惟则有一弟叫史怀则，他就是史正志的祖上。于是王十朋说史正志拜于史浩门下并像对父亲一样侍奉他，阴险奸邪，望风使舵以求升取，应该予以废黜，以严肃典章刑法。那个林安宅也常出入史浩门下，狐假虎威，作威作福，也应论其罪，将他们一起罢免。孝宗都同意了。

其实史浩心里很清楚。张浚虽有中兴之心，却无中兴之才，可谓志大才疏.。建炎四年他力排众议冒然与金兵决战酿成富平之败，绍兴七年他不听岳飞劝告而以书生吕祉统领刘光世军队而酿成淮西兵变。那场富平之战，高宗为了扭转在东南的被动局面，派张浚经营川陕。张浚把五路兵马二十万人，七万匹马都集中到富平，还有无数粮响。当时南宋的大半家底都集中到张浚手里了，张浚踌躇满志，甚至准备此战胜后，直捣燕京。虽然吴阶、曲端等好多人不同意与金作战，但张浚固执己见，兵力集结后，张浚拒绝了部将的兵不厌诈，出其不意的建议，而是约期作战，结果他连续几次下战表，金兵主将完颜娄室就是置之不理，其实，娄室正在利用这个时间,部署调动兵力，他先派三千骑兵把宋军大营周围的百姓居住的寨子占领，这样就把宋军包围起来。张浚得知便吓坏了，带头逃命，宋军本来就缺乏配合作战的能力，这下是兵败如山倒，军队损失很大，大量的粮草、器械也都被金兵获得。此战后，宋军在陕西已经没有立足点，因为张浚的拙劣表现，大大消耗了南宋的实力，此后宋军再也没有能力集结这样的大兵团和金作战了。

富平之战后，张浚又一手酿造了淮西之变。“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用兵不利，结果被罢免，但他手下的军队怎么处置成了问题。张浚力排众议，派自己的亲信吕祉去统领该军，这个吕祉是个纸上谈兵的书呆子，曾自栩如能亲统一军必能擒刘豫，张浚拿他当宝贝，大加重用.结果吕祉去了淮西以后，不仅无法指挥军队，还瞧不起武将，最后淮西将领郦琼率领四万军队挟持着吕祉北上投降伪齐，这位空谈的吕大人也因此丢了脑袋。而淮西之变的根本原因就是处置不当，副将郦琼和主将王德有矛盾，如果让韩世忠或者岳飞兼领该军，必定不至哗变。因为淮西之变，张浚被罢相，闲置了二十余年。高宗因此说，朕宁可亡国，也决不用张浚。这句话自然可以理解为，凭张浚的才能，用他肯定就亡国了。隆兴北伐前，高宗还对孝宗说，千万不要重用张浚，孝宗不听。结果，张浚出师又出昏招。本来开始出兵时，李显忠为主将，可以节制邹宏渊，但邹宏渊找到张浚抗议，张浚就同意两人各领一军，互不统属。结果符离溃败就是因为邹宏渊不援助李显忠。而且，北伐时，前线部队在安徽，而张浚自己驻扎在扬州，距离这么远，如何指挥，焉能不败。

即使从士大夫角度来说，张浚也不能算是君子。高宗初即位，黄潜善和汪伯彦二奸千方百计排挤李纲，而作为黄潜善一手提拔起来的张浚，对汪黄的误国视而不见，却为了报答黄的知遇之恩，对李纲极尽诬陷，中伤，打击之能事。甚至称李纲为国贼，靖康之耻的酿造者。这些行为岂能与史浩的人品相比。

符离溃败，张浚自弹，不久就去世了。金人渡淮南下，魏胜战死，刘宝王彦逃遁，因此在军事行动中金人更占了上风。

十二月，孝宗命原来停留在镇江的使臣魏杞渡过淮河，到金朝求和。魏杞此行危机四伏。金帅因为魏杞不肯屈服，大怒，挥剑恐吓，剑及颈而止，魏杞的脖子却不因此有稍歪。魏杞从没有被金人吓倒，乾道二年正月，他在燕京晋见完颜褒，就在朝堂上抗言道：“天子神圣，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和则两国蒙其福，战则战士蒙其利，昔人论之甚悉”。这段话切中当时宋金实情，因此“金君臣环听拱悚”。虽然这话有点夸张，但却十分切近实际。在魏杞出色的外交斗争下，金廷同意收回遣返归正人的要求，同时确定双方国书称谓。宋国书为“侄宋皇帝昚，谨再拜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金国书为“致书于侄宋皇帝”，不写名字，不写尊号，不称阙下，自此成为宋金国书的定势。这一和议的签订，既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一些屈辱，又使宋金进入了近四十年的和平时期。对此史浩钦佩这位年少时的同窗。

史浩罢相归来，经过慈溪，慈溪县令出城外数里前来迎接，一会，县里的其他官也来参拜，将县衙里挤得满满的，史浩就站起来还礼表示感谢。县令局促不安，请求免礼，史浩说：“阁下与之，有名分，某与之，为乡曲，自是不同。”没有因曾居高位而轻视下级官员。闲居数日，史浩便去游览余姚，拜谒严子陵墓，他对隐居生活颇为自得，《严光墓》一诗透露了他当时的心境：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鬈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胜，千古谁知有钓台。

乾道初，史浩受命知绍兴，到任后，他兴修水利，惩除强暴，深得人望。

他又将母亲洪氏接到绍兴供养，史家孝母有数代传统。当年史浩为官在朝，十分记挂家中母亲及妻儿，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节，总要从都城临安赶回故乡同亲人团聚。不料有一年。史浩在返乡过中秋的途中，因马失蹄而受伤，夜宿绍兴而不能按时返乡与亲人共度中秋佳节。

家中也因他以前年年都及时赶到过中秋，相信他一定会回家来，所以左等右等，但月上中天，玉兔满轮，仍不见他返回，直等到次日八月十六，史浩才迎来了匆匆赶到，于是一家人在月上东山，重设供品祭月，共度佳节，史浩又填《念奴娇 中秋》：碧天似水，看常娥摩出，一轮寒璧。桂魄扶疏光照耀，尘界都成银色。万象森罗，羞明卷彩，黯淡唯今夕。风高露重，井梧湿翠时滴。谁信鹤发婆娑，鄮峰真隐，对影为三益。虎绕龙蟠丹就后，一颗清辉的国。不养银蟾，不关玉兔，到处无亏蚀。三千行满，也能飞上璇极。此事在乡传为佳话。

史浩很会感恩，那年的卖饼婆还健在，史浩就派人用车将她接来，让她坐在堂上，接受恭恭敬敬礼拜。史浩又想推荐她儿子去做官，卖饼婆表示感谢，却没有接受，她说：“希望丞相的子孙，如果有一天能到绍兴来做官，不要忘记我家，能给与接济就行了。” 史浩答应了，并告诉给儿子，后史弥远为常平使者，又到卖饼婆家去，在她的像前跪拜，与她的儿一起坐在堂前叙旧，并送了很多金帛。到嵩之在绍兴做官，卖饼婆的子孙们都在，嵩之也像当年史浩待卖饼婆一样对待他们。

这时王十朋再次上疏说：“皇上即使能够像舜一样去除邪恶，未必能像舜一样端正名声平定罪恶。绍兴距离行都很近，史浩曾为它的属官，奸诈贪赃的名声远近闻名，又有什么颜面再见到他的下属百姓。”皇上又让史浩去主管一祠观。

当时老朋友魏杞、汪大猷都闲居在明州，史浩回乡后就去探望他们，一起吟诗唱和。

史浩赠诗魏杞说：“战战竞竞事一人，匡扶社稷演丝纶，洁如寒涧冰千尺，净若秋空月一轮，待漏金门伺五夜，中书决政坐重茵，太廉二字君王赐，清白芳传奕叶孙。”赞慕了魏杞的品质。当年魏杞受命于国难之际，出使金邦而不畏强暴，一身浩然正气而功成返国，金邦的馈赠和皇帝的赏赐都一概不受，功勋卓著而永保冰清玉洁，两袖清风荣归故里。如今孝宗御书的“大廉堂”，制成金字匾额悬挂在祠内。史浩见了，不能不深受感触。

史浩又赠同窗汪大猷说：“勇退须当得谢年，不因问舍与求田，悠悠富贵非吾愿，草草杯盘却信愿，自语筋骸吾矣，人知忠赤尚依然。” 赞美大猷不图名利，激流勇退的人格。

自此，史浩数年不被诏用。

乾道八年，史浩又以保宁军节度使知福州，他仍然努力为大宋尽忠，“募夫以石铺之”，筑起一条令世人瞻目的“商旅之途”、“诗歌之路”。

九年正月，史浩从福聿归来，佚老于四明。每每向南湖智连法师问法要。问说，师于禅律亦贯通耶。法师说，水泮雪消固一水耳。又问，华严般若何太支离。法师说，支离所以为简易。史浩倏然有省。

淳熙初，皇上问执政：“久不见史浩，无他否？”遂除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淳熙二年，孝宗过德寿宫，到石桥亭看古梅，命内侍宣史浩，史浩到来，孝宗便赐史浩坐，太上以黄玉紫心葵花玩宣劝，史浩捧觞为两宫寿，这天君臣都沾醉。小内侍轻声说：“史相公小酌。”孝宗听到说：“满酌不妨，当为老先生一醉。”喜赐玉带、金合、紫尼罗等和御书四幅，史浩谢过皇恩就回来了。

淳熙五年史浩在东钱湖建月波讲寺。当年他路过金山，见水陆法会之盛，于是迭石成岩，为宝陀洞天，结洞室以安大士，乃施田一百亩，于寺建水陆道场，亲制疏词，撰集仪文《仪文》四卷，四时启建水陆大斋。孝宗听说后，赐“慈悲普济寺”额，又御书“水陆无碍道场”以揭于殿。水陆法会由此兴盛起来了。

这一年，史浩复为右丞相。皇上说：“自叶衡罢免，丞相一职一直空着，等你很长久了。”史浩上奏说：“承蒙皇上恩惠，得以再任丞相，臣一定要尽力维持公道，使朝廷没有朋党这种弊端。”皇上说：“宰相岂当有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史浩坦言真诚，出任右丞相后，急于进贤如初。录用贤士，三请朱熹，重用杨简、陆九渊等十五名江浙名士，士林为之一振。赵雄曾荐刘光祖试馆职，光祖朝堂答策，论科场取士之道。皇上亲批其后说：“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择人。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戮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诏既出，中外大耸。议者谓曾觌视草，为光祖甲科发也。皇上派曾觌拿去给史浩看，史浩看后上奏说：“唐、虞之世，四凶极恶，止于流窜，三考之法，不过黜陟，未尝有诛戮之科。诛戮大臣，秦、汉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礼，列圣传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祖宗家法也。圣训则曰‘过于忠厚’。夫为国而底于忠厚，岂有所谓过哉？臣恐议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归过祖宗，不可不审也。”敢亍纠正皇上“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的不正确看法。

史浩为政几十年，先后引荐过许多有用之才，其中包括张浚、王十朋、朱熹、杨简、陆游、叶适等近五十人，那些被举荐的有的不领情，如张浚的儿子张式；有的不知引荐者是谁，直到史浩去世后才知情，如叶适，有的反而恶语相加，如王十朋，有的认为引荐有笼络人心的意思，如朱熹。他们虽然诋毁史浩，但史浩还是不断向孝宗推荐。孝宗问，“是以德报怨吗？”史浩回答说：“臣不知有怨，若以怨而德报之，是有心也。”如莫济曾诋毁史浩，史浩还是向孝宗推荐，让他掌内制。孝宗说：“此人不是议论过你吗？”史浩说：“臣不敢以害公。”于是莫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曾被史浩推荐进用，超级进封为魏国公的张浚，因用兵山东与史浩对立，恨不得置史浩于死地，后来兵败自劾，史浩不计前嫌，反而为他上表说情。

史浩政尚宽厚，为了要救一个无罪而被判死刑的市民陆庆童，竟又和皇帝争论起来，忿而辞职。后来孝宗提起陆庆童的案子，还表示后悔。当时枢密院承旨王抃建议，因为殿、步二司军多虚额，请求各募三千人充实。不久殿前司就上街捕捉市民，京城骚动，被掠捕的许多人都斩断指头，表示不愿意。朝廷强行征兵，军人怙众，强夺民财，使百姓与士兵发生了冲突，孝宗拟以军法处置，史浩认为：军法处理兵是可以的，但处置百姓就过当了，并说：“言也可畏，‘等成，死国可乎？’是军人语。”孝宗发怒说：“这是把我比作秦二世了。”史浩缓缓地说：“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岂二世事？”就这样又辞相职。皇上同意史浩去职，就拜他为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兼侍读。

淳熙十年，七十二岁的史浩，封魏国公，致仕。他才悠然自得地游览起故乡的明山秀水、名胜古迹来，偶尔也写一些诗歌和短文，以此抒发心怀。一日游东钱湖，即咏之：“行李萧萧一担秋，浪头始得见渔舟。晓烟笼树鸦还集，碧水连天鸥自浮。十字港通霞屿寺，二灵山对月波楼。于今幸遂归湖愿，长忆当年贺监游。”还填了《满庭芳 游湖》：和靖重湖，知章一曲，浙江左右为邻。绣鞯彩舰，只许日寻春。正好厌厌夜饮，都寂静、没个游人。夫何故，欢阑兴阻，只为隔城闉。堪嘉，唯甬水，回环雉堞，中峙三神。更楼台缭岸，花柳迷津。不惜频添画烛，更深看、舞上华裀。拚沈醉，从他咿喔，金距报凌晨。

这小普陀便是当年史浩为相时所凿。史浩从小居住在东钱湖之畔，为人至孝。他的母亲信仰佛教，平时常要到南海普陀去朝山进香，求佛保佑她家世世代代荣华富贵。后来，因为年老，双目失明，去南海进香，要跨洋过海，路途遥远，海上又多惊涛骇浪，舟楫难渡。可是老母整天嚷着要去拜佛。史浩虑及老母行动不便。但又无法阻止。他为此急得寝食不安。一天，为了消除烦闷，到湖上泛舟。只见湖上有个岛屿风景优美，嶙峋的岩石兀立水中，犹如东海上的普陀山。他忽然灵机一动，何不在岛上凿个山洞，内供佛像以供母亲拜佛。于是，他召集地方上名匠雕工，悄悄的在霞屿岛上凿建一个石窟：把岛屿打一个大洞，洞中雕凿石观音、护法神、飞龙等造像，待一切布置停当，便请老母去普陀进香。这天，正好风和日丽。史浩预先安排了一艘大船，他把老母扶进船舱坐定，然后扬起风帆，荡起橹浆，在东钱湖中周游。每当夜晚，船工便按史浩编的话向老人报告：““船到招宝山了””，““船过沈家门了””。船在东钱湖上游荡了三天三夜，最后驶到石窟之前，船工高声报告："“普陀山到了！”"候在那里的和尚见大船靠岸，赶紧念经的念经，敲木鱼的敲木鱼，烧香的烧香，骗得史母确信到了普陀山。于是，史浩便扶着老母进入石窟，烧香拜佛，了其心愿。以后每年拜佛，他都用这个办法。

史浩迁居月湖，是在他中举之后，所以晚年他治第在月湖上，建阁作堂，特地在园内造了一个宸奎阁，珍藏两朝赐书。孝宗就御书“明良庆会”名其阁，“旧学”名其堂。孝宗还将月湖"“竹屿”“赐给他，并拨银万两在竹洲建了一座”“真隐馆”“为史浩府第，垒石为山，引泉为池，称”“四明洞天”“。又书了”“四明洞天”"四字相赠。史浩在府第时有诗咏。《喜迁莺》：凭高寓目。爱屹起四窗，云南云北。缥缈烟霞，萧森松竹，多少洞天岩谷。著向十洲三岛，入海何妨登陆。要知处，在皇家新赐，西湖一曲。林麓。真胜概，樊榭鹿亭，百卉生幽馥。绿绮春浓，青蛇星烂，隔断世间尘俗。笑呼羡门俦侣，时引宝觞醽醁。醉和醒，但南山之寿，难忘勤祝。《迎仙客》：瑞云绕。四窗好。何须隔水寻蓬岛。日常晓。春不老。玉蕊楼台，果是无尘到。没智巧。没华妙。个中只喜风波少。清尊倒。朱颜笑。回首行人，犹在长安道。《南浦》：一箭舜弦风，向晓来、轻寒初报麦秀。蝶股歇花须，韶光老，莺声倦闻呼友。池塘绿暗，数竿粉节天然瘦。对兹美景，爱清歌妙曲，千钟芳酒。谁知别是壶中，缭画阁朱栏，烟谷云岫。三岛十洲东，青霄上，神工幻成岩窦。瑶台阆苑，翠旌羽葆频相就。世凡洗断，教乌兔从今，迟迟飞走。

史浩告老还乡以后，又创四明尊老会，与魏杞、汪大猷他们咏诗品茗，写下大量诗作。

又建月湖诗社，诗社中大都是地方上学者和史浩的亲故。袁燮是史家姻亲，沈焕是史浩同科进士，杨简是史弥远的老师，他们都师承陆九渊，研究心理合一的"“心学”“，且颇有成就，人称”“淳熙四先生”"，这些人虽都年少于史浩，却能与史浩一起吟诗娱乐。

届时还要举行龙舟竞渡之戏，将船身彩绘如龙形，船头列龙头，龙头篷架精雕细刻。旁边张挂彩旗，鼓乐细吹，竞赛时敲锣击鼓，划者呐喊而行，运动如飞。“三岛烟霞，十洲风月，四明古号仙乡。萦纡雉堞，中涵一片湖光。绕岸异卉奇芳。跨虹桥、隐映垂杨。玉楼珠阁，冰帘卷起，无限红妆。龙舟两两飞扬。见飘翻绣旗，歌杂笙簧。清尊满泛，休辞饮到斜阳。直须画蜡荧煌。况夜深、不阻城隍。且拚沈醉，归途便教，彻晓何妨。”赛龙舟这既是与民同乐，也为追念史氏先祖。相传史浩曾祖史简，跟庆历五先生之一王致学习，以儒雅、端正著称，他对母亲极为孝顺，后任郡吏，一天，月湖举行盛会，史简邀母亲和亲友一起游湖，恰遇郡守要找史简，史简没有及时赶到，被郡守严厉地训责了一顿，回家后因此抑郁而亡，年近三十三岁。对此史家人一直不愿忘记。

史简去世后，他妻叶氏年仅二十五岁，已有弱子幼女，不久弱子也殇，叶氏父母认为年轻守寡不是办法，就动员女儿改嫁，叶氏因腹中有遗孤，请求父母谅解，但父母还是坚持让她改嫁，叶氏严正地说：“要我用异姓粮食度日，宁可成为史姓的饿鬼。”叶氏父母见女儿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劝了。因此，叶氏成了史家最受尊敬的人。

淳熙十四年四月四日，史浩为功德疏文，中说：“道骨既销于黄壤，仙游托在于青霄，伏觊光明，下昭窟宅，潜德九原而可作，遗芳万祀以长存。”下水岙长乐里山有史简叶氏墓，为史诏所筑，在叶氏墓一侧史浩建无量寿庵，前殿供佛，后殿奉祀赠冀国公史简，冀国夫人叶氏，赠越国公八行先生史诏，越国夫人徐氏四位神像。当年史浩在相位时，孝宗诏赐家庙，祀及五世，罢政东归，慨念始祖暨高祖俱无坟墓，乃卜地于东湖下水之原，筑五穴，具衣冠葬之，并植楹其上，自著招魂文，勒之石。

绍熙五年，八十九岁的史浩似乎完成了他生命中的所有使命，在府中寿终正寝。孝宗为此二宫震悼，天子缀朝，封会稽郡王。

光宗即位后，又进史浩为太师，赐地金家岙或称上水岙，改名吉祥安乐山作为墓地。宁宗登极，又赐史浩谥为文惠，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赐焉。

嘉定十四年，再追封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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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澹(1146～1219)，字自然。南宋诗人，曾任兵部侍郎、右谏大夫等职。嘉定十二年十二月病卒，终年74岁。著有 《小山集》 ，收入 《永乐大典》 及现代唐圭璋编 《全宋词》。"生平

何澹，字自然。南宋龙泉县南上河村人。十八岁人太学。宋乾道二年中进士礼部第二人。

历官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秘书丞、将作少监、国子祭酒、兵部侍郎、谏议大夫兼侍讲等。庆元二年自御史中丞任同知枢密院事，四月任参知政事。六年二月，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任职期间，依附权臣韩侂胄，排除异己为伪党，立“庆元党禁”。数年后，澹有韬晦之意，于嘉泰元年七月力请辞职，奉祠禄闲居故郡近七年，未忘乡土建设。开禧元年奏请朝廷调兵3000人，疏浚处州通济堰，将木坝改为石坝；修筑保定村洪塘，蓄水灌溉2000余亩；修撰《龙泉县志》，开龙泉地方志之先河。嘉定元年以观文殿学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

初为宰相周必大器重，始为学官，久未升迁，而右丞相留正奏后升迁，怀恨于必大，借谏官之职予弹劾，致周必大罢相，并祸及门人弟子。依附权臣韩侂胄，排除异己，立“庆元党禁”。《宋史》评论其：“急于荣进，阿附权奸，斥逐善类，主伪党之禁，贤士为之一空。”嘉泰元年七月，力请辞官，奉祠禄闲居。开禧元年，奏请朝廷调兵三千，疏浚处州丽水通济堰，由木坝改为石坝；又筑洪塘，灌田2000多亩；编纂《龙泉县志》。嘉定元年，以观文殿学士知隆兴府，继任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等职。病卒，赠少师。著有《小山集》，收入《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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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麟(969～1052前后)，宋杭州属县巡检。见[宋]俞文豹《清夜录》[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近水楼台： 此故事出自宋俞文豹编撰的《清夜录》。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对部下很宽厚，常举荐随员做官。据说，他在浙江做官时，部下都经他举荐当了官。只有一位叫苏麟的人，因外出办事不在跟前，未被范仲淹举荐。於是，苏麟作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实则暗示：好处都被别人占了，而自己却得不到恩泽。此诗以后成为人尽皆知的成语，用以讥讽藉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亲信捞取好处的人。

汪洙，字德温，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其幼颖异，九岁能诗，号称汪神童。父，汪元吉，曾任鄞县县吏。在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因看重汪元吉的为人，特把汪元吉推荐给转运史，叫汪元吉负责明州府的法律方面（司法参军）的事务。"著作

汪洙诗才横溢，他先后写了不少言绝句诗，都是一些便于孩童记诵的短诗。就有当时的塾师门将汪洙所赋的三十多首五言绝句汇编诠补成集，题为《汪神童诗》。《神童诗》文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儿童记诵，它与《三字经》等同誉为“古今奇书”，成为训蒙儿童的主要教材，流传极广，影响至为深远。尤其如其中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学向勤中得，萤窗万卷书。”“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知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等等，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传诵不息。

汪洙成年之后，淹贯博洽，熟悉经史。然而经多次考试，均未能考中。一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才得以考中进士，任明州府学教授。由于汪洙为人淳正，是一位好教师，随从他听课的学生众多，有一府之望，世人均称他为“汪先生”。正由于他教授有方，声闻朝廷，到汪洙去世时，特追赠为“正奉大夫”衔，给予了较高的优待。留下的著作有《春秋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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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赵恒（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第三子，母为元德皇后李氏。至道元年（995年），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赵恒即位。乾兴元年（1022年），赵恒驾崩，年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葬永定陵。后累加谥至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赵恒好文学，善书法。著名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出自他，其目的在于鼓励读书人读书科举，参政治国，使得宋朝能够广招贤士治理好天下。"生平

早年经历

乾德六年十二月二日，赵恒生于东京开封府第，是宋太宗第三子，与长兄楚王赵元佐同母，初名赵德昌。他幼时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时，喜欢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宋太祖喜爱他，将他养在宫中。

太平兴国八年，被授为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韩王，并改名元休。

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名元侃。

淳化五年九月，进封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府尹。

至道元年，被立为太子，改名恒，仍兼开封府尹。赵恒既非太宗的长子，也不是皇后所生，原本是轮不上他继位的。但其长兄赵元佐因叔父赵廷美之死发疯、二哥赵元僖无疾暴死，他才有幸成为太子。

登基为帝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太宗驾崩后，赵恒遭遇了由太监王继恩和李皇后共同谋划的宫廷政变，在宰相吕端的支持下，赵恒才于同月继位，是为宋真宗。次年改年号为“咸平”。

咸平之治

赵恒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人为宰相，勤于政事，分全国为十五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他也能注意节俭，因此社会较为安定，给国家创造了一个相对长期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

其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使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

澶渊之盟

主词条：澶渊之盟

北宋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自咸平二年开始，辽国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景德元年秋，辽朝承天太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城下，威胁北宋的都城东京。警报一夜五传东京，赵恒问计于群臣。当时宰相王钦若、陈尧叟分别主张迁都于江南及蜀地，任职才一月的宰相寇准则厉声反对说：“出这种主意的人应当斩首！”他说，如果放弃汴京南逃，势必动摇人心，敌人会乘虚而入，国家就难以保全了；如果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必定大振，就一定能击退敌军。赵恒同意御驾亲征，由寇准随同指挥。到了韦城，赵恒听说辽兵势大，又想退兵。寇准严肃地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壮大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趁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赵恒才同意继续进军，渡河进入澶州城，远近各路宋军见到赵恒的黄龙大旗，都欢呼跳跃，高呼“万岁”。真宗在寇准的要求下上城墙鼓舞士气，使得宋军士气大振。寇准指挥宋军出击，个个奋勇冲杀，消灭了辽军数千，射死了辽军主将萧挞凛。萧太后见辽军陷入被动，便要求议和。

赵恒派使者曹利用去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之际，告诉曹利用说：“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算要百万也可以！”寇准知道后，却指着曹利用愤怒地说道：“如果超过30万两，就提人头来见。”

经过曹利用和辽使者的一再讨价还价，两国制定了如下条约：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宋尊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侄论，使者定期互访。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隍城。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于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曹利用回到宋朝之后，赵恒急问金额，曹利用不敢直说，只竖起3根指头，赵恒以为是300万两，大惊失声脱口道：“太多了。”过了一会又自我安慰道：“是太多了，但就此把事情了结也好。”等知道是30万时，如释重负，转忧为喜，对曹利用大加赏赐。

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于戈”，同时也是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并使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霸州等地设置榷场，开放交易，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宋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

伪造天书

澶渊之盟签订后，赵恒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得意了一阵子。不料有一天，参政王钦若却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王钦若的话，本来是要贬低寇准的，但却同时给爱虚荣的宋真宗泼了一盆冷水，从此怏怏不乐。王钦若“性倾巧，敢为矫诞”，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真宗伪造“天书”的把戏，就是他出的歪点子。他看出真宗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就找了个机会假意向真宗提议说：“陛下若出兵收复幽、蓟两州，就可以洗掉澶渊之盟的耻辱了。”真宗说：“河北的的百姓刚免了战争之苦，我哪忍心再挑起战争呢？还是想点其它主意吧！”王钦若乘机说：“那就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了。但自古封禅，都得有“天瑞”出现才行。”接着又说：“当然，这‘天瑞’不是说要就有的；前代之所谓“天瑞”者，有些是人为搞出来的，只不过人主把它当真的崇奉起来，并以之昭示天下，就会同真的一样了。古代传说的‘河出《图》、洛出《书》’，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吗？那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听了，当然心领神会，但又担心地说：“王旦也许不会同意这么干吧？”王旦是当时的宰相，因为之前寇准已被排挤出朝，所以真宗首先考虑王旦是否肯附从。王钦若说：“我去向他暗示这是出于圣意，估计不会不同意。”果然，经过王钦若说项，王旦同意了。但真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正当喝得高兴的当儿，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与王旦说：“带回去同老婆孩子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一看，哪里是什么美酒，那里面盛的全是美珠！

景德五年正月初三，宰相王旦率群臣早朝完毕时，有司来报，称“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宋真宗“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为了证明“天书”真的是从天而降，宋真宗还特意精心编造了一个故事：“半夜我刚要睡，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绛袍，对我说：‘一月三日，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从十二月一日起，我便蔬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终于盼来了天书。适才城皇司来奏称在左承天门南发现有帛布悬于屋脊上，即遣中使去察看，回报说帛布还包有类似天书的东西，封口隐然有字。原来正是神人说的天书啊！”王旦等当即再拜称贺。真宗于是率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诚惶诚恐地把那所谓的“天书”迎奉到道场，当众开了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的是：“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另外还有黄色字条三幅，内容的意思是说真宗以孝道承统，务以清净简俭，必致世祚长久云云。真宗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宣读后，依旧包起，郑重盛入预先准备好的金柜中，另派官员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即在崇政殿设斋宴，接受百官朝贺。为了扩大影响，真宗趁热打铁，接连下了几道诏令：大赦、改元、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群臣加恩、特许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等。又授意一班吹鼓手如陈尧叟、丁谓等益以经义加以附和。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这样闹腾了一阵之后，三月间即由王旦牵头，动员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上表请求真宗封禅。真宗召三司使丁谓问了经费事宜后，即命翰林及太常详拟封禅仪注，又任命了主要负责官员，其中王旦为封禅大礼使，王钦若为封禅度经制置使，丁谓负责计度财用。六月初，派王钦若为先行官，赴泰山筹办具体事宜。王钦若一到乾封即上言：“泰山醴泉出，锡山苍龙现。”不久，又遣人将自己伪造的“天书”驰送京都。真宗再次召集朝臣吹牛说：“五月丙子夜，我又梦见上次的神人对我说：“来月上旬，将赐天书泰山”。即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瑞立即上报，果然应验了……王旦等又是再拜称贺。

封禅泰山

真宗自从澶渊之盟订立后，大兴祥瑞，东封泰山，西祀汾阳，粉饰太平，又广建佛寺道观，劳民伤财，导致社会矛盾加深。宋真宗封禅泰山，刻意营造了一种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现象，向世人昭示自己是真命天子，来加强统治。首先，宋真宗就和王钦若在国家各个地方，制造了很多祥瑞之兆，以此来表现太平盛世。然后王钦若与一些大臣就伺机行事，请求宋真宗东封泰山。当伪造天书，一切准备就绪后，真宗即于十月初正式就道东行。那“天书”被载以玉辂，在前开路；王旦等一般文武百官随从；还有一大批供役人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历时十七天始到达泰山。在山下斋戒三日，始行登山。按照事先拟定的礼注，在山上完成了祭天大典后，第二天又下到社首山行了祭地礼。宋真宗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庆贺活动。总计这次“东封”，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内，前后花了四十七天时间，演绎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闹剧，而宋真宗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皇帝。这用去了大量的钱财，为日后宋朝的财政危机种下了祸根。从此以后，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再也没有皇帝东封泰山，封禅泰山的历史从此结束。这场由王钦若执导、宋真宗主演的闹剧虽然暂时结束了，但真宗并没有停止其“以神道设教”的事业，那些阿谀取悦之徒也仍然不断向他“争奏祥瑞，竞献赞颂”，几至达到“全国上下如病狂热”的地步。三年以后，在一些人的怂恿下，真宗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大礼。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举措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

去世

天禧二年中秋节，赵恒正式下诏册立8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祯。

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赵恒于延庆殿驾崩，享年五十五岁，在位共二十五年。群臣为其上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十月十三日，葬于永定陵；二十三日，附祭太庙。

天圣二年，加谥为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庆历七年，加谥为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生平

政治

恤民免租

宋真宗体恤民情，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每逢民间有大灾大难或者百姓流离失所时，就减免百姓的税租，让百姓得以存活，渡过难关。

咸平元年夏季的四月，发生较大的旱灾。四月初四的那一天，真宗皇帝在白鹿山祈祷求雨。四月十四日，赵保吉派遣其弟赵继元入朝致谢。二十一日，派遣使臣检查全国吏民拖欠钱物，全部免除。

咸平元年冬季的十月初三，宜州捕获溪峒蛮酋长三十多人送到朝廷，真宗皇帝下诏释放他们，遣送回家。初四，真宗皇帝免除澧州蛮境内归业百姓租税。初九，设置福建路惠民仓。

咸平五年夏季的四月初七，真宗皇帝下诏陕西百姓运送北方边境粮草者，免税一半。十七日，命令三司每年考核户口。二十一日，免深州、霸州等九州百姓租税。二十八日，恢复雄州榷场。

景德元年夏季的四月初一，真宗皇帝为皇太后谥号为明德。大臣三次请求真宗到正殿理事，采纳了大臣的意见。初三，邢州地震不停。因为溪蛮的战祸已经平息，很多百姓都已经恢复了农业生产，于是真宗皇帝就免除澧州石门县二年租税。

吏治改革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够实现“德治”。

官员制度

宋真宗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
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许多。

官员档案

宋代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与此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伏日休务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反腐举措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第一，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

第二，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

第三，建立了一整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德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

首先要“鲠亮感言”，廉洁无私，纠缠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

经济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急速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85万。可以说，如果没有1004年的和约，就没有公元1009年的繁华似锦。在宋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初期时的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仍频，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财政增收

人口与税收从996年北宋户口451万户，财政2224万，1021年北宋户口867多万户。人口是见证国家繁荣的高效统计工具，每一个朝代都务必面临这一问题，以清朝乾隆年间为例，人口已经达到3亿。那么1021年北宋人口是将近900万户，每户有多少人呢？假如答案是5人，整个国家人口也达到了4500万，还没有浙江省人口多，可见历史上的北宋人口发展在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下，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是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不敢想象的数字。更令人称奇的是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财政15085万，北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人口终于突破一个亿。可见，也是按照我推算的每户5人多点算出的。财政增加12861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

农业

真宗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景德年间，专门制作瓷器的地方的昌南镇遂改名为景德镇，贸易盛况空前，史称咸平之治。公元1001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政治清明，经济日趋繁荣。

宋真宗在位25年，且统治时期治理有方，户口增加416万户，财政增加12861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他以拉动内需反腐倡廉促经济发展，使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

岁币

宋真宗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不过为民族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开创了宋辽和平发展的局面。

文教

大中祥符二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同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同年，赵恒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为侯爵，先儒左丘明等19人为伯爵。

外交

真宗对于边事十分谨慎，史称“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

背景

宋朝的北边有一个比宋朝建国还早的辽朝。在宋真宗上任前，两国之间已有多次较量，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从总体看来，大宋有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的趋势。不同于历史上同样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北宋的北边没有那道万里长城可以依赖，也没有产马地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而且由于幽云十六州没能收复，战略要地尽失。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措施

为了抵御辽朝骑兵，宋真宗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咸平四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景德元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宋真宗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搞屯田，积粮备战，并启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增加到真宗末年的91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人物评价

总评

赵恒在位的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北宋比较强盛，史称“咸平之治”。

但是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坚持太宗晚年推崇的黄老思想，继续守成的局面是最好的选择。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真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反而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历代评价

富弼：① 帝王之使人，不可不度其才。度其才而使之不容刮避，则命令重矣。真宗用郭贽、陈若拙守藩郡，各辞其任，一固遣，一责降，诚得使人之术。②人主听纳不可不谨，若容片言之欺，小则系一人之荣辱，大则系天下之利害安危，可不谨哉？谨之之术，惟在防微；防微之术，莫若左右之言不及也。真宗不以一内侍臣言进退官吏，听纳之道，谨之至矣。

王称：宋兴，承五季之馀，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来，君明臣良，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请和，示以休息，德明纳款，抚以恩信，于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谒亳社，绝代旷典莫不具举，礼乐明备，颂声洋溢，崇本报功以告神明，千载一时，岂不休哉。噫！守成之贤，致治之盛，周成康、汉文景可以比德矣。

脱脱：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朱元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郎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

蔡东藩：澶渊修和，本出真宗本意，观其在道逗留，望敌惊心，一若身临虎口，栗栗危惧。赖寇准力请渡河，敌气少沮。化干戈为玉帛，得以振旅还京，此非寇公之功，乌能至此？王钦若乃以孤注之言，肆其谗间，木朽虫生，仍由真宗胆怯之所致耳。迨至天书下降，举国若狂，欺人欺天，不值一笑。

家庭成员

家世

祖父：宋宣祖赵弘殷

伯父：宋太祖赵匡胤

父亲：宋太宗赵光义

母亲：元德皇后李氏

兄弟

汉恭宪王赵元佐，母元德皇后李氏

昭成太子赵元僖

商恭靖王赵元份

越文惠王赵元杰

镇恭懿王赵元偓

楚恭惠王赵元侢

周恭肃王赵元俨

崇王赵元亿

后妃

妻子

章怀皇后潘氏，宋初名将潘美第八女，于赵恒即位前去世，后追封为皇后。

章穆皇后郭氏

章献明肃皇后刘娥，于赵恒去世后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10余年之久，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

章懿皇后李氏

章惠皇后杨氏

妃嫔

昭静贵妃沈氏

贵妃杜氏

贤妃曹氏

贵妃陈氏

贤妃陈氏

顺容戴氏

美人徐氏

才人陈氏

子女

儿子

温王赵禔，早亡，宋徽宗时改追宗室，赐名赵禔，追封温王

悼献太子赵祐，十岁时夭折，母章穆皇后郭氏

昌王赵祇，早亡，宋徽宗时改追宗室，赐名赵祇，追封昌王

信王赵祉，早亡，宋徽宗时改追宗室，赐名赵祉，追封信王

钦王赵祈，早亡，宋徽宗时改追宗室，赐名赵祈，追封钦王

宋仁宗赵祯，生母宫人李氏，养母皇后刘娥、淑妃杨氏

女儿

惠国公主，早亡

升国大长公主，初入道，号清虚灵照大师。

陵寝墓地

陵墓地理

宋真宗赵恒永定陵，位于河南省巩义市蔡庄东北岭上。赵恒于乾兴元年葬于此地。陵墓底部东西宽五十五米，南北长五十七米，高二十一米。周围有建筑遗址的土丘十六个，陵墓四门各有石狮一对。陵前石造像四十八件。东边计十四个石人，2个石羊，两个石虎，两个石马，一个石麒麟，一个石凤凰，一个石象，一个石望柱;西边与东边相同。墓前有一石拜台。永定陵葬有三位皇后，即刘皇后、杨淑妃、李宸妃。

陪葬物品

乾兴元年四月一日，正式动工建陵，其工程非常巨大，动用了几万人的民工和军队到九月才基本完工。九月十一日，刘太后召文武大臣至会庆殿，参观为赵恒准备的殉葬物品，计有珠襦、玉匣、遂、含、服饰及种种珍贵器物，还有赵恒的“生平服御玩好之具”，真是琳琅满目，对于赵恒所珍藏、供奉的大量“瑞物”和“天书”应如何处置，太后、皇帝和大臣也一起做了商量，有的说应继续供奉；有的说应焚烧送回“天宫”；还有的说应辟一宫殿专门珍藏。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后宰相王曾提议：“前后下降的天书和全国贡献的瑞物，都是皇天上帝对先皇帝的特别的恩赐，此项光荣属于先皇帝，先皇帝已经上仙而去，天书、瑞物也应该与先皇帝同归皇堂奉安才是，万不可再留人间。”于是，决定所有“天书”“瑞物”都作为随葬物品，先于皇帝的灵柩送往永定陵，全部埋入陵中，无一字留存。

陵墓被盗

宋真宗死后葬于永定陵。公元1127年北宋亡国后，金兵进驻宋陵，为掠夺也为报复，他们对宋皇陵进行了毁灭性的盗掘。一时间狼烟四起，掘墓开棺，惨绝人寰。陵区内瞬间尸骨遍地，烟火弥漫，一片狼藉。

轶事典故

与刘娥

刘娥，四川成都人，生于开宝二年，出身贫寒，从小父亲就死了，跟随外祖母家的亲戚四处流浪，十几岁时就嫁给银匠龚美为妻。为了做生意赚钱，银匠带着刘娥来到当时的京城开封。龚美生意不好，走投无路，就想把刘氏卖掉。

真宗的幕僚张旻见过刘氏后，觉得她聪慧貌美，想起真宗曾说起想纳一个四川女子做侍妾，就安排两人见面。真宗见到刘氏后非常满意，便把她买了下来。刘氏颇得真宗的欢心，两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太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勒令真宗把刘氏逐出襄王府。父命难违，但真宗实在舍不得刘氏，便偷偷把刘氏寄养在张旻家。张旻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氏，自己为了避嫌，每天睡在襄王府，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怀疑，甚至是杀身之祸。

真宗即位后，没有忘记刘氏，把她接到了皇宫，疼爱依旧。刘氏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中祥符五年已经升为德妃。当时郭皇后已经去世，在后宫中，刘氏的地位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刘氏不仅温柔美丽，且生性机敏，通晓书史，对国家大事也颇具见识。真宗批阅文件，刘氏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刘氏总能提供恰当的建议，深得真宗信任。在郭皇后去世之后，真宗有意立刘氏为后，但他也知道刘氏的出身是最大的障碍。

真宗拿不定主意，就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正因刘氏出身卑微，赵安仁反对立她为后。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对真宗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改天，真宗问赵安仁该立何人为皇后，赵安仁建议：“德妃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可以做皇后。”真宗次日跟王钦若说明了赵安仁的意见，王钦若说：“陛下不说，我也知道他会这样说，赵安仁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真宗觉得赵安仁徇私，就罢免了他的官，下决心立刘氏为后。但刘氏为人处事颇为谨慎。当真宗决定立她为后时，宰相王旦忽然请病假，刘氏担心王旦持反对意见，就劝说真宗推迟此事。后来王旦上疏表示同意立刘氏为后，这件事情才最终确定下来。

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氏被册立为皇后。刘氏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的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氏已经40多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吸引真宗的是她的智慧和能力。精明能干的刘氏把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同时在朝政方面能给真宗以帮助。真宗十分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有一点依赖她。当真宗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氏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另外，刘氏的前夫龚美将自己的妻子让给真宗之后，也留在真宗身边为其效力。真宗即位后，龚美改姓刘，与刘氏以兄妹相称。由于刘氏的关系，刘美升得很快，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氏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真宗统治晚期，刘氏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寇准、丁谓两派之间的斗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刘氏虽受真宗宠爱，但自己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正巧，真宗看上了刘氏宫里的一个侍女李氏，受到真宗宠幸的李氏于大中祥符三年产下一子。当时刘氏还没有被封为皇后，年近四旬的刘氏可能认识到自己不会再有孩子，便接受了李氏的这个孩子，由她和另外一个嫔妃杨氏共同抚养，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真宗很宠爱刘氏，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拥有子嗣，对刘氏能册立为皇后，以及真宗死后顺利垂帘听政具有重要的意义。聪明的刘氏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刘氏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细心地抚育赵受益，母子感情十分融洽。这位皇子从小就叫刘氏大娘娘，叫杨氏小娘娘，一直认为刘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直到刘氏去世后，才知道真相。

由天命耳

赵恒年幼时曾登万岁殿，坐上皇帝的宝座，宋太祖赵匡胤对此十分惊奇，摸着他的头问：“天子好做吗？”赵恒回答说：“听从天命罢了。”

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描述的是宋真宗赵恒时，刘妃与内监郭槐合谋，以添加剥皮狸猫调换李宸妃所生婴儿，李宸妃随被打入冷宫。赵恒死后，仁宗赵祯即位，包拯奉旨赴陈州勘察国舅庞煜放赈舞弊案。中途，包拯受理李妃冤案并为其平冤，迎李妃还朝，这件事也因此成为经久不衰的典故。
另有版本记载刘妃狸猫换太子后，李氏受冤被打入冷宫而亡，仁宗即位后，刘被封为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把握朝政经，刘氏掌权十几年过足了“权力瘾”才安然死去。

但据《宋史》记载：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眀孝皇帝，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甲午，皇太后崩，遗诏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遗物赐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至此帝始知为宸妃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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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上女，字面意思是指淮水边良家女子。《续夷坚志》中曾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年间，金人南侵，掳走大批淮上良家妇女之事。另有同名词《减字木兰花·淮上女》，表现了被掳女子的屈辱与悲愤交加的沉痛心情。

刘铉（1394—1458）字宗器，别号假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永乐十七年以善书征入翰林，笔法温媚，推重一时。次年中顺天府举人，授中书舍人，预修三朝实录，历教习庶吉士，景帝立，历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天顺元年进少詹事，卒于官。谨于言行，谥文恭。好学不辍，工诗善文，有《文恭公诗集》。卒年六十五。《名山藏、弇州续稿》其子刘瀚为官，亦能守父训。"故事

景泰年间，刘宣随军驻守在京都龙骧卫，替卫使喂马。他利用空闲日夜在马房中读书，卫使起初不知道。一次，刘宣偶然与一塾师谈论《春秋》，塾师惊叹他的学业优异，就把这情况告知卫使，卫使便厚待他。不多久，刘宣参加科 举考试，发榜考中了解元。开科取士时，文恭公刘铉任主试官，读了他的文章感到很惊奇，说此文必定是隐居山林、上了年纪的读书人的作品，等到拆开试卷才知道是刘宣的文章。从此，刘宣才开始被人们所 赏识，而刘铉善于识别人才的名声也更加大了。"

[约公元一一]俗姓苏，字正平，丹阳人，苏庠之弟。（庠为澧州人，与祖可里居不同，未知何故）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徽宗崇宁初前后在世。住庐山，与善权同学诗，气骨高迈有癞病，人称癞可。与陈师道、谢逸等结江西诗社。祖可著有瀑泉集十三卷，《文献通考》及东溪集传于世。吴曾称“正平工诗，其长短句尤佳。”

「陈东甫」生平不详。吴兴（今属浙江）人。与谭宣子、乐雷发交友赠答。见《阳春白雪》卷六谭宣子《摸鱼儿》题序及乐雷发《雪矶丛稿》。存词三首。

秦湛，生卒年不详，字处度，号济川，行名大七（一作祖七），高邮（今属江苏）人，秦观之子。官宣教郎。绍兴二年（1132）添差通判常州。四年（1134）致仕。少好学，善画山水。词存《卜算子》一首，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四。"生平

秦湛，幼承家学，工于文，宋元祐五年（1090）应举未中，随侍于父亲身边。绍圣元年（ 1094）秦观被诬，目为元祐党人，追论不已，一贬再贬，一直流放到广东雷州。流放途中，父子失散。宋元符三年（1100），秦观卒于广西藤州，秦湛方从湖南奔丧至藤州，与范元长扶榇北还，因时局不稳，不便还乡，遂停殡于潭州（即今长沙）并守制。崇宁四年（1105），秦湛奉父榇离潭州抵高邮，葬于扬州西山蜀冈祖茔。秦湛历经十余年风雨，方回到故乡。 由于受元祐党人子弟的限制，秦湛仕途无望，遂游学于外，成为中官梁师成的座上客，时人非议之。秦湛梁师成座上客，这恐怕与所谓《朱墨史》有关。《齐东野语》中有《朱墨史》一段记载：绍圣中，蔡卞重修《神宗实录》，用朱黄删改，每一卷成，辄纳之禁中，盖将尽泯其迹。而使新录独行，所谓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复见矣。

梁师成在禁中见其书，为秦湛诸人道之，诸人幸其书之出，因回：“此亦不可不录也。”师成如其言。及败没入，有得其书，携以渡江，遂传于世。

梁师成自谓苏（轼）氏遗体，以招延元祐诸家子孙，苏轼、秦观有师友之谊，作为秦观儿子的秦湛自当在被招之列。秦湛则因其父被诬“增损神宗实录”一贬再贬，谪死道途，为探知其真相，而成为梁师成之座上客，当在情理之中。

秦湛曾通判常州，仕至宣教郞，尝注《吕好问回天录》，其词作仅存《卜算子》及一些断句，如“藕叶清香胜花气”为一时盛传之句。秦湛亦能诗，尝与李之仪唱和。其文仅见《西菩山寺记》载于《锡山秦氏文钞》 卷首。

墓葬

秦湛墓在武进新塘乡秦村（今雪堰镇太湖村之沿墙村)），葬后数年，桥塘突产紫莲花数十茎，土人称为花墓塘，志甘棠之爱，秦湛墓也称为花墓坟，并有太史桥、八角井等遗迹，赖大宗之后萃处相依，一直保留下来，清嘉庆丙辰（1796）26世孙秦震钧又择吉兴修堆冢。城建坊地，有为他姓侵去者，归其粮以复之。自公以下凡6世，谱逸其墓无可考，即在墓旁左右相祔，依昭穆立碑。（见附图）

秦湛墓历经八百多年，一直完好。近年因雪堰镇太湖湾开发，殃及秦湛墓，被平毁。墓门被拆毁用作小河驳岸之砌石。作为秦湛后裔子孙，不能不深表极大遗憾。

通判常州

秦湛通判常州的时间有两种记载，一种记载是在政和中，另一种记载是绍兴二年至绍兴四年，即所谓政和说和绍兴说。

秦观后裔家谱中无一例外地记载了秦湛政和中通判常州，清康熙《常州府志》记载了秦湛在政和六年(1116)任常州通判，时间较家谱更进一步落实到年份。

1926年锡山秦氏九修宗谱，秦毓钧据《咸淳毗陵志秩官门》的记载，秦湛通判常州的时间是绍兴二年(1132)四月至绍兴四年，并在宗谱上加以说明。(见《锡山秦氏宗谱》上秦毓钧撰《先淮海公墓改葬年月考》)此说得到了扬州师范大学教授秦子卿的认同，顾吉辰在《祠堂博览》2005年冬之卷《也谈秦观改葬的时间》一文中予以认同，并提出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否定了政和说。据《要录》卷51高宗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条：“右奉议郎，监诸军计司秦湛添差通判常州，以党人子特录之也。(注：湛，观子，已见)”记载确凿，与咸淳毗陵志合，可证秦湛在绍兴二年曾通判常州，但并不能依此推翻秦湛在政和中曾通判常州的事实。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咸淳《毗陵志秩官门》载：“添差常州通判军州事一员，宋初置，省于建炎，复于绍兴。”靖康之难，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后南逃，时局不稳，常州通判就没有了。到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改号绍兴，恢复常州通判，秦湛又通判常州，这时秦湛是右奉议郎，监诸军计司，是有官职的，因此不能排除秦湛在此前就曾通判常州，即秦湛在政和中通判常州期满后，就任监诸军计司之职，因在常州有惠政，故在绍兴二年再次通判常州。因此，笔者认为秦湛曾两次通判常州，因宗谱修辑时只写了秦湛的最高官职常州通判，记录了其最初的一次任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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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楶（楶音：杰）（1027-1102）字质夫，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治平二年（1065）进士，知陈留县。历任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元佑初，以直龙图阁知庆州。哲宗时改知渭州，有边功。建中靖国元年（1102），除同知枢密院事。崇宁元年卒，年七十六，谥庄简，改谥庄敏。《宋史》有传。《全宋词》录其词二首。

徐元杰（1196－1246），字仁伯，号梅野，上饶县八都黄塘人，自幼聪慧，才思敏捷。早从朱熹门人陈文蔚 学，后师事真德秀。官至工部侍郎，谥忠愍。有文集二十五卷，景定三年（1262）由其子直谅刊于兴化，已佚。清四车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楳埜集》十二卷。事见本集卷首赵汝腾序、卷末徐直谅跋，《宋史》卷四二四有传。师学朱熹。南宋绍定五年进士，累官至大堂寺少卿，兼给事中国子祭酒，擢中书舍人。著有《梅野集》十二卷，传于世。

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一字伯玉，汀洲宁化（今属福建）人，郑彦华子。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师事徐铉，仕南唐为校书郎，历官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善篆书，工琴，以诗名世，风格清丽柔婉，所作多警句，为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等。

张绍文（生卒年不详）字庶成，润州（今江苏镇江）人。张榘之子。《江湖后集》卷一四载其词四首。

吴惟信，字仲孚，霅川（今浙江吴兴）人。南宋后期诗人。

谢绛（994或995——1039）字希深，浙江富阳人，谢涛子。"生平

谢绛字希深，浙江富阳人，谢涛子。以父荫任试秘书省校书郎。北宋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汝阴县。善议论，喜谈时事。尝论“四民失业”，达数千言。翰林学士杨亿举荐其文章，真宗召试，擢秘阁校理，判登闻鼓礼院、吏部南曹。仁宗即位，迁太常博士，通判常州。天圣中，各地水旱蝗灾，黄河决口滑州。绛上书指陈时弊，建议皇上下诏引咎自责，“许士大夫斥讳上闻，讥切时病”。“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敛”，以休息天下。仁宗嘉纳其言。后为编修官，参与修真宗国史。既成，天圣中，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后通判河南府。钱惟演留守西京，悉以政事委之。是时欧阳修、梅圣俞、尹洙等亦在西京或其附近，相与登山临水，著文赋诗。权开封府判官，虽在外，犹多次上书论事，言妖人方术之士不宜出入宫中。权开封府判官时，蝗灾严重，据以再论时政，请求廉政轻役，慎择官吏，宽施刑狱，与民休息，再迁兵部员外郎，徙三司度支判官，主张编制预算，“历考岁用而裁节之”；又数言朝廷号令屡变，政出多门，宫廷侈糜，赐予无度等弊病。更进《理治箴》5篇，谏阻宫中不时需索。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景祐元年出使契丹，还，迁擢知制诰，判流内铨，出知邓州。至任，调集民工扩建美阳堰；又上书请修复钳卢陂，壅水灌注，可溉田3万顷，宝元二年，未成而卒于任，年四十六。谢绛为人稳重，深于涵养，而以文学知名，谢绛学记博深，长于制诰，论议透辟，尤为儒林所宗。所至之处，“大兴学舍”。在河南时，修建国子学，亲自执教，远道来学者达数百人。平时乐施好客，卒后“家无余资”。欧阳修称其制辞“尤得其体，世所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蔡襄也说他“文章谨于法度，叙史体，述制命，尤为深约典重”。其上杨亿书有“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二联，全用经籍语，杨亿大加称赏，誉为“文中虎”。著有文集五十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一七七录其诗十二首。《全宋文》卷四一一收其文十五篇。王安石为述“行状”，事迹见欧阳修《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宋史》卷二九五本传。 子谢景初、谢景温、谢景平，皆有文名。"

舒亶（1041-1103）字信道，号懒堂，慈溪（今属浙江）人。治平二年（1065）试礼部第一，即状元（进士及第），授临海尉。神宗时，除神官院主簿，迁秦凤路提刑，提举两浙常平。后任监察御史里行，与李定同劾苏轼，是为「乌台诗案」。进知杂御史、判司农寺，拜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后为御史中丞。崇宁元年（1102）知南康军，京以开边功，由直龙图阁进待制，翌年卒，年六十三。《宋史》、《东都事略》有传。今存赵万里辑《舒学士词》一卷，存词50首。"人物介绍

舒亶是坚定的新党后辈，并非由王安石直擢超迁，而是为蜀人张商英所荐。自舒亶进入北宋政坛开始，新旧党变法之争已趋激烈。舒亶进入台谏以后，以忠直称。先是从严处理了郑侠、王安国案，有效扼止了保守派对熙宁新法的反攻。元丰初，已经在贬的苏轼因讥讽朝政而被捕，在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主导下，开始对苏轼的羁押审问，是为“乌台诗案”。由于苏轼文名极盛，当时朝野即对此案展开广泛议论，如苏辙曾言苏轼何罪，“独以名太高”。后苏轼虽定罪坐实，但在舆论营救下特赦开释。元丰年间，新党虽仍占上风，但神宗已对改革和改革派产生怀疑，进而对新党由支持转向利用。也正在这一时期，舒亶担任御史中丞，从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此时，新党与温和派之间，新党内部，已多分裂。元丰四年，舒亶被人利用，卷入了攻击王珪的政治阴谋。元丰末年，又主导了张商英案。

舒亶虽是新党，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党人，也因此，在元丰末期，他舍弃党派利益而劾张商英，而绍圣年间他也没有回到权力核心。

宋史中舒亶见于卷三百二十九列传第八十八。其主要的材料取自《邵氏见闻录》，而后者，是一部极不真实，充满了保守派的谎言的作品。在研读宋史这一部分记载时，读者要倍加小心。

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后人评价

舒亶在乌台诗案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舒亶的行为固然有“过头”之处，特别是将苏轼的一些诗句与文章“上纲上线”，确实有悖“君子之道”，为后世所鄙视。但是，他与苏轼主要是由于政见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矛盾。苏轼看到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看到了变法带来的混乱，因此以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意见。而舒亶积极赞成并参与变法，且性格执拗，在他看来，苏轼虽名高天下，但反对变法、诋毁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此外，弹劾张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类似的文人品性。张商英是新党的重要人物，为四川新津人，与舒亶同为新党中的王党30人之列，是有恩于舒亶的同党中人。据《宋史》记载，这位权重位高的新党领袖人物，给了舒亶一封信，并将女婿的文章让舒亶指点，结果舒亶不仅不予指点，而且“恩将仇报”，将张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世人由此认定舒亶是恩将仇报的奸人。

据历史资料研究与分析，这件事很可能是《宋史》作了假。《宋史》为元脱脱主编，在二十四史中差错最多，特别是有关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见闻录》，而此书是邵伯温所作，邵伯温是一个充满偏见并偏执的旧党人物，因而此书对新党人物的记载就极不真实。好在同一时代的文献《东轩笔记》记载了这件事，其过程相似，但原因却完全不同。

原来张商英要女婿在科举考试中顺利中举，就想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写信暗示，另送文章给他以作联络。让张商英想不到的是，舒亶因品性使然，不想因私情而让“有关部门”帮助，从而失去其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以他在奏书中写上自己的反感。最后张商英的这种行为受到惩处。

敢作敢为的舒亶被连续委以重任，朝中大臣多怕他弹劾，一些朝官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也多有不满。《宋史》载：“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独惮王安礼。”“多私”未必，但这个时期的舒亶意气飞扬倒很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正处在仕途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

元丰六年，任翰林的舒亶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也许是神宗为了平衡新旧两党的力量，发话说：“身为执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舒亶就这样被罢免了。尽管以“微罪”罢免，但朝廷一片欢呼，因为对朝官而言，少一个比较会“寻麻烦”的人毕竟不是坏事。当时对此事的记载是“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

舒亶黯然回乡，迁居鄞县。那一年他仅42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于是他迁居于鄞县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懒堂”，一个“懒”字，很可能蕴含着他心中的愤懑与不平？自此后终神宗一朝，没有再被起用。直至绍圣元年，53岁的舒亶才被起用为官，后为朝廷带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巩固地方统治。崇宁二年，舒亶生病死于军中，终年62岁。

余姚学士桥

学士桥位于余姚大隐镇里埠头与学士桥村之间的大隐溪上，是余姚市现存最长的古桥梁之一。著名的学士桥已被余姚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据光绪《慈溪县志》载：“学士桥宋元裕年间初建，北宋舒亶学士居此。”可见学 士桥之名始于此时。现存桥身系清咸丰四年捐资重建。学士桥是座石砌平板多孔桥，南北走向，全长70.3米，桥宽1.96米，除两岸桥堍外，共有桥墩14个，桥孔13个，中间桥墩西端上耸立着六角形有二米高石经塔一座，意在藏经镇桥。桥中孔东侧及南端东西两侧面镌刻“清咸丰四年捐资重修”字样。桥墩用规整的条石，错缝砌叠，西端砌成分水尖状，起到剖水作用，遇山洪时能减轻排洪的阻力。桥面两边铺于4–6米不等长条石，中间镶嵌长方形石板组成，桥板上镌刻“五福捧寿”“平升三级”等吉祥寓意图案。桥面两侧不设栏杆，桥南端用条石铺砌的石阶，北端连接泥石路过80米处小溪上又一座独孔桥，系学士桥之延伸。整条桥梁两端呈微弓型向上游方弯曲，使洪水往中流直泻，以缓解洪水对两边堤岸的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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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延年（994～1041）北宋官员、文学家、书法家。字曼卿，一字安仁。原籍幽州（今北京市一带）人，后晋把幽州割让给契丹，其祖举族南迁，定居于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南）。屡试不中，真宗年间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累迁大理寺丞，官至秘阁校理、太子中允。北宋文学家石介以石延年之诗，欧阳修之文，杜默之歌称为“三豪”。"文学创作

石延年所做文章雄劲有力，宗法韩、柳，近受柳开影响。诗作俊爽，在天圣、宝元间称豪于一时。其《寄尹师鲁》一诗，“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山河换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比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汝如洗，汾河不断天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被称为“词意深美”，他自己也以此篇为最得意。梅尧臣称他的诗为“星斗交垂光，昭昭不可挹”，可见其豪放飘逸的诗风。曾经用南唐澄心堂的纸为欧阳修作诗。亦能词，有《扪虱庵长短句》，今不存。他的书法也很有名，笔划遒劲，颜筋柳骨，

著有《石曼卿诗集》、《五胡十六国考镜》等。石延年死后26年，他的老朋友欧阳修专门作了《祭石曼卿文》，这篇祭文写得低回缠绵而又凄清超逸，表现了友谊的诚挚和思念的深沉。笔意驰骋，变化自如，是同类抒情散文中的佳作。

轶事典故

嗜酒
　　石延年性情豪放，饮酒过人。义士刘潜，酒量也很大，喜欢和石延年比酒量。有一次，他俩在新开业的王氏酒楼欢饮，从早饮到晚，不发一言。第二天，京都的人都传说，有两位酒仙，在王氏酒楼喝酒，喝了一天，面不改色。过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传说中的酒仙就是石延年和刘潜。
　　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时，有一天刘潜来访，石延年请他到船上，豪饮起来。一直喝到半夜，眼见酒快喝光了，看见船上有一斗醋，就把醋倒进剩下的酒里，又喝起来，一直把酒醋全喝光，此时也大亮了，又喝了一整夜。
　　说石延年是个酒怪，是因为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多种怪诞的饮酒方式。例如他蓬乱着头发，赤着脚还带着枷锁饮酒，谓之“囚饮”；他与人在树上饮酒，叫作“巢饮”；有时用稻麦秆束身，伸出头来与人对饮，称作“鳖饮”；夜晚不点灯，与客摸黑而饮，说是“鬼饮”；饮酒时一会儿跳到树上，一会儿又跳到地上，说这是“鹤饮”。其饮酒狂放大概如此。在宫署后有一个庙庵，石延年常常躺在那里，给庵起名为“扪虱庵”。

戏作
　　石延年磊落英才，豪放旷达，而且不拘礼法，不慕名利。早年，他经过考试，进士中第，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可是一件事关终身的大事。可是偏偏这时有人告状，说是本科考试有人作弊。朝廷闻知下令复考。结果，有几个人因不及格而重新落第，这中间竟也有石延年。当时他们都已被朝廷认定为进士，勅牒、朝服也已拿到，大家正聚集在兴国寺欢庆。突然有命令下来，追回复试落第人的一切证件及官服等。那些落第者一时惊呆了，不禁失态，号啕大哭起来。只有石延年一人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脱下了靴袍交还给使者，然后穿着内衣、头带幞头，重新落座，与大家谈笑欢饮，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还以唐人成句，集成一首《偶成》诗：
　　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
　　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
　　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职，延年耻不就，并写了一首绝句：
　　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
　　从此罢称乡贡进，直须走马东西南。
　　在这首诗中，石延年巧妙地把各种官名嵌在句子中，竭尽讽刺、嘲笑之能事，表现了他对于科举制度与官职仕进的蔑视。
　　石延年举止放荡，善为谈谐，一日乘马游览报宁寺，牵马人一时失控，马惊走，石延年不慎坠马落地，侍从人员连忙把他搀扶上马鞍。行人见此，都聚扰来围观，都以为他一定会大发雷霆，把牵马人痛骂一顿。不料，石延年却慢悠悠地扬起马鞭，半开玩笑地对牵马人说：“幸亏我是石学士，如果是瓦学士的话，岂不早被摔碎啦？”
　　石延年死后，他的酒友苏舜钦写了一首诗《哭曼卿》，诗曰：
　　去年春雨开百花，与君相会欢无涯。
　　高歌长吟插花饮，醉倒不去眠君家。

宣水与农水
　　石延年在中书堂供职，一位宰相对他说：“快去把宣水取来。”石延年不知宣水为何物，便问道：“取什么？”宰相告诉他：“宣徽院内的水清冽甘甜，称为‘宣水’。”石延年觉得这种说法牵强别扭，就反问了一句：“那末，司农寺里的水，就应该叫作‘农水’喽？”在场的人都被他逗笑了。

生平

石延年，屡举不中，宋真宗选三举不中进士者授三班奉职，他耻不就任。仁宗明道元年张知白劝他就职，以大理评事召试，授馆阁校勘、右班殿直改任太常寺太祝。景佑二年，出知金乡县，又被举荐为乾宁军通判，徙永静军通判差遣。历官光禄寺、大理寺丞。因上书章献太后，请还政天子仁宗事落职，改通判海州。后又迁秘阁校理，官至太子中允。石延年对契丹和西夏的威胁非常关心，曾建言“二边之备”，加强国防，但不为朝廷接受。当西夏元昊进犯时，他的言论才被朝廷重视。

石延年性格豪放，读书通大略，不专治章句，特别钦慕古人的奇节伟行和非常之功，嗜酒，喜欢狂饮。相传宋仁宗爱其才而劝其戒酒，后竟酗酒成病，中年早卒，享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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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格非（约1045~约1105年）北宋文学家。字文叔，山东济南历下人，女词人李清照父。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二首》诗序中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可知其父祖辈皆为“蚤有盛名，识量英伟”（《宋史·韩琦传》）的学士韩琦的门下士。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学，著《礼记说》数十万言。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初任冀州（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试学官，后为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生平

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为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齐鲁著名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证其为人，传其不朽。宋哲宗元祐元年，官太学录。他专心著述，文名渐显，于宋哲宗元祐六年，“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同在馆职，俱有文名，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元祐四年，官大学正。

绍圣元年，章惇为相，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通判。任职期间“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李格非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10卷，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谢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绍圣四年，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

宋徽宗崇宁元年，朝廷内排挤元祐旧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党”，被罢官。《宋史·李格非传》：“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党籍罢。”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崇宁五年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祐党人。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但禁止到京师及近钱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大观二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当时的齐州知州梁彦深游于历山东侧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镌文于“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题名曰：“朝请郎李格非文叔”李格非卒年不详，《宋史·李格非传》仅载：“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刘克庄评论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然亦多佳篇。《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南宋楼昉谓其文“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也能诗，《过临淄》、《试院》等篇清朗雅洁，为人所诵。著有诗文四十五卷，今已佚。其《洛阳名园记》自宋时即有单刻本行世，今存《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一○三一录其诗九首。《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只可惜各书皆佚，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

李格非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书战国策后》、《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傅尧俞疏》、《破墨癖说》、《杂书》二篇、《李格非论文章》、《祭李清臣文》。

齐鲁书社出版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家石头上的文献——曲阜碑文录》，第169页可见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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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字忘机，成都华阳（今四川华阳）人。后依解潜，久留荆楚，故亦自称楚人。少为浮屠。蹈冠游京师，以诗、画为佛事，都下翕然知名，士大夫多与之游。。画家于人物必九朽一罢，谓先以土笔扑取形似数次修改，故曰九朽，继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罢，罢者毕也。纯独不假乎此，落笔便成，而气韵生动。每谓人曰：“书、画同一关捩，善书者又岂先朽而后书邪?”有石鼎联句图传于世。《画继、后村题跋》。

宇文虚中（1079～1146），宋朝爱国大臣、诗人。初名黄中，宋徽宗亲改其名为虚中，字叔通，别号龙溪居士。成都广都（今成都双流）人。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南宋时出使金国被扣，被迫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封河内郡开国公，并被尊为“国师”，后因图谋南奔而被杀。"生平

宇文虚中，南宋爱国的政治家、词人。先世河南人，于唐末入蜀。成都广都人。由于秦桧告密，被金国发现是南宋的卧底，后全家惨遭金熙宗杀害。宇文虚中工诗文，《金史》《宋史》俱称其有文集行世，今已轶，金国赵秉文称“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

宇文虚中卒后32年，宋廷以虚中忠死，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肃愍，赐庙仁勇，又以其族人宇文绍节为后代。开禧九年，即虚中卒后59年，加赠少保，赐其子师瑗宝谟阁待制，赐姓赵氏。工诗文，《金史》《宋史》俱称其有文集行世，今早佚，金人赵秉文称“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与吴激齐名，今存诗50余首，《宋代蜀文辑存》录长文短简十二篇。

宋徽宗大观三年进士及第，历官州县，政和五年入为起居舍人、国史院编修官，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历仕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南宋时任黄门侍郎。高宗建炎二年毅然应诏使金，被软禁。获释后仕金与礼部尚书、翰林学士韩昉具掌词命，天眷间，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南郡国公；以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为金紫光禄大夫。皇统二年金移文南宋、索其家属北迁。皇统四年虚中仕为翰林学士承旨，加特进，迁礼部尚书，承旨如故，皇统六年，虚中以所据位柄暗中联络中原东北豪杰义勇举事复宋，事泄被杀，全家老幼百口同日遇害。宋孝宗淳熙六年，即虚中卒后三十二年，宋廷以虚中忠死，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肃愍，赐庙仁勇，且为置后，宋宁宗开禧九年，即虚中卒后五十九年，加赠少保，赐其子师瑗宝谟阁待制，赐姓赵氏。

宇文虚中工诗文，《金史》《宋史》俱称其有文集行世，今已轶，金国赵秉文称“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

宇文虚中是孤独行走的英雄，却寂寂地死去，没有爆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也没有留下令人赞颂的名声，可怜！可怜！

轶事

宣和年间，承平日久，童贯等人又开边生事，宇文虚中深知宋朝将有纳侮自焚自祸，上书建策，“皆不报”。

金军第一次侵汴，宇文虚中殚精竭虑，出谋划策，亲入金营与金酋周旋，最终金军退走。事后，宋朝言官弹劾他议和误国，被贬放青州，又窜韶州。

高宗建炎二年赵构寻求出使金国使者，宇文虚中毅然应诏使金，被软禁。转年，由于宋金之间关系略有松动，金人放宋使回江南，宇文虚中言道：“二帝未归，我不能回去。”独留虎狼之国。由于宇文虚中仪表堂堂，文采卓然，金人爱其才艺，“加以官爵，即受之”，使得后来的宋使洪皓等人很鄙视他，实际上宇文虚中心中怀有更大的抱负，忍辱负重，以成将来大事。他在金朝，每每派人持密信告以金国虚实，金人每次南侵，他也想方设法予以阻劝，真正是身在金营心在宋。可恨的是，秦桧奸邪，为报答金兀术在宋金和议中要宋朝保证不能轻易废掉宰相，他便把宇文虚中为宋朝内探的实情告予金国。更有甚者，秦桧为金人出主谋，尽迁宇文虚中家属于金国。宇文虚中得讯，密奏高宗说，若金人索取我家属，请告知他们我的家属早已在靖康乱中失散。不料，高宗赵构不仅不保护这个功臣，反而亲自下诏派中使前往时在闽中的宇文虚中一家，一个不留，全部派人监视着送往金国。金熙宗皇统六年，被高宗、秦桧出卖的宇文虚中被金朝杀害，全家百余口也遭屠戮。《金史》称宇文虚中因恃才轻肆被女真贵族以文字案致死，《宋史》也大概如此说，估计皆是陋儒文人认为宇文虚中政治“失节”，才一致对他没好感。其时，清人袁枚在《随园随笔》摘选散佚的宋人施德操笔记，发现有这样一条惊人的记载：“绍兴十五年，谋挟渊圣南归，为人告变。虚中急发兵直至金主帐下，金主几不能脱，事不成而诛。”盖世胆魄，是在可歌可泣！而这些记载，均被金宋元的腐儒和文臣“选择性遗忘”，清朝御用奴才更会删去这样的记载，青史浩瀚，英魂埋没，只留下如下的讥讽字句：“即受其命，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贵”，殊不知大英雄早有诗言：“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一个如此怀有家国深情的人，一个如此笑看死亡的人，又怎可能是贪生怕死、追求富贵荣华的宵小！

死因之谜

皇统初年，宗干去世，宗弼掌握金国朝政。于是金国在皇统二年，向宋国素要在金国做官的宇文虚中、张中孚、张中彦、郑亿年、杜充、张孝纯、王进等人的家属。而在《宋史》中对这件事情的描述是，秦桧害怕宇文虚中破坏议和，于是把他的家属全部遣送去了金国。按常理说，宇文虚中一直反对金国南攻宋国，主张金国和南宋议和的，为什么秦桧反而害怕宇文虚中破坏议和，要把他的家属送往金国呢？

原来，此时的军事态势已经朝着向南宋有利的方向发展。首先，在陕西四川，吴玠吴璘接连击败宗弼的进攻，稳住了川中形势。1139年六月，宋将刘锜取得顺昌大捷，随后宋军展开反攻，岳飞一部甚至进攻到离汴梁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战争形式对南宋非常有利。宗弼虽然几次进攻南宋，但南宋军队越战越强，金军的进攻也越来越无力。宗弼终于意识到金军已失去绝对的军事优势，于是改变策略，开始想讲和。而身在金国的宇文虚中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建议南宋朝廷不要急着议和。

但宋高宗却不想再打下去了，他也非常希望和金国讲和。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他被金军打怕了，当年他被打得一路南逃，甚至一度被金军赶得逃亡到海上。二是在战争中，各地武将的权力越来越大，军队已经有“吴家军”、“岳家军”等称呼，他害怕最后形成军阀集团，威胁到皇帝的位置。这也是历代大宋皇帝和文臣们都非常忌讳的事情。三是金国威胁说要放回被俘虏的高宗之兄，宋钦宗赵桓。在金国占领的中原地区立钦宗为帝，这也是对宋高宗最大的威胁。所以，在金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宋高宗和金国议和，并按照议和条件，于1141年杀掉了岳飞。

皇统二年，宇文虚中得知宗弼向南宋索要自己的家属时，曾拜托南宋使臣王伦密奏高宗说：“若金人索取我家属，就说我的家人已经被乱兵所杀。” 宇文虚中的儿子宇文师瑗也上书宋高宗，请求不要把自己的家人送往金国，结果宋高宗和秦桧全然不理会。在秦桧的亲自监督和催促下，宇文虚中的家属被一个不漏地全部送给金国。

皇统六年二月，金国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右丞相韩企先去世，一件事情是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四月份，金太宗之子宗固为太保，接任右丞相兼中书令。六月，宇文虚中和高士谈被杀。宇文虚中死得很惨，全家百余口被活活烧死，据说连老天看了这出惨剧都变了脸色。

宇文虚中被杀，宋史和金史中所记载的原因都差不多，都说他恃才放旷，看不起女真贵族官员，喜欢说他们是粗人，所以得罪了许多人。所以他们故意千方百计故意找宇文虚中茬。当时皇宫许多宫殿的名字都是宇文虚中取的，他们就说宇文虚中给宫殿取的名字，暗含讽刺之意。然后是杜天佛留告宇文虚中谋反，于是这些人就罗织罪名就杀了他。至于到底谁要宇文虚中死，书上没有说。

宇文虚中死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很古怪。据说有关部门告宇文虚中谋反，说他的图书等都是谋反工具，宇文虚中说：“判我死罪没什么，但如果说图书都算谋反工具的话，南来的士大夫家家都有，高士谈家图书比我家的图书还多，难道他也想谋反？”于是有关部门就认定高士谈也想谋反，把高士谈也一起杀掉。

金宋两方似乎都对宇文虚中的死因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在宇文虚中死后，两方的反应却大大不同。

《金史》的宇文虚中传里，开始对宇文虚中评价很高，认为他被杀很冤枉，却在他传记后的“赞”中说：宇文虚中出使金国，“朝至上京，夕受官爵”，并且说，此岂“行己有耻”之士，可以专使者耶？二子之死虽冤，其自取亦多矣。显然对宇文虚中颇有轻视不满之意。

宋史中的记载则十分耐人寻味。宇文虚中死后，后来的宋朝政府为他做了三件事情。一件事是宋孝宗淳熙年间，朝廷宣布宣布追赠宇文虚中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肃愍，并赐庙号为仁勇。宋孝宗和宋高宗不同，他锐意恢复中原，即位不久就发动隆兴北伐。他为被高宗冤杀的岳飞正式平反，也是淳熙年间。第二件事情是由于宇文虚中全家被杀，没有后代，于是宋孝宗命令宇文虚中的同族宇文绍节过继给宇文虚中之子宇文师瑗，宇文绍节先是补官仕州县，后来中进士，最后还做官做到吏部尚书。第三件事情是开禧初年，宇文虚中被加赠少保，赐姓赵氏。开禧是宋宁宗的年号，宋宁宗是南宋第二个发动北伐的皇帝，那次北伐就叫开禧北伐。加赠少保，已经是殊荣。赐姓赵已经很明显地说明了，宋朝方面认为宇文虚中始终是忠于宋的。

按《金史》中的说法，宇文虚中是因为被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发谋反，四个月后，因为查无实据，所以被以可笑的“以图书谋反罪”杀掉，更可笑的是他临死的一句话还连累了自己的好朋友高士谈，宇文虚中和高士谈真可谓死得既希里糊涂又可笑。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说得通。宇文虚中于二月份被告发。四月份，金太宗之子宗固被任命为太保，接任死去的韩企先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宗固是金太宗之子，属于保守派，在金朝前期斗争中，其兄宗磐被宗干联合完颜希尹所杀。韩企先、韩昉、宇文虚中的后台就是宗干，此时韩企先已死，由于宇文虚中看不起女真贵族，说他们是粗人，加上他曾参与宗磐被杀一事，所以“粗人”宗固非常恨他，于是找借口杀了他。很明显，杀宇文虚中的人，应该是宗固。

金史中的另一段事情，则说明宗固的背后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当时掌握朝政的宗弼。金史《孟浩传》中写了这么一件事情。韩企先病重时，宗弼前往探病。当时韩企先的心腹田珏也在韩企先那里，听说宗弼到了，他知道宗弼一向很讨厌自己，于是赶紧躲藏到屏风后面。宗弼到了后问韩企先说：“丞相您年纪大了又病重，谁能在您去世后担任宰相呢？” 韩企先于是向宗弼推荐田珏。宗弼却听信了蔡松年对田珏的谗言，对韩企先说：“这个人该杀。” 田珏在屏风后听了，吓得浑身是汗。这件事情说明了宗弼是有权决定宰相的人选的，宗固能当右丞相是宗弼决定的，真正想杀宇文虚中的是宗弼。

金国朝廷内，汉族士人分为两派——辽派士人和宋派士人。辽派士人是以辽国降臣右丞相韩企先韩昉为首，主要依附宗干。另一派以宋朝降臣燕山府太守蔡靖之子蔡松年为首，主要依附于宗弼。蔡松年刚开始想结交田珏，结果田珏因为他是宋朝降臣蔡靖的儿子而看不起他，所以蔡松年经常在宗弼面前说田珏的坏话。

两派斗争的结果是，宗干在皇统元年去世后，他的主要谋士韩昉在他去世后马上被赶出朝廷，去担任济南尹。皇统六年二月，韩企先一去世，他所提拔的宇文虚中、高士谈就被告谋反。同样是在这一年，已经被贬到济南韩昉则接连几次上表请求退休。一切迹象似乎表明，由于金国内部两派汉族士人的斗争，于是宗弼借宗固之手，杀掉了属于韩企先一派的宇文虚中、高士谈等人。问题是，如果真相是这样的，为什么宋史中不说明一下，说宇文虚中死于金国内斗，而是一味照抄金史中的说法呢？难道其中另有隐情。

关于宇文虚中的死因，还有另一种说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中是这样说的：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既为金人所用，知东北之士愤为左衽密以信义感发之，从者如响。乃与其翰林学士高士谭等同谋，欲因亶郊天就劫杀之。先期以蜡书来告于朝，欲为之外应，秦桧拒不纳。会事亦觉，虚中与其子直显谟阁师瑗皆坐诛，阖门无噍类。大致意思是：宇文虚中在上京和高士谈同谋，准备趁金熙宗完颜亶去祭天的时候劫杀他。先派人送蜡丸书给朝廷，结果秦桧拒不接受，最后事情暴露，宇文虚中和高士谈都被杀。不过，这个记载中，有许多东西说不通，宇文虚中此时已是六十七岁高龄，高士谈此时年纪也不小，而且他们都是文人，真的有能力劫杀金熙宗么？

清代的全祖望在他的《鲒埼亭集》中的一番话，似乎为我们揭开了谜题。他在谈到宇文虚中时说：虚中伪受金官，志图挟渊圣南归，事已垂成。秦桧以其蜡丸泄之金，遂与同谋高士谈阖门受害，故宋为之赠官予谥立庙置后。意思是宇文虚中假装接受金国官职，图谋带着宋钦宗赵桓回南宋，事情接近成功了。由于秦桧把他写的蜡丸信交给金国，事情暴露了，于是金国才将他和同谋高士谈一起杀掉。所以后来宋朝才会为宇文虚中“赠官予谥立庙置后”。而且在谈到这件事情时，全祖望还特地写信给自己的好友杭世骏，杭世骏正在为金史作注释工作，全祖望向他说名了自己的看法，请他为宇文虚中正名，杭世骏也非常同意他的看法。很显然，这种说法比劫杀金熙宗的说法更可靠，也更接近真相。

详细的过程应该是：宇文虚中制订了计划，准备接宋钦宗赵桓返回宋国。他先给南宋朝廷写了蜡丸信，说明自己的计划，并要求朝廷派人接应。他却不知道，钦宗回国是高宗赵构最无法接受的事情。一旦钦宗回国，赵构将面临着失去皇位的危险。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口口声声地说要迎接二圣还朝，如果钦宗真的还朝将如何自处？难道把辛苦得来的皇位拱手让给钦宗？但是，这种想法，赵构却不能对宇文虚中说明，也不能拒绝他的计划。问题是，如果宇文虚中长期没有接到指示，擅自行动，真的把钦宗偷偷送回了宋朝，赵构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尴尬和复杂的局面。

那么，如何才能阻止宇文虚中的计划呢？赵构和秦桧商量后，认为要想彻底断绝钦宗回国之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出卖宇文虚中，把他的计划泄露给金国，借金国之手杀掉宇文虚中。于是秦桧把宇文虚中写给南宋朝廷的蜡丸信交给金国方面。

宗弼接到南宋方面的告密后，并没有立刻杀掉宇文虚中。因为他此时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此时韩企先刚死不久，宇文虚中既是韩企先提拔起来的人，又是南宋降臣，而且有“国师”之名，如果由自己出面杀掉宇文虚中的话，很容易引起朝廷中各派士人的恐慌，造成政局的动荡。如果以间谍罪杀掉宇文虚中的话，宗弼自己也无法下台。因为自宗干死后，朝廷政权主要由宗弼掌握，而此时宇文虚中依然受到重用。同时，由于几次南征的原因，宗弼大量使用了解宋朝国情的宋国降臣，如果宇文虚中被证明是间谍的话，宗弼也难辞其咎，他的政敌们难免不会群起而攻之。

所以在宇文虚中二月份被人以谋反罪告发后，宗弼并没有马上处死他。而是先于四月份任命保守派的宗固为右丞相，然后借宗固之手，以宇文虚中得罪女真贵人达官之名杀掉了他和高士谈。而宇文虚中死前说的“如果说图书都算谋反工具的话，南来的士大夫家家都有，高士谈家图书比我家的图书还多，难道他也想谋反？”之类的话，很有可能是栽赃给宇文虚中。这样一来可以既可以说明高士谈被杀的理由，顺便杀掉宇文虚中的同谋高士谈；二来可以借此搞臭宇文虚中。因为如果宇文虚中真的说了这番话的话，那就说明他不但是个害死高士谈的小人，还想把南来的士大夫们都拖下水，南来的士大夫自然会人人都痛恨他。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金史中没有明说宇文虚中的真正死因。而宋史中更因为宇文虚中的间谍身份和被宋高宗出卖而死，更不会说明他的真正死因，所以只是照抄了金史中对宇文虚中之死的记载。

可怜南朝一代巨谍宇文虚中，不但生前被自己忠心耿耿所效劳的朝廷出卖，死后还被许多人误解抹黑，想来真让人感到可悲可叹。

文学成就

宇文虚中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写于两宋时的作品存留不多，诗较平谈，主要抒发个人的羁旅闲愁。入金被囚期间诗风一变，每多感愤之辞，如《在金日作三首》其一：“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摧颓空抱朴，胁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邪恨最深！”其他一些诗，如《上乌林天使》、《春日》、《己酉岁书怀》、《过居庸关》、《安定道中》等，或批评金人背盟，或写出塞、思乡之情，都较有内容和感情，与逃禅之类写消沉之思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照。

宇文虚中不以词名家，今存〔迎春乐〕《立春》、〔念奴娇〕两首，均写故国之思。

宇文虚中与吴激齐名，诗集不传，今存诗50余首，收入《中州集》和《全金诗》。词入唐圭璋《全金元词》。 《宋代蜀文辑存》录长文短简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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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允元字舜卿，号鸥江，元江西太和人，生平不详。曾允元，宋代词人，名作《水龙吟》流传很广；《词综》卷二八谓其字舜卿，疑将曾揆之字误作允元之字。《元草堂诗馀》卷中入选其词4首，《全宋词》据以录入。"生平

曾允元字舜卿，号鸥江，元江西太和人，生平不详。曾允元，宋代词人，名作《水龙吟》流传很广。《词综》卷二八谓其字舜卿，疑将曾揆之字误作允元之字。《元草堂诗馀》卷中入选其词4首，《全宋词》据以录入。"

张昪（992─1077）字杲卿，韩城（今属陕西）人。南宋初人，作者经历宋由盛到衰的时代。此词为作者退居期间所作。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官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兼枢密使，以太子太师致仕。熙宁十年卒，年八十六，谥康节。

曾公亮（998年－1078年）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军火家、思想家。字明仲，号乐正，汉族，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仁宗天圣二年进士，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历官知县、知州，知府、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封兖国公，鲁国公，卒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曾公亮与丁度承旨编撰《武经总要》，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主要著述

公亮平生著作很多，除参加编撰《新唐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英宗实录》、《元日唱和诗》、《勋德集》、《演皇帝所传风后握奇阵图》和《武经总要》。《武经总要》是公亮和端明殿学士丁度于康定元年至庆历四年承旨主编的一部兵书，共40卷，分前后两集，为中国古代一部军事科学的百科全书。"

曹豳(bīn)（1170-1249）字西士，号东亩，一作东猷，温州瑞安（今属浙江 ）人。嘉泰二年（1202）进士。授安吉州教授，调重庆府司法参军，改知建昌。绍定六年（1233 ），擢秘书丞 ，兼仓部郎官。端平元年（1234 ），除浙西提举常平，移浙东提点刑狱。嘉熙初，召为左司谏。与王万、郭磊卿、徐清叟俱负直声，时号“嘉熙四谏”。嘉熙三年（1239），知福州，以礼部侍郎召，为台臣所沮，遂守宝章阁待制致仕。淳祐九年卒，年八十，谥文恭 。刘克庄为撰神道碑（《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四），《宋史》附《曹叔远传》。《全宋词》辑其词二首。"人物生平

曹豳字西士，又字潜夫，号东亩，一作东猷，南宋瑞安曹村人。早年家道贫穷，少从乐清钱文子学。嘉泰二年进士，历官至浙东提点刑狱，召为左司谏，以宝章阁待制致仕。此后为仕四十余年，沉沉浮浮，留给历史的始终是一位为官清正、正直敢言的爱国诗人。

清廉为官
　　曹豳为官四十余年，清正为本，始终勤政为民。他在任重庆府司法参军时，郡守度正欣赏他的人品和才学，正要推荐他升职时，他推辞道：“章司录母老，请让其先。”度正为他的为人而敬叹。他在知建昌县时，尊老礼士，修复故尚书李常山的房子，兴建斋舍给诸生居住。他为任浙西提举常平时，关心百姓，重教兴学，面陈“和籴折纳”之弊。

直谏著称
　　曹豳以直谏而著称。他为左司谏时，针对当时朝政腐败，议和声嚣，他上疏言朝廷战和之策自相矛盾，极论权臣史嵩之求和误国，参劾投降派史弥远的心腹参知政事余天锡、李鸣复之过。忤旨，迁起居郎。被参的余天锡向皇上请求复曹豳原职说：“曹豳老成之望，直谅多闻。置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仪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释然无疑，安于就职，则陛下既服好贤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贤之丑。”李鸣复亦请留豳云：“杜范、唐璘、曹豳、赵涯皆尝论臣者，台谏言事缈也。言之无罪，闻者足戒，四臣之有言于陛下，臣之药石也。欲望圣慈特出，宸断于范、于璘，召而再使之来，于豳、于涯留而勿使之去，各修职业，共济事功，开大公至正之门，去分朋植党之患，特在陛下一转移间耳。”可见曹豳直谏之声。后来他还上书七道，进古诗以寓规正。

爱国诗词
　　曹豳还是南宋后期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勤政、直谏源于他满腔报国情怀，这在他的诗词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当时外敌频频入侵，而南宋统治集团却偏安江南，曹豳与其它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统一中国。端平元年，抗金名将赵葵授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打算收复三京。在出征饯送会上，曹豳赋《咏缘竿伎》诗云：“又被锣声送上竿，者番难似旧时难。劝君着脚须教稳，多少旁人冷眼看。”他知道这次出师所面对的敌人，是比金兵更加强大的蒙古兵，他以强烈的爱国之心告诫赵葵谨慎用兵，不可轻敌，以防投降派伺机反扑。结果不幸被他言中，赵葵急于求战，而粮运不继，又被蒙古兵决黄河以灌，兵败而还。曹豳在《西河——和王潜斋韵》词中为山河破碎而悲愤填膺：“今日事，何人弄得如此？漫漫白骨蔽川原，恨何日已！关河万里寂无烟，月明空照芦苇。”他痛恨求和误国，为祖国前途而忧虑：“漫哀痛，无及矣。无情莫问江水，西风落日惨新亭，几人堕泪。战和何者是良等？扶危但看天意。”在《辞职至短苍岭》诗中，他以韩愈贬官潮州自比，悲愤地写道：“老去那能作谏臣，圣恩宽大许抽身。今朝岭上冲风雪，犹胜蓝关策马人。”

才华表现
　　曹豳才华出众，著有奏议、讲义20卷，诗歌、杂句60卷，刘克庄曾序《曹东畎集》，可惜大多散佚，现仅存文1篇、诗11首，词2首。他的诗词风格朴实粗犷。宋坦斋曾问曹豳：“君生在永嘉，为什么诗学江西流派？”豳答道：“兴致所到，何拘江浙？”坦斋又问：“难道永嘉四灵的诗就不值得学吗？”豳曰：“四灵诗如啖玉腴，虽爽不饱，江西诗如百宝头羹，充口适腹”、白之意；律诗精切、帖要拍姚、贾之肩。非若小家数然。”并作诗曰：“曹侯书满腹，非以剑防身。马上檄犹速，橐中诗不贫。虏情工变诈，时论主和亲。旗鼓何时建，方知国有人。”他的词《西河——和王潜斋韵》忧国忧民，慷慨激昂，既录于宋代《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又入选《全宋词》、《唐宋词选》、《宋词纪事》，在宋代词家如林、词作近2万首的盛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入选《千家诗》诗作《春暮》：“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蛙。”更是清新自然，脍炙人口。
　　《宋史·本传》称其为“与王万、郭磊卿、徐清臾俱负直声，当时号‘嘉熙四谏’”。历代《温州府志》、《瑞安县志》均为他立传，明、清瑞安官府还将其与蔡敬则等一道列入圣庙内乡贤祠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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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乾道，字通密，道号长春子，是道教主流全真道掌教人以及执掌天下道教的宗教领袖。登州栖霞人士（今属山东）。中国金代著名全真道掌教真人、思想家、道教领袖、政治家、文学家、养生学家和医药学家。元世祖时，追封其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著述

丘氏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其道教词是同类中的上乘之作，前人对其评价甚高，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收入其词作的全部内容，顾嗣立编《元诗选》、陶湘补编《景宋金元明词》、周泳先编《唐宋金元词钩沉》、朱祖谋辑《瞗村丛书》亦收入其诗词。丘词收入《磻溪集》，该书主要是丘处机居磻溪、龙门修道时所作，后由其门人编辑结集，共六卷，《正统道藏》收入太平部。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收入其词作的全部内容，该书“据影印金本及道藏校补朱本”，又据相关书籍增补了十九首，这样一来，丘词被唐圭璋先生搜罗殆尽。

丘处机遗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蹯溪集》和《鸣道集》等。其诗词作品，在金、元之交有一定的代表性，后人所编《元诗别裁》、《词林纪事》都选有他的作品。《蹯溪词》一卷，由近人朱孝成辑于《疆村丛书》。丘处机西游经历，由其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148年农历正月十九日，丘处机生于山东登州栖霞。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辛苦。从童年时就向往修炼成“仙”，少年时栖身村北的公山，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传说，他为了磨炼意志，曾一次次将铜钱从石崖上扔进灌木丛，直到找到为止。

年十九出家宁海昆嵛山，。1167年开始学道。1168年拜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为师，王重阳为他取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

1169年，王重阳携弟子4人西游，途中得道飞升于汴梁城，嘱咐：“处机所学，一任丹阳。”自此，丘处机在马丹阳教诲下，知识和道业迅速长进。和其他师兄弟合称“全真七子”他们是：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静散人孙不二。全真七子随王重阳一起弘扬道教全真派，丘处机在王重阳仙化后入磻溪穴居，历时六年，行携蓑笠，人称“蓑笠先生”。后又赴饶州龙门山隐居潜修七年，成为全真龙门派创始人之一。

1168年至1170年间，丘处机跟随王重阳在山东和河南传教。

1170年春，王重阳在河南汴梁升天后，丘处机跟随同门马钰、谭处端和刘处玄到陕西终南山拜会王重阳的朋友，及后于1172年将王重阳灵骨迁葬终南山。

声名大振
　　1174年8月，丘处机隐居磻溪潜修7年，又到陇州龙门山潜修6年。这期间，他“烟火俱无，箪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独坐”，生活极为清苦，但“静思忘念，密考丹经”，潜心于养生学和道学的研究，并广交当地文人学士，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1188年三月，丘处机应金世宗召，从王重阳故居赴燕京，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像于官观，并职“高功”，主持了“万春节”醮事。对皇帝作出了“持盈守成”的告诫。此时丘处机已名声大振。

1191年秋，丘处机东归故里，修建了一处修道之所，金章宗赐匾额“太虚观”，即后来的太虚宫。因该宫地处滨都里村，栖霞人俗称之滨都宫。

到访崂山
　　丘处机多次到访崂山，开创了全真道教的“龙门派”。《太清宫志》载：“宋庆元元年乙卯，真人丘长春……七真来崂山。止于本宫，讲道传玄，宏阐教义，道众大悟，各受戒律。”太清宫三皇殿之后巨石上刻有他的石刻十首。

1208年，他到莱西永真观后又来崂山，较长时间在这里修道，今白龙洞有他的石刻20首。他认为“牢山”名不好，山如同一座大鳌伏于海畔，命名为鳌山，因而明代在山畔建“卫城”的时候叫“鳌山卫”，海畔叫“鳌山湾”，是青岛蓝色硅谷主要“一极”。后又来青岛，在上清宫有题“词”和“诗”。

崂山有许多丘长春的题词、词、诗的刻石，多为丘长春所写，后人上石刻字，如上清宫旁的丘长春词《青玉案》：“长春真人于大安己巳年胶西醮罢，道众邀请来此山，上至南天门，命黄冠士奏空洞步虚毕，乃作词一首，名曰《青玉案》。”白龙洞刻诗20首，是崂山最大的一片石刻。

掌教时期
　　1203年，刘处玄去世，丘处机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处机掌教时间长达二十四年，期间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全真道乃至整个道教的发展都进入了兴盛时期。

在1203年至1219年间，他在山东蓬莱、芝阳、掖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1214年，山东发生杨安儿起义，金朝驸马都尉仆散朝恩请丘处机协助招抚乱民，凭借丘处机的声望，登州和莱州等地很快恢复平静。

1216年，金宣宗下诏派东平军王庭玉召丘处机赴汴梁，但丘处机认为金朝皇帝有“不仁之恶”，推辞未前往。

至1219年，宋宁宗派遣将领李全、彭义斌持诏书敦请丘处机赴临安，丘处机认为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也推辞未前往。

万里西行
　　1219年五月，成吉思汗派使者刘仲禄等人携带诏书前往山东邀请丘处机前往蒙古帝国相见，十二月，刘仲禄到达山东莱州昊天观，奉命邀请丘处机前往蒙古帝国与成吉思汗会面，丘处机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欣然同意前往。

1220年农历正月，丘处机挑选门人弟子赵道坚、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名弟子离开山东昊天观，启程西去，这时他已经年届73岁。几个月后到达大蒙古国统治的燕京，丘处机一行人入驻玉虚观，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此时，丘处机听说成吉思汗已经于1219年六月统兵西征中亚的花剌子模沙朝，而自己年事已高倦冒风沙，欲约成吉思汗来燕京会见，于是写了一份陈情表。刘仲禄乃令曷剌急驰报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忙于西征战事，不能东到燕京，便写了回复诏书，派遣曷剌带回复丘处机。

丘处机知道燕京会见不可能，便于1221年春天继续西行。当时刘仲禄欲为成吉思汗挑选处女，丘处机当即劝阻，他说，“春秋时期齐景公为了削弱鲁国，派人挑选美女80人送给鲁定公。定公与国相季氏朝欢暮乐，朝政日衰，孔子为此指责定公：君相沉溺于声色，国家何以图强？”后成吉思汗知悉而罢选。

1221年四月出居庸关，途经漠南和中亚地区，在漠北草原拜会铁木哥斡赤斤后一路西行，途经镇海城时接纳田镇海的建议留下宋道安、李志常等九名弟子修建栖霞观，然后再经回纥城、昌八刺城、阿里马城、赛蓝城。于同年冬天抵达撒马尔干。

一言止杀
　　1222年四月，丘处机途经铁门关抵达“大雪山”八鲁湾行宫觐见成吉思汗，实现了龙马相会。成吉思汗称他为“神仙”。同年秋冬，成吉思汗三次召见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丘处机向他以“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等为回应。及后，成吉思汗下诏耶律楚材将这几次的对话编集成《玄风庆会录》。

1223年春天，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辞行，成吉思汗下诏豁免全真道的赋役，并沿途派兵护送，一行人于冬天抵达宣德府。

跟随丘处机一路西行的十八名弟子之一的李志常，根据一路上的西行见闻，后来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晚年生活
　　1224年春天，丘处机应燕京官员的邀请主持天长观。

1227年，成吉思汗下诏将天长观改名长春宫，并赠“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即诏请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

1227年农历七月初九日，丘处机在长春宫宝玄堂逝世，享龄80岁，瑞香氤氲整个北京城三日，世人称奇。逝世一周年，他的弟子将他安葬在长春宫内的处顺堂。

元世祖时，追尊其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天下百姓为纪念“邱神仙”的无量功德，遂定其生辰正月十九为燕九节，岁岁庆祝至今，现已成为京津地区的著名风俗之一。

评价

一言止杀
　　丘处机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当时，蒙古铁骑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打遍天下无对手，灭国无数，建立了一个世界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当时，蒙古骑兵每攻占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轻者大肆劫掠、抓战俘和女人为奴隶，重者屠城，满城人口尽数屠杀。可是后来当成吉思汗的子孙灭宋之时却少有屠城，也使得中国多少年来的文化、建筑等等诸多方面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中间丘处机所起的作用的不可估量。成吉思汗西征印度之时，丘处机受成吉思汗邀请第一次去会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深感丘处机知识渊博，以长者之礼待之，丘处机于是以中原文化，诸如孔孟之道引导成吉思汗，才使成吉思汗放弃了攻进中原后大肆屠城掠夺的打算，并且让其子女学习中原文化，以礼御兵。
　　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说，减少了蒙古军进攻中原时的杀戮和破坏，使他在当时已得到大众的高度评价，亦使全真道成为当时最兴盛的宗教。后世不少评价，都盛赞丘处机拯救生灵的功德，甚至超越他在宗教上的贡献，例如全真道道士撰写的《金莲正宗记》便收录了一个故事，记载三个人在讨论丘处机的贡献，首两个人分别称许他的修炼精湛和弘道有功，而最后一人则批评两者“见其小不见其大”，赞扬丘处机的最大贡献是使“四百州半获安生”，幸免于难的百姓“不啻乎百千万亿”；又清高宗撰写一副对联，谓“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都表达了同类的看法，其中“一言止杀”四字成为简括丘处机贡献的常用词。

局限性
　　在肯定丘处机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他还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他的济世安民思想与实践活动，虽然对元统治者施行某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有一定影响，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状况。他利用蒙元统治者赋予全真教的特权，虽一时拯救了许多无以为生的贫苦农民，但对元朝统治下的广大人民的帮助仍是杯水车薪，显得软弱无力。
　　从本质上说，丘处机仍是一位虔诚的宗教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宣传和推广其教派服务的。宗教在金元时期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工具，不可能真正为劳苦大众服务。再者全真教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它的宗旨与活动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也就决定了丘处机在当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轶事

金兴定三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听随行的中原人介绍丘处机法术超人，遣使相召。1220年秋，丘处机率弟子从山东莱州动身，经宜化，越野狐岭，东北行至呼伦贝尔，再沿怯绿连河西行，穿越蒙古高原、金山，甫下经别十八里、昌八里、阿力麻里，塔刺思河、塞蓝。、霍阐没辇、撒马尔罕、碣石，越阿姆河而南，1222年初夏在大雪山与成吉思汗会见。进言“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被尊称“神仙”。东归后，受命在燕京太极宫主管天下道门，使全真道得到较大发展。死后遗骸葬于白云观。著有《溪集》、《鸣道集》等。徒弟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其西行经过。

成吉思汗对他的话很赞赏，感叹地说：“天赐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记录下来，以此教育几个儿子，并赐予丘处机虎符和玺书。玺书内容就是现存于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的碑文。后人评说丘处机有“一言止杀”之功。在行宫中，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尊礼备至，不唤其姓名，只称呼“神仙”，并命丘处机统管天下僧道，豁免道士赋税差役。他们虽为君臣，无纲常之礼，诚挚相见，肝胆相照，被后人传为佳话。

《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全文共406字。至大二年四月石堂山普济宫道人们为不忘成吉思汗的皇恩，纪念丘神仙的功德，请邓州石堂山石匠李进忠将此手诏刻于圆顶石碑上，以诏后人。碑高2米，宽0.63米，碑文行楷。手诏碑文如下：

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餐。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缺。且夫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访问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先生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防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迟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着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岂违众生小愿哉！故慈诏示，惟宜之悉。御宝五月初一

《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依然立于石堂山山坳里。石堂山普济宫毁于20世纪中期。1976年石堂山普济宫被内乡县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历经690多个春秋，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成就贡献

政治方面
　　丘处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领袖，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将其济世安民的思想付诸实践，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丘处机虽长期从事宗教活动，但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论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须要在实践中给人们带来好处，而这种实践又必须要得到统治阶级的全力支持。金大定二十八年，他首先取得当时信奉道教的金世宗青睐，一月内两次在京召见，寻问其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惬上意”。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桃以示褒奖，让他主持万春节醮事，而且下令在宫庵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喆之像以为纪念，为丘处机扩大全真教的影响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金兴定三年，丘处机应邀赴中亚成吉思汗行营与其论道。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丘处机得以实现自己理想与才干的重大举措，意义极为深远。在此之前，丘处机看到金朝国势衰败，乃隐居于家乡栖霞传道授徒，并先后谢绝了金朝与南宋统治者欲请其辅政的邀请。然而他却毅然接受了成吉思汗之邀，不辞数万里艰苦跋涉，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蒙古大汗，充分表现出这位道教领袖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洞察力。
　　一方面，他深明天下大势，看到了结束战乱使国家统一的重任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蒙元政权身上，为全真教日后的发展和实现自己的宿愿，必须要得到即将出现的新的封建王朝的支持。
　　另一方面，丘处机也从成吉思汗向其下达的诏书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成吉思汗的邀请书表面上请丘处机为己讲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大计。成吉思汗为治理国家求贤若渴的心境跃然纸上，其深情打动了丘处机，使他把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希望寄托在成吉思汗身上，所以能不顾72岁高龄，历尽艰辛，万里西行，开始又一次“外修真功”的重大实践。
　　在驻扎今阿富汗境内的成吉思汗西征军行营内，丘处机与这位大汗朝夕相处数月，多次与之论道，具体内容见于耶律楚材所编的《玄庆风会录》一书中。从该书的记载看，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宣传“去暴止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元统治者对所征服地区人民所推行的残酷杀戮政策。丘处机针对成吉思汗希冀长生之心理，要他将追求“成仙”与行善结合起来，劝告成吉思汗，养生之道重在“内固精神，外修阴德”。内固精神就是不要四处征伐，外修阴德就是要去暴止杀。丘处机首先赞扬了成吉思汗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迎合了这位大汗的心理，然后劝其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成吉思汗后期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在山东为官的木华黎及其继任者对各地反抗大都采用招安措施，固然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但丘处机雪山论道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丘处机仍然不断劝告蒙元将帅，减少对人民的屠杀，“凡将帅来谒，必方便劝以不杀，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马所至以师与之名，脱欲兵之祸者甚众”。后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二是宣传济世安民思想，为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救济贫困百姓、安定社会秩序做出了贡献。长期以来，丘处机盼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以便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金世宗统治时期，一度政治比较清明，因此，获得丘处机的拥戴和高度评价。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元军进入中原，与金战争不断，造成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目睹人民痛苦，生灵涂炭，丘处机写下了“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忍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等满怀悲愤的感人诗句。他把西行面见成吉思汗当作一个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理想的良好契机，并在西行途中，用诗句来表白自己的这一宿愿：“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他不顾年迈，跨戈壁，过草原，心中念的是“山东二百州”人民。这首诗正是表达了他不辞劳苦万里西行欲救民于水火的心情。
　　在成吉思汗大营，丘处机反复向其灌输爱民的道理。《元史·丘处机传》云：“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及蒙古人要有行孝之心。他说：“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了治理好中原地区的重要性：“普天之下，所有国土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经教，治国之术为之大备。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蛋，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他强调蒙元政权如要治理好中原，首先要让百姓“获苏息之安”，减免中原地区百姓赋税，真正做到“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
　　由于丘处机循循善诱的说教，对成吉思汗思想多有所触动，认为：“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还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主张遍谕各地。
　　丘处机不仅宣传济世安民主张，而且也身体力行。在蒙古军控制的邪米思干城，他就将从蒙古贵族那里得到的粮食救济饥民。史载：“自师之至斯城也，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设粥，活者甚众。”为蒙古统治者树立了榜样。他返回中原时，没有要成吉思汗馈赠的大批金银财宝，却接受了成吉思汗免除全真教徒赋税的“圣旨”。他利用成吉思汗授与“掌管天下道门大小事务，一听神仙处置，宫观差役尽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护卫”这种特权，在黄河流域大建全真教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罗棋布，凡百余区”。他利用宫观广发度牒，安抚了大批无以为生的流民，使之加入全真教，从而免除了他们承担的苛捐杂税。
　　《元史·丘处机传》称：“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至今称道之。”此举在当时影响巨大，以致各阶层人士纷纷涌入全真教门下，文人、官吏以与全真教相交为荣，道教其他派别甚至佛教寺庙也挂起全真旗号。丘处机在北京建长春宫，作为全真教大本营，又在各地建立道观向全国推广。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

文化方面
　　丘处机不仅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和济世安民的抱负，而且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贡献。
　　丘处机诗词也有较高的文学造诣，从保留下来的近五百首诗和一百五十首词看，丘处机继承了唐诗宋词之长，不追求辞藻之华丽，自有朴实、流畅、明快之风格。他把写诗填词作为宣传道教理论、谈机锋、唱玄的一种方式，许多与文人学士唱和的诗词中都表现出共同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有部分诗词直接反映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悯物》、《因旱作》等诗将社会动乱、万民涂炭、百姓的痛苦生活和自己悲愤的心境描写得淋漓尽致。
　　丘处机对道教传统文化的汇集尤为重视，“尝视道经泯灭，宜为修复之事”，晚年组织了重新修撰《道藏》的工作。他委托其弟子宋德芳，在元朝政府支持下，历时八年，完成重印《道藏》120卷。《道藏》的重修印行，不仅保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同时也弘扬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
　　丘处机西行面晤成吉思汗，也是元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缩影。丘处机西行途中遍及今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在所经过的城镇，宣讲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让当地人民了解中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
　　在今蒙古西部科布多，他还让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驻于此，建立起全真教的栖霞观，在当地各民族中招徒授道，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并仿效山东等地全真教组织法在当地建立了全真教组织。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除了宣传道教文化外，还利用成吉思汗赐予的粮食赈济灾民，颇得当地人民拥戴，从而扩大了丘处机和全真教在中亚人民中的影响。丘处机一行所到之处，受到各国统治者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蒙古境内大石林牙、塔什干、邪米思干等地，当地人民均献出美酒佳肴，甚至出现“以彩幡、华盖、香花前导”的盛大歌舞欢迎场面bt。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多处记载了丘处机一行受到中亚各国、各族人民欢迎的实况。可以认为，丘处机西行过程也是一次增进中国与中亚人民友谊，传播中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
　　总观丘处机一生，他的三教合一的理论，他的济世救民的思想与实践，以及他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的贡献，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同时代宗教界、思想界代表人物相比较，可以说无出其右者。

培养人才
　　他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学识渊博的接班人，如尹志平、李志常、宋德芳等弟子，均是名闻遐迩的高士。尹志平撰写的《北游录》等书，创造性地继承、发挥了丘处机三教合一思想，是元代全真教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李志常儒学功底也很深厚，元太宗窝阔台曾邀其为皇太子讲授《道德经》、《孝经》、《易》、《书》等。元宪宗蒙哥还向其请教治国保民之术。他根据亲身伴随丘处机西行的经历所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堪称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作。

医学方面
　　丘处机还是一位有杰出成就的养生学家和医药学家。他坚持全真教“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宗旨，不仅做到了匡救时弊，而且时刻乐于助人。他认为养生学和医学知识是救人性命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他长期研习中国传统医学知识，充分汲取《内经》等理论，写出了《摄生消息论》这部养生学、医药学专著。在这部书中，他根据人身及其活动应与四时相适应的原则，从起居、饮食、精神、环境和防病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如在起居方面，主张人体气血运行盛衰及腑脏经络生理机能与四季昼夜之间发生阳消阴长、阴消阳长的生理变化相适应。春季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季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季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季要“早卧晚起，以待阳光”。起居要保持一定的规律。他还根据内脏病理变化与症状表现，分述了相肝脏病法、相心脏病法、相肺脏病法、相肾脏病法及其内脏病变的外在表现等，并提出了因时制宜，运用理、法、方、药进行辩证治疗的方法。如强调肝病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酸以补之；当服升麻疏散之剂。心病欲濡，急食咸以濡之，用苦以补之，甘以泻之；宜服补肾汤药，壮肾阳，濡心阴，制心火。肺病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补之，苦以泻之；肺气燥，宜食芝麻以润其燥。肾病，宜食咸以补之，用苦以泻之，辛以润之；宜以温补肾阳、滋补肾阴，利湿化痰等等。
　　书中还把一年四季按五行、五味与脏腑相配，依照生克制化与阴阳消长原理，论述了每季摄生消息及注意事项。丘处机在书中提出的养生学和医药学知识，至今仍有其科学性极高的参考价值。

主要思想

丘处机是“万里赴诏，一言止杀，悲天悯人”的道教全真龙门开创祖师。在学术界有不少人对他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撰文予以评价。尤其是在对他思想评价的认识上，各有说法。

三教合一
　　长春真人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贯，不相违逆。他曾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三教大道，皆可救世，适时而用，只是世人执迷不悟，自造忧患。在处世上，他说“和光同尘随是非，化声相待无相洁”，然而“达士随方化有情”，就是说达士无除暴惩恶之权，只宜随缘说法，方便行事，弘扬教化，引人向善而已。虽然“众人皆不悟，三教莫能规”，而长春真人仍致力于“建德随方料物宜，因时设教从人乐”。真人年逾七旬，西游万里，度化成吉思汗戒杀。

悲世悯人
　　追溯长春真人往昔的悲世悯人思想言行，就更可以知其为人了。《述怀—调寄满庭芳》词：“漂泊形骸，颠狂纵迹，状同不系之舟。逍遥终日，食饱恣遨游。任使高官重禄，金鱼袋，肥马轻裘。……深知我，南柯梦断，心上别无求。”说明了他不为名利所动，专心济人利物的思想。在“憨物诗”中写道：“天苍苍兮临下上，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又诗云：“呈天生万象，万类属皇天，何事纵凌虐，不救生命全。阴阳成造化，生灭递浮现。最苦有情物，难当无善心”。他在“秦川吟”中写道：“十年苦志忘高卧，万里甘心作远游”。这些诗句都是他面对当时的社会，目睹生灵涂炭而发出的叹息和疾呼声。抒发了他悲天悯人，甘愿为人民而奔走的情怀。
　　另外一些史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丘处机平生热心济世及其弟子传其道的思想言行记载。如弟子《尹清和语录》云：“丹阳师父全行无为古道也。至长春师父，惟教人积功行，存无为而行有为，是执古是谓道纪，无施不可。师父尝云：‘俺今日些小道气，非是无为静坐上得。是以大起尘劳作福上，圣贤付与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圣贤自然与之……’”这段记载说明长春真人与丹阳真人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在修养上所走的路子也不同。说明了他只是在积功行，存无为而行有为的力行思想。元商挺《大都清逸观碑记》说：“长春丘公应骋南还，至盖里泊，夜宣教语，谓众人说：‘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失。此修行之先务，人当铭诸心’。既居燕，上庶之托迹，道侣之来归坂者，不窗千数”。丘处机在当时乱世中，无处不以“救世为先务”作其行动的指南。正如《古今图书集成·跋长春真人手帖》所言：“虽寄身老子法中，而心实欲匡济斯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开辟了救世济民的有利条件，开创道教“十方丛林”体制。元王鄂《大宗师典常真人道行碑》说：“时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离于燕者，往往窜名名籍；公委曲招延，饭于斋堂者日数千人，或厌其烦，公不恤也，其待之诚，类如此”。这一类觉世救人的史料尚多，元戈彀《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碑》等均有类似的记载。

创立全真教
　　王重阳祖师创立全真教，而全真教的崛起，又是与丘处机的济世之奇功不可分的。当时人民信仰全真之事，随处可见，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足以惊人。《奉圣州永昌观碑记》云：“……全真教兴焉，渊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多。“一敦纯朴素，有古遗民之遗风焉”。这就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的盛况。清末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中说，全真教是乱世中积极的宗教，而丘处机更是积极的人物。乾隆曾为北京白云观丘祖殿题联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真可谓至言之笔。长春真人之所以能为世人而立奇功，取得前哲后贤之佳誉，是他以“救世济民”思想为行动指南的结果。
　　丘处机在《长春祖师语录》中指出：“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出劫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海也。”全真道把成仙证真的根据建立在人心所具有的“真性”上，超出生死或长生成仙之道，唯在自心中体认真性。“按全真道的观点，自心真性本来无欠无余，只因被邪念遮蔽迷乱而不自觉，只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于一念不生处体证真性，便可于一念间顿悟，乃至超出生死”。全真道的这种唯重修心见性以期超出生死的修炼路线，已十分接近佛教之道。修心见性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
　　丘处机在《北游语录》中指出：“但心定，行住坐卧皆是行道。如心定，有为也是，无为也是；心不定，处有为也不是，无为也不是。”也就是说，首先要心定，从而清除妄念，磨尽爱欲、除去旧习。故丘氏在《舍本逐末》诗中云：“一念无生即自由。”又如其《月中仙·山居》云：“天生耿介，爱一身孤僻，逍遥云壑。利名千种事，我心上、何曾挂着。”他的《无俗念·性通》上片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点：“法轮初转，慧风生、陡觉清凉无极。皓色凝空嘉气会，豁荡尘烦胸臆。五贼奔亡，三尺逃循，表里无踪迹。神思安泰，湛然不动戈戟。”又如：“放四大，优游无所为。向碧岩古洞，完全性命，临风对月，笑傲希夷。一曲玄歌，千钟美酒，日月循环不老伊。”故况周颐曰：“丘长春磻溪词，十九作道家语，亦有精警清切之语。”其《无俗念·灵虚宫梨花词》最为后人所欣赏：“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葩堆雪。静夜沉沉，浮光霭霭，冷浸溶溶月。人间天上，烂银霞照通彻。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舒高洁。万化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浩气清英，仙材卓荦，下土难分别。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
　　其次是外修功行。王喆去世后，七大弟子分至各地传教，但他们对王喆的宗教思想的理解各有不同，丘处机在继承王喆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龙门派内外双修的基本原则。与王喆的其他弟子相比，丘氏所开创的龙门派更注重吸收儒家思想，显示出儒家所具有的入世倾向。
　　著名学者钱穆曾论述丘处机之学与马钰之学的差异，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认为：“丹阳之学似多参佛理，独善之意为多。长春之学似多儒术，兼善之意尤切。而两人之学皆出重阳，盖重阳宗老子而兼通儒释，而丹阳、长春则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钱先生所论极是。丘处机在论述修心见性时，主张从积累功行开始。如前所述，全真道认为自心真性本来无欠无余，只因被妄念遮蔽迷乱而不能自觉。虽然制服妄念可以真接从炼心方面入手，炼尽妄念，仅存正念，久而久之正念亦除，达到于一念不生处体证真性，直到超出生死。但丘氏根据自己的修行体会，感到仅仅单纯地以心制念，难度很大，也应该在尘世中锤炼，同时在这种锤炼中积累功行，直到功行圆满，道心自成。
　　《北游语录》中转引丘处机的话说：“俺学者，下志把握心情，自内观其心至寂无所寂地面，前后百回，虽鬼神至灵不能窥测，忽一念横起，自不可遏，用尽智力，终无可奈何，此无它，只是少阙功行也。”所以，丘氏开创的龙门派一方面重视修心见性，另一方面也重视外修功行。丘氏提倡的内外结合实际上就是儒道结合，内道外儒，这也是王重阳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一种体现。任继愈先生认为它已成为儒教的一个支派：“应当指出，金元时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支派。”
　　丘氏的外修功行主要表现在为民做实事上，最著名的是他不顾年老体衰，万里西游，劝成吉思汗戒杀这一壮举。《磻溪集》收录了他在出发前写的《复寄燕京道友》，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其爱民之心溢于言表。实事上，他也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关心，如其《满庭芳·述怀》云：“逐疃巡村过处、儿童尽、呼饭相留。”《无漏子·乐道》亦云：“昏告宿，馁求食，坊村没阻颜。”
　　第三，积极进行斋醮活动。虽然金元全真道继承的是钟吕内丹派，以个人修炼成仙为其宗旨，但是也继承传统的修炼方法，进行斋醮炼度。另一方面，个人修炼的影响毕竟有限，为了全真道的发展，故从马钰开始，在传教的方式上逐渐兴起了斋醮之风，通过祷雨祈晴等活动，以便吸引更多的信徒。刘处玄、王处一的斋醮之事较为频繁，丘处机的斋醮活动就更多了。
　　全真道士所进行的内修心性、外修功行的修炼，是以极端的僧侣禁欲主义为基础的，是苦修。他们从开始起，就仿印度佛教初期之制，建立了出家制度，倡修苦行，不准有妻室，该制度是与其成仙证真的信仰和内丹修炼的要求相适的。全真道还吸取了爱染缘起之说，把传统道教的节欲思想发展到极端，宣称家庭、亲情的虚妄。他们把家庭看成“牢狱”、“火宅”，称父子夫妻亲情为“金枷玉锁”，宣扬人的七情六欲是成仙证真的大障，要人把七情六欲都消散。丘处机身体力行，“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簟瓢不置也。……昼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隐陇州七年，如在磻溪时。”丘氏在磻溪六年，昼夜不眠，这是最使人惊叹之处。
　　丘处机倡导内丹心性说理论和三教合一思想，有别于传统道教多为“飞升炼丹之术，祭醮禳禁之科”，不重视文化修养的风习，力主文以载道、文道并重，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以便更好地宣传本门教义。他原先文化水平不高，自入道门以后即刻苦自学，不仅精通道教经典，而且对儒佛二家经典也多有研究。元代人陈时可说丘处机“于道经无所不读，儒书梵典亦历历上口，又喜属文赋诗，然未始起蒿，大率以提唱玄要为意，虽不雕镌而自然成文，有《溪》、《鸣道》二集问世”。除了上述两书外，丘处机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大丹直指》。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全真教内丹修炼法之奥秘，理论博大精深，被后人誉为“文简而理直，实修真之捷径，入道之梯楷”，是中国道教经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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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夷，北宋哲宗年间（公元1086-1100年）的著名词人。字方平，汝州龙兴（今属河南宝丰）人。学者孔旼之子。北宋哲宗元祐间隐士，隐名鲁逸仲。孔夷深受父亲孔旼的影响，终生不求仕进，唯以诗酒自娱。隐居滍阳（今河南），与李廌为诗酒侣，自号滍皋渔父。与李荐、刘攽、韩维为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其与侄孔处度齐名。黄升赞其“词意婉丽，似万俟雅言”（《花庵词选》）。《全宋词》录其词三首。事见《咸淳临安志》卷六六。

李廌（zhì）（1059-1109） 北宋文学家。字方叔，号德隅斋，又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汉族，华州（今陕西华县）人。6岁而孤，能发奋自学。少以文为苏轼所知，誉之为有“万人敌”之才。由此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中年应举落第，绝意仕进，定居长社（今河南长葛县），直至去世。文章喜论古今治乱，辨而中理。"主要作品

《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是重要的文学批评作品。《师友谈记》1卷，记载了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为研究宋代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赵令畤元符元年官襄阳。行槖中诸画，廌皆为评品之曰《德隅斋画品》。赵序有"“鉴裁明当，语胜理诣，翰墨娟秀”“之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其”“妙中理解”"。卒年五十一。《四部总录艺术编》诗歌以七古和七绝为佳。内容多写山水和羁旅，亦有赠答、题画等作品。风格雄健奇丽。著有《济南集》二十卷已佚。今本8卷是从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八卷辑出。《师友谈记》有《丛书集成》本。《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李廌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近人李之鼎宜秋馆《宋人集》丙编本。新辑集外诗附於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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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徽之（921～1000）宋代官员、宋初第一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字仲猷，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后周显德二年举进士甲科，起家校书郎，集贤校理，累官右拾遗。因文才出众，曾奉诏参与编辑《文苑英华》，负责诗歌部分。真宗时官至翰林待读学士。为人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恶非道以干进者，后患足疾而卒，谥文庄。"生平

杨徽之，五代后梁龙德元年生。自幼刻苦勤学。当时，同邑前辈江为、江文蔚是江南诗赋名家，杨徽之事以师礼，久后，便与之齐名并著。

20多岁时，杨徽之就学于浔阳庐山学舍。后潜行绕道，赴中原后周王朝应举。翰林学士窦仪和枢密直学士王朴等见其文章，都叹为奇才。后周显德二年，杨徽之登进士甲科，被礼部擢置“殊等”16名内上奏。周世宗柴荣命近臣复核，只有杨徽之等4人中选，授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秘阁校理，后升著作佐郎、右拾遗。深受宰相范质器重，学士窦俨推荐其同修礼乐书。

宋太祖赵匡胤禅代登位之初，知杨徽之于前朝曾讥议他，将欲加害，因其弟赵光义力保而得免，贬出为唐州方城监税。复因建言得罪，再贬为陕西凤翔府天兴县令。府帅素知其名，予以礼遇。平定后蜀之后，调任嘉州峨嵋县令。杨徽之常与玉津令宋白吟咏唱酬，他们的许多诗词，广被传诵，文教为之振兴。杨徽之两任县职，清廉自守。开宝二年，复职为著作佐郎，掌管盐谷数年。大臣薛居正曾向太祖荐杨徽之可为相，不见用。乃出知全州。

太平兴国元年，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召杨徽之为左拾遗，回朝又升右补阙。太宗好诗，久慕杨徽之诗名，见面索要其平生所作，因献数百篇及谢诗以进，其末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等句。太宗特选其十联警句，亲书于御屏风上。杨徽之又献《雍熙词》10篇，太宗为和韵酬答，每有御制诗，也都赐赠给杨徽之。杨徽之有病，即遣太医往视。旋迁御史、库部员外郎、判刑部南曹、同知差遣院等职，赐予金章紫绶。又奉诏与李昉等汇编前代文章，成《文苑英华》1000卷，是为宋代四大类书之一。杨徽之还受命编诗180卷。后历迁刑、兵二部郎中，并同知京朝官的考课。端拱元年，拜为左谏议大夫，旋出知许州二载，入朝判史馆事。太宗召见，特加史馆修撰，兼判昭文馆、集贤院。任职期间，杨徽之建议于太学增加通经术、有专长者为博士，分教皇家及权贵子弟。太宗有意委其以大任，因受反对者诬谤，贬出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又改调为镇安军行军司马。不久，太子赵恒受命为开封府尹，特召杨徽之为左谏议大夫、开封府判官。嗣后，兼任太子左庶子，进给事中。

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即拜杨徽之为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咸平元年，转为礼部侍郎，仍兼学士。旋称病，求解除近职，改授兵部侍郎兼秘书监。真宗欲多起用耆德老成的学者为自己讲学，乃特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之职，命杨徽之为侍讲学士，仍兼秘书监，同时受命的还有夏侯矫等4人。杨徽之利用侍讲机会，多向皇帝纵论天下利弊。不久，称脚病告老。真宗特取名药赐予疗治。值郊礼大典，杨徽之虽不能扈从，但仍受加封赏赐。

次年，真宗北巡，杨徽之入宫辞送，真宗对其温慰恳挚；北巡途中，还手诏存问。咸平三年正月，真宗还都，特派人慰谕，当日，杨徽之疾笃去世。诏赠兵部尚书，赐钱50万，绢500匹，官给营葬。杨徽之无子，因录用其女婿、外孙、侄孙等官职。后来，夫人王氏卒，朝廷同样优厚赐葬。景佑二年，追崇先帝旧臣，升赠杨徽之为太子少师，赐谥“文庄”。

《宋史》称：“徽之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嫉非道以干进者。善谈论，多识典故，唐室以来，士族人物悉能详记。酷好吟咏，每对客论诗，终日忘倦。”

杨徽之有诗文集20卷传世。宋僧文宝曾高度赞美其诗，称：“当以天地皓露涤笔于金瓯雪碗中，方与此诗神骨相投。”清代纪晓岚甚至说，在当时诗坛的“一望黄茅自苇之中”，杨徽之的诗“如疏花独笑”。

藏书故事

北宋藏书家、图书馆官员。字仲猷，一作杨徽。建州浦城人。幼刻苦为学，好吟咏，每对客论诗，不知疲倦。周显德二年举进士甲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至集贤校理，累官左拾遗。入宋后，历官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以性淳厚清介，崇尚名教。当时会诏李昉等人采集前代文献，类为《文苑英华》。因他精于风、雅等诗歌的研究，分命编诗为180卷。历迁刑部、兵部郎中。不久拜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后以足疾告归。真宗时，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善谈多识，自唐室以来士族人物，悉能详记。家藏书甚富，晚年因无子，所藏之书悉赠与外孙宋绶。卒谥文庄。著有文集20卷。"

蒋氏女，生卒年不详，宜兴（今江苏县名）人，一作浙西人。父兴祖，为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令，靖康初，金兵围城，抵抗而死，妻儿亦死难。韦居安谓：“其女为贼掳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乃作《减字木兰花》词云…蒋令，浙西人，其女方笄，美颜色，能诗词，乡人皆能称之。”

施岳（约1247年前后在世），字仲山，号梅川，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淳佑中前后在世。精于音律。卒，杨缵为树梅作亭，薛梦珪为作墓志，李彭老书，周密题，葬于西湖虎头岩下。可见他在当时是很受文人推重的。但他生平的事迹已经不可考。岳因通音律，故作词声元舛误；又因多读唐诗，故词语多雅淡。所作今仅见存于绝妙好词中的六首。

俞紫芝（？～1086）字秀老。金华（今属浙江）人，寓居扬州（今属江苏）。俞紫芝的诗修洁丰整，意境高远，气质不凡。《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三首。《全宋诗》卷六二○录其诗十六首。"介绍

俞紫芝字秀老。金华人，寓居扬州。少有高行，笃信佛教，得其心法，终身不娶不仕。王安石晚年居江宁，俞紫芝与其弟俞子中从游，颇得赏识。王安石自称晚年门下多佳客，俞氏二兄弟便是代表。

俞紫芝的诗修洁丰整，意境高远，气质不凡。据说他的诗初时不大为人所知，后来王安石把他的诗句“有时俗事不称意，无限好山都上心”写在随身所用的扇子上，众人这才称异而看重他。王安石称赞他的诗：”公诗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蕖映碧流。为怕元刘争独步，不妨陶谢与同游。”

《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三首。《全宋诗》卷六二○录其诗十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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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次公，字子明，号西池，又号寒岩，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著名理学家游酢侄孙，礼部侍郎游操之子。乾道末，为范成大幕僚，多有唱和，又曾为安仁令。淳熙十四年（1187）以奉议郎通判汀州。著有《倡酬诗卷》，存词五首。

阿鲁威（生卒年不详），蒙古族人。字叔重，号东泉。曾任南剑太守、经筵官、参知政事。能诗，尤善长作散曲，今有几十支散曲传世，散见于《阳春白雪》、《乐府群珠》等书。"生平

延间 官泉州路总管。
泰定间任翰林侍讲学士。曾译《世祖圣训》、 《资治通鉴》等为泰定帝讲说。
阿鲁威在元仁宗、英宗执政时，曾任延平路总秘和泉州路总管，南剑太守，后应诏入朝作经筵官。
致和元年官同知经筵事，是年遂挂冠南游。家于杭州，居城东，被李昱聘为西宾。
至元二年因卷入平江路总管道童案坐罪，不久冤明，仍闲居杭州。
能诗善曲，明·朱权 《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鹤唳青霄”。其诗今不传。
元·杨朝英《阳春白雪》录其小令十九首，情感深沉质朴，格调旷达豪迈。

成就

阿鲁威汉文修养深厚，善作散曲，被列为散曲七十大家之一。《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篇，称其词曲风格“如鹤唳青霄。”可惜留传不多。现存阿鲁威作的散曲有19首，计《蟾宫曲》16首，《湘妃怨》2首，《寿阳曲》1首。阿鲁威不但是一位成就较高的散曲作家，还是著名学者育家。元泰定年间，他曾任翰林侍读学士，还曾翻译过《世祖圣训》、 《资治通鉴》等书。

作品风格

阿鲁威善做散曲，《太和正音谱·群英乐府格势》篇，称其词曲风格“如鹤唳青霄”，只可惜流传到现在的不多了。现存阿鲁威作的散曲只有十九首，包括《蟾宫曲》十六首，《湘妃怨》两首，《寿阳曲》一首。其散曲格调旷达豪迈。 《蟾宫曲》 前九首系以楚辞九歌品成，如《湘君》：“问湘君何处遨游，怎弭节江皋，江水东流，薜荔芙蓉，涔阳极浦，杜若芳洲，驾飞龙兮兰旌蕙绸，君不行兮何故夷犹，玉佩谁留，步马椒丘，忍别灵修。” 辞藻华丽， 婉约而浪漫。

阿鲁威的散曲既有怀古之情，也有感时之作。比如他的《湘妃怨》 ：“夜来雨横与风狂，断送西园满地香，晓来蜂蝶空游荡，苦难寻红锦妆。问东君归计何忙，尽叫得鹊声碎，却叫人空断肠，漫劳动客送垂扬。”读来让人惆怅。又如《寿阳曲》：“千年态，一旦空，惟有纸钱灰晚风吹送，尽蜀鹃血啼烟树中，唤不回一场春梦。”如诉如泣，隐约有声，情感描写真挚而细腻。从内容上看，散曲多以寄托对民众生活的同情、慨叹现实生活的无奈等为主，表现出元代读书人消极避世的情绪。

阿鲁威其他一些咏述历史的散曲，情调与上述不同，如感叹英雄人物的有《折桂令·咏史》：“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寥寥数语，把曹公的豪情，孔明的机巧，跃然纸上。

《旅况》一曲却表达了作者鄙弃富贵荣华，想做江湖散人，漫游四方或隐居一处以诗酒自娱的思想。《遣怀》中抒发了作者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功业未成、壮志难酬的感情，只不过那种被压抑的思想感情在阿鲁威身上的表现多了几分英雄气概和外露的锋芒。

阿鲁威的散曲，内容多为鄙薄商官厚禄，抒发时光易逝，不遇的感慨，赞扬古代英雄贤士伟业等方面的作品，其风格多雄浑或悲切凄凉。他的散曲被多种版本所收，流传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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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畤（1061～1134）初字景贶，苏轼为之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赵德昭﹞玄孙。元祐中签书颍州公事，时苏轼为知州，荐其才于朝。后坐元祐党籍，被废十年。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四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著有《侯鲭录》八卷，赵万里为辑《聊复集》词一卷。"生平

赵令畤，初字景贶，苏轼为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孙，元祐六年签书颍州公事，时轼为守，荐其才于朝。轼被窜，坐交通，罚金。绍圣初，官至右朝请大夫，改右监门卫大将军，历荣州防御使，洪州观察使。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薨赠开府仪同三司,入党籍。有侯鲭集、聊复集。"

高翥（1170～1241）初名公弼，后改名翥（音同“著”）。字九万，号菊磵（古同“涧”），余姚（今属浙江）人。游荡江湖，布衣终身。是江南诗派中的重要人物，有“江湖游士”之称。高翥少有奇志，不屑举业，以布衣终身。他游荡江湖，专力于诗，画亦极为出名。晚年贫困潦倒，无一椽半亩，在上林湖畔搭了个简陋的草屋，小仅容身，自署“信天巢”。72岁那年，游淮染疾，死于杭州西湖。与湖山长伴，倒是遂了他的心愿。

黄大临，生卒年不详，宋代词人，字元明，号寅庵，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黄庭坚之兄，绍圣间为萍乡令。存词3首，风格清丽。

王雱（1044-1076年），字元泽，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文学家，道学、佛学学者。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之子。世称王安礼、王安国、王雱为“临川三王”。"轶事

王安石的儿子王元泽只有几岁的时候，有个客人送给他家一头獐和一头鹿，关在一起。客人问他：“哪只是獐，哪只是鹿？”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两种稀罕的动物，看了半天，答道：“獐旁边的那只是鹿，鹿旁边的那只是獐。”客人听了，十分惊奇。"

严羽，南宋诗论家、诗人。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世称严沧浪。邵武莒溪（今福建省邵武市莒溪）人。生卒年不详，据其诗推知主要生活于理宗在位期间，至度宗即位时仍在世。一生未曾出仕，大半隐居在家乡，与同宗严仁、严参齐名，号“三严”；又与严肃、严参等8人，号“九严”。严羽论诗推重汉魏盛唐、号召学古，所著《沧浪诗话》名重于世，被誉为宋、元、明、清四朝诗话第一人。

吴渊（1190—1257年）字道父，号退庵。吴柔胜第三子，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约生于宋光宗绍熙初，卒于理宗宝祐五年，年约六十八岁左右。嘉定七年中进士，调建德主簿。丞相史弥远在馆中留他，将授以开化尉，他谢道：“甫得一官，何敢躁进。”弥远就不再强他。累官兵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江东安抚使、拜资政殿大学士，封金陵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予祠。又力战有功。拜参知政事，未几，卒。渊著有《退庵集》、《退庵词》奏议及易解，《宋史本传》传于世。"介绍

吴渊，柔胜子，潜兄。宁宗嘉定七年进士。历知州县，理宗绍定三年入为秘书丞。出知江州，历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知镇江府兼淮东总领。嘉熙二年，知太平州兼江东转运使，改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兼转运副使，罢领祠禄。起为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寻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浙西提点刑狱，知太平州。进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徙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丐祠。起为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宝祐五年，拜参知政事，寻卒，年六十八。有《退庵文集》，已佚。今存《退庵遗集》一卷。《宋史》卷四一六有传。

吴渊诗，以清顾氏读画斋《南宋群贤小集》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两宋名贤小集》本。新辑集外诗附於卷末。

生平

吴渊初任建德县簿，丞相史弥远与他长谈一日，发现他很有才干，十分高兴，欲任命他为开化县尉，吴渊以“甫得一官，何敢躁进？”为由婉言谢绝，史弥远称他为“国器也”。吴渊为官公道正派，清正廉明。任建德县簿时，“江东九郡之冤，讼于诸使者，皆乞送渊”。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洗清冤曲，深得百姓拥戴。后任提点浙西刑狱时，衢州、严州盗贼四起，吴渊调遣将士，“歼其渠魁，散其支党”，平息了盗贼，为朝廷立下了功劳，升为朝官，先任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左司，后任右文殿修撰、枢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检正。时值朝廷准备进兵中原，丞相郑清之拟采取“据关守河”的策略，吴渊竭力反对，曰“国家力决不能取，纵取之决不能守”，郑清之很不高兴。不久，中原战事发展果然不出吴渊所料，郑清之写信向吴渊引咎并致谢。此后，吴渊先后担任工部、兵部、户部侍郎，镇江知府兼总领，太平知州兼江东转运使，隆兴知府，江西安抚使兼转运副使，宝章阁直学士，华文阁直学士，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他尽职尽责，体恤百姓，关心朝政，先是“力陈九事”，后来又提出了兴利除害二十五事，得到了朝廷的赞许。

吴渊在几处任所连逢大灾，他全力慰抚赈济。任太平知州时，两淮流民涌入太平境内者达40余万人，他将流民编成“什伍”予以赈济，令当地土著人不要侵犯，使流民得以安定，当时临近的其它州县经常发生流民放火抢劫事件，唯独太平州境内安然无恙。任隆庆知府、镇江知府和平江知府时，均遇大灾，吴渊力行荒政，数次赈灾，使187万余灾民得以存活。

吴渊的军事才能也得到朝廷的赏试。端平元年，南宋会合蒙古灭金后，蒙古军即向南宋连续用兵。吴渊创办团练，建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寨及嵯峨山、鹰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寨，组织丁壮为伍，各寨队伍相接应，使之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无战则耕，有警则御。湖南峒人暴乱，吴渊受命平定，生擒魁首。宝祐三年三月，吴渊任江陵知府兼夔路策应大使、京湖屯田大使时，调兵二万增援四川，又力战白河、沮河、玉泉一带，败元将汪惟立。

吴渊的孝行也为世人所敬佩。五岁丧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宋嘉定十七年，父亲吴柔胜去世，按照当时的规定，吴渊在家守丧三年，保留官职，但不理朝事。在守丧期间，朝廷下诏书命他复职，他坚决不同意，并上书朝廷曰：“人道莫大于事亲，事亲莫大于送死，苟冒哀求荣，则平生大节已扫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意思是说，人的道德以孝敬父母为最大，而孝敬父母又以为父母养老送终为最大，如果我不顾失去父亲的哀痛去追求荣华富贵，我就失去了人生的大节，今后如何做人做事？又如何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最后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直到守丧期满才去复职。

吴渊的功德得到了朝廷的褒奖，朝廷授其资政殿大学士，封金陵侯，宋理宗赵昀赐“锦绣堂”、“忠勤楼”大字，又进爵庄敏公。宝祐五年正月，吴渊以功拜参知政事，身列相位，仅七天即卒于自荆湖回京途中，追赠“少师”。史记吴渊“有材略，迄济事功，所至兴学养士，政尚严厉”，诗词文论都有成就，著有《退庵文集》、《易解》、《庄敏奏议》30卷等，《词综》收其词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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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胜琼，北宋都下名妓，生卒年不详。与李之问情笃。李归家分别后五日，她以《鹧鸪天》词寄之。李妻见词而喜，助夫娶回为妾。《全宋词》存其词一首，即《鹧鸪天》。

张玉娘，字若琼，自号一贞居士，松阳人。生于宋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卒于南宋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仅活到27岁。她出生在仕宦家庭，曾祖父是淳熙八年进士，祖父做过登士郎。父亲曾任过提举官。她自幼饱学，敏慧绝伦，诗词尤得风人体。后人将她与李清照、朱淑贞、吴淑姬并称宋代四大女词人。"文学成就

《兰雪集》共有诗117首，词16阕，作品虽然不多，但很有艺术成就。她的诗体裁多样，有绝、律、四言、六言等，且长于古风。题材和风格也迥然相异，既有清丽凄婉，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唱，又有气势磅礴、壮怀激烈的爱国咏叹。《山之高》、《拜新月》、《卜归》、《古离别》、《川上女》、《玉蝴蝶·离情》等诗词寄托着思念、忠贞、哀愁。更可贵的是，玉娘虽身在闺中，但心驰千里。关心战乱时代国家和百姓的命运，写下了“凯歌乐府”四首，《塞上曲》、《王将军墓》、《咏史·谢东山》、《塞下曲》、《从军行》等慷慨激昂的诗篇，悲壮豪迈，全无闺中女子娇弱的气质，充分表达了张玉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难怪朱古微刻《疆村丛书》时，还以为她是一个男子，竟不知她是巾帼词人呢。

历代的有识之士很看重张玉娘的诗词和为人。早在元代，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诗人虞伯生读到《山之高》三章赞曰：“有三百篇之风，虽《卷耳》、《虫草》不能过也！”读到“我操冰雪洁”句时赞：“真贞女也，才女也！”当读到《暮春夜思》末句“此景谁相问，飞萤入绣床”时，拍案道：“此岂妇人所及！”；现代著名词学家唐圭璋教授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宋代女词人张玉娘——“鹦鹉冢”故事的来源》中写道：“谁也知道，宋代女词人，有李易安、朱淑真、魏夫人、吴淑姬这一班人。可是很少人知道，宋代还有一位女词人张玉娘，足以和她们分庭抗礼呢！……她短促的身世，比李易安、朱淑贞更为悲惨。李易安是悼念伉俪，朱淑贞是哀伤所遇，而她则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含恨千古。……她这种贞孝的大节，不独超过寻常百姓，便是李易安，朱淑真也还逊一筹呢！”他大声疾呼：“一般文学史家，应该留出一点篇幅，叙述这已经隐埋了六百多年的女作家。”现代词学家谭正璧在其编著的《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写道：“宋代女词人以地位著名的，有魏夫人和孙夫人。以作品著作著名的，有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被称为四大词家”。陶秋英教授在她的《中国妇女与文学》一书中有言：“玉娘的诗，绝少闺阁气，她最擅长于古风，简直没有一首不显露一幅好图画呢！而女子长于古风，也是一个特点。……她的词也很好，虽不十分多，差不多首首都好。”现代戏曲史家赵景深教授称张玉娘故事为“一出希腊式的大悲剧”。

生平

玉娘生于宋淳祐十年，卒于南宋景炎元年，仅活到27岁。她出生在仕宦家庭，曾祖父是淳熙八年进士，祖父做过登士郎。父亲曾任过提举官。她自幼饱学，敏慧绝伦，诗词尤得风人体。时以班昭比之。然她才丰而运蹇，未尽其才，将婚而逝，事追“梁祝”，一生充满了痛苦与坎坷。"

张栻是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官至右文殿修撰。著有《南轩集》。"后代

张栻后裔繁多，现湖南涟源（原安化县）白杨、冲头、马头、大范等张姓大多为张栻之第七世孙张万全之子伯瑛、叔瑛、季瑛（张汝诚）、琨瑛、玉瑛、仲瑛、孟瑛、金瑛之后。每年在农历6月30日季瑛公生辰日，此支张姓后裔均会在白杨进行祭祖活动。

另一支世系为张栻（南轩先生）——张焯——张明义——张翔——张庚——张忠志——张万四（字登龙，又字秀成）——张梦松——张国辅——张文遂——张良臣。今有张良臣之子必文、必庆、必达、必遇、必胜、必禄、必全、必贤、必才、必亮、必明、必照、必兴等十三人之后裔，现广泛分布于湖南之邵阳、洞口山门、衡阳、娄底、湘潭、四川之德阳、广汉新华、中江兴隆、什邡、绵竹仁圣宫、三台新鲁镇、资中大有乡、威远、泸州以及重庆、贵州等地区，此支后裔时常在清明时节致祭宁乡、绵竹之祖墓。

介绍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幼承家学，既长，从师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理学。曾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志。胡宏一见，知其大器，称赞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孝宗乾道元年（1165），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后历知抚州、严州、吏部员外侍郎、起居郎侍立官兼侍讲，再历知袁州、江陵，淳熙七年（1180）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著作经朱熹审定的有《南轩文集》四十四卷刊行于世，还有《论语解》十卷、《孟子说》七卷，后人合刊为《张南轩公全集》。尝作石鼓书院《武侯祠记》、《风雩亭赋》，并亲书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刻碑嵌于合江亭壁。卒谥宣，葬于湖南宁乡沩山（又名官山，为衡山之麓，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朱熹志其墓（《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理宗淳祐初年（1241）从祀孔庙，后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教育思想

办学指导
　　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教学程序
　　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具体方法
　　在教学具体方法方面，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知与行的关系
　　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张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影响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

评价

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曾创建善化（今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力主抗金，学术上虽承二程，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

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宋元学案》作者黄宗羲称理学中“湖湘学最盛”。教育方面写有大量学记，提出办学的主张，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岂特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 道而济斯民也”。评价张栻的思想:“见识高，践履又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反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主张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去教育和培养修齐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方。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子之礼，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仑之间，优游于弦歌诵读之际”。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反对学习上的好高骛远，在学与思的问题上，主张“学思并进”，在其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以此躬行实践，影响甚著。陈亮则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全祖望则云：“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湘学略·岳麓学略第五》）。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宋史·道学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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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玑（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浙江温州永嘉松台里人。祖籍福建晋江安海徐状元巷人，唐状元徐晦之裔。“皇考潮州太守定， 始为温州永嘉人”。福建晋江徐定第三子，受父“致仕恩”得职，浮沉州县， 为官清正，守法不阿，为民办过有益之事。“诗与徐照如出一手，盖四灵同一机轴，而二人才分尤相近”（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录》）有《二激亭诗集》。 亦喜书法，“无一食去纸笔；暮年，书稍近《兰亭》”（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后改长泰令，未至官即去世。"永嘉四灵

南宋诗坛上，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合称“永嘉四灵”。其中翁卷是温州乐清县人，其他三人是温州永嘉县人。温州古称永嘉郡，宋代永嘉县又是温州州治，四位诗人的字号中都带有“灵”字，而且彼此旨趣相投，创作主张一致，诗风相近，自成一派，故世称“永嘉四灵”。

“四灵”之说，《礼记》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三辅黄图》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主。”四位诗人合称“四灵”，盖巧借其名而美其事也。

家族背景

徐玑其父徐定，福建泉州晋江安海徐厝徐状元人，官居潮州太守，举家由晋江迁居永嘉，住松台里。与徐玑同列“永嘉四灵”的翁卷有一首《晚秋送徐玑赴龙溪丞因过泉南旧里》诗曰：“卷中风雅句，名匠亦难如。远邑亲微禄，他乡过旧庐。程途多见菊，行李半担书。未信文明代，无人荐子虚。”诗题中的“泉南旧里”和诗中的“旧庐”，点明徐玑的故里就在泉州，而徐玑在赴任龙溪县丞时曾回过晋江徐状元巷旧居。

徐玑还著有《泉山集》，泉山即泉州郡北之清源山，可见徐玑虽身寄于外，仍不忘祖籍。生平徐玑因父亲“致仕恩”而得职。他沉浮于州县，为官清正，守法不阿，为百姓办过不少有益之事。在建安主簿任内，安抚麻溪峒民，“罪止三人”；监造贡茶，拒绝额外之取。移永州司理参军，当地官兵大抓平民催取赋税，徐玑一一查明，予以释放。

为龙溪县丞，乡里豪富强占陂塘，他经过调查，恢复旧观。后调武当令，改长泰令，拟去官从叶适游，未及而卒/《永嘉四灵诗》收徐玑诗二卷，仅存一卷；又有《二薇亭集》，存诗164首。另据清朝四库全书所记，徐玑有《泉山集》，当时已佚。徐玑也喜欢书法，“无一食去纸笔，暮年书稍近《兰亭》。”

文学创作

徐玑和他的三位同乡好友——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并称“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四灵”学贾岛、姚合，标榜野逸清瘦的作风，题材窄，诗境浅，甚至流于琐屑，徐玑自不例外。五律可诵者如《黄碧》：“黄碧平沙岸，陂塘柳色春。水清知酒好，山瘦识民贫。鸡犬田家静。桑麻岁事新。相逢行路客。半是永嘉人。”七绝可诵者如《新凉》：“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

徐玑著有《泉山集》，已佚。其《二薇亭诗》1卷,有《敬乡楼丛书》本，亦收入读画斋刊本《南宋群贤小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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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亿（974—1020）北宋文学家，“西昆体”诗歌主要作家。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浦城县）人。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送阙下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淳化中赐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性耿介，尚气节，在政治上支持丞相寇准抵抗辽兵入侵。又反对宋真宗大兴土木，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动。卒谥文，人称杨文公。"文学成就

史馆修书
　　杨亿博览强记，尤长于典章制度。曾参预修《太宗实录》，主修《册府元龟》，咸平元年书成。景德二年与王钦若主修《册府元龟》。

诗作
　　在史馆修书时，曾与钱惟演、刘筠等人唱和。他将唱和诗编为《西昆酬唱集》。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他们写诗的目的是“在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磋”，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写的诗，其题材范围必然是比较狭隘的。全集70个诗题，主要有三类题材：一是借古喻今的怀古脉史诗，如《始皇》、《宜曲》、《汉武》、《南朝》、《明皇》等皆属此类；二是描摹物态的咏物诗，如《鹤》、《梨》、《柳絮》《萤》、《泪》等；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生活内容的闲适诗，如《直夜》、《夜宴》、《别墅》等。集内诗歌重雕琢用典，铺陈词藻，讲究声律，被称为“西昆体”，在宋初诗坛上影响颇大。在西昆诗人中，杨亿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朱熹评之为“巧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他的诗歌创作与探索为后来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是宋诗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西昆体
　　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是北宋初期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以李商隐为楷模的诗歌风尚主宰了宋初整个诗坛。相对而言，以学习白居易为宗旨的白体，以学习贾岛、姚合为主的晚唐体，则是两个松散的诗人群体，其影响都不及西昆体。西昆体诗虽孕育于宋初馆阁唱和之风，但不能说是贵族文学，其代表人物杨亿风骨清亮，具有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显示了宋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西昆体与白体，不仅对立，而且相互渗透、并行发展，故它实际上是白体、义山体、唐彦谦体混合的产物，一方面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符合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另一方面使白诗和晚唐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杨亿咏史诗的规讽之意，以及他的咏物、咏怀诗中的个人感怀，可称盛世哀音。 因此，杨亿为首的西昆体不仅仅是对晚唐诗风的“简单复归”，它为真正的“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西昆体虽然没有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境界，但是相对平直浅陋的五代诗风而言，它整饰、典丽、深密的诗风毕竟意味着艺术上的进步。在宋初诗坛弥漫着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诗风背景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

文章
　　他又以骈文名世。著作多佚，今存《武夷新集》20卷，有《浦城遗书》本，《品藻堂四库全书萃要》本。又有《杨文公谈苑》15卷，记述平生见闻，原书已佚。《宋朝事实类苑》及《说郛》等书中尚存100多条；《类说》也引60多条，但有删节。《谈苑》涉及文人轶事、民情风俗、里巷琐事，有文学史料价值。

轶事

杨文公时常告诫他的学生，做文章应该避免套用方言俗语。不久，他拟了一篇奏章，里面有句话说：“伏惟陛下德迈九皇”。有个学生郑戬看了，觉得 “德迈九皇”读音很像 “得卖韭黄”，便立刻请教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得卖生菜？”杨亿给这一问引得大笑起来，于是把这一句改掉了。

寇准在中书省。和同事们嬉戏做对子，他说：“水底日为天上日。”没有谁能对出，恰好杨亿来报告事情，于是别人请他对对子。杨亿紧接着刚停的话音说：“眼中人是面前人。”所有在座的人都称这是好对子。

生平

杨亿，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人。

7岁能文，十岁能赋诗，十一岁时在京城即兴赋诗《喜朝京阙》：“七闽波渺邈，双阙气 。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年少时便有“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之志，太宗甚为赏异。

淳化三年赐进士及第；历任著作佐郎、知制诰。真宗时为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真宗后期，为群小包围，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希上邀宠，杨亿侧于其间，遭到排挤，处境艰危。

他反对真宗搞劳民伤财的祀神求仙，其仕宦生涯也并不都在馆阁之中，他曾多次出任地方官，接触过较为广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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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翰，字武子（一说武之），长沙（今属湖南）人，光宗绍熙中前后在世。曾为高宗宪圣吴皇后侄吴益子琚门客，有诗词投呈张孝祥、范成大。久客临安，迄以布衣终身。今存《小山集》一卷。事见《两宋名贤小集》卷三○五、《沅湘耆旧集》前编卷二三小传。　　　刘翰诗，以毛晋汲古阁影宋《六十家集》本为底本。校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两宋名贤小集》（简称名贤集），与新辑集外断句合编为一卷。刘翰做诗追随“四灵”，王渔洋《香祖笔记》对其评价不高。

赵蕃（1143年～1229年），字昌父，号章泉，原籍郑州。理宗绍定二年，以直秘阁致仕，不久卒。諡文节。"介绍

赵蕃，字昌父，号章泉，原籍郑州，南渡后侨居信州玉山。生于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卒于理宗绍定二年，年八十七岁。早岁从刘清之学，以曾祖旸致仕恩补州文学，调浮梁尉、连江主簿，皆不赴。为太和主簿，调辰州司理参军，因与知州争狱罢。时清之知衡州，求为监安仁赡军酒库以卒业，至衡而清之罢，遂从之归。后奉祠家居三十三年。年五十犹问学于朱熹。理宗绍定二年，以直秘阁致仕，同年卒，年八十七。谥文节。蕃诗宗黄庭坚，与韩淲有二泉先生之称。著作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水乐大典》辑为《乾道稿》二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事见《漫塘文集》卷三二，《章泉赵先生墓表》，《宋史》卷四四五有传。

赵蕃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清武英殿聚珍版、《水永大典》残本等。新辑集外诗编为第二十七卷。

赵蕃是南宋中期著名诗人，他和当时居住在上饶的韩淲 ，是很要好的朋友，二人齐名，号称“上饶二泉”，同为江西诗派的殿军人物。当时著名学者、弋阳人谢枋得曾提到，江西诗派传至“二泉”，隆昌极致，但此二人死后，江西诗派的气脉也因此而断绝，风华不再。

靖康之变后，居信州玉山。师从刘清之，曾为太和主簿。后居家三十三年，问学于朱熹，能诗，宗黄庭坚，与韩淲合称二泉先生。理宗绍定二年，以直秘阁致仕，不久卒。諡文节。《宋史》卷四四五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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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疁，生卒年不详，字子耕，号萧闲，有萧闲词一卷，不传。共存词6首。赵万里有辑本。

刘因（1249～1293） 元代著名理学家、诗人。字梦吉，号静修。初名骃，字梦骥。雄州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3 岁识字，6岁能诗，10岁能文，落笔惊人。年刚20，才华出众，性不苟合。家贫教授生徒，皆有成就。因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题所居为“静修”。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借口母病辞官归。母死后居丧在家。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再度遣使召刘因为官，他以疾辞。死后追赠翰林学士、资政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明朝，县官乡绅为刘因建祠堂。"文学创作

刘因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后清廷收入《四库全书》。广泛行世的《静修集》是诗文集，收入各体诗词800余首。诗名冠元初诗坛。《元史》有传。他的诗是元初文人中反映移民思想较多的，虽然隐晦曲折，但感情比较真挚沉痛。刘因是居留北方的汉族人，他的诗作《登武遂北城》、《塞翁行》、《武当野老歌》、《渡白沟》、《白沟》、《感事》等都流露出对宋朝的追忆和怀恋。而《白沟》一诗更为人所乐道。诗中追溯宋朝开国之初采取重南轻北方针，对于造成丧失北部中国的失误提出了批评。刘因本怀有政治抱负，他在《秋夕感怀》诗中说：“整顿乾坤了，千古功名立。”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头上无绳系白日，胸中有石补青天”，现实社会并没有可能让他真正地施展才能。他对当时一些人不择手段、丧尽廉耻地追逐名利特别反感。他写道：“多少白面郎，屈节慕身肥。奴颜与婢膝，附势同奔驰。吮痈与舐痔，百媚无不为。丈夫宁饿死，岂无需□斯。鸿鹄凌云志,，燕雀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笑藩篱。世态尽伥鬼，吾将谁与归。”刘因为人清高傲岸，他写《和陶诗》，引陶渊明为知己。

刘因还有一些描写民生疾苦的诗，如《豳风图》、《送人官浙西》、《杂诗五首》、《有客》、《里社图》、《仲诚家藏张蔡公石女剪制香奁绝巧，持以求予诗》等。他写道：“东家健妇把锄犁，西家处女负薪归。哀哀正念诛求苦，对此无言空泪垂。”他还描写一些因苦于征战而逃亡者的生活，如《对菊》一诗写道：““画本流民今复见，诗家逃屋为谁留。黄茅安得千间厦，白布空歌万里裘。””

刘因在《易州太守郭君墓志铭》中，对元军所到的地方,庐舍为墟，表示不满,而对聚众保乡里，拥城为官者亦有微词。但是刘因在这方面又不敢作过多表示。他说：“客来恐说闲兴废，茶罢呼棋信手拈。”十分小心谨慎，企图逃开罗网而遗世独立。而他所写的《唯诺说》、《唯诺后说》，还主张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在无可奈何中出仕元朝，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

刘因是一个宋代欧、苏、黄诗的崇拜者，有些诗富于哲理意味。他曾自选作品100余篇,名为《丁亥集》，寓意深远，人莫能解，有乌冲、安熙都为它作注。有《静修先生文集》22卷，《四库全书》本作30卷。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刘因出生于宋理宗淳佑九年闰二月九日，蒙古灭金后的第十五年。刘因的故乡容城地处冀中平原腹地，刘因的祖辈世代居住于此，长期身为金朝的臣民，高祖父、曾祖父和叔祖父曾三世仕金，其父刘述亲身经历了金朝末年的战乱，而后曾短期在元朝做官，但主要过的是隐居不仕的处士生活。时代的风云，家业的盛衰，祖父辈的经历，都在他的心灵中烙上深深的印迹，给予他的思想和性格以重要影响。

刘因在故乡出生时，已是战乱初宁的元蒙初年。刘因幼年，就全国范围说，战争虽有，但刘因生活的今河北一带，倒是一派升平气象。这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久乱初宁的年代。元朝初年，由于社会安定，政策得当，北方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加数倍”。全国的统一，交通的畅达，也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城市贸易、农村集市以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巨大发展。刘因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恰逢这样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它对刘因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响。

少有大志
　　刘因自幼受儒学家世熏陶，其父刘述兴趣广泛，对天文、历数、阴阳、医方、性学、史学等都有研究。刘因出生后，父亲对他十分钟爱珍视，杜绝交游，一门心思传授刘因读书识字。刘因天资聪慧，颖悟过人，在父亲的启蒙教育下，三岁读书识字，每天读千百言，过目成诵；六岁开始学习作诗，七岁就能写文章，文笔不俗，落笔惊人。

刘因少有大志，十五岁时就曾作诗明志“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青年时代的刘因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在诗篇中常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志向和远大抱负。二十岁时所作《希圣解》，即以""希贤、希圣、希天为主旨，并以天地间一清才自命。

中统元年庚申，刘因随父亲迁往真定，师从北方名儒砚弥坚，学业大进，同学中无人能及。砚弥坚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慧眼识人才，在他所教学生之中，力推刘因，预言刘因会成为名儒。

刘因从砚弥坚处学习的是经学，钻研训诂疏释之说，但他很快便不满足了。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理学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接触到了理学著作，为学方向及思想面貌便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专心研读程朱诸书。

授徒明道
　　刘因家境贫寒，经常家无余粮手无余钱，虽然自己学有所长，远近知名，但他仍能安贫乐道，不苟合于世，也不乱结交朋友，不义之财更是一分不取。元世祖至元四年，父亲刘述病逝，经济更加窘迫，无力安葬，刘因无奈之下写信给父亲的好友杨恕，在其资助下才得以完成丧事。

至元十一年，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陆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但未能成行，反而北上易州，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刘因教书三年，得以实现“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刘因三十岁，元初没有科举取士，知识分子无由进入仕途。刘因身为布衣，虽抱负不凡，但建功立业实难。为了谋生，刘因只得在家开设学馆，授徒教学。他自编教材，见解独到，将理学贯穿教学之中，讲究师道尊严。他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有所成就，因此声名日隆。朝中公卿官员过保定的很多，听到刘因的名声，往往登门拜见。刘因谦虚谨慎，深居简出，拜访的官员，他大都逊避，不与相见，非常有个性和操守。

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刘因遂采取超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刘因非常欣赏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就将居所题名为“静修”，以自表心志。

东京执教
　　至元十九年，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

由于士大夫对刘因多所称誉，名声越来越大，丞相文贞王不忽木尤其极力荐举，太子真金下诏，征刘因入朝，授给他承德郎、右赞善大夫的官职。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且真金甚重儒臣，关怀备至。刘因受教之后，便与使者通行。

当时，真金在宫中建立大学，原由赞善王恂执教。刘因入朝时，王询刚刚去世，于是就接替他的职位，教授宫廷子嗣读书。刘因一介儒生，教授乡里，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跃而成为朝官，且成为大学的教授，这表明，刘因此时在学问上已经成熟，并有相当建树，是以声名远播。刘因入朝为时不长，因继母病重，辞官归家。第二年继母去世，依当时风俗，刘因要居丧守孝，为官的事遂被搁置。

重归隐沦
　　由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遂隐居以教学为生。

此后的几年间，因遭荒年，粮价上涨，他的生活颇为桔据，有时不得不以一些代食品糊口。此时期的诗作中对这种清贫生活多有反映，并流露出比较浓重的隐逸情调。刘因的生活不仅是清贫的，而且是孤寂的；不幸接连而至：早失父母且不说，两个姐姐又相继亡故；四十岁后喜生一子，却又不幸早夭。刘因身体本来就比较羸弱，丧子的忧伤更使他受到沉重打击，以致百病缠身，形体癯瘁，须发斑白。

二次被征
　　至元二十八年，刘因四十三岁。元世祖忽必烈杀权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又有朝臣荐举刘因，忽必烈下诏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召刘因，这个职位属于三品清要之职，授给一个平民，在当时是被人看作不次之宠的。但此时的刘因，身体已经恶化到不能扶病而行的地步，且不愿再仕，于是上书以疾固辞，写下了著名的《上政府书》表明心迹。

上疏呈至朝廷，忽必烈甚感遗憾，惋惜地说：“古时有不肯受召的臣子，就是这样的人吧。”

因病辞世
　　至元三十年，国子助教吴明又陈书朝廷，荐刘因为国子祭酒。但就在这年夏季四月十六日，刘因竟因病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五岁。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号文靖。

理学思想

天道思索
　　程朱理学是以理作为最高范畴，理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刘因继承了程朱的理本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天道观。

刘因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天地万物皆由理所生，万物形体消灭后又复归于理。宇宙天地之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理，即天理，具有天地万物之本原的涵义。刘因关于理的阐释，不仅言明理具乎乾元之始 ，是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独立的本体，而且强调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在刘因的思想中，理既是一种超然的神秘实体，又是万物产生、变化的根据，体现在万物之中，并主宰万物。

程朱论道 ，不同于老庄，他们是以理为道。 在刘因这里， 道是与理同一的范畴。刘因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产万物的本原。刘因并不是孤立地论道，而是从道与物的关系中释道的，刘因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显见，这个道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绝对本体。

天人合一
　　刘因把“化”区分为“天化”和“人化”。天化表现为阴阳五行运行于天地之间的自然界的秩序、生成万物、繁衍生息、绵延不绝、运动不停；人化则表现为五伦为代表的纲常伦理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他认为，这种社会秩序是与自然秩序完全相符合的，而要由圣人来完成。天化人化的根源都是“天”，天化的理在世界一开始就已具备，人化的理则是在人类产生之后才出现的。

刘因由“天化”引出“人化” ，并认为 “人化”源于“天化”，主张“天人合一”。在刘因看来，人伦物理，皆来源于天地造化自然之理。刘因强调要顺天化，尽人道，主张事在人为，不要因为“时运”的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努力、无所可为。.天道，主要指自然规律；人道则指社会制度、伦理规范、政治措施等。刘因认为，这二者是合一的、一致的。天道是人之行事必须遵循的至理，又是人事最终成败的关键。人性由天道所决定，人心又是人性的枢机，只有做到人心、人事暗合于天道，才能成功。

刘因所谓 天人合一 ，就是以天道为依据，为准则，要人道合于天道。从本体上讲，天道是人道的根本，即自天而人；从作用上说，必须用人道去符合天道，即自人而天。圣人根据天道来确立人道，是天道的体现者和人道的完成者，所以说圣人是兼体用的。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违反了天人合一的原则，就会出乱子；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原则，一切就都会有良好的秩序。刘因的这些说法，表明了他为解释天人关系所做的努力。他主张的天道不可违反说，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他强调的执天之行说，也没有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他以人事比附自然，突出圣人的作用，则不免有些牵强。

观物思想
　　观物是北宋邵雍的哲学用语，其主要哲学著作有《观物内篇》、《观物外篇》。其所谓观，既指感官对外物的认识，又指心灵的体认和理性的反观。因此，观物是有不同层次的，既有认识论意义，又有方法论意义，尤其指一种修养境界意义。刘因对观物说十分欣赏，直接提出观物的诗就很多，表达的都是一种感受是万物之根源，因而也是人性之来源。人性善恶，取决于“阴阳”二气。气有刚柔，禀而为性，刚柔各有善恶，因而人性分为四种类型。在这里，刘因是用物质性的气来说明人性之善恶的。他认为善恶来源于阴阳二气，而不是来源于理，也不是心。因此，他的人性说既不同于程朱的“以理为性” ，又不同于陆九渊的“以心为性”，他用气来说明人性。

刘因强调“无待于外 ，自求本心”的求理方法。刘因强调养气持守、不动心。这种不动心，基本上是沿袭周敦颐的“主静” 到程颢的“居静”方法。不过周敦颐不是主张弃物求静，而是主张遇物识物，以达到不为物诱。而刘因则视物若无，主张涵养自守，使气不暴于外。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不动心”。这样一来，不仅我遇物相忘 ，而且物遇我，一如相忘。

象数思想
　　“象数”是用“象”和“数”解释《周易》的一种学说。“象”指卦父的象征意义，如乾坤分别象征天地、君臣、男女、君子小人、刚健柔顺等等。数指卦爻所表现的数量关系，有天数、地数、天地之数、等说法。“象”“数”是《易大传》中固有的概念，西汉时期形成系统的象数理论，终东汉之世，易学中象数派占主流。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兴起，倡导得意忘象之说，一扫象数而只谈义理，象数之学遂一蹶不振。宋代理学兴起，周程张朱诸大家，虽都以义理为主，但对象数之学也有一定继承。

刘因探讨了有关河图的一些问题。朱熹写的《周易本义》一书，有很高的权威性，本该有廓清的作用，但在元代初年，种种不同的说法仍然存在，并有一定影响。刘因维护朱熹的观点，对于纷纷然的种种议论，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刘因还探讨了太极图的作者问题，刘因认为周子的太极图是自己的创造，但对于邵雍之学，则承认是发于陈传。他在这方面的学术批评，对于宋元之际污漫的学术空气，具有一定的澄清净化作用；对于保护和延存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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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开（jiāng kāi），生卒年不详，字开之，号月湖，安徽省庐江县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官陕西咸阳知县，诗、书、画皆精。主要代表作：《菩萨蛮·商妇怨》

钱惟演（977—1034）北宋大臣，西昆体骨干诗人。字希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越忠懿王钱俶第十四子。从俶归宋，历右神武将军、太仆少卿、命直秘阁，预修《册府元龟》，累迁工部尚书，拜枢密使，官终崇信军节度使，博学能文，所著今存《家王故事》、《金坡遗事》。"轶事典故

钱惟演在洛阳任使相的时候，十分厚遇文士，谢绛、欧阳修在洛阳供职，曾经一起登嵩山游玩，到达龙门的时候下起了雪，两人正在观赏山景，忽然见到有人骑马冒雪渡过伊水而来，原来是钱惟演派来的厨子和歌妓，使者传钱相的口谕说：“登山辛苦，两位可以在山上多留一阵赏雪，府里公事简易，用不着急忙赶回去。”对下属无微不至的关心，尤其是文人间那种心灵相通的意会，使欧阳修等人既感动又亲近。后来钱惟演贬谪随州，欧阳修等人送行，钱惟演席上赋词，使歌妓演唱，音节悲苦，宾主都为之哭泣。欧阳修对钱惟演的知遇之情毕生没有忘记，在《归田录》里记下了钱惟演在洛阳对他说的话：“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后来欧阳修总结出读书时间的“三上”，多半也是受钱惟演的启发。

《归田录》里记载了钱惟演的一件趣事：他生长富贵，却讲求俭朴治家，法度十分严谨，子弟们不到规定时候，无论如何也领不到他发放零花钱，因此想出了花招骗钱——钱惟演有一个珊瑚笔格，是平生最珍爱的文具，常常放置在几案之上，子弟们有谁想用钱了，就偷偷拿走笔格藏起来，钱惟演找不着心爱的文具自然着急，于是在家庭中贴出寻物启事，悬赏十千钱。子弟还要故意再等一两日，假装找着了献给他，钱惟演一欢喜，果然将十千钱如数照付。以后有想钱的人，都看准了这条生财之道，乐此不疲的偷笔格，钱惟演居然也乐此不疲的贴悬赏，这种把戏一年里能玩上五、七次。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引《侍儿小名录》的记载：“作为旧国王孙的钱惟演，一生境遇尚算顺利，到晚年却谪居汉东，眼看行将老死他乡，心情自然是悲凉无限，所撰《玉楼春》词极其凄婉。每逢酒后自歌此曲，往往泪下。他家中有一个歌姬惊鸿，曾服侍他的父亲吴越王钱俶，这时已是白发苍苍之年，听了这不胜哀伤的歌词，说道：“先王将薨逝的时候，预先为自己制作了挽歌《木兰花》，辞意与这首词很相似，难道如今相公也将要死亡了吗？”不久，钱惟演果然死于随州。《木兰花》与《玉楼春》实则是一个词牌的异名，钱俶的旧曲有“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的句子，与钱惟演词“泪眼愁肠先已断”确实是惊人的相似。

成就

藏书
　　钱惟演一生奔波宦途，数度沉浮，政绩平平，人品虽不足称，但雅好文辞，自称“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文学创作上颇有建树。家藏书极富，可与秘阁相比，尤其收藏有很多古代书画，后人亦将其归入藏书家之列。
　　咸平初献《咸平圣政录》等书，命直秘阁，在馆阁参与纂修《册府元龟》，与杨亿等人分别撰写诗文千篇。

著述
　　钱惟演是“西昆体”的骨干诗人，当时与杨亿、刘筠齐名。后由杨亿汇辑成《西昆酬唱集》2卷，辑入其近体诗五十四首。共收17人、248首诗，形成宋初一大诗派，即西昆体，在宋初诗坛风靡几十年与杨亿、刘筠相比，其作诗虽也学李商隐诗歌之词采妍华，追求辞藻，好用典故，但意象不似杨亿那么繁密，语脉则较为清畅，借用杨亿的话说，是偏于“演绎平畅”的，而非“包蕴密致”的，也许是旧王孙的心理作用，情调上也比较接近唐彦谦诗的“清峭感怆”。
　　惟演学识渊博，平生著述甚丰，《宋史》本传记载有《典懿集》三十卷。又有《枢庭拥旄前后集》、《伊川汉上集》、《金坡遗事》、《飞白书叙录》、《逢辰录》、《奉藩书事》等随笔。另又采集吴越国五代国君之诗，合编为《传芳集》，多已佚失。钱惟演又喜招徕文士，奖掖后进。晚年以枢密使任河南府兼西京留守，欧阳修、梅尧臣等一批青年文士聚集其幕下，诗会文游，颇得其袒护支持。著有《逢辰录》、《金坡遗事录》、《典懿集》、《枢庭拥旄前后集》、《飞白书叙录》、《奉藩书事》、《伊川汉上集》等。

人物生平

博学能文
　　钱惟演为吴越王钱俶第七子。他好学，曾赋《远出》诗，有“高为天一柱，秀作海山峰”句。年幼时充任牙门将，太平兴国三年，随钱俶降宋，任右屯卫将军，曾任右神武军将军。钱惟演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应试学士院时，以笏起草诏令，挥笔而成，深得宋真宗赞赏。

仕途升迁
　　咸平初年，改任太仆少卿，献上《咸平圣政录》一书。被任命为直秘阁，参与修撰《册府元龟》，同杨亿分别写序。任尚书司封郎中、知制诰，又迁任给事中、知审官院。

大中祥符八年，为翰林学士，因犯营私罪而被撤职。不久又转任尚书工部侍郎，再为学士、会灵观副使。又因贡举失实，降职为给事中。恢复其工部侍郎之职，升任枢密副使、会灵观使兼太子宾客，又管领祥源观。经多次升任至工部尚书。

阿附希进
　　宋仁宗即位后，钱惟演为兵部尚书。王曾拜相时，因钱惟演的官位曾经高于他，便任钱惟演为枢密使。之前，任枢密使必加封检校官，钱惟演只以尚书身份任枢密使，这是有关官员疏忽所致。

当初，钱惟演看到丁谓权势大，便依附他，于他结为姻亲。丁谓排挤寇准，钱惟演在其中亦有出力。等到排列历任枢密时，单单不列寇准，称寇准为“逆准”，削去不予记录。丁谓罪行暴露后，钱惟演害怕被牵连，便排挤丁谓以求获免。

宰相冯拯厌恶他的为人，便向仁宗建议说：“钱惟演将妹妹嫁给了刘美，那么他便是太后的亲家，因此不能参与朝政机要，请调走他。”便将其调任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即日又改任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一年后，钱惟演请求回京，被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许州通判。他没有立即赴任，希望再次被起用，侍御史鞠咏弹劾他，他才急忙前去赴任。

天圣七年，改任武胜军节度使。

天圣八年，钱惟演在朝觐时上书说，先人的坟墓在洛阳，希望能去守护。便改任为河南府通判，又改任泰宁军节度使。

急于柄用
　　钱惟演很想位居权要，但一直郁郁不得志。后来仁宗举行籍田礼，寻求一名侍祠，因而留用他为景灵宫使。刘太后去世后，仁宗命他回河南。钱惟演自觉不安，请求以庄献太后、庄懿太后并配真宗庙室，以讨好仁宗。钱惟演曾同刘美结亲，又为他的儿子钱暧娶了郭皇后的妹妹，到这时，又想与庄懿太后的族人通婚。御史中丞范讽弹劾他擅自议论宗庙配享制度，而且又同皇后家通婚姻。被撤平章事，任为崇信军节度使，返回河南。

殁后风波
　　景祐元年七月乙巳，钱惟演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仁宗特赠其为侍中。太常张瑰根据《谥法》“敏而好学称为文，贪而被撤职称为墨”这一条，请赠钱惟演谥号“文墨”。钱氏家属上诉，仁宗命章得象等人重新议定，因为钱惟演没有贪污等劣迹，而且晚年忠于职守，有悔过自新、谨慎从事之意，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这一条，改谥思。庆历五年，刘、李两太后一起配享真宗，钱惟演之子钱暧提出这是他父亲先前的建议，便改谥为“文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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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谦亨（生卒年不详）字牧叔，，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绍定间，为铅山令，为政宽平，人称生佛，家置像而祀，勒石章岩，以志不忘。历官京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嘉熙二年（1238），除直秘阁，为浙东提刑，兼知衢州。《全宋词》辑其词九首。

吴淑姬，约公元一一八五年前后在世失其本名，湖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前后在世。父为秀才。家贫，貌美，慧而能诗词。说详拙作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淑姬工词。有《阳春白雪词》五卷，《花庵词选》黄升以为佳处不减李易安。"生平

吴淑姬，[约公元一一八五年前后在世]失其本名，湖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前后在世。父为秀才。家贫，貌美，慧而能诗词。为富家子年据，或投郡诉其奸淫，时王十朋为太守，判处徒刑。郡僚相与诣理院观之，乃具酒引使至席，命脱枷侍饮，即席成二词，众皆叹赏。明日，以告十朋，言其冤，乃释放。后为周姓子买以为妾，名曰淑姬。淑姬工词。有《阳春白雪词》五卷，《花庵词选》黄升以为佳处不减李易安。

评价

吴淑姬，《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收录其词三首。这一首《小重山》写的是一个独守闺房的女子对远方情人的思念。这类抒发离愁别恨诗词，历代曾有多少词人墨客创作过，其中也不乏名篇佳作。例如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这两首词，题材完全相同。然有温庭筠这样的妙语在前，后人再想起这前人的成就，就非易事。吴淑姬却能别出心裁，翻新花样，谋篇构思，绝无雷同。这两首词的区别主要两点。其一温词着重写此女子倚楼所见，立足点在楼上；吴词却从庭院写起，再登楼远望，立足点是移动的。

其二温词单写此女子等候远人不归的惆怅失望的情绪，表现出一种淡淡的哀怨；而吴词则将此女子青春将逝，与远人归来无望，两相对比，反映了一种深深的愁苦。从本词具体描写看，其笔墨也非泛泛。上片写暮 暮之景，然却有新意她不写满地落红，而写枝上残花；不写风雨摧花，而写风拂槐影；不写杜鹃啼血，而写莺声犹娇。不仅显得清丽新鲜，而且都与此女子的特定身份和思想感情紧密联系，是从她独特的眼中看到独特的景物，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你看，她写茶蘼，“谢了茶蘼春事休”，说的是茶蘼花谢，春天可算彻底结束了。可现在犹有“无多花片子，缀枝头”说明茶蘼将谢未谢，这里也就蕴含着春事将休未休。“花片子”是词人自铸新词，既通俗，又贴切。“缀枝头”， 给人的感觉，虽是残花，但仍有凄清之美。同样，写“莺虽老”，但“声尚带娇羞”，也是将老未老。这些不但是时序节物的准确刻画，也正是这位思妇青春将逝未逝，尚有美丽的面容，尚带娇羞的态的真实写照。“庭槐影碎被风揉”，槐影被风揉碎，春天被风吹走。这不禁使她想自己的青春呢？也将一起消逝，因此，在她看来，这风揉碎了槐影，也揉碎了她的芳心。

我们从这缭绕唇吻的音节中，从这欲吐还吞，委婉曲折的笔法中，体味到词人在这里寄托了一种青春将逝的深沉的感慨。

下片“独自倚妆楼”，承上启下。上片写此女子庭院所见之景，触景生情，情苦而不忍睹；既不忍睹，遂回妆楼既回妆楼，更思远人；既思远人，则倚楼 凝望。那么，她望到的又是什么呢？在前人词中，温庭筠写道：“过尽千帆皆不是”。柳永写道：“想佳人 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而在这首词中词人写道女主人公们都看到了舟，但皆不是所思远人的归舟，结果是从希望到失望。而吴淑姬笔下的这位思妇，望到的却不舟，而是“一川烟草浪，衬云浮”。连天烟草，衬着浮动的白云，犹如浪涛滚滚，铺天盖地而来，哪里有归舟可见，简直丝毫的希望都没有，其愁苦可想而知。用“一川烟草”来形容愁之大，愁之多，这在贺铸的《横塘路》词中已

用过。但在烟草后着一“浪”字，实属吴淑姬独创。《古今词统》眉批云：“竹浪、柳浪、麦浪与草浪而四”，即指吴淑姬自创新词“草浪”，直可与前人所创“竹浪、柳浪、麦浪”相媲美。“一川烟草”是静景“一川烟草浪”则是动景。这里用来比喻愁思恰如连天草浪，滚滚袭来，极为生动贴切，也为下句“不如归去下帘钩”铺垫。放下帘钩，意欲隔断草浪，挡住愁潮，然而这愁思是隔不断，挡不住的，“不如”两字，写出了主人公明知不能而强为之的痛苦心态。“心儿小，难着许多愁”，自是警句。“愁”字最后点出，使通篇皆有精神，有画龙点睛之妙。李清照写愁的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不正面写愁，从舟着眼，反衬愁之大；然而吴淑姬这里先把

愁比作“一川烟草浪”，极言愁之大之多，再将它与“心儿小”作强烈对比，落到容约而下。两人写法不同，而各有千秋。所以南宋黄升评论说：“淑姬女流中黠慧者，有词五卷，佳处不减李易字。”这种评价是很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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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珂(公元1183～公元1243) ，南宋文学家。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宋宁宗时，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自此家居嘉兴，住宅在金佗坊。嘉泰末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历光禄丞、司农寺主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嘉定十年（公元1217），出知嘉兴。十二年，为承议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十四年，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宝庆三年（公元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评价

明万历年间，岳飞后裔岳元声建岳王祠，内供有岳珂亲制的铜爵，上镌“精忠报国”4字，为岳珂书。南宋后，铜爵曾几次失而复得。清道光时，铜爵复存祠中。抗日战争前曾在杭州展出，抗日战争期间遗失。建国后，岳王祠坍废。岳珂在嘉兴的遗物还有“洗鹤石池”，今与“松化石”一起放置在南湖烟雨楼宝梅亭西侧。岳氏后裔散居在今嘉兴郊区建设乡旧岳村及桐乡市濮院镇。

文学成就

岳珂著述甚富。居于金佗坊时，因痛恨祖父被秦桧陷害，著有《吁天辩诬》、《天定录》等书，结集为《金佗粹编》，为岳飞辩冤，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又著有《桯史》15卷、《玉楮集》8卷、《棠湖诗稿》1卷、《续东几诗余》、《小戴记集解》、《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嘉定七年，在嘉兴曾主修《嘉禾志》。《桯史》以辨明“公是公非”为目的，通过对南宋朝野各阶层人物的言行的记载，表现了他对主战派和投降派人物的鲜明爱憎。书中所载之事，大都翔实可信。如《乾道受书礼》、《一言悟主》、《开禧北征》等条，可补史传之阙。其中对文人轶事的记载，诗文作品的转录，可资辑佚、校勘，也有助文学史研究。

所著《玉楮集》8卷，有《三恬堂丛书》本。《棠湖诗稿》1卷，有《丛书集成》本。《金陀粹编》28卷，《续编》30卷,有清刊本。《愧郯录》15卷，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宋少保岳鄂王行实编年》2卷，有《明辨斋丛书》本。《宝真斋法书赞》28卷，有《丛书集成》本。《桯史》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岳珂诗集有《棠湖诗稿》1卷，收宫词100首，作于端平元年同年编纂《岳氏宗谱》。宫词原系歌咏宫闱生活的词体，他因侄子自汴从军而归，追想东京盛时，写下了这组诗以系哀思。但诗中所写，有与事实不符的，《四库全书总目》疑为后人拟作，嫁名于珂。又有《玉楮集》8集，收嘉熙二年至四年的诗作共385篇。他的诗缺乏社会内容，仅有1篇《夏旱三首》写到农家生活。其他作品“虽时伤浅露”，“而轩爽磊落，气格亦有可观”。

藏书故实

为官之余，肆力于典籍和古物的收藏，曾到中原各地收集北宋文物典章，尤其是对北宋历代皇帝大臣的御笔和翰墨，编为《宝真斋法书赞》28卷。家富藏书，乃以家藏旧刻，设“相台家塾”，最知名刊刻《九经》、《三传》、《孟子注附音义》10卷、《论语集解附音义》10卷。以越中旧本注疏，参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本，凡20本，对音释注疏，反复参订，命良工入梓。后世推为善本。所撰《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皆罗列条目，详审精确。姚名达论“校勘学、版本学、刊刻学之确立，皆自兹始也”。其后贾似道刊《九经》，亦以数十种版本比较，雇百余人任校正，然独删落注疏，不及岳珂。著述甚多，因痛念祖父遭诬害，著有《吁天辩诬》、《天定录》等书，结集为《金陀粹编》28卷，续编30卷、《天定录》等。另有《桯史》15卷、《媿郯录》15卷、《玉楮集》8卷、《三命指迷赋补注》、《棠湖诗稿》1卷、《小戴记集解》《续东几诗余》、《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

吴琚（约公元1189年前后在世）南宋书法家，字居父，号云壑，汴（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孝宗淳熙末前后在世。主要活动于孝宗、光宗和宁宗三朝。太宁郡王、卫王吴益之子，宋高宗吴皇后之侄。性寡嗜，日临古帖以自娱。习吏事。乾道九年（1173）以恩荫授临安通判。其后历尚书郎，镇安军节度使。复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宁宗时，知鄂州，再知庆元府。尝使金，金人重其信义。位至少师，判建康府兼保守，世称“吴七郡王”。卒，谥忠惠。"书法

吴琚好书画工诗词，尤精翰墨，孝宗常召之论诗作字。《江宁府志》云：“琚留守建康，近城与东楼平楼下，设维摩榻，酷爱古梅，日临钟、王帖。”擅正、行草体，大字极工。京口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墨迹，乃为吴琚所书，今六大字额仍存，佳书为名山增辉。其书法明显特点是酷似米芾，有“米南宫外一步不窥”之说。

吴琚毕生都用力于米书，然而，米芾生性狂放怪诞，而吴琚性情较为温和。据《宋史翼》本传云：“陈傅良在太学，琚执弟子礼，惜名畏义，不此戚畹自骄。”可见他极有道德修养，所以尽管吴氏学米书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但由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运笔结体，吴书更为俊逸俏丽。董其昌评吴琚云：“书似米元章,而俊俏过之。”吴琚的运笔较米书内敛，落笔沉雄，稍运即止，结体八面呼应，看上去十分舒服，即所谓“俊俏”之意。

作品

著述有《云壑集》。传世书迹有《观伎帖》、《与寿父帖》、《焦山题名》、《诗帖》、《碎锦帖》、《七言绝句》等。《行书诗帖》现藏故宫博物院。诗帖已缺页。全篇用笔结体极似米体。如果说他本意想做米芾第二,其实由于性格文化修养的不同,吴氏已自然而然地有了自已的特色。如米氏露锋较钝,而吴氏起笔露锋而尖锐。总之,在继承米氏书风的书家中,吴氏是最得其三昧的一位。"

张俞（《宋史》作张愈），生卒年不详，北宋文学家。字少愚，又字才叔，号白云先生，益州郫（今四川郫县）人，祖籍河东（今山西）。屡举不第，因荐除秘书省校书郎，愿以授父而自隐于家。文彦博治蜀，为筑室青城山白云溪。著有《白云集》，已佚。"生平

张俞，隽伟有大志，游学四方，屡举不第，宋仁宗宝元初年，西夏事起，曾上书朝廷论边防事。因人推荐，经试录用为秘书省校书郎，但他把官职让给父亲，自己却愿在家隐居。益州长官文彦博特别优待他，为其出资买得青城山白云溪唐人杜光庭故居安置，自号“白云先生”。七诏不起，遨游天下山水三十余年，卒年六十五。张俞非常重视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率先创办“少愚书院”，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亲自教授。明代时改“少愚书院”为“子云书院”。著有《白云集》，已佚。《东都事略》卷一一八、《宋史》卷四五八有传。"

谢枋得(1226～1289年)：南宋进士，江西信州弋阳人，字君直，号叠山，别号依斋，担任六部侍郎，聪明过人，文章奇绝；学通“六经”，淹贯百家，带领义军在江东抗元，被俘不屈，在北京殉国，作品收录在《叠山集》。"生平

自幼聪明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南宋信州弋阳人。谢枋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蔑视权贵，嫉恶如仇，他爱国爱民，用生命和行动谱写了一曲爱国的壮丽诗篇。作为南宋著名的爱国文学家和诗人，他的诗文豪迈奇绝，自成一家。
　　其伯父谢征明抗元战死，其父谢应琇因忤贵官被冤枉死，谢枋得由母亲桂氏教养，自幼颖悟，每次看书，五行一齐看下来，过目一看，终身不忘。《宋史列传》对谢枋得是这样描绘：“为人豪爽，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
　　他好说直话，一与别人论述古今治乱的国家大事，一定是掀起胡子，抵着几案，跳跃自奋，显得很激动的样子。以“忠义”作为己任。徐霖称他为：“如受惊的白鹤伴云霄而飞，不可能用笼子来束缚他。”

中进士 怒斥奸佞
　　宋朝是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特别是南宋末期，当时，以理宗为首的南宋封建统治集团，荒淫腐朽，再加上宦官董宋臣和权臣贾似道祸国殃民，南宋的政治十分黑暗。
　　宝祐四年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谢枋得对策时严厉地攻击丞相董槐与宦官董宋臣，本意希望擢升中进士甲科，到公布考生名单，考中乙科。任命担任抚州司户参军，随即弃职而去。
　　次年复试教官，中兼经科，担任建宁府教授。未上，吴潜宣抚江南东、西两路，命他担任干办公事。团结民兵，以保护饶州、信州、抚州，用科降钱米以作为地方民兵的食粮。谢枋得说服邓、傅二姓所属二社各大家，得到民兵一万多人，驻守信州，到兵退后，朝廷核实各项军费，差一点没有免除科降钱。
　　1258年，蒙古军大举攻宋，谢枋得被朝廷任为礼兵部架阁，负责招募民兵，筹集军饷，保卫饶、信、抚三州。谢枋得变卖家产，八方奔走，经他多方筹措，共招募得民兵一万多人。
　　景定五年，他在建康当考官时，当时的丞相兼枢密使叫贾似道，他奉行投降政策，奉币向蒙古军求和，加上蒙古大汗蒙哥刚死，内乱发生，忽必烈答应了条件，率蒙古军北撤去争夺王位。蒙军刚撤，贾似道就开始行打算法，诬陷各地抗蒙将领贪污军费，逼他们破产赔偿。谢枋得极为愤慨，也对时局失望至极，便以贾似道政事为题，言“兵必至，国必亡”。指出贾似道“窃政柄，害忠良，误国毒民”，为此，漕使陆景思抓住了这件事，送上这种文稿给贾似道，贾似道则以谢枋得居乡不守法纪、起兵时冒领使用科降钱，又诽谤他，追夺两官，贬谪兴国，直到公元1267年才被放回家乡。此后，他隐居弋阳的家中，没有出仕，主要还是由于他厌恶统治集团的欺压百姓，昏庸无能，腐败透顶。这期间，他闭门讲学，向弟子宣传爱国思想，并鄙视权贵，足迹不入豪门。

保家卫国
　　咸淳三年，朝廷赦免谢枋得，允准回居乡里，应吴潜征辟，组织民兵抗元。公元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1275年，元将伯颜率元兵大举攻宋。
　　德祐元年，吕文焕引导元兵沿长江东下攻占鄂州、黄州、蕲州、安庆、九江，凡是他的亲友、部下都被诱降而献出城邑，于是屯驻建康。谢枋得与吕师夔友善，于是应诏上书，以一族人举保吕师夔可以信任，希望分给沿长江诸屯兵让他统帅，以他为镇抚使，使之行程成功，又愿亲自到江州会见吕文焕与他议论。朝廷同意了，令他沿长江以察访使的职务成行，正当吕文焕北归而去，没有见到他就返回。
　　谢枋得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的身份担任信州知州。第二年正月，吕师夔与武万户分别平定江东一带，谢枋得以兵挡之，派前锋呼喊说：“谢提刑来了。”吕师夔的军队驰到军前，用箭射谢枋得，箭头一直射到马前，谢枋得逃入安仁，调淮士张孝忠迎战团湖坪，箭射完了，张孝忠挥动双刀杀死了一百多人。

流亡生涯
　　在此国家存亡关头，谢枋得又挺身出来组织抗战。由于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畏战，左丞相留梦炎弃职逃跑，兵部尚书吕师孟降元，其他不少封疆大臣和前线将领也纷纷投敌，大片国土沦丧。公元1276年正月，元军进攻宋朝江东地区。谢枋得亲自率兵与元军展开了一场血战，终因孤军无援而失败。三月，元军占领南宋首都临安，并将宋恭宗、太后全氏、太皇太后谢氏俘往元朝上都，谢氏曾寄诏书命令南宋臣民降元，但谢枋得拒绝降元。五月，南宋景炎帝即位，谢枋得被任江东制置使。于是，他再次招集义兵，继续进行抗元斗争，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由于元军的追捕，他被迫隐姓埋名，逃亡福建，隐遁于建宁唐石山中，宋亡，流寓建阳，以卖卜教书度日。这场战争中，谢枋得的妻子李氏饶州安仁人，宁死不屈，与次女和两婢女自尽，谢枋得的两个兄弟，三个侄子也被元军迫害致死，南宋终因回天乏术，走上了灭亡之途。
　　谢枋得逃到福建后，曾长期流亡在建阳一带的穷山野岭之间，生活极其贫困。他每天穿着麻衣草鞋，面向东方痛哭，藉以悼念已亡的故国。谢枋得不做元朝的顺民，以卜卦、织卖草鞋或教书为生。曾到武夷山拜访遗民熊禾。在流亡期间，谢枋得创作了大量的诗和文，反映人民的疾苦，痛斥南宋的昏暗和大臣们的卖国求荣，表达对复国还乡的强烈愿望，艺术成就极高。

叠山精神
　　谢枋得有《叠山集》，存词一首。
　　长女谢葵英适安仁通判周铨，早寡，后闻父亡亦投水而死，人称其投水处为“孝烈叠山”，谢枋得被贬，谪居在兴国军的叠山，谢枋得就以此为号。苏东坡曾经作诗中有“溪上青山三百叠”，兴国军属江南西路管辖。它位处长江西南面，州城紧靠长江支流富川的北岸。黄州是在离兴国军不远的长江北岸。早在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轼曾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居住，过着极其艰苦淡泊的生活，境况和谢枋得非常相似。当年，苏轼曾经在黄州城东东坡的数十亩营防废地上垦荒耕种，于大雪天在这里修建房子，还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匾额，并从此自号“东坡居士”。谢枋得十分崇敬苏轼，苏轼在兴国军写的一首七律诗：《自兴国往筠宿石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
　　溪上青山三百叠，快马轻衫来一抹。倚山修竹有人家，横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滑。夜深风露满中庭，惟见孤萤自开阖。
　　谢枋得对这首诗的格调和意境，非常推崇，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苏轼还有这种洒脱的风度，于是谢枋得取首句“溪上青山三百叠”，模仿苏轼，也为自己的读书堂写了—块“叠山”二字的匾额，并从此自号“叠山”，而人们也因此尊称他为“叠山先生”。

绝食殉国
　　元朝统一中国后，就开始拉拢汉族士大夫，由于谢枋得的文名和威望，元朝曾先後五次派人来诱降，但都被他用严词拒绝，并写《却聘书》：“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失志。”
　　1288年冬天，大雪纷飞，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奉元帝之命，强迫谢枋得北上大都。这时，谢枋得虽然形容枯瘦，但仍精神抖擞，慷慨赋诗赠别亲友。他一到大都，就问明太皇太后谢道清坟墓和宋恭宗所在的方向，恸哭再拜，后拘留于悯忠寺，见壁间有曹娥碑，哭泣说：“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并再次进行绝食斗争。留梦炎派医生拿了杂有米饭的药汤请他去喝，他一面怒骂，一面将药罐拂在地上。四月初五，谢枋在大都悯忠寺，绝食五天，终于为国尽节，至死未降为元臣。
　　遗书自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终于正寝，某自今无意人间事矣！”。其子定之负骸骨归信州，葬故乡弋阳玉亭龚原。门人私谥他为“文节”。
　　谢枋得用死来表示抗拒，从出发北上那天起，就开始绝食。后来，为了能活着到大都，看见被元军 俘虏的谢太后和恭宗后，才每天吃少量的蔬菜水果维持生命。
　　到大都后，尚书留梦炎下令把他安排到悯忠寺休养。谢枋得住的那间屋子中，墙上有一块纪念曹娥的碑。谢枋得看碑后，痛哭地说：“一个年轻的女子尚能为父尽孝，我怎能不为国殉难呢？”从此，他开始绝食。5天后，谢枋得终于以死殉国，那年他64岁。

思想精神

构成谢枋得思想和精神境界主要由三个方面内容构成，一是爱国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成了他精神世界中的主色调，也是最为后人敬仰的。第二，程朱理学对他的影响。第三，道教思想对他的影响。

爱国主义思想
　　分析谢枋得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们的道德认知水平，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笔者认为谢枋得爱国主义精神是高尚的，是有传承意义的。谢枋得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在：他对人民的关怀，对故乡山河和亲人的眷恋，对中华文化的维护和认同，这可说是谢枋得爱国思想的核心，并使他的爱国思想远超出了单纯抗元斗争的范围。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除了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权之外，还指生养哺育人们的山川大地和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故乡和亲人师友，包括儒家文化。正是对这一切的热爱，才使谢枋得强烈憎恨南宋的贪官污吏和蒙古贵族压迫者。
　　谢枋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爱国志士，这决不是偶然的。谢枋得生活在宋、元之际社会动乱的时代。他出身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他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父亲谢应诱曾任浔州签判，为人正直；母亲桂氏也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经常受到父母有关忠义爱国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谢枋得在被押赴大都时还高唱“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充分表达了他那威武不屈的民族骨气和贫贱不移的高尚志向。
　　当然，对谢枋得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更大的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谢枋得自幼博览群书，熟读四书五经，谢枋得非常熟悉祖国的历史，并常以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为榜样。他特别敬仰辛弃疾，一则他也是诗人，也是爱国者，情趣相近，志向相同；二则，谢枋得和辛弃疾均属同朝，辛弃疾长期在铅山定居，有亲切感。1271年，当元军长期围攻襄、樊，南宋国运垂危之秋，谢叠山曾与同志十七人在铅山金相寺集会祭奠辛弃疾，盛赞了他“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表示要将他的言行录于书史， 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谢枋得的爱国往往又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分析谢枋得忠君思想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谢枋得“从道不从君”，当皇帝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才报以无限忠诚。当皇帝的旨义与谢枋得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时，他也不会无条件服从皇帝的命令。如他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受抑，他不从还乡，可见他对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特别是1276年从大都寄来太皇太后谢氏命令南宋各地臣民降元的招书时，谢枋得并不服从。后来他谈到这件事时说：“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可见，谢枋得对皇帝并非只是无原则的愚忠。

程朱理学对其影响
　　谢枋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本人又是南宋大臣。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一生恪守封建道德，谢枋得誓不化元，从思想根源来说，一是为了捍卫中华传统文化，元朝初期斯文遭践踏，文坛萧条，儒生被欺凌，儒道被遗弃。同时元朝把人分为四等，汉人和南宋遗民地位最低，谢枋得反抗的是元朝的民族压迫，反对的是元朝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二是程朱理学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皇权的建立，文化道德上的专制主义必然是皇权所要求的。汉代的《礼记》以“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来强调皇权和父权，董仲舒概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构成了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宋朝，在河南洛阳学者程颢、程颐两兄弟和南宋婺源人朱熹，又把封建伦理道德理论推到了顶点，把传统的纲常学说加以理论化、通俗化，并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最高道德标准。南宋后期，朱熹所提出的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尊为正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谢枋得深受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与参政魏容斋书》中说：“忠臣不化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常道也，……此某书中第一义也”。

道教思想对其影响
　　谢枋得信奉道教，这和南宋的历史环境有关，国破家亡的惨痛，使他对现实社会十分厌倦，逐渐滋生出世入仙的思想。道教的理想就是，世上没有战争，没有灾荒，人人安居乐业，信徒们希望通过修炼得道成仙。这种道教思想符合当时谢枋得的心理需要，谢枋得对功名利禄一向看得很淡，他不与豪门接近，生活俭朴，这与道教提倡的“清静无为”，非常接近。
　　谢枋得在青年时期就精通《易经》，中年时期又信奉道教，在晚年所交的人物中，多半是道与卜方面的朋友，也有一些书画及文友，在他的文集中有不少和他们往返的文字之作。如《贺蔡芳原判镇为道士启》云：“满目氛埃，儒术不胜其拘贱；游神清静，道家尚可逍遥”。四十三岁以后开始学道家的“辟谷养气”之学。“辟谷养气”,这种养生术早在先秦时期已经流行，要“养气”，首先必须保持情绪的和谐安定和心理的平衡，也就是平日要心平气飘安静养神，“乐天知命”。其次，还必须保持人体内的清新洁静。而谷物、荤牲等都会破坏“气”的清新洁静，所以要除欲、禁食。禁食，也叫“辟谷”或“绝粒”。据道教的说法，神仙就是“饮风吸露”，不食人间五谷的。
　　谢枋得为了练习“辟谷养气”，实行节衣缩食。从此，他不再服用丝绵衣被，常穿麻布服装。平时，他不吃或少吃荤牲，经常是只食少量蔬果。
　　他在流亡期间，曾遍访武夷山、龙虎山等道教圣地，还号称“依斋易卦”，为人卜课算命，几乎成了游方道士。在《宋史列传》中有关此事的记载云：“卖卜建阳市中，有来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钱，悉谢不取。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子弟论学”。他在《与菊圃陈尚书札》中写道：“某少日酷信书，谓患难夷狄，皆可行道，辟世者小丈夫也。……今而知辟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读道家书颇有益，不敢号于人曰”。

文学成就

简介
　　谢枋得是南宋著名诗人，他对诗的研究造诣很深，曾编选过《千家诗》。当时的学者名流都以师事之。他认为“诗与道最大，诗为文之精者也。”他所作的诗，有着强烈的爱国忧民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沉郁婉转的艺术风格。

作品
　　谢枋得为文推尊欧、苏，认为"“欧苏起遐方僻壤,以古道自任，发为词华，经天纬地，天下学士皆知所宗”“。他对宋末文风颇表不满，指出”“七十年来，文体卑陋极矣”“，于是以振兴斯文自任。他的散文格调高奇，很有气势。《上丞相留忠斋书》写得慷慨愤激，义正词严；《送史县尹朝京序》。则有见解有感情，于唐宋赠序文中，颇具特色。还有《宋辛稼轩先生墓记》记辛弃疾垂殁之语，以为其”“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高度评价辛弃疾的爱国精神，也正反映了他自己的节操。

诗词成就
　　谢枋得诗伤时感旧，沉痛苍凉，诗风朴素端正，有时也饶有韵致。如《武夷山中》写道："“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述其转徙山中的十年岁月，颇含隐痛。《初到建宁赋诗一首》是他北上前的诀别诗，起句即以”“雪中松柏愈青青”"自喻，高风亮节，视死如归，亦感人至深。
　　所著《叠山集》16卷，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他评点的《文章轨范》，以文章类别编选文章，是南宋一部重要的评注选本，被誉为集合宋人评点学之大成。
　　谢枋得的诗大都是在民族存亡严重关头，同南宋奸臣、蒙古贵族统治者作斗争时所作，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元旦阻雨》、《春日闻杜鹃》、《寄谢叔鲁》、《思亲》等诗中，通过对故国的怀念舆留恋，表达了他对复国还乡的强烈希望，抒发了一个爱国者光阴磊落的胸怀。在《别二子及良友》一诗中，他又以雪中松柏自比，比喻自己永远独立不移的民族气节，表明他为坚持民族大义，敢于傲霜斗雪的铁骨松风。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南宋灭亡后，孤单一人，卖卜为生，因而深知人民疾苦，写出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如《蚕妇吟》中，就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辛苦，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败。他描写道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天还没亮，蚕妇就起床查看，担心蚕多了，桑叶不够吃，而此时达官贵富们还在歌舞宴乐，多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
　　枋得的诗还擅用隐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庆全庵桃花》。他借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其居民为避秦乱而隐居此地，来反映自己的处境。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谢枋得的一些小诗也写得隽永清鲜，情意盎然。如《觅茶》：茂绿林中三五家，短墙半露小桃花。客行马上多春日，特叩柴门觅一茶。
　　再如《小孤山》：人言此是海门关，海眼无涯骇众观。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澜。坚如猛士敌场立，危似孤臣末世难。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

文章
　　谢枋得除了诗在当时非常有名，读之朗朗上口，回味无穷，他的文也可堪称一流。他无书不读，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写了大量的书、序、记、启等方面的文章，“文词清丽，高迈奇绝，汪洋演迤，自成一家”。他所作文章，切中时弊，令人读之泣下。如《谒辛稼轩先生祠记》、《上丞相留忠斋书》、《上程雪楼御史书》、《与参政魏容斋书》等都是文中上品，不可多得。他在《上程雪楼御史书》中写道：“某三十一而仕，五十一休官，平生实历，不满八月，俸禄无一毫归家养亲，己不可言孝矣……亲丧在浅土，贫不能礼葬，苫块余息，心死形存”。所谓悠悠寸草心，十分感人。在《与参政魏容斋书》中“宋室遗臣，只欠一死。上天降其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时，某愿一死全节矣，所恨时未至耳。”更足以证明他决心为国殉难，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绝命诗
　　《崇真院绝粒偶书付儿熙之定之并呈张苍峰刘洞斋华甫》
　　西汉有臣龚胜卒，闭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渴饥，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常与天往来，不知饮食为何物。若非功行积未成，便是业债偿未毕。
　　太清群仙宴会多，凤箫龙笛鸣瑶瑟。岂无道兄相提携，骑龙直上寥天一。

编辑《千家诗》
　　我国古代为儿童启蒙教育而编的一部诗集，相当于现在的小学课本。《千家诗》原名《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宋朝刘克庄编辑。南宋末年谢枋得对原有《千家诗》有所整理增删，成为谢枋得编辑《千家诗》。从此《千家诗》有两种版本并行与世。

人文遗迹

北京谢叠山祠
　　在北京法源寺后街3号、5号。明景泰七年九月，与文天祥同赐谥，天祥赐忠烈，枋得赐文节。朝廷在法源寺后街的江西会馆谢枋得殉难处建祠，现院内还有二层小楼一座，原供谢叠山和文天祥像，为宣武区重点保护文物。

谢枋得墓
　　谢枋得有遗书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终于正寝，某自今无意人间事矣！”1289年八月，其子谢定之奉灵柩还乡。
　　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九月，谢枋得被重新葬于弋阳玉亭乡龚原雷打石。
　　元延祐五年戊午，元集贤馆侍制李道源为《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撰文：
　　谢枋得，字君直，弋阳人，宝佑丙辰试中，礼部高等比对，力诋时宰阉官，抑置二甲第一，元师压江上，宋社日替，江东漕司犹试士，徵校艺，枋得愤贾窃政柄，害忠良，误国毒民，发策十问，辞甚剀切，大拂贾意，台评竟上谤讪，镌两秩，兴国军安置，因谪所之山自命叠山，守令皆及门执弟子礼，丁卯以史馆召不赴，乙亥授江东提刑，总其兵以守饶信抚，与元兵战辄败，遂易服负母走闽中，隐於卜按，丁卯系度宗咸淳三年，乙亥系德佑元年。

南昌叠山路
　　叠山路，位于南昌市老城区主干道老街，东起南京西路，西至抚河路口，中间经过象山路、胜利路步行街等。
　　林则徐题“叠山书院”
　　在我国古代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江西书院的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远远大于其他省份。特别是在宋代，象江西的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等在当时学术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穿行于江西各书院，游走于江西的山水之间，一步步完善着著名的理学思想，也丰富了江西书院文化的内涵。
　　叠山书院在江西书院中是独树一帜，他因谢枋得而生，也因谢枋得的民族气节而影响日渐扩大。叠山书院最早是其弟子虞舜臣为纪念恩师择地建“谢文节公祠”，建于元皇庆二年。公元1317年，经浙江行省奏请朝廷改为叠山书院。院址原为文庙，日久倾圯，明天启年间重修。书院俯瞰信江，依山而建，由低到高，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大门高悬“叠山书院”匾额，是林则徐来此瞻仰时留下的手迹。主体建筑有明伦堂、文昌阁、桂花园、望江楼。文昌阁内有桂花园和“八仙过海”等浮雕。望江楼四周为精美壁画，书院四处都依山势变化，由回廊连接，曲折迂回，缀以花木，如入精美花园。登楼远望，信江、龟峰尽收眼底。
　　叠山书院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书院自创建至今，以谢叠山的文章和气节，典雅安谧的治学环境，吸引着历代政要、名流，或拜谒观瞻，或留恋长居，治学论道，留下了许多史迹和佳话。
　　明天启年间，纪念叠山书院重修，提学副使、理学家李梦阳、礼部尚书汪俊慕名前来，或讲学，或题词，益使书院之名远播。清道光年间，民族英雄林则徐参观时，亲书“叠山书院”四个大字。
　　叠山书院也是方志敏、邵式平等革命先烈的母校，望江楼便是他们的读书之处。在“五四”爱国潮流影响下，他们在桂花园秘密组织了赣东北第一个革命青年的先进组织“弋阳九区青年社”，并发动了声震江西的弋阳人民抵制日货的运动，为叠山书院增添了新的光辉。而今叠山书院继续秉承着叠山精神，在新世纪重发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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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1611—1671），明代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龙眠愚者等，汉族，安徽桐城人。崇祯13年进士，官检讨。弘光时为马士英、阮大铖中伤，逃往广东以卖药自给。永历时任左中允，遭诬劾。清兵入粤后，在梧州出家，法名弘智，发愤著述同时，秘密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康熙10年3月，因“粤难”被捕，十月，于押解途中自沉于江西万安惶恐滩殉国。学术上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生平

方以智一生正当明清交替之际，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频，使得他个人的际遇也十分坎坷。一生可分三个时期。早期从青年时代到三十三岁，由于仰仗祖上的余荫，尚能过着“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的富贵文人的生活。中期自甲申从北京逃返南都，又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艰苦的十几年流亡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晚年从顺治九年北归，到康熙十年六十一岁时，病殁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这时期潜心学术，写出了大量理论著作。在对现实失望后，放弃了少年时的经世抱负，出家后，虽然看似逍遥法外，但仍不忘救世，讲学宏道，交朋纳友。

早期
　　从青年时代到崇祯十七年
　　方以智青年时代活动地点主要是南京和桐城，也间或经过江浙各地，最后去北京。
　　桐城泽社的活动。当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所建的城郊泽园中，成立“泽社”。社中有方的堂叔方文，妹夫孙临，以及钱秉镫，周岐等人。方或赋诗作文，或读 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札记，积累了丰富知识，奠定了学术基础。方的两位业师，一是白瑜，一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当时王已七十余岁，所著《物理学》对方以智以后写作《物理小识》多有启发。泽社中一群有朝气的青少年，往往慷慨酣歌，论天下大事。方自述说。“处泽园，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这个团体与当时东南一带的会社一样，不仅研究文学，也带上政治色彩。
　　那时，桐城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崇祯初即被列入“逆案”名单。方的同学钱澄之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经方以智劝阻后，又退出江社。《钱田间年谱》崇祯五年条下记载了这件事：“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言曰：吴下事与朝局相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吴下事”指张溥，张采成立复社的事。“辨气类”就是要分清东林、复社与阉党的界限。这样一来，钱澄之转而参加泽社的文课，凡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而作为“乡先辈”的阮大铖开始对方产生仇隙。南都的《留都防乱公揭》
　　崇祯七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结交天下名士有黄宗羲、吴应箕、陈贞慧、冒襄、侯方域、顾杲、沈昆铜、陈梁等人。
　　崇祯十年他们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于桃叶渡。方以智和陈梁曾写长诗纪事，为东林党扬声吐气。这时阮大铖寄居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希图再起。
　　崇祯十二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
　　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共计一百四十人。阮大铖在千夫所指之下，隐藏到城外牛首山，不敢进城。尽管方以智这年春天回桐城，秋后重来南京应试，未曾在揭贴上署名。而阮大铖联系江社往事，仍认为公揭出于方以智主谋，因此怨毒更深。清顺治二年，弘光在南京即位，阮大铖夤缘通过关系成为兵部尚书，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入北京，方以智被起义军郭营所得，不久乘机逃到南京。这时阮大铖当权，修复旧怨，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后没有“殉节”，而把方列入“从逆六等”中的第五等，处理方法是“宜徒拟赎”。方以智在南都不能久留，由陈子龙介绍，经过浙江，福建辗转到达广州避难，结束了早年时代生活。这一时期中，由于方以智对经、史、百家知识基础坚实，“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崇祯十四、十六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方以智早年没有更多的研究哲学，而主要是写作诗、词和政治论文。他主张“公”和“明”。《通雅》卷首中说：“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公、明而已。”《中涓议》中又引证了朱熹的“惟公惟明，相道毕矣”。他认为“公”就是没有偏见，“明”就是“能好能恶”。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强调的“去私”与“去蔽”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

中期
　　从明崇祯十七年至清顺治九年在广州期间
　　方以智改名吴石公，后被南海令姚奇胤所发现。姚是方的故人和庚辰考试的同年，他请方为其儿子姚端的老师。在南海令官署，方以智重新整理《通雅》旧稿。又曾写《锦缠玉》剧本，亲教伶人排唱。这时他写作的诗集取名为《瞻旻》。方到粤不久，其夫人潘氏携第三子方中履经福建来广州团聚。顺治三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监国，任方以智为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由于党派斗争，太监专权，他看到事无可为，坚决退隐在湖南广西交界的苗峒中。永历多次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上疏辞退。这些辞疏尚都保存，可以看出他当日对时局的观感。他的诗句“西南更望层云黑，谁把新亭泪眼看”！说明了他对永历朝廷的失望。
　　顺治七年清兵入广西桂林，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共同守城殉难。方以智去昭平仙回山“披缁为僧”。方中履随方以智入山“父析子荷，父汲子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终于被清兵搜出。清帅马蛟驎反复逼降无效，最后听任方为僧。方以智于是去梧州，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两年。至顺治九年八月，偕同施闰章至庐山，同年年底回桐城省亲。他的哲学著作《东西均》的开章即写于到达庐山之时。这一阶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转折点，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桐城耆旧传》的作者马其昶论方以智说。“躬豪杰之才，遭逢季运，以占毕称，岂其志哉。”就在这一阶段，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亦有命”。然而在这一时期终于写成《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晚期
　　从清顺治十年至康熙十年
　　方以智晚年，从顺治十年算起，这年元旦，回到桐城白鹿湖见到父亲方孔炤。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为退路，即为归路。”说明他在梧州为僧，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回乡。安徽地方官要奏用他时，他说：“匹夫不可夺志，出世人安往，不得涅盘也？”“祗支”和“涅盘”成为他的遁词和借口。就在这年，他重去离别十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被清政府逮捕下狱，后查明系明亡以前所作而释放。觉浪的另一门徒啸峰大然也就是崇祯末年与方孔炤同系诒狱的御史倪嘉庆。方以智“闭关”于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轩，潜心写哲学著作。作为曹洞宗的一个法门弟子，佛教对他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出家又只是与环境作斗争的一种手段。

学问与学说

方以智酷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即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明清之季，西学东渐，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他终于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方以智学识渊博，《清史稿》本传说：“以智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他在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例如，在学术分类问题上，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

在这三种学术中，他讲得比较多的是通几与质测。他说：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在中国，这种分类是方以智的独创。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圆说赖以成立的观测证据，然后才加以接受的。对于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例如传教士曾说，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1600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三分之一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运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了解释，指出人目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发光体要大，因此按几何方法进行的测量并不准确。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在物理学方面，方以智更有诸多创见。他从气一元论自然观出发，提出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认为： “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

显然，方以智认为，光的产生是由于气受到激发的缘故。由于气弥漫分布于所有空间，彼此间无任何空隙，被激发的气必然要与周围静止的气发生相互作用，“摩荡嘘吸”，将激发传递出去，这就形成了光的传播。由此，方以智所描述的是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为了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相区别，可以称之为气光波动说。

从气光波动说的角度出发，方以智进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线的主张，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总要向几何光学的阴影范围内侵入，使有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他并且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现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线直进性质进行的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准确。他说：

“物为形碍，其影易尽，声与光常溢于物之数，声不可见矣，光可见，测而测不准矣。”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所有这些，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新鲜的。

另外，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对于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对于色散，对于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是领先于同时代人的。

在生物医学方面，方以智也有诸多值得一提之处。他在其《物理小识》一书中，记述有大量动植物的生态学内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识。他引述了传教士“脑主思维”之说，介绍了他们关于人体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识，认为中西之学各有所长，尝言西医“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故引用汤若望之《主制群征》中西医之解剖学，介绍于国人，但剔除了传教士所说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之类的内容。他自己对于传统医学也素有研究，撰有多种医学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传世不多，我们难以窥其全貌。方以智可视为我国早期汇通思想医家之一，于我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

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计有一百余种。其中最为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识》，前者是综合性的名词汇编书，后者是一部笔记，他的科学见解主要集中在这部书中。他的后期代表作是《药地炮庄》和《东西均》，均为哲学著作，书中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他的著作中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浮山文集》、《博依集》、《易余》、《一贯问答》、《切韵源流》、《流寓草》、《周易图象几表》、《性故》、《学易纲宗》、《诸子燔痏》、《四韵定本》、《内经经络》、《医学会通》等。现存共二十余种。

方以智其学博涉多通，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认为事物都是“相捄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方以智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宰理”和“道几”三大类。他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但这个宏愿未得实现。

介绍

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人，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是桐城地区这一时期主要的世族。曾祖父方学渐，精通医学、理学，并且能学习诸子百家，融会贯通，自成体系 ，除记录赴东林讲学的《东游记》外，著有《易蠡》、《性善绎》、《桐夷》、《迩训》、《桐川语》等。祖父方大镇在万历年间，曾任大理寺左少卿，著有《易意》、《诗意》、《礼说》、《永思录》、《幽忠录》等数百卷。因方学渐曾受学于泰州学派的耿定理，《明儒学案》把他列入《泰州学案》。外祖父吴应宾，精通释儒，著有《学易全集》、《学庸释论》、《宗一圣论》、《三一斋稿》等。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通医学、地理、军事，并且较早地接触西学，主张研习经世致用的知识，著有《周易时论》、《全边略记》、《尚书世论》等有《全边略记》等著作，《明史》有传。《周易时论》被《四库提要》列入存目。这书对方以智影响很大，方一生中经常提到它。

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姑姑方维仪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维仪颇有才气，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阅西洋之书，颇长见识。除了家学，他所授业的老师亦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白瑜，长于词赋经史，崇尚实学。王宣则专攻名物训诂和《河》、《洛》之学，治学严谨，是当时治《春秋》的大家。傅海峰则是当时的名医。另外，家中还有藏书丰富，被誉为“两间皆字海，一尽始羲皇”的稽古堂。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时代的方以智受到了浓厚学术氛围的熏陶。由于其祖辈都直接或间接同东林党有关系。他从小也养成了关心时世的习惯。十四岁时，曾徒步到数百里外的考场参加会试，以此来磨炼意志。

成年后，方以智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四处交游，结识学友。在他的学友中有西洋传教士毕方济与汤若望，并阅西洋之书，从他们那里，方以智学习了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从而更加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学识。他认为：“今天下脊脊多事，海内之人不可不识，四方之势不可不识，山川谣俗，纷乱变故，亦不可不详也。”他曾作诗曰：“繁霜如雪孤南征，莫道能无故国情。斥抱揄方始大笑，牵牛负轭总虚名。凌云久动江湖气，杖剑时成风雨声。海内只今信寥落，龙眠山下有狂生。”表达了自己非凡的政治抱负。为谏议皇帝选贤用能，革除弊端，实行某些改革，曾写了《拟求贤诏》、《拟上求治疏》、《拟上求读书见人疏》等，决心以襄扶明朝中兴为己任。他曾在《书鹿十一传后》中表示要“挹东海之泽、洗天下之垢”。曾与张溥、陈子龙、吴伟业、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人称“四公子”，以文章誉望动天下。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讼冤，方孔炤这才得释。一时传为佳话。

崇祯十三年，三十岁的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皇帝推荐方以智，崇祯召对德政殿，方以智“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后在京任工部观政、翰林院检讨、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讲官。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但他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

方以智辗转奔向南京投奔南明弘光政权，仇敌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不断受到排挤、迫害，于是不得不改名吴石公，流寓岭南、两广一带以卖药为生。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应，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间。 顺治三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由于父执瞿式耗的引荐，方以智参与了拥立永历政权的活动，任左中允，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方以智很快便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名不符实，内则门户纷争，奸人当道，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桂王更是胆小如鼠，稍稍闻风鹤即奔走靡常，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后被太监王坤诬劾免职，不得不遁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湘、桂、粤西一带，过着“曲肱茅屋鸡同宿，举火荒村鬼作邻”的生活。

当清兵大举南下时，他曾联络东南抗清力量抵抗。1650年，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清军在方以智的左边放了一件清军的官服，右边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让方以智选择。方以智毫不犹豫，立即奔到右边，表示宁死不降。满清将领相当欣赏他的气节，于是将他释放。获释后，于顺治七年，披缁为僧，改名弘智，字无可，别号大智、药地、愚者大师等。晚年定居江西庐陵青原山，自称极丸老人。康熙十年冬，方以智为粤事牵连被捕，解往广东，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头，十月七日因疽发卒于舟中。1972年当代美国华裔学者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认为方以智行至惶恐滩头，想起前朝文天祥事迹，自沉于江殉国。

墓地

方以智逝世后，共有三座墓：江西青原山为衣钵墓；浮山华严寺后为爪发塔；浮山北麓白沙岭“金牛架轭”地为肉身墓。　方以智墓位于安徽省枞阳县城东北四十五公里的浮山北麓，西距安合公路六公里。墓地坐南朝北，依山傍水，由墓冢、祭坛、拜台三部分构成，占地二百一十平方米。墓冢以花岗石相围，墓碑竖于《生事略碑》后，碑上因方氏子孙尊先生反清之志，未署清帝年号。左侧为潘氏夫人之墓。方以智墓冢前为石砌祭坛，并立有近人书刻《方密之先生事略碑》，西边配石刻对联：“博学清操重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以下依次建拜台三道，迎出山脚。拜台前均有白石栏杆。其第一道拜台有石狮一对，分立左右。台下右侧立大理石标志碑一块。四周松青柏绿，郁郁葱葱，整个墓地居高临下，气势开阔，肃穆庄重。 方以智墓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往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天圣四年（1026年），邵雍16岁，随其父到共城苏门山，卜居于此地。后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嘉祐七年（1062年），移居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自号安乐先生。出游时必坐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两度被举，均称疾不赴。熙宁十年（1077年）病卒，终年六十七岁。宋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生平

苦读游历

邵雍年少时期，也自认为才志出众，慷慨激扬的欲求取功名。邵雍爱读书，几乎无书不读，求学中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刻苦。为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力，他冬天不生炉子，夏天不扇扇子，夜里不睡觉的刻苦地学习了好几年。在苦读中他叹息道：“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意即过去的人学习古人经典，还与古人做朋友，不单读古人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古人曾经游历过的地方，而我现在只是读了古人的书，却还没有去四方游历过。”[6] 所以，他就越过黄河、汾河、徒涉江淮、汉江平原。考察了西周的那些分封国的齐、鲁、宋、郑遗址，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游历来增长见识，待到邵雍归来时，他感叹道：“道在是矣！”自此便再没有出去游历了。

学易悟道

当时李之才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去见邵雍，并对邵雍说：“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意即“你知道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和有关性命的学问吗？”

邵雍回答道：“幸受教。”，意指愿受李之才的教导，这样邵雍就拜李之才为师，学习了《河图》、《洛书》，伏羲氏的八卦六十四卦图像。李之才所传授的这些东西都是久远年代流传下来的，而邵雍探索其中深奥的内涵时，往往如有神助一般的能妙悟、洞彻其内涵，最后获得的如同汪洋一般浩瀚博大的知识，多半是邵雍自行悟道所得。

邵雍研习这些经典的时间越久，其德行也越来越为世人所称颂。同时，邵雍的智慧也在增长中，他明白了天地的运动变化规律、阴阳消长的规律、世道变迁的规律，甚至对微小的走、飞行类动和草本木本植物的特性也一样了然于胸。他高深的智慧，被当时世人认为已达到不惑的程度。邵雍的学说不是模仿前人、偶然应验的学说。邵雍悟到了伏羲八卦中自带的先天因素，并因此写下数十万言的著作流传于世，但由于他处于隐居状态，所以很少被世人所知。

乐居洛阳

宋仁宗皇祐元年，邵雍自共城迁居洛阳。邵雍初到洛阳的时候，所居房屋都是棚草做门的，难以抵挡风雨。邵雍以打柴为生，亲自烧火做饭以侍奉父母。虽然日子穷苦、一无所有，但邵雍却一副怡然而自得其乐的样子，为周围的人所难以理解。当时的前宰相富弼、司马光、著名诗词家吕公著等退居洛阳，敬重邵雍，常常与之一起从游，并为邵雍置办了接近都市的带园地的住宅。

嘉祐七年，邵雍移居王拱辰、富弼和司马光等人出资为其在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置办的园宅。从此邵雍在园地上自耕自种，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为自宅起名为“安乐窝”，并自号为“安乐先生”。

邵雍白天时常焚香安坐，申时喝三四杯酒，微醉就不喝了，还没醉时常常兴致到了就即兴吟诗自咏。春秋农闲时节，邵雍常出城游历、风雨天常不出门，出门常乘一小车，让人拉着，随意而行。士大夫家对邵雍的车轮声都非常熟悉，争相迎候，连小孩子、老人和那些仆人、衙役们都会欢愉的说“我家先生来到了。”从来没有人直呼他姓名的。有时邵雍在他们家住了一晚后留下书信后又走了。还有热心好事之人，仿造邵雍“安乐窝”的样式建了新的别苑，等候邵雍的光临，并取名叫“行窝”。

德感世人

司马光以邵雍为兄，他二人高尚品德为周围乡邻所仰慕。父亲训斥儿子，哥哥教育弟弟时往往说：“你做不好的市，恐怕司马先生、邵先生会知道的。”有官员、读书的士子到洛阳，即使不去拜访官府，必会去邵雍住处拜望。邵雍德行甚为纯正，来拜访的人一望就知邵先生之贤良，但邵雍自己却从来不表露自己，也不提防别人什么，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的，没有避讳的。与人交谈，喜欢说人家的长处而不喜欢说别人的缺点。有向他问教的他总尽力解答，从来不用强制的方式向别人说教。邵雍待人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诚恳。所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也被他感化了。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三年，宋神宗全面推广新法，官吏受胁迫难以推行，有的就递上引咎辞职的呈文，想要离开。邵雍居住在州县的门生旧友都带着书信造访邵雍，邵雍说：“这是贤德的人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苛严，能尽自己为官之力对百姓宽厚一分，那百姓就会受到一分恩赐。弃官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隐而不仕

宋仁宗嘉佑时，皇帝下诏求散失的贤才，西京留守王拱辰把邵雍上荐应诏，任命他为将作监主簿，下诏再推举有杰出才能的人，补任颍州团练推官，都坚决推辞之后才接受任命，最后还是称病不赴任。

病卒简葬

邵雍患病垂危期间，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这些知名人士早晚在他跟前守候照料，将死去时，大家在外厅共同商议他的丧葬事宜，邵雍都可以听到那些商议的话语，就召唤他儿子邵伯温到跟前交代说：“诸君欲葬我近城的地方，应当从于先祖的坟地，一切从简。”

熙宁十年，邵雍去世而简葬了，终年六十七岁，追赠他秘书省著作郎。元祐时又赐予他谥号康节。

程颢所做的墓铭志里称邵雍的学问纯正统一而不杂乱，就邵雍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安且成矣。邵雍所著书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有《伊川击壤集》。

主要成就

儒学成就

两宋理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阶段。在理学的创立阶段，邵雍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宋史·道学一》的排列次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也把邵雍同周、张、二程和司马光并称为道学的“六先生”。上述诸人都是理学的创始人，他们的学说在理学阵营中各具特色，各成学派。然而，诸人都以儒学为宗，为探讨、发挥“六经”、“四书”之义理，以振兴儒学为职志。

文学成就

同其他北宋四子相比，邵雍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实绩。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诗学观的影响和对理学重道轻文观念的偏见，诗论家对以邵雍《伊川击壤集》为代表的理学诗的文学成就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以说理为主的“康节体”赫然与苏黄王陈等宋诗诸大家相并列，充分地体现出其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这也是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对邵雍诗歌进行的诗学化的身份确认，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日益深化，诗歌总量冠居宋儒之首的邵雍作为理学诗创作的典型个案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伊川击壤集》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并且在日本和朝鲜都曾多次刊刻，现今亦有朝鲜刊本与和刻本传世，虽然《伊川击壤集》不是宋诗中的正格，但他却以自身的文学实绩切实地参与了宋诗精神的创建，对于宋诗风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应该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易学成就

邵雍是两宋理学奠基人之一，邵雍的哲学思想受到《列子》、《庄子》的影响，在吸收道家易与汉代《易》学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其所作《皇极经世书》的基本精神是质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编制宇宙年谱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其次，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再次，结合前两部分所探讨之天圆地方变化十六位数和阴阳刚柔奇偶动植通数，以呈现出一体用生物运行具象之数，以此代表天地万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运行，地主生化》。再次，将天行刚健之数进一步具体细分为元会运世之数．以成就邵雍独创之历法纪年。同时，将地生柔顺之数进一步体现于律吕声音之多元性和差异性来表现动植生物之不齐与参差。最后，以此五类大数施行、旁通而统贯于自然界与人文界之一切万有，以作为邵雍易学中穷理之学的终结。

家庭成员

父：邵古。

子：邵伯温，官至提点成都路刑狱、利州路转运副使。

孙：邵溥、邵博、邵传。

后世纪念

邵雍墓位于洛阳伊川县平等乡伊水滨的紫荆山下。墓地坐北面南，南北长89米，东西宽48米。墓冢高2米，周围砖砌八角墙。冢前有墓碑，上书“宋儒先生康节邵夫子墓”。另有券棚式享堂3间、石牌坊1座。墓前石牌坊系清乾隆十七年嵩县知县徐玑督工于旧坊遗址新修而成。此外，邵雍墓还保留有明清民国时重修碑记三方。1963年这里被河南省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伊川县人民政府拔款对邵雍墓进行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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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汉族，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天圣进士。初授将作监丞，历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时，时称“韩范”。嘉祐元年（1056），任枢密使；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嗣位，拜右仆射，封魏国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知相州、大名府等地。熙宁八年卒，年六十八。谥忠献。《宋史》有传。著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汪藻（1079～1154）北宋末、南宋初文学家。字彦章，号浮溪，又号龙溪，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人。汪谷之子。先世籍贯婺源，后移居饶州德兴（今属江西）。早年曾向徐俯、韩驹学诗，入太学，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崇宁二年（1103）进士，任婺州（今浙江金华）观察推官、宣州（今属安徽）教授、著作佐郎、宣州（今属安徽）通判等职。《全宋词》录其词4首。

杜耒lěi（？——1225），南宋诗人。字子野，号小山，今江西抚州人。尝官主簿，后入山阳帅幕，理宗宝庆三年死于军乱。其事迹见于《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四。

周端臣，宋词人。字彦良，号葵窗。建业(今南京)人。光宗绍熙三年（一一九二）寓临安。宋周密《武林旧事》云其曾经“御前应制”。后出仕，未十年而卒（释斯植《采芝集·挽周彦良》“白首功成未年”）。其词作今存九首，内容多为伤春、怨别，其中有四首“西湖”词。亦能诗，《诗家鼎脔》及《宋诗纪事》收其诗九首。有《葵窗词稿》，已佚。《江湖后集》卷三辑有其诗一卷。　　周端臣诗，以影印文渊阁《四车全书·江湖后集》为底本，与新辑集外诗合编为一卷。

周晋（生卒年不详），字明叔，号啸斋，其先济南（今属山东）人，自祖秘起寓居吴兴（今浙江湖州）。晋于绍定四年（1231）官富阳令。嘉熙末淳祐初，为福建转运使干官。累监衢州、通判柯山。宝祐三年（1255），知汀州。晋富藏书，工词。词作多散佚。《绝妙好词》卷三载其词三首，分别为《点绛唇》，《清平乐》，《柳梢青》。

姚云文，宋末元初知名文学家，字圣瑞，号江村，江西高安人。咸淳四年进士。入元，授承直郎，抚、建两路儒学提举。有《江村遗稿》，今不传。《全宋词》存词九首。

刘著（约公元1140年前后在世）字鹏南，舒州皖城（今安徽潜山）人。生卒年均不详，北宋宣、政年间（1111～1125）登进士第。入金任居州县甚久。年六十余，始入翰林，充修撰。后出守武遂，终于忻州刺史。皖有玉照乡，既老，号玉照老人，以示不忘其本。著善诗，与吴激常相酬答。《金史》无传，事见《中州集》卷二。词存一首。"文学成就

诗作传承
　　在刘著之前，名动九州的潜山籍大诗人自是曹松，刘著的诗歌家谱自会接受曹松的诗风和诗歌语言，同时又不会承认曹松诗歌精神的存在，刘著在这种求学的态势上自会有一些有关诗歌传承的痕迹外泄，包括家乡的谚语。源潭镇的谚语其中有很多都是针对曹松的，这些谚语基本都来源于刘著对曹松诗歌传承的接纳和排斥。例如：“曹家人吃挂面，找不到头尾。”、“曹家人打狗，多把人手。”等等。这些虽然是对曹松的大不敬，但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

著书立说
　　刘著充当翰林编撰，具体工作是给刘祁的副手，编修十四卷《归潜志》，其中刘著的言论非常丰富，对后世的有关金史的文学，文化，以及哲学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刘著在《归潜志》中学术辩说里有很多著述，元明时期的朝廷编撰多有引用。但是刘著生活在吴激，刘祈这些大才子的光环之中，其在后世的知名度自会大大的降低。 但是刘著在源潭来说，自会是当之无愧的有史以来的第一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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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开（947～1000）北宋散文家。原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号东郊野夫；后改名开，字仲涂，号补亡先生，大名（今属河北）人。开宝六年进士，历任州、军长官，殿中侍御史，提倡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以复兴古道、述作经典自命。反对宋初的华靡文风，为宋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作品文字质朴，然有枯涩之病，有《河东先生集》。诗作现存八首。"生平

柳开为柳公权五世孙。其父柳承乾，宋初官至监察御史。

柳开为人粗狂，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故名肩愈，字绍元，后又不满韩、柳，改名开，字仲涂。早年喜讨论经义，提倡韩、柳散文，与梁周翰、高锡、范杲等人以习尚淳古互相标榜，名噪一时。开宝六年进士，初为宋州司寇参军，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擢右赞善大夫，知常州、润州，拜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因与监军争斗，被贬为上蔡县令，后复原职。后为崇仪使，知宁边军、全州、桂州等地，真宗即位，加如京使，知代州、忻州。咸平三年徙沧州，道病卒，年五十四。

轶事典故

提剑逐盗
　　后周年间，柳开随父亲居住在南乐县。一夜，有强盗闯入柳家宅院。家人都吓得不敢动弹，只有柳开拔剑冲出。强盗翻墙逃跑，结果被柳开挥剑劈掉两个脚趾。而当时，柳开只有十三岁。

烹食恶仆
　　柳开入京应举时，中途在一处驿馆投宿，半夜听到有女子哭泣，声音哀婉凄惨。他天亮后出来询问原因。女子自称是前任临淮县令之女，其父因任内贪赃遭到一恶仆要挟，被逼将她许配给这个仆人。柳开又向县令追问实情，县令据实相告。柳开怒道：“让我见此仆一面，为你除害。”县令让仆人去拜见柳开。柳开先让恶仆代买酒果盐梅等物，半夜时又将其唤入房中，怒叱道：“那个胁迫主人嫁女的就是你吧。”他说完便拔出匕首，将恶仆刺死，扔入锅中烹煮。次日，柳开又将县令请来，一同饮宴，宴后便启程赶路。县令询问恶仆去向，柳开大笑道：“刚才我们一起吃的就是。”

千轴不如一书
　　唐代科举，礼部试不采用糊名制度，主试官员除详阅试卷外，还会参考举子平日的作品和才誉。应试举子为增加及第的可能性，多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送呈名公巨卿，以求推荐，称为“行卷”。至五代宋初，行卷之风犹有余存。柳开应举时，身穿士人襴衫，用独轮车推着自己的上千轴作品，径直投于考官帘前。而举子张景则仅携带一篇文章。但最终考试结果，张景名次却居于柳开之上。时人都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强娶钱氏
　　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后，有一近宗族人被授为供奉官，居住在润州。柳开担任润州知州时，前去拜访钱供奉，在其家中见到一美貌女子画像。他得知画中女子是钱供奉的妹妹，便道：“我丧妻已久，愿娶令妹为继室。”钱供奉推脱道：“家父正奉诏入京，还是等他回来，再议婚事吧。”柳开却道：“以我柳开的才学，不会辱没你们钱家。”他以最快的时间完成六礼，将钱氏女强行娶回家中。钱父在京中得知，去向皇帝告状，称柳开劫娶其女。但宋真宗却道：“你知道柳开吗？那是个豪杰之士，你得了一个好女婿啊。就让我当这个媒人吧。”钱父只得作罢，拜谢而退。

追砍胡旦
　　胡旦自命不凡，曾摹仿孔子《春秋》笔法，撰写《汉春秋编年》，设立五始、先经、后经、发明、凡例等体例。他编著完成后，邀请柳开前来欣赏。但柳开只扫了一眼，便勃然怒斥道：“你这小子扰乱纲常，真是名教罪人。自古以来，谁能比得上孔夫子，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这样的经学大家也只是注释经典而已。你算什么东西，竟敢窃取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天我赠你一剑，也算是给后世狂徒一个警告。”他说完便提剑追砍胡旦，吓得胡旦落荒而逃。

惭对潘阆
　　隐士潘阆与柳开是莫逆之交，但不认同柳开尚气自任的作风，常嘲笑挖苦于他。端拱年间，柳开出知全州，赴任途中经过潘阆的家乡扬州。潘阆作为朋友，自然要迎送一番。二人来到馆驿，见一房舍门窗严闭，十分诡秘。驿吏道：“十几年里，凡是住在这间房的客人都会有不安的感觉，因此这件房一直空着。”柳开道：“我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震夷夏，没有什么是可以让我畏惧的。”他当下让人将房子打扫干净，住了进去。潘阆却不相信有人会不惧鬼神，决定戏弄柳开一番，便托辞离去。

当夜，潘阆把身上涂黑，穿上豹纹短裤，口中套上两枚兽牙，披散头发，手持大棰，翻墙进入驿馆，趴在大厅的屋梁上，俯视堂前。当时月色晴朗，柳开睡不着觉，正在堂中慢步行走。潘阆接连两声怪叫。柳开抬头一看，见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不禁惶恐万分，忙道：“我赴任路过此地，暂且在此休息，无意冒犯，请予宽恕。”潘阆历数柳开平日胡做非为之事，厉声道：“地府因你罪过积累太多，让我持符前来拘捕你，你马上随我走！”柳开连忙下拜：“这些事确实是我所为。但皇帝授我官职，我还没完成使命，家事也尚未安顿好。您若能宽宥，我必有厚报。”他说罢连连叩头，痛哭流涕。

潘阆强忍笑意，慢悠悠的问道：“你认得我吗？”柳开道：“凡夫俗子，不识圣者。”潘阆笑道：“我就是潘阆。”柳开气急败坏，连声大叫，让潘阆赶快下来。但潘阆知道柳开生性暴躁，当晚远远遁走。柳开也羞惭不已，无颜再见潘阆，天亮后便登船离去。

嗜脍人肝
　　据小说笔记记载，柳开在全州期间，常将抓获的造反蛮人押到宴席前，当着下属的面命士卒活取其肝脏，然后用佩刀切成小块生吃。他后来调任荆州，每次听说邻近州县有罪犯被斩，都要派健卒跑去挖取肝脏，以供食用。

文学主张

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他提倡复古，反对五代颓靡的文风，他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他十几岁时便开始学习韩愈文章。后来又以六经为榜样，提倡古文。他认为古文“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他还称赞扬雄“能言圣人之辞，能明圣人之道”，并以此自期，宣扬文道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他认为道和文有主次的关系，“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他特别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意义，认为文应该为现实政治文化服务。柳开的理论是后来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他的古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宋初浮糜的文风，他主张文字要宣传孔孟之道，作文要有助于封建教化，提倡古文，反对北宋初的浮靡文风。

柳开在宋初自觉地以恢复韩、柳古文的传统为己任。最早反对五代体，标举文统和道统，主张文道合一，有鼓吹复古、倡导质朴文风的开创之功。其作品文字质朴，但枯涩，缺乏感动人的力量，他的复古提倡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文章也未能密切联系实际，“随言短长”，得心应手，除《上窦僖察判书》写得平易且有文采外，大都不免有“辞涩言苦”的缺点，因此影响不大。

所著《河东先生集》，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 《宋史》卷四四○有传。梆开诗，《河东先生集》中仅存五首，另从他书辑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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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攽bān（1023～1089）北宋史学家，刘敞之弟。字贡夫，一作贡父、赣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一说江西樟树人。庆历进士，历任曹州、兖州、亳州、蔡州知州，官至中书舍人。一生潜心史学，治学严谨。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充任副主编，负责汉史部分，著有《东汉刊误》等。

李邴（1085-1146）， 字汉老，号龙龛居士。济州任城人。生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卒于高宗绍兴十六年，年六十二岁。崇宁五年，1106年举进士第。累迁翰林学士。高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苗傅、刘正彦反，邴谕以逆顺祸福之理，且密劝殿帅王元，俾以禁旅击贼。后为资政殿学士，上战阵、守备、措画、绥怀各五事，不报。闲居十七年，卒於泉州。谥文敏。邴著有草堂集一百卷，《宋史本传》传于世。存词8首。"生平

李邴，字汉老，祖籍宋山东济州任城，后迁居泉州，遂为泉州人。徽宗崇宁五年进士，累官翰林学士。高宗即位，为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苗傅、刘正彦事起，曾面谕以逆顺祸福之理，拜尚书右丞，改参知政事，后除资政殿大学士。宋绍兴五年，条上战阵、守备、措画、绥怀各五事，不报。提举洞霄宫。寓居泉州十七年，后遂家焉。与黄冠、张读等友善。好游佳山水，以诗自娱，南安胜迹，题咏尤多。著有《草堂集》一百卷。号云龛先生。卒于泉州，累赠太师，谥文敏，改谥文肃。子缜、维、纪、纶居南安三都石坑乡 。"

刘光祖[公元一一四二年至一二二二年]字德修，简州阳安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卒于宁宗嘉定十五年，年八十一岁，登进士第。除剑南东川节度推官。淳熙五年，（公元一一七八年）召对，论恢复事，除太学正。光宗时，为侍御史，极论道学所系。徙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阁潼川运判。后官至显谟阁直学士。卒，谥文节。光祖著有后溪集十卷，《宋史本传》传于世。

张嵲（一○九六–一一四八），字巨山，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上舍中第，调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法参军，辟利州路安抚司干办公事。

孙惟信 （公元1179年～1243年)字季蕃，号花翁，开封（今属河南）人。生于宋孝宗淳熙六年，卒于理宗淳祐三年，年六十五岁。以祖荫调监，不乐弃去。始婚于婺，后去婺出游。留苏、杭最久。一榻外无长物，躬婪而食。名重江、浙间，公卿闻其至，皆倒屣而迎长。长身缦袍，气度疏旷，见者疑为侠客异人。每倚声度曲，散发横笛；或奋袖起舞，悲歌慷慨。终老江湖间。淳祐三年客死钱塘，年六十五。有《 花翁词 》一卷，已佚。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有辑本。

乐婉，生卒年不详。宋代杭州妓，为施酒监所悦。施曾有词相赠别，乐乃和之。即今传世的《卜算子·答施》 ，收录于《花草粹编》卷二自《古今词话》。

李甲，字景元，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善画翎毛，兼工写竹。见《画继》卷三、《画史会要》卷二。《宋诗纪事补遗》中曾记述，李景元在元符（1098—1100）年间曾任武康县令；词存九首，见《乐府雅词》卷下。

王安国（1028年-1074年）字平甫，王安石大弟。熙宁进士。北宋临川（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北宋著名诗人。世称王安礼、王安国、王雱为“临川三王”。王安国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生平

王安国：汉族，字平甫，生于临川，王安石之弟，北宋政治家、诗人。

他自幼聪颖上进，虽未曾从师入学，但写出的文章却有条理。12岁时将其所写的诗、铭、论、赋数十篇向人展示，观者无不惊叹其文采超群。他的《题滕王阁》一诗是在13岁时登滕王阁所作，诗中言尽而意不尽，极有韵味。从此，他的文章在士大夫和文人中流传，并得到好评。而他也越奋发读书，对诗文、词赋更有所长。他虽然多次参加应试，但因仕籍纠葛，又不愿倚仗其兄王安石之势谋取功名，因而未能中第。为此，欧阳修曾有诗说：“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在参加茂才考试时，负责考选的官员将其所写的文章列为第一，但未能参加进士考试。

安国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熙宁元年经大臣–三司使韩绮举荐，经神宗召试，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教授西京国子。此时他已41岁，才从布衣入仕。

因是王安石胞弟，熙宁四年任满回京，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不甚理解，颇有微词，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这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安国对变法由不理解到反对，因而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和曾布也很有意见，当王安石劝他少沉溺于吹笛时，他则要其兄远小人。吕惠卿对此非常气愤，熙宁七年，趁王安石罢相，他任参知政事之机，借郑侠以《流民图》反对新法下狱事，认为王安国与郑侠属同党，削职放归乡里，“天下之人皆以为冤”。不久，朝廷决定再次起用他时，他却不幸因病亡故。熙宁七年八月卒，年四十七。其后裔：曾孙王仕荣迁居临川荣山乡，曾孙王仕显迁东乡蒿源、浯溪一带。

成就

王安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代文豪，诗、词、文三类作品皆丰。他逝世后，家人汇集其诗文编为文集100卷，《宋史·艺文志》七著录《王安国集》60卷、《序言》八卷，似有删并。诗文大多已佚，今仅存《王校理集》一卷，收入《两宋名贤小集》。《全宋诗》卷631录其诗一卷。《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三首。《全宋文》卷1586至1587收其文二卷。事迹见王安石《王平甫墓志》、《宋史》卷327本传。

评价

他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

文章如《后周书序》、《韩干画马跋》，借题发挥，议论爽快，绰有深意。

诗歌格律稳健，风韵秀雅，足以名家。七言诗佳句如“桧作寒声风过夜，梅含春意雪残时”，“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若怜燕子寒相并，生怕梨花晚不禁”，“北固山横三楚尽，中泠水入九江深。纷纷落月摇窗影，杳杳归舟送梵音”，颇有唐诗风韵。

还擅长作词，《减字木兰花》词有“今夜梦魂何处去，不似垂杨，犹解飞花入洞房”之句，将思春情绪写得缠绵悱恻，楚楚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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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琪：字君玉，生于华阳(今四川成都)，徙舒(今安徽庐江)。他是王罕之子、王珪的从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生平

王琪：字君玉，生于华阳，徙舒。他是王罕之子、王珪的从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江都主簿。天圣三年上《时务十事》，得宋仁宗嘉许，命试学士院，调入京城任馆阁校勘，授大理评事、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知制诰。嘉佑中，守平江府，数临东南诸州。任姑苏郡守时，修建官衙，向转运使司借款数千缗，无力偿还，政尚简静。

嘉祐四年，王琪增订刊刻王洙之《杜工部集》于苏州，并撰写《后记》，在序中对杜甫的“博闻稽古”加以肯定。《杜工部集》一次印一万部，“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有《谪仙长短句》，已佚。《宋史》附传王珪。今有周泳先辑《谪仙长短句》一辑。《全宋词》录其词十一首。他是著名的豪放派词人。

以礼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二卒。葬于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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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蒙（1054～1121），字元功，密州高密（今属山东）人，北宋宋徽宗崇宁年间户部尚书，谥文穆。《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一首。《全宋文》卷二七○四收其文四篇。事迹见《宋史》卷三五一本传。"轶事典故

几位才情既高，品貌又佳的少女在大观园里搞累了赋诗的活儿，就想何不去填写词作来增添增添新鲜感？于是大家便因才女史湘云这“柳絮词”各自施展开了手脚，匆匆填写起来。跟平时逞才斗智的结果几乎一模一样，若论情感的悲凉和缠绵，那自然就没有人敢同黛玉一决高低的；而湘云之词也因情致妩媚被人称道。只是可惜得很，终生极爱赋诗填词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却又“落第”了。至于其中素以世俗眼光看问题并因此争得许多实惠的薛宝钗，她此次所填的词居然也被“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自然这首为尊……’”而薛氏这首词牌名为《临江仙》的词作，其中最为警策也最为令人欣赏的，应该还是该词的结句：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令人歆羡不已的场景，即出现在《红楼梦》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事实上，薛宝钗这警句却也并不是她的自创，而是有所蓝本的。她所借鉴着的词作，也正属于同一词牌的宋人作品；只是这宋人《临江仙》还涉及一个令人甚受鼓舞的故事呢！

这故事的主人公，也就是如今籍贯山东高密的侯蒙。这侯蒙先生后来的政绩可不简单，要知道，当年建议宋徽宗招降宋江并使之攻打方腊的主意就是他给出的；而他对徽宗皇帝就曾严肃地预告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奸相蔡京，平时若能做到心术端正的话，那蔡某人就肯定是一名亘古罕见的贤相了的①。诚然，侯先生还有其他方面可以称道的，比如他在地方上做官时为就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儿，这且按下不说；而他长得极为难看，却竟被人戏谑地称为“丑鬼”，亦即他属于那种一时半会儿难以结婚成家的主儿——却不无困扰着他了。但侯蒙却就是很能用功地去钻研着学问，对赋诗填词也颇感兴趣，并具有相当深湛的根柢。而侯蒙少年时便以聪明才智被人赞扬，但很不幸，他一连几次参加进士考试，居然都名落孙山了。这使得他不但内心受到难以形容的煎熬，而且还遭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冷嘲热讽。但侯蒙就是能挺得住，终于在他31岁那年，才算考取了当时也并不怎么了得的乡贡；只是他仍能以“聊胜于无”的心态，暂且用以自我解慰着。

然而，这世界上最不缺少的，大概就是那些既无聊又浅薄的俗人了。他们总爱在人家业已布满伤口的地方撒盐，来表明他们自己这庸俗的“高明”。那年春天，骀荡的江风在轻轻地吹拂着垂柳，又是一个放风筝的大好时光。跟大家一样，因读书有些倦怠了的侯蒙，就出来把自己手中的风筝放飞。而此时，那些原本极其无聊和浅薄的人竟又团团围住侯蒙，故意打趣着问他何时才能考取进士。忽然间，不知是谁在大喊了声：“你们快看，王五的风筝上还画上了侯秀才那亮丽的尊容呢！”

大家不由一阵哄笑起来；而侯蒙居然并不在乎王五这恶作剧，跟着大家一块儿大笑。同时，他从身边的小伙子手里要来了纸和笔，当场填写了他平生流传至今也就这么一阙的《临江仙》词②，并把它赠给在场的人，让他们同时与之放飞。

近前一看，大家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侯秀才即席所填的是一阕《临江仙》词，其词曰：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③，一举入高 空。 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馀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 霄中！

默默地再次拜读着眼前侯蒙这首即兴而作的小令词，紧接着又端详了侯蒙一会儿，大家的神情便霎时严肃起来，乃至空气都快要凝固了。他们再也不敢随便拿侯蒙逗乐儿，因为他们知道，眼前这个侯秀才可未必就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春闱考试，侯蒙一举成名，考取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进士。而且尤为令人艳羡的，不到50岁时，亦即在宋徽宗崇宁年间，他便做到了相当于现在民政部部长的户部尚书④，为天下读书人争上了一口奋发自励的气儿。

阿袁按：① 以上具见《宋史·侯蒙传》。② 具见《全宋词》第一册最后一首。③ 时，洪迈《夷坚甲志》、《全宋词》第一册等均作“风”，似可从；然据冯梦龙《情史》说，则又作“时”也。④ 其后在大观四年，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载，侯蒙还做到除同知枢密院事等高官。

——以上载录于阿袁《宋词故事》

生平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进士及第，调宝鸡尉，知柏乡县，徙襄邑。擢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宋徽宗崇宁间上疏论十事，迁侍御史，改户部尚书。大观四年，除同知枢密院事，进尚书左丞。政和六年，为中书侍郎。次年十月，罢知亳州，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谥文穆。侯蒙年过三十始登第，有轻薄子画其形于纸鸢以戏之，蒙赋《临江仙》词以答。《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一首。《全宋文》卷二七○四收其文四篇。事迹见《宋史》卷三五一本传。"

张舜民 生卒年不详，北宋文学家、画家。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邠州（今陕西彬县）人。诗人陈师道之姊夫。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为襄乐令。元丰中，环庆帅高遵裕辟掌机密文字。元祐初做过监察御史。为人刚直敢言。徽宗时升任右谏议大夫,任职七天,言事达60章，不久以龙图阁待制知定州。后又改知同州。曾因元祐党争事，牵连治罪，被贬为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后又出任过集贤殿修撰。"事迹

张舜民随高遵裕西征灵夏，无功而还，他作诗嘲讽有"“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等句，因遭转运判官李察劾奏，贬为监郴州酒税。其后位渐通显,而议论雄迈,气不少衰。晁公武称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于诗”“。晚年作乐府百余篇。自序中说：”“年□耳顺，方敢言诗，百世之后，必有知音者。”"其代表作《打麦》吸取民间乐府手法，描述四月麦熟田家辛勤收割的劳动场面,并揭露官赋剥削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具有较深的现实意义。

张舜民的词作与苏轼风格相近，所以有的作品被人误为苏词。宋人周紫芝《书张舜民集后》说：““世所歌东坡南迁词，'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二语，乃舜民过岳阳楼作””。张舜民生平爱画，且题评精确。虽南迁羁旅中,所经各地也必搜访题识,东南各处士大夫家所藏名作，全被载录。亦能自作山水。其文集今存《画墁集》8卷，补遗1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丛书集成》本。词存四首。以《卖花声》为最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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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令（1032～1059）北宋诗人。初字钟美，后改字逢原。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 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王乙居广陵（今江苏扬州）。长大后在天长、高邮等地以教学为生，有治国安民之志。王安石对其文章和为人皆甚推重。有《广陵先生文章》、《十七史蒙求》。"生平

王令的高祖父、曾祖父都曾在朝廷任要职，而他父亲只当过几年郑州管城县主簿。王令五岁时，母亲父亲已相继离世，唯一的姐姐已出嫁，王令遂成孤儿，无所依靠，只得孤身一人随当时在淮南东路真、扬州当驻泊、巡检一类低级武官的叔祖父王乙来到扬州，寄居在叔祖父门下长大成人，王令因此而以广陵人自居。

王令七八岁时进书塾读书。他常是白天与众学童一起嬉戏，晚上回家独自读书，有时通宵达旦而不眠。少年时代的王令，好助人，气盛放纵，对他人不义行为好当面指责而无所顾忌，众人都很敬服他。

宋仁宗庆历八年，十六岁的王令跟随叔祖父的长子越石来到瓜洲。次年，王令即离开寄居十年的叔祖父而另立门户，接回了寡居而难以生存的姐姐及外甥。从此，王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与姐姐相依为命、孤贫流浪的家塾聚学生活。经济上失去了对叔祖父的依赖，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担子落在了年仅十七岁的王令身上。在瓜洲安家不久，王令便只身到山阳县某家塾当先生。第二年，又应邀去天长县一束姓的人家家塾聚学。在这里，王令一共度过了五个春秋。束氏，是王令一生中相交最深的知己之一，他给了孤苦的王令经济上的支持和感情上的安慰。实际上，束氏二子年龄与王令相当，也有一定的学识。王令《答束孝先》云：“君家兄弟贤，我见始惊夥，文章露光芒，藏蕴包丛脞。关门当自足，何暇更待我？固知仁人心，姑欲恤穷饿。”王令名为先生，实乃伴读，他也从不以先生自居。王令依靠束氏的帮助，维持着自己与家人的生活。

宋仁宗皇祐四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二十一岁的王令不顾众人的劝说，决然放弃了进取功名的机会。他本希望“生太平世，读书学古，自少壮期切切以自奋进，裨补当世之万一”，可现在“不幸穷蹇颠倒，不得比常流”。在这以后几年间，王令从未参加科举考试。黑暗的社会现实，寄居他人篱下的孤贫生活，使他徒有济世救民之宏愿，却又不甘愿“将六尺躯，贱易五羖皮”，他以为人生只是暂就天地舍，“百岁只如梭过机，安能跼促努筋力，眼穿仰望丹桂枝？”就在这一年除夕，在万家欢笑声中，王令哭作《送穷文》，叙述自己悲惨的人生，以泄心中苦闷：“自我之生，迄于于今，拘前迫后，失险堕深。举头碍天，伸足无地，重上小下，卒莫安置！刻瘠不肥，骨出见皮，冬燠常寒，昼短犹饥……”

束氏子女年龄渐长，王令觉得再不辞去空受馈赠有愧，便辞别束氏到高邮聚学。宋仁宗至和元年，王安石由舒州通判被召入京，途经高邮，王令投书并赠《南山之田》一诗与王安石以求见，开始了他与王安石的交往。王安石长王令十一岁，在这之前，早与王乙父子相熟，王令也早已敬佩他的人品和文章，王令曾在《与束伯仁手书》中云：“自扬雄以来，盖未有临川之学也。”王安石也十分看重王令的为人与才学。在回信中他赞王令“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足下之行，学为君子而方不已”。从此，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成莫逆之交。经王安石的举荐，当时许多有声誉的文人学者开始与王令投赠唱和，王令的诗文得以传抄流通。王令声誉赫然，便有不少好攀附之徒望风伺候，进誉献谀，这使清高倔强的王令大为恼火，他在门上大书“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则令我烦，去则我不思”以绝客。

这一年，江淮大闹蝗灾，到处饿殍遍野，满目凄凉。王令见其景，愤作《梦蝗》诗。

次年，王令被高邮知军邵必强邀为高邮学官，不久便书告邵必：“人固各有志，令志在贫贱，愿阁下怜其有志，全之不强。”辞归天长束氏。王令重返束氏之家，“去而复来，苟得食以自延”，“而受人之厚赐，无足酬报”而又“迫于莩饿，又不得自引而去，其惭于旦暮不忘”。不求功名的生活信念和生活的贫困，使王令陷于难堪的境地而难以自拔。

王令知道，自己不可能靠束氏的怜悯度过一生。于是在二十五岁那年秋天，他辞别束氏，到润州以求聚徒教授糊口。然在润州事久未成，又不得不重返瓜洲。

从十七八岁开始，王令就独自一人为养家糊口而四方奔走，饱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常以孤雁自喻：“万里常为客，飞飞岂自由？情知稻粱急，莫近网罗求。……哀鸣徒自切，谁谓尔悲愁。”他感叹“笑面恶肝脾”的险恶人心；他渴望有朝一日，“买田结归庐，种树屋四周，子居课桑蚕，我出鞭耕牛，教妻绩以筐，使儿饷东畴，坐笑忘岁时，聚首成白头”。

润州之行，经济上无所收获，虚度一年光阴，这使王令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虽说王令奉寡姊如严父，教孤甥如爱子，可为了大家不致饥寒而死，他不得不决定让多年来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再嫁。据封建礼教，妇女在丈夫去世之后，应终身守节，不可再嫁。为了不使自己和姐姐在熟人面前感到羞愧而无地自容，从润州归来不久，王令便举家迁往江阴暨阳。

“颓檐断柱不相缔，瓦坠散地梁架虚，门无藩闑户不闭，时时犬彘入自居。”从王令《暨阳居四首》中的这段描写，我们可以得知其住房的破败不堪。房主人可怜他不能自己动手修葺，便替他找来一位泥瓦匠，这位泥瓦匠见王令穷得实在拿不出什么来招待他，便伺机溜之大吉。“家无田食储，雀鼠非我仇，朝出从人居，诗书讲前修”，王令依旧一贫如洗，依旧靠聚徒教授勉强度日，同时四方借贷，艰难地筹集姐姐再嫁所必需的资金。

姐姐出嫁了，王令又成孤身一人。孤独、贫穷与时发时愈的脚气病纠缠着他，使他精神颓丧，难以振作。深夜，他常独对摇曳的烛火，顾影自叹，泪滴满襟。他感叹自己“趋坐迷夷涂，失城陷深堑，病拙未为疗，膏肓不容砭。无家可容归，有灶外断掭”。他希望能早日与亲人一起盖棺而去，结束苦难的命运。

在这以后的凄苦生活中，唯一给他带来安慰的是在王安石的关心与努力下，他终于娶亲成家。还是在十八岁时，王令就曾书告姐姐“吾将亦娶妇，力以石臼未”，然而奉寡姊，育孤甥，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难以如愿。王令二十六岁在润州之时，王安石就多次修书给舅舅吴蕡，力荐王令，以求吴蕡之女能与王令成婚。嘉祐三年，王令前往吴蕡所任地蕲州蕲春县迎亲，于十一月归暨阳，十二月，又“以生用之窘”而应人之邀到常州聚徒讲学。

迎亲而归，次年妻子有孕，这给王令孤寂贫困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安慰与甜蜜。然而，此时他的脚气病越来越剧。疾病迫使他卧床难起，“足疾之余，心虚善忘，恍惚无聊”。嘉祐四年六月初二，年仅二十八岁的王令便在贫病交加之中离世而去。

文学创作

王令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仅有短暂的十年创作时间，却写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他的诗歌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他的诗大多是与友人的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生平、志向与人生态度，为温饱而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王令一生艰难，心情一直比较沉郁，这类诗的基调也比较低沉。王令一生不应举，不做官，生活在社会底层，接近贫苦大众而远离统治阶级，所以他的不少诗篇深刻反映了连年的灾荒与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剥削给民众带来的疾苦，更可贵的是，诗人还能明确地指出这种苦难来自于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展示自己救民众于苦难之志愿，《梦蝗》诗是其代表作：

………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开口有福威，颐指转赏诛；四海应呼吸，千里随卷舒。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噬啖善人党，嚼口不肯吐。连床列竽笙，别屋闲嫔姝。一身万椽家，一口千仓储。……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贵贱虽云异，其类同一初。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

像诗人这样以锋利的笔触，剥掉达官贵人们“仁义儒”、“尧舜趋”的外衣，显露他们“虎豹身”、“虫蛆腹”的原形，指出剥削阶级搜刮民脂民膏实比蝗虫更为残酷可恨的诗篇，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不是多见的。由此也不难看出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王令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与认识是极为深刻的。难怪当年王安石阅读了王令的诗后，曾一再称赞说王令“诗有叹苍生而泪垂之说”。其他如《暑旱苦热》、《饿者行》、《暑热思风》等诗篇，也都因此而深受后人称赞。

令，字逢原，原籍魏郡元城。五岁父母双亡，随叔祖王乙移居广陵。十六七岁自立门户，在天长、高邮、江阴等地授徒为生。至和元年，在高邮拜识王安石，受其赏识，此后成为至交。由于王安石的称誉，王令的诗歌始为人所知，尤其是在江淮一带，王令逐渐成了一个颇负盛名的诗人。嘉祐三年，王安石将其妻之堂妹嫁给他，次年他便在常州病逝，年仅二十八岁。王安石《思逢原》一诗有“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之句，对他的才高命短、不为世用表示惋惜。

王令短暂的一生是在贫困交集中度过的，他自称志在贫贱而不愿屈就科举功名，有时生活无着，常陷于极度窘迫的境地。曾模仿韩愈作《送穷文》形容自己的情形是：“拘前迫后，失险堕深，举头碍天，伸足无地，……刻瘠不肥，骨出见皮，冬燠常寒，昼短犹饥。”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饱尝人生之辛苦，而孤倔不苟的秉性，又使他于贫贱中激发出愤疾兀傲的意气。他的诗多哀吟自我生活的贫苦，兼及社会的黑暗不平与民生的荒寒苍凉，表现自己贫贱不改其度的意志与节操。艺术上，王令的诗受到了中唐韩愈、孟郊、卢仝等人的深刻影响，气概健举，想象奇特，词句生硬。咏物写景、感事议论的长篇古诗尤其如此。仁宗朝以来，诗坛一改宋初三朝之浮靡芜鄙风习，新一代诗人中颇有一些作诗高扬气概，风格健举的，如石延年、苏舜钦、欧阳修、李觏、郭祥正、徐积等人，或师法“韩孟”，或追摹“李杜”，总归取法唐之中、盛雄健高远的作派。在诸多效法“韩孟”的诗人中，王令是最突出的一个。他既学韩诗的雄迈劲健、奇古奥衍，又学孟郊的冷僻尖峭与惨淡深挚。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体诗也不乏开阔矫健的表现方式与境界，而近于杜甫律绝的风格。大概由于短命和作诗求奇，人们常把王令与唐代诗人李贺相比，但两人的风格差异还是较明显的。王令偏于奇健峭厉、愤嫉冷僻，而不似李贺那般幽幻瑰丽、哀感顽艳。

王令的诗受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影响较深，构思新奇，造语精辟，气势磅礴，意境奥衍。诸如"“长星作彗倘可假，出手为扫中原清”“”“终当力卷沧溟水,来作人间十日霖”“等句,均笔意纵横、气格雄壮。《暑旱苦热》尤其突出：”“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刘克庄称其诗”“骨气老苍，识度高远”"。其他如《不雨》、《良农》、《饿者行》、《和洪与权逃民》及五言长诗《梦蝗》等篇，则同情民间疾苦，对黑暗政治作了深刻的揭露。《松》、《大松》、《次韵和人古松》等诗,托物寄兴,抒发了崇高理想无法实现的愤慨。《庭草》、《江上》、《金山寺》等写景抒情小诗，清新自然，别具一格。不过，有些作品有生硬粗率之病，艺术上还不够成熟。

王令诗文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未刊行,近代始有嘉业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版《王令集》，即据嘉业堂本校点，诗赋文21卷。另有《拾遗》、《附录》、《年谱》等。王令的诗风，或清新，如《舟次》；或豪放，如《暑旱苦热》、《龙池二绝》等。其古诗，大都格调高古，诗语奇险，深受唐代诗人韩愈、孟郊诗风的影响。《四库总目提要》评王令的诗道：“磅礴奥衍，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于卢仝、李贺、孟郊之间，虽得年不永，未能锻炼以老其材，或不免纵横太过，而视倨促剽窃者流，则固倜倜乎远矣。”这可谓一语中的。王令的《张巡》酷似韩诗，而《秋居》等则分明是受了孟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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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约1122年（宋徽宗宣和）前后在世，生平不详，工词。《全宋词》收其《忆王孙》词四首，皆是颇具意境的佳作。例如第一首写闺阁愁思：佳人高楼远望，只见连天芳草，千里萋萋，而所思之人更在天涯芳草之外；又听得杜宇声声悲鸣，痛“不忍闻”。暝色渐入庭院，主人公在“雨打梨花”的滴沥声中步归绣阁，但心中愁思无疑比此前更加凝重，全词可谓写得一派愁气弥漫。

高登1104～1159) 字彦先,号东溪，漳浦县杜浔乡宅兜村人，南宋强项廉介的爱国者，词人，宣和间为太学生。绍兴二年(1132)进士。授富川主簿,迁古田县令。后以事忤秦桧,编管漳州。有《东溪集》、《东溪词》。"生平

高登十一岁丧父，母亲勉力供其求学。他读书勤奋，为潜心钻研《易经》，深居梁山，结庐白石庵。二十岁时，他入太学，与太学生陈东、张元千、徐揆等结为至交。

公元1125年，金兵进犯京师，高登与陈东等联名上书，请诛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此事得到朝中不少大臣响应。

公元1126年，李邦彦、张邦昌等大臣，主张全部接受金兵提出的议和条件，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李纲极力反对，积极赞成姚平仲夜劫金营的建议。不料劫营风声走漏，姚军反为金兵击败。事后，李纲被罢黜。二月四日，高登与陈东在宣德门上书，请求罢去李邦彦太宰职，再用李纲，城外军事交给种师道。京城军民听说太学生上书，主动赶来声援，一时数万人汇集于宣德门，打死宦官数十人，开封府尹王时雍急忙调遣数万骑兵，准备捕太学生入狱，欲行镇压。高登与陈东等十位太学生屹立人前不动。钦宗怕出事，迫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

之后，吴敏、张邦昌继李邦彦任相，吴敏极力开脱李邦彦的罪责，力图再用李邦彦。高登愤然上书，指出李邦彦罪大恶极，不可再用，如若听从吴敏所请，“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离矣。”翌日，他又再次上书，请罢吴敏、张邦昌，逐王时雍。为此他接一连写了五本奏章，但都得不到答复，只好作南归的打算。不久，忽然听到意外的消息，朝中有旨，张邦昌、李邦彦都调离京城，出居远郡，赵野、李棁、王孝迪等小人也相继被罢斥。高登十分高兴，认为已是可以倾腹尽言的时候了，又振笔直书，提出吴敏、王时雍也应罢斥，黄琮、杨次山、祖秀实等人应重用。高登在奏章之中，力褒忠良，怒斥奸邪，以国家兴亡为念，提出强国、强兵、强民的良策，直谏皇帝昏庸的危险，力排和议，力主“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但都未被采纳。

当金兵进逼京城之时，国子监六馆诸生都很恐惧，打算逃跑。高登慨然与林迈等请随驾，入隶于聂山军帐中。等到金兵退走后，居心叵测的吴敏却唆使学官虚构罪名，诬陷高登，使高登负冤被摒斥回乡。

公元1132年，高登虽人在家乡，仍念念不忘国事，振笔写了十条政见，上呈朝廷。那时，吕颐浩、秦桧任左右相，高登的政见，仍得不到采用，在廷对时，高登极意尽言，毫无隐讳，考官不满其正直忠谏，先任他为下州文学，后来又改任广西富川主簿，都是小官职。广西宪司董棻知道高登是不可多得的人材，派他负责桂林六郡司法工作兼贺州学官。高登到任，便切切实实地为当地学宫办了好事。本来，学宫有田地，有房屋，后来，太守变卖学田去买马。高登据理力争，要求退回学田。太守问：“卖马和培养人才，哪一项急要？”高登义正词严回答，学校是礼义之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当然比买马更重要。太守说：“你敢对抗上级长官！”高登毫不怯让地认为：“治理国家，就靠礼与法，两样都不要，哪还谈得上什么！”太守抗辩不过，只好退回学田。

任期满时，当地属官和百姓都恳求将高登留任，而无结果，就暗暗筹集五十万金，托郡守转赠高登。他们对太守说：“高君为官清廉，离去官职之后，恐怕清贫难度，请太守劝他接受我们的心意。”高登坚持不收。把这笔钱交由太守买书赠给学宫。为此，高登写了《辞馈金》一诗：“可取无取未伤廉，每念易污惟皓皓，不如买书惠泮宫，聊助贤侯采芹藻。”途经广东，广东转运使连南夫留他主持新会县的赈灾工作，他为民秉公办赈，使数以万计的灾民免饿死。当地的老百姓感戴万分，也纷纷请求让高登留任。

公元1138年，他奉命到政事堂接受审察。政事堂是议论和审查政务的处所。高登在这里写上了万言的奏疏和《时议》六篇——《蔽主》、《蠹国》、《害民》各二篇。他在《时议》序文中写道：“方今贤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多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议，作《蔽主》上下二篇。财用未足，有蠹国者焉，太仓给冗食之兵，良田膳游手之民，作《蠹国》上下二篇。兆庶未宁，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贪残之念，募役长戕贼之奸，作《害民》上下二篇。”高宗看后，觉得言之有理。不料秦桧看到了文中抨击自己的劣迹，怀恨在心，弃置《时议》不理。两个月后，高登被降为静江府古县县令。

在古县任职期间，高登秉公处事，疾恶如仇。古县有个大富豪，名叫秦琥，在乡里横行霸道，号称“秦大虫”。高登上任时，秦大虫有意迎合高登，倡议搬迁学馆。高登初以为他有改恶从善之意，给他补学官之缺，并逐渐诱导他重新做人，谁知秦琥并非真心从善。有一次，秦琥有所托付，欲通关节，高登辞却了。秦琥散布恶言中伤高登。恰好秦琥被人揭发挪用学钱之罪，高登当面申斥。秦琥非但毫无认罪之意，而且当场放肆咆哮。高登毫不容情地绳之以法，秦琥羞忿而死。

因权相秦桧的父亲曾经在古县当过县令，广西经略胡舜陟想为秦父建祠堂，高登拒绝道：“秦桧当宰相胡作非为，此祠不可建！”胡舜陟大怒，调别人来代理高登职务，高登也因母病请假离职。之后，胡舜陟便平平顺顺地建起了秦祠，还亲自写记。反过来，他又提秦琥事，诬陷高登专杀之罪。朝廷下诏捕捉高登入静江府狱。此时，高登母亲病死在船中，高登途中草草为母收埋，又急急乘船北上，上书请求辞官回乡赎罪。高宗觉得其情可悯，而秦桧却心狠手辣，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时，高登有个旧友，当了右侍郎，当面对高登说：“丞相说过，只要你拜见拜见丞相，你终身就不愁什么了。否则，你老是上书也没有用。”高登凛然答道：“我只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之后，秦桧奏称：“按旧法规，没有辞官赎罪例，要维持原诏，关入静江府狱。高登早已看透了秦桧在朝舞权弄柄的险恶本质，当回家葬母料理丧事完毕便坦然登程入静江狱。

高登昭雪出狱后，在归途之中，广漕司郑鬲、赵不弃留他在归善县代理县令。那年秋季，高登为试院出考题，高登便摘经史要语命题，叫考生直言时弊，指摘闽、浙水灾的根源。曾任宰相被贬到潮州的赵鼎，见高登如此刚正耿直，不畏权贵，十分敬佩，并与他长谈终日。不料，此事被郡守李仲文驰报秦桧，秦桧震怒，连同前事加罪，取了特旨，把高登编管容州。郑鬲、赵不弃也受株连降职候处。同时，还将这件事通报南方诸省，以为考官警戒。

高登在容州，平日种蔬菜，栽竹木，毫不介意，但一听到有关国家、朝廷的政事，即使是小小错失，也常常蹙额发愁；如若听到朝廷计策上的重大失误，甚至恸哭不止。

容州地方穷僻，一听到太学生出身的高登谪居在此，数百人拿着经书来拜他为师，听他讲课。高登也乐以忘忧，一见到有那么多人前来从师，十分高兴地悉心为他们讲学论道。

公元1159年，高登久病，病况日益沉重。当他自感身体难以康复时，曾作了一篇《埋铭》，内中写道：“耳聩目昏，颜凋发秃，有儿归葬，蟠山之麓。”八月十三日，高登病逝，享年五十六。著述《家论》、《忠辨》等篇，有《东溪集》数卷。

公元1169年，当时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梁克家，在中书省刑房找出绍兴二十六年朝廷下给高登的赦书。公元1172年，受任为右丞相的梁克家援引赦书上奏宋孝宗，请求撤销编管高登于容州的文书。公元1191年，当时任漳州知府的朱熹，又上书宋光宗，重新提起为高登昭雪事，光宗下诏书，写道：“故容州编管人高登追复原官，仍赠承务郎。”同年，福建安抚使、福州知府赵汝愚批准建高东溪祠，朱熹撰写了《高东溪先生祠记》，祠建成之后，先后写了《谒高东溪祠文》、《又谒高东溪祠文》，还题写一副对联：“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和两通横额：“忠孝两全”，“百世师表”。

铁事典故

人物性格
　　高登幼年失去父亲，致力学习，用法度来约束自己。绍兴二年，在朝廷上接受皇帝询问，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回答，知无不言，无有什么顾忌回避的，主管部门厌恶他的正直，就授予他富川主簿一职，接着又命他兼任贺州学事。州学过去有田舍，州里出台法令将其撤掉交由买马司经管，高登请求恢复过去的制度。太守说：“买马、养士哪一个更急迫？”高登说：“买马固然紧急，然而学校是礼义诞生的地方，一旦废弃，读书人与堂下卒有什么区别？”太守说：“你这是违抗长官！”高登说：“治理天下所依仗的标准，只有礼义与法度罢了，既然两者都可以抛弃，还说什么！”太守不能改变他的想法，最终听从了他。任期结束，士民乞求他留任没有如愿，就相约馈赠钱币五十万，不留姓名，告诉太守说：“高君贫困没有什么来养家，希望太守劝他全部接受。”高登想不接受它，未被允许，又无法归还，请求把钱放到学府里，买书以答谢百姓。

廉洁奉公
　　高登被授予静江府古县县令，经过湖州，湖州太守汪藻安置他在宾馆里。汪藻想留他一起修订《徽宗实录》，坚决推辞，有人说：“这可以作为升官的阶梯。”高登说：“只是我意下不想这样。”就出发了。广西驻军首领沈晦问高登如何治理县事，高登条列十余事告诉他。沈晦说：“这是古人的做法，今人奸诈，恐怕不可行。”回答说：“忠信可在蛮貊之地推行，说不能行，是诚心不到罢了。”豪民秦琥雄霸乡里，挟持官吏把柄，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都被他屈服。高登到达，他颇有改变，高登也喜其变好，增补他担任学职。一日，琥有私人请求，高登拒绝了他，秦琥心生怨愤，企图通过诬陷来中伤高登。恰逢有人控告秦琥侵占州学钱财，高登喊秦琥来到，当面责备他，声气严厉，喝令他下去，告诉郡中及主管部门按法律处置他，秦琥气忿而死，全郡的人们都为此感到快意。

沉冤昭雪
　　驻军首领胡舜陟对高登说：“古县，是秦太师父亲过去治理过的地方，实际上太师就出生在这里，何不建祠祭祀他？”高登说：“秦桧做宰相不像样，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抓住秦琥一事，调荔浦丞康宁以代替高登，高登因母病离去。舜陟遂建起秦桧的祠堂并自己写了记，并且用专权杀人之罪来诬陷高登，朝廷下诏押送高登到静江府监狱。舜陟派遣健卒逮捕高登，恰逢高登母亲死在舟中，高登把她草草葬在水边，航海回朝廷上书，请求纳官赎罪。故交中有担任右司一职的人，对他说：“丞相说曾经在太学认识你，如果你能见一见他，终身的大事将不必忧虑，上书是徒劳的。”高登说：“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不久中书衙门上奏说按照惯例没有纳官赎罪的，仍旧押送高登回静江监狱。高登归葬其母，事情结束后来到监狱，而舜陟先因事下狱死了，冤情最终昭雪。

晚年生活
　　高登被贬官闲居期间，教授学生来维持生计，对家事全不介意，只是听说朝廷所行事有小过失，就皱眉不乐，有大过失就随之恸哭，临死，所说的话都是天下大计。其治学把慎独作为根本，有《东溪集》刊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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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汝茪 guāng（约公元1247年前后在世），字参晦，号霞山，又号退斋，赵宋宗室，宋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七世孙，为赵善官之幼子。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淳佑中前后在世。有词名，周密曾拟其词体作词，宋编的《阳春白雪》和《绝妙好词》均选其作品，《全宋词》辑其《退斋词》一卷，存词九篇。

约公元一o一九年前后在世字世英，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真宗天禧中前后在世。与王樵、贾同齐名；又与刘潜同时以文学称京东。举进士不第，得同三礼出身，调乾宁主。冠著有《东皋集》二十卷，不传。存词五首。《宋史本传》传于世。 沈谦《填词杂说》赞其《蝶恋花》“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句，以为“‘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俱不及”。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号盱江先生，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他生当北宋中期“积贫积弱”之世，虽出身寒微，但能刻苦自励、奋发向学、勤于著述，以求康国济民。他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讲学自给，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 “一时儒宗”。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有《外集》三卷附后。为纪念李觏，资溪县建有泰伯公园，塑有李觏雕像，李觏纪念馆正在建设之中。"轶事典故

巧对晏殊
　　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和李觏是很好的朋友，晏殊每次来建昌李觏都要陪他游览麻姑山，并共同论诗赋文，写词作对。
　　有一次，二人观赏麻姑山的“玉练双飞”，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余家沅，忽闻咿咿哑哑的车水声。此时，正是三夏盛暑，二人手持摺扇，信步来至车水处，晏殊忽然词兴大作，高声吟道：“车儿车水水随车，车停水止”李觏听了称赞道：“人谓临川多才子，而同叔当居其首，今公见水吟车，可谓临川古风矣”。晏殊笑道：“直讲先生久居仙山，山高风爽必喜吟风，愿先生以风对”。觏公沉思片刻，见晏殊挥扇以待，顿时思路大开，手摇摺扇大声诵道：“扇子扇风风出扇，扇动风生”晏殊听罢，连声称：“妙对妙对。”二人拍手大笑，车水农夫在旁聆听多时，也跟着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曾巩对下联
　　庆历年间，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常在江西南城十贤堂讲课，听讲者有太学生百余人，其中有唐宋八大家之一、号称“南丰先生”的曾巩。
　　有一次，李觏应邀赴豫章春游，随行学生十余人。从建昌东门出发，经抚河至赣江。时值暮春三月，逆风顺水，船家扯下帆篷，装上浆橹，摇橹前进。舱内李觏居中而坐，门生并列左右，曾巩坐于右侧最后一个位子上。李觏对众生说：“此去豫章尚远，行舟寂寞，何不以行船为题，对一对联，用来消遣。”诸生同声说道：“请先生拟上联，我等对下联。”李觏点头沉思，舱中顿时沉静下来，唯有吱哑吱哑的橹声。李觏手指船橹，高声说诵道：“两橹并摇，好似双刀分绿水”
　　诸生从左至右，依次对下联。李觏抚髯静听，有时轻轻点头，有时又评论修改一番。看他的神气，似乎对所有下联，均不满意。最后，只剩下曾巩一人，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只见曾巩不慌不忙，站起来躬身向先生施了一礼，高声对道：“孤桅独立，犹如一笔扫青天！”
　　李觏听罢，不禁连声叫好：“此联气魄雄伟，思路开阔，对仗准确，实为难得之妙联。”诸生齐拱手向曾巩祝贺。正在摇橹的船家，也来凑热闹：“真是名师门下有高徒啊！”

李觏斗恶僧
　　北宋思想李觏，幼年就聪明过人，七岁会写文章 ，九岁能吟诗作对，从小便由父亲带来麻姑山 居往。
　　麻姑山上有座仙坛大庙，庙里住着两个和尚，一老一少。那少和尚年近三十，极不守佛法，爱色贪财，好吃妄为，百姓皆骂他为“恶僧”。这恶僧平时只惧怕两个人：“一是庙内老和尚，因是师傅；二是乡绅骆司公，因是他堂叔。
　　这年七月七日，是山上朝庙大典，乡里士绅，地方官员，都上山朝庙。时年九岁的李觏，同着几个儿童 ，也来赶热闹。他们清早就来到庙门口，正欲进内，却被恶僧拦阻，喝令他们出去。李觏带一伙儿童躲到树林里，只见恶僧将偷来的酒肉装入一竹篮里面，慌慌张张出庙朝山下走去。李觏等人在后面暗暗跟踪。到了龙门桥边，忽见恶僧与一来人躬身施礼，李觏一看，正是恶僧的堂叔骆司公。只听络司公问道：“一早下山何往？”恶僧答道：“眼下正是青黄不接，师傅叫我下山买点东西。”骆司公见他神色慌张，揭开他的篮子一看，见装的正是酒和肉，便勃然大怒，骂道：“畜生放肆！”随即喝令恶僧将酒肉送回庙中。李觏等几个儿童见恶僧一副狼狈相，高兴地躺在山坡上大声唱道：“和尚不怕丑，受戒又还俗，落发不守法，喝酒又吃肉。”恶僧听了，又气又恨，不断向山坡扔石头，骂声：“笞箕鬼！”快步钻进了山庙。
　　早饭后，朝庙人络绎不绝，庙内红男绿女，热闹异常。李觏带几个儿童，进入大庙，又遇上恶僧。恶僧手持木棍追打李觏。李觏往人群中一钻，潜入禅堂右侧一个小小的空房。他轻轻地关好房门，只见房内有一张不方桌，上面放着一只小杯，旁边两把小木椅，南北两边墙上，各挂一个小葫芦。他取下葫芦，揭开一闻，酒香扑鼻；倒在杯中，但见酒色鲜红，一尝，甜蜜可口。他又揭开那边的小葫芦，一闻，酒气浓烈，倒在杯内，则是白色。红白两色在杯内呈现水红色。香味更是甜蜜。李觏知是敬神用的酒，正欲喝下去，忽然门被推开了，李觏来不及挂起葫芦即被来人扭住，一看，原来是恶僧。恶僧见李觏偷酒喝，觉得抓到了把柄，于是，将李觏扭到大厅见老和尚，说他偷吃了神酒，要老和尚重罚。老和尚素爱儿童，听说李觏年幼能吟作对，早想面试于他，今日正是个机会。此时，适逢骆司公也在座，就对骆司公说：“听说此儿颇有才干，今日却如此无礼，应作何处置？”骆司公说？：“我自有道理。”随即叫李觏近前，说道：“我今天出一上联，你若能对出下联，就放你回去，否则，按佛规笞罚。”李觏答道：“愿从尊便。”骆司公随即出上联曰：
　　“红白相渗，入室尝遍南北。”
　　李觏恼恨恶僧，心想，有来应有往，你嘲弄我，我也嘲弄你。正好借此出出恶僧的丑，于是对出下联曰：“青黄不接，下山买东西。”
　　老和尚听了，连声叫好，拍案称奇。骆司公听毕，猛想起小和尚清早提竹蓝下山的丑事，便一一告知了长老。老和尚勃然大怒，喝令众人把恶僧按倒在地，痛打四十棍。
　　此后，老和尚常在名门主客面前，夸赞李觏，恶僧再也不敢欺侮儿童了。

风月亭
　　风月亭位于黎川城南篁竹境内，阡陌之野，有亭翼然。数百年来，它为南来北往过客遮风挡雨，蔽日乘荫。细观此亭，南北通向，长6米，宽5米，高5米，两端门额均嵌有“赤溪风月亭”五个石刻大字，一门联曰“才过怀泉鸟语花香犹在耳，方临赤溪新亭古驿又宜人”亭墙斑驳脱落，芳草萋萋。亭内青砖为瓦，卵石铺地，东西两侧为后来修砌的水泥凉座，供路人歇脚之用，其东墙内嵌一石碑，上书“奉宪敕碑”。碑文依稀可辨。据其内容推断，此亭乃清朝道光6年重建，后因年久失修，今已破旧。据《新城县志》记载，风月亭“在城南五里赤溪，宋儒李觏读书之所。其自言曰‘朝朝风扫地，夜夜月为灯’。故以名亭”。9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书院式园林建筑，风光旖旎，景色怡人。南面群山黛岭，北望村里人家，东里临黎河流水，西指桑梓阡陌。周围茂林修竹亭亭如盖，桃源兰圃鸟语花香。明朝同邑邓篆赋云：“维武陵之旧圃兮，泛平津以通渔。一水飞光而带郭兮，千峰流翠以曳裾。指葱郁之曲陌，望桑麻之烟墟。山连水系，霞卷云舒。春擒转响于修竹，林花翻洒于兰区。前排峻岭之黛，左控长虹之波。村里烟迥，清溪雾错。岫蕴彩而霓飞，浦腾文而锦濯。伊亭榭之仿佛，信风月之攸托。尔其借言栋楣，托景兰药。靡翠草而成茵，幕丰叶以为幄”。如此美景仙境，有诗赞曰“杨柳春光风淡淡，梧桐秋色月溶溶”。真可谓世外桃源，潜学胜地。
　　然而，宋时的风月亭不仅风景秀丽，更因此间主人而闻名遐迩，蜚声海内。李觏，字泰伯，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胡适先生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据史志记载：“李觏世居麻姑山阳，，己迁黎赤溪，为赤溪人。不慕荣利，于所居赤溪庐南作‘风月亭’，读其中。夙夜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制与当世之务，悉著于篇”。文章自成一家，创立“盱江书院”，故又被称为“盱江先生”。

成就

政治思想方面
　　李觏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对道学家不许谈"“利”“”“欲”“的说教，认为”“人非利不生”“，”“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提出了一些发展经济的办法，对王安石变法有直接影响。其诗歌内容，大多涉及政治得失，人民疾苦。构思遣辞，新颖独创，甚至有些奇特，出人意外。他在《论文》诗中写道：”“今人往往号能文，意熟辞陈未足云。若见江鱼须恸哭，腹中曾有屈原坟。”“可见他有意避免”“意熟辞陈”“而力求生新，别辟蹊径。他作诗师法皮陆、以中兴诗道自命。如《获稻》、《乡思》、《苦雨初霁》、《读长恨辞》等诗,清新可诵。《方平》、《璧月》、《梁帝》、《送僧游庐山》、《忆钱塘江》诸绝句，王士□《居易录》以为”“风致似义山”"。但集中通体完善的诗并不很多。李觏的文章实较诗为佳。

诗作方面
　　李觏还是一位诗人。王士真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关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伧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渊明之赋《闲情》矣。”他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及酬和之作，但也写了不少有着充实的现实内容的诗篇。”“根生但为松，翼飞但为风。王侯尚可轻，道义本来重”，字句质朴，语出自然，而重道义爵禄的情操，跃然纸上。“居官无藉手，选部岂知贤？廉善虽由己，亨通亦在天”，揭露了当时吏治的黑暗。由于他关心国计民生，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又长期生活在农村，所以，也写了一些批判时政，反映农民疾苦的诗，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满和对人民的同情。“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朱门仍奢侈，柴门转窭贫”，“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抨击了官府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反映出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现实。他在《哀老妇》诗中，写一个有儿有孙的老妇人还要改嫁。什么原因呢“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都不是，而是因为“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这是一种多么凄惨的景象啊！
　　他的诗文，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后。《宋史》卷四三二有传。

介绍

李觏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人，住县城北街瑾睦坊。北宋儒家学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李觏一生以教学为主，40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直讲”，李觏家于盱江边，创办了盱江书院，故又称“李盱江”，学者称盱江先生。

李觏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自幼聪颖好学。5岁知声律、习字书，10岁通诗文，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但科举一再受挫，仕途渺茫。从此退居家中，奉养老母，潜心著述。于庆历三年创办“盱江书院”。同年受郡守之请主学事，课业授徒，慕名求学者常有数百人。“为盱江一时儒宗”，人称“盱江先生”。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王安石与他也有交往，其《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范仲淹于皇祐元年上书，称李觏“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后经范仲淹、余靖等人多次举荐，乃授为太学助教，历任太学说书、海门主簿、太学直讲等职。嘉祐四年权同管勾太学，以迁葬祖母，请假回乡，八月病逝于家，享年51岁，葬于凤凰山麓。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著作家。一生著述宏富，生前自编《退居类稿》12卷，《皇祐续稿》8卷。其门生邓润甫为其辑有《后集》6卷。现存有《直讲李先生文集》37卷。1981年，中华书局整理、校点出版了《李觏集》，全集共37万字。

后世人对李觏益加仰重。宋高宗绍兴年间，南城建十贤楼、四贤堂，李觏与陈彭年等共祀，并于郡学大成殿绘李觏像以风后学。理宗宝祐二年，立兴文堂以祀之。明成化元年，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成化八年，特旨准左赞状重修李觏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觏的哲学思想被列为重要研究项目。

李觏曾在麻姑山读书林讲学，对家乡麻姑山的赞美诗文颇多，他在《麻姑赋》中写道：“慨麻姑之去远，缅王蔡其犹昔。俯稚川濯丹之泉，验福唐遗简之地。丹崖翠壁，邀接太清。碧殿紫坛，风清月白。雨滴槽牙之溜，风摇楼角之铃。”

李觏是建昌府郡人仰崇的先师，宋绍兴年间，南城建十贤楼、四贤堂，李觏与陈彭年等共祀。历代郡学大成殿都绘有李觏画像，以其为风范，激励后人。南城、黎川、资溪均有李泰伯祠堂。现存资溪嵩市镇三口村的李氏家庙乃清代李氏后裔所建，悬有“理学开宗”的巨幅匾额。

生平

天潢世胄的家世
　　李觏本姓相传姓潘，李姓是因他先祖南唐烈祖李昪为了统治的目的乱认祖宗造成的。说起他先祖李昪那可是一位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那战乱纷飞的时代，李昪是一个孤儿，出身低微，因聪明伶俐又作战勇敢而被当时一位叫徐温的大将收养为干儿子，于是他将本姓名潘知浩改姓徐知浩。徐知浩有勇有谋，在近二十年的精心经营中击败诸多对手，逐步建立自己强大势力，并从杨氏吴国篡得帝位。初期改国号齐，后改为国号唐，并乱认唐玄宗为他的先祖，又改姓李名昪。从此他将徐知浩又改姓名为李昪。这位被后人称为南唐烈祖的李昪把南唐经营得很是有声有色，他采取轻徭役、劝农桑、兴科举、建书院等策略，促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南唐比起中原各国可以说是“世外桃源”。李昪有一位庶出的儿子叫李景芳的人。李景芳时封金吾卫国上将军，生有三子，老大官封五中丞、老二封为六府君，老三封七大夫，这三位儿子都居住在抚临上慕镇。这三位据李氏宗谱记载，他们自认为“吾固南唐之裔，皆为帝王之后，竟无尺土之封”，心中愤愤不平，并同当时三齐王有隙。于是，他们与外甥彭氏一同密谋发动兵变，临兵变时彭姓外甥临阵倒戈，引兵反攻，于是这场内讧胎死腹中。七大夫临行刑前发誓说：“吾子孙与彭氏婚者，吾不佑也”。六府君名昉“初无战志”，又看见形势不妙，就携妻带子匆匆忙忙连夜从上慕镇逃至当时南城县六十三都长山隐居。这就是李觏先祖家世历史的大略。所以北宋李觏文坛好友欧阳修称他为“天潢世胄”，应该不错。

自幼聪颖
　　李觏自幼聪明好学六七岁始“习字书”，十二岁就能写文章。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垦阅农事，夜治女功”，得免冻馁之苦。服丧三年，十七岁始出外游学。二十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

科举受挫
　　李觏也象其他读书人一样，想通过科举，登上仕途，干一番事业。但是，他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却一再受挫，未能如愿，自叹“生处僻遐，不自进孰进哉！”景佑年间，他步行到京城汴梁，寻求仕进之途，毫无结果而归。次年，参加乡举，又名落孙山。庆历元年，应茂才异等科，有旨召试。李觏入京，又未中选，在京城“忧愁经岁”，抑郁不乡。遭受这几次打击之后，遂无意仕进，隐居著述。南城立学，被聘为郡学之师。创立盱江书院，教授自资。

创建书院
　　李觏屡试科举不第，以教学为生，创建"“盱江书院”"，从学者常有数百人。后经范仲淹推荐，任太学助教、直讲，卒年五十岁。北宋时期的江西学风重经世致用，这一学风，由欧阳修倡之于前，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后，而李觏则是处于其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代表。

重经世致用
　　他的许多思想给予范仲淹"“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又是后来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渊源。由于重经世实用，在经学卜李觏颇重《礼》学，《周礼致太子论》五卜-篇是其”“通经致用”“的理沦代表作，王安石后来作《周礼新义》不无影响。由于重实用，所以李觏反对孟子，著有《常语》以驳孟子思想，反对所谓的”“重义轻利”“，认为”“焉仁义而不利者乎?”“成为宋学中”“非孟”"思潮的驱者。学术上以儒学为宗，反对佛、道二教，是庆历之际排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觏著作有《盱江文集》，今有校勘标点本《李觏集》，其中《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和《庆历民言》等是其思想和学术的代表作。

不拘旧礼
　　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数十百人，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后得范仲淹、余靖等推荐，皇祐二年，旨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嘉祐二年，用国子监奏，召为太学说书如故。嘉祐四年，令其权同管勾太学。因迁葬祖母，请假还乡。八月卒于家。

贡献

思想
　　李觏是北宋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论上，承认主观来自观，因此，成为宋代哲学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觏还具有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地为统治者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积弱的局面，缓和社会矛盾，他提出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李觏哲学上的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为稍后于他的王安石实行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文学著作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以康国济民为意”，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红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地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李觏的其他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在北宋欧阳、曾、王间，别成一家”。

军事思想

重兵思想
　　李觏深知军队、战争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对军队的建设十分重视，并有具体而精辟的见解，于中可见其救世之意。我们知道，战争是由来已久之事，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它引起中外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古及今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希腊哲宁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战争是普遍的。”②“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自由人。”①战争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神圣的，它可以决定人和宇宙万物的一切。所以他又说：“战死的灵魂比染疫而亡的灵魂纯洁。”②因此“神和人都崇敬战争中阵亡的人。”战争中阵亡的人，是“更伟大的死”，应当“获得更伟大的奖赏”。③就是说把战争视为头等大事。在中国古代先皙中，把“兵”视为国之大事，尤为普遍、突出。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关兵戎、战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的论述，真可谓史不绝书，屡屡可见。

用兵策略
　　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我们知道，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对“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论述。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最精、最确，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用兵之要谋，制敌之良策。

强兵之策
　　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疆士，保护国民，康阜百姓，就必须具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由其“本末相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本治军”，“富国强兵，，之策。李觏指出，军队建设是“国之大事”，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认识兵的实质、职能、作用。所以李觏说：“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①李觏在对上述两种思想主张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见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李觏的“强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②具体办法则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

建军思想
　　在李觏的军事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视富国强兵、民心向背、武器装备的同时，尤其重视军队自身的建设，而军队建设中的人与物相比较，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故他反复强调精兵择将的津军思想，且语洋论精，颇具光彩。李觏认为，要使国强。兵兴，就必须选择良将，挑选精兵，这是国之所以为国，兵之所以为兵的关键。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能择将也；将之所以为将，能养士也。人莫不爱身，而以身当矢石；莫不爱死，而以死卫社稷者，厚无所往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为国要在择将，为将要在爱兵。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体当矢石；人莫有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来保卫国家，将领爱十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于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只有认真选择良将、精兵，做到将贤、兵勇，方可以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这才是强国、强兵。因此，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

无神论

在有神论和宗教观念产生发展之后，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许多无神论者则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说明了鬼神的虚幻性，揭露了宗教神学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唐宋以后的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则愈演愈烈，而反对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斗争亦愈演愈烈，李觏在他的宇宙观的指导下对佛教道教的有神论以及各种世俗迷信等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李觏以他的宇宙论、礼论为思想指导，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出发对佛教道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他用儒家的思想去批判佛教道教的学说，主张以儒家的礼教来代替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他从政治上经济上揭露佛教道教的危害性，说明佛教道教是祸国殃民的病根毒瘤，从而论证了根除佛教道教及其思想的必要性。

他指出佛教道教叫人们出家，修身养性，身居名山，脱离尘世，原理父母妻儿，不与亲人共同生活不对他们承担任何义务，这是违反“人之大伦”的行为，一个人从小就出家当和尚道士，不事君亲，不知父母，幼小是不知其害，长大了不知后悔，年老后不知所终，这既不符合人伦道德，又于自己不利，因此是十分可悲的。从人伦道德方面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佛教主张绝君亲，去其身，这既不符人伦道德要求又是好坏不分，是祸害自身与国家的行为。他批判了佛教宣扬不杀生的伪善性和危害性，他指出，事实上人们是不可能做到不杀生的，如人们饲养鸡猪狗等家畜家禽是为了食用，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不惜其资去喂养家畜家禽正是有了人们的饲养才得以生存成长繁衍，不然就会绝种佛教以不杀生为道的说教是“夺人之食以饱无用之禽”这才是不仁之道。他批判了佛教宣传的有鬼论，灵魂转世论。佛教认为人死之后为鬼，灵魂是不死的，前世的因种下今世的果。今世的因种下世的果他们宣扬“三世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他驳斥了这些理论荒谬性，指出：佛教所宣扬的人死为鬼，因果报应是培养人们愚蠢性，是欺骗，是毫无道理的。他排斥佛道的理论根据是儒家思想他认为佛教道教的思想主张和儒家经典不相符合，用儒家的礼教排斥佛教道教的仪式，他指出由于对儒家的思想宣传不力，造成了佛教道教思想乘机而入，结果是儒学受到排斥，因此，他深责儒者的失职，失礼，而自己则反击佛教、道教的泛滥。

李觏以他的富国安民，治国救民的政治经济思想，着重揭露了佛教、道教的危害性，佛教道教的危害很多很大，主要是：培养懒惰，造就罪恶，弃本逐末，崇尚奇货，浪费财物，耗尽人力。最终使国弱民贫，国乱民祸。

评价

李觏一生以教授为业，乡曲俊异从而师之，东南闻风至者常数千人，同郡曾巩、邑邓润甫皆其弟子。其终生从事理学研究，所学以推明圣经为本，不泥于汉唐诸儒之说，鉴古论今，著书立言，学识渊博，成就显著。李觏思想进步，针砭时弊，积极主张改革旧制，是“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者。所著大都是愤吊世故，警宪邦国的政论，被当时誉为“医国之书”。范仲淹读其所著，荐于朝，称其讲论六经，辨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子、扬雄之风，并上其所著。在李觏著述中，“《潜书》、《广潜书》、《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庆历民言》以及《富国》、《安民》、《强兵》等策，反映了他的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主张，《易论》和《明堂定易图序》”他的思想观点得到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赞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影响巨大，震动朝野，成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时光如赤溪长流，风月与青山依旧。然而，往事如烟，物非人杳。风月亭，亭以人名，古往今来慕者如云。观景凭吊，睹物思人，扼腕长叹。骚客诗云：“惟昔有鸿儒，其甫曰泰伯。语言妙天下，酌古漱琼液。上排周孔大，下接苏黄席。雄辞奋经术，异端拒老释。构亭集生徒，此焉寄朝夕。平芜弥漫青，溪水迥环赤。风月留光霁，溪山表明德。我行购遗踪，世远不可稽。我诵明堂书，山亭水悠悠”。明代邑人王材亦赋诗云“独抱遗经草满庭，竹风梧月对南屏。桃花流水年年在，谁向寒溪面客星？”寄托了对先贤的无限追思。

为纪念李觏，资溪县建有泰伯公园，塑有李觏雕像，李觏纪念馆正在建设之中。

"

谢懋，字勉仲，号静寄居士，洛阳（今属河南）人。工乐府，闻名于当时。卒于孝宗末年。有《静寄居士乐府》二卷，不传；今有赵万里辑本，存词十四首。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浙江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汉族。北宋科学家、政治家。仁宗嘉佑进士，后任翰林学士。晚年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梦溪笔谈》。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工程师、外交家。"排挤苏轼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宋代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是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写下了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诸多伟大称誉之外，沈括还是一个检举揭发的“高手”，干过文字狱的勾当。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沈括检举揭发的对象中有中国文学的巅峰人物——苏轼。南宋初王铚《元祐补录》记载了沈括的这一事迹。

沈括生于1031年，大苏轼五岁，却晚他六年中进士。中国科学与人文的两位大师很有缘分，在“皇家图书馆”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昭文馆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

由于获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无人能挡。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了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职。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其间，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诗人苏轼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该相当和善吧，“与轼论旧”，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发现”、“发明”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当然，沈括不是苏轼入狱的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发现”为基础的，“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根据不足。“政见不同说”也不尽是，政治观点不同，人们还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争论，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笔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不同政见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恶劣案例。而后，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语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与“僧”同，被斩。到了满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人丢了性命。

中国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轼早就没命了。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在那里，历经囹圄、死里逃生的苏轼取号为东坡居士，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沈括很幸运，他也算这些伟大作品的间接的“助产士”。

唯物主义者

沈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发展变化的观点。他认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并指出，“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就是说，自然界事物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有正常变化和异常变化，不能拘泥于固定不变的规则。正是这些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促使他取得了那个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的高度成就。沈括曾提出已知的知识是有限的，人的认识是无限的观点，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沈括十分重视劳动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上，他不断地从劳动人民那时汲取智慧和力量。他曾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为了探求医药知识，他“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是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在《梦溪笔谈》中，他以敬佩的态度记载了宋朝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许多卓越贡献。例如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民间匠师喻皓的建筑成就和编著的《木经》，河工高超创造的合龙堵口的先进方法，平民天文数学家卫朴修历的事迹，以及河北工作炼钢、福建农民种茶等许多无名英雄在生产斗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等等。正是由于沈括的详细记述，才使得不少作出贡献的劳动人民的业绩得以保存流传下来。

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决定了沈括对于自然现象和科技成就的记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他观察和描述事物非常细致、具体、准确，没有封建时代一般文人虚词浮夸的坏习惯。因此，通过他的记述，我们能够明确地判断他那个时期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例如，沈括有关雷电、海市蜃楼、龙卷风、地震以及陨铁等自然现象的记载，非常细致贴切而生动形象，使人们仿佛亲临现场。

沈括能够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客观事物，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在论述有关数学、气象、医药等许多问题的时候，多次强调要因地因时制宜。例如古代规定二月和八月是采药的季节，是沈括指出，草药生长由于受自然条件和栽培情况的影响，同时采药又有取根、取叶、取芽、取花、取实等不同的要求，因此，要根据不同情况选下采药时间，不可死板地“拘以定月”。沈括的这一见解是十分合理的。

沈括对一些自然现象并不停留在表面的观察上，他还努力探求它的科学道理，提出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解释。象对雁荡山诸峰和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二十八宿的位置、化石的形成等许多问题的说明，是符合近代科学原理的。为了弄清阳燧（凹面镜）成像的道理，他观察空中飞鸟的影子情况，并亲自移动自己的手，来比较成像的区别，终于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解释。这些都是他在科学事业上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轶事典故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乍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沈括看问题很精细，常有自己独特精辟的见解。比如，在开封的相国寺里有一幅壁画，画着一个管弦乐队在演奏。有人看了以后，说画家画错了：当管乐演奏者在吹“四”字音的时候，那个弹琵琶的居然与大家不合调，手指不是在拨“四”字音所在的上弦，却是在掩着下弦。沈括看了后却认为画家很高明，深知音乐。他说：弦乐跟管乐不同。演奏管乐时，手指头按在什么音，就发出什么音，是同时的。演奏琵琶则不同，只有当手指拨弦之后，才会发音，动作是早于声音。正因为这样，当管乐演奏者在吹“四”字音的时候，弹琵琶的人的手指看上去不在弹“四”字音。

朱彧在《萍洲可谈》的记载，沈括前后有二任妻子，第二任是淮南转张刍之女，张氏骄蛮凶悍，平时常虐待沈括，将胡须连皮带肉扯将下来，儿女们抱头痛哭，跪求张氏息怒；又驱逐元配之子，年年状告其父子。但是张氏去世后，沈括竟郁郁寡欢，过扬子江时，一度跳水寻短，并于隔年去世。

主要成就

兴修水利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早在他青年时期任沭阳县主簿的时候，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组织几万民工，修筑渠堰不仅解除了当地人民的水灾威胁，而且还开垦出良田七千顷，改变了沭阳的面貌，那时他只有24岁。在任宁国县令的时候，他倡导并且主持在今安徽芜湖地区修筑万春圩，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一千二百七十顷，同时还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为了治理汴河，沈括亲自测量了汴河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八百四十多里河段的地势。他采用“分层筑堰法”，测得开封和泗州之间地势高度相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这种地形测量法，是把汴渠分成许多段，分层筑成台阶形的堤堰，引水灌注入内，然后逐级测量各段水面，累计各段方面的差，总和就是开封和泗州间“地势高下之实”。仅仅四五年时间里，就取得引水淤田一万七千多顷的成绩。在对地势高度计算时，其单位竟细到了寸分，沈括的治水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

发现石油
　　有一次，沈括在书中读到“高奴县有洧水，可燃”这句话，觉得很奇怪，他决定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中，沈括发现了一种褐色液体，当地人叫它“石漆”、“石脂”，用它烧火做饭，点灯和取暖。沈括弄清楚这种液体的性质和用途，给它取了一个新名字，叫石油。并动员老百姓推广使用，从而减少砍伐树木。沈括在其著作《梦溪笔记》中写道：“鄜、延境内有石油……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甚黑……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沈括发现了石油，并且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是非常难得的。沈括发明的“石油”这个名词便一直沿用到今天。

胆水炼铜
　　沈括生于宋明道元年（1031年）的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沈周当过福建泉州、河南开封、江苏南京、四川成都的知府，使得沈括有机会随父亲走过全国许多地方，见识比限于一地一市的读书人要开阔得多。他读的也是四书五经，但他有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每到一地，很关注当地与自然科学相关的新鲜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很注重劳动人民的创造。在沈括纪念馆里，可以看到这样一则记载：他随父亲居住在福建泉州时，就听说江西铅山县有一泓泉水不是甜的，而是苦的，当地村民将苦泉放在锅中煎熬，苦泉熬干后就得到了黄灿灿的铜。他对这一传说很感兴趣，于是就不远千里来到铅山县，看到了村民“胆水炼铜”的过程，并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下来。这是我国有关“胆水炼铜”的最早记载，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记载是正确而可靠的。在铅山县有几道溪水不是清的，而是呈青绿色，味道是苦的，当地村民称为“胆水”，“胆水”就是硫酸铜溶液。村民将“胆水”放在铁锅中煎熬，就生成了“胆矾”。“胆矾”就是硫酸铜，硫酸铜在铁锅中煎熬，与铁产生了化学反应，就析出了铜。

绘制地图
　　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沈括很注重考察祖国的山河特点，形成了他的地理学说。他考察了浙江的雁荡山并提出雁荡山的凌空巨石是雨水千百年冲刷的结果，他考察了黄河三角洲并提出三角洲是黄河泥沙堆积而成的。他还有一大创造，就是用“飞鸟图”绘制了“大宋天下郡守图”，使得北宋的地图越来越精确。在宋代，由于测绘技术的局限，绘制地图用的是“循路步之”法，也就是沿路步行丈量，用步行得出的数据绘制地图，由于道路弯弯曲曲，山川高低错落，用“循路步之”法绘制的地图与实况有很大的误差，图上差之一厘，实地就差之千米。他采用“飞鸟图” 也就是“取鸟飞之数”，用的是飞鸟直达的距离，有点像航空拍摄，使得地图的精确度大为提高。他的地理学说与《大宋天下郡守地图》在与辽国的边界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与辽国之间战争不断，签订《澶渊之盟》后双方罢兵休战。辽国垂涎中原地区的繁华，仗着骁勇的骑兵，不断提出领土要求。宋熙宁八年（1075年），辽国派大臣萧禧来到东京，要求重新划定边界，他提出的边界是山西北部的黄嵬山，黄嵬山以北为辽国所有，以南为大宋朝所有，大宋朝如同意他的要求，等于将辽国的领土向南推进了三十多里。黄嵬山是一座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山脉，北宋大臣没人知道，朝廷上上下下乱作一团。这时，朝廷想起了熟识地理的沈括，命他出任谈判特使，要他既不能轻开战衅，也不能向敌示弱而接受无理要求。沈括他所恃的武器就是他的地理学说与《天下郡守图》。他向萧禧指出，两国按《澶渊之盟》划分边界，边界是白沟河，白沟河以北为辽国领土，以南为大宋领土，而黄嵬山在白沟河以南，是大宋的领土，而不是辽国的领土。萧禧没有一张自己的地图，更不知道黄嵬山的准确方位，在地图面前，他感到理亏三分，气焰不知不觉地矮了一截，争论了几天后，双方无功而返，但没有将争论推向极端。
　　不久，沈括又受命出使辽国，在辽国首都上京再谈两国边界，这时辽国的谈判代表升了级，改成了辽国宰相杨益戒。在谈判时，沈括再次提出以《澶渊之盟》为基础，以《天下郡守图》为依据，有理有节，寸步不让，而辽国宰相找不到重划边界的理由。这时，沈括又出示宋朝的木制地形模型，这使得辽国宰相大为惊奇，深感宋朝有奇才能人。沈括终于使得辽国放弃了对宋朝的领土要求，他以一位外交家与地图学家，运用智慧捍卫了宋朝的尊严，把祖国的领土夺了回来。

天文方面
　　沈括还是一个天文学家。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也就在沈括负责汴河水建设时，沈括还负责领导司天监，在任职期间，他先后罢免了六名旧历官，不计出身，破格推荐精通天文历算、出身平民的淮南人卫朴进入司天监，主持修订新历的重要工作。沈括和卫朴治学态度认真，对旧历官凭借演算凑数的修历方法非常不满，主张从观测天象入手，以实测结果作为修订历法的根据。为此，沈括首先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
　　浑仪是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经过历代的发展的演变，到宋朝，浑仪的结构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三重圆环，相互交错，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此，沈括对浑仪作了比较多的改革。他一方面取消了作用不大的白道环，把仪器简化、分工，再借用数学工具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省去月道环，其侯月之出入，专以历法步之”）；另一方面又提出改变一些环的位置，使它们不挡住观测视线。沈括的这些改革措施为仪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后来元朝郭守敬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创制的新式测天仪器——简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漏壶是古代测定时刻的仪器，由几个盛水的容器装置成阶梯的形式，每一容器下侧都有孔，依次往下一容器滴水漏水。最下面的容器没有孔，里面装置有刻着时间标度的“箭”，随着滴漏水面升高，“箭”就慢慢浮起，从显露出来的刻度可以读出时刻。沈括对漏壶也进行了改革。他把曲筒铜漏管改做直颈玉嘴，并且把它的位置移到壶体下部。这样流水更加通畅，壶嘴也坚固耐用多了。
　　此外，沈括还制造了测日影的圭表，而且改进了测影方法。
　　沈括在《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这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沈括和卫朴的一系列革新活动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和陷害。在沈括和卫朴的斗争下，卫朴主持修订的奉元历终于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修成颁行。但是，由于守旧势力阻挠和破坏，奉元历只实行了十八年就被废止了。但是沈括并不因此而灰心，在晚年又进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我国原来的历法都是阴阳合历，而“十二气历”却是纯粹的阳历。它以十二气作为一年，一年分四季，每季分孟、仲、季三个月，并且按节气定月份，立春那天算一月一日，惊蛰算二月一日，依此类推。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大小月相间，即使有“两小相并”的情况，不过一年只有一次。有“两小相并”的，一年共有三百六十五天；没有的，一年共三百六十六天。这样，每年的天数都很整齐，用不着再设闰月，四季节气都是固定的日期。至于月亮的圆缺，和寒来署往的季节无关，只要在历书上注明“朔”、“望”就行了。沈括所设计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他预见到他的这一主张必定会遭到守旧派的“怪怒攻骂”，极力阻挠，而暂时不能实行，但是，他坚信“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果然，八百年后，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所颁行的天历的基本原理和沈括的“十二气历”是完全一致的。世界各国采用的公历，也就是阳历，其实在分月上还不如沈括的“十二气历”合理。

数理化
　　《梦溪笔谈》中所记载这方面的见解和成果，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他对磁学的研究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的偏角问题。在光学方面，沈括通过观察实验，对小孔成像、凹面镜成象、凹凸镜的放大和缩小作用等作了通俗生动的论述。他对我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比较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此外，沈括还剪纸人在琴上做过实验，研究声学上的共振现象。沈括还是最早发现地理南北极与地磁场的N，S极并不重合，所以水平放置的小磁针指向跟地理的正南北方向之间有一个很小的偏角。被称为磁偏角。
　　化学成就：在化学方面，沈括在出任延州时候曾经考察研究漉延境内的石油矿藏和用途。他利用石油不容易完全燃烧而生成炭黑的特点，首先创造了用石油炭黑代替松木炭黑制造烟墨的工艺。他注意到石油资源丰富，“生于地中无穷”，预料到“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这一远见已被验证。另外，“石油”这个名称也是沈括首先使用的，比以前的石漆、石脂水、猛火油、火油、石脑油、石烛等名称都贴切得多。在《梦溪笔谈》中有关“太阴玄精”（石膏晶体”的记载里，沈括形状、潮解、解理和加热失水等性能的不同区分出几种晶体，指出它们虽然同名，却并不是一种东西。他还讲到了金属转化的实例，如用硫酸铜溶液把铁变成铜的化学现象。他记述的这些鉴定物质的手段，说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研究已经突破单纯表面现象的观察，而开始向物质的内部结构探索进军了。
　　数学成就：沈括在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沈括通过对酒店里堆起来的酒坛和垒起来的棋子等有空隙的堆体积的研究，提出了求它们的总数的正确方法，这就是“隙积术”，也就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我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此外，沈括还从计算田亩出发，考察了圆弓形中弧、弦和矢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由弦和矢的长度求弧长的比较简单实用的近似公式，这就是“会圆术”。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我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医学地理
　　沈括在地学方面反映了中国当时地学已经达到了先进水平。他正确论述了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根据河北太行山山崖间有螺蚌壳和卵形砾石的带状分布，推断出这一带是远古时代的海滨，而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漳水、滹沱河、桑乾河等河流所携带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当他察访浙东的时候，观察了雁荡山诸峰的地貌特点，分析了它们的成因，明确地指出这是由于水流侵蚀作用的结果。他还联系西北黄土地区的地貌特点，做了类似的解释。他还观察研究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类似竹笋以及桃核、芦根、松树、鱼蟹等各种各样化石，明确指出它们是古代动物和植物的遗迹，并且根据化石推论了古代的自然环境。这些都表现了沈括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达·芬奇对化石的性质开始有所论述，却仍比沈括晚了四百多年。沈括视察河北边防的时候，曾经把所考察的山川、道路和地形，在木板上制成立体地理模型。这个做法很快便被推广到边疆各州。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沈括奉旨编绘《天下州县图》。他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件和图书，经过近二十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国制图史上的一部巨作——《守令图》。这是一套大型地图集，共计二十幅，其中有大图一幅，高一丈二尺，宽一丈；小图一幅；各路图十八幅（按当时行政区划，全国分做十八路）。图幅之大，内容之详，都是以前少见的。在制图方法上，沈括提出分率、准望、互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等九法，这和西晋．裴秀著名的制图六体是大体一致的。他还把四面八方细分成二十四个方位，使图的精度有了进一步提高，为中国古代地图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对医药学和生物学在青年时期就对医学有浓厚兴趣，并且致力于医药研究，搜集了很多验方，治愈过不少危重病人。同时他的药用植物学知识也十分广博，并且能够实际出发，辨别真伪，纠正古书上的错误。他曾经提出“五难”新理论；沈括的医学著作有《沈存中良方》（得称《良方》）等三种。现存的《苏沈良方》是后人把苏轼的医药杂说附入《良方》之内合编而成的，现有多种版本行世。
　　《梦溪笔谈》及《补笔谈》中，都有涉猎医学，如提及秋石之制备，论及四十四种药物之形态、配伍、药理、制剂、采集、生长环境等。

军事方面
　　沈括，不仅在科学上取得了成绩，而且为保卫北宋的疆土也做出过贡献。北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辽和西夏贵族统治者经常侵扰中原地区，掳掠人口牲畜，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破坏。沈括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他攻读兵书，精心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著作，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地应用在军事科学上。沈括对弓弩甲胄和刀枪等武器的制造也都作过研究，为提高兵器和装备的质量做出了一定贡献。

评价

在北宋那个崇文读经、吟诗填词的主流时代，理科被视为末学，甚至被讥为旁门左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括（1031—1095）却是个文化、科技通人，一生从事的研究领域极为宏阔。《宋史》评价他说：“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沈括在官场的蹭蹬和学术上的成就， 几乎都可以从他的性格中找到解释。他这人好学，喜欢研究各种新奇东西，干活儿好动脑子，所以，在做主管治河、天文工作的技术官员时，在做依靠地理学知识的外交谈判使节时，也能不辱使命。但他缺少杀伐决断的实际军政才能，所以在做边境军政“一把手”时难免失败。在政治活动中，他的人格缺陷很明显，他与王安石本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写的，在王安石当政时，沈括曾是他变法的支持者。但在王安石第一次下野后，沈括又曾上书反对过王安石的一些法令，导致王安石复出后，骂沈括是“小人”。这样，沈括成了在新旧两派都讨不到好处的人物。他和苏轼的关系也不好，很可能是出自某种“文人相轻”的心态，也许他认为苏轼所擅长的诗词文赋、书法文墨之类的东西算不上什么，总之，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参与到了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中，罗织罪名、攻击苏轼，这又令后世一大批苏轼的拥趸，对沈括的政治人品大加挞伐。

但他最大的长处是好学，而且没有任何知识视野上的偏狭，他不像当时主流士大夫那样，轻视在社会底层工作的工匠、水手，所以，记录下了布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和水手们航海用的指南针，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两大发明是靠沈括的记录而扬名于世的。对于延安老百姓使用的石油，他不仅记录，而且还亲自动手做实验，用石油制做墨锭。从这方面来，他至少是位实验科学家。与苏轼、朱熹这些大文人不同，他对于数学有着出奇的兴趣，所以在数学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平心而论，论治学的渊博程度以及对人民实际物质生活的贡献来讲，沈括比苏轼、朱熹之辈强多了，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气却没有这两位大，只能说明古代中国是多么缺少科学的传统。

绍圣元年（1094年），65岁的沈括竟真的追随亡妻而去。临死前，沈括交代长子沈博毅及次子沈清直将他的遗体归葬在故乡浙江杭州钱塘的龙居里。

沈括作为官吏是失败的，为人也是失败的，但作为科学家却是成功的，也正因这种成功，使我们对这位有着瑕疵的古代科学家仍然怀有一种崇敬之情。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沈括“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和“中国科技史上的的里程碑”。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沈括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市）沈氏家族，祖父沈曾庆曾任大理寺丞，父亲沈周、伯父沈同均为进士。沈括自幼勤奋好学，十四岁就读完了家里的藏书，并随父亲宦游州县，到过泉州、润州、简州和汴京等地，接触社会，增长见识，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强烈兴趣和敏锐观察力。

沈括自幼体弱，加上读书十分用功，经常需要服食中药调理。钱塘沈氏在医药学颇有建树，有家传药学书籍《博济方》，受家庭影响，沈括也从搜集医方开始钻研医学。

皇祐二年（1050年），沈周知明州（宁波），沈括借居苏州母舅家，从舅舅许洞的著作与藏书中得益甚多，开始对军事产生强烈的兴趣。

步入仕途
　　皇祐三年（1051年），父亲沈周去世；至和元年（1054年），沈括以父荫入仕，任海州沭阳县主簿，遂治理沭水，开发农田，颇有政绩。工程结束后，沈括辞去职务，来到哥哥沈披在任的宁国县，准备科举考试。嘉祐六年（1061年），沈披主持芜湖万春圩工程，沈括有治水经验，遂献计献策并作了详细记录。

嘉祐八年（1063年），沈括进士及第，因排名在前六名之外，按制守选。次年，沈括守选期满，授扬州司理参军，负责一州刑狱。

治平二年（1065年），经淮南路转运使张蒭推荐，沈括被调入京师，编校昭文馆书籍，参与详订浑天仪，并在闲暇研究天文历法之学。熙宁元年（1068年），沈括升任馆阁校勘，有机会接触皇家藏书，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学识。八月，母亲病逝，沈括辞官护送灵柩回钱塘。

参与变法
　　熙宁四年（1071年），沈括守丧期满，进京述职，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

熙宁五年（1072年），沈括奉命主持汴河疏浚工程，七月，加官史馆检讨。按照惯例，皇帝每三年要到圜丘祭祀天地，吏员常借此修建园林、谋取私利。沈括便考察南郊大礼的历史沿革，撰成《南郊式》 ，被任命掌管郊祀事务。沈括按照新礼仪办事，所省费用数以万计，神宗十分满意。

八月，淮南饥荒，沈括受命巡察，发放常平仓钱粮，疏通河渠，修治荒田，取得明显成效，升任集贤校理，巡察两浙农田水利。两浙水利工程规模浩大，沈括建议出钱雇用饥民兴建水利，得到神宗的赞同。九月，沈括升任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当时的日官都是些庸碌之人，对天文几乎全然不知。沈括遂改革机构，改进仪器，召请卫朴修造新历法，并向全国征集观测天象的书籍。

十一月，朝廷登记民间车辆，市易司打算填封私井以阻止四川私贩井盐，民议纷纷。沈括进言：民间都是太平车，不利于机动作战；小盐井很多，填封私井势必要加强警戒，得不偿失。神宗赞同，次日诏停此二事，擢升沈括为知制诰、兼管通进、银台司。

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沈括调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提举河北西路义勇、保甲公事。河北西路地处北疆，沈括上任后，将工作重点放在改革军政和巩固国防上。次年二月返京后，沈括上疏，提出三十一条整改意见，多数都被神宗肯定与采纳。九月，沈括兼任判军器监，负责兵器的铸造与储备。沈括对弓有很深的研究，提出“弓有六善”的观点，并建议大批制造“神臂弓”。到次年五月，军器监上报朝廷时，兵器产量提高了十几倍。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沈括奉命修订“九军战法”，分九军为九营，各自为阵，背背相承，面面相向，灵活多变，名之为“边州阵法”。九月，编撰城垒、军营等建筑的营造法式。

出使辽国
　　熙宁八年（1075年）三月，宋辽边界冲突，辽要求以黄嵬山为分界线，宋廷不同意。辽使萧禧到汴京，指责宋廷谈判不诚，拖而不决，留在馆舍不肯离去。沈括就到枢密院查阅以前的档案文件，发现宋辽过去商定的协议是以古长城为界，而黄嵬山在古长城以南，相距有三十里之遥，遂上表呈报朝廷。神宗赏赐沈括白金一千两，让他以回谢使的身份出使辽国。

四月中旬，沈括从汴京出发时，预先找出相关书信档案数十件，让幕僚和吏员背熟。契丹宰相杨益戒每有问题提出，沈括就让手下吏员列举档案条文作答。谈判先后进行六次，杨益戒无言可对，就威胁说，以数里之地、绝两国之好，不利于和平。沈括以国之道义、民之根本为理由，申明寸土不让。在沈括一行力争下，辽廷最终有所退让，紧张的宋辽关系得以暂时缓解。

七月，沈括起程回国，据沿途地理形势、风俗民情画撰为《使契丹图抄》，献给朝廷。因出使有功，沈括被提拔为淮南、两浙灾伤州军体量安抚使；十月，权发遣三司使。次年十月，拜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弹劾被贬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罢相，吴充继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沈括到丞相府汇报政务，吴充问及免役法，沈括建议减免穷人的役钱，吴充赞同并上疏汇报给神宗。十一月，沈括再次上书要求减免下户役钱，并建议朝廷将旧有的差役法和现行的免役法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差雇并行”。沈括的这个观点是在王安石罢相后才提出的，对免役法的态度前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就给反对他的人提供了口实。

熙宁十年（1077年），侍御史蔡确以依附大臣（吴充）、越权言事（免役法归司农寺负责）、前后态度不一等理由弹劾沈括。七月，沈括被罢去三司使、翰林学士，贬为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

元丰元年（1078年），神宗打算起用沈括为知制诰、知潭州，蔡确再次上书，指责沈括“反复无常、附会大臣，被贬不足一年，不宜擢升”，诏命被撤回。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沈括复职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

戍守西夏
　　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抵御西夏。到了延州，沈括以朝廷所赐之钱买酒，召集边民子弟开展骑马射箭活动，并亲自给优胜者敬酒祝贺，边境百姓群情踊跃。活动持续了一年，沈括从中选拔出精锐之士，充实到边防部队，延州军队的声威远超其他州府。

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蕃部数万人进攻边关要塞顺宁寨，沈括派少将景思谊、屈理带三千兵马进攻蕃军；接着命前锋李达领千人出击，携带十万人的军粮，宣称鄜延路总帅沈括将亲自率军督战。蕃兵不知虚实，军心涣散。宋军乘势进攻，攻下磨崖寨，得男女万人，牛羊三万。

十一月，奉命西讨的河东兵十二将率军东还，经过鄜延，沈括抓住时机，命部将在绥德城炫耀武力，声称宋廷已任命沈括兼领河东十二将的兵力，不日即兴兵西讨。驻守的西夏军闻讯前来打探，果见大队人马聚集，声势浩大，信以为真，连夜弃城而逃。沈括兵不血刃的拿下了浮图、吴堡、义合。

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沈括以“守安疆界、就副边事有劳”，升为龙图阁学士。四月，西夏打算以金汤城为据点，招兵买马，攻打鄜延。沈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副总管曲珍率军两万进军东川，扬言要去攻打葭芦，吸引西夏兵力布防，趁机攻下金汤。接着，沈括又用同样的策略攻下了葭芦。

兵败永乐
　　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沈括与副使种谔奉诏条陈制夏方略，提出进取横山以筑城、以地理优势直接威胁西夏的战略主张，宋廷派给事中徐禧前往鄜延路节制军事，共同申议。七月，沈括建议筑城石堡、种谔提议银州、徐禧主张永乐埭，终定为永乐城。八月，神宗降诏徐禧总领筑城事宜，命沈括将帅府移到边界，以接济军用物资和救援。十四日后筑成，徐禧令景思谊领四千人镇守，率余部返回米脂。

九月九日，西夏出兵三十万攻永乐城，曲珍忙报知徐禧，徐禧统兵两万五千往援，令沈括留守米脂。由于兵力相差悬殊，宋军失利，夏军乘胜围城，截断水源，永乐城危在旦夕。沈括率兵一万前去支援，被夏军阻在永定河岸；又羌兵八万袭击绥德，沈括权衡利弊，决定舍永乐而保绥德。种谔因反对筑永乐城遭徐禧排挤，心怀旧恨，遂以守延州为名拒绝出兵解围。九月二十日，永乐城失陷，徐禧、李稷、高永能、李舜举等殉国，折官两百三十人，损兵一万两千有余（永乐城之战），谋取横山的计划宣告失败。

沈括作为一路帅臣，在明知永乐城“路险而远、不利协防与救助；且地理位置险要，敌军必争”的情况下，不坚持己见，而选择迎合徐禧，对永乐城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归隐梦溪
　　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十七日，宋廷以沈括“议筑永乐城，敌至却应对失当”为由，贬为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沈括到随州后，寓居于法云禅寺，无亲无故，且行动受到很大限制。随州的三年是沈括一生中最忧伤、灰暗的时期，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对从政萌生出一丝“悔意”。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太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大赦天下。沈括也得以内迁，改任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本州公事。秀州地处江南，毗邻故乡杭州，沈括的心情得以从颓废中好转起来，遂专心于学问，开始整理熙宁九年奉旨编绘的《天下郡县图》。

元祐三年（1088年）八月，沈括编订完成《天下郡县图》，被特许到汴京进呈。哲宗赐绢百匹，准许沈括在秀州境内自由行动。

元祐四年（1089年）九月，沈括改任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准于外州居住。接到诏命后，沈括就举家搬迁至早年在润州购置的梦溪园，在此隐居，创作《梦溪笔谈》。

绍圣二年（1095年），沈括因病辞世，享年六十五岁。

纪念物

故居
　　镇江市区梦溪园，是北宋时期科学家沈括晚年居住的地方。梦溪园原有面积约十亩左右，园里有岸老堂、萧萧堂、壳轩、深斋、远亭、苍峡亭等建筑，还有一条溪水流经园内。梦溪园是原梦溪园的一部分，于1985年恢复，占地2亩，计2幢建筑。前幢为清代修建的硬山顶平瓦房，坐东朝西，当中设正门入园，门上方嵌有茅以升题写的“梦溪园”大理石横额。后幢为清式厅房，坐北朝南，内有沈括雕像和文字图片、模型、实物，展现了沈括在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地质、医学等方面的科研成就。

行星
　　1979年7月1日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2027命名为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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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薖（kē）（1074～1116）字幼盘，自号竹友居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诗人，江西诗派二十五法嗣之一。谢逸从弟，与兄齐名，同学于吕希哲，并称“临川二谢”。与饶节、汪革、谢逸并称为“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30多岁时参加科举，不第而归，遂淡泊功名之心。常开窗对竹，认为竹劲气节，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君子似之，因号竹友居士。当时，不少文人靠取媚权臣而显贵，而他兄弟二人宁可老死布衣，也不走此邪路，其高节一直为人称许。徽宗政和六年卒（吕本中《谢幼盘文集跋》），年四十三（明弘治《抚州府志》卷二一）。"文学成就

谢薖与其兄以诗名重当时，吕本中将其兄弟二人比作谢康乐和谢玄晖，时称“二谢”。其名亦列入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吕称无逸诗似康乐，幼盘似玄晖。谢薖的诗清新可喜，多佳句，文字雅洁，楚楚有法度，风格多样。其诗内容与谢逸诗相仿，主要写隐居生活的宁静恬谧，但诗名不如谢逸。其艺术风格虽有轻隽清新的一面，但由于受黄庭坚的影响较深，也有生硬过甚的弊端。词存不多，却有天然之致。后人赞其词“尤天然工妙”。

现存作品有《竹友集》10卷，其中诗7卷，存诗272首，杂文3卷。《彊村丛书》有《竹友词》一卷。事见《抚州府志》、《江西通志》、《四库全书》、《江西诗派小序·二谢》、朱熹《邵武县丞谢君墓碣铭》、朱彝尊《竹友集跋》、《全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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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度（1109～1156）字师宪，号知稼翁，莆田（今属福建）人。绍兴八年进士第一，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后被秦桧诬陷，罢归。除秘书省正字，罢为主管台州崇道观。十九年，差通判肇庆府，摄知南恩州。桧死复起，仕至尚书考功员外郎兼金部员外郎，卒年四十八，著有《知稼翁集》十一卷，《知稼翁词》一卷。"生平

黄公度，晚唐御史、诗人黄滔的八世孙，福建莆田城内东里巷人。早年攻读于鳌山。绍兴八年，公度省元，特旨免于廷试，赐进士第一，初任平海郡节度判官兼南外宗簿。

当时有流民数百人自汀虔下，守将疑为流寇，派兵抓捕，公度力辨其非，全部释放他们，地方才赖以安定。公度的品德才华深受宰相赵鼎的赏识，两人时有诗词唱和，结下文字之交。赵鼎因为力荐岳飞抗金，又在宋金和议中与秦桧意见不合，被罢为节度使，贬往广东潮州等地，而公度与他有书文往来，又贻台谏，讥切时政，遭到奸相秦桧的妒恨，所以仕途坎坷，极不得志，在外放任满返朝后被授秘书省正字，不料才数月，秦桧又暗使言官弹劾，将他罢官还乡。

不久他又被朝廷起用为广东肇庆府通判，兼摄恩平郡印。任职期间，他增学廪，择秀民，政绩斐然。恩平自唐贞观置郡，到这时才有人登第。秦桧死后，黄公度被朝廷召回，高宗询问岭南有何弊政，公度言：“广东小郡，有十年不除，守臣者权官苟且，郡政废驰，民受其害。”高宗当即下诏任命黄公度为考功员外郎。入对时，黄公度乞请高宗总乾纲，厚风俗，被嘉奖采纳。不久，黄公度因病逝于任上，年仅48岁。公度状元墓位于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龙桥社区天马山麓枫莲塘樟林小山弥勒献肚穴莆市新驻地。

公度娶左朝奉郎方符之女为妻，生五子：黄沃、黄泮、黄洧、黄洙、黄宁

文学创作

黄公度工词善文，其咏梅词有好几首，盖是欣羡梅傲雪凌霜之高洁品性故也。公度作品多运用朴词造感人之深境，可谓深得“词浅意深”之妙，艺术造诣很高。代表作有《菩萨蛮》、《卜算子》、《浣溪沙》、《一剪梅》、《千秋岁》、《眼儿媚》、《朝中措》等。其中《菩萨蛮》写离人愁思，“愁绪促眉端，不随衣带宽”，人因愁而渐瘦，衣带渐宽，而眉头却依旧紧锁，不见有渐宽的迹象，写得妙趣横生。《卜算子》中“薄宦各东西，往事随风雨”，“愁共落花多，人逐征鸿去”都是词浅意哀的佳句。类似的佳句在各词作中还能找出不少，此足见公度素有潘江陆海之高才也。邑人同科进士陈俊卿称公度的作品“格律森严，兴寄深远。”

《四库总目提要》谓《书录解题》载公度集十一卷，卷端洪迈序称“公度既没，其嗣子知邵州沃收拾手泽 ，汇次为十一卷”。词有汲古阁本《知稼翁词》一卷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黄师宪《词》气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词理亦胜。《知稼翁宋六十一家词选》中载其小令数篇，洵风雅之正声，温韦之真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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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梁山一百单八将之首，人称“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原本是郓城县押司，后加入梁山，在托塔天王晁盖阵亡后成为梁山的首领，极力主张接受朝廷的招安，并在被招安后率领梁山兄弟们先后攻打辽国以及田虎、王庆和方腊率领的起义军，回朝后不久被奸臣高俅等人用毒酒害死。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历史上他是北宋宣和年间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后来投降宋朝。"能力

八百里水泊梁山，一百单八位英雄好汉。为什么座头把交椅的是又黑又矮的宋江？论武艺，他比不上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论文采，他比不上会写苏、黄、米、蔡四家字体的“圣手书生”萧让。论计谋，他比不上“智多星”吴用、“神机军师”朱武。就算是按上一任“老大”晁盖的临终遗愿，也应该是由活捉了替他报仇的卢俊义接任。按理说是如何也论不到宋江，他又黑又矮、武艺稀松，可是梁山上的英雄就服他一个！对他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就算是后来对他的招安政策心存不满，也没有弃他而去。还是依然跟着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甚至断臂出家、毒酒穿肠、马革裹尸也没有人对他心怀怨恨。这是为什么？宋江从哪里来这般的影响力。
　　我们比较一下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三部小说，虽非同一个人写出，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中统率群雄的几位老大——宋江、刘备、唐僧，都属于一般人，看起来也不像是英雄。这不像是巧合，就连《史记》中的楚汉争霸，“力拨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最后也确实不是“市井流氓”出身的刘邦的对手。在武功、兵力等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却依然把天下“让”给了刘邦。看来，成功的确不是靠武功和权谋那么简单。
　　宋江之所以能坐第一把交椅，我想靠的就是他的影响力。想当年还在山东郓城做押司的时候。他就声名在外。提起及时雨宋公明，江湖豪杰就尽人皆知。因为影响力，他在江州问斩时，许多英雄就自发前去劫法场。这就是影响力的威力。影响力是不同于权力的一种控制力。尽管他不是强制性的，但是他用潜意识的方法来改变人们的行为。
　　所以晁盖一死，吴用、林冲等人便不管什么遗嘱不遗嘱，全都跑来找宋江：“请哥哥为山寨之主”。他们的理由有2条。一是“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二是“若哥哥不坐时，谁人敢当此位”。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自从宋江上山以来，梁山的事务，实际上一直是宋江在主持，晁盖不过只是名义上的寨主。因此，晁盖死后，由宋江继位，不但天经地义，而且大得人心。

人脉资源
　　和许多人未成功时一样，宋江在开一始的时候，也没有足够的人脉关系。但是他与同在衙门当差的雷横和朱仝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只顾着花天酒地。而是选择了去结交江湖人士。并在江湖人心中，去打造自己孝和义的品牌，第一个绰号是因为仗义疏财，他绰号“及时雨”，虽然说梁山好汉中“仗义疏财”的不止有宋江，而要是较真说每个好汉都“仗义疏财”，柴进是大周皇帝嫡孙，财力也不是宋江一个刀笔小吏能比。所以好名声更像是一个综合体，是几方面的好名声叠加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好名声的“品牌”，宋江深谙此道。于是另一方面，他又因为孝所以绰号“孝义黑三郎”，他明白，封建社会的儒家天下讲究以孝治国，义和孝是江湖人士最看中的两种东西。而他的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懂得整合这些名望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李逵说：梁山上只有俺宋江哥哥坐头把交椅，俺才服。
　　宋江与柴进相比，宋江的钱虽然没有柴进多，但是他更懂得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或者说他更有权谋或成本意识。比如，宋江初次见到武松时，就拉着武松就去喝酒，看武松的衣服旧了，马上就拿钱出来给武松做衣服。而后“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这饮酒的花费自然还是柴进开销的，宋江做的是顺手人情，“借花献佛”之事。到与武松临分别时，宋江一直送了五七里路，摆酒送行，并拿出10两银子给武松作路费，然后一直目送武松远离到看不见的地方。拿下武松，宋江从头到尾不过花了10两银子和饯行的一顿饭，却把英雄盖世的武松感动得五体投地。柴大官人庇护了武松整整一年，就算后面有所怠慢，也不会少武松的吃喝用度，在武松身上的花费岂止区区10两银子。但在武松心目中这位宋大哥的分量恐怕要远远超过柴大官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柴进名满江湖、出生高贵，却成不了老大，而宋江却可以。宋江用一切资源在打造自己品牌的美誉度。

战略眼光
　　首先，宋江这个人的战略眼光，或者说是野心。是王伦、晁盖这样的梁山一把手比不了的。他被发配到浔阳江的时候，喝了酒在墙上题了反诗：“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在他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把他内心最真实的东西呈现出来了。就身份来说他也只是一个郓城县的小吏，而王伦和晁盖都是中产阶级地主，他们一样对自己这样的社会身份不认同。但他与两位“前任”的区别在于，他对于梁山的未来有更长远的打算。这就是晁盖和王伦跟宋江最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王伦与晁盖二人想的最多只是占山为王。而宋江从一上山，就想着梁山最终的方向和目标。
　　举个例子：宋江刚上梁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师出有名”，于是申明了自己作为造反头子的“天然资源”——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此诗所应的就是宋公明，这便是天然合法性。再加上九天玄女授兵书、梁山石碣排座次这些把戏，更是强化了宋江做老大的合法性。中国古代的起义者，从“陈胜王”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再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都是如此。所谓战略，目的就是争取自己的主动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是这个道理，刘备用汉室宗亲的身份来“兴复汉室”，和《西游记》中的唐僧奉旨取经一样都是这个道理，目的只有一条，就是让自己的所有行动都天经地义。而这一点王伦和晁盖二人，没做过，甚至没有想过。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给梁山更长远的战略定目标。

用人观
　　水浒里面有很多人才，论权谋吴用，论武功林冲等。但是宋江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宋江他始终是一个在用人的人，而很多人是等着被人用。这说明宋江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天赋的人，实际上我们考察他的个人能力的话，在具体的环节上他的做法我们从历史上也能看到，像刘邦这样的，化成天下的布衣，最后他当了皇上了。他也是这样，宋江他在这种用人的这种天赋上，他和刘邦这样的帝王很相像，尤其是白手起家的帝王。
　　在用人上，晁盖与宋江的水平真的相差甚远。比如杨雄、石秀2个来投奔梁山，晁盖却要砍他们的脑袋，原因只在于“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遭到众人反对，人情也让宋江做了。这岂非考虑欠妥？再说了，既然已经答应他2个入伙，就该唯才是举好生安顿，晁盖却叫他们坐在杨林之下。想那杨林不过地煞星之十五，杨雄、石秀却在天罡星之列，武艺本事相去何远？可知，晁盖实在没有识人之力用人之量，也实在不够资格当领袖。
　　清初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水浒》可谓情有独钟。他对《水浒》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在金圣叹眼里：《水浒》不但有治国齐家的微言大义，也有儿女情长的手段。或者说通过研读《水浒》明白做人的道理，成功的方法。或许宋江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宋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宋江武功并不出众，但敢于上战场，可以统帅千军万马；宋江相貌不如潘安，却名扬四海，人缘极佳；宋江没通过科举入仕，但最后依然官当的很大。从这方面说，宋江值得研究是因为他身上有更多草根明星的影子。

之死

宋江之死应该是没有悔意的，带着几个剩下的兄弟饮下毒酒非他所愿。相信宋江对性命的追求必定大于声名，这一点几乎适用奔向梁山的多数人，要不然也不会上梁山混江湖。那么，认为宋江饮下毒酒求声名或者以此向死去的兄弟谢罪的想法脱离了人性的本源。在宋江的道统价值判断里，他已然知道朝廷险恶，可是他又过分自视甚高了，或者说他觉得他仍然有极大的价值，或者说他相信自己的衷心可以感动庙堂之上的朝廷。

事实上，宋江从未进入朝廷的内部，他试图进入的正是他一直所求而朝廷拒绝的。一日为贼，终生便不能翻身，这是那个时代最严肃的秩序。当然，宋江会认为自己以前在官场，上梁山是情势所逼，可是对朝廷而言，这根本不是符合秩序的解释。

历史原型

汪应辰《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谓：“河北巨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张守《毗陵集·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谓：“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宋史·徽宗纪》上记载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东都事略》中也提到当时的亳州知州候蒙曾向皇帝上书建议：“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宋史·张叔夜传》所叙最详：“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頕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通过《宋史》的记载可知，宋江起义的时间在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起义主要涉及的地域在太行山及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横行河朔，转略十郡”。起义的首领是宋江。起义具有流寇性质，不一定有固定的根据地。起义的结局是严重受挫后投降。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战斗力特别强，“官军数万不敢撄其锋”。起义的影响不算小，起义的中心区域梁山泊，距东京汴梁仅百公里左右，严重威胁着京城的安全。起义所涉及的地区，在北宋是比较发达的。梁山泊在宣和年间是广济河中部的个湖泊，而广济河上游就是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中流出，广济河又是京东重要的漕运通道，占据广济河中间的梁山泊，对于北宋朝廷的政治、经济、军事威肋可想而知。宋江起义的故事在宋史上能够记上一笔，在民间广为流传，足以说明它的影响。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争论颇大，主要围绕宋江有没有去征方腊的问题展开。方腊起义是与宋江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从起义规模上讲要比宋江起义大得多，影响也大得多。关于宋江投降后被宋朝派去镇压方腊一事，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都明确记载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1939年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这就是史学界都知道的《折可存墓志铭》。墓志铭中明确记载宋江未去征方腊，折可存是在征方腊胜利后才逮住宋江的，所以有人认为方腊起义被童贯镇压后，他又一次起兵反宋。宣和四年，起义最终被折可存率兵镇压，宋江也遇害身死。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争论不休。但有两点是肯定的，宋江从发动起义到最后失败，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起义失败不久，他便死去了。另据海州民间传说，宋江并没有投降张叔夜，连宋江在内的梁山三十六条好汉被张叔夜杀害，埋在白虎山下，这便是众人传人传说的“好汉茔”。民间还流传着一首诗：白壁虎山阴、坟垒草木青。问是谁家墓，梁山好汉茔。但是据美籍学者马泰来发现的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忠愍集·捕盗偶成》诗，其中提到：“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惊谔。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嗷嗷赤子阴又言，又愿官家早招却。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打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李若水的诗写于宋江投降后的第二年，当时方腊也已经被杀。从诗中可以看出宋江三十六人的确投降了张叔夜，而且都被封官拜爵，这在当时还是一件相当轰动的大事。

人物起义
　　宋代自赵匡胤开国以来，一直举行对外屈辱、专力防内的政策，政权、财权和兵权高度集于中央，封建压迫非常厉害。特别是北宋末年，由于推行上述政策，导致土地兼并十分剧烈，封建剥削也异常残酷。所以，虽然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人民生活出路较广，社会矛盾仍然相当尖锐，农民起义次数很多。仁宗时代在西夏用兵之后，几十人到数百人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宋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举起义旗的。
　　宋徽宗宣和元年十二月，他聚集36个人，在京东东路所管辖的黄河以北地区起义，专打社会上的不平，杀富济贫，反抗北宋王朝的残酷统治，引起统治者的恐慌。起义发生不久，宋徽宗赵佶便诏令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提刑督捕之。但由于宋朝军队久不征战，缺乏训练，战斗力极差；又由于宋江“其才过人”，属下的36个人都是强悍猛勇之士，个个英雄，所以，这次征剿不仅没有消灭宋江起义军，反而使其威名远扬。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宋江等人没有像《水浒传》等文艺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入据八百里水泊梁山替天行道，而是“横行齐魏”，马不停蹄，千里转战于山东、河北一带。宋江率众攻打河朔、京东东路，转战于青、齐至濮州间，攻陷十余郡城池，惩治贪官，杀富济贫，声势日盛。在数万官军的围追堵截中，起义军攻城陷地，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似一把钢刀，令统治者闻风色变，“官军莫敢撄其锋”，成为一支很有影响的农民起义队伍。
　　宣和二年十二月，宋江率部攻打京西、河北等地州县。宋徽宗赵佶闻知，采纳亳州知州侯蒙“赦过招降”的建策，颁旨招安，侯蒙旋卒，此事不了了之，宋徽宗遂命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往讨。宋江避其锋，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与官军周旋年余。宣和三年初，转向南攻打沂州，战斗打得十分艰苦，结果终因寡不敌众，被知州蒋园率兵击败。二月，起义军继续南下，攻打淮阳军，接着，占据楚州，进入海州境内。在这些激烈的战斗中，宋江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军事才能，指挥若定，谋略过人，战术灵活多变；同时，正如后来元代陈泰在《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中所说的那样：“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宋江作战也很勇敢，身先士卒，带头冲杀，打出了威风，令一些朝廷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其有勇有谋。就在同一月里，浙江农民起义首领方腊，也率义军连破处州、秀州，其攻势凌厉，使北宋王朝十分惊恐。为了瓦解、镇压这两股农民起义军，亳州知州侯蒙向宋徽宗上书，道：“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没有敢抵抗的，说明他必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不如赦过招降，让他率兵讨方腊以赎过，或许还能平定东南之乱。”宋徽宗对这个主意十分赞赏，立即下诏给刚刚以徽猷阁待制出任海州知州的张叔夜，令其设法招降宋江。
　　张叔夜到达海州后，起义军正准备攻城。宋江和起义军副将吴加亮等人，仔细分析了海州滨海的特点和城防情况，决定从海上突破，于是直取海滨，俘获了大型船只10余艘。然而这一切，都被张叔夜所派的侦探窥视到了。张叔夜连忙招募敢死队1千余人，在近城设伏；然后，再派出小股士卒赶往海滨诱战，同时将精兵埋伏在海边。双方开战后，伏兵蜂拥而上，举火烧毁了宋江的船只。宋江虽然率部勇猛拼杀，给敌人以重创，但见船只着火、退路已断，也不免有些慌乱。这时，张叔夜又乘势发动全面进攻，俘虏了吴加亮。宋江在重兵包围之下，痛感大势已去，不得已率部接受招降。

后世影响
　　宋江死后，影响逐渐扩大。随着宋人话本、特别是《水浒传》的广泛流传，南宋之后，宋江和梁山好汉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喜爱，一些文学作品里的描述，被作为史实来传颂，至今，梁山周围还有不少这样流传下来的古迹，如，主峰上的“宋江寨”、“英雄井”、“黑风口”等，山下的“宋江马道”、“晒粮场”，郓城东南的“黄泥岗”等等。

人物生平

人物出身
　　宋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原籍为山东郓城县宋家村，江湖人称“及时雨”，又号“呼保义”。因为他面黑身矮，人又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又且舞刀弄枪。上有父亲宋太公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自幼与同在郓城县东溪村的晁盖相熟。

义释晁盖
　　“生辰纲”事发后，观察何涛得到了消息，前来郓城县找到了宋江与宋江一起抓捕主犯晁盖，宋江假意答应，却偷偷私传讯息，使晁盖等人脱险。一天·，被宋江救济过的阎婆来报答宋江，并在做媒的王婆撺掇下，把女儿阎婆惜嫁给了宋江作小妾。但宋江并不钟情于阎婆惜，因此阎婆惜与押司张文远渐渐勾搭成奸。晁盖上梁山后，为报宋江之恩，派刘唐携礼物夜走郓城县答谢，宋江推辞不成，只好留下书信和一条黄金，不料被阎婆惜发现，并以此要挟，宋江要信不回，无奈之下，怒杀阎婆惜。

四处流亡
　　宋江杀人后，逃回家隐藏起来，后得好友朱仝私放，于是与弟弟宋清一起到了柴进庄，在这里与武松结为了异姓兄弟，孔家庄上的孔太公十分担心宋江安危，得知宋江在柴家庄后便把宋江接到了孔家庄去，宋江在孔家庄见孔家庄两位少庄主孔明、孔亮喜欢学习棍棒，便留下来指导，一天孔家庄抓到一个人，却是已经变装为行者的武松，宋江连忙救下，互相讲了近况并澄清了误会后，宋江决定与武松一起离开孔家庄，武松独自去了二龙山，而宋江决定前往清风寨投靠花荣，并于清风山结识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三位山寨头领，又救了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夫人。一天，宋江在清风寨观灯时遭知寨刘高之妻陷害入狱，花荣相救宋江也被镇三山黄信用计抓捕，黄信与刘高决定把宋江押送到青州。途中却被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三人劫走了宋江，杀死了刘高。黄信回到青州，其师傅霹雳火秦明性急想与徒弟报仇，结果被擒，于是宋江用计让秦明、黄信都入伙上山。宋江提议弃了清风寨投奔梁山，于路在对影山劝收吕方、郭盛，不期路遇石勇得宋江家书，原来是宋父为了骗宋江回家写书称自己已病逝。于是宋江独自回家奔丧被擒，发配江州。

发配江州
　　宋江在发配途中被梁山人马所救，梁山众人让宋江落草，但宋江不愿并以死明志，众人无奈，梁山军师智多星吴用向宋江介绍了在江州的相识神行太保戴宗。宋江离开了梁山后，路过揭阳岭被催命判官李立用蒙汗药迷倒，得混江龙李俊、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所救。因在路上打赏了使棍棒的病大虫薛永，宋江得罪了当地恶霸没遮拦穆弘、小遮拦穆春，二人追宋江等人。宋江等人逃跑时误上了船火儿张横的贼船，幸得李俊、童威、童猛三人及时来救，三人解释误会后，宋江在穆弘宅中与在揭阳岭遇上的人进行了小聚会。到达江州后，宋江广施人情，因此当地没有人不喜欢宋江。宋江在江州故意不给戴宗贿赂，引得戴宗坐不住亲自来找宋江。由此宋江得以认识戴宗，一天戴宗与宋江饮酒，恰逢黑旋风李逵在闹事，因此戴宗将黑旋风李逵引荐给了宋江，李逵后来因为输掉了宋江借给他的钱又在赌场闹事，宋江和戴宗出现把事情摆平，三人去浔阳楼喝酒，期间李逵与当地船主人浪里白条张顺出了争执，李逵在水中被张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幸好宋江及时出现拿出张顺兄长张横的书信平息了误会，李逵二人和解。四人在喝酒时，李逵又不慎弄伤卖唱的宋玉娘，宋江替李逵赔了钱。回到牢房后，宋江就病倒了。过了五七天，宋江病好了，想找好友们喝酒，可惜找不到。一个人闷闷不乐到了浔阳楼，加上酒醉，宋江各种情绪涌上心头在墙上写上了一首诗，却被后来看到的黄文炳理解成反诗。于是蔡九知府便派人抓捕宋江，戴宗建议宋江装发疯。却被黄文炳识破，重刑之下宋江被迫认罪。于是戴宗唯有到梁山找帮手，结果吴用的假书信计谋被识破，戴宗也因此被捕，在二人行刑将要被处决那天，梁山、揭阳、江州三路人马齐聚，劫走了宋江。二十九人在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宋江决定向黄文炳报仇，薛永推荐了熟知无为军情况的通臂猿侯健，于是宋江得以用计杀了黄文炳一家，并活捉了黄文炳。杀死黄文炳后，三路人马决定起程一起上梁山，途中宋江又收伏了摩云金翅欧鹏、神算子蒋敬、铁笛仙马麟、九尾龟陶宗旺四位好汉一同上梁山。上梁山后，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为晁盖之后。

梁山聚义
　　宋江上山后，担心父亲与弟弟受牵连，不顾众人反对亲自下山接父弟下山，却被埋伏已久的官军追捕。宋江躲进破庙，见到了九天玄女，得知自己星宿下凡，并从九天玄女手中得到了三卷天书。梦醒后，梁山好汉们及时赶到杀退官军，救走宋江一家。

后在攻打曾头市时，晁盖被史文恭毒箭射死后，坐上第一把交椅，打退朝廷多次围剿后归顺朝廷。从此，梁山主事厅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头目增长到了一百单八将，又相继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以及天下八方十位节度使，并活捉高俅，梁山事业也发展到了鼎盛。

南征北战
　　面对梁山义军越战越勇的形势，朝廷改变策略，派人安抚。于是，在宋江等人妥协思想的指导下，梁山全体接受招安，改编为赵宋王朝的军队。

统治者还采用“借刀杀人”的策略，命令梁山好汉前去抗击辽国的侵略和剿灭国内造反的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势力。

梁山泊义军接受招安后，正遇辽兵侵犯，宋江受诏破辽。于是大军北进，攻下檀州，夺回蓟州，智取霸州，占领幽州，兵围燕京，辽主请罪投降。宋江班师回国，遵照徽宗旨意，将所夺州县仍退还给了辽邦。

破辽成功后，宋江等梁山军又奉旨平定了河北田虎。在平定田虎的过程，宋江又收服许多降将。

平定田虎后，又奉旨出征淮西王庆。出征王庆，仗打得十分惨烈，不少河北降将也因此牺牲了，其中包括卞祥、山士奇、安仁美、余呈等猛将也不幸牺牲，孙安等几员猛将也相继病逝。平定田虎、王庆后，河北降将乔道清、鄂全忠等将领相继向宋江辞别，归隐。宋江凯旋班师。

皇帝又下诏令宋江去平定江南方腊。在平定方腊军的过程中，义军损失惨重，虽然最后擒获了方腊，大功告成，但却阵亡59条好汉，回军途中，鲁智深在杭州六和寺坐化，残废的武松不愿回京，就在这里出了家。离开杭州后，林冲瘫痪，杨雄、时迁、杨志、穆弘病死，燕青又悄然离去。到了苏州，李俊、童威、童猛又离去。等到大军回京驻扎陈桥驿时，只剩下27名头领， 公孙胜战前离去，即102人参战，59人阵亡、10人病死、1人坐化，合计死亡70人，还有5人虽然在战斗中存活下来但是离开军队，回京的只有27人。

惨烈结局
　　蔡京、童贯、高俅、杨戬4大奸臣待宋江等封官之后，他们首先设计用水银害了卢俊义，再用毒药掺入御酒药毒死了宋江。他知道了自己中毒后，李逵必然造反，这样会坏了自己的忠义之名，于是便骗李逵来喝下毒酒。两人死后，宋江给吴用和花荣托梦。吴用去了宋江托梦给他的蓼儿洼，看到了二人的坟墓，准备在宋江坟墓旁的树上吊。这时，花荣从船上飞奔到宋江坟前，两人一惊，二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亡。

此后宿元景上书厚葬与宋江等人。葬于蓼儿洼。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在悲剧中结束了！

上梁山

宋江上梁山，单纯的在梁山上喝酒吃肉，分金秤银已不是他的追求，为了实现“敢笑黄巢不丈夫”的野心，他以九天玄女庙内之梦并玄女授的天书抛出了天罡地煞理论，论说梁山上的人员不是江湖人士，而是天上下凡的天罡地煞星，把自己打扮成星主，再抬高自己的身价，与此同时，每次需要打仗时总以”哥哥为山寨之主，不可轻动。“等句将晁盖软禁在山上，打祝家庄如此，高唐州如此，青州如此华州亦如此，晁盖在山寨中的地位渐渐形同虚设，他的江湖义气理论渐渐被梁山上的兄弟遗忘，众人的心中便只有宋江。

宋江上梁山后，收服了许多朝廷派来征剿梁山的猛将却几乎都被他以倘蒙将军不嫌草寨微贱，情愿让位。或是等来日朝廷大赦天下，招安，一齐铲除奸邪，替天行道。等类似句式笼络了呼延灼，关胜，董平等一群朝廷猛将为梁山效命他这样不断壮大自己山寨的声势，不过是为了实现敢笑黄巢不丈夫的野心罢了，高唐州为救回柴进公开向朝廷宣战，攻打青州，华州，东平府等都让朝廷对他束手无策，而且梁山上所造的旌旗节钺都已超过了皇帝的排场因此他有公然大逆不道的野心。

而后为什么要让朝廷招安？明末金圣叹曾可能是最早发出这样的疑问的人之一，但是他的立场并不是站在梁山众人的一边，而是以一种统治者的姿态发问：为什么要招安他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大胆的“饰演”，将此前所有水浒传版本都有的70回以后部分全部砍掉，并加了一个梁山好汉在卢俊义的梦中被悉数斩首的结尾，又伪称这样的版本才是“古本”。这也许是这位后来曾竭力奉承清朝皇帝又终被其处决的评论家心中矛盾的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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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今属山东）人，南京教官。生平未详。绍圣间，李孝美作《墨谱法式》，元膺为序。又蔡京翰苑，因赐宴西池，失足落水，几至沉溺，元膺闻之笑曰：“蔡元长都湿了肚里文章。”京闻之怒，卒不得召用。据此，元膺当为哲宗、徽宗时人。《乐府雅词》有李元膺词八首。

赵师秀（1170～1219年）字紫芝，号灵秀，亦称灵芝，又号天乐。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诗人。"生平

赵师秀，宋太祖八世孙。光宗绍熙元年进士，与徐照、徐玑、翁卷并称“永嘉四灵”，人称“鬼才”，开创了“江湖派”一代诗风。宁宗庆元元年任上元主簿，后为筠州推官。仕途不佳，自言“官是三年满，身无一事忙”。晚年宦游，寓居钱塘，逝于临安，葬于西湖。"

雷震，宋朝，生平不详。或以为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宋宁宗嘉定年间进士。又说是南昌(今属江西)人，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进士。其诗见《宋诗纪事》卷七十四。

李好古，南宋词人。生平不详。自署乡贡免解进士。清吟阁本《阳春白雪》载：“好古字仲敏，原籍下郢（今陕西渭南县东北），可备一说。”根据他写于扬州的两首《八声甘州》、两首《江城子》里的自述推断，他大约活动于南宋中后期。少年有大志，但无法获得报国的机会，大约30岁时尚未求到功名，于是乘船千里，到扬州一带游览。又据其《酹江月》：“四十男儿当富贵，谁念漂零南北”，可知他中年以后仍然不得意，到处流浪。

孙道绚，号冲虚居士，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善诗词，笔力甚高。遗词六首。"评价

孙道绚幼时熟读经史子集，一般只要看了，那基本就是过目不忘。若是要真正做个才女，想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为什么这样说呢？很简单，因为具备才女的条件不是每个女子所都能达到的。首先应该是出自书香门第吧？如果不是，也最起码从小受到过父母亲其中一人的熏陶，然后也得经历一些坎坷或者磨难。也就是说如果你处于一种衣食无忧，养尊处优的环境，即使会写，也只是平平淡淡的，不会有什么好作品的。最后申明一点就是天赋和后天的勤奋苦学。就像李清照，若非天资聪颖加上父母的培养，和她自己对诗词的痴迷，她日后又怎么会成为冠盖古今的第一才女呢？

宋代的文化教育，确实是相当成功的。写词不仅只是男士们的专利，闺阁中的女子也纷纷拿起了她们手中的笔，实实在在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才女，只是这些写词的女子，有写出名了的，也有平淡无奇的，有文史记载下来有名有姓的，也有记录不全遗漏了不少默默无闻的。所以说，虽然孙道绚只留下来了零星的史料供我们参考，但她比那些无名氏又幸运得多了。

当她嫁给了男人后，接下来的日子将如同其她闺阁女子一样，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前半生有过美好的时光，与其她女子寂寞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本身并不是被丈夫冷落或者说抛弃，红颜未先薄命，夫君却撒手而去，抛下了母女俩。三十岁正值精力充沛，女性的内涵美和风韵最为迷人，而孙道绚从此走上孤单寂寞的人生旅途，一生再未嫁人。在世人的眼光里，她的确算得上是个遵守妇道的贤妻良母，满腹的才华和女人独特的情感全部倾注在儿子黄铢身上，以至儿子长大后也成为了一位写得一手好词的文人。如他的一首《渔家傲》就读来十分的清新洒脱。“永日离忧千万绪。雪舟远泛清漳浦。珍重故人寒夜语。挥玉尘。沉沉画阁凝香雾。 风砌落花留不住。红蜂翠蝶闲飞舞。明日柳营江上路。云起处。苍山万叠人归去。 ”看来母亲的那般聪慧细腻一一遗传到了他骨子里了。有一位好的母亲，培养出栋梁之才的儿子，这样的故事其实在古时候还是很多的。如欧阳修,他“四岁而孤”，母亲郑氏“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最终欧阳修成为了一大文豪。还如岳飞，母亲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的故事，算是家喻户晓的，也使得他日后成为了一代抗金的爱国英雄。

“等闲老去年华促。只有江梅伴幽独。”其实在宋朝，虽然女性地位已经不像是唐朝那样高贵了，但对待女性婚姻上的问题还是很宽容的，宋代的法律在原则上是允许妇女再嫁的。禁止的也只是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有夫妇。就是说可以再嫁，绝对不会象明朝那种“一女不嫁二夫”的严苛的。你看李清照后来不也错嫁给一个叫张汝舟的？唐婉也被迫和陆游离婚再嫁了？也许孙道绚的夫家家境富裕，吃穿没有问题。也许是为了保全贞洁的名声，还也许没有再找到她生命中第二个归宿，一切一切的也许留给现在的我们去遐想。这样才使得她一才直未嫁，也所以任凭年华的流逝，真正的“咽泪装欢”。别小看“幽独”二字，其实是真正的道出了那种身边和内心的寂寞与孤独。

“老怀无奈，泪珠零落。”是啊，这种无奈，我们都心知肚明的。泪水是最懂得主人的心境和情感的，它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般流出来了，是因为流得太多，就剩下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泪珠儿往下滴了。

“ 不见。不见。人被绣帘遮断。”当风雨斑驳了青春，当岁月尘封着记忆，那些再永远看不见的青春，看不见的往事，看不见的人儿，何止是被这一绣帘所遮断？寂寞啊寂寞，你曾经陪伴了我多少个日日夜夜？也许每一次的寂寞，在一夜之间就会添上一根白发。幼时的丧父和早年的寡居，深深的刺痛着我的心，心中的苦难，人生的折磨，让我加快了苍老的容颜。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才女都会注定着有一个悲惨的命运？

--------青若

生平

孙道绚，黄铢之母。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初前后在世。三十岁丧夫，守志以终。生平著词甚富，晚以火毁。铢搜求流傅于人口者，仅得六首。张世南《游宦纪闻》录其悼亡一首，最为人所称。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收录了五首。赵万里辑本存词八首。《诗人玉屑》也记载了她的诗词片断。"

晁冲之，宋代江西派诗人。生卒年不详。字叔用，早年字用道。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晁氏是北宋名门、文学世家。晁冲之的堂兄晁补之、晁说之、晁祯之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早年师从陈师道。绍圣（1094～1097）初，党争剧烈，兄弟辈多人遭谪贬放逐，他便在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隐居，自号具茨。十多年后回到汴京，当权者欲加任用，拒不接受。终生不恋功名，授承务郎。他同吕本中为知交，来往密切。其子晁公武是《郡斋读书志》的作者。"文学成就

晁冲之是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的26人之一。吕本中说他在“众人方学山谷诗时”，“独专学老杜诗”。其诗笔力雅健，七古《李廷墨诗》，风格高古。刘克庄称赞他“意度容阔，气力宽余，一洗诗人穷饿酸辛之态”，“南渡后放翁可以继之”。他的另一首诗《送一上人还滁琅琊山》曾受到王士祯的赞赏。

晁冲之在词作方面也有一定成就。《汉宫春》等几首词构思新奇，世人评价较高。其作品流传至今的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海山仙馆丛书》本，收入诗167首；近人赵万里辑有《晁叔用词》1卷，唐圭璋据以收入《全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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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元龙字时可，号处静，句章（一作四明）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嘉熙初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可考。他是大词家吴文英之兄，亦工词，杜成之评为“如絮浮水，如荷湿露，萦旋流转，似沾非着”。所作今存花草粹编中者一首，绝妙好词中者五首。

胡铨（1102年—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芗城（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南宋爱国名臣、文学家，庐陵“五忠一节”之一，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建炎二年（1128年），胡铨登进士第。初授抚州军事判官，他招募乡丁，助官军捍御金军。后除枢密院编修官。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主和，胡铨抗疏力斥，乞斩秦桧与参政孙近、使臣王伦，声振朝野。但遭除名，编管昭州，移谪吉阳军。秦桧死后，内移衡州。宋孝宗即位，复任奉议郎，知饶州。历国史院编修官、兵部侍郎，晚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淳熙七年（1180年），胡铨去世，追赠通议大夫，谥号“忠简”。著有《澹庵集》等传世。"人物生平

早立卓然
　　胡铨自小潜心学问，强记博览。建炎二年，宋高宗在淮海策问进士，胡铨对御题问“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回答说：“汤、武顺从民众而兴起，桀、纣顺应天道而灭亡。现在陛下起于干戈锋镝之间，外乱内讧，而策问臣下数十条，都质问于天道，而不倾听民众呼声。”又说：“现在的宰相不比过去的晏殊，枢密、参政又不是过去的韩琦、杜衍、范仲淹。”答问长达一万多字，高宗看到而惊异，打算把他列为第一名，有人忌恨他的耿直，移为第五名。授职抚州军事判官，未上任，恰逢隆佑太后为避金兵逃到赣州，金兵随后追击，胡铨以漕司檄文统摄本州幕僚，召募乡丁辅佐官军抵御，受赏转承直郎。服父丧，从乡先生萧楚学习《春秋》。

绍兴五年，张浚设都督府，辟举胡铨任湖北仓属，胡铨没有赴任。有诏令到都堂审察，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推荐他，获高宗赐对，任枢密院编修。

乞斩秦桧
　　绍兴八年，金国派遣张通古、萧哲二人作为“江南诏谕使”，携带国书，在王伦的陪同下，来到南宋都城临安进行和谈。金使态度极其傲慢，目中无入，对南宋当局百般侮辱。但高宗和秦桧一味苟且偷安，不惜卑躬屈膝与金使议和。此举激起了朝中大多数大臣与全国军民的义愤，纷纷起来反对。胡铨反对议和最为激烈，他上书高宗，对金国议和的阴谋进行揭露，而且要求高宗斩秦桧、王伦、孙近的头。他还表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宁愿投东海而死，也决不在小朝廷里求活。

胡铨这篇奏疏一经传出，立即产生强烈反响。宜兴进士吴师古迅速将此书刻版付印散发，吏民争相传诵。金人听说此事后，急忙用千金求购此书，读后，君臣大惊失色，连连称“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奏疏上报之后，秦桧认为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诏令除名，贬送昭州管制，并降诏传告朝廷内外。给事中勾龙如渊、谏议大夫李谊、户部尚书李弥逊、侍御史郑刚中等人纷纷想方设法出面营救，秦桧迫于公论，只得改派胡铨去广州监管盐仓。

甘心流窜
　　绍兴九年，改为签书威武军判官。

绍兴十二年，谏官罗汝楫弹劾胡铨饰非横议，诏令除名，贬送新州管制。

绍兴十八年，新州守臣张棣攻讦胡铨与宾客唱酬对答，诽谤怨恨朝廷，胡铨再被贬至吉阳军。

绍兴二十六年，秦桧死，胡铨量移至衡州。

绍兴三十一年，胡铨获准随意居住。

屡议朝政
　　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赵昚即位，胡铨复职奉议郎、知饶州。孝宗召他入对，胡铨上奏修德、结民、练兵、观衅四事。孝宗说：“朕很早就听说你耿直诚实。”任命他为吏部郎官。

隆兴元年，迁任秘书少监、擢任起居郎。针对自隆兴北伐失败后朝中的议和之风，胡铨多次上表予以反对。

当时发生旱灾、蝗灾和星变，孝宗下诏垂询政事缺失，胡铨应诏上书数千言，全篇引用《春秋》记载灾异的方法，论述政令缺失的情况有十种，而上下情不合的情况也有十种，并说：“尧、舜四目明白，四耳通达，虽有共、鲧之乱，不能堵塞。秦二世以赵高为腹心，刘邦、项羽横行而没有听说；汉成帝杀死王章，王氏移鼎而没有听说；汉灵帝杀死窦武、陈蕃，天下崩溃而没有听说；梁武帝信任朱异，侯景斩关夺隘而没有听说；隋炀帝信任虞世基，李密称帝而没有听说；唐明皇驱逐张九龄，安、史包藏祸胎而没有听说。陛下自从即位以后，号召延揽宾客，与我同时召来的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现在张焘已离开朝廷了，辛次膺离开朝廷了，王十朋离开朝廷了，王大宝也将离去，只有臣还在。以言论为避讳，而想堵塞灾异的根源，臣知道必然不能做到。”

胡铨又说：“过去周世宗被刘旻击败，周世宗处斩败将何徽等七十人，军威大震，果然打败刘旻，夺取淮南，抚定三关。一天之内处死七十位将领，哪里还有将领可以使用？但周世宗终能恢复失地，这难道不是因为无能懦弱的人离开，而勇敢的人出来了吗？近来宿州之败，将士死于敌手的布满原野，而败军之将以得到的金银贿赂权贵以求得自解，上天以灾异昭示人们，陛下必须信赏必罚以顺应天道变化。”他又谈论台谏官说：“今朝廷大臣以箴默不言为贤，取悦陛下为忠，导致唐德宗时‘卖直’那样的事发生，正所谓‘一言丧邦’。”孝宗说：“不是你，我听不到这些话。”

金朝请求和议，胡铨说：“金朝知道陛下锐意恢复中原，因此用好话欺骗我，希望绝口不要说‘和’字。”孝宗将边防事宜全部交付张浚，而王之望、尹穑等人专主议和排挤张浚，胡铨当廷斥责他们。胡铨兼任权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张浚儿子张轼被赐金紫，胡铨收缴上奏，认为不应当这样对待勋臣子弟。张浚与胡铨交情深厚，胡铨不顾忌这一点。

十一月，孝宗就战和问题向朝臣征求意见，与会的十四人中，力主和议的占一半，模棱两可的占一半，反对议和的不过胡铨一人。朝廷任命他为宗正少卿，胡铨请求外任，没被允许。

早先，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地投降，萧琦率兵一百人投降，诏令都授予他们节度使。胡铨说：“接受投降自古以来都是件棘手的事情，六朝七次得到河南地区，但很快又都丧失；梁武帝时侯景将河南地区来投降，不久台城沦陷；本朝政和、宣和年间，郭药师从燕云来投，不久成为中国祸患。现在金朝三大将前来归附，给予高官厚禄，优待他们的部队，以维系中原民心，是不错的。但让他们驻在都城附近，万一他们包藏祸心，作为内应，将来会后悔莫及，希望不要任命他们掌管兵权，把他们的部众迁移到湖、广地区以杜绝后患。”

隆兴二年，胡铨兼任国子监祭酒，不久任权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八月，孝宗因灾异避住偏殿减少膳食，诏令廷臣议论政事缺失和当前急务。胡铨认为救灾是当务之急，同金讲和是政事缺失，认为“今日之议若成，则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则有可贺者亦十。”并举“十吊”之事，再次反对议和。

当时，金兵向商、秦之地进发，楚荆、昭关、滁等地先后失守，只有高邮守臣陈敏顽强地拒敌于射阳湖。形势十分危急，胡铨受命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一面上表弹劾拥兵不救的大将李宝，敦促他迅速出师救援；另一方面又亲自带兵上前线抗金。时值严冬腊月，河水冻结，胡铨身先士卒，手持铁锤下河击冰。将士们深受鼓舞，一鼓作气，奋勇作战，终于击退了金兵的入侵。许久后，提举太平兴国宫。

乾道初年，胡铨以集英殿修撰的身份知漳州，改任泉州。上朝奏事，留任工部侍郎。入朝对策，说：“少康以一旅之师恢复夏禹基业，今陛下富有四海，不只一旅，而即位已经九年，恢复过去基业的效果还未显著。”又说：“天下多水旱灾害，左右不上报，这是为国谋画者的过错，应该命令有关部门迅速做好防灾准备。”请求退休。

乾道七年，任宝文阁待制，留经筵。请求离职。以敷文阁直学士出外任宫观官。辞行时，还以归还陵寝、恢复故疆上言，孝宗说：“这是朕的志向。”并问他回到哪里，胡铨说：“回到庐陵，臣以前在岭海曾经训解经书，想写成此书。”孝宗特赐通天犀带以示宠荣。

胡铨归去后，献上所著《易》、《春秋》、《周礼》、《礼记解》，孝宗诏令收藏于秘书省。不久复任原官，升龙图阁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转提举玉隆万寿宫，进为端明殿学士。

归家长逝
　　淳熙六年，召胡铨归经筵，胡铨以疾病极力推辞。

淳熙七年，胡铨已届七十八岁高龄，疾病缠身，不能再上朝，孝宗准许他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致仕。五月，胡铨病危，弥留之际，仍口授遗表，悖悖期望孝宗“舍己为人，安民和众”，牢记家仇国恨，收复失地。他自己则愿学习唐代安史之乱时忠贞杀敌、以身殉国的张巡，“为厉鬼以杀贼，死亦不忘！”就在忠君爱民、杀敌报国嘱咐声中，胡铨溘然辞世。孝宗闻讯后，特赠通议大夫。

淳熙十三年，追谥“忠简”。

成就

胡铨虽颠沛流离，半生岭海，但志苦心劳，好学不厌。对经史百家之学均有所得，而且通晓绘画艺术。他推崇韩愈、欧阳修，主张以文"“传道”“。他的文章，内容丰富，驰骋古今，多长篇大论。代表作如《上高宗封事》，决然表示”“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并主张”“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文章一出，群臣振奋，□佞失色。其他文章，如《应诏言事状》、 《应诏集议状》、 《上孝宗封事》、《与王中丞相书》，也都痛快淋漓。题跋如《跋陈了翁帖》，也写得激昂慷慨。杨万里曾为他的集子作序，说道：”“先生之文，肖其为人。其议论闳以挺，其叙记古以则，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是中肯之评。

轶事典故

相传古时，这儿是一马平川的河谷地，土地肥沃而物产不丰，原因是河两岸每年都要遭遇几次洪涝袭击。洪水来时，泽国一片，淹没庄稼，冲毁房屋，百姓四处逃荒，灾民苦不堪言。一代代繁衍生息在这里的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制服洪魔，使百姓免遭洪灾之苦，大家投工投劳，联手在泷江边修筑了一道小小的河堤。胡铨天资聪明，从小笃学，常听其父讲大禹治水的故事，深知家乡民众的疾苦，今闻百姓修堤，年幼的胡铨也为之振奋，经常徒步五六里路去修堤工地，为乡亲们送送茶水，鼓鼓干劲。当胡铨看到不高的河堤就在眼前时，情不自禁跨上堤，对着空旷的田野吟唱开了，倾诉积压心头的怜民之情，抒发爱乡之感。说也奇怪，胡铨走过的这段河堤竟慢慢“长”高了些许。民工们见此情景，连忙跪下惊呼：“文曲星下凡了……！”岂料，胡铨却摸不着头脑，吓得赶紧跳下堤来，逃也似地离去。

胡铨在书香门第的熏陶下，能诗善赋，出口成文，说出的话像先天造就，有很强的预见性，且能美梦成真。邻里乡亲都说他才学超众，金口玉言，日后定是栋梁之材。一次他经河堤去当时属吉水的富滩做客，巧遇一位云游的和尚去富滩上游的龙王庙取经。两人同行于刚修的这段矮堤上。该和尚见堤虽长但不高，便随意道：“抬脚在庐陵，落地是吉水”。胡铨由衷敬佩乡亲们的劳动，但见和尚睥睨河堤，很是不满，可又不好与父辈年龄相仿的和尚争辩，也脱口一句：“去时跨长堤，返期攀天梁”来回敬和尚。和尚见小小年纪的胡铨出口不凡，庄重而不失体面，尊重而不失矜持，内心喜欢上了这小胡铨。一路上两人一唱一和，谈天说地，见物话物，遇人谈人，就事论事，畅抒己见，忘年之交随之结成。

这天晚上睡到半夜，胡铨做了个神奇的梦，只见星光灿烂的天际突然间乌云涌来，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有倒海倾江之势，具天翻地覆之态。睡梦中胡铨见两路天兵天将为争夺空间势力范围，在天际间大动干戈，直打得天昏地暗，人仰马翻，还各不相让，最后把天堂大殿上的一根梁木给掀了下来，天堂大厦顷刻坍塌。过了很久，梁木落在河堤上，顿觉地动山摇，震撼环宇。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河堤变成了大山，堤下良田变成了梯田，山间水塘变成为山中小湖，山上林木繁茂，郁郁葱葱，山间鸟语花香，流水潺潺，好一个世外桃源美景展现在眼前。

胡铨一觉醒来，甚感奇怪，便将梦境告诉村民。大伙结伴赶到河堤边去察看，果如胡铨所述，哪里有什么河堤，分明是一座真真实实的大山，百姓们便将它称作“天梁山”。此名一直留传至今。天梁山不仅能夏抵涛挡洪，冬抗滚滚寒流，还为当地提供了森林资源。据说1945年已投降的日本鬼子顺天梁山脚而行，天梁山像一块天然屏障挡住了鬼子东进北行之路，使山北的百姓免遭鬼子的兽行骚扰。天梁山成了百姓眼中的宝山。

十年后，胡铨乡试中举。忘年之交的和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更认为胡铨绝非凡人，并对早年小看河堤之事内疚不已，为表愧意而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寺庙，并自为第一任主持。诚心的和尚把寺庙操持得有模有样，远近闻名，因此四面香客络绎不绝，八方骚人蜂拥而至，香火盛极一时。

评价

胡铨的—生是忠诚的、正直的、爱国的—生，正如他在《乾道三年九月宴罢》一诗中所写：“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胡铨被流放23年，但始终坚持抗金、反对议和，爱国之情长存，不愧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事迹和精神当与岳飞、文天祥一样，永垂青史。为了纪念胡铨，人们把他与欧阳修、杨邦义、周必大同誉为“庐陵四忠”，并修有胡忠简公祠、“五公祠”等。

胡铨的一生，始终坚持抗金，反对议和。为了保全国家的完整，人民生活的安宁，他不辞辛苦，上下奔波，胡铨的这种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在广大人民心中永不磨灭。胡铨晚年定居家乡青原山南麓。死后，谥“忠简”。著有《澹庵文集》100卷、《澹庵词集》。2000年元月，江西省的新闻媒体搞了一次很有价值的“千年回眸”，选评本省千年之中最杰出的十位历史名人。胡铨被评为“脖子最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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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远，生平事迹不详。何梦华抄本《太平乐府》注云“江右（今江西）”至元中，客居溧阳（今属江苏）。存小令26首，套数4篇及杂剧《还牢未》。仇远相交甚密。据仇远写给李致远的《和李志远君深秀才》诗中说他“有才未遇政绩损”“亦固穷忘怨尤”“一瓢陋巷誓不出，孤云野鹤心自由”，可以看出他仕途不顺，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性格孤傲清高。《太和正音谱》列其为曲坛名家，评其曲曰：“如玉匣昆吾。”

刘将孙（1257—？）字尚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刘辰翁之子。尝为延平教官、临江书院山长。事迹见《新元史。刘辰翁传》。有《养吾斋集》四十卷，久佚。《四库总目提要》云：“将孙以文名于宋末，濡染家学，颇习父风，故当时有小须之目。”《彊村丛书》辑有《养吾斋诗馀》一卷。

彭元逊，生卒年不详，字巽吾，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参加解试。与刘辰翁有唱和，宋亡不仕。存词20首。宋词三百首多有收录。

王应麟（1223—1296）南宋官员、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居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县），理宗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宏词科。历官太常寺主簿、通判台州，召为秘节监、权中书舍人，知徽州、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其为人正直敢言，屡次冒犯权臣丁大全、贾似道而遭罢斥，后辞官回乡，专意著述二十年。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计有二十余种、六百多卷，相传《三字经》为其所著。"著述

名录
　　王应麟隐居二十载，所有著作，只写甲子不写年号，以示不向元朝称臣。他一生著作甚丰，有《困学纪闻》、《玉海》、《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玉堂类稿》、《深宁集》等六百多卷。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这部《三字经》，这可能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王应麟晚年为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编写了一本融会中国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诀”。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写出这部“三字歌诀”，当然是非同凡响
　　其著作学甚多且学术价值甚高，到清朝时才开始较为人所重视，其中《玉海》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其准备博学宏词考试时所整理的。《困学纪闻》是笔记类的著作，集合其大量经史研究的心得成果。《汉制考》为历史著作。《通鉴地理通释》是历史地理学的著作。著有家喻户晓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

详介
　　《玉海》
　　此为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200卷。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21门。该书对宋代史事大多采用“实录”和“国史日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卷末还附有《辞学指南》四卷，并有辑者所作《诗考》及《诗地理考》等13种。《四库提要》卷一三五说：“是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钜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在《玉海》的各个类目当中，不仅提供了历史文献资料，还提供了代表这些文献来源的图书目录，有别于一般的类书。

《三字经》
　　成书年代和作者尚难确定。清代人多认为《三字经》是宋儒王应麟所作，不管《三字经》的作者是谁，都不影响这部书的价值，因为《三字经》有着丰富的内容。近代经学大师章太炎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也就是说《三字经》是一部内容全面的启蒙读物。《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份，每一部份有一个中心。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从“为人学，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强调儿童要懂礼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四时、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方方面面，一应俱全，而且简单明了；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介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这部份列举的书籍有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基本包括了儒家的典籍和部份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讲述的是从伏羲神农至清代的朝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面貌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强调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从小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三字经》内容的排列顺序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的教育思想。作者认为教育儿童要重在礼仪孝悌，端正孩子们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训导儿童要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书，书中说：“经子通，读诸史”。《三字经》最后强调学习的态度和目的。可以说，《三字经》既是一部儿童识字课本，同时也是作者论述启蒙教育的著作。 《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生平

宋宁宗嘉定十六年七月十九日生於庆元府鄞县，元成宗元贞二年六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四。父亲名撝，字谦父，为楼昉的学生，曾官吏部郎中，预修中兴四朝国史。应麟天性聪敏，九岁便通六经，十九岁举进士，因受到程朱学派的王埜和真德秀等人影响，任官同时勤於读经史。后授衢州西安县主簿，县民误以其年少可欺，输纳赋税时故意延迟，应麟请求郡守，绳之以法，民皆畏服，无人再敢误期。时县内驻守军校正酝酿闹事，县令翁甫仓皇间不知计将安出，应麟前往说之以礼，事乃定。任满后改差监平江府百万东仓，又调浙西提举常平茶盐主管帐司，以才为部使者郑霖所礼遇。

宝祐四年，举博学鸿词科。理宗方御集英殿亲策进士，命应麟为覆考官，知举官已先将评定名次录呈，帝欲有所升降，拟将第七卷改置於首，应麟读後顿首奏道：“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以第七卷为首选，及至唱名赐第，乃是庐陵文天祥。应麟读其文而能知其人，鉴赏力可谓超人一等，而天祥一生亦不负所知，真千古所未有。

寻添差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迁三省枢密院主管架阁文字，改除国子录，升武学博士，再迁太常寺主簿。时丁大全为相，粉饰太平，讳言边事，应麟不受其笼络，乃向理宗恳切面奏：两淮已有边患，四川也很危急，应当加紧整治边防，不要再为大臣壅弊之言所欺骗。大全甚是不悦，乃促使台谏弹劾应麟，遂遭罢官。不久大全去位，朝廷起应麟通判台州，旋召入为太常博士，累牵著作佐郎。

景定五年冬，度宗即位，擢摄礼部郎官兼直学士院，又兼崇政殿说书，每因进讲多所开陈。迁著作郎，再迁秘书少监兼侍讲。除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以忤权相贾似道遭免官。久之，起知徽州，抑豪强，省赋税，民心大悦。旋召为秘书监，兼国史馆编修及实录院检讨。迁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复直陈边境急急之状，又大为似道所忌，欲更斥逐之，而应麟适以母忧去职。及似道在沿江溃师，宋之国运亦将告终。时恭帝新即位，应麟造朝，为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上疏陈十事，并条画备御十策，皆不见用。寻转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以封驳左丞相留梦炎引用非人，再三上疏皆不报，乃辞官东归。嗣有诏迁翰林学士，亦力辞。宋亡后深自晦匿，不与世人相接，而东南学者皆以为宋三百年文献所寄，莫不翕然宗之。

入元后，王应麟“深自晦匿，不与世接”。对其隐居生活，有关史籍上的记载惜墨如金，语焉不详，以“后二十年卒”等一笔略过。明儒于是有其入元后是否为元人当过山长之疑。清全祖望在《王先生画像记》中予以严辞驳斥。当今学者认为：“王应麟入元后，甘自晦匿，其生活形迹在当时即不为世人所熟悉。”

南宋重臣王应麟，他是一位深深怀恋故国的“南仕”。入元后，其文章大多只写甲子不写年号，以“浚仪遗民”署名就是例证。其心理上欲寻觅一处与其生身之地庆元府鄞县有某种联系之处栖身，以寄托其思恋故国的情愫。

南宋时的庆元县，虽交通闭塞，舟楫不通，但却人文荟萃，宋丞相李纲系庆元县大济进士吴桓之外甥；在王应麟之前的一位宋朝礼部尚书陈嘉猷就是庆元竹口人；还有庆元县大济的许多进士……为此，庆元县曾是许多人神往的地方。

早在600多年前庆元县令董大本为纪念这位先贤就在竹口为其建了进士坊。尔后历代诸如“竹溪公馆”祭祀之；在竹口和竹口王氏后裔迁居地的龙泉上源有王应麟的祠；文人墨客怀念王应麟的诗文，原老的阜梁桥上悬有“宋王伯厚先生故里”的匾额等。古老的《庆元县志》记载甚详可凭。竹口王应麟后裔在清咸丰二年第三次修订的族谱中，详细记载了王应麟从鄞县鄮山迁居竹口的事实，其中有画像；有《像赞》载明“晚隐竹溪”；有王应麟的府第图；有王应麟去世后埋葬地点的记载及地形图，且府第图与洋源的地形吻合。

另在竹口宋陈嘉猷尚书后裔族谱中，也有季之良写的《竹溪怀古》中“王理学、陈神童，翘然杰出宋代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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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剡（1232-1303），字光荐，又字中甫，号中斋。庐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县永阳镇邓家村）。南宋末年爱国诗人、词作家，第一个为文天祥作传的人。他与文天祥、刘辰翁是白鹭洲书院的同学。"生平

邓剡 景定三年进士及第，后隐居在家。左丞相江万里多次要他出来做官，他都谢绝。而文天祥起兵勤王，他却举家参加。后来家中老幼12口死于广东香山兵燹。他抑制家破人亡的个人悲痛，毅然跋山涉水，奔赴抗元前线。祥兴元年，任礼部侍郎，二年，厓山海战时，陆秀夫抱帝赴海死，邓剡也悲愤投海，但两次都被元兵捞起。张弘范劝降，被拒绝，于是将邓剡和文天祥一同押送元都燕京。邓因病重被留在金陵就医。文天祥在柴市英勇就义后，邓剡不忘友人的重托，怀着极其悲痛而又崇敬的心情，撰写了《文信国公墓志铭》、《信国公像赞》、《文丞相传》、《文丞相督府忠义传》，以及《哭文丞相》、《挽文信公》等诗，向人们介绍了文天祥的生平事迹，颂扬了文天祥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

邓剡是庐陵诗派、庐陵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造诣很深，风格“浑涵有英气，锻炼如自然”。所著《续宋书》、《德祐日记》、《填海录》、《东海集》、《词林纪事》等书，惜已失传。不过在《文山先生全集》中，文天祥保存了邓光荐《驿中言别》、《行宫》、《满江红·和王昭仪题壁》、《浪淘沙·秋旅》、《送行三首》等诗词，今有《中斋词》一卷行世。

景定三年进士，为文天祥门友。剡以诗名世，江万里屡荐不就，后随天祥赞募勤王。宋末，元兵至，携家入闽。端宗即位，广东制置使赵潽晋辟为斡办官，荐除宣教郎、宗正寺簿。祥兴元年六月，从驾至硅山，除秘书丞，兼权礼部侍郎，迁直学士。宋亡，投海者再，元兵打捞之，不得死。元将张弘范礼致之，与文天祥同押北上，舟中唱和。有诗集名《东海集》，天祥为序。至建康以病留，天祥赋诗别之。久之，得放归。张弘范卒后，其子张珪袭父职，于至元十九年迎邓剡师事之二十三年，程钜夫以侍御史行台至金陵，邓剡有《烛影摇红》词贺其得子。

卒于大德七年。

邓光荐撰有《中斋集》、《东海集》、《续宋书》等，不传。有《中斋词》一卷，今人赵万里收入《校辑宋金元人词》中。文散见《文山先生全集》等书，诗散见《吴礼部诗话》、《天下同文集》、《庐陵县志》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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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与之字伯可，号顺庵，洛阳人，居滑州（今河南滑县）。生平未详。陶安世序其词，引与之自言：“昔在洛下，受经传于晁四丈以道，受书法于陈二丈叔易。”建炎初，高宗驻扬州，与之上《中兴十策》，名振一时。秦桧当国，附桧求进，为桧门下十客之一，监尚书六部门，专应制为歌词。绍兴十七年（1147），擢军器监，出为福建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桧死，除名编管钦州。二十八年，移雷州，再移新州牢城，卒。

洪皓（1088～1155），字光弼，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历台州宁海主簿，秀州录事参军。宋代词人。"生平

洪皓，江西乐平人。徽宗政和五年进士。高宗建炎三年，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使金被留，绍兴十三年始归。迁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寻因忤秦桧，出知饶州。十七年，责授濠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二十五年，主管台州崇道观，卒谥忠宣。有文集五十卷等，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鄱阳集》四卷，另有《松漠纪闻》二卷行世。事见《盘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宋史》卷三七三有传。洪皓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鄱阳集》为底本，酌校他书。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曾任宁海主簿、秀州司录。南宋建炎三年五月，宋高宗准备将都城由杭州迁往建康，以避金兵锋芒。洪皓不顾职位卑微，上书谏阻。他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却因此为高宗赏识。高宗特意召见他，擢升其为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出使金国。金国留不遣返。在金15年，直至绍兴十三年归。在金期间，威武不屈，时人称之为“宋之苏武”。后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封魏国忠宣公。宋高宗于杭州西湖边葛岭赐建国公府。明王守仁《谥襄惠两峰洪公墓志铭》称：“维洪氏世显于鄱阳。自宋太师忠宣公皓始赐第于钱塘西湖之葛岭，三子景伯、景严、景庐皆以名德相承，遂为钱塘望族。”清梁章钜《楹联丛话》云：“西湖葛岭下有洪忠宣公皓祠。

相关事件

洪皓被派出使金国议和，但金没有议和之意，所以当时的使节非常危险。“凡宋使者如伦及宇文虚中、魏行可、顾纵、张邵等，皆留之不遣。”洪皓行至太原，被金人扣留近一年，第二年转至云中，见到金国权臣完颜宗翰。完颜宗翰不许洪皓请归二帝之要求，逼迫他到金廷操纵的伪齐刘豫政权去当官。洪皓严词拒绝：“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完颜宗翰大怒，下令推出斩首。两名壮士“执剑夹承”，拥之以下。洪皓面不改色，从容而行。一位贵族见状，深受感动，不觉失声说道：“真忠臣也。”遂用目光制止剑士暂缓行刑，并亲自跪下请求完颜宗翰免除洪皓一死。完颜宗翰虽然免洪皓死，但把他流放到遥远的冷山。

冷山气候寒冷，十分荒凉，一年四季多被冻指裂肤的寒冷包围着。那里是女真贵族完颜希尹家族的驻地。洪皓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聪明才智，很快得到了完颜希尹的赏识。完颜希尹破例让他教授自己的八个儿子读书。洪皓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一有机会就劝金国贵族与宋议和。完颜希尹最初力主攻宋。曾说：“孰谓海大，我力可干。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洪皓听后，警告他说：“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建炎四年以后，金强宋弱的形势开始逐步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到了绍兴七年至八年间，宋强金弱的形势开始形成，金人遂有议和思想。以宗盘、挞懒等人为首的一派，主张在交还南宋河南、陕西地的条件下与宋讲和，并于绍兴八年与南宋签订了和议。在议和期间，完颜希尹曾就所议十事征求洪皓意见。洪皓条分缕析，完颜希尹以为洪皓说得实在，并没有诳他，遂于绍兴十年带领洪皓赶赴燕京，意欲遣洪皓归宋进行议和。但在是否需要在归宋河南、陕西地的条件下与宋议和的问题上，金人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完颜宗弼为代表的一派坚决反对交还，后来联合完颜希尹，杀了宗盘、挞懒等人，重新发动了攻宋战争。完颜宗弼杀了挞懒等人之后，又杀了完颜希尹。洪皓因与完颜希尹有过异论，才幸免于难。

在燕京，洪皓见到了昔日好友宇文虚中，宇文虚中被金人扣留后当了金朝大官。见到洪皓以后，宇文虚中劝他留在金朝当官，并积极向金熙宗推荐。金熙宗表示可以任为翰林直学士，洪皓坚辞不就。金人不甘心，换官时仍让洪皓就职。洪皓请求允许他到临近宋的真定、大名等地“自养”，以便寻机逃回宋朝。金朝参政韩昉看出了洪皓的意图，让洪皓任中京副留守，洪皓坚决不允。金人又降其官为留司判官，并催促他尽快起行，洪皓置之不理，誓死不就。金人见高官厚禄留不住洪皓，又想出了新的办法。根据金法规定，虽未任金官，但只要被金人任使，则“永不可归”。韩昉为了留下洪皓，遂令其“校云中进士试”。洪皓深知其意，装病力辞。但韩昉不允，洪皓只得前往云中。到了云中以后，他不履行职责，对院官说：“今取士以诗赋，吾故学经耳。”云中院官和考官没有办法，只好将洪皓送回燕京。在燕京期间，他一直关心宋朝的发展和强大。当听说完颜宗弼在顺昌被刘锜打败而宋朝却撤兵的消息以后，写了数万言的秘信，谓：“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此后又多次送秘信。绍兴十三年，金熙宗喜得贵子，大赦天下，允许宋朝使者回归，洪皓与张邵、朱弁等都在被赦之列。

洪皓知识渊博，于“书无所不读，虽食不释卷”，不但精通经学、史学，也精通诗文词赋。留金期间曾经写下上千首诗词，金人“争抄诵求锓锌”，后来大部分散逸。今《鄱阳集》所存数十首，皆清新朴实，含义深远。洪皓又曾同张邵、朱弁写诗唱和，集成《轩唱和集》三卷，今已不存。洪皓还“善琴奕”，“能别三代彝器”，识书画。留金期间，他通过言传身教，将汉文化向北传播。著名的故事如“无纸则取桦叶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之，时谓‘桦叶四书’”。他通过教授金人读书和其他接触方式，与许多女真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女真人把洪皓视为知心朋友，热情地邀请他参加婚礼、礼佛、生产等活动。他每到一地，人们“争持酒食相劳苦”。在涿州，过鞑靼帐，“其酋闻洪尚书名，争邀入庐，出妻女胡舞，举浑脱酒以劝”。

洪皓对金国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经济社会、风土人情、礼仪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物产等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松漠纪闻》原书为洪皓留金时所记金国杂事，及归宋时，惧为金人搜获，悉付诸火。回宋后乃复追述一二，名曰《松漠纪闻》。书未刻而秦桧有私史之禁，其书遂秘而不宣。后其长子洪适于乾道初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时，厘为正、续二卷。又后，次子洪遵根据洪皓生前谈及的往事，整理为11条，称《松漠纪闻补遗》。这就是今天所见的《松漠纪闻》。洪适《松漠纪闻续》云：“先君衔使十五年，深阸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闻孟公庾发箧汴都，危变归计，创艾而火其书，秃节来归，因语言得罪柄臣，诸子佩三缄之诫，循陔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及南徙炎荒，视膳余日，稍亦谈及远事。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操牍记其一二。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鸠拾残稿，仅得数十事，反袂拭面，著为一篇。”“松漠”是“千里松林”和“平地松林”之意。唐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境设置松漠都督府，由契丹酋长充任都督。因洪皓流放的地区就在古松漠都督府之北，书中所写的内容都是发生在广大的塞北地区，因此取书名《松漠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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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蔚(?～?)宋代词人，字会宗,吴兴(今浙江吴兴)人,生平不详。 《全宋词》存词22首。

俞国宝（约1195年前后在世）字不详，号醒庵。江西抚州临川人。南宋著名诗人。江西诗派著名诗人之一。国宝性豪放，嗜诗酒，曾游览全国名山大川，饮酒赋诗，留下不少胜炙人口的锦词佳篇。著有《醒庵遗珠集》10卷。约宋宁宗庆元初前后在世。孝宗淳熙间为太学生。"著述

《武林旧事》卷三载：淳熙十二年，太上皇高宗一日游西湖，见酒肆屏风上有《风入松》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垆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髻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馀情寄、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醉，来寻陌上花钿。”高宗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大学生俞国宝醉笔也。高宗笑曰：“此调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予释褐。况周熙《蕙风词话》卷二谓俞词“第流美而已。顾当时盛传，以其句丽可喜，又谐适便口诵，故称述者多”。

他的词虽不多见，却写得旖旎多姿，极有情致，深受读者喜爱。《全宋词》中，收录其词作三十首，《补遗》存九首。《文献通考》传于世。事见《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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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北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庙号宋太祖。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祖籍河北涿州。年轻时曾经在少林寺学习武术。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殿前都点检。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在位16年。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提倡文人政治，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死后葬于郑州巩义宋陵之永昌陵。"散闻轶事

为人处事
　　一、宋太祖具有完美的人格魅力：他心地清正，嫉恶如仇，宽仁大度，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勤政爱民，严于律己，不近声色，崇尚节俭，以身作则等等，不仅对改变五代以来奢靡风气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而且深为后世史学家所津津乐道。
　　二、与历史上其他著名的王朝相比，宋太祖所创建的宋朝以其鲜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中国文治盛世的顶峰，可谓中国君主专制史上的最开明的一个王朝，因此，尽管宋朝300年的基业中，长期积弱，但在民间却享有盛誉，并对后世历代产生深远影响。

治国手段
　　赵匡胤虽然登上了皇帝宝座，但他却不敢高枕无忧。通过这次兵变，他深刻地认识到，武将们在废立皇帝、改朝换代方面有着非常大的能量。是啊，他自己既然可以以武将的身份和实力去推翻国君，其它将领不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推翻他吗？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尤其使他感到威胁的，是一些声望较高又握有重兵的大将，为了防患于未然，赵匡胤决计拿他们开刀。
　　首先，太祖废除了殿前都点检一职，接着就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喜剧。一日，禁军大将石守信等奉召来到后花园，太祖设宴相待。酒过三巡，太祖故作愁眉不展状，开口说道：“我要不是靠你们出力，到不了这个地步，但做皇帝太艰难了，实在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晚上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忙问其故，太祖就说：“这不难知道，谁不想做皇帝呢？”石守信等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道：“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不然！”太祖断然说道，“你们虽无异心，然而倘若你们部下希求富贵，一旦以黄袍加你之身，尽管你不想做皇帝，能办到吗？”众将一听，都吓得离席叩头，请求太祖指示一条“可生之途”。太祖才表明了自己的真正意思：“人生如白驹过隙，求富贵者，不过想多积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免遭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出守地方，方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再同你们结为婚姻之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众将明白了太祖的意思，一齐下拜说道：“陛下关心臣等，真可谓生死而肉骨啊！”第二天都称病职。太祖大喜，安排他们到地方做节度使。赵匡胤几杯美酒，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大将专军权的问题，被誉为“最高政治艺术的运用”，成为千古佳话。

其他
　　1.有一次，他设宴招待群臣。其中有一个翰林学士，名叫王著，原是后周的臣子，这时喝醉了酒，思念故主，当众喧哗起来。群臣大惊，都为他捏一把汗。太祖却毫不怪罪，命人将他扶出去休息。王著不肯出去，掩在屏风后面大声痛哭，好容易才被左右搀扶出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说王著当众大哭，思念周世宗，应当严惩。太祖说：“他喝醉了。在世宗时，我和他同朝为臣，熟悉他的脾气。他一个书生，哭哭故主，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让他去吧。”
　　2.赵匡胤有一次乘驾出宫，经过大溪桥时，突然飞来一支冷箭，射中黄龙旗。禁卫军都大惊失色，太祖却拍着胸膛说：“谢谢他教我箭法。”不准禁卫去搜捕射箭者。以后果然也就没事了。
　　3.邯郸一赵姓大户人家，人称赵员外。赵员外家境殷实，乐善好施，五代十国混战时期，南征北战的赵匡胤，战伤累累，一次征战邯郸，战伤加上伤寒病袭身，晕死在邯郸火磨庙，幸被赵员外和家人救起，好生照料，尤其是赵家秘制的酥鱼和酥鱼汤，滋补强身，赵匡胤半个月恢复如常人，公元960年，赵匡胤在开封府黄袍加身，登基做了皇帝后，念念不忘赵员外的救命之恩，亲派嫡系大将石守信豪修赵府大院，官赐三品。赵匡胤多次提起，没有赵员外，就没有大宋江山。
　　4.赵匡胤虽是一员武将，却很喜爱读书，常手不释卷。他跟从周世宗平江淮时，有人向周世宗告密说，他用几辆车运载自己的私物，其中都是财宝。世宗派人去检查；车中却只有几千卷书籍。世宗问他：“你是武将，要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能多读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赵匡胤称帝后，也很尊重和重用读书人。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疑难问题，问宰相赵普，赵普回答不出。再问读书人，学士陶毂、窦仪准确地回答出了，赵匡胤深有体会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对于读书不多的文臣武将，赵匡胤也总是鼓励他们要多读书，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赵普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才变得手不释卷的。赵匡胤用人不问资历。他一方面命令臣下要注意选拔有才能而缺少资历的人担当重任；另一方面，他自己也随时留心内外百官，见谁有什么长处和才能，他都暗暗地记在本子上。每当官位出缺，他就翻阅本子，选用适当的人去担任。这又使臣下都致力于提高自己。 赵匡胤颇有胆略。在他称帝之初，节度使的势力很盛，骄横难制。有一天，赵匡胤将他们召来，授给他们每人一把佩剑，一副强弓，一匹骏马，然后他也单身上马，不带卫士，和这些节度使一起驰出皇宫。到了固子门的树林之中，又与他们一起下马饮酒。饮了几杯酒以后，赵匡胤突然对他们说：“这里僻静无人，你们之中谁想当皇帝的，可以杀了我，然后去登基。”这些节度使都被他的这种气概镇住了，一个个拜伏在地，战栗不止，连称“不敢，不敢”。赵匡胤再三询问，他们吓得只是埋头不语。赵匡胤就训斥他们说：“你们既然要我做天子，就应当各尽臣下的职责，今后不准再骄横不法，目无天子！”节度使们都三呼万岁，表示顺从。
　　5.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回师进入汴京皇宫时，见宫妃抱着一个婴儿，就问是谁的儿子。回答说是周世宗子。当时，范质、赵普、潘美都在一旁，赵匡胤问他们怎么处理。赵普等回答说：“应该除去，以免后患。”赵匡胤说：“我接人之位，再要杀人之子，我不忍心。”就把这婴儿送给潘美抚养，以后也没再问起过，潘美也一直没有向太祖提起这婴儿。这婴儿成人后，取名惟吉，官至刺史。
　　6.陈桥驿在陈桥和封丘之间。赵匡胤兵变时，陈桥守门官闭门防守，不放赵匡胤军通过。赵匡胤只得转道封丘，封邱守门官马上开门放行。赵匡胤即帝位后，反而晋升了陈桥守门官的官职，称赞他忠于职守，并斥责封丘守门官临危失职，将他斩首。
　　7.赵匡胤喜欢在后园弹鸟雀。一次，一个臣子声称有紧急国事求见，赵匡胤马上接见了他。赵匡胤一看奏章，不过是很平常的小事，甚为生气，责问他为什么要说谎。臣子回答说：“臣以为再小的事也比弹鸟雀要紧。”赵匡胤怒用斧子柄击他的嘴，打落了他的两颗牙齿。臣子没有叫痛，只是慢慢俯下身，拾起牙齿置于怀中。太祖怒问道：“你拾起牙齿放好，是想去告我？”臣子回答说：“臣无权告陛下，自有史官会将今天的事记载下来。”太祖一听，顿然气消，知道他是个忠臣，命令赐赏他，以示褒扬。

遗训
　　赵匡胤曾在石碑上刻下留给子孙的遗言，宋朝历任皇帝在即位时，都必须拜读这份遗训；不过，这份遗训至为机密，除了特定宫中人士之外，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后来金朝打败宋朝，占领皇宫时，才发现这份文件的存在。遗训记载的内容有下列三点：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誓碑遗训，从柴家子孙与南宋共存亡，以及在新旧党争当中失势的官员并没有被杀，还可能会随着政局的演变由罢黜而回到中央这两点就可以证明。赵匡胤温厚的个性透过这个石碑遗训，表现在整个宋王朝的政治上。

死亡谜案

斧声烛影
　　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建立了大宋王朝，然后南征北战、苦心经营，眼瞅着自己的地盘越来越大，天下一统的局面马上就要形成，他却在自己事业最鼎盛的时候，莫名其妙地驾崩了。按照封建王朝的惯例，这老皇帝死了，接他位子的一般都是他的儿子，大儿子赵德昭已经二十九岁了，也算是个壮汉了，接老爸的位子完全没问题。但是赵匡胤死后第二天，大臣们却发现坐上皇帝宝座的不是赵匡胤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这赵光义就是后来的宋太宗。
　　公元976年10月，太祖病倒，一切军政人事都委托赵匡义代理。赵匡义白天处理朝政，晚上去万岁殿探望兄长。癸丑日傍晚，天上下着大雪，赵匡义还在御书房批阅奏章。一个太监急匆匆地赶来传旨，说皇上召他快快去万岁殿。他连忙赶去，只见赵匡胤在床上气喘急促，朝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只是睁大眼望着门外，不知是什么意思。赵匡义命令在床边侍候的太监退出。太监们在门外远处站着，只听见殿内似乎是太祖在和赵匡义说什么话，声音隐约，时断时续，难以听清。过了一会儿，又见殿内烛光摇曳着映在墙上，时明时暗，象是赵匡义在躲闪着什么。接着有斧子戳地的声响，继而是太祖激动的声音：“你好好去做！”这时，赵匡义跑到门口传呼太监即速去请皇后，皇子前来。皇后、皇子赶来之时，太祖已经死去。据此，后人有种种猜疑，有的说赵匡义进殿后，趁太祖昏睡时去挑逗在旁陪侍的太祖妃子费氏。太祖醒来，见状大怒，抛出斧子去击赵匡义，赵匡义闪开，斧子戳地；有的说太祖觉得有鬼缠身，赵匡义替他舞斧驱鬼，所以有斧子着地之声；有的认为是赵匡义谋杀太祖。至今这烛影斧声仍为千年疑案。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自北宋开始，就已经有人怀疑赵光义是通过谋杀亲哥手段上台的，其中最著名的说法就是“斧声烛影”谜案。那这“斧声烛影”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匡胤究竟是寿终正寝还是被谋害的？
　　赵匡胤病逝，总归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病死，一个是被他人杀害。我们如果把赵匡胤的死当作一个案子来看待的话，首先要给这个案子定性——到底是病死还是他杀？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用排除法，把赵匡胤因病去世的可能性排除掉。

病史
　　赵匡胤死于开宝九年十月，在驾崩前的一段时间里，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生病的记录。有的观众可能要提问了，皇帝的身体健康情况是个人隐私，根本没有必要写到史书上搞得满世界都知道。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古代皇帝身边总是跟着几个专门记录他言行的秘书，当然你叫他们史官也可以。这些人一天到晚别的事儿不干，就专门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然后再整理成册，提供给专门机构存档。而这之中，记录皇帝的身体健康情况，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古代皇帝的健康情况不是个人隐私，而是典型的公众事件，但凡有个头痛脑热的，往往要在史书上记一笔的；如果身体出现大问题，那还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绝对不能对历史隐瞒。我们不用看别的王朝的皇帝，我们就拿北宋皇帝说事，赵匡胤之后的太宗、真宗、仁宗，什么时候身体出现问题了，史书上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史官为什么单单隐瞒赵匡胤的病历？显然不合情理。
　　只看赵匡胤没有生病记录还不行，要证明他这一年身体没问题，我们还要找些旁证。开宝九年三月，赵匡胤跑到西京洛阳去祭祀天地，顺便拜祭了祖宗的陵墓，寻访了自己的故居。并且凭着超群的记忆力，居然准确地找到了自己小时候藏起来的玩具——一匹小石头马，四十多年前他怕别人抢去玩，就把这匹石马埋在家门口的巷子里。四十多年前的事情，还记得清清楚楚，显然脑子没有糊涂，各项功能是正常的。
　　这还不算，他还在拜祭祖宗坟墓的时候，拉弓射箭，给自己选了块坟地。据史料记载，这一箭竟射出400步的距离，宋朝时期的一步相当于一米半的样子，赵匡胤射箭的距离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大概有600多米，一里多地，这一箭射得可真不近，没有相当的膂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从洛阳回到开封后，赵匡胤也没闲着。六月里，他步行跑到弟弟赵光义家里，看到弟弟家里吃水问题没解决好，就亲自下令在金水河安装水车，把水直接车到弟弟家里，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他还多次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度。七月里，他不仅跑到赵光义家里验收了一下自来水工程，就在这个月之内，他还到另外一个弟弟赵廷美家里跑了三次。赵匡胤如果有个什么病啊灾啊的，他也不可能在开封城最热的月份里，这么频繁地到处串门去啊。
　　最离奇的是，就在赵匡胤驾崩的十多天前，他还高兴地专门去视察了京城的部队，观看了士兵们的攻城演习。开封城的十月已经不暖和了，他还能在寒冷的条件下去观摩部队训练，没有一个好身体，这事也是做不来的。
　　这些证据往桌面上一放，赵匡胤因身体不好而去世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我们离“斧声烛影”的真相就更近了一步。

自杀
　　赵匡胤会自杀吗？
　　就算是身体棒棒的，那赵匡胤会不会自杀？这个事情听起来比较荒谬，但是无论中国还是欧洲，皇帝自杀不是没有先例。但是为了彻底揭开赵匡胤死亡之谜，我们还是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拿出来分析一下。
　　人类自杀的理由千奇百怪，但是有两个最为常见，第一个是身体出现没法治疗的大病，丧失生活信心，想来想去还是死了比较好过一点。比如初唐大诗人卢照邻，就是因为身体久病不愈，实在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跳水自杀了。通过上面的分析，赵匡胤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能射箭、能串门、能观摩军事演习，那身体绝对差不了。
　　那另外还有比较常见的一种自杀原因，要么遇到挫折抑郁了，或者现实压力太沉重了，实在没有办法去面对，比如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人家李自成打到家门口了，自己想打打不过，想跑跑不了；古罗马著名的暴君尼禄，被元老院宣布是“人民公敌”了，是个人就可以抓住他杀了他——曾经的权力、曾经的荣耀，统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神马都成了浮云了，幸福指数归零了，干脆吧，自杀。
　　那赵匡胤在开宝九年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首先，到这一年，他已经当了十七年的皇帝了，大宋王朝之前的整个五代，共有十三个皇帝，平均在位时间才四年多，和美国大选差不多，这里面还没有一个做得像他一样长久，可以说，赵匡胤每多当一天皇帝都诞生了一个新纪录，他有什么好抑郁的？而且这年正月，南唐后主李煜“垂泪对宫娥”，哭哭啼啼地被大宋的部队押到开封，赵匡胤酝酿了多年，终于把南唐这块大肥肉放到碗里，对一个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比征服敌对政权更开心的事情？二月里吴越国王钱俶亲自来朝见赵匡胤，赵匡胤当了17年皇帝，钱俶是第一个没有通过战争手段逼迫，而主动进京朝见的割据政权首领。放眼望去，江南的大片土地，基本上都纳入大宋朝的版图了，赵匡胤觉得心情特别舒畅。
　　再加上头年里，辽国那边不断地向大宋政权抛媚眼，宋辽两国虽然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多年以来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削弱了，相对而言，大宋当时的国际环境比刚成立之初宽松多了。刚刚建立宋朝的时候，四周遍布敌对政权，搞得他经常晚上失眠，他曾因为睡不着觉，半夜跑到大臣家里去唠嗑，向人家抱怨“一榻之外，皆人家也”，意思是，自己只有一张床那么丁点大的地方，周围都是敌人。现在不同了，十八年的南征北战——他终于有张大床，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如果说赵匡胤这个时候没有幸福感，除非他是个火星人。
　　关于赵匡胤的死，《湘山野录》有“烛影斧声”的说法大行于世，认为“赵匡胤被赵光义所杀”。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非常有人情味的开国皇帝，可惜，英年早逝，只当了17年天子，就稀里糊涂地死了。976年，他刚刚50岁。虽说，官修《宋史》对宋太祖的猝死原因做了各种各样的遮掩和粉饰，但仍通过形形色色的破绽证明：赵匡胤是被亲弟弟赵光义谋杀的。
　　宫廷疑案，玄机重重，未能躬逢其盛的后人，只能在故纸堆里摸“狐狸尾巴”。老谋深算的赵光义怎么能躲开这些穷追猛打的诘问呢？说他是“窃国大盗”，自然有几分道理。

他杀
　　赵匡胤之死，赵光义的嫌疑最大。
　　《宋史·本纪》热情洋溢地赞颂这哥儿俩如何情深意长、肝胆相照。赵光义病了，赵匡胤亲自到床头去服侍，烧艾草热灸的时候，哥哥惟恐烫坏了弟弟，就先在自己身上烧几下——手足深情，令人感喟。
　　赵匡胤常对身边的近臣夸赞赵光义说：我这位兄弟，降生的时候就和普通人不一样，仔细瞧瞧，他龙行虎步，威风凛凛，将来必定是太平天子。甚至还谦虚地表示：“福德吾所不及。”宋朝皇帝怎么了？“一把手”居然给“二把手”拍马屁！令世人狐疑的是，春秋鼎盛、耳聪目明的赵匡胤，竟然在一夜之间暴亡？好端端一个男子汉，为什么说没就没了呢？
　　官方的记录非常潦草：“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至于死因，压根儿没提。坊间的猜测五花八门：有的说，死于饮酒过度，还有的说，因腹下肿疮发作而病亡……其实，最大的嫌疑犯就是最大的受益人——赵匡胤的政治接班人赵光义。《湘山野录》中记载，赵匡胤死前一晚，天气极寒，他跟赵光义饮酒，俩兄弟一直喝到深夜。本不该留宿内廷的赵光义却厮守在皇帝身边。
　　当夜，赵匡胤发出莫名其妙的呼喊声，且传出“烛影斧声”。《烬余录》甚至想出了花蕊夫人与赵光义的奸情。诸多不正常疑点暴露在那个太祖驾崩之夜。赵匡义即位后，亲自主持编修《太祖实录》，并三次修改了其中一些内容。即便这样，他本人还是不太满意。为了一位死去皇帝的“起居注”，至于费这么大劲吗？真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
　　《太祖实录》忽然冒出了所谓“金匮预盟”，赵匡胤篡位的政治基础游移、暧昧，难以服人。
　　《宋史》把这份神秘的“金匮预盟”描绘得有鼻子有眼——杜太后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病危前，她把赵匡胤和丞相赵普叫到床前，留下了匪夷所思的“遗嘱”。太后认为，赵宋之所以能获取后周的江山，就是因为周世宗任用了一个小孩子当皇帝，如果是一位壮年英武的君主，绝不会出现“陈桥兵变”。
　　为了不让这种惨痛的历史重演，为了维护赵宋亿万年社稷，太后责令赵匡胤必须选择一位“长君”做接班人。赵匡胤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太后自然非常满意，遂命赵普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并把这份政治遗嘱当作“基本国策”珍藏在黄金宝柜里。倘若果真如此，也算赵光义正大光明。偏偏所谓“金匮预盟”的来历非常暧昧。这可是出师有名的铁证啊！赵光义登基，不可能无视“金匮预盟”。
　　想想吧，谁肯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尚方宝剑”藏进胳肢窝里？有趣的是，《太祖实录》第一次编修的时候，居然未对这件重大事件做丝毫记载。《宋史》贩卖的“金匮预盟”，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仔细分析，赵光义的政治骗术漏洞百出。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5岁，身体倍儿棒。赵匡义刚刚23岁，比哥哥家的儿子成熟不了多少。那时，赵匡胤的次子德昭已经11岁，四子德芳也3岁了。问题是，赵匡胤并不是立刻就死，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也许还能享国十年、二十年……何必火急火燎地安排接班人呢？
　　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七岁孤儿断送江山的局面。杜太后是个明白人，绝不可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预盟”是赵匡义登基5年后，赵普才密奏。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也只能糊弄外星人。
　　迫不及待地更改年号，大有造成既成事实的嫌疑。
　　按理说，老皇帝去世，新君一般继续沿用旧有年号，直到第二年，才启用新纪元。可是，赵光义根本顾不得这些“妈妈令”，还没等到这一年结束，就换上了自己的年号。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仅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
　　这种打破常规的险招儿，已将自己推上了舆论的审判台。他的动机只有一个：抢先为自己“正名”。惟恐皇帝大位被谁抢了去。提前改元的做法，遭到了史官的公开批评，《宋史·太宗本纪》拽住了赵光义的几条“小尾巴”，提前更改年号这件事名列第一。
　　赵光义剪除后患，将“金匮预盟”所覆盖的接班人一网打尽。
　　即便确实存在所谓“金匮预盟”，这份文件的核心无非是提供了“兄终弟及”的合法根据。说白了，哥哥死了，兄弟干，就是不能让给小崽子。那么，有朝一日赵匡义撒手人寰，身后怎么安排，皇帝大位会不会落到自己兄弟身上？或者转而回到赵匡胤的子嗣手里？
　　为铲除后患，赵光义不惜对至亲骨肉大开杀戒。先说赵匡胤那一枝，“太祖四子：长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也就是说，最大的潜在对手是年长的德昭、年幼的德芳。再说自己的兄弟，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弟弟——秦王赵廷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赵光义亲自导演，将亲弟弟赵廷美、亲侄子赵德昭、赵德芳一一逼上绝路。
　　结果，赵廷美被贬房州，38岁抑郁而终；赵德昭被逼自杀，年满30岁；赵德芳像老爹一样，不明不白得暴病而死，年仅23岁。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天成二年，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他出身军人家庭，高祖赵朓，在唐朝官至幽都县令；曾祖赵珽，于唐朝任御史中丞；祖父赵敬，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赵匡胤为赵弘殷次子，长兄赵匡济早夭，母亲为杜氏。

后汉初年，赵匡胤到处游历而没有遇到住的地方，便在襄阳一座寺庙里住下。有一个老和尚善于看相，看到他之后说：“我把我所有的全部资助给你，你往北去会有奇遇。”赵匡胤往北去以后，于乾祐元年投身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参与征讨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屡立战功。

广顺元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补任东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挥使。广顺三年，柴荣为开封府尹，赵匡胤转为开封府马直军使。

屡建战功
　　显德元年，柴荣即位，擢升赵匡胤执掌禁军。此年，北汉、契丹联军入侵，柴荣御驾亲征，双方在高平摆开战场。战斗将要展开的时候，宁江军节度使樊爱能等人首先逃跑，后周军十分危急。在此死生存亡关头，赵匡胤振臂高呼：“主上面临险境，我等当拼死一战！”又让禁军大将张永德率弓箭手抢占左边高地。赵、张二人各率精兵两千，左右夹击，以死拼杀，顿挫敌锋，加上柴荣亲临督战，士气大振。最终，北汉军队大败溃逃。赵匡胤乘胜进攻河东城，焚烧城门，左臂被流箭射中，柴荣制止他再攻城。回师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显德三年春天，赵匡胤跟随柴荣征伐淮南，首战在涡口打败南唐军万余人，斩杀南唐兵马都监何延锡等人。南唐奉化军节度使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姚凤率领号称十五万的军队，驻扎在清流关，赵匡胤率领军队将其击败。赵匡胤追到城下，皇甫晖说：“我们各为其主，希望双方布好阵式，以决胜负。”赵匡胤笑着同意。皇甫晖摆好阵式出战，赵匡胤抱着马脖子一直冲入南唐军阵内，砍中皇甫晖的脑袋，将其与姚凤一同擒获。其父赵弘殷时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率军半夜时来到城下，传呼开门，赵匡胤说：“父子诚然是至亲，但是城门开关，却是国家的事情。”等到天亮，赵弘殷才得以进城。韩令坤攻下扬州，南唐派军队来取，韩令坤主张退兵，柴荣命令赵匡胤率兵二千赶往六合。赵匡胤下令说：“扬州兵敢有过六合的，砍断他们的脚。”韩令坤才固守扬州。赵匡胤不久在六合东面打败南唐齐王李景达，斩杀一万多人。回师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不久又被委任为定国军节度使。

显德四年春，赵匡胤跟随柴荣出征寿春，攻克连珠寨，乘势攻下寿州。回师后，柴荣又拜他为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仍任殿前都指挥使。此年冬，赵匡胤跟随柴荣征伐濠州、泗州，充当前锋。此时，南唐在十八里滩扎寨，柴荣刚刚商议用骆驼摆渡军队时，而赵匡胤已率先单骑横渡而过，他的部下骑兵也紧随他渡过了河，因而攻破南唐军寨。又用缴获的南唐战舰乘胜攻克泗州。南唐在清口驻屯军队，赵匡胤跟柴荣两翼分兵沿淮河东下，连夜追到山阳，俘虏南唐保义军节度使陈承昭献给柴荣，因而攻下楚州。赵匡胤乘胜进军，在迎銮江口打败南唐军，直抵南岸，烧毁其营寨。又在瓜步攻破南唐军，淮南最终平定。南唐中主李璟畏惧赵匡胤的威名，派遣使臣送给赵匡胤一封信，馈赠三千两白金，企图使用离间计。赵匡胤收到后，把白金全部送到内府，南唐的离间计失败。

显德五年，赵匡胤改任忠武军节度使。次年，柴荣北伐，赵匡胤担任水陆都部署。到达莫州，先到瓦桥关，守将姚内斌投降；打退几千名契丹骑兵，关南平定。柴荣在行军路上，审阅各地所上文书，得到一只皮口袋，袋中有一块三尺多长的木板，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柴荣感到这件事十分奇怪。当时张永德任点检，柴荣卧病，回到京城，任命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用来代替张永德。同年，柴荣驾崩，年仅七岁的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陈桥兵变
　　显德七年正月初一，风闻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二，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正月初三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柴宗训禅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改元“建隆”。

袭占荆湖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眼见天下割据势力林立，便对赵普说：“我睡不着觉，因为卧床以外都是人家的地盘。”在赵普的帮助谋划下，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军制，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经过两年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准备，确定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决心通过战争创造统一局面。遂于建隆三年九月，部署兵力守卫西、北边境，防止辽、北汉南掠；选择荆、湖为突破口，挥师南下，开始了统一战争。

荆南、湖南地处长江中游要冲，南北相邻，又东临南唐，西接后蜀，南靠南汉。占领荆、湖，即可割裂江南诸国，为各个击破创造条件。为此，宋廷决定寻机出兵荆、湖。

建隆三年十月，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十一岁的周保权继位。衡州刺史张文表乘机兵变，占领潭州，威逼朗州。周保权为讨张文表，向宋求援。赵匡胤决定以假途灭虢方略，出师湖南、假道荆渚，以达一箭双雕的目的。

乾德元年正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以助湖南讨张文表为名，借道荆南。二月初九，慕容延钊暗遣李处耘率数千轻骑，攻占江陵城，迫节度使高继冲降，荆南遂亡。时周保权已干息内乱，知宋欲图湖南，为阻宋军南下，命指挥使张从富领兵阻截。二月底，宋军水陆并进，突破三江口，缴获战船七百艘，占领岳州。三月初十，占领朗州，周保权被俘，湖南遂平。

攻灭后蜀
　　宋平荆池后，即部署攻蜀。后蜀主孟昶闻讯，欲依托川陕险要地势，严兵拒守，同时遣使约北汉共同反宋。赵匡胤获后蜀叛将赵彦韬，得知蜀军兵力部署，遂下令出兵。

乾德二年十一月，赵匡胤命分兵两路：北路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率步骑三万出凤州，沿嘉陵江南下；东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廷让为副都部署，率步骑两万出归州，溯长江西进。两路分进合击，约期会攻成都。孟昶得知，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率兵数万北上扼守利州、剑门等关隘。十二月，北路军占领利州。

乾德三年正月初，突破剑门险要，大败蜀军，俘王昭远，继占领剑州。东路刘廷让军突破巴东咽吭夔州，连克万、开、忠、遂等州。两路直逼成都，孟昶举城投降，后蜀灭亡。

平定江南
　　荆湖、后蜀灭亡后，南唐、吴越臣服，唯南汉主刘鋹拒绝附宋。开宝二年六月，赵匡胤以右补阙王明为荆湖转运使，做出战物资准备。开宝三年九月初一，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率十州兵长驱南下，中间突破，直趋贺州。潘美声言沿贺水东取兴王府，以诱歼南汉军主力。及刘鋹派大将伍彦柔率舟师溯郁江、贺水西上增援，宋军伏击获胜，杀伍彦柔，占领贺州。十二月，进至韶州，南汉都统李承渥率兵十万于莲花峰下，列象阵迎击宋军，宋军以强弓劲弩破其阵，占领韶州。

开宝四年正月，宋军攻克英、雄州。二月，进至马径，以火攻破南汉招讨使郭崇岳六万兵，继攻陷兴王府，刘鋹降，南汉灭亡。

宋灭南汉后，南唐后主李煜，明臣服以求自保，暗备战以防宋军进攻。赵匡胤志在统一江南。经两年准备，于开宝七年九月，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为异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偕都监潘美，统领十万大军出荆南，调吴越军出杭州北上策应；并遣王明牵制湖口南唐军，保障主力东进。十月十八日，曹彬率军顺长江东下，水陆并进，攻破池州，占领采石。于十一月中旬，在采石架通长江浮桥，保障大军渡江，继续向东推进。八年正月初三，宋军破溧水，继与十万南唐军激战于秦淮河，大败南唐军，直逼江宁城，在西路王明军和东路吴越军配合下，全歼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率领的十万救援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攻破江宁，李煜降，南唐灭亡。

离奇去世
　　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饮酒，共宿宫中；隔日清晨，赵匡胤暴死，享年五十岁，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

太平兴国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葬于永昌陵。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谥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关于赵匡胤的死，《湘山野录》有“烛影斧声”的说法大行于世，认为赵匡胤是被意图篡位的赵光义谋杀。

赵光义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理性，提出了世所未见的“金匮之盟”一说，说赵匡胤生前承诺母亲杜太后，日后将帝位传给光义。

评价

一、宋太祖赵匡胤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长达200年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战乱局面。饱经战火之苦的民众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名副其实的大分裂，一次是南北朝，另外一次就是五代十国，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二、文以治国，武以安邦，宋太祖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的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的称誉，因此，宋太祖也可以称的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

三、赵匡胤通过采取“收起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的“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一举铲平了藩镇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所以宋朝30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内乱和地方割据。

四、以宋太祖为首的宋初领导集团集体发奋图强，励精图治，使宋初的社会经济迅速呈现蒸蒸日上的喜人局面。宋太祖减轻徭役，赋税专收，以法治国，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澄清吏治，劝奖农桑，移风易俗等一系列英明决策，不仅尽快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五、后晋石敬瑭兵败，自称儿皇帝，将十六州即近代的河北和山西北部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契丹，史称燕云十六州。此后，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得到收复，不仅使中原失去大片领土，而且使契丹轻易占领了长城一带的险要地区，此后，契丹便可以长驱直入到黄河，中间没有了天然屏障。然而赵匡胤“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并没有使局面有所好转，使得北宋对北方的控制一直显得非常被动和薄弱，这也是赵匡胤执政期间留给后世最大的隐患。

为政举措

北宋初年，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北有契丹和北汉、南有南唐等国家。赵匡胤在位期间，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使国家逐步走向统一，同时通过采取“收其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施行的“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革除了五代弊政，使国家呈现出和平、安定的局面。

政治

中央集权
　　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等机构。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行政权的集中：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

宋代官制有官、职、差遣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供定薪之用，表示禄位、品级的高低。“职”只是一种虚衔，如学士、待制等，不是职务。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握有实权。

宰相：宋沿唐制，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平章事名号，无定员，有二人即分日掌印。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作宰相。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使：唐代宗时，开始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唐末，枢密使专权，造成祸乱。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朝建立后，枢密使改为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与宰相文武并立。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相与枢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使：三司使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统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外，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三司权任甚重。

刑部：宋太祖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

学士院：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翰林学士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宋沿唐制，朝廷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无专官，由其他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

文武制衡
　　后人根据“太祖誓碑”中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理由，以为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是赵匡胤在位时所定下的。但赵匡胤实际上是抑武却也并不太重文的，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说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

科举改革
　　宋代建国后，充分吸取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1. 锁院制度：即在“知贡举”、“权知贡举”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2. 弥封制度：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3. 誊录制度：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4. 别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赵匡

经济
　　赵匡胤对有关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黄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黄河的问题主要是水患，五代时期，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宋初也不断有水灾出现。赵匡胤在建隆三年，令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为黄河堤坝例修期，赵匡胤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太祖在位的17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宋太祖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匡胤还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徭役，赋税专收。地方赋税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乾德二年，赵匡胤下过一道命令，就是将各地每年所收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支用外，一律运往京师，地方不得占留。赵匡胤还澄清吏治，劝奖农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尽快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军事

军制改革
　　军权的集中：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接着，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实行“守内虚外 ”“内外相制”政策。驻军一半京师，一半各地。

宋初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蕃兵四种。禁军是军队的主力，赵匡胤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

首先是选练。禁军选全国精壮充任，赵匡胤最初捡选强壮士兵作为兵样，遣至全国各地，令地方照样召募，后来改为木梃，并规定尺寸，由地方官依样挑选送往京师。当时禁军的标准是琵琶腿，即大腿粗壮者，车轴身，即肩宽腰细者，身高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禄。

其次是建置。禁军约半数驻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数分戍边境及内地若干重镇；禁军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一则习于劳苦免于怠惰，二则因统帅并不随地易防，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最后是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不得擅改。这样，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

统一天下
　　北宋建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没有结束。在北宋北面，有强大的辽和辽扶植下的北汉。南面和西面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等较大的割据政权。另外，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还建立着一些小的割据政权。

赵匡胤根据当时的形势，鉴于南方是经济重心，各国力量较弱，而北方契丹建立的辽政权，实力又比较强大的现实，在征询了张永德、赵普等大臣的意见之后，确定了与后周世宗基本一致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

建隆三年，赵匡胤派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出兵两湖，灭掉荆南和湖南。从此，宋军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乾德二年，赵匡胤派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曹彬分兵两路向四川进攻，第二年年初灭后蜀。

开宝三年，赵匡胤派潘美率军进攻南汉，第二年灭南汉。至此，南唐已陷入宋军包围之中。南唐主李煜大为恐惧，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

开宝七年，曹彬、潘美率十万宋军，战船千艘，自荆南顺流而下，向南唐发动进攻。开宝八年，宋军直抵金陵城下，开宝九年初，金陵城破，南唐后主李煜出降。

南唐覆灭后，太平兴国三年宋太宗赵光义又用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的钱和漳、泉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至此，“先南后北”方略的“先南”部分完成了，剩下来的就是北方了。

开宝元年和开宝二年，赵匡胤曾两次出兵进攻北汉，都因辽出兵援助，无功而返。开宝九年，赵匡胤第三次进攻北汉。两个月后，赵匡胤突然死去，辽又出兵支援北汉，新登基的宋太宗只得下令撤兵。

太平兴国四年，赵光义亲自统兵进攻北汉，包围了太原城。北宋军队在石岭关附近击溃辽派来支援北汉的军队，迫使北汉投降。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文化
　　赵匡胤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的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的称誉。同时，赵匡胤重视图书建设。建国之初，注意收集各国遗留图书，用以充实官府藏书。建国初，三馆仅有书12000余卷。乾德元年平荆南收高氏图书，以充实三馆。乾德三年平定蜀国，右拾遗孙逢吉赴成都收图书13000卷。开宝九年，平南唐，令太子洗马吕龟祥到金陵，收图书2万余卷，又收吴越图籍万卷。广泛征集民间藏书，规定凡有献书者，视其书籍价值，如馆阁所无，则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官职俱委以官职，如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三人献书1200余卷，并赐科名。通过征集和献书，于开宝中，官府藏书增至8万卷。为北宋官府藏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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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茂倩（1041年－1099年），字德粲（《宋诗纪事补遗》卷二四），宋代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宋史》卷二九七《郭劝传》）。为莱州通判郭劝之孙，太常博士郭源明之子。神宗元丰七年（一○八四）时为河南府法曹参军（《苏魏公集》卷五九《郭君墓志铭》）。编有《乐府诗集》百卷传世，以解题考据精博，为学术界所重视。

惠洪（1070-1128），一名德洪，字觉范，自号寂音尊者。俗姓喻（一作姓彭）。宜丰县桥西乡潜头竹山里人。宋代著名诗僧。自幼家贫，14岁父母双亡，入寺为沙弥，19岁入京师，于天王寺剃度为僧。当时领度牒较难，乃冒用惠洪度牒，遂以洪惠为己名。后南归庐山，依归宗寺真静禅师，又随之迁靖安宝峰寺。惠洪一生多遭不幸，因冒用惠洪名和结交党人，两度入狱。曾被发配海南岛，直到政和三年（1113）才获释回籍。建炎二年(1128)去世。"著述

在创作上，惠洪力主自然而有文采，““文章五色体自然，秋水精神出眉目”” ,对苏轼、黄庭坚倾倒备至。江西诗风笼罩文坛时，惠洪能独树一帜。其诗雄健俊伟，辞意洒落，气韵秀拔。五古《石霜见东吴诚上人》、《送文中北还》，““用笔高老处，如记如画””；近体《石台夜坐》、《上元宿百丈》、《早春》，亦清秀奇警。诗句如：““夜色已可掬，林光翻欲流””，““方收一霎挂龙雨，忽作千秋□鹞风””，为诸家称道。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

惠洪著有《冷斋夜话》10卷,主要论诗、间杂传闻琐事。论诗多引苏、黄等人论点，引黄庭坚语尤多；记事杂有假托伪造之迹。陈善《扪虱新话》卷八有"“《冷斋夜话》诞妄”"条驳之，《彦周诗话》等也屡议其非。然而此书亦屡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用。又著《天厨禁脔》3卷,以唐宋各家之篇、句为式，标论诗格，可供研究文学批评史者参考。

所著《石门文字禅》3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径山寺刊本。《冷斋夜话》，有《萤雪轩丛书》本。《天厨禁脔》3卷，有影印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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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1008—1048）北宋诗人，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曾祖父由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迁至开封（今属河南）。曾任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等职。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为守旧派所恨，御史中丞王拱辰让其属官劾奏苏舜钦，劾其在进奏院祭神时，用卖废纸之钱宴请宾客。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他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有《苏学士文集》诗文集有《苏舜钦集》16卷，《四部丛刊》影清康熙刊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苏舜钦集》。"轶事典故

“读书佐酒”：苏舜钦为人豪放不受约束，喜欢饮酒。他在岳父杜祁公的家里时，每天黄昏的时候读书，并边读边饮酒，动辄一斗。岳父对此深感疑惑，就派人去偷偷观察他。当时他在读《汉书·张良传》，当他读到张良与刺客行刺秦始皇抛出的大铁椎只砸在秦始皇的随从车上时，他拍案叹息道：“真可惜呀！没有打中。”于是满满喝了一大杯酒。又读到张良说：“自从我在下邳起义后，与皇上在陈留相遇，这是天意让我遇见陛下呀。”他又拍案叹道：“君臣相遇，如此艰难！”又喝下一大杯酒。杜祁公听说后，大笑说：“有这样的下酒物，一斗不算多啊。”

苏舜钦以书为下酒物，其豪放直率可爱的书生风采如今仍跃跃出现在我们眼前，让人真正知道读书之乐乐如此，其读书佐酒的事迹传为美谈。

修沧浪亭

“沧浪亭”始为五代时吴越国广陵王钱元璙近戚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池馆。宋代著名诗人苏舜钦以四万贯钱买下废园，进行修筑，傍水造亭，因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题名“沧浪亭”，自号沧浪翁，并作《沧浪亭记》。欧阳修应邀作《沧浪亭》长诗，诗中以“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题咏此事。自此，“沧浪亭”名声大振。

作品特色

苏舜钦早期诗作，充满激情，感激顿挫而发其郁积，语言明快豪迈，形成他豪犷雄放而超迈横绝的主导艺术风格。后期寄情山水自然景物的诗作，风格幽独闲放，与前期诗作大相径庭。

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苏舜钦也同梅尧臣一样，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奇丽的意象。

不过，由于两人的所长不同，诗风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评：“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前面的《对酒》就是一个例子，下面再以《松江长桥未明观渔》为例：

曙光东向欲胧明，渔艇纵横映远汀。涛面白烟昏落月，岭头残烧混疏星。鸣根莫触蛟龙睡，举网时闻鱼鳖腥。我实宦游无况者，拟来随尔带笭箵。

这诗中某些特异的语汇、意象，在梅尧臣诗中也可找到类似的用法，全篇的奔放豪健，气象开阔，则是梅诗中难以找见的；反过来说，梅尧臣诗的精微、深沉、含蓄、细腻等特点，苏舜钦也比较缺乏。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在张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

但也有些小诗，苏舜钦写得相当精致，如《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第二句有些散文化，但用了一个“时”字，使视境动了起来，仿佛花树在一片青青草地中不时跳入眼帘。“幽”和“明”都是形容花，一重心理感受，一重视觉，配合得很别致。全诗的情韵近于唐诗，但更显得清幽细巧些，意脉也较为流动曲折。又如《夏意》：

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也写得小巧别致，情趣盎然。它也不是以平行的意象呈现的，诗中的视线是在不断的流动转换中：先是幽深的小院，然后透过竹帘望见一树明艳的石榴，再是日在中天、树荫垂地的一片夏日景色，最后以一声流莺惊破主人的梦和午睡时的静寂。通过诗人内在体验的流程来构成诗的节奏，脉络肌理十分细密，这正是宋诗的一种特色。

文学风格

诗歌理论
　　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苏舜钦与梅尧臣是一致的。他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说：“诗之于时，盖亦大物。”所谓“大物”，即是指诗可以反映“风教之感，气俗之变”，若统治者有“采诗”制度，就可以据以“弛张其务”，达到“长治久安”。因此，他批评“以藻丽为胜”的文学风气，而大力赞扬穆修等人“任以古道”，石曼卿的诗能“警时鼓众”。而且如前所言，他还提出过“文之生也害道德”的颇为极端的意见。其实苏氏为人性格偏于豪放开张，并无道学家的气息，他的这些主张与他在仕途上积极进取的欲望有重要的关系。

触及现实
　　作为一个关切时政、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苏舜钦的诗常常触及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他的《庆州败》记叙了宋王朝与西夏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地批评了朝廷在边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将领的无能；《吴越大旱》写到一方面饥荒病疠使“死者道路积”，另一方面官府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仍无情搜括粮食，驱使丁壮劳力上战场，致使“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最后并以“胡为泥滓中，视此久戚戚。长风卷云阴，倚柂泪横臆”之句，表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城南感怀呈永叔》同样写出民间由于饥荒而出现的惨状：“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并以“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与之相对照，直斥权势者的无能与无耻。

尖锐直截
　　在反映时弊、揭露社会矛盾方面，苏舜钦往往比梅尧臣来得尖锐直截。这一方面是由于个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同苏舜钦郁郁不得志的遭遇有关。他本是自视很高的人，却总是受排挤乃至遭诬陷，所以既感到自己无法为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又感到个人失意的苦闷。这两种情绪纠合在一起，使彼此都强化了。《城南感怀呈永叔》的末一节说：“我今饥伶俜，悯此复自思：自济既不暇，将复奈尔为？愁愤徒满胸，嵘峵不能齐。”言外之意是：倘若自己能掌握权位，便能够拯救百姓；无奈自顾不暇，所以格外愤懑。而在有些诗中，他更把个人的不满直接宣泄出来，如《对酒》：
　　丈夫少也不富贵，胡颜奔走乎尘世！予年已壮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时愁思不可掇，峥嵘腹中失和气。侍官得来太行颠，太行美酒清如天，长歌忽发泪迸落，一饮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乐如摧朽。读书百车人不知，地下刘伶吾与归！

坦露激昂
　　这种诗情绪坦露激昂，略近于李白的风格，虽然毕竟还不如李白的意气高扬，不可一世。《宋史》本传说苏舜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在北宋诗人中，他确是有些唐人的气味。所以他的理论表述虽然迂腐，诗歌却因情感袒露而显得颇有生气，不是一副道学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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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082年5月初5～1135年6月4日），神宗11子，哲宗弟，是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佶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死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宋徽宗在位25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 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书”。"靖康之变

靖康元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下，宋兵部尚书孙傅把希望放在士兵郭京身上，郭京谎称身怀佛道二教之法术，妄以道门“六甲法”以及佛教“毗沙门天王法”破敌。但神兵大败，金兵 分四路乘机攻入城内，金军攻占了汴京。宋钦宗遣使臣何到金营请和，宗翰、宗望二帅不允。

公元1126年闰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12月15日攻破汴京，金帝废宋徽宗与子赵桓为庶人。公元1127年3月底， 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据说，宋徽宗听到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宋徽宗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先是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接着，到金国都城后，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宇，意为金帝向太祖献俘。尔后，宋徽宗被金帝辱封为昏德公，关押于韩州，后又被迁到五国城囚禁。囚禁期间，宋徽宗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公元1127年7月，宋徽宗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到南宋，行前交给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写着“你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将这几个字出示给周围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宋徽宗哭着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说着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尔后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天会八年七月，金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软禁。到达五国城时，随行男女仅140余人。流放期间徽宗仍雅好写诗，读唐代李泌传，感触颇深。

魂归故土

宋徽宗被囚禁了9年。公元1135年四月甲子日，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享年54岁。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公元1142年8月乙酉日，宋金根据协议，将宋徽宗遗骸运回临安，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皇统元年 二月，金熙宗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将死去的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将钦宗封为天水郡公。第一是提高了级别，原来封徽宗为二品昏德公，追封为天水郡王，升为一品，原封钦宗为三品重昏侯，现封为天水郡公，升为二品。第二是去掉了原封号中的污侮含义。第三是以赵姓天水族望之郡作为封号，以示尊重。

绍兴十二年三月，宋金《绍兴和议》彻底完成所有手续。夏四月丁卯，高宗生母韦贤妃同徽宗棺椁归宋。

同年八月十余辆牛车到达临安，十月，南宋将徽宗暂葬于会稽，名曰永固陵。

轶事典故

青楼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

内侍杨戬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觅新欢。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刺激。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会放过她。自政和以后，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交好王诜
　　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挚友王诜，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坐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之深。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就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之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后宫生活
　　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7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三次河清
　　三国时期曹魏李康《运命论》：“夫黄河清而圣人生。”事实是，出现“河清”，显然与什么“圣人出”无关。大概谁也不会认为宋徽宗是个圣人，但他在位时，竟出现过三次“河清”，皇帝和百官弹冠相庆，用各种形式来歌功颂德。

在黄河中下游，河水也有短时间变清的时候，即史书中作为祥瑞记下的“河清”，并不是五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据地质学史专家李鄂荣先生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河清”，有记载可查的便有43次，首见于汉桓帝延熹八年，如从此时起算，平均不到40年就有一次。

根据《宋史》，宋徽宗在位年间的三次“河清”，分别为：第一次，大观元年，“乾宁军、同州黄河清。”第二次，大观二年，“同州黄河清。”，第三次，大观三年，“陕州、同州黄河清。”

大观元年“乾宁军言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 。“黄河清”被谱写成新曲流传 ，还在韩城建立记载这些祥瑞的“河渎碑”。此碑至今尚在。

可是立碑后仅仅15年，到了1127年，这个导致北宋亡国的宋徽宗，便和他的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押到了金朝统治下的东北地区。

出题作画
　　宋徽宗还亲自出题，留下了“踏花归来马蹄香”的佳话：一日，赵佶踏春而归，雅兴正浓，便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在御花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画考。这里“花”、“归来”、“马蹄”都好表现，唯有“香”是无形的东西，用画很难表现。许多画师虽有丹青妙手之誉，却面面相觑，无从下笔。有的画是骑马人踏春归来，手里捏一枝花；有的还在马蹄上面沾着几片花瓣，但都表现不出“香”字来。独有一青年画匠奇思杰构，欣然命笔。画构思很巧妙：几只蝴蝶飞舞在奔走的马蹄周围，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踏花归来，马蹄还留有浓郁的馨香。宋徽宗俯身细览，抚掌大赞：“妙！妙！妙！”接着评道，“此画之妙，妙在立意妙而意境深。把无形的花‘香’，有形的跃然于纸上，令人感到香气扑鼻 ！” 众画师一听，莫不惊服，皆自愧不如。

赵佶曾用“深山藏古寺”为题来考画院学生。第一个学生画了整个寺院，以及寺院四周的崇山峻岭。第二个学生画了古寺的一角，背景上画了山峦起伏的密林。第三个学生没有画古寺，只画了深山阴谷中的一条石径，尽头一个和尚在溪边打水，大树掩没不知寺院在何处？“深山藏古寺”着意在“藏”字上做文章，给人以“画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享受。“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绘画讲究藏得自然，藏得巧妙，藏得有诗情画意的意境。

收藏名画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也和这位书画皇帝不无干系。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

评价

01.章惇：“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

02.《宋史》记载：“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03.元代脱脱撰《宋史》的《徽宗纪》，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04. 据明人《良斋杂说》记载:“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宋徽 宗其后身也“。

05.《人间正道是沧桑》：宋徽宗就像是李煜的翻版！

06.黄河清，圣人生
　　[三国·魏]李康《运命论》：“夫黄河清而圣人生。”事实是，出现“河清”，显然与什么“圣人出”无关。大概谁也不会认为宋徽宗是个圣人，但他在位时，竟出现过三次“河清”，皇帝和百官弹冠相庆，用各种形式来歌功颂德。
　　在黄河中下游，河水也有短时间变清的时候，即史书中作为祥瑞记下的“河清”,并不是五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据地质学史专家李鄂荣先生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河清”，有记载可查的便有43次，首见于汉桓帝延熹八年，如从此时起算，平均不到40年就有一次。
　　根据《宋史》，宋徽宗在位年间的三次“河清”，分别为：第一次，大观元年，“乾宁军、同州黄河清。”第二次，大观二年，“同州黄河清。”，第三次，大观三年，“陕州、同州黄河清。”　　大观元年“乾宁军言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黄河清”被谱写成新曲流传，还在韩城建立记载这些祥瑞的“河渎碑”。此碑至今尚在。
　　可是立碑后仅仅15年，到了1127年，这个导致北宋亡国的宋徽宗，便和他的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押到了金朝统治下的东北地区。

07.青楼天子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十月十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挚友王诜，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坐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之深。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就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之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7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正当徽宗为此伤感时，内侍杨戬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觅新欢。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刺激。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会放过她。自政和以后，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十月十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张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否则当立长弟申王赵佖，但向太后以自己无子，神宗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赵佖后，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赵佶，章惇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并以宋神宗语驳斥反对派：“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但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赵佶为帝。赵佶即位的第二年，向太后去世，改年号为“建中靖国”。这是赵佶统治政权的开始，在位共二十五年。

腐朽统治
　　徽宗即位后，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在神宗时即是守旧派，当政后随即任命守旧派、韩琦长子韩忠彦为执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相继受攻击，蔡卞首先被贬任知府；同时恢复被贬逐的守旧派官员的名位，守旧派官员接着相继上台。当年七月，向太后还政后不久，反对立徽宗为帝的左相章惇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当时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改次年为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绥斯民”。但是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邓洵武首创徽宗应绍述神宗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执政温益的支持，为徽宗所采纳，首先于同月末决定改明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示放弃调和政策，改为崇法熙宁变法。

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后不久受守旧派攻击而被夺职提举宫观闲居杭州，结交赴杭收集书画的宦官童贯，蔡京以擅长书法逐渐受到可以称之为画家、书法家的宋徽宗的赏识，邓洵武、温益知道徽宗必将重用蔡京，在进呈绍述新法意见时都力荐蔡京，认为徽宗“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

崇宁元年五月，左相韩忠彦首先被贬任知府，蔡京升任执政。随后右相曾布也被贬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为左相，独相达三年之久。其后虽曾二次罢相，但又复相或以太师控制朝政，位在首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还以太师领三省事掌握朝政。徽宗时期始终是蔡京及其党羽的天下，他们打着绍述神宗改革的旗号，作为排斥异己打击反对者的幌子。

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诏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而是请徽宗亲书后即颁行，称为“御笔手诏”，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号称“书杨”，以达到他们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

徽宗初年，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弥漫数百里的梁山泺，是济州、郓州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在李彦及其党羽的摧残之下，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

起义不断
　　宣和元年宋江起义于河北路，同年十二月已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河北剧贼”，北宋朝廷曾下诏进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转战南下京东路，被称为“京东贼”，活动于青、济、郓、濮诸州境内。这时南方的方腊举行起义，发展迅猛，亳州知州、前执政侯蒙上书称：“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其后宋江移军南下，沂州知州蒋圆假作同意起义军借道而袭击南下的宋江起义军，起义军遭受较大损失后，“北走龟蒙间”。

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南下淮阳军，朝廷派官军追击，起义军继续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地区，又被称为“淮南盗”。起义军转而北上，途经沭阳时，遭到县尉王师心邀击，略有损失。二月，在海州为知州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是方腊起义军。方腊是两浙路睦州青溪西部山区的帮源洞漆园主，屡遭“造作局”酷取，他利用包括明教等各种秘密宗教组织起义，为里正发觉，遂杀里正而于宣和二年十月起义，次月即建立政权，首先攻占青溪县城。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随即攻占睦州、歙州，消息传到首都开封，徽宗立即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童贯统率数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而起义军差不多与此同时，已攻占两浙路首府杭州，方腊拒绝部属关于北上抢占江宁，控扼长江天险抗击官军渡江的建议，而是主力南下，先后攻占婺州、衢州、处州等地。

北宋官军于宣和三年正月，受命首先抢占江宁、润州。当正月下旬，北上的东路起义军围攻秀州之际，东路官军也到达秀州，起义军在官军的内外夹击下退往杭州，二月中旬官军攻占杭州。北上的西路起义军，先后受挫于旌德、宁国、歙州。三、四月之际，官军又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腊放弃青溪，退回西部山区帮源洞，帮源洞在东西两路官军的夹击下，激战数日后起义军战败，二十六日，方腊为官军小军官韩世忠所俘，起义失败。起义军的余部转战于浙东地区，至八月间，才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往首都开封，于八月下旬被杀害。北宋朝廷虽然镇压了方腊起义，但并没有吸取教训，革新政局，而是更为黑暗腐败，其时距北宋被金灭掉不过5年左右。

联金击辽
　　政和元年，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夜谒童贯献灭辽之策，受到童贯的重视，遂约马植归来，马植到宋首都开封童贯家后，上书给徽宗，献计宋派遣使臣自登州、莱州渡海到辽东与女真结盟，共灭辽朝，可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深受徽宗赏识，赐马植姓名为李良嗣，后又赐姓赵。金朝建立后宋曾遣使渡海，但未能登陆而回。重和元年马政使金口头表达宋金联合攻辽及燕、云地区归来，金遣散覩等人使宋商议结盟事务。宣和二年宋遣赵良嗣、马政先后使金，金亦数次遣使来宋，双方议定夹攻辽朝，辽燕京由宋军攻取，金军进攻辽中京大定府等地，辽亡后燕云地区归宋朝，宋将原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给金朝，史称“海上之盟”。

但是，由于宋军腐败，缺乏战斗力，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均被辽守军打败，辽南京还是由金军攻占。宋每年加付一百万贯钱为代税钱，随同每年的“岁币”交付给金朝，宣和五年四月，金方将燕京及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俘往东北作奴隶，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残破不堪的一座空城 ，宋设燕山府路统治新得的燕京地区。云州地区，金太祖也表示在宋出犒军费给金的条件下归属宋朝。五月，金已许将朔、武、蔚三州先归宋，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就因同年六月金太祖病死而中止。

金太宗即位之初也是遵守盟约的。宣和六年，当时的主将宗翰、宗望都反对割山西地与宋，太宗还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靖康元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下，宋兵部尚书孙傅把希望放在士兵郭京身上，郭京谎称身怀佛道二教之法术，妄以道门“六甲法”以及佛教“毗沙门天王法”破敌。但神兵大败，金兵分四路乘机攻入城内，金军攻占了汴京。宋钦宗遣使臣何到金营请和，宗翰、宗望二帅不允。

被掳北上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底，金兵再次南下。十二月十五日，东京之战失利，金军攻破汴京，金帝废宋徽宗与子钦宗赵桓为庶人。靖康二年三月底， 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据说，宋徽宗听到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宋徽宗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先是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接着，到金国都城后，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宇，意为金帝向太祖献俘。尔后，宋徽宗被金帝辱封为昏德公，关押于韩州，后又被迁到五国城囚禁。

囚禁期间，宋徽宗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靖康二年七月，宋徽宗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到南宋，行前交给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写着“你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将这几个字出示给周围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宋徽宗哭着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康王赵构“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说着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尔后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金天会八年七月，金朝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软禁。到达五国城时，随行男女仅140余人。流放期间徽宗仍雅好写诗，读唐代李泌传，感触颇深。

魂归故土
　　宋徽宗被囚禁了九年。金天会十三年四月甲子日，宋徽宗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享年54岁。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

金皇统元年二月，金熙宗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将死去的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将钦宗封为天水郡公。第一是提高了级别，原来封徽宗为二品昏德公，追封为天水郡王，升为一品，原封钦宗为三品重昏侯，现封为天水郡公，升为二品。第二是去掉了原封号中的侮辱含义。第三是以赵姓天水族望之郡作为封号，以示尊重。金皇统二年八月乙酉日，宋金根据协议，将宋徽宗遗骸运回都城绍兴，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绍兴十二年三月，宋金《绍兴和议》彻底完成所有手续。夏四月丁卯，高宗生母韦贤妃同徽宗棺椁归宋。同年八月，十余辆牛车到达两浙，十月，南宋将徽宗暂葬于绍兴府会稽县，名曰永固陵。

为政举措

军事
　　尽管宋徽宗是一个昏庸的君主，也并非没有任何政绩，在其统治的中期，宋徽宗派遣将领王厚消灭了青唐羌政权，收复了自中唐以来已经陷于吐蕃人之手300多年的青唐地区，并且在大观二年，派遣童贯远征青唐残部，一路远征至今新疆且末县附近，按王安中《定功继伐碑》所记载“二年诏发兵六万讨之……师逾青海至节占城”一度控制了西域的东南部地区，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文化
　　①绘画
　　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如题目为“山中藏古寺”，许多人画深山寺院飞檐，但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房屋，只画了一个和尚在山溪挑水；另题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花卉，只画了一人骑马，有蝴蝶飞绕马蹄间，凡此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由于许多画上并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他本人又擅长绘画。对鉴别这些画是否是赵佶的作品有不小的难度。有一观点确定他的真迹有《诗帖》、《柳鸭图》、《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四禽图》等，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是御题画。
　　宋徽宗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倡导作用。吹弹、书画、声歌、词赋无不精擅。平生著作极多，都散佚无存。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等图。有词集《宋徽宗词》。 徽宗未做皇帝之前，就喜好书画，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画家往来。即位以后，在书画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画院的重视和发展。他于崇宁三年设立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摘古人诗句作为考题。考入后按身份分为“士流”和“杂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加以培养，并不断进行考核。入画院者，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当时，画家的地位显著提高，在服饰和俸禄方面都比其他艺人为高。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加上作为书画家的徽宗对画院创作的指导和关怀，使得这一时期的画院创作最为繁荣。在他的指示下，皇家的收藏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且将宫内书画收藏编纂为《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成为今天研究古代绘画史的重要资料。宋徽宗本人的创作面目并不象他要求画院画家的那样工谨细丽，而是偏于粗犷的水墨画。传世作品中，有其签押的作品较多，但所画比较工细的，如《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雪江归棹图》、《瑞鹤图》、《翠竹双雀图》等作品皆被专家认定为是画院中高手代笔之作。只有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四禽图》卷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柳鸦图》卷被认定是他的亲笔，两画都是水墨纸本，笔法简朴，不尚铅华，而得自然之趣。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池塘秋晚图》也属此类。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也和这位书画皇帝不无干系。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 北宋灭亡后，兴盛一时的徽宗宣和画院随之结束，一些画院画家经过辗转逃亡，逐渐集结于南宋的都城临安，先后被恢复在画院中的职务，成为南宋画院的骨干力量。李唐、刘宗古、杨士贤、李迪、李安忠、苏汉臣、朱锐、李从训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宋高宗虽然在政治上也是苟且偷安，但对于书画之事，仍十分重视，特别是后来他利用绘画为他的政治服务，组织画家进行创作。所以，南宋时绘画活动主要还是以画院为中心。

②书法
　　另外，徽宗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宋徽宗的签名堪称甚有特点。像一个“天”字但是这“天”字的第一笔又和下面的有一段距离。其意为 “天下一人”
　　宋徽宗赵佶他创造的“瘦金书”，颇得书法家重视，用这种字体书写的崇宁大观等钱币是收藏家至爱的珍品。《书史会要》评价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他的绘画重视写生，尤善画花鸟画，极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
　　他对自然观察入微，曾写到：“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腿”等有关绘画的理论文章。广泛搜集历代文物，令下属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录》等著名美术史书籍。对研究美术史有相当大的贡献。
　　徽宗还喜爱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后人把这种画叫“御题画”。由于 许多画上并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他本人又擅长绘画。对鉴别这些画是否是赵佶的作品有不小的难度。有一观点确定他的真迹有《柳鸭图》《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四禽图》等，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是御题画。
　　宋徽宗还亲自出题，留下了“踏花归来马蹄香”的佳话：一日，赵佶踏春而归，雅兴正浓，便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在御花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画考。这里“花”、“归来”、“马蹄”都好表现，唯有“香”是无形的东西，用画很难表现。许多画师虽有丹青妙手之誉，却面面相觑，无从下笔。有的画是骑马人踏春归来，手里捏一枝花；有的还在马蹄上面沾着几片花瓣，但都表现不出“香”字来。独有一青年画匠奇思杰构，欣然命笔。画构思很巧妙：几只蝴蝶飞舞在奔走的马蹄周围，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踏花归来，马蹄还留有浓郁的馨香。宋徽宗俯身细览，抚掌大赞：“妙！妙！妙！”接着评道，“此画之妙，妙在立意妙而意境深。把无形的花‘香’，有形的跃然于纸上，令人感到香气扑鼻 ！” 众画师一听，莫不惊服，皆自愧不如。他还发展了宫廷绘画，广集画家，创造了宣和画院，培养了像王希孟、张择端、李唐等一批杰出的画家。他组织编撰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是美术史研究中的珍贵史籍，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③宗教
　　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
　　他多次下诏搜访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间编成的《政和万寿道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他下令编写的“道史”和“仙史”，也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史和道教神化人物传记。宋徽宗还亲自作《御注道德经》、《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和《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等书，使我国道籍研究有了完备的资料。

社会
　　宋代，是我国茶事演进的重要阶段，盛行点茶、斗茶以及茶百戏等。宋徽宗精于茶艺，曾多次为臣下点茶，蔡京《太清楼侍宴记》记其“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据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还下诏北苑官焙制造、上供了大量名称优雅的贡茶，如玉清庆云、瑞云翔龙、浴雪呈祥等。
　　宋徽宗对中国茶事的最大贡献是撰写了中国茶书经典之一的《大观茶论》，为历代茶人所引用。关于该书书名，此书绪言中说：“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说：“至大观初今上亲制《茶论》二十篇”。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有著录：“《圣宋茶论》一卷，右徽宗御制”。《文献通考》沿录，可见此书原名《茶论》。由于晁公武是宋人，所以称宋帝所撰茶论为《圣宋茶论》。明初陶宗仪《说郛》收录了全文，因其所作年代为宋大观年间，遂改称《大观茶论》，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收录此书时沿用此书名，今仍之。
　　《大观茶论》全书首绪言，次分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共二十目。对于地宜、采制、烹试、品质等，讨论相当切实。其中尤其是关于点茶的一篇，详细记录了宋代流行点茶这种代表性的茶艺，为后人了解宋代点茶提供了依据。

成就

独创“瘦金体”书法
　　宋徽宗赵佶不仅擅长绘画，而且在书法上也有较高的造诣。赵佶书法在学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
　　瘦金书的意思是美其书为金，取富贵义，也以挺劲自诩。
　　赵佶传世的书法作品很多，楷、行、草各种书法作品皆流于后世，且笔势挺劲飘逸，富有鲜明个性。其中笔法犀利、铁画银钩、飘逸劲特的《秾芳依翠萼诗帖》为大字楷书，是宋徽宗瘦金书的杰作。
　　但是宋徽宗的书法存在着柔媚轻浮的缺点，这也许是时代和他本人的艺术修养所致，但他首创的瘦金体的独特的艺术个性，为后人竞相仿效。既以开创了一大流派的书体。

诗书画印四结合
　　赵佶于花鸟画尤为注意。《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见其偏爱之深。《画继》记载赵佶曾写《筠庄纵鹤图》。 “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这种赞誉赵佶花鸟画精致、生动传神的文字记载俯拾皆是。流传至今题为赵佶的大量精美的花鸟画作，则证实了这种记载的真实性。赵佶的花鸟画，以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既从形象上充分掌握了对象的生长规律，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中国传统花鸟画向分徐、黄两派，两派各有长短。黄派长于用色而短于用笔，徐派长于用笔而短于用色。以技术的标准论，徐不及黄的精工艳丽；凭艺术的标准言，黄不及徐的气韵潇洒。用笔和设色作为中国传统花鸟画技法中两大极为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各走极端，易生偏向。北宋前期黄派画风一统画院，经过一百年的辗转摹拟而显得毫无生气之时，崔白、易元吉奋起改革复兴徐熙画法，黄派暂居下风，但并未退出花鸟画坛，因而使花鸟画得以蓬勃发展。至北宋晚期，徐、黄两派实际上处于并行发展的势态。凭赵佶深厚的艺术修养，他对徐、黄两派的技法特点的认识是清醒的。因此，赵佶的花鸟画是学习吴元瑜而上继崔白，也就是兼有徐熙一派之长。当然他也并非只学一家，而是“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如文献记载那样，时而承继徐熙落墨写生的遗法，时而“专徐熙黄荃父子之美”。显然，就创作技法而言，徽宗既学吴元瑜、崔白也就是徐熙系统的用笔，又喜黄荃、黄居宷的用色，并力求使两者达到浑化一体的境界。徐熙野逸，黄家富贵。徐、黄两派又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赵佶作为当朝皇帝，又是极力享受荣华富贵、纵情奢侈的人，对于精工富丽的黄派风格，有他根深蒂固的爱好。同时，他又处在文人画蔚然兴起之后，必定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他的周围又聚集着一群雅好文人生活方式的贵官宗室如王诜、赵令穰等，又与文人画的倡导者之一米芾关系颇为密切。米芾崇尚“平淡天真，不装巧趣”的美学观，赵佶自然深受影响。尤其是他本人全面而又精深的文化艺术修养更使其审美情趣中透射出浓郁的文人气质。因此，赵佶既崇尚黄派的富贵，又喜好徐派的野逸，其审美趣味也是糅和了徐、黄两家的。
　　历来关于赵佶的艺术成就，论者都以他的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他的花鸟画中。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独特性。经营位置为画家的总要，所以画面布置因题材内容繁简不同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这是人人皆能学习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这需要作者独出心裁，巧妙安排。赵佶花鸟画的构图，时有匠心独运之作。如《鸜鹆图》轴，画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写鸜鹆两只，奋翅相争纠结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只处于优势，用利爪抓住对方的胸腹，张嘴怒视；但是下面的一只并不示弱，依然奋勇挣扎，进行反击，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仅飘动着几根羽毛，令人想到这两只酣战的鸜鹆，是从高处一直斗下来，并显得空间的广阔，画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栖另一鸜鹆，作噪鸣状，扑翼俯看下面两只正在争斗的同伴，不知是喝彩还是劝架，又似乎想飞下来参加决斗。焦急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鸜鹆的心理感情，也刻画得细致入微。槎枒的松枝和瘦硬锋锐的松针，与纠结在一团的浓墨的鸜鹆相对比，更增强了画面的动感。虽然画中所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这是徽宗时期花鸟画的特有风格，并由此开启了南宋刘、李、马、夏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改革先声。
　　第二，写实技法的独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专家曾把赵佶花鸟画的写实技巧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因为它给人以“魔术般的诱惑力”。北宋的绘画理论中以气韵为高的说法已不少见，但在赵佶时代，严格要求形神并举。“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 。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达到神似。所谓写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确的形体，还必须富有活泼的精神。赵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达到神似的。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作的技术性尝试。如《御鹰图》， 论其艺术描绘，双勾谨细，毛羽洒然，形体生动而自然。尤其是鹰眼的神姿，英气勃发，显示着一种威猛之气。而艺术的格调，却是清新文雅，绝去粗犷率野的情味。尽管双勾是历来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新颖的画风，是形神兼备的高妙写生，已从朴实真诚之趣，变而为精微灵动，与崔白、吴元瑜等显示了一定的距离了。又如《金英秋禽图》中的一双喜鹊，笔画细致，描绘对象无微不至。以俊放的笔来表达细致的写生，真可谓神妙之至。花的妩媚，叶的飘逸，枝的挺劲，草的绰约，石的玲珑，以及鸟兽的飞鸣跳跃，草虫的飞翔蠕动，无一不赖其魔术般的写实技巧款款传出，而了无遗憾。正如张丑题赵佶的《梅花鸜鹆图》诗：“梅花鸜鹆宣和笔，十指春风成色丝；五百奇踪悬挂处，暗香疏羽共纷披。”所谓“奇踪”和“色丝”都是形容绝妙之意。这种写生传统是中国画最可宝贵的传统。其实，苏轼论证绘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的含义，不是不要形似而单讲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抒写出对象的内在精神。譬如他在《书黄荃画雀》中写道：“黄荃画飞雀，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在这里，苏轼特别强调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研究对象，这与赵佶之钻研“孔雀升高，必举左”，态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
　　第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签名，喜作花押，据说是“天下一人”的略笔，也有认为是“天水”之意。盖章多用葫芦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始于宋代苏轼、米芾、赵佶、赵子团等人。元明以后，诗、书、画、印相结合已成为中国画的传统特征，但在北宋，却还处于草创时期，赵佶是善开风气之先的。
　　显而易见，赵佶的花鸟画是当得起后人的倍加赞美的，但是，与这些誉美之词相悖的，是对他的花鸟画的怀疑甚至否定。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说：“《宣和睿览集》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度其万机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中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意思是说，因为赵佶花鸟画数量众多，作为皇帝他是没那么多时间作画的，所以作出以上推测。明代董其昌进一步认为“宣和主人写生花鸟时出殿上捉刀，虽着瘦金书小玺，真赝相错，十不一真” 。这种妄意的推断，缺少依据，从画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近代亦有人根据刘益、富燮两人曾在政和、宣和年间“供御画”，推测赵佶所有的作品，都是这两人的代笔。赵佶的画迹真赝相杂，这是事实，但因此而否定其绘画创作，这是极不科学的研究态度。据史料记载，徽宗赵佶经常举行书画赏赐活动，这些赏赐给官僚臣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画院画家的手笔，这本来就是十分自然，无可厚非的。作为皇帝画家赵佶，自然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从事创作，来供给他必需的用途。翰林图画院原属宫廷服役机构，画院画家有义务画这些应制的作品，所谓“供御画”的作用正在于此。徽宗在上面题印，只是表示他对官僚臣下的恩赐之意罢了。在历代画家中，因应酬关系，而出于代笔的也不少。如《宣和画谱》所记：“吴元瑜晚年，多取他画或弟子所摹写，冒以印章，谬为己笔。”可以肯定，这些“他画”或弟子摹作，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吴元瑜的绘画样式。同样，即使现存徽宗画迹中有画院中人手笔，这些作品也是根据徽宗首肯的模式去创作的，从中仍旧可以见出徽宗的绘画风格和审美趣味，而绝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艺术创作。
　　美术史家徐邦达在《宋徽宗赵佶亲笔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中，将传世的徽宗画迹分为粗拙简朴与精工细丽两种，认为后者只能代表徽宗的鉴赏标准，应是画院中人代笔，而简朴生拙的才是赵佶亲笔。徐邦达关于代笔问题的研究显然比前人深入具体了许多。但是，从绘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个画家的画风往往不止一种，有主要的画风，也有次要的画风。两种画风有时几乎对立，让人难以相信是出于一人之手。画写生的人有时也画写意，画青绿的人有时也喜欢水墨。早年用功的作品与老年成熟的作品也必然大有差别。作画人若一生只画一种风格的画，那是画工，不是画家。对赵佶画笔真赝的考辨见仁见智都是属于情理之中的。但是，每一位优秀的画家，总有一种艺术化的人格精神把他所有不同体貌、不同风格的作品融为一体，声息相应。谢稚柳在《宋徽宗赵佶全集·序》中对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的考辨则是较为详审精到的。首先，谢稚柳根据赵佶各个时期不同风貌的画笔中前后统一的笔势特征，将《竹禽图》、《柳鸦芦雁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四禽图》、《写生珍禽图》、《祥龙石图》、《瑞鹤图》、《杏花鹦鹉图》等定为赵佶真笔。认为这些画以其精微灵动的写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调表现出赵佶画笔特有的性格和情意，与画院画家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随是判然有别的。其次，以笔势特征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锦鸡与并栖在梅枝上的白头鸟，我们看不出与上列赵佶亲笔的笔情墨意，其中含蕴着共同之处，这些只能说是追随赵佶的格调，是无可逃遁的。”谢稚柳还根据《南宋馆阁续录》把《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定为御题画，“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谢稚柳论证考鉴，比前人似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中虽有赝迹，但他在花鸟画领域中的创造性成就却是不容否定的。
　　总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 ，诗词书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尤其是绘画方面，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能“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 。正如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一书中所说：“帝位为徽宗的绘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徽宗的画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流传后世的。”这是一句十分客观的公道话。可以说，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

艺术主张
　　赵佶的艺术主张，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是工笔画的创始人，花鸟、山水、人物、楼阁，无所不画，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点。他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充满祥和的气氛。他注重写生，体物入微，以精细逼真著称，相传他曾用生漆点画眼睛，更加生动、栩栩如生，令人惊叹。赵佶的画取材于自然写实的物像，他构思巧妙，着重表现超时空的理想世界。这一特点打开了南宋刘松年、李蒿和夏圭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变革之门。他还强调形神并举的绘画意念。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的画写实技巧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赵佶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创作时，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成为元、明以后绘画派传统特征。
　　赵佶在位时，曾广泛收集历代文物书画，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让文臣分门别类，著书评论，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这些都对宋代的绘画艺术起到了推动和倡导作用。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许多画师，如李唐、苏汉臣、米芾等，皆是由此脱颖而出，树誉艺坛。皇帝如此钟爱书画，文人雅客又怎能不趋之若鹜？北宋书法、宫廷画在此时发展到极致。
　　在书法上，赵佶起初学的是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揉各家，取众人所长又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体”，既有“天骨遒美，逸趣霭然”之感，又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如“屈铁断金”。特点是笔划瘦细而有弹性，尾钩锐利，运笔迅疾。字一般呈长形，张弛有度，有一种秀美雅致、舒畅洒脱的感觉，而且通篇法度严谨，一丝不苟。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此后尽管学习这种字体的人很多，但能得到其神韵的却寥若晨星，这足以见证赵佶的书法功力。相比之下，赵佶的诗词显得较为平庸，尤其是前期诗词，多为矫情之作，享乐情调十分明显。但在沦为亡国之君之后，他触景生情，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像“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读来让人心中隐隐作痛。
　　《瑞鹤图》是公认的宋徽宗存世工笔写实类花鸟画真迹，为存世绝少的宋徽宗“御笔画”。
　　此图画庄严耸立的汴梁宣德门，门上方彩云缭绕，18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在上空翱翔盘旋，另两只站立在殿脊的鸱吻之上，回首相望，天空及宫殿周围的祥云皆以平涂渲染，更烘托出仙鹤动飞之势和曼妙体态，气氛祥和吉庆。画后有赵佶瘦金书叙述一段。
　　《瑞鹤图》曾收入《宣和睿览集》， 金军攻入汴梁时，这件作品被拆成单幅的卷轴流散出去，清乾隆晚期被收进清宫，溥仪私自夹带出宫后流失到东北，最终成为辽宁博物馆的藏品。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是宋徽宗赵佶之“御笔画”，构图和技法俱皆精到：构图中一改常规花鸟画传统方法，将飞鹤布满天空，一线屋檐既反衬出群鹤高翔，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绘画技法尤为精妙，图中群鹤姿态百变，无有同者，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池塘秋晚图》卷本幅以荷鹭为主体，将各种动、植物分段安排在画面上。卷首画红蓼与水蜡烛，暗示水岸。接着白鹭一只迎风立于水中。荷叶欹倾，水草顺成一向，衬托白鹭充满张力的姿态。荷叶有的绿意未退，有的则枯萎残破，墨荷与白鹭之间的黑白对比，增强水墨色调的变化关系。后有鸳鸯，一飞一游，红蓼、水蜡烛及枯荷装点出萧瑟的秋意。而白鹭的眼神、鸳鸯的动向尚有往后延伸之势，让观者有意犹未尽之感。
　　宋徽宗对绘画有精湛的研究，尤擅长花鸟，据传画鸟用生漆来点睛，成豆形突出于画幅之上，又黑又亮，炯炯有神。
　　本幅为粉笺本，此粉笺新纸时，光洁亮丽，其上尚印有卷草纹图案，是当时极为珍贵的材质。由于纸面经过上粉处理，具有不吸水性，因而影响到笔墨的趣味。乍看之下，笔墨甚为质朴，有斑剥古趣。其构图是将各种动、植物分段逐次安排在画面上，是唐代及其以前习见的构图式，在描绘花草的形态技法较为古朴，有唐人装饰意味的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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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阆（?～1009）宋初著名隐士、文人。字梦空，一说字逍遥，号逍遥子，大名（今属河北）人，一说扬州(今属江苏)人。性格疏狂，曾两次坐事亡命。真宗时释其罪，任滁州参军。有诗名，风格类孟郊、贾岛，亦工词，今仅存《酒泉子》十首。"生平

潘阆，为人疏狂放荡，一生颇富传奇色彩。早年在汴京讲堂巷开药铺。太平兴国七年，卢多逊为相时图谋立秦王赵廷美为帝，潘阆参预其谋。后卢多逊和秦王事败，潘阆受株连而遭追捕。潘阆假扮僧人逃进今山西省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一路辗转到杭州、会稽卖药为生。

至道元年，潘阆因宦官王继恩推荐，得到宋太宗的召见，赐进士及第，国子四门助教。因其过于狂妄，未几追还诏书。太宗驾崩之前，潘阆与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为帝。事败，真宗即位，将王继恩等人尽行诛窜。潘阆逃往舒州潜山寺。咸平初，入京被收系入狱，真宗过问逮捕审讯，不久获宽释，任滁州参军。赴任滁州途中，潘阆写有《赴滁州散参军途中书事》诗：“微躯不杀谢天恩，容养疏慵世未闻。昔日已为闲助教，今朝又作散参军。高吟瘦马冲残雪，远看孤鸿入断云。到任也应无别事，愿将清俸买香焚。”

潘阆晚年遨游于大江南北，放怀湖山，最后死于泗上。道士冯德之迁其遗骨葬于杭州。集贤院钱易铭其墓云：“逍遥尝与道士冯德之居钱塘，约归骨于天柱山。大中祥符三年为泗州参军，卒于官舍。德之遂囊其骨归吴中，葬于洞霄宫之右。”今杭州城有“潘阆巷”。

潘阆与寇准、钱易、王禹偁、林逋、许洞等交游唱和，著《逍遥词》。

评价

潘阆诗才不俗，当时苏州才子许洞，恃才傲物，常把僧人、隐士一类不放在眼中，但《赠潘阆》一诗却说：“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仰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呶呶。罚教临老投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 ”

好事者以阆游浙江咏潮得名，以轻绡写其形容，谓之潘阆咏潮图。王禹偁《寄潘阆处士》描写他说：“烂醉狂歌出上都，秋风时节忆鲈鱼。江城卖药长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一片野心云出岫，几茎吟发雪侵梳。算应冷笑文场客，岁岁求人荐《子虚》。”

魏野《赠潘阆》诗说：“昔贤放志多狂怪，若比今来总不如。从此华山图籍上，又添潘阆倒骑驴。”

黄静之在《酒泉子》词跋中云：“潘阆，谪仙人也，放怀湖山，随意吟咏。词翰飘洒，非俗子可仰望。”

太宗朝的翰林学士宋白写给潘阆的诗甚至说：“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简直视他为诗歌方面的国宝。潘阆有《叙吟》一诗，说自己：“高吟见太平，不耻老无成。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此外非头念，人间万事轻。”表明了对诗歌的执着，对诗才的自负，同时也表明他的创作是遵循贾岛以来的“苦吟”传统的。不过在他身上似乎传统的影响远不若个性的力量，他的诗风不像贾岛等诗僧以清奇僻苦为主，而是倾向于自然真率，闲逸疏放。

轶事典故

装鬼
　　柳开，宋初文学大家，一惯尚气自任，常被潘阆所嘲笑。端拱年间，柳开出知全州，途经扬州，做为朋友的潘阆自然要迎送一番。二人来到馆驿，见一堂门窗严闭，十分诡秘。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无人居已数十年。柳开一听，来了精神，“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讋夷夏，有何畏哉？当下命人打扫，住了进去，潘阆见状暗笑不已，顿时心生一计。
　　当夜，潘阆“以黛涂身，衣豹文犊鼻，吐兽牙，披发执金棰，由外垣入，正据厅脊，俯视堂庑。”月明星朗，细微可见，那柳开正持剑四处游走，忽闻一声巨吼，如狮如虎，不禁心惊胆寒，担头却见一妖怪正居厅上！正欲仔细相看，又闻一声巨吼，柳开心胆皆碎，惶恐万分，只得道：“某假道赴任，暂憩此馆，非意干忏，幸赐恕之。”潘阆把柳开平日胡做非为之事一一道来，厉声道：“阴府以汝积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摄，便须急行。”柳开急忙拜倒，“事诚有之，其如官序未达，家事未了。傥垂恩庇，诚有厚报。”说完再拜，痛哭流涕。阆缓缓道：“汝识吾否？”柳开战战兢兢：“尘土下下，不识圣者。”阆大笑，曰：“只吾便是潘阆也！”柳开气急败坏，连呼阆下。潘阆知柳开生性暴躁，当夜远远逃遁去了。

扮僧
　　潘阆为人豪放，欲成大事，与参知政事卢多逊来往密切。卢多逊与重臣赵普交恶，被奏与秦王赵廷美密谋起事，潘阆亦受到牵连。是时，潘阆在京师讲堂巷开了家药铺做掩护，秘谋其事。只是潘阆不太懂得找掩护，他使刘少逸、鲍少卿做药童，唐巾韦带，气貌爽秀，为一时所瞩目。
　　卢多逊事败后，潘阆闻之有诗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无好梦，白日有闲愁。”潘逍遥刚哀叹完，就听说朝廷派人来捕自己，忙跑到邻居家，说：我犯事了，密谋泄露，禁兵正在追我。我死了，就我一个人。你们如果窝藏罪犯，如果抓住你们，就不是死一个，而是死一家，隔壁几家也可能知道。这可是要株连九族的。你们看着办吧！是把我送去交官还是藏起来，你们选择。”一番威逼，街坊无奈，只能将他藏匿于壁。捕者无获，只得别处寻找去了。
　　待到风声刚过，潘阆穿了件僧袍，剃了须发，手持佛磬，五更时分化妆出城，算是暂时脱离了虎口。此后，潘阆又化妆成箍桶匠，马不停蹄地逃到朋友阮思道家中。阮思道假装不识，只让下人领潘阆在庭中箍桶，自己拿了三锾钱放在桌案上，乘马出门去了。潘阆何等聪明，当时就明白了，看四下无人，拿了钱就跑。过不多时，阮思道归来，问仆人：案上三锾及桶匠何在？仆人答不知，被思道痛揍一顿，并命他四处寻找。如此一来，阮思道也算脱了干系。

题诗
　　潘阆在为僧途中题诗于钟楼上言：“散拽禅师来蹴踘，乱拖游女上秋千。”被寺僧所怀疑，不得不离开中条山寺。潘阆遇赦后死不改悔，故态复燃，得意忘形，写了一首《扫市舞》的词：
　　“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
　　这种狂放的行径为当时士人所不齿，太宗怒而追还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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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1085–1166）中国南宋诗人。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其先赣州（今江西赣县）人，徙居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历任江西、浙西提刑、秘书少监、礼部侍郎。曾几学识渊博，勤于政事。他的学生陆游替他作《墓志铭》，称他“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后人将其列入江西诗派。其诗多属抒情遣兴、唱酬题赠之作，闲雅清淡。五、七言律诗讲究对仗自然，气韵疏畅。古体如《赠空上人》，近体诗如《南山除夜》等，均见功力。所著《易释象》及文集已佚。《四库全书》有《茶山集》8卷，辑自《永乐大典》。"生平

生平阅历及主要著作
　　徽宗朝，以兄弼恤恩授将仕郎。试吏部优等，赐上舍出身，擢国子正兼钦慈皇后宅教 授。迁辟雍博士，除校书郎。历应天少尹。钦宗靖康元年，提举淮东茶盐。高宗建煤田为三年，改提举湖北茶盐，徙广西运判，历江西、浙西提刑。绍兴八年，会兄开与秦桧力争和议，兄弟俱罢。逾月复广西转运副使，得请主管台州崇道观，侨居上饶七年，自号茶山居士。二十五年桧卒，起为浙东提刑。明年改知台州。二十七年召对，授秘书少监，擢权礼部侍郎。以老请谢，提举洪州玉隆观。孝宗隆兴二年以左通议大夫致仕。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谥文清。有《经说》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久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茶山集》八卷。《宋史》卷三八二有传。曾几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武英殿聚珍版本，及《两宋名贤小集》所收《茶山集》、《瀛奎律髓》。新辑集外诗另编一卷。
　　曾几诗的特点讲究用字炼句，作诗不用奇字、僻韵，风格活泼流动，咏物重神似。

亲属
　　父亲：曾准，仁宗嘉祐八年进士。
　　长兄：曾弼，徽宗崇宁二年进士，官至提举京西南路学事。
　　次兄：曾懋，徽宗元符三年进士，累官至吏部尚书。
　　三兄：曾开，徽宗崇宁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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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庠（1065～1147）南宋初词人。字养直，初因病目，自号眚翁。本泉州人，随父苏坚徙居丹阳(今属江苏)。因卜居丹阳后湖，又自号后湖病民。苏坚有诗名，曾与苏轼唱和，得苏轼赏识，并因苏轼称誉其诗而声名大振。徽宗大观、政和之际，苏庠曾依苏固与徐俯、洪刍、洪炎、潘淳、吕本中、汪藻、向子諲等结诗社于江西。在澧阳（今湖南澧县）筑别墅以供游憩。其后居京口。高宗绍兴年间，苏庠与徐俯同被征召，独不赴，隐逸以终。"文学创作

苏庠在当时曾有诗名。有的评论家甚至比之为李白。《宋诗纪事》所辑选的10余首诗，内容多是怡情自然风物，格调轻快空灵，江西诗派习气不甚浓重。但他传世较多的是词，词的成就高于诗。其词多描写闲适生活。这与他隐居不仕的经历和志趣是直接相关的。他能避纤丽与浮艳，以明朗爽洁的笔调绘出“淋浪淡墨水云乡”,给北宋末年以来的词坛吹入了清新的空气。他不乏写景的佳作，如〔虞美人〕：“山连积水水连空，溪上青蒲短短柳重重”；〔菩萨蛮〕：“北风振野云平屋，寒溪淅淅流冰谷。落日送归鸿，夕岚千万重。”但也常流露出忘怀世事的消极思想，如“瓮中春色，枕上华胥，便是长生”；“醉眠篷底，不属人间世”。总的说来，苏庠词的内容比较狭窄，对北宋末年的社会现实反映得很少。不过在“年时忆著花前醉，而今花落人憔悴”，“白沙烟树有无中，雁落沧洲何处所”的清婉之词中，似乎也隐含着一丝家国沦亡的哀怨与怅惘。

苏庠的作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后湖集》10卷、《后湖词》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庠集》30卷，均佚。近人刘毓盘辑有《后湖词》1卷，易大厂编入《北宋三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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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肖（1241～1318）宋末诗人、画家，连江（今属福建）人。原名不详，宋亡后改名思肖，因肖是宋朝国姓赵的组成部分。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号所南，日常坐卧，要向南背北。亦自称菊山后人、景定诗人、三外野人、三外老夫等。曾以太学上舍生应博学鸿词试。元军南侵时，曾向朝廷献抵御之策，未被采纳。后客居吴下，寄食报国寺。郑思肖擅长作墨兰，花叶萧疏而不画根土，意寓宋土地已被掠夺。有诗集《心史》、《郑所南先生文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等。"生平

郑思肖，南宋理宗淳祐元年生，元仁宗延佑五年卒，年78岁。父亲郑起，字叔起，号菊山，官南宋平江书院山长。郑思肖年少时秉承父学，明忠孝廉义。20岁左右，为太学优等生，应博学鸿词试，授和靖书院山长。

当元军大举南下时，郑思肖到临安叩宫门上疏皇帝，怒斥尸位素餐者之恃权误国，要求革除弊政，重振国威，抵抗元军。因言辞激烈，上书被扣压，未予上报。

南宋灭亡后，郑思肖学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精神，不臣服蒙元的统治，自称“孤臣”。因肖是赵的构成部分，所以改名思肖，字号忆翁和所南也都包含有怀念赵宋的意思。郑思肖把居室题额为“本穴世家”，如将“本”下的“十”字移入“穴”字中间，便成“大宋世家”，以示对宋的忠诚。

郑思肖原与宋宗室、著名画家赵孟頫交往较多。后赵降元并任官。郑思肖即与之绝交。郑思肖擅画兰，宋亡后，所画兰均无土和根，因土地已沦丧于异族。无从扎根。当时一些权贵向他所要画兰，尤靳不与。庸人孺子颇契其意者，则反与之。邑宰求之不得，知其有田，因胁以赋役取。先生怒曰：“头可断，兰不可画！”他每逢岁时伏腊，望南野哭而再拜。郑思肖喜佛老教，工画兰，疎花简叶，不求甚工，画成即毁之，绝不轻易随便给予他人，所以他能存世至今画的兰花及其少，现只存一幅《墨兰图》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七次迁居

连江郑氏的先世可谓源远流长，据《郑所南文集·先君菊山翁家传》记载，郑姓得于周宣王母弟受封之后，至西晋永嘉年间，分派入闽，居于连江透堡东导村，至郑思肖生活的南宋末年，为时已十余世。

第一次迁居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郑思肖的父亲郑菊山携眷出闽，来到南宋京城临安定居。南宋淳祐元年，郑思肖诞生于杭州西子湖畔。宋理宗宝祐二年，14岁的郑思肖随父举家徙居苏州，寓居苑桥，此年，郑思肖考中秀才，遵父命开始了游学四方的人生旅程。
　　郑思肖在寓居苏州的岁月里，偏安一隅、日见衰弱的南宋王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因战乱频仍，时局的艰危，家境的贫寒，使得郑思肖在苏州居无定所，屡屡搬迁。据郑思肖的《三膜堂记》载，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曾七次迁居。迁徙期间，每居一处，长则十年，短的仅仅居住一年，就开始迁居，可见当时的时局之动荡。
　　宋理宗宝祐三年，也就是郑家迁居苏州的第二年，内侍董宋臣弄权纳贿，无恶不作，人称“董阎罗”。此年，在苑桥仅仅居住短短的一年，郑思肖就随父由苑桥迁居条坊巷，这是郑思肖在苏州的第一次迁徙。郑思肖在条坊巷度过了十年的青春岁月。此间，郑思肖的父亲郑菊山于宋理宗景定三年病逝，葬于苏州长州县西北三十里甑山西陇。此年，郑思肖22岁。

第二次迁居
　　宋度宗咸淳元年，宋廷加封贾似道为太师，进封魏国公，世称“师臣”，此年郑思肖25岁。由于父亲的去世，郑思肖家道更加贫困，加上时局的动荡，使得年轻的郑思肖无法在一处一地过平静的生活，只好再次搬迁。郑思肖与母亲又由条坊巷迁往黄牛坊桥地方居住，这是郑思肖的第二次迁居。

第三次迁居
　　咸淳五年，即至元六年，宋廷以李庭之为两淮制置大使兼知扬州。这一年，郑思肖由黄牛坊桥迁居采莲巷，这是郑思肖的第三次迁居。

第四次迁居
　　在采莲巷居住期间，郑思肖完成了自编的《心史·咸淳集》诗文。采莲巷居住整整一年后，咸淳六年，即至元七年，郑思肖第四次进行搬迁，由采莲巷迁往仁王寺。

第五次迁居
　　咸淳七年，即至元八年十一月，蒙古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是年，郑思肖由仁王寺搬迁至双板桥居住，这是郑思肖的第五次迁居。

第六次迁居
　　咸淳十年，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七月，宋度宗病死，其子赵顕接位，是为恭帝。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是年，元兵大举入侵，叛将吕文焕同伯颜趋鄂州，叛将刘整同博罗欢趋淮西。于是，郑思肖又从双板桥迁往望信桥居住，这是郑思肖的第六次迁徙。是岁十二月，苏州沦陷，郑思肖作《陷虏歌》既鞭挞了元统治者的野蛮残暴，更骂尽了古今天下许多无耻变节之人。在望信桥寓所，郑思肖开始了《心史·大义集》的诗文创作。
　　宋端宗景炎元年，即至元十三年三月，宋恭帝被元军俘虏北去。五月，益王赵罡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是为端宗。九月，郑思肖的母亲病故。景炎二年，即至元十四年郑思肖誓不降元，不承认元朝统治。因此，他的《心史》完成，但仍冠所“德祐”年号。他在自己的画像上题赞曰：“不忠可诛，不孝可斩，可悬此头于洪洪荒荒之表，以为不忠不孝之榜样。”

第七次迁居
　　宋端宗景炎三年，即宋帝昺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张弘范在五坡岭袭击文天祥，文天祥兵败被擒。是岁，郑思肖自望信桥迁居皋桥，继而又复迁望信桥，这一年，郑思肖38岁，完成了《心史·大义集》的编纂。郑思肖14岁移居苏州，78岁终老，在郑思肖64年的寓居生涯中，前24年间共有七次迁居，先是居于苑桥，后迁往条坊巷、黄牛坊桥、采莲巷、仁王寺、双板桥、望信桥、皋桥，旋即又复迁望信桥。
　　“飘零书剑十年吴，又见西风脱尽梧。万顷秋生杯后兴，数茎雪上镜中须。晴天空阔浮云尽，破屋荒凉俗梦无。唯有固穷心不改，左清右史足清娱。”郑思肖的这首《飘零》诗，正是郑思肖在苏州数十年动荡生活的真实写照。郑思肖一生悲苦凄凉。他22岁失父，36岁丧母，有一个妹妹，出家为尼，下落不明。郑思肖把仅有的一点家产捐给寺院，并接济穷困的四邻乡亲。78岁时“疾亟”，属其友唐东屿为画一牌位，曰：“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卒。

著述

《心史》是郑思肖将一生奇气伟节之作合为一书的汇编，是郑思肖独立特行的证据。郑氏自35岁宋亡后便离家出走，从此浪迹于吴中名山、道观、禅院，40年间写下了大量抒发爱国情操的诗文，有《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一卷，共收诗250首，杂文4篇，前后自序5篇。共命名为《心史》。当时形势，无法刊行。所以，他在晚年将《心史》重缄封好，藏于苏州承天寺眢井中。《心史》中的所有文字都饱含血泪，郑思肖讴歌了南宋的爱国志士，痈斥了奸臣佞徒，控诉了元军的暴行，充分表述了自己的爱国与忠诚。如在《过徐子方书塾》诗中说：“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在《八励》诗中说：“泪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插入天”，慷慨激越，足征忠肝义胆。难怪近代学者梁启超穷日夜之力读《心史》，每尽一篇辄热血“腾跃一度”，梁氏深有感慨地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

《心史》在枯井中沉埋达350余年，直至明崇祯十一年始被发现，《心史》被藏在一大铁盒子中，外写“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于是这部光照千古的奇书方见于世。而陈福康先生为更深入论证《心史》之奇，于是在《井中奇书考》中复以五章篇幅详论《心史》出井与刊刻经过、明刊本的序跋、《心史》与明清之际爱国文人的关系、“伪书说”的出现以及《心史》的文学和史学的价值等方面，以详尽史料，进一步证实《心史》之确为奇书。　所谓问世后的遭遇之奇，乃指《心史》出井后，从明清之际起，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历经360余年，始终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相异之见，一部分文人学者肯定《心史》之奇，之价值；而另一部分文人学者则持一种“伪书说”，全盘否定这部奇人奇书的价值。一部出井著述，历经360余年，竟然引动如此多知名学者，各抒己见，聚讼不已，更可称《心史》之一大奇，谓《心史》为奇书，不亦宜乎？

著有《郑所南先生文集》1卷，《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1卷、《锦钱余笑》1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部丛刊》本收有前2卷。明崇祯十一年冬于苏州承天寺井中发现封于铁函内的《心史》1部，题“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书”，纪事有与史不合的，或疑为后人假托。存世之画有《国香图卷》、《竹卷》等。

郑思肖论诗主张“灵气”说，认为诗是天地、人心“灵气”的集中表现。郑思肖的诗多以怀念故国为主题，表现了忠于赵宋的坚贞气节，如《寒菊》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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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俯（1075～1141）宋代官员，江西派著名诗人之一。字师川，自号东湖居士，原籍洪州分宁（江西修水县）人，后迁居德兴天门村。徐禧之子，黄庭坚之甥。因父死于国事，授通直郎，累官右谏议大夫。绍兴二年（1132），赐进士出身。三年，迁翰林学士，擢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官至参知政事。后以事提举洞霄宫。工诗词，著有《东湖集》，不传。"生平

徐俯7岁能作诗，为舅父黄庭坚所器重。因父亲徐禧死于国事，承袭父爵被授任通直郎，后升司门郎。靖康元年，金军围攻汴京，次年攻陷东京，张邦昌僭位称帝，建立傀儡政权。徐俯不屑与奸佞为伍，愤而辞官回家。当时朝廷有的官员为避张邦昌讳，连自己的名字都改掉了。徐俯听说这件事，气愤难忍。他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将家里的婢女取名“昌奴”，遇有客人来访，就大声呼唤昌奴前来驱使，以此表示对张邦昌的鄙夷。张邦昌和他的傀儡政权很快就消失了。建炎初，内侍郑谌赏识徐俯的品行和文才，向宋高宗荐举，胡直儒、汪藻等当朝大臣也极力推荐，徐俯因而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绍兴二年赐进士出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后因与宰相赵鼎政见不合，贬为洞霄宫提举。绍兴九年，知信州。不久因病辞官返乡，终老德兴。

文学创作

徐俯是宋代江西派著名诗人之一，著有《东湖居士集》6卷。早期诗风受黄庭坚影响，崇尚疲硬，强调活法，要求“字字有来处”，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晚年的徐俯，在诗歌创作中力求创新，诗风趋向平实自然，清新淡雅，别具一格。歌咏德兴故园的《春游湖》是徐俯晚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七言绝句以明快的风格、富有动感的语言描绘出一幅雨后山乡春景图。诗云：“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水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荫来。[1]”《全宋诗》、《宋诗三百首》等诗集都不约而同将此诗收入其中。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徐俯病逝德兴家中。数百年后，人们还记着这位做人、作诗都别具一格的先贤。清代谢启昆《读全宋诗仿之遗山论诗绝句》一诗赞道：“横塘春绿满东湖，不肯因人作步趋。风节谓阳真不愧，闺中有婢唤唱奴。”诗的前二句说的是作诗，后二句说的是为人，短短四句，对徐俯的诗风人品作出了极为精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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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玉（生卒年不详）字可大，号天游，古郢（今湖北）人。至元间历除翰林应奉、集贤学士，为桑哥党羽。桑歌败，为崔劾罢（见《元史。崔传》）。著有《天游词》一卷。主要作品有《齐天乐·送童瓮天兵后归杭》《汉宫春》《桂枝香》《多丽》《三姝媚》《渡江云》等。

宋祁（998～1061）北宋文学家。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二年进士，官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与兄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诗词语言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人物生平

宋祁的祖先是周武王所封的宋国君主微子，到了晚唐唐昭宗之时，时任御史中丞的高祖宋绅，因其言语不当而获罪，被罢免其官，遂举家迁于雍丘县双塔乡字公序；宋祁字子京，兄弟二人，祖籍河南雍丘。宋仁宗天圣二年同科进士及第后，章宪太后谓弟不可先兄，将榜首的宋祁列为第十，宋庠擢为第一。世称“兄弟双状元”。并为之建塔谓之“双状元塔”。

地理位置
　　状元双塔坐落在今河南省民权县双塔乡双塔集村。

轶事典故

词结姻缘
　　有一天，宋祁宴罢回府，路过繁台街，正巧迎面遇上皇家的车队，宋祁连忙让到一边。这时只听车内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小宋。”待宋祁抬头看时，只看见车帘轻放，一个妙龄宫女对他粲然一笑。车队过去了，而美人一笑却令宋祁心旌摇荡，久久不能平静。回去后，宋祁便写了一首《鹧鸪天》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记述这段如梦的经历，表达自己不得再见美人的怅然之情。

词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句，活化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却与词意境浑然一体。新词一出，立刻在京师传唱开去，后来传到了宋仁宗的耳朵里。皇帝便追问当时的人说：“是第几车上谁叫的小宋？”最后有个宫女站了出来，羞涩地说：“当时我们去侍宴，见宣翰林学士，左右大臣说：这就是小宋。我在车子里，也是偶然看到他，就叫了一声。”皇帝一听哈哈大笑，不久就召宋祁上殿，说起这件事，宋祁诚惶诚恐，羞愧难当。仁宗笑着打趣说：“蓬山并不远呀。”说完，就把那个宫女赏赐给了他。宋祁不仅官运顺畅，而且因佳曲而得一段姻缘，令时人艳羡不已。

临终遗诫
　　宋祁后因病去世，临终前自己撰写了墓志铭，并亲自撰就一篇“遗戒”，教儿子们照他的话去做。

“遗戒”中，宋祁交代了自己的后事：“三日殓，三日葬，慎无为流俗阴阳拘忌也。”叫儿子们丧事从简，不要被当时风俗所左右，也不必按当时习俗请阴阳地理先生看风水。并且告诫自己的儿子，下葬用一口简陋的棺木，只要能保遗体一段时间即可。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相当达观的思想观念。在“遗戒”的后半部分，他又具体交代了其他方面的事宜：“吾学不名家（意思是学问尚未成为一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意思是所作文章非常一般，不值得传诸后世）。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请谥，勿受赠。”甚至连“冢上植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旧时守坟的石人像）、他兽不得用”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他还怕儿子们不照自己的话去做，在“遗戒”最后，特意嘱咐：“若等不可违命。”

从这份“遗戒”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宋祁教儿子不要追逐名利，不要随世俗行事，也不要追求奢华，要移风易俗，崇尚节俭，表现了高尚的思想情操。宋祁的“遗戒”，实是家教的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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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夫人，名玩，字玉汝，北宋女词人。乃曾布之妻，魏泰之姊，封鲁国夫人。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人。生卒年不详，生平亦无可考。魏夫人的文学创作在宋代颇负盛名，朱熹甚至将她与李清照并提（《词综》卷二十五），亦在《朱子语类》卷一四零中云：“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曾著有《魏夫人集》。现存作品仅有诗1首，咏项羽、虞姬事，题作《虞美人草行》（《诗话总龟》卷二十一）；词10余首，周泳先辑为《鲁国夫人词》。周泳先辑为《鲁国夫人词》。

程颢（1032-1085）， 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反对王安石新政。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同上）。倡导“传心”说。承认“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程颢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其亲撰及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收入《二程全书》。

黄公绍，宋元之际邵武（今属福建）人，字直翁。咸淳进士。入元不仕，隐居樵溪。著《古今韵会》、以《说文》为本，参考宋元以前字书、韵书，集字书训诂之大成，原书已佚，其同时人熊忠所编《古今韵会举要》中，略能见其大概。另有《在轩集》。

严仁（约公元1200年前后在世）字次山，号樵溪，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庆元末前后在世。好古博雅。杨巨源诛吴曦，安丙惎而杀之，仁为作长愤歌，为时传诵。与同族严羽、严参齐名，人称“三严”。仁工词，有《清江欸乃集》不传，《文献通考》行于世。存词30首。

王以宁(约1090年–1146年)：字周士，生于湘潭(今属湖南)，是两宋之际的爱国词人。他曾为国奔波，靖康初年征天下兵，只身一人从鼎州借来援兵，解了太原围。"年谱

建炎初，以枢密院编修官出守鼎州。
建炎四年，为京西制置使，升直显谟阁，不久，落职降三官，责监台州酒税。
绍兴二年，责永州别驾，潮州安置。
绍兴五年，特许自便。
绍兴十年，复右朝奉郎、知全州，以成忠郎换文资为从事郎。
有《王周士词》一卷，存三十二首。《四库书目提要》谓“以凝词句法精壮”，“绝无南宋浮艳虚薄之习”。
公元1146年，王以宁逝世。"

莱国忠愍公寇准（961-1023），字平仲。汉族，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再起为相（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圣元年 (1023) 九月，又贬寇准衡州司马，是时寇准病笃，诏至，抱病赴衡州（今衡阳）任，病故于竹榻之上，妻子宋氏奏乞归葬故里。皇佑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寇准善诗能文，七绝尤有韵味，今传《寇忠愍诗集》三卷。"轶事典故

一语成谶
　　寇凖年轻时曾写诗“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一语成谶，最后卒于东南门至海岸只有十里远的雷州，远离家乡万里。

无楼台相公
　　处士魏野与寇凖交好，他作诗称赞寇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无楼台相公”的美号就这样叫开了。据说寇凖初执掌相府的时候，生活还是很奢侈的，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无楼台相公”呢？故事是这样的——寇凖平时喜欢听歌，酒余茶后经常叫一些歌女唱歌排忧解闷。有一次，一个妙龄歌女来相府清唱，寇凖见她面目姣好 ，听她歌声圆润，一时兴起，就赏她一匹绫缎。想不到歌女还嫌赏赐少，一脸的不高兴。

当时寇凖身边有一个出身寒门的侍妾，名叫蒨桃，她见到这个情形很气愤，事后就写了一首小诗《呈寇公》：“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荧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寇凖读了蒨桃的诗，很是感动。默默想道：蒨桃诗说的对，这一匹一匹的绫缎，都来之不易，随心所欲挥霍是不应该的，就坚决改了，从此以后一直保持勤俭朴素的美德。

寇竹渡
　　据说雷州人民护送寇凖灵枢北上，至雷州一渡口时，突然狂风大作，骤雨滂沱，大家无法北上，只好停下来，为了防止棺木被雨水冲走，大家就在灵柩前插上枯竹。第二天，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护棺之竹竟然长出新芽。后人为了悼念这位贤相，遂把此渡命名为“寇竹渡”，至今地名尚存。

关帝灵签第八十一签就是“寇公任雷阳”，这是寇凖在雷州任职的典故。此签的意思是被人欺凌，暂时耐守，自可昭雪。宋仁宗为寇凖平反后，雷州人民“悼其屈，而哀其忠”，把寇凖的住所改为寇公祠。如今的寇公祠内，仍陈列着皇帝因寇凖而下的一道道诏制。

人物生平

书香门第
　　寇凖先世曾居太原太谷昌平乡，后移居冯诩，最后迁至华州下邦。寇凖出身于名门望族，其远祖苏岔生曾在西周武王时任司寇，因屡建大功，赐以官职为姓。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考中进士甲科，后应诏任魏王记室参军，因屡建功勋，被封为国公，追赠官职至太师尚书令。寇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十四岁时已经写出了不少优秀的诗篇。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

步入仕途
　　太平兴国五年，19岁的寇凖考中进士。宋太宗选取进士，往往到殿前的平台亲自看望提问，年纪轻的人往往不予录用。有人教寇凖增报年龄，寇凖说：“我刚刚准备要踏上仕途，怎么可以欺骗陛下呢？”后来考取了，被授官大理评事，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任满改任成安知县。以后他又先后升任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等官。

端拱二年，寇凖曾奏事殿中，大胆进谏。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要回内宫。寇凖却扯住宋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凖，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凖，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寇凖在宋太宗朝群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淳化初年，北宋朝廷处理了两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淮，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仗责，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寇凖知道这是王淮的哥哥、参知政事王沔搞的鬼，心中忿忿不平。

淳化二年春，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认为是天数所致，寇凖则说：“《洪范》里说，天和人的关系，相互应和就像影子和回声，大旱是因为刑罚有不公平的地方。”宋太宗很生气，起身回到宫中。过了一会儿，召寇凖询问刑罚不公平的情况，寇凖说：“希望把二府的官员召来，我就说。”皇上下令召二府的官员来，寇凖就说：“不久前祖吉和王淮都触犯法律接受贿赂，祖吉受贿较少却被杀头，王淮因为是参政王沔的弟弟，收受钱财千万，只受杖刑，仍官复原职，这不是不公平是什么？”宋太宗把这件事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于是宋太宗严厉批评了王沔，并且知道寇凖可用。当即任命寇凖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任同知院事，开始直接参预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凖在枢密院与知院张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一天，寇凖与与温仲舒一起外出，在路上碰到一个疯子迎着他的马喊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向来交好，张逊就嗾使他把这件事禀告宋太宗。寇凖引温仲舒作证，张逊让王宾单独上奏，言辞很严厉，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的短处。宋太宗很生气，贬谪了张逊，寇凖也被免官任青州知府。但这时宋太宗已离不开寇凖了，寇凖去青州后，宋太宗闷闷不乐，经常询问有关寇凖在青州的情况。第二年，寇凖就被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又加给事中。

劝帝立储
　　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宋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宋太祖驾崩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宋太宗以皇弟身分践祚，并且宋太祖之死还有“烛影斧声”之谜，也就是说宋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宋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

寇凖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宋太宗。宋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凖看过伤情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京？”宋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宋太宗便向寇凖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凖已猜到宋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宋太宗的问题。

寇凖说：“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宋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怎么样？”寇凖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宋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后立为皇太子。

宋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宋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凖：“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凖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宋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凖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宋太宗更加依重寇凖。有人给宋太宗献了个宝物：一通天犀，宋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凖。

澶渊退敌

主词条：澶州之战、澶渊之盟

至道三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继位，即宋真宗，寇凖任尚书工部侍郎，宋真宗很早就想让寇凖做宰相，担心他性格刚直，难于独自担任。辽国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

咸平二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咸平六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边境告急文书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这年六月，参知政事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凖为相。毕士安说：“寇凖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凖可以御敌保国。”八月，寇凖与毕士安同日拜相。

景德元年，寇凖以集贤殿大学士的官职排在毕士安之下。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辽军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当辽军南下。“急书一夕五至”的时候，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他们主张用躲避辽国的办法，应付辽国的入侵。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只有寇凖与毕士安坚决主张抵抗，当宋真宗问他们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寇凖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宋真宗说：“谁是替陛下筹划这个计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杀头。现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如果您亲自领兵出征，敌人自然而然就会逃跑。不这样，那就出奇兵打乱敌人的计划，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困乏疲惫。从疲劳和安逸的敌我形势来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什么要抛弃太庙太社，到楚、蜀这样边远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于人心崩溃了，敌人乘势而入，天下还能够保住吗？”寇凖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为了消除王钦若对宋真宗的影响，寇凖把他从宋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凖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他指出 ：“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同时寇凖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宋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寇凖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寇凖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30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辽国骑兵的威胁之下。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凖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凖促使宋真宗亲征说三道四。

在寇凖的督促下，宋真宗让雍王留守京师，自己起驾北上。当车驾缓慢行至韦城时，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雪片似地从前方飞来。臣僚中又有人劝真宗到金陵躲避敌锋，于是真宗又动摇起来。寇凖十分懂得把握军心民心和“取威决胜”的军事法则。他提醒真宗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机的情况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三寇凖明确指出，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凖的意见。宋真宗车驾终于北行到达澶州。北宋时，黄河还是从澶州流过的，将澶州城一分为二。

辽军已抵北城附近，宋真宗不敢过河，只愿驻扎在南城。寇凖力请渡河，真宗犹豫不决。寇凖对高琼说：“太尉承蒙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说：“我是军人，愿以死殉国。”于是寇凖与高琼商议了一番，便一同去见宋真宗。寇凖对宋真宗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没等真宗开口，高琼便说：“寇凖的话不无道理。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愿意抛弃家中老小随您迁都而只身逃往江南的。”接着高琼便请宋真宗立即动身渡河。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呵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高琼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高琼命令卫士把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渡过浮桥时高琼简直是在驱赶卫士前进。当真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北宋的兵民立即欢声雷动，气势百倍。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回南城行宫，把寇凖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宋真宗几次派人探视寇凖的举动。寇凖与知制诰杨亿在城楼上喝酒下棋，十分镇定。寇凖胸有成竹，使宋真宗不再恐慌。

自从辽国大举入侵之后，各地军民英勇抗敌。辽军虽然号称20万，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十月以后，辽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尤其是真宗亲临北城时，辽军先锋萧挞览在澶州城下被宋将李继隆部将张环用精锐的床子弩射杀，极大地动摇了契丹军心。因此辽国太后萧绰及大丞相耶律隆运估计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便转而向北宋议和，企图从谈判桌上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

宋真宗本来就没有抗敌的决心。差不多在他离京亲征的同时，宋朝的议和使节曹利用也被派往契丹军营。曹利用当时是一个职位很低的官员。在辽宋对垒的过程中，曹利用总是往来于两军之间。辽圣宗和萧太后也通过前一年望都之战中俘虏的宋将王继忠和曹利用联系。契丹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的条件是，只要辽国退兵可以每年给辽一些银、绢，但不答应领土要求。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最后终于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临行前请示宋真宗，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曹利用从真宗的行宫一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凖叫住。寇凖叮咛他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30万。否则，你就不必再来见我，那时我要砍你的头！”

寇凖始终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主战派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他们攻击寇凖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凖在这班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于是，在妥协派的策划下，于同年十二月，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蒙冤遭贬
　　澶渊之盟固然值得称道，在这次战争中，宋军也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凖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寇凖对北宋王朝功重如山，真宗对寇凖十分敬重，引起妥协派官僚的嫉恨。

王钦若这个曾被寇凖斥之为“罪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对寇凖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东宫，王钦若就开始对寇凖施展阴谋。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凖，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宋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凖有功。”宋真宗一愣，问他原故。王钦若说：“《春秋》—书都把城下之盟当作一种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王钦若见宋真宗不高兴，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凖的‘孤注’罢了，真是危险啊！”从此，宋真宗对寇凖就冷淡起来。

寇凖做宰相，选拔人才不讲门第，喜欢进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台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每当御史台官员有缺额时，他就让平时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王钦若等人的眼中钉。在王钦若一伙的攻击下，景德三年二月，寇凖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寇凖离开东京，在河南、陕西等地作了多年的地方官。丁谓与王钦若都是一个善于奉迎之人，为了博得宋真宗的欢心与信任，他们大搞迷信活动，以伪造所谓“天书”、编造祥异等事。粉饰太平、迷惑视听。宋真宗晚年卧病不起，越发迷信和糊涂，对于王钦若与丁谓，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天禧三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丁谓主动邀请寇凖回朝再当宰相。丁谓此举别有一番用心。当时，无论从资历是从声望上讲，丁谓实在不够宰相的资格，因而他以参知政事的名义请寇凖回朝为相，以便假借寇凖的资望为自己的权势服务。这一点，局外人是清楚的。寇凖的一个门生就曾十分恳切地对寇凖说，称病不去为上策，而“再入中书”当宰相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凖不听劝阻，终于在六月间赴京上任了。丁谓对寇凖先后施展了两套阴谋。起初他一心想把寇凖拉为同党。在一次宴会上，寇凖的胡须沾了些菜汤，丁谓马上起身为寇凖擦须。寇凖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训斥丁谓有失大臣之体。丁谓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寇凖。

宋真宗得风湿病后，刘皇后参预朝政，凡事皆问丁谓。丁谓误国，寇凖、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议应选择正大光明的大臣来辅佐太子监国。寇凖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其实是在反对刘皇后预政，反对丁谓专权。病中的宋真宗也意识到丁谓专权的严重局势，批准了寇凖等人的上奏。寇凖让知制诰杨亿秘密起草太子监国的诏旨，并且准备与杨亿一起辅政。

刘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势犯法，宋真宗为了刘皇后的面子，下诏赦免。寇凖坚决反对，认为必须按国法处置。为这件事，刘皇后与寇凖结下怨仇。不料，寇凖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一事被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泄漏，刘皇后先下手为强，罢寇凖为太子太傅，封为莱国公。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丁谓有私怨的太监周怀政联络同党，企图发动政变，斩杀丁谓，复相寇凖，尊宋真宗为太上皇，拥立皇太子即位。这件事被客省使杨崇勋出卖。丁谓连夜化装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对策。丁谓、曹利用派兵包围了周怀政的住处。周怀政被俘后自杀。丁谓想乘机干脆把寇凖置于死地，就诬告寇凖参与密谋。寇凖虽没被问成死罪，却再次罢相，被逐出京城。

客死雷州
　　寇凖遭贬，据说是丁谓等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凖传》记载，寇凖被贬，真宗卧病不知，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多日没见寇凖，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实情。寇凖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凖饯行。参知政事李迪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丁谓之奸邪，力诉寇凖之蒙冤。寇凖再次罢相后，丁谓当了宰相，将寇凖一贬再贬。

乾兴元年，含冤负屈离开道州而向南部海滨雷州赴任。到任后，连个像样的住房也没有，但当地官员、百姓素来仰慕寇凖的为人，主动替他盖房，安排寓所。他在任上，除少数政务外，主要是读经释书，闲暇时写字、会友，每逢客至，则笑脸相迎，毫无权贵大官的样子。在雷州时，指导当地居民学习中州音；传授农业技术、兴修水利，开渠引水灌溉良田；向群众解说天文地理，力避邪说；同时还修建真武堂，收徒习文学艺，传播中原文化，对雷州文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天圣元年，寇凖在雷州任所忧病交加，卧倒在床。此时，他以《病中诗》为题，赋诗一首：“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青灯。”

天圣元年 九月，寇凖病故于雷州竹榻之上，妻子宋氏奏乞归葬故里，仁宗准奏。但因所拨费用有限，灵柩运至中途，钱已用完，只得寄埋洛阳巩县。

明道二年十一月，仁宗为寇准昭雪，恢复寇凖太子太傅、莱国公之职，赠中书令，谥号“忠愍”。寇准得以归葬下邽。

皇祐元年，仁宗又令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凖撰写了《莱国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并亲笔为碑首篆书了“旌忠”二字。

祠墓

寇公祠
　　寇准去世后，经他夫人宋氏请求，将灵柩运到洛阳安葬，途径衡州、公安等地时，当地父老插竹路祭，据说后来竹都成活为林，后人称为“相公竹”。人们又在竹林旁建了“寇公祠”。明代大文人戴嘉猷路过公安时，曾题写“万古忠魂依海角，当年枯竹到雷阳”的不朽诗句。
　　雷州西湖宋园内有寇公祠，寇准一生的最后18个月在雷州度过。遗体运回西京安葬，雷州人为了缅怀他，在他寓所“西馆”立祠奉祀。1135年宋高宗又赐“族忠祠”匾额。“曾为深渊无处诉，年年江上哭青春”，这是寇准寄居“西馆”时抒发内心激愤和伤感的诗句。今天的人们，却都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其矗立在祠前的塑像，详阅展厅陈列事迹，凝眸当年其寓所仿制的他生前用的家具；噙泪低吟其感人肺腑的遗篇，依恋的徘徊在“莱泉井”边。这口寇公饮用过的古井，千年不枯，泉水清冽，人称“莱泉”。元仁宗延佑四年，海北南道廉访使余琏修井，由名宦进士王佐题“莱泉井”石匾。寇公祠两侧廊厢布满歌颂寇准的诗文。明进士金都御使魏瀚诗云：“廊庙安危力万钧，泰山乔岳等嶙峋。雷阳何以有此老？宋室未知有几人！济海舟航横野渡，谪居池地动星辰。南来为问崖州户，曾似丞尝庙貌新。”“寇公祠”内还有几幅图画记载着他在雷州的业绩：修建真武堂，教书传艺，使乡民的子孙也能读书；讲授天文地理，破除歪理邪说；传授先进生产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传播中原文化，向当地人传授中州音，促进了当地人与中原的交流。

寇莱公墓
　　寇准墓位于渭南市临渭区官底镇左家村南一里许。封土高4米，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墓前立有“宋寇莱公墓”碑石一通。195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为当时任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的毕沅所书。1986年后，当地政府重视文物，在此兴建寇准小学，以保护这座衣冠冢和纪念历史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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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诜（1048-1104后），北宋画家。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后徙开封（今属河南）。熙宁二年（1069年）娶英宗女蜀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元丰二年，因受苏轼牵连贬官。元祐元年（1086）复登州刺史、驸马都尉。擅画山水，学王维、李成，喜作烟江云山、寒林幽谷，水墨清润明洁，青绿设色高古绝俗。亦能书，善属文。其词语言清丽，情致缠绵，音调谐美。存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溪山秋霁图》等。"生平

王诜，字晋卿，原籍太原人，居开封，北宋著名词人、画家。

他出身贵族，娶宋英宗赵曙之女蜀国公主为妻，官驸马都尉及定州观察使、利州防御使。元丰二年坐罪落驸马都尉，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移颍州。元祐元年，复登州刺史、驸马都尉。卒諡荣安。能诗善画，亦工词，词风清丽，然欠丰容宛转。今有赵万里辑《王晋卿词》。

其家筑“宝绘堂”，藏历代法书名画日夕观摩，精于鉴赏，苏轼为之记。广交苏轼、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众多文人雅士，“析奇赏异”，酬诗唱和，李公麟曾画《西园雅集图》以纪胜，其风流蕴藉有王谢家风气。能诗，亦工山水，学李成皴法，以李思训金碧统之，溶两家法规而出新意，在水墨勾皴基础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独具风貌。喜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他人难状之景，将锦绣河山展现画幅中，深得好评。苏轼谓其“得破墨三昧”，有“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句。兼写墨竹，学文同。亦工书，真、行、草、隶皆精。《宣和画谱》著录御府藏其作品有《幽谷春归图》《晴岚晓景图》《烟岚晴晓图》《烟江叠嶂图》等35件。传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烟江叠嶂图》卷，藏上海博物馆。

王诜妻宝安公主，宋英宗第二女，母宣仁圣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宝安公主。宋神宗即位，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长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诜。

王诜母卢氏寡居，公主住在近处，每天给婆婆进献美食。卢氏生病，公主亲自调和汤剂奉上。皇帝厚待姊妹，因此公主府第池花园服饰珍玩极其华丽。公主因不能每天在宝慈宫服侍宣仁皇后，常常郁郁不乐。有时干热不雨，宋神宗减少享受以祈祷，公主也是如此，说：“我的俸禄皆出于朝廷，固应同同喜同悲。”宋神宗为慈圣光献皇后居丧，哀伤过度，公主说：“吾与皇上同母所生，视此亦复保聊！”马上遣散歌舞三十人。

元丰三年，公主病笃。公主性不妒忌，王诜以是放纵自己，曾经被贬官。高太后亲临探病，公主已不省人事，太后大哭，公主很久后稍能说话，说自己必定好不起来了，握着母亲的手哭泣。宋神宗随后到达，亲自为公主诊脉，端着粥喂公主，公主勉强为皇帝都吃了。皇帝赐公主金帛六千，再问有什么要求，公主只是请恢复王诜官职而已。这时，宋神宗命王诜官复原职，来安慰公主。第二天，公主薨逝，年三十岁。宋神宗未没有吃饭即驾往，望第门而哭，辍朝五日。追封越国长公主，谥贤惠。后进封大长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大长公主。

公主好读古文，喜笔札，周济亲属，朝野内外称贤。而王诜不拘小节，和小妾在公主身边为非作歹，小妾常常触犯公主。公主去世后，乳母告发，宋神宗命彻底追查，杖打八妾并把她们婚配兵卒。公主既葬，贬谪王诜到均州。王诜有一子王彦弼，三岁时就死了。

画作成就

王诜绘画以山水见长，水墨山水受李成影响，具有幽雅清润的格调。青绿着色山水则源自李思训父子而又创新意，不古不今自成一家。所画山水多为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诗人难状之景”。尤擅长画小景山水，并能画墨竹，师法文同。王诜传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及《瀛山图》。《渔村小雪图》为水墨山水，生动地描绘了初冬雪后山峦溪岸的景色，渔夫冒雪垂钓捕鱼，文人雅士兴冲冲地出游，远处山峦重叠，两岸虬松盘屈，江面开阔。技法上以水墨渲染并施金粉以加强雪后的效果，用笔尖俏爽利，体现了李成画派的特色。《烟江叠嶂图》亦为王诜名作，开卷烟波浩渺，后段则奇嶂叠起，笔墨细润，青绿设色典雅。"

陈人杰（1218-1243），一作陈经国，字刚父，号龟峰，长乐（今福建福州）南宋词人，同时也是宋代词坛上最短命的词人，享年仅26岁。他现存词作31首，全用《沁园春》调，这是两宋词史上罕见的用调方式。"生平

陈人杰是南宋末的爱国词人。嘉熙元年，元兵压境，沔州诸镇将帅弃官逃遁。他的〔沁园春〕《丁酉岁感事》一词，及时地反映了这一重大时事，抨击致使神州沉沦的南宋统治者。另一首〔沁园春〕词，则直斥“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对南宋君臣文恬武嬉、醉生梦死的苟安现象表示强烈的愤慨。其他象《次韵林南金赋愁》、《南金又赋无愁》、《问杜鹃》诸词，构思新颖，语意精警，反映了积极的人生态度。

陈人杰词笔力雄健，词风酷似辛弃疾。词中常抒发胸中勃郁,在激昂慷慨之中,透露出悲凉的气氛。他还以词论诗，提出“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惟诗也，是乾坤清气”的主张，把诗歌创作当成高于利禄的崇高事业，发挥了北宋欧阳修“穷而后工”的诗论。

现存《龟峰词》1卷,31首，全部是〔沁园春〕词调。有《四印斋所刻词》本。《龟峰词》用史着力以古喻今,既借以歌咏时事,忧嗟国家不幸;同时又用以抒写现实人生,感慨命运遭际。通过对史书典故的大量运用,《龟峰词》具有了丰富而又深刻的审美内涵。

陈廷焯《云韶集评》谓“《龟峰词》悲而壮”。“伤古吊今，议论纵横，大声疾呼，声满天地。预料‘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宴安’。有志不成，千古同慨。挑灯看剑，令读者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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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俟咏是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雅言，自号词隐、大梁词隐。籍贯与生卒年均不详。哲宗元佑时已以诗赋见称于时。据王灼《碧鸡漫志》卷2记载：“元佑时诗赋老手”。但屡试不第，于是绝意仕进，纵情歌酒。自号“大梁词隐”。徽宗政和初年，召试补官，授大晟府制撰。绍兴五年(1135)补任下州文学。善工音律，能自度新声。词学柳永，存词27首。

杨冠卿（1138-？）南宋诗人，字梦锡，江陵（今属湖北）人，举进士，为九江戎司掾，又尝知广州，以事罢。晚寓临安。闭门不出，与姜夔等相倡和。冠卿才华清俊，四六尤流丽浑雅，淳熙十四年（1187），编有《群公词选》三卷（已佚），自序曰：“余漂流困踬，久客诸侯间……时有所撄拂，则取酒独酌，浩歌数阕，怡然自适，似不觉天壤之大，穷通之为殊途也。”著有《客亭类稿》十五卷。《彊村丛书》辑有《客亭乐府》一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吴泳（约公元1224年前后在世），字叔永，潼川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末前后在世。嘉定元年（公元1209年）第进士。累迁著作郎，兼直舍人院。应诏上书，颇切时要。累迁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上疏言谨政体、正道揆、厉臣节、综军务四事。后进宝章阁学士，知温州，以言罢。泳著有鹤林集四十卷，《四库总目》行于世。

北宋文学家，擅长诗词，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全宋词》《全宋诗》中有他的多篇作品。早年游学于陈，学官苏辙重爱，从学于苏轼，苏轼说他的文章类似苏辙，汪洋澹泊。其诗学白居易、张籍，如：《田家》《海州道中》《输麦行》多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风格平易晓畅。著作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续拾遗》一卷。《宋史》卷四四四有传。"作品风格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生平

张耒原籍亳州谯县，后迁居楚州（今淮安市楚州区）。马端临《文献通考》作“谯郡人”，秦少游《书晋贤图后》记载：“独谯郡张文潜与余以为不然……”，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年)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年）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年)，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年），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年）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今湖北天门）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年)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年)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年)，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文学地位

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论文学创作渊源于三苏，提倡文理并重，以为“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在《答李推官书》中他又明确申说学文在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张耒的诗文正是其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长短利弊皆本于此。其文风近似苏辙，苏轼对他有“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的称誉(《答张文潜书》)，张表臣也称其文“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张右史文集序》)。他擅长辞赋，《哀伯牙赋》抒发曲高者孤独无与，媚众者身安得志的愤闷，《鸣蛙赋》运用各类比喻形容蛙鸣，《雨望赋》描写风雨气势，在立意遣辞上都有超过唐人辞赋之处(《复小斋赋话》)。议论文立意警辟，文笔高奇，如《论法》、《敦俗论》、《悯刑论》诸篇，均为佳作。张耒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汪藻称其诗“体制敷腴，音节疏亮，则后之学公者，皆莫能仿佛”(《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宋史》本传也说他至晚年，诗风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乐府效张籍。诗歌取材广泛，在很多诗篇中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像《仓前村民输麦行》、《劳歌》、《和晁应之悯农》诸篇，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风格，都与唐代新乐府诗极为相近。张耒诗以平易流丽明快见长，很少使用硬语僻典，苏轼称赞他“气韵雄拔，疏通秀明”(《曲洧旧闻》卷五引)，晁补之亦谓“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花自开”(《题文潜诗册后》)。他作诗喜欢学习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韦应物的篇章，开北宋诗人学习唐调风气之先。他注重炼句，吕本中《童蒙诗训》云：“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塞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此类佳句可谓俯拾皆是。但是张耒的诗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显得粗率质直，朱熹曾批评说“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又云“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朱子语类》卷一四○)。张耒词作不多，词风柔情深婉，与秦观词相近。其《风流子》(木叶亭皋下)叙写秋思离愁，铺景朗倩，烘托愁绪无极(《草堂诗余》正集卷六沈际飞评)。张耒的文集，在南宋时即有多种刻本传世：罗仲洪刊本《柯山集》十卷，汪藻刊本《张龙阁集》三十卷，张表臣刊本《张右史文集》七十卷，井晦之刊本《谯郡先生集》一百卷(均见周紫芝《书谯郡先生文集后》)。

介绍

张耒（lěi），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楚州淮阴人。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生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殁于政和四年（1114年），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神宗熙宁进士，历任临淮主簿、著作郎、史馆检讨。哲宗绍圣初，以直龙阁知润州。宋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苏门四学士之一。“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诗学白居易、张籍，平易舒坦，不尚雕琢，但常失之粗疏草率；其词流传很少，语言香浓婉约，风格与柳永、秦观相近。代表作有《少年游》、《风流子》等。《少年游》写闺情离思，那娇羞少女的情态跃然纸上，让人羡煞爱煞，那份温情美妙真是有点“浓得化不开”。著有《柯山集》、《宛邱集》。词有《柯山诗余》，赵万里辑本。后被指为元佑党人，数遭贬谪，晚居陈州。

评价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耒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在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等相继辞世后，仍作为文坛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宋史·文艺传》称其：“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

评价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文集版本

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种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吕无隐钞本、《四库全书》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遗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广雅书局刻本，见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见于《柯山集》的诗文，均辑入该本《拾遗》。《张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url]万历抄本、清雍正七年谢浦泰抄本等。《张文潜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种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异。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张耒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南宋庆元时陈升刻于黄州，现存明刻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六首。《全宋诗》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录其诗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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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出生于乐清四都左原（今浙江省乐清市）梅溪村。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他以“揽权”中兴为对，中进士第一，被擢为状元，先授承事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王十朋以名节闻名于世，刚直不阿，批评朝政，直言不讳。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文学成就

散文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散文体裁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虽然在入选篇目上序最多，但是曾巩的序总数就有49篇，这里选入篇目占63%左右，而曾巩的记体散文总数是39首，入选的28首中只有一篇是传，其余27首占了近70%。从比例上来看，仍然是记体散文占据主导地位。再如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巩入选的记有20篇，占其记体散文总数的51%左右，而其他入选的书、序、启、状、疏、札、诏、墓志铭等占各自总数的比例均低于这个比例。再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他的分类基本与笔者所参考的版本是一致的，姚鼐选了曾巩的记10篇、赠序4篇、书2篇、疏1篇、序跋8篇、论1篇。仅从各类入选的篇数上看，记体散文就占了绝对的优势。

类别特点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据上文统计，共有6篇工程营造的记体散文，分别是：《繁昌县兴造记》、《拟岘台记》、《瀛洲兴造记》、《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齐州北水门记》、《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通过对曾巩记体散文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散文特色
　　曲折谨严——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气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质朴尚议一曾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佑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 理性冷静一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曾巩总是被人称为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看曾巩的散文，很难看到他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散文态度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韦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

曾巩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第一，纪实诗。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二，咏史诗。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第三，离别诗。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合集《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极强。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生平

概述
　　曾巩，建昌南丰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父亲被罢官，身体也不好，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祐四年，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改任沧州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考中进士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编校书籍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任职情况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其后又知齐州，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告老还乡
　　元丰四年，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主要成就

散文
　　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异议；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诗歌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南宋，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櫆、姚鼐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从宋到清，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但不是主流。
　　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家里藏书二万余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编为《金石录》。所著文集《元丰类稿》50卷现存于世，有《四部丛刊》影元本。曾编校过《梁书》、《陈书》、《南齐书》、《列女传》，整理过《战国策》、《说苑》，另有《续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披阅《建昌府志》、《南丰县志》及诸曾著作如巩之《元丰类稿》，我们不能不被该家族的儒学底蕴、文化积淀与苦学精神所震惊。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非虚言也。

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他在《辞中书舍人状》中论述应用文的历史发展时，断定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在唐、虞、夏、商、周时代。君主一方面创新政事，按百官的实绩赐与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诏、号、令、命一类的应用文诏告天下，传达君主的意图。于是君主挑选聪明、才能出众、工於语言的文学大臣载於典册，使君主的意图传布畅达，施行於天下，传於后世，这样就产生了应用文，以作为教化治理的工具。“窃以唐虞三代之君，兴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际，所以播告天下，训齐百工，必有诏号令命之文，达其施为建立之意。皆择当世聪明隽逸、工於言语文学之臣，使之散扬演畅，被於简册。以行之四方，垂之万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是他根据有圣君就有应用文推断出来的。因为圣君要治理国家，治国的号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径就是借“能言之士”通过文字传达，应用文是治理国家所必须的。”盖圣君难谕之情，将欲施於号令，得当世能言之士，然后是於文辞”。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校藏书籍

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为人所称道。清代学者方苞论其“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此类书跋，风格上模仿刘向、刘歆，写得醇实简洁，能从简驭繁。所作散文含蓄典重，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周密《齐东野语》记其“藏书之富，曾南丰及李氏山房皆一、二万卷，其后厄于兵火”。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外集》等。其弟曾肇，字子开，官吏部侍郎。与其志趣相同，平居亦无所嗜，唯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著述有《曲阜集》、《奏议》。

作品介绍

先道而后文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自然淳朴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简奥而不晦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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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正（1145—？）字济翁，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杨万里之族弟。庆元二年（1196）年五十二始登第，受知于京镗，为宁县簿。六年，除架阁指挥，寻罢官。嘉定三年（1210）于大理司直任上以臣僚论劾，诏与在外差遣，知藤州。嘉定七年又被论罢，改知琼州，官至安抚使。杨炎正与辛弃疾交谊甚厚，多有酬唱。"文学成就

杨炎正工词，清俊不俗，有《西樵语业》一卷。《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词“纵横排之气，虽不足敌弃疾，而屏绝纤秾，自抒清俊，要非俗艳所可拟”。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称其《蝶恋花》词“婉曲而近沈著，新颖而不穿凿，于词为正宗中之上乘”。"

曹组，北宋词人。生卒年不详。字元宠。颍昌（今河南许昌）人。一说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曾官睿思殿应制，因占对才敏，深得宋徽宗宠幸，奉诏作《艮岳百咏》诗。约于徽宗末年去世。存词36首。曹组的词以"侧艳"和"滑稽下俚"著称，在北宋末曾传唱一时，浅薄无聊者纷纷仿效。但在南宋初却受到有识者的批评，甚至鄙弃。一些词描写其羁旅生活，感受真切，境界颇为深远，无论手法、情韵，都与柳永词有继承关系。"写作特点

曹组的词以"“侧艳”“和”“滑稽下俚”“著称，在北宋末曾传唱一时，浅薄无聊者纷纷仿效。但在南宋初却受到有识者的批评，甚至鄙弃。他的儿子曹勋为他编刻的集子,在高宗时便”“有旨下扬州毁其板”“。从他现存词来看,确有不少”“侧艳”“之作,如〔点绛唇〕”“密炬高烧”“、〔鹧鸪天〕”“辇路熏风起绿槐”“之类。但他还有一些词描写其羁旅生活，感受真切，境界颇为深远，无论手法、情韵，都与柳永词有继承关系。至于他的〔青玉案〕以”“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对照写出”“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则下开元人马致远〔天净沙〕那种笔调、章法。”“滑稽下俚”“固有其庸俗的一面，但语言生动、构思奇特、手法新颖，也还是表现了作者企图把词从高雅凝重中解放出来而作的尝试。如〔渔家傲〕的”“睡觉只疑花改岸，抬头看，元来弱缆风吹断”"，则已接近于曲，显示出词的演化趋向。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曹组《箕颍集》20卷，今已不传。赵万里辑有《箕颍词》,收入《校辑宋金元人词》中。

生平

曹组，北宋词人。生卒年不详。字元宠。颍昌人。一说阳翟人。与其兄曹纬以学识见称于太学，但六次应试不第，曾著《铁砚篇》以自见。宣和三年，殿试中甲，赐同进士出身。历任武阶兼阁门宣赞舍人、给事殿中等职。曾官睿思殿应制，因占对才敏，深得宋徽宗宠幸，奉诏作《艮岳百咏》诗。约于徽宗末年去世。存词36首。"

林升，字云友，又字梦屏，温州横阳亲仁乡荪湖里林坳（今属苍南县繁枝林坳）人，（《水心集》卷一二有《与平阳林升卿谋葬父序》）。大约生活在南宋孝宗朝（1106-1170年），是一位擅长诗文的士人。事见《东瓯诗存》卷四。《西湖游览志余》录其诗一首。"生平

据民国《平阳县志》、《西湖志》等地方文献载，林升大约生活在南宋绍兴至淳熙之间，善诗文。查平阳、苍南两县的林氏谱牒，据平阳八丈《林氏宗谱》编修）载：“林升，字云友、梦屏，葬西程山，娶渡龙（今苍南灵溪镇）杨氏，生雄、熙。”林升系灵溪厦林迁始祖林时鸣四世孙。两宋绍兴前后儒士，谱中未注明其有无获取功名。而其子林雄，谱载为“宋绍兴廿七年（1157）武进士授承议大夫……娶钱仓时氏，生一子方大，娶游岐张氏，合葬小亭（今灵溪浦亭）”；林升孙即林方大，字正荣，宋景定三年（1262）武进士。再以林升为中心上溯：父仲美；祖清；曾祖时鸣；高祖岐；曾高祖萼九；曾高祖萼九兄芸八。芸八和萼九均系由福建长溪（今霞浦）赤岸迁至横阳亲仁乡荪湖里（今苍南繁枝林坳）的林嵩的嫡孙。林嵩是横阳林氏（包括今日平阳、苍南和泰顺林姓）的始迁祖，唐末大顺元年（890），由闽迁浙之横阳荪湖，唐元符进士，金州刺史，礼部尚书，现在平阳、苍南、泰顺三县直系嫡传约十万之众。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题临安邸》的作者林升系林护的七世孙，原平阳县荪湖里（今属苍南）人。四世祖林时鸣迁居奄江，为厦林始祖。厦林今称“下林”，在苍南灵溪镇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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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特立[公元？年至一一九二年左右]，字邦杰，浙江丽水人。生年不详，卒于宋光宗绍熙中。以父恩补承信郎。淳熙中，（公元一一八一年左右）累迁福建兵马副都监；擒海贼姜大獠。赵汝愚荐于朝，召见，献诗百篇。除阁门舍人，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太子即位，除知阁门事。恃恩纵恣，遂夺职。帝颇念旧，复除浙东马步军副总管。宁宗时，官终庆远军节度使。特立工于诗，意境超旷。作有《梅山稿》六卷，续稿十五卷，《直斋书录解题》行于世。

吕本中（1084- 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人，诗人，词人，道学家. 诗属江西派.著有<<春秋集解>>，<<紫微诗话>>，<<东莱先生诗集>> 等. 词不传，今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 辑有<<紫微词>>，<<全宋词>> 据之录词二十七首.吕本中诗数量较大，约一千二百七十首。

淳安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度宗咸淳中前后在世。咸淳元年，（公元一二六五年）进士，为太常博士，历监察御史官，大理寺卿。引疾去，筑室小酉源。元至元中，屡召不起，终于家。梦桂精于易，著有易衍及中庸，致用。"介绍

何梦桂 ，字岩叟，别号潜斋，谥号文建，宋淳安文昌人。约宋度宗咸淳中前后在世。自幼从学于名师夏讷斋先生，深受教益。咸淳元年省试第一，举进士，廷试第三名。其侄何景文，亦登同榜进士。宋度宗得知何梦桂与黄蜕、方逢辰同堂就读于石峡书院，故御书“一门登两第，百里足三元”的联句相赠。梦桂初为台州军判官，历官太常博士，咸淳十年任监察御史。曾任大理寺卿。引疾去，筑室富昌小酉源，元至元中，御史程文海推荐，授江西儒学提举，屡召不赴。著书自娱，终老家中。学者称之为“潜斋先生”。梦桂精于易，所著有《易衍》、《中庸致用》诸书，其《潜斋文集》11卷，收入《四库全书》，《四库总目》并传于世。现何家家谱百字歌为文建公所编。"

张辑（生卒年不详）字宗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张辑有《沁园春》（今泽先生）词，自序云：“矛顷游庐山，爱之，归结屋马蹄山中，以庐山书堂为扁，包日庵作记，见称庐山道人，盖援涪翁山谷例。黄叔豹谓矛居鄱，不应舍近求远，为更多东泽。黄鲁庵诗帖往来，于东泽下加以诗仙二字。近与冯可迁遇于京师，又能节文，号矛东仙，自是诗盟遂以为定号。有词作《月上瓜洲·南徐多景楼作》等。

米芾（1051-1107），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祖籍太原，迁居襄阳。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成癖。被服效唐人，多蓄奇石。世号米颠。书画自成一家。能画枯木竹石，时出新意，又能画山水，创为水墨云山墨戏，烟云掩映，平淡天真。善诗，工书法，精鉴别。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宋四家之一。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介绍

米芾【mǐ fú】，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祖籍山西太原，曾后定居润州，曾任无为知军。因他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宫”。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他是“宋四书家”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

为人不似唐人狂放，险而不怪，奇正相生。

注：“宋四书家”指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四人！

米芾擅水墨山水，人称“米氏云山”，但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但如今唯一能见到的，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米画”——《珊瑚笔架图》，画一珊瑚笔架，架左书“金坐”二字。然后再加上米点和题款，米家山水便赫然而出。米芾以画代笔，颇有意趣。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米芾自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对古代大师的用笔、章法及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芾学书在传统上下了很大功夫。米芾未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后当上书画博士，饱览内府藏书，熟谙千载故事，古人得失，如数家珍。他少时苦学颜、柳、欧、褚等唐楷，打下了厚实的基本功。苏轼被贬黄州时，他去拜访求教，东坡劝他学晋。元丰五年开始，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米芾一生转益多师，在晚年所书《自叙》中也这样说道：“余初学，先学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其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其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摩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泽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宫，《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

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米芾每天临池不辍，史料记载：“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若穿透始到钟、索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米芾作书十分认真，自己说：“佘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的书法在宋四家中，列苏东坡和黄庭坚之后，蔡襄之前。然如果不论苏东坡一代文宗的地位和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的影响，但就书法一门艺术而言，米芾传统功力最为深厚，尤其是行书，实出二者之右。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皇帝询问书法，米芾自称自己是“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从现存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无怪乎苏东坡说：“米书超逸入神。”又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尤在明末，学者甚众，像文徵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也莫不从米子中取一“心经”，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如今。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米芾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而翰札小品尤多。

轶事典故

装癫索砚
　　米芾喜爱砚台至深，为了一台砚，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顾大雅。一次宋徽宗让米芾以两韵诗草书御屏，实际上也想见识一下米芾的书法，因为宋徽宗也是一个大书法家，他创造的“瘦金体”也是很有名气的。米芾笔走龙蛇，从上而下其直如线，宋徽宗看后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大加赞赏。米芾看到皇上高兴，随即将皇上心爱的砚台装入怀中，墨汁四处飞溅，并告皇帝：此砚臣已用过，皇上不能再用，请您就赐予我吧?皇帝看他如此喜爱此砚，又爱惜其书法，不觉大笑，将砚赐之。米芾爱砚之深，将砚比做自己的头，抱着所爱之砚曾共眠数日。他爱砚不仅仅是为了赏砚，而是不断地加以研究，他对各种砚台的产地、色泽、细润、工艺都作了论述，并著有《砚史》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米芾拜石
　　米芾一生非常喜欢把玩异石砚台，有时到了痴迷之态。据《梁溪漫志》记载：他在安徽无为做官时，听说濡须河边有一块奇形怪石，当时人们出于迷信，以为神仙之石，不敢妄加擅动，怕招来不测，而米芾立刻派人将其搬进自己的寓所，摆好供桌，上好供品，向怪石下拜，念念有词：我想见到石兄已经二十年了，相见恨晚。此事日后被传了出去，由于有失官方体面，被人弹劾而罢了官。但米芾一向把官阶看的并不很重，因此也不怎么感到后悔，后来就作了《拜石图》。作此图的意图也许是为了向他人展示一种内心的不满。李东阳在《怀麓堂集》时说：“南州怪石不为奇，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两膝不着地，石业受之无愧色。”这里可以看出米芾对玩石的投入与对傲岸不屈的刚直个性。大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情怀，并开创了玩石的先河。
　　拜石这一事件，给了我们一个疯疯癫癫的米芾，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疯，而是真正的大智若愚，这从他的很多实例上都可以看出，米芾的书法造诣很深，徽宗很喜欢他的书法，经常招他进宫写字，有一次他给皇上写完字后，非常喜欢皇上的御用砚台，便对徽宗说：“皇帝的砚台不能给庶民用，而如今皇帝的砚台被我用过了，臣子是低等的，既然这砚台已经被我玷污了，皇上就送给我吧”。皇帝很不舍得的刚把好的说出口，米芾害怕皇帝后悔，抓着砚台就揣在怀里跑了，墨水都没来得及洗，搞得全身是墨水。此外，米芾也是一个关心国家的人，他装傻并不是完全为了保护自己让自己得到利益。这就要说到他拜石的真正“内幕”了，石头质地坚固、脆硬，由于这一品质，它出如今画家的画笔下，被画家所爱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米芾能疯到见石就拜还是值得怀疑的，那为什么只有在无为有记载说他认石为兄，《名画的创造者》是这样说的：“米芾知无为军后，为官清正，但是他的上司知州则是一个搜刮民财的老手，把地方百姓搞得民怨鼎沸，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面老鼠，米芾非常瞧不起这位知州大人，与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按照宋朝的规矩，每逢单日就要到州衙去参拜州官。这使米芾很不舒坦。想来想去，米芾想了个办法。平口米芾喜爱收藏，也收集了一些奇石异物。他让自己的书僮秦礼摆上那些石头和异物，自己穿上朝服，对石头拜了几拜。米芾拜石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辞“我参拜无知的石头，因为石头是干净的，也不拜你肮脏的面老鼠。”米芾拜过石头后，心情好受了许多，然后再到州衙去议事。从这儿以后，米芾每逢单日，就参拜石头”。

《满庭芳》的由来
　　苏轼将密云龙奉为至宝。除了“四学士”和廖正一，另一位书画名家米芾，也是苏轼的座上客。元祐四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途经扬州时，曾召米芾前来相见。苏轼再次拿出“密云龙”，与他共享。米芾则为此曾写下《满庭芳》，词题就叫《咏茶》。不言而喻，词中的“美盼”“娇鬟”就是朝云，这一年她二十六七岁，正是女人一生中最为光艳动人的时刻。只见她在帘外燃起小炉，轻轻倒进瓶中专用的泉水，不一会儿，紫色的沙瓯里色如玉乳，轻涛微翻。朝云轻挽翠袖，“稳步红莲”，恭恭敬敬地将茶献到客人面前，素有“米癫”之称的青年米芾早已既醉又癫，愁妒齐翻。直到朝云歌声响起，他才再度清醒，止不住对她频频顾盼，心生艳羡，直到曲终人散，他依然“欲去且留连”……

早期书画签名
　　他的书画作品多为人所收藏。今人恰恰可以从他自己的书画题签上发现“芾”的读音。原来，米芾早先签名都写作“黻”字，而“黻”字只有一个读音，即念作“fú”。米芾在自己写的《〈王子敬帖〉跋》中说：“崇宁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手装，时以芾字行，适一纪。”一纪就是12年，从崇宁元年往前推算12年，即为元祐六年，这年米芾41岁。也就是说，元祐六年米芾41岁时，才改称米黻为米芾，这个“芾”是由“黻”改来的，自然应当读作“fú”。与“fèi”音毫不相干。
　　《人民日报海外版》

米芾之洁癖
　　世传米芾有洁疾，初未详其然，后得芾一帖云：“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以此得洁之理。靴且屡洗，馀可知矣。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释之曰：“既拂矣，而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

米公祠
　　米公祠，原名宝晋斋，位于无城内，是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于宋徽宗崇宁年间守无为军时所建。米芾字元章，祖籍由山西太原迁居湖北襄阳，人称“米襄阳”。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时人感其德政，在他离任去世后，于米公军邸的旧址上建米公祠以示纪念。米芾崇尚晋人法帖与名画，广为搜求，不惜耗费巨金。相传他得王羲之的《王略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谢安《八月五日帖》及顾恺之的名画《净名天女》，戴逵的名画《观音》等真迹后将自己的书斋题名为“宝晋斋”，并将收藏的晋人法帖勒石上碑，称《宝晋斋贴》。后遭兵火，石刻残损，继任无为军守葛祜之据米芾拓本重刻，与米刻残石同置官署，后来曹之格任无为通判，又重新摹刻，并增家藏晋帖，及米芾书法多种于咸淳四年刻成，名为《宝晋斋法帖》是帖共十卷，第一至第五卷除米刻谢安《八月五日帖》与王献之《中秋帖》外，全是王羲之书；第六、七两卷为王献之书；第八卷为王羲之四子书；第九、十两卷为米芾书。原刻至近代又毁于兵火。只有米芾篆书《宋真宗御制文宣王赞》因在学宫戟门，且埋在地下，才保存下来。
　　时值北宋崇宁三年，他将3种法帖摹刻上石，并于“宝晋斋”前掘池建亭，即墨池、投砚亭。他公余之暇在此读书挥毫，还在公署西侧立一形如老翁之石，每天抱笏揖拜，时人以为怪癖，故称此石为“拜石”。原斋毁于兵火，后多次重建，光绪丁丑知县王峻，建米公祠3楹，门居中，于池之左右盖耳房3间，环池循势垒假山，并搜集米公遗刻“墨池”、“画菜”2碑和其它石刻入祠内。
　　如今，米公祠所藏碑刻较前为多，主要是晋唐以下历代名家书刻，计一百四十多方，出自五十余位书家之手。有徐楷、钟绍京、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赵佶、赵孟頫、唐寅、祝允明、文征明、沈周、王守仁、王士祯、文天祥、梁同书、成亲王等人的法帖。行、草、篆、楷各种书体无不具备，各种流派争妍斗艳，各种风格，尽呈异彩，令人敬羡不已。米公祠作为全省重点文保护单位，它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享誉国内外，尤其在东南亚、日本等国较有影响，每年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寻访。

墓地资料

清远市清新县文化部门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偶然发现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墓葬。该墓是米芾的衣冠冢，还是真墓？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始修于元末或明初
　　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清远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高峰介绍，清新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员在该县秦皇山一带考察时，偶然发现一座古墓，墓碑上刻有“米元章”3个石刻大字，这引起了专家们极大的兴趣。经初步查实，这正是北宋著名大书法家米芾的墓葬。
　　古墓的石碑上记载着：“大宋太祖考内阁大学士讳芾字元章米府君大人、妣诰封一品夫人米母念六娘郑氏夫人合葬墓。”该墓于清宣统三年，由米氏后裔重修。
　　经查阅民国版《清远县志》记载：清远境内的湴塘村米氏，“乃芾裔也，芾十世孙由襄阳于元世迁居湴塘”，有族谱记载。
　　据清新县光绪年间编写的《米氏族谱》手抄本记载，“太祖讳芾字元章……太祖婆郑氏念六娘，生子友仁，合葬在獭凹背。”到了米芾第十世孙，从湖北襄阳南迁到今天的清远湴塘村，开创了清远米氏700年的家族史。高峰推测，清远的米芾墓可能始修于元末或明初，清代多次重修，清新县湴塘村的米氏族人，是米芾的嫡系后人。

曾遭盗挖
　　此前，北宋米芾墓一直被认为是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鹤林寺西南黄鹤山北坡下，1984年，镇江市政府对米芾墓进行了重修。此次在清远发现的米芾墓是衣冠冢，还是真墓？这是文史专家们追寻的问题。
　　清远文史专家在向当地群众进行调查时了解到，10多年前，清远米芾墓曾遭人盗挖过。盗墓者以为墓中藏有大量金银财宝，但一直挖到装有逝者骨殖的“金塔”，也没有挖到值钱的宝贝。数十天后，米氏后人发现祖墓被盗，于是捐资重修。
　　当年参与重修祖墓的老人回忆，在米芾墓的第一层安放了一个“金塔”，而“金塔”下约0.5米的第二层，才安放有米芾生前的玉佩腰带，如今，玉佩腰带被村民取回放在家中珍藏。墓的第三层则安放了一块瓦片，瓦片上画有埋葬祖先骨殖的地图。

骨殖真墓
　　高峰说：“如果村民所说的情况属实，则清远米芾墓很可能是埋有米芾骨殖的真墓。”支撑这一观点的理由是：一是根据南方衣冠冢的特点，在“金塔”中会安放一块写着祖先生平及官衔的铜牌或银牌，但清远米芾墓中没有发现铜牌或银牌。
　　二是南方人在某个地方定居后，一般会回到原籍取走祖先的骨殖，到新的定居点重新安葬，清远米芾墓很可能是后人将祖先骨殖迁葬到这里。
　　三是据江苏的文史专家严其林考证，米芾之子米友仁于南宋绍兴年间，曾往南迁葬过米芾墓。这与清远《米氏族谱》中记载的内容相符。

纪念馆

米芾纪念馆，于1956 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该纪念馆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沿江路的西段，原名 “ 米家庵 ” ，是纪念北宋书画家、鉴赏家米芾而建的祠宇。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代四大书法家。米公祠始建无考，《襄阳县志》载：元末明初毁于兵燹，明代曾重修，并由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郑继之于万历四十七年撰书《米氏世系碑》，记述米氏故里的沿革。

生平事迹

家庭背景
　　米芾五世祖米信，宋初勋臣。《宋史》卷261有传，淳化五年卒，六十七岁。高祖、曾祖多系武职官员。芾父字光辅，官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公。米芾《书史》云：“濮州李丞相家多书画，其孙直秘阁李孝广收右军黄麻纸十余帖，辞一云白石枕殊佳……后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乐道’。今印见在余家。先君尝官濮，与李柬之少师以棋友善，意以奕胜之，余时未生。”由此知米芾在未出生时，其父曾在濮州为官，喜爱书画艺术，并精于鉴赏，且“尊德乐道”。
　　芾母阎氏，因其“侍宣仁皇后藩邸，出入禁中，以劳补其子为殿侍，后登进士第，恩补校书郎、太常博士，出知无为军。逾年，召为书画博士，擢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宋史》、《京口耆旧传》、《丹徒县志》、《襄阳县志》、《全宋诗》、《鸡肋编》等均有载。翁方纲《米海岳年谱》谓芾母“赠丹阳县太君”。

米芾身世
　　米芾出生于仁宗皇祐三年。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云：“我本生辛卯两丙运，今岁步辛月亦然。”又《晋太保谢安石帖后》有句云：“余年辛卯，今太岁辛已，大小运丙申丙辰，于辛卯月辛丑日，余于辛丑丙申时获之，此非天耶？”宋仁宗皇祐三年是辛卯年，米芾有一方印曰：“辛卯米芾”。由此知米芾生于公元1051年无疑。

少年米芾
　　《韵语阳秋》卷14载：“元章始学罗逊书，其变出于王子敬。”“《襄阳学记》乃罗逊书，元章亦襄阳人。始效其体至于笔换万钧，沉着痛快处，逊法其能尽耶？”《襄阳县志·古迹》：“襄州新学记碑：贞元五年卢群撰，罗让行书。……罗让字景宜，……让书襄阳学记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后乃超迈入神耳。宋人避英宗本生于濮安懿王讳，故或称罗逊”。米芾《群玉堂米帖》自叙云：“余初学颜书，七、八岁作字，至大一幅，书简不成。”由此知，米芾是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襄阳书家罗让。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五年庚子，手帖云：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扎，自成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五年庚子”，即宋仁宗嘉祐五年。
　　邹演存《米公祠及米芾族裔脉源考》：“自宋治平四年随母阎氏离乡到京都汴梁，其母内廷侍侧英宗高皇后，他自然邀幸得迁，……。”

米芾仕途
　　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神宗熙宁元年戊申，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当在本年。”《全宋词》：“以母侍宣仁皇后藩邸，恩补校书郎……。”《京口耆旧传》、《襄阳县志》、翁方纲《米海岳年谱》等载：“黻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补秘书省校书郎。” 神宗熙宁三年庚戌二十岁，由秘书省校书郎改临桂尉。
　　神宗熙宁八年乙卯二十五岁，十月前在临桂尉、含光尉任，十月后官长沙椽至神宗元丰五年壬戌三十二岁。
　　神宗元丰八年乙丑三十五岁，官杭州从事。
　　哲宗元祐七年壬申四十二岁，知雍丘县。
　　哲宗元祐九年甲戌四十四岁，由雍丘县令改监中岳祠。
　　哲宗绍圣四年丁丑四十七岁，在涟水军使任上。
　　哲宗元符二年乙卯四十九岁，由涟水军使任改除蔡河拨发。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已五十一岁，发运司属官，在江淮间。
　　徽宗崇宁二年癸未五十三岁，由发运司属官改太常博士、书学博士。
　　徽宗崇宁三年甲申五十四岁，仲春尚在书学博士任，后知无为军。
　　徽宗崇宁五年丙戌五十六岁，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
　　徽宗大观元年丁亥五十七岁，知淮阳军。

米芾子女
　　神宗熙宁七年甲寅，二十四岁的米芾在临桂尉任上，长子米友仁出生。友仁，小名尹仁、寅孙、鳌儿，字元晖，人称小米。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附考云：“盖生于寅岁，故以寅为小名。由此考之，友仁当生于熙宁七年甲寅也。”
　　《全宋词》：“友仁，字元晖，自称懒拙老人。芾子。生于熙宁五年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绍兴二十年卒，年八十。”
　　蔡肇《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铭》称，芾有五子，只长子友仁知名。米芾《题赠叔晦》：“叔晦之子道奴、德奴、庆奴，仆之子鳌儿、洞阳、三雄。”岳珂《宝晋斋法书赞》卷19载米芾一帖云：“能书第二儿，二十岁化去，刳吾心肝，至今皓首之由也。”又《晋纸帖》中云：“老来失第三子”。这两个儿子可能就是上面提到的“洞阳”、“三雄”。另二子不详，或是二女。《耆旧续闻》云：“世传米芾有洁癖。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池北偶谈》曰：“段拂、吴激皆米元章婿。拂南渡后仕至参知政事。激字彦高，入金为翰林学士，乐府与蔡松年齐名”。

结交苏轼
　　苏轼年长米芾十五岁。
　　米芾《画史》有言曰：“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独醒杂志》云：“元丰中过黄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
　　《跋米帖》：“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
　　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米芾到黄州拜访苏轼无疑，但是，均未言何年、月、日。”因此，研究者有三说：元丰四年说。元丰五年说。朱靖华《苏轼简明年谱》于元丰五年下云：“米芾、董钺、绵竹道士杨世昌等来访雪堂。”王文诰《苏文公诗编注集总案》谓米芾来黄州访苏轼在元丰五年三月。元丰七年说。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引温革叔皮《跋米帖》，系米芾访东坡于元丰七年甲子。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三说中以元丰七年说最为不确。东坡晚年有‘恨二十年知元章不尽’之语，如元丰七年初识，则相差三年。元丰四年虽恰为二十年，然雪堂未建，米芾访雪堂则为虚。”故元丰五年之说较可信。
　　哲宗元祐元年，五十一岁的苏轼六月知登州，十月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十二月二十日到京。有《与米元章书》：“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复思东坡相从之适，何可复得？”“惟千万节哀自重。”由此推知，芾父当逝世于本年或本年前一、二年。芾父有“中散大夫，会稽公”之赠，会稽距杭州甚近。时年米芾官杭州从事。
　　《全宋诗》卷821苏轼有《次韵米黻二王跋尾二首》。哲宗元祐二年米芾诗《题子敬范新妇唐摹帖三首》。米芾《书史》云：“当时唱和者黄庭坚一首、蒋之奇诗三首，吕升卿二首，刘诠二首……，共成一轴，亦为此诗之和诗。”当年六月或七月，苏轼等十六人于王晋卿西园晏集。李伯时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
　　哲宗元祐四年，米芾在扬州。时年五十四岁的苏轼，四月出京，六月往扬州访米芾，七月初三日到杭州。苏轼《书米元章藏帖》：“元佑四年六月十二日与章资平同过元章。”《与米元章》书三则，有言曰：“某以疾请郡，遂得余杭…，重辱新诗为送，词韵高雅，行色赠光，感服不可言也。”又《与钱穆父》书曰：“前日作《米元章山砚铭》。此砚甚奇，得之于湖口石钟山之侧。……因山作砚其理如云。过扬且伸意元章，求此砚一观也。”《东坡全集》卷75有《米黻石钟山砚铭》一首。
　　哲宗元祐七年年，四十二岁的米芾知雍丘县。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云：“七年壬申九月，苏子瞻自扬州召还，元章知雍丘，具饮饷之。既至，则又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洒一行，即伸纸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洒行既尽，乃更相易携去，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东坡有《与米元章》二书。其一中曰：“过治下得款奉，辱至礼之厚，愧幸兼极。”其二中曰：“临辱访，欲往谢，又蒙惠诗，欲和答，竟无顷刻暇，愧负可谅。”由此知，米芾在这期间也访过苏轼，雍丘距京较近。
　　宋·赵令畴《候鲭录》卷7载：“东坡在淮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此事当发生在苏轼知扬州之后，米芾令雍丘之前”。
　　苏轼《记张元方论麦虫》：“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书，言县有虫食麦叶而不食实。”
　　《京口耆旧》云：“建中改元，坡归自岭外，与客游金山。有请坡题名者。坡云：‘有元章在’。米云：‘某尝北面端明，某不敢。’坡抚其背云：‘今则青出于蓝矣’。元章徐曰：‘端明真知我者也’。自尔益自负矣。”当年，苏轼染疾，米芾多次谒并送麦门冬饮子于北沙东园。东坡有诗《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八月中秋，米芾得苏轼去世噩耗，作《苏东坡挽诗》五首。序中有云：“辛巳中秋，闻东坡老向以七月二十八毕此世。”
　　苏轼《与米元章》书九首中有“岭海八年…独念元章”，“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之语。
　　米芾《书紫金砚事》：“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书画成就

介绍
　　米芾自幼爱好读诗书，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慧，六岁时能背诗百首，八岁学书法，十岁摹写碑刻，小获声誉。十八岁时，宋神宗继位，因不忘米芾母亲阎氏的乳褓旧情，恩赐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负责当时校对，订正讹误。从此开始走上仕途，自到1107年卒于任。米芾一生官阶不高，这与他不善官场逢迎，又为人清高有关。米芾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善官场逢迎。使他赢得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玩石赏砚钻研书画艺术，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他在别人眼里与众不同，不入凡俗的个性和怪癖，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基石。他曾自作诗一首：“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他就是这样一个把书画艺术看得高于一切的恃才傲物人。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元丰五年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王献之的字，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祐六年之后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祐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
　　在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如今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祐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
　　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若穿透始到钟、索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如今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
　　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
　　所以后人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其子米友仁书法继承家风，亦为一代书家。

艺术特点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

艺术成就
　　米芾作为北宋著名的画家，处在一个文人画的成熟时代，其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米芾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欢危峰高耸、层峦叠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赏的是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的风貌；所以米芾在艺术风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创造的“米氏云山”都是信笔作来，烟云掩映。
　　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皇帝的询问书法，米芾自称自己是“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心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 从现存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无怪乎苏东坡说：“米书超逸入神。”又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尤在明末，学者甚众，像文徵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也莫不从米子中取一“心经”，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如今。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
　　米芾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而翰札小品尤多。
　　米芾擅水墨山水，人称“米氏云山”，但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但如今唯一能见到的，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米画”——《珊瑚笔架图》，画一珊瑚笔架，架左书“金坐”二字。然后再加上米点和题款，米家山水便赫然而出。米芾以画代笔，颇有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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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37）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子高，自号赤城居士。临海（今属浙江）人。"生平

少时随父宦学四方，后侨居金陵。绍兴七年，吕祉节制淮西抗金军马，荐为幕府参谋，他欣然响应，留其家于后方，以单骑从军。曾与吴若共著《东南防守便利》3卷,其大略谓“立国东南，当联络淮甸荆蜀之势”。

其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陈贻序和伯父陈贻范均进士及第，并都担任过州县官。他们不但文学造诣很高，而且陈贻范还是著名的藏书家。陈克自幼受家庭熏陶，才学日益长进，诗、词、文无不精通。他早年的诗，文辞优美，风格近温庭筠和李商隐，在“宋诗中另为一格”。他的词写得更好，佳作多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词格高丽，晏周流亚”。清李慈铭在所著《越缦堂读书记》一书中，论赞其词“在北宋诸家中，可与永叔、子野抗衡一代，虽所传不多，吾浙称此事者，莫之先矣”。

陈克亲历两宋之交的战乱，其词对时世有所反应。如〔临江仙〕写身世之感，触及“胡尘直到江城”的严酷现实,〔虞美人〕写祈雨,注意到农村“日夜歌声苦”的悲惨之状。这类作品在他的集子里很少见。他的词主要还是承"“花间”“和北宋的婉丽之风，以描写粉融香润的生活和闲适之情见长。如〔菩萨蛮〕：“赤阑桥尽香街直，笼街细柳娇无力。金碧上青空，花晴帘影红。黄衫飞白马,日日青楼下。醉眼不逢人,午香吹暗尘。”又如另一首写闲情的〔菩萨蛮〕“绿芜墙绕青苔院”以“烘帘自在垂”和“绿窗春睡轻”的恬淡境界受到历代词话家的称誉。清人陈廷焯说:”“陈子高词婉雅闲丽,暗合温、韦之旨,晁无咎、毛泽民、万俟雅言等远不逮也。”"说陈克高于晁、毛等人未必公允,但“婉雅闲丽”和“合温韦之旨”二语倒是准确地道出了他的歌词创作的主导风格与继承关系。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著录陈克《天台集》10卷。又单行《赤城词》1卷,曾刊入长沙书肆《百家词》。今均不传。朱孝臧《□村丛书》所收《赤城词》1卷,系据林无垢校补旧钞本。赵万里复据他书共辑得41首，附录1首,刊入《校辑宋金元人词》。《全宋词》增辑至51首。《全宋词补辑》又补辑陈克词4首。陈克亦能诗,诗集已佚，部分作品仅见于《宋诗纪事》等书中，存词5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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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生平

大事年表
　　父亲苏序，母亲史氏，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苏洵少时不好读，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祐元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嘉祐二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命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事佛奉道
　　苏洵生活于佛、道发展兴盛的北宋前期，受时代潮流及出生环境的影响，苏洵也有一些佛、道观念。苏洵信奉佛道，其外在表现是游道观佛寺，交道士僧人，舍心爱之物为死去的亲人祈冥福等；其内在表现则体现了其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之中，苏洵的文学创作过程论受启于《庄子》，他的文学作品涉及到道教的仙话传奇，灵验故事，宫观胜境等，其政治思想从渊源、重要观点到语言文字无不留下道家的痕迹。苏洵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思想中涉及佛教的比较少见，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却十分明显。
　　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说的是苏轼苏辙兄弟庆历年间在家以父为师时的事情，可见苏洵对道释经籍是有所研读的，不仅如此，还让儿子也一起读。苏轼曾提到双亲笃信佛教：“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此，而志则无尽。”至于对道教的信仰，苏洵自己有记载：“洵尝于天圣庚午重九日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苏洵十九岁娶眉山大户程氏之女为妻，到二十三岁还未有子嗣，因此在游成都玉局观见到被称为以祈嗣的张仙画像，就购置回家。祈曰：“某等不德所召，艰于嗣息，堇皈遗教，瞻奉尊彦。夫妇行四拜礼，诣香案上香，献酒。读祝再四拜。”苏洵的佛道信奉主要体现在游览佛道的名胜古迹，接交道士、僧人。
　　苏洵少不喜学，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一次经水路，一次经陆路，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
　　苏洵游过的道释名胜古迹大致有青城山和峨眉山、成都的玉局观、庐山的东林寺和西林寺、虔州的天竺寺、丰都的仙都观等。
　　苏洵游峨眉山和青城山是在青少年时期，其《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诗中云：“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岷峨最先见，晴光压西川。”
　　庆历年间，苏洵进京参加制举考试，不中，便南游嵩洛庐山，在庐山他游历了东林寺和西林寺，并同这里的两位高僧讷禅师和景福顺长老交游月余。《忆山送人》诗中详细记载了这次游历的情形：“次入二林寺，遂获高僧言。问以绝胜境，导我同跻攀。逾月不厌倦，岩谷行欲殚。”苏洵在庐山同二僧共游居一个多月，并“获高僧言”这件事，苏轼、苏辙都有记载。苏辙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元丰五年以谴居高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讷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讷之化去已十一年。”从庐山下来，苏洵又南游虔州，在虔州，苏洵结识了当地隐士钟子翼兄弟，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马祖岩和天竺寺。大概在皇祐初年，苏洵到岷山白云溪拜访了隐士张俞，苏轼在《张白云诗跋》中说：“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张俞的事迹在王称的《东都事略》中有传，“张俞，字少愚，少嗜书，好为诗，……俞为人不妄忧喜，性淳情澹，有超然远俗之志。”朝廷曾六次下诏要其出仕，“卒不起，遂隐居青城山之白云溪。”按青城山白云溪是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廷晚年所居之地，文彦博治蜀时安排张俞居住白云溪，显然是张俞对道教有特别兴趣的原因，苏洵与他交游，道家道教大概是其交谈内容之一。嘉祐初，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在京期间，认识了保聪禅师，“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圆觉院大治。”
　　嘉祐四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东出三峡，走水路进京，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传说这是阴长生升仙的地方，写有《题仙都观》诗凭吊这个仙人。

介绍

苏洵字明允，四川眉山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于英宗治平三年四月戊申，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馀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苏洵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1056年，领苏轼、苏辙去汴京，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苏洵文名因而大盛。宋嘉祐三年，宋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苏洵推托有病，不肯去应诏。嘉祐五年，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苏洵即去世，朝廷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

纪念设施

墓地
　　苏洵墓，别名苏坟山，位于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为苏洵及夫人程氏、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始建于宋代，清嘉庆年间进行过大修。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中有“苏君，讳洵，字明允……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早在北宋嘉祐二年，苏洵为葬亡妻程氏，便在武阳县东北安镇乡可龙里的“老翁井”侧面，距“老翁井”仅十余步的地方寻得墓地。宋英宗治平二年苏轼的前妻王弗病逝于京师，1066年苏洵亦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扶柩归蜀，将苏洵、王弗葬于此。苏轼《亡妻墓志铭》载：“葬于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

三苏祠
　　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城西，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原为五亩庭院，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在原址摹拟重建。经历代增修扩建，现占地86亩。三苏祠既保持了苏氏故居的风貌，又体现了祠园建筑的古朴幽深。祠内供奉陈列有三苏及子孙、女眷塑像，还供奉有眉山始祖苏味道画像和列代先祖牌位；有木假山堂、古井、洗砚池、荔枝树等苏家遗迹；有三苏祠沿革展、碑廊苏轼手迹刻石80多通，宋、明、清、民国碑约30通。除此而外，馆内还收藏有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2007年，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投巨资，新建东园碑廊、三苏纪念馆、旅游接待中心等，面积新增20余亩，总面积共计约104亩。生平陈列展厅面积由原300多平方米，增至约3000多平方米。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201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评价

除了在家庭教育上称得上是天下父亲的典范，在自学成材上，苏洵也是后人的楷模。“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这是《三字经》里对于苏洵的描述。苏洵是幸运的，创造了中国第一文人家庭的奇迹。

成就

文学成就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还强调打速决战、突击取胜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等战略战术原则。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精辟。苏洵提倡学习古文，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的苏洵著作，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的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嘉祐集》《15卷、《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谱学贡献
　　苏洵在谱学领域贡献巨大，他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谱范例。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迹、配偶、死葬、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各代标明辈分。其谱例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尊近而贬远，主张睦族、恤族、化俗。其特点是篇幅大，记载内容多。苏氏谱例与欧阳修创立的另一谱例一道，被世人称为“欧苏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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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咨夔，(1176～1236)，南宋诗人，汉族人。字舜俞，号平斋。於潜（今属浙江临安县）人。嘉泰二年(1202)进士。授如皋主簿，寻为饶州教授。作《大治赋》，受到楼钥赏识。著作有《春秋说》3卷、《西汉诏令揽钞》等。"介绍

洪咨夔，嘉泰元年进士。授如皋主簿，累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加端明殿学士。卒谥忠文。

洪咨夔为人正直敢言。在现存的 920多首诗里，像"“今岁啼饥眼欲枯”“，这样直接反映农民生活疾苦的诗句并不少见。又如《次韵闵饥》其一写道”“贵人生长不知田,丝竹声中醉饱眠。渠信春山青草尽，排门三日未炊烟。”“已接触到农村贫富对立的事实。他感叹”“月行九霄上，安知下民愁”“，足见其十分同情人民。他也常有讽刺官吏、讥刺朝政之作，如《狐鼠》一诗,最为淋漓痛快。他善于描写农村景物,如描绘牧童”“秃穿犊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笔调清新、生活气息浓厚。不过他受江西诗派影响较深，也有一些平庸之作。

著作有《平斋文集》32卷、《平斋词》1卷等。其《平斋文集》所收多为讲经及制诰之文，余为诗歌、杂文，其词“淋漓激壮，多抑塞磊落之感”，风格颇似辛弃疾，清毛晋将其刊入《宋六十名家词》。《平斋文集》3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本；又有洪氏《晦木斋丛书》本，收诗寥寥。《平斋词》有汲古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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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梅坡，宋朝末年人，具体生卒年、生平事迹不详，存世诗作也不多，与刘过是朋友，以两首雪梅诗留名千古。

［约公元1208年前后在世］字方叔，号芸窗，南徐（一作润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初前后在世。淳佑间，任句容令。宝佑中，为江东制置使参议、机宜文字。榘著有《芸窗词稿》一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赵鼎(1085-1147)， 南宋政治家、词人。字元镇，自号得全居士。南宋解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宋高宗时的宰相。有《忠正德文集》10卷，清道光刊本。《四印斋所刻词》有《得全居士词》一卷，存词45首。"抗金

“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阁下大书三姓在，海南惟见两翁还。一丘孤冢寄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这是胡铨悼念赵鼎时所作的《哭赵鼎》一诗。
　　在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有一处荒废的古迹——“盛德堂”，据光绪《崖州志》收录的《盛德堂记》一文记载：绍兴十四年，南宋抗金名相赵鼎被贬至吉阳军后，曾经在此谪居3年，直至1147年绝食身亡；与其志同道合的抗金主帅胡铨于1148年被贬到此，也在这里寓居达8年之久。“盛德堂”是唐代宰相裴度后人的私宅，其得名于胡铨1156年遇赦离开前题写的“盛德堂”匾额。

铁骨铮铮九死不悔
　　翻阅《宋史·赵鼎传》，但觉其人其事就如死后的谥号——“忠简”，这位四岁丧父，全赖母亲抚养教育，精通经史百家学问的南宋宰相，不但精忠报国，而且敢于直谏，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
　　王俞春先生说：“赵鼎直言不讳的个性，加上奸臣小人的诋毁陷害，导致了他个人政治命运的沉浮多变，在宋高宗赵构执政期间，赵鼎时而被擢升，时而被降职，连宰相都是二度出任’‘.湖栦安平义君姚丹萍先生说;赵鼎与文天祥都大宋忠贞宰柤’'。
　　1138年，南宋朝廷迫于金国的军事压力，很多人都主张割地求和，但赵鼎坚决反对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卖国行径，遭到了秦桧的忌恨。秦桧当上宰相后，对赵鼎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行为，他不断捏造罪名，将赵鼎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到吉阳军。
　　被贬吉阳军后，赵鼎在上给朝廷的谢表中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看后，不得不感慨：这老头还是像以前一样倔强！
　　在吉阳军的3年时间中，赵鼎深居简出，门人故吏都不敢过问，只有广西帅张宗元偶尔给他送些醪米。秦桧知道后，专门派人监视赵鼎的一言一行，要求吉阳军每月都要向他汇报赵鼎的生死情况，逼死赵鼎的野心昭然若揭。于是，赵鼎派人对儿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他带病写好自己的 “铭旌”，并在遗言中嘱咐儿子乞旨归葬，然后绝食而亡。
　　“铭旌”是古代人死后由当地官员、名人或族长来书写的，一般要写上死者的官衔、谥号和姓名，但赵鼎却在死前自己写好，且不写个人的官衔、谥号和姓名，只是写下两句话：“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箕尾”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二星，相传辅佐商王武丁中兴的名相傅说死后，灵魂骑跨在箕宿和尾宿之间，后人便把“骑箕尾”指代国家重臣之死。
　　赵鼎在“铭旌”中以殷商名相傅说自比，可惜壮志未酬，便已抱恨归天。后来，爱国诗人陆游读到这两句话时慨叹道：“呜呼！不可谓伟人乎？”

“天涯万里，海上三年。”
　　《宋史》记载了赵鼎死后第二年，便得旨归葬。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旧县村北面有座 “赵鼎衣冠冢”，2005年清明节前，当地村民还自发为赵鼎修葺墓地，并重立墓碑以示纪念。赵鼎在海南的贬所本为“吉阳军”，也就是今天的三亚，死后为何葬在今天的昌江县，即当时的“昌化军”境内？这一直是海南史学界一个争议性的话题。
　　王俞春说，当年赵鼎谪居的“盛德堂”的主人是裴度的十五世孙裴闻义，裴闻义之所以接纳赵鼎，一是因为他敬重赵鼎的为人，二是因为他们的祖籍都是山西闻喜县，所以才敢冒着得罪秦桧的危险让赵鼎住下；裴闻义当时还是昌化知军，赵鼎死后，被葬在昌化军辖地，完全在情理之中。裴闻义在赵鼎自身难保，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特殊历史时期，不求自保而顾念同乡情谊，着实难能可贵。
　　在三亚期间，赵鼎曾写下了不少诗词，其中的《贺圣朝·道中闻子规》：“征鞍南去天涯路，青山无数。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凄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声音。更阑人静一声声，道不如归去。”道出了赵鼎的去国怀乡之情，也难怪他想要死后归葬内地了。
　　谪居水南三年，赵鼎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秦桧爪牙的严密监控，身不由己，纵然他想为当地父老乡亲做些实事好事也难以实现。但赵鼎的心却是自由的，他曾写下《行香子》一词：“草色芊绵，雨点阑斑。糁飞花，还是春残。天涯万里，海上三年。试倚危楼，将远恨，卷帘看。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谩凝眸，老泪凄然。山禽飞去，榕叶生寒。到黄昏也，独自个，尚凭阑。”
　　从“天涯万里，海上三年”一句可以看出，作词时赵鼎已经在三亚呆了三年，离他绝食自尽的时日已然不远。作为一名不是囚犯却胜似囚犯的贬官，赵鼎孤独、落寞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春来春去，对他而言，都是凄凉。

浩然正气后世称颂
　　王俞春告诉记者，在赵鼎还是一名“右司谏”的时候，他就大胆进谏，发表个人意见，并基本上都得到宋高宗的采纳实施，将他升迁为“殿中侍御史”；这时朝中有人提出异议，说直接从“司谏”升为“殿中”，那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但高宗说：“鼎在言路极举职，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
　　由于宋高宗使用了赵鼎这样的忠臣和能臣，使得宋王朝从“靖康之变”中转危为安，在偏安的尴尬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纵观《宋史》中赵鼎的传记，宋高宗对他的赞誉之词十分中肯：“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赵鼎两为相，于国有大功，再赞亲征皆能决胜，又镇抚建康，回銮无患，他人所不及也。”宋高宗处理军国要事，发布诏书，也多由赵鼎先行起草。
　　难怪《宋史》给予赵鼎很高的评价：“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云。”
　　即使如此，宋高宗还是受到奸佞之臣的蛊惑，最终轻信秦桧之流对赵鼎的诽谤，将赵鼎“斥逐远徙”，魂断天涯，实在让时人和后人扼腕痛惜。王俞春说：“其实，秦桧当道之时，打压和迫害了一大批忠义之士，其中被流贬到海南岛的除了赵鼎、胡铨、李纲和李光，还有兵部侍郎王居正和岳飞的部将于鹏等人。”
　　赵鼎身后，海南人一直没有遗忘这位忠直的宋代宰相，而是对他景仰有加。康熙年间，崖州地区就将他与李德裕、胡铨等人一起祀入“五贤祠”；后来，府城的“五公祠”也是为了缅怀赵鼎等人而建。
　　明代临高才子王佐曾写过四首七律，分别吊唁南宋期间的“海外四逐客”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其中一首为《赵忠简公鼎》：“身骑箕尾壮山河，气作中原胜概多。立赞建康开左纛，左挥羯虏倒前戈。孤忠惟有皇天在，万口莫如国是何？直待崖州沧海涸，英雄遗恨始消磨。”
　　前人已逝，刚性尚存，赵鼎的到来和离去，都为天涯热土留下了浩然正气。可是他的非正常死亡，他的英雄遗恨，何时能够消失殆尽呢？
　　王俞春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赵鼎是个悲剧人物，但他的浩然正气却为后世所称颂；他被流放天涯，无疑提升了海南尤其是三亚的知名度，为三亚的历史注入了人文底蕴，对今天三亚旅游业的开发也是大有裨益的。

诗词成就

赵鼎善文、诗、词。文章多为奏疏，气势畅达，“浑然天成”。黄升称其词“婉媚，不减《花间集》”。《四库全书总目》说他“本不以词藻争短长，而出其绪余，无忝作者，盖有物之言有不待雕章绘句而工者”。他身经靖康之变，词中不乏伤时念乱之作。如写于建炎元年的〔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怀念为金人占领的家乡，忧虑国家前途，真切感人。他的〔点绛唇〕《春愁》等词，也是佳作。有《忠正德文集》10卷，清道光刊本。《四印斋所刻词》有《得全居士词》一卷，存词45首。

轶事典故

宋朝时刘豫在山东张贴告示，散布谣言说：掌管天子御用药物的太监冯益派人收买飞鸽。告示中并有一些不敬的话。

泗州知州刘纲将此事禀奏朝廷。

张浚要求天子处斩冯益以释清谣言。

赵鼎随即上奏道：“冯益的事暧昧不明，然而在若有若无之间，已关系着国家的体统。但是朝廷如果完全不加处罚，外面的人一定认为陛下确实派冯益做这种事，这会损害皇上的盛德，不如暂时解除他的职务，外放到别处去，以消除众人的疑惑。”

皇帝听了很高兴，便将冯益外放到浙东。

张浚很气赵鼎反对他的主张，赵鼎说：“自古以来，想除去小人如果操之过急，小人一伙会团结起来，祸害就大了；如果缓慢渐进，可使他们自相排挤。目前以冯益的罪，虽处死也不足以大快天下人之心，然而太监们怕皇上习惯以处死来处理这种事，一定极力为冯益开脱罪行；不如把他贬到远处去，既不抵触皇上的心意，太监们看到贬谪的处分尚轻，一定不会极力营救，又庆幸出来一个空缺，一定一个个图谋进用，怎肯容纳被贬的人呢？如果现在就大力打压他们，这些人一定对我们起反感，那么他们的党羽组织将更坚固而不可破。”

张浚这才叹服。

生平

赵鼎，字元镇，自号得全居士。南宋爱国政治家、词人。解州闻喜人。宋徽宗崇宁五年进士。曾任河南洛阳令、开封士曹等职。南渡后，累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他荐任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有效地组织了军事力量以抵御金兵。他极力反对议和，遭到秦桧等人的打击和迫害。

宋绍兴八年因力主抗金与奸臣秦桧不和，被贬到潮州。知州王惕“假肩与以送”，秦桧闻知，谪王惕金州。赵鼎在崖州寓宿裴闻义家给宋高宗的上表中，表达了他抗金救国的思想永远不改变：“白首何归，帐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挚九死而不移。”坚强的意志使秦桧感到胆寒：“此老倔强犹者。”同时更加紧对赵鼎的逼害。赵鼎在吉阳“深居简出，杜门谢访”。“海南积荡水云飞，黎婺山高日上迟，千里孤光一樽酒，此情惟有故人知。”广西帅将张宗元遣人持诗书和药石、酒、曲前往慰问，秦桧知后，马上把张调离广西。

由于秦桧残酷迫害，赵鼎只能以死来表示抗争。临终前自书墓石，记乡里及除解岁月。铭中有这种两句：“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表示他死后也不会忘记宋朝，不会忘记抗金救国，要把他的精神化为河山，使宋朝强大起来。逐绝食而死，葬于昌化县旧县村。时为绍兴十七年八月，享年仅63岁。卒前，自书“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忠义凛然，为人所钦仰。孝宗时，谥忠简。

《宋史》有传：“鼎为南渡名相，与李纲齐名。其词‘清刚沈至，卓然名家。”作品有《忠正得文集》十卷，《得全词》一卷。正得文集》十卷，《得全词》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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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乐清（今属浙江）人。工诗，为“永嘉四灵”之一。曾领乡荐（《四库提要》作“尝登淳佑癸卯乡荐”，《乐清县志》承此，而近人以为是淳熙癸卯，相差一个甲子。衡诸翁卷生平，前者过早，后者过尽，疑都不确），生平未仕。以诗游士大夫间。有《四岩集》，《苇碧轩集》。清光绪《乐清县志》卷八有传。"生平

翁卷，宋代人，字续古，一字灵舒。南宋诗人。永嘉；与赵师秀、徐照、徐玑并称为“永嘉四灵”，其中翁卷最年长。 由于一生仅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未果，所以一生都为布衣。

翁卷的生卒时间，有关资料均无记载，乐清人。康熙《温州府志》记载：“翁卷，一字灵舒，乐清柳川人。诗名《西岩集》，一名《苇碧轩集》。” 翁卷有两个弟弟，翁卷是老大，二弟叫永年，很多人认为永年是长兄。翁卷的三弟叫翁仿，可能早年夭折。翁卷有两个儿子，分别叫翁井和翁隽。

翁卷考功名只参加了一次就放弃了，所以，他一生为了生存也为了诗歌游走四方，在温州市郊、江西、福建、湖南及江淮等地生活过。翁卷在江西抚州也住过一段时间。赵汝的《南宋群贤小集》中，有一首诗《翁灵舒客临川经从访之不遇闻过村居》。诗人翁卷隐居在一个深山村里，在那里搭了三四间小茅屋，种了些高粱和树木，安心自闲地写诗。六十岁左右去世。

后世纪念

纪念馆
　　翁卷纪念馆的馆址据说是宋代翁姓祠堂旧址，历经岁月沧桑，原貌已荡然无存，仅有一方题着“联桂流芳”恭贺翁氏昆仲高中的大匾。1999年，翁卷纪念馆落成，位于埭头村的村口，是一座传统民居风格的木结构建筑物。一进纪念馆，那块留传下来的大匾便呈现在眼前，馆内有四排圆柱，每排五根，支撑着整个柱梁，馆后有一片茂密如云的竹林，馆前小桥流水，不远处的溪边伫立着数棵参天的古枫香和银杏。翁卷纪念馆比较简朴，很符合翁卷做为一个布衣诗人的身份。纪念馆周边的风景优美，也很符合翁卷诗歌的风格。

墓葬
　　乐清埭头的翁氏宗族，每到清明，或族祭，都要到祖先的墓前烧香叩头。翁卷二弟永年的墓在埭头。埭头翁卷的后裔们说，已找到翁卷的墓，说在其二弟永年墓的隔溪对面山脚。但那仅是一堆隆起的黄土，上面长满了青草。由于没有找到墓碑，所以无法断定这是翁卷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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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元量（1241～1317年后）南宋末诗人、词人、宫廷琴师。字大有，号水云，亦自号水云子、楚狂、江南倦客，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琳第三子。度宗时以善琴供奉宫掖。恭宗德祐二年（1276）临安陷，随三宫入燕。尝谒文天祥于狱中。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出家为道士，获南归，次年抵钱塘。后往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终老湖山。诗多纪国亡前后事，时人比之杜甫，有“诗史”之目，有《水云集》、《湖山类稿》。"入道原因

其一、元初道教受到帝王的推崇，社会地位颇高，道士的生活比较优越，生活方式比较自由，以道士身份南归对于一位宋室旧臣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其二、汪元量一向认为自己是汉族儒生，以全真教为代表的道教中兼容的儒家思想正好可以使汪元量在道教信仰中保留自己儒家的印记。而其中的遗民情怀也正好满足了汪元量的心理需求，满足他精神上的某种归依感。

其三、蒙元民族的统治，曾一度使汉族儒生处境艰难，并对汉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而道教是汉族文化相对比较纯净的留存之处，道教中民族文化的因素就成了他最终入道的又一原因。

文学创作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亦宋亡之诗史”。“宋亡之诗史”，是汪元量诗的主要特色。《醉歌》10首中，“声声骂杀贾平章”，揭露贾似道之流荒废政事，贻误国家的罪恶；“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直呼最高当权者太皇太后谢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满腔悲愤，不愧史笔。《越州歌》20首，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象：“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一阵西风满地烟，千军万马浙江边。官司把断西兴渡，要夺渔般作战船”。亡国之痛，悲歌当哭。又有《湖州歌》98首，从“丙子正月十有三，挝□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写起，以七绝联章的形式，依次记述“杭州万里到幽州”的所历所感、所见所闻：“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南四百州”；“两淮极目草芊芊，野渡灰余屋数椽。兵马渡江人走尽，民船拘敛作官船”。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诗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广度都超出其他宋遗民同类的诗。它记述的史实，往往能补史籍之所未及。

汪元量南归后，写了不少诗来反映人民在元朝统治下所过的痛苦生活，如《钱塘》“平芜古路人烟绝，绿树新墟鬼火明”，《兴元府》“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等，可以看成是“宋亡诗史”的一部分。

汪元量早期创作《居拟苏武》四首、《月夜拟李陵诗传三首》，立意、谋篇、遣辞都模仿古诗《李陵与苏武诗》、《苏武诗》，痕迹过于显露。元兵南逼，国势飘摇，他的诗融入了时代的内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师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体，自认为"“篇篇妙入神”"，颇有心得。他在颠沛困顿之中，进一步领悟到杜诗“句句好”。他在大都所作《黄金台和吴实堂韵》中写道：“君臣难再得，天地不重来”，感到大势已去而又执著地眷恋故国；在《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中写“南冠流远路，北面幸全尸”，声讨元统治者虐待宋宗室。这些诗作继承了杜甫的沉郁，而又有他自己那个时代所赋予的苍凉和悲愤。他为挽文天祥而作的《浮丘道人招魂歌》，则学杜甫的《同谷七歌》，深得其章法。南归后写的山水诗，偶有明快之笔，但大多数是抒写寂寞哀愁心情的，如“孤舟行客愁无那，十二峰前十二滩”。还有一些诗则受江湖派的影响，意境幽窄。

以“德祐之变”为界限，汪元量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宫廷生活。如〔莺啼序〕《宫中新进黄莺》写黄莺的伶俐，〔汉宫春〕《春苑赏牡丹》写牡丹的娇媚,曲尽物态,颇有情致。〔失调名〕《宫人鼓瑟奏霓裳曲》写宫人的哀怨。这些词辞采华美，结构缜密，虽然境界不高，但能做到典丽而不堆砌，工致而不晦涩。他的〔长相思〕中的“阿哥儿,阿姑儿,两个天生一对儿”，则通俗活泼，充满欢乐情绪。

“德祐之变”以后，汪元量的词作内容与风格都有了变化。至元十三年赴大都途中，他发出了“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的慨叹。在大都期间，在一组〔忆秦娥〕词中，他写南宋宫人“强将纤指按金徽，未成曲调心先悲。心先悲，更无言语，玉箸双垂”，“天沉沉,香罗拭泪行穷阴。行穷阴,左霜右雪，冷气难禁”，冲破了传统的“宫怨”作品中的幽愁暗恨，表达了被俘者的苦楚和眷恋故国的心情。其他如〔人月圆〕“不堪回首，离宫别馆，杨柳依依”，〔满江红〕《和王昭仪韵》“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都感人至深。这些作品继承并发扬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爱国词的传统，不事雕琢，直抒观感，言显意真。南归后,山河变色，“肠断江南倦客，歌未了，琼壶敲缺”，孤寂忧伤，眷怀故国，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内容，而且感情更趋深沉。代表作是〔莺啼序〕《重过金陵》。

生平

汪元量出生在一个琴而儒的大家庭中。年轻时，因精于弹琴作画、写诗填词，“以词章给 事宫掖”，成为供奉内廷的琴师，侍谢太后和王昭仪，并与柴望、马廷鸾等有交往。

德祐二年宋廷降元，元世祖诏三宫北迁大都。汪元量以宫廷琴师身份随太皇太后北行，“杭州万里到幽州”，目睹了南宋奉表降元的悲惨一幕，也亲身经历了三宫北上、燕京生活，由此写下了《醉歌》、《越州歌》、《湖州歌》等具有强烈纪实性的诗史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记录宋元更替时期的真实事件，以补史书之不足。

文天祥兵败被执，囚于大都，汪元量曾屡至囚所探视。文天祥为汪元量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为元量作品作序。汪元量写了《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诗，勉励文天祥尽节。在文天祥壮烈殉国后，他又作了《孚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形式模仿杜甫的《同谷七歌》，为文天祥招魂。

汪元量伴随三宫在北方生活了十三年，期间常出席元主举行的各种筵席，并以琴名于大都，受到元主的特别恩遇。他还授瀛国公赵显诗书，曾出仕翰林院，奉命降香。至元二十五年以后，太皇太后、王昭仪仙逝，十八岁的瀛国公赵显入吐蕃学佛法，其母全太后入正智寺为尼，他守候的宋室王族分崩离析，此时汪元量毅然决然地上书太祖请求南归，至元二十五年终得黄冠归，自号水云子。南归后，他组诗社，过潇湘，入蜀川，访旧友，后于钱塘筑“湖山隐处”，自称“野水闲云一钓蓑”。据传他行踪飘忽，被时人称为“神仙”，终老山水。

著述

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汪元量《湖山类稿》13卷，《汪水云诗》4卷，《水云词》2卷，已佚。清代乾隆间，鲍廷博刻刘辰翁选《湖山类稿》5卷，《水云集》1卷。以流传系统不同，重见的诗很多。二者共收诗 300多首，词20多首，《四库全书》即以鲍氏二本著录。今人孔凡礼自明代抄本《诗渊》及《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得汪森本未收诗约100首，词20多首,与汪氏二本合为一编,题为《增订湖山类稿》，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中仙、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年辈大约与张炎相仿，入元后曾任庆元路学正。有《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生平

王沂孙：汉族，生于会稽，是南宋末年有名的词人。

经常与周公谨、唐玉潜等人相倡和，著有词集《花外集》。

至元年间，为庆元路学正。

他虽做了元朝的官，心理却很复杂，在他的词中，也仍有许多是写故国之思的。只是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宋王朝的怀念或民族意识，而是同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由人意的沧桑感融合在一起，同时又渗透了个人在历史巨变中无可奈何、只能听任摆布的凄凉感。在写作手法上，他比周密、张炎写得更隐晦、含蓄，常常借甲咏乙，借此喻彼，看上去大多只是咏物、写景以及写男女恋情，而在隐隐约约之间，用些特殊的笔法，暗示词中埋藏得很深的真实想法与情感。如《眉妩·新月》中“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齐天乐·萤》中“汉苑飘苔，秦陵坠叶，千古凄凉不尽”，《天香·龙涎香》中“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等，都是如此。其中《齐天乐·蝉》借蝉咏怀，叹息岁时变迁的无情，自述“清高”、“凄楚”，最为人称道。正由于王沂孙是以深隐的笔法抒发复杂的情感，所以词的结构特别地曲折，语言也特别地精细。

王沂孙生年在周密之后，张炎之前。据其《淡黄柳》词题，沂孙于咸淳十年，与周密别于孤山。次年，周密游会稽，相会一月。景炎元年冬，周密自剡还会稽，二人又复聚别。景炎三年在越与李彭老、仇远、张炎等赋《天香》诸调，编为《乐府补题》一卷。至元二十三年，沂孙在杭，与徐天佑、戴表元、周密等十四人宴集于杨氏池堂。二十四年，周密得《保母贴》，王沂孙题诗，在赵孟奚谷丁亥八月跋之后，鲜于枢戊子再观之前。夏承焘《周草窗年谱》云：“沂孙殆少于草窗，长于仇远，若生于淳佑、宝佑间，卒年才四十左右耳。”。

成就

王沂孙最工于咏物。他现存64首词，咏物词即占了34首。在宋末词人中，王沂孙的咏物词最多，也最精巧。他的咏物词的特点，一是善于隶事用典，他不是直接描摹物态，而是根据主观的意念巧妙地选取有特定含意的典故与所咏之物有机融合，使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相互生发。这就是清人周济所说的：“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二是擅长用象征和拟人的手法，用象征性的语言将所咏之物拟人化，使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因而他的词往往被认为有深远的寄托。如著名的《眉妩·新月》：

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叹谩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华影。

词中无法补圆的新月，寄托着词人在宋室倾覆后复国无望的深哀巨痛。而另一首《齐天乐·蝉》所咏的“枯开阅世”而“独抱清高”的蝉，则是遗民身世和心态的写照。

王沂孙词，前人评价甚高，尤其是清中叶以后的常州词派，更是推崇备至。其词艺术技巧确实比较高明，将咏物词的表现艺术推进了一大步，但词境狭窄，词旨隐晦，也是一大缺陷。至于情调低沉，情思缺乏深度和力度，则是与他同期同派词人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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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偁（954—1001）北宋白体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汉族，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晚被贬于黄州，世称王黄州。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敢于直言讽谏，因此屡受贬谪。真宗即位，召还，复知制诰。后贬知黄州，又迁蕲州病死。王禹偁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文学韩愈、柳宗元，诗崇杜甫、白居易，多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新平易。词仅存一首，反映了作者积极用世的政治抱负，格调清新旷远。著有《小畜集》。"生平

王禹偁，出身贫寒，《东都事略》和《宋史·本传》都说他世为农家，《邵氏闻见后录》谓“其家以磨面为生”。王禹偁九岁能文，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主簿，迁大理评事。次年，改任长洲知县。他对仕途充满抱负，曾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王禹偁为人刚直，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

端拱元年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他旋即进谏，以《端拱箴》来批评皇宫的奢侈生活。后拜左司谏、知制诰。

淳化二年，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禹偁任大理评事，执法为徐铉雪诬，又抗疏论道安诬告之罪，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淳化四年移官解州。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次年改知扬州。

宋真宗即位，再召入都，复知制诰，上书提出“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等事。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再次被贬出京城，至黄州。

咸平四年冬改知蕲州，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

《宋史》与《东都事略》都有其传。

苏轼所撰《王元之画像赞并序》，称他以“以雄风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欧阳修十分仰慕王禹偁，在滁州时瞻仰其画像，又作《书王元之画像侧》。

王禹偁自编《小畜集》30卷，集名出自《易经》：“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13卷，以及清光绪年间的孙星华刻本。近人徐规所著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文学主张

王禹偁是宋初作家中成就较高者，他在诗、文两方面的创作都较为突出，促进了宋初诗风、文风的变革。宋初诗派林立，但主要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家。王禹偁属“白体”。

古文

他是北宋初期首先起来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的优秀作家之一。王禹偁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反对艰深晦涩，雕章琢句，为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颇受后人推重。北宋初期，文坛上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王禹偁为了革除这种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义易晓”，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待漏院记》是一篇政论，提出“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的论题，规劝执政者要勤政爱民，而不能“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义正辞严，笔触锋利。

其代表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于贬官黄州时期。文中极力渲染谪居之乐，把省工廉价的竹楼描绘得幽趣盎然，含蓄地表现出一种忿懑不平的心情。文章多用排比，音调优美，富于诗味。《唐河店妪传》记述边地一位老妇人机智杀敌的 故事，又借题发挥，谴责了当权者在军政措施上的不当，既有生动的人物描写，又有恳切的议论。此外《录海人书》、《答张扶书》等都是他散文的代表作品。作为宋初最重要的散文家，他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对宋代散文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苏轼称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当非溢美之辞。

文论方面，王禹偁提出了传道、明心与有言、有文。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在文以传道之外，他又要求文以明心，即可在传道之文里发抒自己的政见和内心感受。于“传道”外，提出“明心”，于“有言”外，提出“有文”，这是王禹偁在理论上的一种贡献。所谓“明心”是指自己的内心世界臻于高尚，是指立身无愧，以文明心和传道，实质上是要求文道合一和文行合一，并偏重在文的方面。

诗歌

在诗歌方面，王禹偁推崇杜甫和白居易。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显然这种说法稍嫌夸张，但宋初诗风确有白体、昆体、晚唐体之分，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重要的白体诗人。然而，王禹偁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等白体诗人却是同中有异。王禹偁早年多作闲适诗，晚年多作讽喻诗，与白居易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深刻的自省意识，使他从学习白居易进而以杜甫为典范，甚至在晚年自编的《小畜集》中很少收录早年作品。相传，他曾因作诗偶合杜甫诗句而写下“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还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他在创作中努力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对雪》、《感流亡》、《竹□》、《对雪示嘉佑》等诗，以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当时农民、士兵的苦难境况，揭露了现实的黑暗，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秦中吟》的风格。《畲田词》五首生动地记录了山区刀耕火种的情景，赞扬了普通人民勤劳刻苦和团结互助的美德。

他的诗同散文一样，语言平易流畅，风格简雅古淡。他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的短诗，却笔调清丽，饶有风韵。如《村行》描绘了山村黄昏的动人情景和诗人的感触。他还善于向民歌吸取思想艺术营养。如《畲田词》：“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洋溢着劳动者的乐观感情，饶有民歌清新活泼的风味。他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生平事迹与怀抱，能挥洒自如，畅所欲言，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风气。林逋盛赞他：“纵横吾宋是黄州。”胡仔也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

词

王禹偁词即事即目，登览抒怀，寓情于景，格调深沉，雄浑有力，艺术上完全臻至成熟，在宋初小令中是别开生面的。具体地说，点绛唇这首词在宋初词坛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在秾丽的氛围中以清丽取胜；在狭窄的词境中以开阔见长。过去，人们一般只注意范仲淹的《渔家傲》。其实，不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就艺术风格讲，这首词都很具特色，从柳永的《雪梅香》、辛弃疾的《水龙吟》和姜夔的《点绛唇》等诸名作中，均可看出受王禹偁这首词影响的某种痕迹。因此，王禹偁这首《点绛唇》应当被视为掀开两宋词坛帷幕的重要词篇。王弈清称赞此词“清丽可爱”，并因此推崇王禹偁“岂止以诗擅名”。王禹偁是开北宋词坛创作风气的重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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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1137——1218）字晦叔，一字晦仲，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一生著述甚富，有《读易笔记》、《尚书小传》、《礼记解》、《论 语解》、《孝圣解》、《老子解》、《春秋衍义》、《象数稽疑》、《禹贡辨》等，《全宋词》第 三册录其词五十二首。事迹见胡升《王大监传》（《新安文献志》卷六九）、 《宋史翼》卷二四，参《南宋馆阁续 录》卷八、九。"生平

王炎字晦叔，一字晦仲，号双溪，婺源人。年十五学为文，乾道五年进士，调明州司法参军，丁母忧，再调 鄂州崇阳簿，江陵帅张栻檄入幕府， 议论相得。秩满，授潭州教授，以荐 知临湘县。通判临江军，召除太学博士，庆元三年，迁秘书郎。四年， 除著作佐郎，兼实录院检讨官。五年，迁著作郎兼考功郎，兼礼部员外 郎。六年，除军器少监，迁军器监， 主管武夷山冲佑观。起知饶州，改湖州，不畏豪强，有“为天子臣，正天子法”之语，人多传诵。然终以谤罢，再奉祠。所居有双溪，筑亭寄兴，以白乐天自比。嘉定十一年卒， 年八十二。生平与朱熹交厚，往还之作颇多，又与张栻讲论，故其学为 后人所重。

一生著述甚富，有《读易笔记》、《尚书小传》、《礼记解》、《论 语解》、《孝圣解》、《老子解》、《春秋衍义》、《象数稽疑》、《禹贡辨》等，总 题为《双溪类稿》，早已失传，仅存诗 文二十七卷，题为《双溪类稿》，或称 《双溪集》，有明嘉靖十二年王懋元刻本、万历二十四年王孟达刻本、《四库全书》本。《双溪诗馀》一卷， 有《四印斋所刻词》本。所作诗文博 雅精深，具有根柢，议论醇正，引据典确。 其诗尤为世人称许，而清人则谓其 “多庸调” 、“力庸格窘”。其论词贵“婉转妩媚”，鄙薄 “豪壮语”，所作 “质实妍雅”，“虽不甚工，亦一家眷属”。《全宋词》第 三册录其词五十二首。《全宋诗》卷 二五五九至二五六七录其诗九卷。《全宋文》卷六○九○至六一一二编 其文为二十三卷。事迹见胡升《王大监传》、 《宋史翼》卷二四，参《南宋馆阁续 录》卷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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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僧，志南是他的法号，生平不详。志南的生活状态已不考，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没有“中兴四大诗人”以及“二泉先生”诸人的风头那么前。但就这短短的一首诗，就以其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把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宋代诗史。

李纲（1083年－1140年2月5日），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民族英雄。字伯纪，号梁溪先生，祖籍福建邵武，祖父一代迁居江苏无锡。李纲能诗文，写有不少爱国篇章。亦能词，其咏史之作，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沉雄劲健。著有《梁溪先生文集》、《靖康传信录》、《梁溪词》。"成就

李纲为社稷生民安危，有效地组织了东京保卫战的城防，屡次击退了金兵。虽然朝廷不用他的建议，或者用了他的建议不久又废除，可是他的忠诚义气在士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李纲有著《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文章、歌诗、奏议百余卷，又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札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其中《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建炎时政记》等，系李纲在北宋末、南宋初置身朝廷时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记录，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资料。

生平

早年经历
　　李纲祖籍邵武，自祖父一辈起迁居无锡县，父亲李夔，是北宋龙图阁待制。
　　政和二年，李纲进士及第。政和五年，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不久即因议论朝政过失，被罢去谏官职事，改任部员外郎，迁起居郎。
　　宣和元年，京师大水，李纲上疏要求朝廷注意内忧外患问题，被宋徽宗赵佶认为议论不合时宜，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抵抗金兵
　　宣和七年七月，李纲被召回朝，任太常少卿。其年冬，金兵两路攻宋，完颜宗望所率东路军直逼宋都开封。在宋廷一派慌乱情况下，李纲向宋徽宗提出了传位给太子赵桓，以号召军民抗金的建议。
　　赵桓即位后，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就任亲征行营使，负责开封的防御。李纲率领开封军民及时完成防御部署，亲自登城督战，击退金兵。金帅完颜宗望见开封难以强攻，转而施行诱降之计，宋廷弥漫了屈辱投降的气氛。李纲因坚决反对向金割地求和，被宋钦宗罢官。由于开封军民愤怒示威，迫使宋钦宗收回成命，李纲才又被起用。完颜宗望因无力攻破开封，在宋廷答应割让河北三镇之后，遂于靖康元年二月撤兵。开封守卫战在李纲组织下获得胜利。

宦海沉浮
　　金兵撤离之后，李纲即遭到宋廷投降派的排斥和诬陷。靖康元年五月，宋廷强令李纲出任河东、河北宣抚使，驱赶他出朝。李纲就任后，宋廷又事事加以限制，使宣抚使徒具空名，无节制军队之权。李纲被迫于靖康元年九月辞职，旋又被加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先责建昌军安置，再谪夔州。
　　李纲被贬不久，金兵再次两路南下围攻开封。宋钦宗在被俘前夕又想起用李纲，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但已无济于事。当李纲在长沙得知此命时，北宋已经灭亡。
　　宋朝皇室南渡以后，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另建朝廷。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宋高宗一度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
　　李纲正在赴开封途中，接到任命，便赶到南京，竭尽思虑，为高宗筹划重整朝纲，组织抗金，并同高宗周围的汪伯彦、黄潜善等投降派展开尖锐斗争。他反对投降，主张“一切罢和议”，严惩张邦昌及其他为金兵效劳的宋朝官员，以励上节。为加强抗金斗争的力量，他推荐坚决抗战的老臣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去开封整修防御设施；又力主设置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支持两河军民的抗金斗争，并推荐张所和傅亮分别任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副使。他还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赏罚不明等情况，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
　　李纲整顿军政的设施，有助于宋朝廷支撑局面，尚能为宋高宗所接受。然而，他主张坚决抗金及反对投降活动，却为宋高宗及汪伯彦、黄潜善所不容。因此，他们又设法驱逐李纲。首先，调李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另委黄潜善接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牵制李纲。接着，又罢免张所、傅亮，撤销河北招抚司及河东经制司，蓄意破坏李纲的抗金部署，迫使李纲辞职。李纲主政仅七十五天，建炎元年八月十八日便遭罢相，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抑郁而终
　　建炎元年十月八日，受殿中侍御史张浚弹劾，罢观文殿大学士，仍留提举洞霄宫之职。居住鄂州，建炎二年十月间朝廷命其移往澧州。御史中丞王绹弹劾李纲“经年不赴贬所”。建炎二年十一月四日，又被贬谪万安军。建炎二年十一月下旬，与子李宗之南渡琼州。建炎四年，遭贬流放遇赦后，隐居泰宁丹霞岩。绍兴九年正月，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李纲忧愤成疾。绍兴十年正月十五病逝于仓前山椤严精舍寓所，赠少师。淳熙十六年，特赠陇西郡开国公，谥忠定。
　　李纲一生著述甚多，其遗文由其诸子编成《梁溪全集》一百八十卷，刊行于世。

轶闻故事

滞留雷州
　　建炎二年十一月下旬，李纲被贬海南，因海南有黎族人做乱，就在雷州停了下来。传说李纲在雷州，寓居西关天宁寺一间一丈见方的禅房内。
　　在雷州滞留约一年的时间里，李纲先后写了《论语详说》十卷、《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还写了20多首诗歌。
　　李刚受既是福建同乡、又是京师同窗的湖光岩楞严寺长老释琮之邀到雷州府遂溪县的湖光岩一游。与僧月下对饮，互说世道世情，畅饮行吟。明代万历年间的高州、雷州两府的地方志，就收有李纲在居留期间写的《天宁寺阁提花》与《赠琮师》。

贬琼一月
　　建炎三年11月25日，李纲和儿子渡海抵达琼州。传说李纲一上岸，马上就入乡随俗，嚼起了槟榔果。父子俩向人打听去万安军如何走，当地人告之：万安离此地还有五百里，是罕有的敝陋之地，那里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还会遭劫。于是李纲登上东山岭，准备皈依佛门，就在刚要削发之际，被方丈一眼看出其“尘缘未了”，不肯为之剃度。李纲无奈，只好在寺中带发修行。就在修行的第三天，朝廷发来公文，：李纲被皇上赦免，准予放还，居住在何处自便。李纲父子俩听到赦免消息后，并没有马上返回，而是在海南逗留了一个多月。在李纲的诗歌总集《梁溪先生文集》中，共收录有建炎三年冬至之后，与渡海及海南有关的诗九首，可从中约略知道李纲在海南的行迹。

后世纪念

李纲墓
　　李纲病逝于福州后，本欲送回故乡，但是路途遥远，坎坷难行，故将李纲葬于福建闽侯县大嘉山南麓。李纲墓于1961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前后花费十几万元整修墓园，今李纲墓已具规模，新立有诸多名人名家题跋，如王世襄、史树青、杨仁恺、郑乃珖等等；另外还有黄瑞霖亲题的“抗侵功业垂青史，经邦清名留人间”碑刻。

忠定公祠
　　李忠定公祠座落于邵武市的李纲路。始建于宋淳熙十三年，系朱熹在邵武讲学倡修的，并为之撰书建祠碑记，后毁。宋景定间迁建于城东行春门外。元至正十六年又移建于樵溪书院。明洪武二年改书院为府学，祠遂废。明正统四年复建于府学大成殿之东，成化六年迁建樵溪四曲之滨。清康熙二十二年重建于现址。其后历乾隆、道光至民国间都有多次修缮。1983年予重新整葺，辟为“李纲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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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汉族，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世称宛陵先生。初试不第，以荫补河南主簿。50岁后，于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曾参与编撰《新唐书》，并为《孙子兵法》作注，所注为孙子十家著（或十一家著）之一。有《宛陵先生集》6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刊本等。词存二首。"轶事典故

在一次进士考试时，尧臣为考官，辅助主考官欧阳修阅卷，发现了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惊为天人，并推荐苏轼的试卷给欧阳修批阅。欧阳修颇惊其才，但是试卷糊名，欧阳修认为很有可能是弟子曾巩所写，但为了避嫌，于是将此卷取为第二。事有碰巧，欧阳修取为第一的卷子，恰好是曾巩所写。

诗作特色

梅尧臣早年的诗歌创作，曾受到西昆诗派的影响，后来由于他关心现实，接近人民，诗风逐渐变化，并提出了同西昆派针锋相对的诗歌理论。他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对浮艳空洞的诗风,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艺术上，梅尧臣注重诗歌的形象性、意境含蓄等特点，提出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 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一著名的艺术标准，并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梅尧臣的创作实践与其创作主张是一致的。他的诗歌富于现实内容，题材广泛。他了解农村生活，在早期就写了一批关怀农民命运的作品，如《田家四时》、《伤桑》、《观理稼》、《新茧》等。以后，他又写了《田家语》，描写沉重的赋税、徭役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他的名篇《汝坟贫女》，通过一个贫家女子哭诉，深刻地反映出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他的一部分诗作抒写对国事的关心。如《襄城对雪》之二，《故原战》等。另一些篇章如《彼吟》、《巧妇》、《闻欧阳永叔谪夷陵》、《猛虎行》，表现了他对于守旧、腐朽势力的憎恨。他还写了不少山水风景诗，其中《寒草》、《见牧牛人隔江吹笛》、《晚泊观斗鸡》等诗，在平凡的景物或事物中寄寓了深刻的哲理。梅尧臣的诗以风格平淡、意境含蓄为基本艺术特征。他善于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画出清切新颖的景物形象。如《鲁山山行》描写晚秋山间荒凉幽静的景色，细致入微。此外，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最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梢黄，都是意新语工的写景佳句。但他的诗也时有雄奇、怪巧的一面，如《黄河》、《梦登河汉》，涵浑壮丽，和他的一般风格迥异。由于他作诗受韩愈、孟郊的影响较大，艺术上有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有时语言过于质朴古硬，缺乏文采。这些弊病都可以认为是端正华而不实的诗风所付出的代价。他对开辟宋诗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欧阳修称梅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刘克庄称他为宋诗的开山祖师，龚啸说他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称“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钱钟书称他：“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响。”这些评论都很有见地。

生平

据《至德县志》记载：梅尧臣北宋景佑元年至五年任建德县令，居官清廉正直。去官后，人民缅怀他，把县城改称梅城，并于其官舍西偏，为梅公堂以祀之，后又在梅城后面的白象山半山坡上建起了一座梅公亭以慰其景仰之思，又得以登临之美。梅公亭始建于宋嘉定年间，元至正二年、明正德十五年、清康熙十年三次重建，民国七年县长王人鹏再次重修，并作文摹泐于亭基岩壁之上。亭，砖木结构，呈长方形，画栋雕梁，为楼阁式建筑，面筒形黑色陶瓦，四角飞翘，周植古松翠竹，景色宜人。“文革”时梅公亭被毁，今仅存遗址，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生于农家，幼时家贫，酷爱读书，16岁乡试未取之后，由于家庭无力供他继续攻读再考，就跟随叔父到河南洛阳谋得主簿一职，后又在孟县、桐城县连续担任主簿职务。在连任三县主簿之后例升知县，召试，赐进士出身，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有梅都官之称。梅尧臣入仕之后，曾胸怀大志，抱有远大抱负，他原名“圣俞”，后改“尧臣”，意为立志要做个圣明君王的贤臣，然而他却没有遇到圣君。

梅尧臣任建德县令的期间，县署外有圆破旧的竹篱，常年需要修护，因此成了向民众勒索的借口，梅尧臣来后果断以土墙代替，并在院内植了一丛竹子。元吴师道在《梅公亭记》中赞颂他“以仁厚、乐易、温恭、谨质称其人”。对于这样一位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名人，且在建德为官时又为民爱民，用诗歌这一形式表达民间百姓的怨愤，人民自然崇敬他、热爱他。所以梅公的德政、仁政在时隔九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在东至人民中传诵。

梅公虽然在位途上极不得意，而在诗坛上却享有盛名，他怀着无限的悲愤、苦闷、渴望和痛苦的心情，写出了大量的激动人心的诗篇。在当时，他和苏舜钦齐名，在诗坛上声望很高，被称为“苏梅”，又和欧阳修是好朋友，都是诗歌革新运动的推动者，对宋诗起了巨大的影响。他积极支持欧阳修的古文运动，他的诗作分为古淡与刻画两种，为当时人所推崇。欧阳修曾自以为诗不及尧臣。陆游在《梅圣俞别集序》中，曾举欧阳修文、蔡襄书、梅尧臣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他的诗能够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风格平淡朴素，而又含蓄深刻，他在建德写下的大量诗作中，其中写农民的有《田家语》，“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这首诗用农民的口气，申诉了农民遭受的苦难。在《小村》诗中曰：“寒鸦得食日呼伴，老奥无衣犹抱孙，磋哉生计一如此，廖入王民版籍论!”在《陶者》一诗中，他用白描的手法展现了贫富对立的社会现象，诗曰：“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住大厦。”尖锐明朗，读后使人强烈地感到不平。梅公在公务之余，还经常步出县衙，流连于建德、东流、池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写了不少咏景咏物咏友的诗，从梅尧臣在建德留下的百篇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梅尧臣的独特风格，它平易而深刻，细腻而贴切，凝炼而又有自由，新巧而又泼辣，他在一向被抒情诗用惯了的短小形式里，能够突破陈规，做到议论突出，谈吐不凡。在山水景物的描绘方面，也形成了刻划个性、摹写细节的特点，给人以新鲜细致的感受。

“南有山原兮，不凿不营乃产嘉茗兮……”这是北宋大诗人梅尧臣所作的《南有佳茗赋》的开篇语。梅尧臣于北宋景佑元年调任建德县令，直到景佑五年离任，在建德县为官5个年头，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有佳著赋》就是他在任时深入官港茶区亲自考察茶叶的生长气候、采摘、制作、出售的全过程后所作，他作罢掷笔，捋须含笑说：“我乃采茶官也!”“采茶官”这是一个多么亲切、谦和的自喻。封建时代的父母宫，能把自己与采茶农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多么可亲可敬啊！

墓

梅尧臣的墓位于宣州市郊双山羊麓。梅尧臣宣城人。因汉时宣城称宛陵，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诗人，有“宋诗开山祖”之誉，大史学家司马光云：“我得圣俞诗，胜有千金珠。”为官清廉，凡其为官之地，民多为之建祠。嘉祐七年卒于京师汴京，次年归葬于此。有墓碑、墓祠，欧阳修为之作墓志铭。后世谒墓祭奠者不绝，南宋咸淳六年，文天祥知宁国俯，特往祭梅墓，并以梅氏墓为题作诗。今墓冢已修复，并在原碑基座上另立新碑，墓祠亦将复原。

介绍

梅尧臣是中国北宋诗人。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少时应进士不第，历任州县官属。中年后赐同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梅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或苏梅。其早期诗歌创作，曾受西昆诗派影响，后诗风变化，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反对浮艳空泛。艺术上，注重诗歌的形象性、意境含蓄等特点，主张“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作多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如《田家语》、《汝坟贫女》、《襄城对雪》之二、《猛虎行》等。诗风平淡含蓄，语言朴素自然，形象清切新颖，如《鲁山山行》，细腻地描写晚秋山间荒凉幽静的景致。此外“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等都是意新语工的写景佳句。但他为了矫正宋初诗坛靡丽之习，诗中不免流于质朴古硬，缺少文采，有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他对宋代诗风的转变影响很大，刘克庄称其为宋诗的开山祖师。今存《宛陵先生集》60卷，《拾遗》1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本。

梅尧臣提出与西派针锋相对的主张。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摒弃浮艳空洞的诗风。在艺术上，注重诗歌的形象性、意境含蓄等特点，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要求诗写景形象，意于言外。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苏梅”。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之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主要成就

文学
　　梅尧臣虽然在仕途上极不得意，而在诗坛上却享有盛名，他怀着无限的悲愤、苦闷、渴望和痛苦的心情，写出了大量的激动人心的诗篇。在当时，他和苏舜钦齐名，在诗坛上声望很高，被称为“苏梅”，又与欧阳修交好，都是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推动者，对宋诗起了巨大的影响，与其并称“欧梅”。他积极支持欧阳修的古文运动，他的诗作分为古淡与刻画两种，为当时人所推崇。欧阳修曾自以为诗不及尧臣。陆游在《梅圣俞别集序》中，曾举欧阳修文、蔡襄书、梅尧臣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

梅尧臣早年的诗歌创作，曾受到西昆诗派的影响，后来由于他关心现实，接近人民，诗风逐渐变化，并提出了同西昆派针锋相对的诗歌理论。他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摒弃浮艳空洞的诗风。

在艺术上，梅尧臣注重诗歌的形象性、意境含蓄等特点，提出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一著名的艺术标准，并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

梅尧臣的创作实践与其创作主张是一致的。他的诗歌富于现实内容，题材广泛。他了解农村生活，在早期就写了一批关怀农民命运的作品，如《田家四时》、《伤桑》、《观理稼》、《新茧》等。以后，他又写了《田家语》，描写沉重的赋税、徭役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他的名篇《汝坟贫女》，通过一个贫家女子哭诉，深刻地反映出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他的一部分诗作抒写对国事的关心。如《襄城对雪》之二，《故原战》等。另一些篇章如《彼吟》、《巧妇》、《闻欧阳永叔谪夷陵》、《猛虎行》，表现了他对于守旧、腐朽势力的憎恨。他还写了不少山水风景诗，其中《寒草》、《见牧牛人隔江吹笛》、《晚泊观斗鸡》等诗，在平凡的景物或事物中寄寓了深刻的哲理。梅尧臣的诗以风格平淡、意境含蓄为基本艺术特征。他善于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画出清切新颖的景物形象。如《鲁山山行》描写晚秋山间荒凉幽静的景色，细致入微。此外，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最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梢黄，都是意新语工的写景佳句。但他的诗也时有雄奇、怪巧的一面，如《黄河》、《梦登河汉》，涵浑壮丽，和他的一般风格迥异。由于他作诗受韩愈、孟郊的影响较大，艺术上有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有时语言过于质朴古硬，缺乏文采。这些弊病都可以认为是端正华而不实的诗风所付出的代价。

他对开辟宋诗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欧阳修称梅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之为宋诗的“开山祖师”。龚啸说他“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称“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钱钟书称他：“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响。”

政治
　　梅尧臣于北宋景祐元年调任建德县令，直到景祐五年离任，在建德县为官五年。

梅尧臣为人诚厚，清高自持，颇能体察民间疾苦，尽自己的力量做了许多惠政于民的事情。他经常深入乡间百姓家微服私访，与农人、与烧瓦匠、与贫妇交谈，了解民间疾苦，还亲自赶赴山林大火现场，洪水泛滥的溪流进行实地察看；他革除弊政，事必躬亲，当时建德为山区小县，县署外有圈破旧的竹篱，需要修护，因此成了向官吏勒索的借口，梅尧臣来后果断以土墙代替，并在院内植了一丛竹子。

当地民众为了纪念梅尧臣，把县城所在地取名“梅城”，延续至今。凡其为官之地，民多为之建祠。元吴师道在《梅公亭记》中赞颂他“以仁厚、乐易、温恭、谨质称其人”。

评价

他的创作活动开始於一○三一，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为止，前后整整三十年，留下一部《宛陵先生文集》，共六十卷，约二千九百首，包括诗歌、散文、赋，此外还有不在集内的诗、词各一首。他三十岁的那一年，在河南县主簿任内的时候，和欧阳修、尹洙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虽然后来欧阳修得到更大的声望，但是在发动之初，尧臣无疑地占有领导的地位，北宋诗人如欧阳修、和稍后的王安石、刘敞、以及更后的苏轼都受到他的熏陶，对他加以高度的崇敬，欧阳修更是始终称尧臣为“诗老”，表示内心的钦慕。我们可以说对于北宋诗坛，尧臣起过巨大的影响。

陆游认为尧臣是李杜而后的第一位作家，所谓‘突过元和作’者，其意在此。一部《剑南诗稿》中，陆游自称‘学宛陵先生体’、‘效宛陵先生体’者共八处，他对于尧臣的推崇，决定不是偶然的。南宋后期的诗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称尧臣为宋诗‘开山祖师’，对于他的作品所起影响的巨大，提得非常鲜明。

但是元明而后，文学批评家对于尧臣的作品，很少这样的肯定。诗人中学宋诗的本来不多，即是推崇宋诗的，一般都推崇苏轼、黄庭坚，或杨万里、陆游，重视王安石的为数已经寥寥，更少有重视尧臣的。直到清末，因为宋诗运动的出现，这才引起对于尧臣的重视，开始出现学习尧臣的专家，不过对于尧臣在诗人中的位置，究竟还没有放平，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梅公亭

梅公亭始建于宋嘉定年间，历代五建五修梅公亭，至“文革”时被毁，今仅存遗址，现为文物保护单位。

东至是个老茶区，早在唐代官港的茶叶就火暴商邦，白居易笔下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指的就是当时隶属于浮梁地区的官港。 梅公对东至的茶叶推崇备至，不仅著有《南有佳著赋》，且又作诗曰：“山茗烹仍绿，池莲摘更繁”，把茶叶与池莲并为建德之美。所以，北宋以后建德的茶叶就已负盛名，到了元代就成了十大名茶之一。

梅尧臣于北宋景祐元年调任建德县令，直到景祐五年离任，在建德县为官5个年头。为人诚厚，清高自持，颇能体察民间疾苦，尽自己的力量做了许多惠政于民的事情。他经常深入乡间百姓家微服私访，与农人、与烧瓦匠、与贫妇交谈，了解民间疾苦，还亲自赶赴山林大火现场，洪水泛滥的溪流进行实地察看；他革除弊政，事必躬亲，当时建德为山区小县，县署外有圈破旧的竹篱，需要修护，因此成了向官吏勒索的借口，梅尧臣来后果断以土墙代替，并在院内植了一丛竹子。

他深入官港茶区亲自考察茶叶的生长气候、采摘、制作、出售的全过程，作有《南有佳茗赋》：“南有山原兮，不凿不营乃产嘉茗兮嚣此众氓。”传说他作罢掷笔，捋须含笑说：“我乃采茶官也!”且又作诗曰：“山茗烹仍绿，池莲摘更繁”，把茶叶与池莲并为建德之美。游梅山寺时，曾作诗《游梅山寺》一首，诗曰：春山日可爱，因访旧禅宫。路绕危溪入，桥椽古木通。白鸡鸣屋外，绿水过庭中。独坐昔云乐，何如亲友同。

《至德县志》记载:他去官后，宋嘉定年间，人民为了缅怀他，把县城改称梅城，并于其官舍西偏，为梅公堂以祀之，后邑令柴梦规改梅城后之白象山半山坡半山亭为梅公亭，以祀，后废。元代，吴师道任建德县令，他崇敬梅尧臣，至正二年，即其址重新修建了梅公亭，有“半在山林”额，并作《梅公亭记》，赞颂他“以仁厚、乐易、温恭、谨质称其人”。明正德十五年知县言震、清康熙十年知县喻成龙、四十一年邑人又三次重建梅公亭。民国七年县长王人鹏再次重修，并作文摹泐于亭基岩壁之上。文曰：“一亭缥缈临秋蒲，两岸波涛送晚潮”，此鹏光绪丁酉梦中得句也。迨民国壬子莅官建德，越明 年甲寅，在白象山麓重修梅公亭，亭成，适县名更曰秋浦，回忆旧句，不禁有明月前身之感焉。乙卯仲秋蓼城王人鹏记。”亭，砖木结构，呈长方形，画栋雕梁，为楼阁式建筑，面筒形黑色陶瓦，四角飞翘，周植古松翠竹，景色宜人“文革”时梅公亭被毁，今仅存遗址，现为东至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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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逸（1068-1113，一说1010-1113）字无逸，号溪堂。宋代临川城南（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文学家，江西诗派二十五法嗣之一。与其从弟谢薖并称“临川二谢”。与饶节、汪革、谢薖并称为“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 曾写过300首咏蝶诗，人称“谢蝴蝶”。生于宋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汪革、谢薖同学于吕希哲，刻苦磨砺，诗文俱佳。两次应科举，均不第。宋徽宗赵佶政和三年以布衣终老于故土，年四十五。"诗词成就

谢逸是五代花间词派的传人，所著《溪堂词》“远规花间，逼近温韦” ，雅洁清丽，蕴藉隽妙，在北宋后期的词坛上自成一家。所著《溪堂词》，“皆小令，轻倩可人”，“标致隽永”，今存词六十二首。其词既具花间之浓艳，又有晏殊、欧阳修之婉柔，长于写景，风格轻倩飘逸。

其诗风格与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相似，清新幽折，时人称之为“江西谢康乐”。其文似汉朝刘向、唐朝韩愈，气势磅礴，自由奔放，感情真挚动人，语言流畅自如。黄庭坚说他若在馆阁中，“当不减晁、张、李商老”。

谢逸的诗，文词洗炼，有古意，颇受黄庭坚欣赏，认为他诗中名句“山寒石发瘦，水落溪毛雕”、“老凤垂头噤不语，枯木槎牙噪春鸟”、“山寒石发瘦，水落溪毛凋”及词中名句“黛浅眉痕沁，红添酒面糊”、“鱼跃冰池飞玉尺，去横石岭拂鲛绡”，“皆百炼乃出治者”。其生新瘦硬之处，颇得黄庭坚诗的神髓。又如《寄徐师川》诗中的“江水江花同臭味，海南海北各山川”一联字法句法都有明显模仿黄诗的痕迹。

但谢诗中较多的是轻隽健朗，清新疏快的句子。《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虽稍近寒瘦，然风格隽拔，时露清新”，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谢逸诗清朗健拔的特色。尤其是其七言古诗，多感情充沛，辞意流注，很有笔力。其五言古诗则多写隐居生活，气格闲雅淡远，时与陶、韦相近。

谢逸与当时著名诗人洪刍、饶节、潘大临等人关系密切。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谢逸等25人为法嗣，这就是在宋代诗坛上颇有影响的“江西诗派”，且评其诗曰：“才力富赡，不减康乐。”谢逸与其弟谢薖被称为“临川二谢”，入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

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估中，临川谢无逸过黄州关山可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诸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曹植七步成诗，诸君七步为词’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阙于壁：‘可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落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浓，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标致依水，情乎俱妙，遂以‘五步成词’闻名江南。”

谢逸诗词中有不少描写家乡旖旎风光和风土人情的名篇：《金石台》、《北津渡》、《吴家渡》、《望江南》等。在《卜算子》词中，较好地体现了江西诗派诗人写词好化用前人诗句的特点。前人评此词为：“标致隽永，全无香泽，可称逸词”。

宋徽宗大观四年，为郑彦国编的《临川集咏》所作的序言，是其散文代表作。

著述甚丰。著有《溪堂集》20卷，诗集5卷，补遗2卷，诗余1卷，另有《春秋广微》、《樵谈》等书，多散佚。现仅存《溪堂集》10卷，《溪堂词》1卷，有其诗216首、词62首、散文47篇。《四库全书》存《永乐大黄》辑本《溪堂集》10卷。事见《抚州府志》、《临川县志》、《江西通志》、《四库全书》、《江西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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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以夫（一一八九～一二五六），字用父，号虚斋。居长乐（今属福建）。宁宗嘉定十年（一二一七）进士。知监利县。理宗端平初知漳州。嘉熙初以枢密都丞旨兼国史院编修官（《南宋馆阁续录》卷九）。二年，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四年，复除枢密都承旨（《宝庆四明志》卷一）淳祐五年（一二四五），出知建康府，七年，知平江府（《南宋制抚年表》卷上）。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宝祐四年卒，年六十八。事见《后村大全集》卷一四二《虚斋资政赵公神道碑》。

戴复古（1167—?)）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字式之，常居南塘石屏山，故自号石屏、石屏樵隐。天台黄岩（今属浙江台州）人。一生不仕，浪游江湖，后归家隐居，卒年八十余。曾从陆游学诗，作品受晚唐诗风影响，兼具江西诗派风格。部分作品抒发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生平

出生环境

戴复古，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出生在天台道黄岩县南塘屏山的一个穷书生之家。他的父亲戴敏才，自号东皋子，是一位“以诗自适，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的硬骨头诗人，一生写了不少诗，但留下来的很少。曾写过相当有名的《赋小园》诗，又有名句：“人行踯躅江边路”为编《诗人玉眉》的魏庆之所赏识，在当时东南诗坛上颇有声誉。他在临终前还对亲友说：“我已病入膏肓了，不久将辞世，可惜儿子太小，我的诗将要失去传人。”可见他对诗真到了入迷的程度。

戴复古不但继承乃父的诗迷，也继承了乃父的风格，并予发扬光大，俨然成一派首领。更可贵者，他一如乃父，不肯作举子业，宁愿布衣终身。他耿介正直，不吹拍逢迎，不出卖灵魂而求功名利禄，也与乃父一样，终穷而不悔。在南宋那纸醉金迷的时代里，这确乎是难能可贵的。

戴复古的时代，正是“山河破碎风飘絮”，南宋小王朝偏安一隅，苟且求存的时代。如果说赵构在临安立足之初，尚有南方各路勤王部队，北方也到处有抗金义军的烽火，但到第二代孝宗时，　由于赵构的不抵抗主义，失望的失望，覆灭的覆灭，统治集团又腐败无能，早已安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小朝廷生活了。戴复古就生于这第二代小王朝之时，碰上这样的时代，辛弃疾、陆游等尚被闲置，何况一个无名后生，所以即使戴复古“负奇尚气，慷慨不羁 ”，空怀一腔忠心报国的男儿热血，又哪里有用武之地呢!陈志岁《戴复古故里念其倦游归来》诗云：“揖别金陵侣，屏山做主人。荫凭庭木秀，种看圃花新。双浦流诗韵，一池湔酒尘。徒鸣放翁剑，太息寂寥身。”

由于南宋的偏安，使台州成为东南沿海的既接近京畿又较为安定的后方，这使偏远、闭塞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得以迅速的繁荣。特别在文化上，从唐朝郑虔启蒙以来，到这时才有一大批著名文人学者如朱熹、唐仲友、赵汝愚、尤袤、岳珂等，来到台州，并任要职，把台州文化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朱熹等人又极为重视教育，到处办书院，四出讲学，因而科举之风日盛，中举之人空前增加。南宋153年间，台州考中进士的有550人，状元一人，所以明代著名的台州人士谢铎说：“其时，台之人以科第发身致显荣者，何限!”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戴复古选择了一条什么道路呢?

第一，继承父志，迷进了诗歌之中，以吟诗为业，把富贵功名抛到九霄云外。

据他的前辈、挚友楼钥回忆：“一日携一大编访余，且言：‘吾以此传父业，然亦以此而穷。’……余答之曰：“夫诗能穷人，或谓惟穷然后工，……子惟能固穷，则诗昌矣!”’这在当时热衷于科举以求功名进身的台州知识分子中，可谓独树一帜。

第二，登门拜师。据《黄岩新志》载：“其诗远宗少陵，近学剑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又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而诗益进。”可见他确是登门拜陆游为师的。与杜甫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诗人陆游，此时诗名震朝野，《剑南诗稿》是戴复古效仿的范本，程门立雪，终于登门拜师，在一代大师的亲身教诲之下，“刻意精研”：“诗益进”，达到了“自有清远之致”的境界。

第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元人贡师泰追寻他的行踪，概括为：“南游瓯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庐、五老、九嶷诸峰，然后放于淮、泗，以归老于委羽之下。”他的游踪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涉足于当时与金人处于拉锯状态的北方边界淮河流域。

他曾三次漫游，时间长达四十年，一生的一半时间就是在全国各地度过的。

漫游经历

第一次出游

戴复古在娶妻生子、学诗有成之后，首先是登山阴陆放翁之门，而诗益进。然后开始满怀信心地仗剑出游，目的地是京城临安他兴高采烈地来到京城，希望能一举成名。然而现实生活是冷酷的，当时京城之中诗人为谒客者，已是“什百为群”，他一个无名的青年，怎能出入头地。空等了几年，大为失望只能是“真龙不用只画图，猛拍栏干寄三叹。”此时宋金边衅已起，他再向北行，来到弓州和淮河流域靠近前线的地方。“十年浪迹游淮甸，一枕高眠到鄂州。”想在从军入幕这一条路上找出路，结果仍是“活计鱼千里，空言水一杯。”

这次前线之行，他亲身领受了“吾国日以小，边疆风正寒”的局势。1206年10月，金分兵九路南下伐宋，破真州，云梦，滁州淮河一带又遭残破，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爱国诗篇：《频酌淮河水》、《淮村兵后趴《盱眙北望》等，反映了人民饱受战争苦难的真实，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怀念中原失地人民的深沉感情。

这十年外出活动破碎了他的衣锦还乡之梦，“京华作梦十年余”，却是“明知弄巧翻月拙，除却谋归总是虚。”只好失望而归。回来后才发现结发之妻已一病身亡，病中她还题二句诗于壁：“机番白芋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他见诗触景伤情，续成一律《续亡室题句》，失意而归又逢丧妻，真是祸不单行，他面对亡妻的真像不禁唱出：“求名求利两茫茫，千里归来赋掉亡。”其时，两个儿子只有十多岁，实是催人泪下。

第二次出游

在家住了不长时间，“到底闭门非我事，白鸥心性五湖傍。”他又离家出游，这次大约是从温州、青田一带西上江山、玉山，至豫章，一路有诗。以豫章为落脚点，在江西长住了一段时间，并在赣江、袁江，抚河、信江之间走动，后来还到过杭州、福建、湖北、湖南、江苏、安徽。约二十年后回家。

这次出游首先是闻不少京官调往江西，他去江西想找熟人寻出路，结果也很失望。失望之中他感到“山林与朝市，何处着吾身”，于是转向第二个目标——广交诗友，切磋诗艺。这个目标倒是意外地实现了，诗歌创作获得了空前大丰收。“蹭蹬归来，闭门独坐，赢得穷吟诗句清。”在他前十年中渐渐播开了诗名后，到这一阶段，时贤、官吏、竟人、游士争着与他结交，象楼钥、乔行简，魏了翁等高官与他时有唱和，与赵汝腾、包恢，土子良、巩丰、赵蕃、曾景建、高翥、刘克庄、赵以夫、翁卷、孙季蕃等同期诗人，或结由社，或互相品评诗稿，在文坛中逐步形成了江湖诗派。这期间，他作诗最多，成就最大：诗集之中大部分爱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名篇都写于此时。在湖南，赵汝谠编成《石屏小集》，赵汝腾作序，这是第一部刊行的戴复古诗选集。约在1227年上半年到江西，在《万安江上》有“不能成佛不能仙，虚度人间六十年。”“无奈秋风动归兴，明朝问讯下江船，”动了归兴，又请倪祖义和赵希迈为他的诗集作了序跋，后经玉山拜访了赵蕃兄弟，然后回家

这一次，他终于以“专业诗人”身份，出现于边境、前线、官府、民间，体验殊深：他寄希望于抗战派官员，高度赞扬人民群众的高昂斗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民间疾苦，愤怒地揭露、谴责朝野的投降派努力，这时他的诗歌已成了经世致用的重要工具，因而诗名大振。

第三次出游

成名之后，大约在1229年春，从六十多岁到七十岁这一段游历，足迹较为清楚。先到福建，再转江西，1234年二次入福建，然后出梅岭，游广州、桂林，再折回衡阳，又经长沙，第三次到鄂州。在1236年后往东游吴门、扬州，1237年被儿子阿奇从镇江接回家。这近十年中，主要是访友，并请人为诗集作序，安排付梓。他二到福建，第一次是1229年春请陈日方作诗序。第二次是1234年，在邵武太守王子文的邀请下，做了一段时间的军学教授，10月王子文为石屏集作了序。在邵武结识了严羽，这是他第三次漫游的最大收获。

1234年冬，王子文邀严羽和戴复古同登望江楼饮酒作诗，留下一段佳话：望江楼在邵武城东的富屯溪畔，楼高十余米，檐牙三重，登之可望十里。这时严羽才20来岁，戴复古已是赫赫有名的诗人，并以学官身份临驻邵武。太守王子文爱诗，但倾向于江西派。严羽参禅理，提倡“妙悟”，力追盛唐，反对风靡一时的江西派。这一天，三人在望江楼饮酒论诗，各执已见，争论不休。戴复古倾向于严羽，反对江西派，但又不同意把诗说得太空灵，太玄妙。后来作了《论诗十绝》系统地表达了作诗的见解，成为以诗论诗的杰作。后人为纪念这一雅事，把望江楼改称了诗话楼，并塑三人像于楼上供人瞻仰，成了福建的一大名胜。 1237年，戴复古终于厌倦了四十年的江湖生涯，辞别故人，踏上归程。“阻风中酒，流落江湖成白首，历尽间关，赢得虚名满世间。”“落魄江湖四十年，白头方办买山钱。”他终于回归林下。

戴复古的晚年是在委羽山东麓度过的，有他自己写的《委羽山》诗和羽山脚下的戴公祠为证。这段时间常和儿、孙辈及家乡至交诗词唱和，但也不忘国事。这样至少活到淳礻右六年，有新出土的他亲笔写的墓志铭为证。确切的终年，还有待新证。

文学创作

作为江湖诗人，戴复古作诗以苦吟求工，带有四灵余习，然能在盛唐名家中转益多师而自辟蹊径。像四灵一样，戴复古将创作精力放在了五律上，其《石屏诗集》中五律的数量占了一半。与四灵的五律多咏景物不同，他的五律多写人情世事，大多采取白描手法，清健轻快，无斧凿痕。

其词格调高朗，文笔俊爽，清健轻捷，工整自然。“往往作豪放语，锦丽是其本色。”-。代表作为《柳梢青》、《洞仙歌》、《沁园春》、《木兰花慢》、《西江月》、《望江南》、《减字木兰花》、《贺新郎》、《满庭芳》、《渔父》、《临江仙》、《鹧鸪天》等，其中尤以《柳梢青》和《洞仙歌》两首流传最广。《柳梢青》写词人登临岳阳楼，远眺洞庭湖，望见秋水深深，波光万顷，楼头独立，吟诗朗朗，好不痛快；然念及国家危难，山河破碎，知音寥落，又不禁唏嘘感慨，心情沉痛。眼前只有君山不老，自古如今。《洞仙歌》则以清新俚俗之语言描绘画城中重阳时节的酒肆风光，使人如见其景，如闻其声。诗词集有《石屏诗集》、《石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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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鉴字明仲，龙泉（今属浙江）人，徙临川（今江西抚州）。乾道九年（1173），范成大制置四川后东归，道经峡州，时管鉴为峡州守，见范成大 《吴船录》 。淳熙十三年（1186）任广东提刑，改转运判官，官至权知广州经略安抚使。词题所署干支，最迟者为甲辰生日，盖淳熙十一年（1184）。有 《养拙堂词》 一卷。"生平

管鉴是南宋前期词人，词风清丽和婉，有《养拙堂词》一卷传世,然生平湮没无闻，一向无考。今勾稽史乘、方志、金石、文集等资料，考述其生平行事，知其生年在1133年或稍后，享年63岁。枢密管师仁之孙，初以父荫补官，调江西常平提干，改知泰宁县。为湖南帅机，佐刘珙平定李金之乱，以功迁建宁府通判。知峡州，再知全州。除湖南提举，改广东提点刑狱。知韶州，旋除广东转运判官。移湖北转运使，卒。"

汪莘（1155～1227）南宋诗人。字叔耕，号柳塘，休宁（今属安徽）人，布衣。隐居黄山，研究《周易》，旁及释、老。宋宁宗嘉定年间，他曾三次上书朝廷，陈述天变、人事、民穷、吏污等弊病，以及行师布阵的方法，没有得到答复。徐谊知建康时，想把他作为遁世隐士向朝廷荐举，但未能成功。晚年筑室柳溪，自号方壶居士，与朱熹友善。作品有《方壶存稿》 9卷，有明汪璨等刻本；又有《方壶集》4卷，有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文学创作

汪莘关心国事。在《击鼓行》中，他描写击鼓之声彻天动地，“豺狼闻之脑门裂，狐鼠粉碎臭满穴”，表示了与恶势力斗争的愿望；在《游甘露寺》中写道“闻道昔时兵可用，未知今日意如何。伤心南渡英雄尽，屈指中原岁月疏”，对南宋当权者养兵不用、不图收复失地作了严厉的批评。汪莘的诗学李白，如《群玉堂即事》起四句：“蓬莱道山到者稀，忽随飙驾同来归。天横阆野望不尽，地绝瀛海如无依”，想象丰富，然而才力有所不及，往往落卢仝窠臼。他的诗风格多样，也不乏清新之作。如“好剪吴淞半江水，袖归三十六峰前”；“怪得湖边天色好，小舟争载夕阳归”，喜借用前人成句或诗境而又能自出机杼，自然熨贴。

汪莘也善写词，自序中说他喜爱苏轼、朱敦儒、辛弃疾的词。《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他“所作稍近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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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道（1053～1102）北宋官员、诗人。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汉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元祐初苏轼等荐其文行，起为徐州教授，历仕太学博士、颖州教授、秘书省正字。一生安贫乐道，闭门苦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称。陈师道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江西诗派重要作家。亦能词，其词风格与诗相近，以拗峭惊警见长。但其诗、词存在着内容狭窄、词意艰涩之病。著有《后山先生集》，词有《后山词》。"人物轶事：不著渠家衣

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拥戴者，与保守派苏轼、黄庭坚等结怨甚深。早在担任监察御史时，赵挺之就曾数次弹劾苏轼——或罗织罪名说他起草的诏书“民以苏止”是“诽谤先帝”，或牵强附会说他的“辩试馆职策问”大成问题。而苏轼及其追随者也不甘示弱，对赵挺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苏门文士对赵挺之的蔑视，从一事可见一斑：陈师道深夜到郊外皇家祠堂守灵，因没有皮衣御寒，其妻回娘家向胞妹借了一件——陈妻是郭概之女，而郭概是北宋政坛上著名的“慧眼挑贵婿”者，家境贫寒的陈师道和官宦之子赵挺之都在其家坦腹东床。当得知妻子借了近为连襟却势同水火的赵挺之的皮衣，陈师道即感受辱，并对妻子大发雷霆：“汝岂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元符三年冬，陈师道在郊外参加祭祀，无棉衣御寒而感病致死。据载，陈师道死后，家人无钱安葬，“朝廷特赐绢二百匹，尝与往来者共购之，然后得归。”

人物轶事：师道近佛

陈师道一生信受佛法，喜欢与僧人、居士相往来，他写了很多与佛有关的塔铭、墓表，还作有《华严证明疏》、《佛指记》等文章。

他特别推崇《华严经》，他在《华严证明疏》中说∶得有此经，庆幸平生孰如今日，实力贫而家富，将口诵而心通。誓尽此生敬供不息，在在处处如佛之存，劫劫生生以今为始。伏愿诸佛所说如庆喜而常闻，一生之间与善财而同证。表示此生遇此新矣！有此足矣！这也是他所以能够保持高节、不恤贫穷的原因。

陈师道不独专心佛典，于儒、道经籍也皆深涉。在三教关系上，他主张“道通”、“道一”，异不在道，而在于世异、说异。

他说∶大道一而今之教者三，三家之役相与诋訾。盖世异则教异，教异则说异。尽己之道则人之道可尽，究其说则他说亦究。其相訾也固宜，三圣之道非异，其传与不传也耶！

陈师道说明了三教之道是一致不背的，只是因为后来世道的变化，人说的差异，从而相互诋訾，从而有了传与不传的区别。

在《白鹤观记》一文中，他又就释老的关系指出，“夫老释氏之教并行，于世而有衰盛，世遂以为优劣。又谓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离行而合妄，其所异者因于俗也。至其隆替则系于世，世之好恶则系其习……”进一步说明了上述的观点。师道还具体地列出了三教的传承世系，认为唯有“释自能仁”，从始至今，代有其人。师道以上关于三教的关系之说是比较新颖、深刻的，于三教关系思想史上值得注意。

儒、道、释通融是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宋代文人的文化结构大都有此特点，陈师道亦然。他们都是本于儒学又濡染道、释的。其未入仕即以居士自命，也有类似的文化心理背景：以道艺处士自期、以自由人格自重、以通晓佛理自慰。

陈师道体弱多病，因而希望通过诵佛经、守戒持斋等方式减轻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延长寿命。他曾与妻同谒佛寺，称弟子，买经发誓，并长期断酒持斋诵经。

但他却似乎更需要从佛门求得解脱之道，有时甚至产生出世之念：“更欲置身须世外，世间元自不关人”，“终当捐世事，来作卧云人”。

生平

陈师道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父陈洎，官至三司盐铁副使，赠工部侍郎；父亲陈琪，官至国子博士通判绛州。到陈师道时，家境已衰落，《先夫人行状》云：“先君以家赀让群弟蓄孤振穷，欲死恤终。夫人同之，不以累其夫。先君卒贫，不能家，夫人以大家子就下养，人以为忧，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子，年高而家益贫。”

陈师道早年娶郭概之女为妻，迫于生计，妻女皆在岳父家就食。16岁时从师曾巩。当时朝廷用王安石经义之学以取士，陈师道不以为然，不去应试。元丰四年，曾巩奉命修本朝史，荐陈师道为属员，因其布衣而未果。太学博士正录荐师道为学录，他推辞不就。当时的执政大臣章惇曾托秦观致意，让陈师道往见，准备加以荐举，他却回答：“士不传贽为臣，则不见于王公。”，拒不谒见。

元祐二年，当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与傅尧俞、孙觉等推荐他任徐州州学教授。四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路过南京，陈师道到南京送行，以擅离职守，被劾去职。不久复职，调颍州教授。当时苏轼任颍州太守，希望收他为弟子。陈师道以“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婉言推辞。但苏轼不以为忤，仍然对他加以指导。绍圣元年，他被朝廷目为苏轼余党，罢职回家。他家境贫寒，但仍专力写作，欲以诗文传于后世。元符三年，复除棣州教授，赴任途中，改除秘书省正字，未上任即卒。

后世评价

陈师道模仿杜甫句法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他想做到“每下一俗间言语”也“无字无来处”，可是本钱似乎没有黄庭坚那样雄厚，学问没有他那样杂博，常常见得竭蹶寒窘。他曾经说自己做诗好像“拆东补西裳作带”，又说：“拆补新诗拟献酬”，这也许是老实的招供。因此，尽管他瞧不起那些把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的作者，他的作品就很犯这种嫌疑。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得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减省字句以求“语简而益工”的理论害了他。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钱钟书《宋诗选注》

文学成就

陈师道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上。他自己说：“于诗初无诗法。”后见黄庭坚诗，爱不释手，把自己过去的诗稿一起烧掉，从黄学习，两人互相推重。江西诗派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列为“三宗”，其实陈师道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学习过黄庭坚的诗风，其后就发现黄庭坚“过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因而致力于学杜。对于他学杜甫所达到的境界，黄庭坚也表示钦佩，曾对王云说，陈师道“其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作诗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方回的《瀛奎律髓》有“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三宗便是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方回并说：“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

大体上说，陈师道的诗由于受黄庭坚的影响，做诗要“无一字无来历”，但他的学问不如黄庭坚，需要“拆东补西裳作带”，不免显得竭蹶。而在学杜这一方面，也仅仅专致于形式格律，所以虽然形式上能有所肖似，却往往缺乏杜甫的深沉雄健。他学杜比较成功的是五七言律诗，例如“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断墙著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语笑，却嫌归鬓逐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屡失南邻春事约，至今容有未开花。”。前者可以看出他在追步杜诗的句法上所下的工夫，后者则近似杜诗中的遣兴体格。他的五古用力刻画，要求辞意独造，但生硬处仍不脱江西派的习气。他也有一些感情朴挚的诗，如“极喜不得语，泪尽方一哂。”；“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虑。”。后一首诗对外舅提出规劝，方回评为“学老杜此其逼真者，枯淡瘦劲，情味深幽。”。他的诗也有写得恬淡而有味的，如“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也有写得风流华美的，如：“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著眼未分明。”，可惜不多见。相传他做诗用力极勤，平时出行，有诗思，就急归拥被而卧，诗成乃起。有时呻吟累日，恶闻人声，所以黄庭坚称之为“闭门觅句陈无己”。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值得肯定，但他的诗作思想深度不够和时见拗涩。

陈师道于词颇自推许，自称“余它文未能及人，独于词自谓不减秦七黄九。”。但他现存的作品，很少精彩之作，不能和他自己的估价相称。他的散文较有成就， 纪昀评为“简严密栗，实不在李翱、孙樵下。”。

陈师道有《后山诗话》，提出“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依然和黄庭坚的主张一脉相通。又说：“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论奇正的关系颇有见地，可惜他的创作实践和自己的理论不尽相符。由于此书中对苏轼、黄庭坚、秦观都有不满之词，《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殊不类师道语”，则似失之拘泥。但书中有陈师道死后的事情，当出于后人的增补。

人物轶事：师道述贫

陈师道日常生活拮据困窘，在《与鲁直书》中，陈师道向友人黄庭坚述说了失官后生活的艰难：“罢官六年，内无一钱之入，艰难困苦，无所不有。沟壑之忧，尽在朝夕，甚可笑矣……某素有脾疾，今复得风旋，时时间作，亦有并作时，极以为苦。若不饿死、寒死，亦当疾死。”后山述贫诗形象地再现了其日常生活拮据困窘的情状：盎中有声囊不瘿，咽息不如带加紧。人生七十今已半，一饱无食何可忍。公侯早岁有如此，奴婢蓐食知夜永。向来糠核之子孙，居邻无传家并存。昔作九日期，一览知四方。夜雨秋水深，裂风畏褰裳。尊空囊亦空，花且为我黄。官奴覆青绫，破屋任飞霜。密雨吹不断，贫居常闭门。东溟容有限，西极更能存。束湿炊悬斧，翻床补坏垣。倒身无著处，呵手不成温。师道甚至穷到无力养家的地步，不得不让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岳父。《送内》、《寄外舅郭大夫》、《东阿》、《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别三子》、《示三子》等诗篇描写了与亲人“贫贱离”的痛苦，如《别三子》：夫妇死同穴，父子贫贱离。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母前三子后，熟视不得追。嗟乎胡不仁，使我至于斯。有女初束发，已知生离悲。枕我不肯起，畏我从此辞。大儿学语言，拜揖未胜衣。唤爷我欲去，此语哪可思。小儿襁褓间，抱负有母慈。汝哭犹在耳，我怀人得知。"

唐婉，字蕙仙，生卒年月不详。陆游的表妹，陆游母舅唐诚女儿，自幼文静灵秀，才华横溢。她也是陆游的第一任妻子，后因陆母偏见而被拆散。也因此写下著名的《钗头凤》（世情薄）。"民间传说

郎才女貌结并蒂
　　唐婉是陆游的表妹，唐婉的父亲和陆游的母亲是亲姐弟，感情很好。在唐婉刚出生的时候，两家就定下了娃娃亲。唐婉的父亲祖上是名门望族，只是到了唐婉这一代，人丁凋零，只有唐婉这一个女儿。后来，唐婉的家乡出了很厉害的传染病，唐婉的父母都去世了，只留下唐婉和一个丫鬟。唐婉的父亲临终前让唐婉去投奔她姑姑，也就是陆游的母亲。
　　唐婉带着丫鬟远道而来，陆游的母亲见到和自己弟弟长相相似的唐婉，又想起弟弟和弟媳早丧，不由得悲从心来，对唐婉也宠爱有加。
　　几年后，唐婉已经出落成一个十分漂亮，懂礼仪，才貌兼备，举止大方的女子，而这时候的陆游也是才华横溢的翩翩少年。陆母看见他们两个情投意合，十分相配，心里也十分高兴。陆游自小就对这个表妹十分疼爱，对这门亲事是十分愿意的。就看唐婉的意见了，于是有一天，陆母找了个机会，趁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悄悄地问唐婉：“婉儿，我一直当你亲生女儿看待，如今你也大了，虽然以前咱们两家有婚约，可我还是想问问你，你看中我家陆游了吗？”唐婉垂睑一笑，脸色微红：“全凭姑母做主。”陆母就知道，这孩子心里愿意。
　　之后不久，陆游和唐婉就结婚了。婚后，两个人填词作对，相敬如宾，日子十分快乐。三年过去了，陆游也有了功名，小两口日子还是和和美美。可美中不足的是，唐婉没有给陆游生下一个孩子，这让陆母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陆游是家里惟一的儿子，陆母每日盼星星盼月亮就希望唐婉能给陆家生个孙子，可唐婉的肚子一直没有起色。这使得陆母十分着急，常常带唐婉去庙里求神拜佛。

祸生尼姑庵
　　有一天，陆母领着唐婉来到当地一家香火很盛的庵堂。唐婉也希望能和陆游有爱情的果实，跪在蒲团上，虔诚的叩拜着。这一天，有一个当地的恶少恰巧也在，看见唐婉姿色出众，娉婷动人，不禁色由心起，想要霸占唐婉。可是唐婉一拜完就跟着陆母回家了，这个恶少没有机会动手，就在那里皱着眉头想歪计。这时候，有一个庵里的尼姑看见这个恶少在这儿看着唐婉的背影发呆，就猜到他没想好事。这个尼姑也不是好人，她常靠哄骗人来赚钱，这回，她感到又有一次发财的好机会。
　　她溜到恶少的背后，拍了恶少一下，说：“大官人，那是陆府陆公子的媳妇儿，怎么样，长的标志吧？”这恶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这个尼姑，他也知道这个尼姑常替人做些坑蒙拐骗的恶事，就放下心来。这个尼姑又说：“看大官人愁眉紧锁，不知道贫尼能不能帮上什么？”这个恶少看见她这么主动，就想，不如将所想之事说给这个尼姑听，说不定这个尼姑也能帮上什么忙。就对她说：“不瞒师太，我自从看见刚才那个大美人，就觉得人世间一些美女都是俗不可耐，一心爱慕她，想和她亲近。如若不能与美人相拥，这辈子还有什么意思？”尼姑一听，心里想，你这个貌如豺狼的杂毛也学癞蛤蟆吃天鹅肉，哼，自不量力。不过，她一转眼看见恶少那沉甸甸的钱袋，又转念一想，不过，如果我给你办成这件偷鸡摸狗的事儿，估计少不了好处。就又堆出笑脸对恶少说：“大官人和那小娘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能促成这桩好事也是替贫尼行善积德。只不过这庵破衫薄，还望大官人多多帮忙。”这恶少一听能办成，心里乐开了花，满口答应事成之后定有重谢。于是这尼姑就和恶少约好，下月十五再来庵中，定能成事。
　　过了几天，这个尼姑去了陆府，见到陆母后说：“那天你们刚走，大殿里的神像忽然显灵，说感受到你们的诚意了。切记下月十五再去还愿，定能心想事成。不过，再去时，要所求之人独自前往，方能显示诚意。”这种无稽之言陆母却深信不疑，唐婉虽有疑惑，但看见陆母心意已定，也不好再说什么。
　　下月十五转眼就到了，这天天还下着小雨，上山参拜的人很少。唐婉一个人提着贡品来到了庵堂。这个尼姑将唐婉迎了进来，说：“娘子的衣衫都被这山雨打湿了吧，不如先进禅房来休息一下，反正今天没有别的香客。”唐婉一想，衣衫不整的拜佛恐对神明不敬，就跟着尼姑来到了禅房。这尼姑把唐婉引进禅房，一转身就出去了，把门也锁上了。唐婉感到事情不对劲，就用力的敲门，叫喊，可是没有人回应。这时，从里面的一扇门里走出了那个恶少，看着唐婉，满脸赖笑：“娘子莫惊慌，小生有礼了。”唐婉惊慌的看着恶少，只见他满脸油光，长得像猪一样，两片薄嘴唇咧开，像恶煞一样。恶少看见唐婉满眼惊慌，更觉得可爱，一下就扑了上来。唐婉很是绝望，大声的喊着救命。这时候，窗子猛地被踢开，一个人影闪了进来。只见来人一脚将恶少踢开，迅速的制服了那恶少。可就在他低头询问唐婉有没有受伤时，那恶少趁机从窗户逃了出去。那个人来不及追恶少，只得先将唐婉从屋里救了出来。唐婉这才看清楚，救她的人是一个青年。这人放开唐婉，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说：“在下赵士程，路过这里听见娘子呼喊，救人要紧，就没有顾及礼数，多有得罪。”唐婉道谢，又想到自己刚才差点就惨遭凌辱，不由失声痛哭。赵士程见状急忙安慰。唐婉就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向赵士程说了。赵士程久慕陆游文采，又见唐婉柔弱无依，便决定将唐婉送回陆府，并说明情况。
　　到了陆府，赵士程说明了前前后后，陆游十分心疼，可陆母却指责唐婉水性杨花，不守妇道，又埋怨唐婉给家族蒙羞。又过了几日，陆母又找了一个尼姑给唐婉算命，得出的结论是：与陆游八字不合，会阻碍陆游仕途上的发展，严重了会给陆游带来杀身之祸。陆母一听，决定，无论如何，都必须让陆游与唐婉离婚。
　　迫于陆母的压力，陆游只得含泪与唐婉分离。之后陆游娶了一位王小姐，唐婉嫁给了赵士程。赵士程虽是宋朝皇室，但为人坦荡，对唐婉很好。

情凝《钗头凤》
　　很多年过去了，虽然赵士程很体贴，也很同情唐婉，可唐婉心里总放不下陆游。有一天，唐婉和赵士诚相伴到沈园，却遇到了陆游。两人见面时十分尴尬，赵士程见状对妻子说，自己还有公务，先走一步。之后命仆人给唐陆二人送去酒菜。
　　陆游与唐婉四目相对，多少年压抑的情感涌上心来，提笔在墙上写：
　　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然后深叹一口气，转身走了。留下唐婉一个人，对着墙上未干的墨迹，泪水盈眶。
　　几天之后，陆游收到唐婉寄给他的一封信，信里只有一首词：
　　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尝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这是唐婉和陆游的一首《钗头凤》。
　　不久，唐婉抑郁成疾，病逝了。
　　专家对陆游、唐婉及赵士程关系的考证
　　千百年来，前哲时贤多认为陆游和他的原配夫人唐氏是姑表关系，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最早记述《钗头凤》词这件事的是南宋陈鹄的《耆旧续闻》，之后，有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但陈、刘二氏在其著录中均未言及陆、唐是姑表关系。直到宋元之际的周密才在其《齐东野语》中说：“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为姑侄。”从这以后“姑表说”遂被视为“恒言”。其实综考有关历史文献和资料，陆游的外家乃江陵唐氏，其曾外祖父是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北宋名臣唐介，唐介诸孙男皆以下半从“心”之字命名，即懋、愿、恕、意、愚、谰，并没有以“门”之字命名的唐闳其人，也就是说，在陆游的舅父辈中并无唐闳其人据《嘉泰会稽志》、《宝庆续会稽志》、阮元《两浙金石录》、宋绍兴府进士题名碑考定。由此可知，陆游和他的原配夫人唐氏根本不存在什么姑表关系。这样，周密的“姑表说”就毫无来由了，那么这完全就是出于他的杜撰了吗？并不是这样的。刘克庄在其《后村诗话》中虽然未曾言及陆、唐是姑表关系，但却说过这样的话：“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某氏，即指唐氏；某官，即指“同郡宗子”赵士程。刘克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唐氏改嫁给赵士程，赵士程与陆氏有婚姻关系。事实正是如此，陆游的姨母瀛国夫人唐氏乃吴越王钱俶的后人钱忱的嫡妻、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而陆游原配夫人唐氏的后夫赵士程乃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亦即陆游的姨父钱忱的表侄行，恰与陆游为同一辈人。据陆游《渭南文集 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王明清》《挥后录》及《宋史宗室世系、宗室列传、公主列传》等考定。作为刘克庄的晚辈词人的周密很可能看到过刘克庄的记述或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但他错会了刘克庄的意思，以致造成了千古讹传。

生平

陆家曾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信物，与唐家订亲。陆游二十岁与唐婉结合。不料唐婉的才华横溢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了陆母的不满，后陆母认为唐婉把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遂命陆游休了唐婉。陆游曾另筑别院安置唐婉，其母察觉后，命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唐婉而后由家人作主嫁给了皇家后裔同郡士人赵士程。公元1151年，礼部会试失利后陆游到沈园去游玩，偶然遇见了唐婉，两个人都非常难过。陆游感伤地在墙上题了一首《钗头凤》 词。1152年，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瞥见陆游的题词，不由感慨万千，于是和了一阕《钗头凤》。同年秋，便抑郁而终。

经历

诗词诉衷肠
　　陆游出生于书香之家，南宋爱国诗人。唐婉，字蕙仙，陆游之表妹，自幼文静灵秀，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两人青梅竹马，相伴度过一段纯洁无瑕的少年美好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萦绕心肠的情愫在两人心中渐渐滋生了。
　　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婉都擅长诗词，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二人吟诗作对，互相唱和，丽影成双，宛如一双翩跹于花丛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着幸福和谐。两家父母和众亲朋好友，也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陆家就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信物，订下了唐家这门亲上加亲的姻事。成年后，一夜洞房花烛，唐婉便成了陆家的媳妇。从此，陆游、唐婉更是鱼水欢谐、情爱弥深，沉醉于两个人的天地中，把功名利碌抛置于九霄云外。新婚燕尔的陆游留连于温柔乡里，根本无暇顾及应试功课进仕为官。陆游的母亲唐氏是一位威严而专横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儿子陆游金榜题名，登科进官，以便光耀门庭。目睹眼下的状况，她大为不满，几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场对唐婉大加训斥，责令她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淡薄儿女之情。但陆、唐二人情意缠绵，无以复顾，情况始终未见显著的改善。陆母因之对儿媳大起反感，认为唐婉实在是唐家的扫帚星，将把儿子的前程耽误贻尽。于是她来到郊外无量庵，请庵中尼姑妙因为儿、媳卜算命运。妙因一番掐算后，煞有介事地说：“唐婉与陆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误导，终必性命难保。”陆母闻言，吓得魂飞魄散，强令陆游，将唐婉休弃。陆游心中悲如刀绞，素来孝顺的他，面对态度坚决的母亲，除了暗自饮泣，别无他法。

母命难违遂休妻
　　迫于母命难违，陆游只得答应把唐婉送归娘家。就这样，一双情意深切的鸳鸯，行将被无由的孝道、世俗功利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陆游与唐婉难舍难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无缘，于是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婉，陆游一有机会就前去与唐婉鸳梦重续、燕好如初。无奈纸总包不住火，精明的陆母很快就察觉了此事。严令二人断绝来往，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彻底切断了陆、唐之间的悠悠情丝。
　　无奈之下，陆游只得收拾起满腔的幽怨，在母亲的督教下，重理科举课业，以他扎实的学识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但同时也遭到当朝宰相秦桧的嫉恨。于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时，硬是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使得陆游的仕途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风雨。
　　唐婉是石女，不能给陆游传宗接代，陆游托母命难为，故休掉了唐婉。

沈园再相逢
　　礼部会试失利，陆游回到家乡，家乡风景依旧，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凄凉。为了排遣愁绪，陆游悠游放荡的生活。在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晌午，陆游随意漫步到禹迹寺的沈园。在园林深处的幽径上迎面遇见前妻唐婉。在那一刹间，时光与目光凝固了，恍惚迷茫，眼帘中饱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怜。此时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给了同郡士人赵士程，赵家系皇家后裔、门庭显赫，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与谅解。使唐婉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已渐渐平复，并且开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这时与陆游的不期而遇，无疑将唐婉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里面积蓄已久的旧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泄出来，柔弱的唐婉对这种感觉几乎无力承受。而陆游，几年来虽然借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唐婉的思念，但在这一刻，那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情思不由得涌出。四目相对，千般心事、万般情怀，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次唐婉是与夫君赵士程相偕游赏沈园的，那边赵士程正等她进食。在好一阵恍惚之后，已为他人之妻的唐婉终于提起沉重的脚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中怔怔发呆。
　　和风袭来，吹醒了沉在旧梦中的陆游，他不由地循着唐婉的身影追寻而去，来到池塘边柳丛下，遥见唐婉与赵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进食。隐隐看见唐婉低首蹙眉，有心无心地伸出玉手红袖，与赵士程浅斟慢饮。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看得陆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梦，今日痴怨尽绕心头，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粉壁上题了一阙“钗头凤”：

和《钗头凤》
　　随后，秦桧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陆游，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立簿，离开了故乡。第二年春天，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反复吟诵，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泪流满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觉中和了一阙词，题在陆游的词后。
　　唐婉是一个极重情谊的女子，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自从看到了陆游的题词，她的心就再难以平静。追忆似水的往昔、叹惜无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着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郁成疾，在秋意萧瑟的时节化作一片落叶悄悄随风逝去。只留下一阙多情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

与陆游

情投意合
　　陆游和唐婉不是表兄妹关系。最早记述《钗头凤》词的本事的是南宋陈鹄所写的《耆旧续闻》，之后，有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但陈、刘二人在其著作中均未提及陆、唐是表兄妹关系。参考史料。陆游的外家乃江陵唐氏，其曾祖父是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北宋名臣唐介，唐介诸孙男皆以下半从“心”之字取名。而无以从“门”之字。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中提到：“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某氏即唐氏，某官是同郡宗子赵士程。他的意思是：唐氏改嫁给赵士程，赵士程与陆氏有姻娅关系。陆游的姨娘瀛国夫人唐氏乃吴越王钱俶的后人钱忱的嫡妻、宋仁宗第十女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而赵士程乃是秦鲁大长公主的侄孙，亦陆游的姨夫钱忱的表侄行，恰与陆游为同一辈人。
　　离婚后陆游先娶妇，新娘姓王，过门后很快生了孩子。唐家愤愤不平，觉得不把女儿嫁出去，面子会失尽。于是将女儿嫁于当时也很有点名气的另外的一个文人赵士程。这文人对唐婉很好。他是唐家的世交朋友，完全知道陆游的文友，对陆游比较钦佩，也很同情唐婉，想尽力令她幸福。

二人是否为表兄妹
　　后世的论著大都同意陆游与唐婉是表兄妹。然而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疑义，他们查考了《宝庆续会稽志》，发现唐婉的父亲唐闳是山阴人鸿胪少卿唐翔之子，而陆母则是江陵人唐介的孙女。两地相距遥远，两家虽同姓，却无种族血亲关系。既然唐婉的父亲唐闳与陆母不是兄妹，那么陆游与唐婉也不可能是表兄妹了。虽说野史笔记有采录传闻，不暇考证的弊端，但周密，刘克庄等人毕竟与陆游年代相接，所言总应有根据。因此，直到今天，对于陆游与唐婉是否为表兄妹的关系，已有资料证明二人不是。专家在调查相关家谱时发现陆游的表兄妹中并没有唐婉，而且其他一些资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对于二人关系已经有了结论：陆游与唐婉不是表兄妹。

钗头凤此诗的来由
　　相传一日陆游去游览沈园，正巧遇到唐婉夫妇也在园中。双方很尴尬。唐婉的后夫知道他们两人情缘未了，就主动为他们安排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便说：“你表兄来了，你们是亲戚，何不去聚聚呢？”于是，唐婉就带了一个丫鬟，还有一壶酒向陆游走了过来。双方各说分别后事，知道今生缘分已尽，再无复合的机会。说不尽的伤心。唐婉亲手向陆游敬了一杯酒。陆游饮后，在沈园题写了那首《钗头凤》。写罢，搁笔而去。
　　沈园一别后，唐婉悲恸不已。回家后，反复玩味陆游的词，便和了一首同样的曲牌的词。

陆游、唐婉及赵士程关系考证

千百年来，前哲时贤多认为陆游和他的原配夫人唐氏是姑表关系，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最早记述《钗头凤》词这件事的是南宋陈鹄的《耆旧续闻》，之后，有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但陈、刘二氏在其著录中均未言及陆、唐是姑表关系。直到宋元之际的周密才在其《齐东野语》中说：“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为姑侄。”从这以后“姑表说”遂被视为“恒言”。其实综考有关历史文献和资料，陆游的外家乃江陵唐氏，其曾外祖父是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北宋名臣唐介，唐介诸孙男皆以下半从“心”之字命名，即懋、愿、恕、意、愚、谰，并没有以“门”之字命名的唐闳其人，也就是说，在陆游的舅父辈中并无唐闳其人据《嘉泰会稽志》、《宝庆续会稽志》、阮元《两浙金石录》、宋绍兴府进士题名碑考定。由此可知，陆游和他的原配夫人唐氏根本不存在什么姑表关系。这样，周密的“姑表说”就毫无来由了，那么这完全就是出于他的杜撰了吗？并不是这样的。刘克庄在其《后村诗话》中虽然未曾言及陆、唐是姑表关系，但却说过这样的话：“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某氏，即指唐氏；某官，即指“同郡宗子”赵士程。刘克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唐氏改嫁给赵士程，赵士程与陆氏有婚姻关系。事实正是如此，陆游的姨母瀛国夫人唐氏乃吴越王钱俶的后人钱忱的嫡妻、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而陆游原配夫人唐氏的后夫赵士程乃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亦即陆游的姨父钱忱的表侄行，恰与陆游为同一辈人。据陆游《渭南文集 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王明清》《挥后录》及《宋史宗室世系、宗室列传、公主列传》等考定。作为刘克庄的晚辈词人的周密很可能看到过刘克庄的记述或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但他错会了刘克庄的意思，以致造成了千古讹传。"

黄升（生卒年不详）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建安（今属福建建瓯）人。不事科举，性喜吟咏。以诗受知于游九功，与魏庆之相酬唱。著有《散花庵词》，编有《绝妙词选》二十卷，分上下两部份，上部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下部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附词大小传及评语，为宋人词选之善本。后人统称《花庵词选》。

林逋（967一1028）字君复，汉族，浙江大里黄贤村人（一说杭州钱塘）。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1028年（天圣六年）卒。其侄林彰（朝散大夫）、林彬（盈州令）同至杭州，治丧尽礼。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生平

林逋被后人称为和靖先生，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林逋家谱载，自五代始，世居福建长乐，传至11世，钘、钏、镮、釴兄弟4人迁居奉化、象山，林逋父釴定居大里黄贤村。逋系林氏第12世孙，故宅在奉化大脉岙口。一说杭州钱塘人。

少孤力学，好古，通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自甘贫困，勿趋荣利。及长，漫游江淮，40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以湖山为伴，相传20余年足不及城市，以布衣终身。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丞相王随、杭州郡守薛映均敬其为人，又爱其诗，时趋孤山与之唱和，并出俸银为之重建新宅。与范仲淹、梅尧臣有诗唱和。

大中祥符五年，真宗闻其名，赐粟帛，并诏告府县存恤之。逋虽感激，但不以此骄人。人多劝其出仕，均被婉言谢绝同，自谓：“然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林逋终生不仕不娶，无子，惟喜植梅养鹤，自谓 “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

既老，自为墓于庐侧，作诗云：“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有人问：“何不录以示后世?”答曰：“我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有心人窃记之，得300余首传世。

天圣六年卒，年六十一，其侄林彰、林彬同至杭州，治丧尽礼。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葬孤山故庐侧。事见《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传》。宋代桑世昌著有《林逋传》。

今存词三首，诗三百余首。后人辑有《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其中《将归四明夜话别任君》、《送丁秀才归四明》等为思乡之作。故宫绘画馆藏有所书诗卷。

张岱在《西湖梦寻》说，南宋灭亡后，有盗墓贼挖开林逋的坟墓，只找到一个端砚和一支玉簪。现在杭州西湖孤山面对北山路一侧，仍有“放鹤亭”和“林和靖先生墓”，便是纪念林和靖的景胜。

成就

林逋，善绘事，惜画从不传。工行草，书法瘦挺劲健，笔意类欧阳询、李建中而清劲处尤妙。长为诗，其语孤峭浃澹，自写胸意，多奇句，而未尝存稿。风格澄澈淡远，多写西湖的优美景色，反映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如七律《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一诗，清冷幽静，闲淡浑远，是其诗风的典型体现。《山园小梅》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成功地描绘出梅花清幽香逸的风姿，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陆游谓其书法高绝胜人。苏轼高度赞扬林逋之诗、书及人品，并诗跋其书：“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差少肉。”黄庭坚云：“君复书法高胜绝人，予每见之，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明沈周诗云：“我爱翁书得瘦硬，云腴濯尽西湖绿。西台少肉是真评，数行清莹含冰玉。宛然风节溢其间，此字此翁俱绝俗。”。林逋书法存世作品仅3件，《自书诗帖》是其中篇幅最长者。"

李弥逊（1085～1153）字似之，号筠西翁、筠溪居士、普现居士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大观三年（1109）进士。高宗朝，试中书舍人，再试户部侍郎，以反对议和忤秦桧，乞归田。晚年隐连江（今属福建）西山。所作词多抒写乱世时的感慨，风格豪放，有《筠溪乐府》，存词80余首。"著述名录

李弥逊和李纲是好朋友，政治主张相同，诗歌酬答也很多。钱钟书认为他的诗不受苏轼和黄庭坚的影响，命意造句都新鲜轻巧，在当时可算独来独往。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又《甘露集》，已佚。《宋史》卷三八二有传。"

葛胜仲 (1072～1144) 宋代词人，字鲁卿，丹阳（今属江苏）人。绍圣四年(1097)进士。元符三年(1100)，中宏词科。累迁国子司业，官至文华阁待制。卒谥文康。宣和间曾抵制征索花鸟玩物的弊政，气节甚伟，著名于时。与叶梦得友密，词风亦相近。有《丹阳词》。"介绍

葛胜仲，葛立方之父。字鲁卿，常州江阴人。哲宗绍圣四年进士。

元符二年，官杭州司理参军。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为兖州教授。

崇宁二年，入为太学正。

大观元年，充提举议历所检讨，兼宗正丞。二年，迁礼部员外郎，以事责知歙州休宁。政

和三年，召复原职。四年，擢国子司业。六年，除国子祭酒，以言事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

宣和元年，起知汝州，因拒宦官李彦括田，徙湖州。六年，移邓州，以在湖州时忤朱勔，落职食祠禄。

高宗建炎四年，起再知湖州。

绍兴元年，致仕归。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谥文康。有《丹阳集》八十卷、外集二十卷，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二十四卷，其中诗七卷。事见本集卷末附其婿章倧《文康葛公行状》，《宋史》卷四四五有传。

葛胜仲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残本《永乐大典》。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生平

葛胜仲，葛书思的四子，字鲁卿，北宋神宗熙宁五年生。他年幼时聪明过人，每天能诵书数千言，9岁能写文章，文章中常常妙语惊人。父亲葛书思为儿子葛胜仲随意选了一个老师。隔了一段时间，葛胜仲对父亲说，这位先生不适合当我的老师。父亲感到奇怪，便问缘故。葛胜仲便从袖中取出自己所写文稿，被老师改的面目全非。葛书思看了微微点头，便为葛胜仲换了老师。葛书思常同上门来客谈论诗文，偶有遗忘之处，就叫来儿子葛胜仲，葛胜仲对答如流，满座赞叹少年胜仲的才学不凡。从此以后，葛府有宾客云集的机会，葛书思总让儿子胜仲到场，陪侍左右。

葛胜仲15岁已精通经史，16岁参加开封府解试，中选。19岁时，父亲任楚州涟水县丞，葛胜仲随父亲住涟水。在涟水，同张氏成婚，生下长子葛立方。葛胜仲22岁，再试开封府，他写的《封建策》获主考欧阳叔弼的赞扬，获第4名。哲宗绍圣三年，第三次参加开封府考试，获“优选”。第二年，试礼部。此时恢复经义取士之制，制举官林希评定葛胜仲的试卷为“邃于经旨”，乃“擢置高等”，于是，与其长兄葛次仲同登此年进士第。朝廷提倡律学，葛胜仲参试获第一，便被任命杭州右司理参军。司理参军，“掌讼狱勘鞫之事”。在任上司理参军，葛胜仲明法善断，秉公办理，数月间，将积案审理办结。

此后，葛胜仲在有关官署考试《诗》、《书》、《礼》三经，又试博学宏词科，两科俱为第一，特迁河中府知录参军，改登仕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任兖州州学教授。在兖州任上，葛胜仲勤于讲学,督诲学子。致力改善诸生学习条件，提高教育水平。葛胜仲《丹阳集》卷六收入《策问》17篇，标题为《治德》、《治功》、《治效》、《官制》、《官方》、《选举》、《考察》、《取士》、《士习》、《劝学》、《试士》、《富强》、《食货》、《藩镇》、《远识》、《靖民》、《律令》，多是在兖州期间，为诸生所作的教学蓝本。

崇宁二年，葛胜仲被召入京，晋升太学正。此后，又迁文林郎。大观元年五月，又迁承直郎，充提议历所检讨官，后任检讨。后又任通直郎，兼知大宗正丞事。此后，又转奉议郎、承议郎、秘书省校书郎，升任礼部员外郎。

大观三年八月，因议论庙制，与时论不合，被降为歙州休宁知县。在休宁，葛胜仲勤于吏事，善断讼狱，为民辨别是非曲直，平息纷争。

葛胜仲在休宁的4年间，诗词创作进入高峰期公之余，登山览水，填词自遣。《全宋词》收录葛胜仲词82首，按内容可分为游宴、赏花、节令、咏怀词等几类，其中，以在休宁吟咏的最多。颇有特点的如《江神子·初至休宁冬夜作》：

昏昏雪意惨云容，猎霜风，岁将穷。流落天涯，憔悴一衰翁。清夜小窗围兽火，倾酒绿，借颜红。 官梅疏艳小壶中，暗香浓，玉玲珑。对景忽惊，身在大江东。上国故人谁念我，晴嶂远，暮云重。

词写岁暮冬夜“憔悴一衰翁”，有着“流落天涯”的凄苦心境，有着“木落沧州”的悲怆感受，他不奈羁旅愁思的折磨，独自在冬夜的小窗下火盆旁，借酒浇愁。词中借梅花自喻，她虽在官衙内小壶中，身有羁绊，但仍玲珑剔透，暗香浮动，傲霜斗雪。自己虽被贬休宁，然而仍然身在江南。在关山阻碍，暮霭重重的意象中，既有对自己被贬官后，友人疏远，人情淡薄的感叹，也有知己虽念旧，但关山重重，路途遥远，难相慰安的怀念。

另如《点绛唇·县斋愁坐作》：

秋晚寒斋，藜床香篆横轻雾。闲愁几许，梦逐芭蕉雨。 云外哀鸿，似替幽人语。归不去，乱山无数，斜日荒城鼓。

此篇写词人在县衙愁坐的情思。主人公坐在简陋的藜木床上愁思闷想，看如篆字的熏香袅袅，似轻雾横飘，那萦回的篆香如愁绪徘徊，那横飞的轻雾像悲思几缕。词人在梦幻之中听到雨打芭蕉的淅沥之声。他仰望室外，只见天高云淡。孤鸿远去，听见那雁声凄厉，如泣如诉，好象替幽人低语，倾诉衷肠。大雁秋去春来，还有归乡之时，而自己呢？身处一片荒城之中，听暮鼓声声，那迁客羁臣凄凉孤寂的感受何处诉说？晚秋寒斋、芭蕉夜雨、云外哀鸿、乱山无数、斜日荒城、暮鼓声声，勾出了一个典型环境，有力地烘托出一位寒斋愁坐的人物形象。

政和三年，葛胜仲回到京师，复召为礼部员外郎，继又擢国子司业。次年七月，转为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九月，迁太常少卿，受命续修欧阳修《太常因革礼》，从治平年间迄政和四年，共300卷。

政和七年，葛胜仲在京师任国子祭酒、大司成，总管国子监和内外学事。次年正月，因言论不慎，被罢免大司成一职，离开京师，寓居涟水。在涟水期间，葛胜仲作有《西江月》词二首。两年多后，朝廷为葛胜仲平反，恢复右文殿修撰身份，任汝州知州。此间，他作有《汝州劝农文》云：

今节届春莫，农事急矣。惟尔有众，念稼穑之艰难，深其耕，易其耨，毋卤莽灭裂以自啬，其报则年谷登熟，粒米狼戾，仰以供赋舆，次以养父母，俯以蓄妻子，无不足者。及收其赢余以为凶荒之备，生理足矣。与夫偷顷刻之安，以贻终岁饿殍沟壑之忧者，盖相万也。古者田不耕者，出屋粟垂緌五寸，以罚惰游之士。境内有惰农，不敏刺史将酌古意而罚之。

此间，葛胜仲的诗歌创作也很活跃，在这里形成的汝州诗人群成员有葛胜仲、陈与义、陈与能、富直柔、宋唐年、陈恬、段拂等。葛胜仲与陈与义、陈与能兄弟关系密切，相互交游，诗词会友，声气相通，缘情放言，酬唱之作为数不少。

宣和三年，葛胜仲50岁，被任显谟阁侍制。次年五月，调任湖州知州。湖州是南渡以后江浙诗人的酬唱中心之一，葛胜仲在湖州任上，与闲居卞山的叶梦得常有往来，两人同游法华山、西余山，登高临远，互有唱和。还多次月下泛舟，吟赏烟霞。《临江仙》、《定风波》、《浣溪沙》等词作唱和尽显文士的风流儒雅。

两年后，葛胜仲又调任邓州知州。

靖康元年，葛胜仲在江阴居住，被朝廷封为正四品的通议大夫。次年，徽、钦二帝被俘北去，高宗即位，改元建炎，葛胜仲被封为通奉大夫，居住平江。不久，便携家移居湖州。当时葛胜仲57岁，一直到73岁去世，一直居住在湖州。担任过湖州知州。官至从三品的正议大夫。绍兴元年退隐以后，相继加封丹阳郡开国伯、开国侯、开国公。绍兴十四年九月，葛胜仲在湖州无疾而终，终年73岁。次年九月，其子葛立方奉父亲灵柩归葬江阴花山。

葛胜仲一生任官达46年，其中在京师20年。由于长期在太学任职，并多年担任太学的正副长官，还临时兼任礼部试的考官，加上兼任太子府的学官，在士大夫中颇有名望。去世后，谥“文康”。著有文集80卷，外集20卷。他的《丹阳集》24卷，《丹阳词》1卷被收入《四库全书》。

家族起源

江阴自北宋起，崛起了一个葛氏家族，科第连绵，人才迭出，长盛不衰。葛氏，成为古代江阴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文化氏族。葛氏家族原来居住在淮南道扬州。唐代末年，他们从扬州南渡长江，来到江阴定居。

据葛胜仲《丹阳集》中《朝奉郎、累赠少师、特谥清孝葛公行状》记载，葛氏“其先嬴姓，夏后封国于葛，后因氏焉。世籍广陵。唐天祐中，有讳涛者，避孙、杨连兵之祸，徙江阴，家之。”由此可见，江阴葛氏的祖先姓嬴，在夏朝封于葛国，因此改姓葛，世世代代居住在扬州。唐文德至景福年间，孙儒与杨行密发生争战，战争持续了多年，使富甲天下的扬州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扬州居民死的死，逃的逃。葛涛率领本家族人员为躲避战乱，从扬州迁至江阴，葛涛成为江阴葛氏的第一代始祖。

葛涛家族先来到江阴涂镇，后定居在青阳芙蓉湖畔，从事农业垦殖。葛涛以下，至第六代葛书思，字进叔，自幼聪慧，刻苦攻读，淹通六经。神宗熙宁间，进行推行科举制的改革。开始以经义取士，葛书思考中熙宁六年进士，任睦州建德县主簿，后任吉州司户参军监湖州新市务。葛密去世，葛书思丁忧持服多年。后来再调任开封府封邱县主簿，又转任和州防御推官、知楚州涟水县丞，官至正六品上，文官第十四阶的朝奉郎，也告老还乡，活到73岁，著有《安遇集》10卷。

"

韩元吉(1118～1187)
南宋词人。字无咎，号南涧。汉族，开封雍邱（今河南开封市）人，一作许昌（今属河南）人。韩元吉词多抒发山林情趣，如〔柳梢青〕“云淡秋云”、〔贺新郎〕"病起情怀恶"等。著有《涧泉集》、《涧泉日记》、《南涧甲乙稿》、《南涧诗余》。存词80余首。"典故

元吉是尹焊的学生。尹焊的老师程颐死后，尹焊在洛中聚徒讲学。靖康二年，宋朝廷闻知尹焊名声，曾召入京师，焊不肯留，宋廷称他为“和靖处士”。

元吉继承尹焊的学风，弘实笃行。在任建安知县时，因官署费用多，赋税收入少，鉴于福建沿海地区产盐，而闽北山区销盐，便办起运售食盐买卖，取利以弥补支出，不增加人民负担。在任建宁府知府时，“表率端庄、笃意学校”。重视政教的勤惰和民俗的淳朴。

建宁府是闽北的活动中心，联络赣浙，自汉代设置会稽南部都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至南宋，时逾千年，尚无志书记事。元吉细察山川形势，户口繁耗，以及政教得失，撰写《建宁府志》，得48卷。其后庆元重修，明代弘治、嘉靖、万历再修，以至清代康熙纂辑建安、瓯宁2志，都以此本为底稿．民国18年《建瓯县志》又根据建安、瓯宁2志重修。建瓯有志始自元吉。

宋咸平元年，建州曾建丰国监铸钱，供皇室使用。引倍岗涧水入监，供铸钱用。绍兴二十六年停铸，水道淤塞，水池干涸。元吉到任，在北岗种树1．5万株。在府署后开辟北园，疏导涧水入大池，池边建亭，取“幔事紫霞洲溽”之义，又建了一座五仙堂，其地在今紫芝街。韩元吉调走后，“民甚怀之”。他的著作有《桐阳旧话》、《南涧甲乙稿》、《焦尾集》。韩元吉所撰《南涧甲乙稿》70卷，已佚，今传本是清人从《永乐大典》辑录而成。有文15卷,诗赋6卷,词1卷。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又《□村丛书》收有《南涧诗余》1卷。

人物生平

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说到其号南涧的由来，是因他定居在信江河之南，有小溪曰“南涧”，在今上饶市人民医院和卫校之间。宋代入仕之途主要有二、一为进士考，一为袭门荫。韩元吉的入仕属于后者。韩元吉的里贯在河南颖川。北宋有两韩氏并盛，一为相州韩氏，一为颖川韩氏。颖川韩氏京师门第前多植桐木，故世称“桐木韩氏”，以别于相州韩琦。韩元吉属于桐木韩氏这一支。元代吴澄撰《桐木韩氏族谱序》里赞称：“宋东都百六十余年间，氏族之大莫盛于韩、吕二家。而韩氏一族尤莫盛于桐木韩家。”元吉的五世祖韩亿手仁宗朝官至参知政事，卒谥“忠宪”。韩亿有八子，其中第五子为韩维即元吉的四世祖。晁说之在《宋故韩公表墓志铭》中说韩维“有天下重望，忠 于君不顾其身，而不以卿相为富贵者，其为少师韩公乎！”在元吉 10岁时，即钦宗靖康 2年、高宗建炎元年，是时，金人陷落两京，中原大乱，宋至南迁，韩氏一门避地江南，其中有一支居临川，而元吉一家则迁至福建邵武。至元吉 27岁时，再迁福建建安。绍兴 14年， 28岁的韩元吉第一次出闽，参加进士考试，落第不取。绍兴 18年，再次应试不第，但因先祖的关系，遂以门荫顶吏部之选。当时的舆论对韩元吉以门荫入仕评价是积极的。据《四朝见闻录》卷二记载“韩元吉，虽袭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更何况孝宗自己也说“两制之选，能者为之，顾何择于进士？”而《梁溪漫志》卷二也载曰：“北站西掖之除，儒者之荣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进者，世尤指以为荣……乾道淳熙以来韩元咎、王嘉叟、刘正夫皆以门荫特命摄西掖……”可见，刚过而立之年的韩元吉在当时已有很高的文名，大家对他以门荫入仕都认为是件值得荣耀的事。

以门荫入选的次年，韩元吉赴处州龙泉县主簿任。大约在绍兴 21年的秋冬之际，他离任龙泉，返临安侯调，再次寓于德清。他第一次寓居德清是在绍兴 14年落第后，因为兄长元龙作余杭县主簿之故，他选择了湖州德清慈相寺暂成。这次重回德清，吕祖谦来访，是他们首次相识，吕祖谦曾参与重修《徽宗实录》，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创立金华学派，南宋乾淳后学派一分为三，朱学以格物效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吕祖谦曾于淳熙三年在鹅湖书院辩论会上竭力调和朱熹、陆九渊两派，是“鹅湖之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吕祖谦后来成为韩元吉的女婿。绍兴 22年，有诗投知平江徐琛求职， 23年春又有诗寄仁和县尉梁士衡。绍兴 23年秋天，韩元吉应知信州黄仁荣之聘，到信州幕府供职。绍兴 26年初，黄仁荣移江东转运判官，跟着周葵于 3月接任。周葵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元吉早有愿见之心，恰好到信州任上，元吉继续做他的幕府。但当年 12月周葵罢官，元吉也随之解除了幕职。信州幕府的 4年，使韩元吉对此地的山水、风土、人情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虽然他以前出闽时也曾经过信州，但那只是他旅途中的一站，而信州的这 4年却是他人生中的一站。可以肯定地说，他定居上饶的想法应从这个时候便已有了。

绍兴 28年，韩元吉知福建建安县，用广而赋啬，颇有政声，并于城西建凌风亭。绍兴 29年秋 8月，与朱熹等 4人并召赴行在，但他并没有马上成行，而是待到第 2年初。绍兴 31年 8月，在临安任司农寺主簿。孝宗隆兴元年正月朝廷惟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 5月兼都荆襄。张浚入朝觐见孝宗时，屡奏恢复之事，欲先取山东。当时显臣名士如王大宝、胡佺、王士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是张浚的门人，大家众口一词，齐声同赞，而韩元吉却对此有不同看法。并将他的想法以长书投呈张浚，言和、战、守三事，和虽为下策，但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不同，至于决战，更非易事。因为当今的兵备早已陈旧而没有更新；当今的兵士早已懦弱而久不操练；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是几员大将，而这几员大将的权谋智略皆孙宇前辈。何况渡淮而北，千里攻略，劳师袭远……所以他最后提出“愿朝廷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韩元吉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上是一贯的主战派，当时主战派中又分为情绪派与理智派，而元吉属于后者。事实上张浚后来的冒在进攻果然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了。这封长书证明了韩元吉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分析是正确的，他不是兵家，而是一个政治家。

隆兴初年，元吉的哥哥元龙为淮东总领官，总领所设在镇江，母亲因此跟着哥哥住在此地。隆兴 2年闰 11月，韩元吉以新鄱阳守的身份赴镇江看望母亲，当时陆游恰好为镇江通判。他们两人是早就认识的，这次相逢镇江，一起览观江山，举酒相属，更相唱和，唱和的内容据陆游说有“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念人事之无常，惮吾生之不留。又丁宁相戒以穷达死生毌相忘之意。”可见他们感情之深厚。对于两人之间的友谊，陆游感汉道“鸣呼！风俗日坏，朋友道缺，士之相与如吾二人者，亦鲜矣。”从隆兴 2年的闰 11月到乾道改元正月共 60日，他们唱和的歌诗合计有 30篇，但陆游说“然此特其略也，或至于酒酣耳热，落笔如风雨，好事者从旁掣去，他日或流传乐府，或见于僧窗驿壁，恍然不省省识者，盖又不可计也。”他们这次镇江相聚所作歌诗当时曾合集刊刻，非常遗憾的是居然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唯一能见到的是收在陆游《谓南文集》中的一篇《京口唱和序》，还可使我们知道当时的大概情形。

乾道元年正月以后，韩元吉以考功郎征，任江东转运使。乾道 4年以朝散郎入守大理少卿，但于 5月 21日，旋知福建建宁，在建宁任上呆一个月，又改知江州。这就是后来赵蕃在《乾道稿·淳熙稿》卷八《寄建宁韩尚书》诗中说的“今代韩夫子，频年刺两州”的真实写照。

乾道 5年，母亲在宣城去世，元吉先至宣城奔丧，后忧居上饶，说明其时他已将家安在了这里，至于从什么时候落户上饶，有学者推想可能在乾道 2年他任江东转运使的时候。丁忧其间，他潜心学问，与上饶湖潭学者王时敏多有交往，并将理学大师尹焞的《论语解》交建宁赵德庄印刻，而作《书尹和靖论语后》跋文。

乾道 6年 7月，朱熹因母丧葬之赀，致书韩元吉借钱。元吉于《南涧甲乙稿》卷十三第一通《答朱元晦书》中回复说：“贷金荷不外，某穷悴，止江东有少俸，连遣二女子，且置得数亩饭米，去岁了两处葬事，今年从假借矣。他时稍有余，尚当相助。”韩元吉的两个女儿都先后嫁给了吕祖谦。据《吕成公年谱》，绍兴 27年 12月 29日，祖谦亲迎元吉长女，婚后“五年而天”；乾道 5年 5月 20日，祖谦又娶韩元吉第三女五十一娘为继室，不幸的是，“越 2年又夭，寿二十有七，改月而葬，与长姊同域异穴。”这是吕祖谦的不幸，更是韩元吉的终身之痛。当长女去世的时候，韩元吉亲为作墓志铭，及至祖谦去世，元吉老泪纵横，作挽诗云：“青云途路本青毡，圣愿相期四十年。台阁知嗟君卧疾，山林空叹我华巅。伤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诸生续旧编。斗酒无因相沃酹，朔风东望涕潸然。”

乾道 7年，丁忧除服，元吉回临安复官。乾道 8年，权吏部侍郎。这一年，朝廷派元吉出使金国，贺万春节。途中他利用这次难得返回中原的机会，暗暗观察敌情，凡到一驿，无论是喝茶还是洗手，哪怕是只遇到妇儿儿童，也往往主动挑直话题，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回朝以后，他奏言曰：“敌之强盛五十年矣，人心不附，必不能久。宜合谋定算，养威蓄力，以俟可乘之衅，不必规小利以触其机……”孝宗看了奏章以后，非常肯定他的观点。大凡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大多会用诗词来表达其感受，这便慢慢形成了“使金文学”范式。在韩元吉出使金国时，他也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使金词，这便是《好事近》，词云：

凝碧汩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往，总不堪华发。可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鸣咽。

著名的词学专家 唐珪璋先生《唐宋词简释》评曰：“此首在汴京作。公使金贺万春节，金人汴京赐宴，遂感赋此词。起言地，继言人；地是旧地，人是旧人，故一听管弦，即怀想当年，凄动于中。下片，不言人之悲哀，但以杏花生愁，御沟鸣咽，反衬人之悲哀。用笔空灵，意亦沉痛。”这首词几乎入选所有的宋词选本，是韩元吉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使金文学”的成功之作。

乾道 9年，韩元吉除吏部尚书，淳熙元报 2月因遭劾以待制出知婺州。 7月 16日与陈岩肖、陈良祐、黄掞、赵师龙等同游金华著名景点双龙洞。同年 12月 3日，又改知福建建宁府。这使韩元吉与朱熹有更多的见面机会。这期间，他常和朱熹一同讨论《祭仪》、《吕氏乡约》等学术问题。淳熙 2年 9月 9日重阳节，他寄诗赠酒与朱熹，诗云：“平生爱酒陶元亮，曾绕东篱望白衣。底事秋来犹止酒，重阳须插菊花归。”又云：“老大相望寄一州，故人鄙我倦追游。应知命驾无千里，惆怅山堂暮雨秋。”转眼到了淳熙 3年 2月，元吉离建宁，入都复为吏部尚书，途径崇安，再会朱熹，两个相谈甚欢。

淳熙 5年，元吉力请外任，离开朝廷，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知婺州。这一年他 60周岁，作《系辞解》一书。

淳熙 7年，他致仕后开始了晚年在上饶的真正闲居生活。韩元吉一生中效的人物有数百位，而重要的人物有 4位。其中吕祖谦是他的女婿，先他而逝。陆游是他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朱熹是他学术上的诤友，而辛弃疾则是他退居上饶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辛弃疾最后定居上饶的时间是在淳熙 9年，即他的带湖新居落成之后。对他而言，韩元吉是政坛和文坛的老前辈，事实上，元吉还是当时上饶文坛的盟主，辛弃疾因此对韩元吉非常尊重。《稼轩词》“带湖之什”有 5首给韩元吉的寿词，又有 5首与韩元吉的唱和词，足见两人交往密切。辛弃疾给韩元吉的祝寿，最早的一首是作于淳熙 9年的《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而最有名的一首是作于淳熙 11年的《吕龙吟·甲辰岁寿南涧尚书》词云：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暴，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词中辛弃疾对韩氏家庭、韩元吉本人赞美有加，他们两人的感情基础主要还在于有共同的抗战理想，这在词中表现得非常清楚。韩元吉亦为辛弃疾作《水龙吟》一阙云：

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燕然未勒，渡泸声在，宸衷怀旧。卧占湖山、楼横百尺，诗成千首。正草蒲叶老，鞭蕖香嫩，高门瑞，人知否？凉夜光牛斗，梦初回，长庚如昼。明年看取， 旗南下，六骡西走。功画凌烟，万钉宝带，百壶清酒。便留下，剩馥蟠桃分我，作归

韩元吉在词中对辛弃疾投闲带湖的生活有非常形象的描绘，是当时词作中最真实且贴切后首。当时，韩元吉住在上饶城南，筑苍筤亭；而辛弃疾的带湖庄园则在上饶城北，庄园最豪华的建筑当为雪楼。冬天，韩元吉从城南载酒去带湖与辛弃疾一道在雪楼观雪，故辛弃疾有《念奴妖·和韩南涧载酒见过雪楼观楼》一词，词上阙云：“兔园旧赏，怅遗踪、飞鸟千山都绝。缟带银杯江上路，惟有南枝香别。万事新奇，青山一夜，对我头先白。倚岩千树，玉龙飞上琼阙……”。词中“缟带银杯江上路”是写雪中的信江；“青山一夜，对我头先白”应指带湖附近的篆冈和吉阳山。

辛弃疾《水调歌头·庆韩南涧尚书七十》一词，作于淳熙 14年据《南涧甲乙稿》中载《南剑道中诗》自注，称“生于戊戎，至甲子年二十七。”查戊戍年为徽宗重和元年，至淳熙 14年丁未，恰为 70岁。但韩元吉在这次的 70寿辰之后不久即下世，这首词因此成为韩元吉收到的最后的祝福。

淳熙 9年朱熹从临安归福建，途径上饶，住在韩元吉家。第二天，韩元吉约了当地的诗人徐衡仲一道陪朱熹游南岩一滴泉，辛弃疾知道后亦赶来相会，这便是上饶文化史上著名的南岩之会，关于南岩之会的具体情形，元吉之子韩淲《涧泉集》中《访南岩一滴泉》有真切的追忆，这已经在《辛弃疾传》有详细的描述，此不赘述。

在上饶，韩元吉与朱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淳熙 10年，朱熹率门人在武夷山下建武夷精舍，初成之际，请韩元吉作《武夷精舍记》。淳熙 11年 2月，朱熹著名的《武夷櫂歌》 10首一出，韩元吉是第一个为作和歌的。和歌本有 10首，今仅存一首。《南涧甲乙稿》卷六《次櫂歌韵》诗云：“宛宛溪流九曲湾，山猿时下鸟关关。钓矾茶灶山乐，大隐苍屏日月闲。”

朱熹作为理学家，与当时的文支并不隔膜，他对上饶的诗人的赵蕃、徐斯远、韩仲止都有过评价。据其上饶的弟子陈文蔚记载：“先生每得未见书必穷日夜读之……一日得韩南涧集，一夜与文蔚同香，倦时令文蔚读，听至五更尽卷，曰：一生做诗只有许多。”从他一夜与弟子同看诗集，看得实在疲倦而又叫弟子读给他听，凭此一点足见他对元吉诗歌的着迷程度。但朱熹毕竟是理学家，他最后的一句评语便反映出对韩元吉的惋惜，认为他仅仅是一个诗人，而终究不能成道学。朱熹还是最早对韩元吉诗进行评论的人，他说：“无咎诗做著者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晰之音。”若从文学史角度看，元吉的诗词应该在文学史占一席之地的，只是现在的学者对他重视不够。

淳熙 14年，刚度过 70岁生日不久的元吉去世了，陆游在《祭韩无咎尚书文》中评价他的诗文是“落笔天成，不事雕镌。如先秦书，气充力全，”这是今日所能见到的对元吉作品最恰当的评价，是一点不夸张的。陆游是当时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他的许多诗友比他年轻的或比他年长的都一个个先他而去。留下的虽然活着，但都是孤独地活着。对于陆游来说，回忆老朋友便常常在为他的日课。有时候，他偶然打开书箧，看到了韩元吉的来信，便触景生情，作《开书箧见韩无咎书有感》。陆游集中有许多记梦诗，其中有两首是写梦到元吉的，特别动情，其中一首云：

积雪欲照夜，老鸡方唱晨。

诸公逝不久，幽梦忽相等。

话旧殷勤意，追观见在身。

悠然又惊觉，抚枕一悲辛。

还有一首是写与韩元吉同回京口，遍览胜景，互相唱和，一觉醒来，知为梦境，便籍枕作诗云：

隆兴之初客江皋，连攘结驷皆贤豪。

坐中无咎我所畏，日夜酬唱兼诗骚。

有时赠我玉具剑，间亦报之金错刀。

旧游忽堕五更梦，举首但觉铁翁高。

……

诗中陆游称元吉所作诗歌，使他敬畏，这也是对元吉的另一种评价，反映了陆游对韩元吉的尊重。

著名的诗评家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论韩元吉时称：“韩尚书南涧本桐木派，有《甲乙集》……当是时，巨儒文士甚盛称无咎与茶山。”方回还认为在江西诗派流行的当日，韩元吉诗不落流行，自成一家，实为难得。韩元吉的诗文后来不传，到清代《四库全书》编者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到 22卷，即今存于《四库全书》中的《南涧甲乙稿》中立一补传。继方回之后，《四库》馆臣对元吉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且最为重要的。《提要》云：“统观全集，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之下，而湮没不传，殆不可解。然沉晦数百年，忽出于世，炳然发翰墨之光，岂非精神光彩终有不可磨，诚者故灵物 诃，得以复显于今欤？”

元吉之子韩淲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号涧泉，与号章泉的赵蕃齐名，时人称为“上饶二泉”，韩淲有短期仕历，基本上以诗人终其一生。韩元吉死后墓葬城东，其子孙定居在上饶各地，尤以铅山为多。

南渡以后
　　宋室南渡后，韩元吉寓居信州上饶。绍兴二十八年曾为建安县令。隆兴间，官至吏部尚书。乾道九年为礼部尚书出使金国。淳熙初,曾前后二次出守婺州,一次出守建宁。后晋封颍川郡公,而归老于信州南涧,因自号南涧翁。平生交游甚广，与陆游、朱熹、辛弃疾、陈亮等当代胜流和爱国志士相善，多有诗词唱和。其子韩淲，字仲止，号涧泉,也有文名于当世,成就稍逊于其父。

介绍

宋室南渡后，韩元吉寓居信州上饶。绍兴二十八年曾为建安县令。隆兴间，官至吏部尚书。乾道九年为礼部尚书出使金国。淳熙初,曾前后二次出守婺州,一次出守建宁。后晋封颍川郡公,而归老于信州南涧,因自号南涧翁。平生交游甚广，与陆游、朱熹、辛弃疾、陈亮等当代胜流和爱国志士相善，多有诗词唱和。其子韩□，字仲止，号涧泉,也有文名于当世,成就稍逊于其父。

韩元吉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物,黄□称其"“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他不喜”“纤艳”“的诗和杂以”“鄙俚”“的歌词。曾将自己所作歌词”“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自编词集1卷,题为《焦尾集》。现存词80首。其词往往流露出”“神州陆沉之慨”“。他很眷恋北方，曾在词中写道：”“梦绕神州归路”“；”“中原何在，极目千里暮云重”“。他不忘北伐抗金，多次写到”“鸡鸣起舞”“和”“勒功燕然”“；也常有英雄迟暮,功业无成的感叹。其词风雄浑、豪放,与辛弃疾很接近。陆游称赞他的作品”“落笔天成，不事雕镌。如先秦书，气充力全”“。亦有婉丽之作，如〔六州歌头〕”“东风著意”"等。

"

向滈字丰之，号乐斋，开封（今属河南）人。宋代词人。自小便会作诗，才气高而生活穷困，他妻子的父亲曾因为他贫穷将他的妻子嫁于别人，他的妻子却毅然回来，同向滈白头偕老。代表作有《如梦令》、《卜算子》、《西江月》等，收录于《乐斋词》。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人物生平

三苏游京
　　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时其兄苏轼四岁，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庆历八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苏辙。

至和二年，娶同里史瞿之女，苏辙时年十七岁，史氏十五岁。

嘉祐元年春，苏辙父子三人同游都城东京，经过成都时，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以国士礼对待苏辙父子。

嘉祐二年，苏辙、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苏辙中第后，创作《上枢密韩太尉书》给枢密使韩琦。四月，苏辙母亲程氏去世，苏辙父子回到蜀地。

嘉佑三年至嘉佑四年十月，苏辙随父苏洵在东京游历。十二月，苏辙全家至江陵，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嘉佑五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东京，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有《南行后集引》。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根据考绩迁调官职，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杨畋又举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苏辙与兄长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科举风波
　　嘉祐六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当时仁宗已五十二岁，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之事，议论尤为激切。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争。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仁宗说：“用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宋英宗治平二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治平三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宋神宗熙宁元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建议新法
　　熙宁二年，苏辙上书论政事，即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为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王安石拿《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

被贬出京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青苗法便开始实行。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于熙宁二年八月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三年二月，张方平任陈州知州，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

熙宁六年四月，文彦博以代理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军，征辟苏辙为学官。

熙宁八年，改授齐州掌书记。

熙宁十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签书应天府判官。当时苏轼也外任徐州知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在徐州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元丰二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其兄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七年七月，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返朝任职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创作《病退》诗，有《病后白发》诗。八月，因旧党当政，苏辙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和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就排挤陷害王安石，比仇敌还狠，世人尤其恨他。到这时，他自知不免受责，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但司马光都不听。

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起居郎，苏辙上疏请辞，旋即权任中书舍人，不久后正式担任中书舍人。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乱而派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西夏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返回，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建议答应西夏所请，朝廷便允许还西夏五寨。

元祐四年，权任吏部尚书。八月，奉命与刑部侍郎赵君锡出使辽国，任贺辽国生辰国信使。

拜相参政
　　元祐五年五月，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十二月，任龙图阁学士。

元祐六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当时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也乞外任，但未获准许。

元祐七年四月，朝廷命苏辙代理太尉、充任册皇后告期使。六月，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苏辙护军，进封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连遭贬谪
　　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他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官，削去职名任汝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左朝议大夫、袁州知州。未到任，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苏辙治州有优异政绩，等到他被罢免离开，州里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不断。八月，到真州时，作《阻风》诗。

绍圣四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此时，苏轼也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苏辙送苏轼赴海南。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

元符元年，移到循州安置。元符二年，作《龙川略志序》、《龙川别志序》、《春秋传后序》。

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苏辙移永州、岳州安置，不久受任为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十一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因有田产在颍川，便前往居住。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苏轼在常州去世，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归去来词》，其后作《东坡先生墓志铭》。

崇宁元年五月，蔡京当国，党祸复起，苏轼等已去世的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同年，削苏辙五官，降授朝议大夫。

崇宁二年，为避祸，苏辙独迁汝南。十月，朝廷罢苏辙提举太平宫之职。住在许州，又复授太中大夫退休。

潜居颍滨
　　崇宁三年正月，苏辙在颍川定居，因感元祐时人所剩无几，于是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崇宁五年九月，撰成《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

大观元年，著《论语拾遗》。

大观二年，苏辙复任朝议大夫，迁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春，游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诗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职致仕。十月三日，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十一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苏辙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

南宋绍兴年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夫人史氏赠楚国太夫人。

淳熙年间，追谥文定。

评论

治学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
　　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古文写作
　　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回河争论
　　元丰五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主要成就

政治
　　苏辙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王安石听后，亦颇觉有理。

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苏辙在京师，多所论议。当时司马光变熙宁之法，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极言不可。他的这类政治主张，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宋史》称其“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

水利
　　在回河之争中，苏辙与右相范纯仁等主张维持北流，反对文彦博等回河东流之议复起。苏辙虽多次上疏反对，但以高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文学

政论与史论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书信杂文
　　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说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其文墨颇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王士禛《香祖笔记》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的文章。这篇“记”也是写得颇有特色。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诗赋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早年的作品《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

又如晚年所作《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时值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宋史》称其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认为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儒学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它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朱熹称其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书法
　　苏辙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而且其书法也颇有造诣。其书法运笔结字与其兄苏轼颇为接近，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

传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诗帖》、《车马帖》、《晴寒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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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过（1154～1206）南宋文学家，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人，长于庐陵（今江西吉安），去世于江苏昆山，今其墓尚在。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布衣终身。曾为陆游、辛弃疾所赏，亦与陈亮、岳珂友善。词风与辛弃疾相近，抒发抗金抱负狂逸俊致，与刘克庄、刘辰翁享有“辛派三刘”之誉，又与刘仙伦合称为“庐陵二布衣”。有《龙洲集》、《龙洲词》。"交契稼轩

刘过与辛弃疾交往颇深，后世传为佳话，宋元笔记中就有多段二人交游的逸事。元人蒋正子的《山房随笔》细述了他们相识的过程：辛弃疾在浙东为帅时，刘过慕名而来欲结交，门房见刘过只是一介布衣，势利眼发作，坚决不让其入内。刘过愤然与门房争执，辛弃疾听见声音召门房问话，门房不免加油添醋地说刘过是非，辛弃疾大怒，本想将刘过逐走，幸而此时陆游与陈亮在侧，二人把刘过大大夸奖一番，说他是当世豪杰，善赋诗，不妨一见。辛弃疾这才让刘过进来，斜眼看他，冷冷问：“你能写诗么？”刘过说：“能。”这时席间正上羊腰肾羹，辛弃疾便命他以此为赋，刘过笑道：“天气太冷，我想先喝点酒。”辛弃疾赐酒，刘过接过，大口饮尽，一时手颤，有酒液沥流于怀，辛弃疾就让他以“流”字为韵。刘过随即吟道：“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酒伴风流。”辛弃疾闻之大喜，忙请他共尝羊羹，宴罢后还厚赠他不少财物。后来辛弃疾在京口为官，一日大雪，辛率众幕僚登多景楼观雪景，刘过出现时的模样很魏晋，敞着衣襟，穿着拖鞋，懒洋洋地就来了。辛弃疾大概很觉碍眼，有心刁难，便命刘过赋雪，并以“难”字为韵。不想刘过张口即吟道：“功名有分平吴易，贫贱无交访戴难。”辛弃疾赞叹不已，自此二人遂为莫逆之交。

辛刘二人都是性情中人，元人郭宵凤《江湖纪闻》中记载的一则他们交往的趣事颇含几分江湖豪情：刘过欲回乡探望母亲，向辛弃疾告假，辛弃疾知其囊中羞涩，有心相助。是夕，二人微服登倡楼饮酒，正好遇上一位都吏在左拥右抱宴客作乐。都吏并不认得自己的上司的上司辛大帅，自恃财大气粗，叫嚣着要包场，命左右随从把辛刘二人赶出去。二人也不与他相争，哈哈大笑着就回去了。辛弃疾随后称有机密文书要处理，点名要这都吏前来领命，而此刻都吏早已醉倒在温柔乡中，哪里还能连夜赶来。辛弃疾遂决定没收其家产并将其流放以示惩戒，都吏醒来吓出一身冷汗，忙四处托人在元帅面前求情。辛弃疾仍不宽恕，病急乱投医的都吏打听到刘过缺钱，便一咬牙，掏出五千缗奉上，说是为刘过母亲祝寿，再请辛弃疾开恩。辛弃疾却还不答应，摇摇头连说不行，命都吏将祝寿钱翻倍。都吏虽然心痛如刀绞，但也不敢不从命，如数把数额增到万缗，辛弃疾这才放了他一马。宋朝的宰相一月俸禄才三百缗钱而已，可见一万缗在当时是笔不小的巨款，一个小小的都吏能拿一下子出这么多钱充当罚金，显然来源难保干净，辛弃疾此举是劫富济贫，同时也给了这位贪污腐败的小官一记漂亮的双重警告。

然后辛弃疾自己出钱为刘过买了回乡的船，把万缗钱交给他，知道刘过用钱向来大大咧咧，还特意嘱咐说不要像平时那样乱用。刘过大为感动，作了一阕《念奴娇》相赠：“知音者少，算乾坤许大，著身何处。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寻归路。多景楼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虚名相误，十年枉费辛苦。 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白璧追欢，黄金买笑，付与君为主。莼鲈江上，浩然明日归去。 ”

文学创作

刘过以词闻名。他的词中写“平生豪气，消磨酒里”处甚多，如《沁园春》“柳思花情”、《水调歌头》“春事能几许”等。不过，更能代表刘过词特色的是那些感慨国事、大声疾呼的作品。如《沁园春》“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吹北风”，《念奴娇》“知音者少”，《贺新郎》“弹铗西来路”等。这些作品都写得慷慨激昂、气势豪壮。另外《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颂赞岳飞的生平业绩、痛斥朝廷奸佞诬陷忠良，写得跌宕淋漓、悲壮激越，十分感人。这些爱国词虽偶有粗率之处，但风格豪放，却是刘过词的本色。他的词中亦有俊逸纤秀之作，如《贺新郎》“老去相如倦”、《唐多令》“芦叶满汀洲”等。刘熙载称其“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著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至于他的《沁园春》咏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首，虽刻画纤巧，但体格卑弱不足取。

刘过也工于诗，古体、律诗兼备。诗多悲壮之调。如《夜思中原》“独有孤臣挥血泪，更无奇杰叫天阊”，《登多景楼》“北固怀人频对洒，中原在望莫登楼”。也有的诗写山水景物，清新秀美。

刘过《龙洲集》14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今已不传。明王朝用复刊宋端平中刘澥辑刻的《龙洲道人集》15卷，有明嘉靖本、汲古阁本。《四库全书》收录14卷、附录2卷。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龙洲集》12卷。

所著《龙洲词》，《直斋书录解题》著录1卷，明代长沙《唐宋名贤百家词》本《刘改之词》。有明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明初沈愚刊本收词69首，其中为他本所无者凡21首。《强村丛书》初刊为2卷，乃清黄丕烈藏钱曾校本，曹元忠跋谓出宋椠，犹在赵闻礼《阳春白雪》未出之前，罗振常则谓出于王朝用而加补辑者。《全宋词》收龙洲词8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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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安世，生卒不详，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字寿域，（一作名寿 ，字安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载《杜寿域词》一卷，谓“京兆杜安世撰，未详其人，词亦不工”；列于张先后、欧阳修前。黄升《花庵词选》云：字安世，名寿域。有陆贻典校本《杜寿域词》。与《四库总目提要》卷200，谓其词“往往失之浅俗，字句尤多凑泊”。慢词作家，亦能自度新曲。《四库总目》传于世。有《寿域词》一卷。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宋史》，《辞海》等明确记载，世称涑水先生。生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轶事典故

司马光一生诚信，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大概在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离开了，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来，便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言。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清人陈宏谋说：“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也是一个“诚”字。

破瓮救友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被人们广泛流传。

诚信卖马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

低调淡泊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後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同事提醒说：“戴花乃皇上之令也！”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坚不纳妾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没想过纳妾生子。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典地葬妻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读历史，让人深思。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苦读寒窗，跻身仕途，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 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天圣九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步入官场
　　宝元元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宝元二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庆历元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

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庆历四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睢》、《秦坑赵军》等几十篇。

庆历六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庆历七年，司马光二十九岁，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皇祐元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皇祐三年，司马光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皇祐五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治理地方
　　至和元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至和二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重回中央
　　嘉祐三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六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祐八年三月到治平元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祐六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留任谏职
　　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治平元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司马光将《通志》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新旧党政
　　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年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他在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于是在熙宁二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

熙宁四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元丰七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暮年岁月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於高陵。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绍圣元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

绍圣四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追复太子太保。崇宁二年，蔡京为相时，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

宋理宗宝庆二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

康熙六十一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灭后周以前，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藏书

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诏他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书成，共294卷，上下贯穿1 362年治乱兴衰之史实，参阅了龙图阁、天章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及私人藏书，采正史之外，用杂史著书凡322家，集文献史料之大成，被誉为“典籍之总会。策牍之渊林”，与《史记》、《汉书》相媲美。书成之后，为便于翻检，编《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明取材不同之故，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家藏书富，居洛阳时，买田20亩，建“独乐园”，藏文史书籍万余卷。又置“读书堂”，辟精善之本5 000卷，又得神宗赐书2 400卷，以资著述。善保护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设案以曝书籍。桌案洁净，铺以茵缛，然户端坐看书。阅书时，不以空手捧书，唯恐手汗渍湿。藏书几十年，其书仍新如手未触一样。

族墓

司马光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分为茔地、碑楼、碑亭、余庆禅寺等几个部分。在山西夏县城北15公里鸣冈，坟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东倚太岳余脉，西临同蒲铁路，司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墓侧翁仲分列。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额；碑文为苏轼撰并书，曾没于土中，后于杏树下掘出，遂名杏花埤，惜已剥蚀难辨。金代摹刻四石嵌壁，今仍完好。明嘉靖间，特选巨石，依宋碑复制，并建碑亭。东有守坟祠，再东为北宋元丰元年敕牒 建香火寺余庆禅院，牒文刻石仍在寺后。寺内有大殿五间， 殿内现存大佛三尊，西壁罗汉八尊，为宋塑风格。历代碑古二十通，记载坟园沿革。"

严蕊（生卒年不详），原姓周，字幼芳，南宋中叶女词人。出身低微，自小习乐礼诗书，严蕊沦为台州营妓，改严蕊艺名。　　严蕊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学识通晓古今，诗词语意清新，四方闻名，有不远千里慕名相访。

黄机，字几仲（一作几叔），号竹斋。南宋婺州东阳（今属浙江）人。曾仕州郡，也是著名诗人。著有《竹斋诗余》、《霜天晓角·仪真江上夜泊》等。

卢祖皋(约1174—1224)，字申之，一字次夔，号蒲江，永嘉（今属浙江）人。南宋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初任淮南西路池州教授。今诗集不传，遗著有《蒲江词稿》一卷，刊入“彊村丛书”，凡96阕。诗作大多遗失，唯《宋诗记事》、《东瓯诗集》尚存近体诗8首。"生平

卢祖皋于庆元五年，考取进士，从此便进入仕途。

嘉泰二年，调任两浙西路吴江主簿，重到吴中。嘉定十一年，因文才卓著，内召临安，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十三年除秘书省正字，十三年三月，任校书郎。十二月，为秘书郎。十四年正月，升著作佐郎。十月，为著作郎兼权司封郎官。十五年正月，直学士院暂代学士职务，起草制诏及其他文稿。九月，迁将作少监，未久逝世，享年51岁，墓葬在杭州西湖名胜“九里云松”。卢祖皋为楼钥之甥，学有渊源，与永嘉四灵以诗相倡和。卢氏为八百年来温州词宗，宋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八评云：“申之乐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吕，浙人皆唱之。有《蒲江词稿》行世”。又《中兴词话》谓其《虞美人。钓雪亭》词“无一字不佳，每一咏之，所谓如行山阴道中，山水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竹屋、蒲江并存盛名。蒲江窘促，等诸自郐；竹屋硁硁，亦凡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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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观(1035–1100)，字通叟，生于如皋(今江苏如皋)，北宋著名词人。　　王安石为开封府试官时，他得中科举及第。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　　其后，历任大理寺丞、江都知县等职，在任时作《扬州赋》，宋神宗阅后大喜，大加褒赏；又撰《扬州芍药谱》一卷，遂被重用为翰林学士净土。"诗词成就

王观代表作有《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临江仙·离杯》、《高阳台》等，其中《卜算子》一词以水喻眼波，以山指眉峰；设喻巧妙，又语带双关，写得妙趣横生，堪称杰作。《红芍药》词写人生短暂，从而提出人生应追欢及早，写法亦颇有特色。王观的词集取名《冠柳集》，表示高出柳永之意，后失传。

其词内容单薄，境界狭小，不出传统格调，但构思新颖，造语佻丽，艺术上有他的特色。他的词集取名《冠柳集》，表示高出柳永之意。其词虽不能说凌驾于柳永之上，却也有所独创。如[天香]把“穷冬”写得欢腾热烈，[庆清朝慢]描绘早春物候及青年女子的踏青情态，在当时即脍炙人口。又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情思婉转而清丽，特别是上片把江南绿水青山比为女子的“眉眼盈盈”，一变以物喻人的传统方式,十分动人。王灼说：“王逐客才豪，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有理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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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汉族，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故为宋代河南洛阳人（现在属河南）。他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同时也工于填词。其词存于今者虽仅十余首，却别具风格，尤近于苏东坡，语意超绝，笔力横空，疏朗明快，自然浑成，著有《简斋集》。"诗词成就

陈与义一生的主要贡献在诗词方面。他青年时诗文就写得很好，《宋书》本传说他的诗词“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渊明）、谢（灵运、胱）、韦（应物）、柳（永)之间”。他曾写过一首《墨梅》，得到宋徽宗的嘉赏，并由此受到器重。他是专学杜甫的，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他学杜甫又不拘泥于杜甫，对前贤的作品是博览约取，善于变化。他还特别推崇苏轼和黄庭坚、陈师道，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能参合各家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语言质朴，音节响亮，形象丰富，很少用典，明快中没有鄙俗，口语化略无平淡。所以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比江西派的其他诗人的成就较大，无愧于江西诗中的改革派。

诗人还写了不少怀念故乡洛阳的作品，如《虞美人》(亭下桃花盛开，作长短句咏之）“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得似旧时红”。《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虞美人》是写虽然到了春天（“又东风”），洛阳的桃花未必开得和往年一样红妍。其原因是被战乱践踏得连花儿也一改旧时的俏容，给洛阳蒙上一层耻辱的阴影。《临江仙》是写在洛阳午桥相约饮酒，在座的都是同学少年，英雄豪杰。当时陈与义才二十多岁，金榜题名（二十四岁进士及第）。又二十多年过去了，简直像一场恶梦，虽然还活在世上，确实叫人日日夜夜提心吊胆，担惊害怕。其原因又是朝纲败坏，战争使社会动荡不安所造成的。再如《法驾导引》中的“归路碧迢迢”。《点绛唇》（紫阳寒食）中的“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木兰花慢》中的“北归人未老，喜依旧，著南冠”。等等都是写对故乡的怀念。归途遥远，又一定是杂草丛生，无路可寻，欲归而不可得。即是回去，由于长期在外难解乡音，父老子弟们对我会是什么看法呢?年龄不算大（逝世时才四十九岁），依然喜爱北方衣着，无不流露出怀恋故乡之情，任何一个羁旅它乡的人读了都会产生共鸣。

生平

按照古代户籍划分，陈与义算不上地地道道的洛阳人——他的老祖宗本来一直居住在京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后来赶上安禄山造反，只得跟着唐玄宗入蜀避乱，迁居青神。后来，陈与义的曾祖陈希亮又把家搬到了洛阳。陈与义也算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曾祖陈希亮（字公弼），官至太常卿，与苏洵父子为世交。大文豪苏东坡后来还写了《陈公弼传》作为纪念。陈与义的祖父和父亲也曾做过官，其外祖父张友正还是名显一时的书法家。 陈与义也确实给先祖争气。出生于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六月的他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志。稍长，他又学诗于当时颇有名的崔鶠（音yàn），其后进入太学深造。

24岁时，陈与义考中进士，随后当上文林郎。这是个闲职，负责开德府（今濮阳）的文学教育工作。陈与义干了3年后辞职，回家与一帮好友吟诗赏画，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又过了两年，他被任命为辟雍录，也就是到太学的预备学校里当老师。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陈与义的母亲辞世。他在汝州服丧期间，结识了州守、词人葛胜仲。两年后，由葛举荐，他入京做了太学博士。次年，他29岁时的诗作《和张矩臣水墨梅五绝》，竟被徽宗看上了。

陈与义自幼聪明好学，能诗文，为同辈所敬重。《宋史》本传说他“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登上舍甲科，被授于开德府（今河南濮阳）教授，累迁太学博士，进升为符宝郎，掌皇帝八宝及国之符节，不久被贬为陈留郡（今河南杞县境）酒税监。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攻入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宋遂亡。陈与义自陈留避难南奔，经襄阳，转湖南，绕广东、建，于绍兴元年（1131年）抵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陈与义为高宗旧臣，高宗得知他的忠心，便任命他为礼部侍郎。不久，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召为给事中，参与讨论政事，抄发章疏，稽察违失，以备顾问应对。又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江州（今江西九江）太平观，旋而复用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绍兴六年（1136年）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七年正月，授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唯师礼用道德以辅朝廷，尊主威振纲纪而呕心沥血。

陈与义性格沉重，不苟言笑，待人接物谦虚谨慎。被他推荐和提拔的官吏很多，他从来不向外人流露，也不向被推荐、提拔的人表白，更不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他在士大夫阶层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朝臣们多愿向他坦露心迹或请求指正迷津。当时，丞相赵鼎在朝廷放言：“人多谓中原有可图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咎今日之失机。”高宗说：“今梓宫与太后、渊圣皆未还，若不与金议和，则无可还之理。”丞相的意思是，多数人主张打回汴京，收复中原，若不如此，恐怕将来因失去机会而受到追究。而高宗则认为，二帝被掳，连同太后、嫔妃、宫女都在金人手里，若不议和恐难于返回。陈与义听了之后，赞成丞相的用兵，反对高宗的议和，便婉转地说：“若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万一无成，则用兵必不免。”高宗曰：“然。”从道理上以为陈与义的话很对，但事实上他甘心于偏安江左，以求苟延残喘。陈与义看出高宗无意收复中原，他很失望，便以病托辞退职，朝廷复以资政殿学士（授予罢政宰相的职衔）知湖州，加提举临安洞霄宫（今浙江余杭西南，宋代凡执宰大臣去位者，皆以提举洞霄宫系衔）。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介绍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也推崇苏轼、黄庭坚和陈师道。他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陈与义在北宋做过地方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在南宋是朝廷重臣，又是一位爱国诗人，其主要贡献还是在诗歌方面，给后世留下不少忧国忧民的爱国诗篇。存词19首。曾在余杭任太傅幕僚，后被宰相赏识，因而升迁。

他的诗歌创作可以金兵入侵中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表现个人生活情趣的流连光景之作，词句明净，诗风明快，很少用典，清新可喜。以《墨梅》（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诗受到徽宗的赏识。南迁之后，因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经历了和杜甫在安史之乱时颇为相似的遭遇，对学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风有了改变，转学杜甫。他不象江西派诗人那样，只从句律用字着手，而是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题材广泛，感时伤事，写了不少寄托遥深的诗篇，趋向沉郁悲壮，雄阔慷慨， 成为宋代学习杜甫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陈与义与吕本中有过交往，但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未列陈与义之名。宋人也有称他崇尚陈师道的，但多数人认为他于杜甫。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杜甫为江西派的"“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陈与义不是江西人，作诗重锤炼，固然有与陈师道相似的地方，但他重意境，擅白描，与黄庭坚的好用典、矜生硬， 迥然有别，不应列入江西诗派。

陈与义诗作最逼近杜诗的是七律。像《登岳阳楼》之一、《巴丘书事》、《再登岳阳楼感慨赋诗》、《除夜》等，雄浑悲壮，感慨多端。五言律如《雨》诗 2首、《除夜》等则以清迥峭刻见长。五言古诗写景造意，接近谢灵运、柳宗元等人。如《夏日集葆真池上》中间写景："“鱼游水底凉，鸟宿林间静。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 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观察细密，造语工致。七言绝句重在意趣，格调清婉，如《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春日二首》、《中牟道中二首》等，或工于兴寄，或活用典实，屡见新意，耐人寻味。

陈与义亦擅词作。〔临江仙〕中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虞美人〕中的”“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等名句都为人称诵，胡仔、黄□等人对他也有较高的评价。总的说来，他的词作以清婉秀丽为主要特色。

陈与义集原为其学生周葵编，共10卷，早佚。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胡稚笺注《 简斋诗集》30卷（附《无住词》1卷）刊刻问世，《四部丛刊》即据此影印，并附印元刊《 陈简斋诗外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与义集》即以胡本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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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去华，字宣卿，江西奉新（一作豫章）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末前后在世。绍兴十五年（公元一一四五年）进士。改官知石首县而卒。善为歌词，尝为张孝祥所称。去华著有适斋类稿八卷，词一卷，著有《适斋类稿》、《袁宣卿词》、《文献通考》传于世。存词90余首。

曾觌（音di迪）（1109-1180） 字纯甫，汴京（今河南开封）人。绍兴中，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禅，以潜邸旧人，授权知阁门事。淳熙初，除开府仪同三司，加少保、醴泉观使。趋奉宫廷，词多应制之作。其词语言婉丽，风格柔媚。代表作为《阮郎归》、《水调歌头》《西江月》《定风波》（长相思》、《采桑子》、《眼儿媚》、《忆秦娥》等，其中以《阮郎归》一词为最著名。

朱淑真（约1135~约1180），号幽栖居士，宋代女诗人，亦为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南宋初年时在世，祖籍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四库全书》中定其为“浙中海宁人”，一说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仕宦之家。夫为文法小吏，因志趣不合，夫妻不睦，终致其抑郁早逝。又传淑真过世后，父母将其生前文稿付之一炬。其余生平不可考，素无定论。现存《断肠诗集》、《断肠词》传世，为劫后余篇。"情爱世界

后人给朱淑真的诗集作序，说她“嫁为市井民妻”，当根据考证，她的丈夫应该不是普通市民，而是一个小官吏，朱淑真所不满于他的，并不是无财无势，而是才学不能相称，心灵无法沟通。婚后不久，她便因失望而发出了这样的抱怨：“鸥鹭远洋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依。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以休生连理枝？”。

对于《生查子》词，作者究竟是欧阳修还是朱淑真，一直都存有争议。词的含义浅白易懂，写的就是一个少女与情人的约会，作者是谁，却惹来争议：闺阁妇女自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按那时的说法，无疑就是邀人私奔之词，要比李清照被后人指责：“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来得更为严重。所以明代的杨慎在《词品》里一本正经地斥责朱淑真为“不贞”。

朱淑真到底是在和丈夫离异后才另觅爱人，还是在无爱的婚姻中出轨，并无明确记载。但根据她实在娘家的情况来看，她最后应该已经跟丈夫分居，纵使没有得到正式的休弃，不算“大归”，事实上已经离异。后考证其因与情人分手而“悒悒抱恨而终”，“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有人据此猜测她又可能是投水自尽，死于湖中，尸骨都不能安葬。

南宋淳熙九年有一个名叫魏仲恭的人，将朱淑真的残存作品辑录出版，并为之作序。序文开头说：“比在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颂朱淑真词，每茄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

作品特点

相传朱淑真作品为其父母焚毁，后人将其流传在外的辑成《断肠集》2卷，《断肠词》1卷及《璇玑图记》，辗转相传，有多种版本。

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后世人称之曰“红艳诗人”。作品艺术上成就颇高，后世常与李清照相提并论。流传颇广的《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一阕，长期以来被认为欧阳修所作，其实是当时怕坏了女子的风气,才将作者改为了欧阳修的。

朱淑真书画造诣相当高，尤善描绘红梅翠竹。明代著名画家杜琼在朱淑真的《梅竹图》上曾题道：“观其笔意词语皆清婉，……诚闺中之秀，女流之杰者也。”明代大画家沈周在《石田集·题朱淑真画竹》中说：“绣阁新编写断肠，更分残墨写潇湘。”由此可见，其能力非寻常深闺女子可比，当与李清照并驾齐驱。朱淑真，她的诗作受到市民的激赏，却在死后遭到父母的焚烧。她显然是英年早逝的“问题美女作家”。

她的别号是“幽栖居士”，为南宋多情才女和美女，与李清照齐名，有《断肠集》存世。从“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来看，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因此，有些作品泄露了婚外恋情，被一些学者剥夺著作权。

但是，她的作品还是存有大胆露骨的香艳镜头：“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缠绵于情爱连时间也不管了，“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犹如今人当街亲吻一般大胆。

朱淑真曾作一“圈儿词”寄夫。信上无字，尽是圈圈点点。夫不解其意，于书脊夹缝见蝇头小楷《相思词》，顿悟失笑：“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儿替。话在圈儿外，心在圈儿里。单圈儿是我，双圈儿是你。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月缺了会圆，月圆了会缺。整圆儿是团圆，半圈儿是别离。我密密加圈，你须密密知我意。还有数不尽的相思情，我一路圈儿圈到底。”夫阅信，次日一早雇船回海宁故里。朱淑真的“圈儿词”实际是咏月诗的形象化表达，是抽象画的另一种形态。诗人的幽默含蓄风趣演绎得淋漓尽致。

圈儿词的作者一直有争议，也有称清朝的梁绍壬写的，但是朱淑真写的已被有关学者证明。

作品溯源

生前曾自编诗词集，死后散佚。孝宗淳熙九年宛陵魏仲恭辑为《断肠集》十卷，未几钱唐郑元佐为之作注，并增辑后集七卷。此外尚有《断肠词》一卷行世。

朱淑真诗，以清汪氏艺芸书舍影元抄《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为底本。校以民国徐乃昌影元刻本、清光绪嘉惠堂刊《武林往哲遗著》本、清抄本等。新辑集外诗另编一卷。

生平考证

一、其生平，传世载籍多记载为“自号幽栖居士，祖籍浙江海宁路仲，世居桃村。工诗，嫁为俗吏为妻，不得志殁”。幽栖居士之说，最早见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朱淑真璇玑图记》，

学术界已断为伪托；世居桃村，则不详其说从来。此外各项均见宋魏仲恭《断肠集序》，而据集中《春日书怀》“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可知，其夫亦曾仕宦。因此除钱塘人，出身宦家，生活不幸外，诗人生平今已难详考。

二、有关朱淑真的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祖籍歙州，四库全书》中定其为“浙江海宁人”，一说“浙江钱塘人”，南宋初年时在世。其父曾在浙西做官，家境优裕。幼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父母作主，嫁予一文法小吏，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墓在杭州青芝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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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1044-1130），字勉仲，延平（今福建南平）人。元丰五年（1082）进士第一，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卒赠少傅。著有《演山先生文集》、《演山词》。黄裳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和词人，其词语言明艳，如春水碧玉，令人心醉，著有《演山先生文集》、《演山词》，词作以《减字木兰花》最为著名，流传甚广。"介绍

黄裳，字勉仲，延平人。元丰五年进士第一，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卒赠少傅。著有《演山先生文集》、《演山词》。其词语言明艳，如春水碧玉，让人心醉，观赏把玩不已。代表作有《卖花声》、《永遇乐》、《宴琼林》、《喜迁莺》、《减字木兰花》、《渔家傲》、《蝶恋花》等，其中以《减字木兰花》为最著名，流传很广。该词写龙舟竞渡夺标的场景，以红旗、绿柳、烟波、金碧西楼等富有特色的景物和鼓击、欢声等震耳欲聋的声响来渲染热烈的气氛和紧张的行动，再现了当时的火暴场面：“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其震动人心的效果可与潘阆那首著名的描写钱塘江潮的《酒泉子》相媲美。有《演山先生文集》，其词结为《演山词》。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风靡全国几十年，记者从江西崇仁县文博所获悉，该县发现一处宋代古墓，经查古墓墓主竟然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位世外高人黄裳，金庸伪托其创作的《九阴真经》，更是被奉为武林绝学。据介绍，在正在进行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崇仁县考古人员在该县许坊乡黄坊村锅形山发现了北宋文学家、词人黄裳的墓葬。经过考证，黄裳的墓葬原在抚州宜黄县，清道光十八年因宜黄迁县而改葬崇仁县黄坊村锅形山。后来，黄裳墓葬被盗，其崇仁县黄坊村的后裔进行了重修。现在，崇仁县黄坊村有“黄氏宗祠”，所奉始祖即黄裳，村民还保存有黄裳画像。

经考古人员考证，黄裳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和词人，其词语言明艳，如春水碧玉，令人心醉，著有《演山先生文集》、《演山词》，词作以《减字木兰花》最为著名，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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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论国事。后曾两次被诬入狱。绍熙四年光宗策进士第一，状元。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行而卒，谥号文毅。所作政论气势纵横，词作豪放，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宋史有传。"人物生平

绍兴十三年九月七日[3] ，陈亮出生于永康龙窟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在他的身叙中说：“陈氏以财豪于乡，旧矣，首五世而子孙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陈氏在其祖父代，家境富裕，人丁兴旺。“当时聚会，动则数百人”“其后数年，死生困顿，何所不有”，从此便没落下来，陈亮的曾祖父陈知元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以武弁赴京守御，从大将刘元庆”死于抗金战斗之中。他的祖父陈益“明敏有胆决”，其父陈次尹刚成年即为全家生活而奔波，陈亮的母亲，14岁便生下了陈亮，对陈亮的哺养教育之责，主要由祖父母承担，他们把复兴陈家的希望寄托在陈亮身上。陈亮说：“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学，冀其必有立于斯世，而谓其必能魁多士也……少则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父。倦倦恳恳之意”。

《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且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从青少年开始，就显示了他是一位聪颖精明，才华横溢和志量非凡的人。在18岁时，他就考查了历代古人用兵成败的事迹，写出了《酌古论》3篇，讨论了19位风云人物。当时的婺州郡守周葵看了这部书，对他十分赏识，赞誉为 “他日国士也”，并“请为上客”。然而，周葵所欣赏的是陈亮博通古今的才华，期望把这位有希望的青年人纳入道德性命之学的轨范中去。宋孝宗隆兴元年，周葵任参知政事，聘陈亮为其幕宾，“朝士百事、必指令揖亮，因得时豪俊尽其议论”。周葵授以《中庸》《大学》曰：“谈此可精性命之学”，但陈亮对此不很感兴趣，他后来说“绍兴辛已，壬午之间，余以报治兵事，为一时明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闻矣。”经过学习，陈亮虽然对道德性命之学有所了解，但他却认为，那种空谈心胜的道德性命之学无补于实际，更不能解决抗金统一事业，所以没有按照周葵为他设计的道路去实行，而是继续研究前人的历史，并且又撰著了《英豪录》和《中兴遗传》两部著作，冀图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中兴复国的借鉴。

乾道四年，陈亮24岁，“首贡于乡，旋入太学”。次年，朝廷与金人媾和，“天下欣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敢冒风险，认为不可，他以布衣身分，连上五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五论》。朝廷置之不理，陈亮回乡教书讲学，“学者多归之”。陈亮在青壮年时期，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得中。他说：“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于我，则虽仕何为” 。他出于一个爱国者的责任感，又于淳熙五年连续三次上书，慷慨激昂地批判了自秦桧以来朝廷苟安东南一隅的国策和儒生、学士拱手端坐空言性命的不良风气，感动了孝宗，受其赏识，“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诏令上殿，将擢用之”，但被陈亮拒绝。这是因为孝宗的宠幸大臣曾觐插手这件事，他想掠美皇恩，抢在孝宗颁发之前见了陈亮，借拢络陈亮以扩展个人势力，此事为陈亮所知，因而 “逾垣而逃”。由于奏疏直言不讳，遭到了当道者的忌恨。回乡之后，就有人向刑部控告了他，刑部侍郎何澹素忌恨陈亮，以“言涉犯上”之罪，逮捕了他，并施以酷刑“笞亮无完肤”。此事孝宗得知，下诏免死，陈亮回乡后，又发生了家僮杀人的事，被仇家控告为陈亮所指使，陈亮之父被囚于州狱，本人被下大理狱。这次蒙难，因丞相王淮和好友辛弃疾等人的营救，又得免死，回家后的三年中，同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的交锋。

经过两次下狱，经受严重打击排斥之后，陈亮并未对恢复中原之志有所改变，孝宗淳熙十五年，亲自到建康京口观察地形，作词《念奴娇·登多景楼》，对建康京口一带有如下描写“一水横陈，连罔三两，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主张不要把长江天险仅仅当做是隔断南疆北界的门户，而要把它作为北伐中原，恢复失地的跳板，长驱直入，不须反顾。并且再次上疏，建议孝宗“由太子监军，驻节建康，以示天下锐意恢复”。这时正遇孝宗决定内禅，奏疏未予上报，此次上书不但未到孝宗皇帝之手，反而因其内容指陈时弊，触怒了许多官僚，“繇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当路欲置我于死地”。陈亮回乡后，一次参加乡人宴会，有人在杯中放了胡椒末，同座的人回家暴风，他的家人诬告陈下了毒， 陈亮再吃官司，下了大理。其后因少卿郑汝谐在光宗面前求情，才免于死，这次下狱，从表面上看，属于刑事案件，实际在其背后隐藏着政治原因。陈亮出狱后说 “亮滥膺无须之祸，初欲以人残其命，后欲以受赂残其躯，拒狱反端，搜寻竟不得一笔之罪……可谓吹毛求疵之极矣。”

陈亮竭忧于国事，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尽瘁忧梦，多次上书中，向朝廷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虽也曾得到孝宗的赏识，但终未被任用。直到绍熙四年，陈亮五十一岁时，他参加礼部的进士试，考中了状元。他在中状元后的报恩诗中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又在《告祖考文》中说：“亲不能报，报君勿替。七十年间，大责有归，非毕大事，心实耻之”。

状元及第后，陈亮被授职签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但因长期“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高”，最终于绍熙五年病逝，享年五十二岁。后来，吏部侍郎叶适特别请求为陈亮一子授官。

宋宁宗嘉定十四年，叶适撰《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以纪念陈亮。

宋理宗端平初年，追谥“文毅”。

陈亮死后40年，他的著作被编辑为《龙川集》行世。

文学创作

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奸邪，倡言恢复，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的政论文、史论，如《上孝宗皇帝书》、《中兴五论》、《酌古论》等，提出“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无不以功利为依归。其哲学论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永康学派的代表。他提倡“实事实功”，有益于国计民生，并对理学家空谈“尽心知性”，讥讽为“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还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所作文章，说理透辟，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陈亮有词74首。他的爱国词作能结合政治议论,自抒胸臆,曾自言其词作“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如〔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念奴娇〕《登多景楼》：“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以及〔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等，其爱国愤世之情，慷慨激烈，气势磅礴，与辛弃疾词风相近似。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

陈亮作词，曾自述：“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所作除爱国豪壮之词外，亦有艳丽、闲适、应酬和投赠、祝寿之作，其中如〔水龙吟〕“闹花深处层楼”、〔虞美人〕“东风荡扬轻云缕”等,颇为清幽闲淡,疏宕有致。然而他的应酬、祝寿之词则大都无甚新意，但“不作一妖语、媚语”。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龙川文集》40卷，今不见传本。有明成化刻本30卷，明万历、崇祯刻本，史朝富刻本,均为30卷。通行本有《国学基本丛书》本,《四部备要》排印本。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陈亮集》。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陈亮《外集》词4卷，今不传，现存《龙川词》，有明《唐宋名贤百家词》、明毛晋汲古阁本。《四库全书》、《续金华丛书》、《四部备要》均用汲古阁本。《全宋词》用毛刻并据明钞校正，又加辑补。

人物评价

叶适：①志复君之雠，大义也；欲挈诸夏、合南北，大虑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丧壮老二其守，大节也；春秋战国之材，无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陈亮、平阳王自中。……今同甫书具有芒彩烂然，透出纸外，学士争诵，惟恐后则既传而信矣。 ②哦彼黍离，孰知我忧。竭命殚力，其为宗周。

方孝孺：士大夫厌厌无气，有言责者不敢吐一词，况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为狂，则以为妄。

黄百家：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

全祖望：①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②自陈同甫有义利双行、王霸杂用之论，世之为建安之徒者，无不大声排之。吾以为是尚未足以贬同甫。…若同甫，则当其壮时，原不过为大言以动众，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掷不中，而嗒焉以丧，遂有不克自持之势。嗟夫！同甫当上书时，敝屣一官，且有逾垣以拒曾觌之勇。而其暮年对策，遂阿光宗嫌忌重华之旨，谓不徒以一月四朝为京邑之美观，何其谬也。盖当其累困之馀，急求一售，遂不惜诡遇而得之。…同甫之失，正坐亟于求舂而不需谷，亟于求涉而不需缆，卒之米固不得，并其船而失之。

纪昀等：亮与朱子友善，故构陷唐仲友於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气雄毅，有志事功，持论乃与朱子相左。…足见其负气傲睨，虽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尝委曲附和矣。今观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为多。其才辨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赵括、马谡狂躁偾辕。但就其文而论，则所谓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者，殆非尽妄。与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终爱重其人，知当时必有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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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观国,南宋词人。字宾王，号竹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南宋中期，年代约与姜夔相近。与史达祖友善，常常相互唱和，词亦齐名，时称“高，史”。其成就虽不及史达祖，但也有值得重视之处。他善于创造名句警语，如“香心静，波心冷，琴心怨，客心惊”；“开遍西湖春意烂，算群花、正作江山梦”，都颇为后人传诵。从其作品中看不出有仕宦的痕迹，大约是一位以填词为业的吟社中人。为“南宋十杰”之一。有词集《竹屋痴语》。"作品特点

高观国的词作，句琢字炼，格律谨严。继承了周邦彦的传统，同时也受到"“体制高雅”“的姜夔词风的影响，所以又被称为姜夔的羽翼。他同史达祖交谊厚密，叠相唱和。竹屋、梅溪，一时并称。陈造在高观国的词集《竹屋痴语》序中说：”“其与史邦卿皆周秦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若唐诸公亦未及也。”“张炎在《词源》中也说：”“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律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可见对高观国的词历来评价甚高。其词如”“岸花香到舞衣边，汀草色分歌扇底”“，有柳欹花□的风致。又如”“开遍西湖春意烂，算群花，正作江山梦。吟思怯，暮云重”“，亦清隽可喜。不过他有的作品，如”“古驿烟寒，幽垣梦冷,应念秦楼十二”“,未免勾勒太露，失于浅薄。冯煦所云”“竹屋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的情况，也确实是存在的。”

叶梦得(1077～1148) 宋代词人。字少蕴。苏州吴县人。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历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玲珑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 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叶梦得是起到先导和枢纽作用的重要词人。作为南渡词人中年辈较长的一位，叶梦得开拓了南宋前半期以"气"入词的词坛新路。叶词中的气主要表现在英雄气、狂气、逸气三方面。"文学成就

叶梦得的创作活动，以南渡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词不出传统题材，作风婉丽。其词集第一首〔贺新郎〕词，相传为应真州妓女之请而写，播于歌者之口，正代表他早期词作的格调。但这类词在《石林词》中为数甚少。关注说他“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集中所存，大抵属此，如毛晋所说“不作柔语□人”。可见他随着社会的巨变而学习苏轼词风，用词抒发家国之恨和抗敌之志。如〔念奴娇〕“云峰横起”就完全模仿苏轼“大江东去”，并用原韵。〔鹧鸪天〕“一曲青山映小池”更将苏诗组织入词。他写景是“汹涌三江，银涛无际，遥带五湖深”，咏怀是“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与张元干、张孝祥等词人一样，都是辛派词的先驱。苏轼词的豪放，原本包括沉雄与清旷两个方面，叶梦得也有不少清旷之作，如“生涯何有但青山,，小溪湾，转潺□；投老归来，终寄此山间”，“柳絮尚飘庭下雪，梨花空作梦中云，竹间篱落水边门”。当然他的成就尚不能与苏轼比肩。恰如王灼所言，在苏派词人中晁补之、黄庭坚是学苏而得其七八分者，而叶梦得则得六七分。

叶梦得兼善诗文。其诗如翁方纲所评：“深厚清隽，不失元□诸贤矩□。”他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藏书又富，于《春秋》、《礼记》、《论语》、《孟子》诸书，均有辨释著述。《石林燕语》10卷与《避暑录话》2卷，记叙朝章国典、旧闻时事，足以资考证，补史缺。又有《石林诗话》2卷。方回说它“专主半山，阴抑苏黄”，实则“其所评论，往往深中□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石林总集》100卷，《建康集》10卷，《审是集》8卷。今仅存《建康集》8卷。其词当时即单集刻行。《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石林词》1卷。流传有吴讷《百家词》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叶德辉《石林遗书》本。《全宋词》据紫芝漫抄本 增补，共辑存词102首。

生平

家庭背景
　　叶梦得 宋代词人。字少蕴。吴县人。叶梦得出身文人世家，其从祖父为北宋名臣叶清臣四世祖叶参为咸平四年进士，官至广禄卿。母亲晁氏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之妹。

仕宦生涯
　　叶梦得“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癖不穷”，绍圣四年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徽宗时官翰林学士。高宗建炎二年授户部尚书，迁尚书左丞。绍兴元年起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八年授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总管四路漕计。致力于抗金防备及军饷勤务。十二年移知福州。陈振孙说他“平生所历州镇，皆有能声。”十二年移知福州。晚年隐居家乡湖州卞山石林谷，自号石林居士，以读书吟咏自乐。
　　宋徽宗即位后，先后任婺州教授，议礼武选编修等官。入京后与当权丞相蔡京交往密切，用蔡京荐，召对，言：“自古帝王为治，广狭大小，规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国势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诱之以货利，或陷之以声色，则所谓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尝不颠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异其言，特迁祠部郎官，累迁翰林学士。
　　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玲珑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以读书吟咏自乐，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宋史有传。

藏书故实

绍兴十年为资政殿学士、兼福建安抚使。后辞官归，退居湖州光山石林别馆。学问洽博，工文词，间有感怀国事之作。其文词风格接近苏轼。好蓄书，宣和五年筑别馆于石林谷，建藏书楼以贮书，藏书总量逾10万卷以上，史称“极为华焕”，与宋宣献同称两大藏书家。皇统七年，其家遇火，藏书楼荡为瓦砾，10万卷藏书化为灰烬。次年遂忧病卒。他提倡建公共藏书楼，以供众人阅读。他建“紬书阁”，取太史公金匮石室之意，以藏公用之书，列藏书目录于左方，具有公共藏书馆之性质。作有《紬书阁记》，专记其藏书之故实。"

[约公元一一六二年前后在世]字才甫，自号莲社居士，开封（今属河南）人。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末前后在世。好填词，每应制进一词，宫中即付之丝竹。尝于乾道三年，（公元一一六七年）高宗莅聚景园，抡进柳梢青词；淳熙六年（公元一一七九）三月，高宗再莅聚景园，抡进壶中天慢词；九月，孝宗幸绛华宫，抡进临江仙词：均赐赉极渥。抡所著有《莲社词》一卷，存词100余首。《文献通考》及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洪适（1117～1184）南宋金石学家、诗人、词人。初名造，字温伯，又字景温；入仕后改名适，字景伯；晚年自号盘洲老人，饶州鄱阳（今江西省波阳县）人，洪皓长子，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封魏国公，卒谥文惠。洪适与弟弟洪遵、洪迈皆以文学负盛名，有“鄱阳英气钟三秀”之称。同时，他在金石学方面造诣颇深，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

史达祖1163～1220？年，字邦卿，号梅溪，汴（河南开封）人。一生未中第，早年任过幕僚。韩侂胄当国时，他是最亲信的堂吏，负责撰拟文书。韩败，史牵连受黥刑，死于贫困中。史达祖的词以咏物为长，其中不乏身世之感。他还在宁宗朝北行使金，这一部分的北行词，充满了沉痛的家国之感。今传有《梅溪词》。存词112首。"性情

史达祖屡次科举不中，后得韩侂胄赏识，负责机要文书。韩侂胄死后，对其牵连影响很深。终究其因是源于其不知进退、骄傲蛮横的个性所致。当时人弹劾他得到韩侂胄的重用后，在言听计从、权炙缙绅的同时，也“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当时韩侂胄手下向他进程书礼，都要毕恭毕敬地用上“申”、“呈”的字样，可见史达祖借着相国的威风，也曾横行一时。他有个李姓朋友，看见这种情况想要告诫他，于是在他的几案上写下几行大字：“危哉邦卿！侍从申呈。”当时当时其并没有吸取好友之建，任意妄为，使得落得一败涂地之地步。

史达祖是个念旧情的人。这一点从他对亡妻的恩情上可以看出来。他的个人爱情与婚姻无考，但从词中知道他曾丧偶，其《寿楼春》是史达祖为亡妻所做。《宋词选》称：“此词因寻春服悼逝而作，情与文一气旋转，忘其为声调所拘，转觉助妻韵，自是名手。”当时他还是韩侂胄重用时期，依然无法磨灭他的悲伤之情，可见其对于妻子的情意非同一般，惹人哀叹。

评价

梅溪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宋南渡后，梅溪、白石、竹屋、梦窗诸子，极妍尽态，反有秦、李未到者。虽神韵天然处或减，要自令人有观止之叹，正如唐绝句，至晚唐刘宾客、杜京兆，妙处反进青莲、龙标一尘。

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矣。

史达祖的词作多是咏物词，其描摹物态能尽态极妍，词句声韵圆转，字琢句炼，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后世词坛有较大的影响。代表作有《东风第一枝·春雪》和《绮罗香·咏春雨》，这是两首倍受后人推崇的咏物杰作，全词虽然没有一字提及“雪”、“春雨”，但又没有一句不是在写“雪”、“春雨”，被后世誉为“咏物双璧”。

代表作《双双燕》是一首倍受后人推崇的咏物杰作，全词虽然没有一字提及“燕”，但又没有一句不是在写“燕”。同时其词作中也反映出了南宋腐朽的一面，如“柳昏花暝”，暗指达官贵人苟安奢侈的生活，后人毛晋曾说：“余幼读《双双燕》词，便心醉梅溪。”王士祯也说：“仆每读史邦卿咏燕词……以为咏物至此人，巧极天工矣。”可见这首词深受人们的喜爱。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史邦卿，名达祖，号梅溪，有词百馀首。张功父、姜尧章为序。”张序今存，末署嘉泰元年。序谓：“盖生之作，辞情俱到。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妥帖轻圆，特其馀事。至于夺苕艳于春景，超悲音于商素，有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污淫之失。端可以分镳清真，平睨方回，而纷纷三变行辈，几不足比数。”姜序仅存片段，称其“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张炎《词源》赏其咏物、节序诸作，如《东风第一枝》咏春雪，《绮罗香》咏春雨，《双双燕》咏燕，“皆全章精粹，所咏瞭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

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有《史梅溪摘句图》，谓“史达祖《梅溪词》，最为白石所赏，炼句清新，得未曾有，不独《双双燕》一阕也。余读其全集，爱不释手，间书佳句，汇为摘句图”。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刘熙载《艺概》卷四云：“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介绍

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汉族，汴人。自韩侂胄柄权，事皆不逮之都司，初议于苏师旦，后议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职。韩侂胄为平章，事无决，专倚堂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简札，至用申呈。开禧三年，韩侂胄被杀，雷孝友上言乞将史达祖、耿柽、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遂贬死。有《梅溪词》一卷。

张镃《题梅溪词》，署嘉泰元年。张镃时已近五旬,他称史达祖为“生”,又说：“余老矣，生须发未白。”显然其行辈要比张镃为晚。嘉泰元年正当南宋主战派韩侂胄、京镗执政五年，史达祖在韩的府中任“省吏”，颇得韩的倚重。宋人笔记说韩的“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可见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过去的历史家,根据元人所编的《宋史》的观点,多把主张抗敌而失败的韩侂胄定为“奸臣”，因此也贬损了史达祖及其作品。他的文字可能因此在敌对政治势力执政以后就没有收集起来，或虽有集子而失传了。

史达祖的词，过去常常与周、姜相提并论。姜夔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张镃的《题梅溪词》则说“辞情俱到。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妥帖轻圆，特其余事，至于夺苕艳于春景，起悲音于商素，有瓌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污淫之失。端可以分镳清真、平睨方回。而纷纷三变行辈，几不足比数”。张镃也是南宋的填词名家，有《南湖集》，与辛弃疾、项安世、洪迈等名流时相唱和。他对于史达祖的评赞，可以代表南宋词坛的标准。

北宋晚期词坛大家有的并未尽脱《花间》的旧传统。尽管他们致力于长调的创制和提倡,但都未放弃小令,而一触及小令，《花间》的作风自然而然会复活起来。柳永致力于写景，但比较笼统，周邦彦就比较具体，而史达祖则更深入细致地摹写物象，出神入化。如他创作的咏春雨词〔绮罗香〕“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全不及春雨一字,完全从物象来写诗人意中的春雨,其中也无一字涉及个人的感情，而物象中自有此感情。他又把人也作物象来描写：“恰是怨深腮赤，愁重声迟。怅东风巷陌,草迷春恨,软尘庭户，花误幽期。”“遣人怨,乱云天一角,弱水路三千”。“还因秀句，意流江外；便随轻梦，身堕愁边。”他用小令来写平常今昔对比的主题，也与别人不同：“倦客如今老矣，旧时不奈春何。几曾湖上不经过？……向来萧鼓地，犹见柳婆娑。”至于他那首著名的〔双双燕〕，还不是第一流的作品。咏物诗虽然在周邦彦集中已有，但精雕细琢，刻意研炼，分析入微的，要算姜夔与史达祖。史达祖因为善于用修辞学中的“拟人格”，仿佛把作者的感情注入所咏之物，善于用工笔写金碧山水，所以比起《花间》的写意的或象征性的写法，更易吸引人的注意。有《梅溪词》 1卷，收入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四印斋所刻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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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一二二四年前后在世］字承禧，临江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宁宗嘉定末前后在世。嘉定间进士。官楚、越间。其他事迹不可考。

北宋僧人、词人。字师利。安州（今湖北安陆）人。本姓张，名挥，仲殊为其法号。曾应进士科考试。生卒年不详。年轻时游荡不羁，几乎被妻子毒死，弃家为僧，先后寓居苏州承天寺、杭州宝月寺，因时常食蜜以解毒，人称蜜殊；或又用其俗名称他为僧挥。他与苏轼往来甚厚。徽宗崇宁年间自缢而死。"作品风格

苏轼称仲殊“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其诗散见诸家笔记，如《京口怀古》、《润州》等诗，雄放而有情致，颇具唐人佳境。仲殊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词作方面。有些描写春情、别恨一类的作品。如〔诉衷情〕“涌金门外小瀛洲”、〔蝶恋花〕“开到杏花寒食近”等，被誉为“篇篇奇丽，字字清婉”。更多的词带有苏轼超迈横绝的作风，这在他登临怀古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如〔金蕉叶〕“六朝遗恨连江表，都分付，倚楼吟啸”,〔定风波〕“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都于壮丽空阔的景物描绘中寄寓历史的感慨，表现出超旷的胸襟。此外，如〔南柯子〕写“六和塔”,〔柳梢青〕写“天涯”、“行人”,也都显得清新洒脱。所以苏轼说他“胸中无一毫发事”，“通脱无所着”。至于仲殊的一些吟咏花草的词，却既无寄托，又乏风韵。

文学成就

苏轼称仲殊“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其诗散见诸家笔记，如《京口怀古》、《润州》等诗，雄放而有情致，颇具唐人佳境。仲殊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词作方面。有些描写春情、别恨一类的作品。如〔诉衷情〕“涌金门外小瀛洲”、〔蝶恋花〕“开到杏花寒食近”等，被誉为“篇篇奇丽，字字清婉”。更多的词带有苏轼超迈横绝的作风，这在他登临怀古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如〔金蕉叶〕“六朝遗恨连江表，都分付，倚楼吟啸”,〔定风波〕“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都于壮丽空阔的景物描绘中寄寓历史的感慨，表现出超旷的胸襟。此外，如〔南柯子〕写“六和塔"“,〔柳梢青〕写”“天涯”"、“行人”，也都显得清新洒脱。所以苏轼说他“胸中无一毫发事”，“通脱无所着”。至于仲殊的一些吟咏花草的词,却既无寄托,又乏风韵。

仲殊有词1卷，名《宝月集》,早已失传。近人赵万里辑《宝月集》1卷共46首，断句七,《全宋词》据以收录时，有所增补。《全宋词补辑》又新补2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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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渭老（生卒年不详），一作吕滨老，字圣求，嘉兴（今属浙江）人。宣和、靖康年间在朝做过小官，有诗名。南渡后情况不详。赵师岌序其词云：“宣和末，有吕圣求者，以诗名，讽咏中率寓爱君忧国意。”“圣求居嘉兴，名滨老，尝位周行，归老于家。”今存《圣求词》一卷。

白玉蟾(公元1194 - ?；现学界对其卒年尚有多种说法；)本姓葛，名长庚。为白氏继子，故又名白玉蟾。字如晦、紫清、白叟，号海琼子、海南翁、武夷散人、神霄散吏。南宋时人，祖籍福建闽清，生于琼州（今海南琼山）人，一说福建闽清人。幼聪慧，谙九经，能诗赋，长于书画，曾举童子科。及长，因“任侠杀人，亡命至武夷”。"经历

十二岁举童子科，谙九经，能诗赋，且长于书画。遂笃志玄学，别家遍访名师，苦志修炼，参游各地，於惠州得遇泥丸真人，扔归罗浮，授以金丹火候之法，后居广东省海丰县莲花山得道，称为琼绾紫清真人。

后出家为道士，师事陈楠九年，陈楠逝后，游历天下，后隐居著述，致力于传播丹道。

白玉蟾为南宗第五代传人，即“南五祖”之五。“南宗”自他之后，始正式创建了内丹派南宗道教社团。飞升后封号为“紫清明道真人”，世称“紫清先生”。

传奇

公元1206年春，十二岁的白玉蟾赴广州贡院参加童子科，考官韩世忠出题“织机”，白玉蟾现场作诗：“山河大地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

白玉蟾师事陈楠，相从流浪各地，尽得其道法。嘉定五年在罗浮山得陈楠临终付嘱。白玉蟾游历于罗浮、武夷、龙虎诸山。时而蓬头赤足，时而青巾野服，“或狂走，或兀坐，或镇日酣睡，或长夜独立，或哭或笑，状如疯颠”。

白玉蟾于嘉定中，曾诏征赴阕，对御称旨，命建太乙宫。嘉定十年收彭耜、留元长为弟子。十一年宁宗降御香，玉蟾“为国升座”，主国醮于洪州玉隆宫，后又于九宫山瑞庆宫主国醮。十五年赴临安，伏阙上书，言天下事，“沮不得上达，因醉执逮京尹，一宿乃释”，然臣僚上言其以左道惑众。一日不知所在。

著述

白玉蟾“身通三教，学贯九流”。融摄佛家与理学思想，纳《易》学以阐丹法，自称“圣即仙之道，心即佛之道”。其内丹学说的基本理论为宇宙生成论和精、气、神的修为。掺揉易学禅学的“知止”说，认为“人身只有三般物，精、神与气常保全。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其气即非呼吸气，乃知却是太素烟。其神即非思虑神，可与元始相比肩。……岂知此精此神气，根于父母未生前。三者未尝相返离，结成一块大无边。”

白玉蟾师承陈楠的内丹及雷法，又兼通大洞法箓，斋醮科仪，尤以神霄雷法著称。在雷法及符咒应用上，认为灵验与否，主要以行法者的内炼功夫高下而定。他主张以内炼为基础，雷法与内丹术相结合。而内炼功夫，全赖心之作用。他称“法是心之臣，心是法之主，无疑则心正，心正则法灵，守一则心专，心专则法验，非法之灵验，盖汝心所以。”且认为符咒召役的神灵实际上是行法者的精气所化。

白玉蟾对内丹的理解是“身有一宝，隐在丹田，轻如密雾，淡似飞烟”，他主张性命双修，先性后命，融道教修命之术与佛教养神之方于丹道一炉之中。

白玉蟾的内丹学说理论，奉南宗传统，主张独身清修，他身体力行、终身无娶。其内丹学说之风格与张伯端、石泰有所不同。张伯端以顿悟圆通释内丹还虚，白玉蟾则谓“至道在心，即心是道”，纯以禅理入道。又寓内丹于雷法之中，使南宗修持具有“内炼成丹，外用成法”的特点。对五代以后道教的修炼方术有较大影响。

白玉蟾还是金丹派南宗正式创立者，他先后了收留元长、彭耜、陈守默、詹继瑞等为徒。打破张伯端至陈楠以来南宗单传的历史。复归武夷止止庵即传道授法。同时取汉天师“二十四治”法，按“师家曰治，民家曰靖”的传统，立“靖”为建宗传法之所。这也标志着南宗至此形成道教社团。

作品

白玉蟾著有《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谢显道编《海琼白真人语录》、《道德宝章》、《海琼词》、彭耜编《海琼问道集》。《四言诗帖》是白玉蟾的草书，墨迹，纸本，纵二四·五厘米，横五二·五厘米，全诗凡十一行，共五十字，款署“玉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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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端礼(1046～1113) 北宋词人。名一作元礼。字次膺。开德府清丰县（今属河南）人，因其父葬于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遂为任城人。徽宗政和三年(1113)
由于蔡京举荐,应诏来到京城。适逢宫禁中莲荷初生，他进《并蒂芙蓉》词，大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黄称他"与万俟雅言（咏）齐名，按月律进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未及供职即病逝。

石孝友，南宋词人，字次仲，江西南昌人。生卒年不详。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填词常用俚俗之语，状写男女情爱。仕途不顺，不羡富贵，隐居于丘壑之间。 石孝友著有《金谷遗音》，《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一卷，明《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作《金谷词》，不分卷。有明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四部备要》排印本。《全宋词》据毛□校汲古阁本收录。

赵彦端（1121~1175）字德庄，号介庵，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末前后在世。工为词，尝赋西湖谒金门词，有“波底夕阳红湿”之句。高宗喜曰：“我家裹人也会作此”！……"乾道、淳熙间，（公元一一七四年前后）以直宝文阁知建宁府。终左司郎官。彦端词以婉约纤秾胜，有介庵词四卷，及介庵集十卷，外集三卷，均《宋史艺文志》并行于世。

李之仪(1038～1117）北宋词人。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汉族，沧州无棣（庆云县）人。哲宗元祐初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祐末从苏轼于定州幕府，朝夕倡酬。元符中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参劾他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被停职。徽宗崇宁初提举河东常平。后因得罪权贵蔡京，除名编管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后遇赦复官，晚年卜居当涂。著有《姑溪词》一卷、《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和《姑溪题跋》二卷。"与苏轼友情

李之仪出生于沧州无棣人李氏名门望族。22岁的李之仪进士及第，初任职四明、万全县令等。他才华横溢，琴棋书画皆其所能。《四库全书》称李之仪的文章“神锋俊逸，往往具有苏轼之体”。他的诗词文章写得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苏轼的熏陶、指点；他仕途多舛，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

苏轼对李之仪的影响极为深刻。《姑溪居士全集》中收录与苏轼有关的作品四十余首；《苏轼文集》和《苏轼诗集》中收录与李之仪有关的作品二十余首，特别是在遇赦北归的一年时间内，苏轼给李之仪的信笺就达七封。由此可见，二人的情谊非同一般。

苏轼比李之仪年长，李之仪视苏轼如兄若师。熙宁四年，苏轼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出职杭州、密州、徐州，再贬黄州，颠沛流离十余年。对苏轼流放外地，李之仪甚为不平，他积极联系一些旧日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图苏轼早返京师。他把自己的思念、想法书函一札，远投黄州。

苏轼接阅后，心情十分激动，旋即复《答李端叔书》，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已厌倦官场游戏，淡泊利禄声名，与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乐趣。此间，还有苏轼《与李公择书》、《次韵答李端叔》等，坎坷的仕途加深了两位文人之间的友谊。

文学成就

李之仪是苏轼门人之一，元祐文人集团的成员，擅长作词，前人称其“多次韵”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他很注意词的特点，曾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他批评柳永“韵终不胜”、张先“才不足而情有余”，而主张像晏殊、欧阳修那样“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他的佳作也确能达到这一要求，如〔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立意造语学民歌与古乐府，即景生情，即事喻理；下片借水言情，极为深婉含蓄。他曾与秦观、黄庭坚、贺铸等人歌词赠答，前人多将他与这几人并提。但实际上他的创作成就比起秦观等人有所不及。清人冯煦评论说“姑溪词长调近柳，短调近秦，而均有未至”，是较为中肯的。

李之仪在当时还以尺牍擅名，亦能诗，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受到苏轼称赞。有《姑溪居士前集》50卷，南宋吴芾守当涂时所编。又《后集》20卷，不知编者，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著录，则亦出宋人之手。今二集俱存。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其词另行，《直斋书录解题》录《姑溪词》1卷，有吴氏石莲庵《山左人词》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

生平

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他是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官至原州通判。李之仪一生官职并不显赫，但他与苏轼的文缘友情却流传至今。

李之仪早年师从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熙宁三年进士，初授万全县令，后到鄜延军任职。元丰六年春回京。时高丽王王徽卒，朝廷委左谏大夫杨景略等前去吊唁。杨素闻李之仪清节贤名，才华横溢，遂奏请之仪同行，作为书状。出使途中，路过山东长清县孝堂山汉石祠时，曾题字于石祠的石柱上，大字楷书，共五行，现刻字尚存。这是他在山东留下的仅有的遗迹。

哲宗元祐初范纯仁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之仪遂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不久，又为原州通判。与苏轼，黄庭坚，秦观交往甚密。元祐末从苏轼于定州幕府，朝夕倡酬。元符二年，上调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参劾他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被停职。

徽宗崇宁初，提举河东常平。后因得罪权贵蔡京，除名编管太平州。李之仪《与祝提举无党》说：“某到太平州四周年，第一年丧子妇，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脱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继见舍。第四年初，则癣疮被体，已而寒疾为苦。” 后遇赦复官，授朝议大夫，未赴任，仍居太平州南姑溪之地，以太平州城南姑溪河为缘，自名“姑溪居士”，卒后葬于葬当涂藏云山致雨峰。

《庆云县志》里记载朝请大夫李之仪等八位庆云籍的名人，供奉于明朝的庆云县城“乡贤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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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岳(1199～1262)
南宋诗人、词人。字巨山，号秋崖。祁门（今属安徽）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授淮东安抚司□官。淳□中，以工部郎官充任赵葵淮南幕中参议官。后调知南康军。后因触犯湖广总领贾似道，被移治邵武军。后知袁州，因得罪权贵丁大全，被弹劾罢官。后复被起用知抚州，又因与贾似道的旧嫌而取消任命。"介绍

方岳字巨山，号秋崖，新安祁门人。理宗绍定五年进士，曾为文学掌教，后任袁州太守，官至吏部侍郎。因忤权要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诸人，终生仕途失意。工于诗，多描写农村生活与田园风光，质朴自然。其词多抒发爱国忧时之情，风格清健。著有《秋崖集》四十卷，词集有《秋崖词》。方岳故居在城北何家坞，坞内原有君子亭、归来馆等建筑，山上有梅，池中有荷，风光迷人，因方岳见池中荷花茂盛，改名为荷嘉坞。

方岳出身于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七岁能赋诗，时人称为神童，南宋绍定五年中进士。因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敢于斗争，多次遭到权奸贪吏的诬陷和打击，仕途坎坷。洪焱祖说他"“诗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他议政论事的文章，流畅平易，且颇有见地。如《轮对第一□子》指斥当时”“二三大臣远避嫌疑之时多，而经纶政事之时少，共济艰难之意浅，而计较利害之意深”"，被洪焱祖赞为深切之论。在淮南所作《与赵端明书》指责赵葵治军之失，真切直率。他也是南宋后期的骈文名家，所作表、奏、启、策，用典精切，文气纡徐畅达，为当时人所称道。

评价

洪焱祖说他“诗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南宋後期，他的诗名很大，差不多比得上刘克庄。看来他本来从江西派入手，後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他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例如元明以来戏曲和小说里常见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一联，就是他的诗《别子才司令》。

文学风格

他议政论事的文章，流畅平易，且颇有见地。如《轮对第一□子》指斥当时“二三大臣远避嫌疑之时多，而经纶政事之时少，共济艰难之意浅，而计较利害之意深”，被洪焱祖赞为深切之论。在淮南所作《与赵端明书》指责赵葵治军之失，真切直率。他也是南宋后期的骈文名家，所作表、奏、启、策，用典精切，文气纡徐畅达，为当时人所称道。

方岳的诗多反映他罢职乡居时的心情和感慨，如在《感怀》诗中写道：“宦情已矣随流去，老色苍然上面来。已惯山居无历日，不知人世有公台。”由此可见其心境之一斑。他曾在《次韵别元可》诗中说过，“书不厌频读，诗须放淡吟”，他的诗也以疏朗淡远见长。所以清吴焯评其诗“不失温厚和平之旨，力矫江西派艰涩一路，学者当知之”。不过他也有不少诗作“工于琢镂”，尤其注意对仗的流丽熨贴、新颖工巧。如《山中》：“白练带随红练带，木夫容并水夫容。宁消几两生前屐，忽忆当年饭后钟”；《感怀》：“敲月不知僧某甲，锄烟赖有老畦丁”等。

方岳的词作属辛弃疾派。善用长调抒写国仇家恨。如《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醉眼渺河洛，遗恨夕阳中”，《喜迁莺·和余义夫行边闻捷》：“君莫道，怎乾坤许大，英雄能少。谈笑。鸣镝处，生缚胡雏，烽火传音耗”等。词集中还有不少寿人与自寿之词，往往能于祝寿或自励之中抒发爱国情怀。他的词风慨慷悲壮，豪气不减辛弃疾与刘过，散文化及用经史语入词的倾向也与辛、刘相近。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说他的词不在叶梦得、刘克庄之下，亦是比较中肯的评价。

所著《秋崖先生小稿》，明嘉靖本为83卷。其中文45卷，诗38卷，四库馆臣因其分卷太小，改编为4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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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紫芝（1082-1155），南宋文学家。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今安徽宣州市）人。绍兴进士。高宗绍兴十五年，为礼、兵部架阁文字。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为右迪功郎敕令所删定官。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右司员外郎。绍兴二十一年（1151）出知兴国军（治今湖北阳新），后退隐庐山。交游的人物主要有李之仪、吕好问吕本中父子、葛立方以及秦桧等，曾向秦桧父子献谀诗。约卒于绍兴末年。著有《太仓稊米集》、《竹坡诗话》、《竹坡词》。有子周畴。

杨无咎（1097～1171）字补之，杨一作扬，一说名补之，字无咎。自号逃禅老人、清夷长者、紫阳居士。临江清江（今江西樟树）人，寓居洪州南昌。绘画尤擅墨梅。水墨人物画师法李公麟。书学欧阳询，笔势劲利。今存《逃禅词》一卷，词多题画之作，风格婉丽。生平事迹见《宋史翼》卷三六。

蒋捷（生卒年不详），字胜欲，号竹山，宋末元初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先世为宜兴巨族，咸淳十年（1274）进士。南宋亡，深怀亡国之痛，隐居不仕，人称“竹山先生”、“樱桃进士”，其气节为时人所重。长于词，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宋末四大家”。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山河之恸 、风格多样，而以悲凉清俊、萧寥疏爽为主。尤以造语奇巧之作，在宋季词坛上独标一格，有《竹山词》1卷，收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疆村丛书》本；又《竹山词》2卷，收入涉园景宋元明词续刊本。"诗词风格

在宋末词人中，蒋捷词别开生面，最有特色和个性。在社交上，他与声同气应的周、王、张等人不见有任何来往，词风也是另辟蹊径，不主一家，而兼融豪放词的清奇流畅和婉约词的含蓄蕴藉，既无辛派后劲粗放直率之病，也无姜派末流刻削隐晦之失。 他敢于直接表现亡国遗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沁园春·为老人书南堂壁》和《贺新郎·乡士以狂得罪赋此饯行》二词，就充满着一股不屈的奇气。蒋捷词还多角度地表现出亡国后遗民们飘泊流浪的凄凉感受和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

此处，蒋词的情感基调不像王沂孙、张炎词那样一味的低沉阴暗，有的词作格调清新，乐观轻快，如《霜天晓角》和《昭君怨·卖花人》写折花和卖花，极富生活情趣。蒋捷在宋末词坛上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卓然成家，对清初阳羡派词人颇有影响。

家世

毛晋汲古阁本《竹山词》卷首，有元湖滨散人至正乙巳岁所作《题竹山词》云：竹山先生出义兴巨族。宋南渡后，有名璨字宣卿者“璨”应为“璨”，善书，仕亦通显，子孙俊秀，所居擅溪山之胜。故先生貌不扬，长于乐府。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虽无诠次，庶几无遗逸云。今人均据以考知蒋捷系出“义兴巨族”蒋氏，为南宋绍兴年间曾任户部侍郎、敷文阁待制、知扬州、临安府的著名书家蒋璨的后人。
　　以下为另一个版本：
　　蒋捷是南宋末年的著名词人，宜兴人。其人品、词品对于后世尤其是清代的词坛影响很大，但其身世却不为后世词坛及宋词爱好者所详知。
　　改革开放以来，束之高阁的地方志和宗谱家乘，陆续上架，我们有机会阅览到前所末涉及的资料。本文详述的《蒋氏家乘》就是存世不多的蒋氏宗谱之一。该谱所载的蒋捷身世，远较方志充实。笔者以此谱为主要依据，参照其他志书谱牒以及今人的著作，试图描绘出蒋捷的生活轨迹。蒋捷留给后人的悬念，列举其大端提出管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宜兴的蒋氏始祖为东汉初年的蒋默、蒋澄。据各蒋氏宗谱记载，西周时周公旦第三子姓姬名伯龄的受封于蒋。楚灭蒋国后，子孙改姓蒋，共尊伯龄为第一世始祖，至蒋默、蒋澄时是第四十八世。
　　蒋默的生平，各谱记载不多。在宜兴《茗岭蒋氏宗谱》卷四中收载的《云阳亭侯碑》，较详细地叙述其为人和从政之道。有助于我们对蒋默的理解。碑文的作者是唐代赐进士第给事中蒋涣。以蒋默为始迁祖第一世，蒋涣是第二十世。他于天宝十五年时撰写此碑：“所生九子，皆散徙。公即大将军第八子也，讳默，字秀芳。以建武二年渡江来居阳羡隔湖之东，今为宜兴人也。公幼而慷慨，壮而雄伟，洞知稼穑，材兼文武，……终负朝廷之誉，故复振家声，平雪冤耻。以公封为云阳准岱二郡侯，仕终谏议大夫。正色立朝，振威独坐。贵戚敛手，豪右侧目。可谓令闻长世而克笃先献者也。卒，与夫人班氏葬于封内之柯山。”接着又历数各代祖先之名及所受封号，他们都是“卒，葬先茔”，直到蒋涣的祖父蒋缯。他总结性地说：“自祖缯以上皆葬隔湖之东，自考挺而下归葬洛阳。”其他蒋氏宗谱也有持此说者。
　　据南宋时刊刻的《咸淳毗陵志》记载，柯山在从前有蒋默墓、蒋默墓碑。到南宋，柯山已成平地，那仅存的小丘阜上还有个竹林，还有个祀蒋默的云阳古社。到了清代，柯山一带只有一座柯山桥，没有山，也没有蒋默墓。
　　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面对着世事的巨大变化，后来的人们在吊古思贤时，竞把蒋默墓说成在沙塘港竹山上了。这当然是张冠李戴，但也事出有因。《宜兴荆溪县新志》卷末有定讹之文指明原因。文章说：“竹山有二，皆宜兴境。一在太湖滨沙塘港口，一在古隔湖乡，亦名柯山，即今之柯山桥。”该文又指出，因为柯山又称竹山，沙塘港又有个竹山，人们就把云阳竹山上的蒋默墓说成在沙塘竹山上了。至于今，仍有文章持此观点，并且，他们把云阳侯所领有的封地也搬了家。例如，宜 闵先生曾撰文说：“蒋默，字秀芳，封为云阳侯，封地在今宜兴周铁、芳桥一带，官至谏议大夫，卒后葬在宜兴竺山。”封地既指周铁一带，所云竺山，当然是指沙塘竹山了。
　　1990年版《宜兴县志》的政区图中，有一个地名叫云阳，位置是和桥西南的南新乡辖区内的北侧，一条长河的南岸。笔者以为，若能深入调研，或许可以证实那地即为汉代云阳地区。
　　《蒋氏家乘》尊蒋捷为始迁祖，属蒋默湖东支，蒋默为四十八世，蒋捷为九十六世。
　　康熙年间蒋氏后裔阳羡词派蒋景祁为《荆溪词初集》撰写的序文中提到蒋捷：“竹山先生恬淡寡营，居隔湖之滨，日以吟咏自乐。”文中的“恬淡寡营”、“吟咏自乐”，分明是隐逸之士的风度。可见蒋捷在宋亡后有一段时间是隐居在隔湖之滨的，之后，他搬了家。
　　《蒋氏家乘》说：宜兴蒋氏“至竹山以德佑进士由义兴徙晋陵之前馀，是为我邑蒋氏之始。”今将该谱所载的蒋捷身世情况缕述如下：
　　蒋捷的祖父是蒋亿，生二子：蒋惟晃、蒋惟晓。
　　蒋捷的父亲是蒋惟晃，生三子。
　　蒋捷：“九十六世捷，字胜欲，号竹山。治《易经》。宋恭宗德佑丙子进士。元初自了亭迁居晋陵，遁迹不仕。元大德六年宪使臧梦解、陆厚交章荐之，卒不就。隐居著述，一以义理为主。其《小学详断》，发明旨趣尤多，学者咸称为竹山先生。生卒失传，葬傅村前馀永思墓。配晋陵学士佘安裕公女名素玉。生三子：献明、伟明、陟明。”
　　“九十七世献明，字馀睿。与弟伟明并举茂异。元成宗元贞二年随父迁居晋陵西乡分迁傅村之南地名前馀，号前馀先生。配氏。生一子：文。”
　　“伟明，字馀智。与兄并举茂异。成宗元贞二年，随父徙居晋陵西乡分迁傅村之北地名后馀，号后馀先生。”
　　“陡明。徙居延政乡地名堰下。配 氏，生一子：伯玉。”
　　献明之子：“文，字章甫，号养奎，绳祖志，不仕元，至明洪武革命，遂以老隐。配傅氏，生二子：舰、盘。
　　卷之二还刊有祖先像及像赞。蒋捷的赞辞是：“前馀晦迹，荐札留名。不事二主，永矢一贞。竹方节劲，山高风情。仰兹遗像，卓哉如生。”赞辞概括了蒋捷一生的思想精粹。
　　卷十二“传”这一章有一篇《宋进士捷公传》。全文抄录如下：“公字胜欲，徙居武进，宋德佑二年进士。元初遁迹不仕。大德间，宪使臧梦解、陆厚交章荐其才，卒不就，不臣二主。盖天植其操云：公受业于陈肖梅，肖梅尝从良贵公游，得伊洛之传，其渊源有自，故所学纯正，平生著述，一以义理为主。时游戏作小词，亦清丽胜人。而《小学详断》，发明尤多。尝于植干竹，取虚心坚节之意，后成竹山，学者因称为竹山先生。”
　　“古迹”这一章，载前馀的古迹，有：
　　一、竹山。“竹山在武进西乡，地名前馀。宋竹山公讳捷居此。手植干竹，取虚心坚节之意，故称竹山先生。”
　　二、墓地。在傅村前馀的永思墓。这是蒋捷及其后人的墓地。
　　三、家祠。“竹山先生祠，在武进县西乡前馀，明洪武间建。首祀胜欲公讳捷。昭穆以馀睿公献明、馀智公伟明配享。”
　　此外，笔者又从《晋陵蒋氏家谱》卷八中发现“竹山公，遗墨”。计有：碑记一首、诗两首诗馀八首。《竹山东坡田》不多见，八首词也载《竹山词》中。
　　蒋捷曾在宜兴、武进、无锡三个县的四个竹山生活过。这在文人骚客中是少有的雅事。在成书于蒋捷中进士前后的《咸淳毗陵志》中已载沙塘、南泉两地之竹山。可见竹山之名不是蒋捷自己取的，更不是后人 纪念蒋捷而取的。竹中空而节坚，蒋捷取以喻人之虚心纳物、砥砺节操。他爱竹，更喜在以竹命名的山上种竹。名实相符，含义深远，更见他品格之高雅。云阳竹山是蒋捷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前馀竹山是他的迁居地和定居地，自然也是隐居地。这是无可争议的史实。而他在南泉和沙塘竹山的生活，史籍语焉不详，有时甚至朴朔迷离，真相难辨。连同他的生卒失传之迷、中进士年份之迷，成了他留给人们的几个悬念。
　　无锡南方泉竹山在太湖之滨，旧属开化乡，今隶南泉镇。康熙时王抱承修纂的《开化乡志》。较详细地记载了竹山和蒋捷。王抱承没有把蒋捷看成山居遁世的“隐逸”，也没有看成是“流寓”的外来户，而是把他列入“儒林”，分明看成是祖籍宜兴而定居竹山的无锡南泉的知识分子。
　　该乡志记录一首明人邵宝游竹山的诗和八首明清诗人的和诗。末一首王抱承自己作的和诗提到蒋捷。该诗首联云：“胜欲先生首倡游，得名四百有余秋。”这表明蒋捷曾到过南泉，游览过此山。这九首诗都未见其提示蒋捷特有的亡国之痛和归隐之情。
　　歌咏无锡地区山水美景、前贤名流的诗词很多，若能深入探索，或许可发现蒋捷新的活动。
　　宜兴沙塘港竹山也在太湖之滨，旧属洞山乡，今隶周铁镇。
　　“竹山”这个称呼，现今已改写为“竺山”。明朝史懋锦的《竹山》诗自注云：“竹山，一名竺山，以其似天竺也。或曰足山，山之奇在足云。”可见竹山与竺山、足山匀指同一座山。该诗首联说：“岿然足山当湖冲，上有古刹凌空蒙。”这古刹称做福善寺。明人已唤该寺为古刹，可见建寺之早。人们说蒋捷隐居竹山，就是说蒋捷隐居在竹山福善寺。根据下列资料笔者认为蒋捷曾经隐居于此。
　　其一、根据《竹山词》中多首词的描述，可以推想，他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那首脍炙人口的“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的《虞美人·听雨》词，我们可以推想，就是福善寺这个”僧庐“的雨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而吟咏成的。
　　其二、寺里现今珍藏一个陶质的缸，唤做镜水如意凤缸，高约八十公分，直径约一百公分。据传是蒋捷居此时带来用以盛水的缸。内壁会长青苔，即使盛放混浊之水，也能澄清明净。蒋捷送给寺里，寺僧称为仙水缸。一度散落民间，今已回归寺里。若能经过鉴定考证而予肯定，当是镇寺之宝。
　　其三、福善寺饱经沧桑，初毁于1937年侵华日机之轰炸，继毁于六十年代开始的挖山采石。历次修建时所立之碑石也散失民间。此次复建这净土宗的寺院后，又收集到部分碑石碎片。若能拼排复原，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其四、笔者从宜兴芳桥后村《周氏宗谱》的序文中读到一段文字，是蒋捷的自叙：“邑先辈蒋捷隐居竹山，尝题简惠公谱牒曰：‘予摈处湖滨与公同壤。公有孙祖儒者，好文墨，工于词。时相过从，同抱黍离之悲。’盖竹山、阳山，俱滨震泽，相距数里许，故云同壤。
　　简惠公是周葵，宋徽宗宣和年间进士。为官直言敢谏，于民有善政。周葵卒后百年，蒋捷中了进士。“槟”，抛弃，此句有离开之意。蒋捷不臣二主，故离开故土，来到异地沙塘竹山，以便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但若有处境相同、志趣相合者，亦愿引为知已，与之往来。这就把周葵引为同乡，在其谱牒上作序吟咏，并与其孙诗文为友，共抒黍离之悲。
　　这段文字充分表明，蒋捷是在沙塘竹山上隐居过的。但人们对蒋捷的生活、行踪、发现得仍很少。若以与周氏的往来为线索，旁及各有关谱牒，或可有新的发现。
　　蒋捷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县念是生卒失传。
　　蒋捷于1296年迁徙到武进前馀。《重修毗陵志》把他列入《人物·文学》这一章。看来，修纂先生一眼就看出蒋捷在理学研究、诗词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归入这章，表露了后人对他的怀念与尊敬之情。按理说，蒋捷身后是不会寂寞的。
　　蒋捷卒后葬于永思墓，据世系表记载，自第九十六世蒋捷起到一百世为止的一百三十来年中，陆续有后人葬于此。这里和云阳竹山一样，也是聚族而葬的墓地。显然，蒋捷这个始迁祖是赢得合族的尊敬和拥戴的。他的身后是不会寂寞的。
　　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他身后竟寂寞得生卒失传，似乎后人都忘了这个先祖。这对于后之词坛及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人们不禁要问：蒋捷人生的最后一站是在那里度过的？是怎样度过的？
　　有的谱牒或研究文章也提到他的生卒年份，或说享年六十岁、六十五岁、或说八十九岁。诸家只举数字而没有论证，只能引发议论的混乱，于事无补。
　　笔者以为，蒋捷生卒失传之迷，应当从他自身心态和身后门庭来解析。
　　蒋捷愤于亡国，又无力回天，遂致隐居。滨湖一舟，或南泉，或沙塘。植干竹以寄志，借诗词而抒情。随遇而安，何计身后。怪不得前馀有永思墓，沙塘又见蒋捷坟，南泉又留竹山魂。哪真哪假？也可不必究实。留作谈助。让这位隐者增添些神秘而飘逸的色彩，让众多旅客尝一份湖滨竹山的“美餐”。
　　再看他身后，“绳祖志，不仕元”终元朝一代当然门庭冷落，家业萧条，直到明初，才有家祠之建，欲光宗耀祖，家史有缺，徒唤奈何！
　　蒋捷何年考中进士？这也是一个悬念。诸家见解，约有以下几说：一、宋度宗咸淳十年，二、德佑元年，三、德佑二年。诸说纷纭，究系何年？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前几年曾于《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蒋捷的家世和事迹》一文，独持新论。他指出：“检《宜兴县志》卷七‘进士’项，蒋捷中‘德佑二年丙子龙泽榜’进士，又卷八隐逸传称他为‘宋德佑进士’，是为德佑说之本，然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宋朝登科记总目》，宋代进士科末科为度宗咸淳十年，省元李大同，状元王龙泽。则知‘龙泽榜’应在咸淳十年。德佑二年三月，临安已被元人占领，以此知《全宋词》咸淳十年说之正确。”杨教授列举史料分析，去伪存真，当是确论。蒋捷中进士之年，应是1274年。
　　综上所述，得知蒋捷祖籍宜兴，元初迁居武进，他在1274年中进士。如果那时是三十岁，在1296迁居武进时该是五十多岁。这二十来年的生活中的黄金时代是在隔湖的云阳竹山渡过的。在1302年荐他为官时，他已定居武进，大约是五十五岁了。
　　他的一生是在国家危亡民生多艰的日子里度过的。他有志报国、无力回天，不羡“摇金宝辔，织翠华裾”的生活。径自过种菊陶潜、栽蔬杜甫的隐居生活。他不想给那个社会留下些什么。所幸的是他也有境遇相同、志趣相合的人共往来，或诗词、或题作，留下了生活的蛛丝马迹。我们若能耐心翻阅，广泛搜索，细心寻觅，定能进入更深层次，取得更多收获。

词作生涯

蒋捷的词大多情调凄清。他没有正面地直接反映时代的巨变，而是采用“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的方式，于落寞愁苦中寄寓感伤故国的一片深情。如“飞莺纵有风吹转，奈旧家苑已成秋”，“星月一天云万壑，览茫茫宇宙知何处”，“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等，都包含着山河易色、无处容身的悲哀。《虞美人·听雨》通过听雨一事，概括了作者少年、壮年和晚年三个时期的不同感受，身世家国之感极为痛切，其中“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二句尤其悲壮苍凉。但他的词又不尽是低沉暗淡的情调，时而振起一笔，开扩意境，呈现清丽色彩。如《贺新郎·秋晓》本写“万里江南吹箫恨”，却于月影微黄的院落中点缀上青花、红枣，再推向白雁横天、楚山隐约的远景，使词中所表现的忧伤苦闷之情不致于过分沉抑。《一剪梅》写“舟过吴江”，其中“风又飘飘，雨又萧萧”，“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句，也冲淡了伤逝怀归的悲凉气氛。所以周济称其“思力沈透处，可以起懦”。这当然与其词“炼字精深，调音谐”也是分不开的。对竹山词的评价，前人意见分歧很大。贬之者如冯煦，认为其“词旨鄙俚”“不可谓正轨”；陈廷焯更认为在南宋词人中“竹山虽不论可也”。那是用姜夔、张炎的词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实属偏见。刘熙载的看法与此相反，他说：“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炼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刘文房为五言长城，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欤。”称竹山为长短句之长城，固属过誉，但他从词品与词法两方面充分肯定了竹山词，还是颇有见地的。

总之，竹山词思想内容较充实，写作方法和风格多样化，不失为南宋高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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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伸（1088—1156）字伸道，号友古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蔡襄孙。政和五年（1115）进士。宣和年间，出知潍州北海县、通判徐州。赵构以康王开大元帅幕府，伸间道谒军门，留置幕府。南渡后，通判真州，除知滁州。秦桧当国，以赵鼎党被罢，主管台州崇道观。绍兴九年（1139），起知徐州，改知德安府。后为浙东安抚司参谋官，提举崇道观。绍兴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九。《宋史翼》有传。伸少有文名，擅书法，得祖襄笔意。工词，与向子諲同官彭城漕属，屡有酬赠。有《友古居士词》一卷。 存词175首。

叶绍翁，南宋中期诗人，字嗣宗，号靖逸，处州龙泉人。祖籍建安（今福建建瓯），本姓李，后嗣于龙泉(今属浙江丽水)叶氏。生卒年不详。曾任朝廷小官。其学出自叶适，他长期隐居钱塘西湖之滨，与真德秀交往甚密，与葛天民互相酬唱。"介绍

叶绍翁，字嗣宗，号靖逸。龙泉人。祖籍浦城。原姓李，祖父李颖士于宋政和五年中进士，曾任处州刑曹，后知余姚。建炎三年，颖士抗金有功，升为大理寺丞、刑部郎中，后因赵鼎党事，被贬。绍翁因祖父关系受累，家业中衰，少时即给龙泉叶姓为子。光宗至宁宗期间，曾在朝廷做小官，与真德秀过从甚密。

叶绍翁是江湖派诗人，他的诗以七言绝句最佳，如《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其他如《夜书所见》写儿童夜挑促织，景象鲜明，反衬出客中的孤寂；《嘉兴界》写江南水乡景色，颇饶风味；《田家三咏》写田家的生活片断，平易含蓄，词淡意远，耐人寻味。另外，周密《齐东野语》载其咏史诗《汉武帝》一首，颇尽讽刺揶揄之能事。 叶绍翁诗集《靖逸小集》，有《南宋群贤小集》本。他别著《四朝闻见录》，杂叙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轶事，颇有史料价值，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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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子諲(yīn)（1085-1152），字伯恭，号芗林居士，临江（今江西清江县）人。哲宗元符三年（1100）以荫补官。徽宗宣和间，累官京畿转运副使兼发运副使。高宗建炎处任迁江淮发运使。素与李纲善，李纲罢相，子湮也落职。起知潭州，次年金兵围潭州，子諲率军民坚守八日。绍兴中，累官户部侍郎，知平江府，因反对秦桧议和，落职居临江，其诗以南渡为界，前期风格绮丽，南渡后多伤时忧国之作。有《酒边词》二卷。

曹勋（1098—1174）字公显，一字世绩，号松隐，颍昌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宣和五年(1123)，以荫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靖康元年(1126)，与宋徽宗一起被金兵押解北上，受徽宗半臂绢书，自燕山逃归。建炎元年(1127)秋，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上御衣书，请求召募敢死之士，由海路北上营救徽宗。当权者不听，被黜。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成，充报谢副使出使金国，劝金人归还徽宗灵柩。十四年、二十九年又两次使金。孝宗朝拜太尉。著有《松隐文集》、《北狩见闻录》等。他的诗比较平庸，但有几首使金诗颇值得注意。

公元一〇九三年至一一六九年字彦猷，庐州濡须人。生于宋哲宗元祐八年，卒于孝宗乾道五年，年七十七岁。善文，明白晓畅，诗亦真朴有致。为人慷慨有气节。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与兄之义弟之深同登进士第。对策极言燕云用兵之非，以切直抑制下列。调历阳丞。绍兴和议初成，之道方通判滁州，力陈辱国非便。大忤秦桧意，谪监南雄盐税。坐是沦废者二十年。后累官湖南转运判官，以朝奉大夫致仕。之道著有相山集三十卷，《四库总目》相山词一卷，《文献通考》传于世。"生平

宋徽宗宣和六年，与兄王之义、弟王之深同登进士第，因对策极言联金伐辽之非，抑置下列。

宋钦宗靖康元年，调和州历阳县丞，摄乌江令，以奉亲罢。金兵南侵，率乡人退保胡避山。镇抚使赵霖命摄无为军，朝廷任命为镇抚司参谋官。

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判滁州，因上疏反对和议忤秦桧，责监南雄州溪堂镇盐税，会赦不果行，居相山近20年。

秦桧死后，起知信阳军，历提举湖北常平茶盐、湖南转运判官，以朝奉大夫致仕。

宋孝宗乾道五年，病逝，享年76岁。

著有《相山集》30卷，已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为30卷，其中诗15卷。诗以影印清文溯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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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干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名动，进士出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能诗。张元干受其家风影响，从小聪明好学，永泰的寒光阁、水月亭是他幼年生活和读书处。十四五岁随父亲至河北官廨（在临漳县）已能写诗，常与父亲及父亲的客人唱和，人称之“敏悟”。"生平

勤奋读书 爱好诗词
　　张元干20岁时，到江西南昌向东湖徐师川先生请教诗词句法，常与当地诗社名家洪刍、洪炎、苏坚、向子諲等唱和。22岁时又跟父亲到汴京入太学上舍生，学业和诗词创作均大有长进，有名声。作有《菩萨蛮》等词，以清丽妩秀的韵致，显示出早年词作格调，获得人们的称赞。翌年张元干即释褐入仕，任开德府教授，授文林郎。随后，张元干走上诗词的创作道路和为国家抗击金兵侵扰献力。

协助李纲 抗击金兵
　　宋靖康元年一月，李纲任亲征行营使负责京都防务。张元干为行营属官。金兵渡过黄河围攻京都。危急时刻李纲挺身而出，坚决抗金，力谏死守。张元干抗金激情澎湃，立即上《却敌书》，投入李纲指挥的京都保卫战。张元干与李纲冒矢雨亲临城上指挥杀敌，打退金兵多次进攻。张元干回忆这次战斗时说：“城守麾强弩，诸班果翕然。云梯攻正急，雨箭勇争先。中夜飞雷炮，平明破火船。”可见战斗何等激烈。金兵遭重大损失后，知李纲守城有备，于同年二月退兵，京都得解围。为此，张元干写《丙午春京城围解口号》诗，欢呼胜利。诗中有“九庙安全日，三军死守心。倘为襄汉幸，良复见于今”句，称颂李纲及三军“死守”京都的爱国之心。讽刺时相弃城逃跑之策。张元干是李纲的得力助手。同年六月，李纲因坚持抗金，反对割地求和，被权奸排挤出朝，张元干也被贬流落淮上。是年冬，金兵又攻打京都，京都沦陷，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王朝灭亡。张元干闻京都失守，愤切之极，作《感事四首》诗，表达悲愤之情，热切希望投入抗敌复国。

义愤作词 抒发情怀
　　建炎元年五月，宋康王赵构在南京即位，建立南宋王朝，是为高宗。宋高宗起用李纲为宰相，张元干被召回，官朝议大夫、将作少监、充抚谕使。李纲为相后，积极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军备战，主张北伐，反对迁都江南，坚决抵抗金兵侵扰。张元干积极配合李纲。但高宗信任的仍是卖国的主和派，执意与金议和以求偏安一隅。他们打击、排挤李纲，李纲仅任75天宰相就被罢免。建炎三年秋，张元干目睹国势日削，南宋王朝仅存江南一隅，义愤填膺，赋《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词，抒发了他收复中原的豪迈气概和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并表达对李纲抗金斗争的支持。张元干也遭朝廷奸臣之谤，幸汪藻援救得以免罪。绍兴元年春，江南战火渐息，高宗帝定居临安，无心收集失地，以求“苟安”，并任奸臣秦桧为参知政事，主战派被排挤，仁人志士都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只得退隐林泉，啸傲山水。张元干也辞官回闽。绍兴八年冬，奸臣秦桧、孙近等筹划与金议和、向金营纳贡，李纲坚决反对，张元干闻之怒不可遏，作《再次前韵即事》诗，痛斥秦桧、孙近等主和卖国之权奸为“群羊”，表达自己请缨无路之悲愤。李纲在福州上疏反对朝廷议和卖国，张元干得知李纲上书事，又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抒发了“气吞骄虏”的壮志和对权臣所谓“欲息干戈”的义愤，对李纲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行动表示敬仰和支持，希望李纲东山再起，收复失地，重整朝纲，劝诫统治者要吸取前朝遗恨。词写得慷慨悲凉，感人至深，成为千古名篇。
　　绍兴十二年，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因过去曾上疏反对议和，并请斩奸臣秦桧、孙近等以谢天下，被奸臣诬陷，贬谪昭州，又遭秦桧等诬陷，再贬新州监广州盐仓。当时，胡铨在福唐闻谪命，即由福唐出发，经福州时，张元干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谪新州》为胡铨送行。词中，张元干抒发了对胡铨被奸臣陷害而抱不平之情感，和对祖国河山遭受金兵践踏的悲愤及对投降卖国者的愤怒，规劝和安慰胡铨要放眼看古往今来的国家大事，不能讲恩怨私情。张元干此词写得慷慨悲壮，豪迈刚健，传之甚广。此事激怒了秦桧，张元干被抄家、逮捕入狱，削除名籍。秦桧的淫威没有使张元干屈服，出狱后，作《罢秩后漫兴》词抒愤，以旷达之笔写其无所畏惧之怀，并继续抗击金兵侵扰，反对议和卖国。年届七十又作《陇头泉》，他坚信“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表达他杀敌救国的强烈愿望和爱国精神。
　　张元干为了配合李纲的抗金斗争，广交抗金志士，为抗金斗争出力。他交有江子我、汪藻、邓肃、辛炳、胡铨、翟汝文、王以宁等，都是主张抗击金兵侵扰的名人。张元干与他们交朋友，畅谈国事，写词唱和，激励抗金情绪。他们在支持和配合以李纲为代表的主战派抗击金兵侵扰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著作丰硕 流传后世
　　张元干博览群书，文学修养很高，他能诗、能词、能文，其著作有《芦川归来集》10卷、《芦川词》2卷，计180余首。内容十分丰富，有写景色，歌颂祖国的美丽江山；有抒发与朋友之间的交往和友情；有怒斥昏庸误国的奸臣；有写坚决抵抗金兵侵扰等情况，他的著作洋溢着爱国激情，深受人们称赞。他尤长于词，其作品中的二首《贺新郎》最为著名，被称为压卷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他的词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早年词作，风格清新、婉丽；南渡以后豪放、悲壮，风节凛然。从词的发展史看，张元干生活于两宋之间，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词作家，他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的词风，又经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词的内容更紧密地与抗击金兵侵扰和反对议和卖国等相结合，使词能反映时代、反映社会的重大主题，成为对国事发表见解和感触的艺术手段。
　　张元干的词作，开拓了词的境界，赋予词以新的生命，开启了南宋词人的创作道路，其词的题材和风格，对后来的辛弃疾词派产生了重要影响，不愧为宋代著名的爱国词人。

介绍

张元干字仲宗，号芦川居士、隐山人，永福。北宋政和初，为太学上舍生。宣和七年，任陈留县丞。靖康元年，金兵围汴，入李纲行营使幕府，李纲罢，亦遭贬逐。绍兴元年，以将作监致仕，日福州。绍兴八年，秦桧当国，力主和议，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以谢天下，时李纲亦反对和议罢居长乐，元干赋《贺新郎》词赠纲，对纲抗金主张表示积极支持。胡铨被除名送新州编管，元干持所赋《贺新郎》词送行。后桧闻此事，以他事追赴大理寺除名削籍。元干尔后漫游江浙等地，客死他乡，卒年约八十。存词180余首。至今，在福建永泰县嵩口镇镇上还有保存完好的“张元干纪念馆”。"

晁补之（公元1053年—公元1110年），字无咎，号归来子，汉族，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另有北宋诗人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曾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 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与张耒并称“晁张”。其散文语言凝练、流畅，风格近柳宗元。诗学陶渊明。其词格调豪爽，语言清秀晓畅，近苏轼。但其诗词流露出浓厚的消极归隐思想。著有《鸡肋集》、《晁氏琴趣外篇》等。"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晁补之生性聪敏，有很强的记忆力，他刚懂事就会写文章，王安国一见到他就感到很惊奇。十七岁那年，父亲到杭州做官，他随同前往，于是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七述》一书，带去见杭州的通判苏轼。苏轼原先也想有所感赋，读了他的书赞叹说：“我可以搁笔了！”苏轼又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甚远，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因此人人都知道了晁补之的名字。

进入仕途
　　宋神宗元丰二年，晁补之考中进士，参加了开封府考试和礼部别院的考试，他都第一。宋神宗看了他的文章后说：“这是深于经术的，可以革除现在的浮藻风气。”他被调为澶州的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

宋哲宗元祐初年，晁补之任太学正，李清臣推荐并认为他可任馆阁，皇帝召他面试，他被升为秘书省正字，又迁校书郎。

元祐五年，晁补之终因校书郎官奉微薄，不足赡养，乃乞补外官，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元祐七年，晁补之被召回朝廷后，任著作佐郎。元祐末，绍圣初宋王朝政局大变，用章敦为相、倡绍述之说，新党复起，乃尽逐元祐相臣，晁补之亦受累离开京师。

出知济州
　　绍圣元年，晁补之出知济州。当时有一群强盗白天抢劫街巷，晁补之暗中记住他们的姓名，并对他们的行装都记得很清楚。一天，他设宴请客，传召贼曹官，并将捕贼的方法教给他，席间依次斟酒还没有斟完，贼曹官就已经把盗贼全部抓来了，整个府城为此撤除了警戒。

连遭贬职
　　绍圣二年，晁补之犯修神宗实录失实之罪，被降职通判应天府和亳州，到贬所不久，又以岳父杜纯弟杜纮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为避亲嫌，改差通判亳州。朝廷纷争倾轧继续激烈。绍圣四年，党讫起，再治元祐旧臣。晁补之亦在籍中，被贬监处、信二州盐酒税，乃匆匆赶赴贬所。不料行到丹阳途中，母杨氏夫人病殁，即奉灵柩还乡，服丧家居。元符二年夏服除，改监信州盐酒税。

宦途沉浮
　　宋徽宗即位，皇太后听政，复用元祐党人。晁补之得遇赦，又召为著作佐郎。靖国元年，被提升为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并兼史馆编修、实录检讨官。党论之祸起，他为谏官管师仁所弹劾，出知河中府，他在河中府修河桥以便民，老百姓都画了他的像进行祭拜。但他又被徙任湖州、密州和果州。大观二年，政局渐有缓和，晁补之先是改提西京崇福宫，又改提举南京鸿庆宫。最后令他回家，他修筑了一座归来园以自娱，自号归来子，忘情于仕途，羡慕陶渊明的为人。宋徽宗大观末年，他才出党籍，复起用为达州的知州，后改知泗州，不久，便逝世，年五十八。

文学成就

概述
　　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晁补之19岁时，从父游宦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具体原文为“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
　　晁补之在诗、文、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鸡肋集》提要说：“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聚，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逡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又卷一百九十八《晁无咎词》提要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胡仔在《苕溪渔隐坐话前集》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共所长，辞格俊逸可喜。”

诗歌成就
　　晁补之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遒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显著。今存词160余首，风格与东坡词相近，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写景、咏花、赠和、悼亡而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而绮艳语较少。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晁词时有健句豪语，如“牙帐尘昏余剑戟，翠帷月冷虚弦索”，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
　　他的诗风与张耒接近，而且以乐府诗见长。他的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如《豆叶黄》：蒹葭苍，豆叶黄，南村不见冈，北村十顷强。东家东满箱，西家未上场。豆叶黄，野离离，鼠窟之，兔入畦。豕母从豚儿，豕啼豚咿咿，衔角复衔箕。豆叶黄谷又熟。翁媪衰，?糜粥。豆叶黄，叶黄不独豆。白黍堪作酒，瓠大枣红皱。豆叶黄，穰穰何朊朊，腰镰独健妇，大男往何许？官家教弓刀，要汝杀贼去。这是一幅农村的风俗画，它画出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负担的沉重。另一首著名的长篇歌行《芳仪怨》，是写南唐后主李煜的妹妹入宋后嫁孙某，又在宋辽战争中被辽圣宋所掳，封为芳仪的悲剧：“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传”，辞句凄宛动人，当时曾传诵一时。
　　晁补之的词风颇能追步苏轼。如《洞仙歌·填卢仝词》就是效法苏轼的《哨遍》之隐括陶潜的《归去来辞》的。《摸鱼儿·东皋寓居》则被公认为其代表作：“买陂塘，旋载杨柳，依稀淮岸湘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嘴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识破。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幕。”
　　此词先是描述归来园的清丽景色，充分呈现啸傲风月、寄兴诗酒的意趣襟怀；过片转而悔痛年轻时徒然为馆阁侍臣消磨岁月，接着迭用旧典坐实儒冠误人，一时的荣华显赫也不足恃，总不如归隐高蹈。证诸有关史实及他的生平，就会明白晁补之心中实在是积郁着一股不易消解的愤懑，所以才激出“功名浪语”的反笔，质率径直，酣畅奔泻，以气象的阔大见长，全然不同于传统艺术规范的密丽婉曲。故《气概》卷四说：“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东皋寓居》之波澜也。”此外，如《一丛花·十二叔节推以无咎生日，于此声中为辞，依韵和答》二首，简直同《摸鱼儿》如出一辙，只不过有些句子情绪更加激切，吐属更为率直发露，犹似骨鲠塞喉，尽出方快。这与含蓄曲幽、婉而不露的流行风格实在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说晁补之属豪放词家，师承苏轼，只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晁补之全部词章中，伤春惜别、相思忆旧之传统题材的作品仍占约半数之多，并颇具清新蕴藉韵味与柔丽绵邈情调，合乎词的当行本色。如他的《引驾行·梅精琼绽》一词，起首说春光满园，人却独自落泪，中间略事点染，歇拍便揭示出“忆年时，把罗袂”的缘由：全在旧情难忘啊！过片转过笔意呼应，只写了恋人留在印象最深处的一个细微动作，则她的风采便跃然可见。那艳红的樱桃仿佛一根基线，将今春与去春连缀起来，韵华依然，芳姿历历能迹，人竟一去无音讯，当时的离别实出无奈，但此情有谁知，又堪向谁人道呢！全词用铺叙手法，章法缜密不懈，不作大幅度跨跃摇曳，率拙间饶见浑厚气，表现出作为驾驭长调的能力，得益于柳永处实多。
　　又如《鹧鸪天》，上阕先以“欲上面湖”虚似，暗示蛰居贬地的苦闷，随之点明“还思”齐州风物景光的本旨，见出眷念挚情。下厥慨喟年华渐老去，犹自连蹇仕途，以后纵或有幸重游旧境，只怕也没有当时豪兴了。词中即景言情，于轻歌微吟间透出流连迟回的惆怅，虽淡淡，却余味缭绕不尽，全在情思的厚重真切。

散文成就
　　其散文成就高于诗，风格温润典缛，流畅俊迈。吴曾认为四学士中，“秦、晁长于议论”，张文潜有“晁论峥嵘走珠玉”之句。他的记叙体散文，如《新城游北山记》、《拱翠堂记》等，或即景抒情，描摹真切；或借事寓理，叙议交织，均可看出苏文的影响。著有《鸡肋集》70卷，其中诗赋23卷，杂著散文47卷，有《四部丛刊》本。
　　他的散文擅长描绘山林景物，名篇有《照碧堂记》《拱翠堂记》《有竹堂记》等，而以《新城游北山记》最为脍炙人口：“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初犹骑行石齿间。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堕石井，锵然而鸣。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螈。其上有鸟，黑如鸲鹆，亦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稍西，一峰高绝，有蹊介然，仅可步。系马石嘴，相扶携而上，篁筱仰不见日，如四五里，乃闻鸡声。有僧布袍蹑履来迎，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晁氏善于继承柳宗元写山水游记的传统，风格峭刻峻洁，语言凝练简朴。此文可见一斑。

作品集
　　《宋史·气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6]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均遭禁，现存的仅有《鸡肋集》七十集，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编成刊行于建阳。有明晁瑮本、明嘉靖三十三年重刊宋庆元五年黄汝嘉本、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依宋本重刊本、四部丛刊本。另补之现存一百六十余首，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旧钞《鸡肋集词》一卷本、旧钞《晁补之乐府》一卷本、清道光十年晁氏裔孙贻端刊《晁氏丛书》本、涵芬楼刊林大椿七卷本、吴昌绶煦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晁氏琴趣外篇》校点本等。

文学观念

晁补之生活在北宋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几帝期间，正值北宋王朝由盛渐衰之际，社会的各种矛盾、朝内新旧党争，日益尖锐、激烈。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加上自身的弱点，最后失败。北宋王朝在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朝政的危机中，越陷越深。昏庸的宋帝及统治集团已无力、也不可能改变和摆脱这一衰败局面。在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里，尽管晁补之有济世之志，但不能施展，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他在任职期间，虽颇有政绩，但不被重用；相反，却一次次受排斥、被贬官。

晁补之联系他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的身世，愤怨抑郁的心情凝聚于笔端，抒之于词章之中。他这种情感，从其创作的许多诗词作品中都程度不同的流露出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于元符二年，贬监信州酒税时写的《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

黯黯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余霞散绮，向烟波路。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几点渔灯小，迷近坞。一片客船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觉阮途穷，归心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怪竹枝歌，声声怨，为谁苦。猿鸟一时啼，惊岛屿。烛暗不成眠，听津鼓。

这首词写他目睹夕阳江水、烟波暗淡、一片客船的苍茫景象，心中产生出万千思绪，不禁发出帝乡归路在何处的感慨。“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联系自己被贬职的境遇，以“断魂素月”、猿鸟哀啼，烘托他的凄苦心境。“烛暗不成眠，听津鼓”，表现出他沦落天涯、长夜不眠的悲苦。

晁补之一生嗜学不倦，文章名重一时。《宋史》本传云：“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辞》，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择仁厚勇略吏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诸郡武备，议者以为通达世务。”晁补之散文流畅，其政论、论史之作，比较注重“事功”，并对空泛、迂腐、不切实际的议论，有所嘲讽。他除善文外，亦工诗词书画。其所作诗文凡70卷，名《鸡肋集》，另有收录晁补之词作的《晁氏琴趣外篇》6卷，此两种著作辑本，今均传于世。

家世

简介
　　晁氏家族在宋代是仕宦世家，吕夷简、曾巩、陆游、叶梦得等是晁氏姻亲，晏殊、苏轼、黄庭坚、张耒、秦观、陈师道、吕东莱、梁师成等与晁家均相友善。

高祖晁迪
　　高祖晁迪，赠刑部侍郎。曾祖晁宗简为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赠特进吏部尚书。又高叔祖晁迥，宋真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傅。迥子晁宗悫官至参知政事，可谓名重一时。

族叔晁端礼
　　补之族叔晁端礼，字次膺。一作元礼。词人。常与补之唱和。徽宗政和三年，进《并蒂芙蓉》词，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与万俟雅言齐名，按月律进词”。未及供职即病逝。著有《闲适集》、《闲斋琴趣外篇》。由于世族的逐渐衰落。

父亲晁端友
　　补之父晁端友仅做过上虞令、新城令之类小官。

堂弟晁冲之
　　补之堂弟晁冲之字叔用。诗人。早年师事著名诗人陈师道，隐居阳翟具茨山。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6人之一。其诗“专学老杜诗”。笔力雅健，风格高古，为刘克庄、王渔洋等诗家所称赏。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其子晁公武，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

从弟晁咏之
　　补之从弟晁咏之，字之道，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著有文集50卷，已佚。

其他亲人
　　如其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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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曾伯(1198～1265至1275间) 南宋词人。字长孺，号可斋。原籍覃怀（今河南沁阳附近）。南渡后寓居嘉兴（今属浙江）。"生平

曾通判濠州，迁军器监主簿 。淳祐二年，迁太府卿、淮东制置使、知扬州。四年，兼淮西制置使。六年，落职予祠。九年，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兼广西转运使。次年，为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进龙图阁学士。宝祐元年，拜端明殿学士 。明年，进资政殿学士、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召赴阙，特赐同进士出身。累官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制广南，移治静江 。开庆元年，进观文殿学士。景定五年，知庆元府 、沿海制置使 。咸淳元年，为贾似道所嫉 ，褫职。五年，其子李杓刊其所著，时曾伯已卒。曾伯素知兵，所至有治绩，称南渡后名臣 。《宋史》有传。有《可斋杂稿》三十四卷 ，续稿八卷 ，续稿后十二卷。后人合名《可斋类稿》，内有词七卷。《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诗词才气纵横，颇不入格。要亦戛戛异人，不屑拾慧牙后”。

成就

李曾伯集中有诗、词、文。文多为奏疏表状之类。诗没有显著特色。他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于词。其词今存 200余首，长调占绝大多数。作者是热心事功的用世之臣，自言"“要流芳相期千载，肯区区徒恋片时欢？”“所以他的词不屑作莺娇燕昵之语，而喜用慷慨悲壮之调，抒发忧时感世之情。他自称”“愿学稼轩翁”“，词的风格和内容也多有与稼轩相似之处。如〔沁园春〕《丙午登多景楼和吴履斋韵》：”“春去春来，潮生潮落，几度斜阳人倚楼。堪怜处,怅英雄白发,空敝貂裘”“，”“淮头虏尚虔刘，谁为把中原一战收”“，对景抒情，感慨身世，怀念中原,悲愤之意,宛然可见。前人评论他”“才气纵横，颇不入格,要亦戛戛异人,不屑拾慧牙后”“，概括了可斋词的特点。但因不讲含蓄和议论过多，有些篇章流于粗豪，显得枯燥，形象性较差。有《可斋杂稿》34卷，《可斋续稿》前8卷,后12卷，并见于《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人。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曾任安陆县的知县，因此人称“张安陆”。天圣八年进士，官至尚书都官郎中。晚年退居湖杭之间。曾与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等游。善作慢词，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轶事

私会尼姑
　　传说张先年轻时， 与一小尼姑相好， 但庵中老尼十分严厉，把小尼姑关在池塘中一小岛的阁楼上。为了相见， 每当夜深人静，张先偷偷划船过去，小尼姑悄悄放下梯子，让张先上楼。后二人被迫分手，临别时， 张先不胜眷恋，于是写下《一丛花》寄意。

老年纳妾
　　张先一生安享富贵，诗酒风流，颇多佳话。好友苏轼赠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为其生活写照。据传张先在八十岁时仍娶十八岁的女子为妾。一次家宴上，张先春风得意赋诗一首：“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轼也即兴附上了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后来此小妾八年为他生了两男两女。张先一生共有十子两女，年纪最大的大儿子和年纪最小的小女儿相差六十岁。

官妓索词
　　张先老年寓居杭州，多为官妓作词，却把同为官妓的龙靓忽略了。于是龙靓给张先写了一首诗索词：“天与群芳千样葩，独无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张先于是作双调《望江南》回赠： “青楼宴，靓女荐瑶杯。一曲白云江月满，际天拖练夜潮来。人物误瑶台。 醺醺酒，拂拂上双腮。媚脸已非朱淡粉，香红全胜雪笼梅。标格外尘埃。”

自谓张三影
　　张先初以《行香子》词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之句，被人称之为“张三中”。张先对人说：“何不称为‘张三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柔柳摇摇，堕轻絮无影’，都是我的得意之句。”世人遂称之为“张三影”。

欧公赠雅号
　　张先另有一雅号，即为欧阳修所赠，范公偁《过庭录》记载言：‘子野《一从花令》一时盛传，永叔尤爱之，恨未识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圣都，谒永叔，闻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

文学创作

张先“能诗及乐府，至老不衰”。 其词内容大多反映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之情，对都市社会生活也有所反映。语言工巧。他以登山临水、创作诗词自娱。词与柳永齐名，擅长小令，亦作慢词。其词含蓄工巧，情韵浓郁。题材大多为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或反映封建士大夫的闲适生活。一些清新深婉的小词写得很有情韵。《一丛花令》中有“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之句，比拟新颖而饶有风趣，可谓刻划闺中怨女的心理活动极为细腻而又生动，从而拥有“桃杏嫁东风郎中”的雅号。贺裳在《皱水轩词话》中评此词尤为「无理而妙」。他的诗歌在当时也享有盛名。

其词意韵恬淡，意象繁富，内在凝练，于两宋婉约词史上影响巨大，他是使词由小令转向慢词的过渡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功臣。张先词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善于以工巧之笔表现一种朦胧的美。他以善于用“影”字著名。宋祁很赞赏他〔天仙子〕中的“云破月来花弄影”，称之为“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清末词学理论家陈廷焯评张子野词云：“才不大而情有余，别于秦、柳、晏、欧诸家，独开妙境，词坛中不可无此一家。”陈廷焯又称：“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亦令我思子野不置。”恰当地指出了张先在词史上的地位。

生平

张先之父张维，好读书，以吟咏诗词为乐。张先于天圣八年中进士。明道元年为宿州掾。康定元年以秘书丞知吴江县，次年为嘉禾判官。皇祐二年，晏殊知永兴军，辟为通判。四年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嘉祐四年，知虢州。以尝知安陆，故人称张安陆。治平元年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此后常往来于杭州、吴兴之间，以垂钓和创作诗词自娱，并与赵抃、苏轼、蔡襄、郑獬、李常诸名士登山临水，吟唱往还。元丰元年卒，年八十九。

《宋史》无传，《宋史翼》卷二六载其事。著有《张子野词》，存词一百八十多首。

北宋词人张先，号子野，诗句精工而受人称赞。《古今诗话》中说：“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日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后来，人们就称呼他张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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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滂，字泽民，衢州江山人，约生于嘉佑六年（1061），卒于宣和末年。有《东堂集》十卷和《东堂词》一卷传世。"介绍

毛滂， 字泽民，衢州江山石门人。生于“天下文宗儒师”世家。父维瞻、伯维藩、叔维甫皆为进士。滂自幼酷爱诗文词赋，北宋元丰二年，与西安赵英结为伉俪。铁面御史赵抃的长房孙女，宋元丰三年随父赴筠州，结识苏辙。七年出任郢州县尉。哲宗元佑间为杭州法曹，苏轼曾加荐举，受知府苏轼赏识并赞称：“文词雅健，有超世之韵。”元符元年任武康知县，崇宁元年由曾布推荐进京为删定官。贮存器年曾布罢相，滂连坐受审下狱，政和元年罢官归里，寄迹仙居寺。后流落东京。大观初年填词呈宰相蔡京被起用，任登闻鼓院。政和年间任词部员外郎、秀州知州。一生仕途失意。

毛滂诗词被时人评为“豪放恣肆”，“自成一家”。元祐四年所作《惜分飞·富阳僧舍代作别语》小词结尾“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南宋周辉认为含蓄情醇“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著《东堂集》10卷、《东堂词》1卷均收入《四库全书》。《宋史·艺文世》列有《毛滂集》15卷。其词受苏轼、柳永影响，清圆明润，别树一格，无秾艳词语，自然深挚、秀雅飘逸。其词对陈与义、朱敦儒乃至姜白石、张炎等人的创作都有影响。代表作有《秦楼月》、《水调歌头》、《玉楼春》、《菩萨蛮》、《踏莎行》、《点绛唇》、《蓦山溪》、《浣溪沙》等。有《东堂集》，词集为《东堂词》，存词200余首。

其诗，“有风发泉涌之致，颇为豪放不羁”；其文，“大气盘礴，汪洋恣肆，得二苏之一鳞半甲”；其词，则“潇洒明润”、“情韵特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虽非作家之极，亦在附庸之列”、有风致、有成就和有影响的作家，一直以来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他的词，有些文学史及词学专著竟只字未提，有些词选本亦一首不录。事实上，《东堂词》内容丰富、情韵特胜，开潇洒俊逸之风，其作者毛滂实可称北宋一大家。《东堂词》无论在题材内容、艺术手法还是词调发展等方面都对宋词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毛滂，字泽民，衢州江山人，约生于嘉佑六年， 可能生于1055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三持此说; 生于1054至1056年间。唐圭璋《宋词四考·两宋词人先后考》持之; 生于1057年。锐声《毛东堂生年考辨》持之; 生于1060年。周少雄《毛滂生卒年考略》持之，新近出版的《全宋文·毛滂卷》从之; 生于1064年。胡云翼《宋词研究》持之，周笃文《毛东堂行实考略》从之; 卒于宣和末年①。

由于资料和研究的欠缺，毛滂一直鲜为大众熟悉。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关于毛滂及其词作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周少雄、曹辛华、胡可先等主要侧重于毛滂生平考略及年谱的整理工作；李朝军、金五德、郑志刚等则侧重于毛滂词作的论述。其中毛滂乡人周少雄先生，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毛滂研究，对毛滂家世、生平、交游等都有较详细的研究，并点校有《毛滂集》。然而纵观毛滂的研究，与其他同时代名家词人相比，非但研究者寥寥无几，而且研究著作不多，研究深度也不够，仍有许多薄弱环节和空白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比如对《东堂词》的研究，大多仅局限于单纯从题材内容或艺术风格上来探讨其词风，而未能将题材与风格、韵律等多方面相结合，以历史、全面、整体的眼光来加以探讨。有的甚至在未充分了解毛滂其人的基础上就下结论，未能做到知人论世。

评价

综上所述，毛滂身为潇洒派之宗祖，首开潇洒俊逸之风。他于后世作者之影响，虽然不如也不可能像苏轼那样革新创作手法、开拓思想境界，甚至也没有能像柳、秦、贺那样在词艺上用心良苦，但他的那些展示日常生活追求个性自由而又独具风格的词作，得到了古往今来众多读者的喜爱，且“如谢逸、苏庠、僧仲殊、陈与义、朱敦儒、范成大、杨万里等人，其词风之潇洒清旷、不沾世态，毛氏实有以开其先河”⑨之功。

作为一个词家，毛滂推进了词学的发展。首先，在艺术风格上，毛滂的潇洒词风上承柳永、苏轼，下开姜夔、张炎、谢逸、苏庠、朱敦儒、杨万里等；其次，在思想内容上，以历史的研究眼光来看，毛滂创作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以及提倡闲适生活、主张个性自由、看重感情的倾向，上承李煜、李白，往下又与明末主情文学、清中期的性灵文学有一定的联系。尤其是袁枚的性灵文学，关注人的个性和存在为核心，注重对个人生活的摹写与表现，生活气息浓郁、感情真挚，这些主张都可谓是对毛滂文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第三，毛滂在词调发展方面的贡献，前人一直未引起注意。事实上，这也是毛滂对词学发展所作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贡献。此外，毛滂的节序词、咏物词、茶词系列，在词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以上这些，都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主要作品

爱情词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唐宋词最主要的题材之一，毛滂自然也不例外。据统计，《东堂词》中涉及情事的词作约40首，占毛滂词作的1/5。
　　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多描绘文人与歌妓之间的感情所不同的是，毛滂的这些爱情词多以反映夫妻感情为主。在纵情声色的封建社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滂的发妻赵英，是北宋名臣赵抃之孙女，自幼失怙，知书达礼，十八岁时由赵抃作主嫁与毛滂。她“薄铅黛，衣简文绣”，然而却盛待宾客，慈惠下人。青年时期的毛滂“性懒慢，不喜为吏，家人辈窃共笑且骂，以为痴拙人”，赵英却劝慰他说：“人生衣食裁足，正可休。君先大家，殆藏万卷，其间圣贤俱在；君虽闭门以老，终不落寞。”⑥可见小两口情投意合，夫妻生活甚为相得。《东堂词》中，有在旅途中眷恋妻子的：“短棹犹停，寸心先往。说归期、唤做的当。夕阳下地，重城无样。风露冷、高楼误伊等望。今夜孤村，月明怎向。依还是、梦回绣幌。远山想象，秋波荡漾。明夜里、与伊画著眉上。”有与妻共度七夕佳节的：“短疏萦绿象床低，玉鸭度香迟。微云淡著河汉，凉过碧梧枝。秋韵起，月阴移，下帘时。人间天上，一样风光，我与君知。”还有众多表达对妻子美好祝愿的题为“家人生日”的祝寿词。
　　毛滂的爱情词不见卿卿我我，也不见香言艳语，却是一往情深，含而不露，绝无肉麻腻语。如：“寒满一衾谁共。夜沈沈、醉魂蒙松。雨呼烟唤付凄凉，又不成、那些好梦。明日烟江暝曚。扁舟系、一行螮蝀。季鹰生事水弥漫，过鲈船、再三目送。”毛滂词直接言情之处甚少，即以下面这首《生查子》来看，词人愁苦万状的哀思全凭晚春的暮色、江畔的落日、飘散的风香、凋谢的春花、乱舞的飞絮等凄迷而又具有象征意味的景物烘托出来。
　　春晚出山城，落日行江岸。人不共潮来，香亦临风散。
　　花谢小妆残，莺困清歌断。行雨梦魂消，飞絮心情乱。
　　在古代诗词中，夫妻之间真挚纯洁的情感往往以悼亡、惜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毛滂却让它在舟旅、节日、寿庆等日常生活中得以展现，感情温馨缠绵，情调轻松欢愉，较为完整地记录下了一位封建士人对妻子执著不渝的情感历程，显然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毛滂的夫妻情词常将其情思溶化在优美而伤感的景致中，语言雅丽清新，词情缠绵哀怨词旨含蓄幽微。在情感净化的基础上，毛滂爱情词又表现出明显的雅化、诗化倾向。这种朴实深挚的夫妻感情在词中的较多表现，有助于洗刷晚唐以来情爱词中浓腻的绮罗香泽之态与宋代俗词轻佻艳冶的作风，这不能不说是毛滂对宋词的独特贡献。

娱乐词
　　在宋词史上，晏殊、张先已较多地将官场的日常生活引入词中，不过晏殊词主旨在于酒阑歌余的人生感喟，张先词的着力处则在听歌看舞的场面和艺术感受。而在欧阳修、柳永那里，则已将畅怀湖山风月、歌咏都市繁华的作风带入词中，但这类作品还为数尚少，不足以决定其整体词风。就算在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苏轼词里，这种潇洒尘外的风调也只是其多彩魅力的小小一角，明显不如后来毛滂那样表现得广泛而集中。至于晁补之隐逸主题的创作，那是到了徽宗朝他罢官闲居之后，尚在毛滂潇洒词风成熟的哲宗朝之后。可见，正是从毛滂开始，士大夫文人的闲情逸趣才由附庸而蔚为大国，真正成了词体文学表现的重点，成为一种生活理念，并且达到了清超绝俗的境界。如他在《浣溪沙．泛舟》所描述的“银字笙箫小小童，梁洲吹过柳桥风，阿谁劝我玉杯空。小醉径须眠锦瑟，夜归不用照纱笼，画船帘卷月明中”，虽然词的内容涉及声色享乐之事，但词人的生活情趣在于其悠然自得的风神与脱去尘累的欢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其卓尔不凡的清兴雅致，达到了化俗为雅、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
　　《东堂词》中，有相当一部分描写都市风俗民情的词作，其中一些以节序词、祝寿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玉楼春．己卯岁元日》：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屠苏沉冻酒。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漏尽年新，饮屠苏、进柏椒酒，家人上觞祝寿一巡复一巡……中古元旦人家风情在词人笔下得到生动的再现。三、四句用拟人笔法写时令景色，著词精妙，传递出春色的动人风神和作者的欢愉感受。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元旦》导语中，将它推作“古词”名篇。
　　毛滂善于发掘休闲生活的丰富情趣和独特风采，善于将世俗生活诗化、雅化。他的众多节序词和祝寿词，在当时即广泛流传，且不断引起后代词人、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至今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酬答词
　　有人作过统计，中国古代诗词作品中以酬和赠答之类的篇章为数最多。宋人在按谱填词的前提下，探索出了和韵的形式，它与集句、隐括都是在某种限制之下进行创作的方法，因而不易写好，然其中也不乏佳作。且酬答词作为社交活动中的应用文字，和散文创作中的奏启、书简、墓志、寿辞之类有大致相似的交际作用。
　　毛滂在衢州、武康的时期，虽是他沉沦下僚、仕途失意时期，但却是他在艺术走向成熟的文学创作黄金时期。诸多被历代评论者先后交口称赞的佳制妙章，如词《减字木兰花．留贾耘老》、《更漏子．和孙公素泛舟观竞渡》、《南歌子．席上和李师文》、《烛影摇红．送会宗》等皆写于此时期。此时的词人，以官为隐，超然远离政治中心，公暇则召集友朋游山水咏歌以自适，在衢州、武康两地分别形成了两个以他为中心的地方文化交流圈。他们志同道合，常互相唱和，以一诗一词互相慰藉。如《南歌子?席上和衢守李师文》，便是一首酬和之作：
　　绿暗藏城市，清香扑酒尊。淡烟疏柳冷黄昏，零落荼蘼花片、损春痕。
　　润入笙萧腻，春余笑语温。更深不锁醉乡门，先遣歌声留住、欲归云。
　　暮春花下饮酒，清香扑鼻，雅致风流后抹有一丝淡淡的伤春愁绪。笙箫悦耳，夜深饮怀愈开。“更深”三句，发语幽默、想象奇特、笔韵飘逸不群，“醉话”中闪现出不羁的灵性追求与快活，楼思敬谓之“佳句也”。
　　毛滂的闲适词，标举其高雅的生活情趣，展示其闲适自得的洒脱情怀和忘怀世事，乐得逍遥自在的闲情逸致，甚或有意无意的张扬一种离经叛道的个性。其潇洒的生活作风，高雅的名士风范，为其赢得了不少后世士人的追慕。

山水词
　　毛滂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皆因仕途辗转往返于各地，过的是典型的宦游生活。他更多地从寄情山水、游赏宴饮中自得其乐，自我解脱。几乎每到一地，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吟咏佳作。富阳、武康、秀州等地的旅游开发区，至今犹留有他的绝妙诗词。试看以下词句：
　　古寺长廊清夜美，风松烟桧萧然。石栏杆外上疏帘。过云闲窈窕，斜月静婵娟。
　　——《临江仙．宿僧舍》
　　手抚归鸿，坐临烟雨帘旌润。气清天近，云日温栏楯。
　　——《点绛唇．月波楼重九作》
　　楚山照眼青无数，淮口潮生催晓渡。
　　——《玉楼春．至盱眙作》
　　此外，毛滂还留有大量吟咏山水的诗、文。其一些七言绝句，写得颇为清新，具乃词潇洒之风。
　　隔墙杨柳舞腰斜，傍砌鹅梨玉作花。此地风光谁管领？小诗收入长官家。
　　——《游翠峰寺》
　　故遣白云遮谷口，不教幽梦落人间。
　　——《昼寝石煕寺》
　　楼台影压浮天浪，钟鼓声随过岸风。
　　——《桐君山，邑人呼为小金山，桐君所庐也》

咏物词
　　宋代咏物词是在宋咏物诗赋和唐五代咏物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咏物词可分为承袭期、反正期、高涨期和汇合期四个阶段。承袭期注重描绘物象的外在形态，风格冶艳；反正期赋予事物以生命和情感，朝着敦煌、盛中唐原创期咏物词的康庄大道反正、回归；高涨期更多借物抒怀、托物言志、并在时代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家国身世之恨的新主题；汇合期，家国之恨已成为咏物词创作的社会心理基础，且注重谋篇布局、造语运典、依律合韵之法，日益雅化、诗化。毛滂生于北宋末期，《东堂词》中的咏物词应归属于高涨期，大多借物抒怀、托物言志之作。
　　毛滂的咏物词作颇多，尤喜咏梅、月这类高雅脱俗之物，是年轻词人追求高洁品格的轨迹。
　　宋人爱梅，并以其“雅”作为生活和审美情趣，进而发展为理想人格的象征，故而多咏梅之词。据统计《全宋词》中题为梅词者达880余首，且多为南宋词人，如赵长卿、姜夔等，而北宋，则以毛滂为最，达11首。如他的《惜分飞．秀亭观梅》：“相见江南情不少，尔许多时，怪得无消耗。淡日暖云色引到，阑干寂寞怜春小。宫面可忺匀画了，粉瘦酥寒，一段天真好。唤起玉儿娇睡觉，半山残月南枝小”，写得颇有情趣；再如“月样婵娟雪样清，索强先占百花春”写出了梅花的冰清玉洁；而“庚岭殷勤通远信，梅家潇洒有仙风，晚香都在玉杯中”，写出了梅花的馨香与潇洒；“映竹幽妍，临池娟靓”、“烟柳暖惺忪，雪尽梅清瘦”则写出了梅花之幽丽、挺拔……这些咏梅词写得形神具现，给人以美感，令人陶醉！
　　毛滂的月词也别具新意，如“不须直待素团团，恰似那人眉样、秀弯环”，写得清幽静朗；“碧树阴圆，绿阶露满，金波潋滟堆瑶盏”、“随人全不似婵娟，桂花影里年年见”，“此老南楼，风流可想，殷勤冰彩随人上”则寂静淡雅。
　　词人通过对梅、月的描写，不仅表达了词人摆脱世事、俯仰自乐、潇洒大方追求淡泊的情怀，同时也象征了词人超拔绝尘、傲然独立、从容自如的品格。
　　另外，词人也写了不少歌咏牡丹、雪、樱花、杨花等的词作，同样脍炙人口。如《蓦山溪．杨花》：
　　雪空毡径，扑扑怜飞絮。柔弱不胜春，任东风、吹来吹去。墙阴苑外，一片落谁家？叶依依、烟郁郁，依旧如张绪。 那人拈得，吹向钗头住。不定却飞扬，满眼前、搅人情愫。蜂儿蝶子，教得越轻狂。隔斜阳，点芳草，断送青春暮。
　　从中既可看到柳永层层铺叙的手法，又可见苏轼《水龙吟．次章质夫杨花词》的痕迹，婉丽清隽，情韵特胜。
　　毛滂喜茶爱茶，且热衷于茶道。后人论及茶诗茶词，几必提毛滂。他的几首茶词，如“谁作素涛翻玉手，小团龙”、“一杯菊叶小云团，满眼萧萧松竹晚”、“小云今夜伴牢愁，好在凤凰春未晚”等，皆清新怡人。
　　饮茶风俗始于唐而盛于宋。宋代饮茶作为一种“客礼”仪制，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围绕该“客礼”，引发出多种风俗行为。词人创作茶词，歌妓歌以侑茶，便是一个突出的表现。茶词与其它众多的酒词、应歌词、节序词和祝寿词一样，具有社交、娱乐、抒情的功能。茶词的创作是一种词学现象，同时也成了宋代多姿多态的茶礼、茶俗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丰富了“茶文化”的表现形态与内涵。

音律贡献

毛滂精通音律，能自度曲。他的词“情韵特胜”，表现在“韵”上，则音韵和谐、节奏舒缓、琅琅上口。东堂词中就有不少毛滂自度曲如《惜分飞》、《武陵春》、《醉花阴》、《粉蝶儿》等，还有些经毛滂改进才得以推广的词调如《河满子》、《天香》、《夜行船》、《青玉案》、《赐银灯》等。至今，各类词谱如《钦定词谱》、《白香词谱》上提到上述词牌时还常以毛滂词为体例。

另外，东堂词中的联章体《调笑转踏》、平韵《忆秦娥》等词调，与现存的词谱有很大的区别，为后人研究词调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艺术风格

特色
　　毛滂含英咀华，擅于吸收他人之长处，形成以潇洒、疏俊为主，而又兼豪迈、深婉、沉等多样化的风格。他的词风“与贺方回适得其反，贺氏浓艳，毛则以清疏见长；贺词沈郁，毛则以空灵自适”，他“有耆卿之清幽，而无其婉腻；有东坡之疏爽，而无其豪纵；有少游之明畅，而无其柔媚。”⑦

1.潇洒
　　民国薛砺若将北宋词分为柳永、苏轼、秦观、贺铸、毛滂五大家，称毛滂为“潇洒派之宗祖”，言其人“俯仰自乐、不沾世态”，其词风“潇洒明润”。毛滂生在江南，长在江南，他便是在杏花春雨的氛围和暮色冷香的幽境中，面对自然抒发内心淡淡的情思，表现玄远幽深的清雅乐趣。他的词中，没有迷狂式的冲动和热情，亦缺少飞扬奋发的阳刚之气，语言简淡飘逸、流丽自由；在音律上，则节奏舒缓、声韵和谐；其词中的意境又多清旷淡泊，气韵流注，形成独特的潇洒风格，表现他清疏放达、超然尘外的情怀，正所谓“情韵特胜”。
　　在词史上，那首使毛滂蜚声文坛、表现沉痛别离之情的爱情名作《惜分飞．富阳僧舍代作别语》，是毛滂的成名作与代表作。此词长期被当作他与歌妓之间的风流韵事传诵，然词话多有讹传，据学界考证，本篇应是毛滂辞别妻子赵英时所作⑧。
　　泪湿阑干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
　　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
　　陈质斋评曰“泽民他词虽工，未有能及此者”，虽言之有过，但也说明了此词“情韵兼胜”。周辉评之曰“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真是恰如其当。再如那首写都城元夕的《临江仙》：
　　闻道长安灯夜好，雕轮宝马如云。蓬莱清浅对觚棱。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
　　谁见江南憔悴客，端忧懒步芳尘。小屏风畔冷香凝。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
　　吴梅曾极赞“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句，曰：“何减‘云破月来’风调！”
　　再如以下词句，都写得明净、超然脱尘：
　　赠君明月满前溪，直到西湖畔。
　　——《烛影摇红．送会宗》
　　烟艇何时重理，更凭风月相摧。
　　——《青玉案》
　　夜寒不近流苏，只怜他、后庭梅瘦。
　　——《上林春令》

2.豪放
　　毛滂词多婉约，但大作家的风格总是多样的。他的词也有豪放的一面，如《水调歌头．拟饶州法曹掾作》：
　　金马空故事，方朔漫多端。三千牍在，玉殿何日赐清闲。难恋长安钟漏，谁借青云咳唾，拂袖且东还。笑杀长缨使，复转出秦关。 吾道在，虽不遇，面何惭。洛阳年少,高轮难与绛侯谈。富贵暂饶先手，晞尽草头秋露，掩鼻出东山。且饱鲸鱼脍，风月过江南。
　　面对进取道路上的打击和权贵们的排挤，少年词人虽牢骚满腹、落拓不羁，仍然能超然物外，表现出傲岸不屈、坦荡自信的精神风貌。再看下面这首《生查子．登高词》：
　　鲈蟹正肥时，烟雨新凉日。露蕊郁金黄，云液蒲萄碧。
　　此日古为佳，此醉君宁惜。高挂水精帘，尽放秋光入。
　　全篇气韵一注而下，几无收掖，形成一种飞动明快的节奏，生动地传递出作者欢快的节日情绪。读之如见沉浸于节日喜气中的词人，在欢快微醉的状态下，飞舞墨蛇、酣畅泻意的作词情形，神出态外。不妨再来看以下词句：
　　吸尽百川天上去，看长虹。
　　——《摊声浣溪沙．吴兴僧舍竹下与王明之饮》
　　携酒上高台，与君开壮怀。
　　——《菩萨蛮．溪山不尽知多少》
　　词人花下与友痛饮，满盏尽倾，听任湿衣，暴饮鲸吸，飘逸趣欲仙。“天上去”、“开壮怀”句，大有“会须一饮三百杯”，一任尽情开怀的豪情壮志。墨蛇飞舞中，知音相得的主旨于神韵外自然托出，风格爽朗畅快。
　　他的《南歌子．席上和衢守李师文》曾被选入《豪放词选》，其豪放词为后来豪放词及词派的形成起过作用。

3.深婉
　　滂词之深婉处，比少游有过之而无不及。试看这首写得“很深婉”的思念亡妻的《青玉案．新凉》：
　　芙蕖花上蒙蒙雨。又冷落、池塘暮。何处风来摇碧户。卷帘凝望，淡烟疏柳，翡翠穿花去。
　　玉京人去无由驻。恁独坐、凭阑处。试问绿窗秋到否？可人今夜，新凉一枕，无计相分付。
　　芙蕖细雨、池塘暮色、淡烟疏柳……如诗如画的美景，但因了“玉京人去”，触动隐痛，
　　故一落笔就蒙上了黯淡的色彩。“风摇碧户”、“翡翠穿花”，再加上绿窗痴问，脱口成情，
　　无不闪现着亡妻的风姿，真是相思入骨，悼念成灰，深婉之至！

手法
　　作为与苏门有密切关系的词人，毛滂词深受苏词影响。《东堂词》豁达潇洒的情怀、超凡脱俗的气度以及大量运用词题、词序和典故等方面，都酷肖苏轼词的风貌；同时，其词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题材，也体现了苏轼无事不可入诗、无意不可入词、以诗为词的艺术主张。

1.运用序词
　　毛滂擅小令，为补词短情长之弊，喜在词前添序，或以短句的形式介绍时、地、事、因等。这种小序具有导读、纪实、审美等诸功能。其产生、发展既是词学观念演化的反映，更是叙事抒怀等功能的需要，它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性文化及宋代文坛“破体”之风有大关系。其发展经历了题材不断扩大、风格日趋丰富、形式逐渐多样、艺术愈显精美、个性日益鲜明的过程。北宋张先最早作了了序词相结合的尝试，此后苏门文人加以推广，毛滂乃其中身体力行者之一。这种词文相结合的方式，更有益于表达。它是文学史上前承唐传奇，后开元讲唱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散文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2.以诗入词
　　由于身处宋代，毛滂词的创作也受到了宋诗的影响，诸如熟练运用翻案、拟人等手法、
　　用典灵活、词艺潜气内转等方面都体现了宋诗的创作特色，也是苏门文人为响应苏轼提出的“以诗入词”主张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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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平，字君衡，一字衡仲，号西麓，宋末元初四明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县）人。生卒年俱不确定，前人认为“把陈允平的生年定在宁宗嘉定八年到十三年之间（1215-1220）比较合理”，“卒年疑在元贞前后，与周密卒年相去不远”，暂依之。少从杨简学，德祐时授沿海制置司参议官。有诗集《西麓诗稿》，存诗86首，《全宋诗》另从《永乐大典》辑3首，从《诗渊》辑50首，共计139首。有词集《日湖渔唱》和《西麓继周集》，各存词86首和123首，还有5首有调名而无词，《全宋词》无另辑者，共计209首。

姜夔，南宋文学家、音乐家。人品秀拔，体态清莹，气貌若不胜衣，望之若神仙中人。往来鄂、赣、皖、苏、浙间，与诗人词家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交游。庆元中，曾上书乞正太常雅乐，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有《白石道人歌曲》等。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介绍

姜夔，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与姜石帚并非一人。汉族，饶州鄱阳人。南宋词人。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早有文名，颇受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人推赏，以清客身份与张镃等名公臣卿往来。人品秀拔，体态清莹，气貌若不胜衣，望之若神仙中人。工诗词、精音律、善书法、对词的造诣尤深。有诗词、诗论、乐书、字书、杂录等多种著作。

幼年随父宦居，青年时代曾北游淮楚，南历潇湘，后客居合肥、湖州和杭州，是个浪迹江湖、寄食诸侯的游士。他一生清贫自守，耿介清高，终生布衣。

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姜夔词题材广泛，有感时、抒怀、咏物、恋情、写景、记游、节序、交游、酬赠等。他在词中抒发了自己虽然流落江湖，但不忘君国的感时伤世的思想，描写了自己漂泊的羁旅生活，抒发自己不得用世及情场失意的苦闷心情，以及超凡脱俗、飘然不群，有如孤云野鹤般的个性。

影响

概述
　　南宋江湖词派的清空骚雅来源于姜夔。而姜夔的清空、骚雅分别源于苏轼、辛弃疾。苏辛都是无意为词的，他们的清空、骚雅都是通过诗歌化的途径实现的。姜夔在引诗济词方面和苏辛是相同的，但他有意为词，将词的音律、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纳入一定的法度之中，将原来并无必然联系的清空、骚雅联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南宋江湖词派理论和创作就是阐释和普及这种清空骚雅词风的。

清空
　　清空是宋词的一种创作风格。张炎《词源》中谈到了两种类型的清空，一种以苏轼为代表，另一种以姜夔为代表。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以诗为词，指出宋词向上的一路。但在具体的方法上还有显著的差异。苏轼蔑弃一切法度，把词变成一种长短句的新体诗。陈师道说他“以诗为词”，李清照则批评东坡词是“句读不葺之诗尔”。这种不够本色的词风在南宋初中期成为词坛的主流。其时词品迅速的提高，而词却朝着非本色化的方向越走越远。直到姜夔登上词坛，这种风气才有所改变。姜夔以有意的心态从事词的创作，认真探讨词的各种法度。姜夔论词的资料不多，涉及到词的字面、句法和章法，还有超越这些具体法度的活法。此后，吴文英、沈义父又提出了一种质实的词法，即选曲填词、遣词造句和布局谋篇的基本法度。质实与清空都是一种化用才学的法度，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但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张炎就是以沈义父的质实为基础构建清空的。他把这种浅易平实的词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极要用工，旬锻月炼中，看到了法度背后的自然而然；从不蹈袭前人语意中，发现了清空中的意趣；从簸弄风月、陶写性情中，悟出了风月之外的骚雅。后来陆辅之《词旨》传张炎词法，说《词源》指迷之要，尽在清空。而这种清空词法包括清真词的典丽、白石词的骚雅、梦窗词的字面和梅溪词的句法，类似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从词法的取去上融通了江湖词派内部的两种创作风格。

骚雅
　　宋词以“骚雅”为审美理想，这是由词体的特质决定的。词原名曲子词，所谓的曲子就是从西域各国传入的燕乐。这种胡夷里巷的俗乐，以其娱人娱己，导欲助淫的独特魅力流行极广。但是燕乐并不是专为词体而专设的，它也不需要借助词体而流传。隋唐时代的曲子和词之间多有龃龉，有些词就是当时的歌诗，如李益、李贺的歌诗，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甚或天下以为歌词；而绝大部分词是各行各业的人歌唱他们的生活，敦煌曲子词内容庞杂，题材丰富，涉及到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宏开境域，凡百涵容，无所不至。”这些所谓的“词”，只不过借用曲子的调便于记诵而已。《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雅词选集，它无疑具有规范词体的作用。《花间集》所选体裁多为小令；内容以言情为主，其他题材也是从言情派生出来的。这些“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和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的诗客曲子词，不仅适合于歌唱，还具有主题专一情感丰富、言情小词归诸雅正的特点。遗憾的是入宋以后，纵欲享乐，不思进取之风大炽。荡子思妇变成了狎客妓女，狂嫖豪赌取代了春闺秋怨。柳永的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词风靡天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些文人士大夫词也和民间俗词一样的品位低下。究其缘由，主要是由词乐淫靡所致。柳永以后的词人，往往舍词乐而论词。苏轼引诗而济词，丰富了词的表现形式，充实了词的情感内容，指出宋词诗化的道路。这种以诗为词之风到南宋辛弃疾时达到高潮。辛弃疾词器大声宏，借助诗歌的手法达到了情感的骚雅。姜夔恪守法度，用言情咏物、节序风物等近俗的题材，通过比兴寄托、咏物吟志等常用的抒情方式，也达到了词意的骚雅。
　　根据张炎《词源》对清空、骚雅的描述，姜夔的清空出自苏轼，骚雅脱胎于辛弃疾。和苏辛不同的是姜夔把词的创作纳入一定的法度。他根据自己对音乐精神的理解，改造唐宋乐谱，使市井俗乐与传统雅乐的精神相通；他总结化用才学的法度，从众多的典故中汲取其共同意义，把具体的情感升华为空灵模糊的意趣；他用近俗的题材，表现出雅正的情感。他从词体的特征出发，因势而利导，随俗而雅化，使清空与骚雅连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宋人以才学为词，抒发的情感比较空泛。沦落江湖，远离政治风波，使江湖词人抒发的情感多是一种清雅的意趣。姜夔词的情感是孤云野飞、去留无迹的意趣，由于它无所定指，以致《暗香》、《疏影》的主题千余年来尚无定论。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风尘小吏的词作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感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为主，并具有结体为虚的特点。张炎、王沂孙等人抒发的是宋社既屋的亡国之痛、遗民故老的黍离之悲，这种情感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之上。散处江湖，与社会现实比较隔膜，促成了空灵情感与骚雅人品的结合。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创作风格和思想内容的完美结合，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张炎认为宋代词学的创作风格是趋向“清空”的，而审美理想是趋向“骚雅”的。到了姜夔的笔下，才把它们绾结起来。姜夔恪守本色，一切从法度出发，这使清空和骚雅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姜夔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雅化，南宋中后期词人极工极变，皆不出姜夔的划域，并且各具姜夔的某种风格特征。后来这些相近的风格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词学流派。这就是以姜夔为典范的南宋江湖词派。而江湖词派的三部词法，两部词选，还有频繁的词社聚会，都是在实践和传递姜夔的清空骚雅词法。像这样同时具备词人、词作、词选、词论、词社等五种因素比较典型的词学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主要成就

诗词创作
　　姜夔的词境独创一格，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别出心裁。他善于用联觉思维，利用艺术的通感将不同的生理感受连缀在一起，表现某种特定的心理感受；又善于侧向思维，写情状物，不是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侧面着笔，虚处传神。他的词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拓展，仍是沿着周邦彦的路子写恋情和咏物。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传统婉约词的表现艺术上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审美规范。

姜夔词清空高洁，极富想象，语言灵动自然。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特色可用张炎所下断语“清空”二字来概括。这种清空既不同于传统婉约派的绵丽软媚，不同于豪放派末流的粗犷叫嚣，也不同于苏轼以旷达为主要特色的那种清空。要而言之，姜夔更善于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且更多地以“骚”的手法入词，对客观对象不作更多的质实描写，而对灵气飘忽的心境则极善捕捉与表达。在以骚笔入词时，又善于吸收江西诗风注重锤炼、讲究瘦硬峭拔的特点，因而在清空之中带有一种刚劲峻洁之气。

姜夔词具有“清空”和“骚雅”的特色。姜夔的清空出自苏轼，骚雅脱胎于辛弃疾。苏辛都是无意为词的，他们的清空、骚雅都是通过诗歌化的途径实现的。姜夔在引诗济词方面和苏辛是相同的，但他有意为词，将词的音律、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纳入一定的法度之中，将原来并无必然联系的清空、骚雅联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南宋江湖词派理论和创作就是阐释和普及这种清空骚雅词风的。他根据自己对音乐精神的理解，改造唐宋乐谱，使市井俗乐与传统雅乐的精神相通；他总结化用才学的法度，从众多的典故中汲取其共同意义，把具体的情感升华为空灵模糊的意趣；他用近俗的题材，表现出雅正的情感。他从词体的特征出发，因势而利导，随俗而雅化，使清空与骚雅连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宋人以才学为词，抒发的情感比较空泛。沦落江湖，远离政治风波，使江湖词人抒发的情感多是一种清雅的意趣。姜夔词的情感是孤云野飞、去留无迹的意趣，由于它无所定指，以致《暗香》、《疏影》的主题千余年来尚无定论。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风尘小吏的词作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感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为主，并具有结体为虚的特点。张炎、王沂孙等人抒发的是宋社既屋的亡国之痛、遗民故老的黍离之悲，这种情感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之上。散处江湖，与社会现实比较隔膜，促成了空灵情感与骚雅人品的结合。

宋代词学的创作风格是趋向“清空”的，而审美理想是趋向“骚雅”的。到了姜夔的笔下，才把它们绾结起来。姜夔恪守本色，一切从法度出发，这使清空和骚雅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姜夔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雅化，南宋中后期词人极工极变，皆不出姜夔的划域，并且各具姜夔的某种风格特征。后来这些相近的风格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词学流派。这就是以姜夔为典范的南宋江湖词派。而江湖词派的三部词法，两部词选，还有频繁的词社聚会，都是在实践和传递姜夔的清空骚雅词法。像这样同时具备词人、词作、词选、词论、词社等五种因素比较典型的词学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姜夔以有意的心态从事词的创作，认真探讨词的各种法度。因此，后人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些南宋词人合称为“骚雅派”。其中包括南宋中后期的姜夔、吴文英、史达祖、高观国、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人。这是继辛弃疾之后所形成的又一个词派。他们既不同于香而弱的婉约派，也不同于苏辛以来的豪放派。他们更注重人工思力的安排，和周邦彦较为相近。但他们在风格上有更明确和自觉的追求，更注重发挥传统的“雅”与“骚”的传统。所谓“雅”是指他们都受时代濡染，以雅相标榜，以雅为美学理想。所谓“骚”是指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侧重继承以《离骚》为开创和代表的，以表现自我、抒发自我的主观性描写为主要目的的抒情传统。注重抒写心境是这派词人的重要特征，也是这派词人对词的发展和贡献。骚雅派词人加强了词的表现自我的能力，丰富了词的抒情手段，在词史上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为了追求骚雅，又走上了过于隐晦、细小、破碎、缺少开阔意境与开阔手段的道路，将词带入一个狭小的天地，这对词的发展又起到了不利的限制作用。姜夔是这一词派的最高代表。

书法创作
　　姜夔也是一位书法家。他的《续书谱》仿效孙过庭《书谱》而撰写，但并非《书谱》之续。全卷分总论、真书、用笔、草书、用笔、用墨、行书、临摹、方圆、向背、位置、疏密、风神、迟速、笔势、情性、血脉、书丹等十八则，所论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实自抒其心得之语。是南宋书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 姜夔“崇晋贬唐”，反对俗书，和提倡文人意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相一致。但他对“唐法”并非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予以否定，而是用了大量篇幅对“法”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并从肯定和解释引申了“晋韵”古法。

音乐创作
　　姜夔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词曲作家，他的词调音乐无论在艺术上及思想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并具有独创性。姜夔的词调音乐创作继承了古代民间音乐的传统，对词调音乐的格律、曲式结构及音阶的使用有新的突破，并且形成了独特风格。

姜夔对于音乐史的主要贡献就是留给后人一部有“旁谱”的《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包括他自己的自度曲、古曲及词乐曲调。其代表曲有《扬州慢》、《杏花天影》、《疏影》、《暗香》等，成为南宋唯一词调曲谱传世的杰出音乐家。

《白石道人歌曲》是历史上注明作者的珍谱，也是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带有曲谱的宋代歌集，被视作“音乐史上的稀世珍宝”，其中有10首祀神曲《越九歌》、1首琴歌《古怨》、17首词体歌曲、一首《王梅令》、14首姜夔自己写的“自度曲”。他突破了词牌前后两段完全一致的套路，使乐曲的发展更为自由，在每首“自度曲”前，他都写有小序说明该曲的创作背景和动机，有的还介绍了演奏手法。

姜夔能娴熟地运用七声音阶和半音，使曲调显得清越秀丽，这与他独具一格的清刚婉丽、典雅蕴藉的词风结合得天衣无缝。杨万里称其有“裁云缝雾之构思，敲金戛云之奇声”。

自唐末战祸四起，经过近半个世纪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宫廷雅乐大受挫伤，大部分的宫廷音乐、乐人流入民间。自商周以来规模盛大、气势恢弘、象征着皇权政治与王朝文化的宫廷音乐，到了宋朝则开始让位于正在崛起的民间音乐艺术。为改进宋时较混乱的音乐生活局面，姜夔曾写《大乐议》献给朝廷，希望复兴宫廷音乐，但未受重用。《大乐议》代表宋代民间音乐艺术最高成就，更为后人提供了一份了解当时音乐状况的可贵的资料。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公元1154年，姜夔出生于饶州鄱阳的一个破落官宦之家，他父亲姜噩，是绍兴十八年进士，先后官任新喻县丞，汉阳知县，在知县任上病卒。

姜夔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任职地，父亲死后，十四岁的姜夔依靠姐姐，在汉川县山阳村度完少年时光，直到成年。因为著籍饶州鄱阳，姜夔曾于公元1174年至1183年，四次回家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

仕途不顺的姜夔四处流寓，曾涉足过扬州、江淮一带，后来又客居湖南。大约在1185年，认识了诗人萧德藻，因为情趣相投，两人结为忘年之交。

萧德藻是福建闽清人，绍兴十一年进士，曾官任龙川县丞、湖北参议，后调湖州乌丞县令，擅长作诗，与范成大、杨万里、陆游、尤袤齐名。由于赏识姜夔的才华，他特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姜夔。公元1186年冬天，萧德藻调官湖州，姜夔也决定和萧家随行。第二年暮春，萧德藻正式去湖州上任，途经杭州，介绍姜夔认识了著名诗人杨万里。杨万里对姜夔的诗词嗟赏不置，称赞他“为文无所不工”，酷似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也和他结为忘年之交。之后杨万里还专门写信，把他推荐给另一著名诗人范成大。范成大曾官任参知政事，当时已经告病回老家苏州休养，他读了姜夔的诗词，也极为喜欢，认为姜夔高雅脱俗，翰墨人品酷肖魏晋间人物。

寓居湖州
　　得到杨、范两位诗坛大家的揄扬，姜夔名声籍甚，此后寓居湖州达十多年。湖州弁山风景优美，公元1190年，他正式卜居弁山苕溪的白石洞天，朋友潘德久遂称他为“白石道人”。

姜夔为人潇洒不羁，以陆龟蒙自许，当时的名流士大夫都争相与他结交，连大学者朱熹也对他青眼相加，不但喜欢他的文章，还佩服他深通礼乐。著名词人辛弃疾对他的词也深为叹服，曾和他填词互相酬唱。

四处游历
　　在湖州居住期间，姜夔仍旧时时四处游历，往来于苏州、杭州、合肥、金陵、南昌等地，这些经历在他的词集和诗集中多有反映。公元1190年，他客游合肥，寓居赤阑桥，和范仲讷为邻，在合肥，他有相好的两位歌妓姐妹，彼此之间情深意厚，后来他做了很多诗词，纪念这段美好时光。

公元1191年，姜夔从合肥出发，泛巢湖，作《满江红》词，以浪漫的笔法和想像，讴歌巢湖仙姥，兼怀古叹今。这年夏天，又到金陵谒见杨万里，期间作了《醉吟商小品》词，怀念合肥情侣。秋天，再度奔赴合肥，作《凄凉犯》词，通过对合肥城邑荒凉景色的描写，抒发自己的忧国之思。姜夔和合肥姐妹的感情，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感情经历。从二十多岁认识这对姐妹以来，他有过多次合肥寓居之举，直到绍熙二年秋，那对姐妹离开合肥才止。他在这年作的《秋宵吟》中无可奈何的说：“卫娘何在，宋玉归来，两地暗萦绕。摇落江枫早，嫩约无凭，幽梦又杳。”对她们的离去表现出无比伤感和眷恋。同年冬天，姜夔再次来到苏州，谒见范成大，作《雪中访石湖》诗，范成大作诗见答。姜夔在范家踏雪赏梅，范成大向他征求歌咏梅花的诗句，姜夔填《暗香》、《疏影》二词，范成大让家妓习唱，音节谐婉，大为喜悦，特意把家妓小红赠送给姜夔。除夕之夜，姜夔在大雪之中乘舟从石湖返回苕溪之家，途中作有七绝十首，过苏州吴江垂虹桥之时，写下了“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名句。

公元1193年，姜夔大约三十九岁，他在杭州结识了世家公子张鉴。张鉴是南宋大将张俊的诸孙，家境豪富，在杭州、无锡都有田宅。他对姜夔的才华也很欣赏，因为姜夔屡试不售，曾经想出资为姜夔买官，但姜夔却不想用这种让人羞愧的方式进入仕途，婉言谢绝。此后姜夔经常出入张鉴家，相互作诗填词唱和。

移家杭州
　　公元1196年，萧德藻被侄子萧时父迎归池阳，姜夔在湖州失去依傍，遂干脆移家杭州，依附张鉴及其族兄张镃，后不再迁徙，在杭州居住终老。张鉴是姜夔晚年最好的知己，两人友谊极深，姜夔自己说：“十年相处，情甚骨肉。”公元1202年，张鉴死后，姜夔非常悲痛，作诗哀挽，可见其情意之深。

是时南宋朝廷定都杭州已经六七十年之久，原来的乐典散落。公元1197年，四十三岁的姜夔曾向朝廷献《大乐议》、《琴瑟考古图》，希望获得提拔，但朝廷没有重视。两年之后，姜夔再次向朝廷献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这次朝廷下诏允许他破格到礼部参加进士考试，但他仍旧落选，从此完全绝了仕途之念，以布衣终老。

公元1202年，自张鉴死后，姜夔生活开始逐年走向困顿，公元1204年三月，杭州发生火灾，尚书省、中书省、枢密院等政府机构都被延及，二千零七十多家民房也同时遭殃，姜夔的屋舍也在其列，家产图书几乎烧光，这对于姜夔无疑又是一个打击，由于亲朋好友相继故去，姜夔投靠无着，难以为生，六十岁之后，还不得不为衣食奔走于金陵、扬州之间。

最后结局
　　公元1221年，姜夔去世，他死后靠友朋吴潜等人捐资，才勉强葬于杭州钱塘门外的西马塍，这也是他晚年居住了十多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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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 （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南宋词人、文学家。祖籍济南，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宋德右间为义乌县（今年内属浙江）令。入元隐居不仕。自号四水潜夫。他的诗文都有成就，又能诗画音律，尤好藏弃校书，一生著述较丰。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志雅堂要杂钞》等杂著数十种。其词远祖清真，近法姜夔，风格清雅秀润，与吴文英并称“二窗”，词集名《频洲渔笛谱》、《草窗词》。"介绍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霄斋、苹洲、萧斋，晚年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弁阳啸翁、华不注山人，宋末曾任义乌令等职，南宋末年词人、文学家。祖籍济南，先人因随高宗南渡，流寓湖州，置业于弁山南。一说其祖后自湖州迁杭州，周密出生于杭州。宋宝祐间为义乌县令。景定二年，任浙西帅司幕官。咸淳初为两浙运司掾属。十年监丰储仓，端宗景炎闸知义乌县。宋亡，入元不仕，隐居弁山。后家业毁于大火，移居杭州癸辛街。

周密善诗词，能书画，雅好医药。他的笔记集《齐东野语》、《志雅堂杂钞》、《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等，多载当朝史事传闻、杏林轶事、民俗风情，是研究宋代文化史的珍贵索引。书中所载录的医事制度、医家史料、典籍训释、养生知识、各科医案，特别是治病疗疾的验方效剂，多为作者搜集、使用后的验证，大都真实可信。其作品《观潮》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上册。

尤其作品勤于辑录宋代文献。家藏图书极富。父周晋，积累旧书有4万卷。自称：家有三世积累，凡有书42000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1500余种。建藏书楼为“书种堂”、“志雅堂”、“浩然斋”等，常校雠其中。所著《齐东野语》亦简介历代藏书故实，对研究唐宋藏书史实有参考价值。编纂有《书种堂书目》、《志雅堂书目》，惜已早佚。

文学作品

周密为南宋末年雅词词派领袖，有词集《萍洲渔笛谱》 ，编有南宋词集《绝妙好词》《武林旧事》等，集132家作品，流传於世。周密曾作有《三姝媚》送王沂孙，王沂孙也赋词相和。周密、张炎，和王沂孙、蒋捷并称“宋末四大词家”。他虽出身望族，却无意仕进，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为平民，可谓一个“职业江湖雅人”，从其自号“草窗”便可见端倪。

从周密留下来作品中更可以窥见他充满雅趣的生活和经历。他在词、诗、书、杂文、画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诗词作品典雅浓丽、格律严谨，亦有时感之作。又能诗画音律，尤好藏弃校书，其词远祖清真，近法姜夔，风格清雅秀润，词风与吴文英齐名，时人并称“二窗”，为宋末格律词派的代表作家。与邓牧、谢翱等往还。

他曾作《志雅堂杂钞》录有关图画碑帖、诸玩、宝器、医药、阴阳算术、仙佛、书史等方面的知识。又撰《云烟过眼录》记载当时各家所藏奇珍古玩及评论书画。其《澄怀录》则是前人片断散文的辑录，其中多是古人写自然风光或田园生活的，表达他对林泉高致的向往。

《齐东野语》可补史传阙文，《武林旧事》掌故见闻广博。对保存宋代杭州京师风情及文艺、社会等史料，贡献很大。曾在吴兴家中设“书种”、“志雅”两座藏书楼，藏书42000余卷，及祖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1500余种。但生前已散去不少。

另著有笔记体史学著作《草窗旧事》、《癸辛杂识》、《浩然斋雅谈》等杂著数十种词集名《频洲渔笛谱》，入《彊邨丛书》；《草窗词》2卷。存词150余首。有《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排印本。《武林旧事》中《观潮》被选入初二课文。

评价

早期多惆怅之作，如〔木兰花慢〕《西湖十景》，韵美声谐，中期以后转为忧伤凄楚，多抒发思国怀乡之情，如〔拜星月慢〕“腻叶阴清”、〔秋霁〕“重到西泠”、〔玉京秋〕“烟水阔”、〔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等。他善自度曲，也有过分追求形式美的倾向。

医学贡献

在《武林旧事·卷八》中，周密记载了宋代宫廷产科制度的严密列出饮食禁忌、合用药材、催生物件等，这足以说明当时产科水平的高超。《齐东野语·卷十六》中，还有关于男科学的论述：“世有男子，虽娶妇而终身无嗣育者，谓之‘天阉’，世俗命之曰‘黄门’。”在《经验方》中，周密记叙了以胆矾治疗喉痹的经历。周密用这一家传方治疗数人喉痹，莫不应验。遂感叹道：“养生之家，不可不预储以备用。”周密在《志雅堂杂钞》中，也记载了多个治疗喉痹和喉蛾的单验方，简单实用。

《志雅堂杂钞》中，还有一则治疗痈疽恶疮初起方，用当归须、黄柏皮、羌活三味为细末，以金银花藤捣汁调敷疮头周围，可收毒托脓，消肿敛疮。周密曾因夏湿生足疡不愈而引发臁疮，敷糁膏濯至冬，仍糜烂不愈，痛痒杂作。友人俞和父见他蹒跚不便，便告他用淡齑水洗涤疮口后，用“驻车丸”研细，加乳香少许外敷，数日后果痊。此外，《曝日》中所记载的“负暄”即冬日里日光浴的保健习俗等，用香附、姜黄、甘草为细末，预防风瘴疫气等，都是宋代中医药文化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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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称石湖居士。汉族，平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宋诗人。谥文穆。从江西派入手，后学习中、晚唐诗，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诗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人物生平

早年仕途
　　范成大于宋钦宗靖康元年六月初四生于吴县，他幼年聪慧，十二岁时便遍读经史，十四岁时开始创作诗文。

绍兴十二年，宋高宗生母韦氏从金国回朝，范成大应试献赋颂，名列前茅。

绍兴十四年，在昆山坚严资福禅寺读书，十年不出。曾取唐人“只在此山中”句，自号此山居士。

绍兴二十四年，范成大登进士第。

绍兴二十六年，除任徽州司户参军，于此年春季抵任。

绍兴三十二年，前往临安，监管太平惠民和剂局。

隆兴元年四月，范成大任编类高宗圣政所检讨官，兼敕令所。

隆兴二年二月，除任枢密院编修官。十二月，任秘书省正字。

乾道元年三月，任校书郎。六月，兼国史院编修官。十一月，调任著作佐郎。

乾道二年二月，范成大任尚书吏部员外郎。三月，被人诬陷逾越等级，遭罢职，旋即领宫祠官。

乾道三年十二月，被朝廷起用为处州知州。次年五月，范成大入宫回答宋孝宗赵昚的提问，陈说力的内容包括三方面：日力、国力、人力，认为此时都被不急之务耗费，孝宗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七月，赴处州任。八月，抵达处州。范成大为处州创义役。其法规定：民以都保为单位，据役户多少和职役情况，各家按贫富输钱买田称义田，以所收田谷助当役者，民户按次序轮流亢役。义役既行，公私都称便。

乾道五年五月，朝廷召范成大为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乾道年间，规定以绢统计赃物数量，估价低而定罪重，范成大上奏说：“承平之时绢每匹不到一千钱，而估的价超过几倍。绍兴初年绢价递增了五分，价钱有三千足够了。如今绢实在贵，应当比当时的价格翻一倍。”赵昚吃惊地说：“这是使百姓陷入困境的法令条文。”于是绢价增为四千，而刑罚减轻了。 十二月，任起居舍人兼侍讲，仍兼实录院检讨官。

使不辱命
　　宋金签订隆兴和议时朝廷忘了议定受书的礼仪，赵昚曾为此感到后悔。乾道六年五月，赵昚任命范成大为起居郎、代理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观使兼侍读、丹阳郡开国公，充任祈请国信使，向金索求北宋诸帝陵寝之地，并请更定受书之仪。范成大因所奉国书仅语及陵寝事，请并载受书一事，赵昚不许。临行前他对范成大说：“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氊，理或有之。”左相陈俊卿因力主暂缓遣使而去位。吏部侍郎陈良祐因论不应遣使而罢官责居筠州。李焘惧而不敢行。范成大慨然而行，当时金国的迎接使者仰慕范成大的名声，以致效仿他戴巾帻。

到燕山后，范成大秘密地草拟奏章，具体论述接受国书的仪式，把它放入怀中。范成大首次呈进国书，言词慷慨，金朝君臣正认真倾听时，范成大忽然上奏道：“两朝已经结为叔侄关系，而受书礼仪没有确定，我这里有奏章。”于是把插在腰上的手板拿出。金世宗完颜雍大吃一惊，说：“这难道是献国书的地方？”金朝群臣用手板击他要他起来，范成大跪立不动，一定要把国书送上。不久，回到住所，完颜雍派伴使宣旨听候处理。范成大一直跪着要献上国书，金朝廷上议论纷纷，太子想杀死范成大，经越王阻止才作罢，范成大竟然得以保全气节而归。九月，成大返宋。完颜雍复书拒宋所请，只许赵昚奉迁陵寝，同意归还钦宗梓宫。范成大回国后写成使金日记《揽辔录》。

南宅交广
　　范成大归国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最初，赵昚书写崔寔铸钱之案，连及士大夫《政论》赐给辅臣，范成大上奏说：“御笔书《政论》，本意在于严格法纪，整顿积弊。而近日大理寺议定刑罚，顺次加重一级，这不是以严刑换取太平，而是残酷。”赵昚称他说的是明智的话。张说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范成大起草制书，扣留命令七天不下达，又上疏劝告，最终阻止了任命，但范成大也因此遭外调。

乾道七年，范成大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此即为“南宅交广”之行。

乾道八年腊月七日，范成大从家乡吴郡出发，南经湖州、余杭，至富阳而入富春江，随后经桐庐、兰溪入衢江，又经信州、贵溪、余干而到南昌，再入赣江。

乾道九年元月十二日，范成大至临江军，十四日游芗林和盘园，给范成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棵大梅、古梅，晚年隐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经营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并专门著有《梅谱》一卷。范成大后即入赣江支流袁水，过袁州、萍乡进入湖南境内。泛湘江南下，至衡山，并陆行经永州、全州。三月十日，范成大入桂林。

此次水陆路程共三千里，历时三月，著游记一卷，取韩愈咏桂林的“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诗意，取名为《骖鸾录》。

当时，广西贫乏，专靠盐利，漕臣又把盐利全部取走，于是所属县邑有增加盐价抑配卖给百姓的弊病，赵昚下诏恢复钞盐，漕司拘留钞钱平均分给所属各部，但钱没按时到。范成大到广西后，说：“有比这更至关重要的利害吗？”上疏赵昚说：“可以强制减去漕司强取的数目，以给各郡县使之宽裕，那么科卖抑配可以被禁止。”赵昚采纳了他的意见。几年后，广州盐商上书，乞求恢复客商贩盐，宰相同意他们的意见，拿出大量的银钱帮助他们。人们多认为不好，这个意见发给有关部门讨论，最终没能改变范成大的方法。旧法规定政府所买之马以四尺三寸为限度，赵昚下诏加到四寸以上，范成大说互市四十年，不应该突然改变。

西入巴蜀
　　淳熙二年，范成大受任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途中他上疏说：“吐蕃、青羌两次侵犯黎州，而奴儿结、蕃列等尤其狡黠，轻视中国。臣应当教练将兵，外修堡寨，还要讲明训练团结的方法，使人人能够作战，这三方面没有钱不行。”孝宗赐给度牒钱四十万缗。范成大还未就任，便由四川制置使改为管内制置使。范成大认为西南边境，黎州是要地，应增加能战的士兵五千，请设置路分都监。吐蕃入侵路线有十八条，全部修筑栅栏分别派兵戍守。奴儿结侵入安静寨，派飞山军一千人前往阻击，估计他们三天就会逃跑，结果果然如此。白水砦守将王文才私娶蛮族之女，常常带人攻打边境，范成大用重赏使蛮人互相怀疑，不久，王文才被俘获送到治所，范成大立即杀掉了他。蜀北边境过去有义士三万，是本地的民兵，监司、郡守私自役使他们，都统司又让他们与大军轮流戍边，范成大极力阻止，此事便未施行。蜀地名士孙松寿、樊汉广都不愿出来做官，范成大表彰他们的气节。凡是可用的人才，范成大全部招到幕下，用其所长，不拘于小节，其优秀突出的上书推荐，往往扬名于朝廷，位至二府。范成大在四川与陆游以文会友，成莫逆之交。

淳熙四年，范成大离任，五月底从成都万里桥出发，十月已巳进入吴郡的盘门。这次的行程比较简单：沿岷江入长江，然后一路过三峡，经湖北、江西入江苏，从镇江转常州、苏州。此行有游记二卷，取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意命名为《吴船录》。与前二录相比，此书篇幅最长，也最为后人推重。

东薄邓海
　　淳熙四年春，范成大卧病，请求奉祠。五月二十九日，离开成都。十月，返回临安召对，赵昚命他权任礼部尚书。淳熙五年正月，以礼部尚书知贡举。四月，以中大夫拜官参知政事兼权监修《国史》、《日历》。六月，遭谏官弹劾罢免，奉命主管祠观。淳熙七年，范成大被起用为明州知州兼沿海制置使，上奏请求罢除进献海物及前任、魏王赵恺移用的钱几万缗，来减少民力的消耗，获允准。

淳熙八年二月，朝廷因范成大“治郡有劳”，任命其为端明殿学士。三月，任建康知府。四月，范成大到任。在建康任上，他上奏调军队储蓄的二十万石米以赈饥民，并请减去租米五万石。淳熙九年八月，因范成大应对旱灾、赈济饥民有功，朝廷“转其一官”以奖赏。十一月，特授太中大夫。水盗徐五暗中兴事，号称“静江大将军”，范成大将其抓获诛杀。

淳熙十年，范成大除奏请开仓赈济饥民外，还下令境内驱捕飞蝗。因苦于风眩，从夏至秋，五次请求致仕，于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再次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退隐闲逸
　　范成大致仕后，在石湖度过了长达十年较为闲适而优裕的晚年生活，于淳熙十三年写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并于绍熙三年左右为家乡撰写了《吴郡志》。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起任福州知州。范成大多次请辞，均未获允，只得入朝召对，获赵昚慰劳，并赐丹砂及手书的苏轼诗两首，太子赵惇也赐“寿栎堂”三大字。其后又于延和殿论事。淳熙十六年，赴福州任，行至婺州，称病坚请奉祠，获朝廷允准。其后向新即位的赵惇上陈“当世要务”。同年，封吴郡开国侯。绍熙三年，朝廷加范成大为资政殿大学士，起知太平州。范成大多次请辞未获准，只得于五月就任。六月，次女逝世，范成大因而辞官回乡。绍熙四年，范成大于病中自编的诗文全集完成，命其子范莘向杨万里求《序》。秋季，范成大病重，上疏请求致仕。九月五日，范成大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朝命特赠五官。十二月十三日，归葬吴县至德乡上沙的赤山旁。后累赠少师、崇国公，谥号文穆。

介绍

范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汉族，平江吴县人。南宋诗人。存诗1900首。谥文穆。从江西派入手，后学习中、晚唐诗，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和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诗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反映农村生活的代表作是《四时田园杂兴》，共记60首，描写农村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遭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这是其中的一首，描写农村夏日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四季分别有12首。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相关事件

中兴四大诗人
　　范成大与杨万里年龄相仿，都是在北宋灭亡前后出生的，又同在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同列名于“中兴四大诗人”。不过范成大在仕途上更为得志，做到参知政事，晚年退职闲居。有《石湖居士诗集》。 范成大一度也深受江西派的影响，现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语言涩滞、堆垛典故的现象，和一些似禅非禅、似儒非儒的议论。不过，范成大在学江西诗风的同时，比较广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突破了江西诗风的笼罩。尤其许多近体诗，委婉清丽中带有峻拔之气，有他自己的特点。 点评: 词亦文之一体，昔人名作，亦有理脉可寻，所谓蛇灰、蚓线之妙。如范石湖眼儿媚萍乡道中云云，“春慵”紧接“困”字、“醉”字来，细极。 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袤号称“中兴四大诗人”。当时杨、陆的声名尤著。尤袤流传下的作品很少，成就也不高；杨、范虽比不上陆游，但都能摆脱江西诗派的牢笼，思想、艺术各有特色，不愧为南宋杰出的诗人。

杨万里对范成大的评价
　　杨万里评他的诗“清新妩媚”、“奔逸隽伟”，主要是指“点缀湖山”一类作品而言。其实范诗还有“婉峭”、“浅切”的一面。杨万里还说：“今海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这评价也欠公允。范是不能和陆游相比的。他深受佛、道影响，诗中消极颓废的东西还是不少的。

“旅行家”范成大
　　作为旅行家，范成大比不上徐霞客，但作为士大夫和诗人，范成大的精神世界却远比徐霞客这样的“专业”旅行家丰富
　　南宋乾道六年，45岁的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他作为“祈请使”，目的有二：一是求赵宋皇室陵墓所在的河南巩、洛之地，二是重议两国交换国书的礼仪。
　　此时距金灭北宋已40余年，南宋与金国划淮河为界，以“侄儿”的身份卑事金国。南宋想以“祈请”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与尊严，不啻于痴人说梦。就连宋孝帝本人也知道，此行不但没啥胜算，还凶多吉少，临行前他对范成大说：“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氊，理或有之。”这就是让他做好当苏武的心理准备了。

心情最为复杂的旅行
　　乾道六年使金，是他一生中心情最为复杂的一次旅行
　　范成大此行著有旅行日记一卷，名为《揽辔录》，取东汉名士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据此书记载，他于六月“出国门”，“八月戊午”渡淮出国界，十月“戊午”复渡淮归来，在金国境内逗留了两个月。中国现存最早的私人日记是唐李翱的《来南录》，到北宋时，士大夫作日记者已经很多，其中以王安石的《日录》篇幅最为浩繁，有八十卷之多，然而多记政事，实为一种私家史乘。而早期的私人日记多为篇幅短小的纪行之作。
　　范成大乃南宋诗坛巨匠，与陆游、杨万里等并称“中兴四大家”，以“清新妩丽”而又“奔逸俊伟”的诗风驰名于世。范成大是一个眼界开阔、感觉敏锐的观察者，对自然界的山水泉石充满热爱，对升斗细民的悲欢富于理解之同情；他有很强的好奇心，对于殊方异域、奇风异俗都报以强烈的兴趣；他官至宰辅，风节凛然，一生宦迹又极其广阔，故胸中千丘万壑，下笔气象万千。另一面，范成大又是一个内心丰富、情感真挚的人，无论是感时、忧国、悯农、刺政还是伤逝、惜别、叹老、思乡，他的诗里总有一些特别细腻而个性化的体察，用一句老话来说———他的诗里有“人”。
　　乾道六年使金，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为复杂的一次旅行，压抑、悲怆，而又满怀忠义豪情，因此《揽辔录》中的许多文字也特别感人。如写北宋旧都东京汴梁的残破：新宋门内“弥望悉荒墟”，“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凡东京一门一楼，皆罗列其旧名与“虏改”之新名，貌似简单的记录，而板荡之痛与黍离之思尽在其中。
　　更让人心碎的当然还是中原的遗民，沦陷已久，“民亦久习胡俗”，“男子髡顶”，“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然而父老“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老妪跪拜者尤多”……除《揽辔录》外，此次使金他还留下72首绝句，汇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
　　范成大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表现得风骨凛然，甚至连金主也认为“可以激励两国臣子”———弱国外交的极致也只能是争取一点精神上的尊严了。

他的抱负
　　他是打开了心胸和慧眼的诗人，他的饱览山川联系着“许国”的抱负
　　归国后，范成大得到朝廷的肯定，但很快又因刚直而被黜，于乾道七年受命出帅静江府，这就是“南宅交广”之行。这次旅行实际开始的时间已是乾道八年腊月七日，他从老家吴郡出发，南经湖州、余杭，至富阳而入风景如画的富春江。在余杭时与远送而来的亲友道别，场面极其伤感。之前更不得不将重病的乳母留在余杭，“分路时，心目刲断。世谓生离不如死别，信然。”
　　与众人别后二日就是除夕之夜，“发富阳。雪满千山，江色沈碧。夜，小霁。风急，寒甚。披使虏时所作棉袍，戴氊帽，作船头纵观，不胜清绝。”
　　此情此境此文，让人一见之下，永铭于心。试想身披两年之前去国北征的寒衣，胸怀着二日之前与亲友诀别的凄怆，于此除夜之际，置身于寒江的扁舟上，心绪如无限宇宙中的一点孤明，所谓“不胜清绝”者，实是无以言之而强为之言了。
　　溯富春江，经桐庐、兰溪入衢江，然后经常山县出浙江、入江西的信江，经信州、贵溪、余干而到南昌，登滕王阁；入赣江，乾道九年元月十二日至临江军，十四日游芗林和盘园———这两处都是当时著名的园林，给范成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棵大梅、古梅，晚年隐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经营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并专门著有《梅谱》一卷。
　　过临江军后即入赣江支流袁水，过袁州、萍乡进入湖南境内。泛湘江南下，至衡山，谒南岳庙，因病未登山，然后陆行经永州、全州，三月十日，入桂林。凡水陆路程三千里，历时三月，著游记一卷，取韩愈咏桂林的“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诗意，取名为《骖鸾录》。
　　毋庸置疑，范成大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旅人。
　　古代士大夫因仕宦而四处游历并非罕见，但大多数人只会写一些例行的文字，无论是登临怀古还是厌宦游、思故土，往往流于程式。这类诗人的作品，让你看不出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还是清代，也看不出他吟咏的是岭南还是中原，尤其重要的是，你看不到背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而范成大则是一个打开了心胸和慧眼的诗人，他笔下的风物很少是通用的，而是富于一时一地的特殊性，但又不是现实的实证主义镜像，而总是用他的情怀和风格提升着外在的世相。
　　作为旅行家，范成大当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作为士大夫和诗人，他的精神世界却要远比徐霞客这样的“专业”旅行家更丰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许国无功浪著鞭，天教饱识汉山川”———他的饱览山川是与“许国”的抱负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为了“许国”，他才经受了“三方皆走万里”的艰苦旅程。

他的向往
　　一生的漂泊已经沉淀在他内心，成为记忆中永恒的财富
　　士大夫是必须“兼济天下”的，然而作为诗人，范成大又始终非常向往乡居归隐的田园生活。
　　淳熙四年，范成大52岁，离四川制置使任，五月底从成都万里桥出发，十月已巳进入吴郡的盘门。和前两次怀着重重心事的旅行不一样，虽然与四川的同僚朋友分别不免伤感，这一次的回乡之旅压倒性的情绪是“归去来兮”的喜悦和轻松。这次的行程比较简单：沿岷江入长江，然后一路过三峡，经湖北、江西入江苏，从镇江转常州、苏州。此行有游记二卷，取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意命名为《吴船录》。与前二录相比，此书篇幅最长，也最为后人推重。
　　《吴船录》内容极丰富，除了记名山大川之美，如写峨眉山佛光之奇如在目前，状三峡湍流之险惊心动魄，也有许多人文历史方面的记载非常有价值，如记江州东、西林寺的唐代碑刻，抄录峨眉牛心寺释继业所著西域行程等，颇有史料价值。此书文章之美，不愧为中国山水文字中的典范。
　　从乾道八年十二月出盘门到淳熙四年入盘门，范成大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循环，从此结束了作为旅人的生涯。从四川归来过武昌时，他曾于中秋夜回忆自己十三年间，十一处见中秋，“其间相去或万里”，当时便想：若得自此“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淳熙九年，范成大终于遂愿退休，从此在石湖度过了长达十年闲适而优裕的晚年生活，写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并为家乡撰写了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方志：《吴郡志》。
　　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仍然对旅行充满向往，但毫无疑问的是，每当中秋赏月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从前度过中秋的那些地方：一生的漂泊已经沉淀在他内心，成为记忆中永恒的财富。

评价

范成大的作品在当时即有显著影响，到清初则影响尤大，有“家剑南而户石湖”之说。其诗风格轻巧，但好用僻典、佛典。晚年所作《四时田园杂兴》是其代表作，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谓之“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他同时还是著名的词作家，或许还可说是一位地理学家。有《石湖诗集》、《石湖词》、《桂海虞衡志》、《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吴郡志》等著作传世。

主要成就

政治
　　●范成大数次出任地方官员，从州守至制置使。他在职责范围内，兴利除弊，不遗余力。

1、知处州时，范成大创义役、复堤堰、兴水利、建桥梁。

2、出知静江府时，范成大厘盐政、奖士类修古迹。

3、出任四川制置使时，范成大减酒税、罢科籴、练将士、修堡寨、蠲租赋、荐人才。

4、知明州时，范成大蠲积欠、罢进奉。

5、知建康时，范成大举荒政、赈饥民、捐税敛、开军仓以济贫乏，移余财以代秋租。

他的这些为政举措，对减轻地方负担、改善百姓生活、促进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文学
　　范成大一度深受江西派的影响，现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语言涩滞、堆垛典故的现象，和一些似禅非禅、似儒非儒的议论。不过，范成大在学江西诗风的同时，比较广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乐神曲》等四首，便明言“效王建”，他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突破了江西诗风的笼罩。尤其许多近体诗，委婉清丽中带有峻拔之气，有他自己的特点。其诗风格轻巧，但好用僻典、佛典。

范成大曾长年在各地任地方官，周知四方风土人情，诗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阔。例如他描写民生疾苦的诗，继承了唐代杜甫及元、白、张、王新题乐府的传统，且以写法新颖生动而别具一格，像《后催租行》中借老农之口所说的“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手。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千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语气冷隽，但批判现实的力度并不亚于白居易诗的大声疾呼。

范成大诗中价值最高的是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他在使金途中所写的七十二首绝句，把自己在沦陷区的见闻感触一一纪之于诗，主要内容是描写沦陷区山河破碎的景象，中原人民遭受蹂躏、盼望光复的情形，凭吊古代爱国志士的遗迹以表示自己誓死报国的决心。如《青远店》、《州桥》、《双庙》等，反映了北方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他们的民族感情。南宋诗人描写中原的诗大多是出于想象，而范成大却亲临其境，所以感触格外深刻，描写格外真切，在当时的爱国主题诗歌中独树一帜。

范成大退隐石湖的十年中，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这组诗共60首七言绝句，每12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在古代诗歌史上，田园诗事实上大多是士大夫自抒隐逸情抒情诗，如王维、孟浩然诗中的田园风光都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外化而出现的。除了少数陶诗以外，古代田园诗中对田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农事反而是忽略不顾的，偶尔出现的樵夫、农人也往往被赋予隐士的性格。至于农村生活的主人公农民的劳作生活及其种种疾苦，唐代诗人如元稹、张籍等往往把此类内容写进《农家词》、《田家词》一类乐府诗中。这些诗中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在习惯上也不被看作田园诗。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范成大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谓之“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这类诗在南宋末期产生极大影响。

范成大还写了一些反映人民悲苦生活的小诗，如《夜坐有感》、《咏河市歌者》、《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范成大诗的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委婉，只有少数作品风格峭拔。范成大诗的艺术成就很高，然而其诗风的个性不够鲜明。

范成大的文赋在当时也享有盛名。词作情长意深，前期作品与秦观相近，后期作品则近于苏轼。他也写了一些应酬唱和、山川行旅、叹老嗟悲以至讲论佛典禅里之作。杨万里《石湖居士诗集序》说：“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僒。清新妩媚，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支字之陈陈，一唱之呜呜，不可得世。”

范成大的作品在南宋末年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到清初影响更大，当时流传着“家剑南而户石湖”的说法。

书法
　　范成大善书。其书法清新俊秀，典雅俊润，只可惜他为诗名所掩，书名不彰。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范成大“字宗黄庭坚、米芾，虽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范成大的书法曾受他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蔡夫人，是北宋四大书家之一蔡襄的孙女。

范成大传世墨迹，以尺牍简札居多。他在成都与陆游饮酒赋诗，落纸墨尚未燥，士女已万人传诵，被之乐府弦歌，题写素屏团扇，可惜这些墨迹都未传下来。现今所能见到的范成大手迹，以他54岁所书《明州赠佛照禅师诗碑》为第一，此碑早佚，但有宋拓本藏于日本东福寺。范成大现存的手迹还有《兹荷纪念札》、《垂海札》、《荔酥沙鱼札》等，他的行书《田园杂兴卷》也常为人们所乐道。 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说：范成大“归隐石湖时作即诗。无论竹枝、鹧鸪、家言，已曲尽吴中农囿故事矣！书法出入眉山、豫章，间有米颠笔，圆熟遒丽，生意郁然，真是二绝。”董史在《皇宋书录》称其：“近世以能书称”、“字宗山谷、米老，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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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四～一二九七），字谦之，一字子微，号本堂，晚年号嵩溪遗耄，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寄籍奉化。理宗宝祐四年（一二五六）进士，调监饶州商税。景定元年（一二六○），为白鹭书院山长，知安福县。"生平

陈著，鄞县人。宋朝词人。1214年生。宝祐四年进士。官著作郎，出知嘉兴府。忤贾似道，改临安通判。著有《本堂文集》九十四卷。

四年，除著作郎。以忤贾似道，出知嘉兴县。度宗咸淳三年，知嵊县。七年，迁通判扬州，寻改临安府签判转运判，擢太学博士。十年，以监察御史知台州。宋亡，隐居四明山中。元大德元年卒，年八十四。有《本堂文集》九十四卷，各本文字多残缺错漏，其中诗缺二卷。事见清樊景瑞撰《宋太傅陈本堂先生传》，清光绪《奉化县志》卷二三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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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祥（1132年－1169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汉族，简州（今属四川）人，生于明州鄞县。宋朝词人。著有《于湖集》40卷、《于湖词》1卷。其才思敏捷，词豪放爽朗，风格与苏轼相近，孝祥“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如何？’”"生平

少年英伟
　　公元1127年，北宋为女真金朝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同年宋高宗赵构在商丘称帝，建立了南宋政权。在南宋小朝廷与金朝常年对峙的风雨之中，发生了百姓大规模南迁避难的情况。张孝祥之父张祁亦率母领弟避难移居至明州鄞县（今浙江鄞县）。1132年，张孝祥出生在鄞县的方广寺的僧房中，并在鄞县生活到十三岁。
　　由于孝祥伯父张邵因不肯屈膝金朝而被拘禁在彼，而父张祁仅任小官，张家在鄞县又无田产，因此较之于陆游，朱熹，张元干等出身书香门第，家境富足的同时代文人境况不同，张孝祥是在贫苦中成长，如王质在《于湖集序》中所云 “故宋中书舍人奋起荒凉寂寞之乡”。
　　公元1144年，张祁举家返乡，然而并没有回故乡历阳，而是居于芜湖，芜湖位于长江之南，金人威胁较少。芜湖、于湖二县名字唐后混淆，因此张孝祥自号“于湖居士”，指代实际是芜湖，亦足见他对芜湖这一第二故乡的深厚感情。
　　张孝祥自幼资质过人，被视为天才儿童，《宋史》称他“读书一过目不忘”，《宣城张氏信谱传》说他“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公元1147年，张孝祥十六岁，通过了乡试，走出了迈向仕途的第一步。十八岁，孝祥在建康从蔡清宇学，二十二岁时，“再举冠里选” （张孝伯《张于湖先生集序》）。到二十三岁中状元前，事迹大致如此。作为一个出身”荒凉寂寞“的年青人，能在同时代文人中脱颖而出，必有不凡之处，归纳起来，一是才华卓绝，如时人对他的评价“天上张公子，少年观国光”（王十朋），其次也有英迈的性格，“谈笑翰墨，如风无踪”（张拭），“当其得意，诗酒淋漓，醉墨纵横，思飘月外”（杨万里）。从这些时人对他的评价中，可见他自少年时代起，便具潇洒倜傥的气质，英伟不羁性格。

高中状元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张孝祥二十三岁，参加廷试。高宗亲自将其擢为第一，居秦桧孙秦埙之上，同榜中进士的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此次科举考试，本来掌握在秦桧手中，因为高宗干预，孝祥才能得中状元。高中状元一事，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孝祥便站在了主战派一面，一则，他方第不久便上言为岳飞鸣冤，二则，他在朝堂上对秦桧党羽曹泳提亲“不答”，这一对主和派鲜明的反对立场，使得他得罪秦桧一党。桧指使党羽诬告其父张祁杀嫂谋反，将祁投入监狱，百般折磨，孝祥因此牵连受难，幸而秦桧不久身死，才结束了这段艰难的时期。

官场生涯
　　1154-1159年的五年中，张孝祥官居临安，接连异迁，直至升任为中书舍人，为皇帝执笔代言，平步青云之态，难免遭人嫉妒。汪彻一纸弹劾，使其丢官外任。罢官以后，孝祥回芜湖闲赋两年半，在此期间，金主完颜亮南下，虽无官职，张孝祥仍旧密切关注战局变化，并提出抗金计策，致书李显宗，王权等军事将领，据陈战略。他的好友同年进士虞允文（1110-1174）在采石矶大败金兵，迫使金主完颜亮移师扬州渡江，亮最终被部下叛将所杀，南宋朝廷得到相对的稳定—— 听闻此事后，孝祥当即作了一首《水调歌头· 闻采石矶战胜》，词中所呼“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表达了他渴望能够建功立业，做一番事业的心情。采石战后，他赴建康，谒南宋主战重臣张浚，席上赋《六州歌头》词，慷慨激愤，张浚为之罢席。其爱国拳拳之心可鉴。
　　1162年，孝祥复官，知抚州。1163年，孝宗即位，知平江府，时值宋军遭符离之败，损失惨重。1164年，张浚推荐孝祥，称其“可负事任”，升迁为中书舍人，迁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领建康留守，尽管当时因为军事失利，朝廷内议和声大起，张孝祥仍旧坚持自己主战收复中原的理想，向孝宗奏议。四月，张浚罢黜，八月逝世。十月，孝祥被罢免知建康府。主战派完全失败。汤思退指使尹樯弹劾孝祥，孝祥因此第二次在政治生涯上遭到打击和排斥。虽然被打击重重，但是在无情政治斗争中，张孝祥更加坚定了自己主战的政治主张，认为只要能不懈奋斗，就能成功收复中原，而一味求和苟安，是不可取的。（参加《太平州学记》）
　　1165-1166年，孝祥复官静江府。1167-1168，孝祥知潭州。1168-1169年三月，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1169年三月，孝祥请祠侍亲获准，回乡退隐，绝意仕途。
　　在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中，张孝祥几番起落，终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后黯然离开官场时的心情是抑郁的，但是他为官期间，颇有治才，怀着“恻袒爱民之诚心”，政绩卓著。在抚州时他身先士卒，一人单马与乱兵对峙，干净利落的平定了兵乱，离开抚州之时，父老夹道相送。在平江时，他惩治大姓奸商，收缴其米仓，第二年饥荒，用收缴的粮食接济灾民；浙东大水，两次上疏请不催两浙积欠，由于他的努力，朝廷从其所请，使得万千灾民得以生存。在建康时，孝祥专心治理水患，为民请命，招抚流民，处理妥当，足见其才能与魄力。在潭州时，孝祥关注农事，勤勉公事，善待于民，使得“狱事清静，庭无留滞”（《敬简堂记》）。最终在荆州任上，尽管不过短短数月，心境对朝廷的失望而愈发沉郁，孝祥仍旧尽忠职守，加强武备，整修军塞，筑堤防洪，建仓储粮，置万盈仓以储漕运。而在其第二故乡芜湖，张孝祥更是捐出自己的三百亩田地为湖，疏通水源，为芜湖开通“水泽地脉”——今日镜湖便可为证。
　　纵观孝祥出守六郡，所至皆有惠政，本着爱民之心，能因地制宜，做出不同的政策，切合百姓的要求，所以每能创出佳绩，受到人们的敬重和怀念。

英年早逝
　　1169年三月，孝祥返还芜湖。七月，得急病而逝。卒年三十八岁。英年早逝，殊让人为之叹息。对于其死因，据周密《齐东野语》：以当暑送虞雍公（虞允文），饮芜湖舟中，中暑卒。
　　张孝祥的死是让人意外的，孝宗有用才不尽的叹息，他的好友，张浚之子，著名理学家张拭更是哀悼，著文以悼之曰：
　　嗟呼！如君而止斯耶？其英迈豪特之气，其复可得耶？其如长江，巨河奔逸汹涌，渺然无际，而独不见其东汇溟渤之时耶？又如骅骝，绿耳追风绝尘，一日千里，而独不见其日暮锐驾之所耶？此拭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
　　孝祥死后葬于建康上元县钟山之清国寺。今墓存于南京江浦老山。

爱情婚姻

正妻时氏
　　张孝祥正娶妻子为表妹时氏，时氏当在1159年前卒于临安，除却简短的悼文三则外，《于湖集》中并无一词、一诗、一文提到时氏，双方感情应该是平淡的。

情人李氏
　　23岁中状元时，秦桧党羽曹泳在朝堂上当众为女儿向张孝祥提亲，孝祥“不答”，当时他的身份是未婚的。但其实，早在十六岁时，他便同一位姓李的女子同居生子，儿子张同之，后来终生至仕。但在当时，李氏一直没有在张家取得合法地位，族谱中亦没有将她的名字收录其中，从1971年偶然发现的张同之的墓志铭上，更附为证。宛敏灏先生认为，孝祥在与时氏结婚前，被迫将李氏与同之送走，李氏入道观出家，从此二人再未谋面。《于湖词》中本来有几首意义晦涩的情词因此得解，其实是张孝祥怀念李氏之作，如《念奴娇·风帆更起》，《木兰花慢·送归云去雁》，《木兰花慢·紫箫吹散后》，阐述了词人对失去情人，痛别爱子的哀痛，悔恨与凄凉的心情。李氏究竟身份如何，这段感情因何要到被迫送别妻子，还是不解之谜，唯一可知的是，较之时氏，张孝祥对李氏的感情深厚得多。

介绍

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本蜀之简州（今四川简阳市）人，先世移居历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生于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南宋著名词人，书法家。父亲张祁，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少年时阖家迁居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高宗（赵构）亲擢为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由于上书为岳飞辩冤，为当时权相秦桧所忌，诬陷其父张祁有反谋，并将其父下狱。次年秦桧死，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1163年，张浚出兵北伐，被任为建康留守。此外还出任过抚州，平江，静江，潭州等地的地方长官。乾道五年（1169年），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是年夏于芜湖病死，葬南京江浦老山。年三十八岁。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传世。《全宋词》辑录其223首词。

文学成就

诗
　　相较词作流传之广，张孝祥的诗闻名度不高。较之词作，于湖诗追求的是另一种文学境界，韩元吉称之为“清婉而俊逸”，他的诗明显受宋诗的气质影响，学杜，学苏，承受江西诗派影响。诗作内容包含对国事的忧怀，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及羁旅感怀，其中尤以感怀诗最佳，体现了其诗风的清婉俊逸，诗意的深隽奇正和诗韵的平实简淡。譬如《宵征》中“竹舆出林薄，十里月渐明，光彩散草木，凉意浸冠缨”，风格较其词的豪气，诗情主体清淡。

词
　　张孝祥作为南宋初期著名文人，其文体靡所不该，而忧国慨敌的情怀无所不在。客观而言，张孝祥的文不如诗，而诗则不如词。其词“豪壮典丽”，并不局限于一种文风，而尤以忠愤悲慨的爱国词为世所名。
　　总观张孝祥的爱国词作，字里行间无一不表达了他对故国的哀思长怀，对北伐中原的讴歌颂扬和对萎靡国事的感愤悲慨：如《浣溪沙·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写“万里中原烽火北”，表达了对在金人统治下的北中国的怀念；《水调歌头·和庞佑父》以“剪烛看吴钩”，“击楫誓中流”，表达北伐抗敌的热情。他的代表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概括了自绍兴和议、隆兴元年符离兵败后20余年间的社会状况，对于南宋王朝不修边备、不用贤才、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词中写道：“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据说当时他在建康留守席上赋此词，张浚读了之后深为感动，为之罢席而去（《说郛》引《朝野遗记》）。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这首词“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可见其影响之大。
　　除却立意鲜明的爱国词作外，张孝祥的咏怀词也因其英姿奇气的高雅格调而为人称颂，此类写景寄情、因事立意之作，如《念奴娇·离思》《水调歌头·泛湘江》，通过对江上“处处风波恶”的描绘和对屈原的吊念，表达了自己“天涯漂泊”和无辜被黜的感慨，隐约而含蓄的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而通过笔下描绘的旷朗情境，亦展示了自我胸怀。这一种经常流露的放旷、豁达的人生态度，显然是受到苏轼很深的影响，譬如《西江月·洞庭》的“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浣溪沙》的“已是人间不系舟，此心元自不惊鸥，卧看骇浪与天浮”等，在清疏淡远的韵调中隐含着作者在饱受打击之后的牢骚不平。又如《念奴娇·过洞庭》是乾道二年（1166）因受谗毁罢官后自桂林北归的途中所作。上阕描写“表里俱澄澈”的洞庭湖景色，下阕抒发“肝肺皆冰雪”的高洁胸怀，被前人推为其词作中最杰出的一首。这类词作境界清疏空阔，情调凄凉萧飒，虽然没有直接写社会现实，但却呈现出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色彩。
　　除却同国事紧密相关的爱国咏怀词外，张孝祥的情词也别具风格。其情词深婉清丽，情切意深，佳作尤推思念情人李氏的几首作品，譬如《念奴娇·风帆更起》中，“别岸风烟，孤舟灯火，今夕知何处？不如江月，照伊清夜同去。”面对与爱人被迫分别，他的内心是自责而痛苦的，江月可以随人，而人不如月，身不由己，只能“默想音容，遥怜儿女，独立衡皋暮。” 又展现了词人另一面多情的内心世界。
　　张孝祥的才情也能从其随手拈来的早期写景小词中领略十分，这类写景词清雅流丽，其中有许多描绘临安景色的作品，譬如《西江月》中描绘西湖春色的“十里轻红自笑，两山浓翠相呼”，或《菩萨蛮》中“吴波细卷东风急，斜阳半落苍烟湿”。临安不仅有清雅秀丽的一面，也有繁华热闹的一面，譬如《鹧鸪天·春情》中描绘的“杏花未遇疏疏雨，杨柳初摇短短风”、“行行又入笙歌里，人在珠帘第几重？” 写出了杭州春日郊游盛况，读来仿佛入画境，春意盎然。—— 可见张孝祥词作无论选材范畴，还是表现手法并不局限一隅。
　　据说张孝祥“平昔为词，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初若不经意，反复究观，未有一字无来处……所谓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 （汤衡《张紫微雅词序》） 因为是凭借激情进行创作，所以情感连贯，热情澎湃，语言流畅自然，又能融汇前人诗句而不见雕琢痕迹。 查礼说：“于湖词声律宏迈，音节振拔，气雄而调雅，意缓而语峭”（《铜鼓书堂遗稿》），正概括了张孝祥词的基本特点。他写词也是有意地学习苏轼，评论者也多以为二人极其相似，如汤衡说：“自仇池（苏轼）仙去，能继其轨者，非公其谁与哉？”（《张紫微雅词序》）
　　张孝祥与张元干一起号称南渡初期词坛双璧。张孝祥词上承苏轼，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是南宋词坛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词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文
　　张孝祥文章，在当时就受到很高的评价，观《于湖居士文集》，文集十六至二十卷是他的政论、奏议、内外制等。这类文章，用词精炼，想法独到。较之奏议文，因张孝祥曾两任中书舍人，为皇帝代言，因此其四六应制文，词翰爽美，虽是公文，却并不呆板，气质古雅，晓畅自然，为时所誉。孝祥所撰游记不多，但所存数篇文字清隽，气质飘逸，写景优秀，譬如《观月记》。

书法艺术

张孝祥的书法在南宋一代名气甚著，高宗说他“必将名世”，孝宗亦在张孝祥去世后见到他遗墨“心实敬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南宋朝诸多名家文人，都对孝祥的书法推崇有加。陆游谓“紫薇张舍人书帖为当时所贵重，锦囊玉轴，无家无之。” —— 可见当时受欢迎程度之高。朱熹语曰“安国天资敏妙，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其作字皆得古人用笔意。使其老寿，更加学力，当益奇伟。” ——赞赏之余，对其早逝也深表惋惜。杨万里称“张安国书甚真而放，然学之者未尝见公之足于户下者也。” —— 欣赏之情可见。更有曹勋，王十朋，岳珂，董更，谷中等，都对张孝祥书法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张孝祥书法作为南宋著名书法家，其渊源甚广。孝祥并不局限于一家之长，而是广学各家所能，从而熔铸出自己的风格。其中尤以“学颜”，“崇米”为著。他的书法，一方面有颜真卿书法遒劲雄伟，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之态，一方面也有米芾书法的笔势奔放，秀拔清朗的面貌。除了揣摩前人墨迹，勤奋苦练之外，他也虚心求教当时书法名家刘岑，提高草书水平。总体而言，张孝祥各类书体皆通，而行草尤具飘逸奔放之势——这和他本身潇洒不羁的性格分不开，但同时，其字个体本身极具颜体的阳刚之美，力道遒劲，“观之者壮”，而力壮之下，却难掩其字清劲挺拔的英秀气质，正如“枯竹折松，驾雪凌霜”（曹勋《跋张安国草书》），可谓”笔力雄健，骨相奇伟，风格飘逸，气质清劲，并能自出新意“。他的书法盛行于南宋前期，在两宋书坛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孝祥的书迹传世甚少，今天尚能看到的只有六副作品：
　　1 《静安府帖》
　　2 《临存帖》
　　3 《关辙帖》
　　4 《泾川帖》
　　5 《柴沟帖》
　　6 跋《黄庭坚书伏波神祠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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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潜（1195—1262） 字毅夫，号履斋，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宁宗嘉定十年（1217）举进士第一，授承事郎，迁江东安抚留守。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崇国公。次年罢相，开庆元年（1259）元兵南侵攻鄂州，被任为左丞相，封庆国公，后改许国公。被贾似道等人排挤，罢相，谪建昌军，徙潮州、循州。与姜夔、吴文英等交往，但词风却更近于辛弃疾。其词多抒发济时忧国的抱负与报国无门的悲愤。格调沉郁，感慨特深。著有《履斋遗集》，词集有《履斋诗余》。"三沙书院

吴潜出生在名宦之家，其曾祖、祖父、伯父、父亲均是当朝名儒。父亲吴柔胜乃程、朱理学的饱学之仕，治学极为严谨，为南宋理学的复兴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吴潜少小天资聪慧，读书过目不忘，作文急促而就，加之书香门第的耳濡目染，从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庆元是南宋重要的军事重地，吴潜在此担任较长时间的知府兼沿海制置使，他在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同时，尤其重视平民教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作时亭及诸生祠，先后有几千子弟入学，并给于穷苦的学童以食宿的周给。一时家咏人习，学风蔚然。社会风气也得以大大淳化，“昔日荡无纪纲，而今粗知理法”。

又主篡修编了《四明续志》十二卷，这部珍贵的志书，现已成为了解宋、元时期边防、边贸、教育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吴潜在庆元为政时期，边防巩固、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教育发展，离任时，百姓匍伏挽留，热泪相送。

循州东山寺不仅是善男信女顶礼膜拜之地，也是尊师重教之地。吴潜罢官贬谪循州期间，在东山寺创设了“三沙书院”，又名“东山书院”，常偕士大夫、文人墨客在此讲授道经，并收取了过百余名学生，他以饱满的热情，向循州学人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南宋理学，开启了潮汕地区启蒙教育的先河。

吴潜几度在地方任职，对平民教育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为推动程、朱理学的发展和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吴潜诗词及在南宋词坛上的地位词者诗余也。两宋时期是中国词发展的颠峰时代，大家蜂起，佳作迭出，吴潜就是这群星闪耀中的一颗。他的词风激昂凄劲，慷慨悲怆，题材广泛，主要是抒发济时忧国的抱负，也常吐露个人理想受压抑的悲愤，与稼轩词媲美。吴潜与同时代的文人骚客多有诗词唱和往来，著名词人吴文英即出其门下，任其幕僚。吴潜存世词作共计268首，《全宋词》收有其词256首，在南宋词坛占有重要地位，是南宋著名的实力词人，为南宋一大家。

明人梅鼎祚将吴潜著作整理成《履斋诗馀》、《许国公奏稿》等传世。

吴潜多篇诗词描写了家乡的美丽风光、山村生活的怡然自得以及小住家乡时不争而闲适的愉快心情。如吴潜在50岁时回忆家乡皖南和儿时生活写下的14首《望江南》词，每首均以“家山好”开头，情真意切，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之死

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

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

这首南宋无名氏所作的《长相思》，里面提及的吴、贾两个“循州”，正是南宋理宗时的状元丞相吴潜与恶贯满盈的大奸臣、蟋蟀宰相贾似道。这一忠一奸，他们相隔15年，先后被贬循州。

景定二年，奸臣贾似道罗织罪名，吴潜被罢相，年近70岁流放到循州。吴潜看到循州城常受东龙江洪水威胁，东山寺北面和西边的大片农田亦十年九涝，便发动邑人，修建了大路田防洪大堤。吴潜致力为百姓造福，“政绩斐然”，“百姓勒碑纪念”。

贾似道惧怕吴潜会东山再起，指派武臣刘宗申到循州当知州，暗中陷害吴潜。景定三年，吴潜在循州暴卒。有人认为是被刘宗申毒死的。吴潜早有预知，对人说：“吾将逝也，夜必雷风大作”，是夜，果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吴潜撰遗表，作诗颂，端坐而逝。他在临终前写有《谢世诗》、《谢世颂》各三首。循州百姓闻此噩耗，无不失声痛哭。

贾似道被贬循州，沿途百姓认为，他经过当地，将带来晦气，于是纷纷张贴檄文驱逐，贾狼狈不堪。当时负责押送贾似道的官员郑虎臣.他们走到一所古寺中歇息时，墙壁上有吴潜贬循州过此地时的题字。郑虎臣大声责问：“贾团练，吴丞相何以到此？”贾似道羞愧难言。9月，贾似道到达福建漳州城南的木棉庵。郑虎臣多次催他自尽，贾似道贪恋余生，不肯寻死。郑虎臣说：“我为天下杀你，虽死何憾！”便将贾似道锤杀。

吴潜之死朝野震惊，时人写下了不少哀悼、纪念他的诗文。南宋后期，曾有两个文韬武略“状元宰相”，一个是吴潜，另一个是文天祥，这两个“状元宰相”都是南宋股肱之臣，虽然后来都遭遇不幸，却万世流芳，为后人景仰，时人将他们的才华和道德比做北宋时期的名相司马光和寇准。

1261年，年近70的吴潜被罢相，流放到循州，仍竭力为百姓造福，受到百姓爱戴，“百姓勒碑纪念，将吴潜曾寓居的仙塔下的古寺，改名为“正相寺”，塔亦因名“正相塔”。1989年，广东省政府将“正相塔”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休宁县“状元博物馆”落成对公众开放。休宁县高调亮出这张具有浓郁文化特色的名片，一时声誉鹊起。我市“状元宰相”——吴潜，排在了该县十九名文武状元之首。

2008年3月8日,纪念宋状元宰相吴潜诞辰811周年特刊的定稿会在泉州召开。会议参观了泉州市重点文物保单位——吴氏宗祠。宗祠正厅为《状元宰相》匾额，系为南宋状元宰相吴潜所题。

此外，宣城的“状元路”“状元桥”，浙江德清的“状元故里”、江苏溧水、高淳的“吴门三贤”，都因留下状元宰相吴潜的印迹，而成为当地宝贵的文化资源。

墓地

出南安东田镇沿南同公路车行5公里，顺山路行至湖尾山坡谷,映入眼帘的是南宋状元宰相吴潜墓。湖尾山从南安最高峰芹山之脉逶迤而来,吴潜墓坐落在半山坡。一路草木苍翠,新绿扑眼;山涧流泉淙淙,山风送来阵阵花香。墓丘坐北向南,远望巍巍芹山高入天穹,环视四周,青松翠竹,如黛如染。墓前面对仙洞山,坡下田园阡陌尽收眼底,显得视野开阔。如此风水宝地,安息着一代名相,至今已经有700年沧桑风雨了。

民族英雄

宋朝时期，来自倭、高丽的海盗就已对我边防构成了严重威胁，沿江制置吴潜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

宝祐年间，吴潜任沿江制置时，订立了“义船法”。他命令三郡所属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有财力的人，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如“一郡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力，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着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浒，不时轮番下海巡视。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竞出大舟以听调拨。旦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

又设永平寨于夜飞山，统以偏校，饷以生券，给以军舰，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设向头寨，外防倭、丽，内蔽京师。又立烽燧，分为三路，皆发轫于招宝山，一达大洋壁下山，一达向头寨，一达本府看教亭。从亭密传一牌，竟达辕帐。而沿江沿海，号火疾驰，观者悚惕。

并创设定海水军的港口招宝山自至壁下山的——“海上十二铺”。这绵延百余里的“海上十二铺”，构成了一个海上长城，对来自倭、丽的威胁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面对这样的“军民联防”，明朝冯梦龙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水利专家

它山堰位于宁波市鄞江，是中国古代闻名于世的四大水利工程之一，198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仍发挥其阻咸、蓄淡、泄洪、引灌的水利功能。吴潜担任浙东制置使时修洪水湾塘三坝，外泄江潮，内增官池蓄水，为阻隔江河之巨防，成为它山堰的重要配套工程。另修“吴公塘”、大西坝、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工程。这些13世纪的水利工程，历经800年风雨，有的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惠泽万民，造福后人。

1259年的秋天淫雨绵绵，河水在秋雨中不断上涨，当地人称为“秋潦”。秋天的潦水使制置使吴潜坐立不安了。按规定，由他直接控制各地水闸的开启和闭合。提前放闸就会浪费水资源，而延迟泄放又可能造成水灾。他在等待四乡的地保把水情报上来，然后命令决定何时放水。四乡的地保，有些远在数十公里之外，早上徒步出发，要到傍晚才能到达州城。于是，他雇了一条小船摇到城外视察水情。他回城的时候，制置使忽然灵机一动：城外的河流与城内的河流不是沟通的吗？那么城外和城内的水面应该在同一平面上，在这子城边上，就能察看平原的水位。聪明的制置使拣了块石头，在上面刻上一条水位警戒线，作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然后推算了关闸闭水的标准线。并在两线之间画了一条虚线，以示正常水位。从此，在宁波城内平桥下设水则，以测算出各处水情，宁波的水闸就不必再等四乡的地保，首席官员一看警戒线，就可下令开合水闸。这三条线，是中国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

吴潜还于宝祐四年重建宁波鄞西高桥，形成至今的规模。高桥入选1998年的《宁波十大名桥》。高桥在建筑史、军事史、交通史、民俗史上都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已作为浙东历史文化的重要名胜古迹，受到世世代代的保护。

贡献

吴潜是南宋词坛的重要词人。词风激昂凄劲，题材广泛，主要是抒发济时忧国的抱负，也常吐露个人理想受压抑的悲愤。““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是他壮志未酬的自我写照。吴潜也能诗,多为纪游、即事之作,有的也抒发”“丈夫勋业在安边””，二十三岁的吴潜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第一，成为宁国1300年科举考试中唯一的状元。吴潜初授承事郎、签镇东军节度，后逐步升迁，历任太府卿表权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东安抚留守、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权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工部尚书，以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淳祐十一年，入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开庆元年拜左丞相兼枢密使。

吴潜为人正直不阿，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权掌六部，他都以正直无私、忧国忧民、忠义爱国闻名。时值南宋末年，蒙古大军不断南侵，吴潜于民族危亡之际出任宰相，颇想力挽狂澜，救国家于不坠。他曾对宋理宗赵昀惊呼：“国家之不能无敝，犹人之不能无病。今日之病，不但仓、扁望之而惊，庸医亦望而惊矣！”又曾上书议政：“边事当鉴前撤以图新功，楮弊当权新制以解后忧”。在上丞相史弥远论政事中，提出：“一格君心，二节奉给，三振恤都民，四用老成廉洁之人.五用良将以御外患，六革吏弊以新治道。”对蒙古，吴潜主张和、守、战三者结合：“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但是，由于南宋王朝的腐败，吴潜的雄图大略成空。景定三年，他因反对立赵禥为太子。惹怒了宋理宗，被革去丞相之职，贬黜广东潮州，任循州安置。不久，吴潜即忧愤去世。后来赵宋王朝为吴潜恢复荣誉，追赠少师。

传说吴潜去世前自知死日，曾对人说：“我将逝，夜必雷风大作。”他临死前，果然风雷大作，四鼓开霁，吴潜撰作遗表，作诗颂，端坐而逝。百姓闻之，无不嗟叹悲恸。德祐元年，祸国殃民贾似道被贬官抄家，由县尉郑虎臣押解循州安置。途经福建一古寺，郑虎臣见壁上有吴潜南行所题字，不禁忿忿不平地问贾似道：“吴丞相何以至于此。”贾似道脸露愧色，不敢回答。至漳州时，因知府赵介如为贾似道门客，竟设宴为贾洗尘。郑虎臣暗自思忖：潮汕贾氏门徒甚多，一旦入粤境，杀贾难以得手。出漳州城时，遂果断将贾处死于木棉庵内。赵介如闻之，便前往哭祭道：“呜呼，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只此四句，道出二相的死因。一忠一奸，天理报应，昭然若揭。赵宋王朝后来为吴潜恢复荣誉，追赠少师。因此，在《义门吴氏谱》中，吴潜便有“公贤相状元左右丞吏兵工三部尚书枢密使封金陵郡开国公加封崇国相国庆国改封许国公赠少师”的冗长头衔。

为旌表吴潜及族人，吴潜故里云梯建有“三贤祠”，宁国县城敕建有“状元坊”。

开庆元年，理宗封诰曰：吴潜“天资忠亮，问学渊深。负经纶致远之才，抱博古通今之蕴。指陈谠论既有保安社稷之谋，措置时宜尤着沥胆洗心之策”。

《义门吴氏谱》中称吴潜为：“宋贤相状元左右丞吏兵工三部尚书枢密使封金陵郡侯金陵郡开国公加崇国相国庆祝国改封许国公赠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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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1187～1269) 南宋诗人、词人、诗论家。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宋末文坛领袖，辛派词人的重要代表，词风豪迈慷慨。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晚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提出了许多革新理论。"轶事：刘克庄王迈戏联轶事

据宋周密《齐东野语》有载：宋朝蔡襄与陈亚互相友善。一日，以谑语嘲其名而出对。蔡出对：“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应声对云：“蔡襄无口便成衰。”又有刘颁曾经戏谑王觌，而云：“公何故见卖？”王觌：“卖公直甚分文。”此例颇多，纯属巧谑。

南宋时期，莆仙有二位爱国诗人。一是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居士。于宋淳祐六年特赐同进士出身，后兼国史院编修官。仙游王迈，字贯之，号臞轩，宋嘉定十年进士，官至知邵武军。刘与王是诗友，常以诗唱酬，互为调侃。

《齐东野语》有载：宋杨平舟以枢椽出任莆阳太守。当时刘克庄与同乡刘希仁，俱以史官身份在故里定居。一日，群集莆仙诸多才子会宴。王迈以此借题出对助兴。出对为：“大编修，小编修，同赴编修之会”。因杨氏与刘氏同是编修，而等级不同。刘克庄当即而道：“欲属对不难，不可见怒”。王迈坦然表示见闻。刘应对云：“前通判，后通判，但闻通判之名”。因王迈有五次调升通判正官职未得，仅是副职。王迈又出对，是将刘克庄之名拆开戏对。对为：“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壮，二十年后何其不壮？”刘克庄遂即对曰：“二画，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后何其不遇？”联对熨贴善谑，传为美谈。

文学成就

词方面
　　刘克庄论词，推崇辛弃疾、陆游，对辛弃疾评价尤高。他的词以爱国思想内容与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时，在辛派词人“三刘”中成就最大，甚至被认为“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沁园春〕《梦孚若》、〔玉楼春〕《戏林推》等词,是他的代表作。或悲痛“长安不见”,或慨叹“功名未立”，诸如〔玉楼春〕《戏林推》中“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等名句,爱国情深,沉郁苍凉,确乎“壮语亦可起懦”。此外，像〔鹊桥仙〕、《乡守赵寺丞生日》要求“更将补纳放宽些，便是个西京循吏”,直是以词为民请命,在别的词家中这样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刘熙载注意到刘克庄不屑于剪红刻翠，认为“后村〔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转,总不涉闺情春怨。’……意殆自寓其词品耶？”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词“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纵横排宕，亦颇自豪，然于此事究非当家”。这是偏颇之见。实际刘克庄也不乏清切婉丽之作，如咏海棠的〔卜算子〕、咏舞女的〔清平乐〕等词即是。其缺点在于有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消极颓丧，语言过于议论化、散文化。应酬的寿词太多，亦是一病。

散文方面
　　刘克庄在诗、词之外，尚有不少散文著作。纪昀等人认为他的文章“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而在当时则以表制诰启见称。刘克庄生前曾自编文集,嘱林希逸为序,继有后、续、新三集，其季子山甫汇为《大全集》200卷。《四部丛刊》收《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系影印抄本。词集有《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1卷，《□村丛书》本《后村长短句》5卷，今人钱仲联有《后村词笺注》4卷。

生平

刘克庄 南宋诗人、词人、诗论家。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宋末文坛领袖，辛派词人的重要代表，词风豪迈慷慨。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晚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提出了许多革新理论。初名灼，师事真德秀。宁宗嘉定二年补将仕郎，调靖安簿，始更今名。江淮制置使李珏任为沿江制司准遣，随即知建阳县。因咏《落梅》诗得罪朝廷，闲废十年。后通判潮州，改吉州。理宗端平二年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后出知漳州，改袁州。淳祐三年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六年，理宗以其"“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同进士出身,秘书 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景定三年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五年因眼疾离职。度宗咸淳四年特授龙图阁学士。第二年去世，谥文定。他晚年趋奉贾似道。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但他也曾仗义执言，抨击时弊，弹劾权臣。胡适先生在其所著的《白话文学史》说过，刘“有悲壮的感情，高尚的见解，伟大的才气”。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说当时人“言诗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在南宋后期号称一代文宗。

刘克庄早年与四灵派翁卷、赵师秀等人交往，诗歌创作受他们影响，学晚唐，刻琢精丽。他与江湖派戴复古、敖陶孙等也有交往,自言"“江湖吟人亦或谓余能诗”“。”“江湖社友犹以畴昔虚名相推让”“。他的《南岳稿》曾被陈起刻入《江湖诗集》。但他后来不满于永嘉四灵的”“寒俭刻削”“之态，也厌倦了江湖派的肤廓浮滥，而致力于独辟蹊径，以诗讴歌现实。所以他的诗终于摆脱了四灵的影响，成就也在其他江湖诗人之上。他一生”“前后四立朝”“，但时间都很短暂，多数时间被贬斥出守外郡，这样便扩大了眼界，接触社会面较为广阔，诗歌内容亦随着丰富起来。南宋后期，政治更加黑暗，国势江河日下，金人占领的淮河以北地区始终不曾收复，又逐渐受到崛起漠北的蒙古的入侵。作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而又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的诗人，他只有”“夜窗和泪看舆图”“，感慨”“书生空抱闻鸡志”“。他有不少诗歌抒发忧时的孤愤：”“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他痛心国土沦陷，悼惜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破坏，同情遗民的悲伤，关怀战士的疾苦而向往于祖国的统一。对于南宋王朝依靠”“岁币”“换取苟安的妥协投降路线，他极为愤慨；对于文恬武嬉的腐败现象，他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如《绳伎》、《闻城中募兵有感二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组以边防为题材的歌行体诗歌，明显地模拟中唐”“新乐府”“，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辛酸与统治者的奢侈骄横，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中《卖炭图》叹息：”“尽爱炉中兽，谁怜窑下人”“，与白居易《卖炭翁》也极其相似。他对陆游、杨万里很推崇,自述”“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诚斋”“。他晚年的不少诗活泼跳脱，就深得杨万里”“诚斋体”"的旨趣。可是他学陆游不免才力不逮，学诚斋又不免流于质俚浅露，因而其诗瑕瑜互见。他的《后村诗话》和一些论诗文字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比如批评当时贵理学而忽视诗歌特性，把诗写成押韵的语录讲义的风气，《后村诗话》论诗较能注意联系史事及作者生平。但他也有《先儒》一类语录式和《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一类颂偈式的诗歌，而且应酬叠和之作太多，率尔成章，不免疏于辞采，缺乏性情。“晚节颓唐，诗亦渐趋潦倒”。

刘克庄生前曾自编文集,嘱林希逸为序,继有后、续、新三集，其季子山甫汇为《大全集》 200卷。《四部丛刊》收《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系影印抄本。词集有《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 1卷，《□村丛书》本《后村长短句》 5卷，今人钱仲联有《后村词笺注》4卷。

刘克庄是最早的《千家诗》编选者， 他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曾作为《四库全书》未收书编入《宛委别藏》。然而刘克庄的《千家诗》并非启蒙类读物,，后来广泛流传的《千家诗》，多题为南宋谢枋得选注、清王相增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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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 （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历兵部郎中、临安府通判、秘书郎、都官员外郎、两浙东路提点刑狱，致仕，居嘉禾。绍兴二十九年（1159）卒。有词三卷，名《樵歌》。朱敦儒获得“词俊”之名，与“诗俊”陈与义等并称为“洛中八俊” （楼钥《跋朱岩壑鹤赋及送闾丘使君诗》）"评价

在两宋词史上，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心态情感变化的，除朱敦儒之外，就只有后来的辛弃疾。苏轼作为新词风的开拓者，虽然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抒情自我化的方向，但他还没有将自我完整的人生历程和整个精神世界写进词中，诗词的表现功能还有所区分－－词多言情，诗多言志和叙事。李清照也恪守这种惯例。朱敦儒则进一步发挥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不仅用词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而且以词表现社会现实，诗词的功能初步合一，从而给后来的辛派词人以更直接的启迪和影响。辛弃疾《念奴娇》词就明确说是“效朱希真体”，陆游年青时曾受知于朱敦儒，为人与作词都受朱敦儒的熏陶，他的名作《卜算子·咏梅》即与朱敦儒的《卜算子》风神相似。

介绍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又称伊水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他是宋代著名词人，河南人。他常以梅花自喻，不与群芳争艳。靖康、建炎年间，隐居故乡，写就了许多描写洛阳自然山水和名胜风物的词作。

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许，两次举荐为学官而不出任。绍兴二年，有人向朝廷推荐朱敦儒，言敦儒有经世之才。高宗于是下诏任他为右迪功郎，并命肇庆府督促他赴临安任职。敦儒仍不肯受命，在众亲朋的劝说下，他方应诏前行。到了临安，赐进士出身，授予秘书省正字，尔后兼兵部郎官，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后因发表主战言论，并与主战派李光等人一道，受到右谏议大夫汪勃的弹劾，于1149年被免职。不久，上疏请求退居嘉禾，晚年在秦桧的笼络下出任鸿胪少卿。

朱敦儒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创作上，其词作语言流畅，清新自然。他的词风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词风浓艳丽巧；中年的词风激昂慷慨；闲居后词风婉明清畅。由于家庭富裕，所以早年居洛时，经常狎妓怡游，寻访洛阳一带的山川名胜。他在后来所写的词中，曾对这段浪漫快乐的生活做过深情的回忆。在《雨中花》中写道：“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在《临江仙》中写道：“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词中提及的伊川、洛浦二室、三川都是洛阳一带的山水胜地。“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与疏狂。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他的轻狂和傲骨，通过这几句激情洋溢的词，表现得淋漓尽致。

南渡之初，朱敦儒站在主战派一边，所写的词比较具有现实意义，多忧时愤乱之作，“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沉痛凄怆，非常感人。到了晚年，过着闲适生活，词中充满了浮生若梦的消极思想与诗酒自放的颓废情调。

比起北宋末的多数词人来，他在题材开拓方面作了很多努力，除了忧时愤乱与闲适生活两类词外，还有宫怨、游仙以及讽刺世情方面的作品。他后期的词，语言清新晓畅，明白自然，并常以寻常口语入词。总体而言，他的词风格旷达，一扫绮靡柔媚的风气，继承苏轼而又有变化，自成一家，在当时词坛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朱敦儒著有《岩壑老人诗文》，已佚；今有词集《樵歌》，也称《太平樵歌》，《宋史》卷四四五有传。今录诗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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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垓」字正伯，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中表程之才（字正辅）之孙。淳熙十三年（1186）游临安，陆游为其所藏山谷帖作跋，未几归蜀。撰有帝王君臣论及时务利害策五十篇。绍熙三年（1192），已五十许，杨万里荐以应贤良方正科。绍熙五年（1194）乡人王称序其词，谓“程正伯以诗词名，乡之人所知也。余顷岁游都下，数见朝士，往往亦称道正伯佳句”。冯煦《蒿庵论词》：“程正伯凄婉绵丽，与草窗所录《绝妙好词》家法相近。”有《书舟词》（一作《书舟雅词》）一卷。"著述

南宋词人。字正伯，号书舟。眉山人。生卒年不详。

孝宗淳熙间曾游临安。光宗时尚未仕宦。有《书舟词》。存词150余首。杨慎《词品》称程垓为"“东坡之中表也”"。但程垓成年时，东坡卒已久，其误甚明。毛晋《书舟词跋》及《四库全书总目》亦沿杨慎之误。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考辨甚详。

程垓词今存157首。其词作反映生活面较窄,多写羁旅行役、离愁别绪，情意凄婉。如〔满庭芳〕““问故乡何日,重见吾庐””;〔酷相思〕““月挂霜林寒欲坠””。不过他的长调很工丽潇洒，如〔摸鱼儿〕““掩凄凉黄昏庭院””。在临安所写的〔凤栖梧〕““蜀客望乡归不去””，““忧国丹心曾独许””,表现了作者的忧国之情与乡思,语浅情深。其词风深受柳永词的影响，所以冯煦《蒿庵论词》称其词"“凄婉绵丽，与草窗所录《绝妙好词》家法相近”"。程垓的词在风格情调上，都与柳永词有近似的地方，所以有人将他的词看作是柳词的余绪。但柳词虽有“森秀幽畅”的长处，也有“俚艳近俗”的短处。程垓词却能扬其长而避其短，潇洒脱俗，挚婉蕴藉，深为后人所称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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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1236.6.6－1283.1.9），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汉族，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南宋末大臣，文学家，民族英雄。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官到右丞相兼枢密史。被派往元军的军营中谈判，被扣留。后脱险经高邮嵇庄到泰县塘湾，由南通南归，坚持抗元。祥光元年（1278年）兵败被张弘范俘虏，在狱中坚持斗争三年多，后在柴市从容就义。著有《过零丁洋》、《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作品。

张炎（1248年－1320年），字叔夏，号玉田，晚年号乐笑翁。祖籍陕西凤翔。六世祖张俊，宋朝著名将领。父张枢，“西湖吟社”重要成员，妙解音律，与著名词人周密相交。张炎是勋贵之后，前半生居于临安，生活优裕，而宋亡以后则家道中落，晚年漂泊落拓。著有《山中白云词》，存词302首。张炎另一重要的贡献在于创作了中国最早的词论专著《词源》，总结整理了宋末雅词一派的主要艺术思想与成就，其中以“清空”，“骚雅”为主要主张。"作品风格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是宋词的最后一位重要作者，一般选宋词的书，选到最后，就得选张炎，讲到最后，也得讲张炎。可以说，在宋词这支柔丽的长曲中，张炎的词，是最后的一个音节，是最后的一声歌唱。由于他的词寄托了乡国衰亡之痛，备极苍凉，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声音，也就是南宋末期的时代之声。张炎为词主张"“清空”“、”“骚雅”"，倾慕周邦彦、姜夔而贬抑吴文英。他的词多写个人哀怨并长于咏物，常以清空之笔，写沦落之悲，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他精通音律，审音拈韵，细致入微，遣词造句，流丽清畅，时有精警之处。但由于他过分追求局部的诗情画意，在整体构思上不免失之空疏，故境界开阔而又立意甚高者并不多见。 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词论家，他写的《词源》，在词的形式研上，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启迪。在论述乐律部分，书中保存了有关乐词的丰富资料，是一部有权威性的理论专著。他的创作主张，强调艺术感受、艺术想象与艺术形式，有许多经验之谈，至今尚可参考，但其观点带有门户之见，难免有偏颇之处。此书分为制曲、句法、字面、虚、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令曲、杂论等十三分。其论词的最高标准是“意趣高远”，“雅正”，“清空”。有词集《山中白云》及词学专著《词源》传世。主要代表作品有《南浦》《高阳台》、《月下笛》、《解连环》、《甘州》等。

生平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凤翔成纪，寓居临安。他是贵族后裔，也是南宋著名的格律派词人，父张枢，精音律，与周密为结社词友。张炎前半生在贵族家庭中度过。宋亡以后，家道中落，贫难自给，曾北游燕赵谋官，失意南归，落拓而终。曾从事词学研究，著有《词源》，有《山中白云词》，存词约三百首。文学史上把他和另一著名词人姜夔并称为“姜张”。他与宋末著名词人蒋捷、王沂孙、周密并称“宋末四大家”。

张炎出身世家，曾在贵公子的生活中悠游多年。1276年元兵攻破临安，张炎祖父张濡被元人磔杀，家财被抄没。即落魄鲜欢，在江南江北纵横千里的地方漂泊。由于不愿意北向俯首事敌，就长期寓居临安。他怀抱空狂，又恃才傲物，几乎日日花前为醉，号呼挥写，以至于郑思肖评价他说：“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秀山水，犹生清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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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宋明理学开山鼻祖。“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馀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介绍

周敦颐（1017.5.5～1073），字茂叔，号濂溪，汉族，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其父周辅成（亦名怀成）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因六举以上特奏名赐进士出身，曾为贺州桂岭县（今广西贺县）知县，后赠谏议大夫。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时任桂岭县令的周辅成的儿子周敦颐降生在当时的桂岭县县衙。周敦颐自幼“信古好义，以名节砥砺”，青少年时期在桂岭读书求学，然后在桂岭循级应科举考试而直取进士。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周敦颐14岁，其父病逝。周敦颐著有《周子全书》行世。周敦颐曾在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世称濂溪先生，濂溪书院是他讲学的讲坛，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周敦颐是把世界本源当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鼻祖。

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后二程均为著名理学家。南宋学者，胡宏对敦颐的理论学加以尊信，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他评价很高，为他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了注解。张栻称他为“道学宗主”，其名声逐渐大起，九江、道州、南安等地纷纷建濂溪祠纪念他，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周敦颐性情朴实，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他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他虽在各地作官，但俸禄甚微，即使这样，来到九江时，他还把自己的积蓄给了故里宗族。

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曾于知南康军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赏着缕缕清香、随风飘逸的莲花，口诵《爱莲说》。自此莲池名震遐迩。

九江的烟水亭最初是由周敦颐修建的，因为亭在湖心，一墩如月，故名“浸月亭”。后不断兴废，取“山头水色薄笼烟”之意境，改名“烟水亭”。清顺治十七年，巡道崔抡奇复修烟水亭建立五贤阁，奉周敦颐为五贤之一。九江市区现 在还有濂溪路、濂溪居委会等。

生平

北宋天圣二年（公元1031年），颐8岁（虚岁九岁），其父病逝三年后，他与同母异父之兄卢敦文随母投靠衡阳舅父郑向，至1037年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疏蒜山漕河，周敦颐同母随迁润州丹徒县（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因他聪慧仁孝，深得郑向喜爱，又酷爱白莲，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今衡阳市二中）构亭植莲，周敦颐负笈其间参经悟道。盛夏之夜，莲花怒放，香气袭人，美不胜收。郑家故宅后改为濂溪周氏宗祠。

明万历中（1587年～1598年），周子与李宽、韩愈、李士真、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他从小喜爱读书，在家乡道州营道地方颇有名气，人们都说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

由于大量广泛地阅读，周敦颐接触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一直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家，他都有所涉猎，这为他而后精研中国古代奇书《易经》创立先天宇宙论思想奠定了基础。

十五岁时，他和母亲一同上到京城，投奔舅父郑向，当时他是宋仁宗朝中的龙图阁大学士。这位舅父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

在周敦颐二十岁时，舅父向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了一个监主薄的职位。

周敦颐在任职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周敦颐开始研究《周易》，后来终于写出了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易说》。它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体系。

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学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还多方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周敦颐就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宋元公案》中对于周敦颐的地位有这样的论述：““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清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这里所称的元公，就是周敦颐，元公原是他的谥号。这段话明确肯定了周敦颐作为北宋理学开山之祖的地位，他常常和高僧、道人游山玩水，弹琴吟诗。

他的学问、气度，也感动过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程颢、程颐两兄弟。

程颐在后来回忆说，他年少时就是因为听周敦颐讲道，因而厌倦了科举仕途。立志要学习和探索儒家的如何为圣王的道。

周敦颐死后，随着程颢、程颐对他的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名声也逐渐显扬。南宋时许多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帝王们也因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

而周敦颐生前的确也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

代表作：《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

宋朝学者周敦颐是周恩来，周树人（鲁迅），周作人等名人的先祖。

墓址

周敦颐墓又称濂溪墓，位于九江市庐山区莲花镇周家湾之栗树岭，墓区总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十年动乱期间，濂溪墓地面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但地下墓仍保存完好。1999年，在香港周氏宗亲总会的资助下，完成了濂溪墓第一期修复工程，使珍贵历史遗迹得以保存。去年以来，在江西省、九江市有关部门的关心下，香港周氏宗亲总会再出100余万元巨资复修该墓。目 前，绿化工程等仍在紧张施工中。

据悉，濂溪墓后有弧形照壁，嵌2米高的青石碑三块，分别镌有周敦颐的代表作《通书》、《爱莲说》、《太极图说》。

《爱莲说》与衡阳的渊源

周敦颐的《爱莲说》流传千古，感染世人。那么，《爱莲说》的生活基础和思想根由是什么？莲花对周敦颐又产生了什么特殊的影响呢？

早在周敦颐为父守孝期间，舅父郑向一直牵挂其胞妹与外甥孤儿寡母生计艰难。待周敦颐守制服满后，郑向立即派周敦颐同母异父的兄长卢敦文把妹妹和外甥敦颐、敦贲（后夭折）、外甥女季淳一同接来衡州西湖郑宅抚养（遗址位于今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和衡阳市青少年宫一带），并亲自为甥授课督学，为外甥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全力加以培植。从这里开始，周敦颐便开始了在衡阳的向学历程。

周敦颐从小天资聪颖，深得舅父的喜欢。更重要的是，他读书勤奋刻苦，又特别喜爱西湖胜景，对白莲情有独钟。于是，郑向在凤凰山庄宅前西湖池畔“构亭”（即爱莲亭）植莲。当时的西湖，地处郡城西关望湖门至安西门之间城外，因西湖塘而得名。“衡州西关有巨浸——曰西湖”，“汪洋千顷，足称伟观”。湖中遍生野莲。野莲花白，俗称祁阳白。每年夏六月始花，一般盛于月中。若三五之夜，恰雨后云霁，白莲受天地雨露滋润，竞相怒放，是时，月华如昼，花月交辉，满湖缟素，如皑皑白雪覆地。白莲绿叶间点缀着一朵朵红莲花，有如三春夭桃，白里透红，红里露白，红白相映，满湖锦绣。热风徐来，株株荷花点头起舞，缕缕清香随风飘洒，满城香透，沁人心脾，令人销魂，故有“西湖夜放白莲花”的典故传世，为衡州城昔日八景之一。

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少年时期的周敦颐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他常常漫步于西湖塘畔，在欣赏美景的同时研究学问，思考人生。不仅如此，莲花香、净、柔、软、不可染的德性，也影响了周敦颐，陶冶了周敦颐的思想情操，为传颂后世的《爱莲说》之诞生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在衡阳主要生活地是他舅父郑向故宅（今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处）和郑宅前西湖凤凰山下爱莲亭，郑公为甥授课的讲易台（今衡阳市二中处）。

自周敦颐亡后，由于他所创理学是宋、元、明、清四朝国学，深受恩宠，从小西门至大西门向西北至今南华附一医院和莲湖广场这一大片地方，后人把郑向故宅改建成濂溪周氏宗祠，建有西湖书院，县学、崇圣祠、启圣祠、大成殿、爱莲亭等系列古建筑群（详见遗图）。斯若在，其面积是孔府和孔庙总和。

宋末衡阳对周子纪念性建筑还有一院四祠，即西湖书院，西湖北岸濂溪祠，凤凰山濂溪祠、潇湘门内濂溪祠、石鼓濂溪祠，以上并非家祠，是属国家官设祭祀周子和教学合一的纪念地（年拨祭祀银四十两）。

历经浩劫，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衡阳抗日保卫战，以上 周敦颐有关遗迹和纪念性建筑共十处、九处毁于兵火之中，只有高新区柘里村爱莲堂因远离市区，日本骑兵驻此而得幸免，但门柱被马啃，门窗毁坏、厢房尽毁，经后裔艰难维护幸余残房三间至今，这是历经浩劫唯一幸存的周敦颐在衡阳遗迹。

令人痛心的是，周洪这位被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誉为“此盛德之士，鄙闻达、淡声誉，尤人所不及”。右丞相文天祥撰《侍郎公墓志铭》称周敦颐是“百代绝学之倡”，周洪是“千古忠义之首”的一代爱国忠臣墓历经七百二十五年后，于二00三年十一月为建市一中夜深人静中被爆掘，为赶在天亮之前清理完现场，现代施工机械的利速使一代先贤遗骨无存，遗迹不再，御赐文物片纸不留，连同两方碑刻失殁，至今是非无明断。

历史上濂溪文化在衡阳曾有过辉煌，说明衡阳人敬重他、重视他。他的人品、学识、官声曾哺育了无数有识之士，自然也哺育了衡阳之后贤。

战后由于人们人文认识延续缺失，使濂溪文化遗迹景观无规划，把故址另辟它用，从而发生爆掘一代先贤墓建学校有违人文道德和教育本旨的事，今虽异地塑有三周子像，但总难还原故旧情。

与合川

周敦颐喜爱莲，并与重庆合川有着特殊的渊源。1056年，皇帝御笔钦点，任命他为合州（现合川）通判。

那时，合州虽然已有一万多户人家，却没有一所全州学府，读书人不多。周敦颐决定把州学办起来，改变合州文化落后的状况。

合州城外嘉陵江东岸有一座山，名叫学士山，地处嘉、涪、渠三江汇合处——合州从民国起更名为合川也据此而来。由山顶往山下望去，江水悠悠，白帆点点，风景美丽得很。周敦颐心想：这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要是能把州学办在这里就好了。向人们一打听，原来这是合州大乡绅张宗范的私家花园。他决定登门拜访，与张宗范共商州学之事。张宗范十分崇敬周敦颐的学识人品，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把整座花园无偿捐献了出来。州学办起来后，周敦颐邀请张宗范主持学政，广招学生千余人，不论贫穷富贵，只要天资聪慧，都一一收录。他又遍请天下文人学士前来讲学，大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等都曾应邀前来。合州学子读书蔚然成风，人才辈出，每年都要出一两个进士，合州州学名声大振。张宗范也由地方乡绅一下变成了开明士绅，成为了北宋乡绅的楷模。他感到十分自豪，请来能工巧匠，在山顶修筑了一座八角亭，本想请周敦颐题写匾额“八角亭”，周敦颐却挥毫手书了“养心亭”三字，写毕，意味深长地解释：“人，贵在养心也。”

周敦颐任合州通判五年，治绩卓著。后来，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惦记着合州州学，惦记着八角亭，还曾作了一篇《养心亭记》寄给张宗范刻于亭内。周敦颐去世后，合州州学日趋衰落，逐渐不复存在，八角亭也是历经风雨，屡遭兵燹战火。明成化年间，合州知州唐珣在旧址上重建八角亭，并在亭内墙壁上彩绘周敦颐画像，以表自己的景仰之情。清光绪年间，地方官员在八角亭附近修建了一座甘泉寺，塑周敦颐塑像，香火十分兴旺。民国初年，当地乡民在八角亭下掘得一个大岩洞，洞内滴水叮咚，人们称之为“甘泉灵乳”，八角亭又添新景，成为合川八景之一。时至今日，人民政府又将八角亭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八角亭进行了维修，从此，千年古亭重放昔日光彩，成为了不可多得的名胜古迹。

有一次，他从合州乘舟而上，前往南部拜访蒲宗孟。途中，他对慕名而来的求学者讲道：“一个人的爱好不尽一致，比如世上的花很多，晋朝的陶渊明偏偏爱菊花，李唐以来的世人又多爱牡丹。我朝诗人林逋以梅为妻，终身不仕不娶。而我最爱莲花，你看它处于淤泥而不被污染，濯于清涟而不显妖媚。中间通达，外部秀直，没有枝蔓，亭亭玉立香远溢清，可以远观，而不能随意把玩。这四种花，好比四种人，菊花是隐逸之士，牡丹是富贵之人，梅花是高雅纯洁之人，莲花是人中君子。然而，菊花虽好，却幽居独处，孤芳自赏；牡丹虽艳，似富贵荣华，正合世俗；梅花孤芳高洁，岁寒时只与松竹为友。唯有莲花，端庄正直，清高不凡，具有君子风范，生活在世俗而不为世俗所污。” 南宋魏了翁出使川东时，在合州建濂溪祠纪念他。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御史邱道隆在合州南津街建濂溪书院（亦称合宗书院），可以看出濂溪先生及其濂学的流韵对合川博大深远的影响力。

周敦颐是一位非常能干并且有一定政绩的官吏，当时以他明察秋毫，坚持原则、不媚权贵、明断狱案而闻名朝野。

与汝城

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原名惇实，避英宗旧讳而改名。北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宋代著名思想家，理学的奠基人。其在中国儒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黄百家曾评价：“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组徕卓乎有儒者之规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公元之破暗也”（《宋元学案·濂溪学案》）。此评甚为公允。

据史书记载，其哲学著作有“数十篇”，流传下来的只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两篇。公元1041年至1044年期间，“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其一生为官清廉公正勤勉，为学精密严谨细致，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自律。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上承孔孟，下起程朱。吸收佛、道思想而形成自己的理学体系，宣扬其“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和主静、顺理、诚心、无欲的人生观。周敦颐在汝城任县令时，县内政治清明，百业兴旺，民情淳朴，政通人和。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千古名篇《爱莲说》、《拙赋》，其弟子程灏、程颐在来汝城探望老师时有感于汝城风光美景，写下了《千家诗》第一篇《春日偶成》。汝城人民为纪念他，特在县城西郊修建了濂溪书院，并进行了十度修葺，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周敦颐为人清廉正直，襟怀淡泊，平生酷爱莲花。他写下的《爱莲说》虽短短119个字，但字字珠玑，历来为人所传诵。

与衡阳

周敦颐于宋真宗天禧元年五月五日（6月1 日）生于道县楼田村，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六月十日（7月24日）。因贫“饘粥不给”无力回乡，葬庐山栗树岭。

二十岁时随舅任上因“一言清疑谳，为有司物色”。二十一岁母亡守制，二十四岁从分宁县主薄（今修水县）做起，到五十五岁终职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治在韶关），因病乞调南康司理参军后辞官。

他为官廉判明断，政与学凸现，史上他和包公并列，是廉官文化的代表。因此朝廷恩荣其父。父周辅成终职桂岭县令辞官，宋英宗于嘉佑八年，赠郎中，治平四年再赠谏议大夫，敕入祀乡贤祠和启圣祠，与孔子父母同享祭祀。

周敦颐亡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封宣奉大夫、嘉定十三年（1220）谥元，故称元公。南宋理宗淳佑元年封汝南伯，元朝仁宗延祐六年封道国公，历朝入祀孔庙。

明代宗景泰七年封其后裔十二代孙周冕世袭五经博士，延至清末四百余年共封十三位五经博士，这是自汉武帝尊儒设五经博士之称以来，获五经博士最多时间最长的家族。

北宋乾兴元年八月二十日周辅成病逝，时 周敦颐8岁，因家贫一家四口随母来衡阳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他聪慧仁孝，深得郑公喜爱，郑公视甥如子，按郑家敦字辈取名入藉。又因他喜爱白莲，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构亭植莲”，他负笈其间参经悟道。直到郑向任两浙转运使疏蒜山漕河才随母同迁润州丹徒县（今江苏丹阳市）。衡阳人世代相传衡州八景“西湖夜放白莲花”的典故和“白莲仙子戏西湖”的传说即出自他舅甥情深和悟道的故事。

周子因勤政负病而早逝寿五十七岁，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期在衡阳十余年之久。后他三十一岁任郴县令和桂阳县令（今汝城县），三十八岁任大理寺丞，四十九岁任永州通判，五十三岁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和在郴邑七年回乡祭祖均在周敦颐中转歇息，讲学、探旧、访友。

所以，衡阳相较于他的出生地道县，归宿地九江，是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人生最困难时他的舅父这位衡阳先贤郑向济孤抚幼帮助培养教育他并荫补入仕，郑公在濂溪周氏家族内历称恩舅。周子知恩图报，妻陆氏陪伴舅母十九年终老才随夫生子，因积劳成疾三十七岁亡。后裔们满怀感激之情流传不息深深的衡阳情节即源于此。衡阳是濂溪公的成长地，也是濂溪文化的根基地。正由于此，周敦颐在衡北岸和柘里的两房后裔都是“仰曾祖濂溪公在衡遗迹不忍离去”。而来此继承郑公留给周家的祖业繁衍生息至今。从此外发后裔虽星居海内外，但他们常回家看看，近几年后裔来此拜谒祭祀先人日益增多。

任何名人文化传承都是以物化的形式而存在延续的。周敦颐在衡阳生活的遗迹原有五处：一是紧伴石鼓书院即今司前街古称濂溪街（现衡阳市中山南路司前街口）是他外祖父左侍禁郑灿居住的祖宅；二是今蒸水桥北原郑家庄户房即北岸濂溪周氏祖屋，由长子周寿次子虞仲后裔继承，今居衡南县车江铁市、衡阳县金兰寺、重庆、洪江等周姓即源于此支。三是今高新区柘里村爱莲堂他是周寿五子季仲次子兴继来此继承祖业，爱莲堂原是郑家祖传庄户房（历今约—千二百年），郑氏谱载“衡州西关有巨浸曰西湖”，“向公世居衡郡城外西湖”。郑向祖孙五人五进士，世代衣锦诗书传家，家产颇丰。宋时周围山林田土多是郑家祖产，后按规制濂溪公祭祀田四百亩（政义乡三百亩、长平乡一百亩）田租收入和年拨官银二十八两用于濂溪周氏宗祠春秋二祭。此处地势低洼紧靠蒸水，南北河风交汇， 周敦颐逢夏即来此避暑读书。现房基一米五高用条石砌成，皆宋时基础防潮的佐证。南宋嘉定四年(1211）十月十九日， 周敦颐五世孙任吏部右侍郎跳海自溺以孤忠伴孤魂，后为左相陆秀夫效法，右相文天祥为他写有墓志铭，一代烈臣周洪即诞生于此。清康熙年间因祀田被安插户柯仕俊强占诉讼三十余年，方收回祀产，族人出资经清政府批准把爱莲堂建为纪念周子专祠，皇封奉祀生赐衣顶四人，选后裔六人入义学，年祭祀银二十八两，一切和故里道县，归宿地九江祭祀祠待遇等同。今道县、九江祭祠已毁，此是唯一幸存的皇封祭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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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1045.8.9-1105.5.24），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书法特点

黄庭坚在继承传统、学习前辈书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而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他的书法也存在某些缺点，如有些笔画过瘦过长，像苏东坡讥之为“树梢挂蛇”那样，的确显得难看。然而，瑕不掩瑜，从总体上来说，黄书有他的独特风格。

黄庭坚 送刘季展诗帖

一、中宫敛结，长笔四展：

黄庭坚的行书，每个字大都长横长竖、大撇大捺，但每个字的中宫似乎都有一个圆心，其他笔画从圆心中放射出来。这种“破体”的“辐射式”的字形结构，突破了晋、唐以来流行的那种方方正正、四面停匀的外形，而以其点画的借让，既把握重心，又夸张某些笔画，使他的书法表现出浑融萧逸的雅韵和骨力道劲的气魄。

二、欹侧变化，不受羁束：

黄庭坚的书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字形的结构笔画欹侧，不受羁束。他写出的横画倾斜不平，竖画虬曲不正，每个字的各部分常以相乖或相应的歪斜之形作配合，一反前人横平竖直的平淡、呆板的结构，使他的字显得风神潇洒，瑰玮跌宕。苏东坡很欣赏黄书欹侧的特点，曾说：“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

三、点不挑起，一代奇书：

黄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写三点水偏旁时，最下一点多不作挑起如《范滂传》中的“范”、“滂”、“汝”等字，《诸上座帖后记》中的“净”字，《松风阁诗》中的“涛”、“洗”、“洒”、。潺，、“沈”等字，特别如行书《经伏波神祠诗卷》，全篇有十七个三点水偏旁的字，除“泽”、“得”二字外，其他十五个字的最下一点全不作挑起。宋代袁文评黄庭坚的书法时说：“字之从水者，篆文作此字，盖水字也。至隶书不作字，乃更为三点，亦是水字，然三点之中，最下一点挑起，本无义，乃字之体耳；若不挑起，则似不美观。本朝独黄太史三点多不作挑起，其体更道丽，信一代奇书也。”。

四、撇改为点，蹙写上收：

黄书大多以大撇大捺、长笔四展见功夫，这是黄书的明显特点，但黄书也有时将一些字的笔画故意缩短和上收，其中最突出的如《王纯中墓志铭》、《诗送四十九侄帖》，《松风阁诗》等中的“修”字和“参”字，黄庭坚都将字中的三撇蹙写和上收为三点，这种异乎寻常的处理，使字体结构中的“展”与“蹙”形成对比，长笔短画，多姿多态，使这些字的笔画多变化和不重复。这是黄书的又一特点。

五、动静结合，和谐统一：

黄庭坚对一些下面带有四点的字，写时都将笔画连续，成一道波浪形，如《黄州寒食诗卷跋》中的“兼”字，《花气诗帖》中的“薰”字，《经伏波神祠诗卷》中的“马”字，《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王纯中墓志铭》中的“无”字等。这样处理，使字的上半部较为端正、平稳，表现为“静”，而下面的四点写作波浪形，连续一笔而成，则显得潇洒飘逸，表现为“动”，这样便使字体结构动静结合，和谐统一。

六、不泥古法，得笔外意：

黄庭坚的草书如龙飞风舞，超轶绝尘，为世人所称赞。他虽师承张旭、怀素，但他不泥古法，力求创新。金代诗人施宜生称赞黄庭坚的草书时说：“行行当行止当止，错乱中间有条理。意溢毫摇手不知，心自书空不书纸。”赵秉文在《题涪翁草书文选书后》说：“涪翁参黄龙禅，有倒用如来印手段，故其书得笔外意，如庄周之谈大方，不可端倪。”黄庭坚草书的有些字形虽与张旭、怀素所写的字有些相似，但他善于用笔，深得此中三昧，所以黄书的线条千姿万态，变化多端。旭、素的许多笔画虽也豪逸放肆，但多是一笔简单而过，而黄书则一波三折，或箨龙坼石，或轻梢遏云，妙兼数体，圆转卓绝。我个人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庭坚的草书已超过张旭和怀素。另外，苏东坡说过：“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从生活阅历、文章学问等方面来说，黄庭坚远比旭、素丰富和渊博。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黄庭坚，字鲁直，生于宋庆历五年六月十二日，为洪州分宁人。

幼年便聪颖过人，读书数遍就能背诵。他舅舅李常到他家，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李常非常奇怪。以为他是千里之才。

宋皇祐三年，七岁，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宋皇祐四年，八岁，作诗送人赴举：“万里云程着祖鞭，送君归去玉阶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供职京师
　　宋治平四年，黄庭坚考中进士，任汝州叶县县尉。熙宁初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由于应试的文章最优秀，担任了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能，留他继续任教。苏轼有一次看到他的诗文，以为他的诗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世上好久已没有这样的佳作。由此，他的名声开始震动四方。黄庭坚担任太和县知县，以平易治理该县。当时课颁盐焚，其他县都争着占多数，太和县独不这样，县吏们不高兴，可是该县的老百姓都喜欢。

宋神宗元丰八年，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京师。五月黄相出生，后任神宗实录检讨官，著作佐郎。

宋元祐元年，哲宗即位，召黄庭坚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

宋元祐二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神宗实录》修成后，提拔为起居舍人。遭母丧。黄庭坚性情至孝，母亲病了一年，他日夜察看颜色，衣不解带，及死，筑室于墓旁守孝，哀伤成疾几乎丧命。丧服解除后，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官，兼国史编修官。

流寓江汉
　　宋绍圣初，黄庭坚出任宣州知州，改知鄂州。章敦、蔡卞与其党羽认为《神宗实录》多诬陷不实之辞，使前修史官都分别居于京城附近各处以备盘问，摘录了千余条内容宣示他们，说这些没有验证。不久，经院受考察审阅，却都有事实根据，所剩下的只有三十二件事。黄庭坚在《神宗实录》中写有“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的话，于是首先盘问他。黄庭坚回答道：“庭坚当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凡是有所查问，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听到的人都称赞他胆气豪壮。黄庭坚因此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后因避亲属之嫌，于是移至戎州。黄庭坚对此像没事一样，毫不以贬谪介意。四川的士子都仰幕他，柔意和他亲近。他讲学不倦，凡经他指点的文章都有可观之处。

暮年余晖
　　宋元符元年，徽宗即位，起任黄庭坚为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舒州知州，又以受部员外郎召用，他都推辞不就，请求为郡官，得任太平州知州，上任九天就被罢免，主管玉龙观。黄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有些不和，赵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秉承他的意向，呈上黄庭坚写的《荆南承天院记》，指斥他对灾祸庆幸，黄庭坚再一次被除名，送到宜州管制。

宋崇宁二年，以幸灾谤国之罪除名羁管宜州。

崇宁四年， 转到永州，黄庭坚未听宣布命令就客死在宜州贬所，终年六十岁。

大观三年二月，门人苏伯固、蒋湋护其丧归葬双井祖茔之西，建炎四年庚戌高宗中兴，赠直龙图阁，德祐元年乙亥太常寺议谥“文节”。

艺术造诣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教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跌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集》七十卷。

北宋元符元年，居戎州时，仿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意境，于今宜宾市郊北凿石饮水为池，现为宜宾市江北公园，曰“流杯池”。受当地人喜爱。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是北宋书法家、诗人黄庭坚晚年草书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诗卷的题跋中所说：“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祝允明评论此帖说：“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

纪念馆

黄庭坚纪念馆为江西省十大名人纪念馆之一，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修水县城城南，为纪念黄庭坚而建。1982年7月开始筹建，1985年11月建成开馆，正式对外开放。为县属全额拨款文博事业单位，与县博物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人员编制7人。工作人员学历均为大中专及以上，中级职称1名。馆址南山崖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紧临修河，危崖兀立河畔，山巅登高望远，平地视野开阔，古树参天，四季葱翠，景色宜人，鸟语花香，为黄庭坚少时读书游憩之地。素有“七百里修江第一山”之美誉。已故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写馆名。建馆以来，先后由徐振华、傅伯华、黄本修、朱一平担任馆长，每10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及黄庭坚诗词书法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三次。

书法成就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流传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其中，《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这件书迹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像是船夫摇桨用力的样子。不论收笔、转笔，都是楷书的笔法，下笔平和沉稳，变化非常含蓄，轻顿慢提，婀娜稳厚，意韵十足。在后段提到前一年已去世的苏轼时，心中不免激动，笔力特别凝重，结字也更加倾侧，是尚意书风的典型，其风神洒荡，意韵十足，堪称行书之精品。被称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第九。

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存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书法评述

黄庭坚在衡州，去得最多、待得最久的地方是花光寺。据《衡州府志》载，花光寺在城南十里，即今衡阳市黄茶岭一带。
　　花光寺住持仲仁，字超然，越州会稽人。北宋元祐年间来到衡州，因住在花光寺，故人称花光和尚。仲仁酷爱梅花，每值春暖花开，他就终日坐卧花间，吟诵赏玩。曾于月夜见梅影映窗，疏影摇曳，悄然可爱，于是欣然提笔摹写。此后，他的梅花画技大进，将梅花枝干虬曲、疏影横斜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墨梅画法的始祖。
　　史载，仲仁墨梅代表作有《暗香》、《疏影》、《水边》、《溪雪》等，但均无留存。
　　黄庭坚对仲仁画作称叹不已，夸他所画梅花“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
　　在花光寺，仲仁拿出秦观和苏轼留下的诗卷给黄庭坚观赏，并且画梅数枝及烟外远山相赠。苏、秦都是黄庭坚在京城的至交挚友，但两人均先他而逝。在长沙，黄庭坚遇到了秦观的儿子和女婿。穷困潦倒的他们，正护送秦观灵柩北上。黄庭坚见到两位晚辈，竟握着他们的手失声痛哭，随即赠银二十两作办丧事之用。此时此地，又见亡友遗作，想起官路飘零，盛年不再，不禁悲思汹涌，作《花光仲仁出秦苏诗卷思二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末》：
　　梦蝶真人貌黄槁，篱落逢花须醉倒。雅闻花光能画梅，更乞一枝洗烦恼。扶持爱梅说道理，自许牛头参已早。长眠橘洲风雨寒，今日梅开向谁好。何况东坡成古丘，不复龙蛇看挥扫。我向湖南更岭南，系船来近花光老。叹息斯人不可见，喜我未学霜前草。写尽南枝与北枝，更作千峰倚晴昊。
　　逝者已矣，生者还要远行。尽管迭遭打击，还是傲然挺立，“喜我未学霜前草”。诗中的“梅花”、“千峰”，无疑是山谷老人人格的象征。
　　此外，黄庭坚还作《千秋岁》词，追和秦观遗作：
　　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飞骑轧，鸣珂碎。齐歌云绕扇，赵舞风回带。严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 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
　　虽然黄庭坚和花光和尚在衡州只是短暂相聚，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庭坚对花光仲仁的人品和画艺推崇备至，为之赋诗数首。如《题花光画》：
　　湖北山无地，湖南水澈天。云沙真富贵，翰墨小神仙。
　　诗中既有画境，也有人生境界。还有一首《题花光画山水》也是如此：
　　花光寺下对云沙，欲把轻舟小钓车。更看道人烟雨笔，乱峰深处是吾家。
　　黄庭坚和仲仁和尚同为艺术大师，十分投缘，竟夕畅谈，对花光寺的一草一木、一房一亭都产生了好感。这首诗是写寺内的“所住堂”：
　　此山花光佛所住，今日花光还放光。天女来修散花供，道人自有本来香。
　　哪里是写所住堂，明明就是写花光和尚，花光山上有佛，花光寺内有花光和尚，花光就是佛啊。还有一首写花光寺旁的高节亭：
　　高节亭边竹已空，山矾独自倚春风。二三名士开颜笑，把断花光水不通。
　　高节亭边已无竹，但一丛丛的山矾花在盛开。名士聚集之处，快乐可以阻断水流！
　　时花光寺旁有一株高大雄伟的松树，历数百年风雨，依旧傲然挺立。松树是坚定和长寿的象征，历来为正直之士所看重。黄庭坚引松树为同类，作《天保松铭》并以序文详述其原委：
　　衡州花光山，实衡岳之南麓。有松杰出，盘礴云表。晋陵邹浩尝以问长老仲仁曰：“方法堂佛殿鼎新之时，他山之木尚入绳墨，乃不以为材耶？”仲仁曰：“自其合抱以来，睥睨于其旁者，踵相寻而至，岂特吾寺之人哉？但以适当天子寿山之前，故不敢运斤耳。”因告之曰：“若闻天保之名乎？其比物以见意，止言如南山之寿，而以松柏之茂继焉。今山前之松可谓茂矣，宜以天保名之。”仁请著以示后，于是乎铭曰：“山有乔松，在南山之阳。巧匠观旁，莫之能伤。非此以为材，可以全生。得极其高大，惟时太平。薄海内外，罔不稽首。归美以报，如松之茂。惟此独也，正能长且久。勿伐勿败，祝圣人寿。”
　　这里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在宋朝的时候，南岳就是“天子寿山”。正因为这棵巨松在寿山之南，故匠人不敢砍伐。黄庭坚为之起名“天保松”，并作《铭》以昭示后人，以使这棵象征太平、强盛、长寿之树，永久耸立在花光山上。

文学成就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

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像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登快阁》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代表词作

我国南方楼台亭阁甚多，但最具名气的屈指可数。快阁算得上是全国闻名的古阁楼建筑之一。它以独特的建筑风格、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遗产而载入《中国名胜词典》。

快阁雄踞在泰和县城东侧的泰和中学校园内。这座阁楼始建于唐代乾符元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初为奉祀西方慈氏之所，名“慈氏阁”。宋初太常博士沈遵任泰和县令期间，因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常登阁远眺，心旷神怡，遂易名“快阁”。史称：“阁曰快，自得之谓也”。

快阁名闻天下，始于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的名诗《登快阁》。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人，江西诗派首领，在北宋诗坛上，与苏轼齐名，世号“苏黄”。黄庭坚任泰和知县时，也常登阁游憩，并于元丰五年赋诗一首：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登快阁》诗。此后，“阁名遂大著”。史载：“迨黄太史庭坚继至，赋诗其上，而名闻天下”。

快阁因有黄庭坚的题诗，吸引了许多达官名流和饱学之士前来游览题咏，历经宋、元、明、清诸代不绝。著名的有南宋陆游、文天祥、杨万里，元代的刘鹗，明朝的王直、罗钦顺，清代的高咏等。历代题咏的诗篇数以百计，其中文天祥的《囚经泰和仰望快阁感赋》为黄庭坚《登快阁》诗之后最负盛名的诗篇。1278年10月，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广东，被元人所执，囚于船中，解往大都。船过泰和，文天祥望见快阁，如遇庐陵父老乡亲，作《囚经泰和仰望快阁感赋》，以志伤怀：“书生曾拥碧油幢，耻与群儿共竖降。汉节几回登快阁。楚囚今度过澄江。丹心不改君臣义，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恐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蓬窗。”其凛然气节和赤子之情跃然纸上，至今读来令人感慨不已。

星移斗转，世事沧桑。一千多年来，这座著名的古建筑却屡建屡毁。据记载，明万历十六年毁于水，十九年修复；清嘉庆十八年公修，道光四年由邑人曾敏才捐资重建；咸丰三年毁于兵燹，五年重建。

快阁为砖木结构，共三层，高台回廊，大红石柱，青瓦重檐，瓷鸥盖顶。檐楔彩色螭头，梁雕龙画凤，穹顶图饰。阁厅正面墙上嵌有黄庭坚像及黄庭坚自题像赞。藏经室临河左右侧的墙壁上，分别嵌有一石匾。左侧是宋代诗人陆游题写的“诗境”二字，右侧是黄庭坚的手书箴言，即著名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题词笔力雄健，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阁下的涪园、盟鸥馆、山谷祠与快阁参差媲美，构成“西昌八景”之一的“快阁盟鸥”。

书法渊源

前言
　　黄庭坚的书法成就主要表现于其行书和草书中。我们分别就其行书和草书来探讨其艺术风格形成之渊源。

行书
　　宋代近接盛唐，书家很难不受唐代书风影响。但宋代书家更注重内在精神情趣的诉求，因而和案头文牍融而为一的行书手札便成为一个时代书风发展的主流形式。“宋四家”和其他宋代书家的成就无不首先表现在行书上。而且在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的笔墨实践中，自然不会为近时书风所束缚笼罩。自晋代以后，特别是经唐李世民力推王羲之为“尽善尽美”之后，作行书者莫不以“二王”为标准。黄庭坚最早是学时人周越的。大凡学书，学时人容易上手，但同时易流于俗气。随着眼宽识高，黄庭坚很快便转学于“二王”甚至说是《兰亭》。他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羲之书法忽有深悟的感慨自道。
　　在笔者看来，黄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甚至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游于苏门的四学上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氏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山谷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山谷，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山谷代笔。
　　至于黄庭坚的行楷大字，则又另当别论。山谷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我们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庭坚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概括性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由黄此自道可知，其学草首先是学时人周越的。周越的书法我们现难以得见，不过从一些文献记载中还是可以想见其大概规模的。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山谷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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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铸(1052～1125) 北宋词人。字方回，号庆湖遗老。汉族，卫州（今河南卫辉）人。宋太祖贺皇后族孙，所娶亦宗室之女。自称远祖本居山阴，是唐贺知章后裔，以知章居庆湖（即镜湖），故自号庆湖遗老。"相关事件

贺铸少年时就怀有戊边卫国、建立军功以“金印锦衣耀闾里”的雄心壮志，可人到中年，仍沉沦下僚而无所建树。英雄豪侠不为世用，边塞面临异族入侵的威胁而无路请缨。词中包含的不仅是人生失意的悲愤，而且含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开创了北宋词人面向社会现实、表现民族忧患的先河。而词的上片所展示的少年豪侠的雄姿气概，下片悲壮激越的情怀，继苏轼《江城子 ·密州出猎》之后进一步改变了词的软媚情调，拓展了词的壮美意境。而其《行路难》表现豪侠的困厄和纵酒狂歌的神态，又具有李白诗歌的风神，也是北宋词中罕见的别调。

北宋词人大多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唯有贺铸是英雄豪气与儿女柔情并存。正如雄武盖世的项羽曾“别美人而涕泣，情发于言，流为歌词，含思凄婉”前后辉映的《鹧鸪天》：

重过闾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贺铸夫人赵氏，勤劳贤惠，贺铸曾有《问内》诗写赵氏冒酷暑为他缝补冬衣的情景。词中“谁复挑灯夜补衣”的细节描写，沉痛地表现出对亡妻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之情的深切怀念。另一首写柔情的《青玉案》更为著名，其中“若问闲愁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种意象表现出愁思的广度、密度和长度，化抽象无形的情思为具体可见的形象，构思奇妙，堪称绝唱。贺铸因此词而得“贺梅子”的雅号，宋金词人步其韵唱和仿效者多达25人28首。一首词而吸引众多不同时期的词人来和作，是唐宋词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介绍

贺铸北宋词人。字方回。又名贺三愁，人称贺梅子，自号庆湖遗老。卫州人。宋太祖贺皇后族孙，所娶亦宗室之女。自称远祖本居山阴，是唐贺知章后裔，以知章居庆湖，故自号庆湖遗老。年少读书，博学强记。授右班殿直，元佑中曾任泗州、太平州通判。任侠喜武，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晚年退居苏州，杜门校书。不附权贵，喜论天下事。。

贺铸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非常奇特的词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身上和词中都能得到和谐的统一。他长相奇丑，身高七尺，面色青黑如铁，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其词却“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为人豪爽精悍，如武侠剑客，“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却又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家藏书万卷，而且手自校雠，“反如寒苦一书生” 。

作品风格

贺铸能诗文其词内容，尤长于词。风格较为丰富多样，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融化前人成句。用韵特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部分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近秦观、晏几道。其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又近苏轼。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等对其词均有续作，足见其影响。代表作为《青玉案·横塘路》、《鹧鸪天·半死桐》、《芳心苦》、《生查子·陌上郎》、《浣溪沙》、《捣练子·杵声齐》、《思越人》、《行路难·小梅花》、《凌歊·控沧江》、《捣练子·望书归》、《采桑子》等，其中以《青玉案·横塘路》、《鹧鸪天·半死桐》、《芳心苦》三首为最著名。《鹧鸪天·半死桐》悼念词人相濡以沫的妻子，字字悲切，如泣如诉，“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这一句更是饱含深情，哀婉凄绝。《芳心苦》写“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的荷花，视角新奇却又不失于理，且托物言志，可谓手法高妙。

贺铸虽然诗、词、文皆善。但从实际成就看，他的诗词高于文，而词又高于诗。其词刚柔兼济，风格多样，所以张耒赞为“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其中以“深婉丽密”之作为最多。贺铸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这主要指他善于融化中晚唐诗句入词。他融化前人诗句的技巧，堪与周邦彦比美。他的许多描写恋情的词，风格也是上承温、李等人，写得婉转多姿，饶有情致。贺铸作词，像苏轼一样，也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抒发自我的人格精神。而贺铸作为一生不得志的豪侠，他的词具有独特的情感内涵：在宋代词史上他第一次表现出英雄豪侠的精神个性和悲壮情怀；这类词作的情感形态不同于秦观等词人感伤性的柔情软调，而是激情的爆发，怒火的燃烧，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崇高感。如《六州歌头》：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间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似黄梁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亻怱，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婴，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他的诗歌创作正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因其为人豪爽精悍，故其诗也“灏落轩豁，有风度，有气骨”，“工致修洁，时有逸气”，格调往往近于苏轼。只是题材内容不甚宽广，其作品以写个人生活经历为主，以旅途行役、登临游赏为多，较少触及社会矛盾。《黄楼歌》《游金陵雨花台》《海陵西楼寓目》等诗奔放杰出，气格悲凉苍劲，而《秦淮夜泊》《杨柳枝词》等则清新雅丽。《清堂燕》等作格调又近于小词。

贺铸的诗，据《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记载，有《庆湖遗老前后集》二十卷。但南宋初年仅存《前集》，光宗绍熙三年胡澄序而刻之以传。其子方廪又搜求故稿、碑石编为《后集补遗》。有李之鼎宜秋馆据旧钞校刻本。

贺铸的词，据叶梦得《建康集》卷八称，贺铸曾自编为《东山乐府》，但未言卷数。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称小词二卷，名《东山寓声乐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东山寓声乐府》三卷，并称以旧谱填新词而别为名以易之，故曰“寓声”。另又有《东山乐府别集》之称。今存者名《东山词》，有《四印斋所刻词》本，又有涉园影宋金元明本续刊本及《村丛书》本。《村丛书》本并收入残宋本《东山词》一卷、《贺方回词》二卷、《东山词补》一卷。

生平

十七岁时离家赴汴京，曾任右班殿直。监军器库门，出监临城县酒税。元丰元年改官滏阳都作院。五年赴徐州领宝丰监钱官。由于所任皆冷职闲差，抑郁不得志，自称四年冷笑老东徐。元三年赴和州任管界巡检。此虽武职，但位低事烦，不遂其愿。不久因李清臣、苏轼推荐，改文职，任承事郎，为常侍。旋请任闲职，改监北岳庙。绍圣二年授江夏宝泉监，在任上整理旧稿，编成《庆湖遗老前集》。元符元年因母丧去职，不久东归，游历或居住于苏、杭一带。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服丧期满，召为太府寺主簿，继又改任宣议郎，通判泗州。崇宁四年迁宣德郎，通判太平州。再迁奉议郎。大观三年以承议郎致仕，卜居苏州。重和元年以太祖贺后族孙恩，迁朝奉郎，赐五品服。他因尚气使酒，终生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晚年更对仕途灰心，在任一年再度辞职，定居苏州。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以此终老。这一时期，他继续编成《庆湖遗老后集》。宣和七年卒于常州之僧舍。

评价

张炎
　　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煅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如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

王国维
　　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

夏敬观
　　王直方诗话谓方回言：学诗于前辈，得八句云：“平淡不涉于流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咏不窘于物义，叙事不病于声律，以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此八语，余谓亦方回作词之诀也。
　　小令喜用前人成句，其造句亦恒类晚唐人诗。慢词命辞遣意，多自唐贤诗篇得来，不施破碎藻采，可谓无假脂粉，自然秾丽。张叔夏谓“于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者，多于李长吉、温庭筠诗中来”，大谬不然。方回词取材于长吉、飞卿者不多，所以整而不碎也。

况周颐
　　按填词以厚为要恉。苏、辛词皆极厚，然不易学，或不能得其万一，而转滋流弊，如粗率、叫嚣、澜浪之类。东山词亦极厚，学之却无流弊。信能得其神似，进而窥苏、辛堂奥，何难矣。厚之一字，关系性情。“解道江南断肠句”，方回之深于情也。企鸿轩蓄书万馀卷，得力于酝酿者又可知。张叔夏作《词源》，于方回但许其善炼字面，讵深知方回者耶？
　　贺铸词长于造语，多从唐人诗句中吸取精华。他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当奔命不暇。”由此而形成了深婉密丽的语言风格。贺铸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他一方面沿着苏轼抒情自我化的道路，写自我的英雄豪侠气概，开启了辛弃疾豪气词的先声；另一方面，语言上又承晚唐温、李密丽的语言风格，而影响到南宋吴文英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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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卿号仙源居士。江西南丰人。宋代著名词人。 宋宗室，居南丰。生平事迹不详，曾赴漕试，约宋宁宗嘉定末前后在世。从作品中可知他少时孤洁，厌恶王族豪奢的生活，后辞帝京，纵游山水，居于江南，遁世隐居，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同情百姓，友善乡邻，常作词呈乡人。晚年孤寂消沉。《四库提要》云：“长卿恬于仕进，觞咏自娱，随意成吟，多得淡远萧疏之致。”"文学成就

赵长卿词作甚多，远师南唐，近承晏、欧，模仿张先、柳永，颇得其精髓，能在艳冶中复具清幽之致，为柳派一大作家。词风婉约，“文词通俗，善抒情爱”，颇具特色，耐读性强，享誉南宋词坛。多为咏颂风物之作，也间有讥时诮世、况己喻人的篇章，均清新活泼，自然天成。 著有词集《惜香乐府》10卷。毛晋刻入《宋六十名家词》中。最早是由乡贡进士刘泽整理编集，并以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及总词、贺生辰、补遗类编，厘为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对其有评论。《全宋词》录有其词339首，为宋代词人现存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明代毛晋云：长卿的词“方之徽宗”，“响出云霄矣。”

生卒年考

唐圭璋的《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把赵长卿排在北宋末期的词人中，生卒年均不可知。但在《惜香乐府》第三卷末尾有一段附录，记张孝祥死后临乩事。考张孝祥卒于南宋乾道五年，那时赵长卿还在世作词，可知他是南宋初期人。有学者对赵长卿所处的具体时代进行了基本的考证，得出他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北宋末南宋初，即徽宗、钦宗朝，南宋高宗及孝宗朝前半期，周邦彦、李清照同期稍后，辛弃疾之前。"

刘辰翁（1233.2.4—1297.2.12），字会孟，别号须溪。庐陵灌溪（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梅塘乡小灌村）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 景定三年（1262）登进士第。他一生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丰厚文化遗产，遗著由子刘将孙编为《须溪先生全集》，《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一百卷，已佚。"文学成就

刘辰翁生前著述甚丰，但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的方面。他生逢宋、元易代之际，愤权□误国，痛宋室倾覆，满腔爱国热忱，时时寄于词中。在南宋末年的词人中，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反映得最为强烈，是辛弃疾一派的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于宗邦沦覆之后，□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这是对刘辰翁为人和词作的思想内容的正确评价。《历代诗余》引张孟洁的话说：”“刘辰翁作《宝鼎现》词，时为大德元年。自题曰：‘丁酉元夕’，亦义熙旧人只书甲子之意。”“在刘辰翁的词中,凡属书甲子的词,都是暗示自己不承认元朝的统治，感怀时事、追念故国的作品。他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就是这些感怀时事的爱国词。还在南宋亡国之前,他的某些词就强烈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六州歌头〕一阕，题为《乙亥二月，贾平章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此》。这首词是就恭帝德□元年贾似道丧师败绩之事，直接抨击当时的腐败政治，对□臣误国表示了极度的痛恨。尽管国事已不可收拾，他仍怀有报国杀敌的壮志，如〔念奴娇〕写道：”“吾年如此，更梦里，犹作狼居胥意。”“但他更多的爱国词则是写于宋亡之后，结合自己”“乱后飘零独在”“的身世，抒发对故国、故土的眷念与哀思。如作于德□二年暮春的〔兰陵王〕《丙子送春》即是沉痛悼惜当年二月临安陷落，宗社沦亡的佳作。此词通篇采用象征手法，用”“春去”“暗喻南宋的灭亡。清人陈廷焯指出，此词”“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由于写得字字血泪，沉痛感人，这首词常被后人视为刘辰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致厉鹗论词绝句有”“送春苦调刘须溪”"之句。

刘辰翁常常通过描写时令相代、景物变迁来寄寓亡国哀思。他在许多词中反复写元夕、端午、重阳，反复写伤春、送春，追和刘过的〔唐多令〕《重过武昌》至七首之多，这些都不是伤春悲秋的滥调，而是深切地表达了作者眷恋故国故土的愁怀。如〔永遇乐〕词，小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词中写李清照怀念”“宣和旧日””,但尚及"“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江南无路”“、”“春事谁主”“的亡国之境了。因而此词较之李清照词，的确”“悲苦过之”“。又如题作《春感》的〔柳梢青〕，通过对故都美丽风光的追恋和对眼前”“笛里番腔，街头戏鼓”"的憎恶，表达了与〔永遇乐〕、〔兰陵王〕等一致的情感。

刘辰翁词不同于其他南宋遗民的一味掩抑低徊、凄凄切切，而是表现出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壮感情。他的思想境界比同辈为高，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喜用中锋突进的手法来表现自己奔放的感情，既不流于隐晦，也不假手雕琢，真挚自然，流畅生动，因而格外具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词能于沉痛悲苦中透发出激越豪壮之气，如〔霜天晓角〕中的"“老来无复味,老来无复泪”“,〔莺啼序〕中的”“我狂最喜高歌去,但高歌不是番腔底”“,〔忆秦娥〕中的”“百年短短兴亡别，与君犹对当时月。当时月，照人烛泪，照人梅发”“等等。所以况周颐说：”“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意态略似坡公。”"

刘辰翁的诗文则"“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酬贺之诗，连篇累牍，显得冗长浅薄。个别篇章如《春晴》写”“江柳长天草色齐，新晴何物不芳菲；无因化作千蝴蝶，西蜀东吴款款归”“,稍具情韵,兼含寄托。他在《陈生诗序》中曾认为诗歌题材原很广泛，触景感怀，无不可以成吟，又指出”“有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随事纪实,是称名家”"，但自己却没能做到。他又是一位文学评论家，批点评选古人诗文有10种之多。评点王维、杜甫、陆游等人的作品，时有中肯之处。但他喜欢标新立异，常常失之尖刻和琐屑。尤其评杜诗每每舍其大而求其细。对同时代人汪元量的诗作，亦有批点评选。

有《须溪集》 100卷，久佚。清修《四库全书》时，采辑《永乐大典》所录记、序、杂考、诗、词等作，厘为10卷。仍以《须溪集》为名。其8卷、9卷、10卷收词，约 350来首。有《豫章丛书》本。朱孝臧《□村丛书》有《须溪词》1卷，补遗1卷。

介绍

刘辰翁，庐陵人。幼年丧父，家贫力学。景定元年至临安，补太学生。理宗景定三年廷试对策，因触忤权□贾似道，被置进士丙等，由是得鲠直之名。后因亲老，请为赣州濂溪书院山长。度宗咸淳元年曾出任临安府学教授。咸淳四年在太平州江东转运使江万里处任幕僚。德□元年五月，丞相陈宜中荐居史馆，辰翁辞而不赴。十月又授太学博士,其时元兵已进逼临安,江西至临安的通道被截断，未能成行。当年文天祥起兵抗元,辰翁曾短期参与其江西幕府。宋亡以后隐居不仕,埋头著书，以此终老。

生平

刘辰翁，字会孟，别号须溪。生于1232年十二月二十日，死于1297年正月二十日。庐陵灌溪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景定三年登进士第。因与权臣不合，以母老为由请为濂溪书院山长。景定五年，应江万里邀入福建转运司幕，未几，随江入福建安抚司幕。度宗咸淳元年，为临安府教授。四年，入江东转运司幕。五年，为中书省架阁，丁母忧去。他对专权误国的贾似道不满。宋亡后，刘辰翁矢志不仕，回乡隐居，居家著作。

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天下同文集》等书所录，辑为十卷，另有《须溪先生四景诗集》传世。《新元史》卷二三七、《宋季忠义录》卷一六有传。存词300余首。其现存作品大致情况是：文249篇，诗205篇，词358篇，计812篇，数量仅为《须溪先生全集》的十分之一左右。

刘辰翁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作方面。刘辰翁的词属豪放风格，受苏东坡、辛弃疾的影响很深。辰翁的词对苏辛词派既是发扬又有创新，兼熔苏辛，扬其之长，使词风有苏辛之色，又不流于轻浮，形成自己独有的清空疏越之气，对元明词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刘辰翁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一生勤于批点，所掇点者为：《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校点韦苏州集》十卷、《批点孟浩然集》三卷、《批点选注杜工部》二十二卷、《评点唐王丞集》六卷等等。其词学批评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其生年据《须溪先生集》卷九《百字令》自注“仆生绍定之五年壬辰”，卒年据《天下同文集》卷三七《哭须溪墓》，元成宗大德元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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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世称淮海先生。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人，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秦观一 生坎坷，所写诗词，高古沉重，寄托身世，感人至深。秦观生前行踪所至之处，多有遗迹。如浙江杭州的秦少游祠，丽水的秦少游塑像、淮海先生祠、莺花亭；青田的秦学士祠；湖南郴州三绝碑；广西横县的海棠亭、醉乡亭、淮海堂、淮海书院等。秦观墓在无锡惠山之北粲山上，墓碑上书“秦龙图墓”几个大字。有秦家村、秦家大院以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古文游台。"艺术成就

秦少游是北宋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秦少游时，习惯上总是把他与婉约词联系在一起，却较少提及他的诗，更少论及他的文。其实，在秦少游现存的所有作品中，词只有三卷100多首，而诗有十四卷430多首，文则达三十卷共250多篇，诗文相加，其篇幅远远超过词若干倍。当然，评价一个作家的成就不能只看作品数量而不看质量，有的作家存世虽只有一部苏轼引荐为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哲宗于绍圣元年亲政后“新党”执政，“旧党”多人遭罢黜。秦观出杭州通判，道贬处州，任监酒税之职，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即位后秦观被任命为复宣德郎，之后在放还北归途中卒于藤州。
　　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其散文“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历来词誉甚高。然而其词缘情婉转，语多凄黯。有的作品终究气格纤弱。代表作为《鹊桥仙》、、《望海潮》、、《满庭芳》、等。《鹊桥仙》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南宋张炎之《词源》：“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文苑传》。著有《淮海集》40卷，以及《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等作品。。其所编撰的《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极善书法，小楷学钟王，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行楷学颜真卿。建炎四年，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后世称之为“淮海公”。

未仕期
　　秦观在未仕期间，大多在故乡高邮居家耕读，为科举做准备。然而亦时常游历于江淮吴楚之间，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 在这段期间秦观的主要出游地有二：一为神宗熙宁九年，秦观同孙莘老、参寥子游访漳南老人于历阳惠济院，浴汤泉，游龙洞山。又往乌江拜谒项羽墓，极尽山水名胜。此次出游共赋得诗词三十余首，并作《汤泉赋》一篇，以记途踪。二为神宗元丰二年，秦观前往越州省亲，适逢苏轼自徐州徙往湖州，于是便乘苏轼官船一同南下。途经无锡，与苏轼同游惠山，又经吴兴，泊西观音院，同访诸寺。端午过后，遂别苏轼赴越，中秋时，与参寥子、辩才法师同游龙井，其后又与郡守程公辟游玩鉴湖、拜谒禹庙，相得甚欢。直至岁末年关家书催归，秦观始依依不舍的乘船北上。写下著名的《满庭芳》来描述离别情意，透露出对此段漫游岁月美好的缱绻不舍。
　　“学而优则仕”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秦观亦不例外，然而秦观的科举征途却屡遭挫折。神宗元丰元年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应试，却是抱着满满的期望换来落第的命运，于是他便马上“杜门却扫，日以诗书自娱” ，可见这一失败，对他而言，是精神上的打击。神宗元丰四年秦观再次应试，却依旧名落孙山。科举的接连失利，使得秦观心境更加忧愁悲郁，认清了“风俗莫荣於儒，材能咸耻乎未仕” 的社会现实。因此只好改变态度，学习时文并向时人投献诗文，望获举荐。“功夫终不负有心人”，秦观在神宗元丰八年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终于成功考取进士，踏上其同样屡遭挫折的十年仕宦之途。

入仕期
　　朋党倾轧是北宋政治上的大难题，更是令朝廷不安的一大乱源。秦观入仕之时，适逢北宋朋党斗争日益激烈之际。秦观于此亦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元丰八年，秦观登科以后，任定海主簿及蔡州教授。因其亲附苏轼，被视为“旧党”，从此党争的迫害便从未间断。元祐二年苏轼、鲜于侁，共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无奈却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诬告。元祐五年方由范引纯引荐，得以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六年又因“洛党”贾易诋其"“不检”"而罢去正字。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使得秦观大受打击，对政治开始灰心，且有退隐之意。元祐七年，秦观授左宣德郎，又由秘书省正字，左迁国院编修官，参修《神宗实录》，甚得恩宠。数月之间，拔擢连连。此三年亦为秦观仕宦期间最顺遂的时候。宦达未久，元祐九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新党”之人相继还朝，“旧党”之人则连遭罢黜，秦观历时七年的贬谪生涯从此开始。

贬谪期
　　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政局瞬变，“旧党”出京。秦观作为“旧党”核心人物，亦在所难免。 秦观首先被贬为杭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告他重修《神宗实录》时，随意增损，诋毁先帝。因而在前往杭州途中又贬至处州任监酒税。在处州任职之时，秦观学佛以遣愁闷，常与佛寺僧人谈佛聊禅，并为僧人抄写经文。他的词作《千秋岁》在回忆当年盛会时，抒发了很深的感慨与愁情：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无奈小人诬陷，状告秦观私撰佛书，便又因此获罪。《宋史·文苑传》云：““使者承风望指，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同封号除掉，是宋朝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贬黜南蛮时，秦观心情悲怅，早已绝了希冀，便作《踏莎行》词。虽将《千秋岁》的直抒换为比兴，没有“愁如海”之类的字眼，然而内心深处却依然郁结难解：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方至郴州又移至横州编管，元符元年，移迁雷州编管。眼望离京师越来越远，归乡无期，秦观自赋挽词。此词道尽心中凄苦，叫人心生悲惋。 元符三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当年五月行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而卒。张文潜曾作《祭秦少游文》云：“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道尽了秦观坎坷一生，句句痛彻心扉。一代文人，命运竟是如此的坎坷曲折，最后竟死在荒蛮之地，令人无限感慨。

婚姻家庭
　　作者：陈雄 出自《公然走私的爱情》一书
　　秦观的正妻叫徐文美，而非传说中的苏小妹。这是他自己在为岳父写的文章里交代的。他的岳父是高邮一位姓徐的富商，因为有点钱，捐了一个主簿的官当，生了三个女儿，分别叫徐文美、徐文英、徐文柔。秦观在《徐君主簿行状》一文末尾说：“徐君女三人，尝叹曰：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
　　关于其妻就是点了一下名字而已，在秦观的诗文中提及不多。例如《临江仙》：
　　髻子偎人娇不整，眼儿失睡微重。寻思模样早心忪。断肠携手，何事太匆匆。
　　不忍残红犹在臂，翻疑梦里相逢。遥怜南埭上孤篷。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
　　再如《满庭芳·茶词》：
　　北苑研膏，方圭圆璧，名动万里京关。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香泉溅乳，金缕鹧鸪斑。 相如方病酒，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便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揽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妆残。
　　末句以相如文君来比喻秦观夫妇，说明两人感情还是很深厚的，但徐文美大概不是秦观最钟爱的女子。有人统计，秦观留传下来的四百多首诗词，约四分之一为“爱情诗”，而其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青楼歌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说秦观的诗是“公然走私的爱情”。《茹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说了秦观的一件风流事。秦观在绍兴的时候，由当地最高长官太守接待，住高级宾馆蓬莱阁。一日，在席上看中一个歌妓，于是赋《满庭芳》，开头一句是“山抹微云”，后来就是“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了。此词流传甚广，苏轼曾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明代的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则透露了秦观的另两次艳事。“秦少游在蔡州，与营妓楼婉字东玉者甚密”，他专为情人写了一首《水龙吟》，还费心地将楼东玉的名字写进去，“小楼连苑横空”、“玉佩丁东别后”就是谜面。而“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照人依旧”是说他们幽会情景的。秦观还有过一位叫陶心儿的情人，他曾赠一首《南歌子》给这位名妓，末句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就是为陶心儿的“心”字打的哑谜。
　　才情都用在妓女身上，是不是有点“浪费”？以至于黄庭坚都看不过去了，写了一首诗劝告他，其中有“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的句子，秦观看了很不高兴。
　　传统的诗词鉴赏，分析秦观时，总是定性为写“歌妓的恋情，同时又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但这并不适合解读秦观的所有爱情词。拿他的经典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说，就并没有牵连到什么仕途失意的身世之感。相反，如果结合他放浪的情感经历来看，完全可以大胆地假设，这只是秦少游安慰痴情女子的托词，或者说摆脱一段旧恋情的美丽借口。

轶事典故

少游为黄本校勘甚贫，钱穆父为户书，皆居东华门之堆垛场。少游春日作诗遗穆父曰：“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以米二石送之。《王直方诗话》
　　王右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诸人前期袖诗草谒秦太虚，问曰：“右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诗草示之，乃押九青韵俱尽。首云：“元气钟英伟，东皇赋炳灵。蓂敷十一荚，椿茂八千龄。汗血来西极，抟风出北溟。”诸人愕然相视，不敢更出袖草。《桐江诗话》
　　秦少游晚出左掖门，有诗云：“金雀觚棱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远到。《诗话总龟》
　　少游绍圣间以校勘为杭倅。方至楚泗间，有诗云：“平生逋欠僧房睡，准拟如今处处还。”诗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职，监处州酒。人以为诗谶。《王直方诗话》
　　吕申公在扬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预拟口号，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里，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是日微阴，公云：“使不著也。”少游复作一篇云：“自是我公多惠爱，却回秋色作春阴。”《苕溪渔隐丛话》
　　东坡初未识秦少游，少游知其将至维扬，作坡笔题壁于一山寺。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岂此郎也！”《冷斋夜话》
　　廌谓少游曰：“东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无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吾少时用意作赋，习惯已成。诚如所谕，不畏磨难。然自以华弱为愧。”邢和叔曰：“子之文铢两不差，非秤上秤来，乃等子上等来也。”《师友谈记》
　　少游尝以真书题邢敦夫扇云：“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山谷见之，乃于扇背小草题一诗云：“黄叶委庭观九州，小虫催女献公裘。金钱满地无人贯，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后见之曰：“逼我太甚！”《诗话总龟》
　　山谷戏书少游壁诗，有“谁馈百牢鸜鹆眼”之句，注“鸜鹆”以指所盼者。《山谷诗话》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坡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高斋诗话》
　　东坡呼少游为“山抹微云君”。《艺苑雌黄》
　　少游在蔡州，与营妓娄婉字东玉者密，赠之词，有“玉佩丁东”句。又有赠陶心儿词云：“天外一钩横月带三星。”东坡诮其恐为他妓厮赖。高斋诗话：山谷次韵孙子实寄少游诗云：“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王立之诗话：少游极怨山谷此句，谓言蔡州事，少人知者。《山谷诗注》
　　杭有一倅，闲唱少游满庭芳词，偶误举一韵曰：“画角声断斜阳。”琴操在侧曰：“画角声断谯门，非斜阳也。”倅曰：“汝可改韵否？”琴即改云：“山抹微云，天连香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红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秦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东坡闻而赏之。《能改斋漫录》
　　程伊川一日见少游，问：“‘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惭而退。《瓮牖闲评》
　　秦少游观辋川图而愈疾。《香祖笔记》
　　畅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为黄冠者十之八九。有女冠畅道姑，姿色妍丽，神仙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乃作诗曰：“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乌纱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尘俗。雾阁云窗人莫窥，门前车马任东西。礼罢晓坛春日静，落红满地乳鸦啼。”《桐江诗话》
　　秦少游侍儿朝华，姓边氏，京师人。元祐癸酉纳之。尝为诗曰：“天风吹月入阑干，乌鹊无声子夜闲。织女明星来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间。”时朝华年十九。后三年，少游欲修真断世缘，遂遣归父母家，以金帛嫁之。朝华临别，涕泣不已。少游作诗云：“月雾茫茫晓柝悲，玉人挥手断肠时。不须重向灯前泣，百岁终当一别离。”朝华既去二十余日，使其父来曰：“不愿嫁，却乞归。”少游怜而复取归。第二年，少游出倅钱塘。至淮上，因与道友议论，叹流光之遄速，谓朝华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师，呼其父来，遣随去。复作诗云：“玉人前去却重来，此度分携更不回。肠断龛山别离处，夕阳孤塔自崔巍。”时绍圣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尝手书记其事。未几，遂窜南荒。《墨庄漫录》
　　秦少游南迁至长沙。有妓平生酷爱秦学士词，至是知其为少游，请于其母，愿托以终身。少游赠词，所谓“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者也。念时事严切，不敢偕往贬所。及少游卒于藤，丧还，将至长沙。妓前一夕得诸梦，即送于途。祭毕归而自缢。《陔余丛考》引《野客丛书》 按今《野客丛书》不见此条，《夷坚志》载此事。《容斋四笔》又自辨之。
　　瞿塘之下，地名人鲊瓮，少游尝谓未有以对。南迁度鬼门关，乃为绝句云：“身在鬼门关外天，命轻人鲊瓮头船。北人恸哭南人笑，日落荒村闻杜鹃。”《侯鲭录》
　　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与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卒。《独醒杂志》
　　潭守宴客合江亭，张才叔在坐。有一妓独唱二句云：“微波浑不动，冷浸一天星。”才叔索其全篇，妓曰：“夜坐商人船上，邻舟一男子倚樯而歌，不能尽记。”有赵琼曰：“此秦七声度也。”使人访之，果少游灵舟。《五岳志》
　　秦观子湛，大鼻类蕃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为“娇波斯”。《鸡肋编》
　　靖康间，有女子为金虏所俘，自称秦学士女，道上题诗云：“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读者凄然。曾季狸作秦女行。《梅磵诗话》

被贬雷州
　　北宋哲宗时期，因为新旧党争，秦观被贬杭州通判，旋贬处州酒监税、后又移至彬州、横州编管，不断南迁，元符元年秋，贬到海康。这是秦观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也就在雷州，秦观走过了他人生最后三年时间。
　　秦观初到雷州，故乡高邮正是雨打芭蕉，蟹肥虾美之时，而他长期活动的东京也是梧桐落叶，大雁南飞，但在雷州，依旧艳阳高炽，与溽夏无异。人在万里，江湖飘零，知已难遇，故人长绝，加上雷州风土故物不类中原，多愁善感的秦观每日郁郁寡欢，他写诗道：“白发坐钩党，南迁濒海州。……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鹪鹩一枝足，所恨非故林。……海康腊己酉，不论冬孟仲……可怜秋胡子，不遇卓文君。”这种情绪等到这一切在苏东坡到来才有所改观。

雷州永别
　　宋哲宗元符元年初冬，秦观的恩师苏东坡在海南岛昌化军，遇赦北归途经雷州，两人相见，恍如梦寐。秦观拿出自已在雷州写的诗请老师批评，苏东坡哈哈大笑，也拿出一把扇子递给秦观，秦观接过一看，原来是自已南谪过程中写的一首《踏莎行》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整首词充满了伤感，甚至有点凄厉。据说苏东坡听到这首词之后，叹息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看到老师将自己的作品写在扇子上随身携带，秦观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至于秦观给苏东坡看的诗，有人说是他连夜写的《自挽诗》，里面有这些句子：“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但也人说这首《自挽诗》作于元符二年，如是，那就是苏东坡走后几个月的事了，那么，呈给老师的当是《海康书事》等作品。
　　看了秦观的诗，苏东坡感慨万千，他和秦观在文学观念上是不一致的。苏东坡生性乐观，喜欢写一些豪放的词，虽也有伤感之作，但大体是格调昂扬，由此对秦观的婉约风格颇有批评，曾调侃这位弟子为“山抹微云君”。而此时，同样被贬的经历，多年宦海沉浮，特别是秦观被贬，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自己的连累，[3]苏东坡在认识上有了更大的包容性。苏东坡一边看，一边赞叹，但他也想，整天生活在这种情绪中，决不是延寿之法。于是他想办法予以引导，第二天，两人共游雷州，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不时引起苏东坡的开怀大笑。老师的乐观也感染了学生，也冰释了秦观多日的痛苦。在天宁寺，苏东坡看到寺门上“万山第一”四个大字，禁不住又笑了起来，那是一年前路过雷州时应方丈的请求写下的。这四个字，不单是颂扬天宁寺，也是自身境界的一种写照，同时也是对秦观的一种激励，让他从小我的痛苦中走出来。秦观也陷入深思之中。
　　苏东坡走后，秦观的心境也放松了不少，他多次到乡民中体察他们的疾苦，观摩当地的风俗。元符三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不久，秦观也奉命北还，死在路上。

梦中题诗
　　秦观在雷州，还有一些逸事，如他在海康宫亭庙下，梦见天女拿一幅维摩画像让他写赞，秦观笃信佛教，于是欣然题道：“竺仪华梦，瘴面囚首。口虽不言，十分似九。应笑荫覆大千作狮子吼，不如搏取妙喜似陶家手。”醒来后，就把这段话记录下来，据说真迹落在天宁寺。宋僧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自已在天宁寺，还亲眼从和尚戒禅那里看到这幅字，正是秦少游的笔迹。清潘永因所编《宋稗类钞》也提到真迹在雷州天宁寺。当然，做为逸事，里面也都加了一些天女嘲戏秦观的情节。

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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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物生平

年少求学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初入仕途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重建书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治学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还居建阳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宋朝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思想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论述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影响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文学著作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介绍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揽胜。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任满后，请求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纪念馆

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造型庄重、严谨的武夷山朱熹纪念馆，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语言精练、寓意深长，文彩斐然。

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庄重、苍劲，有书法大家的风范。

殿前大门两侧的草书楹联表达了朱熹继承和发展的深邃意义。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联文说明朱熹的理学思想已成为我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

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表述了朱熹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和儒家人生处世的规范。

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这块原为清乾隆皇帝于公元1787年为“紫阳书院”御题的匾额，其大致意思是：“学”为格物，“达”为致知，“性”为道，“天”为德，“格物致知”是朱熹认识论的核心，把道德看作天道的体现。即通过道德修养，追求“至诚”的境界，以感应天地，达到“天人合一”。

学术造诣

理学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著作研究
　　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朱熹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朱熹著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都有待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子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丰硕之外，朱子的著述还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述而不作”是从孔子即已开始的儒家传统。所谓“述”，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创作方式。朱子是利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理学体系最成功和最活泼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就是这一类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决不是个“不作”者，他以大量严谨的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石。《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结晶，《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则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后集结。朱子的另一类著作，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类著作不仅显示出朱子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取向。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颐、程颢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
　　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朱子还有一部与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录》。这是他居丧期间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同编选而成。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开始编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辑录朱子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著作以成书的现象，随着朱子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编集著作最盛的时期，不仅官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民间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大全”、“全书”、“类编”、“类纂”、“全集”、“大全集”之类的书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却也是一部不全之书。所以，准确地说，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间，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集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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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原出翁姓，后出嗣吴氏。与贾似道友善。有《梦窗词集》一部，存词三百四十余首，分四卷本与一卷本。其词作数量丰沃，风格雅致，多酬答、伤时与忆悼之作，号“词中李商隐”。而后世品评却甚有争论。"生平

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人。原出翁姓，后出嗣吴氏。《宋史》无传。一生未第，游幕终身，于苏州、杭州、越州三地居留最久。并以苏州为中心，北上到过淮安、镇江，苏杭道中又历经吴江垂虹亭、无锡惠山，及茹霅二溪。游踪所至，每有题咏。晚年一度客居越州，先后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及嗣荣王赵与芮门下客。

清全祖望答万经《宁波府志》杂问，谓吴文英“晚年困踬以死”，殆得其实。享年六十岁左右。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编定于淳祐九年，卷十录吴文英词九首，时吴文英正在越州，年约五十。黄升并引尹焕《梦窗词叙》云：“ 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吴文英被称为“词中李商隐”，在南宋词坛，吴文英属于作品数量较多的词人，存词有三百四十余首，其《梦窗词》在数量上除辛弃疾张炎外鲜有人与之抗衡；就题材而言，这些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酬酢赠答之作，哀时伤世之作，忆旧悼亡之作。清人周济对他的评价甚高，在其《宋四家词选》中将其与辛弃疾、周邦彦、王沂孙并列为两宋词坛四大家之一。

介绍

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人。由于《宋史》与地方志中都没有为他立传，因此有关吴文英家世生平不详，只能从他的词作与其他零星记载中得知一二。据后人推测，吴文英本姓翁，与翁逢龙、翁元龙为亲兄弟，可能是过继给吴氏而改姓吴。吴文英年轻时喜工文词，却无意于科举。

关于吴文英的生卒年，夏承焘在《吴梦窗系年》中推断生于1200 年，卒于1260 年，一般文学史多从此说。陈邦炎在《吴梦窗生卒年管见》中推定生于1212 年，卒于1272 年到1276 年之间。另外张风子、杨铁夫、刘毓崧诸人亦有不同推测，皆难成定论。

他乐以词人和江湖游士的身份与人结交，交游很广。从其著作《梦窗词》中考察，与他有词作赠酬关系的就有60 多人，包括有文人、政客、普通市民与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人物。他与施枢、方万里、冯去非、沈义父等皆为笔缘之友，晚年又与周密结成忘年交。他还结交一些显贵，充当他们的幕僚。理宗绍定年间，他游幕于苏州转运使署，为提举常平仓司的门客，长达十年之久。淳祐年间，他来到临安，出入于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史弥远孙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后为右丞相的贾似道等人门下，赋词唱和，过从甚密。晚年在绍兴，又旅食于宋度宗之生父荣王赵与芮府中。①在这些权贵中，他与吴潜的交谊较深。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历官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等职。淳祐十一年与开庆元年曾两度入相。后为贾似道诬陷，被劾贬谪，卒于谪所。他与吴文英之兄翁逢龙为同年进士，由于这层关系，他与他们三兄弟皆有交谊，与吴文英尤多唱和之作。吴潜的品格，他对国事的忠悃，对吴文英有很大影响。吴潜任参知政事时，吴文英为其幕僚。吴潜的被贬被害，使吴文英极为痛心。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不敢公开悼念，乃以“过先贤堂”为名，写下《西平乐慢》一首，以慨叹之声，发伤感之情，以寄哀思。 至于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是最为后人非议的。贾似道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而吴文英曾与他有较深关系。现存《梦窗词》中，有四首是赠贾似道的。围绕这四首词，人们对吴文英的品格与操行发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氏四词均作于淳祐六年至十年间，是贾似道制置京湖，未肆骄横之时，此后直至吴文英去世，未见有投赠之作，这是因为他见贾似道专擅之迹已彰，又诬陷排挤了吴潜，故与之疏远乃至绝交。因此，这四词与吴文英投献其他权贵的词作一样，是酬酢之作，无可非议。另一种意见认为，四词中的《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是在贾似道入朝以后所作，其时吴潜已为贾氏所害，而吴文英仍与贾有往来，作词吹捧他，其人品性可知。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便这首《金盏子》是作于贾似道入朝之初，但也只不过是从表面歌颂贾似道的名位声望以及他粉饰着的苟安的升平而已，其中没有谄佞干求的言语，所以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只是一种酬应关系。以词章出入侯门，本是当时的风气，吴文英既为词人，以词作结交权贵，并以此为生，在宋代并非独一无二的。况且他并不以此希求仕禄，更不肯趋附钻营，虽出入于侯门，仍然潦倒终身，无法逃遁“困踬以死”的结局，故仍不失为一个狷介自好之士。①

协律、求雅“梦窗词”

总观吴文英的一生，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动可言，游历范围也大致局限于江、浙两地，他之所以在南宋驰声传名，主要是由于他那些哀艳动人的词篇。吴文英的《梦窗词》存词三百余首，在南宋词人中仅次于辛弃疾。其内容除部分酬酢之作外，有不少是抒发“绵绵长恨”的恋情词，其中著名的长篇《莺啼序》，极言相思之苦，所表达的低回缠绵、生死不忘之情催人泪下，其艺术感染力远非那些描写幽会欢情的艳词可比。在措词、用典、结构上无不刻意求工，因而在古今长调中享有极高声誉，广为后人传诵。

①夏承焘：《吴梦窗系年》

① 夏承焘：《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载《唐宋词人年谱》。

恋情词以外，《梦窗词》中还有不少哀时伤世的作品。吴文英生活的时代，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权已岌岌可危。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吴文英既不能奋起呐喊，只能通过写景咏物，伤今感昔，表达对国事的忧思。在他的词中，或伤戚宋室的衰微，或隐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写山河的凋敝荒凉，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将。同时，又夹杂着对人世沧桑的感叹，把家国之感与身世之痛融为一体，其沉郁哀伤之情随处可见。当然，较之于陆游、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诗词，吴文英的忧怀国事之作显得苍白、消极。在词的创作上，吴文英主要师承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沈义父曾把他的词法概括为四点：一是协律；二是求雅；三是琢字炼文，含蓄不露；四是力求柔婉，反对狂放。这一艺术风格决定了“梦窗词”难以反映重大主题，而多浓艳芬菲的词境，这也是南宋婉约词派的共同特点。但在表现手法上，“梦窗词”具有打破传统的层次结构方式、转换自由、跳跃性强、现实与想象杂糅的特点。对于“梦窗词”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评价不一。褒美者说“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梦窗之妙，在超逸中见沉郁”。贬之者则曰“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梦窗词”虽然有雕琢太过、词意晦涩以及格调不高的缺点，但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值得肯定。

艺术风格

首先是在艺术思维方式上，彻底改变正常的思维习惯，将常人眼中的实景化为虚幻，将常人心中的虚无化为实有，通过奇特的艺术想象和联想，创造也如梦如幻的艺术境界。如游苏州灵岩山时所作的著名怀古词：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鱼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开篇打破登高怀古词写眼前实景的思维定势，而以出人意表的想象将灵岩山和馆娃宫等虚幻化，把灵岩山比拟为青天陨落的星辰。这是化实为虚。西施的遗迹本是一片废墟，而作者却以超常的联想，逼真地表现出当年采径中残存的脂香腥味和响屟廊里西施穿着木屐漫步的声响，化虚为实，亦幻亦真，境界空灵。类似于这种超越时空、将心中的幻觉实有化的表现，在梦窗词中随处可见。如怀念亡姬的名作《风入松》：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词的境界似真似梦。“黄蜂”二句，则是亦真亦幻。黄蜂扑秋千，为眼前实景；亡姬生前纤纤玉手在秋千上残留的香泽，本是由于痴迷的忆恋而产生的幻觉，而首一“有”字，便将幻觉写成实有。另一首《思佳客·赋半面女髑髅》，更将半面枯骨幻化成风姿绰约的少女：

钗燕拢云睡起时。隔墙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妆如画，细雨三更花又飞。　轻爱别，旧相知。断肠青冢几斜晖。断红一任风吹起，结习空时不点衣。

这种超常的想象力和幻化的手段，为吴文英所独擅。

其次是在章法结构上，继清真词后进一步打破时空变化的通常次序，把不同时空的情事、场景浓缩统摄于同一画面内；或者将实有的情事与虚幻的情境错综叠映，使意境扑朔迷离。吴文英作词师承周邦彦。清真词的结构也具跳跃性，但起承转合，或用虚字转折或用实词提示，尚有线索可寻。而梦窗词的结构往往是突变性的，时空场景的跳跃变化不受理性和逻辑次序的约束，且缺乏必要过渡与照应，情思脉络隐约闪烁而无迹可求。这强化了词境的模糊性、多义性，但也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他长达240字的自度曲，也是词史上最长的词调《莺啼序》，便典型地体现出这种结构的特色：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萎，瘗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全词分四段，主要写对亡故恋人的思念，相思中又含有羁旅之情，时空多变，反复穿插。第一段写独居伤春情怀。主导空间是绣户，随首思绪的翻腾流动，空间意象从西城跳到湖上画船又转换到吴宫。第二段回忆十所前的艳遇，而“春宽梦窄”又包含着现时的感受。第三段总写别后情事。过片思绪回到现实的水乡寄旅，接着又跳到别后寻访往事和当时分别的情景。时空上有三次跳跃变化。第四段总写相思，又穿插着别后的眺望与期待，相聚时的欢情和离别时的泪痕，时间又是几度变化，空间也是从眼前跳到辽海又回复到江南。时空突变，情怀隐约闪烁。他不是按惯例将一时情事写完后再续写另一情事，而是交错穿插，词的结构是一个个缺乏逻辑、理性联系的片段组成，其内在的联结点是跳荡的思绪。这种结构方式带有一定的超前性，类似于现代的意识流手法，古人不易理解，因此指斥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

梦窗词的语文生新奇异。第一是语言的搭配、字句的组合，往往打破正常的语序和逻辑惯例，与其章法结构一样，完全凭主观的心理感受随意组合。如“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和“落絮无声春堕泪”等，都是将主观情绪与客观物象直接组合，无理而奇妙。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色彩感、装饰性和象征性。他描摹物态、体貌、动作，很少单独使用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而总是使用一些情绪化、修饰性、感极强的偏正词组。如写池水，是“腻涨红波”；写云彩，是“倩霞艳锦”或“愁云”、“腻云”；写花容，是 “腴红艳丽”、“妖红斜紫”；甚至写女性的一颦一笑或一种情绪，也爱用色彩华丽的字眼来修饰，如“最赋情、偏在笑红颦翠”，“红情密”，“剪红情，裁绿意”。梦窗词字面华丽，意象密集，含意曲折，形成了密丽深幽的语言风格。但雕绘过甚，时有堆砌之病、晦涩之失，故不免为后人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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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1030-1106，一说1038—1110 ，一说1038-1112），男，汉族，字叔原，号小山，著名词人，抚州临川文港沙河（今属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人。晏殊第七子。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一般讲到北宋词人时，称晏殊为大晏，称晏几道为小晏。《雪浪斋日记》云：“晏叔原工小词，不愧六朝宫掖体。”如《鹧鸪天》中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等词句，备受人们的赞赏。"介绍

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他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开封府推官等小吏。

黄庭坚的《小山词序》也许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解释：“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处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旨：‘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皆负之而不恨，已信之终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从四痴也就能看到他们孤芳自洁的个性。忠纯真挚的痴情，他仍未失却童心，他难与一般俗人合流，

晏几道孤高自负，傲视权贵，即使是苏轼这种人，也不在眼下。据《砚北杂志》云：“元佑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其高傲竟至此等程度！

他好藏书，能诗，尤以词著称。据《墨庄漫录》云“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惋。叔原戏作诗云：‘生计惟兹惋，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颓瓢庶共操。朝盛负余米，暮贮籍残糟。幸免播同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葛为袍。倘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徙自许，噱尔未应饕。世久称原宪，人方逐子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此诗虽是戏作，而愤世嫉俗之情，高洁固究之趣，斐然可见。

其存诗只数首，“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穷通不属儿曹意，自有真人爱子虚。”都是寓意颇深之作。

他的主要著作为《小山词》，《全宋词》收其词260首。其中长调3首，其余均为小令。他的小令词在北宋中期发展到一个高峰，用清壮顿挫的艺术性，揉合了晏殊词典雅富贵与柳永词旖旎流俗特性，既雅又俗的歌词合乐的典型音乐形象，使词这种艺术形式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取得扭转雅歌尽废的历史性作用。

词风简介

晏几道的词风浓挚深婉，工于言情，与其父齐名，世称“二晏”。但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造诣在殊之上。“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文忠之右……措辞婉妙，一时独步。”词风逼近其父。既有晏殊词风的清丽婉曲，语多浑成；又比晏殊词沉挚、悲凉。特别是在言情词上，更优于其父。由于社会地位和人生遭遇的不同，词作的思想内容比晏殊词深刻得多。其中有不少同情歌妓舞女命运、歌颂她们美好心灵的篇章。也有关于个人情事的回忆和描写。通过个人遭遇的昨梦前尘，抒写人世的悲欢离合，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在有些作品中，表现出不合世俗、傲视权贵的态度和性格。

《小山词》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诗。工于言情，但很少尽情直抒，多出之以婉曲之笔，较之晏殊的词沉郁顿挫。在小令的技法上也有所发展，日臻纯熟。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实罕其匹。”

《小山词》从《珠玉词》出，而成就不同，虽是走其父婉约传统，固守小令的阵地，却创造出新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晏几道的词艳而不俗，浅处皆深，将艳词小令，从语言的精度和情感的深度与两个层面上发展到极致。

小山词多怀往事，抒写哀愁，笔调饱含感伤，伤情深沉真挚，情景融合，造语工丽，秀气胜韵，吐属天成，“能动摇人心”。他的《临江仙》、《鹧鸪天》、《阮郎归》等，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通过几个生动感人的画面，抒写离别之愁，相思之苦和重逢时的喜悦，情真意切，九曲回肠。其中新辞丽句，深为论者所叹赏。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复堂词话》赞它是“千古不能有二”的“名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苕溪渔隐丛话》评它为“词情婉丽”；至于“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连认为“作文害道”的理学家程颐听了，都得笑着说：“鬼语也！”

生卒年考

近人编写的晏几道年谱及其他研究晏几道的文章，对他的生卒年均是根据有关材料推算而定。如夏承焘先生编撰的《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中推断，几道约生于天圣八年庚午，卒于崇宁五年丙戌，今人多沿用此说。后钟陵先生昌许田镇，晚年由乾宁军通判转开封府推官。黄庭坚称其"“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又称其平生有；四痴”“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说他”“纵弛不羁，尚气磊落”“。几道喜藏书。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中说，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漆碗，叔原以《戏作示内》赠之”“生计唯兹碗，般：擎岂惮劳。……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其词盛为当时所推，王灼《碧鸡漫志》”“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有词二百五十九首，诗七首,文一篇传—82—道生卒年小考》中对此质疑，认为他约生于1048年，卒于1113年后，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6学史》采纳了此说。

97年涂木水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他到二晏的故里江西省进贤县文港乡沙河村查阅了《东南晏氏重修宗谱·临川沙河世系》里面，明确记载"“殊公儿子几道，字叔原，行十五，号小山，宋宝元戊寅四月二十三日辰时生，宋大观庚寅年九月殁，寿七十三岁。此谱为清高宗乾隆三十”"二年的晏殊第二十九世孙，江西省湖口县令晏成玉主修，由晏氏后裔历代相传而保存下来，故所载内容应是真实可信的。

崇宁四年乙酉，六十八岁。闰二月，因两经狱空转一官。《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六十八册《刑法四·狱空》徽宗崇宁四年间二月六日诏：开封府狱空，王"“:宁特转两官；两经狱空，推官晏几道，，何述李注，推官转管勾使院贾炎，并转一官，仍赐章服。”“黄庭坚卒。崇宁五年丙戌，六十九岁。辞官，退居京城赐第。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案《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仕。因此”“:”"几道辞官时未满七十。他才因两经狱空转一官，仍在任上，故乞身之事当在公元1106年。徽宗大观元年丁亥，七十岁。应蔡京之请作[鹧鸪天]二首，约在大观一，二[7]大观四年庚寅，七十三岁。九月,卒。

故晏几道应该是生于1037年，卒于1110年，享年73岁。

"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今河南安阳市汤阴县程岗村）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岳飞是南宋最杰出的统帅，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主张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夹击金军，以收复失地。岳飞的文学才华也是将帅中少有的，他的不朽词作《满江红》，是千古传诵的爱国名篇。葬于西湖畔栖霞岭。"岳家军

1135年，岳家军的规模从三万多人的规模增加到10万人左右的规模。这是因为杨幺军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和此后增拨的统领丘赟所部；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等部；以及张浚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改任岳飞统辖的黄州武将知州带来的几千蔡州兵。岳家军以后也大体维持十万左右的数量直到岳飞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害。

岳家军至少有十二统制“军”：1.背嵬军；2.前军；3.右军；4.中军；5.左军；6.后军；7.游奕军；8.踏白军；9.选锋军；10.胜捷军；11.破敌军；12.水军。其中背嵬军是绝对主力，名字学自韩世忠的同名统制军；游奕是巡回的意思；踏白是武装侦察的意思；其它军名都是增长士气的军号。据绍兴九年统计，这十二军共有22名统制、5名统领和252名将官分别率领，其中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名。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副手，岳飞不在时可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此五人是岳家军的中坚人物。

生平

初露峥嵘
　　靖康元年冬，康王赵构到相州，于腊月初一日开河北兵马大元帅府，岳飞随同刘浩所部一起划归大元帅府统辖。刘浩为元帅府前军统制，赵构命他南趋濬州、滑州方向以作驰援开封的疑兵，自己则率领元帅府主力北上大名府。
　　岳飞奉刘浩的命令，带一支人的骑兵小队前往魏县李固渡进行侦察。忽与金兵遭遇。飞一马当先，冲杀过去，轻取敌将首级，宋骑随后掩杀，金兵逃窜。初次小战，飞的勇敢和武艺便得到显露。
　　刘浩军至濬州渡黄河，不料被金军骑兵截断，前军兵力单薄，只得追随元帅府人马北上。这时副元帅宗泽也赶到大名，赵构不纳宗泽全力营救开封之言，与汪伯彦等又继续向东平转移，只与宗泽一万人马往援开封。飞随刘浩部隶属宗泽，这是他初次成为宗泽的部将。泽率部众进军开德府，与金军十三战，每战皆捷。飞英勇奋战，以军功迁为修武郎。
　　年二月，岳飞随军转战曹州，他挥动双锏，身先士卒，直贯敌阵。宋军以白刃近战打败金军，追奔数十里。飞因功迁武翼郎。刘浩的兵马进驻广济军定陶县的柏林镇后，元帅府又命他改隶黄潜善，不再让宗泽指挥此军。这时黄潜善掌握着人马，却只知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使只有二万五千人的宗泽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宗泽虽取得了一些胜利，队伍却也有不少损耗，难以伤及金军元气。
　　是年四月，金军从已被洗劫一空的汴京城撤出，满载着金帛、珍宝北上，徽宗、钦宗二帝和皇室成员、机要大臣、百工等余人都做了俘虏。北宋至此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是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赵构虽起用了抗战派名臣李纲为左相，但仍旧对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颇为器重。赵构采取黄潜善等避战南迁的政策，预备南行“巡幸”，欲退避到长安、襄阳、扬州等地。时年岁的岳飞得知这个消息，不顾自己官卑职低，披肝沥胆，向宋高宗赵构“上书数千言”，其略云：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然而，他的耿耿丹心只换得“小臣越职，非所宜言”八字批语，并且被革除军职、军籍，逐出军营。
　　岳飞的抗金决心并未因此动摇。年八月，岳飞渡河北上，投入当时“声满河朔”，正多方收揽英才抗金的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营中。张所知悉飞的遭遇后，十分同情，便留他在“帐前使唤”。由于岳飞的非凡见识、高超武艺，张所终于决定破格提拔他。先是“以白身借补修武郎”，继而又升为统领，后又升为统制，分隶于名将王彦部下。-
　　然而高宗、黄、汪等为了向金人乞和，有意打压朝中的抗金力量：先是坚决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继而张所也因从前曾弹劾黄潜善而遭贬谪发配岭南，最终死于贬途。被张所派去收复卫州等地的王彦、岳飞一军，也因河北西路招抚司的撤销而成为孤军。
　　王彦驻军卫州新乡县的石门山，为集结金军所包围，因此谨慎出战。岳飞有些年少气盛，责备王彦胆怯：“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率领部下擅自出战，攻占新乡县。金军误以为王彦、岳飞军是宋军主力，于是抽调各路人马，云集新乡，准备与宋军决战。王、岳军仅七千人，被金军围困，在突围中溃散了。飞与彦不和，自率部转战太行山区，其间曾多次袭击金军，生擒金将拓跋耶乌，刺死敌酋黑风大王，迫使金人暂时退却。

再归宗泽
　　李纲罢相后，东京开封府的留守宗泽就事实上成为抗金的中心人物。宗泽和北方的民间自发抗金武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收编了号称百万人的大军，积储了足供半年食用的粮草。泽委任王彦为“制置两河军事”，彦便派人命岳飞所部“赴荣河把隘”。飞和彦难以共事，便决定率领部伍南下东京开封府，再次接受宗泽的领导。宗泽珍惜岳飞的才干，体谅他的爱国之心，原谅了飞的违反军纪，留在营中听候差遣。
　　十二月，金军大举南侵，进犯孟州汜水关。宗泽即派岳飞为踏白使，让他率领五百骑兵前往侦察。飞在汜水关一带击败金军，凯旋后，即被宗泽任命为统领，不久又提升为统制。
　　建炎元年冬到二年春，金国分兵三路全军出动，在东京开封府所属及其毗邻的州县，宋金两军进行了剧烈的拉锯战。宗泽坐镇东京留守司，虽四面受敌，仍从容地调度军队，部署战斗，使金军无力攻下开封。正月里，开封市民甚至一如往时张灯结彩。岳飞于滑城之战、胙城之战、黑龙潭之战中，均表现突出，颇有战功。一日宗泽招见岳飞并授以用兵作战阵图，且说：“尔勇智材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飞回答：“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番话终于使宗泽点头称是。
　　建炎二年四月以后，天气开始炎热，金军撤退，宗泽准备北伐。王彦的八字军奉宗泽之命移屯滑州。五马山的首领马扩也携带信王赵榛的信前来东京留守司。宗泽和王、马等人共同制订了北伐的计划。这年六月止，宗泽上陈述恢复大计的奏章达次，但始终没有取得高宗的支持。年近古稀的宗泽再也支持不住，背疽发作，于七月初一含恨离世，临终前仍然高呼：“过河！过河！过河！”

开封弃守
　　宗泽死后，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其人“性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置宗泽生前的计划于不顾，北伐终告夭折。
　　年八月，金军再次南侵。一次，飞奉命驻守竹芦渡，用疑兵之计打败金军，因功转武功郎。
　　年正月，岳飞奉东京留守司的命令从守卫北宋皇陵的驻地西京河南府返回开封。杜充出于排斥异己的动机，命飞向守城将领张用、王善袭击。时王善驻扎城东，张用驻扎城南，岳飞、桑仲、李宝诸人驻扎城西，均负有守卫京师重任。飞不愿自相残杀，婉言推辞，但杜充以军法问斩相威胁，勒令飞出兵。飞有以往擅自脱离王彦的教训，无法抗命，只能出战，南薰门之战，以八百人击退张、王部数万人，以功升武经大夫。杜充又派马皋等继续追击张、王部，却被打败。张用久攻淮宁不下，引军离去，自此成为游寇，后终被岳飞收降。此后飞随陈淬多次与王善作战，王善率部东流西窜，最后降金。飞因多次战功先后转武略、武德大夫，授英州刺史。
　　上年八月开始南侵的金军，于是年正月又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进袭扬州。二月初三日，南迁扬州的宋高宗得到金军攻陷天长军的消息，惊慌失措，落荒逃至杭州。五月，苗刘兵变被镇压后，高宗移驾建康。就在高宗移驾建康时，杜充假“勤王”之名，行脱离危险之实，准备离开开封，前往建康。
　　岳飞于六月下旬刚回军开封，就接到杜充南撤的命令。飞向充苦谏：“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捐数十万众不可得也。”充不听。飞无奈，只得率军随之南下。开封随后于次年二月陷落。

收复建康
　　高宗对杜充放弃开封的举动不加责罚，反而还命他负责长江防务，升任右相。高宗在建康稍事逗留，就又返回杭州，并派使臣杜时亮向金营呈送《致元帅书》。
　　屈辱的书信，并未取得金人的怜悯。年秋，金军又兵分多路向南进犯。完颜挞懒领军进攻淮南，而由完颜兀术领军直接进攻江南，直捣赵构所在的临安，只图一举灭亡南宋，占领整个宋朝领土。
　　十一月初，兀术占领长江北岸和县。金军沿长江北岸东进，与李成合攻乌江，离建康不到百里。杜充向朝廷上报“督师采石防守”，却深居简出不做准备。飞入杜充寝阁，苦劝再三至于流涕，但也无济于事。
　　听到金军渡江的消息后，杜充才派都统制陈淬率岳飞、戚方等将官统兵二万奔赴马家渡，又派王王燮的一万三千人策应。陈淬率军力战，飞率右军和金国汉军万夫长对阵，而王王燮不战而逃，陈淬战死，诸将皆溃，飞苦战无援，整军退屯建康东北的钟山。杜充又弃建康，逃往真州，不久降金。建康失陷。
　　时岳飞的部下有叛逃者，飞慷慨陈词道：“我辈……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哉！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士卒皆被感动，愿随飞作战。
　　兀术占领建康府后，亲率主力追赶宋高宗。高宗从明州乘船经海上逃到温州避难。
　　金军南侵后，岳飞军则在其后方，乘机给予痛击。金军占领溧阳后，飞遣刘经率兵千人，乘夜攻克了溧阳县城。飞亲自领军转战广德境中，六战皆捷。驻军广德军的钟村，军粮用尽，将士忍饥，却不敢扰民。
　　年初春，宜兴正被溃军骚扰，县令请岳飞来宜兴，说：“邑之粮糗，可给万军十岁！”二月，飞进驻宜兴，屯于张渚镇。在宜兴，飞收降了因政局混乱而在当地为匪的多支部队以及金军强征来的河北、河东等地签军。飞不歧视、苛待他们，伪军们都传话说：“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飞抗金英勇，爱民如亲，宜兴人民感恩戴德。他们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
　　二月，金军以舟师浮海，穷追高宗三百里未获。兀术借口“搜山检海已毕”，大肆烧杀抢掠之后，从大运河水陆并进，经秀州、平江等地向北撤退。经过常州时，岳飞率军从宜兴赶来截击。飞四战皆捷，擒女真万户主少孛堇等十一人。常州截击战之后，飞首次得到朝廷诏令，命他配合镇江韩世忠，从左翼进击金军，伺机恢复建康。
　　金军在水路与韩世忠相持达四十日，被困于黄天荡，因奸细献策才得以入江。陆路上，岳飞在四月二十五日于建康城南三十里的清水亭首战大捷，金兵横尸十五里。
　　五月初，飞在建康南面的牛头山扎营，在夜间以百人敢死队骚扰金军，金军伤亡甚大。兀术准备放弃建康，先在城中大肆杀掠和破坏，然后从建康西北的靖安镇向北岸的宣化镇渡江。飞领骑三百、步兵二千冲下牛头山，大破金军，进据新城。又追至靖安，消灭了未及渡江的金军。建康得以收复。
　　建康战役历时半月，岳家军仅斩女真兵就“无虑三千”，擒获二十多名军官。这是岳家军的首次辉煌胜利。
　　六月十五日，岳飞回到宜兴，在张大年家题词：近中原板荡，金贼长驱……

六郡归宋
　　岳飞于绍兴元年至三年先后平定了游寇李成、张用、曹成和吉、虔州的叛乱，升任神武后军统制。宋高宗赐御书“精忠岳飞”锦旗给飞，后又将牛皋、董先、李道等所部拨归岳家军，岳家军兵力得到扩充。
　　年春，岳飞上《乞复襄阳札子》，提出收复陷于伪齐政权的襄阳六郡的主张，并说：“恢复中原，此为基本。”奏议得到朝廷许可，但高宗又特别规定岳家军不得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只以收复六郡为限。
　　四月十九日，岳家军又重返民族战场，由江州向鄂州挺进。在从武昌乘船渡江北上时，飞情绪昂扬地对幕僚说：“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
　　五月五日，岳家军直抵郢州城下。岳飞跃马环城一周，亲自侦察敌情。他举起马鞭，遥指东北角的敌楼说：“可贺我也！”
　　六日黎明时，岳家军向郢州发起总攻。战斗异常酷烈，岳飞坐在大纛下指挥，忽然有一大块炮石飞坠在他面前，左右都为之惊避，岳飞的脚却纹丝不动。士卒攀登云梯，奋勇攻上城墙。入城后，杀敌七千余人。
　　郢州收复后，分两路进军。张宪、徐庆分兵东向攻随州；飞领军直趋襄阳，与伪齐主将李成决战。李成见郢州一日便被攻破，再无勇气据守，仓皇逃遁。十七日，岳飞兵不血刃，凯歌入襄阳。五月十八日，牛皋便与张宪、徐庆合力攻下随州城，歼灭了五千伪齐军。十六岁的岳云勇冠三军，手持两杆数十斤重的铁锥枪，第一个冲上城头。
　　岳飞出师大捷，震动了伪齐政权。刘豫急忙调度兵力，还请来金朝的“番贼”，与河北、河东的“签军”增援，集结于邓州附近，号称有三十万大军，筑寨掘壕，以遏制岳军北上。七月十五日，王贵和张宪两军在州城外三十几宋里，同数万金、齐联军激战；王万和董先两部出奇突击，一举粉碎了敌军的顽抗。刘合孛堇只身逃窜。岳家军俘降“番官”杨德胜等二百余人，夺取战马二百多匹，兵仗数以万计。十七日，岳家军猛烈攻城。将士不顾矢石，蚁附而上。岳云又是第一个登城的勇士。岳家军攻拔邓州，活捉了高仲。二十三日收复了唐州州城。王贵和张宪同时在唐州以北三十宋里，再次击败金与伪齐联军，以掩护李道收复州城。同一天，荆湖北路安抚使司统制崔邦弼等军也攻下信阳军。
　　襄汉之战是南宋头一次收复了大片失地的战役，又攻取了原先由伪齐控制的唐州和信阳军，这是南宋进行局部反攻的一次大胜利。岳飞因收复六郡之功升清远军节度使，成为有宋一代最年轻的建节者。

名扬洞庭
　　建炎末，湖南义军首领钟相被俘杀后，杨么等率领数十万人占领洞庭湖区，濒湖置寨，据湖为险；兵农相兼，陆耕积粮，打造车船，练兵水战，继续与官府抗衡。绍兴元年至四年，先后在鼎口、下沚江口、阳武口抗击官军围剿，屡战获捷。社木寨之战中，以车船水军反攻，尽歼守寨宋军，兵势日盛，使官府惧之为心腹大患。五年二月，高宗命宰相张浚为诸路兵马都督，岳飞为荆湖南北路制置使，刘延年为随军转运使，率领号称二十万大军前往镇压。军抵潭州，张浚布阵：分兵封锁湘阴、桥口、益阳、公安、南阳渡等湖区诸要津；令岳飞率军趋鼎、澧，自上游袭取杨么、夏诚等寨。五月，岳飞至鼎州，先遣降人杨华为间，入寨潜结杨么属下，诱降义军；同时，置寨列舰，实施军事威胁。六月初二，义军龙阳汛州村大寨首领杨钦领所部三千人及战船出降；寻其余大寨首领刘衡、金琮、刘诜、黄佐等亦举寨相继就招。义军大部被瓦解，惟杨么、夏诚仍据寨自固。岳飞知湖区地势艰险莫测，且舟师水战不及义军车船水军，遂先遣人开堰闸泄水，放木筏堵塞湖中诸港，散青草于湖面，以滞车船。继以杨钦为向导，率军进围杨么寨。杨么率众突围，力战失利，被俘，杀，余众被歼殆尽。夏诚死守其寨，亦被官军攻破。至此，杨么之乱被官军平定，就连都督张浚也不得不赞许道：“岳侯殆神算也！”。因岳飞巧智神算，从此名扬洞庭。“徒有王王燮数年之劳，未闻岳飞八日之捷。”

两度北伐
　　年初，由宰相张浚兼任都督诸路军马事，于平江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北伐中原。张浚命令岳飞进军襄阳，作好直捣中原的准备。
　　二月，岳飞于鄂州发布讨伐伪齐的檄令，并积极做好进军襄阳的军事部署。不料在三月，年已古稀的岳母姚氏病逝。飞悲痛不已，目疾复发，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自行解职，扶母灵柩至庐山安葬。并接连上表，乞守三年终丧之制。
　　在朝廷再三催促下，岳飞忠孝难以两全，赶回军中，七月正式誓师北伐。岳家军兵分两路：一路往东北，由熟悉京西地理的牛皋统领，直奔镇汝军，牛皋早年在汝州鲁山县宝丰村同金军作战，此时重返故地，精神抖擞，一战即攻克汝城，生擒伪齐守将薛亨，紧接着又乘胜攻克颍州，为这次北伐建立首功。另一路王贵、郝晸、董先等，向西北方向进军，在攻克卢氏县后，又西取商、虢，东下伊阳，一路缴获粮食十五万石，降众数万。杨再兴大败伪齐张宣赞人马，收复长水县；王贵在收复虢州后，又率军向西，力拔上洛、商洛、洛南、丰阳、上津等县城，席卷了商州全境。
　　岳家军北伐大捷，宋廷为此下诏嘉奖说：““遂复商於之地，尽收虢洛之城””，““长驱将入于三川，震响傍惊于五路””。收复商、虢等城后，飞向朝廷请示：如形势有利，将命王贵、牛皋两路合兵，自伊洛直渡黄河，与太行忠义民兵配合作战，收复河北失地。但他的进军计划没有取得朝廷支持。于收复卢氏、长水之后的第十七天，终因“孤军无援”和“以粮不济”，不得不退师鄂州。岳飞夺回商、虢等地，伪齐刘豫大为震惊。是年九月，刘豫筹集三十万人马，号称七十万，向淮西发动进攻。高宗得报后，认为刘光世、张俊不足以守江淮防线，要调岳飞军沿江东下。诏书到达鄂州时，飞正苦于目疾。但他并未犹豫，立即向九江进发。赶到九江时，淮西战事已告结束。
　　完颜兀术看到岳飞移军东下，中线空虚，有可乘之机，便于十月底、十一月初与伪齐合兵，向襄汉地区发动猛烈进攻。飞接到多地的告急军情后，当机立断，调集二万精锐第三次出师北伐。
　　岳飞出师到达各地之前，部将寇成、王贵、秦祐等已多次打退敌军进攻。岳飞大军开到前线，给守城将士以极大鼓舞，军威更振。商州转危为安。襄汉战线也因岳飞大军的到来，敌军不战而退。飞又准备收复蔡州，因见州城防守严密，“势不可攻”，乃作罢。
　　按照朝廷“规模素定，必不徒行”的意旨，飞此时已胜利完成任务，加之所带军粮有限，便决定还师鄂州。飞撤军前，为避免遭敌追击，命王贵、董先向蔡州城发动一次进攻，以作掩蔽。但飞军撤退的消息传到敌营后，李成果然立即布置追击。董先、王贵等率军退到白塔地方，李成亲率刘复、孔彦舟等十员大将，合力追来。飞率军迎击，经过激战，擒获伪齐将领数十人，俘数千人，马三千六百匹，衣甲器仗无计其数。敌兵尸体填满溪谷，拥坠入水而死者无算。
　　岳飞对被俘伪齐士卒，均散钱遣返还乡。并对他们说：“汝皆中原百姓，国家赤子，不幸为刘豫驱而至此。今释汝，见中原之民，悉告以朝廷恩德，俟大军前进恢复，各率豪杰来应官军！”

君臣嫌隙
　　年二月，岳飞奉诏入朝觐见高宗，其间曾与高宗作《良马对》，后又扈从高宗至建康。一日高宗把飞召至“寝阁”，向飞授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准备将刘光世所部王德、郦琼等兵马五万余人隶属于飞。这是朝廷因刘光世在淮上之役希图换防避战，退军当涂几误大事，被剥夺兵柄后作出的措置。
　　岳飞见部队得到扩充，收复中原有望，心情异常激动，便亲手写成一道《乞出师札子》。飞陈述了自己恢复中原的规划，而且提出要“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百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此时岳飞已不再提及迎还“二圣”或者“渊圣”之事，只将钦宗包括在“天眷”之中。
　　高宗览飞奏疏后，亲赐御札嘉奖。拨刘光世军与飞，似成定局，不意张浚和秦桧从中梗阻，高宗听从张浚之议，置已决之“前议”于不顾，又下诏给飞说：“淮西合军，颇有曲折。”不将刘光世军拨与岳飞。张浚见了岳飞，撇开归刘军与飞之“前议”，以淮西军中人事安排相问，岳飞耿直的回答却遭张浚讥刺。飞胸中积忿，上了一道乞罢军职的札子，不等批示，只向随行机密官黄纵略事交代后，就离开建康，回到庐山母墓旁守制了。
　　高宗闻知岳飞辞职，即诏令鄂州军营将佐立刻敦请岳飞还军，又派张宗元到鄂州军中做宣抚判官。朝廷命李若虚、王贵去庐山请飞还军，李若虚劝了岳飞六日，飞才答应还军视事。
　　张浚用人不当，终于招致了淮西军变，浚因此引咎辞相。岳飞得到兵变的消息，立即上疏表示愿率军进屯淮甸，拱卫建康行朝。高宗只让飞到江州驻扎。九月、十月间，岳飞入觐，向高宗提议立其养子赵瑗为皇储，又遭高宗呵斥。-
　　有学者认为，岳飞和宋高宗之间的矛盾，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逐渐加深的。
　　这时，宋金对立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金太宗死后，完颜亶继承帝位，而军事首脑完颜粘罕逐渐失势，于是年七月死去，完颜挞懒一派开始掌权。金趁刘豫借郦琼叛降出兵攻宋之机，将刘豫抓获，正式取消存在了年的伪齐政权，并向宋廷呼吁和谈，条件是归还黄河以南故宋地，并放还高宗生母韦氏，归还已死的徽宗的梓宫。

反对和议
　　年二月，岳飞还军鄂州，坚持“戮力练兵”，“日夜训阅”。
　　高宗为“屈己求和”，进一步重用秦桧，并令其与金接通关系。韩世忠、岳飞对和议一事都表示坚决反对。飞在临安朝见时对高宗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高宗不听。
　　十一月，金廷派出江南诏谕使张通古、萧哲，携带诏书，来同南宋“讲和”。
　　金人不称宋朝而称“江南”，不说“议和”而说“诏谕”，把南宋完全置于藩属地位，消息传开，朝野上下，舆论沸腾。宋廷诸大臣对此议论纷纷，多有反对者，然而这些主战派人物如枢密副使王庶、枢密院编修胡铨等人，或被罢官，或被贬谪；赵鼎也被罢相。
　　十二月廿七日，秦桧以宰相身份代表宋高宗跪在金使脚下，答应取消宋国号，作金的藩属，并每年纳贡，南宋与金的第一次和议达成。
　　年正月，宋廷宣布大赦天下，以庆贺"“和议”“的成功。岳飞接到赦书之后，让幕僚张节夫起草了一份《谢讲和赦表》，表明自己不趋附和议，誓要”“唾手燕云，复仇报国”“。飞对朝廷加封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虽三诏而不受，他在辞书中说：”“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夷狄。”"高宗特下“温诏”，飞才不得已受之。
　　其后岳飞又自请随宋使至西京洛阳谒扫先帝陵墓，以趁机窥探金国虚实，但未被允许。再后，飞又上二札子，要求解除自己的军职，字里行间对和议之事不无讽剌之意，高宗、秦桧先未予理睬，后批示不允所请。

挺进中原
　　年，完颜兀术发动政变掌权，随即废除对宋和议。五月，兀术亲统大军，以山东聂儿孛堇和河南李成为左右翼，取道汴京向两淮进军；右副元帅完颜撒离喝统帅西路军，从同州攻陕西。五月下旬，金军兵临顺昌城下，顺昌告急。宋高宗原不同意岳飞出兵，后恐顺昌有失，便命飞发兵救援。
　　岳家军在鄂州已整训三年，岳飞接诏后，立即派张宪、姚政率军东进，援救顺昌。未至顺昌时，刘锜已于顺昌之战中大败金军。六月下旬，当西线金军受阻，东线顺昌解围，局势稍有稳定，高宗便又命司农少卿李若虚向岳飞传达诏命，谕飞“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此时飞已率军开至德安。岳飞向李若虚陈述他恢复中原的谋略，若虚素主抗金，他不顾矫诏之罪，主动支持岳飞北伐。-
　　岳飞随即挥师北上，在六月、闰六月间，由张宪的前军攻下蔡州，牛皋在京西路连克鲁山等县城，统领官孙显也在蔡州和淮宁府之间打败金兵。张宪、傅选又大败金将韩常，顺利收复颍昌。牛皋、徐庆随后和张宪会师，继而收复了陈州。中军统制王贵所部也在闰六月底和七月初接连攻下了郑州和西京河南府。
　　与此同时，韩世忠部将王胜收复海州，张俊部将王德收复亳州。
　　岳飞此前派往河北的义军首领李宝、孙彦、梁兴、董荣等在山东和河北、河东两路联络和组织当地忠义民兵，并在七月初收复了怀、卫、孟等州。至此，岳飞所部和由他联络的各地忠义民兵，对兀术盘踞的东京已形成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六面包围。
　　不意正值此时，朝廷诏命张俊撤出亳州移屯寿春，又下诏驻屯顺昌的刘锜向江南调移。岳飞接连上奏，请求友军支援，“伏望速降指挥，火速并进”，没有得到朝廷批准。
　　完颜兀术得知驻扎在郾城的岳飞兵马不多，用骑兵一万五千人直扑郾城，企图一举消灭岳家军的指挥中枢。七月初八日，兀术与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赛里等，率领金军在郾城北与岳家军对阵。兀术用“铁浮图”为主力，正面进攻，左右翼又辅之以“拐子马”，都是金军的精锐部队。岳飞令其子岳云率背嵬军和游奕军骑兵迎战，往来冲杀，并派步兵用麻扎刀、大斧等，上砍敌军，下砍马腿，使“拐子马”失去威力，杀伤了大量金兵。-
　　初十日，金兵再犯郾城，岳飞在城北的五里店再一次大败金军。这时，兀术又调集了十二万大军屯于临颍县。十三日，杨再兴率兵出巡，在小商桥与金兵遭遇，竟以三百骑兵杀死了金兵二千多人，其中包括一百多名将领，杨再兴与所部全部英勇战死。第二天，张宪率兵再战，金兵只好退出临颍。
　　郾城之战后，金人不甘失败，七月十四日，兀术率十万步兵和三万骑兵攻颍昌。王贵、岳云分率精骑与金军战于颍昌城西。岳云以八百背嵬骑兵作正面攻击，步兵分左、右两翼，以抗金军骑兵。颍昌之战，岳家军“无一人肯回顾”，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大败金军，斩俘金统军金吾卫上将军夏姓万夫长，副军粘汗孛堇等七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兀术退还开封。-
　　岳飞为大河南北频传的捷报所鼓舞，他对部属说：“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
　　岳家军全线进击，包围开封。七月十八日，张宪与徐庆、李山等诸统制从临颍县率主力往东北方向进发，又击败五千金军，追击十五里。同时，王贵自颍昌府发兵，牛皋也率领左军进军。
　　兀术以十万大军驻扎于开封西南四十五宋里的朱仙镇，希图再次负隅顽抗。岳家军北上距离朱仙镇四十五宋里的尉氏县驻营，作为“制胜之地”。岳家军前哨的五百背嵬铁骑抵达朱仙镇，双方一次交锋，金军即全军奔溃。兀术最后只剩下一条路，放弃开封府，准备渡河北遁。

十年功废
　　七月十八日，即张宪从临颍杀向开封之时，宋廷传来班师诏。岳飞鉴于当时完胜的战局，上书争辩说：“金虏屡经败衄，锐气沮丧。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隔了两三日，大军先锋已进抵朱仙镇，完颜兀术已逃出开封之时，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诏旨措辞严峻：命大军即刻班师，岳飞本人去临安朝见。据学者王曾瑜考证，高宗发十二道金牌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即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不久。
　　岳飞收到如此荒唐的命令，愤惋泣下：“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然而在朝廷高压钳制之下，岳飞不得不下令班师。百姓闻讯拦阻在岳飞的马前，哭诉说担心金兵反攻倒算：“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岳飞无奈，含泪取诏书出示众人，说：“吾不得擅留。”于是哭声震野。大军撤至蔡州时，当地人民要求与部队一起行动。最后，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掩护当地百姓迁移襄汉。大军班师鄂州，岳飞则往临安朝见。兀术回到开封，又整军攻取了被宋军收复的河南地区。岳飞在班师途中得知噩耗，不由仰天悲叹：“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岳飞回到行朝，不再像以往慷慨陈词，只是再三恳请朝廷解除其军职，归田而居。高宗以“未有息戈之期”为由不许。
　　年正月，完颜兀术再度领军南下。二月，岳飞领兵第三次驰援淮西，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抗金战斗。

千古奇冤
　　年，金国在无力攻灭南宋的情况下，准备重新与宋议和。宋廷乘机开始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尤其是坚决主张抗金的岳飞、韩世忠二人。完颜兀术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说“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四月，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被调离军队，到临安枢密院供职。
　　五月，张俊在和岳飞巡视楚州韩世忠的军队时，暗中挑唆岳飞，欲一同瓜分此军，却遭飞严肃回绝。秦桧又欲陷害韩世忠，飞再次保全了韩。岳飞回朝后，即遭秦桧党羽万俟卨、罗汝楫的弹劾，诬蔑飞援淮西“逗留不进”、主张“弃守楚州”，请罢飞枢密副使之职。八月九日，岳飞被罢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飞自请回到江州旧居赋闲。
　　岳飞此时已无兵无权，但对他的迫害却仍在步步紧逼。在秦桧授意下，张俊利用岳家军内部矛盾，威逼利诱都统制王贵、副统制王俊先出面首告张宪“谋反”，继而牵连岳飞。
　　张俊私设公堂，向张宪严刑逼供，毫无结果之下，竟捏造张宪口供“为收岳飞处文字谋反”。岳飞在江州居留，为时甚短，就接到宋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投入大理寺狱中，此前其长子岳云也已下狱。
　　岳飞义正词严地面对审讯，并袒露出背上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主审官何铸见此，亦为之动容。铸调查发现岳案证据不足，实为冤案，如实禀告秦桧。秦桧却说：“此上意也！”改命万俟卨主审此案。
　　卨用尽手段，也无法使岳飞三人屈招一字。飞宁死不自诬，乃至以绝食抗争，经其子岳雷照顾，才勉强支撑下来。-
　　十一月初七日，宋金“绍兴和议”达成：由宋向金称臣，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
　　和议虽已达成，但岳飞始终未能被释放。万俟卨等逼供不成，为了坐实冤狱，又为岳飞罗织搜剔了所谓“指斥乘舆”、“坐观胜负”等数条罪名，欲将飞一举定为死罪。
　　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以飞为无罪，与万俟卨竭力争议，均遭罢官处分。布衣刘允升上书为飞申冤，被下大理寺处死。已赋闲的韩世忠因岳飞入狱之事质问秦桧，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忿然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十二月廿九日，宋高宗下达命令：
　　“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
　　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时年岁；岳云和张宪被斩首。岳飞的供状上只留下八个绝笔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的死讯传出，百姓们都为之哭泣；消息传到金国，金国大臣们为此酌酒庆贺，并说：“和议自此坚矣！”
　　岳飞被害后，狱卒隗顺冒险将岳飞遗体背出杭州城，埋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隗顺临终前，始将此事告知其子。年宋孝宗即位，岳飞冤狱终于平反。隗顺子告以前情，乃将飞以礼改葬在西湖栖霞岭。年，谥岳飞为“武穆”，宋宁宗时追封为鄂王，理宗时改谥忠武。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业绩不可磨灭。岳飞表达了被侵犯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为汉民族的文明绵延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岳飞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人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治军品行

生活简朴
　　衣——全家均穿粗布衣衫，妻子李氏有次穿了件绸衣，岳飞便道：“皇后与众王妃在北方过着艰苦的生活，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就不要穿这么好的衣服了。”自此李氏终生不着绫罗。
　　食——一次，留部将郝晸进餐，碰巧一个荤菜也没有。赦晸进送酸馅，岳飞尝后，把剩下的当作“晚食”。
　　住——茅屋军帐，与士卒同甘共苦。高宗曾要在杭州为岳飞建豪宅，岳飞辞谢说：“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财产——此外，岳飞不仅乐善好施，而且还经常化私为公，用自己的私家财产去补助军用。史书记载：“乐施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有一次，岳飞命令部下将自己家“宅库”里的所有物品，除了皇帝“宣赐金器”外，全部变卖，交付军匠，造良弓二千张以供军用，“除宣赐金器存留外，余物尽出货，以付军匠，造弓二千张”。岳飞幕僚黄纵见到了就提醒岳飞不要为公事破费，黄纵说：“此军器，当破官钱。”岳飞却淡淡地回答：“几个札子乞得，某速欲用，故自为之。”
　　犒赏——战时，南宋对军队犒赏极厚，岳飞从来不取一文，全数分给将士。有次一名部将贪污赏银，立斩。

律己宽人
　　除了自己俭朴淡泊，刻苦励志外，岳飞对子女教育很严。要求他们每天做完功课后，必须下地劳作。除非节日，不得饮酒。宋时有“任子恩例”，官员品级越高，子女可享受的官阶越高，次数越多。岳飞勉励儿子们“自立勋劳”，仅用了一次“恩例”，还是为张所之子张宗本而用。而岳云屡立殊勋，岳飞却多次隐瞒不报。为此张浚说：“岳侯避宠荣一至此，廉则廉也，然未得为公也！”岳飞答道：“父之教子，怎可责以近功？”又说：“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若使臣男受无功之赏，则是臣已不能正己而自治，何以率人乎？”
　　虔城百姓暴乱时曾惊扰孟太后车驾，被岳飞平定后，高宗密旨屠城，岳飞冒险屡次求情，保全了一城老小。

赏罚分明
　　“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是岳家军的口号，也是真实的写照。损坏庄稼，妨碍农作，买卖不公……斩！所以岳家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欢欣围观，“举手加额，感慕至泣”。
　　与将士同甘苦；待人以恩，常与士卒最下者同食。士卒伤病，岳飞亲自抚问；士卒家庭困难，让相关机构多赠银帛；将士牺牲，厚加抚恤。李氏亦时常慰问将士遗孀。如此赏罚分明官兵同心的军队，自然是“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洁身自好
　　《鄂国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卷六·遗事记载：“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善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姝有国色，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读之甚不乐。即日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帅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也！’左右莫取言。玠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事母至孝
　　母病，“尝药进饵”，亲自侍奉；母亡，赤脚扶棺近千里。岳飞认为：“若内不能克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

勇冠三军
　　史书载，岳飞可以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能左右射。后来岳飞在与敌人作战时，杀敌将黑风大王。后来，贼王善、曹成聚集兵马号称五十万，岳飞所部只有八百，手下士兵都十分害怕。这时岳飞却十分镇定，言：“吾为诸君破之。”然后左手挟弓，右手拿矛，冲击敌阵，结果五十万大军大乱，岳飞乘势大败敌军。

儒将风范
　　岳飞的文才自不必说，数十首诗词足以说明。除此之外，他爱好读书，书法颇佳，时人称“室有邺架”、“字尚苏体”。他还爱与士子文人交往，“往来皆高士”。
　　岳飞虽是武将，但他文采横溢，有儒将风范。他是寂寞英雄，满腔抱负，无人赏识，“欲将心事付瑶琴”，却无奈，“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他写的《小重山》不似《满江红》那样豪情万丈，可却是借琴弦抒发着心中无言的呐喊。岳飞这一生，为南宋抗金，浴血沙场，赤胆忠心，不为功名，只希望可以得遇明君，慰籍平生寂寥。

书法

岳飞虽出身军伍，但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勤奋好学，文武双全。书法以行、草为主，畅快淋漓，龙腾虎跃，气韵生动，章法严谨，意态精密，纤浓符中，刚劲不柔，自有一种淳正之气，颇含文臣气质。传世书迹有《书谢朓诗》、《前后出师表》、《还我河山》等。

军事思想

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岳家军”成为一时的典范。他虽然没有军事论著传世，但从其散见于史书篇牍中的论述和军事实践，可看出岳飞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前人在总结岳飞的治军思想时指出有六个方面：贵精不贵多；谨训习；赏罚公正；号令严明；严肃纪律；同甘苦。这六方面的核心便是以严治军。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强，“皆可以一当百”，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为当时一些将帅所叹服，而且也为后世一些名将所效法。如明代名将戚继光亦以岳飞为榜样，练就了抗倭劲旅“戚家军”。

岳飞在作战中不仅强调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视谋略的作用。早在岳飞为张所部下时，张所素闻岳飞“勇冠三军”，便问他：“汝能敌几何？”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他列举春秋晋国“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为例，认为此“皆谋定也”。所以，岳飞进一步肯定了谋略在作战中的作用。他说：“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这就明确指出了谋略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

岳飞注意灵活用兵。宋王朝实行“将从中御”，将帅作战必须依事先准备的阵图行事，不得擅自改变。岳飞认为，阵图有一定的局限，而作战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阵图。他说：“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若平原旷野，猝与敌遇，何暇整阵？”因此，他提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想。另外，岳飞还提出“善观敌者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的思想。

介绍

岳飞，字鹏举，宋代相州汤阴人，南宋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1-3]抗金名将。他精通韬略，也精于骑射，并善诗词、书法。岳飞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他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金人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表示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岳飞反对宋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的消极防御战略，一贯主张积极进攻，以夺取抗金斗争的胜利。他是南宋初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统帅。

1103年，岳飞诞生于相州汤阴县。

1122年，首次投军，因父亲病故，回家守孝。两年后又到平定军投戎。

1126年，投身抗金战争，在相州应募。与宗泽先后转战开德、曹州等地。

1127年，向宋高宗赵构上书言事被罢官，投入张所营中。建炎二年，再归宗泽，宗病故后隶属杜充。次年，随杜充从开封南撤。建炎四年，败金人于建康东南三十里的清水亭，收复建康。

1131—1133年，平定李成、曹成等游寇。绍兴四年五月，襄阳陷落，岳飞出师。复郢州，李成弃襄阳去，又复襄阳府。复败李成于新野市。六月，挥师北伐，收复襄阳府等六郡。八月，为清远军节度使。九月，金、伪齐合兵南侵淮西。奉诏出师，败金人于庐州，金人退师。

绍兴五年二月，授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封武昌郡开国侯。六月，平定杨幺之乱。九月，晋封公爵。

绍兴六年，三月，徙镇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升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八月，北伐收复商州、虢州。十一月，伪齐进犯江汉，岳飞破伪齐加兵宛、叶之间。绍兴七年拜太尉，升宣抚使。绍兴九年，上表反对宋金议和。

绍兴十年五月，金人背盟南侵。六月，加少保，出师北伐，复颍昌府、河南府等十余州郡。先后取得郾城、颍昌、朱仙镇等大捷。但因班师回朝，所得州郡又陷于金国。

绍兴十一年一月，金国再犯淮西，岳飞领八千骑兵驰援。还朝后罢宣抚使，授枢密副使。岳飞仍反对和议，力图保全韩世忠及其旧部，遭秦桧党羽弹劾，罢官赋闲。十月，被诬入大理寺狱。十二月被害于大理寺，时年39岁。

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以礼改葬。淳熙五年定谥武穆，嘉泰四年追封鄂王，宝庆元年改谥忠武，又赠太师。

宋金时期，金灭辽、灭北宋占据中原，又频繁发动南侵战争，所到之处烧杀淫掳，许多城市重镇经金军洗劫，几成为空城。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因此，抗击金兵，收复中原，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受破坏损失，是时代的要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宋史》称岳飞“忠愤激烈，议论持正”，所言颇当。而赵构、秦桧、万俟卨等人将永远是千古罪人。

相关建筑

岳墓
　　位于杭州栖霞岭南麓，建于1221年，明景泰年间改称“忠烈庙”，元代至今，时兴时废，代代相传。现存建筑于1715年重建，1918年曾大修，1979年按南宋建筑风格全面整修，使岳庙更加庄严肃穆。墓道两旁陈列的石虎、石羊、石马和石翁仲，是明代的遗物。1961年岳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山有幸埋忠骨”。

岳王庙
　　人们为纪念岳飞，在全国许多地方都修筑了岳王庙，规模较大的有杭州、汤阴、朱仙镇、靖江、宜丰等地。其中杭州岳王庙建于1163年，距今已有850多年历史。

典故：岳母刺字

岳母刺字的故事，宋人笔记和野史均无记载，包括岳飞之孙岳珂所著《金佗稡编》也没有记录。岳飞背上刺字的记载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刺字为兵”的制度仍在执行，所以岳飞从军时在背部刺上“尽忠报国”四字明志。

明代表现岳飞故事的小说、戏剧如《精忠记》、《武穆精忠传》、《精忠旗传奇》等都有岳飞背上刺字的描写，刺字版本不一，最普及的则是“精忠报国”。有学者认为，此时的“精忠报国”四字是受宋高宗御赐“精忠岳飞”四字的误导。

始修于明代的《唐门岳氏宗谱》说“尽忠报国”四字是姚氏于靖康初年为岳飞所刺，但《宗谱》晚出，此事的真实性仍有待考证。“岳母刺字”的演义故事则最早见于清抄本《如是观传奇》与杭州钱彩评《精忠说岳》，《说岳》中的岳母刺字故事影响广泛，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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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1056年－1121年），中国北宋末期著名的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典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集》传世。"生平

周邦彦神宗时为太学生，因歌颂新法被擢为太学正，累官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他少年时期个性比较疏散，但相当喜欢读书，宋神宗时，他写了一篇《汴都赋》，赞扬新法，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周邦彦晚年与蔡京同党刘昺 过从甚密名节有污。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词中老杜”。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历官太学正，国子主簿，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诗词文赋，无所不擅。但为词名所掩，诗文多零落不传。其中《汴都赋》为成名之作，长7000字，流传至今。古体诗《天赐白》、《过羊角哀左伯桃墓》风骨凛然，绝无绮罗香泽之气。周邦彦被公认为是“负一代词名”的词人，在宋代影响甚大。邦彦词多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内容较窄，境界不高。但在艺术创意上堪称大家，其词善于铺叙，即在写景抒情中渗入述事，造成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动荡，抑扬顿挫之势，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加之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在寥寥51字中，不但写故事，重现当时的境界，而且写对话，如见词中之人，且闻其语，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态，在词中实为独创。另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写得更妙。一首小令写了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联起来，将上阕的追忆恋爱与下阕的共同生活、金屋藏娇两种境界进行了比较，感受追忆两个故事中的同一种情调：相聚不如相思，意味深长。另如长调〔花犯〕“粉墙低”，跳跃曲折，照应、收放、开合，十分讲究；〔过秦楼〕“水浴清蟾”，将时间、地点、人物、感情变换数次，构成全部事件、人物感情发展的脉络；〔兰陵王〕《柳》，把将离之情，既去之思，居者与行者，旧恨与新愁，人和物，情和境，浑然融为一气。邦彦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多创新调。因此他被尊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开南宋姜夔、吴文英格律词派先河。周邦彦的集子有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三家和词，今存《片玉词》10卷，《彊邨丛书》本；另有《清真集》2卷，集外词1卷，《四印斋所刻词》本。

周邦彦名字取自《诗经》的《国风·郑风·羔裘》“邦之彦兮”，译为国家有才华的人。王国维《人间词话》称：“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可见其也是一位很有才学的人。

轶事典故

周邦彦是北宋著名的美男词人，他与当时的青楼花魁李师师往来密切。

有一次，宋徽宗生了点小病，李师师以为他不会来了，就悄悄地约了周邦彦。哪知道周邦彦刚到不久，宋徽宗就来了。情急之下，周邦彦赶紧钻到床下躲了起来。

宋徽宗特地给李师师带来了江南新进贡的鲜橙，李师师亲手剥了鲜橙二人分食。三更时分，宋徽宗要回宫了，李师师还叮嘱他说“已经三更了，马滑霜浓，你要小心了。”这一切，都被躲在床下的周邦彦看见听到了。

宋徽宗走了以后，周邦彦钻出来，乘兴把他听到的写成了一首《少年游·并刀如水》：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首词将他同李师师求欢的心情比作露水，心像刀割，在雪压城门之际恨不能“胜”徽宗，看着李师师的纤指剥去橙子皮而无言面对现实的残酷，只求能在师师的“锦幄”下求的一时“初温”，情绪绵绵，对面坐下听师师弹琴弄弦。悄悄地发问：晚上住哪儿？引用李师师对徽宗说过的话“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借指李师师的用意是打发徽宗回去，于是在徽宗“休去”后，才得来这“少人行”的绝好相会时机。赞师师的机智。李师师很喜欢，笑纳了。天将拂晓，周邦彦才独自匆匆归去。

谁知有一次在与宋徽宗云雨之后，李师师竟然忘情地把《少年游》这首词当着徽宗的面唱了出来，宋徽宗一听，就明白那天在李师师家的事被人知道了。他问李师师填词的人是谁。李师师不敢隐瞒，说是周邦彦。于是，第二天，宋徽宗就下令把周邦彦贬出京城。

宋徽宗又去李师师家的时候，李师师不在。过了一会儿，李师师回来了，但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了。宋徽宗问她去了哪里，李师师说送人去了。宋徽宗马上问她，是不是送周邦彦去了。李师师点点头。宋徽宗问：“他又写了什么东西没有？”李师师说填了一首《兰陵王·柳》。宋徽宗让她唱来听，李师师就唱道：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来岁去，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宋徽宗听了以后，觉得周邦彦确实是个人才，就赦免了他，还让他做了专管乐舞的大晟府提举。

文学成就

作品风格
　　周邦彦是婉约词之集大成者，继承前人，吸收提炼，发扬光大，为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宋婉约作家，周最晚出，熏沐往哲，涵泳时贤，集其大成”。周邦彦创出整饬字句的格律派之风，使婉约词在艺术上走向高峰。周邦彦虽然早期也有潦倒奔走之日，但仕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逐步做到知府，直至成为宋徽宗设立的大晟府的“音乐官员”，上宠下捧，过着舒适的“专业创作”生活；虽生逢北宋之末，但国家破灭的惨变发生在其身后。[3] 身为婉约词人的他，词的内容既被苏轼翻新到极致，他必然要在艺术技巧上出奇制胜。他本人精音乐，又搞过“专业创作”，因此能精雕细琢，研音炼字，在审订词调方面做了不少精密的整理工作，扩展了音乐领域，在填词技巧上有不少新创举。他更能自己度曲，创造了《六丑》等新词牌。总之，他继承了柳永、秦观等人成就，开了格律词派的先河，为词的艺术形式作出了贡献。周邦彦词在艺术技巧上确实高出一筹。过去、现在、未来的景象相交错，技法多变却又前后照应，结构严密而又委婉曲折。周邦彦词中出现的沉郁清愁，遂以写漂亮的忧郁使心灵获得一种微妙的愉悦。这些作品中透露的忧伤，用雅丽的词句排列组合着，形成一股流动的淡淡愁绪，绝不过激，就如低度美酒，让人微醉，但又不致激动人的神思。这种似雨馀粘地的情絮，固然琢磨出高妙的技巧，但要将思想感情提升到一个高度，却是一个障碍，所以后世人眼中只见其格律华美，少谈其思想内容，是必然的——大概，他的清愁沉郁只是其精美形式赖以树立的手段罢了！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周邦彦这一名句正形象地说明了他自己的词风——疏荷小立的一份“清圆”意味。然而，他身处的时期，是北宋末年，国力衰弱，内忧外困，在上者昏庸，在下者抗争，在外者犯境：周邦彦死前一年，方腊起义；死后六年，宋徽宗被俘，北宋沦亡。可以说，曾长期担任要员的周邦彦是国家衰亡的见证者，但本应十分敏感的词人却于末世沉浸在“清圆”的自在悠闲中。

艺术贡献
　　周邦彦的词作，内容不外乎男女恋情、别愁离恨、人生哀怨等传统题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不够广阔。他的成就主要在于兼收并蓄，博采诸家之所长，又摒弃它们的弊端，引导词的创作逐步走上富艳精工的道路。在他的词中，既有温庭筠的秾丽，韦庄的清艳，又有冯延巳的缠绵、李后主的深婉，也有晏殊的蕴藉和欧阳修的秀逸。至于柳永的铺叙绵密乃至是淫冶恻艳以及苏轼的清旷豪达，我们都能窥知一二。同时，对于婉约词和豪放词的某些缺点，他也尽量避免。因此，周邦彦的词深得后人赞赏，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促进词体声律模式的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在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词风在大力开拓词的表现领域的同时，又往往成为“曲子中缚不住者”，表现出作为文字作品的词与音乐逐渐分离的趋向。而周邦彦却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的声律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应该说两种方向各有其成就。在任大晟府提举时，周邦彦以他的音律知识并吸收民间乐工曲师的经验，搜集和审定了前代与当时流行的八十多种词调，确定了各词调中每个字的四声，连同为仄声的上、去、入都不容混用，并创制了《六丑》、《华胥引》、《花犯》、《隔浦莲近拍》等不少新调。他所作的词，格律自然是十分严谨，如《绕佛阁·暗尘四敛》的双拽头：暗尘四敛，楼观迥出，高映孤馆。清漏将短，厌闻夜久签声动书幔。桂华又满，闲步露草，偏爱幽远。花气清婉，望中迤逦城阴度河岸。词中“敛”字上、去通读，“迥”、“动”、“迤”三字阳上作去，“出”清入作上，这样每个字都合四声，读来抑扬变化而和谐婉转，绝无吐音不顺而显得拗口的地方。这种词本身即富有音乐美，同乐曲能够完美配合。所以，当时上至贵族、文士，下至乐工、歌女，都爱唱周邦彦的词。

其次，周邦彦的词极讲究“章法”即整篇结构自柳永以来，作长调的人多了起来。但这类词篇幅长，布局的讲究很费心思。而不少人写长调时，或是中间填上些丽藻充数，或前紧后松，或为了一两句佳句而敷衍成篇。在这方面，柳永的长处在善于井井有条地展开铺叙，苏轼的长处在以奔放的情绪一脉贯穿，而周邦彦要比他们更讲究章法，能精心地把一首词写得有张有弛，曲折回环。如《兰陵王·柳》，这首词三叠三换头，声韵格律极复杂；而周邦彦写来十分工稳妥切，所以尤为乐师所爱。据毛开《樵隐笔录》称，直到南宋初，还“都下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其内容只是写客中送别，抒发倦游之情和惜别之情，而层次安排极富匠心。第一节由眼前之景引出回忆，再转回自身，点明送别主题，接着又翻回到屡屡折柳送客的往事，开阖变化之间，写足了客居京华的百无聊赖；第二节起笔宕开，追思旧游，很快以“又”字接上昨夜别宴场景，叹息旧交又少一人，然后借想象写朋友离去、彼此在相隔中相望的情景；第三节以二个短句起头，在急促的节奏中涌出一腔哀怨，随后节奏放慢，描绘离舟去后斜阳日暮，自己犹徘徊不忍去的情形，再展开往日温馨友情的追思，最后用“泪暗滴”的现实收束。这种反复回环、层层渲染的章法，就像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曲折变化，避免了一览无余的毛病。在周词中，如《瑞龙吟·章台路》、《六丑·蔷薇谢后作》等许多长调词，大抵都有这样的特点。

再有，周邦彦词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做到既浑成自然，又精致工巧这表现在好几个方面：

一是他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词句，能把它们融化在全篇中，显得天衣无缝，不留痕迹，所以张炎在《词源》中说他“善于融化诗句”，“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这种例子很多，甚至像《西河·金陵怀古》隐括了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两首七绝和古乐府《石城乐》，却也写得非常完整流贯，没有让人觉突兀不自然的地方。

二是他在善于运用典雅语言的同时，也善于运用浅俗的口语和民间俚语，如《万里春》：
　　千红万翠，簇定清明天气。为怜他、种种清香，好难为不醉。
　　我爱深如你，我心在、个人心里。便相看、老却春风，莫无些欢意。
　　而最难得的，是周邦彦无论用雅语还是俗语，都能够化雅为俗，化俗为雅，使它们在一首词中融为一个整体，不显得突出碍眼。

三是他对事物的观察很细腻，对意象的选择很讲究，所以语言的表现力很强，如《苏幕遮·燎沉香》上阙：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后三句历来受人推崇，因为它传神地描摹出了雨后初晴的清晨荷叶在水面迎风挺立那种动态的、疏朗而秀拔的风姿。“一一风荷举”读起来是很浅的句子，实际每个字经过了细心的推敲。再如《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中“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在色彩的渲染和空间的布列上，可谓极工致精巧。总之，周邦彦的词虽说在题材和情感内涵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但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都堪称北宋词的又一个集大成者，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经验。因此，南宋以后的姜夔、张炎、周密、吴文英等人都十分推重周邦彦，有人甚至称他为“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词之“集大成者”，认为学词的最高境界，就是到达他的“浑化”。就连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把周邦彦比作“词中老杜”。这说明在词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上，周邦彦确有出色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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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yàn shū】（991-1055）字同叔，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今江西进贤县文港镇沙河人，位于香楠峰下，其父为抚州府手力节级），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1037-1110），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人物生平

年少德高
　　晏殊从小聪明好学，5岁就能创作有“神童”之称。景德元年，江南按抚张知白听说这件事，将他以神童的身份推荐。次年，14岁的晏殊和来自各地的数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晏殊的神色毫不胆摄，用笔很快完成了答卷。受到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说道：“晏殊是外地人”皇帝回答道：“张九龄难道不是外地人吗？”过了两天，又要进行诗、赋、论的考试，晏殊上奏说道“我曾经做过这些题，请用别的题来测试我。”他的真诚与才华更受到真宗的赞赏，授其秘书省正事，留秘阁读书深造。他学习勤奋，交友持重，深得直使馆陈彭年的器重。三年，召试中书，任太常寺奉礼郎。

宦海沉浮
　　大中祥符元年任光禄寺丞，他父亲去世，他回到临川服丧，服丧期未了就被召回任职，跟从皇上到太清官祭祀。皇上令他编修宝训，做了同判太常礼院。不久，母亲去世，他请求等服期结束后再任职。皇上没有允许。又被调任为太常寺丞，被提升为左正言、直史馆，做了升王府记室参军，掌书写笺。年中时，迁升为户部员外郎，做了太子舍人，不久又做了知制诰、判集贤院。过了很长时间，做了翰林学士，迁升为左庶子。皇上每次向晏殊询问事情，都是用方寸小字把所问的内容写在小纸片上给他。晏殊把自己的建议写好后，连同那个小纸片都装在一起呈给皇上，皇上对他的谨慎严密很欣赏。乾兴元年，年仅12岁的仁宗继位，刘太后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想独揽大权，朝中众官议论纷纷，束手无策。晏殊提出“垂帘听政”的建议，得到大臣们的支持。为此，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后任礼部侍郎知审官院、郊礼仪仗使、迁枢密副使。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违反了刘太后的旨意，加之在玉清宫怒以朝笏撞折侍从的门牙，被御史弹劾。

创办教育
　　天圣五年，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在此期间，他极重视书院的发展，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力邀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该书院与白鹿洞、石鼓、岳麓合称宋初四大书院。这是自五代以来，学校屡遭禁废后，由晏殊开创大办教育之先河。庆历三年在宰相任上时，又与枢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官学设教授。自此，京师至郡县，都设有官学。这就是有名的“庆历兴学”。

扭转战局
　　明道元年，晏殊升任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第二年

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贬知亳州、陈州。五年后召任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时值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并出兵陕西一带，而宋将屡屡败退。晏殊全面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从失利中找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奏请仁宗后，办了四件加强军备的大事：撤消内臣监军，使军队统帅有权决定军中大事；召募、训练弓箭手，以备作战之用；清理宫中长期积压的财物，资助边关军饷；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资，充实国库。由此，宋军很快平定了西夏的进犯。

晚年生活
　　庆历二年，晏殊官拜宰相，以枢密使加平章事。第二年，以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晋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庆历四年，因撰修李宸妃墓志等事，遭孙甫、蔡襄弹劾，贬为工部尚书知颖州，后又以礼部、刑部尚书知陈州、许州。60岁时以户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节度使。后调到河南府，官衔被转到兵部。至和元年六月，晏殊因病请求回京城医治，待病好以后，再出京任职，仁宗特意把他留下来，让他为自己讲经释义，让他五天到自己这里来一次，按宰相的规格对待他。过了一年，晏殊的病情加重了，仁宗想前去看他。晏殊知道后就立刻派人捎信给仁宗，信中说：“我老了又重病在身，不能做事了，不值得被陛下您担心了。”不久即于至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去世。仁宗虽然亲自前去哀悼，但仍因没能在他卧病时来看望他感到遗憾，特地二天没有上朝。赠给晏殊司空兼侍中的官爵，赐谥号为“元献”，在碑文的首款篆写了“旧学之碑”四个字。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韩琦连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富弼身为晏殊女婿，但殊举贤不避亲，晏殊为宰相时，富弼为枢密副使，后官拜宰相。

天赋才华

晏殊从小聪明好学，5岁能创作诗，有“神童”之称。景德元年，江南按抚张知白闻知，极力举荐进京。次年，14岁的晏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从容应试，援笔立成，受到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第三天复试“赋”时，看题后奏道：此赋题自己以前曾做过，请求另改它题。其诚实与才华，更受到真宗的赞赏，授其秘书省正事，留秘阁读书深造。他学习勤奋，交游持重，深得直使馆陈彭年的器重。三年，召试中书，任太常寺奉礼郎。

大中祥符元年任光禄寺丞；次年，召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三年，任著作佐郎。七年，随真宗祭祀亳州太清宫，赐绯衣银鱼，诏修宝训，同判太常礼院、太常寺丞。尔后，历任左正言、直史馆、王府记室参军、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权知制诰，判集贤殿。天禧四年，为翰林学士、左庶子。其学识渊博，办事干练，真宗每遇疑难事，常以方寸小纸细书向其咨询。他也将自己的答奏慎密封呈，多获真宗采纳，被倚为股肱。

乾兴元年，年仅12岁的仁宗继位，刘太后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想独揽大权，朝中众官议论纷纷，束手无策。晏殊提出“垂帘听政”的建议，得到大臣们的支持。为此，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后任礼部侍郎知审官院、郊礼仪仗使、迁枢密副使。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违反了刘太后的旨意，加之在玉清宫怒以朝笏撞折侍从的门牙，被御史弹劾。天圣五年，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在此期间，他极重视书院的发展，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力邀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该书院与白鹿洞、石鼓、岳麓合称宋初四大书院。这是自五代以来，学校屡遭禁废后，由晏殊开创大办教育之先河。庆历三年在宰相任上时，又与枢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官学设教授。自此，京师至郡县，都设有官学。这就是有名的“庆历兴学”。

诗词成就

晏词集中没有朋友之间的合作，没有一首是“次韵”之作。这可见晏殊填词，纯为抒写自己的性情，不是为应酬而作。因为不是敷衍朋友，故有真性情。不象南宋时以词作为进身之阶或交友之贽，没有把词当作“敲门砖”，所以有好作品。

晏殊词中也没有如柳永、张先等人作品中的那种羁旅愁苦，这是由于他一生富贵，仕途坦荡决定的。

《东都事略》说他有文集240卷，《中兴书目》作94卷，《文献通考》载《临川集》30卷，皆不传。传者惟《珠玉词》3卷。汲古阁并为1卷，为《宋六十名家词》之首集，计词131首，清人辑有【晏文献遗文】收入【宋四人集】中。

官场时光

明道元年，晏殊升任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第二年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贬知亳州、陈州。五年后召任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时值赵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并出兵陕西一带，而宋将屡屡败退。晏殊全面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从失利中找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奏请仁宗后，办了四件加强军备的大事：撤消内臣监军，使军队统帅有权决定军中大事；召募、训练弓箭手，以备作战之用；清理宫中长期积压的财物，资助边关军饷；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资，充实国库。由此，宋军很快平定了西夏的进犯。

庆历二年，晏殊官拜宰相，以枢密使加平章事。第二年，以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晋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庆历四年，因撰修李宸妃墓志等事，遭孙甫、蔡襄弹劾，贬为工部尚书知颖州，后又以礼部、刑部尚书知陈州、许州。60岁时以户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63岁知河南，迁兵部尚书，封临淄公。64岁因病回京就医，并留任侍经筵，为皇帝讲授经史，其礼仪、随从均与宰相待遇相同。至和二年病卒京都开封。仁宗亲往祭奠，追赠为司空兼侍中，谥“元献”，并亲篆其碑曰：“旧学之碑”。

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韩琦连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富弼身为晏殊女婿，但殊举贤不避亲，晏殊为宰相时，富弼为枢密副使，后官拜宰相。

晏殊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他能诗、善词，文章典丽，书法皆工，而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他的词，吸收了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巳的典雅流丽词风，开创北宋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他的词语言清丽，声调和谐，写景重其精神，赋于自然物以生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等佳句广为流传。他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词，大部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136首。他既是导宋词先路的一代词宗、江西词派的领袖，还是中国诗史上的一位多产诗人。《全宋诗》中收其诗160首、残句59句、存目3首。在《全宋文》中仅存散文53篇。有清人所辑《晏元献遗文》行于世。世称“抚州八晏”。

晏殊在朝为官50多年，但他对家乡的山山水水时时萦绕于心，其诗作《崇因寺》、《金柅园》、《麻姑山》等，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家乡人民对这位“宰相词人”，也是怀念和崇敬的，抚州市城区有一条街被命名为“同叔路”。此外还有“晏殊纪念亭”、“金柅园诗碑”、“二晏桥”等。

评价

《珠玉词》中没有长调慢词，全是小令。由此也可知：一方面当时慢词尚未流行，晏殊笃守《花间》的成规；同时可见晏殊这些词大都是在酒席或寿筵上临时即景之作，不是仔细用心推敲出来的。其次，晏词集中没有朋友之间的和作。

晏殊词中也没有游山玩水或羁旅愁苦如柳永、张先诸人的作品，这是由于他一生富贵，自然无愁苦之词,但他也并非全无悲戚，不过他所悲所戚的是人生中共有的“无可奈何”的共悲，而非个人为某事的小悲小痛，又因为他一生历任各级大官，纵有儿女之情也不能象柳永、秦观那样表达出来，所以他词中又似乎有一种潜伏的风情，不能倾泻出来，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隐约地表达，适可而止。

藏书故实

景德初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元献。奉养清俭，好贤，奖掖后进，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欧阳修皆出其门下。笃学工诗，凡书简及公家文牍，未尝弃一纸，皆积累以抄书，遇到纸张不平者，则手执熨斗熨平。手校《世说新语》，为当时流传之善本。聚图书盈一室。子晏几道，著名文学家，字叔原。聚书亦多，每逢其家搬迁时，其妻厌恶之，说好像是乞儿子搬漆碗一样。"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写有著名的《岳阳楼记》。"轶事典故

断齑画粥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龙图老子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宽厚仁爱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庆历年间，张海率领人马攻打淮南，路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前去慰劳，“盗寇”很高兴，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事情传开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赦免了晁仲约。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严谨治学
　　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不能够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知州写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隽，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人必然心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范仲淹听后，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

只弹履霜
　　范仲淹素爱弹琴，曾于琴中思古，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教子扶危
　　范仲淹熟治家甚严，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举贤任能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

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惟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里，未得提拔。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性情中人
　　历史上，人们给以范仲淹特别高的评价，“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他也发过牢骚：“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官妓中有一位小歌妓，范仲淹颇为看中。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因小鬟年纪太小，不便携行，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在诗中说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魏介心领神会，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并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为杂剧《甄月娥春风庆朔堂》，剧前引言亦详述此事。

三光风范
　　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识人之能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把女儿嫁给富弼，后宋仁宗复制科，范仲淹告诉富弼说：“子当以是进。”举茂材异等，从此进入官场，后成为一代名相。

生平

早年生活
　　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范仲淹生于河北真定府。在百日后随家人去吴县。 父亲范墉，从吴越王钱俶归宋，历任成德、武信、武宁节度使掌书记，淳化元年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5]，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拌于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划粥断齑[6]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在意，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书中，以读书为乐趣。
　　这样过了快三年，范仲淹几乎把长山县的书籍读了个遍，此处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 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秘密。他发现自己原是望亭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生活。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惊，愧恨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好好学习，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来赡养母亲。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

步入仕途
　　刻苦攻读，终于中第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南京应天府书院[1]。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校舍宏伟，众然而立，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国子监、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成为北宋时全国最高学府。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来到此地之后，范仲淹如鱼得水，欢兴致极，所以他十分珍惜这天堂般的知识殿堂，不思昼夜，刻苦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的儿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即使别人叫苦连天，他依然乐在其中。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回家糊涂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决心担当起国家兴亡的重任。
　　大中祥符七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整个城市热闹非凡，人们挤挤拥拥唯恐错过龙颜，范仲淹却不为所动，一个人闭门，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范仲淹只随口说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中了进士，这位学生就是日后北宋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范仲淹。

应试
　　大中祥符八年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二月的汴京，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旁边的滕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入仕
　　天禧五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作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作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惊慌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作“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为父老怀念。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服丧
　　仁宗天圣四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来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像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邠州，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作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波折
　　天圣六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来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已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降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 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赈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眷。 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放江外，去做睦州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为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祐三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放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这次到都门外送范仲淹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他捻着花白的髭缵，在饶州官舍吟起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些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和越州作知府。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戍边
　　原来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庆历元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当前庆州北部的边防，也大体接近巩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已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四句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他如今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新政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四年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给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邠州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逝世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欧阳修贬去滁州，滕宗谅贬在岳州，尹洙则流窜筠州，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皇祐元年，范调往杭州作知州。他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公积金，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对婚丧嫁娶也均有资助，这种善举感动天下，全国范姓人民视范仲淹为圣贤而敬之。
　　皇祐三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五月二十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范仲淹死后没有选择葬在苏州，而是选择了河南洛阳伊川。据说一方面其母改嫁无法入苏州安葬，一方面他是效仿唐代三朝居相的姚崇。另一个原因乃范的先祖是汉代的清诏史汝南范滂，他的十代祖范履冰在唐武则天时曾任宰相。所以范仲淹曾在给兄信中说过：“我本北人，北人淳厚。”他葬伊川后，长子范纯佑、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和四子范纯粹及九孙、六曾孙也葬在他夫妇周围。
　　北宋皇帝闻讯后难过万分，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并亲书褒贤之碑。纪念范公的碑文由曾支持他变法的文学泰斗欧阳修撰写。两年方成，热情饱满，词语生动。
　　范公的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评价

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可是早在熙宁九年五月，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王夫之对范仲淹有苛评：“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欧阳修为范仲淹刻墓碑曰：“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主要成就

政治贡献

●地方治绩
　　范仲淹出任泰州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至天圣四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200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景祐元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实施新政

主词条：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内忧外患的现状，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

庆历五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军事思想
　　康定元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

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名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文学成就

●散文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歌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词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圆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教育方略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书法成就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纪念建筑

纪念馆
　　范仲淹纪念馆坐落在景色秀丽的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天平山为江南名山，景色雄丽，历史上属范氏祖茔，以“奇石、红枫、清泉”三绝而闻名于世，为苏州著名景区。1981年苏州市政府拨款修葺了几经废毁的建筑，并于1985年重塑范文正公彩色坐像，1989年又修建了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石牌楼，树立了一尊范仲淹铜像，成为本地和附近城市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去处。当今，苏州市委、市政府为适应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挖掘整理一大批历史文化遗迹，并根据范仲淹的生平事迹制成了蜡像。蜡像采用科学技术制成，动静结合，十分逼真，对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范仲淹、学习先贤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提供了极好的教材。此馆被苏州市委、市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新馆
　　2006年10月28日，坐落于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开放。
　　新馆建在原范仲淹祠堂西侧，为宋代建筑风格，采用了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总面积达600平方米。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有范仲淹所作的辞赋、散文、诗词、书画及各地研究范仲淹的专著、论文等。
　　另外，附房展示了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走廊的墙上还布置了16幅瓷板画，以连环画的形式来展现范仲淹的一生。

遗迹
　　范仲淹墓，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范仲淹死后葬于洛阳，即今河南洛阳城东南15公里处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河南伊川出县城向东17公里，有一村，名叫许营，村北500米就是范园。麦田中一丛翠绿点缀其间，那就是范园。分前后两域，前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有欧阳修撰文石碑。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墓围古柏参差，绿树成荫。2006年05月25日，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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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男，汉族。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杰出诗人，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南宋四大家”。"介绍

杨万里（1127年-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州人（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南宋大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等。反对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改知赣州，不赴，辞官归家，闲居乡里。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家”、“中兴四大诗人”。他作诗25000多首，只有少数传下来。

淳煕六年（1179年）至十一年任职广东，发现惠、潮等州外皆无军营，将士皆居城中，遂奏请同意，在所有诸路乡间外砦盖造廨舍营房，不准士兵迁驻城内。在惠州先后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如《白鹤峰》《游东坡故居》《解舟惠州新桥》《游丰湖》等，其中《游丰湖》是惠州西湖历代名诗之一：“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及罗浮，东坡原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其人其诗在惠州影响很大，被祀于西湖畔的景贤祠。

作品风格

杨万里诗歌大多描写自然景物，且以此见长，也有不少篇章反映民间疾苦抒发爱国感情；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称为"“诚斋体”"。

杰出事迹

中兴四大家
　　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称“中兴四大家”（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其诗风格纯朴，语言口语化，构思新巧，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学问渊博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关心民生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现存诗篇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在近现代。

文学成就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建炎元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公元1127年10月29日），杨万里呱呱坠地。这是一个风狂雨横的年代。金兵大举入侵中原，于上年闰十一月攻陷汴京，这年四月，俘虏徽宗、钦宗二帝及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即位，是为高宗，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从此，便开始了宋、金战战和和南弱北强的长期对峙局面。杨万里八岁丧母。父亲杨芾（公元1096-1164年〉，字文卿，号南溪居士。他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积十年，得藏书数千卷。他曾指着藏书对杨万里说：“是圣贤之心具焉，汝童怒之！”（胡铨《杨君文卿基志铭》）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他14岁拜高守道为师，17岁拜王庭程为师，21岁拜刘安世、刘廷直为师。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春赴临安参 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27岁拜刘才邵为师。几年后在赣州司户任上，父亲又携领他去拜见滴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锥。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

杨万里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锐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Q这些，都表现杨万里的深刻见识和进步思想。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4）。

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展，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

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迈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创造了他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建立了自己的诗派。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王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卷8），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志士，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留下了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特别是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二”（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雾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ZE相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象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自己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校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果饮绝句》、《初丸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他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写出农家生活的艰难和疾苦，1：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町，思想性和艺术性。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写作极为勤奋，平生著述颇丰。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4200余首，散文亦不乏佳品。今存《诚斋集》，有诗文133卷，由其长子杨长藉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编定。

人物生平

广师博学
　　杨万里生于宋高宗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1127年10月29日），他八岁丧母。其父杨芾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在十年之内，积得藏书数千卷。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曾从师于高守道、王庭珪等人。

绍兴二十年（1150年）春，杨万里赴临安参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杨万里进士及第。次年，拜刘才邵为师。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在赣州司户任上，其父杨芾又携领他去拜见滴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锥。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丞。时主战派领袖张浚滴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谒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对他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胡铨当时谪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为丞零陵，“一日而并得二师”，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为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千虑策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逊位于太子赵昚（即宋孝宗），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后，锐意恢复，起用张浚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

隆兴元年（1163年）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隆兴二年（1164年）正月西归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服丧。

乾道三年（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谒见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密使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

《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

治理奉新
　　乾道六年（1170年），杨万里除隆兴府奉新县知县。恰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致。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里的“囚犯”，并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杨万里在奉新任职虽只半年，却初次实践了他的不扰民政治，颇获治绩。

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被召为国子博士，自此开始在京任职。

历职内外
　　乾道七年（1171年），张栻之前因反对宠臣近习执掌要职而得罪虞允文，于此年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七月，转太常博士。

乾道八年（1172年），升太常兼权任吏部右侍郎。

乾道九年（1173年）四月，转将作少监。

淳熙元年（1174年）正月，除漳州知州。临行时不忘上札，忠告孝宗戒贪吏、施廉吏。后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

淳熙四年（1177年）春，出常州知州。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于二月携家离开常州，待次近一年。

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离吉水赴任广东。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同年冬，闽“盗”沈师进入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赐直秘阁。

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继母去世，离任服丧。

淳熙十一年（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人京任尚书右郎，后任吏部员外郎。

淳熙十二年（1185年）五月，除吏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宰相王淮问他：“宰相何事最急先务”，杨万里以“人才最急先务”为答，并条上《荐士录》（《淳熙荐士录》），举荐朱熹等六十人。孝宗亲自将其升为东宫（太子）侍读，太子赵惇亲题“诚斋”二字赠给杨万里。

淳熙十三年（1186年），转任枢密院检详，历任尚书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东宫侍读。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任秘书少监。

享庙之争
　　淳熙十五年（1188年）三月，孝宗采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相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因此惹恼孝宗。孝宗说：“万里以朕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阁，出知绢州（今江西高安）。

复召还朝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禅位于太子赵惇（即宋光宗）。杨万里于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入京。他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四日亲君子，五日奖直言”（《第三札子》）。十月，除任秘书监。

绍熙元年（1190年），以焕章阁学士职充任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八月，《孝宗日历》修成，照例应由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却另命礼部郎官傅伯寿作序，杨万里于是自劾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孝宗圣政》书，本应由杨万里奉进，但孝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外调杨万里为江东转运副使，暂时代理总管淮西和江东军马钱粮。

幽居不出
　　绍熙二年（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任赣州知州，杨万里未就职，并请求任祠禄官，获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于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自此幽屏，便与世绝。[3]

绍熙五年（1194年），光宗禅位于宋宁宗赵扩。宁宗即位后，召杨万里赴京，杨万里辞谢不往。次年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

庆元四年（1198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

庆元五年（1199年），因已过退休的年龄，便请求致仕。三月，升宝文阁待制，允其致仕。次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

嘉泰三年（1203年）八月，进宝谟阁直学士，宁宗赐其衣带。

嘉泰四年（1204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

开禧元年（1205年），宁宗又召杨万里赴京，他再次推辞。

病逝家中
　　开禧二年（1206年）二月，升宝谟阁学士。同年五月八日（6月15日），杨万里逝世，享年八十岁。

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朝廷追赠杨万里为光禄大夫。

嘉定六年（1213年）十二月，朝廷宣敕，赐杨万里谥号“文节”。

吉安故里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从赣粤高速公路吉水互通口下，至黄桥镇有通村公路直达。距吉安市23公里。是南宋中兴大诗人、诚斋诗体创始人杨万里故里。湴塘村文物古迹较多，现保存古建筑120余处，杨万里墓、杨万里著作木刻板、南溪桥、御书楼等均保存完好。湴塘杨氏文人忠烈众多，仅宋朝就有贤士70余人，民族英雄岳飞手下大将、战死于河南小商河的杨再兴，也出自湴塘杨氏。在游览杨万里故里的同时，还可前往石莲洞观奇洞风光，泡泉水口温泉，游览明朝地理学家罗洪先讲经台和他亲手创办的正学书院。"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创始人物。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代表作 《雨霖铃》《八声甘州》。"轶事典故

奉旨填词
　　史载，柳永作新乐府，为时人传诵；仁宗洞晓音律，早年亦颇好其词。但柳永好作艳词，仁宗即位后留意儒雅，对此颇为不满。及进士放榜时，仁宗就引用柳永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说：“既然想要‘浅斟低唱’，何必在意虚名”，遂刻意划去柳永之名。

宋人严有翼亦载有此事，说有人向仁宗推荐柳永，仁宗回复“且去填词”，并说自此后柳永不得志，遂出入娼馆酒楼，自号“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眠花宿柳
　　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

在宋代，歌伎以歌舞表演为生，其表演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她们的生活处境。演出效果取决于演技和所演唱的词，演技靠个人的勤奋练习，而词则靠词人填写。歌伎为了使自己的演唱吸引观众，往往主动向词人乞词，希望不断获得词人的新词作，使自己成为新作的演唱者，以给听众留下全新的印象，同时也希望通过词人在词中对自己的赞赏来提升名气。柳永落第后，频繁地与歌伎交往，教坊乐工和歌伎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歌伎是柳永词的演唱者和主要歌咏对象，存世柳词中涉及歌伎情感方面的约150首，歌伎激发了柳永的创作热情，满足了他的情感追求，促成了他的创作风格，也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

白衣卿相
　　柳永年轻时应试科举，屡屡落第；即暮年及第，又转官落魄，终官不过屯田员外郎。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柳永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以毕生精力作词，并在词中以“白衣卿相”自诩。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但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希望走上一条通达于仕途的道路。柳永是矛盾的，他想做一个文人雅士，却永远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和依赖；而醉里眠花柳的时候，他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然而，仕途上的不幸，反倒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

据传，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无亲人祭奠。歌伎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每年清明节，又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东，曾为沙县县丞，在州郡颇有威信。父亲柳宜，出仕南唐，为监察御史；南唐灭亡后，柳宜供职北宋，任雷泽县令，不久，改为费县县令、濮州任城令。柳永即出生于其父任所。

淳化元年，柳宜入汴京上书，授全州通判，柳永随父赴任。

淳化五年，柳宜以赞善大夫调往扬州，柳永随往，习作《劝学文》。

至道三年，柳宜屡迁至国子博士，命其弟携画像前往故里崇安，以慰家母思念，柳永随叔归乡。

咸平元年，柳永居家乡，游览名胜中峰寺，作诗《题中峰寺》。柳永读到《眉峰碧》，甚爱此词，将它题写在墙壁上，反复琢磨。

咸平四年，柳永尝试为词，作《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歌颂家乡风景武夷山，有“飘飘凌云之意”。

流寓江淮
　　咸平五年，柳永计划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由钱塘入杭州，因迷恋湖山美好、都市繁华，遂滞留杭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咸平六年，孙何知杭州，门禁甚严，柳永作《望海潮·东南形胜》，前往拜谒。此词一出，即广为传诵，柳永亦因此名噪一时。

景德元年秋，孙何还京太常礼院，柳永做《玉蝴蝶·渐觉芳郊明媚》，追忆陪孙何游乐情事。

景德年间，柳永离开杭州，沿汴河到苏州，作《双声子·晚天萧索》；不久入扬州，作《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追忆旧游，度过了青年时期的一段放浪生活。

科举之路
　　大中祥符元年，柳永进入京师汴京。时北宋承平日久，都城繁华极盛：元宵，皇帝与民同乐；清明，郊外踏青；端午，龙舟竞渡；汴京风情，纸迷金醉。柳永凌云辞赋，将帝都的“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大中祥符二年，春闱在即，柳永踌躇满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及试，真宗有诏，“属辞浮糜”皆受到严厉谴责，柳永初试落第。愤慨之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发泄对科举的牢骚和不满，但对中举出仕并未完全绝望。不久之后，柳永作词《如鱼水·帝里疏散》，对此次应试的不利，柳永已不再介怀，对试举仍抱希望。

大中祥符八年，柳永第二次参加礼部考试，再度落第。同时，与相好歌女虫娘关系出现裂痕，柳永作词《征部乐·雅欢幽会》，抒发失意兼失恋的苦闷情绪。

天禧二年，长兄柳三复进士及第，柳永第三次落榜。

浪迹天涯
　　天圣二年，柳永第四次落第，愤而离开京师，与情人离别，作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由水路南下，填词为生，词名日隆。因漂泊日久，身心疲惫，柳永作《轮台子·一枕清宵好梦》，追忆“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感叹“芳年壮岁，离多欢少”。

天圣七年，柳永返回京师，汴京繁华依旧，但故交零落，物是人非，触目伤怀，柳永又离开京都，前往西北。

明道年间，柳永漫游渭南，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不久，至成都，时田况知益州，锦里风流、蚕市繁华，柳永作词以赠。出成都后，柳永又沿长江向东，过湖南、抵鄂州。

释褐为官
　　景祐元年，仁宗亲政，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的录取放宽尺度，柳永闻讯，即由鄂州赶赴京师。是年春闱，柳永与其兄柳三接同登进士榜，授睦州团练推官，暮年及第，柳永喜悦不已。

二月，柳永由汴京至睦州，途经苏州，时范仲淹知苏州，柳永遂前往拜谒，并作词进献。九月，睦州知州吕蔚爱慕柳永才华，向朝廷举荐，因“未有善状”受阻。

景祐四年，柳永调任余杭县令，抚民清净，深得百姓爱戴。

宝元二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晓峰盐监，作《煮海歌》，对盐工的艰苦劳作予以深刻描述。柳永为政有声，被称为“名宦”。

转官辞世
　　庆历三年，调任泗州判官。时柳永已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绩，按宋制理应磨勘改官，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选调”，遂有“游宦成羁旅”之叹。秋，柳永进献新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语，不合圣意，改官投诉无果而终。八月，范仲淹拜参知政事，颁行庆历新政，重订官员磨勘之法。柳永申雪投诉，改为著作佐郎，授西京灵台山令。

庆历六年，转官著作郎。次年，柳永再度游苏州，作词赠苏州知州滕宗谅。

皇祐元年，转官太常博士。次年，改任屯田员外郎，遂以此致仕，定居润州。

皇祐五年，柳永与世长辞。

功名

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鱼水》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因此，他在科场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战科场。

仁宗初年的再试，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说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给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再度的失败，柳永真的有些愤怒了，他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妓馆酒楼之间，致力于民间新声和词的艺术创作。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才能传世，得到听众的认同。柳永创作的新声曲子词，有很多是跟教坊乐工、歌妓合作的结果。柳永为教坊乐工和歌妓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就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凭借通俗文艺的创作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表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开始萌芽，为后来“职业”地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书会才人开了先河。

然而在他的这段人生中，他并没有真正放下心中的功名之欲。他还是想要功名的，他还是希望走上一条通达于仕途的道路。于是他或是去漫游，或是辗转于改官的途中。漫长的道路，漫长的希望与寂寞中，柳永写下了大量的羁旅行役之词。这类作品向来是受历代学者称赞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载：晁无咎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 《八声甘州》就是一首羁旅行役之词。清人陈廷焯《词坛丛话》也曾说：“秦写山川之景，柳写羁旅之情，俱臻绝顶，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柳永的羁旅行词约为60首，占全词的近四分之一。羁旅题材常用于表现文士追求功名不果后的心情与思绪，因而柳永的羁旅行役词也透着浓厚的文人气质，这种气质多表现为或用羁旅词书法怀古之志，如《双声子》，或用羁旅词表现追求功名的封建士大夫的失志之悲和飘零的孤独，如《归朝欢》和《轮台子》。然细细品读柳永的羁旅词，却会发现这类词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夹着世俗的尾巴，即一方面高唱文人格调，一方面剪不断与歌妓的相思和缠绵的回忆。试看《雪梅香》一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 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憀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词一开篇就写萧瑟的秋景引发了自己的悲秋情绪，而这种情绪，和当时的宋玉应是相同的。以开创悲秋情结的鼻祖宋玉来写这种悲，更体现出满腔才华的人走向衰老时对年华已逝无可挽回而自己的志愿还没有完成时的那种悲凉和悲痛。柳永科举屡次失败，到头来虽做得一个小官，并没有开拓出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加上改官曲折，升迁无望，柳永内心充满了对人生和生命的感叹。“危楼”、“孤烟”、“残叶”、“楚天”和“斜阳”等景物更深刻展现出当时景色的萧索。而这景色却是和作者内心的感情相吻合的。

正如叶嘉莹女士在《唐宋词十七讲》中所说，柳永的这类词成功的将词境“从春女善怀过渡到秋士易感”，真正写出了一个读书人的悲哀。词的下片即转向了思念。“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柳永在风中思念着他爱的人，同时也想象着对方对自己的思念，她应是愁容满面，眉头深锁。这样的思念写得很真切和诚挚。然而下句立刻就转到了“雨迹云踪”，自宋玉《高唐赋》开创了以“云雨”这个意象隐喻男女的欢爱之后，“云雨”一词也就成了男女之欢的代名词。此处“云雨”即是此意。柳永一思念佳人，就想起当年欢爱的场景，这几乎成了柳永词中的一个通病。

另一些羁旅词中，柳永虽未提及云雨，却提起了同样让文人雅士不耻的秦楼楚馆等烟花之地，提起了貌美如花的歌妓。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京师的时候，柳永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和歌妓一起度过的，并且那些歌妓给了他无数欢快的，让他感到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美丽回忆。日后怀想起的事和人总是生命里让自己难忘的，给自己安慰的，在落魄时给自己救助的。柳永也如此，在征途中，他唯一能忆起的，便是那些在他不如意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的烟花女子。一个作家的经历决定了他创作的格调，正是当时的社会条件给了柳永那样坎坷经历，让他不得不以烟花场所为港湾，因此我们便不能苛求柳永写出如“大江东去”那样具有雄心抱负的句子。他能想起和描绘的，只能是年少时嫣红的记忆和记忆中的人，如《鹊桥仙》。

出身儒宦家庭，却拥有着一身与之不兼容的浪漫气息和音乐才华的柳永，一生就在这二者之间奔波忙碌。他迷恋情场，却又念念不忘仕途。一部《乐章集》就是他周旋于二者间的不懈追求、失志之悲与儿女柔情的结合。他想做一个文人雅士，却永远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和依赖；而醉里眠花柳的时候，他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柳永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既源于他本人，又源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他无暇去关注人的永恒普遍的生命忧患，而是侧重于对自我命运、生存苦闷的深思、体验和对真正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执着于对功名利禄、官能享受的渴望与追求，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命运艰舛的痛苦。因此他只能做着拖着一条世俗尾巴的自封的“白衣卿相”。

柳永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景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评价

天性风流，才性高妙，由于父亲柳宜身为降臣，所以科场失意，众红裙争相亲近；他不屑与达官贵人相往来，只嗜好出入市井，看遍青楼，寄情风月，醉卧花丛，怜香惜玉，直把群妓当倩娘……他是最风流却路途又最坎坷的一代词坛高手。

1.屯田北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做挥绰之声” ——郑文火卓

2.“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 ——胡寅

3.“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 叶梦得

4.“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久成。” ——李清照

5.“予观柳氏文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事之黼藻，其可废耶？” ——黄裳

6.““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陈振孙

7.“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不减唐人高处”。 ——苏轼

8.完颜亮读罢柳永的《望海潮》一词，称赞杭州之美：“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

9.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并且柳词可分俚、雅两派。

柳词影响

开创意义

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1、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许多词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2、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水长阔知何处。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两首词都是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然而晏词含蓄，柳词坦率。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柳永另一首《锦堂春》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且看其《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 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词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另一首《慢卷》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同样传神生动。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故“流俗人尤喜道之”。
　　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等她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欣赏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也一格观念的变化。而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也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的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这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柳记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并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写的《鹤冲天》，就预示了这一创作方向： 此词尽情地抒发了他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
　　柳永在几度进士考试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南宋陈振孙所说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 “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但“利名牵役”，又不得不与佳人离别：“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稍后的苏轼即是沿着这种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开拓深化。

3、词的表现方法的改变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 “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能歌柳词”，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试比较两篇名作：
　　欧阳修《踏沙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柳永《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两首词都是写别情。欧阳修词用的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则柳永词则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欧词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词则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情和隐约的情节性。这也是柳永大部分词作的共同特点。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浪淘沙漫》和《慢卷》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后世影响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纪念馆

柳永纪念馆位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武夷宫古街中段，一曲溪北岸，是一座三层楼阁式仿宋民间建筑，占地300米，坐南朝北，有展厅及办公室、储藏室、茶室等设施。风格朴实素雅，极富乡土气息。

柳永纪念馆馆名由原中顾委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题写。大门前草坪矗立着柳永全身站立铜像，花岗岩四方基座高1.34米，基座正面镌刻柳永简介。

墓址之争

众说纷纭
　　由于官方正史《宋史》中没有柳永的传记，当时文人学士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柳永的记载，所以连柳永的生卒年限都没有定论。传闻各异，要下一个定论，就更难了。这也是词人的悲哀！但换一种想法：这也是词人的一种荣幸，让更多地方的人记住他、关心他！幸与不幸竟在一念之间！
　　据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附记，直到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将柳永安葬在北固山下。但查了一下资料历来文学史家均语焉不详。宋代以后各家记载，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纳起来，其说有四：

一、卒葬湖北襄阳说
　　宋祝穆持此说，祝在《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资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也叫“上风流冢”。渐渐形成一种风俗，没有入“吊柳会”、上“风流冢”者，甚至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后人有诗题柳永墓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二、葬湖北枣阳花山说
　　宋曾达臣、元陈元靓持此说。曾在《独醒杂志》中记载：“耆卿墓在枣阳县花山，每岁清明词人集其下，为吊柳”。陈在《岁时广记》中亦载：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县花山，其后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饮坟墓之侧，谓之吊柳七”。《枣阳县志》记载：“宋词人柳耆卿墓在兴隆镇花山”。据说柳永晚年游历到枣阳，与教坊乐工和歌妓为伴，靠作曲填词度日，后来死在枣阳兴隆一带，还是歌妓们凑钱将他安葬在兴隆镇西北3公里外的花山上。

三、葬北固山或银山说
　　宋叶梦得持此说。叶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王和甫究竟葬柳永于何处？叶梦得未提及。据传北固山下有已湮没的柳永墓。但明代正德《丹徒县志》有“屯田郎柳永墓在土山下”，万历《镇江府志》不但有同样记载，而且记载了在土山下发现的柳永墓志铭残碑的部分内容。元代镇江籍学者俞希鲁所撰《至顺镇江志》卷七说：“土山，在县西江口，俗呼竖土山。旧与蒜山相属，今改名银山。”而北固山，东晋以来就很出名，人们并没有称它为“土山”的。可见，柳永墓所在的“土山”，就是“银山”，就是云台山北面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北固山。清代镇江籍词人赵彦俞有一首凭吊柳永墓的《琵琶引》词，上段开头就说：“芳草西津，那堪问，故里清明时节。”中间又有“春去也，荒坟一掬”等语；下段更有“惟有土山深处，记王郎碑碣”等语。从中可以看出，柳永墓所在的“土山”，是紧靠“西津”。这首词，既是柳永墓“在土山下”的旁证，更是“土山”就是“银山” 的明证。清代考据家叶名沣在《桥西杂志》中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的故乡是福建崇安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纪念馆一块与柳永铜像齐肩的长方形石头，上面刻写着：“柳永墓冢抔土还乡记”几个大字，下面还有几行碑文写着：“公元二〇〇四年九月，值武夷山柳永纪念馆新馆落成之际，柳永仙冢抔土自镇江北固山分移至此。千载游子今朝还乡，一代词宗魂归故里”。

四、葬仪征说
　　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却提到了：“相传柳耆卿卒于京口，王和甫葬之，今仪征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则是葬于真州，非润州也”。仪征古名真州，柳墓在仪征仙人掌。
　　王士祯在《真州绝句》中还又一次提到：“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诗文相互印证，当不致有误。但有一点存疑，仪征四郊无仙人掌这个地方，不知王士祯以柳墓在仙人掌何据？
　　明《隆庆仪真县志·免谈考》载：“柳耆卿墓在县西七里近胥浦”。清《嘉庆扬州府志·冢墓》亦载：“屯田员外郎柳耆卿墓在仪征县西七里近胥浦”。据此，柳永墓在仪征胥浦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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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寅时，欧阳修出生于绵州，当时他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天圣元年和天圣四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天圣七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 天圣八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步入官场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自己的女婿。

天圣九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新娘胥氏。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

钱惟演对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非常好，简直是把他们“贡”起来。不但很少让欧阳修等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有一次，欧阳修和年轻的同僚到嵩山游玩，傍晚下起了雪。忽然，钱惟演的使者赶到了，带来优秀的厨子和歌妓，并传钱惟演的话说：“府里没什么事，你们不用急着回来，好好地在嵩山赏雪吧。”

当然，这些青年才俊们，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骈文，文风华丽，但是免不了说大话、套话，欧阳修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考试的。终于可以毫无压力地创作了，他们当然不满足于那样死板的文风，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钱惟演“富养”这几个小文人，真可谓是功在千秋。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钱惟演的继任者王曙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干部”，管束属下向来十分严格。到任后，他看到钱惟演留下的这些年轻人整天游山玩水，十分不满。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大家都被训得不敢做声。只有欧阳修年轻气盛，反应敏捷，回嘴说：“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一下把王老爷子噎得说不出话来。

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后来他被贬官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景祐元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他在京中继续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当成座右铭。不过，此时的欧阳修，毕竟不再是那个享受青春的少年，他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

仕途崎岖
　　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县令。

欧阳修高中进士时所娶的胥氏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被贬后不久，欧阳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别人，就是跟欧阳修一起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康定元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应天府。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

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让自己和百姓都过得轻松。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很爱饮酒。

做太守时，欧阳修对饮酒游山的爱好不减当年，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然后喝醉了，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玩乐。据说，《醉翁亭记》的开头原本花了好多笔墨，描绘滁州四周的山。最后这些描写被欧阳修改成了“环滁皆山也”5个字，简练中见隽永，成为散文史上的名句。醉时能与民同乐，醒后能用当世一流的文笔把游玩的过程记录下来。守旧派的压制，并没影响“醉翁”的好心情。

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太守。在颍州，他照样寄情诗酒，自认为过得比在洛阳丝毫不差。后来要告别颍州时，他怕送别的吏民伤心过度，写诗安慰他们说：“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仍是不改诗人酒徒的乐天本性。

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皇祐元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

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通达的文笔用于修史，格外得心应手。他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而实际参与写作的还有很多人。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统筹全稿。当时北宋文坛古文发展得有点过火。大家都愿意写古文吸引眼球，可没有足够的天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唬人，其实没什么实际内容，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其中负责写列传的宋祁，就总喜欢用些生僻的字眼。

从年龄、资历上说，宋祁都是欧阳修的前辈，欧阳修有点不便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宋祁来了，端详了半天，终于悟出了是什么意思，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大白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宋祁听了，明白欧阳修的意思，不禁莞尔，以后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

主考礼部
　　嘉祐二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试官刷！”意思是这秀才学问不行，试官不会录取！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较好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奖掖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放榜的时候，那些写“太学体”而自高自大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闹事，甚至有人说要到街上截住欧阳修痛打。但皇帝充分相信欧阳修的人品和判断力，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历史也最终证明了欧阳修的正确，北宋文风自此一振。就连“太学体”的领袖刘几，也改过自新，更名刘辉，重新参加考试，并获取了功名。

嘉祐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晚年生活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熙宁三年，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熙宁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八月，获赠太子太师。

熙宁七年八月，获赐谥号“文忠”。

熙宁八年九月，安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

元丰三年十二月，特赠太尉。

元丰八年十一月，加赠太师，追封康国公。

绍圣三年五月，再追封兖国公。

崇宁三年，改封秦国公。

政和三年，改封楚国公。

轶事典故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1023年和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1030年，欧阳修再次参加礼部组织的春闱，欧阳修名列第一。同年3月11日，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封建社会最高等级的考试——殿试在崇政殿举行。3月14日，殿试放榜，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琴论家”
　　欧阳修一生不仅喜欢弹琴、听琴、藏琴，而且喜欢写琴诗琴文，以记琴声与琴事、以论琴意与琴理，深得琴中趣。从欧阳修现存的诗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琴人的欧阳修，而且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琴论家的欧阳修。

“醉翁”
　　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写下了他的名篇《醉翁亭记》。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与酒须臾不离。

“千古伯乐”
　　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风流丑闻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蒋宗孺犯了事，遭到弹劾，蒋本来希望欧阳修能帮自己开脱一下，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尽快处理。蒋对此恨恨不已，就揭露出欧阳修和大儿媳吴春燕有染。不久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当时的宋神宗不相信，方才作罢。

介绍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唐宋八大家之一。幼时而孤，有贤母荻杆画地育教。宋仁宗天圣八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范仲淹因事遭贬，他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扬州、颍州、开封府，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事先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归，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强调文道结合，二者并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对浮艳华靡的文风。其散文《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政论、史论，或针砭时弊，或以古鉴今，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以景抒怀，平易流畅、委婉曲折。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评其文为“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其诗主要有《食糟民》、《南獠》、《生杳子·无夕》、《画眉鸟》、《戏答元珍》等，意境别颖，清丽秀美，耐人寻味。叶梦得《石林诗话》有评：“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其词多写男女感情，如《踏莎行》、《蝶恋花》、《临江仙》等，情思深远，婉转清丽，与晏殊词风相近。部分词作表现了个人志趣抱负，如《采桑子》、《朝中措》等。而其《六一诗话》则开历代诗话之先河，影响深远。

成就

文学成就
　　诗文革新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后来，知贡举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

诗词歌赋
　　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了腐败政治。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总的来看，风格是多样的。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尤善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抒情。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首部牡丹专著
　　1034年，欧阳修亲睹“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邀游”，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10]

创立应用文体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欧阳修创立应用文概念，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二是简洁质朴，三是得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

政治成就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保持了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评价

曾慥《乐府雅词》序：“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王安石：“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苏轼：“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尤展成《花间集》：“六一婉丽，实妙于苏。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

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

朱熹：“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毛先舒评其《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此可谓层深而浑成。”

郭绍虞《宋诗话考》：“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

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呜呼！是欧阳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追古溯今，世间已无欧阳修，堪与之比肩者，可有其二者否？——袁春乾

第一，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第二，政治上他采取的路径是用批评、谏诤来缓解社会危机。第三，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欧阳修研究专家、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安群

纪念设施

全国现有两座欧阳修纪念馆，一座建在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上，一座位于江西省永丰县恩江河畔的永叔公园内。

安徽滁州欧阳修纪念馆
　　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滁州其间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这成为琅琊山文化底蕴的精髓，为了纪念欧阳修，安徽省滁州市政府从上个世纪60年代筹建纪念馆之初，就征集到郭沫若先生的亲笔题名。在新落成的纪念馆内，陈列着重塑的欧阳修雕像以及欧公生平所画的30幅画。

吉安永丰欧阳修纪念馆
　　欧阳修纪念馆修建于1984年。1997年，为纪念欧阳修诞辰990周年进行了陈列修改。2007年，为迎接欧阳修千年华诞，对陈列室进行了重新设计规划，开辟了三个展厅，分为刚正爱民政治改革家、北宋文坛领袖、功绩卓著史学家、道德文章天下师等四个部分。利用图表、文字、照片、实物和场景等方式，全面介绍欧阳修的生平，系统展示了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政治、经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成就，展现了他一生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留下的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一直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国际友人所敬仰和尊崇。欧阳修纪念馆1996年列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县纪委确定为廉政教育基地。
　　欧阳修纪念馆建在永叔公园内，园内主要有醉翁亭、六一亭、至喜亭、泷冈阡表碑亭等建筑，还有欧阳修石刻雕像、“画荻教子”雕像、“文坛泰斗”两组人物青石雕像及文化长廊、纪念碑廊等，加上古朴高雅的状元楼和雄浑端庄的报恩寺塔坐落其间，更显文化底蕴的丰厚。

欧阳修墓及祠
　　位于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15米，并排右侧有薛夫人墓。陵园坐北向南，在南北中轴线上建有外照壁、大门、内照壁、东西两庑、大殿、墓冢，四周建有围墙，外照壁高约5米、长6米，厚0.7米。大门3间，门前左右修有台阶，阶旁各有一衔环石狮。内照壁与垣墙同高，将庭院分为前后两部分。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便门，庭院中间修有南北甬道，直达大殿，甬道两旁立有石猪、石羊等石雕，对称排列，间距3米，石雕高约1米，甬道两侧各建有厢房3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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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介绍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延寿乡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

为官经历

庆历二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事、舒州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出身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嘉佑三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改革运动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压迫，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革。王安石两度为相 ，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

改革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上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吏借机敲诈盘剥，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废除了大多数新法。王安石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执政敢做敢为，矢志改革，王安石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推动改革变法。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

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 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化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

历史评价

《宋史》评价
　　《宋史·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评价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时代历史环境中。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到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间，相关文章共发表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制造舆论，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社会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又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

国外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生平

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江南东路刑狱。治平四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

文学成就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

言简练明快笔力雄健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诗歌造诣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罢相的时间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王荆公体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丽景致及怀古伤今，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文学主张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变法

酝酿变法
　　熙宁元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司马光向宋神宗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变法背景
　　1、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2、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土地不断遭蚕食。
　　3、宋朝内部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
　　“三冗”危机：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2、冗兵，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增加，军费增加。
　　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一大背景：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1、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削弱军队战斗力。
　　2、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当兵，军队战斗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为主，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作战处于劣势。
　　4、武器生产管理混乱，影响军队战斗力。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变法内容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理财、军事、教育等措施，其具体内容如下：
　　1.理财措施
　　最重要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2.限制大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大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3.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4.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5.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6.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7.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
　　8.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9.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10.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稳定国家秩序，这一方面属于军事措施。巩固国家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11.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12.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国家秩序。
　　13.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王安石在变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和在州郡广设学校。
　　熙宁四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
　　王安石变法时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不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等。旧有的科举取士之不能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与社会实际脱节。王安石的这一改革，主要目的是纠正过去的缺陷，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国家治理服务，以便由此选拔的人才能够更好的为变法服务。

变法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司马光当政时，最终新法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荆公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
　　王安石变法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同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1000年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历史意义，后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世界上对王安石进行积极评价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对当代的启示意义给予全面评价。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的联系，,少有人给予像美国新政农业部长华莱士对之的关注。在华莱士看来，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的问题；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新政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
　　1944年，华莱士访华期间，有关的报道写道：“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致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参观新疆女子学院时，图书室中适有一部《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谓彼曾研究过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还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语此书中不畏天变、不畏祖宗之法等语，谓王安石整个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因即量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不畏天灾，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蒋委员长，克服一切困难。在与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妇、罗监察使家伦等闲谈中，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恒，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
　　华莱士为什么对王安石评价如此高？在他看来，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王安石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现农产品过剩，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计日窘，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使农民们能够尽快找到生计，才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皇权时期不能实现，但是在当代可以成为现实。1930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的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粮荒问题 ，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

变法成果
　　熙宁六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岷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诗歌点评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亦不免失于过分雕琢。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国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其中，不少是在变法途中写的，来激励自己。

年表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官职，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
至和元年甲午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崩，英宗立。八月，母吴氏逝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崩，神宗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崩，宋哲宗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恳辞入朝

皇祐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颇有政绩。宰相文彦博推荐他为群牧判官，先仕常州知州，后出任江东刑狱提典。嘉祐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嘉祐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屡召王安石赴京辞入朝。"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创作诗歌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感情生活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一生遭受了巨大的波折，他不但仕途坎坷，而且爱情生活也很不幸。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二十岁的陆游和表妹唐琬结为伴侣。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婚后相敬如宾。然而，唐琬的才华横溢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了陆母的不满，死于哲宗元符三年。陆游父亲陆宰生于哲宗元祐三年，死于高宗绍兴十八年。陆宰小秦观四十岁。秦观死时，陆宰不足十三岁。秦观到越州是神宗元丰二年，其时陆宰尚未出生。陆游母亲的年龄估计与陆宰相去无几，跟秦观不可能有什么交往。“梦少游而生公”，纯属想象之词。前一说不能成立。
　　所谓“公慕少游”，主要根据陆游八十二岁写的《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一诗。诗日：“晚生常恨不从公，忽拜英姿绘画中。妄欲步趋端有意，我名公字正相同。”该诗只是表达诗人对秦观的敬仰之情而已。“正相同”三字，恰恰透露出陆游的名字不是自己“慕少游”而取的。后一说也不能成立。
　　那么，陆游的名字从何而来呢?清人查慎行《得树楼杂钞》所记较为可信：“陆放翁名游，字务观，其义出于《列子·仲尼篇》：‘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古代有“幼名，冠字”的制度，即幼小取名，二十岁左右定字。士大夫家庭往往强调名和字的内在联系，而且往往摘取古代典籍中的词语，取名定字。取名之时，实际上是定了字的。因此，名游，字务观，跟秦观的名观，字少游，只是偶然相合而已。至多也只能说明同源于《列子·仲尼篇》的那句话。跟“梦少游”“慕少游”而取名字，了然无涉。
　　在陆游的诗中，有这样一首：“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螀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为什么号放翁呢？原来陆游任成都府路安抚使参议官时，与大诗人范成大一起共事，由于两人有些矛盾，范成大左右的官员认为陆游不知高下，不守礼义，是个粗野狂放的人。陆游气愤地想到：“你们说我狂放，我就当个‘放翁’，总比明哲保身的庸人强。”从此，“放翁”这个号经常出现在他的诗文中。孝宗淳熙十三年，陆游回到临安，入朝做了军器少监。但仍然以诗为戈，抒发爱国热情，坚持抗金爱国思想。而令朝中的投降派十分不安，因而讨厌他，上疏皇帝诬陷陆游不务正业，只知“嘲咏风月”。陆游再度被黜，他怀着满腔愤怒回到家乡山阴后，立即提笔把他在镜湖旁的住宅题为“风月轩”。虽云“风月”，实则是发泄他壮志未酬的悲愤情怀。

大事件

1125年
　　陆游出生于越州山阴。1126年靖康之难爆发，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职务，全家开始逃亡。1127年秦桧为宰相。1134年逃亡结束，回到山阴。1138年秦桧又任宰相。1141年南宋与金议和，岳飞被害。陆游悲吟。1142年与金议和跟金人划淮水为界。1144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亲临战场、杀敌报国。并在这年娶了唐琬【唐婉并非；陆游表妹，千百年来，前哲时贤多认为陆游和他的原配夫人唐氏是姑表关系，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最早记述《 钗头凤 》词这件事的是南宋陈鹄的《耆旧续闻》，之后，有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但陈、刘二氏在其著录中均未言及陆、唐是姑表关系。直到宋元之际的周密才在其《齐东野语》中说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为姑侄。”从这以后“姑表说”遂被视为“ 恒言”。 其实综考有关历史文献和资料，陆游的外家乃江陵唐氏，其曾外祖父是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北宋名臣唐介，唐介诸孙男皆以下半从“心”之字命名，即懋、愿、恕、意、愚、谰，并没有以“门”之字命名的唐闳其人，也就是说，在陆游的舅父辈中并无唐闳其人；而陆游原配夫人的母家乃阴唐氏，其父唐闳是宣和年间有政绩政声的鸿胪少卿唐翊之子 ，唐闳之昆仲亦皆以“门”字框字命名，即闶、阅。由此可知，陆游和他的原配夫人唐氏根本不存在什么姑表关系。这样，周密的“姑表说”就毫无来由了，那么这完全就是出于他的杜撰了吗？并不是这样的。刘克庄在其《后村诗话》中虽然未曾言及陆、唐是姑表关系，但却说过这样的话 ：“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某氏，即指唐氏；某官，即指“同郡宗子”赵士程。刘克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唐氏改嫁给赵士程，赵士程与陆氏有婚姻关系。事实正是如此，陆游的姨母瀛国夫人唐氏乃吴越王钱俶的后人钱忱的嫡妻、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而陆游原配夫人唐氏的后夫赵士程乃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亦即陆游的姨父钱忱的表侄行，恰与陆游为同一辈人。作为刘克庄的晚辈词人的周密很可能看到过刘克庄的记述或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但他错会了刘克庄的意思，以致造成了千古讹传。】，同年于沈园中作《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1145年唐琬被逐出家门，原因依古人的说法是“不当母夫人意”“二亲恐其惰於学，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意思是说，唐琬在夫家，与婆婆不合；或说因为夫妻两人太恩爱，公婆认为会妨碍陆游的上进之心，所以常常责骂唐琬，而造成二人的分手．根据陆游自己在晚年的诗作则是因为唐琬不孕，而遭公婆逐出。

1146年
　　陆游与唐婉难舍难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无缘，于是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婉，陆游一有机会就前去与唐婉鸳梦重续，燕好如初。1147年 陆母察觉两人私会之事。严令二人断绝来往，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彻底切断了陆、唐之间的悠悠情丝。1148年 王氏生了孩子。唐家愤愤不平，觉得不把女儿嫁出去，面子会失尽。于是将女儿嫁于一位当时也很有名气的文人赵士程。赵家是皇室后裔，门庭显赫。而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与谅解。使唐婉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已渐渐平复，并且开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赵士程对唐婉很好，是唐家的世交朋友，也是完全知道陆游的文友，对陆游比较钦佩，也很同情唐婉，想尽力使她幸福。这一年，陆游在母亲的督教下，开始重理科举课业。

1151年
　　陆游只身离开了故乡山阴以他扎实的学识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春季游春时在绍兴城外的沈氏园中，唐琬和丈夫赵士程也来此游春．两人重逢，又无法当面相诉离情，随后，唐琬派人送来一些酒菜，默默以示关怀，而就与丈夫离去，陆游在伤心之余，就在园子的壁上题下了一首哀怨的《钗头凤》-“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1152年 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瞥见陆游的题词，不由感慨万千，于是和了一阙《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同年秋，唐琬病故。1153年 参加进士考试，名列第一。因为他平常“喜论恢复”，又名在奸臣秦桧之孙秦埙的前头，所以在复试的时候，被秦桧除名。

1156年
　　秦桧病死，陆游的仕途开始明朗。1159年 陆游入闽任宁德县主簿．有善政，受百姓爱戴。1164年 赐进士出身。张浚主张北伐，但北伐失败后，一贯主张求和的大臣在宋孝宗面前对张浚大肆攻击，还说张浚用兵，原是陆游怂恿出来的。后来，张浚被排挤出朝廷，陆游也罢官回山阴老家去了。1165年 宋孝宗被迫和金国签订“隆兴和议”。1171年 乾道六年入蜀。1173年 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生活。1190年 罢官，即回老家山阴闲居。1191年 在近20年的岁月中，他“身杂老农间”，和他们一起劳作，还为他们的孩子看病，同时写了不少表现农村生活的诗歌。1198年 陆游后妻王氏病故。1200年 写下了“沈园怀旧”诗： 其一：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二：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1201年 赋“梦游沈园”诗： 其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1207年
　　作《夜闻姑恶》， 诗云： 学道当于万事轻，可怜力浅未忘情。孤愁忽起不可耐，风雨溪头姑恶声。可能暗示其母逼他出妻之事。1209年 再到沈园，写下了”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这正是陆游对唐琬最深的怀念。1210年 写下《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211年 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在山阴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死前恨写《示儿》
　　总结：陆游一生坚持抗金主张，虽多次遭 受投降派的打击，但爱国之志始终不渝，死时还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勤于 创作，一生写诗六十年，保存下来就有 9300多首。诗的题材极为广泛，内容丰富，其中表现报国抗金的作 品，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诗的风格豪放，气魄雄浑，近似李白，故有“小太白”之称。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陆游出生于名门望族、江南藏书世家。陆游的高祖陆轸是大中祥符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祖父陆佃，师从王安石，精通经学，官至尚书右丞，所著《春秋后传》、《尔雅新义》等是陆氏家学的重要要典籍。陆游的父亲陆宰，通诗文、有节操，北宋末年出仕，南渡后，因主张抗金受主和派排挤，遂居家不仕；陆游的母亲唐氏是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亦出身名门。

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陆宰奉诏入朝，由水路进京，于淮河舟上喜得第三子，取名陆游。同年冬，金兵南下，并于靖康二年攻破汴京，北宋灭亡，陆宰携家眷逃回老家山阴。

建炎三年，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率臣僚南逃，陆宰改奔东阳，家境才开始逐步安定下来，时陆游年仅四岁。

陆游出生于两宋之交，成长在偏安的南宋，民族的矛盾、国家的不幸、家庭的流离，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初入仕途
　　陆游自幼聪慧过人，先后师从毛德昭、韩有功、陆彦远等人，十二岁即能为诗作文，因长辈有功，以恩荫被授予登仕郎之职。

绍兴二十三年，陆游进京临安参加锁厅考试，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第一，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位居陆游名下，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次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秦桧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从此陆游被秦桧嫉恨，仕途不畅。

绍兴二十八年，秦桧病逝，陆游初入仕途，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京师，任敕令所删定官。陆游进入朝中后，应诏上策，进言“非宗室外戚，即使有功，也不应随意封加王爵”；高宗酷爱珍稀玩物，陆游认为“亏损圣德”，建议皇帝严于律己。

绍兴三十一年，陆游以杨存中掌握禁军过久，权威日盛，多有不便，进谏罢免杨存中，高宗采纳，降杨存中为太傅、醴泉观使，升陆游为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负责司法工作。

北伐献策
　　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赵昚即位，任命陆游为枢密院编修官，赐进士出身。陆游上疏，建议整饬吏治军纪、固守江淮、徐图中原。时孝宗在宫中取乐，并未重视，陆游得知后告诉大臣张焘。张焘入宫质问，孝宗遂罢陆游为镇江府通判。

隆兴元年，宋孝宗以张浚为都督，主持北伐。陆游上书张浚，建议早定长远之计，勿轻率出兵。张浚派大将李显忠、邵宏渊领兵出击，收复灵壁、虹县，进据符离，因李邵不睦，宋军大败，偏安之论随即甚嚣尘上。张浚上疏领罪，被贬为江淮宣抚使。

隆兴二年春，陆游在镇江任上结识张浚，献策出师北伐，张浚赞扬为“志在恢复”。四月，“隆兴和议”将签成，陆游上书东西两府，进言说：“江东之地，自吴国以来，莫不以建康为都城。临安频临大海，运粮不便，且易受意外袭击，皇上驻扎临安，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合约签订之后，皇上应驻扎建康、临安，金朝来使，或到临安、或到建康，这样以来，可以争取时间建都立国，而不令金朝生疑。”时龙大渊、曾觌掌权，陆游就对枢密使张焘说：“曾觌、龙大渊利用职权，广结私党，迷惑朝廷，今日不除，后患无穷。”张焘闻言奏报朝廷，孝宗大怒，贬陆游为建康府通判。

乾道元年，陆游调任隆兴府通判。有人进言陆游“结交谏官、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朝廷即罢免了陆游的官职。

军僚幕府
　　乾道五年十二月，朝廷征召已赋闲四年的陆游，任为夔州通判，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陆游携家眷由山阴逆流而上，采撷沿路风土民情，作《入蜀记》。

乾道七年，王炎宣抚川、陕，驻军南郑，召陆游为干办公事，陆游得书甚为欣喜，只身前往南郑，与张季长、阎苍舒、范西叔、高子长等十余人同在南郑幕府任职。王炎委托陆游草拟驱逐金人、收复中原的战略计划，陆游作《平戎策》，提出“收复中原必须先取长安，取长安必须先取陇右；积蓄粮食、训练士兵，有力量就进攻，没力量就固守”。

陆游到王炎的军幕后，常到骆谷口，仙人原，定军山等前方据点和战略要塞，并到大散关巡逻。时吴璘之子吴挺代父掌兵，骄傲放纵、多次因微小过失杀人，王炎不敢得罪。陆游建议用吴玠之子吴拱代替吴挺掌管兵权。王炎认为“吴拱胆怯、缺少智谋，遇到敌人必败”，陆游反驳说：“吴挺遇敌，又怎能保证他不败？如果吴挺立有战功，更难驾驭。”至韩侂胄北伐时，吴挺之子吴曦叛敌，陆游的话果然得到验证。

十月，朝廷否决北伐计划的《平戎策》，调王炎回京，幕府解散，出师北伐的计划也毁于一旦，陆游感到无比的忧伤。大散关一带的军旅生活，是陆游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亲临抗金前线、力图实现爱国之志的军事实践，这段生活虽只有八个月，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蜀中生涯
　　乾道八年，陆游被任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官职清闲，陆游骑驴入川，颇不得志。次年，改任蜀州通判；五月，经四川宣抚使虞允文举荐，陆游又改调嘉州通判。

淳熙元年二月，虞允文病逝，陆游又调回蜀州通判。再任蜀州期间，陆游深入考察地方风土民情，并先后造访翠围院、白塔院、大明寺等当地名胜，愈发爱上了这块天府之地，并萌发出“终焉于斯”的念头。

三月，参知政事郑闻以资政殿大学士出任四川宣抚使，陆游大胆上书，建议出师北伐，收复失地，未被采纳。五月，陆游主持州考，杨鉴夺得第一名，取得参加秋试的资格，陆游写诗以资鼓励。八月，陆游在蜀州阅兵，作《蜀州大阅》，抨击南宋养兵不用、苟且偷安。十月，陆游又被派到荣州代理州事。

淳熙二年，范成大由桂林调至成都，任四川制置使，举荐陆游为锦城参议。范成大统帅蜀州，陆游为参议官，二人以文会友，成莫逆之交。南宋主和势力诋毁陆游“不拘礼法”、“燕饮颓放”，范成大迫于压力，将陆游免职。陆游就在杜甫草堂附近浣花溪畔开辟菜园，躬耕于蜀州。

淳熙三年，为回应主和派攻击他“颓放”、“狂放”，陆游自号“放翁”，进行反击。月，陆游奉命主管台州桐柏山崇道观，以“祠禄”维持家人生计。

淳熙四年六月，范成大奉召还京，陆游送至眉州，恳请范成大回朝后劝皇帝“先取关中次河北”、“早为神州清虏尘”。

宦海浮沉
　　淳熙五年，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先后任命为福州、江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

淳熙六年秋，陆游被任为江西常平提举，主管粮仓、水利事宜。次年，江西水灾，陆游号令各郡开仓放粮，并亲自“榜舟发粟”。同时上奏朝廷告急，请求开常平仓赈灾。十一月，陆游奉诏返京，给事中赵汝愚借机弹劾陆游“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陆游忿然辞官，重回山阴。

淳熙十三年，陆游闲居山阴五年之后，朝廷才重新起用他为严州知州。陆游入京向孝宗辞行，时陆游诗名大胜，孝宗于延和殿勉励陆游说：“严陵山青水美，公事之余，卿可前往游览赋咏。”陆游在严州任上，“重赐蠲放，广行赈恤”，深得百姓爱戴。闲暇之余，陆游整理旧作，命名为《剑南诗稿》。

淳熙十五年七月，陆游任满，朝廷升为军器少监，掌管兵器制造与修缮，再次进入京师。

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禅位于赵惇，陆游上疏，提出治理国家、完成北伐的系统意见，建议“减轻赋税、惩贪抑豪”；“缮修兵备、搜拔人才”，“力图大计”，以恢复中原。

绍熙元年，陆游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再次进言光宗广开言路、慎独多思，并劝告光宗带头节俭，以尚风化。由于陆游“喜论恢复”，谏议大夫何澹弹劾陆游之议“不合时宜”，主和派也群起攻之，朝廷最终以“嘲咏风月”为名将其削职罢官。陆游再次离开京师，悲愤不已，自题住宅为“风月轩”。

编修国史
　　绍熙五年，太上皇赵昚病故，宋光宗赵惇称病不肯居丧，满朝哗然。知阁门事韩侂胄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密谋，废除赵惇，立太子赵扩为帝，是为宋宁宗。韩侂胄是赵扩妻韩氏的叔父，把持朝政，独揽大权，贬朱熹、斥理学、兴“庆元党禁”，专权跋扈，陆游便写诗谴责韩侂胄。

嘉泰二年，陆游被罢官十三年后，朝廷诏陆游入京，担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一职，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并免去上朝请安之礼，不久陆游兼任秘书监。

编修国史其间，因韩侂胄主张北伐，陆游大力赞扬和支持，给予种种合作，并应韩侂胄之请，为其作记题诗，勉励韩侂胄抗击外侮，为国立功。

嘉泰三年四月，国史编撰完成，宁宗升陆游为宝章阁待制，陆游遂以此致仕，时年七十九岁。

临终示儿
　　嘉泰三年五月，陆游回到山阴，浙东安抚使兼绍兴知府辛弃疾拜访陆游，二人促膝长谈，共论国事。辛弃疾见陆游住宅简陋，多次提出帮他构筑田舍，都被陆游拒绝。

嘉泰四年，辛弃疾奉召入朝，陆游作诗送别，勉励他为国效命，协助韩侂胄谨慎用兵，早日实现复国大计。

开禧二年，韩侂胄请宁宗下诏，出兵北伐，陆游闻讯，欣喜若狂。宋军准备充分，出师顺利，先后收复泗州、华州等地。但韩侂胄用人失察，吴曦等里通金朝，按兵不动，图谋割据。陆游诗翰多次催促，吴曦不理。不久，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

开禧三年十一月，史弥远发动政变，诛杀韩侂胄，遣使携其头往金国，订下“嘉定和议”，北伐宣告彻底失败。陆游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悲痛万分。

嘉定二年秋，陆游忧愤成疾，入冬后，病情日重，遂卧床不起。十二月二十九日，陆游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临终之际，陆游留下绝笔《示儿》作为遗嘱：“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个人成就

文学成就

诗歌
　　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存世有九千三百余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46岁入蜀以前，偏于文字形式；入蜀到64岁罢官东归，是其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也是诗风大变的时期，由早年专以“藻绘”为工变为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充满战斗气息及爱国激情；晚年蛰居故乡山阴后，诗风趋向质朴而沉实，表现出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

1、诗歌内容
　　陆游的诗歌涵盖面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①坚持抗金，讨伐投降派。陆游坦率直言“和亲自古非长策”，“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并揭露“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其乐府诗《关山月》高度概括了上层统治者和守边士兵、沦陷区人民在主战和主和立场上的矛盾，集中揭露了南宋统治集团的妥协求和政策造成的严重恶果。陆游的这类诗歌，以其鲜明的战斗性、针对性，鼓舞了人们的抗金的斗志，得到志士仁人的推许。

②抒发慷慨激昂的报国热情和壮志未酬的悲愤。陆游年轻时就以慷慨报国为己任，把消灭入侵的敌人、收复沦陷的国土当作人生第一要旨，但是他的抗敌理想屡屡受挫。于是，他的大量诗歌，既表现了昂扬的斗志，也倾诉了深沉的悲愤之情。如《书愤》一诗，诗人一心报国却壮志难酬，昂扬豪壮中带着苍凉悲怆，既是诗人个人的遭遇也是民族命运的缩影，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

③描写田园风光、日常生活。陆游热爱生活，善于从各种生活情景中发现诗材。无论是高山大川还是草木虫鱼，无论是农村的平凡生活还是书斋的闲情逸趣，“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游山西村》一诗，色彩明丽，并在景物的描写中寓含哲理，其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而成为广泛流传的名句。他的《临安春雨初霁》，描写江南春天，虚景实写，细腻而优美，意韵十足。

④爱情诗。由于宋代理学对士人思想感情的约束和宋词的发展，宋诗言情的功能渐渐减弱，宋代的爱情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和唐诗比肩，但陆游却是个例外。陆游年轻时曾和前妻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他悼念前妻的诗歌，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晚年创作的《沈园二首》，被后人称作“绝等伤心之诗”，是古代爱情诗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2、艺术特点
　　①艺术风格上，兼具现实主义特点，又有浪漫主义作风。陆游性格豪放，胸怀壮志，在诗歌风格上追求雄浑豪健而鄙弃纤巧细弱，形成了气势奔放、境界壮阔的诗风。陆游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壮志豪情都倾泻在诗中，常常凭借幻境、梦境来一吐胸中的壮怀英气，陆游的梦境、幻境诗，飘逸奔放，被誉为“小李白”。然而对功名的热望和当权者的阻力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严酷的现实环境给诗人心灵压上了无法摆脱的重负，因而陆游又崇尚杜甫，关怀现实，主张诗歌“工夫在诗外”，诗风又有近于杜甫的沉郁悲凉的一面。

②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陆游反对雕琢辞藻和追求奇险，其诗语言“清空一气，明白如话”。陆游重视锻炼字句，他的对偶，新奇、工整，而不落于雕章琢句之嫌。赵翼曾评陆诗“看似奔放实则谨严”，刘克庄亦有“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之叹。陆游的七言古诗《长歌行》，笔力清壮顿挫，结构波澜迭起，寓恢宏雄放的气势于明朗晓畅的语言和整饬的句式之中，典型地体现出陆诗的个性风格，被后人推为陆诗的压卷之作。

3、陆诗的地位
　　陆游在南宋诗坛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南宋初年，虽然局势危急，但士气尚盛，诗坛风气也颇为振作；随着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士大夫渐趋消极，诗坛风气也变得萎靡不振，吟风弄月的题材走向和琐细卑弱的风格日益明显。陆游对这种情形痛心疾首，他高举起前代屈、贾、李、杜和本朝欧、苏及南渡诸人的旗帜与之对抗，以高扬爱国主题的黄钟大吕振作诗风，对南宋后期诗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江湖诗派中的戴复古和刘克庄都师承陆游。到了宋末，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更使陆游的爱国精神深入人心。

陆游的诗歌，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特别是清末以来，每当国势倾危时，人们往往怀念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陆诗的爱国情怀也因此成为鼓舞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精神力量。陆游写山水景物和书斋生活的诗篇，因描写细腻生动、语言清新优美，也颇受明、清诗人的喜爱。陆诗中对仗工丽的联句常被用作书斋或亭台的楹联，也说明陆游的这一类诗篇在后代拥有广大的读者。

词
　　陆游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诗歌创作，“是有意要做诗人”，对作词心存鄙视，因而，作为“辛派词人”的中坚人物，与其诗相比，陆游的词数量并不多，存世共约一百四十余首。但陆游才气超然，并曾身历西北前线，因此，陆游也创造出了稼轩词所没有的另一种艺术境界。

陆游词的主要内容是书写爱国情怀，抒发壮志未酬的幽愤，其词境的特点是将理想化成梦境而与现实的悲凉构成强烈的对比，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回想当年，满腹怆然。陆游也有咏物词和爱情词，其《卜算子·咏梅》，上阕写景、下阕表志，显示出身处逆境而矢志不渝的崇高品格；《钗头凤·红酥手》一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凄婉动人。

陆游词风格多样，有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真挚动人，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而有些词常常抒发着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着高超的襟怀，或寓意深刻，又和苏轼比较接近。最能体现陆游的身世经历和个性特色的，是慷慨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的词作，风格与辛弃疾比较接近。但陆游词亦因风格多样而未能熔炼成独特的个性，有集众家之长、“而皆不能造其极”之感。

散文
　　陆游在散文上颇有造诣，兼善众体，构思奇巧，文笔精纯。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地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陆游还有一些别具风格的散文，书写乡居生活之状，淡雅隽永。

陆游的《入蜀记》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内容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证、诗文评论、小说故事等应有尽有，形式灵活，长短不拘、文字颇简练；尤其过三峡的一部分，多有对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的历史人物的描述和品评，字里行间浸透着爱国之情，又饶有趣味。随笔式散文《老学庵笔记》，笔墨虽简而内容甚丰，所记多系轶闻，颇有史料价值，是南宋笔记的精品。同时，陆游还善于四六，文集中有不少四六文精品，如陆游的《祭雷池神文》语言浅切而气势雄放，与其诗风颇近。

史学成就
　　陆游还具有史才，陆游的史学成就，主要不在三作史官时所修的《两朝实录》和《三朝史》，而在于他私撰的《南唐书》。南宋时期，记述南唐历史的史籍有薛居正领导史馆所修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等共计11个版本，陆游遍取诸本，按本纪、列传，编为《南唐书》十八卷。

陆游编撰《南唐书》的目的在于借古鉴今，为南宋王朝树一面历史的镜子。在本纪中，陆游肯定南唐烈祖李昪为“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纠正了以中原五代为正朔的观念，并在书中多次使用“帝”、“我”等词语，借记述南唐国君治国、治民及用兵之法，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

陆游《南唐书》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①体制创新。陆书只有本纪和列传，成为纪传体断代史中的一个特例；尤其是其“类传”，除人物以类相从外，又创设《杂艺、方士、节义列传》、《浮屠、契丹、高丽列传》，归类精当，史识更胜前人。②史评色彩鲜明。宋代理学兴盛，陆游秉承以道德而不以政绩作为评判人物的唯一准绳的观点，如多数史家都批判后主李煜沉迷诗词，不思政业，坐失南唐基业，陆游却先赞后主“天资孝纯”、“以爱民为急”，再对其“酷好浮屠”作简单批驳，最后总结为“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③严谨的治史精神。陆游辨前史之误，补前史之失，其书卷数、人物虽不及马令《南唐书》之多，但史料多经考证，“简核有法”，在史料的增补保存方面有巨大价值。

书法艺术
　　在陆游的一生中，除了诗文外，书法是他理想的寄托和永远的追求。从其有关书法的诗作和存世的书法手迹、碑帖看，陆游擅长正、行、草三体书法，尤精于草书。陆游的正体书法，师从晋唐法帖，沉雄浑厚，极富神韵，有明显的颜真卿楷书笔势；其行书、草书，取法张旭、杨凝式，又受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影响，更多追求人品和精神上的契合，讲究对比的变化和节奏。

陆游的书法简札，善于行草相参，纵敛互用，秀润挺拔，晚年笔力遒健奔放。朱熹称其“笔札精妙，意致深远”。其《自书诗卷》，仍然保留早年学习颜真卿、苏轼书法的笔法风格和习惯用笔，但又明显地融会杨凝式行书、张旭草书的长处，无论是用笔、结字和布白都与其诗浑然一体，明人程郇题跋为“诗甚流丽，字亦清劲”，是难得的书法佳作。

纪念建筑

陆游祠
　　陆游祠毗邻罨画池，为纪念曾任蜀州通判的爱国诗人陆游而建。占地面积约4亩，建筑面积900多平方米，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除陆游家乡浙江绍兴外，全国仅有的纪念陆游的专祠。
　　陆游曾两次出任蜀州通判。在蜀州期间曾多次游览州中山川名胜，写下100多首寄怀蜀州的诗词，抒发他一腔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整个陆游祠为仿清建筑，含大门、长廊、过厅、序馆、两庑、正殿等，主体陈设突出“梅”的主题。过厅以“梅馨千代”命名。序馆为“香如故堂”，陈列陆游生平简介，陆游遗像玉石碑、陆游手迹碑。堂后辟梅园，广植陆游喜爱的梅花。正殿为“放翁堂”，塑陆游坐像。两庑陈列陆游诗文各种版本及诗意画。正殿之南新增了文物陈列厅，专供陈列崇州的历史文物。
　　在城外的崇州境西北之隅的凤栖山，有个与陆游祠遥相呼应的梅花寨，被称为放翁遗香圣地。陆游任蜀州通判登临古寺时曾从这崖上山。山道断桥边的梅花在黄昏风雨中寂寞开放而芳香不改的美景，为他后来写《卜算子·咏梅》获取了创作灵感。有专家考证，“驿外断桥边”意境的原型，就在今梅花寨旁，寨区梅花近千亩，花开时节，呈现“十里梅花香雪海，千树万枝浮暗香”之美景。

云门草堂
　　云门草堂是陆游早年故居，在云门广福庵。1070年赐“寿圣院”额，为云门寺三在副寺之一。明嘉靖年间，清康熙年间，曾二度重建。现因年久失修，佛殿塌圯，仅剩断墙残壁和几间旧屋。陆游之父陆宰曾隐居云门，陆游青少年时读书处就在“云门草堂”，他32岁时赴任福建做主簿时曾作《留题云门草堂》诗作别。“云门草堂”遗址一旦开发，恢复旧观，其意义不在成都“杜甫草堂”之下。
　　云门寺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整座建筑物庄严雅静，风格独特，寺庙香火鼎盛，除放生池外，殿厅堂楼等共180余处连成一体。寺内保留着一批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较为著名的有距今1000多年的《大汉韶州云门光泰禅寺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铭并序》。 云门寺前有观音山，后有桂花潭，每到金秋时节，这里桂花遍地，一派灿烂景象。

故居遗址
　　陆游故居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镜湖新区东浦镇塘湾村。 在行宫、韩家、石堰三山环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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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5月12日）号易安居士，汉族，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宋代（南北宋之交）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生平

家世
　　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的家庭。父亲李格非是济南历下人，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官至提点刑狱、礼部员外郎。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很有文学修养。

秉承家学
　　李清照自幼生活在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里，耳濡目染，家学熏陶，加之聪慧颖悟，才华过人，所以“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曾受到当时的文坛名家、苏轼的大弟子晁补之的大力称赞。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说郛》第四十六卷引《瑞桂堂暇录》称她“才高学博，近代鲜伦”。朱彧《萍洲可谈》别本卷中称扬她的“诗文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
　　李清照的少年时代随父亲生活于汴京，优雅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京都的繁华景象，激发了李清照的创作热情，除了作诗之外，开始在词坛上崭露头角，写出了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著名词章《如梦令》 。此词一问世，便轰动了整个京师，“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道之者”。
　　李清照读了著名的《读中兴颂碑》诗后，当即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和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 两首。此诗笔势纵横地评议兴废，总结了唐代“安史之乱” 前后兴败盛衰的历史教训，借嘲讽唐明皇，告诫宋朝统治者“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对国家社稷能表达出如此深刻的关注和忧虑，不能不令世人刮目。因此，宋代周的《清波杂志》认为，这两首和诗“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明代陈宏绪的《寒夜录》评此两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麟脯矣。”

琴瑟和弦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作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典质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市易”。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对此，张尝谓：“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 晁公武亦云：“有才藻名，其舅正夫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党人”的罪名竟株连到李清照身上。崇宁二年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崇宁三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 。据此，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崇宁四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与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罢右仆射。仅仅过了半年多，崇宁五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毁《元祐党人碑》，继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李清照也得以返归汴京与赵明诚团聚。但是，宋徽宗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又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氏一家头上。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即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即获释。但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赵家亦难以继续留居京师。李清照只好随赵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开始了屏居乡里的生活。
　　李清照、赵明诚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秋。次年李清照25岁，命其室曰“归来堂”，自号“易安居士”。
　　“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其时，曾对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同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缗城 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 。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盖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当亦取其中之雅意。“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优裕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研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纺叙述：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丰碑巨碣，所在多有，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临淮王像碑》、唐李邕撰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铭古戟，昌乐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
　　政和四年 新秋，赵明诚题“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跋尾》赵明诚墨迹与《画像》题词墨迹相比较，许多字的字形结构与运笔都甚相似。以此该文认为《画像》题词确为赵明诚手迹。）
　　政和七年（1117年），在李清照的襄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跂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李清照38岁。春、夏两季仍在青州。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赵明诚尝游仰天山水帘洞并题名刻洞内石壁。不久即知莱州。初，李清照未同行。至秋八月，清照才由青州赴莱州。途经昌乐，宿于驿馆，作《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表达对青州姊妹的惜别之情。八月十日，清照到达莱州，又作《感怀》诗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
　　在莱州期间，李清照继续帮助赵明诚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为一帙。每日晚更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金石录后序》。
　　宣和七年（1125年） ，李清照42岁。赵明诚改守淄州。赵明诚曾得唐白居易所书《棱严经》与李清照共赏。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李清照43岁，仍随赵明诚居淄州。是年，赵明诚因平定地方逃兵扰乱有功转一官。

颠离漂泊
　　宋钦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李清照44岁。金人大举南侵，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北宋朝廷崩溃。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南宋开始。是年三月赵明诚因母亲死于江宁（今南京市），南下奔丧。八月，起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北方局势愈来愈紧张，李清照着手整理遴选收藏准备南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 凡屡减去， 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 （《金石录后序》）十二月，青州兵变，杀郡守曾孝序，青州剩余书册被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曾这样记载此事：“青州故第，尚锁书册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此处文字当因在传抄中或夺或衍而臻误。史实应为“青州兵变”。）
　　当李清照押运15车书籍器物，行至镇江时，正遇张遇陷镇江府，镇江守臣钱伯言弃城而去（《续资治通鉴》卷一0一），而李清照却以其大智大勇在兵荒马乱中将这批稀世之宝，于建炎二年（1128年）春押抵江宁府。
　　李清照至江宁后，雪日每登城远览以寻诗。周 《清波杂志》卷八有云：“倾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以宋高宗为首的妥协投降派，借口时世危艰，拒绝主战派北进中原，一味言和苟安。李清照十分不满， 屡写诗讽刺， 曾有“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之句。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赵明诚罢守江宁。三月与李清照“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金石录后序》）。舟过乌江楚霸王自刎处，清照有感而作《绝句》以吊项羽。以项羽宁肯一死，引颈乌江以谢江东父老的壮烈史迹，对南宋统治者进行讽喻。五月，至池阳（今安徽贵池），赵明诚被旨知湖州。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说，赵明诚将“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不幸的是，由于途中感疾，赵明诚竟于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
　　赵明诚卒后，李清照为文祭之，文曰：“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谢《四六谈麈》卷一）葬毕赵明诚，李清照大病一场。当时国势日急，赵明诚妹婿李擢权兵部侍郎，从卫太后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保存赵明诚所遗留文物书籍，李清照派人运送行李去投奔他。不料当年十一月，金人陷洪州，所谓连舻渡江之书散为云烟。李清照只好携带少量轻便的书帖典籍仓皇南逃。之后，李清照曾一度往依时任敕局删定官的弟弟李迒。这时传有密论列赵明诚者，有所谓“颁金”之语，李清照被迫以所有铜器等物追随帝踪，希图投进朝廷。颠沛流离中，所余文物又散失大半。
　　建炎四年（1130年）春，李清照追随帝踪流徙浙东一带。“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道之温，又之越。”九月，刘豫在金人扶持下，建伪齐政权。李清照有诗斥之曰：“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十一月，朝廷放散百官，李清照到达衢州。
　　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李清照赴越（今浙江绍兴），居土民钟氏之家，一夕书画被盗。她悲痛不已，重立赏收赎。至此，所有图书文物大部散失。
　　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到达杭州。图书文物散失殆尽造成的巨大痛苦，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给予的无情折磨，使李清照陷入伤痛百般走投无路的绝境。孤独无依之中，再嫁张汝舟。张汝舟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当婚后发现李清照家中并无多少财物时，便大失所望，随即不断口角，进而谩骂，甚至拳脚相加。张汝舟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难以容忍。后发现张汝舟还有营私舞弊、虚报举数骗取官职的罪行。李清照便报官告发了张汝舟，并要求离婚。经查属实，张汝舟被除名编管柳州。李清照虽被获准离婚， 但宋代法律规定，妻告夫要判处3年徒刑，故亦身陷囹圄。后经翰林学士綦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关押9日之后获释。（对于李清照改嫁张汝舟之事，后世学者颇有争议。其实，妇女改嫁在宋代前期并不少见，且不影响李清照人品，宋人多家谈及此事，应当可信。古人辩诬之说，实际是受封建礼教观念束缚的结果。）
　　虽然经历了一场再嫁匪人、离异系狱的灾难，但是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诗词创作的热情更趋高涨。她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把眼光投到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朝廷派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出使金朝。李清照满怀激情地作古诗、律诗各一首为二公送行。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表达了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关念故国的情怀。
　　绍兴四年（1134年），李清照完成了《金石录后序》的写作。十月，避乱金华，写成《打马图经》并《序》，又作《打马赋》。虽为游戏文字，却语涉时事。借谈论博弈之事，引用大量有关战马的典故和历史上抗恶杀敌的威武雄壮之举，热情地赞扬了像桓温、谢安等忠臣良将的智勇，暗讽南宋统治者不识良才、 不思抗金的庸碌无能，寄寓对收复失地的愿望，抒发了个人“烈士暮年”的感慨。
　　在金华期间，李清照还曾作《武陵春》词，感叹辗转漂泊、无家可归的悲惨身世，表达对国破家亡和嫠妇生活的愁苦。又作《题八咏楼》诗，悲宋室之不振，慨江山之难守，其“江山留与后人愁”之句，堪称千古绝唱。
　　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遗作《金石录》校勘整理，表进于朝。越十余年，大约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或者以后，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极度孤苦、凄凉中，悄然辞世，享年至少73岁。

创作风格

李清照工诗善文，更擅长词。李清照词，人称“易安词”、“漱玉词”，以其号与集而得名。《易安集》、《漱玉集》，宋人早有著录。其词流传至今的，据今人所辑约有45首，另存疑10余首。她的《漱玉词》既男性亦为之惊叹。她不但有高深的文学修养，而且有大胆的创造精神。从总的情况看，她的创作内容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前期：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

后期：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孤独，惆怅。

李清照前期的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如《如梦令》二首，活泼秀丽,语新意隽。《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醉花阴》等词，通过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厚感情,宛转曲折，清俊疏朗。《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写对女伴们的留恋，感情也极其真挚。她的词虽多是描写寂寞的生活，抒发忧郁的感情，但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她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坦率地表露出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这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比起“花间派”代言体的闺怨词来要有价值得多。

李清照南渡后的词和前期相比也迥然不同。国破家亡后政治上的风险和个人生活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她的精神很痛苦，因而她的词作一变早年的清丽、明快，而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

在流离生活中她常常思念中原故乡，如《菩萨蛮》写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蝶恋花》写的“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都流露出她对失陷了的北方的深切怀恋。她更留恋已往的生活，如著名的慢词《永遇乐》，回忆“中州盛日”的京洛旧事；《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回忆当年的“胜赏”，都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凄凉憔悴作对比，寄托了故国之思。

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通过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通过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处境，运用叠词，表达了自己难以克制、无法形容的”“愁”"。又如《清平乐》中“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悲伤，《孤雁儿》中的悼亡情绪，都是在国破家亡、孤苦凄惨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她的这部分词作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李清照在早年还写过一篇《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是宋代的重要词论，也成为她词创作的理论依据，著有《漱玉词》，李清照词的风格以婉约为主，屹然为一大宗，人称“婉约词宗”。沈谦《填词杂说》将李清照与李后主并提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易安词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名一家，人称“易安体”。“易安体”之称始于宋人。侯寅《眼儿媚》调下题曰：“效易安体”。辛弃疾《丑奴儿近》调下题曰：“博山道中效易安体”。词作自成一体，表明已形成鲜明的个性风神。

主要作品

李清照的文集在当时就曾刻印行世。《直斋书录解题》载《漱玉集》1卷，“别本”分5卷。黄升《花庵词选》称有《漱玉词》3卷。《宋史·艺文志》载有《易安居士文集》7卷、《易安词》6卷。都久已不传。现存的诗文及词集是后人所辑。四印斋本有《漱玉词》1卷，李文编的《漱玉集》5卷，辑录的作品最多。但其中所收词多有赝品。近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中的《漱玉词》收有60首。今人孔凡礼《全宋词补遗》中有新发现的李清照词。王仲闻有《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相关纪念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被誉为“词国皇后”，曾“词压江南，文盖塞北”。自明朝以来，中国出现了四处“李清照纪念馆”和多处“藕神祠”。

山东章丘纪念馆
　　章丘清照园位于明水百脉泉畔， 占地总面积为1.8万平方米，其中房屋建筑1270平方米，水面1500平方米，绿地1万平方米。于1997年5月1日正式开放。

山东青州纪念馆
　　青州李清照纪念馆位于青州古城西门外洋溪湖畔。占地约630平方米。建筑坐北朝南，大门内有甬道北去，道东建有顺河楼，西边为四松亭，均为清代建筑。甬道尽头为一四合院，系1993年所建，门上书有著名词人萧劳书写的匾额“李清照纪念馆”。

山东济南纪念堂
　　济南李清照纪念堂设在趵突泉公园内、 柳絮泉北侧的一处庭院中，总面积约为360平方米。这一庭院北宋时为济南盛族张氏的庭院，到了金代改为灵泉庵，清末改为咸丰进士山东巡抚丁宝祯的祠堂。因清代初期诗人田雯一首《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人们误认李清照故居即在柳絮泉边，其后文人墨客皆牵合附会，遂有李清照故宅在济南之说。

浙江金华纪念堂
　　金华李清照纪念堂设在金华市南隅八咏路八咏楼上。八咏楼，原名玄畅楼，又名元畅楼，为南朝齐隆昌元年东阳太守沈约修建，1994年，八咏楼文物保护管理所将八咏楼正厅改为李清照纪念堂。
　　因李清照曾在杭州西湖清波门一带居住过，有关部门在柳浪闻莺公园内，择地于水杉林的小溪边，建造了清照亭，于2002年开放。济南历城区蟠龙山森林公园内，也设有清照亭，2004年开放。
　　李清照曾被尊为藕花神，供奉于济南大明湖畔的藕神祠。自清代起，济南人民就将李清照封为藕神以祭祀。
　　另外在济南的泉城广场、河南开封的滨河路、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三层环廊均有李清照的全身雕塑。

评价

总体评价
　　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历史的角度李清照的爱国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广大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关心国事、热爱祖国的一个侧面，让后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另一面。而且，她还在众多爱国作家中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李清照还开创了女作家爱国主义创作的先河，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女性爱国的光辉典范，特别是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实的角度认识李清照的爱国思想，能感受到女性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这对于在弘扬爱国主义，高举爱国大旗，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时充分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李清照小像图册参考资料）

名人评价
　　古代部分
　　宋代·王灼：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
　　宋代·朱彧：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吝其遇，惜哉。（《萍洲可谈》卷中）
　　宋代·胡仔：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愉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
　　元代·杨维祯：女子诵书属文者，史称东汉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小听挟慧，拘子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此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师表六宫，一时文学而光父兄者，不得并议矣。（《东维子集》卷七）
　　明代·杨慎：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子闺阁也。其词名《漱玉集》，寻之未得。《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词品》卷二）
　　明代·陈霆：闻之前辈，朱淑真才色冠一时，然所适非偶，故形之篇章，往往多怨恨之句，世因题其稿曰《断肠集》。大抵佳人命薄，自古而然，断肠独斯人哉！古妇人之能词章者，如李易安、孙夫人辈，皆有集行世。淑真继其后，所谓代不乏贤。（《诸山堂词话》卷二）
　　明代·王世贞：《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则妍，六朝婾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啴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于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弇州山人词评》）
　　明代·毛晋：《草堂诗余》若干卷，向未艳惊人目。每秘一册，便称词林大观，不知抹倒几许骚人。即如次仲、几叔辈，不乏“宠柳娇花”、“燕航莺吭”等语，何愧大晟上座耶？《草堂集》竟不载一篇，真堪太息。余随得本之先后，次第付梨，凡经商纬羽之士，幸兼撷焉。秋分日，湖南毛晋识。（汲古阁本《宋六十名家词》）
　　清代·刘体仁：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语，其体雅正，无旁见侧出之妙。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撋就”类。下此则蒜酪体也。惟易安居士“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稳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七颂堂词绎》）
　　清代·沈谦：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填词杂说》）
　　清代·尤侗：松陵周勒山所选《女子绝妙好词》，既已搴芳采华，亦复阐幽索隐，当使《花草》承尘、《兰荃》让畔者矣。松陵素称《玉台》文薮。而叶小鸯之《返生香》，仙姿独秀，虽使《漱玉》再生，犹当北面，何论余子！（《女子绝妙好词选》）
　　清代·毛先舒：词家刻意、俊语、浓色，此三者皆作者神明，然须有浅淡处、平处，忽著一二乃佳耳。如美成《秋思》，平叙景物已足，乃出“醉头扶起寒怯”，便动人工妙。李易安《春情》，“清露展流，新桐初”引用《世说》全句。浑妙。尝论词贵开拓，不欲沾滞，忽悲忽喜，乍近乍远，所为妙耳。如游乐词，须微著愁思，方不痴肥。李《春情》词本闺怨，结云“多少游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尔开拓，不但不为题束，并不为本意所苦。直如行云，舒卷自如，人不觉耳。（《诗辨坻》卷四）

现代部分
　　胡适：李易安乃是宋代的一个女文豪，名清照，号易安居干。……李清照少年时即负文学的盛名，她的词更是传诵一时的。她的词可惜现存的不多，（有王氏四印斋刻本），但我们知道她是最会做白话词的。例如：《一剪梅》（略），《添字采桑子·芭蕉》（略），最有名的自然是他的《声声慢》（略），这种白话词真是绝妙的文学，怪不得她在当日影响了许多人。李清照虽生于北宋，到南渡时，她已是50岁的老妇人了。但她对于北宋的大词家，二晏、欧阳、苏、秦、黄一一都表示不满意。（《国语文学史》））
　　吕思勉：北宋女词人，则有李易安。……夫妇皆擅学问，长诗文，精金石，诚一代之才媛也。易安诗笔稍弱，词则极婉秀，且亦妙解音律，所作词，无一字不协律者，实倚声之正宗，非徒以闺阁见称也。（《宋代文学》）
　　胡怀琛：在北宋末再有一个著名的女词人名叫李清照，她的《漱玉词》，在文学界里是极有名的。她的佳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尤为人所称道。（《中国文学史概要》）
　　罗根泽：词是文学，也是音乐……女词人李易安《论词》，都是偏于以音乐的观点立论，虽然也不忽视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
　　容肇祖：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她论词对于北宋诸大家，多有不满，可见她的眼光之锐敏。她的词在当日很受人崇敬，如辛弃疾有时自称“效李易安体”。可见她的影响；（《中国文学史大纲》）
　　刘大杰：李清照是南渡前后的女词人，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她是遵守着词的一切规律而创作的。她一面重视音律，精炼字句；同时，她的词富于真实的性情与生活的表现。她生逢国变、家破人亡，她的笔下，虽没有直接反映现实，但我们要知道她丈夫的死，她的流浪贫穷，她改嫁事件的受冤，都是那个乱离时代、封建社会直接给她的迫害。她正是当日一个受难者的代表；她的生活情感，也正是当日无数难民的生活情感。（《中国文学发展史》）
　　朱东润：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有《漱玉词》五卷，今存一卷。词格抗轶周柳，其论词之言，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林庚：北宋的词坛，虽然充满了慢词的势力，却依然以小令为主。而结束这北宋词坛的一位作家，便是李清照。……中国女作家中，能够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的，这是唯一的一个人了。词原是女性美的描写，她正是能够完成那自我表现的，她生活的时代虽在北宋南宋之间，而她的作风竟是完全北宋的。她不愿意随着当时一般的潮流，而专意于小令的吟咏，这在词坛上更觉重要。她的名作象《醉花阴》（略），《如梦令》（略）。至于佳句象“翻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都是脍炙人口的。然而整个词坛的趋势，已完全走向慢调，小令此后正如绝句，只成为诗人们偶然的点缀。诗词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的，都走上了同一的途径。（《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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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汉族，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起义反金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

步入仕途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南下地方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淳熙七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淳熙十五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

人生起落
　　绍熙五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春，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庆元二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同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壮志未酬
　　嘉泰三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

开禧三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命其以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曲折生涯

初到南方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隐居生活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笑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享年68岁。

介绍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汉族，南宋著名词人、豪放派代表人物，在文学上，他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代表作品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清平乐·村居》等。辛弃疾现存词600余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的词的基本思想内容。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

关于更名一事，辛弃疾在抗击金人的战斗过程中，将原字“坦夫”改为“幼安”，旨在效仿西汉大将霍去病之事，也能奋勇杀敌，带领将士打败异族侵略。

他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如“四书五经”。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实施。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晚年被起用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在镇江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但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抱负未得伸展，1207年10月3日，终因忧愤而卒。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后赠少师，谥号忠敏。

作为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主要作品

概况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南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砺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思想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他将豪放词推帜至一个顶峰。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主要成就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文学成就
　　思想内容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艺术风格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达、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杯，汝来前！”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艺术造诣
　　辛词现存六百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如《水龙吟》、《水调歌头》、《满江红》等，表现了恢复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驾新郎》、《菩萨蛮》、《破阵子》等，表现对北方地区的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水龙吟》、《摸鱼儿》、《贺新郎》、《鹧鸪天》、《永遇乐》等，表现对南宋朝廷屈辱苟安的不满和壮志难酬的忧愤。这些作品大都基调昂扬，热情奔放。
　　此外，其描写农村景物和反映农家生活的作品，如《清平乐》、《西江月》、《玉楼春等，都富有生活气息，给人以清新之感。其抒情小词，如〈丑奴儿〉、〈青玉案〉等，写得储蓄蕴藉，言短意长。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
　　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书法成就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辛弃疾的《行书去国帖》为纸本，行书十行，为酬应类信札。末署“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中锋用笔，点画规矩，书写流畅自如，于圆润爽丽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气象。曾经过元朝赵孟頫，明黄琳、项元沛，清朝永理等鉴藏，《书画鉴影》著录。

纪念建筑

纪念馆
　　辛弃疾纪念馆位于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南，占地总面积31亩，由纪念馆和辛家坟两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建有石坊、六角碑亭、辛弃疾塑像、辛弃疾纪念祠、稼轩词书法艺术刻石碑廊等景观以及文物、书画、民俗、图片、“一代词宗”、“义胆忠魂”6个展室。

故居和墓葬
　　在济南小清河畔，有一个乡镇，名叫遥墙镇，那就是名闻遐迩的宋代杰出词人辛弃疾的故乡。他就是在那里起身，拉起队伍抗金的。辛弃疾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社会文人，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词人，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辛弃疾死后葬于江西上饶的铅山县永平镇。辛弃疾墓在铅山县瓜山虎头门阳原山腰。坐北朝南。立于绍定年间，其侧驿路旁有稼轩先生神道金字碑。原碑毁墓残。清代辛弃疾后裔于墓前又立新碑，今亦斑驳陆离，字迹模糊，碑文上行是“皇清乾隆癸卯年季春月重修”。中间是“显故考率公稼轩府君之墓”。下行是“廿五代玄玄孙囗囗霞溪囗囗囗凌湖囗东山辜染安北囗立”，据考，此为辛弃疾之仲子辛柜之后裔所立。建国后，1959年辛弃疾墓被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1971年和1981年又先后两次修整。墓系麻石砌就，分四层，顶堆黄土，两连围以坟柜。墓高2.5米，直径2.5米，占51.5平方米。墓道很短，有郭沫若撰并书之挽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生平年表

录自邓广铭《辛稼轩年谱》
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五月十一卯时，稼轩生于山东历城之四风闸。
宋绍兴十七年、金皇统七年稼轩八岁。
稼轩之从学刘嵒老当在此年前后。
宋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稼轩十岁。
。
宋绍兴二十三年、金贞元元年稼轩十四岁。
谛观形势’，盖由此也。”邓按：辛《谱》所云亦未知何据。《济南府志》及《历城县志》中均不载此事。既无可参稽，
宋绍兴二十四年、金贞元二年稼轩十五岁。
宋绍兴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稼轩十八岁。
宋绍兴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稼轩十九岁。
稼轩祖父辛赞之知开封府，
宋绍兴三十年、金正隆五年稼轩二十一岁。
稼轩祖父辛赞之卒，
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世宗大定元年稼轩二十二岁。
金主亮大举南犯，稼轩聚众二千，与耿京共图恢复。
十月，金蔡州新息县令范邦彦以其县归宋。稼轩二十三岁。
正月，稼轩奉耿京命，奉表南归。十八日至建康。召见，授右承务郎。
闰二月，耿京为张安国等所杀，稼轩缚张安国献俘行在，改差江阴签判。
五月，皇太子昚受禅即皇帝位，是为孝宗。
稼轩以分兵攻金人之策干张浚，不被采纳，
稼轩之定居京口及其与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女弟之结婚，
宋孝宗隆兴元年稼轩二十四岁。在江阴签判任
隆兴二年稼轩二十五岁。在江阴签判任
江阴签判任满，改广德军通判，
乾道元年稼轩二十六岁。在广德军通判任
奏进《美芹十论》
与周信道相结识，
乾道二年稼轩二十七岁。在广德军通判任
乾道三年稼轩二十八岁。
在广德军通判任。任满，改建康府通判。
乾道五年稼轩三十岁。在建康通判任
患<疒颓>疝疾，
乾道六年稼轩三十一岁。
召对延和殿。论奏“阻江为险，须藉两淮”，又上疏请练民兵以守淮。
迁司农寺主簿。
作《九议》上虞允文。
乾道七年稼轩三十二岁。在司农主簿任
乾道八年稼轩三十三岁。
春，出知滁州。
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
创建奠枕楼，繁雄馆。
秋，友人周信道来滁相会，并作《奠枕楼记》。
全椒县僧智淳以宋太祖赐《王嵒帖》来献，周信道代作跋。
是年有奏议上君相，论敌国事。
稼轩妇翁范子美之卒，
乾道九年稼轩三十四岁。
冬，上疏乞将滁州依旧作极边推赏。
以端砚赠友人周信道，
稼轩之因病离滁州守任，回京口居第，
淳熙元年稼轩三十五岁。
以启贺新任建康留守叶衡，
叶衡荐稼轩慷慨有大略，召见，迁仓部郎官。
淳熙二年稼轩三十六岁。
在仓部郎官任登对，上疏论行用会子事。
致书周信道，权其痛忍臧否。
夏四月，茶商赖文政起事于湖北，其后转入湖南江西，数败官军。
六月十二日，稼轩出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进击茶商军。
淳熙三年稼轩三十七岁。
在江西提点刑狱任。
淳熙四年稼轩三十八岁。
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
奏陈武陵县令彭汉老政绩。
淳熙五年稼轩三十九岁。在江西安抚使任
春二月，奏劾知兴国军黄茂材。
奏请申严延边州县耕牛战马出疆之禁。
召为大理少卿。
秋，出为湖北转运副使。
淳熙六年稼轩四十岁。
在湖北转运副使任
春三月，改湖南转运副使。
稼轩为赋《满江红》词致贺。
奏进“论盗贼札子”。
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
奉孝宗手诏，谕惩治盗贼旨意。
淳熙七年稼轩四十一岁。
春，奏请以官米募工，浚治陂塘，因而赈给。
出桩米赈粜永、邵、郴三州。
整顿湖南乡社。
夏，奏请于郴州宜章县、桂阳军临武县并置学。
奏劾知桂阳军赵善珏，罢之。
创置湖南飞虎军。
变税酒法为榷酒法。
秋覆阅解试卷，得赵方。
经始构建上饶居第。作《新居上梁文》。
刊行亡友周信道《蠹斋集》。
檄衡山尉戴翊世行县事。
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
淳熙八年稼轩四十二岁。
江右大饥，举办荒政。
稼轩遣客舟载牛皮运赴淮东总领所，以供军用。
路经南康军境，为军守朱晦庵遣人搜检拘没，遂致函朱氏，请其给还。
淳熙九年稼轩四十三岁。
在上饶家居
秋九月，友人朱晦庵过信上相会。
是年范廓之始来受学。
淳熙十年稼轩四十四岁。
在上饶家居
春，友人陈同甫有书来，约秋后来访，未果。
夏五月，叶梦锡卒，年六十二。
秋八月傅安道卒，年六十八。
冬十一月，李寿翁卒，年七十三。
淳熙十一年稼轩四十五岁。
在上饶家居
是年春二月友人洪景庐卒，年六十八。
李仁甫卒，年七十。
三月，友人陈同甫备累系狱，凡七八十日方得释。
秋七月，友人罗端良卒，年四十九。
冬，寓居信上之李正之入蜀任利州路提刑。
郑元英亦过信入蜀，稼轩均赋词为别。
淳熙十二年稼轩四十六岁。
在上饶家居
是年，郑舜举为信州守，稼轩与相酬唱甚多。
淳熙十三年稼轩四十七岁。
在上饶家居
是年岁杪，郑舜举被召赴临安。
淳熙十四年稼轩四十八岁。
在上饶家居
夏，友人韩无咎卒，年七十。
友人汤朝美卒，年五十三。
友人钱仲耕卒，年六十二。
淳熙十五年稼轩四十九岁。
在上饶家居
正月，门人范开编刊《稼轩词甲集》成。
奏邸忽又讹传稼轩以病挂冠。
郑侯卿守衡州，稼轩赋词送之。
秋，友人赵昌父归自湖南，岁末以诗卷寄赠稼轩。
友人陈同甫来访，相与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
淳熙十六年稼轩五十岁。
在上饶家居
二月，孝宗禅位于光宗。
范廓之应招以家世赴告南宋行朝，将以求仕，辞别稼轩，稼轩为赋《醉翁操》相送，
光宗绍熙元年稼轩五十一岁。
在上饶家居
是年冬十二月友人陈同甫再度系狱，年余方得释。
绍熙二年稼轩五十二岁。
在上饶家居
洪莘之通判信州，
绍熙三年稼轩五十三岁。
春，赴福建提点刑狱任。
路径崇安时，曾至武夷精舍与朱晦庵相会。
宁宗庆元元年稼轩五十六岁。
家居上饶
二月，赵子直罢右丞相，继责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友人刘平国校书上饶，徐斯远领乡荐。
李祥、杨简、吕祖俭等以党赵汝愚被罢斥。
冬十月，以御史中丞何澹奏劾，落职。
庆元二年稼轩五十七岁。
正月庚寅，以余端礼为左丞相，京镗为右丞相，郑侨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何澹同知枢密院事。
同月壬午，赵子直卒，年五十七。
三月王正之卒，年七十八。
友人杨济翁举进士及第，徐斯远落地。
夏四月甲子，余端礼罢，以何澹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叶翥签书枢密院事。
五月七日，妻兄范南伯卒，年六十七。
徙居铅山县期思市瓜山之下。
秋七月戊戌，以韩侂胄为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八月丙辰，以太常少卿胡纮请权住进拟伪学之党。
九月，以言者论列，罢官观。
以纠结徒党罪名再罢斥朱熹及其门徒。
庆元三年稼轩五十八岁。
家居铅山
春正月壬寅郑侨罢。癸卯，以谢深甫兼知枢密院事。
友人陈安行卒，年六十九。
十二月丁酉，以知绵州王沇请，诏省部籍伪学姓名。
庆元四年稼轩五十九岁。
家居铅山
五月己亥，加韩侂胄少傅赐玉带，己酉，诏禁伪学。
复集英殿修撰，主管建宁武夷山冲佑观。
是年吴子似为铅山尉，相与酬唱甚多。
庆元五年稼轩六十岁。
家居铅山
友人朱晦庵来书以克己复礼相勉。
友人傅岩叟捐直发廪赈乡里之饥，稼轩欲讽庙堂奏官之。
是年七月钱表臣卒，年六十九。
八月王道夫卒，年六十。
九月庚寅，加韩侂胄少师，封平原郡王。
庆元六年稼轩六十一岁。
家居铅山
春二月，友人杜叔高再来访。
三月，友人朱晦庵卒。年七十一。稼轩为文往哭之。
冬十月丙戌，加韩侂胄太傅。
嘉泰二年稼轩六十三岁。
家居铅山
友人洪景庐卒，年八十。
赵民则卒，年七十五。
曹囦明卒，年六十八。
党禁稍弛，政途久困之人间有起废进用者，稼轩亦其中之一人。
嘉泰三年稼轩六十四岁。
夏，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疏奏州县害农六事，愿诏内外台察劾。
创建秋风亭
冬，奏请于绍兴府诸暨县增置县尉，省罢税官。
是年，浙东“盐鬻为害”，稼轩“消弭”之力为多。
招刘改之、赵明翁至幕府。
会稽县丞朱圣与供职勤敏，深为稼轩所敬赏。
为友人杜仲高开山田
欲为友人陆务观筑舍，陆辞之，遂止。
陈君举卒，年六十七。
岁杪召赴行在。
嘉泰四年稼轩六十五岁。
韩侂胄发动对金战争。
正月，召见，言盐法。并言金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
加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
差知镇江府，赐金带。
数年来，稼轩屡次遣谍至金，侦察其兵骑之数，屯戍之地，将帅之姓名，帑廪之位置等。
并欲于沿边招募士丁以应敌。至镇江，先造红衲万领备用。
以五十镒馈金坛刘平国。
拨丹徒县没官田百馀亩作学田。
读宋高宗《亲征诏草》，为跋其后。
冬十月朔，周子充卒，年七十九。
是年袁起岩卒。
开禧元年稼轩六十六岁。
在镇江守任
三月，坐谬举，降两官。
刘改之至京口访晤
夏六月改知隆兴府，旋以言者论列，与官观。
同月，宋廷下诏加强战备。
林克斋闻稼轩移镇隆兴之命，有函致贺。
宋备战，金亦有所对应。
秋，归铅山。
开禧二年稼轩六十七岁。
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
在宋金交兵过程中，宋兵立呈溃势。
进宝文阁待制。
又进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
是年友人刘改之卒，年五十三。
彭子寿卒，年六十五。
开禧三年稼轩六十八岁。
宋金均有罢兵议和动向
试兵部侍郎，两次上章辞免，方遂所请。
黄勉斋致书稼轩，对时事出处多所论列
与在京宫观。
三月，叙复朝请大夫。
继又叙复朝议大夫。
夏四月，以方信孺为国信所参议官如金军。
归铅山，八月得疾。
进枢密都承旨，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未受命，并上章陈乞致仕。九月初十日卒。特赠四官。
葬铅山县南十五里阳原山中。
交游中哀诗祭文等现唯存陆、项二人之作，馀已无可考矣。
嘉定元年稼轩卒后一年
摄给事中倪思劾稼轩迎合开边，请追削爵秩，夺从官恤典。
是年丘宗卿卒，年七十四。
嘉定□年
稼轩第五子穰为文辨谤。
理宗绍定三年稼轩卒后二十三年
铅山县宰张谦亨建西湖群贤堂，祀铅山乡贤十六人，稼轩亦其中之一人。
绍定六年稼轩卒后二十六年
赠光禄大夫。
恭帝徳祐元年乙亥稼轩卒后六十八年
加赠少师，谥忠敏。"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轶闻：佛印

苏轼是个大才子，佛印是个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佛印老实，老被苏轼欺负。苏轼有时候占了便宜很高兴，回家就喜欢跟他那个才女妹妹苏小妹说。
　　一天， 两人又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这一次，佛印又吃了哑巴亏。
　　苏轼回家就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
　　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老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住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 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一天傍晚，东坡与好友佛印和尚泛舟江上。时值深秋，金风飒飒，水波粼粼，大江两岸，景色迷人。饮酒间，佛印向东坡索句。苏东坡向岸上看了看，用手一指，笑而不说。佛印望去，只见岸上有条大黄狗正狼吞虎咽地啃吃骨头。佛印知道苏东坡在开玩笑，就呵呵一笑，把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折扇抛入水中。两人心照不宣，抚掌大笑。原来他们是作了一副双关哑联。
　　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骨 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诗

轶闻：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的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的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的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的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任知州、熙宁十年四月至元丰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

绍圣四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葬于汝州郏城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轶闻：东坡肉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不但对诗文、书法造诣很深，而且堪称我国古代美食家，对烹调菜肴亦很有研究，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追本穷源，苏轼的这种红烧肉最早在徐州的创制，在黄州时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杭州时闻名全国。关于东坡肉名字的由来有很多传说，其中一种传说：

相传苏东坡在徐州、黄州、杭州三个地方做过“东坡肉”。在任徐州知州时带领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百姓纷纷杀猪宰羊上府慰劳，东坡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烧制红烧肉回赠予老百姓。大家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它为“回赠肉”。

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被谪贬到黄州，见黄州市面猪肉价贱，而人们不大吃它，便亲自烹调猪肉。有一次他食得兴起，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名曰《食猪肉诗》，诗中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诗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开始争相仿制，并把这道菜戏称为“东坡肉”。　苏东坡二任杭州知州时，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葑草湮没大半的西湖重新恢复昔日美景，杭州的老百姓非常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东坡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醇香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赞赏称奇，于是“东坡肉”的美名更传遍了全国。

家庭成员

王弗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生十有六岁，而归于轼。”十六岁嫁给苏轼以后，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苏轼的《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 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可谓苏轼绝佳的贤内助。王弗侍亲甚孝，对苏轼关怀备至，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
　　苏轼曾写过王弗对他的诤言：
　　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治平二年五月，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去世，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在王弗迁墓与苏母合葬时所写的墓志铭中哀叹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
　　十年后，熙宁八月，苏轼已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和，被转迁至密州任知州，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当了解到苏轼与王弗的爱情故事后，再读这首词，可知其中的情感沉痛深切。

王闰之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在王闰之生日之际，苏轼放生鱼为她资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8]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生乐土时，献给了妻子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王朝云
　　熙宁七年，时在杭州的苏轼夫人王闰之把王朝云从歌舞班中买出，收为侍女，当时王朝云年仅十二岁。她长大后，大约是在黄州，被苏轼收为侍妾。苏轼为她起字“子霞”，比苏轼小二十六岁。二十二岁为东坡生了个儿子。东坡老来得子欣喜若狂，对友人说：“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给孩子取名苏遁，乳名“干儿”，出生三日按习俗洗浴时，写下了《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天有不测风云，干儿十一个月大时因病不幸夭折。他哭道：“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 ”又写朝云悲情：“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据说苏东坡被贬惠州时，王朝云常常唱《蝶恋花》词，为苏轼聊解愁闷。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掩抑惆怅，不胜伤悲，哭而止声。东坡问何因，朝云答：“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 苏轼大笑：“我正悲秋，而你又开始伤春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一直鳏居。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秦观也为朝云写过一首《南歌子 / 南柯子》：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何期容易下巫阳。祇恐使君前世、是襄王。，苏轼任徐州太守时作有《浣溪沙》一词：“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形象地再现了他思茶解渴的神情。“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是描写杭州的“白云茶”。“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是称颂湖州的“顾渚紫笋”。而对福建的壑源茶，则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一诗中这样写道: 仙山灵草温行云，洗遍香肌粉末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后来，人们将苏东坡的另一首诗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与“从来佳茗似佳人”辑成一联，陈列到茶馆之中，成为一副名联。苏东坡烹茶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认为好茶还须好水配，“活水还须活火烹”。他还在《试院煎茶》诗中，对烹茶用水的温度作了形象的描述。他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以沸水的气泡形态和声音来判断水的沸腾程度。 苏东坡对烹茶用具也很讲究，他认为“铜腥铁涩不宜泉”，而最好用石烧水。据说，苏轼在宜兴时，还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

苏东坡对茶的功效，也深有研究。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杭州任通判时，一天，因病告假，游湖上净慈、南屏诸寺，晚上又到孤山谒惠勤禅师，一日之中，饮浓茶数碗，不觉病已痊愈。便在禅师粉壁上题了七绝一首: 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苏轼还在《仇池笔记》中介绍了一种以茶护齿的妙法: “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刺，而齿性便若缘此坚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数日一啜不为害也。此大有理。”苏东坡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轶闻：东坡至宝

据孙月峰《坡仙食饮录》记载说，“密云龙”之味极为甘馨，苏轼对此奉为至宝。当时苏轼门下有四位得意门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号“苏门四学士”，苏轼待之极厚，每逢四学士来访，苏轼必令侍妾朝云取出密云龙来款待。有位廖正一的年轻人入苏门较晚，但苏轼对他的才学却钦佩之至，视为奇才。有一天，苏轼又叫朝云取出密云龙，煎水烹茶。苏轼家人以为一定又是四学士来了，但偷眼窥之，来客却是廖明略。由此可知，苏轼珍藏密云龙这种品牌的好茶。只有秦观、晁补之、张耒、黄庭坚这四个大名士，也是苏东坡最要好的朋友每来访时，苏东坡才会叫朝云侍妾泡密云龙好茶招待。而宋廖正一来访则招待喝密云龙，可谓破格相待。在所谓“后四学士”中，恐怕以廖正一与苏轼的关系最为密切，也只有他享受了苏门四学士的待遇。他的《行香子》词便专咏密云龙。"

刘燕哥，又作刘燕歌，生活于宋末元初，相传为元代歌妓，现今存小令一首。